新聞發言人制度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新聞發言人制度，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2003年年底起，我國各地紛紛出臺新聞發言人制度，目前已有北京、上海、吉林、黑龍江、浙江、廣西、重慶、四川、云南等15個省級政府建立了新聞發言人制度，覆蓋了全國近一半的省級行政區。

由此可見，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一種政府行為。現代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立、完善過程，是公眾對現代政府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的訴求過程，這種訴求必然伴隨政府行為的民主、責任、透明、效益、法治和無私要求——這是對公共產品和服務質量的訴求，這恰恰也是現代公共服務型政府建立的必然要求。

二、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傳播學解讀

從傳播學的角度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通過議程設置對輿論進行控制，它根據國家的需要、公眾的需要以及政治運作過程的需要，設定政策議程，以此影響媒體議程。進而設定公眾議程，其中更多地表現了政策議程對傳媒議程和公眾議程的引導。

1政府通過新聞發言人制度調控大眾傳媒

新聞發言人制度從某種意義上看就是社會調控中的信，息源控制。信息源控制和行政控制一樣都屬于軟性控制。但是，和行政控制有截然不同的是，這種制度一方面既是政府控制新聞傳播的手段，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和新聞界溝通，并通過新聞界和公眾進行溝通的方式。它通過信息源的有限性，協調政權、媒體和公眾三者之間的關系。從而比較隱蔽地引導輿論和控制信息。新聞發言人制度從這個意義上來看，確實是平衡自由和控制的有效嘗試。

(1)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信息公開的有效形式

根據先生的新聞定義，對新聞傳播過程進行圖解，可以拆分為三個階段：

事實發生(信息源)及時報道受眾接受(新聞形成)

顯然，構成這一運動過程的是三個環節，缺少其中任何一個環節新聞就不存在。換句話說，這三個環節構成了一個完整新聞的全過程。若在新聞形成過程，將新聞這一因素考慮進來，且把新聞形成的過程理解為政治傳播的時候，就會發現在“事實發生”和“及時報道”兩個環節中，新聞會成了新聞形成的一個新環節，即：

事實發生(信息源)政府新聞及時報道受眾接受(新聞形成)

具體到上述政治傳播過程來說，實際上政府面對著兩個不同層次的信息受眾：一是所有公共信息的接受者——社會大眾；二是特殊的信息接受者——媒體記者。這兩個層次的受眾之間的關系是：雖然表面上看，政府新聞會針對的對象是新聞記者，但新聞記者只是新聞會主體和新聞會對象之間的橋梁，新聞記者有權力和義務及時高效地向受眾(公眾)報道所獲得的信息。也就是說，新聞會的對象最終是公眾。因此，政府應當看到：一方面，政府掌握大量的行政資源、擁有人民賦予的權威性和調節社會生活的權利，許多政府信息都與公眾利益密切相關，政府有責任讓滿足大眾的信息需求，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另一方面，作為社會最大的權利機構，政府是一個十分可靠的信息源。它在公眾心目中擁有較高的可信度和權威性。在信息繁雜和思想多元的今天，對某一問題的認識和看法多樣，當人們無法分辨和取舍，更希望聽到來自政府權威和統一的解釋和說明。這一點在危機時刻和重大問題面前顯得格外明顯，政府的聲音可以讓小道消息不攻自破。

(2)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充分發揮政府信息的主體作用

建立新聞發言人制度是一種政府行為。政府作為體現人民利益、組織社會生活、維護社會秩序、控制社會運行的權力機構，其影響和作用遍及社會的各個領域，代表國家的形象，同時也是社會關系的樞紐。新聞發言人制度自然是服務于政府職能的，其目的在于協助政府工作，協調政府與傳媒、與公眾的關系，從而協調社會的發展。

面對政治信息的特殊受眾媒體記者，政府應該了解記者甚至了解記者所代表的媒體的需求，并以滿足記者要求來尋求與媒體的合作。美國學者李普曼說，若非借助一種標準作業的方式，那么少數的人(記者)能夠顧全這么大的報道范圍，簡直就是一個奇跡。記者常常必須經由別人的“告知”才能完成報道。由于大眾傳媒以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資源去報道無窮無盡的新聞，本身就是一個無法克服的矛盾。要求媒體對所有新聞都以“我在現場”來敘述、以目擊者出現在新聞現場是不現實的，更別說相對稀缺的政治信息了。尤其在媒體商業化下，記者的工作和收入越來越不穩定。任何采訪成本的增加就意味著記者收入的減少。從這個意義上說，政府幫助記者，就是幫助自己。政府給記者的“補貼”就是向他們新聞稿。而這些媒體除了付出記者的時間外，沒有花費任何采訪經費。就獲得了新聞。

綜上所述。正是由于政府是現代社會中心信息源并希望控制大眾傳媒以實現社會控制的目的、媒體為滿足大眾的需求報道政府新聞會并節省了報道經費和精力、大眾希望政府信息公開以保障人民知情權。從這個意義上說，新聞發言人為當下政治新聞形成的具有決定性的一環簡直是“眾望所歸”了。

2大眾傳媒通過議程設置影響公眾

議程設置的理念實際涉及的問題是：傳播如何圍繞特定的目的設置議題，使之達到影響社會、影響公眾輿論的效果，它是傳者和受者之間一種相互牽動、相互作用的雙向關系。傳播媒介作為一種社會控制的工具，以溝通、擴散、宣傳、教育、組織、協調、糾偏、排異等社會功能對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產生影響，對人們的思想行為規范實施控制。議程設置是促進媒介更好地行使職責、發揮功能的一種方法。議程設置有三種功能：(1)在信息擴散之前，通過編輯實行限制；(2)通過增加信息量，強化信息環境；(3)對信息進行重新組合或解釋。它涉及傳播意圖和傳播效果的統一的問題。是建立在媒體對自身的定位和對受者深刻了解的基礎上。

在當代社會，大眾傳媒參與了“社會現實的構建”。即媒介的傳播，影響人們頭腦中對社會現實的構想。大眾傳媒的效果和作用在于引起人們的注意力。大眾傳媒只要對一些問題給予重視。集中報道。使某些事實從無數的客觀事實中凸現出來，并忽視或掩蓋對其他問題的報道。就能影響和控制公眾輿論。而人們則總是傾向于關注和思考大眾傳媒注意的那些問題，并按照大眾傳媒給各個問題確定的重要行的次序，分配自己的注意力。大眾傳媒通過調動受眾的注意力，安排問題的輕重次序，從而間接達到控制輿論，左右人們的觀點和思想的目的。

結合傳播學中的守門人理論，可以對信息流動與議程設置之間的關系作如下圖解：

來自信息源(S1、S2、S3)的信息(M1、M2、M3)轉變成信息(MA、MB、MC)后，才傳給接收者(R1、R2、R31。守門人從各種信息中，按照議程設置的需要，選出那些他認為可以傳播的信息加以傳播。這個模式最有價值的一點是：收到的信息和送出去的信息是不一樣的。其不一樣的程度取決于議程設置的需要。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個當代的傳媒，沒有“注意力”是不行的，但僅僅具有“注意力”也是遠遠不夠的。只有審時度勢，與時俱進大力提升自己的“影響力”才能使媒體的活動同社會產生雙向互動的“共振”。從而成為推進社會發展的加速器。毫無疑問，新聞發言人制度能夠幫助媒介完成這一社會使命。

3新聞發言人通過提供消息來源引導媒體設置議程

從傳播學一般意義來說，“某種消息來源能夠為某一媒體設置議程，而某種媒體又能夠為公眾設置議程。這兩個過程是交織在一起的”。新聞發言人制度體現了政府設置政策議題來影響媒體議題，進而設定公眾議題，事先對新聞套人政府的定義之后，從而引導輿論。政府選擇哪些消息可以，哪些不可以，對哪些媒體，又應該以怎樣的口吻，從而表達對媒體議程的左右。消息來源不僅描述新聞事件的發生，更可透過對新聞事件的詮釋與評論，而成為新聞事件的“定義者”。由于新聞記者不可能出現在每一個新聞事件的現場，因此與其說一件新聞事件確實發生，不如說這一新聞事件曾經發生或將要發生。這就為新聞發言人留下了“說話”的空間。新聞制度正是通過“觀察者”來報道新聞事件的做法。使得那些者在服務新聞界的過程中，也服務了自己的利益。

有效的政治傳播應該是以下三者完美的結合：政府要說明的(政策議程)、媒體感興趣的(媒體議程)、公眾關心的(公共議程)。政府要通過議程設置。將政府的政策和工作變成人民樂于關注的焦點，使政府的權威性與新聞報道的影響力相結合，在公眾當中形成廣泛的相關的討論議題，最終實現合力效應。面對信息化時代多元化、即時性、多樣性的輿論生態環境，政府只有通過新聞發言人制度對媒體議程的設置，從而達到公共議程的設置，在公眾當中形成廣泛關注的議題，最終實現合力效應。這種駕馭輿論的執政能力應該是順應新聞規律，運用傳播技巧。通過新聞機制的建立和完善，調動媒體的興奮點，使媒體自覺自愿地圍繞公共政策部門所的新聞事件和議題來進行報道和追蹤。

由上可知，新聞發言人與媒體、公眾之間的互動關系，實際上是體現了政府、媒體與公眾的合目的過程。新聞和信息的合理運用是新聞執政的關鍵。新聞發言人可作為政府主動介入并積極引導公共輿論從而成功實現新聞執政的切入點與現實手段。

篇2

本文在對信任概念、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關系加以論述的基礎上，以傅瑩在人大新聞會上的發言為例，探究政府新聞發言人應該如何搭建人際角色信任，以構建公眾的制度信任。

一、信任：社會關系的一個重要維度

美國心理學家多伊奇通過囚徒困境實驗提出：信任是一種個體心理事件，是個體對情境的一種反應，是由情境刺激決定的個體心理和行為，情境的變化影響著信任的程度。這種理論可以解釋為何處于轉型期的社會更容易出現信任危機的現象，因為與原來的信任度相適應的情境被打破，個人的信任度自然出現波動。

與心理學家在個體層面上理解信任不同，社會學家更重視個體與他人、個體與社會的關系。他們從三個方面展開研究：信任雙方的關系、社會文化制度因素以及具體歷史事件對社會信任狀況的影響。在雙方關系問題上，社會學家認為雙方關系越緊密，彼此的信任程度越高。信任關系能夠形成雙方的認同感和歸屬感，加強彼此間正向的交往關系。以此為基礎，社會學家們進一步提出，建立在雙方情感關聯上的信任只是一種“私人信任”，還有大量不存在個人直接關聯的信任，例如“基于制度的信任”和“基于文化的信任”。對于前者，學者認為，法規制度的制約作用使人們不敢有悖于自己的承諾。對于后者，研究者們認為，人們之所以信任他人，在于民族文化中有倡導誠信的道德規范。如：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思想和西方的契約精神中都蘊含著豐富的“誠信”思想資源，它們倡導為人真誠、信守諾言。

二、信任的二維劃分：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

德國社會學家盧曼提出，信任在本質上是簡化社會復雜性的機制①，它推動社會向前發展。盧曼采用“二分建構”的方法，將信任劃分為人際信任和制度信任。前者是建立在人與人之間的感情關系和熟悉度的基礎上，而后者則是建立在法律、制度、社會規范等措施和機制的基礎上。

（一）人際信任

在《鄉土中國》一書中指出，中國的傳統社會結構呈現出一種“差序格局”，即中國人是以“自己”為中心，向外推延出去，形成了有“差等”的互動關系和情感關系，離自己越近，關系越親，互動越密切，情感越厚；離自己越遠，關系越疏，互動越稀少，情感越薄。遵循這樣一種“親疏遠近”“情感厚薄”的行動原則，中國對待他人的信任也呈現出一種“差序格局”②。馬克思?韋伯就認為中國人的信任是“建立在親戚關系或親戚式的純粹個人關系上面”的特殊信任。中國人缺少以信任共同體為基礎的普遍信任。

當然，中國人對外人盡管可能存在“起點上的不信任”，但不是“永遠的不信任”。中國學者彭泗清就認為，“人際信任的程度取決于兩人之間的實質關系的好壞，而非兩人關系中先天的聯接（如血親關系）或形式上的歸屬（如同屬一個群體）”。通過互動交流，中國人可以建立起并發展對“外人”的信任。

（二）制度信任

制度通常指非正式的習俗、道德規范和正式的法律、法規等具有強制約束力的規則。制度性因素將其約束性力量內化于社會成員的心里，一定程度上提升了信任的意義。

工業化以來，社會發生劇烈變遷，人員流動頻繁，熟人圈子在經濟市場化的運作下，逐漸稀疏。被原子化了的社會成員，成為一群彼此之間缺乏內在聯系的大眾。在社會個體交換行為成為社會常態的當下，通過法律、法規等制度因素來規范交換行為，保障公民的合法權益，顯得尤為重要。

自2003年“非典”事件后，中國政府加快新聞制度的建立。2004年國務院新聞辦、國務院各部門和省級政府三個層次的新聞發言人制度已基本建立。2008年5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正式頒布實施，它標志著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從三級化走向了法制化，政府的信息公開行為有了制度上的監督與約束。

三、人際信任推動制度信任

隨著一個國家從傳統向現代轉變，制度信任一定會取代人際信任。在這個過程中，制度信任蘊含有人際信任的因素，而且從人際信任里汲取支持性力量。

（一）人際信任與制度信任間的混融

從歷時態上，可將政治信任區分為傳統、過渡（轉型）和現代模式。在傳統模式里由于法制的不完善，人際信任成為社會的主導。隨著政治信任現代性一步步地累聚，制度信任會成長壯大，與人際信任交融，然后再逐步占據主導地位。

需要強調的是，在現實的演進中，現代模式和傳統模式很難徹底分開，現代元素浸透在傳統模式中，而傳統因子也滲透于現代模式里。對現代和傳統政治信任模式做出區分不是想指明只有一種信任模式存在于現代或傳統社會中，而是想表明哪種模式占據社會發展的主導位置。

中國目前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政治信任的傳統元素在逐漸消解，而現代元素正在加快積累的步伐。在這個從傳統轉向現代的過渡階段，人際信任與制度信任必定相協同行、彼此交融。而由此推之，公眾對國家政治的信任度既來自于法律制度的保障力度，也源于公權力擁有者的自身作為。但客觀而言，在擁有兩千多年人治傳統的中國，建設法治國家會是一個漫長的過程，人際信任在中國的政治信任中依舊占有較大權重，社會交往講究的是“合情、合理、合法”。

（二）人際角色信任是推進制度信任的關鍵

角色是個人與社會的結合點，也是社會網絡上最小的紐結，每個人在人際交往中都擔當著某種角色。在角色互動中，我們期望對方這樣做而不是那樣做，換句話說，一個人的角色行為是否遵從了社會的期望，這就構成了我們是否信任對方的標準和依據。

政府新聞發言人扮演政府代言人的角色，在會上與作為公眾代言人的記者進行信息交流和觀點碰撞。中國設立政府新聞發言人旨在政府從信息的控制者轉變成信息的主動提供者，通過新聞發言人與記者點對點的信息傳遞，政府官員突破“訓誡”式的角色定位，拉近官民間的距離，增進人際互信，進而樹立良好的政府形象。政府新聞發言人的角色扮演與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息息相P。

四、案例分析：政府新聞發言人的角色扮演

話語是新聞發言人進行角色扮演和人際溝通的主要方式。在會的現場，發言人通過話語表達為現場的記者和場外的觀眾設定情境，維護自身形象。自從2013年傅瑩擔任人大新聞發言人以來，這位充滿智慧、愛與記者“拉家?！钡陌l言人一直受到公眾的喜愛與信任。對她在2013-2016年新聞會上的話語表達進行分析后，筆者歸納出如下的角色扮演技巧：

（一）弱化機構話語，增強個人話語

在政府新聞話語中，有作為機構話語和個人話語的兩種語調。機構話語是負載權力的，其話語特點是嚴肅、權威、和交流對象保持距離感。個人話語的特點是親切、拉近同交流對象的距離。具體到語言的使用上，我們可以從人稱代詞、情態、話語方式等方面進行分析。

1.頻繁使用第一人稱代詞

代詞的使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人際關系的親疏。政府新聞發言人使用“我”來指代自己，指稱記者用“你”，這樣比較有親和力，反映了相互關系的平等，更便于與媒體溝通。在傅瑩的回答中第一人稱“我”使用得很頻繁，發言人常常談個人經歷，個人體會和觀點。通過統計分析2013-2016年傅瑩在人大新聞會上的發言原稿，筆者發現第一人稱“我”的使用頻率基本呈現出逐年上升的態勢。統計如下表：

2.注重情態系統、遵循禮貌原則

在陳述某個事實，例如“茶水是涼的”，我們可以肯定它（茶水是涼的），也可以否定它（茶水不是涼的），但是也會出現不太堅定的肯定或否定，如“茶水可能/大概/有點像是涼的），這就屬于情態領域。情態與語言的人際功能有關，情態動詞（可能/必須/應該）、模棱兩可的措辭（有點像是/是不是有點）等組成了情態系統。

情態可以是主觀的，以“我想”“我認為”等主觀情態標志。情態也可以是客觀的，例如“地球也許是平的”，在此情況下，誰的觀點正在被表達是不清楚的?？陀^情態的使用往往暗示著某種權力。

對傅瑩的話語做出分析后發現，在她的答語中主觀情態動詞被頻繁使用，“我認為”“我也注意了”“應該說”“我想”等詞匯的使用，表明了該評價只是發言人的觀點，弱化了官方話語的權力。如果我們將這些情態詞拿掉，話語的語氣變得強硬，所說內容不容置疑和商榷，透露著說話者的權威和權力。此外，發言人使用上述情態詞同樣遵循禮貌原則。我們每個人都希望被理解，被欣賞，不愿被過多地打擾和妨礙。在反駁記者觀點時，傅瑩會用“是不是有點”這樣的措辭，降低反駁的力度，顧及提問者的面子。

3.轉變話語方式

話語方式指的是語言交際的渠道，是用口頭的還是書面的形式。我國新聞話語偏書面語，常使用“高度關注”“鄭重承諾”等常規詞語，具有嚴肅、正式的風格。句式方面以陳述句為主。另外，我國新聞發言人的話語沒有明顯的停頓、重復，多排比、格言等。這樣的文雅的語言脫離了日常的交際情境，給人一種距離感。相反，日常交際對話采用通俗易懂的語言，且使用感嘆句、疑問句等加強說話者的感情，人際互動性強。具體分析傅瑩的新聞話語會發現，口語化的話語特征明顯，表現為多網絡語、流行語，句式多樣等。

在回答有關環境污染問題的提問時，傅瑩說，相關負責人“壓力山大”，新的環保法是“有牙齒的”，對污染是“零容忍”的。在駁斥記者對中國軍費增長的質疑時，傅瑩連用兩個反問句“我們的國防力量增強了，我們就是不和平發展了？”“那么如果我們國家發展強大，我們繁榮昌盛，然后我們有一個很弱的國防力量，我們就和平了？”強烈的感情表達與中國人民的愛國情感產生了共鳴。

（二）重視“共同意義空間”在對話中的作用

社會學研究“表明自我披露常常能獲得各種回報”“進行適度的自我披露往往可以博取他人的好感”③。而從信息傳播的角度看，政府新聞發言人如果能主動擴展與記者的經驗范圍重合區，搭建“共同意義空間”，就可以減少信息流通中的障礙。

傅瑩在回答記者提問時，愿意公開自己的日常生活。

她“每天早上拉開窗簾都要看一下今天有沒有霧霾”。出于自己和女兒健康的考慮也買了口罩，“我家也有兩個口罩，我女兒一個，我一個，但是還沒有用過”，一下子拉近了她和記者及廣大公眾的距離，樹立起了平民官員的形象。2013年在回答有關人大代表產生的問題時，傅瑩附加的一句，“婦女代表有699人，增加了62人，我就是六十二分一之，我也很榮幸。”它既是一種自我感情的抒發，也通過調侃、幽默的方式營造輕松的對話語境，拉近了與公眾間的距離。

「注釋

①[德]尼克拉斯?盧曼：《信任：一個社會復雜性的簡化機制》（瞿鐵鵬譯），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年版，第7頁。

篇3

正如國資委相關負責人也認可的那樣，新聞發言人嚴格意義上來說并不是一個人，而是一項制度。既然是一項制度，而且國資委方面也認為建設這一制度有利于社會增進了解中央企業，那么對于這項制度來說，并不涉及制度本身的好壞問題，而是這項制度能否得到很好的執行。

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說新聞發言人是一個高危行業，不如說這項制度在實際的操作執行過程中變形走樣，使得再好的制度設計也要面臨“危機四伏”的局面。我們在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方面的差距，哪怕是請求社會各界給予包容和理解的國資委也不諱言，即中央企業建立的新聞發言人制度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差了近一個世紀。那么，既然問題已經清楚，重點就不是社會應不應該給予更多的包容和理解，而是如何知恥而后勇，通過改進制度迎頭趕上。

之所以央企新聞發言人像國資委相關負責人所說的那樣，有時候可能被斷章取義，根本原因不在于公眾天生就喜歡斷章取義，而是一些新聞發言人在就有關中央企業的社會熱點問題與公眾進行溝通交流時，不是想方設法考慮如何通過更為坦誠的交流以及更為詳盡的信息公開，來盡可能地消除公眾的疑慮，而是一味地想著如何通過技巧性的危機公關來盡快“滅火”。這樣一來，新聞發言人制度的效果只可能是“抽刀斷水水更流”，非但解決不了可能的斷章取義，反倒會讓新聞發言人本人“惹火上身”。

在這種情況下，新聞發言人制度很容易就會陷入惡性循環――新聞發言人越擔心被公眾斷章取義，越容易讓這項制度在執行中走樣，更何況，公眾對于中央企業的很多批評言論，也不是新聞發言人借助個人魅力或者發言技巧就能應對和解決得了的。如此一來，既然發言或者不發言，批評聲音都會存在，反倒是新聞發言人的發言會成為“導火索”，新聞發言人索性“不發言”――反正“不發言”是制度的責任，而發言一旦有任何問題，就有可能像王勇平或王旭明那樣“所有問題都自己扛”。

篇4

【關鍵詞】新媒體 新聞發言人 媒介素養

著名傳播學者閔大洪曾發表過這樣的觀點：“在社會現實中缺乏一個能充分容納民意表達的平臺，民意很難通過正式的制度渠道，進入到公共政策和公共事務的決策和裁判中去。由于網絡傳播公開和廣泛參與的特性，互聯網自然而然成為公眾發表言論、表達意見、釋放情緒的通道?！笨傮w而言，與廣播、電視、報紙、雜志四大傳統媒體相比，以互聯網、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在信息傳播的自由度、廣泛度、便捷性、互動性、及時性等方面具有更大的優勢，因此，逐漸成為人們發表言論、參政議政的重要平臺，甚至在生成與引導社會輿論方面都發揮著極其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我國傳統的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并且單純地面向記者的新聞發言人角色開始向新媒體領域拓展，比如2009年9月1日，貴州省貴陽市人們政府在官方網站上開設了“網絡新聞發言人”的板塊，主要是采用跟帖、發帖的方式監督和引導網絡輿論。這是我國第一個以政府名義建立的新媒體新聞發言人，自此以后，其它省份、縣市也相繼設置了新媒體新聞發言人的制度和角色，這也引起了不少學者的關注和研究。

一、新媒體新聞發言人工作特點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新媒體新聞發言人并不僅僅是對傳統新聞發言人角色的一種簡單挪移或者復制，而是根據新媒體的信息傳播特征和傳播對象特點，對發言人的思維方式、工作模式都進行了徹底的改變，從而幫助政府實現從被動應對新媒體到主動與民眾進行溝通和交流的轉變。具體來說，新媒體新聞發言人的工作特點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服務對象的大眾化

眾所周知，傳統新聞發言人是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面對面地與數量有限的媒體記者進行語言的溝通和交流，但新媒體的新聞發言人則是要在虛擬的媒體空間中，面對數量龐大的社會大眾或者是網民群體進行解答和交流。因此，從這個角度來說，傳統新聞發言人與新媒體新聞發言人的服務對象發生了變化。

2、發言方式的網絡化

如上文所說，以互聯網絡、手機為代表的新媒體信息傳播方式為廣大普通民眾提供了一條有效的發表意見、表達訴求的渠道。在當前社會環境下，新媒體的民意表達與監督已經成為影響甚至決定社會輿論的重要力量。因此，新媒體新聞發言人在進行信息的過程中必須了解新媒體的信息傳播特征、傳播對象特點，尤其是要熟練掌握網絡語言和網絡交流特征，從而與民眾之間保持良好的溝通關系。

3、新聞發言的時效性強

傳統的新聞會大都是在特定的時間、特定的地點并且是針對有限的問題進行問答。在這種環境下，一方面新聞發言人具有充分的準備時間；另一方面也可以對現場的新聞記者進行嚴格篩選，甚至可以提前規定提問的內容和提問的方向等。然而，在新媒體環境中，特別是在網絡空間中，新聞發言人必須24小時值班，隨時準備回答或者是解決人們的問題，并且要在最短的時間內處理結果。比如廣東佛山市制定的《網絡發言人制度》嚴格規定：對于網民的投訴、意見和建議，新聞發言人必須在四個小時內予以初步回應，五個工作日內給予最終答復。

二、新媒體新聞發言人的媒介素養構成

新媒體新聞發言人是傳統新聞發言人的延伸，在工作環境和工作模式上雖然擁有自己的獨特之處，但在媒介素養構成方面，與傳統新聞發言人既相似，也有差異?？傮w來說，新媒體新聞發言人的媒介素養主要包含以下兩個層面的內容：

1、新媒體新聞發言人必備的基本素養

首先，在政治上，新媒體新聞發言人是政府的“喉舌”，代表政府部門與民眾進行溝通和交流，因此，他必須具有堅定的政治立場、敏銳的政治意識、較高的政策理論水平，熟悉政府的方針政策、處事原則、部門情況等等。只有這樣，才能在輿論引導、事件處理過程中，使個人語言顯得更加游刃有余。

其次，在發言人的素質要求方面，一方面要能夠具有專業化的新聞素質、全面的業務處理能力、嫻熟的公關技巧；另一方面還要具有深厚而全面的知識積累、靈活的語言藝術以及主動的現場控制力、心理承受力、靈活應變能力等。只有這樣，才能靈活處理各方面的問題。

最后，在發言人的業務素養方面，他們既要對國家現有的政治、經濟、文化、歷史有深入理解，同時還必須對所在地區的發展狀況、民俗風情、群眾心理有一個全面的把握，從而使自己的問題處理策略更具針對性。比如我國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曾經說過：“一個優秀的新聞發言人除了要能夠及時準確地傳達政府信息以外，還必須具有新聞策略，尤其是與媒體、與大眾之間的溝通和交流能力。”

2、新媒體新聞發言人在特殊環境下的媒介素養

新聞發言人在新媒體環境中具有差異化的工作特點，所以面對新媒體時代的輿論環境，他們必然要具備與傳統新聞發言人所不同的媒介素養：

篇5

當媒體和公眾不斷聽到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關于 “教育買衣論”、“媒體無知論”、“中國教育成功論”以及“中國需要成千上萬個王旭明”的論說時，這一切，無疑讓王旭明成了中國最具知名度和最富爭議性的一位政府新聞發言人。

在《小康》采訪過程中，一位和王旭明相識10年的中央媒體記者，一直用“勤奮”、“努力”甚至“賣力”來形容王對待新聞發言人工作的態度。和王旭明有過接觸的記者，也都認為王應該可以算是一位稱職的新聞發言人。他熱情、微笑、彬彬有禮，與媒體的溝通總有“您好”“對不起”一類的詞匯，接受完記者采訪，會一直將記者送到電梯口，直到電梯門關上……

采訪王旭明在教育部9樓他的辦公室。辦公室不大，鋪天蓋地地堆滿了各類材料和書籍：辦公桌上堆滿了教育部的各類文件；書廚里堆滿了與教育和傳播相關的書籍以及影像資料；沙發前的小案幾上則擺滿了王旭明每天需要瀏覽的十多份報紙……

王旭明自己用“不堪重負”來形容他的新聞發言人工作。

盡管媒體和王旭明會有一些口水戰，但內心，大家對他所言的“中國需要千萬個王旭明”，大體還是認同的。

《小康》：當年國家教育部為什么會任命您為新聞發言人？

王旭明：我是北京人。在北京的一所中學做了7年教師，又在《中國教育報》工作了7年，做過記者、編輯，離開時是總編室主任，然后就到了國家教育部辦公廳，在新聞處處長任上做了5年。所做的都是一個新聞發言人所需要做的最基礎的工作。

《小康》：您成為教育部門的新聞發言人后，國家教育部共召開過多少場新聞會？您個人又接受了多少次媒體的采訪？作為新聞發言人，您日常還有哪些工作內容呢？

王旭明：從2003年3月開第一場新聞會，到現在已經開過100多場新聞會（記者見面會，制作的節目不算）。接受過幾百名記者上千次的采訪。

我沒有拒絕過記者的采訪?，F在稍稍有一些拒絕，是因為一些記者只是對我個人感興趣。只要是采訪教育部的政策方面的，我依然會接受采訪。

這些工作外，國務院新聞辦公室有新聞發言人培訓，此外全國各省教育廳也有新聞發言人培訓，我還上了幾十場課。除此，還有教育部辦公廳日常的事務性工作需要處理。

做新聞發言人，我失去了很多很多時間，感覺對不起家人，尤其對不起父母，很少能陪他們。

《小康》：您認為作好新聞發言人需要哪些方面的知識？您個人怎樣定義新聞發言人這個角色？

王旭明：作為新聞發言人，首先需要有各種相關知識。要熟悉政府部門的相關政策，新聞、傳播、文藝甚至哲學等方面的知識也都是需要的。其次，需要有各種各樣的興趣，要廣泛瀏覽。我每天會瀏覽10多份報紙，電視和網絡也看。這些都是必要的，只有這樣，你才能找到一種做新聞發言人的感覺。

我們很難說新聞發言人是什么，但是我們可以說新聞發言人不是什么，新聞發言人不是主持人，不是演員，不是行政官員、不是老師、不是記者、不是編輯。但是這些人的感覺和技能，新聞發言人又都是需要有一些的。

《小康》：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副主任王國慶給中國政府新聞發言人的表現打60分，您給自己打多少分呢。

王旭明：我給自己打80分。80分也才是良好，85分，才是優秀呢。其實客觀上說，也許我的表現也就是60分吧。但是，你讓我自己給自己打分，就是很主觀的了。你看小學生自己給自己判卷，總是打得要比實際更高一些的。（說完王旭明就很燦爛地笑了。）

《小康》：作為媒體記者，還是經常會遇到很多政府新聞發言人很不情愿面對媒體的情況。您認為是什么原因？

王旭明：這有兩方面原因。

一方面，新聞發言人不是代表個人，而是一種制度。發達國家已經形成了非常成熟的新聞發言人制度。以美國為例，即使州一級政府，正、副教育局長也都會分別有一位新聞發言人，而每一位新聞發言人的背后，又會有一個十多人的工作班子。在美國，從總統到各級部門，新聞發言人大體都是同樣的設置，新聞發言人制度已經運作了幾十年甚至于幾百年。而目前這種制度在中國才剛剛起步。不可能要求它一下子就是一個表現很成熟很完善的制度。現在國務院出臺了《政府信息公開條例》，要求以公開為正常。對于官員而言，就有一個從不習慣到習慣的過程。

另一方面，這與我們的國家形態也有關系。1978年前，中國實行的完全是計劃經濟。所有人的前途、命運都是被計劃好的，每個人都不需要什么解釋。而現在中國社會已經轉型，已經是市場經濟，社會物質豐富了，人們的精神也豐富了，人的需求出現了多樣性，對于種種政策，人們開始要問個為什么。于是發言人應運而生。但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才僅僅30年的歷史。中國的官員，依然習慣于躲著說，開會、發文都是內部操作，對外則是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少說。以公開為例外，以不公開為正常。我如果不是做現在的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我也會能不說就不說，能少說就說，因為這樣風險很小，同時，并不影響我的仕途。

《小康》：當教育新聞發言人這么多年，什么是您“不敢說”的？

王旭明：我認為我們的政務公開還有空間。有一些應該是可以說的，但不讓說。你們看到的都是新聞發言人在前臺發言。內部運作機制是復雜的，幕后還有很多組織、策劃、溝通、協調、推動的工作，然后才有信息的公開。這些是我做幕后相關工作的水平和能力不夠。

像SARS這樣不好的事情，不愿說是可以理解的（我只是說理解，并不是說贊同），我特別不能理解的是，現在有時我們有一些非常好的消息，也不讓說。

我“說”一切的底線是上司授權。盡管迄今為止，我沒有說過“無可奉告”，但是如果沒有上司授權，我一定會說“無可奉告”。作為新聞發言人，我并不是代表我自己。

《小康》：很多媒體記者會用“斗智斗勇”這個詞來形容采訪政府官員的過程。您怎樣形容接受采訪的這個過程，又怎樣評價您和記者的關系？

王旭明：新聞發言人的工作是心與心的交流。這個過程中，也許會有發脾氣、憤怒、推諉、打太極……但是這些都只是現象，根本的還是心與心的交流。（笑。）新聞發言人與媒體是友好的關系，和記者是朋友。

《小康》：您作為一個國家部委的新聞發言人，工作壓力大嗎？您擔心過因為說錯話，而“下臺”？

篇6

再譬如中國教育部新聞發言人王旭明9月25日說“現在社會各界都非常關心困難孩子上學，有痛心疾首的，也有憤怒指責的；也有同情可憐的等等。實際上，中央政府為了讓困難學生上大學，已經拿出了幾百個億資助”這些孩子們上大學，包括建立了‘獎、減、貸、助、免’一套資助困難學生的完整體系。但是對這樣一個完整體系，媒體的宣傳還不夠，仍有很多輿論在呼吁窮孩子怎么窮，希望社會各界伸出援助之手。”工旭明認為，“這樣的報道往淺說是無知，往深里說是對國家政策的漠視”。

而就在2006年3月“兩會”期間，同樣是這位教育部發言人王旭明先生，在面對人大代表的質疑時，他的回答是：“我們是窮國辦大教育，而且是辦世界上最大規模的教育?，F階段教育投入遠遠趕不上教育事業發展的需求，這種情況又將長期存在?！?/p>

這應該不是一時失言。2005竿2月21日，教育部部長周濟在接受人民網專訪時也曾表達了類似意思，“最難的還是教育的投入不夠，要想滿足大家的需要，就需要不斷增加優質教育資源，但我們的投入還是遠遠不夠的?！?/p>

既然“教育投入遠遠趕上不教育事業發展的需求”，當媒體對教育經費嚴重不足、為失學兒童和無錢讀大學的學生奔走呼號的時候，本來應是作為教育主管部門的教育部的福音，教育部應該感謝媒體的支持才對。而現在教育部卻怎么不領這個情，還把中央政府的大幅投入搬出來當擋箭牌，反過來對媒體嚴加斥責，責怪起媒體的無知和漠視呢?

答案其實很簡單：彰顯本部門的政績而已。他們希望聽到的是“報喜而不報憂”，報的是政績，而不能報的是問題。至于是不是能獲得全國乃至全世界各個方面的可貴的無償捐助、孩子能不能受教育、能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這似乎都是次要的。

因此，作為教育部門面的新聞發言人，就顧不了那么多，“前言不搭后語”，左右耳搏起來了。

到現在為止，我國已經有70個部門31個省區建立了新聞和發言人制度?！靶侣劙l言人”事實上就是一個政府部門的“代言人”的角色。這一制度的建立，無疑是我們的政府部門透明行政、規范行政的一個重大進步，無疑有助于民眾加深對政府部門工作和態度的了解。

篇7

政府新聞是政務公開和新聞宣傳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做好政府新聞工作，深入貫徹“十七”大精神，全面落實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要求；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堅持科學執政、民主執政、依法執政，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的要求；深化改革、擴大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推行政務公開，提高政府工作和政務信息透明度，加強政府自身建設的要求；全面、準確、主動、及時地介紹、宣傳，向外界展示我縣良好形象的要求。各鄉鎮、各部門一定要進一步提高對政府新聞工作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認識，不斷改進政府新聞工作，明確任務，規范程序，健全機構，完善制度，加強政府新聞工作的制度化、規范化、專業化建設，努力使我縣政府新聞工作在引導和推動全縣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方面發揮更大作用。

二、明確新聞工作的主要任務和內容

政府新聞工作的主要任務：宣傳黨和政府的各項方針政策，為推進科學行政服務；通報政府工作中的重大部署，為促進民主行政服務；介紹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建設成效，為促進發展服務；正確引導社會輿論，為促進社會穩定服務。

新聞的主要內容：縣政府重要決定、重大決策部署、重要政策，政府及各部門制定的重要規章制度以及執行進展情況；全縣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建設的有關情況；政府或相關部門對市內外、省內外關注的縣重大熱點問題的主張；政府工作中需要向公眾說明和澄清的有關情況；縣內發生的重大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和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公共事件的進展情況、政府舉措和公眾防范措施；其他需要通過媒體向公眾介紹的政府信息。

三、加強政府新聞工作的質量和水平

政府新聞工作政治性、政策性很強，各鄉鎮、各部門一定要高度重視，認真組織實施，不斷增強新聞的針對性、新聞性和有效性，提高新聞工作的質量和水平。一是要周密安排、精心策劃新聞工作。要根據有效利用新聞媒體、主動引導輿論的原則，認真策劃和選擇新聞的主題、內容、時機和形式。二是要建立健全境內外輿情收集、研判機制。要通過跟蹤、收集、分析境內外新聞媒體對本縣、本部門工作的相關報道，及時研究對策，提高新聞的針對性和引導輿論的有效性。三是要建立重要信息核實機制。要及時核查境內外輿情涉及本縣、本部門的重要信息，并擬定對外口徑，確保新聞的準確性和權威性。相關部門和單位要積極配合和支持核查情況及擬定口徑工作。四是要做好新聞和新聞會的報道組織工作。除有特殊安排外，政府新聞會應向所有具有采訪資格的中外新聞記者開放，包括持有有關主管部門頒發的有效記者證件、具備采訪資格的港澳臺新聞機構記者以及經有關部門批準臨時來訪的境外新聞機構記者。五是要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新聞。包括舉行新聞會、背景吹風會，組織記者集體采訪、單獨采訪，以政府新聞發言人的名義新聞公報、聲明、談話，答復記者的電話、傳真和電子郵件問詢，通過政府網站新聞信息等。要根據新聞的內容、目的和要求，從實際效果出發，充分利用不同的形式，達到引導輿論的目的

四、推進政府新聞發言人制度建設

縣政府設立新聞發言人，由縣政府負責同志擔任。新聞任務比較重或有條件的縣直部門要逐步設立專職新聞發言人。要挑選政治素質和政策水平高、精通業務、具備一定新聞和新聞宣傳專業知識的負責同志作為新聞發言人，承擔新聞工作，必要時設立專職新聞發言人承擔日常新聞工作。沒有設立專職新聞發言人的縣直部門，新聞發言人由部門負責同志擔任。

要為新聞發言人開展工作提供必要的條件。要安排新聞發言人參加本縣、本部門與新聞內容有關的會議，并參與相關工作，以便了解和掌握情況，保證信息的準確性、權威性；要加強培訓，不斷提高新聞發言人應對媒體、引導輿論的能力。

五、不斷改進和加強對政府新聞工作的領導

全縣政府新聞工作，縣委、縣政府的統一領導下，由縣政府辦公室負責組織協調。涉及政府重大工作部署、重要政策法規、經濟統計信息，涉及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的各項改革措施以及突發性事件、重大事件、災害的對外口徑，須經縣政府分管領導審定，報縣長批準。涉及經濟、商貿等重要數據的，要經縣統計部門審核。縣政府新聞一般以縣政府新聞會名義?？h政府辦公室要根據縣政府的授權，切實做好縣政府新聞工作。同時，要加強對各鄉鎮、各部門新聞制度建設的指導協調，對各鄉鎮、各部門以縣政府名義進行新聞，由事涉單位擬定事項內容，形成新聞稿，報縣政府辦公室審核，報分管副縣長審定，再報縣長批準，尤其要加強對突發事件新聞報道工作的組織協調和歸口管理工作，建立和完善突發事件新聞制度，區分情況、分類處理，講究方式、注重效果，遵守紀律、嚴格把關。新聞的內容不得違反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方針政策，不得違反事實，不得泄露國家秘密。

篇8

一、新聞的主要內容

第一條新聞的信息主要包括全市經濟社會發展、對外開放、城市建設、民生等領域適宜且需要統一、及時向社會的重要信息；市內發生的自然災害、事故災難、公共衛生事件等重大突發事件及處置情況；澄清涉及有關工作的誤解和疑慮，批駁謠言，消除不實或歪曲報道的影響；其他需向社會公布的信息。

二、新聞的形式

第二條新聞可采取新聞會、記者招待會、新聞通報、答記者問、新聞吹風會、接受媒體的采訪等形式進行。市委、市政府每半年召開1次新聞會，主要對全市經濟、社會發展情況進行，因突發公共事件或其他需要可隨時舉行。

三、新聞的組織實施

第三條市委、市政府新聞會由市委宣傳部（市外宣辦、市網宣辦）具體負責組織實施，包括確定新聞媒體并通知到會，協調安排記者現場或會后采訪，跟蹤新聞媒體報道情況和社會輿論反應等。

四、新聞的管理與審批

第四條全市新聞工作由市委宣傳部（市外宣辦）統一歸口管理、指導和協調。各級各部門未經授權不得擅自有關信息，需的信息資源應及時報市委宣傳部（市外宣辦）統一安排新聞。

第五條綜合性新聞稿由市委辦公室、市政府辦公室會同市委宣傳部（市外宣辦）起草；專題新聞稿由牽頭部門會同有關部門起草；以鄉鎮（街道）、部門為主的新聞稿，由涉及單位和部門起草。新聞稿由相關新聞發言人負責呈有關領導審核把關。

第六條市委、市政府新聞會一般由市委宣傳部（市外宣辦）于前5天提出意見，內容涉及某一方面重要問題時，報市委、市政府分管領導批準；內容涉及全局性的重大問題時，報市委、市政府主要領導批準。特殊情況隨時急事急辦。

第七條突發公共事件的新聞，按照《市突發公共事件新聞應急預案》的有關規定執行。

五、新聞發言人及聯絡員

第九條新聞發言人的設立。市委、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分別由市委辦公室、市政府辦公室負責人擔任。各鄉鎮（街道）、市直各部門，都要按要求設立新聞發言人及聯絡員，報市委宣傳部（市外宣辦）備案，接受業務培訓，并且新聞發言人必須由領導班子成員擔任。新聞發言人應具備過硬的政治素質和較高的政策理論水平，熟悉和了解本地、本部門工作，具有良好的表達、溝通能力，并有一定的新聞宣傳工作經驗并熟悉網絡知識。

第十條新聞發言人的職責。統籌并具體承辦本級、本部門新聞工作，根據授權新聞；研究分析涉及本地、本部門的社會輿情和熱點問題，有針對性地予以回應；開展涉及本地、本部門突發公共事件的輿論引導工作，及時準確地對外權威信息；積極關注網絡輿情，有效引導網上輿論；加強與媒體的聯系和溝通，接受記者采訪、問詢等。

六、新聞紀律

第十一條新聞要堅持正確的輿論導向，堅持新聞真實性原則，所的內容必須按照確定的統一口徑對外；嚴格遵守《國家保密法》，切實維護國家安全；對內容或涉及國家安全但又必須對外的，須經保密部門、國家安全部門審核同意。

第十二條新聞應嚴格按照批準的時間、地點、內容進行，不得隨意變更。如有變更，應重新報批。

第十三條被邀請的新聞記者應遵守新聞會的紀律和要求，服從組織者的安排。記者提問應按會內容、在相應范圍進行。對超越新聞會內容或與新聞會無關的提問，新聞發言人有權拒絕回答。

第十四條在新聞工作中有下列六種情況之一的，依照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由上級機關、監察機關或其他權力機關追究有關單位或人員的責任，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1、未按照有關規定履行保密審查程序，致使國家秘密泄露或公開了不應公開的黨委、政府信息的；

2、應新聞而不，或未及時新聞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和后果的；

3、無故拒絕、阻撓新聞媒體記者的合法采訪，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和后果的；

4、對于重大自然災害、重大事故災難、重大公共衛生事件、重大社會安全事件等突發公共事件，不及時新聞，或故意虛假新聞，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和后果的；

5、違反程序規定，擅自新聞，造成不良社會影響和后果的；

篇9

5月18日，已走過75年發展歷程的《新民晚報》推出新版試刊。改版后的《新民晚報》加大了新聞版面比重，天天26個新聞版；整合專副刊資源，推出“星期天夜光杯”、“國家藝術雜志”等一批新的周刊；版面視覺效果也由穿插式變為模塊式設計?！缎旅裢韴蟆肥且患矣兄凭脷v史傳統的老晚報，這次改版是她自1998年1月1日第四次改版以來最大一次改革動作，體現出這張老報紙不斷進取，與時俱進的特質。

就在《新民晚報》改版的同一天，北京報業市場創刊第二張晚報――《法制晚報》。《法制晚報》的前身是北京政法委主辦的《北京法制報》，在去年底的報刊整頓中劃歸北京青年報，有消息稱，北京青年報斥資1個億打造《法制晚報》，欲與有幾十年傳統的《北京晚報》放手一搏。雖然名稱中有“法制”兩字，但報道內容實際仍是綜合性的，創刊號56版，包括本市新聞、娛樂、體育、國際、國內、副刊等。《法制晚報》還提出“離你最近的報紙”的辦報理念，試圖努力做到貼近讀者，貼近生活，貼近實際，報道市民身邊的人和事。如今，活躍著七八家都市類報紙的北京報業市場又添新生力量，這個市場是否已經接近飽和的極限？接下來的殘酷競爭中哪張報紙會“壯烈犧牲”？這些問題值得我們拭目以待。

去年以來，新聞發言人制度在各地陸續實施，最近，新華社記者采訪了一些國外媒體駐中國記者，了解他們眼中的新聞發言人。這些外國同行認為設立新聞發言人是一個進步，但中國的新聞發言人往往“寧肯不說，不肯說錯”，通常只回答他們非常確定的問題，這樣就無形中影響了很多本來可以透露的信息。不少國外記者還發現：在中國，開新聞會的官員權力越大，越敢于說實話、說的實情越多，“像、講得很痛快，記者都很高興”。聽聽國外同行的批評意見，對于改進我們新生的新聞發言人工作不無益處。

近年來新聞院校辦了不少，但是一方面新聞專業畢業生叫“就業難”，一方面傳媒機構卻苦于招不到滿意人才。最近，在中華世紀壇召開的傳媒人才招聘會上，云集了維亞康母、中國電影集團等重要傳媒機構，吸引了大批人才冒雨前來應聘。這次招聘會上不少傳媒企業招收相當數量的營銷人員，但“響應”者卻不多，許多求職者認為自己學的新聞專業，就是奔著編輯和記者的職位來的。另外，既懂采編，又會策劃，還可以兼主持人的復合型人才成為這次招聘會上的需求熱點，但是合適的人選卻很少。媒體機構的產業化改革，必然要求借鑒成熟商業企業的經驗及知識儲備，人才結構也會相應調整，傳媒業的轉型給新聞教育提出新的挑戰，也指出新的方向。

篇10

第一,新聞是一種制度性的安排

在英、德、瑞士三國的政府機構或學校中,無論有沒有固定的新聞發言人,無論新聞機構是大是小,新聞均是一種制度性安排――分工細密、責任到人,由此形成良性運轉。例如,英國教育部設有新聞辦公室,該辦公室的職責主要有兩項:一是自主性地進行新聞,二是對媒體的相關報道進行快速反應和緊急處置。第一項工作具有很強的計劃性,提前一周布置、安排,包括信息收集、材料準備、出版物印制等等,以保證每天都有新聞提供給外界。第二項工作具有明顯的應急色彩,要求在一小時之內做出反應,采取相應的對策(該辦公室副主任哈娜女士說,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和上網人數的增加,是我們需要在一個小時之內做出反應的原因所在)。柏林理工大學的新聞辦公室雖然隸屬學校,其信息活動卻要受德國憲法和新聞法規的監管。也就是說,無論發生什么事件,新聞辦公室必須予以公布,至于如何公布、公布哪些內容,則需要第一時間與校領導溝通。

通過實地考察我認為,“新聞發言人制度”的建設不能僅僅停留在“人”上,而應更多地落實在“制度”上,落實在信息化建設所必需的各項規制、規范和要求上,落實在相應的崗位、任務和職責上,這樣才能更好地體現新聞制度的價值,避免走過場和形式主義的問題。歐洲三國的經驗還提示我們,新聞發言人既有在臺前從事新聞的職責,同時也有在幕后組織新聞、協調各方面關系、統籌信息管理工作的職責,而后者可能是更重要的?？傊?新聞發言人不是一個表面化的符號,而是制度安排上的一個疏通者和劑,是信息鏈條上重要的紐帶和橋梁。

第二,新聞是一種專業化的運作

英、德、瑞士三國均把信息工作作為一項專業化要求很高的職業對待,在人員配備、崗位編制、工作流程等方面給予高度重視。

以人員構成為例。為了使新聞工作更加符合媒體運行規律和受眾的訴求,各國新聞機構對于工作人員的學歷背景和工作經驗均有一定的要求。比如英國牛津大學國際戰略發展辦公室(相當于中國高等院校的宣傳部)現有編制40人,其中信息與新聞辦公室9―10人,近一半的工作人員有過在媒體工作的經歷,對媒體的運作情況非常熟悉。英國教育部新聞辦公室(相當于中國教育部新聞辦公室)現有編制20人,其中三分之一成員有過在媒體工作的經歷。該辦公室副主任哈娜女士表示,除了有媒體工作經驗的人員之外,有從政經歷或PR(公關)工作經歷的人在招聘中也是受歡迎的,最理想的是三部分人都有。在與柏林市政廳參議院副議長、副新聞發言人交流時他也表示,自己曾經有過從政和媒體從業的經歷,因而才具有一定的政治敏感性,并且能夠與媒體、與各黨派建立良好的關系。

相形之下,包括教育部在內的我國政府管理機構以及學校信息管理部門則暫時無法達到這樣的專業水準。一方面,我國政府管理部門的新聞辦公室被視為一般性的行政機構,信息傳播或新聞只是其多項職能中的一項,沒有作為專業性的工作予以突出;另一方面,這一部門大都存在人手不足的問題,有相應學歷背景和工作經驗的人更是十分短缺。因此,要想實現專業化運作、專業化的人才供給和對現有人員進行專業化的培訓,是必不可少的。

第三,新聞是一項常態性的工作

歐洲三國的經驗告訴我們,新聞不是一項即時性或應急性的任務,而是一項持續不斷的、常態性的工作。它所呈現出來的,是系統性的工作方案,是詳致完整的資料、數據,是一期期印刷精美的簡報、小冊子(僅僅是在牛津大學,我們就看到《今日牛津》、《我們在做什么》、《內部新聞》、《牛津開放日》、《年度回顧》等雜志、宣傳品、小冊子近10種)。以資料、數據的收集為例,牛津大學國際戰略發展辦公室設專人跟蹤監測國內外媒體的相關報道,每月進行統計、分析,同時每天編寫新聞摘要(與牛津大學有關的)提供給全校學生,其中不但有正面報道,也有負面消息,目的是讓學生對學校狀況有一個全面了解和整體性的判斷。

英國教育部新聞辦公室也設專人負責監測媒體上的相關報道,媒體監測分早9時、午12時、晚6時、夜間12時4個時段,然后進行信息匯總,以供決策部門參考之用。

瑞士聯邦州教育局局長聯席會議(協調各州教育事務的機構)的一項職責,是收集國內20家報紙與教育有關的報道,做出分析后,以電子郵件的方式提供給各州教育部長,以便他們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有充分的準備。

反觀我們國家,雖然經過2003年“非典”的洗禮,我們在危機處置的信息傳播方面做得越來越好,但是在日常性的信息方面,仍然顯得比較粗放,具體表現為計劃性不足,缺乏細致的分工,人員配備達不到工作目標的要求;學校相關部門也普遍存在人手不足、窮于應對的情況,使得這方面的工作捉襟見肘。

第四,新聞是新舊媒體并重的戰略

通過實地考察我們注意到,這三個國家相關機構的新聞管理部門在新聞資源的開發、新聞手段的調度和新舊媒體的綜合利用方面,有許多經驗值得借鑒。拿英國教育部新聞辦公室來說,每當有重大事件發生,該辦公室就會立即組織傳統媒體的新聞會,請部長出面發言,或接受某幾家主流媒體的專訪、深訪;同時利用互聯網,在公共討論區發消息、發表評論、駁斥謠言,在自己的網站上滾動信息,利用視頻網站上傳視頻文件、資料等等。這種新舊媒體手段并用的,立體、交叉、全方位的信息傳播戰略,有助于形成信息強勢,有助于更好地引導輿論、化解危機。在我們國家,政府管理部門在利用傳統媒體信息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而在網絡資源的開發、網絡媒體的利用方面則存在一定的欠缺,具體表現為網站建設、維護滯后,信息量不足,更新速度慢、缺乏互動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利用互聯網進行議題設置、主動引導輿論方面,一些政府管理部門尚缺乏足夠的認識。而在信息全球化時代,這應當成為政府相關部門日常信息傳播和危機應對的重要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