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貿易形式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世界貿易形式，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世界經濟貿易 形式判斷 貿易前景展望

世界經濟在危機后迎來復蘇，推動力量的主要方式有持續投資、恢復內需，加大貿易力度，尤其是新興的經濟體制逐漸成為世界經濟貿易發展的主要形式。近年來，世界經濟逐漸復蘇，但是發展仍然不平衡，并面臨一些新的挑戰。所以相關人員應積極應對挑戰，深入分析世界經濟貿易形式，這種方式對前景展望有著重要意義。

一、判斷分析世界經濟貿易形式

（一）世界經濟貿易現狀

根據相關資料顯示，2011年世界經濟比上年增長1.4%，新型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率為6.2%，世界經濟復蘇有一定積極影響。例如，美國整體經濟呈現良好局面；歐洲債券危機有一定緩解；新型市場得到平緩調整；資本投資市場的經營著回復信心。具體情況如表1：

表1：2010年-2013年的世界經濟增長形勢（%）

（二）政策空間不足，推出政策面臨考驗

為了緩解經濟危機，很多國家都將利率水平降低，積極而寬松的政策能夠為國家帶來大量高額債務和財政赤字，但是全球經濟發展仍處于增長期，在這種形式下，市場要求財政進行大力整頓，從另一方面來講，資金的較大缺口，使經濟復蘇不夠穩定，經濟增長率出現下滑現象。

新一輪的經濟刺激措施的可行性不高，從短期來看，現如今出現的經濟復蘇加劇的現象，都面臨一定風險。首先，世界經濟復蘇形勢還不夠強大，發達國家的公共及私人部門擁有較高債務，歐洲的金融體系面對很大壓力，社會也出現了高失業率的現象，持續走高的油價也給市場帶來了潛在的影響。然后，歐洲相關財政部門的建立，以及相關機制的制定和措施的應用，為其債務危機提供了一些方法，但是在較短時間內歐債危機無法解決，而且這些措施無法處理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國出現的債務問題，這種全新的債務問題應找尋新的方法。

（三）經濟變化的產生原因

產生這些現象的主要原因是，一些銀行在速度和經濟沖擊的選擇上存在一定問題。經濟活動是因為財政過度調整，而導致不利影響。相關人員對市場的信心降低也是原因之一，相關人員過早取消刺激性支出，還可能導致新的經濟打擊，而且若經濟增長沒有增長勢頭，相關單位要進行額外筆記，避免政府出現兩難的困境。目前，結束歐元危機、恢復信息是歐洲最緊迫的政策任務，所以相關單位人員要努力提高經濟增長程度，并進行相應調整，合理控制去杠桿化過程，并頒布更多流動和寬松的貨幣政策，使財政部門的貨幣管理更為溫和。

二、世界經濟貿易的前景展望

由于歐債影響的逐漸惡化，金融市場十分脆弱，嚴重影響了經濟發展，發達經濟體系會受到風險危機，新興的經濟體制外部需求不強，內部缺乏調整，經濟增長率較慢。所以，國際相關組織對世界經濟的發展情況持有悲觀態度，世界銀行在全球出現經濟危機時，重點國家及地區的應對措施的前景展望先匯報如下：

（一）美國與歐洲地區

美國經濟受到日本海嘯和歐洲影響，企業內部的失業率上漲，消費低迷，在2012上半年中，美國的經濟增長率為2.1%，這種情況不是十分理想，但下半年的經濟情況有所改善，而個人消費開支和庫存投資以及居民住房固定投資增加是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歐洲地區因為家庭消費以及制造業的萎靡現狀，導致經濟增長率下降，全年經濟增長速率緩慢，希臘因為債務危機，導致經濟回縮7.1%，其他國家的經濟也受到一些影響，例如葡萄牙回縮了1.6%，西班牙和意大利僅增加了0.7%和0.4%，而核心國家德國的增長率為3.1%，支撐了整個地區的經濟情況。

（二）日本、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

日本因為債務危機、日元升值以及世界經濟的緩慢增長，導致日本經濟增長的基礎外需減少。而日本地震的產生導致個人消費、住宅投資等一系列行為阻礙經濟增長，自2012年以來，日本因外部環境改善，使經濟緩慢回升，災后重建工作也強化了投資者對日本企業改善的信心。

2011年，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有所降低，中國、巴西、俄羅斯等國家為了應對通貨膨脹、本幣走強以及財政赤字和房地產泡沫問題，阻礙了國家經濟發展，以至于沒有跟上全球發展勢頭，巴西經濟增長率為2.8%，增長幅度沒有達到上年的一半，印度的經濟增長率也出現了過去三年最低這種情況。中國的經濟增長率為9.3%，同此上年，降低了1.3%。中東北非地區因為劇烈的政治影響，導致該地的國家經濟活動受到制約，而同時外部環境導致增長變慢，增長率不高。

（三）發展前景的應對措施

應對美國經濟面臨的兩種風險，應盡量改善失業率，確保國家增加的就業人員與實際失業人數向平衡，避免經濟復蘇現象反復出現，改善就業市場，使其具有自行改善的能力，并且大力解決經濟結構性視野逐漸惡化的問題；日本、新興市場與發展中國家應重視經濟復蘇存在的外在風險，尤其日本要重視災后重建工作，其他國家要主要政治引發的經濟影響。新興市場是帶動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形式，雖然其整體運行進行較慢，但是這種發展形式仍然有足夠多的政策空間。中國在這場變動中，只受到一些影響，沒有巨大變動，經濟仍保持增長的局面。盡管增長速率降低，出口量下降，但是整體表現較好，前景樂觀。

三、結束語

通過上文對世界貿易形式的判斷分析和前景展望，能夠得知，盡管很多國家受到世界復蘇緩慢的影響，但是通過發達國家的帶動，近年來，投資形勢呈上升趨勢，根據聯合國會議內容，世界FDI持續增長，規模也有所增加，比危機前的水平要高。世界經濟在2012年復蘇的脆弱性，導致國際金融市場和歐元債務市場的不確定性，這種情況也對全球投資造成影響，所以相關人員應該謹慎對待，采取合理的改進，促使是經濟能夠得到增長。

參考文獻：

[1]于培偉.掃描當前世界經濟正在發生的新變化[J].中國遠洋航務，2014（3）：167-168

[2]劉鑫.淺析經濟全球化與我國對外貿易的發展[J].知識經濟，2014（4）：194-195

篇2

一

要探索傳統貿易理論（或比較優勢理論）與貿易理論（或新貿易理論）在中國現階段的適用性問題，首先必須從一般理論意義和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實踐歷程分析這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一）兩種國際貿易理論前提假定

比較優勢理論的實質是自由貿易論，其基本理論立足點是古典和新古典思想，考慮的是在完全競爭條件下如何在世界范圍內最優配置經濟資源的問題。比較優勢論最根本的前提假定是完全競爭和規模報酬不變，這是一種典型的新古典分析。盡管新古典微觀經濟理論在理論史上遭到了眾多的批評，但其理論大廈歷經100多年的風雨卻從來沒有被摧毀過。比較優勢理論是新古典經濟理論在國際范圍的延伸，它所倡導的是基于國際分工基礎上的貿易互利論。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說，這種國際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可以達到整體世界經濟的帕累托最優。因此，比較優勢理論具有堅實的理論根基。從理論的來看，傳統貿易理論較客觀地解釋了宗主國與殖民地之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貿易現象。但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不了20世紀70年代以來國際貿易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如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同類產品之間的貿易量大大增加、跨國公司在國際經貿活動中的作用空前加強、產業的規模經濟明顯等現象。

新貿易理論正是抓住了比較優勢理論的兩個基本前提對其進行否定，認為國際商品市場具有不完全競爭和規模收益遞增兩個基本特征，從而合理地解釋了國際貿易領域的新現象。以古魯格曼、赫爾普曼、迪克西特等為代表的新貿易理論，其精髓和要義集中體現在規模經濟理論中。規模報酬遞增意味著廠商存在內部規模經濟，也即大廠商比小廠商有成本優勢，從而可形成寡頭壟斷或壟斷競爭的不完全競爭市場結構。在這種前提下，同行業廠商數目少，各廠商生產有差異產品，從而每個廠商一定程度上都是價格制定者而不是價格接受者。這就是說，假定消費者的需求偏好是異質的，那么即使在資源稟賦相似的情況下，各國出于規模經濟考慮來專業化生產有限類別的產品也必然產生國際貿易。即除比較優勢外，規模經濟成為國際貿易又一獨立動因，通常用來解釋行業內貿易現象。由新貿易理論必然邏輯推演出戰略性貿易政策，即一國政府借助研發補貼、生產補貼或出口補貼等政策手段，保護國內市場，扶植本國戰略性產業的成長，實現規模經濟，搶占國際競爭對手的市場份額，或者通過進口征稅攫取外國壟斷利潤。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質上是一種有限保護政策。

單純就理論本身的適用性而言，兩種理論的主要分歧點在于對國際商品市場結構的把握和判斷上。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比較優勢理論就是絕對成立的；反之，如果國際市場是一個不完全競爭市場，那么，攫取壟斷租金必然成為各國或各經濟主體追求的目標，因而在假定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有其合理性。為此，我們需要從國際貿易歷程以及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效果來進一步分析。

（二）從國際貿易歷程看兩種理論的適用性

反對比較優勢論的觀點主要來自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他們認為，比較優勢論的完全競爭假定不能成立，因而，比較優勢論雖然在短期內有利于世界資源的優化配置，但在長期內卻導致各國貿易條件的變化。具體來說，由于發展中國家主要出口初級產品，技術進步慢，需求彈性低，且規模收益遞減，完全競爭特征明顯；而發達國家主要出口技術產品，需求彈性高，且規模收益遞增，這樣，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貿易就是一種“不平等貿易”，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日趨惡化，如果發展中國家一味奉行比較優勢論，將在國際分工中處于越來越不利的地位，落入“貧困陷阱”（普雷維什，1950）。從世界各國經濟增長的情況看，確實出現了各國經濟差異越來越大的特征，因此，各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實行有限的貿易保護政策存在合理性。問題是，實行有限保護政策是否就意味著完全否定比較優勢論的適用性？戰略性貿易政策是否可以完全替代比較優勢論，并作為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的基礎？我們認為不可。

第一，盡管發展中國家“貿易條件惡化論”早在50年代就已提出，但并沒有對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產生實質性。相反，國際貿易規模變得更大了，各國經濟增長對對外貿易的依賴性更強了。以1996年為例，低、中、高收入國家外貿依存度分別達到了43%、52%和40%（世界銀行，1999）。研究表明，自50年代以來，在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有關的各經濟指標中，要數出動與經濟增長的相關程度最高；而且，至今還沒有哪一個國家能夠長期使其經濟增長率保持在高于出口增長率的水平上（瑟爾瓦爾，1983，第351～360頁）。這說明，國際貿易發展的表明，盡管各國從國際貿易中獲利程度不同，但均從中獲益卻是無可辯駁的事實。

第二，盡管國際市場存在不完全競爭因素，但商品的競爭程度一般大于國內市場。一方面，世界經濟的自由貿易是一個不可逆轉的趨勢，隨著各國間貿易壁壘的解除，自由競爭的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面對眾多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某一經濟主體要想在一個廣泛的國際市場上長期控制某一類產品的價格變得非常困難，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此，戰略性貿易政策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并不具有普遍的指導意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在指導發展中國家對外貿易戰略上更具有適用性。

第三，盡管戰略性貿易政策在理論上有助于發展中國家改善貿易條件，但實施的難度很大。從理論上看，這一政策實施成功的關鍵在于行業的不完全競爭特性，至少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但發展中國家往往既面對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又面臨條塊分割的國內市場結構；而且，戰略性貿易政策的成功還取決于單方面采取戰略性行動，即假定外國沒有采取相應報復措施。顯然，這種理想狀態不可能達到，日本在鋼材業實施的戰略性貿易政策就招致了美國的報復。相反，比較優勢理論不存在招致報復性的問題，它是一種“雙贏”政策。

顯然，無論從兩種貿易理論的假定前提還是世界貿易實踐來看，比較優勢理論對于指導發展中國家的對外貿易具有更強的適用性，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前景并不樂觀。更具體地說，探討一種理論政策在某個國家的適用性問題，就是要研究這個國家是否具備這種理論或政策所要求的前提假設與實施條件。我們認為，中國現階段尚不具備戰略性貿易政策賴以實施的前提和條件。原因在于：

其一，行業及規模經濟不明顯。戰略性貿易政策所實施的行業要求具有規模收益遞增特征，這就首先要求這些行業在國內市場上具有規模經濟。據發達國家經驗，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實施對象包括商業航空部門、半導體、電信設備部門、汽車部門等。而在我國，這些行業地理集中度偏低，企業規模普遍偏小，達不到最小有效規模，不足以與國外同類部門相抗衡；另一方面，企業“遍地開花”，重復生產，過度競爭嚴重。國內市場的行政性分割造成了這些行業的規模不經濟。

其二，容易導致新的市場扭曲。戰略性貿易政策本身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種對自由貿易的干預，它可能帶來兩種市場扭曲。第一，扭曲微觀經濟主體。中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中，許多重要產業多屬于國有企業，尚未完全按照現代企業制度進行內部轉制，企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帶有行政色彩，企業現有的壟斷地位是一種行政性壟斷，而不是由市場競爭中產生的，企業缺乏技術創新的動力和壓力，無法實現規模收益遞增，因而不能勝任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微觀主體角色。在這種情況下，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強制性推行反而可能使行業或企業產生更多的政策依賴性，甚至引發大量的非生產性尋租行為，造成效率流失。第二，戰略性貿易政策的全面實施必然需要政府的大量補貼或經濟支持，這往往過多用稀缺經濟資源，導致過高的機會成本，從而削弱我國比較優勢產品的出口。同時，對戰略性貿易產業或企業進行壟斷性保護，讓其在“溫室”中成長，也犧牲了市場競爭的效率，不利于整個經濟的健康發展。

除了以上制約條件及招致外國報復的可能性大等因素外，戰略性貿易政策還需其他一系列苛刻的必要條件及應用領域限制。比如，鑒別戰略部門需要大量、及時、充分、可靠的信息，而且政策制定稍有失誤都將導致極為嚴重的后果。由此可知，我國現階段不宜采用戰略性貿易政策，不但是經濟理論邏輯推演的必然，更是中國現實經濟利益保護所必需。

二

（一）比較優勢理論與中國現階段對外貿易地位相適應

第一，中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發達國家。克魯格曼(1998)認為，“行業內貿易、行業間貿易的相對重要性取決于國家之間的相似性”，而國家之間的相似性可以用資本勞動比率這一指標來衡量。他的基本觀點是：國家之間若資本勞動比率非常相似，則行業內貿易占據統治地位；相反，若國家之間資本勞動比率截然不同，則所有的貿易都會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有資料顯示，與我國貿易的伙伴國多為與我國資本勞動比率差別大的發達國家或地區，中國香港、日本、美國、歐盟是我國的四大貿易伙伴。以1998年出口為例，當年我國出口額為1837億美元，對上面四大貿易伙伴的出口就占我國出口總額的73.3%，而對其他100多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及原蘇聯、東歐國家的出口所占比重還不到27%。由此可見，我國的對外貿易理應并且必然建立在比較優勢的基礎上。

第二，出口商品更多地是面臨完全競爭的國際市場，中國在國際市場上控價能力差。根據微觀學，判斷市場結構是否屬于完全競爭類型關鍵在于兩點：一是進入市場的生產廠商數目；二是廠商是否為價格接受者。一般而言，生產者甚眾且產品之間差異不大的屬于完全競爭市場，最典型的例子是農產品市場；反之，生產者較少且產品之間差異大的歸于非完全競爭市場，比較典型的如汽車業、飛機制造業等。雖然我國在“八五”期間已基本完成出口商品結構由以初級產品為主向以制成品為主的轉變，但我國出口的工業制成品中，絕大部分是粗加工的輕紡產品和一般機電產品，而精加工和高產品所占比重很少（徐復，1999），這意味著我國大多數出口產品仍屬于低附加值的勞動密集型產品。由于不具備生產資料的獨占性、規模收益和專利技術等形成壟斷的因素，在國際市場上沒有控價能力。特別需要指出的是，盡管中國的主要出口行業如紡織、服裝、制鞋、加工裝訂業務等諸多產品，與其他中國家產品雷同、產業相似、競爭角逐日趨激烈，但還是具有相當強的國際競爭力，而這些產品都屬于比較優勢產品。我們應該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站穩和拓展國際市場。

（二）比較優勢理論在中國現階段仍具潛力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逐漸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比較優勢理論伴隨著這種轉型而得以在外貿領域貫徹和適用?？梢哉f，改革開放20年來中國外貿成就就是立足于比較優勢而取得的。具體現現在：第一，外貿結構逐步反映了要素稟賦。從進口品的結構變化看，農業密集型產品大幅度下降，資本密集型產品增長最快；在出口結構方面，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比重在1986年后較快增長，雖然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份額也在提高，但它的大部分生產是對進口原料和零部件進行加工、組裝，其中進口零部件占到出口值的4/5，因而這類出口實質上仍屬勞動密集型（張軍，1998）。第二，加工貿易充分利用了我國廉價的勞動力資源，將我國勞動力同外商的資金、技術、市場相結合，貫徹和體現了比較利益思想。近些年來，加工貿易在我國對外貿易總額中比重不斷上升。由是觀之，我國已根據比較優勢理論初步建立了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模式和資本密集型產品的進口模式。

我們認為，目前，以比較優勢為基礎的貿易模式在我國還遠未發揮其潛力，仍有很大增長空間。從發達國家和新興工業化國家貿易形式的轉換過程來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在勞動力成本未大幅上升以前，不宜轉換成資本或技術密集型，特別是對我國這樣一個勞動力充裕、就業壓力巨大的大國而言更是如此。如此我們運用巴拉薩顯示比較優勢指標進行衡量，我國的勞動密集型產品仍具有明顯比較優勢。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約為3.5，遠遠高于系數值為0.5的資本密集型產品。而香港地區、韓國、地區1980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顯示比較優勢系數分別是6.98、4.95、5.24，這就說明了我國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仍有很大增長空間。

當前，世界經濟正逐步走向全球化、一體化，各國的生產、貿易和投資日益融為一體。只有用比較優勢理論來指導各國的對外貿易實踐，才能順應這股國際潮流。要言之，無論是從經濟理論的邏輯推演還是從貿易實踐看，以比較優勢理論作為我國對外貿易的理論基礎，是中國現階段貿易戰略的理性選擇。

【】

[1] 克魯格曼.國際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8.

[2] 瑟爾瓦爾.增長與發展，金碚、李揚等譯[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2.

[3] 世界銀行.1998/1999世界發展報告[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篇3

對孩子的期望要適當

春節里的禮儀和禮貌往往顯得格外重要，所以父母對孩子在春節里的表現也會更嚴格些。但是這種過高的期望卻不利于孩子禮貌的培養，嚴重的還會引發一些不必要的沖突。孩子在不同年齡階段有不同的性格心理特征，父母對孩子的禮貌表現的期望要適當，如2歲以下的孩子以自我中心，不會輕易理會他人的意愿，過分期望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懂得太多禮儀是徒勞的；6歲前的孩子的注意力和自我控制力比較差，要求他完全安分守己地坐在餐桌上也是不可能的。

及時、明確地表揚孩子

一般來說，孩子都有表現欲，在人多的地方，為了贏得他人的表揚，常會努力表現自己，做到舉止恰當、有禮貌，這時候如果父母能夠及時、明確地給予表揚，則能很好地強化孩子的禮貌行為。如當孩子很主動、友好地和人問好時，父母要主動表揚孩子：“媽媽很喜歡你今天跟陳叔叔問好的樣子，真有禮貌呀！”“大人說話的時候你能自己一個人安靜地玩，不插嘴，真是個禮貌的孩子?！?/p>

耐心地提醒孩子

由于孩子的忘性大，自控能力差，往往在剛開始能夠按照家長的要求去做，但是很快就會出現“失禮”的行為。這時父母不應該理解為孩子是故意的，而對孩子發火或顯得不耐煩，正確的做法是和顏悅色地提醒他。如當孩子吃飯時候敲碗，父母可提醒他：“剛才媽媽告訴你了，吃飯的時候不能敲碗，這是不禮貌的行為哦。”從而提醒孩子要注意禮貌。

篇4

2003年7月，貴州人陳長勝聽說黔湘源冶化公司正準備招商引資，就自薦說自己認識廣西某銀行的行長，引資不成問題，只是事成之后要給予2%的提成做為獎勵。聽說陳能引資，公司答應了陳的要求。不久后，公司派業務經理周某陪同陳一起來到廣西。到柳州后，陳推說行長不在，兩人在柳州停留了一星期。但“行長”遲遲不見回來，周提出回貴州。陳便游說周將該公司的營業執照、基建投資表等材料復印件留給他，由他來幫助該公司辦妥引資事宜。周于是將這些文件的復印件留給了陳，獨自回了貴州。

之后，陳讓人幫其偽造了一份“匯豐銀行同意資助該公司一億美元”的通知書。拿著通知書和黔湘源公司的相關復印件，陳找到了在柳州的朋友劉某夫婦。陳告訴劉夫婦倆，銀行已答應投資，提成2000萬美元已是“到手的鴨子”，但苦于目前手頭比較緊，后期還有一些手續沒辦妥，需用錢來打點，希望能得到他們的幫助。

看到這些白紙黑字的憑證，劉夫婦倆相信了陳。之后陳多次以引資為由，向他們借錢，從2003年至2004年2月15日，陳向劉家共索要了10.2萬元的活動費。但今年春節過后，陳就沒了下落。劉于是向警方報案。5月5日，柳州市柳南刑偵大隊的偵查員在貴州凱里將陳抓獲。

篇5

孫立堅：首先非常感謝交大安泰管理學院給我這樣一次好的機會，慶祝學院25周年的慶?；顒幽軌騾⒓印Ｒ驗闀r間有限，利用寶貴的機會大家交流這個想法，這個想法也是在很多其它的場合當中有這樣的思想，另外我們也在做一些基礎性的研究。

今天主要是三個部分，簡單就是三個方面的觀點合成，主要的題目就是“后危機時代”中國的金融開放戰略。首先第一個，我想談一下東亞后危機時代，包括中國我們在思考剛才所有的專家提到經濟增長的反思。這個不展開了，很多研究都提到這樣的問題，包括北大也搞了這個論壇，很多專家都提到了亞洲的經濟成長有其特殊性。一個是政府在投資環境上的改善，另外一個就是亞洲充分利用勞動力姿勢?？纯礀|亞的增長。在這一次危機之后的反思，這次危機特別在意利率和匯率。如果你看利率的市場，是在89年才開始的，現在才取得戰略，又回到市場化以前的思路。另外一個，我們的匯率市場化都是很廣，亞洲非常特別就是在于利率和匯率，這些東西又是金融體系發展的最基礎的架構。

亞洲現在最大的問題一直沒有解決好匯率和利率的問題。包括日本在泡沫經濟崩潰以后也是采取像美國這樣的做法，引進了美國的想法和經驗，徹底改變了原先在鎖定匯率和利率的要素價格的基礎上發揮制造業的競爭力。后來這條路走到盡頭了，日本的解釋是由于自己資本市場的復蘇，剛才何帆也講了。主要想把資產負債的情況轉變過來。但是事實上背后還是想到了一個問題，對外講是講改善金融體系的做法，需要恢復資產的價格，實際上最深層的想法還是想知道通過全球資本移動處于一個競爭的優勢，這個優勢是放棄匯率所帶來的財富效應，能夠在國際市場上保持制造業的優勢。在08年8月底。美國現在的政策是解決了流動性，日本一下子從有競爭力的匯率到大幅度升值，使得日本的制造業遭受重創。日本為什么會采取一直保持這個政策呢?其實更多是受到了制造業的壓力，是希望自己的匯率有競爭的優勢。美國也非常清楚。一個是通過資產市場操作，還有直接管制匯率，很多國家也是東亞國家看到了對自己企業制造是非常的重要，這個經濟增長很大程度是通過金融抑制戰略來實現的。還有一個結果，這種其實是副產品，具體原因不講了。

第二個觀點，金融的脆弱性，無論是發展快的日本和韓國，對自己本國儲蓄的配備能力還是中國大量的儲蓄是從資本市場也好，還是從銀行體系這種配置非常糟糕。以前的日本采取捆綁式的體系，我主要講中國，中國為了把制造業打出國際市場，能夠在國際市場發揮競爭力，我們大量引進外資，縮短了經濟增長的路徑，在這個當中看到外資重要的信號。我們很多銀行看外資走到哪里，這里很多的研究表明了亞洲這種利率的控制以及配置資源的價格帶來的負面效果，實際上銀行的體系和資源配置帶來的財富效應，這些問題都受到的嚴重的影響。在這種鎖定要素價格的情況下，帶來的情況像中國流動性過剩，這種流動性過剩在07年情況非常嚴重。剛才大家都在講在流動性尋找新的去處。流動性可能是致命的問題，這是我們07年經歷過的。匯率是經濟發展重要的支撐作用，這個問題必然存在，日本也是這樣，通過利率鎖定自己的匯率優勢，造成了大量的套息交易。雖然大量資金進入中國的市場，一個是出口帶來的。還有外資看到中國扭曲的價格市場，這里有套利空間的存在。

中國最糟糕是大量扶持經濟增長的模式帶來的副產品是什么呢?國家擁有了大量的外匯儲備，但是利用的效率非常低下。吳教授在做怎么樣把外匯儲備利用起來，我們現在面臨的也是這個問題，當我們國家在扶持經濟增長無處進行投資，目前是沒有辦法的，這是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必然的代價，這是第二個觀點。

第三個觀點怎么辦呢?目前的情況我想借用吳老師的微笑曲線，國家意識到兩類事情要做，一類事情就是中國要改變鎖定金融資產要素的價格，這種增長模式要改變，現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微笑曲線走出低谷，往左邊走，要抓定價權。另外一點，現在全球化的環境下非常清楚將來的市場可能移師中國。如果我們沒有能力這個市場是以貿易差為代價拱手流給國外市場，國家已經意識到了。性外一點，我們國家從產業鏈的低端向右邊走，我們今天中國經濟的規模在做大，中國經濟的市場在培育起來，世界在圍繞中國進行貿易和投資，但是我們的貨幣支付卻是第三方的美元。今天沒有別的選擇，做我們自己財富，卻要拿美元，這是非常大的悖論，國家希望這個往右邊走，中國自己創造的財富自己來管理，而不是第三方貨幣結算。

篇6

論文關鍵詞：產品周期理論　美中貿易　結構性逆差

論文隨著中美雙邊貿易額的不斷增大，美中貿易逆差已成為雙邊貿易摩擦的主要焦點之一。通過對近30年來美中雙邊貿易數據的分析，并在結合維農(RaymondVernon)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的基礎上，通過相似性比較分析，得出美中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結論。另外，這種結構性的逆差對中方也是不利的，但會隨著中方的經濟發展而逐漸縮小，甚至消除。如果雙方加以不適當的人為干預，不但不能達到預期效果，還會損害雙方的經濟發展。在此基礎上，中國需要進一步加快經濟增長方式轉變等政策建議。

1、前　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對外貿易發展迅速，特別是通過大力引進外資來發展出口導向型貿易戰略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使我國成為世界上名副其實的貿易大國。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美貿易也進入了高速發展的階段。美國在2004年成為了我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國，占我國對外貿易的14.8％，僅次于歐盟(15.5％)。1997年美國超過日本成為了我國最大的海外市場。根據美國2000年的統計數據，我國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伙伴，僅次于加拿大、墨西哥和日本，美國是我國最大的出口國和第三大進口國。2006年，我國取代墨西哥成為了美國的第二大貿易伙伴。由此可見，中美雙邊貿易已經成為兩國對外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美中兩國自1979年建交以來，雙邊貿易額從1979年的不足25億美元猛增到2009年的3659.8億美元，短短的30年時間增長了146倍之多。近幾年來，美中雙邊貿易額增長迅速，根據美國官方統計，在美中貿易中，美國自1983年開始出現逆差，2009年貿易逆差達到2268.3億美元。根據中國海關統計，在從1979年到1992年的14年中，中國對外貿易一直為逆差，1993年開始轉變為順差，2009年底順差為1960.7億美元。

由于巨額貿易逆差的存在，導致美中經貿關系引發許多問題，如反傾銷問題、知識產權保護問題、人民幣匯率問題、紡織品配額問題等。本文結合產品周期理論從兩國貿易逆差總量、商品結構和貿易方式對美中貿易逆差進行分析。

2、中美貿易額及產品結構的比較分析

產品周期理論主要從技術變化的角度探討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如果要分析美中貿易逆差是否是符合產品周期理論假設條件所規定的結構性的，那么就不僅要討論中美間雙邊貿易總額之間的關系，還要深入探討中美貿易產品的結構性差異，只有結合了這兩方面的因素，才能說明美中貿易逆差的首要原因。 1中美貿易額的總量分析

為了更真實客觀的反映數據的可信性，本文分別采用中國官方公布的中方貿易順差數據和美國官方公布的美方貿易逆差數據，雖然雙方的加總并不是平衡數據，但是這并不能說明哪方的統計存在誤差，只是統計范圍的差別，比如對直接外資投資企業進出口統計標準和統計口徑的不同等原因。基于以上原則，本文整理了美中雙方1980年至2006年27年間的貿易總量的統計數據，見圖1：

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1)中美雙邊貿易額迅速增長，特別是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雙邊貿易額以每年約20％以上的速度增長，到2006年美國成為中國的僅次于歐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同時，美國也是中國的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六大進口來源國，中國是美國的第二大進口來源地和第四大出口市場。(2)盡管中美雙方的統計口徑存在上億美元的差距，但是縱觀美中貿易26年間的差額變化，總體趨勢是不可爭議的，即中國的貿易順差在逐年增大，但增速有所放緩；美國的貿易逆差也逐年增大，但逆差的擴大也呈逐年減小趨勢。 2中美貿易的產品結構的比較分析

對中美兩國的歷年貿易總額進行分析，只能得出美中貿易逆差的感性概念。因此，除此之外，還應對美中貿易逆差的商品結構進行仔細分析。本文選取的數據來源于聯合國統計署貿易數據庫(UNCOMTRADE)，根據中國從美國的分類商品進出口值，我們可以得出美中貿易逆差的分類商品值。本文選取的時間跨度為1995-2006年進行分析。數據的選取標準采用SITC一位數，本文將兩國出口商品按1位數的SITC代碼分為農產品(0＋1＋2)、初級產品(3＋4)、相對勞動密集型制成品(6+8)及相對資本密集型制成品(5+7+9)。因此在具體分析時，本文將0-9類商品劃分為農產品、初級產品、相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和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圖2形象地顯示了美中貿易在這四類商品上的不平衡值。

由上圖可以看出，1995-2006年期間，中國的農產品一直處于逆差狀態；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從1996年開始由逆差轉為順差，雖然2001年出現小幅回落，但2002年以后增長迅速；而相對勞動密集型制成品處于緩慢上升的順差狀態，但是其比重卻占了美中逆差額的絕大部分；初級產品相對處于較低貿易額平緩發展的狀態。

2.3結合產品周期理論分析美中貿易逆差的性質。

經濟學家維農(Raymond Vernon)提出的產品周期理論從技術變化的角度探討了比較優勢的動態演變，他認為某種產品從生產到消費完成一次循環，需要經歷三個不同的階段：初始期、成長期和成熟期。在這三個階段中，各國由于自身的發展階段和比較優勢的不同，貿易的形式、范圍和數量都有所區別。如圖3所示，t0-t1時期是產品的研發期，t1-t2時期是貿易的初始階段，貿易主要發生在少數發達國家之間，這兩個時期共同構成了比較優勢理論中的初始期；隨著國際貿易的深化，在t2-t3時期擴展至新的發展中國家，這些國家由于工業基礎薄弱，進口需求旺盛，成為發達國家的主要海外市場，在t3時期，次發達國家基于自身比較優勢成為凈出口國，在t4時期，首要發達國家由于競爭激烈，研發、管理、營銷等方面成本的提高，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轉移，逐漸由凈出口國轉為凈進口國，這三個時期就是產品周期理論中的成長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產品已實現了標準化，并普及到廣大的市場匯總，參與國際貿易各國廠商的生產基本達到了最佳規模點，勞動力紅利成為發展中國家后發制人的主要手段，制造業的長足發展使發展中國家在t5時期由凈進口國轉變為凈出口國，這一轉變即意味著產品周期理論中的成熟期的到來。

通過對比筆者發現，根據產品周期理論繪制的圖3中代表中國進出口商品平衡額的L3曲線和代表美國進出口商品平衡額的L1曲線，與根據中美貿易實際發生量繪制的圖2.1種的中國順差額和美國貿易逆差額存在驚人的相似性。此外，由于美中貿易逆差額主要來自相對勞動密集型和相對資本密集型產品，這就使上述分析由曲線上的“驚人的相似性”轉變為實際貿易狀況符合產品周期理論的指導。

綜上，可以得出美中貿易逆差額是結構性的，是美中兩國在長期經濟發展中所不可避免的必經階段。圖2.3中標出的t5時期即是中國加入WTO組織前后的時期，是中國經歷自78年改革開放以來卓有成效的積蓄性發展所達到的必然高度。

3、主要結論及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表明，美國向中國出口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和中國向美國出口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這種國際貿易形勢在一定時期內存在一定的穩定性。結合產品周期理論，本文認為，美中貿易逆差是結構性的，并且隨著中國的發展，這種貿易逆差將會經歷一個峰值，隨后逐漸下降。2009年和2010年的初步數據顯示，美中貿易逆差額的擴大趨勢正在逐步放緩。但是，由產品周期理論(圖2.3L2)可知，即使中國發展到與美國的雙邊貿易能夠實現零順差的地步，即中國發展成為中等發達國家的時候，美國仍會面對著來自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貿易逆差，這些問題不是美國施加政治壓力、外匯壓力以及輿論壓力所能克服的。這種貿易逆差是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在發生自由國際貿易時所必然產生的。

另外，美中貿易巨大逆差的存在也表明中美經濟潛力、可持續發展能力以及所處的發展階段存在巨大的差距。因此，這種貿易順差對中方來說也是不利的。

綜上，我國應該繼續大力推進產業結構改革，建設創新性社會，加大創新投入在企業成本中的比重，努力實現由高污染、高消耗、低附加值的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出口向出口低污染、低消耗、高附加值的技術、資本密集型產品的轉變。這一轉變需要長期的、漸進式的進行，因此，本文建議尊重國際貿易發展的客觀規律，不人為的給雙邊貿易加以負面限制，這樣對雙邊貿易各國都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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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筠燕，姚益龍，產品周期理論的重溫與思考，世界經濟文匯，1991，(01)

李坤望，張伯偉，國際經濟學[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2)：91-93

李強，唐磊，中美貿易結構的穩定性分析：基于產品周期理論的研究，國際貿易問題，2009，(6)

篇7

近年來，我國出口貿易摩擦不斷，無論從案件的數量、規模，還是涉及的產品、行業、國家與地區等均有不同程度的增長。據資料顯示，我國已連續19年成為遭受國外貿易摩擦最多的國家，而我國面臨的國際貿易摩擦的增加，與我國長期以來采用的傳統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有著密切關系。

例如，河北省以傳統鋼鐵、石化、建材等資源型工業為基礎，經濟發展的粗放度較高，在全國就具有典型的代表性，河北省出口居于全國第十位，出口比重僅占1.5%左右，而遭受的出口貿易摩擦的案件數量卻較高。因此，深入分析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特點及原因，并采取積極有效的應對措施，對發展河北對外貿易健康發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具有重要意義。

一、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特點

（一）出口貿易摩擦涉案數量多、比重大、增長迅速

據商務部的資料顯示，從2002年到2012年的十年間，我國應對的國外貿易救濟措施的案件一共842起，涉及案件金額736億美元，其中涉及河北省的案件數量共計254起，占31.28%。2012年國外共對我國發起反傾銷、反補貼、雙反調查、保障措施、特保調查77起，案件涉及河北省的數量為42起，即54.55%的國外貿易救濟案件與河北省的出口貿易有關。從總體上來說，十年來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案件數量、企業數量、涉及的國家和地區及涉案金額也越來越多（見表1）。

從涉案的情況來看， 2006年開始無論是涉案數量還是涉案企業，以及涉及到的國家、地區和金額，均呈現波動式增長增加的現象。2006年共有14個國家和地區對河北省出口產品實施貿易摩擦共有35起，同比增長288.89%，涉案企業為101家，同比增長90.57%；2008年共有11個國家和地區對河北省實施貿易救濟措施調查案件共40起，涉案企業33家；2011年雖然與上年持平，涉案企業465家，同比增長75.47%，但涉案金額則高達4.66億美元，同比增長約5倍，其涉案企業數量和涉案金額均創歷史最高紀錄。

2012年是河北省遭遇貿易救濟案件最多的一年，達到了42起，比2011年又增長了50%。

而且，2012年超千萬美元的較大案件多達8起，占當年全部案件涉案總金額的96.84%；而2013年上半年，國外對華涉及河北省的貿易救濟案件呈現新的特點，涉案金額同比大幅下降45.25%。

（二）反傾銷仍是出口貿易摩擦的主要形式

2002-2013年河北省遭遇到的國外貿易救濟案件中，貿易救濟形式多樣，包括反傾銷、反補貼、雙、保障措施等，但反傾銷依然是主要貿易摩擦形式，而且這種態勢還會繼續保持，但雙反案件和反補貼案件有上升趨勢（見表2）。如2012年的42起貿易摩擦案件中，反傾銷調查21起，占50%；反補貼案件6起，占14.29%；“雙反”調查3起，占7.14%；保障措施調查3起，占7.14%；特別保障措施調查1起；反規避調查8起，占19.05%。

2002-2013年河北出口的290起貿易摩擦案件中，反傾銷案件186起，占64.14%。從各年的數據來看，除了2009年反傾銷占當年的貿易摩擦案件的47.22%外，其余各年反傾銷案占當年貿易摩擦案件的50%以上。雙反案自2006年開始出現，共有43起，占14.83%，其中2009年有10起，占當年的27.78%，是歷年來河北省出口企業遭受雙反調查最多的一年。反補貼案2012年才被單獨使用，共計8起案件，占2.76%。另外，還有保障措施案共計21起，占7.24%。特保措施案共同計10起，占3.45%。其它案件共計22起，占7.59%。但值得關注的是，在反傾銷案實施后國外很多國家又針對出口產品采取的規避措施提起了反規避調查，2012年反規避案件增加到8起，其中歐盟占了5起，美國、墨西哥、土耳其各1起，比2001年至2011年入世后11年的總和還多1起。

（三）涉案行業不斷增加，鋼鐵、新能源行業成為貿易摩擦的重點

自2001年至今，河北省先后有白水泥、草甘膦、純堿、鑄鐵產品、冷凍草莓、陶瓷、緊固件、機涂層鋼板、鍍鋅板和鍍鋁板、棉及棉混紡織品、苯胺類產品、晶體硅光伏電池等多個產品和行業遭遇反傾銷等調查，涉及鋼鐵、化工、醫藥、能源、輕工等諸多行業，涉案產品相對集中，其中鋼鐵行業和新能源則成為貿易摩擦的重災區。如2010年的28起案件中，涉及鋼鐵產品的案件占比36%，輕紡產品占比29%，化工產品占比21%，此三類產品合計占案件總數的86%，其他案件占比不到14%。2011年，鋼鐵及鋼鐵產品案件與上年持平，但涉案企業同比增長41.98%，涉案金額更是急劇增長了2.5倍。

2012年涉及鋼材及鋼鐵產品案件多達16起（其中鋼材產品11起，鋼鐵制品5起），比上年增加9起，同比增長128.57%。此外，新能源產業遭受國外貿易調查成為新的重點，2011年和2012年美國與歐盟先后對我國光伏產品提起的“雙反”調查，涉案企業多達31家。同時，金額占到涉案總金額的90%以上。河北省是我國光伏出口大省，擁有英利集團、晶龍集團、新奧集團等光伏巨頭，其中，英利綠色能源對歐洲的出口占其出口的一半以上。出口貿易摩擦對河北省的出口貿易及相關產業發展產生了極其不利的影響。

（四）新興市場成為發起貿易救濟的主要國家

入世后對我國發起貿易救濟的國家和地區不斷擴大，2008年之前，涉及河北省出口產品的貿易摩擦國家和地區主要為美國和歐盟等發達成員。而目前除了上述國家和地區外，隨著印度、加拿大、俄羅斯、土耳其、哥倫比亞、澳大利亞、阿根廷以及墨西哥等國家為保護本國家和地區企業的利益，紛紛對中國產品進行貿易救濟調查，其中有一些案件涉及到河北省的出口產品。

從現在的案件數量來看，新興市場國家發起的貿易救濟案件不斷增多，已經成為案件的主要發起國，如印度、巴西、阿根廷、墨西哥等國家。2010年河北省涉案的28起案件中有18起為新興市場國家發起，占案件總數的64.29%，發達國家發案數量只占35.71%；2011年14起，占比50%；2012年有22起，占52.38%；2013年上半年，新興市場國家發起的案件數量為5起，占比為55.56%，同時涉案金額也占到總金額的67.11%。

（五）國外貿易救濟的聯動效應增強

貿易救濟的聯動效應是一個國家的一種產品被某個國家發動貿易救濟調查，會接連有若干國家針對該國的該種產品提起貿易救濟調查，或者某個國家被一個國家發動貿易救濟調查，會引起其它國家針對該國提起貿易救濟調查。

以光伏太陽能產品為例，近幾年國外針對我國光伏產品采取的“雙反”調查不斷，2011年美國對我光伏太陽能電池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后，接著在2012年歐盟和印度又分別對我光伏產品發起“雙反”調查和反補貼調查，2014年1月美國又對我國光伏產品提起了新一輪的“雙反”調查，同時對從中國臺灣地區進口的光伏產品發起反傾銷調查。河北省的光伏產業不僅在全國具有重要地位，在河北省的經濟發展中也具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歐美國家連續對光伏產品的“雙反”調查，對河北省的光伏產品的出口及光伏產業的發展帶來了嚴重的打擊。

二、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原因分析

（一）貿易保護主義升溫是國外的主要原因

2008年金融危機，2009年的歐債危機，導致許多國家的經濟發展處于低迷狀態，經濟發展緩慢，引起出口下降，國內失業增長，內需不足等現象，這種影響不僅包括發達國家，也包括發展中國家。一方面各個國家將經濟復蘇建立在政府的政策刺激上；另一方面各國政府及各種利益集團為了保護本國市場和利益、緩解就業持續低迷誘發的國內社會和政治矛盾，利用貿易保護政策將矛盾焦點轉移到國外，加大了貿易保護手段的實施。而作為全球第一出口大國，中國產品自然會面臨貿易保護主義的空前打壓，河北涉案的產品自然不可避免。

（二）出口產品以高能耗高污染的產品為主

從河北省出口商品結構上看，出口結構比較單一，存在較多的“兩高一低”產品，即高物耗、高能耗及附加值低的產品，也就是說，出口產品主要以高能耗高污染的資源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在河北出口產品中，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一直處于增長趨勢，但增速放緩，而機電產品和高新技術產品出口近幾年均處于下降狀態。2011年鋼材、紡織服裝、醫藥化工、輕工等傳統產業出口占64.8%，比上年提高1.6%；2012年紡織品、服裝、家具、塑料制品、箱包、鞋類、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出口比上年增長8.3%，占21.5%；2013年上半年出口比上年增長8.5%。機電產品2011年出口占34.9%，同比下降2.1%，2012年出口微降0.5%，2013年上半年出口同比下降6.2%；高新技術產品2011年出口占13.3%，同比下降2.5%，2012 年1～11 月同比下降18%，2013年上半年同比下降14.3%。

（三）出口產品的高技術含量較低

河北省出口的產品包括機電產品、鋼材、服裝、紡織品等，主要是以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的產品比重低。河北省出口的勞動密集型的產品，不僅是發達國家緩解部分就業壓力的傳統優勢產業，也是發展中國家出口的比較優勢行業產品，國際市場競爭異常激烈，很容易招致貿易救濟調查，是反傾銷的多發領域。近幾年發展中國家頻繁對我國發動貿易救濟調查的原因，主要就是我國出口產品與當地國家的產品結構相似，導致競爭激烈而引起的。如2012年歐洲、南美、美國、澳大利亞等地區（國家）成為河北鋼鐵企業的主要出口市場，而上述主要出口市場頻頻對我國鋼鐵出口產品啟動貿易救濟調查，尤其是南美的巴西，針對鋼鐵產品就發起了5起反傾銷調查，在各國中居首，占35.7%；其次是泰國，為3 起，占21.4%；澳大利亞、加拿大、馬來西亞、墨西哥、土耳其和中國臺灣，均為1 起，各占比7.1%。

（四）出口企業應訴不利

從總體上來說，河北省出口企業的應訴在全國各地區中居于前列，據相關統計，2002～2010年，在我國遭遇的反傾銷調查中，有36起案件涉及河北企業應訴；在我國遭遇的反補貼調查中，有1起案件涉及河北企業應訴。在河北省企業應訴的36起反傾銷調查中，涉及化工的案件數最多，為10起；其次是冶金產品；再次是機械產品。但也有部分案件及部分企業在遭受國外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或“雙反”調查時不應訴或應訴不利，尤其是中小企業，主要是基于以下幾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其生產規模及出口規模較小，本身缺乏反傾銷、反補貼的專業人員，缺乏應訴的能力與技巧；二是應訴成本過高，而中小企業缺乏足夠的資金；三是沒有充分認識積極應訴的意義，有“搭便車”的思想，享受其他企業積極應訴的成果。如南非對華無框鏡反傾銷調查案中，涉及4家河北企業，由于企業不應訴，最終南非國際貿易委員會決定對涉案產品征收40.22%的臨時反傾銷稅。

三、化解河北省出口貿易摩擦的有效途徑

（一）加快出口產業結構優化升級

為了進一步調整河北出口商品結構，加快河北省產業優化升級的步伐，應該加快建設河北省高新技術產業基地、高成長性特色產業基地，形成多個產業聚集區，促進產業聚集，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尤其要支持運用高新技術和先進適用技術對鋼鐵、紡織等傳統產業的改造提升，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高技術產業、現代服務業，逐步形成以高新技術產業為先導、基礎產業和制造業為支撐、服務業全面發展的產業格局，形成合理的產業布局。同時，要積極發展新能源和節能、環境保護等新產業，加強能源資源的綜合利用，降低能耗，大力發展循環經濟；進一步加大對重點產業、支柱產業，如裝備制造業、石油化工等產業的技術投入和關鍵技術的研發，解決產業發展中的一些瓶頸制約。

（二）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

加強企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注重新產品的開發，提高產品的質量，增加產品技術含量和附加值，提高出口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出口企業應注重出口產品的品牌培育，提高產品的品牌知名度，更要重視并獲得各種國際認證。從發達國家當前貿易壁壘的實際來看，衛生檢驗檢疫、技術規范、質量標準、環境保護等方面要求越來越嚴，出口企業獲得相應的認證等于拿到了進入相關市場的通行證。另一方面，政府還要進一步出臺鼓勵出口企業創新的相關政策，以調動出口企業自主創新的積極性和內在動力；鼓勵企業與高等院校、科研結構的產學研聯合，激發各種力量參與企業的創新。還要從技術改造、國際市場開拓、通關便利、商品檢驗等方面給予政策扶持，包括建立高水平的質量評估體系，推動出口產品生產、質量管理與國際接軌，促進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

（三）加大對新興市場的出口

在鞏固傳統的美、歐、日市場的基礎上，應當大力實施市場多元化戰略，利用現有的區域合作機制，擴大與區域內新興市場的貿易往來，努力開拓東盟、中東、南美等地區的市場，以減少由于市場過于集中而導致的貿易摩擦問題。為此，應該積極鼓勵出口企業參加國際性商品會展，尤其是新興市場國舉辦的會展；同時有關部門應該有目的、有重點的組織對相關國家的市場調研，對新興市場的基本狀況，貿易政策，及當地市場的需求特點有所了解，降低企業進入的風險和成本。近幾年河北對歐美的出口下降，而對新興市場的出口則出現了增長。2011年，河北省對歐盟等十大市場出口占全省出口總值的比重為74.2%，下降1.4%，其中，對歐盟、美國、日本三大傳統市場出口占比下降3.0%，對東盟、韓國、俄羅斯聯邦、印度、澳大利亞等地出口占比提高1.9%。2012年河北對歐盟出口下降24.1%，對東盟出口則增長34.8%，對俄羅斯出口24.9億美元，增長18.3%。

（四）加強行（商）協會的調控管理

結合國內外經驗，行（商）協會在處置國際貿易摩擦中的作用日趨重要。表面看來企業是發起和應對國際貿易救濟措施的主體，實際上國際貿易摩擦有一個共同特點，即它往往不是不同國家（地區）的單個企業之間的較量，而是不同國家（地區）統一產業或行業之間的博弈和競爭。這就需要依靠行業組織的力量來聯合應對，行（商）協會在信息、協調、公共關系、人才技術、成本等方面具備單個企業所不具備的優勢。政府可以通過對行（商）協會實施稅收優惠政策，建立政府購買服務制度，提供資助或培訓等其他措施，培育和扶持行（商）協會加快發展，并為行（商）協會的發育成長提供必要的發展空間。

篇8

關鍵詞：應用型本科；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

自從中國加入WTO以來，中國的經濟高速發展，各外貿型企業都需要大量的國貿高級應用型人才。這一需求遠高于對單一的高職高專層次的應用型人才和學術型人才的需求。隨著中國高等教育事業的大眾化，越來越多的高校，包括研究型大學，在國際經濟與貿易這個專業上都把培養高級應用型人才作為人才培養的目標之一。根據麥可思研究院《2010中國大學就業藍皮書》的報告，在2010屆學生畢業半年后失業最多的本科專業中，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名列第三，達到了0.93萬人。同時，根據麥可思研究院的2010年度的數據統計，2010屆畢業生在本科離校時掌握的基本工作能力水平為53%，而本科工作要求達到的水平為62%。說明培養廣大外貿型企業所急需的本科層次的高級應用型國貿人才是應用型本科院校的必然選擇。

一、應用型國際貿易人才培養過程中存在的主要問題分析

1.國際貿易教育過程中重理論，輕實踐，致使畢業生不能適應外貿行業發展的需要。目前高校的國貿人才的培養和市場實際需求聯系不夠緊密，不能滿足加入WTO后外貿行業快速發展的需要。長期以來，多數應用型本科院校仍然還是套用研究型高校的培養模式。普遍是重知識傳授而輕品德培養，重理論而輕實踐，忽視了貿易實際操作能力的鍛煉，導致培養出來的國貿人才不能很好地適應社會需要。

2.課程設置不完善，教材選取不當，教學質量難以保證。國際貿易課程的設置通常包括通知教育課、學科基礎課、專業課和集中實踐課，其理論和實踐課程的學時比例一般為3∶1。只占25%的實踐課程不能很好地滿足國際貿易實踐教學的需要。而對于教材的選擇，大多數應用型本科院校仍選取的是研究型的規劃教材，或是有部分實訓的應用系列教材，沒有根據企業對應用型人才的實際需求來選取或編寫配套教材，最終影響了應用型本科的人才培養質量。

3.國際貿易專業“雙師型”教師缺乏，現有教師實踐能力相對較弱。國貿專業的教師大多數來源于普通高等院校，沒有從事過專業實踐，動手操作能力不強，不能很好地組織和指導實踐教學活動。同時，有些專業課老師雖然長期從事專業課的教學，但由于課程和科研任務較重，使得他們很少有時間深入到企業進行鍛煉學習，因此他們專業課程的知識老化，教學觀念陳舊，不能滿足當代高級應用型國貿人才培養的需要。

4.實踐教學環境基本建設還不夠完善。實踐教學環境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是校內實訓基本條件不足，實訓體系的真實性不強，難以達到邊做邊學，學做合一的效果；二是校外實訓基地數量不足，教學效果不好。雖然有部分企業與學校簽訂了校企合作協議，但因為學校的教學安排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不相一致，而使得部分的校企合作模式流于形式。

二、“工學結合”是應用型本科國貿專業人才培養的有效途徑

應用型本科人才的應用型的特征是：能從事實踐性、操作性較強的工作，在生產與經營管理一線中能解決實際問題；有實際應用導向的知識轉化能力，能在實踐中應用，在應用中創新。因此，國貿專業的應用型人才就是要培養能準確掌握理論知識，受到國際貿易實務的基本訓練，具備較強的外貿業務實踐能力，具有洞察形勢隨機應變、獨立分析解決實際問題和開拓創新駕馭市場，適應新形勢下外貿行業系列崗位群工作及相關貿易工作的高級應用型國貿人才。而“工學結合”則是培養應用型人才的最有效的途徑。

“工學結合”的應用型人才培養模式由來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903年英國開始的“三明治”教育模式。三年后，也就是在1906年，美國也出現了稱之為“合作教育”的工學結合教育模式。在其后的一百多年間的發展過程中，逐漸形成了日本的“產學合作”，德國的“雙元制培訓”，法國的“學徒培訓”等多種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而在中國，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起步較晚，在2005年的《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以及2006年教育部頒布的16號文等主要文件中，“工學結合”才首次成為職業能力教育發展的關鍵詞。

那什么是“工學結合”的人才培養模式呢？世界合作教育學會給出的解釋是：將課堂上的學習與工作中的學習結合起來，學生將理論知識應用于與之相關的、為真實的雇主效力且通常能獲取報酬的工作實際中，然后將工作中遇到的挑戰與增長的知識帶回課堂，幫助他們在學習中進一步分析和思考。這一解釋體現了一種新的價值取向，即由封閉的學校教育走向開放的社會教育，從單一的學校課堂走向實際的職業崗位，從學科學歷本位轉向職業能力本位，從理論學習為主轉向綜合運用各種知識和能力解決現場實際問題為主。

三、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的構建

（一）構建與專業培養目標相適應的課程體系

1．針對應用型國貿人才在培養過程中出現的問題，根據市場對國貿人才的需求，筆者擬把應用型國貿人才的培養目標細化如下：（1）畢業生畢業后能直接上崗操作，迅速成為各企業單位的業務骨干。這就要求學生在校期間必須通過社會考試，取得跟單員、單證員、報關員、貨運員等資格證書。（2）畢業生畢業后能適應多種崗位需求。主要體現為能適應在企業外貿業務經營和管理部門工作；能適應在企業涉外采購、銷售部門工作；能適應在涉外企業的生產、加工、運輸、儲存、物流配送等部門工作；能適應在“三資”企業采購銷售部門等從事外貿工作等。（3）畢業生畢業后具有自我生存、自我適應、自我發展的能力。在學校通識教育和學科教育的基礎上，通過自我學習、實踐與提高，逐步取得國際貿易相關技術職稱，逐步成為各類涉外企業的銷售部門經理、品牌經理、高級主管等。

因此國貿專業培養目標的特色是分三項要求，以體現分層次人才培養與發展的不同目標。第一項要求是最基本、也是最直接的，體現了人才培養的初級目標：即著重于畢業生自我生存能力的培養，以保證充分就業的需要；第二項要求是客觀和現實的，體現了人才培養的中級目標：即著重于畢業生自我適應能力的培養，以保證理性選擇職業的需要；第三項目標是通過努力所追求的，體現了人才培養的高級目標：即著重于畢業生自我發展能力的培養，以充分體現應用型本科院校培養和滿足市場人才不斷完善和發展的需要。

2．課程體系的重新構建。目前，絕大多數經濟類高等院校都已經開辦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競爭相當激烈。要想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與發展，就必須在專業培養模式方面有所創新，培養出更適合市場需要的人才。經過廣泛的市場調查和人才需求調查，筆者發現在中國的外貿業務的企業中，對基本業務操作人才的需求很大，外貿跟單員、報關員、單證員和業務員除了相關知識外，更主要的是能擁有從事涉外商務活動的能力。因此，筆者提出了以下課程體系結構：（1）構建立體化教學資源。為滿足人才培養方式多樣化的需要，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應該積極構建立體化教學資源，即要有來自校內有著豐富教學經驗和一線從業經驗的校內專職教師，又有來自校外外貿企業有著豐富從業經驗的兼職教師。核心課程應根據國家規劃教材編寫一批適合學校實際教學的立體化課程教材，同時利用精品課程的建設契機，整合各網絡資源，建立共享型專業資源庫，打造功能強大的資源信息共享和學生自主學習平臺。教學地點也不應僅僅局限于教室和網絡課堂，還應包括實訓室、商品模擬交易會、校園文化超市、外貿業務現場開展教學活動。而教學素材則應包括電子課件、案例庫、習題庫、實訓手冊、真實業務檔案等。對于已和學院簽訂了合作協議的校外外貿實習基地，則要利用學校專業化的優勢資源，為企業開展技術服務，以使得校企雙方優勢互補，合作雙贏。（2）設計遞進式實踐教學模式。為符合人才培養的規律，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應采用循序漸進的形式設置遞進式實踐教學模式：即采用“能力分塊項目實訓、虛擬任務綜合技能模擬操作、考證實訓、頂崗實習”的實踐教學模式。根據教學設計要求，通過真實崗位群能力分析，先由專業課教師根據教學內容設計相應的實訓項目，專業再整合課程內容，設計虛擬任務綜合模擬操作項目，繼而開展頂崗實習等真實情景式實踐操作。從而由低到高逐級遞進，將實踐教學活動的順序從簡單到復雜，從單項到小綜合再到大綜合，分階段進行，從而體現了教、學、做相結合的專業能力培養模式特點。

通過上述兩方面課程體系的構建，以達到縮短理論教育與實踐之間的差距和縮短畢業生進入外貿崗位的時間的效果，從而實現國貿高級應用型人才培養的目標。

（二）按照“工學交替”的思想修訂教學計劃

根據應用型本科院校實行的學年學分制的特點和遞進式實踐教學模式，國際貿易專業的教學進程主要劃分為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是進行學科基礎課程的學習，主要安排在第一學年和第二學年。期間包括政治文化課、通識選修課、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的專業基礎課。

第二階段采用專業課和集中實訓相結合的方法。在第三學年將國貿專業課按其所包含的國際市場開拓能力和國際貿易基本業務操作能力進行分塊，相對應地進行項目專項實訓，并將課堂搬進合作的校外企業當中，以取得更好的教學效果。在第四學年，則通過綜合技能模擬操作、考證實訓和頂崗實習來組織教學。在頂崗實習階段，學生要到企業中去進行為期6個月的工作學習，在這期間，學生要與學校簽訂實習協議，學校安排專業課老師進行嚴格的實習過程跟蹤，同時聘請實習企業的優秀員工兼任學生在企業的指導老師。學生在頂崗實習過程中，企業按一般員工的要求對其進行管理，并發給學生相應的薪資報酬。

（三）“工學結合”的教學方法和手段

“工學結合”的教學必須以做為載體，在做中教，在教中做，在做的基礎上實現教、學、做三者的有機統一。傳統的案例教學法和啟發式教學，可以讓學生對各知識點進行思考，充分體現以學生為主體。有專業針對性的角色扮演式的情境教學，則可以讓學生身處一個真實的業務情境中，設計出貿易流程中的真實角色，由學生扮演，親身感受，增加對業務情景的感受力。還可運用視頻教學，將報關、報檢、貨運、做單等現場中的情境穿插在專業課程的教學中，使學生可以看到真實的外貿業務流程，增強他們的感性認識和形象思維能力。在實訓環節可通過各種類型的模擬教學軟件，在老師帶領下讓學生進行計算機聯網的實踐操作，增強學生的實際動手能力。而各種類型的比賽，比如國貿案例大賽、商品歸類大賽、經營模擬沙盤大賽都可以讓學生有更多的機會與校內外同專業的學生相互進行交流，提升學習的激情，增強學習效果。

（四）校企共建“雙師型”教學團隊

要順利的把工學結合模式下的人才培養模式運行好，就必須全面提高老師的“雙師”素質。所以應用型本科院校的教師必需要從原來的學科型教學思維中擺脫出來，從單純的課堂教學中擺脫出來，把自己轉變為一個真正的既有豐富教學經驗，又有豐富實際業務能力的“雙師型”教師。具體的提升教師“雙師”素質的措施如下：（1）通過培訓與考證提高教師的實踐動手能力和專業技術應用能力。（2）根據實踐教學的需要，可以從外貿企事業單位引進既有實踐經驗，又有較為扎實理論基礎的高級商務人員和管理人員充實到“雙師型”教師隊伍中。（3）根據實踐教學的需要，可以從外貿企事業單位聘請一些有豐富實踐經驗和教學能力的行業專家以兼職教師的身份來校承擔某一門專業課或實踐教學的任務，從而改善教師結構，加強實踐教學環節的教學。（4）選派在職的青年教師下到企業進行掛職頂崗。這樣可以讓青年教師有效地學習實際操作技能，了解國際貿易的前沿動態和企業相關職業崗位群人才需求的素質、知識和能力要求，把國際貿易領域中的最新動態引入課堂，提升教學水平。（5）鼓勵教師積極指導學生參加校內外的專業技能競賽、挑戰杯創業大賽等，通過比賽達到以賽促學，以賽促練、以賽促教的目的，推進教師與學生的共同成長。（6）制定出相應的職稱評定標準并且完善“雙師型”教師的評價體系。設立“雙師型”教師津貼等激勵機制，為他們參加職稱考試提供便利，為“雙師型”教師實行兩種職稱評定時可交替進行創造條件，以促使更多教師成長為“雙師型”教師。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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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溫曉瓊.高職院校國際貿易專業“工學結合”人才培養模式探索[J].實踐與探索，2010，(1):14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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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圖分類號：F75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10)10-0028-05　收稿日期：2010-04-02

界貿易體制無疑是當今最為發達的國際法律制度之一，其發達不僅僅表現在實體性規范的廣泛與完備，還表現為包含在立法制度與爭端解決制度中的非實體性規范的發達。在國際領域，發達的制度由于自身的需要和外部問題的需要，經常外溢到其他問題領域，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的外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制度建設較為落后的國際社會問題領域一些問題長期得不到有力的解決，然而通過成為世界貿易組織談判新議題的方式，可以形式上成為世界貿易體制下管理的問題，然而在實質上借助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與爭端解決制度來追求其原本問題領域的價值或者政策目標。這是現階段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外溢的主要動力。

社會問題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制度還存在一般制度借用所不具有的迫切性。在管理社會問題的國際法律制度中，有一定貿易制裁的規定作為強制守法的威懾手段和違法的制裁措施，但是由于這種制裁可能違反世界貿易組織協定，再加上由于世界上大多數國家已經加入世界貿易組織，這種貿易制裁的實施國和對象國可能都是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從而引起世界貿易組織下的爭端并被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判定要更改為與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相符。這樣的情況，等于剝奪了某些社會問題國際制度的威懾手段和強制措施，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非常不利，導致社會問題國際制度無法有效地維護其規范的權威。社會問題如果能夠成功地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的框架，就可以名正言順地運用貿易制裁的強制手段來維護本問題領域的價值。

一、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

非世界貿易組織問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有兩個明顯的好處：一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規定較為完善，再加上其成員眾多，大大減少了達成為眾多國家接受的國際協議的成本；二是對于因為利益分歧而很難達成協議的問題，可以通過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與貿易問題進行利益交換從而達成協議。這樣極大地節約了非貿易問題制度建設的成本，不但直接利用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規范，還幫助分歧較大問題的解決，有助于其實質性規范的形成，最終推動本問題領域價值的追求。

社會問題領域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規范當然也具有同樣的好處。雖然知識產權問題不屬于社會問題領域，但是由于知識產權問題是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范最為成功的例子，本文先考察一下其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范的情況。在《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生效以前，雖然存在關于知識產權的國際公約，國內法在知識產權的保護上還是具有較大的自主性，不發達國家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水平普遍較低?！杜c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生效以后，在一些方面提高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國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而這種提高在非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范的情況下是較難實現的。

以《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第31條為例，該條的制定對各國國內法的專利強制許可制度做了嚴格的限制，提高了知識產權的保護水平。該條規定了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專利強制許可制度要遵守的12項條件，給強制許可的實施增添了困難。而且該條表述較為含糊，可能是發達國家對于發展中國家妥協的結果(林秀芹，2003)，但是含糊的用語也存在進一步加強該條對國內強制許可限制的可能(W，R，Cornish，1999)。

在TRIPS生效前，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明確規定了專利的強制許可?！栋屠韫s》第5條是最為普遍適用的關于專利的強制許可的國際知識產權規范，其規范的內容主要是承認了專利的強制許可，并限制了專利的撤銷。從專利的強制許可被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承認開始，在國際知識產權制度框架下，針對限制或者禁止專利強制許可的斗爭始終沒有停止過，但是一直沒有對《巴黎公約》第5條中規定的專利強制許可形成實質性的限制，更不用說禁止了(林秀芹，2003)。一俟TRIPS協定生效，就對專利強制許可形成了非常嚴格的限制，大大提高了對知識產權保護的強度。在國際知識產權制度中不能產生的規范，通過世界貿易組織的立法制度產生了。

現實情況也說明了TRIPS協定對于知識產權保護的加強。如在藥品專利領域，TRIPS生效之前是有超過100個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不保護藥品專利的(K，M，Bombach，2001)，但是在TRIPS生效之后，這些國家都要保護藥品專利。而2000年美國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以《巴西工業產權法》違反TRIPS協議為由要求與巴西進行磋商，更是驗證了TRIPS協定不但提高了國際知識產權保護水平，更是給國際知識產權制度安裝了牙齒。

環境問題是屬于社會問題領域中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立法制度最為成功的一個問題，世界貿易體制在烏拉圭回合談判提出了與貿易有關的環境問題。1995年，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世界貿易組織的總《關于建立世界貿易組織的馬拉喀什協定》在其前言確定不疑地將環境保護、稀缺資源的維護和可持續性發展列為世界貿易組織的目標。此外，各國部長同時還簽署了《貿易與環境決議》，并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農產品協定》、《衛生檢疫協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中提及環境問題(WTOSecretary，2009)。此后，世界貿易組織的部長會議產生的最后文件都要談到貿易問題。然而，由于世界貿易體制下產生的關于環境問題的規范基本上屬于不可適用的規范(non-operative norms)，很難說環境問題對于世界貿易組織立法規范的借用產生了實際的結果。

二、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機制

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制最終就是依靠授權貿易減讓的撤銷來保障爭端解決結果的執行。這種經過授權的貿易減讓的撤銷事實上就是一種貿易報復，爭端解決機構在通過的專家組或者上述機構的報告之后，違法成員應該根據爭端解決機構的決定糾正自己的違法行為，如果違法成員不執行爭端解決機構的決定，那么就要面J臨經過授權的受害成員的報復。。由于這種報復機構成員方全體授權，違反成員無法針對授權的報復進行反報復，否則就是對于世界貿易體制和成員方全體的挑戰，這樣就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授權報復的有效性。再加上這種授權使得受害方可以在世界貿易領域包含的范圍內進行交叉報復，使得受害方的報復在很大程度上

能夠戳到違法成員的痛處，進一步增加了授權報復的有效性。

如果社會問題制度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特別是世界貿易組織的貿易報復制度，可以使得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為自己所用，加強保障本制度的執行。另外，如前文所述，如果不在世界貿易組織規范規定的例外范圍內，實施貿易限制措施屬于違反世界貿易組織規范的行為，很可能引起世界貿易組織下的爭端并被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判定要更改為與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相符。在這樣的情況下，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能夠避免自身的貿易制裁強制措施被世界貿易組織判斷為非法。

有人建議世界貿易組織不應該是一個封閉的體系，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機構在適用法律的時候，應該把世界貿易組織協定當作整個國際法體系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來看待(Joo$t Pauwelyn，2003)。這種觀點如果成立，就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制度中的貿易制裁強制措施在世界貿易組織下違法的問題，使得社會問題借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爭端解決制度不再顯得那么迫切。這種觀點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如果允許世界貿易組織成員利用世界貿易組織規則來規避其在其他國際法制度下承擔的義務，那么其他國際法制度中的強制手段無疑是形同虛設，其權威和效力無疑大打折扣。而且當這些其他的國際法制度所維護的價值高于貿易價值時，或者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國際強行法時，世界貿易組織規則對于其權威和效力的減損更是不能夠容忍的。況且國際法分支數量越來越多，專門的爭端解決機構也越來越多，整體確實需要一定的協調機制，以確保其相互銜接，化解其沖突和矛盾。

然而，在完備的協調機制建立之前，國際法的碎片化現象是不容否認的(Joost Pauwelyn，2003)。而且國際社會并沒有對不同國際法規則的位階達成共識，國際強行法的概念和內涵也頗有爭議(賈海龍，2008)?？偠灾?，現在還沒有較好的辦法來解決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與其他國際法規則的沖突。由于世界貿易組織的強勢地位，就會出現本文導論中鮑威林所講的“吸塵器”現象，凡是受到貿易損失的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不管這種損失是否是由于其他合法原因造成，在很多情況下都會積極訴諸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制度，以求得貿易利益的保全。當然這種情況不僅僅發生在其他國際法制度使用貿易措施的時候，很多情況下屬于根據國內法使用貿易措施來貫徹一定的公共政策。而在世界貿易組織談判中加入與貿易關系比較遙遠的新議題，則可能是一種逆向思維的結果，用以解決世界貿易組織與其他國際法規則的沖突。既然世界貿易組織吸人其他與貿易有關的爭端，為什么不以“與貿易有關”的名義，把其他國際法規則、特別是社會問題制度納入到世界貿易組織之中，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明確規定這些國際法規則與貿易規則的關系，這樣反而能夠維護這些國際法規則的效力，實現其要保護的價值目標。而且這種作法不僅僅使這些國際法制度擺脫了獨立于世界貿易組織之外時無法利用貿易制裁作為強制手段的困境，而且在國際法整體協調機制建立之前，干脆使其他國際法規范“鉆進”世界貿易組織的“肚子”里，利用世界貿易組織的相對較為完善的爭端解決結果的強制機制，增強其規范的效力。

對于非貿易問題借助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制，除了知識產權問題有過幾次不成功的嘗試，⑦基本上還沒有出現過實例。非貿易問題中的社會問題在借助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制方面也沒有什么實質性的成績，不過由于前述借用世界貿易體制爭端解決機制的動因的存在，相關嘗試和努力是不會停止的。

三、世界貿易體制新議題的歷史與命運

全面借用世界貿易體制的最為典型的嘗試一直是通過在多邊貿易談判中加入關于社會問題的形式進行的，由于這些議題不屬于傳統多邊貿易談判的內容，所以和其他一些過去多邊貿易談判沒有涉及到的議題，被稱為新議題。

在GATT的發展中，勞工權的保護一直是由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特別是美國在推動，但是一直遭到發展中國家的強烈反對，所以在世界貿易體制中，勞工權問題根本沒有被列人談判的議題當中，其借用世界貿易體制一直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而環境保問題由于在20世紀70年代后引起國際社會的逐漸重視，作為致力推動國際貿易自由化的世界貿易體制，不免要涉及到貿易與環境之間矛盾的問題。最初的接觸是1972年斯德哥爾摩大會前夕(WTO Secretary，2009)。1971年11月，GATT代表理事會同意建立環境措施與國際貿易工作組(EMIT)，其成員資格對所有締約方開放。貿易與環境的關系第一次在GATT內部被擺在桌面上。

1971年到1991年期間，環境政策對于貿易的影響逐漸增大，而隨著貿易量的增加，貿易對環境的影響也日益廣泛，這引起了一系列的討論。如烏拉圭回合談判提出了與貿易有關的環境問題，并在《服務貿易總協定》、《農產品協定》、《衛生檢疫協定》、《補貼與反補貼措施協定》、《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中提及環境問題(WTOSecretary，2009)。

不過，在環境保護問題上，各個國家的意見分歧也比較大，特別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存在著較大的利益沖突，所以在世界貿易組織內部討論環境問題，一直也沒有實質性的進展。

世界貿易組織成立之后，就開始醞釀新一輪的多邊貿易談判，勞工權和環境權的保護再次作為候選議題被提出。

1996年在新加坡召開了世界貿易組織的第一次部長會議，由于美國和歐盟等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堅持，發展中國家的立場有所松動，《新加坡部長宣言》中寫入了有關勞工權的內容。到了1998年日內瓦世界貿易組織第二次部長會議，美國總統克林頓發表演講，強調在世界貿易組織新一輪談判中要包括貿易與勞工標準的“新議題”。1999年，世界貿易組織第三次部長級會議在美國城市西雅圖舉行，在會議上，美國總統克林頓再次公開提出將勞工標準納入新一輪談判議程，并首次表示要對違反勞工標準的國家實行經濟制裁。這與1996年世界貿易組織《新加坡部長宣言》中緩和的措詞、中立的態度是嚴重不符的，因此泰國、印度、巴西等許多發展中國家的代表指出，發展中國家的權利不被尊重，美國等發達國家在用勞工問題向發展中國家施壓，強烈反對把勞工問題納入到世界貿易組織的談判議程。由于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勞工權問題上分歧太大，到了在多哈召開的世界貿易組織第四次部長會議，發展中國家堅決反對在世界貿易組織框架下討論勞工權問題，勞工權問題在世界貿易組織的文件中就再也沒有出現了。

從世界貿易組織第一次部長會議開始，環境與貿易的問題都出現在《部長宣言中》，根據啟動世界貿易組織多哈回合貿易談判的《多哈部長宣言》，環境與貿易問題成為新一輪談判的正式議題。關于這一議題的新一輪談判將涉及：現行世界貿易組織規則與多邊環境協定規定的具體貿易義務

之間的關系；世界貿易組織相關委員會與多邊環境協定規定的具體貿易義務之間的關系；世界貿易組織相關委員會與多邊環境協定秘書處定期交換信息的程序；減少或消除環境貨物和服務的關稅與非關稅壁壘。此外，宣言要求CTE對下列問題給予特別關注：環境措施對市場準入的影響，尤其是對發展中國家的影響；TRIPS有關條款與環境的關系；環境標志問題。

隨著多哈回合依然處于休眠期，世界貿易體制新一輪談判暫時對于生命健康、勞工和環境等議題基本上不可能有任何突破。不過，多哈回合的屢次部長級會議對若干社會問題都有所涉及，所以不能說在非實在法層面以及對未來的影響方面，多哈回合發起和談判過程中進行的新議題談判努力沒有任何作用。

當然，這種影響不僅僅體現在對未來新議題加入世界貿易體制的影響上，還體現對于世界貿易組織爭端解決的影響。以環境問題為例，從GATT時期的“金槍魚――海豚”案到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的“汽油標準”案、“美國――海蝦海龜”案及“歐盟――石棉”案，世界貿易組織／GATT的專家組與上訴機構明顯朝著重視環境保護的方向發展。鑒于世界貿易組織／GATT在爭端解決中對待這個問題態度的變化對締約／成員國影響最直接，而且世界貿易組織成立后常設的上訴機構對案件結果及后繼類似案件影響巨大。。事實上，如果世界貿易體制的爭端解決機構通過案例法確立了追求社會問題價值的規范，那么就等于通過法官立法的途徑把社會問題納入到世界貿易體制下，允許社會問題借助世界貿易體制進行制度建設(Thomas Cottier，2003)。

四、結語

世界貿易體制的外溢固然體現了世界貿易體制的高度成功，就像歐洲一體化由經濟貿易逐漸外溢到政治軍事領域一樣，體現了歐洲共同體的成功。然而，又如同歐洲一體化在世紀之交限于停頓，顯示了制度外溢存在威脅制度本身的危險，世界貿易體制如果納入復雜的社會問題，可能導致世界貿易體制受到拖累，甚至導致崩潰。那么，社會問題不但不能利用世界貿易體制解決自身的問題，而且原本得到較好促進的貿易價值也受到損害。這是世界貿易體制外溢的現實危險，值得我們注意。

而且，世界貿易體制向社會問題領域的溢出，還存在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嚴重的利益沖突。一旦社會問題被納入世界貿易體制，發展中國家就要被迫提高其社會問題的管制水平，其國內企業的生產成本就會相應提高，并因此對其國際貿易產生負面影響；而本來國內社會問題管制水平較高的發達國家則不會增加國際貿易的成本，相反其成本相對降低。從這個角度而言，社會問題被納入世界貿易體制，等于世界貿易組織原來的談判結果進行了有利于發達國家的修改，這是不公平的。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一員，允許社會問題借用世界貿易體制，從自身的利益考慮，也是不明智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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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灰色區域 世界貿易 國際貿易 摩擦

一、灰色區域措施給國際貿易摩擦留下余地

所謂的灰色區域是指進出口國之間，在關貿總協定之外，對某項產品達成雙邊(或多邊)的“自動出口限制”、“自動出口限制協議”或“有秩序的銷售安排’。這種協議一般是政府部門間達成的，也有私人企業之間在政府支持下達成的。往往有意避開國際國內貿易法與競爭法的原則或規則。在名義上，這些協議是出口國方面“自愿”承擔限制的單方面行為，從而避開了進口國國內法規定，實則是在對方威脅要采取更嚴厲措施的條件下別無選擇，被迫同意的。由于這種協議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間，故而得名?！盎疑珔^域”協議萌芽于1959年紡織品協定產生前后，2O世紀70年代起迅速蔓延擴大。據關貿總協定秘書處1987年對已知“灰色區域，協定的統計，已達135個，占世界貿易總額的lO ，且集中于幾個敏感行業，其中：鋼鐵產品38個、MFA之外的紡織品有28個、農產品21個、運輸設備l4個、電子產品11個、鞋類8個、機械工具7個，從進口國來說，歐共體69個、美國48個、加拿大7個；涉及出口國也相集中：日本25個、韓國24個、歐共體7個。

進口同所以要千方百計地避開同際同內貿易法的制約，采取“灰色區域”措施，主要是受到本國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政府不斷遇到反傾銷反補貼指控或者收到受到“嚴重損害”的申訴，如果按法律規定確定損害，采取行動，常常要經歷一番從調查、取證、聽證到裁決的繁雜程序，耗時費財。比較而言，雙邊私下協議則簡單易行。

同時，對那些季節性或周期性產品，可以為國內各生產者保證一個相對穩定的價格，以排除第二三方國家的競爭，確保其收益。另外，對于國內生產者的嚴重損傷是由一個或幾個進口國的進出產品增加而引起的，不必堅持對所有出口國一體同罰，只需對直接造成損害的“特定來源”國采取行動即可，以免傷及無辜、另作補償或受到報復。對出口國來說，“自愿”雖出于無奈，但在經濟上不一定吃虧。因為出口數量雖然受到限制，但在這類協議的“價格承諾”中，卻常含有提高價格的約定，因而具有“內涵補償因素”。從經濟學上看，這可使出口商獲得“稀有租金”。但是如果利用合法手段，“稀有租金”是要落人進口國或進口商的腰包的。

“灰色區域”協議的得益者是受保護的國內行業各生產者和外國出商，受害者往往是進口圍的消費者和納稅人。發達同家常常借助于“灰色區域”進行貿易保護。這已成為新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世界貿易組織開始運行之后，部分“灰色區域”將逐步納入世界貿易組織的管理體制。所以，“灰色區域”的消失不僅有個過程，而且也不能排除新的“灰色區域”出現的可能性。

二、少數貿易大國的操縱是國際貿易摩擦的導火索

世界貿易組織取代關貿總協定后，少數貿易大國操縱多邊貿易體制決策過程的現象未得到根本改善，出現了人為擴大世貿組織協議與磋商范圍，把一些與貿易無直接關系的問題納人世貿組織和多邊貿易體制的做法。

1、世界貿易組織發達國家成員大力推動那些與其利益攸關的協議與協定的執行，而對那些事關發展中周家成員貿易利益的協議，如紡織品和服裝協議的實施，則采取了拖延態度。在“新加坡部長宣言”中，只以安撫的口吻要求發達國家成員“充分重視履行紡織品和服裝協議”，未提 實質性的改進措施。

2、世界貿易組織置廣大發展中國家成員所關心的盡快履行貨物貿易方面的承諾于不顧，而把美國、歐盟等發達國家成員感興趣的信息技術產品的“新問題”予以討論，盡管未達成全面協議，但以部長宣言形式列了談判完成的時間表和啟動的貿易比重要求由于各成員方實施烏拉圭回合達成的協議與協定的力度不同，有可能破壞各成員方在烏拉圭回合一攬子協議的權利與義務的平衡，這種失衡的受害者將是廣大的發展中國家成員。如美國、歐盟等一些發達困家成員借口“人權”問題，堅持把社會條款、核心勞標準納入新加坡會議，并放在“新加坡部長宣言”的顯要位置。與此同時，他們還從自己的利益 發，有選擇地擴大貿易自南化的新領域，如信息技術產品。這種做法使貿易自由化的進程脫離了許多發展中國家成員現階段的發展水平，不利于這些成員方的經濟發展。

三、非貿易因素的影響將導致國際貿易摩擦范圍擴大

世界貿易組織接納新成員的進程因政治因素和撈取經濟實惠的政策而放慢，加人世貿組織申請的談判內容與世貿組織協議的規定出現脫節。

一些申請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已變成對申請者無所不包的經濟貿易政策的審議。一些成員方把加人世界組織談判看成是解決與世貿組織規則無關的雙邊經貿問題的談判場所，大大超出了世貿組織談判的范圍，致使一些加入世貿組織的談判久拖不決。中國政府從1986年開始恢復其在關貿總協定締約方地位的談判，并參加了烏拉豐回合談判的全部過程，并于1994年在烏拉豐回合協議上簽字，這是巾國政府遵守國際經貿規則所做出的莊嚴承諾。在中國“復關’與加人世貿組織的談判進程中，中國政府根據自己改革開放的需要和考慮其他談判方的合理要求，在降低關稅、取消非關稅壁壘、擴大市場包括服務業市場的開放范圍方面采取了重大措施。但是由于以美國為首的一些發達國家談判方二述改革于不顧，得隴望蜀，不斷加碼，不切實承認中國是個發展中國家，提出苛刻的談判條件，把中國長期拒之于世貿組織門外。這種狀況，使世貿組織建立的多邊貿易體制的世界性、廣泛性、權威性受到質疑與挑戰。

四、權利與義務不平衡是國際貿易摩擦爆發的誘因 帕斯

關貿總協定于1948年1月1日I臨時生效時，在23個締約方中只有8個發展中國家，占締約方總數的1／3。隨著殖民體系的瓦解和發展中國家的涌現，在世界多邊貿易體制中，發展中國家不斷增多，到1995年1月1日烏托豐回合協議生效時，已有52個發展中國家地區成為世貿組織的首批成員。在世界貿易組織新加坡首屆部長級會議前，發展中國家成員方已增加到96個，占世貿組織成員總數的3／4。世貿組織成員結構的變化是世界國際經濟格局重大變化的反映。世貿組織要實現其所追求的目標，建立起名副其實的多邊貿易體制，發揮積極作用，必須迅速適應這一重大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