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與自然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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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與自然論文

篇1

在分析法的本質之前,作者認為有必要先搞清楚法和法律的區別,這對于認識環境法能否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重要的基礎作用。此處所說的法是比法規、規章、條例等更加廣義的法,是自然界中的各種法則的總稱;法律是國家立法機關制定的,體現階級意志的規范總和。早期的馬克思從自然法學的某些觀點中吸取并指出,“法是自由的無意識的自然規律,而法律則是法的表現”。這里自由無意識的自然規律所指的法是客觀存在的法則,而不是主觀的認識,法律則是將這種無意識的自然規律變成有意識的法規,也就是說法律是立法者通過自己的大腦和筆將自己所認為的法的樣子描寫了出來,法律的樣子就取決于立法者的思想和認識。再后來,馬克思在批判黑格爾的時候指出,“法的關系正像國家的形式一樣,既不能從他們本身來理解,也不能從所謂人類精神的一般發展來理解,相反他們根源于物質的生活關系”,這也就說明法的內容都是根據物質條件而變化的,物質條件的改變會引起法的表現形式和體現的意志有所變化,但是這不會改變法的本質,它所改變的都是法的表現形式———法律。

二、法的本質與環境法的本質———內容與形式的體現

作者認為,法的本質是調整關系,調整是促進、抑制、保護、協調等,它有很多種方法;關系有很多種,利益關系、身份關系、人與自然的關系等。這種本質是客觀存在的,環境法只是其中的一種表現形式。有些學者提出法的本質是變化的,但是這種變化的核心是利益,法的本質是隨著利益的變化而同時發生著改變的,作者同樣認同法的本質變化的觀點,但是這種變化的根據是物質基礎,也就是生產力,這是從意識根源到物質根源的轉變。法的本質在于調整自然界中各個生物之內和生物之間的法則。法的價值、目的等都是法的本質的體現,以為在不同時期環境條件下,法的這些體現都是不一樣的,因為基礎不同,所以體現的內容和形式也就不一樣。

三、環境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宏觀方法———公法與私法的重新界定

公法與私法的劃分從古羅馬時代就有法學家提出過,他的分類標準是根據法律調整的主體和調整對象是否涉及社會利益。這種劃分方法雖然具有重要的意義作用,但它的劃分也不是絕對的,法律公私性質的劃分應當是在一定的條件和范圍內才能夠進行的。例如經濟法、社會保障法、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就超出了傳統法律公私劃分的邊界,呈現“法律理論的基礎與社會生活的狀況極不一致的現象”。作者想指出的是,這種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對法律的劃分,不是對法的劃分,是對意識形態的進一步區分,而不是對法這個客觀存在進行的分類。這也就說明,這種叫法是不準確的,應該是公法律和私法律。那么,以類似的標準———調整對象,對法進行分類的話,公法應該是自然之法或宇宙之法,私法應該是人類之法,私法調整人之間以及人組成的社會組織、團體、機關、國家之間的關系,公法調整其他物種之間以及人與它們的關系。

四、環境法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微觀方法———人的行為

篇2

論文摘要:本文對師范院校非環境專業開設人與自然課程的教學內容、教學手段、教學方法及考試方式的選擇進行了探討,并在幾年的教學實踐中初見成效。

目前我國師范類高等院校,為學生提供系統的環境教育訓練還不夠,尤其是高校的環境倫理教育更加不到位。在這種情況下,為了使不同專業方向的未來教師,能在比較短的時間內接受一種帶有系統性、綜合性的環境教育培訓,經過幾年的教學實踐,在總結提高的基礎上我們設計了以生態科學知識為基礎,以環境教育理念和方法為主線的教學內容和模式,使學生在學習的同時感受、體驗、領悟、滲透其中的環境教育思想和未來可以借鑒的教學思路和教學方法,同時幫助他們樹立起新型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現,實現大學生環境意識由知到行的轉化,最終達到人與自然的共和諧。

1 教學內容體系

按照教學計劃,人與自然課程為36學時。本課程教學內容分為四章。第一章講述生態系統的概念、組成成分、基本特征和基本功能,熟悉生態系統平衡和失衡的基本特征,掌握生態平衡的定義;第二章講述污染的概念,環境污染的主要類型以及環境污染產生的根本原因,了解水污染與廢水處理的生態對策,大氣污染及其防治,固體廢物的處理及其資源化;第三章主要介紹生物多樣性保護的意義和作用,提高人們保護自然資源的環境意識,從而使我國自然保護區和生態示范區獲得人類重視及完善發展;第四章通過前面知識的鋪墊,使學生了解生態破壞和環境污染的根源就在于人們不正確的人與自然觀,要從根本上改變我們所處環境的現狀,只有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

2 講授方法

人與自然課程嘗試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進行講授,以便在較少的課時中,有效地對不同學科背景的學生進行人與自然相關內容的介紹。從而使學生在學習中能夠對某些環境問題有比較深刻的認識和理解,同時達到提高其環境道德素質的目的。從各個特殊案例的了解分析中提煉出關于生態問題和人類行為的一般道理,使學生的眼界不至于被局限在具體的生態或環境問題中,這樣既可以啟發學生思維,增強學生對相關知識的理解記憶,也容易與學生產生互動,使學生由被動的接受者變為積極的參與者。

例如在美國北部的五大湖區域,也發現了大量鮭魚和鱒魚死亡的事件,情況與鱷魚僵尸十分類似,也是由于腦部的神經元壞死。經過反復的調查和試驗,最終調查人員發現,死因是由于鱷魚體內缺乏一種叫做“硫胺素”的物質,這種物質也叫做“維生素BI”。再次的實驗結果表明,正常鱷魚的內臟器官維生素Bl含量正常,而僵尸鱷魚內臟器官的維生素Bl含量明顯減少。調查終于有所進展。

最終,科學家得出了僵尸鱷魚出現的原因:格里芬湖風光秀麗——人們移居到此——開墾肥沃的“腐質土農場”——大量化肥流人格里芬湖——格里芬湖水質富營養化——某種藻類大量繁殖——其他魚類數量大量減少,除了一種叫做“窩斑”的魚類——“窩斑(魚祭)”體內有一種“硫胺素酯酶”,可以迅速分解生物體內的硫胺素——鱷魚只能吃到“窩斑(魚祭)”——鱷魚體內缺乏硫胺素——鱷魚大腦出現病理性損害——鱷魚反應遲鈍,僵尸化——溺水,饑餓等原因死亡。

最終結論:“窩斑(魚祭)”是兇器,但不是兇手。真正的兇手正是我們——人類!

這樣結合實際案例講解相關概念和知識,就容易讓學生理解掌握,從而使他們由被動的接受者變為積極的參與者,并且層層深入,容易與學生產生互動,啟發學生思維,利于學生記憶,最終使學生深刻體會到生物多樣性是地球上生命經過幾十億年發展進化的結果,是人類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也是地球上所有生物賴以生存的物質基礎!

3 教學手段的選擇

由于人與自然課程主要介紹動植物和自然知識,展現自然魅力、偉力和威力以及探索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探討社會、經濟、生態協調發展和可持續性發展的有效途徑,從而達到使學生關注生態環境,吸引更多的人學習自然,珍愛自然,感悟自然,享受自然。為了達到更好的教學效果,特別需要采用一種不同于傳統課堂的教學手段一多媒體教學。多媒體教學內容包容量大、效率高而且表現形式生動,許多用語言難以表達的東西用多媒體能夠很容易地做到,所以多媒體教學特別適宜作為人與自然課程的教學手段。

4 教學方法以及考試方式

人與自然課程涉及內容廣泛,該課程的教學目標即通過介紹動植物和自然知識以及探索人與自然之間的相互影響,相互作用,使學生了解社會、經濟、生態協調發展與我國的可持續發展是息息相關的,從而培養學生愛護自然、尊重生命的環境保護意識,使學生懂得保護環境就是保護人類,人類應與環境之間建立良好的關系。要更好地完成該目標,在教學方法上必須突破習慣思維、轉變觀念。

人與自然作為一門全校性選修課程,在教學內容上比較靈活,彈性大,我們力圖改變傳統考試方式,期末采用靈活多樣的考查方式以盡量提高學生綜合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具體方法為:70%的成績由教師給定或學生自選相關感興趣題目后自主查閱文獻或參考書,按照科技論文的寫作形式撰寫小論文。通過這種方式,不但能開拓學生視野,還能提高學生查閱和整理資料的能力,同時有助于學生創新能力的培養;30%為隨堂小測驗,這樣不僅可隨時掌握學生的學習效果,還有助于學風建設。

5 教學實踐效果及對今后課程建設的思考

據每學期期中檢查和結課前的調查情況來看,自該課程改革以來學生滿意度均在85%以上,這將激勵我們進一步思考更多的辦法來使這門課程適合學生的要求。

在今后教學中,我們將努力做到以下幾點:

5.1 編寫合適的講義。目前,人與自然課程可選擇的針對性教材很少,上課內容多從眾多參考書中篩選出來的,這對學生更好地掌握該課程造成一定的難度。我們目前計劃著手編寫相應的輔助教材,當然這項工作的完成需要各方面的通力合作。

5.2 教學內容上要與時俱進,多聯系當前時事來進行。隨著科技和人們環境意識的提高,人與自然課程涉及的一些教學內容及社會熱點問題每年都有變化,因此該課程應根據實際情況不時進行更新,做到與時俱進。

5.3 根據學生實際情況,分層教學。人與自然這門課程涉及內容廣,教學內容可深可淺,而且學生基礎也參差不齊,如果有必要,可據文理分科教學,教學效果可能將更好。

參考文獻:

[1]陶文娣,北京市大學生環境意識調查與分析[J]

[2]朱義年,李湘萍,大學生環境意識的培養與提高[J]

[3]周邦智,師范院校非師范專業環境與健康教學內容及模式的探討與實踐[J]

篇3

關鍵詞:異化,美國夢的幻滅,消費主義

 

美國著名作家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被稱為“爵士樂時代的代言人”、“爵士樂時代的優秀編年史家”,《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的發表奠定了他在美國文學中的地位。無論在思想意義還是在藝術水平方面,《了不起的蓋茨比》都堪稱20年代“美國夢”破滅的一首絕唱。小說以蓋茨比和美國上流社會的時髦女郎黛茜的愛情故事為主線,并通過嚴謹的結構布局和嶄新的敘述視角,將“美國夢”的幻滅這一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不愧為“爵士時代”的一部巨作。而本文認為,作品最動人心弦的力量還在于,小說中揭示了三種關系的異化: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反映出菲茲杰拉德對現代人處于異化狀態的關注。

一、異化

關于“異化(alienation)”概念的起源,各位學者的說法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其起源于基督教的《舊約》,也有認為其是源于古希臘唯心主義哲學家的著作,還有認為其源于佛教、伊斯蘭教的教義等等[1]。本文探討的異化是在近論框架下所產生的概念。法文“aliener”和“alienation”,現在通譯成“異化”(前者是動詞,后者是名詞),它的本意是“轉讓”或者“出賣”。

近代,在社會政治學意義上使用異化一詞的是盧梭。,盧梭將異化概念加以普泛化,他認為,異化就是人的不自由的狀態,即依附。而德文的“異化”被黑格爾運用于其哲學之中才獲得了深刻的哲學意義。黑格爾是經典異化理論的真正創始人。黑格爾認為,異化指的是主體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分裂出他的對立面的客體,而客體后來反成為支配主體的力量[2]。

異化在人類歷史上的表現就是人與自然、歷史與人倫、理性與感性、現實與理想的二元分裂。它所反映的實質內容,在不同的歷史時期有著迥然相異的詮釋。盧梭以“社會契約學說”視之,叔本華以“唯意志論”視之,尼采以“超人哲學”視之,黑格爾以“自我意識論”視之。異化觀獨得其要,馬克思是這樣定義異化的:“勞動所生產的對象,即勞動的產品,作為一種異己的存在物,作為不依賴于生產者的力量,同勞動相對立。”[3] 也就是說,馬克思認為,在異化活動中,人的能動性喪失了,遭到異己的物質力量或精神力量的奴役。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將其異化理論闡述為四個方面:勞動產品的異化;勞動本身的異化;人的本質的異化;人與人的異化。[4] 在哲學視野下,這一理論亦可歸化為人與自我的異化、人與自然的異化和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異化”是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突出特征,并逐步成為貫穿西方文學的基本主題。一些現當代嚴肅作家的著作中,描繪了一幅幅“社會荒原”的凄涼畫面。本文正是采用馬克思的異化觀,對《偉大的蓋茨比》中的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從三個方面,既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的異化,進行深入的分析。

二、從人的異化到美國夢的幻滅

“美國夢”源起于殖民主義時期,其代表人物為本杰明·弗蘭克林,他的一句 “自助者,天助也”概括了美國夢的本質特征。“美國夢”代表著最大化的個人自由,最先進的物質進步和最豐富尤其是最平等的成功機會。換句話說,人人都能夠通過自己的努力而獲得個人成功,即獲取財富。菲茨杰拉德筆下的爵士時代,經濟繁榮,許多投機者一夜暴富,成了眾人的榜樣,因而也賦予了美國夢前所未有的吸引力。然而,這一時代的另一個特點就是精神墮落和道德淪喪。人們盲目追求物質生活,享樂主義盛行,財富成為成功的唯一標志?!读瞬黄鸬纳w茨比》這部作品,向讀者展示了荒涼的現實世界,這個世界里充斥著人與自我、人與社會、人與人關系的異化,并最終導致了蓋茨比夢想的幻滅。

人與自我的異化主要體現為:蓋茨比夢想的異化。年輕時的蓋茨比懷著最為傳統的美國夢,以富蘭克林為榜樣,試圖通過自身的勤勉和努力奮斗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他受到了大富翁丹·科迪的影響,開始不擇手段的賺錢。上流社會富有而美麗的女子黛西的出現使蓋茨比的美國夢有了具體的化身。為了贏回初戀情人黛西的愛,蓋茨比通過非法販賣私酒,一夜暴富,并期望通過財富使自己重拾過去的好時光,運用物質手段去實現精神夢想正標志著蓋茨比美國夢的腐敗。而“聲音中充滿著金錢”[5]的黛西,作為蓋茨比美國夢的化身,同時也是上流社會虛榮、世故的代表,將車禍嫁禍于蓋茨比。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當他揭開了“夢”的面紗后,才發現它是如此的空洞和虛幻,生命和愛情的失去標志著蓋茨比美國夢的徹底破滅。

人與社會的異化體現為:蓋茨比借助“炫耀性浪費”來顯示自己的地位,并向上流社會滲透,但是上流社會文化決定了蓋茨比最終的失敗。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碩士論文,消費主義?!秱ゴ蟮纳w茨》涉及了“美國夢”主題,美國夢,簡而言之就是對成功的追求。碩士論文,消費主義。成功的標志是獲得財富和名聲,而“到達社會金字塔的頂端便可同時抓住這兩者”,因此成功也往往意味著跳脫原有的階層、躋身于上流社會。碩士論文,消費主義。蓋茨比顯示了他對上流社會文化的模仿和對自身修養的自卑,而以湯姆為代表的貴族們利用其在教育、教養、審美方面的優勢,對欠缺文化修養的暴發戶們進行排擠和打擊。在當時那個充斥著物質享樂,膚淺和私欲的黑暗世界里,曾經壯志凌云追逐夢想的蓋茨比終將以失敗而告終。

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體現為:人與人之間只有金錢關系,毫無道德準則可言。蓋茨比以各種手段炫耀財富,因為他相信金錢可以買到愛情,買回黛西。由于她是只重金錢而本身沒有實際價值的人,她是“金色的姑娘”,她不可能是幸福和愛情的化身,也不可能給蓋茨比的生活帶來意義和滿足。他建議用金錢來酬謝尼克為他和黛西安排了約會,卻對默特爾的慘死無動于衷。而他身邊的人更為殘酷:黛西,如此“純潔”、“美麗”的女子,居然在肇事逃跑后毫不愧疚,無視蓋茨比的命運,而去與丈夫度假;湯姆在談笑間就借威爾遜之手除掉情敵蓋茨比,毫無道德準則可言。

三、異化原因分析

通過對這些扭曲靈魂的描寫,菲茨杰拉德表達了自己對人類處于異化狀態的擔憂。人是不能生活在真空狀態的,人必然受到社會影響。在上世紀20年代,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其基本特征是炫耀性、時尚性和揮霍性。消費主義所帶來的倫理后果是人類的生存危機、社會的消費不公和人成為物的奴隸。消費主義使人成為物的奴隸,喪失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問能力。人不僅有物質的需要,而且還有精神的需要; 人不僅應當追求物質的富足,而且應當追求精神的富有。雖然沒有物質的滿足,人則無以生存,但沒有精神的追求,人的生存則無疑是異化的存在。

消費主義者只關注自己眼前的消費和物欲的滿足,而沒有對未來的長遠籌劃,更沒有對人生意義和價值的追求。它割斷了自身同未來的肯定性關系,“只留下以關心當前的滿足來掩蓋的自戀人格”,而“當人們隨著喪失對人類未來的信心也喪失從前對任何傳統形式的宗教性信仰時,就會陷人及時行樂的境地”。[6]一旦人們過分地沉溺于物質財富的占有和消費之中,則必然是精神的貧乏和心靈的空虛。在物欲主義的洪流中,人們迷失了自我,喪失了對于人生價值和意義的追問能力,雖然“我是誰”的呼聲不絕于耳,但現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孤獨、冷漠和人類靈魂的失落,卻無法使人找回真正的自我。對于財富的占有和消費,似乎成了人們自我價值確證的惟一形式。碩士論文,消費主義。

總結

綜上所述,異化問題是人類發展進程中一個非常難以逾越的痛苦經歷,人的價值觀、傳統的道德觀和信仰等缺失。蓋茨比美國夢的幻滅的直接原因在于他樹立了虛妄的愛情理想,他希望通過自己的物質成功來贏得愛情和社會地位,但是在當時那個消費主義大行其道,充物欲橫流的黑暗世界里,人的信仰出現了危機,并且產生了三種異化:人與自我,人與自然和人與社會,使天真浪漫的夢想家蓋茨比終將以失敗而告終,鑄成無法挽回的悲劇。

參考文獻

[1]陸梅林,程代熙編選.異化問題.上卷[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1996:1.

[2]黑格爾.精神現象學.下卷[M].北京:商務印書館,1979:38.

[3]馬克思.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63.

[4]馬克思.1844經濟學哲學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102.

[5]弗·司各特·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蓋茨比[M].巫寧坤,譯.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209.

[6]格里芬.后現代精神[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10.

篇4

[關鍵詞]環境史 環境問題 歷史研究對象 歷史認識論 歷史方法論

〔中圖分類號〕K20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 1000-7326(2007)08-0089-05

在多年的環境史研究和教學實踐中,無論是自己的思考,還是同學們的詢問,都涉及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問題。關于這一問題,筆者有些心得體會,并通過多種方式,與學生們做過或深或淺的交流。這里,將近年來的一些想法以及研究工作中的一些思考總結出來,以饗讀者。

關于環境史研究的意義,當然可以從多種角度去思考和表述,對于不同的受眾來說尤其應該如此。對于從事環境史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學專業的同學來說,筆者重點強調的是,從推動歷史學發展的角度來理解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具體而言,是從歷史研究對象、歷史認識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加以把握。

我們知道,史學界已有人認識到,環境史的一個突出的貢獻,是使史學家的注意力轉移到時下關注的引起全球變化的環境問題上來,這些問題包括:全球變暖,氣候類型的變動,大氣污染及對臭氧層的破壞,森林與礦物燃料等自然資源的損耗,核輻射的危險,世界范圍的森林濫伐,物種滅絕及其他的對生物多樣性的威脅,外來物種向遠離其起源地的生態系統的入侵,垃圾處理及其他城市環境問題,河流與海洋的污染,荒野的消失及宜人場所的喪失,武裝沖突所造成的環境影響,等等。[1] (P2) 上述認識,顯然是從歷史研究對象的角度對環境史研究意義的一種闡發。簡言之,環境史研究大大拓寬了史學的范圍,其中一個方面,如上所示,即史學家已經將長期以來受到忽視的環境問題或環境災害納入史學的范疇,加強了這方面的研究。這也是對人類歷史內容之認識的一個很有意義的突破。關于這個方面,筆者曾結合洛維特的《世界歷史與救贖歷史:歷史哲學的神學前提》中的一個觀點,[2] 談過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洛維特在書的“緒論”中說到:“無論是異教,還是基督教,都不相信那種現代幻想,即歷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發展,這種發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盵2] (P7) 針對洛維特的這一說法,筆者不敢肯定異教或基督教是不是“都不相信那種現代幻想”,但筆者認同,世界歷史進程的確催生了這樣一種現代思維現象,即歷史在進步,時代在發展;其中一個衡量標尺,是“我們這一代”比上一代活得更好,而活得更好的體現,則可能是物質的占有量更多,精神的自由度更大。并且,如果將這種“歷史不斷進步的發展”認識,全然說成是一種“現代幻想”,肯定會惹來眾多的非議,因為對很多人來說,他們無需用什么深奧的道理,只要列舉憑經驗就能感知并觸摸的諸多事例,就可以指證洛維特的“現代幻想說”的虛妄。

然而,愚見以為,洛維特的上述說法是有著深刻的道理的,因為,時下的環境史研究幾乎可以證明的,不是“現代幻想說”的虛妄,而是“那種現代幻想”的虛妄。換言之,環境史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已表明,“歷史是一種不斷進步的發展,這種發展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確乎是一種現代幻想,因為它可以通過并已通過一個個實證研究,無情地向人們揭示,人類在維系自身存在的同時,很可能打破了神圣的自然秩序,或者說切斷了偉大的“存在之鏈”(The Chain of Being)。這樣,不管他如何抗爭,到頭來未必能逃脫“弒父娶母”的悲慘命運。所以,我們很不情愿地看到,在人類文明史,尤其是近代以來以“現代化”為發展方向的歷史進程中,有多少生命、多少存在成為了現代化進程的祭品??梢哉f,人類在“以逐步解除的方式解決惡和苦難的問題”的同時,也在“自毀長城”――制造了更多、更深的苦難與惡;其中最為深重的,可能莫過于人類自己制造的核彈有可能將人類文明及其賴以支撐的大地炸得粉碎。如今,“生存還是毀滅”,的確成了問題。并且,今天人類的生死之憂,并非只是像哈姆雷特那樣對“人”的生生死死這一個體問題的憂慮,而是對生養人類的大地母親及其養育的無數生命之存亡的整體問題的思索。因為,如果不諱疾忌醫的話,我們就應該坦承,人類文明的發展其實包含著重重悖論。在一定意義上,人類為生存所需,可能有意無意地破壞了“存在之鏈”。創造即毀滅。人類為改善衣食住行所創造的哪一項物質成就,不是以其他存在的被消耗或死亡為代價的?譬如水泥路面的建造。人們在發明堅固耐久的材料,用它來構筑平整光潔的路面時,也阻塞了地下水源的涵養,干涸了地上、地下生物的生命之泉;更何況,這樣的材料可能還是以挖空、炸碎山體而取得的。

的確,環境史家所研究的各類環境問題,是一個事關包括人類自身的整個地球的“生死之憂”的大問題。由此,筆者認為,即使環境史研究停留在這一層面,也足以體現它存在的價值,因為它已驚醒一度沉睡在“發展”、“進步”之春秋大夢中的人類。在人們當下所制定的應對環境問題的各種措施中,不能說沒有環境史學家所貢獻的智慧。關于這一點,美國環境史學家沃斯特在《我們為什么需要環境史》一文中作了精辟入理的分析,[3] 其看法頗具代表性。

當然,環境史研究肯定不能也不應停留在為人類文明大唱挽歌的層面,畢竟,人類所擁有的理性“又是一個最坦誠的監督者,會對人類生存的偏頗行為發出調整的信號”。[4] (P431) 其實,理性在“對人類生存的偏頗行為發出調整的信號”時,也不能不受“自然感性”的感召,所以,我們斷不能將它們兩者割裂開來。實際上,人類也正是在其理性和自然感性的共同催促下,一次又一次地發出要求人類自身調整的強烈信號的。梭羅、繆爾、利奧波德、卡遜……無數先賢往圣的言與行,正是他們在面對人類偏頗行為時所發出的這樣的信號。我們既然有志于環境史研究,就不僅要學會傾聽和接收這樣的信號,而且還要以我們自己的方式來宣揚這類榜樣的力量。

從這個方面來說,納什在《大自然的權利――環境倫理學史》一書中,[5] 已經為我們勾勒了如何把握這種“信號”的清晰線索。筆者近幾年在這一領域也有所探尋,并擬定了系統研究的計劃。目前,已從政府立法和民間環保兩大層面著手,指導研究生共同研究。在政府立法方面,已指導同學研究過英國1876年的《河流防污法》和1906年針對空氣污染的《堿業法》(制堿業在19世紀中葉以來一直被英國人視為污染空氣的大戶)。[6] 在民間環保方面,我們目前關注的主要是發達國家的相關內容。譬如:關于美國,有同學研究了以繆爾為首的自然保護主義者和以平肖為代表的資源保護主義者之間的交鋒。[7] 關于英國,有同學研究了“國民托管組織”(The National Trust for 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or Natural Beauty)的環境保護行動,[8] 有同學梳理了“皇家鳥類保護協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Protection of Birds)興起和發展的歷史,并分析了其活動的意義和影響,[9] 還有同學正在研究和總結“皇家防止虐待動物協會”(The Roy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的歷史和成就。關于日本,有一位同學從環境社會史的角度研究日本新水俁病問題,探討水俁病患者與同情他們的人士的維權行為。為此,他去日本留學一年,除了收集文字資料,還作了必要的調研工作,從而將一個普通的日本匠人――旗野秀人在35年里積極支持水俁病患者并倡導地域再生的言行呈現出來。他在畢業論文中,花了一節的篇幅記錄了他對旗野秀人的采訪。從中可以看出,在一些日本人眼中的這位“怪人”在幫助那些面對死亡和痛苦的患者時,以他自己的人性之美,呼喚著人們對人與自然之愛的追求。[10]

2006年,我們編寫了《和平之景――人類社會環境問題與環境保護》一書,[11] 該書分三大部分,主要梳理了20世紀人類社會存在的環境問題和環境災害,人們面對環境問題所作的反思,以及各方面力量針對環境問題所采取的行動。這項工作的開展,從兩個方面增進了我們的認識。一方面,我們從學科層面認識到了環境史可以拓展和深化的歷史內容,以及未來研究的發展方向。我們認為,環境史在開辟新的研究領域,譬如物質環境史的同時,還可以與政治史、社會史、思想史、軍事史等相結合,從而發展出環境政治史、環境社會史、環境思想史、軍事環境史等眾多的次分支領域。并且,我們已對其中某些領域及相關的問題進行了初步的探討。[12] 另一方面,我們在思想層面領悟到環境史研究可以揭示出人類所具有的深刻的悲劇精神。自近代以來這種悲劇精神的某種體現,在于哈姆雷特式的形而上沉思始終在與克勞狄斯式的冷靜計算相較量。雖然后者可能一時占上風,甚至仍在變本加厲,但是,我們同樣可以看到,在人類文明史中,對真實的、有機的“家園”之愛和冥想,一直不曾中斷;對自然之內在價值的倡導似乎越來越成為這個時代的強音。①

以上是從歷史研究對象的層面來談環境史研究的意義的。對此,我們還可以補充說,就歷史研究領域和主題的擴大,以及重新探討與解釋眾多的歷史事件和歷史現象而言,譬如,重新探討19世紀英國的霍亂,[13] 重新解釋近代歐洲國家的殖民活動[14] 等,環境史無疑具有重大的推動作用。

那么,從歷史認識論層面,我們又如何把握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呢?對于這一問題,筆者在《世界近現代史基本理論和專題》研究生課程教學中,講過“環境史:作為一種反思的史學理論”這一專題。在此筆者想同大家一同思考這樣的問題,當史學工作者受到當代環境問題和環境保護運動的影響,而著手研究環境史時,他們看待歷史的視角有什么變化?他們對史學作出了什么樣的新的思考?為此,筆者從認識對象、認識主體和認識中介三個方面進行了分析,并且突出強調,當我們說環境史學工作者從人與自然互動的角度來認識歷史運動,意識到人與環境的關系自古以來在每一個時期都具有塑造歷史的作用時,我們還要進一步追問并深入研究,環境史到底應如何認識人、認識自然、認識人與自然的關系?

關于環境史對人的存在的認識及其意義,筆者曾做過專門的分析。[15] 目前筆者正在思考和研究的是環境史對自然、對人與自然之關系的認識和書寫問題。對前一個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的高國榮先生在其博士論文《20世紀90年代以前美國環境史研究》中有一章專門談及,而且談得比較透徹。筆者認為,環境史研究者在思考這個問題時,除了要充分揭示各時期各文明(包括各學科)中的人們關于自然的“實然”認識外,還應該進一步挖掘他們針對人類自己、約束人類自己而賦予自然的“應然”蘊涵。在這方面,生態哲學、環境倫理學無疑是我們從中汲取思想養分的寶庫。其中,尊重自然、敬畏生命、大地倫理學、深生態學、自然價值論、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等學說或主張,對于我們如何認識和定位環境史的自然觀,可能會很有啟發。在筆者看來,生態價值或自然價值本身,不是一個有待證明的問題,而是一種信仰,既然是信仰,信以為真即可。誰都能感覺到,人類能存活到今天,全仰賴著大自然的恩澤;迄今,人類也只能從大地母親那里獲得滋養的乳汁,這是個不爭的事實。但饒有興味的是,自然之先在的權利和價值作為不爭的事實為何在今天非得經過論證還要大力倡導不可呢?這倒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而納什在其著作中已為我們勾勒了這一研究的線索。

關于人與自然的關系,筆者在教學中從物質、能量和信息之交換的角度進行了論述,現在看來,我們的認識停留在這一步是很不夠的。固然,環境史研究作為多學科交叉的產物,必然要借鑒其他學科尤其是自然科學所提供的數據資料,① 乃至范疇和思想,但是它肯定不應滿足于對有關事實的陳述和對外在關系的認識。我們不要將環境史局限于專門之學,而要首先將其主張的人與自然互動的核心理念視為一種通識觀念,以重新考察人類的歷史運動,從而如上文所述,對許多歷史現象作出新的解釋。其次,還要將環境史的人與自然互動理念內化為一種情感。這樣,在涉及人與自然之關系問題時,雖然我們已看到,古人早有“天人交相勝”的論述,其中既有交相利的一面,也有交相害的一面,但是我們仍然主張,人與自然之間存在內在的生命關聯,人應該踐行對自然的無條件之愛,而這種愛是不需要論證和計算的。為此,也需要我們通過研究將歷史上本來存在的這類愛與美的言行揭示出來,使其中的思想智慧融入今天的生態文明建設之中。

還有,從歷史方法論的角度,我們也可以認識和分析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對此,筆者從治史原則、敘述模式與具體方法等方面,談過環境史應有的特色及其推動史學發展的重大意義。譬如,關于環境史的治史原則,筆者的看法是“上下左右”,這是從環境史的研究對象出發,并結合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的原則而生發出來的。具體而言,“上下左右”是對環境史的研究對象,即人與自然的關系史的形象概括。其中,“上下”主要有兩層含義,一是社會中的上層、下層,一是自然中的天上、地下;“左右”主要指人周圍的動、植物和其他環境要素。而對上下左右的有機聯系及其歷史變遷的認識和研究,因將社會的歷史和自然的歷史勾連起來,從而與傳統史學和新史學相比,可能會更全面、更準確地反映或揭示歷史的存在。這樣,環境史凸現的“上下左右”的原則,即是對傳統史學的英雄史觀和新史學的“自下而上”原則的繼承和發展。在這里,“繼承”可以從人及其社會的角度來認識,“發展”可以從自然的角度來理解。關于環境史的敘述模式,筆者的表述是“天地人生”,這是對環境史敘述的立體抽象。其含義是,環境史的敘述,包含了天、地、人、生物等各種要素,人們通過講述這些要素之間因相互影響、分合交錯而演繹的各種故事,構建了一種立體網絡狀的歷史畫面。② 至于環境史研究的具體方法,尤其是跨學科研究,已有不少學者作了論述,③ 這里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關于環境史研究的意義問題,我們可以從諸多方面加以把握。對于筆者個人來說,從事環境史研究也是自己擺脫環境無意識、增強環境意識的環境啟蒙過程。這確實是實情,因為在這之前,筆者從沒考慮過自然的意義這類帶有哲思的問題,即使對自然有些認識,那也只是人人在與自然打交道時都必然會有的那種樸素的直觀的想法。現在,筆者這方面的認識多少有些升華,對自然的愛、對弱者的關懷已內化為自己的心性氣質,而且在日常生活中也能夠較好地遵循深生態學的理念,儉樸、節制已成為一種自覺意識。這樣,筆者從事環境史研究也就能做到更自覺、更積極;不盲從、不懈怠。

如果筆者不研究環境史,就產生不了上述各方面的認識;換個角度說,筆者以前所學習和研究的歷史,并沒有教給筆者上述那些可能更為這個時代所需要的史學智慧。此外,對于環境史研究的社會功用或現實意義,筆者曾用三句話來概括,這就是:環境史研究是認識環境問題的一條路徑,是解構有關環境問題之不當論調的一種方法,是增強環境意識的一個措施。而且,為了將這種認識運用到對現實環境問題的理解之中,筆者還于今年4月申報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百人工程”項目,倚重“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的兩位朋友,計劃對北京市危險生活垃圾的現狀展開調查,并從廢物流的角度加以分析。我們期望,通過關鍵問題和關鍵角度,從一個方面切實深入地把握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回收和處理的狀況及存在的問題,以便對危險生活垃圾的收集、處置和管理提出具體的建議,并為北京市城市生活垃圾的管理,特別是分類回收體系的建設提供決策依據。這一調查計劃已得到有關部門的批準,并已按計劃進行。可以說,這項調查工作的開展,正是環境問題研究者和環境教育宣傳者接觸現實、了解現實問題的一種方式,也是環境史研究的現實意義的一種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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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論文摘要:后現代生態觀對于我們確立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它體現了人對生命進化不同方向的智慧選擇。它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強調用一種全新的價值觀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

    一、后現代生態觀的定義,起源與演變

    (一)定義

    后現代生態觀,顧名思義就是在批判傳統哲學理論,批判現代性基礎上,以生態學的觀點重新定位人類,重新看待人類在世界中的生存位置。認為人只是自然生態系統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個生態系統中,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聯系的,每一種生物非生物都有其存在的生態理由,并對其他存在產生著或大或小的影響。而生態系統是有其自身的平衡規律與資源限制的。人類當代的經濟增長繁榮,實際是以掠奪破壞自然資源,侵害其他物種甚至是人類下一代的生存權利換取,以地球的生態危機為代價的。而最終,將反過來傷害人類自身,導致人類作為一個物種在地球上滅亡。因此,后現代生態觀反對人類中心主義,強調用一種全新的價值觀來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用生態學整體主義的世界觀和生態科學的方法論去觀察、評價和調節自然,技術、社會的關系;以尋求人,自然,社會和諧的可持續發展。

    (二)起源

    20世紀初至20世紀中葉,西方工業革命的興起促進了生產力的巨大進步,同時也造成森林資源和野生物種的破壞,帶來城市的空氣、水源和生活環境的污染。人們開始關注人類保護生態環境的責任和義務,反思人與自然關系的本質。1933年,德國哲學家阿爾伯特·施韋茲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倫理原則。1949年,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的論文集《沙鄉年鑒》出版,在該書“大地倫理”一章中,提出,為了保護“生命共同體的穩定、完整和美麗”,需要一種新的大地倫理。在這個生命共同體中,人類只是“普通的成員和公民”

    (三)演變

    20世紀80年代,“地球第一”的概念已經形成,許多哲學家、科學家以自己獨特的思考方式論證自己的環境價值觀念,提出自己的環境保護方式,并開始確立起相對穩定和比較完整的思想理論體系。1981年,斯可利穆衛斯基在倫敦出版了《生態哲學:設計新的生命策略》。1983年,湯姆·雷根出版了在動物權利理論方面的重要著作《動物權利的情形》。羅賓·阿特弗爾德出版了專著《環境問題的倫理學》。生態哲學的突破之代表首數阿倫·奈斯提出的深層生態哲學。深層生態哲學的目的在于克服西方二元論哲學,摧毀西方哲學關于自然的陳舊的思考、范式,變革西方的經濟、政治、社會和制度。所以,生態哲學的任務是人們在自然—技術—社會的關聯中加強對我們生存基礎和我們人類基礎的反思。在技術的運用上趨利避害,在順應自然的基礎上利用自然,重新確立人與社會發展的方向,創建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新生活。

    我國學者余謀昌在《生態哲學》一書中對生態哲學的特點作了概括:“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哲學方向。它產生于人們對當代生態危機的哲學反思,以及生態學發展的理論概括。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世界觀,它用生態學整體性觀點去觀察現實事物和解釋現實世界。生態哲學是一種新的方法論。它以生態學方式思考,是科學的生態思維。”

    生態哲學家強調人類應對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社會與自然環境的關系以及現代社會的價值觀與組織方式中違背生態規律之處進行深刻的反思和深層的改造。如一些生態哲學家指出的,“可持續發展”應以可持續的生態圈為前提。深層生態學從現代生態意識的整體性和相互依存性出發提出的現代環境價值新觀念,對社會學來說是富有啟迪的。它們從根本上有利于人們轉變傳統的思想價值觀念,對人與自然環境作出新的觀照與思考,促進人類與自然界和諧相處,推動人、社會和生態環境的可持續發展。

      二、整體性的生態倫理思想

    有機整體觀是后現代生態觀的一個基本主張,它認為世間萬事萬物是聯結在一起的有機整體,它們相互聯系、相互依賴,整個世界是一個生命整體,人在自然之中,人的生存與其他物種的生存狀況密切相關,其他物種的存在狀態關乎人類的生存質量。因此,整體的性質是首要的,部分是次要的;整體和部分之間的差別是相對的,聯系才是基本的。有機整體論也被稱為新有機論,是一種生態主義世界觀。它強調有機創造性、內在聯系性,力圖克服現代性的機械觀和二元論方法,主張內在關系不僅是生命體的基本特征,而且是最基本的物理單位的基本特征。有機整體觀承認物種的獨特性和價值,但沒有將價值總體化和絕對化,與絕對生物中心主義不同的是,它承認人的特殊性并對之有適度的凸顯,在這種世界觀看來,人類的經驗也向這個星球注人了許多據我們所知其他物種所不能有的經驗。人際關系和人類的創造力所特有的享樂的特性具有獨一無二的內在價值。我們是自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一點絲毫不有損于我們已實現的價值的獨到之處。

    在生態學中,人的悲劇性的弱點是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恰好相反),是其征服、人化、馴養、侵害、剝削每一自然事物的強迫癥。另一位美國學者查爾斯·詹克斯也于1986年發表《什么是后現代主義?》,明確指出后現代主義世界觀承認全球所有生物和非生物都是相互聯系的生態學觀點。到了1989年,英國學者史蒂文·康納將生態思想定位為后現代思想:人們已經以各種方式指出,生態學思想是后現代思想,因為它不是要我們將文化與自然的關系設想為同一的、附屬的或對立的,而是要我們將其設想為動態的、差異的、相互交流的。在同一年里,美國出現的建設性后現代主義聲稱:生態學為后現代世界觀提供了最基本的要素。

    后現代主義從解構轉向建構時,其生態學維度已經逐漸生長起來。生態批評既是這種成長的結果,又是其內在動力。作為聚焦于文學的生態學實踐,作為建設性的后現代的一支理論勁旅,它將現代性的思想基礎即機械自然觀、單一性的男性精神、經濟主義意義觀等視為現代性危機和生態危機的深層根源,并對之進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檢省。在深人發掘這些作為現代性的深層思想基礎的各種理念、因素與生態危機之間的內在聯系的同時,它倡導有機自然觀、恢復女性的文化象征,標舉后現代的生態世界觀,提倡后現代的生活方式,從而消除現代性的危機,重建人與自然、人與自身、人與地方的關系。其目的,是想探尋恢復生態、救贖人類的理想之路。

      后現代生態觀的批判目標是單一性的現代性世界觀。對現代性世界觀的深層思想根基的檢省和批判,構成了這一思潮的主要內容。生態后現代主義者認為,現代性危機尤其是現代精神的危機,與男性精神的單向度膨脹擴張和女性文化精神的缺失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文化維度的缺失引發了嚴重的結果,造成人與自然和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緊張和惡化,時至今日,這種單面精神仍在繼續產生著影響,而且,它在現代大規模破壞性技術中的體現使得它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更大的破壞性。美國后現代主義思潮的代表人物大衛·雷·格里芬批評笛卡爾式的自然觀說:按這種觀念,“在決定對待自然的方式時,人類的欲望及其滿足是唯一值得考慮的東西。這就意味著一種掠奪性的倫理學:人們不必去顧及自然的生命及其內在價值;上帝明確地規定了世界應由我們來統治(實質上是‘掠奪’)。

    后現代主義則傾向于把人類當作自然的一部分,強調人類與其他物種之間連續性的親緣關系。生物和生態系統的各種因素,包括生物因素、環境因素及它們的關聯性,都是相互依賴的。因而,后現代生態世界觀強調自然世界本身的“內在價值”,要求將道德關懷的對象從社會擴展到整個生命和自然世界。激進的生態中心主義者甚至說寧愿殺死一個人而非一條蛇,也就是說,對于自然生態平衡的維護來說,他們認為某些瀕危物種的保護,其意義更有甚于某個社會成員的保護。

    生態倫理學現在已經為許多環境主義者所認可,被當作判斷人對環境的行為是否正當的價值基礎:如美國生態學家奧爾多·利奧波德在《大地倫理》中所說的,“一件事情當它傾向于保持生物群體的整體性、穩定性和美時就是對的,反之則是錯的”。和傳統倫理學相比,生態中心倫理學的激進之處表現在它對所謂的人類中心主義的激烈批判上。

    由此可見生態中心倫理學和傳統倫理學差別之大。生物中心主義者則體現了類似于佛教眾生平等的觀念,以此與形形的人類中心論或人類優越論抗衡。生物中心主義者認為,既然動物賦有與人一樣的感覺痛苦與快樂的能力,那么也就理所當然地賦有與人同等的生存權利。英國學者彼得·辛格論證說:“如果一個存在物能夠感受苦樂,那么拒絕關心它的苦樂就沒有什么道德上的合理性。不管一個存在物的本性如何,平等原則都要求我們把它的苦樂看得和其他存在物的苦樂同樣重要?!?/p>

    準確地理解評價國外不同派別的生態學與生態倫理思想對落實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三、科學發展觀視域中的人與自然的關系追求的是以價值論為基礎的生態倫理思想

    倫理學的基礎是價值論。價值論講內在價值也講外在價值。所謂內在價值是說事物x自身就是好的,就是目的,無須借助其他尺度來衡量;它自身就是尺度。這種價值顯然就是人,也只有人。而外在價值剛好相反,它是指事物y相對具有內在價值的事物x而具有的意義,或被認為是好的;它的價值是由后者經過評價所賦予的,后者是其價值有無、高低和正負的衡量的尺度。這就涉及到了人在歷史性的社會實踐中與之相遇的自然界或自然界中萬事萬物的價值問題。自然界對人所具有的外在價值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自然界的屬人本性”或“自然界的人類性”;這種本性或屬性隨著人的全面發展也會變得日益豐富,換句話說,外在價值是隨著內在價值的提高而不斷增值的。環境保護論者說的“大地的價值”、“森林的價值”等等應該指的是森林或土地相對于人(即內在價值)的外在價值。價值論總應是人本主義的,它認為只有人才是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這種人類中心論至今沒有修正的必要,而且今天西方大多數生態倫理觀仍是這個意義上的人類中心主義。

    從人類中心論的價值論出發仍然可以持對自然進行保護的態度或立場。它的兩個基本方向是:1)屬人的自然界就是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存在方式。它具有不斷增加著的外在價值以及無限多樣的可能性,同時也是人類進一步發展的基礎和前提,因此我們應為了自身發展的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更好的利用它,保護它。這就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當成人與家園的關系。2)屬于人的自然在歷史和社會中中介著人與人的關系,人對自然萬事萬物的關系實際上都是人與人(現實的他人、他民族、古人與未來的人)的利用關系。因此,應本著尊重基本人權和各民族平等發展權、尊重人類共同文明的原則處理有關自然、生態和環境的問題。這就是把人與自然的關系看成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關系問題。這也就是所謂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的真正含義。

    反之從生物物種的“內在價值”出發的“生態倫理學”在理論上是難以想像的;希望以自然科學為規范構建某種“科學的生態倫理學”,實際得到的只能是這個自相矛盾的術語本身,因為倫理學總是以價值論為基礎的而自然科學總是標榜價值中立,于是“科學倫理學”最多是一個總擁有零的分配方案。

篇6

【論文關鍵詞】生態文學批評;人類中心主義;基督教;科學技術

二十世紀后半期以來,人類面臨著空前的生態危機和生存危機。如果危機得不到有效的遏制,在不遠的將來人類作為一個生物種群將有可能從地球上消失。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一種全新的文學批評理論:生態批評應運而生。生態批評的主要訴求是重審人類文化,揭示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生態思想家沃斯特明確指出:“我們今天所面臨的全球性生態危機,起因不在生態系統本身,而在于我們的文化系統。要度過這一危機,必須盡可能清楚地理解我們的文化對自然的影響。”生態批評以當代生態整體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從跨學科、跨文化的視角探討文學、文化與自然之間的相互關系,雄辯地揭示了生態危機本質上是人類文化的危機。反對簡單地將生態問題還原成經濟問題或技術問題。要從根源上解決生態危機,僅靠自然科學技術或經濟手段遠遠不夠,必須有人文社會科學的積極廣泛的參與和引導。要解決生態危機,必須走出人類中心主義思想,打破基于二元論、機械論的傳統學科的界限,從跨學科、跨文化的視角探尋解決生態危機的對策。

生態批評家們達成的一個共識是:生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是根植于西方文明中的人類中心主義。因為西方文化的核心就是人類中心主義,所以要想徹底解決生態危機,必須多視角、深層次地對人類中心主義的各種表現形式進行分析和批判。

一、基督教人類中心主義

人類中心主義是一種以人為宇宙中心的觀點,它把人看成是自然界唯一具有內在價值的存在物,是一切價值的尺度。自然及其存在物不具有內在價值而只是工具價值。因此,人類實踐活動的出發點和目的只能是人的利益。人類中心主義將自然排除在人的道德關懷范圍之外。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整體主義和生命倫理相對立。

西方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基督教是人類中心主義形成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國科學史家林恩·懷特是第一位抨擊基督教的生態思想家。1967年,他發表了頗具影響的文章《我們生態危機的歷史根源》。懷特認為,猶太一基督教的人類中心主義是生態危機的文化根源,它構成了我們一切信念和價值觀的基礎,指導著我們的科學技術,賦予人類為滿足自己的欲望而掠奪、統治自然的神圣權利。首先,從教義上看,基督教把人看成是上帝創造的最高產物,是自然的絕對主人,對人來說任何存在物都是為他安排,歸他統治的。在《圣經·創世紀》中,上帝造人時說“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按照我們的樣式造人,讓他們管理海中的魚,空中的鳥,地上的牲畜,和地上的所有動物及地球上的每一個爬行動物?!边@段話暗示了人的超自然性。人通過命名所有的動物而確立了對他們的統治。其他生物除為滿足人類的目的外沒有任何價值。其次,基督教通過摧毀其他宗教的萬物有靈論,通過自然的祛神化手段,實現了人類把自然視作沒有生命、沒有情感的物質而進行肆無忌憚的掠奪的目的。人類曾經懷著敬畏之情看待自然,但這種感情遭到基督教的排斥?;浇探箤⒆匀毁x予神性,摧毀了古代宗教的萬物有靈論。從此,人類剝削自然的禁令也隨之消失了。自然被祛神秘化為以后的科學世界觀奠定了基礎,科學世界觀將自然看作是非神秘性的、消極的,適宜于被人操縱、控制的??梢哉f,科學技術主宰自然的思想基礎就是基督教的祛神化的自然觀。

在歐洲的文藝復興與啟蒙運動期間,基督教統治自然的思想影響深遠,主宰著歐洲與美洲的歷史、文化、藝術及科技等方面。人類中心主義,人的優越性,人對自然的征服與統治是最常見的主題。在歐洲,人們普遍認為人類活動的目標是征服自然。在這種背景下,西方現代科技開始壯大。培根的名言“knowledgeispower”,翻譯成“知識就是權力”似乎更貼切,其實質是,科學為人類統治自然提供了必要的知識和至高無上的權力。基督教人類中心主義思想也深深地影響了成為現代科學基礎的笛卡爾哲學。笛卡爾哲學認為,人與其他存在物的區別在于人具有理性和語言能力,人的優越性證明人統治自然的合理性;動物由于缺乏這些品質,只能被看作是自動機器,只有人兼有物質的肉身和理智。笛卡爾凸顯人與自然的區別、人對自然的優越,與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相吻合,其目的是為人對自然的統治提供哲學思想上的依據。在其文章中,懷特還提出了僅靠科學技術解決生態危機的片面性。

西方現代科學源于基督教,其目的是強化人對自然的統治,因此,現代科技不僅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惡化,相反,賦予了人類主宰自然的無窮力量。懷特指出了解決問題的兩個辦法。一個是跳出基督教的圈子,從其他宗教尋找生態智慧,另一個是挖掘基督教的生態資源,綠化基督教。人類要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人必須從主宰地位退出,賦予萬物主體性,用包括人在內的萬物平等的觀念代替人對自然的統治的人類中心思想。

二、科學技術——社會危機與生態危機的根源

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以來,在張揚人性、提倡理性的人文主義的影響和推動下,科學技術獲得了崇高的地位。反宗教和倡理性的革新進程,賦予科學以認識自然和改造自然的重大意義。對很多人來說,科學是現代的宗教,是永遠正確的,永不犯錯的。但事實是當代科技不僅成為統治自然的工具,而且也變成統治人和社會的工具??萍嫉陌l展不僅引發了嚴重的生態危機,也造成了嚴重的人文危機和社會危機。主要表現在技術導致自然異化,人與自然關系的異化,人性異化,人與人的關系的異化,從而導致整體生態系統的崩潰。

生態批評家指出:科學不僅加劇了人與自然的疏離,導致生態危機,而且成為統治人、壓迫人的工具,造成人與人關系的異化,人與社會的異化。這一切都歸因于現代技術的四個特征:技術的齊一化;效率的追求;非人化和技術失控。首先,技術的齊一化,即現代化大生產制造標準化產品,均質化的民族文化,單一二的工業化使得個性喪失,地區差異消失。其次,對效率的追求使得人的價值被忽視,數量替代質的東西。人成為機器的奴隸。另外,技術社會的關系是專業化和功能化,真正的人際關系受到威脅。技術創造各種方法操縱人,人被客體化,人成為物體。最可怕的是技術的失控。當各種技術形成一個復雜、交錯的網絡時,它們仿佛有了生命,成為人類無法控制的力量。技術最終控制了人與自然,造成嚴重的社會危機和人文危機。

科學技術造成了人與自然的進一步疏離。由于現代工業的發達,宗教的衰落,人的自然觀發生了驚人的變化。人類依靠技術的力量在遠離自然的情況下完全可以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人的靈魂似乎達到獨立自主的境界,導致人與自然的疏離日益加強,人與自然成為了相互對立的主客體。另外,隨著科技的發展,人變得更加傲慢,認為自己是萬能的,凌駕于自然之上,從而忽視了自然之根。但是當人類認為自己已經征服自然,成為大地的主人時,自然卻對人類進行了無言的懲罰,生態危機出現了。自稱靈魂超越自然的人類,其肉體卻不能脫離自然,所以人的生存受到嚴重的威脅。人與自然再次發生沖突。

篇7

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認為,企業家精神的本質就是創新。這種創新既包括生產上的創新,也包括經營理念、經營思想上的創新。因此,企業家應具有豐富的專業技能和經營管理才干,具有創新意識,要善于制定正確的市場戰略,這樣才能保證企業的新產品能夠占領市場。企業的生存與發展,關鍵是把握市場的脈搏,依靠不斷的科技創新開發適銷對路的產品。無論是提高產品質量,還是實行產業升級、培育優勢產業,除了要依靠制度創新外,還需要狠抓科技創新。我國企業的競爭力弱,主要在于產品質量差、技術含量低、新產品開發慢。而這一切的原因又在于企業的技術創新滯后。

面對國際國內的新情況、新問題,我們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緊跟時展的潮流,不斷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形成新認識,開辟新境界。

一、我國企業的科技創新

近年來,我國在科學知識生產數量方面增長很快。從科學論文在國際三大權威索引――科學引文索引(SCI)、工程文獻索引(EI)和國際科技會議論文索引(ISTP)所占總數的世界排序來看,20世紀90年代前5年我國一直在15名左右徘徊,之后穩步上升,到2002年已躍居第6名。從國內專利申請受理量和授權量來看,我國2001年分別達到16萬余件和近10萬件,分別比1991年增加了263%和364%。近些年來,一批具有重要意義和影響的原始性創新成果相繼涌現,如水稻基因組精細圖繪制成功、13.1萬億次并行機研制成功,TD-SCDMA被確立為第三代移動通信國際標準之一、10兆瓦高溫氣冷核反應堆并網發電成功等。這些成就表明,我國在當今國際許多科學前沿領域取得了重要進展,部分重點和關鍵領域已接近或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雖然通過技術引進等方式,促進了產業的技術改造,但是隨著經濟的發展,缺乏核心技術、自主創新能力薄弱、對外技術依賴的程度較高等問題和矛盾在近年來開始凸現。這種現象不盡快解決,必將使得我國眾多企業未來不僅面臨發展權問題,還將面臨生存權問題。盡管我國近年來科研產出數量增加很快,然而與主要發達國家的科學論文產出比較,占世界科學知識生產數量的比重仍然較小。從占世界SCI論文數量的比例上看,美國基本穩定在30%左右,英國、日本也都在8%左右,而我國僅占3%左右。更重要的是,從衡量科學知識生產質量的論文引用率來看,我國在國際上發表科學論文的引用次數與美英德日等國相比距離較大,只與我國臺灣和韓國接近。按照自然科學、工程科學與生物醫學的不同領域分析各國科學論文的影響力,得出的結論類似。這些數據顯示:我國的科學研究還沒有走出許多發展中國家基礎研究所共同存在問題,即模仿跟蹤多,創新突破少。在關鍵領域原始性創新能力不足,已成為制約我國科技發展的突出矛盾。

技術知識生產的最重要指標是專利數目及其類型。專利是由各個國家自主授予的,很難進行全世界范圍的比較。但我們可以從我國和美國專利申請和授予情況進行比較分析。隨著近年來國家對知識產權保護的重視和專利戰略的實施,我國專利申請量從2000年起大幅增加,2001年比1999年增長51%,從1999年的近11萬件猛增到2001年的16萬余件,在高技術領域內我國機構和個人發明專利的申請尤其活躍。但從總體上看,我們的發明專利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不能令人滿意。據有關資料顯示,自1985年我國實施專利法以來,我國企業發明專利累計申請量約為2.2萬件,而外國企業申請了14萬件,是國內申請量的6.4倍。在目前近5萬件我國授權的發明專利中,國外公司占了60%。2001年,外國人在華發明專利申請量和授權量分別占總數的52.5%和66.9%。特別是在信息、生物、醫藥等產業領域的核心專利上,我國基本上受制于人。

我國人口眾多,自然資源相對缺乏,這就要求我們必須在經濟發展中以科技立國,實施科技創新戰略。要解決這些問題,克服這些困難,只有堅定地切實地實施科學發展、自主創新、科技創新的戰略方針,這是我們解決所有問題、克服所有困難的關鍵。這種戰略的實施已經是我們自建國以來經濟發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是決定我們經濟發展成功的關鍵因素,是決定我們實現強國富民的目標的根本。切實實施科學發展、自主創新、科技創新是我們國家在經濟發展中,實現我們國家利益、人民利益的保證。

二、科技創新的內涵

科技創新是科學原創和技術創新的總稱??茖W原創是人類在認識自然現象及其運動和發展過程中發現和發明帶有規律性的新知識及其所用的器具;技術創新就是人們為了改造自然而進行制造和操作過程中,總結發明或發現的新知識和發明的新技藝。科技創新也就是:科技知識的創新;生產的物質技術條件的創新;以及人力素質和勞動技能的創新。

科技以知識為本,知識本質上是人的智力活動的成果,人的智能具有汲取原有知識和創新知識的神奇的功能。盡管信息經濟時代的智能機也擁有不斷增大的知識生產能力,但它永遠不能取代人的高級智能功能,和取代人的智力源的地位與作用??梢?知識為本,知識以人力為本,決定了科技創新首要的是掌握科學與技術知識和進行知識創新的智力勞動群體的培育及其積極性的調動。

科技創新,關鍵在一個“創”字,去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以達到另辟蹊徑、縮小差距、后來居上的目的。這就是科技創新應遵循的原則。我國的資源有限,事事都創新,既無必要,也無可能,因此弄清楚為何創新,怎樣創新,創什么新,就顯得非常必要,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需要有明確的政策規范。

科技創新也要有風險意識。有沒有風險意識取決人們對事物有多少了解。知道風險有多大,風險在何處,才能決定自己敢不敢冒風險。隨著時代的進步,科學家少一點書生氣,企業家能多一點書香氣,情況就會有一個根本的轉變。科技創新不是隨心所欲,任何發明創造都是在發掘矛盾、解決矛盾的過程中逐步完成的。我們在進行任何一項科技創新時,首先需要了解前人做了哪些工作。科技創新的過程就是不斷對比、不斷修正的過程。

三、企業科技創新的必要性

在發達國家,90%的跨國公司把技術創新作為企業戰略的主體內容,80%建立了研發中心,大多數企業至少把銷售額的5%投入到研究開發當中。而在我國,2.8萬家大中型企業中,擁有研發機構的僅占25%,超過半數的中央企業科技投入不足主營收入的0.5%,許多企業的核心技術和裝備基本上依賴進口。另有資料顯示,2001年,我國全部國有企業和有一定規模的非國有工業企業研究開發經費的總和,還不如一個福特汽車公司當年研究開發經費的一半多。

可持續發展的實質是不搞短期行為,不僅滿足當代人的需求,而且為滿足子孫后代的需求,留下充分的資源、空間和條件,只有這樣的發展才是可持續的發展。要實現可持續發展,生態持續優化是基礎,經濟持續增長是條件,社會持續進步是目的。這三大持續的實現,都離不開科技創新。

我國的科技研發和高技術產業發展之間存在一個鴻溝――科技研究與開發與企業聯系不緊密:一方面,高等院校、科研院所遠離企業和市場,研究的許多項目目標不明確,甚至不符合市場需要;另一方面,企業缺乏強有力的研究開發機制。近20年,我國企業的進步非常大,但這個進步基本上是靠引進成果。引進是要受到限制的,靠引進推動我國的科技產業發展,不是可持續發展的道路。

企業最強的生命力,就在于科技創新。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升產業層次必須依靠科技創新、自主創新。加快科技創新,增強競爭能力,必須以企業為主體,以企業家思想創新為先導,以市場為導向,積極構建產學研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要引導企業不斷提高原始創新能力、集成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著力開發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新技術、新裝備、新產品,形成一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知名品牌產品,實現企業發展由單純的技術引進、加工組裝向自主創新、自主制造轉變。

四、企業科技創新的戰略

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已形成世界性潮流,勞力、土地、資本等傳統的生產要素已逐漸失去主導地位,知識資源成為科技創新的戰略性首要因素,前沿科技成為創新競爭的主要焦點,攻占這些科技高地的競爭已成為創新的主要焦點。科技集成成為創新的常用形式,當前面臨的許多科技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通過集成現有的技術加以解決,公司并購成為重組創新能力的有效途徑。以“引進”、“跟蹤”、“模仿”為主的對策型發展方式,不可能使企業在此創新時代獲得必要的競爭優勢??萍计髽I必須根據科技創新的發展趨勢,制定科學的科技創新戰略。

科技創新的戰略既要遵循科技發展的一般規律,也要遵循一些創新的邏輯。比如,原創優先問題、常規擴張與突變革命交替發展問題、路徑依賴問題、知識的非線性迭加問題,等等。在創新的實踐中要有所綜合,有所創造,有所集成,有所超越。

加強科技創新,必須大力推進體制上的創新。創新更需要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東西,來不得半點浮躁和虛妄,科技體制的創新和良好科技創新文化氛圍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有賴于我們的科學態度和科學精神,而決不能以創新的名義,行主觀意志辦事之實,切忌盲目性、隨意性和片面性。如果說,“創新”是科技發展的生命力所在,那么,“科技創新”則是生產力發展,進而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生命力所在。

科技創新離不開繼承、科技創新離不開堅持、科技創新離不開積累,科技創新離不開借鑒,最重要的是科技創新還離不開落實。繼承是創新的基礎和前提,創新是繼承的最終目的。勇于堅持才能有所創新,不能堅持就難以創新。科技創新,謀求的不是表面的華麗,而是一種實質性社會進步與企業發展。

倡導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科技價值觀,將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理觀念貫徹于科技政策的各個方面。堅持以人為本,主張統籌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倡導天人互惠共生的意識,把人與自然的和諧作為規范人與自然關系的科技價值準則,在科技政策中充分體現生態思維互利的科技政策價值取向。

篇8

論文摘要:生態美學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領域,在我國的文化傳統中,存在著大量的反映、描繪大自然之美以及人與自然關系“反現代”的經典藝術作品,為人們提供了擺脫生存環境困擾的寶貴的生態智慧,但生態美學強調自然信仰的“生態整體主義”,并不是對人類自身的否定,而是以生命為基點,重建人與世界的生態審美關系。

生態美學作為門新興的學科領域,已成為我國當下!學術研討的焦點和熱點。作為一種超出了文學研究的、宏大的跨學科視野的生態美學,它是文學研究與歷史學、哲學、心理學、藝術史和倫理學等相關學科相結合進行研究的跨學科。

20世紀以來,人們發現“現代性”這把利害并存的“雙刃劍”,在給人類帶來進步與繁榮的同時,也帶來了理性專制、人性淡化、精神空虛、生態災難等人類越來越難以忍受的“現代病”?!胺船F代性”的生態美學觀在一定程度上折射著現代社會客觀現實的嬗變,反映了人類在新的時代背景下對一一種應然生存狀態的價值訴求,是對傳統發展觀現代性訴求的一種必要的矯正或糾偏,是“在腐蝕性的啟蒙理性主義的猛攻之下,針對歷史衍生的諸般文化與道德價值所作的意識性防衛”…。反現代性與現代性的對立實際上反映了人類實然生存狀態與應然價值訴求之問的矛盾沖突,是人的現實性與超越性矛盾的具體體現。

由于生態美學是在現、當代特定的“工業化”和“危機化”背景下誕生,隨著全球性生態環境的日益惡化,人們的生態意識得到喚醒和加強,環境運動獲得了較為廣泛的公眾文化基礎,所以,生態美學更多地體現出“反人類中心主義”的“反現代性”意識的傾向。因此,深入探討生態美學的“反現代性”,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指導意義。

一、生態美學的思想淵源

我國生態美學思想源遠流長,除了當代生態思潮的直接影響外,中國傳統文化中,“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民胞物與”等豐富的生態智慧思想、l8—19世紀西方文明中回歸自然的哲學思潮以及2O世紀上半葉的生態倫理思想等都為生態美學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道法自然”是老莊哲學思想的核心和精華部分,它要求人順應自然規律,主張人與自然的統一,體現了當代生態美學的審美價值取向。在承認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應該順應自然規律的前提下,莊子在《秋水》篇中以河伯與北海的對話闡述物無貴賤、人是萬物之一的道理。他說“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也就是說在宇宙萬物之中,人只是其中之一;人在之內,谷食所生之地,舟車所通之處,個人也只是萬分之一。在老子看來,人和天地萬物都是以“道”為本原的,“道”是自然與人存在的共同基礎,也是人與萬物的共同本性。人、地、天都要效法“道”;人、地、天效法“道”,最終又等于是效法“自然”。從當代生態美學的角度來看,老子在處理人與自然關系時要求人必須順應“道”、效法“道”的方法和原則,與當代生態美學要求人們以自然規律為先,遵循自然規律,順應天地自然的原則是一致的。

美國著名的生態倫理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說:“道教徒的方法是對自然進行最小的干涉:無為,以不為而為之,相信事物會自己照管好自己。如果人類對事物不橫加干擾,那么事物就處在自發的自然系統中。”可見,老子和莊子并沒有把人視為萬物的中心或主宰,而是主張將人與萬物平等看待,他們都反對把人與萬物分出貴賤。在傳統的“人類中心論”自然觀向“自然中心論”轉型的過程中,老莊的生態自然觀無疑是值得我們認真反思的。

在生態美學的感召下,“生態美術”的研究也勢在必行。生態美術與自然、環境、生態密切相關,它以生態哲學、生態美學為支點,從人類的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視角把握美術的生命意味與生命內涵,以生命生態實現美術的審美作用與社會功效,打造后現代美術的人文立場。它重視美術與自然、環境的互滲與共生,在美術生態化與生態美術化、藝術生活化與生活藝術化等多維結構中尋求美術的泛文化、跨學科的新趨向。生態建筑、生態設計、大地藝術、環境藝術等新的藝術形式之出現,證明了生態美術已成為當代藝術演進過程中的一支重要生力軍,具有廣闊的發展前景與深遠的現實意義。

在后現代主義的影響下,環境美學、倫理美學、生態美學等應運而生。這些新型美學派對現代美學的危機進行一種學理內省與人文重建,它重視人——自然——環境的互融、共生,強調人與自然、環境和諧共處的生態審美觀念和審美存在狀態,注重從人類整體文化環境出發,用生態世界觀與生態價值觀研究人類的文化、藝術與審美等問題,力求人與審美對象、審美環境的共振與互動,反對絕對的“人類中心主義”審美觀,主張生態倫理與美學反思的統一。

當然,生態美學把生態系統作為審美對象,特別側重于發掘人與自然的緊張、疏離、對立、沖突關系的深層根源,即造成人類征服和掠奪自然的思想、文化、經濟、科技、生活方式、社會發展模式等社會根源。生態文學并不是要鼓勵讀者在身體上親近自然環境,而是喚起和增強讀者對人類存在的“環境性”意識。

二、生態美學的“生態整體性”

誠然,生態美學不僅要解放大自然,而且還倡導回歸自然,返璞歸真,還人類以自然狀態,建設人的精神生態,從而解決人的異化問題,提倡精神生態與自然生態的良性互動;不僅要解構人類中心主義的宇宙觀和生活方式,還要建構一種以生態整體利益為宗旨的自然的、生態的、綠色的、可持續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重建一種新型的人與自然關系。

生態美學強調自然信仰的精神維度,并不是對人類自身的否定。由于現代文明缺少超越性的精神信仰,人沉溺于碎片式的、當下性的感性生存中,藝術則一直在加重絕望、焦慮和憤世嫉俗的感受。人類文明史上的信仰多種多樣,但生態美學要把信仰建立在作為存在本原的自然上面。信仰自然意味著相信在人類文明之外還存在著一種更古老更永恒的本原的力量,人類要對此生命母體保持敬意,同時對文明的有限性保持清醒的意識。信仰自然還意味著善于向世界敞開身心去感受生生不息的生命力量,從而使世俗生活獲得一種源于自然的道德律令的指引,使藝術重新表達對高遠生存境界的追求。

“在工具理性(物化)肆虐或占統治地位的地方,物的物性是遮蔽的,人與自然是疏離的”,因而“征服了的東西反而疏遠”;在工具理性未獲充分發展的地方,物的物性亦未完全被遮蔽,因而“征服之后的欣賞仍然是可能的”;在工具理性不見蹤跡的地方,物的物性是敞開的,人與自然是和諧的,因而“遙遠的東西反而親近”。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從海德格爾重返馬克思的思想:“只有當物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方式跟人發生關系時,我才能在實踐上以合乎人的本性的態度對待物。”當然,這種信仰自然的“生態觀”決不是回復到人類的蒙昧時期,也不是對于工業革命的全盤否定,而是在工業革命取得巨大成績之后的當代對于自然的部分“反思”,亦即部分地恢復自然的神圣性、神秘性與潛在的審美性。

但這也并不意味著,生態美學只要建基在一種極端的“生態整體主義”之上,就可以為美學研究提供廣闊的前景。“生態整體主義”比“生態中心論”包含著更多合理的東西,但并不是說就不存在問題?!吧鷳B中心論”作為和“人類中心論”的直接對抗,它雖然可以有力地打擊極端狹隘狂妄的人類中心主義,但也易于導致對人類自身的過分貶抑,走向以自然的權力反對人類的權力的極端“自然主義”的誤區。而極端的“生態整體主義”卻往往忽視生態個體的利益和差異,忽視人類這一特殊物種的自由、自覺的主體能動性特質。

三、人與萬物的“共生共存性”

人類與動植物共同作為生命,本來息息相通。但不可否認的是,人類作為一種超越性的存在物,能夠成就王陽明所說的“與天地萬物為一體”之“大人”(大我);但人類同時又是一一種有限界的存在物,他不得不以有限的“形骸”間隔區分,成為彼此不同的“小人”(小我)?!按笕恕敝畬崿F,正是以“小人”為起點。因此,儒家既講“親民”、“愛人”, 又承認“愛有差等”。王陽明既視“天地萬物為一體”,對“草木”、“瓦石”均懷有仁愛之心,同樣又認為《大學》中所說的人與自然物的“輕重厚薄”,也是“良知上自然的條理,不可逾越”。“禽獸與草木同是愛的,把草木去養禽獸,又忍得,人與禽獸同是愛的,宰禽獸以養親,與供祭祀、宴賓客,心又忍得。……這是道德理合該如此”,或者說是“天然自有之中”。王陽明這種承認差別有序的、沒有完全去除人類中心的、“萬物一體”的生態思想,與試圖完全抹平人與自然物的差異的極端“生態整體主義”相比,或許不夠徹底,但它的確更為可行和合理。

人類的主體意識和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的肆意膨脹,的確給現代社會帶來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從而把當代人類的生存推向空前危險的境地。但如果因此不加分析地反對主體性、反對人類的實踐活動,這就既沒有真正認清人在宇宙中的位置,也沒有真正把人放在自然的進程中、放在生態環鏈中來理解人這種存在物。人類發展出自我意識,從事改造自然的實踐活動,具有了自主選擇和自由創造自己生活世界的主體性,這是人類順應自然的結果,是自然界賦予人類的自然屬性,因此它也是人類這種存在物必須承載的歷史宿命。否則,人類便無法自存。

當代人類生存的危機,不僅來源于人類對自然環境的破壞,而且來源于對整個生存環境的破壞。人類在宇宙中的霸權已經破壞了自然界的生態平衡,帶來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強權政治正在使整個世界失去和平與秩序。人類生存的煩惱,不僅由于人與自然之間的對立,而且由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疏離與隔膜,由于現代社會體制給人的感性與理性、精神與肉體帶來的內在分裂和壓力。在現代社會中,人不僅對非人類的“外在自然”進行掠奪性破壞,也對人類自身的“內在自然”進行掠奪性開發。

人類的自我意識和實踐活動,對確立人的尊嚴和價值,對促進物質文明的繁榮和進步,具有不可抹殺的重大作用,但它的確也給現代社會帶來了嚴重的生態危機,從而把當代人類的生存空前推向危險的境地。這迫使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人與其他自然生命的關系,也迫使建基于人的整體生存活動之上的美學不能不關注已經危及到人類現實生存的生態問題。

四、生態文化的多元性

美術作為…種視覺審美意識形式,與自然、環境、生態密切相關,只有從生態視角與生態思維去觀照美術、研究美術,才能從人類的生命存在和人性生成的根本,把握美術的生命意味與生命內涵,從而以生命生態為基點去實現美術的審美作用與社會功能,再造后現代美術的生態立場。

生態美學超越了“生態學”和“美學”的研究視野。可以說,沒有人文科學向自然科學的跨越,沒有人文科學的內部的跨越,就不可能有生態美學。我們知道,文化的多元性是生態多樣性的物理表現,生態文化多元性必然要求生態批評從跨文化甚至跨文明的視角去探討生態問題的復雜多樣性及其相關對策。展示不同文明中的人與自然相互作用的關系,研究文化的多元性與生態系統多元性之間的關系,這是生態美學不可回避的問題。

篇9

[關鍵詞]環境法;調整對象;環境理論道德觀

前言:法律所調整的權利義務關系是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產生和運作的。這種特定的社會關系就是法的調整對象,他對于確定一個法律部門的調整范圍、權利產生的基礎以及權利體系的構建具有重要意義。具體到環境法,深入理解和認識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對于理解環境法的本質,理解環境法的內部結構。認識環境法上的權利的種類和內容。構建環境權利體系,進而充實、擴展環境法的理論基礎都具有基礎性的意義。

一、對與環境法調整對象的相關觀點

我國環境法學界對于環境法調整對象并沒有展開專門的研究,幾乎沒有相關的專著或論文,學者大多是在環境法教科書中論及環境法的調整對象的??傮w上看大多數學者都認為環境法所調整的是人們在開發利用、保護改善環境過程中產生的社會關系,即環境社會關系:近年來也有學者對主流觀點提出挑戰。認為環境法所調整的不僅是人與人的關系,還調整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兩者共同構成環境社會關系。

二、關于法律調整對象的傳統理論的分析

(一)對新理論的否定態度

對于近十年來國內外環境法學界提出和發展的“環境法也調整人與環境的關系”觀點,我國的傳統法學觀點大部分持否定態度,其理由主要是:法律調整的對象是法律關系,法律關系是一種法律規定了的權利和義務關系,這種關系就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人和環境的關系。

1.從環境的角度看。它是一個非人的“物”,沒有意思表示和外在的法律行為,不可能對人履行什么對應的義務,也不可能主張什么權利,更不能承擔什么法律責任:

2.從人的角度看。人人都保護環境.也就可享受環境法規定的私法益和所反射的非法益性質的生態利益。該私法益與反射利益不是環境給予的而是國家給予的。所以人和環境之間不存在任何對應的權利義務關系。而法律是調整權利和義務關系的社會調節器,因而環境法不調整人與環境的關系。

(二)傳統理論的局限性

在法律的調整對象、法律關系等問題上,主流觀點認為:法律調整的對象是社會關系參加者的意志行為,這就是說法律不調整孤立的、不與其他人有關的單個人意志行為,而是調整在一定社會關系中,即人與人的關系中的意志行為,調整了這種意志行為,實際上也就是調整了這種社會關系。法律關系的主體是法律關系中權利的享受者和義務的承擔者,主要包括自然人主體、集體主體、國家等。法律只調整人與人之間的關系的理論是法學理論之中的基本理論之一,以人或人的集合為主體的法律關系理論是分析,適用法律的重要工具。將人與自然的關系納入到環境法的調整對象之中的思路,在上述理論面前遇到了巨大障礙。法律只調整人與人的關系的理論、主流的法律關系理論,只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之下、受一定的哲學觀的影響而形成的理論,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我們不應將其當作普適的、終極的真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理由如下:

1.從法學原理上看。馬克思說法律調整人與人在歷史上形成的社會關系,但他并沒有明確否認法律不調整人與人關系之外的在歷史上形成的包括人與環境關系在內的其他關系。既然如此,法律調整人與環境的關系的觀點并不是法理學所反對的。

2.從法的功能來看。傳統的法學者認為的“法調整人與人關于物的關系”實際上就是法規范人與人關于物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等關系,這個“物”是傳統意義上的即被傳統的物權法和債法規定并被納入“人”的生產和生活范圍了的“物”,它必須有主或能夠被人占有、使用、收益或處分。對于一些有主的環境因素,人與它的關系可以被理解成人與人關于環境的占有、使用、收益、處分等關系。對于與人類生活密切相關的無主的環境因素(如大氣和流動的海水),人與環境的關系可以被理解成人與人關于環境的占有、使用、收益關系。但是,對于一些已經納入到人類的環境因素但人類不可能與之發生占有、使用、收益或處分關系的外層空間環境,再談人與人關于環境的關系則無實際的意義。

綜上所述,可以認為,環境法只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和人與人關于環境的關系是難以全部解釋所有的環境法學問題的。實際上“法調整人與環境的關系”的觀點早就被國內的許多法學者接受了。值得注意的是,并非只有環境法調整人與環境的關系,其他部門法也有這個功能和作用,只不過環境法與其他部門法相比,其調整人與環境關系的力度或程度要比其他部門法大。有的學者甚至認為,環境法著重或主要調整人與環境的關系。

三、新環境倫理道德觀――環境法應調整人與自然環境關系的理論基礎

(一)環境倫理觀的轉變――從狹隘的人類中心主義轉向人與自然和諧相處

早在20世紀20年代,當環境問題尚未成為“全球性問題”時,就有一些有識之士意識到保護地球環境的重要性.提出保護地球是人類的義務和責任。60年代以后,全球生態環境問題日益突出.如何從規范人們的行為人手,為現代人提供適合當代生態文明的環境倫理,更成為學術界和社會人士普遍關心的問題。迄今為止,人類從保存和愛護自然環境出發,提出了關于環境倫理學的各種觀點,包括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生態中心主義以及可持續發展環境倫理觀。

(二)生態文明下的新型環境倫理觀形成――可持續發展的生態文明倫理現

在整個社會的發展過程中,人和自然的關系已經成為貫穿所有全球問題的軸心。隨著一場與“工業革命”意義同樣重大的“環境革命”的誕生,作為人類文明的一種高級形態――生態文明,是迄今為止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工業文明后一種新的文明,是人與自然和諧的狀態。它是人類在充分認識自然、尊重自然的基礎上,在利用自然造福人類的過程中,在實現人與自然和諧統一的進程中所取得的全部文明成果的總和,其全新理念與價值取向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要求。在生態文明的價值觀指引下,出現了新的和諧自然觀,它是以追求人與自然相和諧為目標,本身包含著對自然、非人類的生命存在形式的尊重,它的法律觀應當顯現為對其他物種的內在價值、生存和繼續存在的權利的認可。

四、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環境法調整對象的意義

環境法不僅調整與環境資源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而且也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具有如下意義:

(一)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決定著環境法律部門的基本價值定向

環境法律部門的基本價值應定位于承認環境的價值、尊重大自然的尊嚴、促進環境正義的實現。如果將環境法的調整對象只限定于調整人與人的關系,則環境法保護環境的目的將成為單純地保護人的利益,環境法的基本價值將被扭曲為單純地保護人的價值,自然環境將被降格為供人類生息的客體資料。只有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也作為環境法的調整對象,才能使環境法既尊重人的價值和尊嚴,也尊重自然環境的價值和尊嚴,從而促成環境正義的實現。

(二)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環境法的調整對象是環境法部門建立的基礎

一般法學原理認為,調整對象的特殊性與調整手段的特殊性是法律部門建立的基礎。環境法是一個新興的法律部門,需要的新的理論作為基礎。調整人與自然關系的理論是環境法部門得以建立并與其它法律部門相區別的重要理論之一。民法、商法、經濟法等法律部門是以調整人與人的關系為主的,而環境法部門以調整人與自然的關系為主、同時也調整與環境有關的人與人的關系。這就使得環境法部門與民法、商法、經濟法等法律部門形成明顯區別,避免了許多無謂的理論爭辯。

五、結論

環境法的調整對象的確立是環境法部門法理論的基本問題之一。傳統的法律調整對象只限于人與人的關系的理論,是在一定的歷史條件下、受一定的哲學觀念的影響而形成的,雖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應成為認識新問題、發展新理論的障礙。將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納入到環境法的調整對象之中,是新的環境倫理道德觀念在法律中的反映、是實現環境正義的要求,具有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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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人的生態性是指人在與其生存環境的互動發展中表現出來的特性,人與生存環境之間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復雜關系,決定了人的生態性蘊含著自然生態平衡協調、社會生態和諧有序、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三層意思。而其本質就在于人與生存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在現實性上,主要表現為人與自然的關系、與社會的關系及自我身心的關系。

一、“生態”的語境學闡釋

生態一詞的涵義有著多種解釋,如英國《韋伯斯特新世界大辭典》中將其解釋為:“生物體與環境的適應性互動”。隨著后工業時代的到來以及人類對自身生存方式、生存狀態的反思,“生態”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學科術語,而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被使用,包含了更深層的意思。

(一)“生態”是一種觀念。全球性生態危機的日益嚴重,使人類的生存環境惡化,進而喚醒了人們的生態意識和環保意識,生態觀念已經滲透到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等各個領域,人們越來越習慣于用生態觀去思考問題、認識問題,通過生態途徑去解決問題。生態觀正在成為人類正確認識世界、正確認識自己的一種新的思維方式和一種獨立的意識形態。

生態觀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運用標志著以研究生物為主體的普通生態學向以研究人為主體的人類生態學的擴展,也預示了哲學范式的轉變。人類生態學用生態觀觀察現實世界、理解現實世界,探討人類文明發展進程中人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生存方式,研究人與物理環境、生物環境、社會環境之間的關系以及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問題。

(二)“生態”是一種關系。生態作為具有一定組成要素、按照一定規律動態發展的過程與系統,是生物體與生成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是關于生物生存條件的關系網,其中包括了生物間關系、非生物間關系、生物與非生物之間的關系。這些關系在一定時空范圍內進行,因此又表現出一定的時間關系、空間關系與時空組合關系。概括而言,所有這些關系可以表述為:在空間的整體上把握多樣性與穩定性的關系;在時間上把握生物體與其環境動態發展的時變關系;在時空關系上把握物種間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的種種互動關系。

在生態的各種關系中,對生物體進化和發展極其重要的一種關系就是“適應”。適應是生物體對環境變化產生的一種協調行為,是生物體在特定環境中形成的一種自我適應能力和機制,是互動關系的一種表現形式。生物體正是在對環境從平衡到不平衡、適應到不適應的動態發展中進化的。適應的途徑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物競天擇,適者生存”;另外一種是相對于人類這個特殊生物體而言的,強調人在遵循自然規律的同時,必須充分重視自身的主觀能動性,積極發揮對環境的適應能力和作用。

二、人的生態性的內涵

人是自然存在、社會存在和意識存在的統一體,其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精神屬性之間相互聯系和相互作用形成了人性的系統結構,完整的表征了作為整體存在的人。

人的生態性是指人在與其生存環境的互動發展中表現出來的特性,其中“生存環境”既包括物理環境、生物環境,也包括社會環境及心理環境,人與這些環境之間存在著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復雜關系。在馬克思看來,人性不是先驗的、永恒不變的,而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從事實踐活動的、現實的、不斷發展變化的人而發生變化。不同時代、不同環境、不同范疇的人,就會表現出不同的特性,比如人的經濟性、政治性、社會性、文化性等等。如今,全球化實踐的日趨發展以及人類所面臨的生存困境,使得人的生態性在人類生態學思維范式下日益彰顯。人的生態性既是經濟性、政治性、社會性、文化性的基礎和前提,又內在地蘊含著各范疇間的相互關系,充分表現了人是由各種外在關系和內在關系組成的復雜的整體。

具體而言,人的生態性主要蘊含兩層涵義:1.生命機體的生態性。作為大自然長期進化的產物,與其他生物一樣,人的生命機體是一個具有內在關聯的活的生態系統,是由生命因子間動態的、非線性的、永無止境的相互作用組成的復雜關系網絡。首先,生命機體各組成部分不是松散的聯系或同質的單純集合,而是一個不確定性的復雜系統;生命過程是一個整體活動過程,離開整體的結構與活動就不可能對集體組成部分產生完整的理解,分析地、部分地對待生命只能阻礙對人性的理解。其次,生命機體各組成部分的生成和活動是一個動態的、流變的發展過程,不能把它們武斷的還原為任何東西,也不能從死物的結構或工具的圖像來考察它們,否則將導致工具主義傾向。第三,不能混淆軀體與生命,軀體是生命發展的活的載體,是生命活動得以進行的基礎,生命是以軀體為載體,不斷汲取能量、信息的一個無限發展的過程,在與環境互動中達到“智力相生”、“情感相生”、“意志相生”,最后提升為“道德相生”。2.社會機體的生態性。社會不是處于所謂“自然狀態”中的單個人的機械相加,而是人們有機結合起來的整體,是人存在和發展的形式。社會機體的產生、構成、發展等全部內容的有機性,僅僅在于人的有機性,因為人與社會的形成實際上是同一個過程。社會是一個包含著諸如政治關系、經濟關系、民族關系、家庭關系等各種關系的復雜整體,各種關系之間相互交叉、交相作用。雖然一切社會關系又可以歸納為血緣關系、親緣關系、地緣關系、組織關系四大類,但其實質就是指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沒有人,就沒有一切社會關系;反之,任何生命個體也不可能脫離開各種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復雜社會關系而獨立生存和發展。人與社會形成的同步性,說明社會機體同生命機體一樣,也是一個動態的、不斷發展的過程。

由此可見,人的發展即是一個自然歷史過程,又是一個社會歷史過程,這就要求人的生態性不僅要注重人自身的發展,還要關注人與生存環境的同步發展。也就是說,人的生態性不僅注重人自身需要的滿足、素質的提高、能力的發揮和個性的發展,還必須關注社會關系的和諧、生態系統的平衡,即必須強調作為主體自身與作為客體環境之間的和諧共處、協調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生態性就內在的蘊含著自然生態平衡協調、社會生態和諧有序、人的自由而全面發展三層意思,而其終極目標就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

馬克思指出:“任何人的職責、使命、任務就是全面地發展自己”。人的一切行為都是以人的生存和發展作為終極關懷的,經濟發展、政治穩定、文化繁榮、社會進步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人的主體性增強、人的自由個性充分發揮以及人的全面發展。人的全面發展就是在物質財富極大豐富,人們的思想覺悟和道德品質極大提高的前提下,使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精神屬性達到完美統一。當然,這是一個漫長的、持續性的歷史過程,需要分階段逐步實現,不可能一蹴而就。我們不能離開人的現實關系和過程去理解人的發展。同樣,我們也不能脫離人的各種現實關系和過程來理解人的生態性。

三、人的生態性的本質

人的生態性,本質上就是指人與生存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關系。在現實性上,人的生態性主要表現為以下三種關系:

(一)人與自然的關系。人類是自然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結果,是自然的一部分,因此人永遠不能割斷自身同自然的聯系。馬克思早就指出“人直接地是自然存在物”,是“現實的、有形體的、站在穩固的地球上呼吸著一切自然力的”存在物。人的自然存在性,確證著人的自然需要和生命需要的滿足離不開自然界。

沒有人與自然的關系,也就沒有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勞動是人類加工和改造自然界的活動,人與自然界相結合才有勞動,所以,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一種比社會關系更為基本的關系。人把自己的需要和目的通過勞動(實踐)對象化給自然,當這種需要和目的不符合自然的本性時,自然就會以報復或危機的形式對人的本質加以否定,生態危機的爆發就是例證。因此,“自然界在人類面前并不完全是一種被動的、任人宰割的形象,它還參與人性的構成,擁有肯定或否定人本質的力量和特征?!币虼耍伺c自然之間必須和諧相處、協調發展。

(二)人與人(社會)的關系。人不僅是自然的存在,而且是超自然的存在,是社會性的、實踐性的存在。社會是人類生活的共同體,是人們相互交往的產物。因此,人與社會的關系實際上也是人與人的關系。

首先,社會是人的社會,是人存在和發展的形式。馬克思認為:“社會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質的統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復活,是實現了的自然主義和自然界的實現了的人道主義?!鄙鐣⒉煌耆侨伺c人的聯合體,也不單純是建筑在自然基礎之上并徹底超越自然的人類組織,而是包括自然界在內的人與自然統一的形態,而人與自然的關系必將影響人與人的關系。

其次,人是社會的人,“人的本質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現實性上,它是一切社會關系的總和”。只有在與他人的合作與交往中,一個人才能最終滿足自己的物質需求和精神需求。離開一定的社會條件,人不可能有語言、思維以及情感和創造,充其量只是生物學意義上的存在物。從生存方式講,人具有群體性,需要按照一定的標準進行分工與合作;從精神需求上講,人具有歸屬感,需要得到他人和一定社會群體的肯定與認可。一個人離開社會群體,斷絕與他人的交往,就會陷入孤獨、寂寞甚至自閉、瘋狂等狀態中無法自拔。只有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才能促進社會和諧有序的發展。

(三)人自我身心的關系。人是有意識、有理性、能思維的精神性存在物,這種精神不僅包括“理性”,還包括情感、意志、直覺、欲望等非理性。人們對幸福和快樂的追求大部分來源于對物質需求的滿足,正當的、合理的需要獲得滿足,人們就會體驗到幸福與快樂,而當適度的需要演變為過度膨脹的欲望時,人就會成為欲望的奴隸,逐漸使理性被遮蔽,人性被扭曲。一旦人的“需要”演變為“欲望”,就會產生兩種后果:一方面為了滿足對物質欲望的追求,對自然進行掠奪性、破壞性的開采,割裂人與自然的關系,造成生態危機;另一方面把對物的無窮無盡的占有和消費當作人生的目的和合乎人性的生活,人性被異化,傳統的善惡價值觀念完全被顛覆,最終使人身心失衡,導致物質欲望的極大滿足與精神世界的極度空虛和失落同時并存,出現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

要化解自我矛盾,實現自我和諧,就是要使一個人有健全的人格,有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能合理地處理個人與自然、個人與社會的復雜關系?!斑@就需要提升自己的道德境界,用‘理’來引導‘欲’、提升‘欲’,使二者真正實現相生相繼、和諧互補。”只有使個人的“身”“心”處于一種和諧狀態,才能使人的心靈歸于寧靜,進而達到人與自然、與他人的和諧,并最終促成社會的整體和諧。

人的生態性,要求自我與他人、人與外部世界之間能夠建立起一種內在的和諧關系,正確處理人與自然、人與人以及人自我身心的關系,實現自然生態平衡協調、社會生態和諧有序、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最終達成人的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和精神屬性的完美統一。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