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回的故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顏回的故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今天，我們在這里召開全區預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會議，主要任務是深入貫徹落實全市預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會議精神，分析當前全區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形勢，總結經驗，安排部署年的工作。剛才，大隊長通報了我區年及近期的道路交通安全情況，客觀的分析了存在問題，并對年的工作進行了安排部署，我完全同意。

今天，我們與各鄉、鎮、街道辦事處簽訂的年度預防道路交通事故責任狀，是我們面對日益嚴峻的道路交通安全形勢，借鑒先進地區經驗所做的一個新的嘗試，希望大家結合各自實際，認真貫徹落實。下面，我就圍繞做好預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講三點意見。

一、認清形勢，提高認識，切實增強做好預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

道路交通運輸是國民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道路交通管理工作關系國計民生，涉及各行各業、千家萬戶，是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交通安全工作的好壞，不僅關系到我區交通運輸業的健康發展，而且直接影響全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大局；不僅關系到國家與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而且關系到全區社會的穩定和政府的形象。各部門、各單位一定要以對國家和人民生命財產安全高度負責的態度，切實把思想統一到中央、自治區和烏海市關于加強道路交通安全工作的一系列精神上來，并真正從思想上重視起來，克服畏難情緒、麻痹思想和僥幸心理，切實消除那種只說不干、紙上談兵的不良作風，正確處理安全與生產、安全與效益、安全與發展、安全與穩定的關系，集中精力抓好交通安全工作，堅決把道路交通事故上升的勢頭壓下去，防止和減少重特大交通事故的發生。

從年我區發生的交通事故來看，事故四項指數三降一升，全年未發生特大交通事故，道路交通安全形勢基本穩定。但從全區各類交通事故死亡人員的絕對數和今年以來我區道路交通事故發生的情況來看，形勢不容樂觀，甚至是相當嚴峻的。年，我區發生交通事故68起，死亡14人，傷22人，死亡和受傷人數分別比上年同期增長了100%和175%，特別是今年年初在世紀大道發生了一起特大交通事故，死亡3人、傷2人。因此，我們必須要有清醒的認識，一定要從講政治、顧大局的高度出發，牢固樹立“興一方經濟、保一方安全、保一路平安”的思想，切實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花大力氣、下真功夫，堅決把交通事故預防好、控制好，為全區經濟社會發展營造一個安全、暢通的道路交通環境。

二、綜合治理，標本兼治，著力解決影響道路交通安全的突出問題

預防道路交通事故工作作為一項復雜的社會系統工程，僅靠公安交警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必須動員全社會方方面面的力量，聯合行動，綜合治理，標本兼治。我們今天的會議，參加的部門和單位很多，大家的主要工作職責也并不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但也間接或直接地肩負著宣傳、教育、監督、審核等各方面的責任。今天，我們以這樣的規模和方式召開會議，專題研究部署此項工作，就是要把過去由公安交警一家管交通安全向各部門各盡其職、通力合作、齊抓共管的方向轉變，盡快構筑起全社會綜合治理交通安全的工作格局。特別是今天會上簽訂責任狀的各鄉、鎮、街道辦事處，一定要切實擔負起本轄區預防道路交通事故的安全責任，將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要像抓經濟工作一樣，抓緊抓好道路交通安全工作，定期組織相關部門召開會議，認真分析道路交通安全形勢，大力開展各類交通安全宣傳教育活動，不斷增加道路交通安全投入，切實消除事故隱患，努力提高本地區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水平。

做好新形勢下的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必須準確把握交通安全形勢，抓住影響交通安全的突出問題，逐項整治，逐一突破。當前，影響交通安全的突出問題概括地講，主要集中在交通安全宣傳、交通事故黑點治理、交通違法行為整治、交通安全源頭監督管理這四個方面。對此，各鄉、鎮、街道辦事處和有關職能部門要認真研究，強化措施，狠抓落實。同時，各部門、各單位之間也要加強協調，主要領導要親自過問，組織聯合整治。對一時無法完成整改的，必須落實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并制定應急預案。安監部門要組織開展專項督查，對整改措施不到位、隱患沒有徹底消除的要責令重新整改；對整改工作不力或工作難度較大的，要組織有關人員蹲點、督辦，直至問題解決。

篇2

關鍵詞：20世紀；炎黃文化研究；回顧與思考

一、前言

早在先秦時期，即出現了“百家言黃帝”的局面，自漢代司馬遷“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擇其言優雅者”作《史記·五帝本紀》以來，中國上古史研究經歷了信古、疑古到考古這樣一條漫長而曲折的道路。

司馬遷建立了“五帝”的上古史體系后，后世多認為信史，把黃帝時代看作中國上古史的開端，并把黃帝或炎黃二帝看作是華夏的人文始祖。一方面，這種民族與文化的認同感形成了極強的凝聚力，在中華民族的形成與發展過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由于歷代添加甚或虛構而“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也使治上古史的學者們產生了許多困惑和懷疑。于是20世紀20年代，疑古思潮盛行，認為東周以前無信史，主張“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然而正如中國考古學的創始人李濟先生指出的，“這段思想十分混亂的時期也不是沒有產生任何社會價值，至少它催生了中國的考古學”。正是考古學的出現開辟了認識上古史的新途徑，才為解開中國史前史之謎找到了一把鑰匙。中國上古史的研究經歷了信古、疑古，最后走向考古。

從20世紀20年代中國考古學的誕生起，經過幾代考古學家們數十年的發掘和研究，獲得了大量的前所未有的考古資料，中國的史前文化和三代文明，在考古學家的鋤頭下逐漸顯現出來；人類的起源、農業的起源、文明的起源這些重大的學術問題也不斷取得新的進展。就炎黃文化研究而言，“考古發現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為復原傳說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條件”。人們認識到，只有把文獻資料與考古資料乃至其他學科的資料結合起來，相互印證，才是重建中國上古史、研究炎黃文化的正確道路。

然而，“對古史的懷疑與對古史的重建是二十世紀中國古史研究的最主要的兩種思潮，這兩種思潮不但貫穿于二十世紀的始終而且將波及下個世紀?！币虼?，對中國上古史和炎黃文化的研究歷程的回顧與總結，是十分必要的，但實際上，筆者并沒有能力對數十年來炎黃文化的研究做一個全面的總結，只能從考古學對這一領域的研究歷程做簡略的回顧與思考，企望能對今后的研究有所促進。

二、炎黃文化研究的回顧

(一)20世紀50年代以前

20世紀前期，考古發現對中國上古史研究的最大影響，是“用地底下掘出的史料，慢慢地拉長東周以前的古史”。早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殷墟甲骨卜辭和敦煌漢簡等的發現開始，學者們就開始嘗試將地下材料與文獻材料相結合研究古史。特別是王國維利用甲骨材料撰寫的《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證實了《史記·殷本紀》記載殷商世系基本可靠，進而建立了“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的二重證據法。由殷墟甲骨發現而引發的殷墟考古發掘和一系列新發現，則進一步把殷商史建立在無可置疑的實物證據基礎之上。

20世紀20年代中國史前考古的一系列新發現，則把中國境內有人類的歷史追溯得更為古遠。1920年法國學者桑志華在甘肅慶陽首次發現了舊石器；1921年在北京周口店發現了猿人牙齒化石，同年在河南澠池發掘了仰韶村遺址進而確立了仰韶文化；1922年在內蒙古河套地區發現了“河套人”化石和石器；1928年在山東章丘縣龍山鎮發現了龍山文化。這些考古新發現、特別是北京猿人化石的發現，使學術界認識到，中國有^、類及其文化的歷史已很古遠了。

新的發現改變了上古史茫昧無稽的疑古觀點，一些學者開始嘗試利用考古資料并結合古代文獻來探索中國古史。如徐中舒先生根據當時所發現的仰韶文化的分布地域及其文化特征，結合文獻記載的夏部族的活動地域，認為“從許多傳說較可靠的方面推測，仰韶似為虞夏民族遺址”。而仰韶文化和龍山文化東、西對立分布似乎為當時頗為流行的“夷夏東西說”提供了依據。特別是徐旭生先生，20世紀30年代在陜西渭水流域調查時，曾發現了西安米家崖、寶雞姜城堡等新石器時代遺址，并在《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一書中將傳說時代的部族分為華夏、東夷、苗蠻三大集團，認為“炎帝氏族的發祥地在今陜西境內渭水上游一帶”，“黃帝氏族的發祥地大約在今陜西的北部”。

但新的考古發現對古史傳說時代的研究而言，舊石器時代的古人類化石及石器的發現，雖然證明中國在距今數十萬年前的遠古時期就有人類生活、居住，但這些文化與傳說時代或炎黃時期相距太遠。新石器時代大約相當于傳說時期，“尤其是仰韶、龍山兩大系文化同傳說時代的古氏族的關系一定很密切。但關系的詳細情形如何及如何地變化，我們一直到現在還是幾乎毫無所知。我們也不敢捕風捉影地去附會，所以暫時也還不能談?！碑敃r的考古學家們對炎黃文化的研究大都掙慎重的態度。

(二)20世紀50—80年代

20世紀50年代以來，大量的考古發現不斷拓展著人們的視野，學者們相信：“很古時代的傳說總有它歷史方面的素質，核心，并不是向壁虛造的?！币恍┛脊艑W家們開始自覺地將考古發現和歷史文獻相結合來研究上古史。隨著考古發現確立了夏、商文化，中國文明起源問題成為上古史研究的重要課題，而文明起源的探索又必然涉及到夏以前的“五帝”時期。因此考古學界關于炎黃文化的研究多與文明起源的研究相關聯。

20世紀50年代，石興邦先生主持發掘了著名的西安半坡遺址，使學術界對仰韶文化內涵有了更多的了解。安志敏先生在河南陜縣廟底溝遺址發現的由仰韶文化向龍山文化過渡的中間環節——廟底溝二期文化，初步建立了中原地區從仰韶文化到龍山時期的史前文化連續發展的體系。這些發現使學者們似乎看到了從仰韶文化經龍山文化到夏商周文化的一元發展軌跡，而在這一過程中，中原地區是中國文明發生地和演進的中心。這樣，一個祖先——黃帝，一條母親河——黃河，一個中心——中原地區就構成了“中原中心論”的主體認識，并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中國文明起源的研究。而當時已知最早的仰韶文化自然被看成是中國文明的源頭，并與“黃帝文化”相關聯。如范文瀾先生認為：“仰韶文化所在地，當是黃帝族的文化遺址?！?/p>

1959年，徐旭生先生依據文獻“伊洛竭而夏亡”(《國語·周語上》)的記載，來到豫西尋找“夏墟”，并在偃師二里頭遺址找到了一種晚于龍山時代而早于商代的考古學文化。以后的多次調查、發掘表明，二里頭遺址是一處面積超過300萬平方米，由大

型宮殿式建筑和圍墻、高等級的墓葬、青銅器和玉器構成的復雜社會的遺存，它廣泛分布于文獻記載的夏人活動范圍——豫西和晉西南。大多數考古學家傾向于二里頭文化屬于文獻記載中的夏文化，二里頭遺址應是夏代的都城。二里頭文化的發現，使得從仰韶時期，經龍山時代到夏商，形成了一個文化連續發展的鏈條，初步顯現了由史前文化到夏文明出現的軌跡，從而揭開了考古學探索中國文明起源的序幕。

20世紀60年代，隨著考古資料、特別是史前考古資料的增多，考古學家們已不滿足于證史或補史，而是尋求解決如何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問題。李濟先生指出：“現代中國考古學家的工作，不能僅限于找尋證據以重現中國過去的光輝，其更重要的責任，毋寧說是回答那些以前歷史家所含混解釋的、卻在近代科學影響下醞釀出的一些問題。這樣產生的問題屬于兩類，但兩者卻息息相關。其一是有關中華民族的原始及其形成，其二為有關中國文明的性質及其成長?！敝?，如何重建中國的上古史問題，成為史學界的一個重要學術課題。

20世紀70年代，在河南登封王城崗發現了一座距今4 000年以前的龍山時期古城址，安金槐先生提出的王城崗城址即文獻記載的“禹都陽城”的觀點，引起了學術界極大的關注和討論。這一發現為探索夏文化的起源提供了線索，客觀上把夏文化與史前文化聯系起來。不久，在山西襄汾陶寺找到了比“禹都陽城”更早的陶寺文化，先后發掘清理了上千座墓葬，其中大型墓隨葬有石馨、鼉鼓、彩繪龍盤、玉鉞、玉琮等分禮樂器，還出土了1件鈴形銅器。晉西南向有“夏墟”之稱，先秦文獻有“封唐叔于夏墟”(《左傳·定公四年》)的記載。因此，有學者認為活躍于“夏墟”，以龍為族徽、名號的陶寺類型文化，應是探索夏文化源頭的重要線索之一。也有的學者認為，陶寺遺址當為陶唐氏堯部落中心的所在。

(三)20世紀80年代以來

20世紀80年代以來，農業考古的新進展和新石器時代初期陶器的發現，使得中國新石器時代開始的時間推進到距今10 000年前后；聚落考古在探索史前居民的社會組織結構及其演變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環境考古則為探索文明起源的外部條件提供了許多新資料。在這些發現與研究的基礎上，文明起源的理論與研究方法也不斷發展，促使相關學術研究進入到了一個新的階段。

首先，考古學和文明起源理論有了較快的發展。1981年，蘇秉琦先生提出“區系類型理論”，把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分為6個區系。而這一文化時空分布格局表明，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發展有著多個區域演化中心，于是傳統的中國文明起源“一元論”或“中原中心論”受到了挑戰。蘇秉琦先生指出：“中國古代文化是多源的，它的發展并不是一條線貫徹始終，而是多條線互有交錯的網絡系統，但又有主有次。各大文化區系既相對穩定，又不是封閉的。通過區內外諸考古學文化的交匯、撞擊、相互影響、相互作用，通過不斷地組合、重組，得到不斷更新，萌發出蓬勃生機，并最終殊途同歸，趨于融合?！睆埞庵毕壬仓赋觯骸爸性幕皇沁@大系統中的一個子系統，它有它自己的歷史，也有它作為大系統中一部分的歷史，即影響其他文化與接受其他文化的歷史?！碑斎?，在強調中國文明起源的多元性的同時，并不能完全否認中原地區在文明起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嚴文明先生認為：“由于中原在地理位置上處在各文化中心區的中間，易于接受周圍中文化區的先進成分，在相互作用和促進下最先進入文明社會，從而成為這種多元一體結構的核心?！边@樣，“多元一體”文明起源觀點逐漸成為學術界的主流認識。

其次，文明與社會演進過程的研究受到普遍的重視，提出或借鑒了多種社會發展理論與模式。1983年，張光直先生首次將美國文化人類學家塞維斯(elman serrice)的人類社會演進由游團一部落一酋邦一國家的4個階段構成的模式介紹到中國，并對中國古代社會的發展階段進行了初步研究，認為龍山時代屬由平等社會向國家過渡的酋邦階段。之后，所謂的“酋邦理論”受到國內一部分學者的重視，并開展了相關的研究。1986年，蘇秉琦先生提出了“古文化一古城一古國”的文明起源過程三階段模式，古文化指原始文化，古城指城鄉最初分化意義上的城和鎮，古國則指高于部落之上的、穩定的、獨立的政治實體。嚴文明先生認為：依據相關文獻記述，“五帝時代是一個普遍筑城建國的時代，這恰恰與考古學上的龍山時代相合”。中國古代把城叫做國，城外的鄉村叫野，包括城鄉的政治實體有時也叫邦。如果套用酋邦的說法，龍山時代似乎相當于酋邦階段，但“我主張先不要硬套，就用中國古代習用的名稱叫國。因為這時期的國剛剛從部落社會中脫胎出來，還保留濃厚的部落社會印記。為了跟后來比較成熟形態的國家相區別，可以稱為原始國家或古國，代表中國古代文明的黎明時期?！边M而提出古國(龍山時代)一王國(夏商周三代)一帝國(秦至清)的文明起源與發展三階段模式。

再次，20世紀80年代以來，史前考古的新發現、特別是龍山時代大量的城址、銅器和陶文等發現，為中國文明的起源“多元一體”的理論提供了許多新證據。就炎黃文化研究而言，“考古發現已日益清晰地揭示出古史傳說中‘五帝’活動的背景，為復原傳說時代的歷史提供了條件。在黃河上游齊家文化出土了許多銅器，有銅錐、銅刀、銅鉆頭、銅鑿、銅環、空首斧、銅鏡等，這些銅器有鍛造，也有單范鑄造的。有學者認為，中原地區銅器的出現與東西方文化的交流有一定的關系。黃河中下游地區發現有許多城址，其中在陶寺遺址新發現了陶寺文化是、中期城址，中期的大城面積達280萬平方米，特別是在一件陶扁壺殘片上有朱書似“文”和“易”字的陶文。此外，在山東鄒平丁公遺址也發現—塊刻有11個字y的陶片。這些發現為探索文明和文字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資料。在長江下游，發現有瑤山、反山等高規格的祭壇墓地和以莫角山巨型夯土臺基為中心的城址，面積達290萬平方米。在長江中游，發現面積達120萬平方米的湖北天門石家河城址，出土了數以千計的陶塑動物。嚴文明先生指出：“這個時代確實是處處閃耀著文明的火花，對于后世文明的形成和發展具有深遠的影響。這樣的時代自然會長期為人們所懷念，宜乎后人把黃帝推崇為人文始祖?！币虼恕鞍妖埳綍r代同傳說中的五帝時代相比照，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鄙踔劣袑W者主張將這一時期稱為“五帝時代”，認為“惟有稱為五帝時代，才能恰如其分地表現中國古代的歷史實際和這一階段的時代本質”。

三、炎黃文化研究的思考

20世紀20年代以來、特別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考古學發現與研究的進程，包括炎黃文化研究在內的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的探索不斷取得新的成果，推動這一課題研究不斷向更高、更深的層次發展，但我們還應看到，這一領域的研究也還存在著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

首先，炎黃文化應屬中國上古史(或史前史)和

文明起源研究的一部分內容。張豈之先生指出：“我們研究中國文化的源頭，研究先秦時期原創性文化，都需要和中國文明起源的大課題相聯系?！币罁岸嘣惑w”的理論，炎黃文化僅是史前諸多文化中的一支，盡管這一支文化在文明起源過程中可能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但炎黃文化本身的形成乃至文明的起源，應是多種文化相互碰撞、交流、融合的結果，故探索炎黃文化的同時，也要注意研究其他文化及與炎黃文化的關系研究。因此，研究炎黃文化應將其納入中國上古史和文明起源研究的體系之中，在“多元一體”的框架內，首先努力從考古學文化的內涵分析來探討傳說時代或“炎黃文化”的歷史面貌，探索炎黃文化的形成及基本特征，炎黃文化的發展直至文明的出現等。但目前，史學界仍有部分學者忽視“五帝”時期文化多元不平衡的發展過程，對古代傳說和記載又不加檢視地應用，熱衷用文獻附會考古發現或者用考古發現附會文獻，甚至直接將考古發現與古史傳說中某些人物或事件對號入座。這類研究顯然是不可取的。

其次，包括炎黃文化在內的中國上古史(或史前史)重建，應建立在多學科綜合研究的基礎之上，需要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乃至現代科學技術的參與協作。早在20世紀60年代，李濟先生在《再談中國上古史的重建問題》中指出：“我們講現代人類的上古史，固然大半屬于人文科學的范圍；同時也是很重要的自然科學研究的題目”，并提出了上古史重建的材料范圍包括考古學、人類學、民族學、地質學、古生物學和歷代傳下來的秦朝以前的紀載。蘇秉琦先生也指出：“一部史前史，既是人類社會發展史，文化史，又是人類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歷史，這種性質決定它必須是多學科的綜合研究成果，不僅需要吸收人類學、民族學的研究成果，還要借助地質學、古生物學以及許多自然科學或新技術手段?！钡壳埃鄬W科協作仍不甚理想，各個學科各自為戰的現象仍較普遍，特別是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相關學科的合作尚需進一步加強。

四、結語

從上述回顧可以看出，從20世紀考古學產生以來，經過幾代學者的努力，中國史前考古取得了輝煌的成就，已建立了較為清晰的史前文化時空分布框架。但其中也存在著一些需要進一步思考或探索的問題，文明起源和炎黃文化研究仍任重而道遠。

篇3

關鍵詞：灰姑娘;東西方文化差異;跨文化

中圖分類號：G0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29-0089-02

灰姑娘的故事在世界各地都普遍流傳。各國“灰姑娘”型故事有固定的情節發展模式，即主人公受到后母的虐待，在某種超自然力量的輔助下獲得圓滿結局。但在流傳過程中被不同民族和地區的文化所浸濡，因此在細節上出現了一定的差異。這些差異從深層次折射出了東西文化的差異。本文選取了中（《葉限》載自《酉陽雜俎》）、日（《落洼物語》）、德（《灰姑娘》載自《格林童話全集》）、法（《灰姑娘》載自《鵝媽媽的故事》）四個國家中流傳最廣的“灰姑娘”型故事為研究材料，以Hofstede文化價值觀理論為理論依據，探究“灰姑娘”型故事中蘊含的東西方文化差異。

一、“灰姑娘”故事中的東西方文化差異

文化差異歸根結底是價值觀的差異。價值觀是指一個人對周圍的客觀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義、重要性的總評價和總看法，是社會成員從用來評價行為、事物以及從各種可能的目標中選擇自己合意目標的準則。一個社會群落的基本價值觀念一旦形成，就會牢牢扎根于人們的心中，固若磐石，揮之不去，而且代代相傳[1]。Hofstede基于問卷分析提出了分析價值觀的四個維度：個人主義傾向&集體主義傾向、對不確定性的回避程度、權力距離與男性主義傾向和女性主義傾向。本文將從以上四個維度來分析“灰姑娘”型故事所體現出東西方價值觀的差異。

（一）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

Hofstede觀察到有些國家強調個人，有些國家強調集體。在個人主義傾向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聯系松散，人們更傾向于照顧自己及家人[2]。而集體主義傾向的社會中，人們從一出生就融入一個穩固的集體，一生對集體要絕對的忠誠，以換來集體對個人的保護[2]。根據該理論，中國和日本是集體主義傾向國家，德國和法國是個體主義傾向國家。

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在“灰姑娘”型故事中首先體現在女主人公在自己的婚姻中是否具有主動性。這四則故事都是正向結局，但過程卻不盡相同。中國葉限的婚姻帶有很強的強制性。葉限與陀汗王在成婚之前，兩人素未謀面，不存在感情基礎。陀汗王因鞋生情，尋得人后便帶回宮中?？梢哉f陀汗王對葉限是霸道占有，葉限只是被動地接受。日本的落洼也沒有主動追求男主人公，而是其忠仆不忍見其備受，設計讓男女主人公見面。落洼在這段感情中一直是被動的狀態。相反，德、法的灰姑娘則表現得非常主動。在王子宣布要召開舞會時，德國灰姑娘就表現出自己熱切的心情，為了給自己爭取機會，甚至完成了繼母提出的刻意刁難的任務。法國灰姑娘將心愿訴說給仙女教母聽，借仙力圓了心愿。德、法的灰姑娘們在自己的婚姻中采取了主動的態度，積極地為自己創造機會。

以上不同的主動性最直接反映出的是東西方婚姻觀的差異，而決定婚姻觀的是個體主義和集體主義價值觀。代表東方的中國和日本在封建社會時期要求人們遵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限制婚姻自由。而代表西方的德法則奉行“戀愛自由”的婚姻觀。造成這樣不同婚姻觀的深層原因是東西方價值觀的不同。在集體主義價值觀的指導下人們一般形成的是一種以“我們”為中心的思維，個人必須服從集體。因此中國和日本的灰姑娘受到集體主義價值觀的影響，在自己的婚姻中自始至終都是被動的，都是按照社會和家長的要求而實現的婚姻。中國葉限是屈從于強權而嫁，而日本落洼自始至終都是被動接受安排。她們都不惜壓抑個人意志，努力地使個體適應并符合群體的要求。而西方文化傾向個人主義，主張以自我價值觀為中心，以個人的進取精神、個人的成功來衡量人生價值。在這樣的價值觀的指引下，德國和法國的灰姑娘極力追求個人自我價值的實現，追求獨立自主和自由。她們充分認識到人生要把握在自己的手中，因此她們積極爭取參加舞會的機會，選擇反抗不公平的現狀。各國的女主人公在故事情節的推動上發揮了不同程度的作用，這一差異出現的根本原因正是東方文化中集體主義傾向價值觀和西方文化中個體主義傾向價值觀的不同。

（二）男性主義傾向

按照Hofstede的理論，中日德法四個國家都屬于男性主義傾向的國家。該價值觀下的故事中女主人公的形象必然是男性主義社會下的女性形象。

首先，灰姑娘型故事中對女主人公的價值判斷是符合男性主義社會標準的。在這四則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是因婚姻而改變人生。如今“灰姑娘”的形象已經被抽象成為一種女性社會形象，指那些出身低微但最終通過婚姻大幅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生活水平的女性。這反映出了人們對于“灰姑娘”的價值判斷，即人們普遍認可靠婚姻改變自己命運的女性。這是因為灰姑娘型故事根植于男性主義傾向的社會，必然符合男性主義社會的價值判斷標準。男性主義社會評價一個人的生活是否成功的價值標準在兩性之間存在著巨大的差異。評判男性是否成功的標準是物質性的，如金錢、地位和權力等;而衡量女性是否成功的標準則傾向于看其婚姻、家庭、養育子女的情況。在男性主義傾向的社會中，像灰姑娘這樣能嫁給權高位重的男性并從中得到財富、地位和名譽代表一個年輕女子所能達到的最高成就。在男性主義傾向的社會中，女性與什么樣的男性達成了婚姻很大程度上是評價她是否成功的標志。在四個國家的故事中，無一例外地都遵循這樣的評價標準，隱性地暗示著男性主義傾向的社會下女性獲得成功的方法。

其次，灰姑娘的成功還隱藏著男性主義傾向社會對女性的扭曲。男性主義傾向下的社會對女性提出諸多要求和限制，如女性要舉止優雅、性格溫和。在這四則故事中女主人公都有美貌、溫柔、隱忍的設定，這些都符合男性主義社會對女性的要求。在這四個版本中，灰姑娘最終所獲得成功是通過主動或被動的自我美貌的展示，甚至誘惑，在同性競爭中勝出得來的。如德法的灰姑娘身著華服、驚艷四座，成功吸引到王子;中國的葉限靠一只小巧的繡鞋引起陀汗王的好奇心，小巧的鞋暗示著男性主義社會下的理想女性乖巧可人、柔弱需要保護的特征;日本的落洼美貌溫順，也符合男性主義社會對女性形象的要求。由于女性所面對的客觀世界是男性塑造和操控的，所以女性必須要將自己打造成男性理想中的形象才能獲得認可。而這一深刻的主題被包裹在美德和愛情的美麗外衣下呈現給讀者，鼓勵著女性讀者效仿。

（三）權力距離

權力距離是指一個國家的組織和機構中，權力較小的人期望和接受權力分配不平等的程度[2]。權力差距大的文化成員認為權力是社會的一部分，重視強制的權力;而權力差距較小的文化成員則相反，相信權力只有在其合法時才可用[3]。Hofstede的理論認為中日屬于權力距離較大的國家，法德屬于權力距離小的國家。

德法版本體現了西方較小權力距離價值觀。德法故事中關于灰姑娘與王子接觸的情節都表現得十分輕松自然?；夜媚锫渎浯蠓降嘏c王子跳舞，在魔法將要失效時逃跑等情節表現出她在與王子的交往中有極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我們能感受到灰姑娘與王子是一種平等的關系。王子這一角色僅象征著成功的婚姻和富裕美好的生活，沒有任何來自權力方面的強制壓迫力。

在中日版本中體現出了較大的權力距離價值觀。中國版本中作為男主人公的陀汗國王充分體現了大權力距離價值觀下，位于權力上層階級的特權和霸道。葉限丟失的繡鞋被洞人撿到并隨貨物一起運往陀汗國。陀汗國王見之精巧異常，十分好奇，為弄清鞋子的來由甚至對洞人嚴刑拷打，又下令挨家挨戶地強迫女子試鞋。在尋找灰姑娘這個情節上，中國版本要比德法版本少了很多人情味和浪漫氣息，更多的是強權下人人自危的氣氛。葉限最終被帶去陀汗國，她作為權力較小一方的沒有任何反抗，或者說也沒有反抗的余地，只能接受和默認。這反映出了在權力距離大的價值觀下人們會接受這樣權力上的不平等。

落洼對上層擁有權力的態度也體現出了日本的大權力距離價值觀。在故事中期，落洼的后母曾經發揮自己家長的權力，強制落洼嫁給一個老年喪偶的貴族。在大權力距離價值觀的影響下，無論從道義還是制度規定上講，落洼都沒有拒絕的權利。她作為權力系統的底層，在故事情節推動上沒有什么關鍵的作用。相反，故事情節是伴隨著男主人公官職的晉升、權力和地位不斷上升而向前推動的。男主人公后來官居相位，有著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權力和地位，才與落洼終成眷屬?？梢娙毡镜墓适赂訌娬{權力的重要性。

（四）對不確定性的回避程度

回避不確定性是指具有某種文化的人們對不確定性和未知情境感到威脅的程度。人們需要對未知的情境做出可靠的預測、需要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則[2]。在一些文化中，人們在心理上難以忍受模模糊糊的事，需要制定一系列的行為規范來減少不確定性。而有的文化則很有能力對付模模糊糊、模棱兩可的事，對此沒有心理壓力[3]?？偟膩砜?，西方文化回避不確定性的程度較低，而東方文化回避不確定性的程度較高。

東西方故事中對不確定性的回避程度體現在婚俗要求上。在日本版故事中，傳統的婚姻習俗成為男女主人公在一起的最大阻礙。傳統日本的婚俗要求女方服從家長的意志，其出嫁必須征得家長同意。因而日本版本的故事中男主人公得不到落洼繼母的許可便無法迎娶落洼，只有通過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和權力，來給落洼的繼母施壓，使其轉變意志。禮教習俗的制約體現出了中日對不確定性較大的回避程度。為了避免不確定因素的發生，中日社會通過習俗、禮教制度對婚姻的方方面面做出細致的規定。而在德法版本中不存在婚俗方面的限制，體現出西方國家對不確定性較低的回避程度。

二、結論

灰姑娘型故事具有世界性，也具有鮮明的民族性。本文從文化價值觀層面分析了中日德法故事中所折射出的文化差異，結果一定程度上體現了東西方文化的差異。如今灰姑娘型故事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社會心理。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人們都有著灰姑娘情結，研究“灰姑娘”相關課題對于了解大眾心理和文化發展趨勢都有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1]楊宏.跨文化交際語外語教學[M].楊凌：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出版社，2005.

篇4

關鍵詞：固始方言；詞匯；重疊構形

中圖分類號：H1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723X（2012）09-0132-06

固始縣是河南第一人口大縣，位于豫東南地區，北部、東部、東南部分別與安徽阜南、霍邱、金寨三縣交界，西南、西部、西北部依次與本省內的商城、潢川、淮濱三縣毗鄰。南依大別山，北臨淮河。據《中國語言地圖集》的劃分，固始方言屬于中原官話的信蚌片。但固始縣幾乎是處在中原官話區的最南部邊緣，它向南靠近湖北，東接安徽。由于這種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一些歷史諸因素，固始方言呈現一種過渡性特點，它具有江淮官話甚至西南官話的一些特點，再加上自己的一些獨有特色，使得固始方言在語言學、方言學上都有很大研究價值。

在漢語中，重疊是常見的詞形變化形式，固始方言也是如此。但固始方言中的重疊構形與普通話有所不同，主要體現在形容詞、動詞、量詞三個詞類上。

一、形容詞的重疊構形

形容詞的重疊構形格式比較豐富，主要有“AA式、A里A氣式、A里AB式、AABB式”。它們重疊后，突出和強調了基式所表示的性狀特征，無論出現在句中何種位置，其后一般要加助詞“的”。

（一） AA式

該格式基式多為非貶義的單音形容詞，重疊后表示一種一般性的、能讓人接受的性狀。

黑黑|白白|黃黃|紅紅|胖胖|松松|緊緊|瘦瘦|高高|矮矮|長長|短短|厚厚|鼓鼓|平平|淡淡|酸酸|甜甜|香香|軟軟|滑滑|滿滿|尖尖|圓圓|方方

它們在句中主要作補語、謂語，很少做其他成分。如：

他頭發留得長長的。│那條路寬寬的。│她老愛把菜做得辣辣的。│他把口袋裝得滿滿的。│那孩子臉凍得紅紅的。

（二）A里A氣式

此格式基式為貶義的單音形容詞，重疊后用以消極地評價某個人。格式中的“里”為不表具體詞匯意義的襯音成分。

蠢里蠢氣|瘋里瘋氣|哈里哈氣、半吊子|怪里怪氣|[phA33]里[phA33]氣憨厚的貶義說法|土里土氣|妖里妖氣|嬌里嬌氣|流里流氣|小里小氣

它們在句中多做謂語、作補語，有時也做定語。如：

她說話嬌里嬌氣的。|他穿得妖里妖氣的。|他長得土里土氣的。|他現在咋變成怪里怪氣的人了？

（三）A里AB式

此格式中的“里”也為不表具體詞匯意義的襯音成分。其基式為貶義的雙音形容詞，重疊后也用來消極地評價某個人。

毛里毛躁|啰里啰唆|糊里糊涂|古里古怪|邋里邋遢|慌里慌張

它們在句中主要做謂語，但也可做補語、定語。如：

他老是毛里毛躁，不讓人放心。|這孩子斗做事慌里慌張的。|她咋變成啰里啰唆的人啦。

（四）AABB式

此格式比AA式要少得多。有些字有音無字，便用同音字或“”代表。

日日濃濃形容不干凈│窩窩濃濃指做事給人一種很不舒服的感覺│窩窩[ti33ti33]同窩窩濃濃│黏黏糊糊形容人不爽快│利利朗朗形容人辦事麻利│俏俏巴巴形容好│麻麻乎乎多形容視物不清，也指天還未大亮│麻麻[lou51lou51] 形容凸凹不平│麻麻噤噤因身體的不舒服而引起的一種冷的感覺│埂埂[lou51 lou51]形容凸凹不平│[pie213pie213]濃濃因地方狹小，做事不方便│[mau213mau213]唧唧沒完沒了地小聲自言自語│[tin213tin213] [la34la34]小氣樣│磨磨唧唧磨蹭樣

它們在句中多做謂語，也可作補語，個別的還可做定語，如“窩窩濃濃、日日濃濃”，但較為勉強。例如：

今個早上天麻麻乎乎的。│他喜歡把活做得俏俏巴巴的。│他是個日日濃濃的家伙。

二、動詞的重疊構形

（一）VV（的）

1“VV（的）”語法意義

VV（的）表動作行為的一種反復進行、持續?！癡”多為單音動詞，即使極少數的雙音動詞“休息、害怕、高興、注意、關心、擔心”等能進入該格式槽，固始方言也會習慣性地將這些雙音動詞替換為意義相當的單音動詞，如用“怕”替換“害怕”，用“歇”替換“休息”。根據“V”重疊后的語法意義，可將其分成6個小類。

A. 表說話人對動作行為持否定態度 “VV”前多有副詞“還”（“還”可省略），后面須以助詞“的”煞尾，構成“（還）VV的”格式。如：

（1）人家都讓你氣哭了，你還笑笑的唻。（唻，語氣詞，讀[lai]）

（2）媽，姐馬上就[tou33] 副詞“就”，在固始方言中的讀為[tou33]要讓她婆家接去結婚了，咋還哭哭的？

（3）走個路，他（還）跑跑的。

（4）那燈（還）閃閃的。

B. 表動作行為打算進行但還未進行 “VV”前加“就說”（也可以加“就想”，但沒有“就說”普遍），后面須以“的”煞尾，構成“就說VV的”格式。如：

（5）俺們就說找找的，孩子回來了。

（6）俺就說到你家串串的，下雨了。

（7）俺們就想走走的，他打電話過來不讓走了。

（8）這車就說修修的，誰知沒空。

C表對動作行為重復的一種客觀陳述 “VV”后面須加助詞“的”，形成“VV的”格式。如：

（9）這孩子一天到晚就在電視前看看的。

（10）這地咋干干的？

“就”，后面加“還”，構成“……就VV的，……還……”的格式，此格式所表示的陳述語氣比較強，通過對重疊式的強調，意在表明下一分句中動作行為的不應該。如：

（11）這孩子就哭哭的，她還打他。

篇5

中圖分類號：R749.5，B845.67 文獻標識碼： 文章編號：1000-6729(2011）004-0289-06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11.04.012

（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1，25（4）：289-294.）

心理匯報（psychology debriefing，PD）作為一種心理的“急救”，起源于第一次世界大戰［1］。危機干預是在危機事件或創傷性事件之后提供緊急心理支援的一種行之有效的方法。類比作戰壓力和緊急醫療服務壓力的相似之處，米歇爾(Mitchell)認為一個相似的方法可用于減少消防人員、警察、緊急醫療機構人員等其他幫助人員遭遇危機事件（critical incidents）的壓力反應?；诖耍琈itchell于20世紀80年代詳盡論述一個系統的早期干預措施――嚴重事故應激匯報（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CISD)［2］。CISD設計是針對緊急服務機構工作人員的一個團體干預技術。Mitchell認為幫助危機事件中受害者的過程對幫助者本身來說也是一個重要的壓力事件，幫助者也是脆弱的人類，在面對人們的痛苦時也都會有正常的身體和心理反應。

在Mitchell工作的基礎上，Dyregrov發展了自己的模式，并命名為Psychological Debriefing（PD）［3］。實際上，PD模式和CISD模式在本質上是相同的。兩者主要區別在于PD模式更強調實施過程中的具體進程［4］，例如對感覺信息的關注和對反應正?；闹匾?。

當前，雖然“psychological debriefing”這個單詞被廣泛使用且代表了許多不同的東西，而Psychology debriefing的具體模式也有差異，但本質上這些模式都致力于提供一個關于創傷事件的結構性的敘述，包括事實(facts)、認知（cognitions）和情緒（emotions）方面，并且在之后提供一系列關于壓力反應的建議。因此，被普遍接受的是“psychological debriefing”（PD）指各種針對危機事件的心理匯報的模式，而CISD模式是其中最廣泛使用的針對危機事件的心理匯報（PD）的模式。本文使用debriefing（匯報）或PD或CISD均尊重原作者在文中的命名。

雖然CISD模式被普遍接受，在不同的國家、文化和團隊內得以廣泛的應用［5］，并在多種不同的場景和操作下實施［6］84；但是由于CISD理論基礎和實證支持證據較薄弱，因而關于其效果的爭論一直持續而無定論。本文將回顧一系列關于CISD的觀點和證據，尤其是一些嚴格遵循Mitchell模式的研究，探討CISD爭論的核心焦點并為未來CISD的發展和使用提供一些建議。

1 嚴重事故應激匯報的基本假設

每一個經歷創傷或壓力事件的人都存在出現壓力反應或創傷后應激障礙(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風險，對創傷的談論有助于那些遭受心理創傷個體的心理康復［7］。將這種感受說出來要好于將其壓在心底，因而在一個支持的環境下，任何幫助個體體會并抒發創傷情緒的干預都被視為必定是有價值的。所以很多人都有這樣一個假設：早期的創傷后情緒疏導會降低創傷暴露人群發展出長期心理問題的可能性。

CISD技術的核心假設是：任何人經歷一個創傷事件都有產生心理病理癥狀（psychopathology）甚至PTSD癥狀的風險，而通過分享經驗和學習他人的壓力反應，團體中的每個人都可以從中獲益［1］。參與心理匯報團體的成員所表達的積極成分包括分享經驗，正?；瘎搨蟮母惺芤韵謶只蛞蓱]，能夠談論各種想法和感受。因此，CISD的效果來源于其在創傷之后立即實施，提供心理社會支持，給予宣泄關于創傷事件的情緒和想法的機會，教導有關創傷的知識并提供壓力管理的方法。

2 嚴重事故應激匯報簡介

2.1 模式

CISD通常在危機事件發生后24~48 h內實施，持續時間大約為1.5~3 h，當面對重大災難時，也可以在災難后3~4周內實施［6］18。CISD通常以團體的方式進行，且只被用于小的、同質性的團體，每個團體12~20人較為恰當。依據團體的大小，CISD通常由2~4人以一個協同領導的方式實施（每1個幫助者對應5~7名團體成員），典型的CISD是由1位心理健康專家（mental health professional）和其他的同輩支持人員（peer support personnel）一起來帶領［8］。

CISD是一個指導性、支持性、結構化的團體進程，包含7個確切步驟：介紹（introduction phase），事實描述（fact phase），想法（thought phase），反應（reaction phase），身體/心理/行為癥狀（symptom phase），知識的教導（teaching phase），重新投入（reentry phase）。

2.2 概念

Mitchell認為由于人們對CISD這個術語的錯誤解釋和錯誤表征，導致了一些有缺陷的研究［9］。因此，對CISD這個術語的正確理解非常有必要。CISD的關鍵是公開討論一個人在創傷時的思想、感情和反應，并嘗試正?；@些反應。由經過訓練的專業人員教導創傷幸存者如何面對和處理壓力反應，促進他們關于創傷事件的情緒和感受的宣泄，并提供關于進一步干預和治療的信息［10］。鑒于CISD在不同的國家、領域和群體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而具體模式卻略有差異，并且Mitchell最初的CISD模式［2］和Mitchell后來所倡導的模式［6］85也并不完全一致，因此在本文中，即使是面向個人或一級受害者實施的干預，只要遵循著CISD的基本過程和關鍵成分的操作也作為支持或反對CISD的證據。

Mitchell強調CISD并非是一個獨立（stand-along）的技術［11］，CISD還被視為一個綜合的、系統的、包含多個組成部分的危機事件壓力管理（CISM）措施的一個成分［12］。CISM并非是干預而是一個管理的框架，它包括與不同背景有關的各種各樣的策略，每一個要達到一個不同的危機干預的目標。CISD作為一個結構化的團體干預措施被認為是CISM的核心，CISD并非CISM。

3 嚴重事故應激匯報的效果爭論

3.1 支持的證據

Mitchell認為眾多實驗運用各自的方法證明了CISD的有效性。如，Campfield和Hills［13］嚴格遵循了CISD模式，隨機將搶劫案的幸存者分配成2組（每組41人）。一組接受了一個即刻的匯報（犯罪后10 h之內），另一組接受了一個延遲的匯報(犯罪后48 h之后)。在之后2周內的多次測量中，相比延遲匯報組，即刻匯報組報告更少的PTSD癥狀。但由于此研究中沒有設置對照組而造成結果解釋的困難。

一系列遵循了CISD模式的對照研究也證實了CISD的效果。研究中雖然未做到隨機，但均設置了控制組，結果表明匯報組相比控制組產生積極的結果。Wee等［14］對參與1992年Los Angeles騷亂的緊急醫療機構服務人員的研究中發現，騷亂后3個月的PTSD問卷測量顯示，CISD有效減少了PTSD癥狀［14］。對于沉船營救人員、維和士兵、交通事故救援人員的對照研究進一步證明了CISD用于團體的有效性，表明CISD在減輕PTSD癥狀或減少焦慮、抑郁癥狀，抑或是改善酒精濫用、入睡問題、情緒波動方面表現出積極的效果［15-17］。

Everly等［10］對團體心理匯報（group psychological debriefing）進行的元分析得到了積極的結果，因而認為其可以有效地減輕緊急幫助提供者的各種替代性心理困擾。

在檢驗CISD和一些心理健康變量的關系時，發現其和消極情緒有弱的負相關，與積極的世界觀(positive world assumptions)有弱的正相關，而與PTSD無關［18］。

3.2 反對的證據

眾多對CISD研究的批評強調其在研究方法上存在重大的缺陷［19］。有研究者認為并沒有實證研究證實CISD的有效性［20］，那些支持CISD效果的研究通常并非隨機設計，缺乏前測和后續的測量，也沒有設置可作比較的控制組。另外，雖然Michell的CISD模式相對其他形式的心理干預得到更廣泛的應用，但是CISD的一些具體操作標準和評價標準仍不明確。

在討論有效性證據時，研究者們認為應該采用可信的、有效的控制研究，例如隨機對照試驗（RCTs）來對早期心理匯報的有效性進行研究［1，21-22］，而近年來實證研究的結果越來越令人失望。Rose等［23］運用隨機對照試驗得出了CISD是無效的結果。鑒于CISD被廣泛應用并在不同領域得以發展，相似的對不同群體如交通事故受害者［24］、遭遇交通事故的兒童［25］、產后婦女［26］等的隨機對照研究也得出了無效的結果。

另外一些RCTs研究發現CISD不僅是無效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而反對CISD作為常規的創傷干預措施［27］，并認為對創傷受害者強制性的實施CISD應該被停止［20］,CISD只是在浪費資源和時間，并且阻礙了其他真正有用的早期干預措施的發現［28］。Bisson等［28］在對133名燒傷受害者的隨機控制研究中發現，13個月后匯報組相比控制組在焦慮、抑郁和PTSD 癥狀上得分更高。另外對交通事故受害者的隨機控制研究［29］以及3年后的后續研究［30］也得出令人悲觀的結果。

鑒于支持者強調CISD 不是只實施一次的干預過程。為了檢驗多次的干預是否會有幫助，Carlier等［31］在研究中對暴露于危機事件的警察部門工作人員相繼實施了3次CISD（創傷后24 h、1個月和3個月）。研究者在干預之前和創傷后進行了多次評估，創傷后1周的評估表明CISD組相對于控制組報告顯著多的PTSD癥狀，而前測以及在創傷后24小時、6個月的評估中各組差異不顯著。

上述眾多RCTs研究中施行的是針對個人的CISD，而Mitchell強調CISD應該只被應用于團體。因此，Adler 等［32］遵循RCTs的要求進行了團體CISD的研究，952名維和士兵被分成3組：匯報組，壓力管理組（SMC）和評估組。盡管士兵們報告CISD沒有引起不適當的痛苦，而且相比于SMC他們更喜歡CISD，但是結果表明3組在加速康復上無顯著差異。

單次心理匯報(single session debriefing)常常是應對創傷事件的標準臨床措施，對其進行的元分析表明，單次心理匯報不能減輕心理困擾也不能阻止PTSD的發生；也沒有證據表明debriefing可以促進其他創傷相關疾病的自然恢復，減少一般的心理發病率，如抑郁或焦慮［20，27，33］；另外的元分析結果發現CISD沒有改善PTSD癥狀，而非CISD干預和不做干預改善了PTSD癥狀［34］。另外一項對包括CISD在內的各種早期多次的心理干預的元分析的結果同樣讓人失望，在最初的各種重要指標的評估上，控制組和干預組無顯著差異；而干預組在3、6個月后報告更多的PTSD癥狀［35］。

4 爭論中聚焦的問題

CISD發展至今，其有效性的爭論一直沒有停止。在其爭論之下，是概念上的混亂和方法學上的問題導致專家們對其有效性難以達成一致的結論［36］。雖然在方法學上，大家通常有這樣一個共識：只有可信的、有效的控制實驗才能夠推進團體心理匯報的研究，但似乎過分的關心研究設計和方法，而忽視了總結和批判性的分析。當前的具體問題包括以下方面。

4.1 研究方法

眾多研究者贊同只有RCTs才能夠推進CISD或其他干預措施有效性的研究。隨機化給所有研究參與者相同的機會被分配到匯報組或控制組，因而可以最大程度地減少潛在的組間差異。而最終兩組間的結果差異就有充分理由被歸結于匯報的效果。CISD的反對者認為那些證明CISD效果的研究都沒能遵循RCTs的要求，因而是毫無價值的；而近年來的RCTs研究卻恰恰得到了無效甚至是有害的研究結果。

面對眾多反對者們認為CISD應該被立即停止使用的批評，CISD的支持者們也針對CISD效果研究的方法提出了質疑，并認為那些表明CISD無效或有害的研究也沒有使用合適的研究方法。雖然RCTs常被認為是評估CISD或其他干預措施有效性的金標準，但RCTs的價值可能被夸大了［6］109-110。具體來說，鑒于CISD是應用于創傷事件，而創傷事件通常無法預期并需要緊急應對的，所以要做到前測并在創傷事件后立即對受害者進行隨機分配并設置控制組是十分困難的。尤其是在一個危機干預的背景下，這樣的研究控制可能會暗中破壞對結果檢驗的意義。嘗試來增加內部效度（實驗控制）會以犧牲外部效度（推廣到真實世界中危機干預的普遍性）而告終。

另外基于CISD的支持者們對其有效性的堅信，所以他們認為在RCTs研究設計中設置控制組而且控制組中人員不接受任何干預和支持，這是不道德的。因而RCTs可能并不是測量有效性的適合方法。而反對者認為對于一個可能無效的干預方法，使用RCTs來研究沒有任何問題。

4.2 Mitchell的模式

CISD的支持者們強調Mitchell的模式，那些表明CISD無效或有害的研究都沒有嚴格遵循Mitchell的CISD的模式［37］。眾多的研究中進行的是個人干預而非團體干預，干預是面向“一級受害者”，很多研究中CISD是在創傷24~72小時之后才實施的，實施者的素質沒有得到保證并且研究中也沒有提供詳細的干預內容和有效的數據，所以這樣的研究是無須考慮的［6］125。

Ekeberg和Hem認為先前的研究有一個嚴重的問題是各種不同樣式的干預都被冠以“debriefing”之名［38］，而混亂和不一致的使用“debriefing”這個標簽遍布于各種文獻，產生了對研究發現錯誤應用的可能性［36］。Jacobs等［39］對比了CISD被用于間接創傷受害者和被用于直接受害者的研究，發現CISD有效減少了前者（如緊急機構服務人員，醫護人員）的PTSD相關癥狀；而對于后者（交通事故受害者，仍在醫院的火災受害者），效果令人失望。

對于CISD支持者來說，那些無效性的證據很可能來源于未遵循Mitchell模式的研究，影響結果的變量包括實施時間，參與者個體差異，CISD實施者的經驗和素質，施行的是團體或是個人匯報等。而對于CISD反對者來說，支持者們對于Mitchell模式的強調是沒有道理的，只有當CISD模式被證實是有效的之后才能抱怨其他研究者背離了這個模式［19］。因此，CISD術語和模式的確立顯得很重要。

4.3 療效的評估

近年來，創傷事件后實施CISD的效果受到廣泛的質疑，同時眾多研究都以PTSD癥狀作為判斷有效性的標準，而忽略其他的結果指標：心理病理癥狀，社會經濟狀況等［1，40］。雖然許多創傷幸存者可能達不到PTSD的診斷標準，但他們也經歷著一個持續的痛苦過程。因此還需要考慮更多的評估有效性的指標：焦慮和抑郁水平，酒精濫用，疾病的變化，工作能力，生活質量，人際關系問題等。Deahl等對完成維和任務的英國士兵進行團體匯報的隨機控制研究結果表明，CISD有效地減少了士兵們酒精濫用的焦慮水平。因此在測量PTSD癥狀為主要有效性標準的同時，也應該測量共存的心理病理、行為和社會功能狀況。同時，更廣泛的評估指標也有助于檢查其他任何未曾預料的干預結果［16］。

許多CISD的支持者提出應該把當事人的滿意也作為評估有效性的標準之一，這種看法引起了高度爭論。在實際的實施中，多數CISD的參與者認為這個過程是有幫助的并表現出較高的滿意水平。一些研究表明雖然研究結果指出CISD是無效或有害的，但參與研究的個體對CISD仍然有較高的心理滿意水平［28，31-32］。所以，可能的解釋是高水平的心理滿意度只不過是表達對獲得他人關注的感謝；高水平的心理滿意度和實際的心理疾病癥狀，日常工作生活等社會功能狀況是無關的。因此，對CISD參與者滿意度的測量可能并不是一種客觀的結果測量［1，27］。

5 討論和展望

5.1 基于CISD爭論的未來研究方向

多年以來，CISD已經不僅僅是Mitchell所描繪的標準干預技術，還代表了許多不同的東西。以Mitchell的概念為藍圖形成了許多針對不同危機的干預技術，CISD被用于不同場合和團體中，包括創傷受害者、生育后的婦女、癌癥病人、自然災害營救人員、受害者、遭遇創傷性事件或其他有害事件的學校兒童等。在CISD得到廣泛應用的同時，也得到了來自不同領域的有效或無效的證據，其有效性的爭論也自Mitchell最初提出CISD模式以來一直持續至今而無定論。

在CISD的爭論之中產生了一個悖論，CISD反對者認為支持者們需要在證實CISD的有效性之后才能夠強調所謂的Mitchell模式或具體標準，才可以以此批判那些反對CISD的結論；另一方面CISD支持者認為那些反對的證據來源于未遵循Mitchell模式的研究，所以那些結論并不可信。事實上，我們可能過分地關注效果，卻忽視了批判性的總結和發現，未來的研究可能需要在以下2個方面有所進展：（1） CISD的機制和有效性成分。通常認為CISD效果來源于其在創傷之后立即實施，提供心理社會支持并提供了一個機會來宣泄關于創傷事件的情緒和想法，教導有關創傷的知識并提供壓力管理的方法。當前，仍不清楚的是這樣一個過程是如何促進改變的，而改變的動力、改變的機制都需要一些令人信服的研究去探索。未來應該做治療性改變的機制的研究［41］，包括那些常常被看做是不確定的治療成分［42］。Dyregrov［5］探討了各種影響debriefing進程的因素特別是團隊領導者，并強調應該通過探索和討論進程問題來提高對debriefing 關鍵性成分的理解；而Mitchell的CISD模式中早期干預、公開討論、社會支持、反應正?；徒逃缺徽J為是CISD關鍵的成分是如何影響CISD的進程和效果，同時這些成分是單個的還是聯合的產生作用都需要未來進一步的研究。（2）不同的領域需要特殊的實踐指導。為了應對各種公共安全機構和緊急服務機構人員等亞群體的需要，CISD得到發展并呈現多樣化。CISD在不同的領域（如法律部門，警察部門，學校，醫院等）得到經常實施，但沒有具體的針對緊急服務機構指導［37］，也沒有好的證據支持其有效性。因此，需要進一步的研究來促進CISD的發展和多樣化，通過回顧相關文獻并全面研究當前的實際經驗，幫助發展一些最佳的實踐指導（best practice guidelines）［37］來應對具體實施對象的差異。未來應該針對各種緊急服務機構提供具體的指導，提供最適宜的CISD模式和清晰的框架，以幫助處理機構人員在創傷事件后的反應。這都需要針對不同部門的具體的研究。另外在研究中也應該注意到這樣的應用差異，報告結果時應提供詳細的干預內容和有效的數據，避免研究結果的潛在的錯誤應用。

5.2 早期干預的最佳時間

在創傷后的一個特殊時間內施行的干預是有可能阻止至少是減輕創傷后的心理病理反應的，這個時期被認為是創傷后的最佳時間（“golden hours”）。創傷后實施的干預應該在這樣一個時期內進行，而早期干預正是基于此被認為可以阻止PTSD的后續發展［43］。

Campfield和Hills的研究支持了即刻的嚴重事故應激匯報［13］，但實際上他們的研究中干預是針對個人，或2~4人的小團體；另外他們只做了2周的追蹤研究而且缺乏控制組，因此其結果值得懷疑。實際上，人們需要一段間歇時間以使創傷事件的影響最小化［44］。在創傷后的幾天乃至幾周內，個體可能并不希望或并未準備好去討論在創傷中發生了什么，暫時休息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阻止創傷事件后的壓力反應［45］。

鼓勵創傷受害者在創傷后立即討論他們的想法和感受可能是有害的，提供早期心理干預的專業人員需要認識眾多創傷幸存者經歷了一個痛苦的過程，他們需要時間得以正?？祻汀ISD暴露了創傷相關的內部或外部刺激可能讓受害者缺乏適當的時間來習慣，因此對這些刺激更加敏感。而一個通常的假設是由于CISD過早的促進參與者對創傷情緒的分享而沒有充分的后續關懷，導致CISD可能具有長期的相反效果［32］。

總之，創傷后的干預不能干擾自然康復過程，而在確定干預的最佳時間時需要兼顧兩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應盡可能早的干預以減少痛苦，阻止繼發性問題如丟掉工作、人際關系問題、物質濫用；另一方面，緊隨創傷后，許多幸存者有其他方面需要優先考慮，例如對身體創傷的治療、獲得親人的信息、重建安全感、恢復正常生活等。

所以，未來的研究需要找到CISD干預的最佳時間點；同時，需要有效的、可信的RCTs來檢驗CISD等早期心理干預應該或不應該在創傷后的最佳時間點使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經歷創傷事件的人不需要任何干預也可以自然康復；另一些人可能面臨更急迫的現實問題：例如生存性需要（吃飯，睡覺等）、治療身體創傷。另外不同的文化、群體間的差異也非常顯著。因此未來的研究還應該關注面對不同群體以及不同創傷事件是否有相同的最佳時間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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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 低碳城市；規劃；低碳經濟；回顧

1 低碳城市規劃的提出

20世紀中期以來全球平均氣溫的上升對人類生存和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從源頭看，城市的快速發展使之成為高耗能、高碳排放的集中地。因此，建設低碳城市成為應對這個問題的重要舉措。低碳城市就是在各種實際約束條件下，盡量降低整體城市生活的碳排放。我國正處在經濟快速增長、城市化加速的關鍵時期，加快低碳城市建設，既是順應世界低碳經濟發展的潮流，也是加快生態城市建設、實現可持續發展、建設和諧社會的重大戰略舉措。

2 低碳城市規劃研究回顧

關于低碳城市規劃研究，英國和日本起步較早，我國近年來也逐步關注相關領域研究。

英國政府在2003年能源白皮書《我們未來的能源：創建低碳經濟》，是“低碳經濟”概念在世界上首次見諸于政府文件，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在其規劃政策指引中，關于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的規劃政策，從規劃的編制、實施、公眾參與、實施反饋等多方面入手，建立了完善的減排政策措施體系。

日本于2007年和2008年分別頒布了《日本低碳社會模式及其可行性研究》和《低碳社會規劃行動方案》，主要遵循3個基本原則，即：在所有部門減少碳排放；提倡節儉精神，通過更簡單的生活方式達到高質量的生活，從高消費社會向高質量社會轉變；與大自然和諧共存，保持和維護自然環境成為人類社會的本質追求。

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逐步開展“生態城市”、“園林城市”、“山水城市”、“環保模范城市”等城市規劃的研究，這些稱號雖然沒有明確提出低碳的概念，但是其主導思想與低碳城市的核心內容都較為接近。2008年初，建設部與世界自然基金會選定了上海市和保定市為試點，退出“低碳城市”發展示范項目。北京、河北、江蘇等多個省市也積極提出了創建低碳城市的想法和初步計劃。

我國學者對低碳城市發展的方向與途徑等理論基礎、低碳城市規劃與指標評價體系等領域開展了初步的研究。2009年10月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公布了《中國低碳生態城市發展戰略》，從居住環境、土地利用和交通出行3個準則層面提出了關于低碳城市規劃的指標評價體系框架。中國社會科學院于2010年3月公布了低碳城市標準體系，包括低碳生產力、低碳消費、低碳資源和低碳政策4個層面的12個指標。

目前，雖然低碳城市的試點在國內如火如荼的開展，但從總體來看，我國的低碳城市規劃建設仍處于初步探索階段，關鍵技術還不完善，以致低碳城市建設工作難以深入、全面進行，而低碳城市的規劃發展也因缺乏科技支撐而存在一定的盲目性，很難進行有效的管理和評價。

3 低碳城市規劃建設研究

低碳城市規劃是指導城市科學發展的藍圖，應該是一個全面、綜合的城市發展規劃。同時，低碳城市規劃不能只是宏觀的規劃，還應該是一個能落到實處、具可操作性的實用性規劃。筆者認為，低碳城市規劃的關鍵領域是空間布局、產業、建筑、交通和基礎設施。

實施低碳城市規劃建設帶來的社會整體共同效益最明確的是減低了因城市化而帶來的碳排放量，控制全球暖化。不同措施引致的減碳排放量可以按照能源消費水平和結構、能源的碳排放系數、各城市內主要碳排放源頭的耗能效率等來計量碳排放的減量。

3.1 低碳空間布局

城市空間布局對提升能源使用效率、降低碳排放水平有重要作用，不合理的城市空間布局，會增加交通出行的次數和距離，人為增加交通能耗和碳排放。并且，城市的空間形態對城市運行具有很強的鎖定效應。因而，在城市規劃初期，引入低碳的規劃理念，對于低碳城市建設具有重要的意義。

在城市規劃中要合理空間布局，實現低碳化，主要從兩方面考慮：一是職住平衡，即就業-居住平衡，首先是土地的混合使用，使在一定規模的地塊上就業和居住人數大致平衡。其次是街區功能混合，在同一街區的土地利用性質達到兩種或兩種以上，通過多種功能在水平、垂直層面和不同時段的混合，使街區具有持續的活力。通過合理空間布局，可以減少機動車出行需求，降低交通碳排放，從而改善生態環境，提高環境質量。二是綠色布局，在保證一定綠化面積的前提下，實行綠化帶、小公園在空間上分散設置，以減緩城市的熱島效應，減少建筑的供冷需求。

3.2 低碳產業發展

沒有產業的低碳化，就談不上城市的低碳發展，低碳產業在低碳城市規劃建設中處于不可替代核心地位。

對于低碳產業發展，要注重兩個方面：一是傳統產業的改造升級。要查清現有產業發展情況，根據各個企業的技術水平，制定向低碳產業改造升級的路線圖，加快現有產業轉型發展。二是推動低碳新型產業的發展，構建低碳排放特征的產業體系。提倡具有資源能源消耗低、產業帶動系數大、就業機會多、綜合效益好等特征的戰略新興產業，是低碳產業發展的主攻方向。

3.3 低碳建筑

在低碳城市規劃中，要利用不同的建筑標準進行合理控制，使建筑物達到低碳的目標。這些標準主要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建筑節能標準。現階段采用較嚴格的是公共建筑50%和住宅65%的標準，但與低碳建筑的要求還有差距，在規劃中可在現有基礎上合理提高標準。第二，綠色建筑標準，即目前現行的《綠色建筑評價標準》，其統籌考慮了建筑全壽命周期內節地、節能、節水、節材等評價標準，這些都和低碳密切相關。節能標準和綠色建筑標準要綜合考慮，低碳建筑要同時滿足這兩個標準。三是可再生能源利用比例，指建筑的終端能耗中可再生能源所占的比例，目的是鼓勵盡可能多的使用太陽能和地緣熱泵等可再生能源，優化建筑的能源消費結構，降低碳排放。

3.4 低碳交通

“低碳交通”就是在日常出行中選擇低能耗低排放低污染的交通方式，這是城市可持續交通發展的大勢所趨，目前主要的低碳交通方式以公交、地鐵、輕軌等方式為主。

在低碳交通規劃中，應著重關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創建城市低碳交通體系。通過多中心空間布局，縮短居民日常出行距離，減少機動車出行需求；二是優化公共交通為主的交通工具系統。在控制城市交通需求總量的同時，提高公共交通分擔率、減少道路上的機動車交通量，減少交通碳排放總量。三是發達的低碳交通技術。提高車輛技術、制定嚴格的排放標準、實現降低機動車單車排放量的目的。四是新能源的使用。通過相對低碳的天然氣和碳中性的生物燃料替代高碳汽油、柴油，通過合理設置充電樁等辦法，推廣電動車、混合動力車、燃料電池的使用。

4 結語

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國家，人口眾多，加之氣候條件復雜、生態環境脆弱，快速城市化進程對自然生態系統帶來了嚴重威脅。如何通過恰當的城市規劃手段理清城市空間結構，運用低碳城市規劃技術實現城市功能結構的低碳轉型，探討適宜中國國情的低碳城市建設實施機制，是中國低碳城市規劃需要重點研究的內容。從總體上看，我國低碳城市的研究與實踐尚處于起步階段，未來任重而道遠。

參考文獻

[1] 中國城市科學研究會.中國低碳生態城市發展戰略[M].北京：中國城市出版社，2009

篇7

關鍵詞風險，風險知覺，歷史回顧，展望。

分類號B849:C93

風險知覺（risk perception）這一術語被廣泛應用于社會政治、經濟、保險、哲學、心理學等研究領域，是指人對潛伏于環境中的危險的主觀評定方式或評定值。由于風險具有是否發生的“不確定性”的本質特征，往往很難找到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迄今為止，心理學領域還沒有形成風險知覺研究的成熟的方法學體系以及風險知覺的整合觀點。本文以風險知覺的研究歷史為主線，對該領域的研究進行回顧與展望，以期促進該領域研究的進一步發展。

1風險知覺的研究歷史

1.1風險研究的萌芽階段（20世紀50、60年代）

關于風險的最早心理學研究始于Cohen等人，他們把“風險情境”限定于交通情境，展開了一系列關于步行者在實際交通情境中橫穿馬路的風險行為的實驗研究[1,2]。20世紀50年代的研究，主要圍繞“風險行為”這一主題開展了測量方法的精確化和效度考證、游戲情景中的風險行為、風險行為和預期的利益―損失之間的關系、風險行為和人格的關系、皮膚電擊反應和事故風險之間的關系、小群體決策風險行為的改變、群體成員間的關系等研究。

20世紀60年代后期，心理學家們開始注重從認知層面探討風險情境中人類行為的危險感受性問題，逐漸開拓了風險知覺的研究方向。日本學者長山等首先提出“危險感受性”的概念，并對影響事故發生的風險承擔和危險感受性等主要因素及因素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論述[3]。學者們在對客觀風險行為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指出風險行為是建立在風險認知的基礎之上的，并根據二者的關系，將風險行為分為個體沒有認識到危險而采取行動的情況和認識到危險而故意采取行動的情況兩種心理類型，指出前者屬于危險感受性問題，后者屬于風險問題，后者是建立在前者的基礎之上的。這一時期，心理學領域中還開展了關于“風險”的定義和“潛在危險”方面的研究。

該時期對心理學領域的風險研究有重要影響的一位人物是Starr，他在《社會利益對科技風險》一文中對“How safe is safe enough”這一經典問題的系統而確切的陳述[4]，標志著系統進行風險知覺研究的開始。Starr開創了利用風險―利益分析（risk-benefit analysis）法計算風險值的研究。他在對不同事物之間的風險―利益進行分析的基礎上，提出了風險值的計算方法和風險的兩范疇假說，發現由于風險類型不同行為者接受危險的程度也不同，這一結果極大地引發了心理學家們的興趣。盡管人們對Starr等人提出的研究方法褒貶不一，但這種研究方法確實為后來心理學領域中利用心理物理法進行風險的定量研究起到了奠基作用。

1.2重視研究風險的本質特征的階段（20世紀70年代）

在風險研究的萌芽階段，風險是作為一種現象以及人們對這種現象的關注而發展起來的。20世紀70年代，許多學者開始把研究視點從風險現象轉移到風險的本質特征，重視風險情境分析、風險認知方式的研究。研究消費行為的Bettman較早地使用了“風險知覺”這一術語[5]。這一時期，心理學家依然保持風險行為方面的研究興趣，同時，開始從心理學的角度開發尋求計算“風險值”的方法。Zwahlen在沿襲Cohen等人20世紀50年代所用實驗方法的基礎上，主要進行了風險的認知層面的研究，提出了與風險知覺意義相近的“風險接納”（risk acceptance）一詞，嘗試利用風險接納尺度計算不同駕駛員駕駛行為的指標[6]。Wide論述了風險知覺信息和風險行為之間的關系，指出人在擁有高度風險信息的情況下，通常會表現出降低風險的行為傾向，提出關于風險信息和風險行為的“風險補償理論”（risk compensation theory），后來又進一步發展為“風險平衡理論”（risk homeostasis theory）[7]。

有一些心理學家指責Starr用以進行風險―利益分析的數據是來源于經濟學領域的，并對構成其風險－利益分析基礎的假定條件提出質疑。但是，也有些心理學家受到Starr提出的“風險定量化”的啟發，嘗試運用心理物理學的方法，定量研究“感知到的風險或風險知覺（perceived risk or risk perception）”。Lichtenstein等人研究了人們如何推斷、評價人生中可能會遇到的諸如事故、疾病、殺人、自殺等導致死亡的各種事件的發生概率，進行了人們對這些死亡現象的主觀評估概率值和各種統計資料顯示的實際值之間關系的調查[8]。其后，Fischoff、Slovic進行了關于死亡現象的心理學的主觀評估研究。他們不僅從統計資料出發，還從實際的人類行為出發，嘗試對Starr提出的“風險和利益之間的平衡關系”進行探討，利用心理物理學的方法，從感知到的風險（perceived risk）、感知到的利益（perceived benefit）和可接受的風險（acceptable risk）三個方面來驗證Starr的結果。

1.3研究風險值的測量和風險知覺結構的階段（20世紀80年代――現在）

進入20世紀80年代，由于人類的過度開發，出現了諸如臭氧層耗損、全球變暖、環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態環境問題，引發了全球規模的生存危機，再加上人們對吸煙、飲酒等危害健康的個人行為的關注，這一系列社會現象為風險的研究提供了重大的社會背景。這一時期，學術性的風險領域的研究與社會應用的關系極為密切，出現了大量的風險知覺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風險評定研究和風險識別研究兩種。

1.3.1風險評定研究（risk evaluation research）

此種研究主要應用于工程學、醫學、經濟學等領域，進行風險管理的思考方式以及心理測量方面的風險知覺的定量評定，側重于人類認知風險量的測量方法和風險知覺結構的建構研究。這一時期所取得的重要且意義深遠的研究成果是，Slovic通過了解人類的各種風險行為，開創了對預測到的、并且已經造成不良后果的危險事物的分類學研究[9]。其研究方法是，運用心理物理量表和多變量分析的方法，利用心理測量的參數定量表示風險或建立風險的“認知地圖”。Slovic把由30個項目組成的各種社會現象（如原子能發電、汽車，手槍等）看作獨立的事物讓評定者從風險量級（magnitude of risk）和風險維度(dimension of risk)兩方面評定其危險性。具體做法是：要求評定者用0～100以內的整數來評定上述各種事物所帶有的風險性的大小，同時，把風險的內容從風險的接受度、風險的緊迫度、對風險事物的相關知識和對風險事物的控制等八個維度進行回答。他們嘗試利用這些結果，了解這些事物所包含的風險度，建構人類對存在于各種事物之間的風險的認知結構。至今為止，仍然有大量的關于風險值測定的研究在沿著Slovic的思路繼續進行，研究者們還開展了大量的不同人種、文化和社會體制方面的風險知覺的國際比較研究[10]。

1.3.2風險識別研究（risk identification research）

前述風險評定研究主要集中于各種社會事物和個人自發行為中包含的風險程度的評定方式的研究，主要目的在于探索風險知覺的結構。與之相對，關于識別危險源的研究則側重某一特定領域（如交通情景）和該領域中的特殊事件及情境中所潛伏的危險源的識別等方面的研究。此類研究多集中于危險源識別和人類行為之間的關系，主要應用于交通行為領域，進行了關于風險知識的多少、駕駛技術的優劣、不同年齡、性別以及不同民族等差異方面的比較研究[11]。這方面的風險知覺研究，一般把反映實際交通路面狀況的照片、錄像和圖片作為刺激呈現給評定者，考察其對該情境的危險感受性及不同危險源的權重評定[12]。

2以往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關于風險知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取向，一種是心理測量學取向的定量、結構化研究，其方向是體現個人風險認知體系的風險印象方面的研究；另一種是發現或識別潛伏于現實情境中危險源過程的定性研究，其方向是在由不同權重的危險源構成的風險結構中識別最重要的危險源的認知研究。

2.1風險評定值的定量、結構化研究存在的問題

用于風險知覺研究的定型化的風險事件清單的適用性問題。Slovic發明的定型化的風險事件清單很有可能存在跨文化的差異，美國人看作帶有風險性的事件不一定適用于其他國家；評定者對于那些自己沒有任何背景知識的事件是如何做出推斷的？這些問題都還是懸而未決的。

如何看待測量得到的風險值和行為之間的關系。如果不明確研究結果和客觀指標之間的關系，也沒有相關研究結果的驗證支持，僅從建構風險知覺模型的角度出發進行純粹的數理模型研究，勢必導致研究手段自身的發展困境。這方面的研究資料甚少，只有Slovic等人給出了唯一的報告[9]。

2.2危險源識別研究中存在的問題

危險源識別過程的分析不夠深入。例如，對于在給定刺激情境中充當行為者的評定者來說，當可能給行為者帶來危險的危險源是多個的時候，多個危險源往往隨著時間的推移改變其危險程度，即風險值的大小在相對意義上是變化的，這樣，多個危險源在不斷發生變化的同時，其各自的危險程度就構成了不同的風險階層，評定者必須正確發現與每一時刻相對應的風險性最高的危險源。但迄今為止，這方面的研究中還沒有任何關于預測風險階層結構的方法。

呈現給評定者的刺激情境的意思和其所要代表的刺激之間的關系不明確。已有研究已經證明，識別危險源的過程與每個人獲取信息的特點密切相關，但以往研究中關于視聽等感知覺特點，特別是視覺探索行為和風險知覺關系方面的分析還不夠深入。

3風險知覺研究展望

3.1理論研究

完善理論研究。由于風險研究的歷史較短，風險知覺方面的研究就更不成熟，尤其是基本理論方面的探討還很不夠，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應加強理論建構，以定量的實驗研究為支持，不斷改進和完善各種假說直至發展成可以指導生產實踐和進行風險識別訓練的有力工具。

探索風險評定與客觀指標之間的關系，制定風險知覺的客觀評定體系。盡管在風險知覺研究中，對風險知覺的結構進行了大量的探索，但還沒有強有力的檢驗風險評定的客觀指標。

探討情緒、情感等因素對具體情境中的風險知覺的影響。早在風險研究的萌芽階段，人們就開始關注風險行為及人格、認知、動機等因素對風險的影響，但卻相對忽視了對人的行為具有重大導向作用的情感的影響。實踐表明，情緒、情感和風險的關系極為密切，不同的情緒、情感狀態直接影響對危險情境的分析和判斷[13]，今后的研究可以對個體在不同心境、應激、激情及積極情感、消極情感等狀態下的風險感知方式與其相應判斷結果的關系進行研究，考察不同情緒、情感狀態對風險知覺的影響。

3.2測量研究

豐富量表測量的反應形式。自Thurstone開創用量表法研究態度的先河以后，風險知覺研究領域也逐步將量表法作為一種主要的定量研究方法。但已有量表主要采用李克特式反應形式，被試往往很難在由多個數字組成的選項中做出準確的判斷，因此，可考慮根據題目的內容設置靈活多樣的反應形式，以得到更為真實的測量結果。

研究方法多樣化。同其他一切量表法研究中出現的問題一樣，風險知覺研究中也出現了諸如取樣的代表性、顯著性檢驗的爭議等問題，所以，為了彌補定量研究的不足，風險知覺研究也可以采用在臨床心理學中廣泛使用的“深度訪談”、“電話訪談”等“軟方法”（soft method）進行研究。由于在調查風險知覺的問卷和量表中，經常會出現一些敏感性問題，通過“面對面”（face to face）的訪談往往很難得到被試的真實回答，所以，在當前的風險知覺研究中，電話訪談、電子郵件訪談等倍受歡迎[14]，這種訪談不但形式靈活，也增強了被試的匿名性。

3.3擴展研究

加強風險知覺與心理健康關系的研究。已有研究主要集中于高風險作業和保險領域，對日常生活中的風險研究較少。生活中的風險無處不在，因風險認知而導致的焦慮不安、自卑退縮、妄自尊大等心理癥狀時刻都在侵襲著人們的心理健康，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加大風險認知評估與心理健康的關系研究，探討風險感知與心理健康的關系，為緩解風險認知的負面影響提供支持。

考察無意識在風險知覺中的作用。已有風險知覺的研究大都集中于意識層面，對無意識對風險知覺的影響卻知之甚少，這極易使人誤認為冒險完全是有意識的。今后的研究可以考慮借鑒內隱記憶的研究方法，考察無意識對風險知覺的影響，縱深揭示風險知覺的心理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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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石倉；五谷會；借貸；市場化

中圖分類號： F129文獻標識碼： A文章編號： 02575833（2013）09013811

作者簡介：章毅，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李婉琨，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研究生（上海200240）

會社是中國歷史上長期存在的主要民間組織形式之一。其基本特點是：在某一特定區域內，一定數量的民眾以某種為基礎，自發組成宗教和經濟的共同體，在滿足自身宗教需求的同時，實現經濟和社會功能的互助。這類組織從中古到近代，歷時久遠而綿延不絕，是和宗族組織同樣重要的“鄉族”力量①。學術界對“會社”的研究長期以來以中古時期為重心，強調通過對敦煌社邑文書和相關石刻資料的整理，研究唐五代乃至遼金元時期的“邑義”、“法社”及其社會經濟功能②。近年來，隨著明清會簿文書的不斷發現，對明清時期的會社的研究也逐漸成為學術界的新關注點③。

收稿日期：20120926

*本文系上海市浦江人才計劃（項目編號：ZXDF065）和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基金“清代移民社會的觀念、信仰與組織——以新出石倉文獻為中心的研究”（項目編號：09YJC770053）的階段性成果。

①傅衣凌：《論鄉族勢力對于中國封建經濟的干涉——中國封建社會長期遲滯的一個探索》，載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91—95頁。

②寧可、郝春文輯校：《敦煌社邑文書輯校》，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7頁。童丕著、余欣等譯：《敦煌的借貸：中國中古時代的物質生活與社會》，中華書局2003年版，第79頁。陳述：《圍繞寺廟的邑、會、社——我國歷史上一種民間組織》，《北方文物》1985年第1期。

③劉淼：《清代徽州的“會”與“會祭”——以祁門善和里程氏為中心》，《江淮論壇》1995年第4期。澀谷裕子：《從徽州文書中所見“會”組織》，《史學》1997年第67卷第1號。夏愛軍：《明清時期民間迎神賽會個案研究——〈祝圣會會簿〉及其所反映的祝圣會》，《安徽史學》2004年第6期。在近代史領域，針對會社的個案研究至今仍不常見，成果比較豐富的是與之相關的“合會”研究。研究者們利用晚清至民國時期數量眾多的“會書”和“會券”，詳盡地探討了“合會”的不同形態和運作機理王宗培：《中國之合會》，中國合作學社1931年版，第228頁。。研究顯示，近代“合會”的基本形態是親友之間憑借著相互的信用，邀集固定人員（“會腳”），按照一定比例支付“會金”，集成一定數量的“會額”，在固定“會期”之內輪流供成員使用，以達到經濟互助的效果。這種便捷的“融資”方式流行于民國時期的華北、四川、江南、江西各地李金錚：《借貸關系與鄉村——民國時期華北鄉村借貸之研究》，河北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162頁。楊西孟：《中國合會之研究》，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54頁。著、戴可景譯：《江村經濟：中國農民的生活》，江蘇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88—192頁。單強、昝金生：《論近代江南農村的“合會”》，《中國經濟史研究》2002年第4期。溫銳：《民間傳統借貸與農村社會經濟——以20世紀初期（1900—1930）贛閩邊區為例》，《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3期。。伴隨著近代華人的移居海外，“合會”習慣也在海外華人社區流行，是一種行之有效的民間“微觀金融”形式 Pairault， Thierry， “Women， Property and Social Practice in China”，in JeanMichel Servet et Isabelle Guérin ed.， Microfinance： From Daily Survival to Social Change. Pondicherry： French Institute of Pondicherry， 2003， pp.7598.。

不過，“合會”與“會社”雖然形似，但實際頗有不同。與會社相比，“合會”具有更強烈的臨時募集色彩和更明確的經濟實用目的，它的地域性、宗教性和穩定性都要薄弱得多。更何況“會書”或“會券”多只是單一年份的集會記錄，并非時間連續的流水帳冊胡中生：《錢會與近代徽州社會》，《史學月刊》2006年第9期。陳灑灑：《淺析清朝“錢會”制度——以徽州地區為例》，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史碩士論文2009年，第20頁。，“合會”的實際執行情況僅憑“會券”其實并不容易探知。因此，雖然目前近代“合會”研究已頗具成果，但并不能替代對近代會社的研究。關于傳統會社在近代的存在形態，學術界目前仍所知甚少，而近期浙南石倉地區多種近代會社文書的發現，無疑為該論題提供了新的認知路徑。

一、 《五谷會簿》與五谷會

石倉地處浙江省西南部松陽縣山區，近年來以富藏保存完好的清代及民國時期的契約文書而聞名學界曹樹基：《石倉契約的發現、搜集與整理》，載曹樹基、潘星輝、闕龍興編《石倉契約·第一輯》，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24頁。。在數量豐富的石倉契約文書中，會社文書是重要的類型之一。對其中的《定光古佛壽誕會簿》等多種清代會簿，我們已經進行了比較細致的研究章毅：《祀神與借貸：清代浙南定光會研究——以石倉〈定光古佛壽誕會簿〉為中心》，《史林》2011年第6期。本文中有關定光會的論述，均可參見該文。。新近發現和整理的《五谷會簿》與前者內容相近，只是記錄時間開始于清末光緒十四年（1888），結束于民國三十八年（1949），屬于比較典型的近代會簿。

《五谷會簿》所記錄的主要是當地“五谷會”的活動。會簿《序》記載：

吾鄉石倉源賽神之會亦皆有之矣，惟五谷會尚不甚多。現經諸子邀仝數人，欲出谷貳斗，合數生放，大質子母。將所余息，每年五月廿四日，虔擺牲醴、香燭，慶祝益慶堂中殿五谷大神壽辰。雍容揖遜，齊赴禮拜，即午散胙?！饩w十四年戊子歲吉立。……會友鴻名列后：闕執選、闕起先、闕執因、闕芳求、闕珠求、闕舉求、闕建求（00786b00789a）闕執選等編：《五谷會簿》，民國抄本，數字掃描件，總140頁，現藏上海交通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原件藏浙江省松陽縣大東壩鎮七村。原《會簿》無頁碼，掃描所形成的文檔號為SWScan00785—SWScan00856，本文標注的頁碼均為文檔號之省稱，a、b表示掃描頁的左右面。

由此可知，五谷會在光緒十四年由闕執選、闕起先等七人發起成立，每人捐出租谷二斗，每年五月二十四日在當地的益慶堂集體敬拜“五谷大神”，會后還有相關的宴飲（“散胙”）活動。所謂五谷會，即是指祭祀五谷神的聚會，而且從每人捐谷二斗的數目來看，七人合計捐谷十四斗（折合當地衡制為28桶，約56斤），也正符合一次祭拜聚飲活動的開銷。從表面來看，五谷會仍是一個以宗教崇拜為特征的會社，這與清代石倉的其他會社并無不同，只是相比其他的神祇，如關帝、定光佛、陳十四夫人等，“五谷神”的人格化色彩已顯淡薄。

但《五谷會簿》正文從一開始即記錄了頻繁的租谷出入，不僅數額遠超起會本金，而且所涉人員也超出了起會者的范圍?！稌尽返谝豁摗肮饩w十七年”（1891）記載：

光緒拾柒年辛卯歲季夏月吉日。

闕執因。該本年八月燥谷本利共貳拾貳桶正。八月十四，收來燥谷本利貳十二桶正。存陳求。

闕佳賢。該丁亥年利谷九斗二升半。該本年八月燥谷六桶三斗三升半。八月十六，收來燥谷六桶三斗二升半。

闕田慶。該庚寅年利谷五斗三升半。八月十一，來燥谷五斗正。（00790a）

闕執因一人的租谷進出量即有22桶（約440斤）之多，而闕佳賢、闕田慶兩人也并不在“會友”的名單上。這意味著五谷會在其基本的宗教崇拜功能之外，還承擔了豐富的經濟功能，且在與會資格方面也具有一定的“開放度”。事實上，通過對整本《五谷會簿》的逐頁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在長達59年（18911949）的活動中，參與者共有45人，會內外的進出資金總額近600元（折谷約25000斤）。顯然，這正是又一個以宗教為背景，但經濟功能活躍的民間會社組織。

在全面梳理五谷會的各類經濟活動之前，我們需要首先對《五谷會簿》文本進行比較準確的釋讀。大致包括四個方面：（1）會簿記錄中有關租谷的衡量單位有“石”、“桶”、“斗”、“升”和“斤”五種，它們和近代通行的衡量標準并不相同，具有強烈的地方性特點，這些單位之間的進制關系需要明確。（2）會簿記錄中的貨幣單位有制錢、銀元（“英洋”）兩類。制錢主要用于晚清時期，但在計算時須將其按照不同時期的比價換算成銀元，以便統一。（3）會簿所記錄的經濟活動常常直接用實物“租谷”（又稱“燥谷”）作為計價單位，這些“租谷”在不同時期的價格需要精確核算。（4）會簿中所使用的一些具有“會計項目”性質的術語——如“該”等——的含義，需要準確理解。

石倉地區衡量單位的進制和換算問題相對簡單，通過對《五谷會簿》（以下簡稱“會簿”）的梳理，并參照《定光會簿》中的資料，我們可以得到以下信息（表1）：表1近代石倉衡量單位進制換算

石/桶桶/斗斗/升升/斤1∶81∶51∶101∶04

嚴格說來，量制（升）和衡制（斤）之間不能直接換算，但會簿中兩者混用的情況比較常見，且只涉及“谷”（或“燥谷”）一種物品，直接將兩者對應不會有大的偏差，且比較有利于之后的谷價折算。

關于會簿中制錢與銀元之間的比價關系，我們整理了六條資料（表2）。其中1898—1900年為直接資料，即謂會簿本文就已記錄了銀元和制錢的比價關系。其余三條材料則需要適度的推算。如1908年會簿記載了當年會務開銷的結余是銀元“壹元貳角三分九”，但在基本均以銀元結算的各款項中卻有一條制錢資料，“廿八，去尚求錢一百文”。通過前后加減，我們可以推知，這“一百文”即等于“一角”，即當年的銀錢比價是1∶1000。以上述方法探究晚清五谷會銀元制錢比價問題，我們大致可以得到一個比較明確的認識，即1903年之后，當地銀元和制錢的比價為1∶1000，在1903年之前，則約為1∶900。表2晚清五谷會銀元制錢比價

年份銀元/制錢資料來源18981∶900“即去光貴英洋壹元正。九百?！保?0799a）18991∶909“十二月卅日，收來大錢貳百文。二角二分?！保?0801b）19001∶950“又去玉響洋銀壹元正。九五?！保?0805a）19031∶1000“收去上年秋田租谷壹桶。二百五十。八月去佳賢燥谷五桶。一元二角五分。”（00811a）19071∶1000“去尚求洋五分。”（00818a）“闕尚求，……即日收錢五十文?！保?0818b）19081∶1000“前存洋一元七角四分七。共來貨洋壹元六角六分七。即去玉響貨洋叁角八分。廿八，去尚求錢一百文。八月十四，去田租谷壹桶，三角。廿四，去舉求谷洋一元。十二月初四，去培菁洋貳元。廿一，去玉響洋一元。十二月來朱求洋一角貳分七。以上新舊面結對仍存選洋壹元貳角三分九?！保?0819a）

谷價的估算需要在銀錢比價問題的基礎上處理。我們先從會簿中找到能夠直接說明當年谷價的記載，然后將“谷”的計量單位統一折算成“斤”，如果是“水谷”（即未干的租谷）則需要先按照90%的干燥率折算成“燥谷”再進行統計。價格的單位則需要先依據表2統一換算成銀元，然后再進行單位谷價的估算。會簿中可見的資料共有39條，剔除有幣值波動等問題（如使用了法幣）的資料，根據其中比較可靠的30條，我們分析得到了1896—1939年石倉租谷的價格（表3）。至于這44年中缺少資料的14個年份，我們根據時期的不同，分別統計了三個平均數，以作為這些年份的谷價的替代資料。表3石倉租谷價格（元/斤）

《五谷會簿》文本中“會計”術語的解讀也是一個相當關鍵的問題?！霸摗笔菚局薪洺３霈F的一個重要詞匯，在字面上它的含義是“欠款”。但值得注意的是，從現代會計學的角度分析，“該”所代表的“欠款”其實包含了兩個“會計科目”，一個是“資本賬”意義上的“應收賬款”，一個是“現金賬”意義上的“實際支出”，前者表示一種資產負債狀況，后者才反映出現金流量的變化。對于五谷會之類的會社，因為我們只能探知其現金變化情況，因此對“該”所包含的兩個記賬含義的辨析，就顯得尤為重要。如“光緒十八年”會簿記載：

闕陳求。該八月本利燥谷十壹桶正，加利谷四桶一斗。（00791a）

“光緒十九年”會簿又記載：

闕陳求。該本利燥谷十五桶一斗。八月十六期。（00792a）

從表面上看，闕陳求似乎在光緒十八年、十九年均欠了（“該”）會款，但實際上只有十八年才發生了真實的借款，十九年的數字只不過是在十八年基礎上的靜態疊加。至于具體如何判斷，我們認為，與會者在會簿中第一次出現時的記錄頗為重要，第一次出現的“該”往往代表了真實的現金流變化，而此后不斷出現的“該”只是代表名義欠款的增加而已。

除了會計術語的辨析之外，會簿中記賬主體的分辨也相當重要。參照今天的會計慣例，我們既然研究五谷會，五谷會本身就成為一個當然的記賬主體。換而言之，不論是“收入”還是“支出”，都是以五谷會為中心而言的。但實際上，《五谷會簿》中顯示的情況要復雜得多。如“民國二十二年”會簿記載：

民國廿二年五月廿五日，臨值闕執選為首。辦來消用貨洋五元叁角五分七。收去上年租谷八桶貳斗半。五四。申價洋五元六角〇七厘。以上對除，該眾谷洋貳角五分。（00847a）

這段會簿的記賬主體其實是當年的會首闕執選，而不是五谷會本身。當會簿說“消用”和“收去”的時候，這是指闕執選為當年的會務開銷了若干，又從上年的結余中收入了若干。當會簿說收支相抵之后“該眾谷洋”若干的時候，這是說當年會首的結余款應該屬于五谷會所有。既然會簿中有明確的“眾”的概念，五谷會作為一個公有者當然是存在的，但在具體的記賬過程中，會簿卻必須將往來錢款系于具體的個人（會首）名下，才能作出準確的表達。這提示我們在進行會簿分析時，也必須留意這種記賬主體的轉換。

二、 五谷會與石倉借貸

解決了會簿釋讀中眾多的技術問題之后，我們已經有條件對五谷會的經濟活動作些整體把握。根據會簿的記載，五谷會創立于光緒十四年（1888），終止于民國三十八年（1949），前后持續了62年。但因為該會正式的會務記錄實際上開始于光緒十七年（1891），且到了爆發后，隨著法幣的流通，會簿所記錄的金額跟隨幣值的調整出現了大幅波動，因此為了便于討論，我們對五谷會經濟狀況的分析，限定于1891—1935年的45年間。表4五谷會現金收支（單位：元）

從我們整理的《五谷會現金收支》（表4）可以看出，五谷會在該時期內總收入26792元，總支出26654元，余額138元，總體上維持了收支的平衡。顯然，五谷會仍是一個能夠長久維持的會社，這一點與我們曾研究過的定光會仍然相似。不過，與清代定光會相比，近代五谷會還是存在著三個顯著的經濟特征。

首先，五谷會的起會本金很小，公共積累薄弱。光緒十四年七名會首起會時總共捐谷14斗，折合銀元約09元，只占五谷會平均年收入（約6元）的15%，占該會收入總額則低至03%。相比之下，定光會于嘉慶十三年起會時本金已為8000文，是每年平均收入量（約5403文）的148%，在定光會84年收入總額（約453897文）中占比18%，如果只計算相同時間跨度（45年）的定光會收入總額，其本金的占比量應該還要高。換而言之，僅憑初始本金，清代定光會就足以維持一年的所有活動，而近代五谷會則完全做不到這一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五谷會更具有現收現支的特點，它的公存呈現出“空洞化”的樣態。這種情況的產生，和各會首自身的財力應有很大關系，但也應是整個石倉地區經濟榮衰趨勢的反映。石倉在十九世紀上半葉，因為煉鐵業的發展一度相當繁榮，而隨著該產業從道光時期開始衰落，石倉的經濟狀況在晚清咸豐時代之后也持續下滑曹樹基、蔣勤：《石倉冶鐵業中所見清代浙南鄉村工業與市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010年第81本第4分。。定光會和五谷會分別成立于十九世紀初期和末期，兩個時期的經濟形勢已迥然有別，兩會呈現不同的經濟特征并不讓人意外。

其次，五谷會不同年份之間的經濟活動量的波動比較明顯。從表4可知，五谷會年收入和支出的高值分別為2537元和1933元，兩者的低值分別為035元和082元表4顯示五谷會年收入和支出的“最低值”均為0，這里的“低值”指“次低值”，以利統計。，低值占高值的比例分別為14%和42%。比較定光會，在該會借貸活動最為頻繁的1827—1857年間，這一比例分別為72%和126%，而到了經濟活動相對平穩的1858—1910年，這一比例已上升為726%和492%。與定光會比較，五谷會的年度經濟活動量的波動性顯然更高。

這其中可能存在著兩個方面的原因。首先應與五谷會的公共積累薄弱有關。因為五谷會缺乏“眾產”，每年的經濟活動量完全取決于參與者自身的經濟能力和需求，且五谷會實際參與者眾多，參與者個人情況的差別增加了這種波動的趨勢。另一個原因則可能與五谷會性質的變化有關。我們在之前的研究中已經指出，如定光會這樣的清代會社，雖然有著明顯的經濟互助和借貸功能，但在本質上仍然是一個宗教共同體，宗教禮拜和聚會仍是會社的主要活動。經濟借貸活動的頻繁，往往會引發會社錢款出入量的急劇變化，一旦會社活動只限于常規的宗教內容，出入量的變化也就趨于穩定。這是定光會在經濟活躍期和平穩期表現不同的主要原因。而五谷會似乎并不存在這種清晰的段落，換言之，宗教性活動和借貸性活動的差異在經濟活動量中并沒有顯示出來。這一方面當然可以理解為五谷會經濟性的增強，但另一方面，將之解釋為五谷會宗教的下降或許更為合適。

五谷會的第三個特征表現在借貸利率方面。經由定光會的研究，我們已經了解到，會社內部成員通過定光會來進行借貸時往往享有很大程度的利率“優惠”，其實際的借貸利率遠低于當地通行的利率，從而使借貸行為具有比較濃厚的非商業性“互助”色彩。但五谷會的情況有所不同，會內借貸的利率已和當地的通行利率趨于接近。

我們首先全面梳理了《五谷會簿》中直接反映利率情況的125條材料。如“光緒二十年”會簿記載：

闕執因?！摴绕咄?。加利谷貳桶四斗正。（00794b）

這就是說，當年闕執因所欠的“七桶”谷，其利息應為“貳桶四斗”，即利率為40%。又如“光緒二十三年”會簿記載：

闕俊賢。該五月廿四期，英洋貳元正。加廿三年加[利]洋四角。（00798a）

由此可知當年闕俊賢“貳元”英洋的欠款，應支付的利息是“四角”，利率為20%。不過需要注意的是，這些利率都只是“名義利率”——當地通行或人們公認的利率，卻并不是這些五谷會成員實付賬款時的真實利率。對這些“名義利率”的情況，我們的整理結果如下（表5）。表5五谷會名義利率

借貸類型數量（筆）名義利率（%）最高值最低值平均值糧食借貸（燥谷）2840.935.938.6貨幣借貸（英洋）按年代分類1895—19115920.018.719.31912—19293821.419.320.2按賬戶分類（注）闕舉求1220.018.719.9闕尚求1921.419.619.9僧鳴利320.019.220.0總計9721.418.720.1注：表中所列僅為代表性賬戶，未列全部。

表5顯示，影響五谷會借貸的名義利率的最主要因素是借貸物的類型。糧食借貸和貨幣借貸的利率有一倍的差距，28筆燥谷借貸的利率普遍接近40%，而97筆英洋借貸的平均利率只有20%左右。這種情況當然不說明糧食借貸者更富裕、更能接受高利率，恰恰相反，這只說明了當時當地的人們普遍認為，糧食借貸更迫切也更具臨時性，相應的，它的借貸人也更缺少信用保證。從表5還可以看出，除了借貸物的類型之外，沒有其他的因素能對名義利率產生重要的影響。無論時間的前后，無論借貸人是會首還是其他人，貨幣借貸的名義利率均趨于20%。

但正如我們前文所言，上述只是“名義”利率。這些借貸的實際執行情況要復雜很多。我們對在五谷會內曾有過借貸行為的23名會眾做了詳細統計，尤其對借期在一年以上（包含一年）且信息完整的15例進行了復利測算（表6）。表6五谷會眾實際借款利率

賬戶名活動年份借貸物類型借貸期（年）存入（元）貸出（元）實際利率（%）闕佳賢1893—1904燥谷116.3141.79812.1闕戶慶1893—1895燥谷22.8341.79822.2闕官賢1892—1898燥谷73.3851.34415.5闕俊賢1894—1899燥谷/英洋56.1183.79810.0闕永養1895—1896英洋17.5006.00025.0闕執馥1893—1928燥谷/英洋2811.4203.5004.3僧鳴利1896—1901燥谷/英洋54.5852.00018.1闕培菁1896—1917英洋2136.0008.0007.4僧凌云1897—1898英洋11.2401.2003.3闕執倉1897—1900英洋31.7201.00019.8闕玉響1899—1928英洋2949.18010.0005.7闕執發1914—1920燥谷/英洋611.2006.32418.0李佑亮1920—1930燥谷/英洋1012.9208.0004.9闕細吉1928—1937燥谷/英洋936.76420.7806.5邱關土1930—1935英洋54.0802.00015.3利率平均數12.5利率中位數12.1

從表6可以看出，這些五谷會參與者的實際借貸利率最高值是25%，最低值是33%，平均值和中位數則均為12%左右。與定光會成員2%—6%的實際借貸利率相比，五谷會在整體上已有大幅上升，距離名義利率20%已經不遠。表6提示我們的第二個信息是，在實際借貸過程中，借貸物的類型和利率并沒有密切的關系。15筆借貸中，燥谷3例，英洋6例，洋、谷混用者6例，并沒有跡象顯示糧食借貸的利率就一定高昂。實際上，從表6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最影響利率的因素是借貸期的長短。除了很少的例外（如僧凌云），五谷會中借期越長則利率越低，反之亦然。20年期的三筆借貸，其利率均不到10%。利率最高的三筆，其借期均只在1—3年之間。

三、 借貸市場化及其限制

從上面的論述可以看出，近代石倉的五谷會具有三個比較顯著的經濟特征：（1）起會本金微小、公共積累薄弱。（2）每年的經濟活動量差異明顯，波動幅度較大。（3）會內借貸的實際利率升高，與當地的名義利率趨近。

前兩個特征比較容易理解，我們在上節的論述中已經說明，這些均可以認為是近代石倉地區產業衰落、經濟蕭條的結果。相比之下，第三個特征的意味則比較復雜。借貸利率的升高，實際上可以看成是會內借貸趨于“市場化”的一個標志。

在經濟史家看來，“市場的出現”意味著“交易經濟的興起”[英]約翰·?？怂怪骸督洕防碚摗?，厲以平譯，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第9頁。，一個物品經常性地“成為市場中之交換對象”，即具備了“市場性”[德]馬克斯·韋伯著：《經濟與社會（第一卷）》，閻克文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頁。譯文參考馬克斯·韋伯著《經濟行動與社會團體》，康樂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第33頁。。但是，“市場”又并非單純的便于物品交換的場所，而是一種“通過交換來獲取利益”的機制[英]卡爾·波蘭尼著：《大轉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濟起源》，馮鋼等譯，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頁。。換而言之，只有意圖“謀利”，才能算得上“市場化”的行為，而那些物品的“直接交換”，則只是一種“等價互惠”而已[美]馬歇爾·薩林斯著：《石器時代經濟學》，張經緯等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年版，第225頁。。從這個角度來看，利率極低的借貸當然具有很強的“互惠”特點，而借貸利率的大幅攀升，則體現了對“互惠”原則的背離，從而具有了“營利”的意味。

這種“營利”的趨勢似也并非孤證，五谷會的組織結構方面也有著與之相應的表現，即五谷會的會首與會眾存在著兩相分離的情況。如果以清代定光會作為參照，可以看到，“會首方得為會眾”是一個基本原則。定光會的成員資格即始終限于十三名起會會首及其繼承人，并沒有他人的介入。而參與五谷會的45人中，卻有25名“會眾”完全在會首資格之外。對這其中的含義的理解，我們可以從一項有關近代非洲和臺灣合會組織發展的比較研究中獲得啟發。法國學者裴天士（Thierry Pairault）認為，民間合會的發展往往存在著一個自然的趨勢：初期的“互合會”會逐步發展到中期的“營業性合會”，以及晚期的“企業化合會”。而所謂“營業性合會”，其中的一個重要指標就是會首本身不需要資金，但致力于為其他人提供“有償服務”Thierry Pairault， “The Institutionization of MicroFinancial Practices： The Taiwan Experience 18951995”， Public Lecture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November 2， 2011. 。我們所研究的五谷會雖然與合會有區別，但仍有可比性，會首與會眾的分離，似仍可看成是“營業性”成長的一種表現。

綜合上述兩方面的因素，我們大致可以判斷，近代五谷會出現了“市場化”的趨勢。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此外的一些證據也顯示，五谷會的這種趨勢同時也受到了一些明顯的制約。

比如，五谷會內仍存在著特定的免收利息的現象。雖然五谷會基本遵循了“借期短則利率高”的原則，但如果借期短至數月，五谷會通常就不再計收利息。如“光緒二十年”會簿記載：闕執喜。該本利燥谷伍桶叁斗壹升。莊手。七月廿五，來燥谷伍桶叁斗壹升。（00793a）

五谷會每年五月二十四日“做會”，第二天登錄會簿，因此這條資料可以解讀為，闕執喜五月二十四日從會內借出燥谷若干，兩個月后的七月二十五日即如數歸還。換而言之，闕執喜的這筆借貸未支付利息。事實上，這類短期無息借貸，會簿中出現了6例，并非偶然現象。

另外，通過對會首賬戶盈虧情況的仔細核算還可以發現：在長期的會務活動之后，所有會首賬戶的余額實際上均趨近于零（表7）。也就是說，會首雖然在“經營”五谷會，但從中謀取的“私利”卻是相當有限的。表7會首賬戶盈虧明細（單位：元）

戶名其他關聯者活動年份會務分攤存入貸出余額A闕執選無1894—193332.26967.18399.1810.271B闕執因闕有求、闕商求1891—193521.23533.71754.5750.377C闕珠求無1900—19302.5675.9548.932-0.411D闕舉求闕祖湷、闕思進1900-193114.5734.62623.080-3.881E闕建求無1900—19348.4130.00011.295-2.882F闕芳求闕芬求、闕祖彪1899—19295.7510.0005.5710.180G闕起先闕樟全、闕官雄1900—19348.6290.0007.9590.670

這些現象都說明，在市場化的趨勢之下，五谷會并沒有完全失去其“互助”和“互惠”的功能。如果深入分析五谷會與會人員的關系，對這一點能理解得更為充分。

五谷會成員共45人，其中會首20人，會眾25人。會首中的7名為起會會首，他們均為闕氏，分別屬于下宅街的弼文公支系和茶排的其興公支系，以弼文系居多。7名起會會首有14位直系親屬和近親屬，他們一同構成了五谷會的七個會首組別，每年的會務分擔即在這七組范圍之內輪流。五谷會的25名會眾中，確知有18人與7名起會會首有親屬或宗親關系，其中以弼文系的闕執選和其興系的闕起先二人關聯會眾最多。由此可知，五谷會的成員大多均屬于闕氏宗族。

值得注意的是，“宗族關系”對五谷會成員來說，并非是可有可無的“擺設”，而有著實際的意義。頗能說明這一點的現象是，五谷會的會眾當中，參與度最高、表現最為活躍者，往往是那些與會首親屬關聯頗為疏遠的會眾，并非會首的近親屬。如闕執暉、闕玉象二人，在超過20個年份中不斷在會簿上出現，相當活躍，但他們與會首闕執選、闕起先的關系實際上早已超出了“五服”之外（表8）。這說明那些親屬關系疏遠者，在參與會社借貸的過程中對宗親網絡——“宗族”——更為依賴。

根據以往的研究，我們知道石倉地區的宗族力量發育較晚，當地最主要的闕氏宗族大約形成于清代道光時期，大致以道光三年（1823）維則堂的建成和道光二十五年（1845）《闕氏宗譜》的編纂刊刻為標志章毅：《清代中前期浙南移民的國家化與本地化——以石倉祠廟為中心》，《上海交通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3期。。在此之前，地緣性的神明信仰發揮著凝聚共同體的關鍵作用，這也是當地會社組織比較發達的原因。但五谷會與闕氏宗族的密切關聯，則意味著到了近代，宗族關系通過原有的會社渠道，也開始發生影響，成為會社成員凝聚共同意識，維系共同體長期存續的重要媒介。這種宗族關系對會社借貸的介入，應當也是強化會社的“互惠”功能、限制會社“市場化”趨勢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表8五谷會與闕氏宗族關系

闕氏宗支五谷會會首（族內世系）五谷會會眾與會首關系與會年數弼文系F闕芳求（8）B闕執因（7）C闕珠求（8）D闕舉求（8）E闕建求（8）A闕執選（7）田慶直系親屬1陳求同曾祖父3江賢同曾祖父1執超同六世祖1官賢直系親屬7俊賢直系親屬5——————執馥同曾祖父4執發同曾祖父3戶慶同祖父4執喜同六世祖1執暉同七世祖21執倉同七世祖4佳賢同七世祖12其興系G闕起先（6）祥云同八世祖1玉象同六世祖23能緒同六世祖1培菁同六世祖13吉道同七世祖1資料來源：《重修下邳闕氏家乘》，1928年刊本，現藏浙江省松陽縣大東壩鎮七村。

最后值得討論的是近代石倉五谷會的三個經濟特征之間的關系。一個令人頗感疑惑的問題是，為什么在經濟蕭條的背景下，會社借貸反而出現了利率市場化的趨勢？要全面解答這一問題，目前條件還不成熟，還需要對會社文書的各個門類進行更為周詳的研究。但石倉五谷會的歷史至少提供了一點啟思：在傳統社會趨于崩解的過程中，“市場化”可能并不等于經濟繁榮，更不必然體現“進步”的價值，相反，它有時可能只是鄉村社會應對經濟蕭條的一種被動策略。

結語

浙南石倉的五谷會是典型的近代鄉村會社組織，它具有清代傳統會社的基本特點，但又體現了新的時代和環境因素的影響。五谷會由多名會首出資若干發起組成，以宗教崇拜集會為主要活動形式，并以此為背景展開信用借貸活動。但與傳統清代會社相比，五谷會受制于動蕩的政治環境和蕭條的經濟形勢，它的起會本金微小、公共積累薄弱。這使它更容易受到參與者自身狀況的影響，使得每年的經濟活動量波幅增大，差異分明。

篇9

關鍵詞:教師 ;流動;反思

中圖分類號:G451.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0845(2012)10-0013-03

《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指出:“切實縮小校際差距,著力解決擇校問題。加快薄弱學校改造,著力提高師資水平。實行縣(區)域內教師和校長交流制度。”教育均衡發展已成為當前我國教育發展中的重要任務。作為促進區域內校際師資均衡發展的重要手段的教師流動制度,已引起了各級政府和學者的高度重視。本文擬對教師流動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梳理,揭示已有研究存在的缺失和不足,希冀為教師流動的深入研究奠定基礎。

一、教師流動的研究歷程

筆者通過對中國學術期刊網優秀碩、博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和讀秀等資源庫對1991~2011年期間教師流動的相關研究成果進行檢索,并按照發表的年代、研究方法、研究內容和研究對象的不同進行整理和分析后認為,可將教師流動的研究歷程大致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1.教師流動研究的萌芽階段(1991~2001年)

這一階段研究的主要內容是中小學教師流動現象及其原因,并初步探討了如何解決流動問題,為后期教師流動研究奠定了一定的理論基礎。其代表成果主要有:李立國的《市場經濟與中小學教師流動》,傅樹京的《談控制中小學教師流失的措施》,李建平的《建立教師流動機制迫在眉睫》,王洪斌的《關于中小學教師流動問題的思考》,侯文學的《實行“骨干教師流動制”如何?》,等等。

2.教師流動研究的發展階段(2002~2006年)

這一階段的研究對象與研究內容逐漸拓展,研究方法更加多樣化。比如,研究對象由骨干教師拓寬到普通中小學教師;研究內容涉及到中、日、韓教師流動的比較以及教師流動的深層次原因等方面。比如:王洪斌的《關于中小學教師流動問題的思考》,汪丞、方彤的《日本教師“定期流動制”對我國區域內師資均衡發展的啟示》,龐麗娟的《加強城鄉教師流動的制度化建設,切實提高農村教師隊伍素質》,陳言貴的《農村中小學骨干教師流失現象思考》,石邦宏的《經濟理性驅動下的中小學教師流動》,等等。但此階段研究的不足之處在于多數研究仍局限于理論研究,缺乏實證研究和多視角的整合研究。

3.教師流動研究的深化階段(2007~2011年)

此階段研究對象進一步拓展,涉及到城鄉教師流動、幼兒教師流動等方面;研究內容更加廣泛,不僅有基于教育資源均衡配置視角下的教師流動研究、素質教育下的教師流動研究、教師流動中的權益保障研究等等,而且學者們越來越重視中小學教師的流動研究。研究視角多樣化,融入了社會學、經濟學和管理學等。其代表成果有:薛正斌和胡德海的《中小學教師流動的實然與應然》,孟令熙的《農村基礎教育教師流動的合理性思考》,馮文全和夏茂林的《從師資均衡配置看城鄉教師流動機制構建》,賈建國的《我國城鄉教師流動制度創建的制度阻力探析》,孫雅婷的《幼兒教師流動與幼兒園教師管理的相關研究》,等等。

二、教師流動研究的主要內容

1.教師流動內涵的研究

在學術界,學者對教師流動的內涵一般都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進行闡述和解釋的,具有代表性的觀點主要有以下幾種。靳希斌認為,教師流動包含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具備一定條件的合格勞動者選擇了教師職業或者在職教師放棄這一職業,即合格勞動者進入或退出教師職業領域;另一方面,是在職教師由現任職學校轉入另一所學校任職,即勞動者在教師職業領域內的流動 [1] 。另有學者認為,教師流動是指教師資源在教育與其他行業之間、在教育系統內部不同學校、不同地域之間進行重新配置的過程。我們將在職教師放棄教師職業,退出學校教育領域,稱之為“外部流動”;將在職教師由現在職學校轉入另一所學校,或者由所在地區轉向另一個地區任教,稱之為“內部流動” [2] 。錢樸認為,教師流動是一種職業流動,是社會流動的一個表現。教師流動是不同區域、不同學校之間教師的位置移動,它或許是職業水平流動,也或許是一種以人才流動為特征的向上性職業流動 [3] 。

綜觀現有研究可以看到,由于學者們研究視角、研究立場以及下定義方式的不同,對教師流動內涵的界定也有所差異。目前學者們關注的大多是教師從一個學校到另一個學校的流動現象。

2.教師流動現狀研究

大多數學者認為,目前我國教師流動主要表現為一種無序流動。即從教育系統內部流向外部,從落后地區和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從農村流向城鎮,從中小城鎮流向城市,從市縣流向省會城市,從邊遠落后地區流向經濟文化發達地區 [4] 。從流動教師的個體特征來看,中青年教師比年老教師流動得多,男教師比女教師流動得多,主科教師比副科教師流動得多,高學歷、高職稱教師比低學歷、低職稱教師流動得多,教學經驗豐富的教師流動得多[5] 。離開教師隊伍流動的主要形式有教師通過公務員考試、干部選拔和辭職等形式離開學校。離開教師隊伍的往往是優秀骨干教師,教師在不同學校之間的流動,往往是從條件差的農村學校流向城鎮學?；蚩拷擎偟膶W校、從薄弱學校流向重點學校和示范學校 [6] 。

當前我國經濟快速發展,社會正處在轉型期,與此同時產生了許多新的價值觀念,教師作為社會人,受到來自社會各方面的影響,他們也隨著社會的發展變化不斷地調整著自己的期望和進行著選擇,但教師流動呈現出的是一種不合理的單一方向的流動。

篇10

一、思想史理論研究方法的反思

侯外廬開創的思想史與社會史相結合的研究路徑，成為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典型范式之一。與會學者圍繞剛剛出版的6卷9冊、共計468萬字的《中國思想學說史》(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7)進行了評議，認為該書繼承和發揚了侯外廬學派的優良傳統，重視研究發現新材料，吸收相關最新研究成果，從學術史角度深化思想史研究，注重推進對中國思想史一系列復雜問題的研討，揭示了中國思想學說的各個組成部分(包括經學、子學、宗教思想、科技思想等)形成、發展、流變的歷史，是繼《中國思想通史》(5卷6冊)、《宋明理學史》(上、下)之后中國思想史研究中的又一重要成果。每卷基本分為社會篇、經學篇、子學篇、宗教篇、科技篇，全面展示了中華民族理論思維的發展歷史。例如，“先秦卷”詳細敘述了前諸子時代的思想發展歷程；“兩漢卷”在漢代經學思潮演變歷史的基礎上，分析了經學與漢代政治的具體關系，澄清了關于經今、古文之爭的一些模糊認識；“魏晉南北朝卷”論述了玄學思潮的曲折變化，細致分析了東晉玄學思潮的發展及與佛、道二教的相互滲透，彌補了以往研究的不足；“隋唐卷”對紛繁復雜的佛學理論體系做了精煉的釋讀，補充了6―9世紀佛教宗派沖突與融合的大量史實；“宋元卷”充分展示了理學思潮產生的時代和文化背景，揭示了理學思潮的多樣性與同一性；“明清卷”對乾嘉學者的學術理念提出了富有創見的討論。不過，對于全書的總體評價，尚有待時日。

關于如何進一步深化思想史研究，與會學者認為要注重思想史與文化史、思想史和學術史的結合，開展多學科的交叉研究，不斷拓展思想史研究的領域，同時要關注社會現實問題，弘揚和普及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經典研究方面強調儒家經典以及經學史的研究，有學者指出經學及經學史研究目前已經逐漸成為儒學研究的熱點之一。關于百年來的《周禮》研究，有學者認為歷代的《周禮》研究對于政治史、思想史研究也有很重要的學術意義。宗教及倫理方面強調儒家文化的獨特本質和倫理屬性，有學者提出。在春秋文化精神轉變的背景下，儒家祭祀觀念也發生了很大變化，祭祀禮儀的宗教性只是形式，本質則是人文理性，它決定了后來中國文化發展的方向。人物個案研究方面注意考察相似歷史現象背后的不同原因，是思想史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書院制度與思想史之間的關系也是研討會討論的一項重要內容。關于道家思想發展和文本比較研究，有學者從《淮南子》對道家的自然道德與儒家的仁義道德內涵及其內在關系的不同理解視角揭示道家學派的思想特質，展示了《淮南子》思想內在的豐富性和矛盾性。關于近現代思想的學術特點和規律，有學者認為，近代思想學術集中表現為對經子、中西、中印文化的反復比較，在重建中國未來文化上提出了趨同的假設，并嘗試實踐，表現為東方文化中心趨同、歐洲文化中心趨同以及本位文化趨同三種。

張豈之教授提出，無論使用什么方法，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都要堅持三個原則：“兼和”、“守正”、“日新”。兼和原則，“兼”指兼容并包，“和”指和諧統一。在中國思想史研究中主要表現為對“理論化的中國社會思想意識的發展史”的把握，即要求在對眾多思想家、學術思潮和流派、典籍等分析的基礎上，不斷提煉融合，形成具有一定體系性的研究心得。守正原則，簡單地說，就是在學術研究中堅守正道，體現為實事求是，堅守學術崗位，維護學術尊嚴；它也是古代儒家做人的基本原則。日新原則，即不斷創新、與時俱進的原則。

二、加強思想史學科建設

如何搞好思想史學科建設，這是與會學者關注的又一問題焦點。圍繞這一問題，會議取得如下進展：

首先，關于思想史研究的學術范式問題。與會學者認為，作為研究中華民族理論形態的思想觀念的演變歷程和發展規律的中國思想史學科，真正形成成熟的學術范式的是侯外廬先生及其學派。標志是形成代代相傳的學術共同體、明確的學術信念、自覺的學術方法、獨特的學術理論。新時期，張豈之先生及其領導的學術群體在繼承的基礎上加強思想史與文化史的融通，思想史與學術史的結合，思想史向多學科的延伸，思想史中人文精神的弘揚，對侯外廬中國思想史研究范式進行了弘揚和超越，取得了一系列學術成果。

其次，關于思想史研究的學派建設問題。與會學者認為，學派規范的建立、學派的繼承與創新問題對加強思想史學科建設十分重要。特定的條件、突出的特色、獨特的學術帶頭人和持續的學術梯隊是學派形成和發展的幾個最重要和最必要的條件，而侯外廬先生開創的中國思想史學派具備了這些條件。堅持思想史研究不能脫離歷史的環境土壤，在保持自身個性的基礎上實現與相近學科的融合，并不斷產生新的研究成果。研討會認為，張豈之先生在中國思想通史研究、發展侯外廬學派、中國傳統文化研究及普及、中國思想史研究攻關項目的主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

再其次，關于思想史研究的內在結構問題。有學者從系統論角度分析了思想史學科的內容構成，認為在歷史的動態中形成道統，具體落實為政統、學統、教統。政統，在儒家集中體現現為德政合一，君相師儒，以道衡政，以德抗政等：學統，在儒家學術方面集中體現為經學傳統；教統，主要指教化、教育、宗教的傳統。

最后，關于思想史教學與研究人才的培養問題。思想史人才培養的最高目的是使學生具備嚴格規范的系統學習和基本的科學研究能力。有學者結合培養創新型人才，提出探索自主發展模式和道路，不斷創新，重視史料學訓練、哲學和科學精神陶冶，結合經典案例加強方法論學習和研究，并幫助學生不斷開闊學術視野，培養他們對待學術問題的嚴肅態度和敏感性。有學者主張建立體系化的知識系統，加強學利，的理論建設，重視學術積累，加人對具有創新潛力的研究生的培養力度，為學科發展積蓄后備力量。

三、中國思想史研究的展望

深化和開拓中國思想史的研究，是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核心問題。從學科意識角度出發，學者們分析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特點，指出：

第一，中國思想史研究具有開放性和綜合性，要不斷加強分析思想史、比較思想史、觀念社會學研究以及中國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同時運用中國思想智慧嘗試應對當代問題，提出具有時代性、深刻性和創新性的時代課題，拓寬研究范圍。

第二，思想史研究者應對現代學術研究范式轉型持開放的態度，如現代感、知識結構、專業層次和科學精神等，避免把中國思想史僅僅作為專業分工的研究對象，努力把專業化研究和綜合性研究結合起來。

第三，開放的思想史研究態度離不開超越的文化觀。許多哲學和思想問題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文化問題。在全球化時代，各種文化之間的共存、交叉、滲透和重疊不可避免，參考多種樣式的文化成果，做到了解世界，了解西方，既要中西兼通，又能超越中西古今，提高中國思想文化研究中的科學性。

第四，要以開放和超越的態度進行中國思想史的批判性研究，以平等的眼光看待歷史上的學派。思想史研究的模式是多元的、多層次的，研究者應具有共同的、不斷加深的批判精神。中國古代述而不作的傳統具有文獻學的意義，但是不能泛化，鼓勵研究者進行實質性的、個性化的、專深的、批判式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