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投資的內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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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投資的內涵

篇1

關鍵詞:國際投資學;教學改革;創新創業

一、引言

隨著我國“一帶一路”國際投資戰略的實施,面對“引進來”和“走出去”復雜多變的國際國內環境,必須重視國際投資專業人才培養。如何通過國際投資學這門課程學習,使學生不僅理解國際投資的發展歷程和經典理論,同時又有全面把握國際投資新發展、解決新問題的學術科研能力和社會實踐能力,國際投資教學需要在重新定位教學目標、優化教學內容與創新教學方式和方法等方面進行課程教學改革。因此,積極探索課程教學改革模式、實施途徑與方法,優化學生知識結構,提高學生綜合素質能力,實現專業課程教學與學生創新創業實踐活動有機融合具有十分重要意義。

二、國際投資學教學的狀況

國際投資學是針對國際貿易專業開設具有較強實踐性的一門課,傳統教學模式,導致學生缺乏主動性、能動性和創造性,獨立實踐能力不足,已經不能滿足時展對大學生的期望和要求。如何讓學生從被動接受到真正學以致用,需要引入與時俱進,內容豐富,操作性強的相關知識到教學中。更要注重學生發現問題、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培養,將傳統知識和創新創業知識相結合,理論與實踐相結合,建立以師生互為主體的研討體驗式教學模式,在教師創設的學習情景中,讓學生通過對問題的研究、討論和體驗獲得知識和能力,從而達到教學目標。

三、國際投資學教學內容的豐富性國際投資學主要研究

國際貨幣資本和產業資本跨國流動對經濟的影響。主要包括國際直接投資和國際間接投資,跨國公司是國際直接投資主體,他們的國際化發展迅速,對我國經濟產生深遠影響。針對我校國際貿易專業特點,教學中應積極調整國際投資學理論授課內容,基于創新創業人才培養考慮,國際投資學主要內容宜重點選擇以直接投資為主,主要包括:

1.國際直接投資基本理論。包括國際直接投資的概念、方式和作用,國際直接投資現狀和發展,具有影響力的直接投資理論,如西方主流投資理論、發展中國家適用性理論、中小企業適用性理論。

2.跨國公司特點及運行機制。

3.國際直接投資工具。

4.國際投資管理及中國國際投資實踐等。在講授國際投資理論知識時既重視傳統理論的背景、假設條件和理論內容解釋,又注重理論對學生投資實踐應用的闡述,以期給學生未來職業發展打下扎實基礎。另外,強化教學內容及教學各環節改革,合理設計和安排課堂、課外相關理論與實踐課程的教學內容,將本專業前沿知識、實際案例知識、創新創業教學中相關知識補充到教學內容中,通過在課程內容及形式上創新,使學生牢固、系統地掌握專業知識的同時,發揮學生創新創業潛能,發展學生創新創業能力。

四、國際投資學教學方式和方法的多樣性

國際投資學課程內容的豐富性與創新創業人才培養的特殊性,要求課程教學在傳統課堂授課基礎上,綜合運用研討體驗式教學模式,以適應教學目標和教學內容的調整。

1.案例教學法。為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和深入理解,在講授課程每章知識時,都是從講解國內外實際發生的國際投資方面案例開始。例如,在講授“第三章跨國公司”時,首先,向學生講述海爾集團的國際化,從公司的發展歷程直至創立知名品牌,及對大學生創新創業啟示。其次,引申到跨國公司涵義、產生和發展、經營戰略與組織結構演變等內容。通過案例教學法,使學生由被動接受教師課堂講授的內容,變為主動理解、思考和總結的內化知識過程,進一步鞏固課堂內所學到的理論與實踐知識,提高教學效果。

2.撰寫小論文。為提高學生理論聯系實際能力和研究問題積極性,教師選用我國跨國公司直接投資4個成功案例,并針對每個案例給出相應題目,每個小組學生通過收集相關資料,課堂回答問題和組織討論,并形成紙質版論文,最后,教師進行總結和點評。通過這種方式,既活躍了課堂氣氛,又學到很多傳統知識和課本以外的創新知識,同時,還提高學生的協作能力和撰寫論文水平,提升學生綜合運用相關知識和解決實際問題能力。

3.模擬實戰法。在學習理論知識和分析很多經典案例,學生直觀地明確企業的內涵,了解企業如何運作的基礎上,布置學生根據自己所學知識撰寫模擬建立一個海外分公司的計劃報告,并做成PPT演示,每個小組同學積極性和熱情非常高,充分發揮他們的才智和創造力,紛紛建立自己的個性化公司,并以組為單位展示團隊設計成果。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創新意識,激發學生創業能力,積累更多創新創業經驗。

4.多媒體教學。教學過程中多媒體起到了很大作用。在講解國際投資學理論知識和學科發展前沿知識時,課件制作中運用大量數據、圖表,做到直觀、圖文并茂,充分發揮多媒體信息量大特點,使學生更加容易理解和接受。在教學中,直接講授實務內容比較難懂,通過一些國際投資的實際案例、新聞短片和視頻資源等途徑,深入淺出,生動、形象和具體,例如,播放我國跨國公司海外投資的短片,讓學生在親身感受跨國公司創新創業奮斗歷程中、深入理解所學知識,體會國際投資對人才的高標準要求。實踐表明,通過課程教學改革,充分調動了學生獲取知識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培養學生具有較高的理論水平和較好的實際應用能力,收到了良好教學效果。

參考文獻:

[1]楊大楷,劉慶生,蔣萍.國際投資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10.

[2]鐘生根.獨立學院國貿專業強化國際投資課程教學的必要性和對策建議[J].對外經貿,2014(11).

[3]盧寶臣.創新創業教育視閾下的人才培養體系的構建[J].黑龍江高教研究,2011(7).

篇2

去年以來,外資并購國內企業引起的關于國家經濟安全討論,最近雖有平息,但其影響卻不可低估,并且會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影響我國的外資政策制定,所以值得繼續探討。

國際投資與國家經濟安全的關系,首先應該從國際投資和國家經濟安全產生的背景談起。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的出現和被關注,源于以下幾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國際投資,是當今國際資源配置的重要載體和實現形式,使各國的經濟聯系進入了更深層次,從各個方面對一國的經濟安全產生了影響,所以在國際范圍內,國家經濟安全問題普遍與國際投資緊密聯系在一起。如對于國際投資,世界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多半采取了歡迎和鼓勵政策,希望通過引入更多的國際生產要素幫助解決經濟發展問題,提升本國的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但與此同時,也普遍擔心可能帶來的負面效應,包括對本國民族經濟力量的壓制、對于某些產業控制力的削弱、本地企業的大量倒閉、研發創新能力的弱化等,擔心可能引發國家經濟安全問題。

其次,國際投資作為一種載體,除了資本、技術、產品、市場等要素外,也承載著市場經濟的制度要素(包括宏觀以及微觀的),國際投資對于發展經濟體來說,同時也是一種制度要素的輸入,這種情況導致市場經濟體制在全球的進展,使全球生產、市場日益一體化的同時,經濟運行方式和運行基礎也日益一體化。這一方面推動了世界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也使全球的經濟波動和危機擴散得更容易、更快捷了。國際投資,相對于國際貿易來說,由于投資的固有特點,如周期長、影響廣以及一定程度的不可逆性等,對于有關要素(包括正面的和負面的)的輸入以及影響作用體現得更為顯著,因而其對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也就更加突出。在世界很多國家的某些發展階段,都發生過針對外來投資的抵制或反對浪潮,甚至在號稱最開放、最發達的美國,1980年代也出現過對于“日本買下美國”的擔心。而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曾在一定時期強制收購外國投資企業的股權。

第三,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資源、能源的絕對有限性,市場的相對有限性,與需求的無限擴大,使得爭奪資源、能源、市場的斗爭日益激化。國際投資充當了其中的重要工具。如為了更好地利用國際資源(包括能源、礦產、人力資源等等),通過在資源地進行投資的方式進行控制或使用;為了進入一國市場而在這個國家建立企業;為了學習、引進其他國家的先進技術而吸引外國投資等等。

第四,國際投資的發展,密切了各個經濟體的深層次聯系,推動了區域化、全球化的快速深入發展,使某些國家的經濟安全問題,有可能演變成區域以至全球問題,其解決也就不完全是一個國家的內部事務,或者單憑一國之力難以奏效。這種類型的國家經濟安全問題,當以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為典型。由于東南亞國家,包括日本、韓國,在經濟高速增長時期政府干預過多,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中存在大量泡沫或缺陷,在國際投資,主要表現為國際投機資本的沖擊下,終于爆發了金融危機,進而演變成國家經濟危機和地區經濟危機,有關國家的經濟安全受到嚴重威脅。后來的解決,除了各國采取措施外,有關國際組織甚至其他地區的國家也不得不介入,向危機發生國注入了大量資金以緩解危機。

第五,雖然區域化、全球化的趨勢不斷擴大,但是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舞臺上的利益主體和主角。在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國家及其企業仍然追求各自利益的最大化,各國之間的矛盾沖突依然存在,甚至時有激烈的呈現,尤其是在經濟貿易領域。而對于這些矛盾沖突的解決,全球規則體系和機制仍有欠缺。比如在國際投資中,對于跨國公司的行為約束一直沒有建立基本的準則,跨國公司在投資東道國獲取商業利益的同時如何擔負起必要的社會責任也沒有相應的制約。

國際投資的發展演變表明,經濟全球化推動了國際投資的迅猛發展,而國際投資反過來又使經濟全球化更加深入。國際投資成為國際競爭和國際資源配置的最重要載體和工具,也就幾乎是全方位地影響著國家經濟安全。當然,這種影響到底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是弊大于利還是利大于弊,卻難以一言以蔽之,需要從不同角度進行深入分析。

根據國家經濟安全的內涵和國際投資的特點,國際投資對于國家經濟安全的影響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是對于一個國家總體經濟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影響。國家經濟安全,最重要的衡量指標是國家經濟實力和競爭力,只有經濟發展迅速、穩定、可持續、國際競爭力強,才能奠定安全的基礎。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一個國家不可能閉關鎖國發展經濟,而必須善于利用國際資源。國際投資作為最重要的國際經濟資源之一,就成為各國競爭的主要對象。這一點,在各國對于國際投資的激烈爭奪中可以很容易地作出判斷。值得強調的是,不單是發展中國家在盡力吸引國際投資,發達國家也一樣在爭奪國際投資,只不過由于各自優勢不同,競爭中采取的方式也有所不同而已。發達國家主要依靠的是制度優勢、技術優勢、人才優勢和市場優勢等;而發展中國家由于基本投資環境要素的局限,更多采取見效直接、實施快捷的優惠政策和放松市場準入管制等。

其次,是對于國家控制力的影響,體現為法律和政策制定的主導權、政府對經濟的宏觀調控和干預能力等。不可否認,國際投資為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千方百計謀求對于東道國經濟法律政策的影響力,使之符合自己的利益取向。但是,由于國際環境的變化,對于國家來說,跨國公司已經不是具有其母國特殊權力背景(如殖民地時期的治外法權)的代表,可以凌駕于國家之上,而僅是一個企業而已。即使他的商業實力超過了東道國的經濟實力(如一些世界大型跨國公司的銷售額超過了很多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他的一舉一動仍然必須遵守東道國的法律、政策,不可能超越東道國政府和法律之上。并且從某種意義上說,跨國公司謀求超越東道國法律之上的特殊地位,謀求法律允許的商業利益之外的非法利益,對其的風險往往是其所不能承擔的。所以,在國際投資迅猛增長、規模急劇擴大,外國投資在世界經濟和東道國經濟中的地位與二戰前完全不可同日而語的情況下,跨國公司卻沒有了以往那種對于東道國的消解力。換句話說,吸收外國投資多的國家,政府對于經濟法律、政策的制定,仍有完全的自;對于國家經濟的運行,也擁有必要的調控權和調控手段。這一點,在一些吸收外國投資多的小國中,有更明確的體現。如新加坡外國投資水平非常高,但其國家、對經濟運行的調控權一直保持得很好。

篇3

關鍵詞:用盡當地救濟原則;國際投資;立法實踐

中圖分類號:D9文獻標識碼:A

一、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含義及其理論依據

對該原則的含義解釋,各國學者說法不一。目前,我國學者較多采用以下解釋:用盡當地救濟原則,是指當外國人與東道國政府、企業、個人發生爭議時,應將爭議提交東道國的行政或司法機關按照東道國的程序法和實體法予以解決。在未用盡東道國法律規定的所有救濟手段之前,不得尋求國際程序解決,該外國人所在的本國政府也不能行使外交保護權追究東道國的法律責任。

對于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理論依據,我國國際法學者說法不一。一種觀點認為,用盡當地救濟規則在國際法上所依據的主要原則是國家的屬地管轄原則、國家對自然資源永久原則以及拉美國家提出的卡爾沃主義。另一種觀點認為,用盡當地救濟原則在國際法上的主要依據是國家原則和屬地管轄權原則。這兩種觀點雖然都是東道國當地救濟的理論依據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但不是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理論依據。關于用盡當地救濟原則所依據的具體理由,E?理查德在1915年就做了較好的說明,主要是:(1)在國外的公民被認為是已了解并且應該了解當地法律所規定的救濟方法;(2)和獨立是所在國有權要求其法院不受干涉并確認其有司法能力的根據;(3)侵害國政府必須獲得機會按照自己通常的方法對受侵害的人予以公正救濟,從而避免任何產生國際爭執的可能;(4)若侵害是由個人或下級官員造成的,必須用盡當地救濟以確定不法行為或拒絕司法是國家的有意行為;(5)若是屬于國家的故意行為,外國人也必須尋求當地法律救濟,只有在未獲補救而產生了司法拒絕時,外交干預才是正當的。這一論述雖然具有時代局限性,但其基本理由得到公認。用盡當地救濟原則是國家對內權、對外獨立權的體現,是國際法上國家原則和屬地管轄權的具體化。

二、我國在國際投資領域關于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立法實踐及對該原則的態度

(一)我國在國際投資領域關于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立法實踐。隨著我國國際投資關系的廣泛深入發展,用盡當地救濟原則在實踐中的運用也日益廣泛,主要反映在以下幾個方面:

1、國內立法。根據我國法律,對外商投資爭議,當事人如果向法院,只能在中國法院,不能在外國法院,因為外商投資企業是依照中國法律在中國設立的,屬于中國的企業或法人,合同是在中國簽訂并履行的,爭議也發生在中國,因此無論是根據屬人管轄或屬地管轄原則,還是最密切聯系原則,這類案件都應該由中國法院管轄,這也符合國際慣例。

2、關于國際投資保險。針對國際投資政治風險的國家保險,從1980年10月底至今,我國對外簽訂了30多個投資保護和保險合同,這些合同無例外的規定了投資保險。在外國投資保險機構和外國投資者向東道國索賠時,就涉及到這條原則的運用。針對國際投資保險,中國于1988年4月底加入了《多邊投資擔保機構公約》,并在1991年11月同該機構就投資保護、東道國貨幣的適用、擔保項目的審批程序達成了3個協定,至1993年6月底已批準了該機構提出的5個擔保申請。該機構的索賠涉及到這條規則的運用。

3、雙邊投資協定。在我國與外國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中,有關爭議的解決可以分為以下幾類:

(1)有關投資的爭議,屬于司法的范疇,應尋求當地救濟;有關征收補償款額的爭議,訴訟和仲裁可以選擇適用,即只有在沒有使用仲裁程序的情況下,尋求當地司法救濟。如,中德協定規定:投資者可以請求東道國法院審查征收是否符合東道國法律,然后投資者可以就賠償金額的爭端同東道國協商解決,不成功則提交臨時國際仲裁。

(2)有關投資的爭議,屬于私人爭議,可以用盡當地救濟,也可以選擇仲裁解決。如,中國與澳大利亞政府《關于鼓勵和相互保護投資的協定》第5條“締約雙方國民間爭議的解決”中規定,締約一方應依照法律,使在其領土內進行投資的締約另一方國民和其雇傭從事投資有關活動的雇員在其國民的爭議中,可以完全在其有管轄權的司法或行政機關進行訴訟,以提供維護請求權和執行權利的方式。允許其在國民選擇和締約另一方國民有關投資和投資活動的爭議的解決方式,包括在第三國進行仲裁。

(3)有關協定的解釋引起的爭議,通過國際仲裁解決。如,中國與美國政府《關于投資保險和投資保證的鼓勵投資的協議及有關問題的換文》第6條規定,對本協議的解釋發生爭議,或任何一方政府認為這種爭議由于在承包范圍內保險的投資或與這種投資有關的項目或活動引起國際公法問題時,兩國政府應盡可能通過談判解決。如果在談判要求提起的3個月后,兩國政府未能解決爭議,經任何一方政府提出,應將爭議包括這種爭議是否引起國際公法問題提交仲裁庭。

(4)中國在1997年后簽訂的雙邊投資條約(如1997年中國與尼日利亞、巴巴多斯等國家簽的雙邊投資條約)中,對用盡當地救濟原則亦有所提及,其基本態度是:允許外國投資者將其與東道國政府的投資爭議提交國際仲裁,其前提條件是:①用盡東道國國內的行政復議程序;②投資者未將爭議提交東道國國內法院解決。概括起來就是,必須用盡行政救濟,但司法救濟與國際仲裁是互相排斥的。

4、多邊投資公約。1965年3月18日通過的《關于解決國家與他國國民投資爭端公約》,于1966年10月14日正式生效,我國先后于1990年2月和1992年7月簽署和批準加入了該公約。該公約第26條規定,除非另有約定,雙方同意提交中心管轄的仲裁案件,不得再提交其他任何程序解決,而其他任何機構也不應受理。但是,爭議締約國一方可以要求把首先用盡當地行政或司法救濟方法作為其同意提交中心仲裁的一個條件。第27條特別排除了投資者本國的外交保護。公約實際上是對東道國的屬地管轄權和投資者本國的屬人管轄權所作的一種調和,即東道國以投資者本國不行使外交保護權為條件同意中心仲裁,否則投資者以本國接受中心仲裁為前提而放棄外交保護權。

5、《外交保護條款草案》。目前,國際法委員會正在著力討論制定“關于外交保護的條款草案”,在國際法委員會第五十五屆會議通過的條款草案第8[10]、第9[11]和第10[14]條的案文及評注中,對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基本內容進行了詳細的規定,中國積極參加了條款草案的討論和制定。中國代表薛捍勤在五十七屆聯大第六委員會“關于國際法委員會第54屆會議的報告”議題(關于外交保護和國際法委員會的工作)的發言中代表中國指出:“關于用盡當地救濟規則及其例外情況,中國代表團認為,用盡地方救濟原則作為提起外交保護的一項習慣國際法規則已被廣泛接受,特別報告員關于該條的建議草案也未在委員會引起較大的爭議,但對于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例外情況,國際法委員會則應謹慎行事,以使用盡當地救濟與其例外情況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如果不當地擴大了用盡當地救濟原則例外情況的適用范圍,將對外國人所在國的國內管轄權構成侵害,某些情況下還會導致兩國因管轄權發生沖突,進而可能影響國家間關系。因此,中國代表團認為,這些例外情況應符合明確的條件,例外情況的適用應相對確定,如當地救濟顯然無效或不當拖延,被告國放棄了用盡當地救濟的要求等。”

(二)我國目前對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具體態度。中國目前應根據我國的實際情況和所面臨的國際環境,以客觀、合理、現實的態度,對待用盡當地救濟原則這一習慣的國際法原則。要充分肯定其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要正確理解其適用和例外的內涵,對其不能盲目地排斥或否定,要根據在國際投資爭議實踐中爭議的類型及性質來考慮對其的具體適用。

1、對于契約性爭議,即因為政府的違約行為引起的爭議,應該依據契約解決條款訴諸仲裁或司法解決,而不需要經過行政復議程序。如果契約的爭議解決條款約定提交ICSID解決,則應允許直接提交,不必用盡當地救濟。

2、由征收或國有化的補償數額引發的爭議,國際上傾向于直接通過國際仲裁解決,中國對外簽訂的雙邊投資公約中規定,訴訟和仲裁可以選擇適用,只有在沒有使用仲裁程序的情況下,尋求當地救濟。

3、行政行為引起的爭議可要求通過當地行政、司法救濟,而后提交ICSID。

4、對于我國司法機關與DSB都有管轄權的案件,如果當事人在國內提出救濟的同時,由其本國政府向DSB提出救濟,應當堅持用盡當地救濟原則;但在特殊情況下,法院可對此類案件裁定中止審理,待DSB做出最終的建議和裁決后,再行裁判,以免被動。

5、對于涉及國家安全和重大經濟利益或國內幼稚產業保護的,應充分行使管轄權,用盡當地救濟。

三、結論

用盡當地救濟原則是一項重要的習慣國際法原則,有關國際投資爭議解決的理論實踐,以及如國際法委員會正在擬定、討論的《國家責任條款草案》及《外交保護條款草案》等國際立法實踐,充分證明其在國際投資爭端解決中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因此,在國際投資爭端解決領域,對于用盡當地救濟原則的適用不能盲目地排斥或否定,在國際投資法律實踐中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以平衡東道國與外國投資者、東道國與投資國、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利益關系。我國對于用盡當地救濟原則,應以客觀、合理、現實的態度,根據國際投資爭議實踐中爭議的具體類型和性質,來考慮該原則的具體適用,對于其適用的例外情況的界定,要持審慎態度,以使適用用盡當地救濟與其例外情況之間取得平衡。同時,在處理與WTO有關的國際投資爭議時,應遵循WTO的國民待遇原則、最惠國待遇原則、透明度原則等基本規則,尤其是對于涉及國家安全和重大經濟利益或國內幼稚產業保護的有關投資問題的爭議,應充分考慮發展中國家的特殊情況,堅持用盡當地救濟原則。

(作者單位:河北經貿大學研究生學院)

主要參考文獻:

[1]姚梅鎮主編.比較外資法.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

篇4

【關鍵詞】投資準入;雙邊投資條約;國民待遇

一、準入前國民待遇的涵義

國民待遇最先作國際貿易領域的重要原則和制度進入國際經濟法范疇,并通過雙邊協定、區域協定以及多邊協定等逐步擴張到國際投資法領域,成為公認的國際投資法規則。①國際貿易實踐中,有關貿易的國民待遇,如《關稅及貿易總協定》第三條第二款、《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協定》第二條、《服務貿易總協定》第十七條等在繁榮國際貿易的同時,也將國民待遇引入到國際投資法領域。國民待遇原則要求投資東道國有義務保證其本國法律、法規及其執行對本國人和外國人一視同仁,而不論相關的法律、法規屬于何種性質或何種經濟領域,但這一義務涉及到國家原則以及巨大的經濟利益,因此國家對這一原則的接受也顯得十分慎重,國民待遇原則在國際投資領域中的確立也變得十分緩慢。特別是在多邊投資框架內,至今還未形成統一的、全面的投資協定,鑒于此,對于國際投資領域的國民待遇問題,各國主要通過簽訂雙邊投資協定或區域投資協定的形式來調整國際間私人投資關系。

雙邊投資協定(Bilateral Investment Treaties,以下簡稱BITs)是資本輸出國與資本輸入國之間簽訂的旨在促進、鼓勵、保護或保證國際私人直接投資活動并約定雙方權利與義務關系的書面協議。②而國民待遇具體適用范圍則取決于BITs中的規定,具體而言,BITs中國民待遇的適用階段可分為準入前國民待遇和準入后國民待遇。

準入前的國民待遇強調國東道國將在投資者的投資準入階段給予國民待遇,是在國民待遇的基礎上的進一步延伸。以美國2012年的范本為例,美國BIT范本第三條第一款規定:“協定一方應當對協定另一方的投資者在其境內設立、并購、擴大、管理、經營、運作、出讓或其它投資處分,在相似情況下給予不低于本國國民所享有的待遇?!庇纱丝芍?,BITs中給予對方投資者國民待遇的范圍包括設立、并購、擴大、管理、經營、運作、出讓或其它處分,其中“設立”和“并購”,就是指的外資準入前的階段。具體而言,“設立”是指締約國投資者在另一國締約國投資新設企業;“收購”包括外國投資者并購東道國境內企業部分或全部股權,以購買現有股東股權或企業增發股份方式參股,實現外資化,也包括買受資產和土地權屬等。③因此,準入前的國民待遇意味著投資東道國應根據其在BIT中的準入前承諾,允許外國投資者根據BIT中國民待遇條款的規定進入到國內市場,在投資東道國設立商業存在并與投資東道國內投資者平等競爭。

二、準入前國民待遇的發展趨勢

從國際經濟發展上看,國際投資自由化已經是不可逆的客觀趨勢,這一趨勢要求國家減少公權力在經濟發展中的行政干預,不斷擴大投資者的權利,并將國際投資規則中的國民待遇延伸到投資的準入階段。

(一)準入前國民待遇的縱向比較

以縱向的時間發展順序來看,國際投資條約中的準入前國民待遇主要呈現出逐步擴張的發展趨勢。美國是國際投資規則領域首次引入準入前國民待遇的國家,該標準的內容和方式也經歷了一定的變遷,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美式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的準入前國民待遇為藍本,相關規范的內容逐漸采取了列舉的方式,使得準入前國民待遇的要求更加具體化。

美國歷來是通過雙邊友好通商航海條約、投資保證協定來保護本國的海外投資。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美國轉而采取雙邊投資保護協定這一更有效的形式,并在條約中開始引入準入前國民待遇。如1983年同塞內加爾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第二條第二款就國民待遇提出的要求是“各當事方應當授予其領土內另一締約方已經存在的投資或新投資及相關活動不低于本國國民或公司的投資及相關活動”的待遇,并在 “相關活動”的首項列舉為“設立、控制、維持商業生產的分支、處、辦公場所、工廠或其他設施”。準入前國民待遇雖然已經在協定中得以體現,但在當時仍沒有得到完全的體現,部分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也沒有完全采用,因此其適用尚不具有廣泛性。

進入九十年代,美式雙邊投資條約又有了新的變化,將準入前的國民待遇以概括的方式直接包含在雙邊投資協定中。例如美國1994年《雙邊投資條約范本》第二條規定:“每一締約方應該盡力為其境內的另一締約方國民和公司提供較優惠的投資環境,這些投資的設立和運作條件,應不低于締約方給予本國國民和公司在相同情況下的待遇,或其給予任何第三方的國民和公司在相同情況下的待遇,以其中最優惠的待遇為準?!逼渲忻鞔_了國民待遇的適用應該涵蓋投資的“設立”階段,即外資的準入階段。

隨著美式投資協定范本的不斷更新,國民待遇的適用階段和范圍變得更加清晰。如美國2004《雙邊投資條約》第三條規定:“締約一方應當對締約另一方投資者在其境內設立、并購、擴大、管理、運營、轉讓或其它投資處置方面,在同等情況下給予不低于本國國民享有的待遇。”相關規范的內容逐步采取列舉的方法,使準入前國民待遇的要求更加具體化。

(二)準入前國民待遇的橫向比較

準入前國民待遇的橫向比較主要體現在國別方面,大致可以分為完全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和有限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前者主要體現在美國、加拿大等國對外締結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其中有關國民待遇的相關規定,明確包含了投資的“設立”階段。

后者則體現在部分歐盟成員國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范本中,這些國家對外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采取了有限的準入前國民待遇,即概括性地要求對投資的全部過程予以保護,但具體在國民待遇的條款中則沒有明確到準入前階段。如2008年德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范本第二條第一款在投資準入和保護方面要求:“各締約國在其領域內盡可能促進其他締約國投資者的投資并根據自身立法承認其投資”,在國民待遇方面,該范本第三條第一款要求“任何締約方不得在其領域內對其他締約方投資者所有或控制的投資授予低于本國或任何第三國投資者或投資的待遇”。2006年法國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范本第二條同樣要求“締約方根據條約規定,促進并承認其領土和海域內由另一締約方的國民或公司做出的投資”。第4條的規定直接涉及國民待遇問題,要求締約方對另一締約方的國民或公司的投資及投資相關的活動授予不低于本國國民或公司的待遇。2003年意大利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范本也采取了同樣的模式,第二條第二款中要求確?!熬喖s方的投資者有權進入到其他締約國的領域內的投資,并且不得低于范本第三條國民待遇的要求?!北M管如此,歐盟成員國之間的投資待遇并沒有因此而減損,仍采取高標準的投資準入保護機制。這是因為雖然投資條約中沒有明確包含準入前投資者保護的機制,但是在歐盟條約要求資金流動的自由化并促進形成外國投資的公開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日本、韓國等亞洲經濟強國也開始在雙邊投資協定中引入準入前國民待遇。以日本為例,2010年年底日本共簽訂15個雙邊投資協定。這些協定簽署的時間跨度為30年,在這漫長的時間中,隨著時間的發展,協定中的主要條款也隨之改變,其中最重要的改變就是國民待遇條款。1977年,日本與埃及簽訂該國歷史上第一個雙邊投資協定,約定給予對方投資者準入后的國民待遇,此后國民待遇成為日本投資協定中必不可少的條款。2002年日韓簽訂雙邊投資協定,首次引入了準入前的國民待遇,此后,日本簽訂的雙邊投資協定都承諾了準入前國民待遇。

三、準入前國民待遇與中國的締約實踐

在中國締結的雙邊投資協定中,國民待遇的地位逐步上升。上世紀80年代國民待遇僅在與日本的雙邊投資協定中有所體現:“締約任何一方在其境內給予締約另一方國民和公司就投資財產、收益及與投資有關的業務活動的待遇,不應低于給予該締約一方國民和公司的待遇?!比欢@項僅有的國民待遇條款措辭卻比較籠統,其中的解釋條款將“與投資有關的業務活動”定義為維持業務活動的設施、控制運作公司、雇用和解雇專家以及締結和履行合同四項。此外,除了實體上的權利外,協定中還賦予締約國國民和公司在請求或接受法院受理和向行政機構提出申訴的程序權利方面的國民待遇??梢?,80年代唯一的國民待遇條款所涵蓋的范圍相當廣泛。90年代開始,國民待遇已經成為雙邊投資協定中的常見規范,但其地位尚不如最惠國待遇。譬如,我國在與韓國、沙特阿拉伯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投資協定中明確規定了國民待遇條款,在與西班牙、冰島以及南斯拉夫聯盟等國投資協定中將國民待遇作為最惠國待遇的補充條款來適用,而與摩洛哥的投資協定則要求在國民待遇和最惠國待遇中選擇從優適用。進入新世紀以來,對投資者及其投資的保護加強,投資待遇高標準化趨勢日趨明顯。我國在對外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無一例外地做出規定:對“投資及與投資有關的活動”同時適用國民待遇與最惠國待遇,二者之間沒有優劣之分,可以存在選擇。如2000年與伊朗簽訂的投資協定明確規定可以優先適用更為優惠的條款。高標準的投資待遇是一把雙刃劍,它既有利于提高我國吸收外資和戰略性對外投資的水平,同時也對我國保證高標準投資待遇的能力提出了挑戰。

2012年中國和加拿大簽訂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也沒有采用準入前國民待遇的標準,該協定第3條“投資促進和準入”中要求“任一締約方應鼓勵另一締約方的投資者在其領土內投資并依據其法律、法規和規定準入該投資”。具體到第6條國民待遇,僅指“擴大、管理、經營、運營和銷售或其他處置其領土內投資方面的待遇”。其中,“擴大”的概念僅適用于依據“擴大”時有效的相關行業指引和適用法律、法規和規則不需經過事先審批程序的行業。“擴大”可受制于規定的手續和其他信息要求。

從我國的締約實踐不難看出,我國從未在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主張或接受準入前國民待遇。顯然,這與國際社會準入前國民待遇的發展趨勢是相悖的,也成為我國進行雙邊投資保護協定談判或修訂的主要爭議點之一。

四、中國應對準入前國民待遇的基本立場

當前,中國在國際投資領域中的地位與日俱增。據統計,2014年,我國境內投資者共對全球156個國家和地區的6128家境外企業進行了直接投資,累計實現投資6320.5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4.1%。其中股本投資和其他投資5288.5億元人民幣,占83.7%,利潤再投資1032億元人民幣,占16.3%。截至2014年底,我國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3.97萬億元人民幣。④在全球份額中,位居引進外資第一,對外投資第二。

如今,在國際投資領域,準入前的國民待遇已經被越來越多的國家所接受,而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應該順應時代的發展趨勢,在雙邊投資協定領域中引入準入前國民待遇。而且,一方面,作為第二大資本輸出國,高速發展的海外投資需要得到有效的保護,但是盡管中國對外締結的雙邊投資保護協定已經超過130項,卻并沒有任何一項協定將國民待遇延伸到準入前階段。當中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入準入階段時,難以得到充分有效的保護。因此,在雙邊投資保護協定中采納準入前國民待遇在一定程度上也對我國的海外投資提供保障,特別是針對某些國家通過各種方式阻止或拒絕我國投資者及投資進入的行為,將能夠把國家的行為上升到違反條約義務的層面,為維護海外投資者利益找到了國際法上的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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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芽”冒出

從數據來看,全球經濟下滑走勢已顯示趨緩跡象。陳愛萍表示,全球GDP今年第一季度大幅衰退的情況下,一些領先指標已有觸底跡象。預計第一、第二季度應該是這個經濟周期的底部,今年上半年是全球經濟最壞的時候。

其中美國因素需要密切關注。陳愛萍表示。美國采購經理人指數自低點開始攀升,放假指數亦顯示反彈跡象,成屋銷售也有增長,這些都是樂觀因素。而最大的不確定因素還是失業率問題。

“歐洲一些國家的失業率達到10%以上還是很正常的,但過去美國的失業率基本都保持在3%到4%左右,這個數據現在不斷攀升,目前的失業率數字已經達到8.9%,一旦通用和克萊斯勒的破產造成大規模失業,美國的失業率很可能看高到10%,對美國國內消費的影響將不言而喻。”陳愛萍說。

“最近一兩個月,我們已經看到各大投行研究所的報告都在提高美股的評級。”陳愛萍說,“理論上,嚴重的金融危機已過去,全球景氣有望在低水平上呈現復蘇趨勢,股市最糟糕的時候似已過去,后續要繼續觀察美國房市復蘇力道、全球景氣恢復的持續性,以及對企業的盈利預期。”

由于投資者信心受到提振,各國股市近期均有不同程度反彈。美股自低點已反彈超過30%,除中國外的“金磚三國”,白低點已反彈50%到105%左右。其中,印度大選結果提振投資者信心,一天漲幅就超過10%,自低點以來已經大幅反彈:俄羅斯的反彈幅度也超過了100%。

陳愛萍表示,美元和原物料的價格走勢,最近非常明顯地表現出經濟回暖的信號。美元近期的走弱,顯示資金開始追逐風險。同時,原物料也恢復了上揚趨勢。原油從每桶35美元上漲到60美元以上,基本金屬、黃金也在經濟復蘇的預期之下不同程度上漲。

“對于基本金屬,我們一直非常關注。比如銅,我們觀察到倫敦交易所的存貨量確實有所下降,顯示出銅的實際需求有提高的趨勢。鋼鐵價格雖然是比較滯后的,但我們觀察到不銹鋼產品的價格已經透露出上漲的趨勢。”陳愛萍認為,這些原物料價格的趨勢從側面表現出實體經濟回暖的“綠芽”。

“大中華”經濟圈崛起

從全球范圍來看,陳愛萍認為“大中華”經濟圈或將成為全球市場的新興熱點。所謂“大中華”概念,主要是指大陸、港澳臺,此外還包括新加坡、印尼、韓國、菲律賓等歷史上華人聚居的區域。

陳愛萍認為,不同的中國成長內涵引導出不同的投資邏輯,同樣的高成長,不同的內涵以及驅動力引導出不同的投資邏輯。在1997年至2007年,中國以加工出口為單主軸,驅動力是低成本勞工加優惠措施;從2008年開始,投資與消費成為并行的雙主軸,驅動力是薪資上揚推動消費力上升、政府投資推動基礎建設和特定產業,這一雙驅動順著區域發展核心和發展主軸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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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投資銀行的內涵及在現代經濟金融中的作用

    現資銀行已經突破了證券發行與承銷、證券交易經紀、私募發行等傳統業務,風險投資、項目融資、企業并購、投資咨詢、公司理財、資產證券化、資產及基金管理、金融創新都已經成為投資銀行的核心業務。投資銀行推動了資本市場的形成與發育,拓寬了融資渠道,加速了資本市場的良性周轉和合理流動,方便了企業經營體制的轉變,積極推動證券市場健康發展。作為資金資金需求者與資金供應者相互結合的中介,以最低成本實現資金所有權與使用權的分離。

    二、我國投資銀行的現狀與問題

    1.我國投資銀行的現狀。投資銀行有狹義與廣義之分,狹義的投資銀行一般僅指傳統意義上的投資銀行,主要指從事證券發行承銷和證券交易業務的證券公司;廣義的投資銀行是指任何經營資本市場金融業務的機構,包括證券公司、信托公司、財務顧問、資產管理公司等。本文主要分析狹義投資銀行業務。

    20世紀80年代末,隨著我國資本市場的產生和證券流通市場的開放,產生了一批以證券公司為主要形式的投資銀行。1997年以后,隨著商業銀行法的實施,我國金融業的分業經營及管理的體制逐步形成,銀行、保險、信托業務與證券業務脫鉤,誕生一批金融集團附屬的證券公司,如中信證券、光大證券等。截至到2009年末,我國有證券公司106家,其中12家股票已在A股市場上市;總資產中位數為109.2億元,總資產最多的是海通證券公司為1103.5億元,最少的是長江保薦2.36億元;凈資產中位數23.6億元,凈資產最多的是中信證券為524.6億元,最少的是航天證券為1.27億元。這些證券公司主要承擔了國內1718家公司的國內上市,共26162.85億股股份的發行、上市流通;股票市值達243939.12億元,占2009年GDP的72.7%。經過近20年的發展,我國投資銀行已經具備了一定的實力。

    2.目前我國投資銀行業務的問題。

    2.1業務單一、缺乏創新能力。中國投資銀行呈現出業務結構雷同,業務品種單一,主要集中在經紀、承銷和自營三項業務,企業并購、資產證券化、創新業務、國際化業務等其他業務還有待開拓。從收入來源看,中國大部分證券公司的經紀業務和自營業務收入占到總收入的80%左右,其中,前5大證券公司自營業務收入占總收入的比重為32.18%,也就是說,國內證券公司對風險較大的股票自營業務依賴程度較高,存在較高的經營風險。而在美國,證券公司收入來源多元化,經紀、自營、承銷三項業務之占總收入的40%左右。高盛、摩根、雷曼兄弟、美林、JP摩根等國際投資銀行的國際性業務收入依次占總收入的45.9%,37.3%,36.8%,34.8%,26.2%平均達到36.3%。其中高盛的國際化程度最高,在其2006年376.7億美元的凈收入中,有45.9%來自于國際業務。

    2.2公司治理不規范,違規違法現象多。我國投資銀行公司治理不完善表現在融資業務上,我國證券商靠拉攏、腐蝕、賄賂上市企業領導的行為不在少數;在自營業務上,非法挪用巨額客戶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大規模從事違規自營;在經紀業務上有相當多的咨詢服務是為券商的自身利益著想,通過欺騙,隱瞞等手段使股民上套。公司治理不規范,必然導致違規違法現象增多。2005年南方證券、閩發證券、遼寧證券、漢唐證券、大鵬證券、五洲證券等13家券商也因類似原因先后被托管、重組甚至關閉,2006年約有50家中小型券商被關閉、托管或者合并給大型券商。

    2.3缺少核心競爭力。目前國內有106家券商業務基本雷同,只是規模稍有不同。各家業務鮮有特色,創新能力不足,加入WTO后,與外國同行相比缺少核心競爭力。美國美林是世界領先的債券及股權承銷人,高盛以咨詢業務聞名等,都在各自領域特色鮮明。

    三、我國投資銀行業務的發展途徑與趨勢

    1.政府政策和監管措施的完善。中央政府對投資銀行的監管,要逐步采用市場化的政策,放寬進入門檻,允許公平競爭,嚴把公司治理關。

    政府更多的是完善監管的法律法規,近些年來,世界各國投資銀行業的發展出現了由自律管理向立法管理過渡的趨勢。我們必須根據自己的國情,一方面制定相應的法律法規和行業準則,對投資銀行的管理主體、設立條件、業務范圍、行業原則、檢查和稽核作出明確的規定;另一方面,我們也要通過證券交易所和證券業協會,按照證券法規的要求對投資銀行進行監控和管理,保證投資者和融資者雙方的利益,謀求投資銀行業在自律的氛圍中得以健康發展。

    2.投行正確的戰略定位。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的迅速發展和我國加入WTO,我國的金融市場將在更大領域和更深層次上與國際金融市場接軌,使我國的證券公司面臨國內國外同行的極大挑戰。為了不再重蹈日本證券公司的覆轍,我國的證券公司不管是在規模上還是在業務上都無法同國際著名的投資銀行相比,因而要想獲得生存和發展必須要市場定位,進行金融創新,形成自己專業化的業務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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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會計協調是指對各國會計規范和會計信息的差異程度加以限制,從而增加會計信息在國際范圍內的可比性的過程。為正確、完整地理解國際會計協調的內涵,我們應注意把握以下關鍵內容:

(一)協調是一個過程,它將不同的會計實務整合到一個有序的框架之中,并產生協同的效果。毫無疑問,協調的過程始于對不同會計系統的研究和對比,以確定它們的異同,然后才能設法將這些不同的系統整合起來。由此,會計國際協調的發展過程可以概括為“比較-協調-標準化-統一性”。

(二)國際會計協調不是國際會計標準化,而是指各國會計規范和會計信息向接近的或一致的方向努力。國際會計標準化,即全球共用一個統一的會計與報告標準,從實踐操作角度講是不現實的。而國際會計協調意味著在增進信息溝通的情況下對不同觀點進行調和,是一種較標準化更為實際,也更講求調解的方法。

(三)國際會計協調的目的是追求會計信息在國際范圍內的可比性和可理解性。為了滿足多方面信息需求者的需要,各國都建立了一套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來約束企業的財務會計和報告。要使各國企業間的財務會計信息具有可比性和可理解性,就必須對各國會計準則和制度進行協調。因此,國際會計協調的直接對象和內容是協調各國的會計規范。

(四)國際會計協調是建議性的,而非強制性的。它是參與協調各國共同協商的結果,其最終方向是使先進的會計理論和方法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推廣和應用。

二、國際會計協調的必然性

隨著國際分工越來越細,各國之間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會計的差異對各國處理同一問題都會產生很大影響。國際會計協調問題是由于經濟全球化而引發的,而加強國際會計協調的最終目的,在于促進全球經濟向縱深方向發展。國際會計協調的意義具體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1.有利于促進國際經濟合作和國際貿易的發展。在國際經濟交往中,如果交易雙方都依據協調一致的會計準則來編制報表、披露財務信息,會有利于雙方的了解、溝通,從而達到加強合作的目的。

2.有利于促進國際投資的發展。國際范圍內的可比性、可信性財務信息,無疑會使投資者詳細了解被投資企業的財務和經營狀況,從而迅速做出決斷,繼而促使國際投資范圍的擴展和領域的拓寬。

3.有利于加強跨國公司的管理并促進跨國公司的發展。由于跨國母子公司分屬于不同的國家,子公司通常是根據東道國的準則編制財務報表,而母公司則按母國的準則編制,這對母公司編制合并會計報表帶來一定困難,合并報表之所以被稱為國際會計的三大難題之一,原因也正在于此。而國際會計協調則可以簡化財務工作、提高工作效率,有利于跨國公司內部經營情況的對比、分析和考核評價。

4.可以節約當前據不同國家法律和實務而編制的多套財務報表的不同財務信息進行合并的成本。

三、我國參與國際會計協調的現狀

(一)我國在國際會計協調方面的努力

目前,我國在國際會計協調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作為聯合國國際會計和報告準則政府間專家工作組的成員國,自1983年以來,一直參加歷次會議;不少大學都開設了西方會計、國際會計方面的課程,有些還專門設置了國際會計專業;對英、美等國家的會計準則以及國際會計準則組織了較為系統的翻譯出版工作;1992年的《企業會計準則》以及目前陸續出臺和在制定中的具體準則都是中國會計實務與國際會計慣例協調的產物。

(二)我國在國際會計協調中存在的問題

首先,國內專家學者對會計協調在認識上還存在分歧。一種是過分強調有中國特色,過分強調自己的做法;另一種是過分崇洋,考慮問題時總以西方會計為標準,認為國外會計什么都好。其次,在國際會計協調方面存在單向協調傾向。表現為一味地學國外的而不考慮把我國好的東西介紹到國外,其結果就是越來越依靠別人,總給人一種會計落后的形象,這不利于我國會計自身的發展。再次,我國目前缺乏對國際會計進行系統和有效的研究、介紹的組織者。國內雖然有不少會計學者也在不斷地研究西方的著述,但是,幾乎完全是靠個人興趣,研究結果零散、不系統,很難普及推廣。最后,借鑒國外經驗和國際會計慣例方面存在片面的傾向,表現為只注重發達國家而忽視了發展中國家特別是經濟比較發達的新興工業國家;在發達國家中只注重英語國家而忽視了德、法、日等國;過于注意企業會計方面的經驗而忽視了宏觀會計、政府與非營利組織會計領域;偏重傳統會計和報告而忽視了包括管理會計、環境會計、社會責任會計、人力資源會計等許多國外會計方面的新興領域。這些都不利于我國會計的全面發展。

四、對我國進行國際會計協調的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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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 國際間接投資 融合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哪里有能帶來足夠的利潤的投資機會,資本就有向哪里流動的趨勢,當這樣的機會出現在海外時,國際投資的發生就順理成章。像國內投資分為直接和間接一樣,國際直接投資也有這樣的分法:把錢交給別人使用然后拿利息的間接投資,自己管理資本、自己控制項目運作以賺取利潤的直接投資。

逐利的本性決定了資本擴張的必然。在自由競爭時期,資本主義擴張的主要手段是“商品輸出”,但作為掠奪資源輸出商品之輔助的對外投資也是新興資產階級熱衷的活動。它可以追溯到18世紀時期東印度公司、哈德遜灣公司等為進行掠奪性貿易而在殖民地進行的各種投資活動。到了壟斷資本主義時期,“過剩資本”的大量出現使得國際投資(尤其是以借貸為主的間接投資活動)大張旗鼓地展開,并把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帶到文明世界的每個角落。

二戰后,這種產業資本的跨國流動得到了更迅猛的發展,并表現出與傳統的資本流動迥然不同的特點。首先,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控制權的要求。直接投資既全部或部分的擁有國外企業,又直接或間接的經營國外企業。而間接投資則很少涉及到這一問題。第二,從資本移動的形式上看,直接投資不只是單純貨幣形態的資本轉移,而是貨幣資本、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等經驗資源在國際間的一攬子轉移。第三,直接投資具有實體性,它一般通過投資主體在國外創設獨資、合資、合作等生產經營性企業得以實現;而間接投資則通過投資主體購買有價證券或發放貸款等方式進行,投資者按期收取股息、利息,或通過買賣有價證券賺取差價,其投資具有虛擬性。最后,由于直接投資直接參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其投資回報與投資項目的生命周期、企業經營狀況密切相關,通常周期較長,風險較大;而間接投資則更具流動性,風險也相對要小。

傳統的資本流動理論對這種日益流行的海外直接投資也越來越沒有解釋力。直接投資并不絕對的取決于東道國的利率水平,而且很多情況下東道國的利率并不高于母國利率。海默是最早注意到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之不同的西方學者,并開創性地提出了大型跨國企業之所以熱衷于海外直接投資乃其擁有東道國企業無法比擬的壟斷優勢,通過對外直接投資,他們可以充分地利用這些壟斷優勢,實現利潤最大化。英國學者伯克雷和凱森從內部化的角度解釋了這種直接投資行為,他們認為,海外直接投資是跨國公司為克服海外市場的不完全性(由于政府管制、信息缺失和不對稱、壟斷的市場結構等造成)而進行的內部化行為。鄧寧的折衷理論是有關FDI理論的集大成者,他認為FDI的進行取決于所有權優勢、內部化優勢以及區位優勢三方面因素。

二、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趨勢

當理論界對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條分縷折地分而論之時,這二者的界限在實踐中卻并非同樣地涇渭分明。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它們相伴相隨,有時甚至很難在它們之間劃出界線。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使大量對外投資行為既有直接投資的內涵,又有間接投資的手法和特點

在資本市場上,資產表現為以下四種基本形式:(1)現金資產:各種貨幣資產;(2)實體資產:表現為各種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等生產資料;(3)信貸資產:各種債權債務;(4)證券資產:表現為股票、債券、商業票據和各種投資收益憑證等證券。實體資產的國際流動是FDI的本質特征,而間接投資則側重于其他金融資產的流動。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實體資本的轉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當柯達投資于中國的彩卷行業時,它不是簡單地把生產線、管理人員、專利技術等搬入中國,而是通過股權投資、信貸安排、長期合同、現金流動等多種方式進行。隨著資本市場的高速發展,在金融中介和各種金融工具的幫助下,這四種資產的相互轉化變得越來越便利和快捷。從FDI的發起看,FDI中涉及間接投資因素的情況簡要列舉如下:

1.兼并收購(M&As)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方式也日趨復雜。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資,并購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可以讓投資者在進入東道國市場的同時就消滅一個競爭者;而且,它可以讓投資者獲得公開市場上不易獲取的被收購企業的商標、技術、管理經驗、關系網、銷售渠道等等;并購方式建設周期短,使投資者可以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迅速擴展產品線和營銷渠道,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并購方式還可以讓投資者利用東道國貨幣貶值、股市大跌、東道國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等情況廉價地獲取資產從事海外經營。

托賓(JamesTobin)的Q理論為投資者對并購或創建方式的選擇提供了理論解釋和指導。假設R1,R2分別為收購和新建兩種方式的投資收益率,C1,C2分別為兩種投資所須資本的成本。Q1=R1/R2,Q2=R2/C2,如果Q1>Q2,且Q1>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收購方式進行投資,反之,如果Q2>Q1,且Q2>1,則跨國公司應選擇新建方式進行投資。

在這里,對跨國公司而言,對外投資,不論是間接還是直接,都可以被抽象為一種數字的決策。而對東道國來說,這種投資又具有間接投資的某些特點。從經營管理的控制權來看,很多情況下跨國公司只是部分地擁有被收購企業的控制權,同時,為了充分利用被收購企業的當地優勢,跨國公司對被收購企業的經營管理也并非面面俱到。從資源轉移的角度看,資源首先是通過貨幣資本的形式支付給被收購企業的原股東的,而隨著并購方式的日趨復雜,并購的支付方式可能是股票等有價證券。而其他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的轉移則視需要而定,有時這些資源并非由投資者轉向被收購企業,而是相反。當被收購企業在東道國是上市公司時,投資者既可以通過被收購企業每年的贏利收回投資,也可以通過出售其股票的形式收回投資。

2.少數股權投資。這種投資雖采用股權形式,但并不要求對受資企業的控制權,同時也有別于單純追求股票升值的間接投資。通常,它是企業間欲達成某種聯盟而采取的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如今的商業競爭比任何時代都要激烈、復雜,即使是像500強這樣的大企業也沒有能力在各個方面保持領先。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很多企業積極地在技術、產品、市場等方面尋求與同行乃至其他行業的優秀企業的合作,以求強強聯合,優勢互補。通過對對方進行股權投資(有時這種投資是相互的),可以在加強這種聯盟關系的同時保持各自經營管理上的獨立性。

3.從FDI的資金來源看,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資金來源可以歸結為四個方面:(1)公司集團內部的資金。(2)母公司以外的母國資金,主要指母公司利用母國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3)東道國當地的資金,主要指跨國公司利用東道國當地資本市場獲取的資金,或從東道國的合作伙伴處獲取的股東資金。(4)國際資金,指利用國際資本市場獲得的資金。從第二和第四種資金來源看,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只是一線之隔??鐕镜闹苯油顿Y行為是由其母國乃至第三國的無數投資者的間接投資行為所支撐的。

4.從FDI的回收來看,傳統的直接投資是通過海外企業的贏利逐步收回,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情況下,企業還可以利用各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轉移風險、收回投資,從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間接投資的回收手段。

(二)一些投資機構的國際投資行為往往兼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特征

1.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大、技術要求高,能在這樣的舞臺上提供大量資金的多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種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相對于個人投資者,它們的投資通常數額大,期限長,注重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傳統上,機構投資被認為是間接投資,但由于其投資規模龐大,為保證投資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它們通常與被投資企業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系,并常常作為戰略投資者成為被投資企業的一員。這又使得它們的投資具有直接投資的特點。它們雖不直接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但時時監督著企業的運營狀況,并對企業的發展方向、利潤分配乃至一些關鍵人員的變動都有著重要的影響。另一方面,它們雖不會直接向企業提供技術、管理經驗等經營資源,但卻可以成為被投資企業獲取這些國際經驗的橋梁。

2.風險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雙重特性,它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向那些新興的快速發展的小企業(通常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它是一種直接投資,因為它提供的是權益資本,而且常常占有風險企業的大部分股權;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提供資金,而且提供技術上和經營上援助,幫助企業發展業務計劃,促成企業成長;風險基金在投資時必須對風險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從技術水平到產品的市場前景乃至管理團隊的綜合素質等,只有這樣,它才能對企業的發展潛力有適當的判斷。同時,它也是一種間接投資,因為風險投資的目的不是控股,也不是直接經營企業,而是通過資金和技術的幫助,促進受資企業的發展,從而使資金得到增值。受資公司的經營管理仍是由原管理層負責,即使風險投資者可能是大股東,原管理層也不必擔心失去企業的控制權;從風險投資的退出看,風險資本越來越多地通過企業上市、管理層收購、大企業收購等途徑退出,反映了其追求資本增值的本性;風險投資往往通過組合投資的手段同時投資于多家不同領域的風險企業,以降低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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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金融危機 全球經濟失衡 人民幣匯率

中圖分類號:F82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770(2011)09-019-06

在可預見的5-10年內,由于國際產業分工和國際貨幣體系兩大全球失衡主要病因不能有效診治,全球經濟不太可能進入再平衡的軌道。在失衡成為常態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政策不能以實現外部均衡為基本目標,而要更加注重內部均衡目標的實現。由于嚴重失衡對美元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及各國貨幣匯率關系穩定構成威脅,我國應抓住機遇將人民幣打造成區域核心貨幣,同時積極應對匯率的波動。

一、 關于全球失衡的衡量指標

盡管對全球失衡有著不同的界定,但基本上都指主要國家存在國際收支失衡的狀況。本文認為,全球失衡是這樣一種狀態,即美國的經常帳戶赤字持續增長,相應地積累了巨大的對外負債,而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新興國家,日本和德國等制造業強國以及石油輸出國等持有大量經常帳戶盈余,相應地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

G20巴黎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討論確定了六個全球失衡的衡量指標,其中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私人儲蓄率和私人債務等四項指標是衡量內部失衡的,貿易賬戶、凈投資收益與轉移賬戶指標是衡量外部失衡的。G20確定失衡指標的目的是判斷相關國家的失衡嚴重程度,之所將內部失衡指標也納入衡量范圍,其主要目的是為了減少誤判。實際上,外部失衡和內部失衡其實是一枚硬幣的兩面。

根據國民收入恒等式,一國的經常賬戶余額等于其儲蓄投資缺口。一國只要存在嚴重的經常賬戶盈余必然伴隨著內部的高儲蓄。

政府發債在增加私人儲蓄的同時,也擴大了負的政府儲蓄(政府財政赤字擴大),政府儲蓄和私人儲蓄相抵并沒有改變國民儲蓄。此外,經常帳戶赤字的持續累積反映為對外負債的增加,而持續盈余導致對外債權的增加。

本文認為,衡量失衡程度可以簡單分為兩類:一類是流量指標,主要包括經常帳戶赤字和國民儲蓄率;另一類是存量指標,主要包括對外負債和外匯儲備余額。鑒于本文的目的不是比較不同國家失衡的嚴重程度,而是從時間序列看全球失衡在危機前后的變化態勢,本文主要采用經常帳戶赤字指標分析主要區域和國家危機前后的失衡狀況的變化,同時運用國際投資頭寸表分析美國對外凈頭寸,運用外匯儲備指標分析主要經常帳戶盈余國的外匯儲備累積狀況。

二、金融危機后全球失衡狀況的短期調整

(一)危機前后全球失衡的基本狀況

在亞洲金融危機前的1995年,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占全球總逆差的33%,而逆差最多的5個國家的逆差之和占全球總逆差的57%;到2005年,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占全球總逆差的比重達到創紀錄65.1%,2007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7312億美元,占全球總逆差的比重近60%。經常項目順差分布則主要集中在制造業出口優勢較強的亞洲地區和出口石油的中東地區和俄羅斯等獨聯體國家。1995年,經常項目順差最多的日本占全球總順差的39%,2006年開始,中國取代日本成為經常項目順差最多的國家。2007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達到7181億美元,中東和北非順差達到2658億美元,德國、日本和中國的順差則分別達2538億、2110億和3718億美元。

金融危機后,發達經濟體進口尤其是高度依賴借貸的進口明顯下降,經常帳戶逆差有所縮小,與此同時,傳統出口大國出口增速放緩,經常帳戶順差有所減少。信貸收縮(尤其是耐用品貿易融資收縮)、貿易保護措施使全球失衡面臨短期調整。2009年,美國經常項目逆差明顯減少,受中東石油出口減少影響,經常項目順差也大幅縮近2003年的較低水平,德國和中國的出口也出現比較大的下滑。盡管全球失衡狀況得以緩解,但全球經濟并沒有順利進入再平衡的軌道,2010年,隨著經濟的復蘇,失衡狀況又有所復歸(見圖1),美國經常項目逆差達到4702億美元,中東和北非順差為2658億美元,德國、日本和中國的順差則分別達1761、1948和3062億美元。

(二)主要區域經常帳戶失衡狀況的變化

從主要區域來看,主要發達國家逆差在2005年前,基本在3000億美元左右,2006年達到頂峰,接近6000億美元,2007年有所回落。不難看出美國的逆差高于發達國家的逆差水平,是逆差的主要貢獻者。受危機影響,2009年主要發達國家逆差水平回落到2000年的水平,2010年有所恢復。受石油價格急轉直下的影響(由2008年中的145美元/桶下降到2009年的70美元/桶),中東和北非順差縮減程度比較深,2009年逆差額僅為2008年的14%。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2009年順差回落近半,2010年有所恢復。

從經常帳戶差額占GDP的比重情況看,中東和北非順差占GDP的比重高,最高時超過17%,2009年降低到3%左右,2010年恢復到6%的水平。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順差占GDP的比重最高時接近5%,2010年達到1.8%。主要發達國家逆差占GDP的比重在2006年達到2%,到2010年僅為1%。

(三)主要逆差國美國的失衡狀況變化態勢

美國是全球失衡的核心國,是逆差的最主要的貢獻國。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經常帳戶持續逆差。美國經常帳戶持續逆差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美國高消費和低儲蓄以及盈余國的高儲蓄;二是美國在國際產業分工的高端,虛擬經濟繁榮和實體經濟衰弱導致美國大量進口和貿易持續逆差;三是美國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政策導致貿易不平衡加劇。盡管上述原因有一定的解釋力,但能夠讓美國保持持續逆差的深層次的原因是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世界各國對美元資產的需求使美國有條件保持資本和金融項目的持續順差和經常項目的持續逆差,并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依托其獨一無二的特殊地位,美國可以不斷地用本幣為經常項目赤字融資。

危機爆發以后,美國經常帳戶逆差占GDP的比重由2006年的6%下降到2009年的2.7%,2010年提高到3.2%。造成美國經常帳戶逆差縮小的主要因素是消費和投資需求不足導致進口下降。居民消費低迷,私人個人儲蓄增加,導致消費品進口減少。2009年美國個人消費支出比上年減少1.2%,個人儲蓄率提高到5.9%,高于2007年2%的水平。此外,居民和非居民投資分別下降22.9%和17.1%,資本品進口也大幅度下降。加之,信貸緊縮導致依靠融資購買的進口下降,導致進口大幅度下降13.8%,而出口僅下降9.5%。2010年隨著經濟的復蘇,進口和出口分別增加12.6%和11.7%,盡管轉移收入有所增加,但經常帳戶赤字水平又有所回升。

從美國國民儲蓄率情況看,盡管危機爆發后,私人儲蓄有所增加,但由于美國采取了財政救助措施,使財政赤字大幅度增加,2009年聯邦赤字規模高達12517億美元,負的政府儲蓄拉動美國國民儲蓄下降到10.8%,2010年聯邦財政赤字進一步擴大到13335億美元。截止2010年,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余額達到14.66萬億,占GDP的比重為92%。2011年政府債務將超過GDP。

從國際投資頭寸情況看,美國從1986年開始國際投資凈頭寸轉為負,成為凈債務國,2000年以來國際投資凈頭寸迅猛增長,到2008年其占美國GDP的比重達到-22%,2010年為-17%,凈頭寸為負2.5萬億美元。國際投資凈頭寸的增加主要是因為美國持續從其他國家政府或銀行獲得融資,2010年末外國官方資產存量達到4.9萬億美元,美國銀行和證券經紀公司對非居民的負債也高達3.7萬億美元。

結論:從衡量失衡的流量指標看,作為主要的逆差貢獻國,美國在金融危機以后雖然經常帳戶逆差幅度短期內有所減小,但仍保持很高的逆差水平;從存量指標看,經常帳戶逆差持續累積的結果是美國對外負債也持續累積,而且政府債務在2011年將超過GDP。美國的失衡程度不僅沒有減少,而且有所加深。作為全球失衡的最重要一極,美國失衡情況的日益加深,使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前景堪憂。

(四)制造業出口大國失衡狀況變化趨勢

作為主要順差貢獻國的傳統制造業出口大國,經常帳戶順差雖在危機期間有所減少,但方向也沒有發生改變,而且在2010年出口很快得以恢復。其中,日本在2009年經常帳戶順差下降10%后,2010年又增長38%;德國在 2009年經常賬戶順差大幅下降32%以后,2010年也小幅增長6%;中國2009年經常賬戶順差下降32%以后,2010年也恢復增長3%。

從外匯儲備累積情況看,中國作為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危機以來外匯儲備增長迅猛。2010年年底達到2.8萬億美元,2010年6月已經達到3. 2萬億美元。日本外匯儲備增長雖然比較緩慢,2011年6月也突破了1.1萬億美元。

結論:從衡量失衡的流量指標看,作為順差主要貢獻國,中國、日本和德國的經常項目盈余雖然受危機影響有所減少,但盈余的規模仍比較大,而且經濟復蘇后迅速恢復;從衡量失衡的存量指標看,這些國家外匯儲備持續累積,尤其中國外匯儲備增長迅猛,2011年6月已經突破3萬億美元。與美國巨額對外負債相對應,盈余國家外匯儲備持續累積表明全球失衡程度不僅沒有減弱反而進一步加深。

三、未來5-10年全球經濟很難進入再平衡軌道

全球失衡被公認為導致金融危機的重要因素,金融危機的爆發也被認為是全球失衡狀況的被動調整。但如上分析,金融危機以來,全球失衡狀況并沒有減緩,反而呈進一步加劇的態勢。預計未來5-10年全球經濟也很難進入再平衡軌道。其主要原因是國際產業分工和國際貨幣體系這兩大主要失衡病因不能有效診治。

一方面,國際產業分工的“三角關系”難以打破。全球失衡的系統中主要有三個主體:一是最具系統重要性的美國;二是制造業出口國;三是能源資源出口國。三主體在全球化過程中產業分工地位、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各不相同,而且互相支撐,形成”三角關系”,美國主要發展知識型高技術產業和虛擬經濟,以其發達的金融市場吸引國外資金,支撐其巨額國內消費;制造業出口國作為物質產品的生產國為美國提供廉價商品的同時,由于國內需求不足,將大量儲蓄剩余輸出給美國;能源資源供應國則為美國和其他制造業國家提供資源能源保障,也因為全球制造業的強勁增長分享資源能源價格上漲的利益。

國際產業分工的“三角關系”的調整需要相關國家經濟結構和發展方式進行調整,美國要發展工業,提高美國出口的全球競爭力,并取消高技術產品出口限制,向世界尤其是順差國提供可供購買的物質產品。同時,美國必須減少財政赤字,改變通過超發貨幣為赤字融資的狀況;制造業出口國要轉變出口導向戰略,擴大內部需求,大力發展服務業;石油等能源資源輸出國則要改變經濟過度依賴能源資源產業的局面,實現產業結構多元化。

國際產業分工關系的調整是全球經濟再平衡的必然要求。但是,從危機以來主要國家的發展狀況并不樂觀。未來5-10年內也恐難以取得明顯實效。

另一方面,國際貨幣體系改革難有實質性進展。我們知道,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使美國長期的持續經常項目逆差成為可能。而且,只要美元作為核心國際貨幣的地位不變,美國作為該貨幣的發行國家要為世界提供流動性,就根本不可能實現經常賬戶平衡。

理論上,一個長期維持經常項目赤字的國家,并且依靠資本流入為赤字融資,其國際收支中的凈投資收益會逐步惡化。因為,支付給外國投資者的收益會超過投資于海外資產的收益。但由于美國能夠低成本融資,盡管2010年美國凈外債占GDP的比重已經達到17%,美國的凈投資收益仍然為正,而且高達1744億美元。這說明,美國國際收支中的凈投資收益并沒有因為過度負債而惡化。從國際收支角度看,美國經常帳戶失衡具有可持續性,只要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不調整,美國經常帳戶失衡狀況就不可能根本調整。

然而,金融危機以來盡管有關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呼聲很高,但未來5-10年內也恐怕難以取得實質性進展。美國在世界經濟、貿易、投資中的地位仍然是絕對優勢地位。經濟基本面因素決定了美元仍然是主要的結算貨幣和儲備貨幣,在國際貨幣體系中仍然居主導地位。

四、長期失衡狀態下的人民幣匯率政策

在可預見的未來5-10年,全球失衡將是世界經濟常態,而且,長期失衡累積的矛盾越發突出。這是我國制定人民幣匯率政策需要面對的基本外部環境。

(一)認清匯率不是調整失衡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不能把調整外部失衡作為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主要目標

基于上述全球失衡基本原因的判斷,可以看出全球失衡主要是結構性因素和制度性因素造成的,美國在失衡中最具系統重要性,美國負債消費的模式和制造業空心化必然有與其對應的提供融資和物質產品的國家,這個國家不是中國、日本,也會是其他國家。不能把美國經常帳戶失衡歸因于所有對應國的匯率低估,事實上,美元匯率在過去30多年經歷了若干升值和貶值周期,但美國卻持續保持經常帳戶逆差,匯率對美國國際收支的調節作用十分有限;換個角度說,美元匯率走勢實際上脫離了美國國際收支的基本面。美元在長期“雙赤字”的情況下,周而復始進行著升值、貶值、再升值、再貶值的循環。

作為美國失衡的主要對應國,中國的外部失衡一是因為中國經濟自身制造業為主、內需不足等結構性問題,導致儲蓄剩余;二是受制于美元本位的體系,儲蓄剩余資金不得不主要流向美國;三是美國產業空心化和高技術出口限制也使中國從美國進口商品品種數量受限。當然,中國經濟結構性問題的形成與以往鼓勵出口、鼓勵外資的匯率低估政策不無關系,但如果因此把匯率看成國際收支反向調節的工具就過于簡單化了。在美國結構性問題、國際產業分工格局和美元本位體系沒有改變的情況下,人民幣匯率的大幅升值只是將我國的制造業的競爭力讓度給其他國家,并不會根本改變全球失衡狀況。

在全球失衡不能緩解甚至程度不斷加深,以及非匯率因素對外部失衡影響更大的情況下,無論是美元還是人民幣匯率都不是調整失衡的有效手段和工具。作為全球失衡主要責任方的美國尚且不能把國際收支調節作為宏觀政策的重點,我們更不能把調整外部失衡尤其對美國的失衡作為人民幣匯率政策的主要目標,而是要在保證國際收支可持續性的條件下,將宏觀經濟穩定、經濟結構優化、擴大就業和適度經濟增長等內部均衡目標作為匯率政策的目標。

(二)美元國際化幣體系地位構成威脅,要抓住機遇將人民幣打造成區域核心貨幣

美國不斷攀升的對外負債和政府債務加大了國債的違約風險,也使美元信用受損,美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也將面臨挑戰。事實上,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元在官方持有的外匯儲備中的比重已經由64%下降到不足61%。

盡管短期內打破美元本位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不現實的,但未來國際貨幣體系將呈現三大發展趨勢:一是包括提高IMF等國際金融機構能力以及加強區域金融貨幣合作等為改變對美元過度依賴的各種努力都將不同程度削弱美元地位;二是超的儲備貨幣作用增強,增加特別提款權SDR發行和使用。三是國際交易、投資和儲備貨幣逐步多元化。

我國要抓住國際貨幣體系調整的機遇,把人民幣打造成區域核心貨幣。區域核心貨幣的內涵是在區域內充當“貨幣錨”并發揮貨幣穩定器功能的貨幣,其他國家將本幣釘住錨貨幣。要力爭在未來10年內把人民幣打造成區域核心貨幣。一方面要保持或擴大對亞洲國家貿易逆差,并向亞洲國家提供人民幣貸款,擴大人民幣輸出;另一方面,要創造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的貿易和國際投資條件、金融基礎條件、資本賬戶開放和匯率市場化的政策條件。

(三)嚴重失衡使美元匯率缺乏穩定的基礎,各國貨幣匯率關系可能加速調整,人民幣匯率必須彈性應對

沒有了國際收支平衡的制約,缺乏必要的貨幣發行約束,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匯率缺乏最基本的均衡價值基礎。而為了獲取通貨膨脹稅和鑄幣稅收益,美國有動機不斷擴大貨幣發行,這也是導致流動性泛濫的重要原因。美元的濫發、高額負債造成的美元信用危機將導致美元以及各國貨幣兌換關系無序調整和波動。金融危機爆發以后,盡管我國收窄了人民幣與美元名義匯率波動幅度,但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波動仍然較大。美元實際有效匯率總體呈現貶值趨勢,且波動比較大,2008年下半年出現升值,到2009年2月貶值,2010年再度回升后,到2011年上半年呈現貶值趨勢。與此同時,人民幣、歐元和日元實際有效匯率變動分歧明顯,波動也比較大。

鑒于美元匯率的劇烈波動,人民幣匯率必須提高彈性。2010年重啟匯改以來,盡管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比較穩定,由于美元實際有效匯率的貶值和我國內通脹水平較高,人民幣兌美元實際匯率已經有較大升值。今后,匯率改革的重點是按照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的既定政策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類似于國際上所謂的“BBC”型(“籃子、區間和爬行”“Basket,Band and Crawl”)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一方面,在美元實際有效匯率貶值的過程中降低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的波動;另一方面,在發揮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作用的同時,通過中央銀行的干預防止匯率超調和劇烈波動對貿易部門的沖擊。

為了提高人民幣匯率彈性,需要相關配套制度和政策的建立和完善,包括結售匯周轉頭寸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中央銀行調節干預機制、豐富外匯市場參與主體,擴大國內外匯市場開放以及改進做市商制度等。

篇10

整體而言,全球經濟中的不確定性因素不是減少而是在增多,但是,有一些基本的變動趨勢依然是可以辨識的。如何把握未來國際國內經濟發展的環境變化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直接影響著“十二五”規劃目標的實現。

未來五年國際經濟發展趨勢辨析

經濟全球化將在中國的推動下波動前行。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發展的一個明顯的趨勢就是經濟全球化進程不斷加快。在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科技革命和生產國際化的推動下,各國經濟相互依賴、相互滲透的程度日益加深,使世界經濟發展為一個密不可分的整體。全球經濟一體化最明顯地體現在國際貿易、國際投資、國際貨幣和跨國公司等領域的發展上。國際貿易已成為各國經濟發展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是國際交往中最活躍的一環。其最近的變化趨勢是,由于美國金融危機對世界經濟的巨大沖擊導致貿易保護主義重新抬頭,貿易摩擦事件大幅增加。據不完全統計,2009年以來,已有56個國家和地區采取了99項貿易保護措施,正準備實施的還有134項,預計今后一個時期貿易保護主義仍會不斷強化,貿易的國際化受到一定程度影響;而另一方面,亞洲在國際貿易中扮演了越來越重要的角色,2008年,亞洲各國國際貿易量達到3390億美元,占全球的46%,這其中中國的貢獻最大。國際投資規模不斷擴大,盡管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遏制了國際投資規模的進一步擴張,但繼續擴大的基本趨勢沒有改變。國際金融活動規模空前,大大超過了全世界生產和商品交易,值得重視的是人民幣正在逐步成為區域性國際貨幣的新動向??鐕颈椴既?其產品的國際化水平愈來愈高。還需指出的是,盡管國際金融危機使以發達國家為首的一些國家再次舉起了貿易保護主義大棒,但隨著中國經濟總體規模的擴大和實力的提升,經濟全球化將進一步深化。

以科技進步為基礎的經濟成長成為各國競爭的主要方面。冷戰結束后,國家之間的競爭由軍備競賽轉變為綜合國力的競爭,核心是經濟與科技發展水平的競爭??萍歼M步與經濟發展構成各國政府優先考慮的戰略問題。美國在上世紀90年代后制定了優先發展以信息技術為主的高科技戰略。上世紀90年代中期后,繼美國政府提出的“信息高速公路計劃”后,建立信息高速公路的浪潮迅速席卷歐洲、亞洲和其他國家;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動下,越來越多的國家經濟增長方式由“外延式”向“內涵式”轉化;追求數量和速度的增長方式讓位于追求質量和效益的增長方式。同時,在科技革命浪潮的影響下,高科技產業在經濟中的地位迅速上升,并成為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產業結構進一步高級化,知識密集型產業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重越來越大。經濟競爭說到底是科技的競爭,而科技的競爭說到底是人才的競爭,因此,爭奪科技人才成為國際競爭的焦點。爭奪人才的主要手段,一是靠引進,二是就地利用人才,三是吸引高層次的留學生。

國際與地區產業轉移呈現出新的趨勢。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產業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間的再分工和轉移。長期以來,國際產業轉移主要發生在制造業領域。從早期的勞動密集型產業逐步過渡到資本密集型產業,再到技術、知識密集型產業的轉移;由低附加值產業發展到高附加值產業的轉移;近年來,以發達國家為主導、以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核心的高新技術產業調整、產業轉移已經成為國際產業調整的重心。

應對氣候變化的低碳經濟將成為新的熱點。為了解決人類共同面對的生態失衡、氣候變暖和人類生存環境日益惡化的難題,減少“碳排放”、發展“低碳經濟”已經成為當下越來越流行的詞匯和理念,也逐漸成為各國政府重要的政策訴求點。2009年召開的“哥本哈根國家首腦會議”,一定意義上標志著世界各國將統一行動,聯合起來共同降低“碳排放”。有專家預言,到2020年左右,全球低碳經濟將會形成大的氣候,低碳行業年收入將超過2萬億美元。根據匯豐銀行的研究,即便在全球經濟衰退的2008年,低碳行業的收入也大幅增長75%;全球事關氣候變化行業中的上市企業(包括可再生能源發電、核能、能源管理、水處理和垃圾處理企業)的營業總額達到了5340億美元,超過航天與國防業的總額(5300億美元)。當然,我們也應清醒地看到,歐美發達國家力推低碳經濟,也有著超越氣候關切的其他意圖,比如爭奪在這一領域的話語權,美、歐擬征收“碳關稅”、“碳標簽”和節能的高標準,這對諸如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商品出口將構成新的貿易壁壘。

“十二五”時期國內經濟發展態勢預判

經濟持續高增長趨勢不可阻擋。2008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突破了30萬億元,比2007年增長9.6%。盡管美國金融危機影響了我國經濟增長的速度,但2009年仍然達到了8.7%。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趨勢不可阻擋。有專家指出,未來10~30年的時間內,我國經濟仍將保持快速增長勢頭,到2020年,我國不僅會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與美國經濟總量的差距也會大為縮小。根據中國科學院的研究,如果按照1990~2005年的平均增長率估算,中國有可能在2020年前后完成第一次現代化,在2040年前后超過世界平均水平。中國經濟持續的高增長必將創造出巨大的市場空間和發展動力。

工業化進入中后期,城市化、信息化和國際化率將大幅提高。工業化方面,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研究,從1995~2005年,中國工業化進程處于快速工業化時期。1995年中國工業化水平綜合指數為18,2000年為26,2005年為50。1995年中國還處于工業化初期的后半階段,2002年中國開始步入工業化中期階段,目前中國進入了工業化中期的后半階段。在未來5年,隨著中國工業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工業增長的質量將成為關注的焦點。而且,中國工業未來的發展還會面臨著資源環境的約束和國際貿易摩擦的壓力。中國工業只有走科學發展之路,走新型工業化道路,不斷增強自主創新能力,才會實現由工業大國向工業強國的轉變,才能實現中國工業現代化的偉大目標。

城鎮化方面,截至2008年末,我國城鎮化率已達到45.68%,城鎮人口已達6.07億。根據中國科學院的一項研究表明,在城鎮化率從20%提高到40%這個過程中,英國經歷了120年,法國經歷了100年,德國經歷了80年,美國經歷了40年,前蘇聯和日本分別經歷了30年,而中國僅用了22年。根據國際經驗,城鎮化水平在30%~60%之間是城鎮化加速發展階段。在未來5年內,我國即將發生的城鄉人口轉移和社會變遷的規模在世界上將是空前的。

信息化方面,根據國家統計局信息化發展指數(IDI)的測算和比較研究,2001~2007年,中國信息化發展總指數年均增長速度為15.52%,居世界第14位,是世界平均增長水平的2倍。從2006年起,中國已經從信息化發展“中低水平國家”跨入信息化發展“中等水平”國家行列。未來5年,中國的信息化水平還將進一步提高。

國際化方面,“十二五”期間,我國資本和要素跨境流動可能呈現出與世界先行國家普遍規律相似的變化趨勢:一是我國已進入國際直接投資凈流入減少的階段,下一步還將持續下去;二是我國間接資本流入流出規模將日益超過直接投資項目,意味著我國將通過資本市場的國際化開創參與全球要素配置的新方式;三是我國對外直接投資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我國參與全球資源優化配置的方式將逐步從“引進來”為主向“引進來”與“走出去”并重轉變;四是人民幣逐步走出國門,首先成為區域性貨幣,繼而成為國際性貨幣。隨著資本和生產要素全面雙向跨境流動廣度、深度的拓展,我國必將創造出經濟全球化條件下參與國際合作與競爭的新優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