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學研究綜述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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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國的古代文學是一項系統而復雜的工程。中國古代文學具有其自身的整體性,就結構方面而言,大致可以將其劃分為四個層次:

(一) 史料的確認

史料的確認僅僅只限于史料本身,其主要內容是對史料的有無進行全面查詢,以確認文學史料的作者、時代與真偽等。此外,對古代文學史料的確認實際上應歸屬于實證研究的范疇之內。對于研究方法來說,古代文學研究在這一階段,與自然科學的研究相比,是具有相同特點的,其尊重客觀事實,摒棄主觀思維意識,在確認上采取的是形式邏輯的方法。

(二) 體悟分析層次

所謂的體悟分析層次是在對史料確認的基礎上,通過人們個人思想中所蘊含的感情體驗,對史料的一種豐富、完善的過程。人都是具有思想的,所以在史料確認方面,不會僅僅滿足于文學現象呈現出的那種史實,他們將會產生某種程度上的體悟分析層次,進而產生一種審美體驗,這種審美體悟主要表現為對史料所包含的思想感情進行分析、總結史料的一些規律變化、探析史料出現的原因等。因為人們的看法觀點不相同,所以分析理解的體悟也尋在不同。體悟分析層次作為古代文學研究中的重要過程,對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三) 文學史料價值評判

對文學史料進行價值評判的基礎建立在體悟分析層次之上,在此基礎上對文學史料進行科學的價值評判。之所以產生價值評判這一階段,是因為文學研究者對自身的定位高于體悟分析層次,他們一般按照某些組織、社會、集團以及個人等需求,制定合理的文學史料評判標準,進而對自身所掌握的文學史料的意義、地位以及作用等方面進行減值評判。不同的人對不同的文學現象會形成不同的評價,也正是在這種價值評判的過程中文學史料的意義得以實現。由此可以得知,文學史料一旦失去了人們的評判便會喪失其存在的意義。

(四)表述

古典文學研究經過對史料的確認、體悟分析、史料價值評判三個階段之后,最終是以表述的形式對其進行傳播與體現的。因為缺少了表述這一階段,單靠以上三個階段是不能將其完整的傳達給大眾的。其中關于表述的形式主要是憑借文字進行表述的。而需要著重說明的是,以上所說的四個階段的劃分是相對的,在現實實踐之中,對其進行劃分是具有側重點的,很難將它們明顯割裂開來。

二、新史料的發現對古代文學研究所產生的意義

通過對從古至今的文學研究歷史進行分析,可以看出,新史料的發現,尤其是有關地下埋藏的文物史料的出土,為古代文學研究提供了新的線索,對研究古代文學產生了深遠影響。其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豐富了研究古典文學的史料

就已出土的古典文學史料來說,有諸多能夠讓現代研究者清晰察看到古代文學所產生的背景以及文學現象。在出土的大量文獻中,有大量先秦時期的文獻,在馬王堆、信陽長臺關、荊門郭店等出土的帛書中,較為明確的顯示出了諸多經書與子書原始風貌,這些都與當代社會看到的一些轉本存在不同。尤其是一些墓碑的發現,為研究者們提供了珍貴的專輯資料。另外,新史料大大豐富了研究古典文學作品的史料。以《詩經》作為例子來說,新世紀以來,在上海博物館展出了1200多枚戰國時期的竹簡,在這么多的竹簡之中有31枚是講述孔子向弟子們講解《詩經》的記載。這為當代社會的人們闡明了孔子論詩的內容并為包含今本《詩經》的小序中所涉及的“美”與“刺”等內容。另外還表明了《詩經》的篇數遠要超出300篇,孔子當年刪詩的說法并不一定準確。

(二)新史料對先前研究結論的修改補充作用,且提出了新觀點

主要表現在先秦諸子、《詩經》、辭賦以及俗文學等方面,其中在安徽阜陽出土的有關《詩經》的竹簡是漢代的,韓自強與生對其進行了專門研究,說明了《詩經》在漢代廣為流傳的狀況,并不像文獻所記載的一樣。而有些出土的史料歲與文獻中的不足也進行了有效的彌補,例如,湯炳正以安徽阜陽所出土的漢簡《涉江》、《離騷》殘局,否定了《離騷》是淮南王劉安所作。

(三)影響了古典文學研究方法與學術理念

最為突出的表現就是李學勤提出了“走出疑古的時代”的理念,對我國古代文獻進行分析可以看出,自明代以來,就有不少學者開始對古書產生懷疑,至清末,康有為也開始對古書質疑。后,以顧頡剛為代表的疑古學派已經形成。疑古學派有貢獻的方面,但也有不足之處,他們思想易走極端,對現當代學者對古典文學的認識形成了妨礙。總之,新史料的發現對于研究古典文學方面形成了重要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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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G623.41 文獻標識碼：B文章編號：1008-925X（2012）11-0095-01

摘 要 本文試將其放置在古代文學背景中，旨在從其紛繁復雜的文學現象中梳理出其總體特征，于學理上探尋其自身的變異脈絡及與它時段文學的內在聯系，呈顯其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的地位、作用和影響。

關鍵詞 魏晉南北朝；發展歷程；文人集團

魏晉南北朝是指東漢建安年代到隋朝統一約 400 年的歷史時期，這一歷史時期由于國家分裂，政局比較動蕩，以致政治腐敗，經濟衰落，人民生活苦不堪言。而政局的動蕩又導致了集團間的權利之爭，使許多有志之士懷才不遇，甚至遭受殺身之禍，是歷史上少有的恐怖時代。誕生在這一時期的魏晉南北朝文學因為其特殊的歷史原因呈現出獨特的特征！

1 魏晉南北朝文學產生的思想文化背景

1.1 士族門閥制度是魏晉南北朝政治生活的重要特點。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士族特殊的階級地位，使其擁有很強的獨立性和社會力量，他們壟斷政治，世襲貴族，這樣就造成了寒門庶族沒有仕進的機會，導致“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

這種社會現象使這一時期的文學創作呈現出庶族強烈抗爭士族控制政治權利、傾瀉不滿的現象。

1.2 就思想狀況而言。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一個思想發展的重要歷史時期，也是中國歷史上思想最活躍的時期，是繼戰國“百家爭鳴”以后又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隨著儒家的衰微，新的人生價值觀、生活觀，社會倫理觀不斷產生，哲學的本體論、思辯邏輯不斷發展。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出現了儒、佛、道三教鼎立的局面，玄學、佛教和道教都對文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2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歷程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歷程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即建安、正始文學、兩晉文學及南北朝文學。歷時約 400 年！

建安文學是魏晉南北朝文學的開端，這一時候的代表作家包括曹氏父子即三曹，還有圍繞在他們周圍的“建安七子”

以及女作家蔡琰等。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以描寫社會動亂和民生疾苦為主，詩風大都慷慨激昂，悲壯但剛健有力，史稱“建安風骨”。

在文學史上，正始文學泛指魏朝后期的文學。這一時期的文人以“竹林七賢”（七賢指阮籍、嵇康、阮咸、山濤、向秀、劉伶、王戎）為代表。處在魏晉換代之際的正始文學，被司馬氏掌權后形成的政治恐怖所影響。這一時期的文人面對政治的黑暗，選擇了老莊的“無為而治”做消極抵抗，這一時期的文學也真實的反映了現實，只是與慷慨悲壯的建安文學相比，這一時期的文學大多是憂生的嗟嘆。

兩晉文學又分為東晉文學和西晉文學。

東晉文學時期，一些代表性的文藝作品在語言上有了新的探索，呈現出對繁縟、對仗等形式美的追求。這一時期對門閥制度的抗議、寒士不平之鳴的作品尤其突出，成為富有光彩的亮點。東晉文學最富特色的是山水田園詩，山水詩的代表人物是南朝的謝靈運和齊代的謝眺。最有成就的田園詩人則是偉大的詩人陶淵明，他擅于從日常的小事情中挖掘出詩意，將自然提升為美的至高境界。

在南北朝文學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南北朝民歌，這個時期還出現出現了南北方發展不均衡的現象，這一點在南北朝民歌上有很好的體現，南朝民歌大都反映的是人民真摯純潔的愛情生活，風格清麗婉轉，而北朝民歌則反映著北方動亂不安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的深重苦難，風格粗狂剛健，這些都與當時南北方的社會現實有關。

3 魏晉南北朝文學的發展特點

南北朝文學在中國的文學史上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中國的文學在這一時期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中國的文人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逐漸能夠按照自己的意志駕馭文學創作的規律，也就是對文學創作及其發展的客觀規律有了相當的認識和把握，進入相對自由的創作狀態，即魯迅先生所說的“是文學的自覺時代”。

3.1 魏晉南北朝文學自覺地重要標志：

一般來說，所謂文學自覺分為三個方面，一是文學從文學從廣義的學術中分化出來，成為獨立的一個門類；二是對文學的各種體裁有了比較細致的區分和認識；對文學的審美特性有了自覺的追求。而對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文學自覺地特點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文學開始脫離了經學的附庸地位，從“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的道德功利目的轉為非功利的供人欣賞的藝術形式。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創作服務于政治教化的要求減弱了。文學變成了個人的行為，可以自由的抒發生活體驗和情感，使文學固有的抒情性得到了淋漓盡致的發揮，儒家的“發乎情，止乎禮義”的觀念在此時幾乎已被淡忘了，例如，漢代的大賦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則演化為抒情小賦，作家開始在小賦中抒發自己的內心情感，寫出了獨特的感情內蘊。

（2）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樣式趨于精致化。在這一時期五言古詩得到長足發展，并趨于成熟，七言七言歌行體得以確立，并為唐詩的發展奠定了基礎，齊梁時期，更是創作出了一種新詩體即“永明體”，這種詩體是律詩的前身，梁陳時期出現的宮體詩擴大了詩歌的領域，體現了新的美學追求。

3.2 魏晉南北朝文學發展的另一個特點是文人集團活躍：

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普遍受到重視，文人的地位因此提高。因此進入到文人的社交活動，成為了一種可以提高身份的高雅的活動，文人集團因此形成。在魏晉南北朝時期最被后人稱道是建安時代以曹氏父子“三曹”為首的中國歷史上第一個文人集團和魏末晉初以阮籍、嵇康為首的“竹林七賢”，此外，還有西晉時候一權臣賈謐為首包括陸機、左思等人在內的“二十四友”、東晉時以王羲之、謝安為中心的文學交游、齊代的“竟陵八友”

還有梁代的帝王太子們各自組成的具有相當規模的文人集團，這些文學集團間的活動，對當時文學的發展和演變起著重要的作用，他們不僅刺激了文學的興盛和發展，而且文學集團在舉辦活動中的相互影響，使文人思想發生碰撞。常常會產生新的文學思想，使文學風格多樣化，刺激了文學理論的發展。

綜上所述，魏晉南北朝時期確實是文學的自覺時代，也是我國文學史上一個承前啟后的重要階段。它標志著一個新的文學時代的到來，并且對后世文學的發展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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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馬 文化 認知 綜述

中圖分類號：H1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795（2014）02（b）-0083-02

馬是人類生活中一種常見的家畜，與人類生活緊密關聯，因此，人們對馬的用途和社會影響有全面的認識，對馬的日常馴養和管理有豐富的經驗，對馬的生理特征和種族演變也有科學的研究。人們對馬文化的研究不僅體現在馬的實體方面，而且在意識形態方面的研究也呈現出極為繁榮的景象。

1 對文學作品中馬文化的研究

文學作品是現實生活的反映，與人類生活緊密相關的馬自然而然地以相當高的頻率出現在文學作品之中，因此，文學作品成為馬文化研究的重要資料。

1.1 專書研究

以對《詩經》中馬文化的研究為例，郝思瑾、高婉瑜、趙宏艷等指出《詩經》開創了以馬喻人的傳統。郝思瑾考察了《詩經》中的“馬”字出現的情況，認為“馬”字共出現四十九次，提及各種馬近二十種，描寫馬的詩句上百首，反映了馬在當時的交通、軍事、田獵和祭祀等日常生活和活動中被廣泛使用；認為《詩經》中常以馬喻人，包括三個方面：首先，以馬喻君子賢人；其次，被用來指代百姓，有時還指代具體的個人；再次，用馬來代指財富和戰爭。高婉瑜研究了《詩經》中出現的馬的名目，并以《說文解字》《毛傳》《爾雅》《漢語大詞典》等工具書為基礎，綜合諸家之說，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駒，見于《周南?漢廣》《小雅?皇皇者華》諸篇，《毛傳》：‘五尺以上曰駒?！犊资琛罚骸宄咭陨?，即六尺以下。’按：依照上述，駒應是身材較小的馬匹，《說文》云：‘馬二歲為駒，三歲為’，以年齡劃分駒、，《漢語大字典》釋駒為‘少壯的馬’，融合兩說，今以駒為小馬總名?！彼€根據《周禮?夏官》的記載，具體研究了六式馬即馬的用途，那就是種馬（繁殖用）、戎馬（軍事用）、齊馬（祭祀用）、道馬（驛傳用）、田馬（狩獵用）、駑馬（雜役用），并披沙揀金地研究了五首詠馬詩，認為馬匹除了作為交通、田獵代步工具基本功能外，特別之處是具有財富意象。趙宏艷也研究了《詩經》的馬，較之高婉瑜，趙宏艷更詳細地描寫了形容馬的詞語，從病馬、健壯之馬、馬行走貌三個方面分析《詩經》中的馬，發現這些詞語多以疊音詞為主，它們句式整齊、結構相同、詞性相近，富有韻律美感，例如，《鄭風?清人》“清人在彭，駟介旁旁；清人在消，駟介；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在研究馬的主要用途時，趙宏艷認為《詩經》涉及到的馬的用途主要有三種，軍事、狩獵和迎親嫁娶，并作了具體統計，涉及軍事的有10篇，即《邶風?擊鼓》《風?定之方中》《鄭風?清人》《秦風?小戎》《小雅?采薇》《小雅?出車》《小雅?六月》《小雅?采芑》《大雅?大明》《大雅?抑》；涉及狩獵的有6篇，即《鄭風?大叔于田》《鄭風?叔于田》《齊風?還》《秦風?駟》《小雅?車攻》《小雅?吉日》；涉及迎親嫁娶的有5篇，即《周南?漢廣》《齊風?載驅》《小雅?鴛鴦》《小雅?車》《大雅?韓奕》；趙宏艷通過對馬的用途的分析，提出了馬對周族的興盛起了決定性作用的觀點。

以對《三國演義》中馬文化的研究為例，吳娜指出《三國演義》中的馬具有通神示警的神性化色彩，義馬救主、義馬殉主發展了馬的神性化，賜馬行為是古代馬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最終形成了蘊涵著中國古代特殊馬文化的“寶馬英雄”的組合，并且這種組合進入了民族深層的文化心理。

1.2 專人研究

夏兆輝研究了杜甫詩歌中名目繁多的馬，例如“大宛馬、胡青驄、驊騮、驃袤、汗血馬、肥馬、瘦馬、病馬、快馬、龍媒、老馬、白馬、驃、駿、紫騮、乘黃、、赤驥、戎馬、蕃馬、老驥、鞍馬、天馬、驪駒、駒、籠馬、鐵馬、櫪馬、俗馬、肥馬、細馬、凡馬”等，認為這些“馬”被作者賦予了深刻的文化性，形成了 “驍騰的神駿”―― “悲憤的驄馬”―― “廢棄的瘦馬”―― “漂泊的老馬”的意象圖，它不僅是杜甫自己人生的縮影，而且是自身價值追尋的過程，尤其是“病馬、老馬、瘦馬”的描寫，豐富了傳統文化中馬意象的主題文化。

周尚義分析了李賀詩中的馬，認為李賀詩中的馬具有豐富的意蘊：（1）建功立業志向的寄托與英雄形象的刻畫：“將軍馳白馬，豪彥騁雄才。”（《送秦光祿北征》）（2）自我才能的褒許和高尚美德的展示：“向前敲瘦骨，猶自帶銅聲?！保ā恶R詩》其四）（3）困頓失意的象征和憤懣情緒的映射：“催榜渡烏江，神騅向西風。君王今解劍，何處逐英雄?！保ā恶R詩》其十）（4）君子遭棄、小人得志的形象的比喻：“廄中皆肉馬，不解上青天?！保ā恶R詩》其二十三）周尚義評論：“他贊美那些神異的赤兔、烏騅、汗血寶馬等，借以表達希求立功沙場的壯志和對英雄的景仰；他譏笑那些‘肉馬、蹇蹄’，借以表達對當道小人的指斥；而那敲骨帶銅聲，只能在郊野吃食帶刺的敗葉的令人哀嘆的瘦馬，則是他才智俱佳而不遇伯樂、窮苦困頓的自我的寫照。他筆下描繪出的各種各樣的馬，皆具有豐富的意象特征。”李彩霞則從李賀濃郁的“寶馬”情結中看出了詩人生命的孤苦、蕭寂和蒼涼，盡管“寶馬”一開始是“一飛沖天”的俊朗形象，接著就是想建功立業而不得的“引頸悵望”和“困頓落拓”，最后不得不“疲乏羸弱”，成為“老馬、疲馬、病馬、瘦馬”。

劉越峰討論了岑參筆下的馬，不管是表現馬行速度之快，表現人馬行程之遠，表現人馬所處的環境惡劣等，都語出驚人，例如“馬疾過飛鳥，無窮超夕陽。（《武威送劉單判官赴安西行營便呈高開府》）走馬西來欲到天，離家見月兩回圓。（《磧中作》）”等。

于海英，張波對辛詞中出現的馬作了窮盡式描寫，討論了寶馬意象仍是寄托詞人自己的豪情壯志以及抒發自己英雄無用武之地感慨的載體，同時指出在游弋游春主題中，馬襯托了騎馬人的高貴身份，最難為可貴的是他們對辛詞中的“馬”從文字形式和語法形式的角度進行了分析。

1.3 斷代研究

對馬文化的斷代研究目前多見于對先秦、魏晉南北朝、唐、宋的馬文化的研究，究其原因，主要可能是馬在這些朝代的作用較為重要，在文學作品中出現頻率很高，文化意蘊也較為豐富。

林琳研究了秦漢時期中華民族的馬文化，認為秦漢時期的馬文化是非常豐富的，包括馬匹本身、馬產品、養馬技術、相馬術、馬醫等范圍，同時研究了馬造型藝術，例如，秦兵馬俑、西漢三千兵馬俑、馬超龍雀等，指出“馬文化作為古代民族社會意識形態的一個獨特審美范疇，它有著深層的意蘊和豐富多彩的內容，是不同地區不同民族在其社會發展進程中，在長期的民族共同生活和生產實踐過程中逐漸形成和演變的，受著各個民族不同的自然環境、歷史條件、經濟政治狀況、、思維方式、習慣勢力、傳統倫理觀念和民族素質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制約和影響，因而必然具有突出的民族心理特征和強烈的思維意識傾向及鮮明的時代烙印。”莫波功的《馬對先秦社會的影響》從馬對交通、對通訊、對戰爭及對其他方面的作用進行探求，說明作為一種重要動物，馬對先秦社會的影響是十分巨大的，它加快了先秦的道路建設，廣泛地運用到通訊中，對戰爭的兵種、規模都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還影響了先秦時期的禮儀、耕作方式。

韓婷對魏晉南北朝詠馬詩作了研究，認為“魏晉南北朝在中國歷史上是一個動蕩混亂的時代。大多數詩人行伍出身，長年征戰南北，馬不離鞍。馬不僅成為了孤寂漂泊天涯將士的伴侶，更是文人墨客筆下生動的形象，大量的詠馬詩并非單純意義上的歌詠，更有一種建功立業的渴慕，”此時的馬成為功業之志、安邦御戎的隱喻。

黃建輝在《唐詩馬意象研究》中比較全面地研究了唐代詠馬詩中出現的馬意象，主要有戰馬、天馬、寶馬、畫馬、舞馬、羸馬等，分別代表一定的文化內涵，如戰馬――殺敵立功，堅韌勁??；羸馬―― 老病孤獨，凄苦無奈等。同時對馬意象的流變進行了研究。

許興寶的《文化觀照中的宋詞馬意象》一文分析了宋詞人對馬的毛色、神態、馬的價值、馬具等極具奢華的鋪寫，認為宋詞馬意象的生成包含著傳統文化因素和時代趨尚的密碼，也有詞體文學自身需要的機緣，同時指出宋詞馬意象與傳統詩文中的馬意象有諸多不同之處。

王立的《千古文人的伯樂夢―― 馬文學與馬文化的美學、人類學內蘊》梳理剖析了中國古代文學中馬意象的文化源流，認為馬文化叢是胡漢文化融合的產物，其物質功用影響到意識上的尊祟神化與人格化，因而從哲理性、倫理性、文化濡化性與審美性上概括了馬文化。

2 對少數民族馬文化的研究

青措在《藏族馬文化初探》中，從藏族的歷史、宗教、生產生活等三方面初步分析了具有豐富內容的藏族馬文化的產生；闕岳在《從民俗學的角度解讀馬在蒙古族敘事詩中的象征意義》中運用民俗學的理論和方法，對馬在蒙古族敘事詩中的象征主體進行了系統考察，從物質、行為和精神等三個視角來解讀馬的文化象征意義；王穎超的《史詩〈江格爾〉中的馬及其文化闡釋》從民俗學的角度，對史詩《江格爾》中的“馬”進行文化闡釋，認為馬集獸性、人性、神性于一體，成為英雄的象征，同時也是蒙古民族精神的一種象征。

3 中西對比研究

這一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漢英對比上，有“馬”詞語及其文化的對比，也有“馬”與其他動物如“牛、犬”等的對比。例如楊祖憲、海峰的《英漢“馬”字成語比較》論證了因中、英“馬”文化的相似性，相當大一部分英語“馬”字成語在漢語中能找到可基本或部分對應或相當的成語，但也有一部分由于兩國文化的差異既不對應也不相當；高蕾的《馬年話“馬”―― 英漢語言文化對比之管窺》認為：（1）“馬年”折射出英漢民族習俗之差異；（2）“馬”的稱謂體現了英漢語言的異質性；（3）有關“馬”的詞匯、習語反映出其英漢人文意義的異同。鄒幸居在《“牛、馬”中西文化內涵差異的認知探討》中，從認知角度通過對中國文化圖式和西方文化圖式的闡釋、比較，說明不同文化圖式賦予了“牛、馬”這兩個基本范疇詞不同的內涵、功能，反映在語言上，就形成了既相異而又恰好能在中英文中互相替換形象的一系列詞語。這類研究給對外漢語教學提供了一定的啟示。

4 和“馬”相關的文化內涵研究

蔣文的《從“馬”之繁簡看漢語詞匯的發展規律》通檢《詩經》三百零五篇中的“馬”，并對其中的馬部字進行了研究，發現出現在《詩經》中的“馬”部字有50多個，分別表馬的毛色、馬的形態形狀、馬的位置、與馬相關的名稱、馬的年歲身高等，而在現代生活中，諸多馬名被概括成為一個“馬”，說明了漢語詞匯發展的規律是由簡到繁再到簡，也即繁化和簡化互相斗爭又互相依存而發展的白振有在《〈說文解字〉馬部字的文化蘊涵》中，從馬政文化、相馬文化、馭馬文化、驛傳文化方面進行了研究，說明了秦漢以前先民生活的豐富內容。胡繼明在《從“馬”字匯看中國古代語言文化》中研究了眾多的“馬”字匯和以馬字為構件的合體字，指出“人對事物本質特征的認識經歷了一個由淺入深、由粗糙瑣碎到精密細致的十分漫長的過程。初始階段，人們往往只是對事物表面的小范圍區別特征的認識。如馬字匯里眾多的名稱，是十分瑣碎的，其分類是根據性別、形狀、毛色、行走及行走的速度、優劣等淺表特征進行切分的結果。隨著人們認識的深入，思維的精密，概括水平的提高，那些多如牛毛缺乏意義的馬的類名就逐漸被淘汰掉了。”認為反映某一文化現象的詞匯的數量與其文化重要性成正比，屬于文化中心的詞匯比屬于文化邊緣的詞匯要詳盡得多，“馬”字匯的興衰演變軌跡揭示了漢語的發展變化規律。李巖松的《“馬”文化熟語論析》從馬與馬具、馬與戰爭和生產、馬與人才等三個方面闡釋馬文化熟語，揭示隱藏其后的深刻文化。

作為基本層次范疇詞，馬的能產性是很強大的，形成了龐大的以馬作聲符和義符的合體字，及以馬作語素的合成詞、成語、慣用語，這其中必然與先民對世界的認知有關，必然有許多的隱喻現象，必然蘊涵極豐富的文化意義，然而就目前情況來看，和“馬”相關詞語的研究還存在不少問題：

一是對與“馬”相關詞語的結構分析欠缺。盡管已有人涉及到，如于海英、張波在分析《論稼軒詞中的馬意象》時，對辛詞中出現的“驊騮、驕驄、汗血寶馬、老驥、白馬、天馬、車馬、匹馬、金馬、馬上、騎馬、系馬、上馬、竹馬、走馬、萬馬、塞馬、鞍馬、寶馬、駿馬、下馬、野馬”等作過分析，認為“驊騮、”等是單純式，“萬馬、塞馬”等是偏正式，“上馬、立馬”等是動賓式，“車馬、牛馬”等是聯合式，“馬行遲、馬踏春風、馬嘶”等是主謂式，“馬上、馬下”等是附加式，但只是滄海一粟，沒有對“馬”詞群作窮盡分析；

二是對與“馬”相關詞語的語義范疇研究不深入。在所見論述中，多是對《說文解字》和《詩經》中出現的“馬”部合體字進行分析，主要集中在馬的毛色、年齡、優劣等自然屬性方面，而對以“馬”作語素的合成詞、成語及慣用語的語義范疇的研究幾乎不見；

三是未對與“馬”相關詞語的隱喻的形成作認知解釋。目前可見的論著雖從民俗學、美學、人類學等方面作過嘗試，但都不足以解釋“馬”詞群隱喻的形成，只有鄒幸居試圖用認知語言學中的文化圖式理論來論證“牛、馬”在中西文化中的內涵差異，有一定的說服力，但遺憾的是其分析是從對比角度進行的，僅只涉及到“馬”這一單字，沒有作更深入細致的挖掘、剖析。

總之，對與“馬”相關詞語的研究可以說是“有點無面，有性無量，描寫多解釋少”，沒有對與“馬”相關的詞語作深入細致的考察分析，缺乏對與“馬”相關的詞語進行系統的微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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