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鄉村治理能力現代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 新型城鎮化 鄉村教育 治理困境 突破

中圖分類號：G521 文獻標識碼：A

在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發展面臨著學生大量外流、學校大量撤并等諸多挑戰，如何保障鄉村兒童就近接受有質量的教育是鄉村教育發展需要解決的重點問題之一。

1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現實困境

1.1治理價值取向的偏失

隨著城鎮化進程的推進，鄉村逐漸走向了衰落，鄉村教育也相應地發生了改變，逐漸淪為了城市教育的翻版，出現了“鄉村教育城市化論”的價值傾向。該觀點認為，伴隨著“新派”教師充實到鄉村教育中，城市取向的教育理念、“現代化”的教學設計和方法使得傳統的鄉村教育逐漸喪失了鄉土本色；大量鄉村學校、教學點的撤并，使得鄉村學校存在的空間場域發生了位移，隨著大量鄉村學校向城鎮的集中，鄉村學校存在的本土之根和文化場域受到了劇烈的沖擊；伴隨著現代性知識對地方性知識和鄉土知識的控制和侵占，城市取向的知識選擇機制導致在教學知識體系中，鄉土知識被無情地淹沒和遺忘。因而，無論是知識體系、課程設置、教學過程，還是整個校園環境都與城市教育別無二致。鄉村教育的城市化論取向以“城市教育是現代的，代表著人類的未來發展方向，鄉村教育是落后的，是需要著力改造的對象”為前提假設，本身是一種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忽視了鄉村教育的歷史基礎、鄉村社會的客觀事實以及鄉村教育的本體價值。

隨著現代化的發展，現代文明在給人類帶來巨大福利的同時，也滋生了破壞性的后果。工具理性對價值理性的覬覦，人類主體性的喪失、精神世界的荒蕪等使得人類開始反思現代文明的價值，并在傳統文化和鄉村文明中尋找治愈現代性后果的處方。人們逐漸認識到了鄉村文明的獨特價值和文化底蘊，以及鄉村教育之于鄉村社會乃至人類世界的重要意義。因此，在鄉村教育的建設和發展中，出現了“鄉村教育特色論”的價值取向，即認為城鄉教育的發展歷史和現實背景是不同的，鄉村教育具有不同于城市教育的天然資源和獨特優勢，鄉村兒童的生長空間和個體經驗也不同于城市兒童，因而鄉村教育發展的價值取向應有別于城市教育，鄉村教育發展必須以堅守傳統鄉村文化為前提，審慎利用現代文明和技術。

1.2治理主體的單一化

一方面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無論是政策的制定和實施，還是教育質量的監測和評估，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缺乏讓教師、學生和家長參與、商議和合作的意識，廣大教師、學生和家長群體并未進入管理者的視野，遑論參與鄉村教育治理。另一方面，作為鄉村教育的真正實施者、受教育者以及利益直接相關者，教師、學生和家長亦沒有作為真正的主體參與鄉村教育治理，這不僅緣于其缺乏一定的治理能力和支持條件，更在于其從未意識到自己的教育主體地位，也尚未萌生過參與鄉村教育治理的主體意識。為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單一化管理和垂直式管理成為了鄉村教育治理的客觀現象。在一定程度上講，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的單一化有助于相關政策的傳達和執行，自上而下的政策下達和自下而上的信息反饋有利于提高政策執行的效率。然而，由于主體的單一化，勢必造成視域的狹窄和思維的封閉，導致對現狀的掌握和問題的剖析不夠全面和深刻，從而達不到預期的效果，甚至產生負面的后果。

1.3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1鄉村教育治理力量條塊分割，較為分散

各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主要負責鄉村教育管理和發展的相關政策的制定、監督和評估，各類鄉村學校則是在制度框架范圍內，按照教育部門的政策和文件開展教育教學活動，鄉村社會組織很少參與到鄉村教育活動中，廣大教師、學生和家長則成了鄉村教育治理的現實“他者”，遠離鄉村教育治理實踐。因此，由于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的缺位，導致了鄉村教育治理力量的碎片化。

1.3.2鄉村教育治理缺乏系統性、完整性和持續性

鄉村教育治理不僅需要系統的頂層設計和完整的框架體系，而且要求相關政策的執行具有銜接性和連續性。然而，由于治理力量的碎片化，導致在鄉村教育改革與發展過程中，出現了“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片面現象和問題導向的線性思維，缺乏對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性考量和系統化設計。

1.3.3鄉村教育缺乏協同、商議與合作

這種“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和“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思維方式和處世態度，導致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各類教育主體的視域僅僅局限于自己的一隅，如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僅僅關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各類學校組織則將重心放在教育教學活動和日常管理上，社區機構則幾乎不參與鄉村教育治理。此外，在鄉村教育資源的配置與利用過程中，由于各類教育主體缺乏協同和互動，導致教育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如撤點并校運動之后，大量村小和教學點被停辦，留下了大量閑置的教育資源，而這些資源對于鄉村職業教育和成人教育的開展具有重要的現實價值。但是，由于教育行政管理部門之間各級管理機構的分割和教育組織的封閉，導致這些閑置資源并未獲得有效的開發和利用。

2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突破路向

2.1鄉村教育治理理念現代化

（1）鄉村教育治理的法治和德治理念是鄉村教育治理理念的前提和基礎。一切鄉村教育治理必須遵循國家憲法和相關教育法律法規，在此基礎上充分發揮德治的作用，促進法治和德治的有機融合，發揮法、理、情的整體功能。

（2）教育行政管理部門的“元治”理念，主張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教育行政管理部門要簡政放權，減少對鄉村教育治理和改革的過多干預，為鄉村教育治理創造更多自主的空間。同時，教育行政管理部門需要積極發揮“元治”作用，對鄉村教育治理及其未來發展作出整體規劃和頂層設計，引領鄉村教育治理方向；協調鄉村教育主體之間的利益和沖突，實現主體之間利益的最大化；加強對鄉村教育治理的宏觀監測和評估，提升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質量。

（3）多元主體的“共治”理念旨在突破過去單一的政府控制理念和“一竿子插到底”的管理方式。通過發揮政府、學校、社會組織、教師、學生以及家長之間的協同作用，提升鄉村教育治理力量；借助多元主體之間的民主協商、合作互動，優化鄉村教育治理方式，增強鄉村教育治理效果。

（4）鄉村學校的“自治”理念，旨在強調鄉村學校的主體地位和能動作用，主張給予鄉村學校充分的自，“讓學校擺脫對政府的依附性，逐步形成‘自主管理、自主發展、自我約束、社會監督’的機制，凸顯學校的主體性，增進學校辦學的專業性，更好地滿足學生的教育需求，促進學生的發展”。

（5）專業組織的“他治”理念，重在突出在鄉村教育治理中，適當地引入第三方機構，借鑒其專業的治理能力，提升鄉村教育治理效果。由于第三方組織不是利益的直接相關者，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具備專業化的能力，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能夠保證其治理過程和治理結果的客觀性、公正性和真實性。

2.2鄉村教育治理目標現代化

（1）角色定位目標。只有正確的角色定位才能形成合理的角色認同。鄉村教育是國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包括村落教育和鄉鎮教育。鄉村教育與城市教育承擔著共同的責任、享有平等的權利?；诖?，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的角色目標在于城鄉教育的平等、均衡與公平發展。盡管鄉村教育和城市教育扮演著不同的角色，但其本質是一致的，都是國民教育體系的有機構成部分。在教育治理過程中，應該正視鄉村教育治理的角色，尊重鄉村教育治理規律，促進城鄉教育公平發展。

（2）時展目標。當前，我國鄉村教育治理以全球化為時代背景，以新型城鎮化建設為現實場境。在此基礎上，鄉村教育治理的時代目標在于抓住全球化和新型城鎮化建設的時代契機，以西方發達國家新型城鎮化建設和鄉村教育發展的經驗為借鑒，充分利用現代文明技術，推進鄉村教育治理現代化。再次是價值定位目標。新型城鎮化進程中鄉村教育治理有助于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對構建和諧社會、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以及實現國家現代化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具體而言：一是有助于構建和完善鄉村教育治理體系，提升鄉村教育質量，促進鄉村兒童健康發展；二是通過鄉村教育與城市教育的交流、互動和資源共享，推進城鄉教育均衡與公平發展；三是通過鄉村文化進學校、進課堂等形式，傳承、傳播和創生鄉村文化；四是疏通鄉村學校與鄉村社會的有機聯系，通過二者的有效互動，促進文明鄉村社會、新型城鎮化以及現代化國家的建設。在對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我國鄉村教育治理目標進行分析的基礎上，需要構建符合鄉村教育治理和可持續發展的科學道路，在國家教育發展規劃中彰顯鄉村教育的戰略意義，提高鄉村教育在國家教育發展布局中的戰略地位，使之上升為國家發展戰略，從而在政策上為我國鄉村教育可持續發展提供有力保障。

2.3鄉村教育治理主體現代化

（1）各級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包括中央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和地方教育行政管理部門，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發揮著領導者、設計者和決策者的作用，旨在通過對鄉村教育發展現狀的評估和對鄉村教育發展趨勢的研判，制定鄉村教育發展政策，監測鄉村教育發展質量。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擔當著鄉村教育“元治理”的角色，重在對鄉村教育治理進行頂層設計和整體把握。

（2）鄉村學校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參與者、政策執行者和效果展現者。鄉村學校認真領會相關政策的精神和要義，依據有關教育政策和實施綱要對學校的發展做出具體的規劃；在此基礎上根據自身實際，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地開展教育教學活動，促進鄉村學校健康發展。

（3）廣大教師和學生是鄉村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鄉村教育的活力所在，是鄉村教育治理最為直接的利益相關者。教師是鄉村教育的實施者，日常教育教學活動的有效開展離不開教師，相關教育政策的執行需要教師的親力親為。學生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受益者，鄉村教育治理的核心目的在于促進學生綜合素質的提升和精神成長。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需要充分考慮廣大師生的現實狀況、利益訴求，發揮師生的積極能動作用，促進相關教育政策的有效實施。

（4）作為學生的監護人，家長是鄉村教育治理的直接利益相關者。在一定程度上而言，由于廣大家長具備不同的素養和能力，因而是鄉村教育治理的重要組成力量。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需要充分調動和發揮廣大家長的積極作用，如組建家長委員會、家長學校等，通過家校合作，增強鄉村教育治理的整體力量。

（5）社會組織因其具備一定的組織能力、專業能力，因而是鄉村教育治理需要依靠的重要力量。在鄉村教育治理過程中，如通過第三方教育評估機構對鄉村教育治理效果進行評估，有助于更為客觀公正地評價鄉村教育治理的效果，診斷其存在的問題，并提出改進策略。

3結語

在新型城鎮化背景下鄉村教育發展面臨諸多新的挑戰。我們應該把鄉村教育問題擺在一定的戰略高度加以設計和謀劃，鄉村學校的規?？梢孕?，但鄉村學校的水平不應該差；鄉村學生的數量可以減少，但鄉村學生的發展不可以忽視。政府、社會、學校等多方面要加強合作，共同努力，保證鄉村學生擁有平等的教育機會，為鄉村學校提供更豐富的教育資源，不斷提升鄉村教育的質量。

參考文獻

篇2

[關鍵詞]農村低保 鄉村治理 社會和諧 社會發展

[中圖分類號]F3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650（2016）02-0006-01

1.農村低保與鄉村治理的互動關系

1.1什么是鄉村治理

鄉村治理是治理理論運用于鄉村研究中產生的一個新的分析概念。徐勇教授認為鄉村治理就是公共權力對基層社會的公共事務的管理，亦即使，鄉村政府和其他性質不同的村級組織向鄉村社會提供各種公共物品，實現鄉村社會的有序發展和自主發展。在鄉村治理活動中，治理主體、治理手段、治理內容和治理效果等方面構成了鄉村治理機制。具體我國鄉村治理的情況主要表現為：首先是以鄉鎮政府和村委會為主體的治理結構，以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監督、民主管理為核心內容，進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村民自治委員會，與村黨支部共同管理鄉村社會。鄉村社會是一個熟人群體，這種“面對面”的人情制約和“人言可畏”的壓力對農村社會具有很大的控制力，使得長久積累的村規民約也成為鄉村治理不可或缺的手段之一。另外，還有保障鄉村社會的安全與秩序，組織建設鄉村社會的教育、醫療等事業，以及引導農民建立生產和互助組織等綜合性的治理活動。

1.2農村低保在鄉村治理中的作用

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簡稱“農村低?！?，是政府對家庭人均收入低于當地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標準的農村困難群眾，按最低生活保障標準提供差額補助的制度。該制度作為一種扶貧路徑的新創新，在農村特困群眾定期定量生活救濟制度基礎上逐步發展起來。通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將符合條件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納入保障范圍，重點保障病殘、年老體弱、喪失勞動能力的困難農村居民。農村低保的建立主要以地方人民政府為主，實行屬地管理，中央財政對困難地區給予適當的財政補助。在實際踐行中，農村低保制度作為―種配置型資源，使村組干部可變通式地將這種自上而下的資源轉化為一種新治理手段納入鄉政府的治理范圍。農村低保在保障貧困農民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使困難群眾能夠維持基本生活，不致因為無法謀生而出現行為越軌，緩解了社會壓力。溫飽問題的解決也為邁向小康奠定了基礎，也為現代化的鄉村治理制度體系的確立建立了平臺。從法律意義上看，通過保障陷入困難的農民群眾的生活，就保障了農民的生存權等合法權益，有利于促進社會公平，維護鄉村社會穩定，為鄉村治理提供了良好的環境。

2.農村低保實施的問題分析

作為社會保障制度中的主體，農村低保在具體實踐中遇到了很多問題。當前，我國農民仍占大多數，農村低保的保障水平和補差額f，示準遠遠落后于城市，與相對成熟的城市低保相比仍處于擴大覆蓋范圍的階段。這些有待完善的問題阻礙了農村低保功能的正常發揮和農村社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農村低保工作管理失范。在實施中行政性強、效率低下、缺乏監督、管理粗放、工作透明度有待提高。鄉村治理仍然是由上而下、政府主導的行政體制，鄉鎮政府并不能了解基層社會的具體情況，低保名額的確定主要由熟悉鄉村情況的村委干部來完成，而村級干部在具體執行中受鄉鎮政府約束少，農民整體科學文化素質偏低，信息不對稱，因而容易發生主體越位的現象。當前，我國縣級以下的民政部門只設立了少量的低?？?，辦公手段滯后，缺乏專門部門和人員的管理和監督。由于農民的一些實際實物收入不易貨幣化，且農作物等受外界影響較大，且一些困難群眾外出務工的臨時收入也難以評定，村干部在衡量時具有很大的隨意陛。另外，那些流入城市的農民也沒能被覆蓋在保障范圍之內。其次，低保制度方面缺乏統一立法和專門性的規范農村低保工作的文件，只有民政部印發的《關于加快農村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的建議》以及《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指導方案》，各地具體執行和出臺的政策又缺乏權威性和法律依據。這是執行程序混亂的最重要的原因。

3.政策建議與農村低保發展前景

篇3

Abstract： China's reform and open and modernization promotes soc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accelerates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floating population in countryside is large number, large scale, complicated structure, and diversified cause, which brings about serious governance predicament in countryside such as unstable population, hollowing out population structure, decentralized authority, and low integration. In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analyzing carefully and objectively, the author thinks that the resolution of them is building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security system in countryside, stepping up effort to invest in countryside, accelerating the speed of urbanization construction, narrowing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constructing the flow mechanism of land, strengthening the effort to develop rural education resources, and intensifying the endogenous variables of rural management, ect.

關鍵詞： 社會轉型；農村；人口流動；治理困境

Key words： social transformation; countryside; floating population; governance predicament

中圖分類號：C924.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05-0328-02

1農村人口流動的現狀及成因分析

當前，我國正處于經濟高速增長和波動比較明顯的社會轉型時期，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我國農村人口流動波濤洶涌，令人關注。

1.1 改革開放以來農村人口流動現狀

1.1.1 流動規模大、速度快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我國的流動人口急劇增加，不僅數量大而且速度快。進入本世紀后，就近幾年的情況來看，一方面，全國范圍內的流動人口數量大增。各地流入人口數量除極個別地區略有下降外，其余都在劇增；另一方面，各地區本縣、市內的流動人口數量仍在大幅上升。

1.1.2 流動者以農村剩余勞動力為主，流向上仍舊是從農村涌向城市，從欠發達地區流向發達地區據農業部調查統計，截至2007年，我國外出務工的農民已經超過1.5億人，部分鄉村由于精英流出太多，以致在家鄉務農的人主要成為“603861”部隊，即老人、婦女和兒童。國家統計局的相關統計資料亦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從流向上呈現以下特征：①以近距離的省內流動為主體；②從經濟欠發達地區向經濟發達地區流動；③主要從鄉村向城鎮流動。

1.1.3 流動者素質、技能水平并無明顯提高，從事的基本上仍是“3D”職業“3D”是英文單詞“Danger、Difficult、Dirty”的縮寫。所謂“3D”職業即指危險性大、做起來比較困難、對城市人來說相對骯臟的職業。農村流動人口外出后的主要職業大多是城市人或國有企業的人不愿意從事的體力工作。他們外出只是從原來的鄉村換到另一個可以賺錢的地方而已，而且由于職業的性質，他們自成“圈子”或成為城市的“邊緣群體”，很難與城市人融合。因此流動人口的素質的技能并沒有在高頻的流動中得到提高。

1.2 農村人口流動的成因分析

1.2.1 社會全面轉型是人口流動的總背景社會轉型是指人類社會由一種存在類型向另一種存在類型轉變，意味著社會系統內在結構及其各方面全面而深刻的革命性變革。從社會形態變遷上看：中國社會正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從封閉性社會向開放性社會的社會變遷和發展。也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農村人口流動速度日益加快，數量越來越大。

1.2.2 國家有關政策的放寬和城市門檻降低是農村人口流動的前提條件政策在中國經濟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和地位歷來是十分重要的。對于人口流動來說，政策的威力是強大的。長期以來，受戶籍制度和勞動用工制度的影響，人口的流動，特別是勞動力的自由流動，受到了人為的限制。改革開放從政策上為城鄉人口流動開了綠燈。

1.2.3 剩余勞動力大量增加是農村人口流動的根本原因隨著改革開放和在農村的普遍推行，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和勞動生產率大大提高，人口與土地資源的矛盾日漸突出。以四川省為例，全省人均耕地已不足0.9畝，只相當于全國平均水平的2/3，全省4500多萬勞動力一年中約有一半時間沒活干。同時，全國農村中每年還有大批青年男女陸續進入流動年齡。1978年以來，農村新增勞動力平均每年在900萬人以上。農村對剩余勞動力的巨大“排斥力”逼迫他們向非農產業轉移，向城鎮轉移。

1.2.4 城市建設或城市化發展對勞動力的大量需求使農村人口流動成為可能八十年代中期，城市經濟改革與發展全面展開，城市開發建設的一系列投資優惠政策出臺。按照1978年的價格口徑，從1980年到1987年的七年間，城市投資額年均增長率為17.30%。固定資產投資額的逐年遞增，導致基本建設規模迅速擴大，從而造成城鎮建設對農村勞動力的大量需求。到1988年，建筑業人數中農村勞動者達總數的60.39%。在新增勞動者中，來自農村的達86.46%。

1.2.5 經濟利益的誘惑是農村人口流動的直接動力長期以來，農村生活條件差，經濟來源路子窄，經濟利益誘惑、外出打工賺錢成為農村人口流動的直接動力。杜鷹、白南生等曾在《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流動實證研究》中即充分論證了“農民工外出的動機絕大多數是賺錢”。

2農村人口流動造成的新時期鄉村治理性困境及其表現

人口流動意味著人力、資金、技術以及需求等資源的再配置，因此是社會發展的一個重要變量。近代以來，中國的人口流動大致經歷了這樣三個階段：“不離土不離鄉”、“離土不離鄉”、“離鄉又離土”。而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農民離開農村離開土地以后就不想再回去了，這樣就造成了鄉村發展的相對“空心化”，給鄉村治理帶來了一系列問題。

2.1 高頻人口流動使鄉村穩定備受挑戰首先，農村流動人口外出的主要動機是掙錢，但是他們不一定都能夠尋找到正當的掙錢的機會，其預期目的與現實會產生差距。其次，由于經濟、社會、文化等各方面因素，農村流動人口往往得不到公正的對待，甚至處于被歧視的地位，從而激起內心的不滿。第三，現代意義上的自由是做法律允許做一切事情的權利，自由必須守法。但從鄉土社會的角度看，自由就是不受任何制約。農村流動人口作為掙脫了土地束縛的“自由人”，對現代自由的真諦理解很少。第四，傳統鄉村較穩定，是建立在有勞有得，欲望不高的基礎上。他們進城后，發現城市人并不比他們勞累，生活卻比他們好得多，城鄉差距使他們的心理失衡；城市的繁華生活使他們的欲望急劇膨脹，而他們的消費能力十分有限，從而加劇心理失衡。第五，由于城市管理規則的不完善，農村流動人口的正當權益得不到保護，甚至經常上當受騙，他們往往只能尋求最原始的方式――暴力來處理各種糾紛。只要稍加分析，我么就能看到，在現有體制下，進城農民真正“進城”的是其廉價的勞動力，而勞動力的醫療、教育、住房、培訓等社會權利卻被拒之“城”外。絕大部分流入城市的農民并沒有融入城市主流社會，而是作為“邊緣人群”處于有流動無規則的態勢。當許多人被迫回流于鄉村后，他們把傳統鄉土秩序已經遺棄，而現代城市文明規則和秩序卻尚未內化。因此，他們作為特殊群體，便嚴重沖擊著鄉村社會秩序，影響社會穩定。

2.2 大量人口流動使鄉村人口結構“空心化”趨向嚴重所謂鄉村發展的“空心化”，是指支撐鄉村可持續發展和文明轉型的資金、技術、知識、人才和需求等資源大量流失，鄉村治理可利用的手段嚴重匱乏，從而陷入鄉村發展的困境。不可否認，在農村人口流動中，一些農民精英往往寓資金、技術、知識和人才于一身，并對城市文明形成強大的親和力。他們與農村的聯系僅僅是戶籍和身份證，隨著戶籍制度改革，他們與原住地的聯系會完全中斷。在這樣的情況下，農村人口結構日益趨向“空心化”，留守農民中就出現了“603861”部隊，即老人、婦女和兒童，從而嚴重制約鄉村的發展。

2.3 土地經營分散化和使用權的絕對化大大限制了三農問題的解決農村人口流動并未帶來農地經營的“規?；?。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民工潮”，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我國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局勢。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大規模流動，成為農村土地通過規模經營獲取社會平均利潤的必要條件，但并非充分條件。實踐表明，在當前我國農村土地制度仍舊實行家庭承包制的情況下，農村人口流動并未帶來土地流動。造成如此窘境，原因主要是國情所致。我國一直呈現人多地少的緊張局面，人地關系“剪刀差”式的發展趨勢直接造成我國耕地資源結構的嚴重失衡。在人口壓力下，土地對于農民而言，首先表現為“生存資料”，活命的基礎，而不是“資源優化配置”的生產要素，農地所承載的社會保障功能在逐漸“超越”其生產功能。土地的家庭承包，不僅造成土地的細碎化、分散化，難以形成“規模經營”可持續發展，而且造成土地難以流轉，難以按資本、技術、知識相對優勢來配置土地。農民流動造成的土地撂荒、拋荒等現象，直接影響農業勞動生產率和農村的健康有序發展。

2.4 人口流動加速了鄉村社會的分層，社會整合程度降低，治理難度加大流動加速了農民經濟收入差距的拉大，進而加速了鄉村社會的分層，這種貧富差距帶給留守農民更大的“失衡感”。而流動使農民的現代性提升傳統性下降，誠如周曉虹所說：“農民流動本身就是一所培養農民現代性的大學校?！眹鴥韧鈱W者的實地調查研究也表明，流動會促使農民現代性增強與傳統性削弱。城市生活參照系的絕對優勢使未流動農民內心逐漸產生并積聚起一種強烈的“不斷增強的受挫感”?！八麄兏惺艿降氖撬麄兣c城市居民之間的生活差距并非因經濟發展而帶來一種縮小，現實使未流動農民的‘期望―收益比’變得無法彌合”這些都直接導致了農民對現有權威政治的疏離和文化認同下降，加大了社會治理難度。

3多措并舉，共同架設走出鄉村治理困境的橋梁

在構建現代社會的進程中，鄉村治理結構的重建，亟待政府、社會及鄉村等對現有社會資源重新配置和組合，尤其是政府要不斷完善已有制度安排并適時進行制度創新，加快城鎮化建設的速度，加大對農村的投資力度，盡快走出農村的治理的困境。

3.1 加快建立健全鄉村社會保障制度，規范鄉村社會結構改革開放后，隨著家庭承包責任制的實施，農民的醫療、教育、養老等社會保障也逐步“土地化”。高頻的農村人口流動改變著農村原有的社會結構，伴隨著鄉村精英階層的外流，長久居住在農村的人口已一步步趨向老齡化、婦女化和兒童化。因此，政府應加快鄉村社會保障體制的建設，盡快建立健全財政投入機制和出臺制定社會資金回流鄉村的導向性政策。全面保證政府對鄉村財政投入的連續性和穩定性， 充分發揮政府在社會資源配置中的作用。

3.2 加大對農村農業的投資力度，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當前農村農業發展滯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資金缺乏，科技落后，農村精英的大量流失。因此，政府部門應加大對農村農業的投資力度，建立健全農村的公共衛生設施，教給他們資金運作和賺錢的方法，加大對農村各項政策實施情況的監督，同時輔以科技扶持，引導農民在技術創新上走出發家致富路子，全面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

3.3 加快城鎮化建設步伐，縮小城鄉差距，促使社會資源有序流動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特征?？s小城鄉差距已成為鄉村治理走出困境的必然選擇。由于我國特殊的國情，我國城市化的道路應當以積極發展小城市為主，走小城鎮化之路。為此，各級政府就應該在統一規劃的基礎上，制定優惠政策以吸引那些有經濟實力但不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口聚集到小城鎮。通過小城鎮建設促使社會資源有序流動，不斷縮小城鄉差距。

3.4 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機制，促進土地“規?；苯洜I建立在土地的家庭承包經營基礎上的統分結合、雙層經營體制是中國農業的基本經營制度。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家庭經營的內涵發生了變化，農業生產的專業化、商品化、市場化程度大大提高。因此，面對農村人口大量外流，部分土地無人經營、管理的現象，政府應加速建立健全農村土地流轉機制，從根本上促進土地的專業化和規?；洜I，解決流動人口面對土地的困境。

3.5 加強鄉村教育資源開發力度，塑造現代農民，強化鄉村治理的內生變量鄉村的主體是農民，農民的狀況如何，將直接影響鄉村治理的成敗。加強鄉村教育資源開發力度，不斷提高農民素質，塑造新型農民，已成為鄉村治理成敗的關鍵。只有改造農民、教育農民、提高農民素質，才能改變農民的地位，實現農民的解放，才能釋放作為鄉村治理主體的農民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才能在此基礎上由傳統農民過渡到現代農民。目前就是要大力推進農民的教育培訓，逐漸消除農村的文盲半文盲現象，培養一大批有知識、懂技術、會管理、明法律的農業勞動者。并通過教育破除各種陳規陋習、等級觀念、封建殘余，樹立民主、法治、平等的現念，全面造就具有現代商品市場意識的新型農民。使農民成為鄉村治理的真正主宰。

總之，鄉村治理不能離開農民來進行，而不改變農民長期以來形成的某些落后觀念和行為方式，不僅難以提高農民的社會主義覺悟，也談不上鄉村的現代化。作為鄉村社會主體的農民綜合素質的提高，不僅是鄉村社會全面發展的重要保證，而且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內容和鄉村治理成功的重要標志之一。

參考文獻：

[1]徐斐．社會轉型時期的行政改革與發展觀[J]．甘肅行政學院學報，2000，（2）.

[2]張曉山．簡析中國鄉村治理結構的改革[J]．管理世界，2005，（5）．

[3]杜鷹，白南生等.走出鄉村――中國農村勞動力實證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1998．

[4]徐勇．掙脫土地束縛之后的鄉村困境及應對――農村人口流動與鄉村治理的一項相關性分析[J]．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2）．

[6]周曉紅.現代化進程中的中國農民[M].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8.

篇4

宋國權：改革開放以來，銅陵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長足進步。根據市統計局的資料，2012年與1978年相比：全市生產總值由2.1億元增至621.3億元，年均增長12.6%；農民人均純收入由165元增至9847元，年均增長12.4%；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有記錄以來的1990年的1359元增至2012年的24685元，年均增長13.4%。這些成績是有目共睹的，也是來之不易的。

但與此同時，銅陵作為一個依礦設市的資源型城市，經濟結構比較單一，新興產業相對滯后，城市建設、生態環境和社會保障欠賬較多，在發展過程中也累積了不少矛盾和問題。比如說，人均生產總值與人均收入水平不協調、工業化率與工業化水平不協調、城市化率與城市功能不協調、市場要素和市場秩序不協調、生態條件和環境質量不協調，正是在思索、摸索如何解決這些矛盾和問題的過程中，我們進一步堅定了轉型發展的決心。

眾所周知，資源型城市的根本出路就是轉型發展，這方面有不少深刻的教訓。舉個例子，曾是美國第四大城市的底特律，全市財政收入的80%依靠汽車產業?？墒墙陙砻绹囀袌霾痪皻猓谑堑滋芈扇丝诹魇?、稅收萎縮，最終淪落到破產?？梢?，如果一個城市產業單一又不能轉型發展，風險是很大的。

《決策》：轉型是一項系統工程。銅陵作為老工業城市，轉型的壓力不僅來自于經濟，也來自于生態環境、社會民生等方方面面。銅陵應該走一條什么樣的轉型之路，才能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

宋國權：2013年11月，國務院公布《全國資源型城市可持續發展規劃（2013-2020年）》，將全國262個資源型城市劃分為成長型、成熟型、衰退型和再生型四種，而銅陵就被劃分為衰退型城市。可以說，資源枯竭的壓力也在倒逼銅陵加快轉型。

對于銅陵來說，加快轉型發展必須堅持在發展中轉型、在轉型中發展，處理好總量與質量、存量與增量、產業與城市、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以系統思維謀劃轉型。具體來說，首先要加快修編新一輪城市總體規劃，啟動編制產城一體、節能環保、化工新材料、PCB產業發展等專項規劃，以科學規劃引領轉型。其次要深入推進千億產業引領、百億企業服務、中小企業希望和民營經濟促進“四大工程”，進一步完善促進園區、民營經濟、現代農業加快轉型發展的相關政策，以政策措施促進轉型。再次要深入落實“項目建設年”活動，著力加快開發園區、現代城市和美好鄉村建設，以項目和平臺建設支撐轉型。

銅陵的轉型只有立足自身的比較優勢，把握階段性特征，找準發展與轉型的“黃金平衡點”，加快產城一體、城鄉一體、港城一體化進程，才能最終走出一條具有銅陵特色的集約化、內涵式、追趕型轉型發展的路子，從而真正實現銅陵經濟、社會、生態的可持續發展。

《決策》：如您所說，銅陵轉型發展的基礎是立足自身的比較優勢。銅陵的比較優勢在哪里？

宋國權：銅陵的比較優勢我認為可以從四個方面去把握。第一，作為工業城市的銅陵，產業基礎比較厚實，市場發育比較充分，特別是銅產業特色鮮明。所以銅陵要堅持工業強市戰略，大力改造提升優勢產業、培育新興產業，加快構建現代產業體系，實現產城一體發展。

第二，作為山水城市的銅陵，生態資源豐富、城市化率較高，是全省城鄉一體化發展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所以銅陵要堅持城鄉統籌戰略，加快建設美好鄉村、深化配套改革，實現城鄉一體發展，切實將銅陵打造為“中國古銅都·生態山水城”。

第三，作為港口城市的銅陵，擁有國家一類開放口岸，是萬噸級海輪進江終點港。所以銅陵要積極對接上海自貿區和長江經濟帶，深入謀劃“港口經濟”、“高鐵經濟”，加快推進“跨江發展”，實現港城一體發展。

最后作為文化城市的銅陵，市民受教育的程度比較高，并且思想解放、包容性強，對銅陵的發展有信心、有期待，我認為這也是銅陵轉型發展的優勢所在?？傊~陵的轉型就是要做到在城鄉一體上“先行先試”、在產城一體上“先人一步”、在港城一體上“后來居上”，最終在轉型發展上“當好示范”。

《決策》：既然轉型發展的路線已經指明，那么銅陵給自己設定了一個怎樣的目標？

宋國權：2014年是深入貫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2015年是“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2016年銅陵將迎來建市60周年。未來三年可以說是銅陵深化改革、轉型發展的關鍵時期，銅陵的總體目標就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規劃。包括提升發展質量效益和居民收入水平，率先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教育現代化和城鄉一體化，為基本實現現代化打下堅實基礎。這個總體目標也可以分解為三個方面：構筑世界銅都、建設幸福銅陵和提升皖中南中心城市地位。

構筑世界銅都，是將銅產業發展的潛力和空間充分釋放，在“十二五”末基本形成以銅冶煉為基礎、銅加工為主體，銅貿易體系完善、科技研發實力較強的世界級現代化銅產業基地。同時，二產三產雙輪驅動、融合發展，經濟規模和主導產業規模跨上千億元臺階，初步將銅陵打造成為全國重要的先進制造業基地。

篇5

[摘要]公共選擇理論從理性的經濟人假設出發分析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公共管理組織也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一面。體制及制度上的缺陷造成鄉村兩級公共組織為各自利益進行博弈，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和村委會過度行政化是當前鄉村關系失范的主要原因。完善制度、規范政府行為、培育自治性組織和提高鄉村人員素質是治理鄉村關系失范的必由之路。

[關鍵詞]公共選擇鄉村關系治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浪潮的推動下，中國鄉村社會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中，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層社會。在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型期，建設一個和諧的鄉村社會是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鄉村關系治理的現實實踐中，鄉村關系到卻出現了一些失范現象。其中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和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是當前鄉村關系改革和發展的難題，嚴重制約了鄉鎮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發展。

一、公共選擇理論闡釋鄉村關系失范

公共選擇理論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作為行政管理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它將公共選擇的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管理活動及各個領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公共選擇即非市場的集體選擇，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市場制度中人的行為與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為納入同一分析軌道，即經濟人模式。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行為假定是：人是關心個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經濟人。公共選擇理論家基于這個出發點，分析了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他們認為，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組織者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充滿公益心，相反他們的和常人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們首先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和組織機構的利益，然后才會照顧公眾的利益。公共選擇理論假定適用于不同的領域，既適用于政府部門組織也適用于非政府部門的自治組織。

鄉村關系失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具體說主要集中在對村委會人事權、財政權以及農民生產經營自的非法干預上，體現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各個環節之中；二是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和“過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會成為鄉鎮政府的一個下屬辦事機構或一級“準政權組織”，后者指村委會單純從本社區利益出發，不愿接受鄉政府指導，對承擔的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責抱著消極、冷淡的態度。

從鄉村關系失范的具體表現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兩個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的公共管理組織都力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將自身權益影響或擴展到對方。當然，在追求自身組織利益而努力去影響或限制它組織利益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組織中的人，是受到他們自身利益的驅動、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從而造成鄉村關系失范。

二、鄉村關系失范的影響因素

公共選擇是相對于市場選擇而言，一般來說，在市場選擇中當市場機制不健全或市場還未成熟時，經濟人就會在市場缺陷中尋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機，而不是靠公平競爭獲利。同理，政治體制的不完善，也給公共組織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機。

(一)壓力體制下鄉鎮政府強權

鄉鎮政府作為我國鄉村地區基層政權組織，處于我國權力運作體制中的最末環節。長期以來我國權力運作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壓力型體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級政府為完成上級下達的經濟趕超指標，采取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績效評價體系。這決定了國家在農村的各項發展目標、計劃、任務最終要靠鄉鎮政府加以貫徹落實，也迫使鄉鎮領導和鄉鎮干部想方設法去完成上級部署的各項任務，如計劃生育、征兵、糧食種植，稅款征收等。為此，鄉鎮利用對村干部的去留決定權和工資報酬權將指標再度分解分配給村民自治組織特別是村委會，并利用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執行，這就造成村民自治組織自治權限大大縮小，從而使鄉政府與其的角色關系扭曲。

(二)鄉村治理法制建設存在缺陷

實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論上說村民自治委員會與作為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并無行政隸屬關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導與合作關系，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從此我們可以看出法律對村委會和鄉鎮政府關系的規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則化的，既沒有對“指導、支持和幫助”的范圍給以合理確定，也沒有對村民自治的領域給以明確表述，這在客觀上導致規范鄉村關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給不足和空隙過大。鄉鎮政府擁有比村民較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資源，再加鄉鎮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制衡。這種制度的空隙客觀上成了基層干部利益群體謀求自身利益的活動空間，他們能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間去對村民實現制度侵權。

(三)村委會雙重角色失衡

村委會作為法定的村民自治組織，是經過村民授權來控制與管理社區資源，體現和維護村民利益并通過為村民服務來贏得他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實際中村委會又承擔了鄉政府分配給某些行政職能。這樣，村委會便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要貫徹上級方針政策，代表鄉鎮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屬于自治范圍內的工作，分別體現鄉鎮意志與村民意志。雖然在人民的國家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因為中國所要實現的后發外向型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強制的現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較短的時間內即適應并接受原生型現代化國家在很長的時間內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歡迎的國家任務和要求要通過村委會去強制執行，同時，鄉鎮政府自身利益的也會搭上制度化轉型的便車進行擴張。雙重角色必然產生雙重對策，一方面村委會順從鄉鎮政權，成為鄉鎮政府的辦事機構執行命令或進一步搭便車“自我擴張”，另一方面從自身利益出發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進行游說、消磨甚至抵制，村級反控制力量的成長使鄉村關系處于緊張狀態。

三、對鄉村關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選擇理論關注的中心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通過在公共部門中恢復競爭，引入市場機制，打破政府壟斷，從而將政府的一些職能釋放給市場和社會。從總體上看，鄉村關系失范主要在于鄉鎮政府對村委會合法權益的侵蝕造成的矛盾和沖突，治理的關鍵在于鄉村雙方的良性互動：

(一)完善法律法規，明確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職責權限

要實現鄉鎮政府與村委會良性互動，首先要確立二者是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是無直接隸屬關系的平等法人關系。中國農村社會正處于急劇轉型期且地區發展不平衡，鄉鎮與村集體的利益邊界和權限范圍往往是模糊的、變動的，現行的法律只是設計較為寬限的法律框架，并沒有程序性規定。要明確鄉鎮與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職責權限，一是根據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立的鄉政村治原則精神，各級人大制定關于鄉政村治特別是村民自治的實體性法規，明確劃分鄉鎮和村的利益邊界及管理權限，哪些事項需要鄉鎮政府“指導、支持和幫助”，哪能些事項需要村委會“協助工作”。明確的外延和內涵使國家的法律法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鄉鎮政府得以順利貫徹，村民利益通過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實現。這樣鄉鎮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認可擁護，違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絕，同時村委會的雙重角色大體平衡，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使鄉鎮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在制度規范上有機銜接起來。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務型鄉鎮政權組織

改變政府形象，規范政府作為，首先要在體制上解放鄉鎮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壓力型政治體系，使鄉鎮從繁重的數字化指標任務中解脫出來。再造政府基層組織體系方面不是繼續精簡，因為現有框架下精簡已經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績效而不是裁減人員，鄉鎮改革的目標是讓鄉鎮只有最基本的社會事務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災、優撫等。鄉鎮政府不應該對經濟增長目標負責，也不應該對自身財政負責，更不應有自我擴張和資源掠奪行為，鄉鎮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與民間組織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資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務與發展社會福利事業領域，提高服務能力。

(三)培育自治組織，增強村委會自治能力

民間自治組織是溝通政府與公民重要橋梁。政府與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個中介組織的協調，一方面各種民間組織及時把其成員對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議、批評集中起來轉達給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對相關問題的處理意見傳達給其成員。同時民間組織對政府行為構成強有力的制約，適應了農民豐富多彩的社會需要，民間自治組織大量成長，政府就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制約，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組織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從利益行為。因此國家應從體制上消除對民間組織不合理限制，使各種形式各種功能的農村民間自治組織有寬松的成長發育環境，如村委會、各種農民協會、養殖協會等。在民間組織發展過程中，不斷探索實施規范管理的新體制，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良性互動關系。村委會作為村民法定的自治組織，在村務管理方面更應擔負起責任，只要不偏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對村莊重大事項具體負責實施并自覺接受村民監督，加強自我決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強村莊“自主性”，這樣才能理順村莊和鄉鎮政府關系。

(四)提高鄉村人員素質，實現由經濟人向社會人轉變

在處理鄉村關系過程中，人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鄉村關系不協調很大程度上同鄉村干部素質低下，農民覺悟不高有關。表現在鄉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眾、、人治觀念、，表現在村民群眾中則是文化水平低，覺悟不高，缺乏契約合作意識，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義傾向。因此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在鄉村社會樹立現代民主觀念、法制意識和契約精神，鄉鎮干部要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提高認識，改進方法，依法履行“鄉政”職責，充分認識到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對鄉村管理應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經濟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應尊重村民自治權和村委會的相對獨立性，增強服務意識、公仆情結；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職責，加強自身建設、增強自治能力，自覺協助鄉鎮政府做好各項工作，引導農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當家人”。從根本上說，要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由理性的“經濟人”向為民服務的“社會人”轉變，實現鄉鎮民主管理與村民自治良性互動，共同建設和諧的鄉村社會。

[參考文獻]

[1]陳振明政策科學--公共政策分析導論（第二版）[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美]布坎南自由市場和國家[M]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8

[3]徐學通村民自治中的困境：村委會的行政化傾向[J]行政與法2003（10）

[4]宋敬本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C]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28

篇6

今年，文大叔早早就對苗年開始期待，還和鄰居們討論到底會有多少游客來到寨子一起吃長桌宴。他家的民宿從春天路邊野花盛開，一直忙到國慶稻米收割，過去幾十年從來沒有這么多人來到過龍塘。

穿過山中薄霧進村，吃過龍塘魚醬的人，都說“龍塘不錯”。

龍塘是融創中國深度參與鄉村振興的案例之一。2018年融創中國聯合友成企業家扶貧基金會進駐幫扶，2019年全村脫貧成效檢查通過，2020年幫扶成果移交，2021年融創宣布繼續支持龍塘鄉村振興工作。曾經被千米海拔深山“封印”，大部分青壯年流失到廣東、福建、浙江、北京打工，老幼留守、村落衰敗、年關冷清的百年老寨，復活了。

“民族要復興，鄉村必振興”。鄉村振興是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再向前一步，為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奠定堅實基礎，推動“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鄉村圖景實現。

融創中國之前積極參與了13省21村的幫扶工作，2021年又深度參與鄉村振興，并從龍塘的鄉村振興實踐中總結經驗，在重慶中益鄉、延安萬莊等大量幫扶項目開展中進行補充迭代，歸納了基于企業責任和自身資源的融創鄉村振興模式：通過文旅切入，實現“四推動、五振興”，切實助力鄉村在產業、組織、文化、人才、生態維度上全面振興。

1

以文旅帶動一產、二產，打牢產業基礎，推動鄉村產業結構優化

農村窮，是因為產業弱。據統計，2020年我國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值為2.56，在世界范圍內處于偏高水平，意味著我國城鄉之間的收入差距較大。城鄉產業差距是導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大部分農戶為了保障生活水平，不得不外出打工。人才外流，又進一步削弱了鄉村的產業基礎，尤其是在偏僻地區。

建立合理的產業體系，成為改變鄉村現狀，實現鄉村振興的主要抓手之一。融創在龍塘村的幫扶過程中發現，此前因為交通閉塞，龍塘保留了良好的自然資源，且有完整的苗寨村落風貌和苗族的人文環境，具備做文旅鄉村的基礎。

而融創自身在文旅產業方面有技術優勢和運營基因。因此，“文旅切入”成為龍塘鄉村振興的第一落點。融創依據龍塘自然人文資源，定制了觀光游+苗鄉生活方式深度體驗的多層次文旅產品體系。

常年在雷山縣城打工、老房閑置的村民文武家和另外一家貧困戶的房子被融創與友成基金會幫扶項目組整體翻修，改造成荷塘雅苑、糧倉樓，做成了示范民宿。并因此帶動了村里15戶村民相繼自發改造了自家老房子，開起民宿和商店。

融創又聯合知名設計師孟凡浩建造了“龍塘山房”這一高端民宿IP，和村民家的民宿形成產品錯落搭配。大體量民宿形成配套，龍塘的村容、道路、居住設施也得到規劃、修整和升級，龍塘也具備了接待游客的前提條件。

改造好“硬件”，經過企業自身資源和平臺導流，大量游客涌進龍塘和村民們一起過上苗年、魚凍節。預計2021年全年，龍塘接待游客數量將突破萬人，為龍塘帶來三百萬元左右的收入。有了客流和知名度，再加上文旅產業建立之后部分青壯年回歸，龍塘的產業被真正激活。

在此基礎上，融創聯合友成基金會又對龍塘村產業進行了調優升級。一方面，支持龍塘的農業產業優化升級、提升農產品附加值，協助龍塘打造“龍塘好物”自有農產品品牌；另一方面，通過消費扶貧方式，打通推廣渠道，帶動龍塘村合作社銷售本地魚醬酸、茶葉、玫瑰花等產品的市場化運轉，形成可持續模式。

農村是中國傳統生活方式和民俗文化的“博物館”，像龍塘這樣的少數民族聚集區不僅具有數百年歷史，還保有有自己獨特的技藝和文化習俗。因此，融創在龍塘挖掘苗鄉非遺文化，通過技藝、技能培訓打造“繡娘團”和扎染、苗繡等文化特色產品，搭建文化產業，增加龍塘產業體系的立體性和體驗感。

建立產業體系是融創鄉村振興模式的抓手。通過文旅切入帶動一產、二產，龍塘形成了旅、農、文鄉村“新三產”的跨界深度融合，用產業化思維推動了龍塘產業結構優化。通過產業帶動，一方面增加了農民收入，并打造經營性收入、工資收入與財產性收入的多樣化增收體系；另一方面，調動了村民參與鄉村建設的積極性，形成安居樂業的鄉村新生活方式；此外，還通過產業化運作，增加了公益觸點，拓展了公益場景，讓更多人有機會參與到鄉村振興中。

2

建設鄉村治理體系，強化人才支撐，推動可持續運營

2018年12月，龍塘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成立。之前在外打工、夏天才回村的文遠勝看到村里的新變化之后，決定留在村里，加入合作社。文遠勝的父母強烈反對，但他自己則異常堅定。

合作社組織開展了生態稻米種植和銷售試點工作，文遠勝和另外6名村民積極響應。今年他們種植的 6.9畝紅米，5.4畝香米，預計產值可達11.7萬余元。除了村里的經營性收入，種地的收入也提高了，又可以陪著家人孩子，文遠勝的生活有了富足感。

組織村民開展生態稻的種植和銷售試點，推動農業產業的生態化發展之外，融創和友成基金會幫扶項目組還以合作社為基礎，帶動成立了非遺發展小組、社區應急響應隊、導賞員小組、民宿發展管理小組等，通過一個人帶動一批人，通過一批人影響一村人。

非遺工坊成立的時候，在外打工的潘曉芬也和丈夫回到了龍塘。她很快成為非遺工坊第一批參加培訓的“繡娘團”成員。她們的蠟染、苗繡產品，現在已經成了村里的特色旅游產品。潘曉芬自己在今年也成了非遺工坊的負責人，開始培訓更多年輕女性成為“繡娘”。

沒有產業引不來“金鳳凰”、留不住“能人”是以前鄉村的痛點。現在的龍塘有了產業體系，人才能不能跟上、有沒有成長空間、愿不愿意留下來成為鄉村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在龍塘村，鄉村旅游專業合作社在融創和友成基金會的指導下成立，之后又以合作社為示范，引導村民自發組織了各類經濟、技能培訓、文娛、公益小組。幫扶項目組還展開了一系列培訓，這些培訓包括了餐廳和民宿的運營管理、蠟染和苗繡的技藝技能學習、非遺文化和非遺產品的市場推廣、生態農產品的種植技術，以及合作社等小組的管理知識和龍塘旅游產業發展的各項機制等等，逐步培養提升龍塘村民的運營和市場開拓能力，達到“授之以漁”的效果。

合作社資金互助小組也在融創與友成基金會的推動下成立。通過資金互助的方式解決村民在生產經營和生活提升方面碰到的資金問題，同時又將利息收入歸還于龍塘，用于敬老社員的生活改善。

龍塘的生產、管理方面有了組織協作體系，過去農戶自給自足、各自為戰的狀況被改變，村民之間再也不是“小散”關系。通過生產經營管理培訓、職業技能培養、資金互助，龍塘的村莊治理能力也得到提升，有能力的村民也可以在新的體系中找到位置，發揮更大作用。村民有了成就感和可持續運營能力。

在中益鄉，融創捐贈建設初心學院，聯合清華大學開展黨建引領、組織振興工作。清華大學鄉村振興重慶石柱遠程教學站、清華大學思政課實踐教學基地在初心學院掛牌，面向黨政干部、企業管理者舉辦高層次教育培訓，加強管理人才隊伍建設，提高治理能力，提升企業的管理水平。

以初心學院探索“黨建引領”，不僅讓中益鄉實現了組織振興和人才振興，教學基地的模式也搭建了中益鄉和校企資源的長期聯結路徑，形成了開放性的人才培養體系。

融創認為，鄉村振興模式中，產業是實現目標的路徑，人則是一切的基礎和源點，通過人才培養激活人的因素，才能激活鄉村的內生動力，推動鄉村產業和治理體系的可持續發展，這是融創鄉村振興模式的關鍵。

3

改善人居環境，復活風俗風貌，推動人文宜居生態

鄉村和城市的主要差距體現在現代化程度上，但鄉村的生產生活方式都具有其獨特性，大量民風民俗和建筑風貌還帶有文化的傳承功能，需要被充分尊重，這是融創開展鄉村振興工作的原則性前提。

例如，龍塘是一個擁有千年歷史的傳統村落，至今保留了大量傳統建筑。全村285戶中有苗寨吊腳樓200余座，其中一百年以上的傳統建筑就有9座。村里還有大量古樹和一口古龍井，每逢新年和嫁娶，龍塘人都會去古井挑水取一個好的寓意。

位于石柱縣武陵山區大風堡原始森林深處的中益鄉，是土家文化的傳承地。融創聯合清華大學設立了非遺研培點，啟動非遺傳承人研培計劃，針對本地百姓和相關愛好者提供技術培訓，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和發展。

文化是鄉村生活方式中不可缺失的精神內容和身份認同。融創認為，尊重鄉村風俗風貌，才能達成鄉村振興的真正意義，實現鄉村和城市的融合發展。

因此，融創在鄉村振興模式中，會先對鄉村的資源和文化進行摸底和系統梳理，做因地制宜的文化激活，不搞標準化設計，不建“歐洲村”，不盲目推進現代化，重點做人居改造和歷史人文特色景觀帶的打造。

在被幫扶之前，龍塘村委會主任文沖有一個心愿：改造之后的龍塘仍“保持原有的生活形態，不走過于商業化道路，而是做成一個苗家生態核心博物館。”

龍塘幫扶建設期完成并運營迄今的一年內，文沖的愿望實現了。龍塘的傳統習俗和文化被相對完整地保留下來，苗年、魚凍節、吃新節等重要節日比以前更加熱鬧，游客們來到龍塘和村民一起跳蘆笙、抓魚、斗鳥、拔河、賽苗歌、斗牛，還喝上了村民自釀的米酒。住吊腳樓、深度體驗龍塘的民俗文化已經成為最吸引游客們的旅游項目。

在重慶中益鄉，融創根據村里的生態和歷史文化，捐贈打造初心學院、畢茲卡里、中華蜜 蜂谷、伴鄉原宿四大項目，帶來了中益鄉基礎設施的巨大改善。一套綿延 6 公里的景觀谷地在“鄉村地文化渲染+旅游產業喚醒”理念中，復原了中益鄉的土家文化和鄉村文化，同時融入紅色主題游，打造旅游體驗和文化教育復合功能空間，讓它成為了被激活的中國傳統村落人文宜居新樣本。

通過鄉村振興復活傳統村落和文化，提供一個區別于城市的美好生活樣本，這是融創做鄉村振興看到的另一層重要意義。

4

做好教育幫扶，提供多樣化教育支持，推動下一代看見美好

鄉村化的生活方式和城市生活沒有絕對的好壞之分，但鄉村的教育資源和城市的差距卻顯而易見。因此，教育幫扶是融創鄉村振興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在教育扶智方面，融創將英苗培養計劃帶進大山，用教育的力量讓龍塘的未來煥發生機，嫁接自身文旅及文化資源，打造“一進+一出+全面探訪”的助學模式，更深度、長線地為龍塘等鄉村的孩子提供多樣化教育支持。

針對鄉村學校教育設施、教學器材等硬件和課程落后、信息“軟資源”鴻溝兩大方面的不足，融創一方面通過捐贈教學器材、改善學校設施，提升學校的課堂教學質量；另一方面通過募集網上名校精品課程，搭建英苗書屋，邀請部分師生代表走出大山體驗外面的世界，開拓師生視野，建立信息獲取渠道和意識；此外，融創還通過教育基金方式給具備特定條件的學校、學生提供更多維度支持。

通過教育幫扶，讓鄉村的孩子親身體會到愛心的溫暖，發現更美好的世界，對未來抱有信心和希望，這是融創做鄉村振興的一點心愿。

篇7

[關鍵詞] 公共選擇 鄉村關系 治理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建設浪潮的推動下，中國鄉村社會正處于急劇的社會變遷之中，經濟發展、體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層社會。在農業大國向工業大國的轉型期，建設一個和諧的鄉村社會是促進和諧社會建設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鄉村關系治理的現實實踐中，鄉村關系到卻出現了一些失范現象。其中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和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是當前鄉村關系改革和發展的難題，嚴重制約了鄉鎮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發展。

一、公共選擇理論闡釋鄉村關系失范

公共選擇理論包括廣義和狹義兩種解釋，廣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經濟學理論的一個重要流派，是將經濟學應用于政治科學；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是作為行政管理學的一個流派而存在，它將公共選擇的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管理活動及各個領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執行。公共選擇即非市場的集體選擇，公共選擇理論的宗旨是把市場制度中人的行為與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為納入同一分析軌道，即經濟人模式。

公共選擇理論的基本行為假定是：人是關心個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經濟人。公共選擇理論家基于這個出發點，分析了公共管理組織的行為，他們認為，公共管理組織及其組織者并不像人們所認為的那樣充滿公益心，相反他們的和常人沒有什么區別，都是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經濟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們首先追求的是個人利益和組織機構的利益，然后才會照顧公眾的利益。公共選擇理論假定適用于不同的領域，既適用于政府部門組織也適用于非政府部門的自治組織。

鄉村關系失范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鄉鎮政府的越位侵權，具體說主要集中在對村委會人事權、財政權以及農民生產經營自主權的非法干預上，體現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選舉、民主管理、民主決策和民主監督各個環節之中；二是村委會的過渡行政化和“過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會成為鄉鎮政府的一個下屬辦事機構或一級“準政權組織”，后者指村委會單純從本社區利益出發，不愿接受鄉政府指導，對承擔的協助鄉鎮政府開展工作的職責抱著消極、冷淡的態度。

從鄉村關系失范的具體表現我們可以看出，作為兩個緊密聯系又相對獨立的公共管理組織都力圖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將自身權益影響或擴展到對方。當然，在追求自身組織利益而努力去影響或限制它組織利益的過程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組織中的人，是受到他們自身利益的驅動、追求個人效用最大化，從而造成鄉村關系失范。

二、鄉村關系失范的影響因素

公共選擇是相對于市場選擇而言，一般來說，在市場選擇中當市場機制不健全或市場還未成熟時，經濟人就會在市場缺陷中尋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機，而不是靠公平競爭獲利。同理，政治體制的不完善，也給公共組織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機。

(一)壓力體制下鄉鎮政府強權

鄉鎮政府作為我國鄉村地區基層政權組織，處于我國權力運作體制中的最末環節。長期以來我國權力運作體制在某種程度上可稱為壓力型體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級政府為完成上級下達的經濟趕超指標，采取數量化任務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質化的績效評價體系。這決定了國家在農村的各項發展目標、計劃、任務最終要靠鄉鎮政府加以貫徹落實，也迫使鄉鎮領導和鄉鎮干部想方設法去完成上級部署的各項任務，如計劃生育、征兵、糧食種植，稅款征收等。為此，鄉鎮利用對村干部的去留決定權和工資報酬權將指標再度分解分配給村民自治組織特別是村委會，并利用強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執行，這就造成村民自治組織自治權限大大縮小，從而使鄉政府與其的角色關系扭曲。

(二)鄉村治理法制建設存在缺陷

實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論上說村民自治委員會與作為基層政權的鄉鎮政府并無行政隸屬關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導與合作關系，根據《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四條規定“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對村民委員會的工作給予指導、支持和幫助，但是不得干預依法屬于村民自治范圍內的事情。村民委員會協助鄉、民族鄉、鎮的人民政府開展工作?！睆拇宋覀兛梢钥闯龇蓪Υ逦瘯袜l鎮政府關系的規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則化的，既沒有對“指導、支持和幫助”的范圍給以合理確定，也沒有對村民自治的領域給以明確表述，這在客觀上導致規范鄉村關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給不足和空隙過大。鄉鎮政府擁有比村民較多的政治、經濟、文化和組織資源，再加鄉鎮權力缺乏有效的約束制衡。這種制度的空隙客觀上成了基層干部利益群體謀求自身利益的活動空間，他們能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間去對村民實現制度侵權。

(三)村委會雙重角色失衡

村委會作為法定的村民自治組織，是經過村民授權來控制與管理社區資源，體現和維護村民利益并通過為村民服務來贏得他們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實際中村委會又承擔了鄉政府分配給某些行政職能。這樣，村委會便扮演了雙重角色，一方面要貫徹上級方針政策，代表鄉鎮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屬于自治范圍內的工作，分別體現鄉鎮意志與村民意志。雖然在人民主權的國家內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沖突不可避免，因為中國所要實現的后發外向型現代化本質上是一種強制的現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較短的時間內即適應并接受原生型現代化國家在很長的時間內所發生的種種變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歡迎的國家任務和要求要通過村委會去強制執行，同時，鄉鎮政府自身利益的也會搭上制度化轉型的便車進行擴張。雙重角色必然產生雙重對策，一方面村委會順從鄉鎮政權，成為鄉鎮政府的辦事機構執行命令或進一步搭便車“自我擴張”，另一方面從自身利益出發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進行游說、消磨甚至抵制，村級反控制力量的成長使鄉村關系處于緊張狀態。

三、對鄉村關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選擇理論關注的中心是政府與社會的關系，通過在公共部門中恢復競爭，引入市場機制，打破政府壟斷，從而將政府的一些職能釋放給市場和社會。從總體上看，鄉村關系失范主要在于鄉鎮政府對村委會合法權益的侵蝕造成的矛盾和沖突，治理的關鍵在于鄉村雙方的良性互動：

(一)完善法律法規，明確鄉鎮政府與村委會的職責權限

要實現鄉鎮政府與村委會良性互動，首先要確立二者是相對獨立的利益主體，是無直接隸屬關系的平等法人關系。中國農村社會正處于急劇轉型期且地區發展不平衡，鄉鎮與村集體的利益邊界和權限范圍往往是模糊的、變動的，現行的法律只是設計較為寬限的法律框架，并沒有程序性規定。要明確鄉鎮與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職責權限，一是根據憲法和《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確立的鄉政村治原則精神，各級人大制定關于鄉政村治特別是村民自治的實體性法規，明確劃分鄉鎮和村的利益邊界及管理權限，哪些事項需要鄉鎮政府“指導、支持和幫助”，哪能些事項需要村委會“協助工作”。明確的外延和內涵使國家的法律法規、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通過鄉鎮政府得以順利貫徹，村民利益通過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實現。這樣鄉鎮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認可擁護，違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絕，同時村委會的雙重角色大體平衡，起到了“承上啟下”的作用，使鄉鎮行政管理與村民自治在制度規范上有機銜接起來。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務型鄉鎮政權組織

改變政府形象，規范政府作為，首先要在體制上解放鄉鎮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壓力型政治體系，使鄉鎮從繁重的數字化指標任務中解脫出來。再造政府基層組織體系方面不是繼續精簡，因為現有框架下精簡已經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績效而不是裁減人員，鄉鎮改革的目標是讓鄉鎮只有最基本的社會事務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災、優撫等。鄉鎮政府不應該對經濟增長目標負責，也不應該對自身財政負責，更不應有自我擴張和資源掠奪行為，鄉鎮政府應該充分發揮市場機制與民間組織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資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務與發展社會福利事業領域，提高服務能力。

(三)培育自治組織，增強村委會自治能力

民間自治組織是溝通政府與公民重要橋梁。政府與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個中介組織的協調，一方面各種民間組織及時把其成員對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議、批評集中起來轉達給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對相關問題的處理意見傳達給其成員。同時民間組織對政府行為構成強有力的制約，適應了農民豐富多彩的社會需要，民間自治組織大量成長，政府就會受到來自外部的制約，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組織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從利益行為。因此國家應從體制上消除對民間組織不合理限制，使各種形式各種功能的農村民間自治組織有寬松的成長發育環境，如村委會、各種農民協會、養殖協會等。在民間組織發展過程中，不斷探索實施規范管理的新體制，建立政府與非政府組織良性互動關系。村委會作為村民法定的自治組織，在村務管理方面更應擔負起責任，只要不偏離黨的路線、方針、政策，不違反國家法律法規，對村莊重大事項具體負責實施并自覺接受村民監督，加強自我決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強村莊“自主性”，這樣才能理順村莊和鄉鎮政府關系。

(四)提高鄉村人員素質，實現由經濟人向社會人轉變

在處理鄉村關系過程中，人是具有決定性的因素。鄉村關系不協調很大程度上同鄉村干部素質低下，農民覺悟不高有關。表現在鄉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眾、官僚主義、人治觀念、以權謀私，表現在村民群眾中則是文化水平低，覺悟不高，缺乏契約合作意識，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義傾向。因此要改變這一狀況，必須在鄉村社會樹立現代民主觀念、法制意識和契約精神，鄉鎮干部要按照“三個代表”要求，提高認識，改進方法，依法履行“鄉政”職責，充分認識到鄉鎮政府與村委會之間是指導與被指導關系，對鄉村管理應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經濟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簡單的行政命令，應尊重村民自治權和村委會的相對獨立性，增強服務意識、公仆情結；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職責，加強自身建設、增強自治能力，自覺協助鄉鎮政府做好各項工作，引導農民用好民主權利，做好村民的“當家人”。從根本上說，要在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礎上實現由理性的“經濟人”向為民服務的“社會人”轉變，實現鄉鎮民主管理與村民自治良性互動，共同建設和諧的鄉村社會。

[參考文獻]

[1]陳振明 政策科學--公共政策分析導論（第二版）[M]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2] [美]布坎南 自由 市場和國家 [M] 北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98

[3]徐學通 村民自治中的困境：村委會的行政化傾向[J] 行政與法 2003（10）

[4]宋敬本 從壓力型體制向民主合作體制的轉變[C]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1998：28

篇8

【關鍵詞】 拉美地區 過度城市化 城市問題 啟示

20世紀30到70年代，拉丁美洲地區ISI進程迅速推進，引起了鄉村人口向城市瘋狂涌入，城市化加速發展。盡管拉美的城市化率已經超越歐洲國家，甚至超過了美國，但是與拉美的經濟發展水平脫節，并且不匹配，這也帶來了一系列的問題。

一、20世紀以來拉美城市化的進程

關于拉美城市化的進程，國內外學術界有著不同的看法，并且自有其道理。其中，我比較同意程洪學者的看法。他的看法是城市化是現代化的重要指標，是現代化的啟動和推進造就的一種必然的社會變遷過程與現象。因此，城市化進程的研究必須放在現代化進程的視域內進行。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開始于19世紀70年代現代化，結束于20實際末。可以分為以下三個階段：

拉美城市化的起步時期：19世紀70年代-20世紀30年代

拉美城市化的輝煌時期：20世紀30年代-20世紀70年代

拉美城市化的新發展時期：20世紀80年代-20世紀末

二、拉美城市化帶來的問題

拉美國家的城市化進程中，城市人口過度增長，城市化程度顯著地超過了經濟水平，招致過度城市化，以及嚴重的城市病。過度城市化給拉美社會帶來了諸多重大的問題，亟待解決。

1.住房問題

隨著鄉村人口大批涌入城市，城市人口急劇增長，建設正規住宅速度跟不上城市人口的增長速度。很多貧困家庭采取非法手段強占公用土地，自行搭建住宅，貧困人口利用此手段來解決住房問題，但同時隨著時間的發展，這些非正規住宅逐步形成了大規模的貧民窟，缺乏自來水、電、公共衛生設施、垃圾回收設施等公共基礎設施，е縷睹窨呋肪扯窳櫻成為過度城市化帶來的最嚴重問題之一。

2.失業問題

由于經濟發展緩慢，城市人口急劇膨脹，導致了嚴重的失業問題。失業問題就逼迫人們不得不從事非正規經濟，從另一種意義上來說，非正規經濟為拉美的失業人口提供了大批就業機會。非正規部門雖然為失業人口提供了就業機會，但又導致更多的鄉村人口涌入城市，加劇了城市化。同時，非正規部門的就業人口權利無法保障，工作條件低下，勞動者權利得不到應有的保障，收入水平也無法保證。

3.貧困化問題以及社會保障制度覆蓋率低

拉美地區貧困化問題十分嚴重，貧困率高。由于過度城市化的問題，大量鄉村人口涌入城市，在非正規部門工作，但是工作條件無法保障，也沒有穩定的經濟來源，人民生活十分貧困。同時，人炸導致國家沒有足夠的經濟財務能力實行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一大批人沒有被社會保障制度輻射到。

4.兩極分化嚴重，貧富差距過大

由于歷史上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時期，土地主要集中于少數人手中，土地分配不公平，財產分配也自然就不平衡。經過世世代代的發展，收入分配出現了嚴重的不平衡現象，同時也是貧困化加劇的重要原因。

5.社會治安差

過度城市化導致了非正規住宅的數量增加，出現了很多的貧民窟。人們的生活條件、基礎設施得不到保障，人口密度很大，衛生環境差，居住于此的居民多是缺乏教育。從事非正規部門的工作，經常發生暴力事件，或者成為販毒的藏污納垢之地，社會治安條件很差。社會治安狀況惡化。貧富差距拉大，兩極分化嚴重。同時，拉美地區的暴力問題也層出不窮，難以遏制，暴力依然很嚴重。

三.拉美城市化問題的治理經驗以及對中國的啟示

我國正處于城市化的快速發展時期，應該借鑒拉美地區的經驗和教訓，避免出現拉美國家犯過的錯誤，對于其采取的正確措施可以加以借鑒，根據我國國情去其糟粕，取其精華。在我國經濟社會迅速發展的今天，許多農民工從鄉村進入城市打工，尋找工作機會，但是逢年過節又回到家鄉，我國城市人口流動性比較大。為了防止出現拉美國家的問題，我國需要協調城市化發展和工業化發展的進程，這才是符合經濟發展規律的正確道路。同時，行政力量要和市場力量共同施加，不能一味的使用行政力量，比如拆遷問題。應該根據各個地區的特殊情況來制定城市化發展戰略，不能脫離實際。

要統籌城鄉發展，縮小貧富差距，提高人民的幸福感。避免農民涌入城市尋找工作機會，而農間耕地無人耕種的情況。同時，要加強城市的基礎設施建設，提高醫療衛生水平，加強農民工子女的教育。提高公共服務水平，大力解決交通擁堵等問題。在城市化的發展過程中，加強環境保護，要實行可持續發展。大力建設經濟、社會與自然協調發展，人與人、人與自然和睦共處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從而使我國的城市化能夠健康協調的發展。

【參考文獻】

[1] 萊斯利?貝塞爾主編.劍橋拉丁美洲史.第四卷.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2] 鄭秉文. 拉美城市化的教訓與中國城市化的問題―“過度城市化”與“淺度城市化”的比較.

[3] 蘇振興：《拉美經濟：在復蘇路上蹣跚而行》。載《拉丁美洲研究》，2004年第1期.

[4] 杜鳳姣、寧越敏.《拉美地區的城市化、城市問題及治理經驗》. 載《國際城市規劃》1671-9493（2015）S1-0001-06.

[5] César Vap?arsky. Población urbana y población metropolitana. 1969.

[6] I.E. del Acebo. La ciudad： su esencia. su historia， sus patologías. 1984.

[7] CEPAL. De la urbanización acelerada a la consolidación de los asentamientos humanos en Amérialatina y el caribe： el espacio regional[R].Santiago： CEPAL， 2000.

篇9

關鍵詞：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新農村建設

新農村建設背景下，水土流失及水源污染已經成為城鎮一體化、農村環境改善、鄉村經濟振興的關鍵阻滯因素。據人民網2020年8月16日消息，我國水土流失面積達271.0萬km2，占國土總面積的28.73%。雖然相對于上一年度而言我國重點生態保護及修復區水土流失狀況持續好轉，但我國水土流失分布呈現由西向東逐步降低特征，水土流失治理資源分布不均衡，導致我國部分農村地區水土流失問題依然嚴峻，制約了新農村建設進程。為此，需要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以水土保持為核心目標，遵循人工修復與自然恢復相結合的基本原則，進一步提升農村水環境承載力，從而為新農村建設、鄉村經濟發展奠定堅實有力的生態環境基礎。

1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基本概念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是指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以水源保護為中心，以解決水土流失問題、提升水環境承載力、恢復自然水環境為核心，同時兼顧人工修復及自然恢復的現代化、綜合性水問題治理理念與技術方法。我國水資源總量占全球水資源的6%，但我國人口基數較大，截至2020年我國人均水資源量為2944m3/人，略高于中度缺水線（2000m3/人），人均水資源占有量排在世界第82位，是聯合國認定的缺水國家[1]。水資源短缺、水土流失問題嚴重會導致農業生產力不足，制約農村經濟的發展，愈發嚴峻的水污染問題也對農村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威脅農村居民的身體健康乃至生命安全。為構建“生態防線”，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理念應運而生，對解決水土流失問題、恢復水環境作出了巨大貢獻。

2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實施要點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以水源保護為中心，以控制水土流失、改善水環境為核心目標，按照農村地區小流域水土流失現狀、新農村建設需求、農村產業結構調整要求、農業現展基本內容等對小流域農、林、水、草、田等水土資源的保護、開發與利用進行統籌規劃，緊抓生態修復、生態治理、生態保護三道防線，多措并舉，因地制宜地構建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模式，其實施要點體現在以下3個方面。

2.1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態修復防線

生態修復防線建立在農村地區坡度超過25°，或土層厚度低于25cm的區域。通過在林草破壞嚴重、植被覆蓋率較低區域周邊設置禁止出入警示牌、防護欄等，對該區域目的樹種進行補種等方式避免該區域受到人為干擾，以生態環境自然恢復為核心保持水土、減少污染。

2.2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態治理防線

生態治理防線建立在農業種植區等人類活動較為頻繁的區域。人類活動對周邊生態及水環境造成干擾，導致此類區域生活垃圾堆放多，加之農業生產中過量使用農藥化肥，導致水環境十分脆弱。此類區域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措施包括建立水土保持林及經果林，根據當地氣候條件、地形地貌及土質特征種植栽培適應性強、附加價值高的果樹，既可以作為生態屏障防線，又能擴大經濟效益；修建水利工程，以綜合治理理念為導向，保證水利工程與自然環境、水資源調配及利用、農業生產與生活等相協調，發揮水利工程防洪減災、水源調度、農田灌溉等綜合功能，解決用水問題；推進農業現代化與綠色化建設，采用農業高效生產技術，以科學灌溉、田間管理強化農作物長勢及病蟲害防御能力，減少農藥化肥用量，修復被破壞的水環境與土壤環境[2]。

2.3建立小流域水土保持的生態保護防線

在水庫周邊、河道兩岸、主要溝道等區域進行護岸護坡、河道清理并建設綠色景觀，形成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生態保護防線，可以解決濕地萎縮問題、減少水體污染。

3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在新農村建設中的作用

3.1改善農村生態環境，打造農村宜居空間

打造宜居空間是新農村建設的生態環保目標之一。我國在較長一段時間內水土流失和水環境污染問題嚴重，農村經濟發展滯后，生態環境遭到破壞。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堅持以保護生態環境為基本價值導向，從生態環保角度審視農村水資源、土地資源的合理配置與高效利用，致力于解決農村環境污染、水資源匱乏、飲水質量偏低、生活垃圾難處理等問題，可以改善農村生態環境。

3.2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夯實農村經濟基礎

推進農業現代化與綠色化發展是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重要作用之一。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以水資源保護為核心，采取多元化及有效性措施恢復遭到破壞的水環境與土壤環境，在推行相關政策方針時注重調動農業生產主體的主觀能動性，使其認識到農業與水環境和諧發展的重要性與必要性，并通過完善農田灌溉基礎設施、水資源調蓄工程、建設水土保持林等保護農業現代化發展所依存的水土資源、水土環境，避免水土流失、水環境污染對農業現代化發展造成負面影響，對于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振興鄉村經濟、推進新農村建設進程大有裨益[3]。

3.3調整農村產業結構，顯著縮小城鄉收入差距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是對農村水土資源保護性開發與合理利用的統籌規劃與細致安排，其治理范圍包括農村的林、田、湖、草及相關產業，堅持以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及社會效益為主，因地制宜采取造地適樹、植樹種草、因害設防等治理措施，實行“山頂戴帽，果樹纏山腰，山下養殖，護坡種草”等政策方針，在保護與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的基礎上遵循治用并舉的基本原則，對水資源及土地資源進行合理開發，優化其利用結構，將寶貴的水土資源應用于高附加值、低成本高回報的有機、綠色農產品生產之中，通過科學配置水土保持植物措施及工程措施為農業的現代化發展保駕護航，同時顯著提升農民收入，踐行新農村建設的“農民增收”基本要求，促進農村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4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推動新農村建設的路徑

4.1做好前期準備工作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在新農村建設中若想發揮積極作用需率先做好前期準備工作，通過整理資料、實地調研等方式了解新農村規劃建設宏觀戰略、小流域綜合治理需求、水土流失治理情況，在此基礎上協調好生態保護與水土治理之間的關系、小流域治理與新農村建設之間的關系、政府部門治理效益與村民切身利益之間的關系，多層次利用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資源，實現統一治理、綜合規劃、全面發展的目標。在這些資料的基礎上，依據小流域水土保持實況科學確定新農村生產發展方向，以小流域綜合治理為出發點合理安排牧用、林用、農用土地的比例與位置，積極建設高標準農田，實現農田優產高產目標，加大陡坡退耕力度，為林草種植提供有力條件。為了使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能助推新農村經濟建設需將水土保持與新農村商品生產、農業生產結構調整關聯在一起，同治溝措施、治坡措施、農耕等措施相結合。在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開展前需考慮人畜飲水、糧食高產等實際問題，以提高新農村建設實效性為導向合理規設治理方案，保障小流域綜合治理能事半功倍。

4.2從實際出發推行技術措施，落實小流域綜合治理目標

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技術措施主要有3個：一是農業耕作措施；二是林草措施；三是工程措施。其中，工程措施指的是通過修建梯田、澇池、水窖、山坡截溝、攔沙壩、泥石流排導等工程達到小流域綜合治理的目的。實踐證明，山丘區水土保持需以小流域為基本單元。為了使技術措施可以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中發揮作用，需專職部門立足農村當地深入調查分析，了解小流域組成要素及經濟系統，將動植物、土壤、水體等要素視為時空分布探究的著力點，同時調查分析農村當地的生產資料、人口、技術水平、生活方式等方面，明確小流域的人口承載力。以土地資源科學利用為主合理規劃治理方案，從宏觀上講，科學規劃農村生產用地，使小流域生態能在農村經濟體系中發揮積極作用；從微觀上講，根據農村不同地方的實際情況靈活實施技術措施，規設詳盡的實施計劃，使小流域治理能高效展開。不同地區所采取的規劃治理手段存在差異，以黃土高原為例，在治理初期采用了多目標規劃法、線性規劃法、經驗規劃法、非線性規劃等方法，使小流域綜合治理目標得以貫徹落實。小流域綜合治理的基礎為土地利用規劃科學合理，基本單元為小流域，從實際出發合理使用工程措施、林草措施、農業技術措施，建成具有綜合性的防治體系。需要注意的是，在實施上述技術措施的同時需明確治理目標，以農業措施為例，需加強土壤抗蝕力、追加植被覆蓋率，達到改良土壤、保肥、保土、保水的目的，繼而充分發揮多種技術措施的小流域綜合治理優勢。

4.3注重監督反饋，持續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水平

相關部門要用發展的眼光看待治理問題，注重監督反饋，定期歸納總結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經驗，立足實際，不斷調整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措施。新時代數字技術成為提升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水平的條件之一，利用數字技術亦可提高治理效果監督反饋質量。例如，在推行水土保持工程措施時可引用BIM技術，立足坡面蓄水、泥石流排導等工程的全生命周期規設5D模型，增強相關工程監督反饋的可視性，同時各部門要基于BIM系統進行高效協調聯動，在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的過程中形成合力，有效落實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措施。再如，利用大數據及時更新基礎數據，大數據具有持續膨脹的特點，可在小流域綜合治理中發揮數據搜集等作用，為自然資源保護、利用、開發、管理提供參考。

5結束語

在新農村建設進程中加大水土保持小流域綜合治理力度，能夠改善農村生活環境、促進農業可持續發展，有利于農村產業結構調整，是推進農村經濟振興的重要措施。

參考文獻

[1]邢夢雅，劉婭莉，楊小妹，等.基于生態紅線劃定的小流域生態保護開發研究[J].人民黃河，2021，43（7）：120-123+140.

[2]焦愛玲.小流域水土保持綜合治理措施及效益分析[J].農業科技與信息，2021（6）：8+11.

篇10

關鍵詞：政治效能感 政治參與 鄉村治理 村民自治

中圖分類號：F32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9-042-03

我國的鄉村治理是一個非常吸引人的領域，學者鄧大才認為，研究中國鄉村治理的范式主要有三種：結構主義、理性主義和文化理論。這些研究成果紛繁，但并沒有重視農民個人及其心理的作用。本文認為從政治效能感的角度看鄉村治理，從農民視角出發，沿著“文化――心理”這個研究路線，將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相結合，并探討二者的關系具有一定的研究意義。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一）村民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內涵

1.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內涵。最早對政治效能感進行界定的學者是坎貝爾，他認為，“所謂政治功效感，意指個人認為其政治行為對于政治過程必定有或者能夠有所影響的感覺，亦即個人認為履行公民責任是值得的。”繼坎貝爾之后，學者們的研究使得政治效能感的內涵逐漸豐富與完整：政治效能感是一般民眾對自我政治能力和對政治客體回應自身需求的主觀感知。

將這一概念置于鄉村治理中，即得到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內涵：在鄉村治理過程中，村民相信自己能夠作用于鄉村公共事務，會對治理過程產生影響，并且認為村民委員會、政府部門及其工作人員會對村民的訴求有所回應的一種主觀感受和能力判斷。

村民政治效能感可分為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與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指村民認為自己能夠參與到鄉村治理的過程中，相信自己能夠對村委會、政府官員、鄉村政治事務及政府行為施加影響。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則是指村民對村委會、政府部門以及相應的政治活動對村民的利益、訴求予以重視并有所回應的主觀感知。

2.鄉村治理的內涵。本文將鄉村治理定義為黨和政府、村民自治組織、廣大村民、其他社會組織或社會力量在平等參與、協商合作原則的指導下，通過多種形式，對鄉村公共事務進行協商管理的過程，最終保障村民合法權益，提高村民生活質量。

這一概念是對鄉村治理的理論詮釋，是一種理想狀態，治理主體的多元化、權力配置的多元性、過程的自主化均為治理的核心要義，多元主體的平等參與、談判、協商與合作管理是理想狀態的鄉村治理的關鍵詞。

（二）政治效能感與鄉村治理的關系

要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治理，必需最重要、最廣泛的主體――村民的積極參與，這就需要、也必將導致村民政治效能及其各維度感呈現中等及以上水平。而村民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特殊的政治態度，在很大程度上能反映出村民對政府、村委會以及政治事務的認知和情感，因此運用村民政治效能感這一面向來審視我國幾十年來鄉村治理的成效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二者的關系具體表現在：

1.鄉村治理主體的多元化要求廣大村民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這就需要、也必將導致作為村民參與基礎的內在政治效能感呈現較高水平。

治理主體多元化是治理理論的首要內容，在鄉村治理中，村民作為最廣泛、最重要的主體，積極參與鄉村公共事務是鄉村治理的首要要求。

內在政治效能感是村民主動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基礎，同時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會在正常的參與過程中得到明顯提升。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的這一改變過程與強化理論非常相似。根據強化理論的作用機制，如果村民在協商過程中，能夠參與到對公共事物的治理中，并且能夠影響決策結果，那他們便增強了自身參與到農村公共事務的信心，這種正強化過程使得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提升;相反，在協商過程中他們的想法和建議得不到重視，那他們的挫敗感就會增強。所以，通過對村民政治效能感的分析，即可折射出我國這么多年鄉村治理的狀態。

2.鄉村治理權力配置的多元化要求外在政治體系必須對村民的訴求予以回應，這將導致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呈現較高水平，終至內、外在政治效能感達到均衡狀態。

治理理論提出了權力的多元化配置。鄉村治理理論的權力配置多元化承認了鄉村社會的私權力在公共事務的治理過程中發揮著國家權力不可取代的作用。公共權力的運行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呈現出上下互動的雙向運行過程：既有村民自下而上的參與，以影響村委會和政府的決策進程，又有自上而下的重視與回應，村委會和政府對于村民的利益訴求予以回應，在互動中協調各方利益，實現對鄉村公共事務的治理。這些反映在村民政治效能感上，均表現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偏高。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強調外在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結構方能完善。

3.鄉村治理過程的自主化要求、也必將導致村民更為熟悉村級地方政治環境，因而村民村級政治效能感水平高于政府級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才是鄉村治理的正常體現。

根據阿爾蒙德的理論，不同政治層級的公民政治能力感（政治效能感）存在一定的差異性。即相對于接觸較少或比較陌生的國家層次環境，在地方層次的政治環境中，公民的政治效能感水平更高。因此，本文對政治效能感進行了層次劃分，根據我國村民政治環境背景，分為“村級”政治層級和“政府級”政治層級（村級以上的政治環境層次均認為是“政府級”）。同時，在更為熟悉的村級地方環境中，村民的政治效能感應表現得更高。

二、村民政治效能感的特征

為了全面反映農村鄉村治理的基本狀況，文章從山西省北、中、南部選擇了7個村莊進行實地調研。這7個村莊有些是傳統型農村，有些是現代化新農村，有些處于過渡時期，經濟發展水平各異，地理位置、文化背景等均不同，村莊的選擇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隨后，通過隨機選擇，在保證男女比例相當、家庭收入與教育水平等分布均勻的前提下，進入村民家中進行調查和訪談，最后共獲得802份有效問卷?；谝勋@得的調查數據，通過運用spss軟件，分析村民政治效能的特征。

（一）村民總體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1可以看出，村民整體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4589（<2.5），處于中等偏低水平。

根據西方政治效能感的相關理論，中等水平的政治效能感是最為合適的公民政治效能感的水平。然而我國村民政治效能感較低。而政治效能感作為剖析鄉村治理的工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折射出鄉村治理過程中存在的問題。

（二）村民內在、外在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2中可以看出，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3955，處于中等偏低水平，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5108（>2.5），處于中等偏高水平，呈現“內低外高”特征。

這說明村民對政治系統的了解不多，認為自己對政治系統影響力不足，但同時又表現出對政府、村委會極高的信任和極強的依賴，期望他們重視并回應自身的需求。

從表3中可以發現，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較低，村民“影響型”政治效能感（2.3974）與“了解型”政治效能感（2.3940）基本持平，都處于較低的水平。

通常情況下，“了解型”的政治效能感是村民參與鄉村公共事務的知識儲備庫，是村民進行自我教育、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的動力基礎，數據調查的結果說明村民認為自己對規章制度、選舉程序、村委會運作方式不甚了解，對鄉村公共事務不甚關注。

“影響型”的政治效能感，作為一種較高層次的政治效能感，體現行為意向的特征，會直接導致村民政治行為的發生。而表中數據表明村民對影響政府、村委會干部的主觀感知也不甚強烈，由此可推出村民參與政治的積極性不是很高。

從表4中可以看出，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較高。村民“重視型”（2.5787）明顯高于“回應型”（2.3918）。

這說明村民認為政府及村委會比較重視自身的利益訴求，而對于有事去找他們的時候，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方式往往是不能讓人接受的。在訪談中就會發現，很多村民認為政府出臺各項政策的初衷是好的，只是在政策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問題。而當具體到政府或者村委會的工作人員時，很多村民對他們的工作態度和工作精神表示質疑。

（三）村民政府級、村級政治效能感的特征分析

從表5中可以看出，村級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3591，處于中等偏低水平;政府級政治效能感均值為2.5406，政府級的明顯高于村級政治效能感水平。

這說明村民對于政府級的環境層次的主觀感知更為強烈一些，而對與自身關系更為密切的村級組織則感覺一般，這說明以“鄉政”為代表的國家政權已經深入農村，在一定程度上維護了農村社會的穩定，但是不利于農村農民社會的發育和鄉村治理的真正實現。

在表6中，從內、外在政治效能感的角度進行比較，仍然是政府級高于村級。之所以會呈現這種特征，與我國目前“行政化”和“空殼化”的村委會密不可分。這些在社會流動很弱的鄉村中，都沉淀在村民的內心世界中，使得村民對政府級更為熟悉，更易感知，而對與自身關系更為密切的村級組織則感覺一般。

三、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存在的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鄉村所形成的“鄉政村治”模式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鄉村治理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推進了鄉村政治發展的進程。但是我國鄉村治理畢竟還處在發展階段，仍然存在許多問題。本文從村民政治效能感這個角度出發，審視鄉村治理在主體、內容、性質等方面存在的問題。

（一）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主體：主體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限

我國鄉村治理目前仍是以村民自治為基礎的“鄉政村治”的主要特征。首先，廣大村民作為村民自治的主體，其政治效能感整體處于中等偏低水平，即他們認為無力作用于治理過程，自己的利益訴求也不會得到重視與回應，那村民自治制度對于村民來說，只是個與自己無關的、形同虛設的制度。其次，“鄉政村治”模式中，“鄉政”與“村治”是指導與被指導的關系，政府行政權力與村民自治權力的終極目標應是一致的，但由于二者權力運行方向不一致，在鄉政村治的具體運行中，需要這兩種力量相互作用，不斷博弈，以期達到協商合作，合力共贏的狀態，最終實現鄉村的良善治理。然而，實際生活中，由于各種原因，“村治”本身處于弱勢地位，二者已是非均衡博弈，再加上，村民效能感水平整體偏低，認為參與“鄉政”的博弈是不值得的，面對一大主體的缺失，那鄉村要實現真正的治理，真是任重而道遠。

（二）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內容：內容失衡

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水平是村民主動參與公共事務的基礎，外在政治效能感水平強調外在政治體系的回應，也是鄉村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只有二者均衡，治理的結構方能完善。通過之前的數據分析，得出村民政治效能感呈現“內低外高”的特征。較低的村民內在政治效能感說明村民認為自己對政治的認知能力和影響能力不足，那么，他們就無法很好地參與到村民自治中，必將影響村民自治的強度和持久性;較高的村民外在政治效能感反映出村民對政府以及村委會干部的信任和依賴，這雖然構成了鄉村治理的社會資本，但在一定程度上會影響村莊的自治性。

（三）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看鄉村治理的性質：偏離治理性質

鄉村治理強調的是治理，而非管理、管制，村民自治強調的是自治，而非“他治”。我國的鄉村治理以“鄉政村治”為典型特征，融合“他治”與自治，集行政功能和自治功能于一身。根據阿爾蒙德的研究表示，村民在熟悉的村級地方政治環境中，政治效能感的水平應該更高。在農村，無論是作為自然村的熟人社會還是行政村的半數人社會，村民對于村委會和村干部還是比較熟悉的，再加上村民自治制度，本文認為，相比于包括“鄉政”在內的政府級的政治環境，村民對于“村治”更為熟悉，更易作用。然而通過之前的數據分析，村民在村級政治效能感的均值以及各維度的得分均低于政府級的。那么，數據統計的結果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目前的鄉村治理，行政色彩過于濃厚，有違治理的本質。

四、結語

本文通過對已獲得的802份有效問卷的量化分析，從村民政治效能感的角度審視鄉村治理，發現目前鄉村治理仍然存在很多問題：從村民政治效能感整體水平偏低可以看出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和主動性有限;村民政治效能感“內低外高”的特征表明鄉村治理內容失衡;村民在政府級的政治效能感水平均要高于在村級上的表現，表明目前的治理行政色彩濃厚，偏離治理性質。總之，村民政治效能感以其復雜的內在結構和不同的測試維度為我們展現出目前鄉村治理的全貌，從中折射出我國30多年實踐取得一定成效，但仍需要逐步完善。

參考文獻：

[1] 鄧大才.中國鄉村治理研究的傳統及新的嘗試.學習與探索，2012（1）

[2] Paul R?Abramson . Political Attitudes in America ：Formation and Change .W?H?Freeman and Company， 1983

[3] Angus Campbell ，Gerald Gurin ，and Warren Miller .The Voter Decides. Row ，Peterson and Company，1954

[4] 李蓉蓉.政治效能感研究的學理基礎與現實意義.山西大學學報，2012（4）

[5] 李蓉蓉.海外政治效能感研究述評.國外理論動態，2010（9）

[6] 阿爾蒙德，維巴. 公民文化：五國的政治制度和民主.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

[7] 張志英.新農村建設與鄉村治理路徑的選擇.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2006（10）

[8] 郭秋永.抽象概念的分析與測量：“政治效能感”的例釋.見第二屆美國文學與思想研討會文集，1991

[9] 徐勇.鄉村治理與中國政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

[10] 賀雪峰.論半熟人社會――理解村委會選舉的一個視角.政治學研究，2000（3）

[11] Shuna Wang，Yao Yang. Grassroots Democracy and Local Governance：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World Development，2007 （10）

[12] Zhang， X，Fan，S，Zhang，L& Huang. Local governance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2004（12）

[13] .鄉土中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14] 巴林?頓莫爾.民主和專制的社會起源.華夏出版社，1987

[15] 黃興豪.臺灣民眾政治功效意識的持續與變遷.臺灣民主季刊，200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