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危機特征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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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執行率；反傾銷對稱率；反傾銷強度指數

中圖分類號：F752.0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11)04-0103-07

收稿日期：2011-05-24

作者簡介：周輝莉(1986-)，女，福建廈門人，廈門大學經濟學院國際經濟與貿易系2009級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際貿易。

一、 緒論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對外貿易迅猛發展，據商務部統計，2007年我國對外貿易總額跨入了2萬億美元，對外順差為2622億美元；到了2008年達到近3000億美元的順差。盡管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2009 年外貿金額有所下降，為22072.2億美元，位居世界第二，僅次于美國，貿易順差為1958.4億美元；其中，出口12015.3億美元，位居第一，超過德國。這一貿易情況加劇中國進口貿易不平衡的外在壓力。WTO成立以來，關稅、配額等傳統貿易壁壘受到嚴格控制，而反傾銷卻得到合法的認可和規范。從發展趨勢看，反傾銷在21 世紀將逐漸發展成為國際貿易壁壘的主導形式［1］。為應對中國日益增長的出口所帶來的產品競爭格局的變化，各國和地區頻繁對華發起反傾銷。據WTO官方統計顯示，自1995年起我國遭受的反傾銷調查數量已位于世界第一，占WTO成員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的12.74%。特別是2007年以來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國際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不僅以美國、歐盟為首的西方發達國家，而且以印度、墨西哥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對華反傾銷轉嫁經濟危機［2］。我國各行業深受國外反傾銷之害，造成重大的經濟損失并引發失業等社會問題，引起社會及相關政府部門的關注。2010年后金融危機探底回升，但全球經濟復蘇力度疲弱，危機前景不容樂觀。

本文通過對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遭受反傾銷及應對反擊新特點的實證研究，結果發現國際金融危機下國外對華實行有針對性集中貿易反傾銷攻擊，借以轉嫁國內經濟危機，相對而言，我國沒有充分對等地運用反傾銷貿易保護手段。這個問題對在緩和動蕩并存的后危機時代下的中國企業未來應如何面對對華反傾銷的新態勢，有效地鞏固和開拓海外市場有重大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二、 文獻述評

反傾銷作為貿易保護主義重要手段，引起國內外學者關注。Mah Jai［3］的研究肯定了反傾銷裁定百分比增長與貿易差額之間存在長期均衡及因果關系。McGee Robert［4］認為反傾銷被指向錨住特定國家特定的行業，甚至特定的外國生產商，因而反傾銷在保護國內生產商上比關稅或配額更有效率。朱鐘棣,鮑曉華［5］關注了反傾銷措施對產業的關聯影響問題, 論證了反傾銷稅價格效應的投入產出問題。在中國加入WTO后貿易爭端日益增加情況下，國內外學者對中國遭受及發起的反傾銷貿易摩擦問題進行研究。Mallon和Whalley［6］認為，在美國法規下中國目前仍被視為非市場經濟國家，這引起美國更嚴格使用傾銷訴訟程序，使用替代國成本來計算中國產品的傾銷幅度，結果夸大了中國對美出口產品傾銷幅度。Stevenson［7］認為當一些敏感的中國進口產品增長時，在價格較低并沒有進口顯著增長的國家很可能國內行業轉向反傾銷。謝建國［8］研究了美國對華貿易反傾銷的政治分歧與制度摩擦問題。James［9］指出中國針對進口實施反傾銷管理較晚，1997年中國才對美國、加拿大和韓國的新聞紙發起首例反傾銷調查，1999年最終裁定對三國新聞紙征收反傾銷稅。Messerlin［10］提出中國反傾銷法規包含WTO反傾銷條款中所有的保護主義偏愛，中國反傾銷新法規第五十六條賦予中國使用反傾銷規則作為報復性工具，使中國可能成為潛在的另一個反傾銷密集使用者。賓建成［11］分析了中國首次反傾銷措施執行效果評估問題。鮑曉華［12］實證分析了中國反傾銷案例8位數稅則號的涉案產品數據, 考察了反傾銷措施引起的指控對象國和非指控對象國的貿易模式的變化問題。借鑒綜上文獻，本文將基于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國外對華反傾銷和中國應對與反擊國外反傾銷兩個方面特點，通過引入中國遭受反傾銷及其應對特征的統計指標，對中國遭受反傾銷及應對反擊的總體特征、產品結構及其國別結構進行分時間段的實證比較分析，從而研究國際金融危機下中國遭受反傾銷及應對反擊新特點。

第4期周輝莉：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中國遭受反傾銷及應對特征研究山東財政學院學報2011年三、 中國遭受反傾銷及其應對特征分析

（一）描述中國遭受反傾銷及其應對特征的統計指標

本次金融危機是由2007年美國次債危機引起，升級以至形成全球金融危機。因此，本文以國際金融危機的起始點――美國次債危機為分界點，將分析的時間分成兩段，第一階段是1995-2006年，第二階段是2007-2009年［13］，數據來源于WTO網站和商務網站。由于一國遭受的反傾銷強度包括遭受的反傾銷調查和反傾銷最終措施兩項指標，所以本文在分析的過程中選用的執行率、反傾銷對稱率及反傾銷強度指數三個指標均包含這兩項內容。

執行率［14］表示對一國反傾銷調查成立概率，體現一國對反傾銷應訴能力，一般介于0至100%之間，公式表示：

執行率＝100％×t年的對華實施反傾銷措施數/t年的對華反傾銷調查數

在很多情況下執行率可能超過100％，其重要原因是從反傾銷立案調查到裁決后實施反傾銷措施具有時滯，一般來說，各國從立案調查到做出裁決約需一年時間，即上一年立案調查的案件，一般要到當年才會被實施反傾銷措施。為此，我們把執行率進行修正，使其更符合實際情況。修正的執行率：

修正的執行率＝100％×t年的對華實施反傾銷措施數/（t－1）年的對華反傾銷調查數

反傾銷強度指數ADI［15］指一國被指控傾銷相對其出口績效的強度指數：

ADIij=ADi(t,t+)ADw(t,t+n)EXi(t,t+n)EXw(t,t+n)

其中:ADi(t,t+n)表示在［t, t+n］時期內對i反傾銷調查或采取最終措施的數量；ADw(t,t+n)表示世界進行的反傾銷調查或采取最終措施的數量；EXi(t,t+n)表示i國或地區出口值，EXw(t,t+n)表示在在［t, t+n］時期內世界出口總值。如果一國遭受的反傾銷強度指數大于1，則表明該國或地區相對于其在世界市場的出口份額強烈地遭受到反傾銷行動影響；如果等于1，則反傾銷指控與該國出口份額成對等比例；如果小于1，則該國相對其出口市場分額稍許受到反傾銷影響。對反傾銷強度指數進行變體,得到反傾銷來源國i對特定國j反傾銷強度指數，可表述為:

ADIij=ADij(t,t+n)ADi(t,t+n)IMij(t,t+n)IMi(t,t+n)

其中:ADij(t,t+n)表示在［t, t+n］時期內i國針對j反傾銷調查或采取最終措施的數量；ADi(t,t+n)表示i國進行的反傾銷調查或采取最終措施的數量；IMij(t,t+n)表示i國或地區從j國進口值，IMi(t,t+n)表示在在［t, t+n］時期內i國進口總值。如果i國對j國反傾銷強度指數大于1，則i國對j國反傾銷強烈影響到i國從j國進口，反之，其反傾銷行動對i國從j國進口影響小。

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對稱率是指一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數量與該國遭受的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數量的比率，表示一國對等地運用反傾銷貿易保護手段程度［16］。若反傾銷作為保護主義一種方式，對稱率大于1表示有效對等的利用貿易保護手段，小于1表示在遭受貿易競爭國家發起的反傾銷摩擦時未采取對等的措施。公式表示：

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對稱率=一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數量/該國遭受的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數量

（二）中國遭受反傾銷及其應對的總體特征

如表1所示，2007-2009年間中國遭受的反傾銷調查平均占世界的37.19%，中國遭受的反傾銷最終措施平均占世界的40.81%；而1995-2006年間中國遭受的反傾銷調查平均僅占世界的18.44%，中國遭受的反傾銷最終措施平均占世界的20.12%;這表明無論從絕對數量還是相對數量，中國遭受的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均比以往有大幅度增長。由于對華執行率出現了超過100%情況，為此，引入修正的執行率。2007-2009年間修正后的對華執行率平均為79.29%，高于1995-2006年間修正后的對華執行率平均值74.64%的水平，表明國外對華反傾銷案件肯定性的終裁比例高，中國企業應訴的難度增加；比較修正后的對華反傾銷執行率和全球執行率，兩階段對華反傾銷平均執行率平均高于全球平均執行率，但是2007-2009年間對華反傾銷執行率與全球執行率平均值間的差距17.60%高于1995-2006年間兩者的差別11.43%，這不僅說明我國的應訴能力遠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表明國際金融危機下國外反傾銷調查具有明顯的針對性，集中反映在對中國出口貿易的遏制。表2和表3分別從縱向和橫向兩方面考察中國遭受反傾銷強度效果。表2從時間序列上看，2008-2009年中國遭受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強度增加，特別是遭受反傾銷最終措施明顯提高。表3表明中國遭受的反傾銷強度高于世界其他國家的平均水平，這種差距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更為明顯，反映了國際金融危機下國外對華實行有針對性的進攻性的惡意貿易保護措施。另一方面，2007-2009年中國發起的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數量相對以往反而下降，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及或最終措施對稱率低，且2007年以來有下降趨。這表明中國發起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尚處于低水平,中國能力低，具有較大的貿易保護空間。

（三）中國遭受反傾銷及應對反擊的產品結構

我國出口產品種類繁多，但不同出口產品在國際市場中占據的份額不同，對各國市場的沖擊不同，從而我國不同產品遭遇國際反傾銷的頻率也不同。根據國外對華反傾銷集中在少數產品的特點，本文選擇其中7類產品進行分析，如表4所示。2007-2009年間中國這些產品遭受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數占世界的比重明顯高于1995-2006年間中國占世界的比重，2007-2009年間的主要行業產品被執行率高于1995-2006年，2007-2009年間國外更集中對我國的賤金屬及其制品、化工產品、機電產品進行貿易保護。可見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國外對華反傾銷對我國相關產業具有強烈的針對性，并且反傾銷的范圍不僅限于低附加值，勞動密集型傳統產品，更轉向高附加值，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2007-2009年國外相繼對我國的SDH 光傳輸設備、貨物掃描系統、含鎳不銹鋼板、鋁合金輪轂、無縫精煉鋼管材等產品發起反傾銷立案調查。另外，國際金融危機期間頻繁出現了多個國家相繼針對我國同一產品發動反傾銷，產生了強烈地示范效應并引起連鎖反應。例如，2007-2009年由美國帶頭，多個國家相繼對我國床用內置彈簧組進行反傾銷調查及最終措施。這不僅因為我國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競爭力較強，更重要的是這些國家出于保護本國相關行業利益和轉嫁金融危機的需要［17］。

反傾銷措施已不單是進口國維護自身利益不受它國傾銷行為損害的救濟措施，而成為恢復國內經濟的重要手段, 具有濃厚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18］。

（四）中國遭受反傾銷及應對反擊的國別結構

進一步考察對華反傾銷主要來源國的國別結構特點：從經濟發展水平看，對華反傾銷主要來源國既包含以印度、阿根廷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又包含以美國、歐盟為代表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從與國際金融危機相關地緣性看，既包含以美國、歐盟等受國際金融危機影響大的國家或地區，又包含印度、韓國等相對波及影響較小的國家。比較表5和表6，印度、美國、歐盟在對華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居前三。各國對華反傾銷執行率存在差異，2007-2009年各國對華反傾銷執行率差異波動比1995-2006年間大。2007-2009年美國、歐盟、墨西哥、南非、澳大利亞、加拿大這些與國際金融危機相關地緣性密切的國家或地區對華反傾銷指數相對1995-2006年間明顯增加。另一方面，若考察中國對外提起反傾銷的國別特點：除了1995-2006年間對韓國反傾銷調查或最終措施對稱率大于或等于1，總體來看中國在這兩階段發起的反傾銷及反傾銷最終措施對稱率都大大小于1，2007-2009年間對稱率更低。2008-2009年中國對美國、歐盟反傾銷調查指數遠大于1，對美國、印度反傾銷最終措施指數遠大于1，這表明國際金融危機下我國對美國、歐盟、印度的反傾銷反擊力度強烈，但對其它來源國反擊力度幾乎為零。在此期間中國未對阿根庭、土耳其、巴西、南非、澳大利亞、墨西哥、加拿大發起反傾銷調查和最終措施，而這些是對華反傾銷的主要來源國，這表明中國相對其遭受的反傾銷貿易摩擦，并沒有充分對等地運用反傾銷貿易保護手段。

銷措施數執行率%歐盟和加拿大執行率大于100%，其原因是2007年前對我國該產品發起的反傾銷調查中，有些到了2007年后才實施反傾銷措施，導致2007～2008年間遭受反傾銷調查的案件數比實施反傾銷措施的案件數少，從而使其執行率高于100％，這屬于特殊情況。

其原因是1995年前對我國該產品發起的反傾銷調查中，有些到了1995年后才實施反傾銷措施，這屬于特殊情況。2.002.191.411.000.951.26數據來源：世界貿易組織網站省略。出口數據來源于商務網站。

四、 結論與政策建議

第一，在對國外反傾銷積極應訴的基礎上，加大對國外相關進口產品提起報復性反傾銷行為的力度，保護自己的權益。報復性反傾銷行動上升的威脅對一國反傾銷來源國發起的反傾銷行動有抑制效應［19］?；诜磧A銷對稱性，中國應加強對反傾銷應訴和能力，以抑制反傾銷來源國對華提起的反傾銷行動。與此同時，應完善反傾銷應訴機制以提高我國應訴能力。不僅要積極謀求WTO剔除其非市場經濟地位獲得應對反傾銷控訴的制度保障，而且還要提高企業對反傾銷積極應訴意識，注重懂得本企業產品和反傾銷專業知識人才的培養。

第二，中國應積極調整出口貿易戰略，加快對外投資，減少他國對我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可能性。這一方面不僅要求我國應加快外貿增長方式的轉變，優化出口產品結構，通過產品創新以及產品附加值和技術含量的提升來增強競爭力；而且還要考慮進口國市場容量及其相關產業狀況，避免出現我國某項出口產品短期內成倍或大量增長的現象，加快改變我國外貿出口市場分布不合理的狀況。另一方面要求我國積極實施“走出去”的戰略，加大對外投資以利用這些國家的出口配額或者其他優惠政策擴大我國產品出口。

第三，積極利用多邊貿易體制來解決貿易摩擦問題。在貿易摩擦中無論處于發起者或被訴者，中國都應積極做到一下幾點：需要深入理解世貿規則和條款，學會利用WTO規則來保護自身的合法貿易地位；完善實施反傾銷的法規體系，建立符合國際管理的貿易救濟體系；改善經濟發展環境，建立與國際接軌的技術法規和標準體系；利用多邊或雙邊協商和談判機制，充分發揮商會和行業協會幾政府部門磋商作用；這是規避和應對反傾銷貿易摩擦的根本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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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nti-dumping China suffered and the Countermeasures

in the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risis

ZHOUHuili

（School of Economic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篇2

[關鍵詞]稅收征管；經濟主體；行為特征；課稅權主體；課稅主體：“經濟人假設”；博弈論

稅收征管活動與其他經濟活動一樣，是由多個行為主體共同參與完成的。根據新古典理論，任何市場主體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人”，而公共選擇學派則認為非市場主體如政府也是“經濟人”。博弈論認為，在經濟活動中，他們總是根據所獲得的相關信息，特別是關于其他主體的行為信息而做出相應的行為，以獲得最大化的收益。本文主要根據“經濟人”假設及博弈論的有關理論，分析稅收征管過程中各經濟主體的行為特征。

一、稅收征管過程中的經濟主體內容

通常認為，稅收的征管過程主要涉及課稅權主體、課稅主體及其他經濟主體。課稅權主體是指通過行政權力取得稅收收入的各級政府及其征稅機構。根據公共選擇學派的觀點，所有的政府機構及其官員都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經濟主體，他們有著與一般市場經濟主體大體一致的偏好及類似的利益函數。

課稅主體有法律上的主體與經濟上的主體之分。法律上的課稅主體是稅法規定的直接負有納稅義務的經濟主體，稱為納稅人；經濟上的課稅主體是稅收的實際負擔人，稱為負稅人。課稅主體繳納稅收收入，為政府的行為提供物質基礎。由于稅收具有較強的無償性，課稅主體總是千方百計地逃避稅收征管或轉嫁稅負，以降低稅收負擔水平。

在稅收征管過程中，還存在一些特殊的利益群體，如稅務征管人員及稅務中介機構。他們不代表課稅權主體的利益，也不代表課稅主體的利益，他們有著自身的利益，是稅收稅管過程中的特殊利益集團。

根據新古典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及公共選擇學派所作的理論補充，無論課稅權主體、課稅主體及其他經濟主體，其行為都具有下述特征：（1）有獨立的經濟利益；（2）有獨立的追求目標；（3）采取一切可能的行為與方式追求目標。簡單說來就是通過經濟主體之間的行為博弈，達到各自的利益最大化目標。當然，課稅權主體由于其特殊的地位會受到較多的行為限制，以避免給其它經濟主體帶來非效率的損失。

二、課稅權主體的行為特征

通常來說，課稅權賦予國家或其代表（政府）。政府是由其行政長官①、財政機關、稅務機關等機構組成的。根據公共選擇學派的理論，政府機構與社會公眾的利益目標可能存在不一致，而在政府內部其行政長官和其它機構的利益基礎及偏好也不完全一樣。因此，政府的行為具有與社會公眾不一致的特征，而政府內部各組織也有其自身的行為特征。

①行政長官包括普通意義的行政首腦及其幕僚機構。

行政長官一般來說屬于某個政黨，代表某個階層或集團的利益。在我國，行政長官及其附設機構主要有兩種產生方式，即間接民主選舉或者上級政府任命。在組織政府收入問題上，行政長官一般是希望組織到足夠多的收入以滿足政府支出的需要。這主要是由于社會公眾有著擴大政府支出的偏好，以強化其利益集團的特殊利益；同時，行政長官也有實現政績目標的內在壓力與動力，從而不斷增加政府的支出水平。在民選的條件下，行政首腦對收入的組織要求會更多地考慮民眾的意見。因為只有贏得人民群眾的擁護，才可能贏得下一次的選舉。在上級政府任命條件下，行政長官的行為則更多會迎合上級政府的偏好。因此，雖然行政長官都有盡力組織政府收入的內在要求，但是由于受到社會公眾或上級政府的壓力，他們可能并不能組織到其滿意的稅收收入水平。比如，在社會公眾不愿意多交稅的條件下，行政長官可能會用借債來替代稅收。

行政長官本身并不組織收入，因此他們將組織收入的職責交給了財政、稅務機構。財稅機構接受行政長官的指令，貫徹執行既定的財稅政策，但是他們仍然具有一定的獨立性。這主要是由于財稅工作具有較強的技術性，其工作一般是業內專業技術人員來承擔，相對比較穩定；財稅機關在不同程度上擁有自行決策的權力，如解釋稅收法令及行政長官制定的相關政策；財稅機構比行政長官更容易掌握其工作的難易程度及組織收入的成本，即在財稅機構與行政長官之間存在信息不對稱。財稅機構的獨立性為其謀取自身利益創造了可能性。

財政、稅務機關雖然都是政府的收入組織機構，但是他們在行政系統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而其行為也具有不一樣的特征。在行政系統中，財政機關的職責主要是安排與控制政府的預算支出，并組織一些非稅收入，如行政性收費；而稅務機關的任務則主要是組織稅收收入。財政機關是安排預算支出的政府機構，即使在行政長官的強烈控制下，它也能夠輕而易舉地為自己安排較大的支出規模。稅務機關的支出安排則是由財政機關來負責的，因此在財政機關與稅務機關間存在一種特殊的利益關系。一方面，財政機關的預算安排要考慮稅務機關的收入組織能力；另一方面，稅務機關的稅收收入組織活動要受到財政機關安排的預算支出規模影響。

稅務機關的特殊地位為其謀取特殊利益創造了良好的條件。在為政府籌集財政資金的同時，稅務機關更多的代表著稅務人員的利益，或者說它是稅務人員的集合體或利益代言人。比如，在我國現有的稅收收入計劃制度下，稅務機關常與財政機關討價還價，減少稅收收入計劃任務以降低工作的難度。至于稅務機關為謀求工作條件的改善，比如修建漂亮的辦公大樓、購置豪華的工作用車等而進行的各種非正式活動更是司空見慣。

另外，我國目前并存的國稅與地稅兩套稅收征收機構也是各自為政的。它們分別為中央與地方財政系統服務。在分稅制條件下，中央財政與地方財政的利益并不一致，因而國稅與地稅機構的工作邊界及重點也不盡相同。目前，國稅與地稅之間的稅收爭執集中反映了其利益的偏好。比如，在增值稅與營業稅的征收邊界上，兩套稅務機關經常發生矛盾；因為增值稅是共享稅，而營業稅大多屬于地方稅源。同樣，在消費稅應稅企業中，國稅與地稅機關對消費稅的減免權限也頗有爭議。可以預料，在企業所得稅分稅分征的條件下，國稅與地稅在其稅基的確定權上也免不了紛爭。

三、課稅主體及其他經濟主體的行為特征

課稅主體包括納稅人與負稅人兩類，他們在稅收征納過程中的經濟地位與作用是不同的，因此有著差異性的行為特征。

負稅人是稅收負擔的最終承受者，會反對稅務機關的征稅活動。但是，負稅人并不能直接與稅務機關打交道，因此能夠對稅務機關施加的壓力比較小。負稅人主要是影響政府（狹義）及其行政長官的活動，如對稅收的立法過程施加影響，以減輕整個社會的稅收負擔率。同時，負稅人也支持納稅人反對征稅機關的征稅行為，因為減輕納稅人的稅負就減輕了納稅人轉嫁稅負的程度。

納稅人是稅法規定直接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在稅收征管過程中處于與政府和稅收征管部門的對立面，其行為目的在于少交稅款，謀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現行的稅收大多不是按照受益原則開征的，同時納稅人的納稅能力也不能夠非常準確地衡量。因此，在公共產品的享用問題上，大多數納稅人或公眾的合理選擇是保持理性的無知狀態，即“搭便車”，納稅人盡量少交稅款便是其合理的選擇。納稅人要達到少交或者不交稅款的目標，與稅務機構的博弈就不可避免。在目前條件下，納稅人大多采取了偷逃稅款的辦法。隨著稅務機關對偷稅漏稅稽查力度的加強，納稅人轉向了合法避稅及稅務籌劃，即與稅法博弈。部分納稅人則轉向勾兌稅務征管及稽查人員，通過行賄等方式拉攏稅務人員，使其在征稅及稽查過程中為納稅人打開方便之門。還有部分納稅人因無法支付稅務籌劃成本及行賄成本，被迫按照稅法正常納稅，或者“以腳投票”離開相關經濟活動領域。當然，納稅人也會通過稅負轉嫁將其繳納的稅款轉嫁給其他經濟主體，以降低其經濟活動的成本。

在稅收征管過程中，還存在一些特殊的利益群體，如稅務征管人員及稅務中介機構等。稅務征管人員是直接執行稅收法規的人員，其活動是受雇于財政及稅務機關。稅務人員與財稅機關之間存在一種委托關系，即稅務人員稅收征管活動。但是稅務人員與財稅機關的利益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即可能存在“激勵不相容”的情況。在妥協工資制度①下，稅務稽征人員的工資低于其他職業所能掙到的工資。如果勞動力能夠自由流動，或個人有選擇職業的自由，那么只有不誠實的人才會選擇此職業。這種稅務人員一般會在其工作中通過受賄或者其他方式獲得利益來彌補其固定工資的不足。因此，稅務人員在很大程度上會與納稅人互相勾結，通過損害國家稅收收入的方式來為雙方謀取利益。

①妥協工資制度是指業內工資水平低于其他行業的工資水平。

稅務中介機構是稅收征管制度改革的產物。建立稅務中介機構的目的在于架起稅務機關與納稅人之間的橋梁，達到簡便納稅手續、減輕征稅成本的目標。但是，在我國稅務中介制度尚不完善的情況下，稅務中介一般與當地稅務機關有著非常特殊的密切聯系，他們大多利用此關系來拉攏客戶，創造超額壟斷利潤。更有甚者，稅務機關直接為納稅人指定了稅務中介機構，與稅務中介合謀侵害納稅人的權利。事實上，這種情況在我國某些地方還比較普遍。當然，如果某個納稅人與稅務中介存在某種密切關系的話，稅務中介機構則可能會利用其與稅務機關的特殊關系為該納稅人服務，盡管這種活動是危害國家稅收利益及其他納稅人利益的。

四、啟示

上述分析表明，各類經濟主體具有各自的經濟利益，具有特定的行為特征，在稅收的征管過程中他們通常會自動結成一定的利益集團。各利益集團一般會為了集團利益而在相互間展開博弈活動。但是，各利益集團的規模及成員不同，其給予成員的選擇性激勵不一樣，因而能夠對稅收征管過程施加的影響也就存在差異。研究表明，稅務機構擁有的影響力超過其他經濟主體。一方面，經濟主體間的博弈活動能夠為稅收征管漏洞提供發現機制，進而改進稅收制度及稅收征管體制。另一方面，它卻在一定程度上增大稅收征管難度，進而降低稅收效率，增加稅務成本。為了盡量放大經濟主體相互博弈的正面效益并降低其負面影響，需要整合經濟主體間的利益，實現相互間的“相容性激勵”。

第一，要在納稅人與政府之間形成良好的互動關系，使納稅人能夠支持政府的合規性征稅行為。如果政府與社會公眾的利益趨于一致，即政府真正代表民眾的利益，或者說政府更多考慮民眾的意見，那么社會公眾則會更有效的支持政府的活動，包括征稅活動。同時，要在政府內部建立有效的激勵與約束機制，防止各利益方過分牟取私人利益，損害納稅人及社會公眾的福利。

第二，要合理界定國稅與地稅系統的利益邊界。分稅制條件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利益沖突決定了國稅與地稅系統的差異目標。國稅與地稅系統間的利益沖突是雙方利益邊界不清晰的集中體現，它不僅大大增加了整個稅務系統的運行成本，而且極大地增加了稅收對社會的超額負擔。合理界定二者的利益邊界，是正確處理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關系的有效途徑。

第三，要設計有效的稅務中介制度，切斷稅務中介機構與稅務機關的特殊利益關系。在現行制度體制下，稅務中介與稅務機關存在非常強烈的共同利益關系，它是二者共同損害納稅人及社會公眾利益的根源。切斷二者的特殊利益紐帶，不僅有利于稅務機構的正稅行為，而且可以保證稅務中介機構的規范化運行。

第四，要實行有效的效率工資制度①。實行效率工資制度的目的在于增加稅務人員的收入水平，減少稅務人員主動受賄的可能性。實行效率工資制度的同時，還必須建立有效的監督約束機制，防止稅務人員的貪欲。

①效率工資制度是指業內工資水平高于其他行業的工資水平。

第五，要增強納稅人及負稅人對稅法的遵從性，必須有效降低社會的整體稅收負擔。納稅人存在逃避稅收、降低稅收負擔的內在動機，因此制定規范化的稅收法規及其征管體制是必要的。更重要的是要減少稅收給納稅人造成的超額負擔，增強納稅人的自覺性遵從。

[參考文獻]

[1]蔣洪。財政學[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6.

[2]張維迎。博弈論及信息經濟學[M].上海：上海s三聯書店，1996.

篇3

[關鍵詞] 體育消費 行為特征 經濟學

一、引言

體育消費是通過參加體育活動、購買體育相關產品或服務以滿足強身健體、愉悅身心等需要的過程。隨著人民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人們對于健康重要性以及體育價值功能的認識上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對于體育消費的需求亦不斷增加，體育消費已成為人民生活消費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時通過經濟支付的方式參與體育相關活動已得到消費者的普遍認可。大學生體育消費既是校園文化建設的重要工作，亦是大學生自身愛好培養和能力鍛煉的內在需求，同時亦是拉動經濟建設與消費品市場發展的客觀要求。大學生消費群體體育消費的行為特征對于實際的體育消費傾向產生重要影響，正是基于此，本文試圖對大學生體育消費的行為特征展開分析并揭示其經濟學特性。

二、大學生體育消費的行為特征

大學生消費行為特征區別于一般消費行為，表現為其主觀消費意識較強，感性成分較多，且其本身并非生產者而屬于絕對的實際支付能力卻對消費具有重要影響，等等。大學生體育消費與傳統消費行為特征的差異性如表1所示:

1.支付能力的差異性

以付費的方式來實現體育消費已經得到大學生的普遍認可，但從體育消費的實際支付能力來看，體育消費對于絕大多數大學生仍屬于奢侈品消費。作為奢侈品，體育消費的經濟特性首先表現為需求價格彈性與需求收入彈性均大于1，即因為體育消費相對于大學生其他消費品的價格水平較高，導致諸多大學生通常難以支付體育消費的高額費用，從而使得體育消費的價格變動對需求量影響較大。從大學生實際生活水平（對應于體育消費的支付能力）差異性的角度出發，大學生消費群體中的體育經濟理論上是部分家庭富庶的“貴族”經濟，是在對大學生的收入水平與支付能力進行充分細分之后所確定的市場，并且收入水平越高，大學生用于生活必需品的開支也就越少，對體育消費的需求也就越大。需要特別強調指出的是，正因為大學生支付能力差異性的存在，同類型體育消費對于大學生的需求價格彈性與需求收入彈性是不相同的，并且間接支付體育消費的主體并非大學生本身。基于此，對于實際支付能力的細分是對大學生消費行為特征展開分析的重要前提。

2.產品消費的拓展性

體育消費（尤其是競技型的體育活動以及群體型的體育活動所構成的體育消費）使得產品消費表現出一定的拓展性。亦即諸多體育消費均屬于互補性商品或者關聯性商品，一種體育消費或者一次體育消費將引發種類更為繁多、活動更為頻繁的體育消費。如對于籃球愛好者而言，其所消費的不僅僅是籃球的購買，同時還包括運動服、運動鞋、籃球俱樂部、籃球比賽等。同樣，對于足球、籃球、排球等體育消費活動必須建立在團體活動的基礎上，因此一旦該類體育消費熱潮形成將引發更多的人參與體育消費。體育產品消費的拓展性揭示出，體育消費行為特征突出表現為互補性消費與群體性消費，對于廠家而言其營銷策略在于盡可能地開發體育產品的延伸產品或者相關產品，從增加體育產品的消費深度拓展到增加消費頻次與消費寬度。

3.消費習慣的跟隨性

從大學生對于體育消費的需求程度出發，體育消費品市場是為滿足不同大學生(體育特長生、體育愛好者、體育活動跟隨者等)的體育偏好或者不同大學生的實際支付能力而存在。從供給的角度而言,大學生體育消費市場是在日益激烈的市場競爭中，體育用品廠商經過市場細分之后所確定的機會市場，主要是因為大學生消費習慣容易受到身邊消費者(主要是同學)的影響而表現出跟隨性。從大學生非正式體育團體的著裝一致性、行動一致性，大學生體育消費團體消費的跟隨性特征更為明顯。大學生的消費習慣及其行為特征在大學入學前人生觀、價值觀尚未形成時同樣是不確定的，大學生體育活動中形成的非正式團體所具有的對于團隊成員的無形約束和影響使得個體的消費習慣逐漸被同化。

4.消費路徑的依賴性

大學生消費路徑受多重因素的影響，媒體報道、海報宣傳、個人崇拜、網絡資訊等均將誘導大學生樂意選擇通過體育用品專賣店、網站、俱樂部活動等多種渠道參與體育消費。此外，大學生對于體育品牌的忠誠度同樣會導致大學生持續地選擇相關體育產品的消費習慣。以上均表現為大學生消費路徑的依賴性，即大學生一旦形成對某體育明星的熱愛或者某體育活動的偏好，該意識形態將被不斷強化和放大，使得大學生將更為傾向和依賴于該類型的體育消費。消費路徑的依賴性具體表現為，大學生可能會因為對于某體育明星的崇拜而樂意購買以該明星命名的體育用品、參與以該明星為主題的體育活動以及與該明星相關的體育宣傳活動；大學生同樣會因為對于體育品牌的鐘愛而樂意選擇由該體育品牌所延伸出來的系列體育用品。在大學生價值觀與理性消費意識與消費習慣尚未完全建立之前，其對于體育消費路徑的依賴性將演變為持續的體育消費與經濟支付。

三、大學生體育消費的經濟學特性分析

體育消費品作為一種特殊的商品，其與傳統商品存在諸多差異性，從而表現出與一般商品的差異性，如表2所示：

1.需求層次差異性

經典經濟學中將需求定義為消費者在一定時期內對于不同的價格水平有能力購買并且愿意購買的產品的數量。當前的大學生僅屬于消費者而非生產者，其不具備獨立的經濟支付能力，顯然大學生體育消費的火爆市場無法用傳統的需求理論加以解釋。因為按照經濟學的觀點，對于體育消費（尤其是體育品牌產品的消費）而言，絕大多數大學生體育愛好者具有強烈的購買意愿但卻并不具備對該商品的支付能力，因此理論上體育消費僅屬于部分大學生的真正需求。但從當前大學生體育消費現狀來看，體育消費并不完全是家庭寬裕的大學生的專利品，普通大學生尤其對于體育活動具有強烈愛好的大學生的消費偏好使得其對于體育消費的需求層次不斷增加。滿足生活的基本需要以及量入為出的思想對于當前的許多消費者而言已經不復存在，大學生節衣縮食、省吃儉用，以必要的生活支出換取體育消費的例子在現實生活中屢見不鮮。大學生體育消費的需求理論悖論揭示出大學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區別是傳統消費者的感性消費者，其所具有的需求層次差異性為體育相關產品廠家獲得了無限商機。

2.效用體驗差異性

按照薩繆爾森給出的幸福方程式：幸福=效用/欲望，不難發現，從效用最大化的觀點出發，對人本身影響最大的效用不是財富，而是幸福本身。財富僅僅是能夠帶來幸福的很小的因素之一，人們是否幸福，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很多和絕對財富無關的因素。同樣，大學生作為一種特殊的消費群體，其生活水平的高低并不直接對應于幸福程度。當大學生在有限生活收入來源條件下對于體育消費的追求能夠獲得足夠的效用并且該效應能夠逐步接近于其欲望水平，甚至超出其欲望水平時，其幸福程度不斷增加。當然，這一效用既可以是大學生在體育消費中所獲得的客觀滿足程度，亦可以認為是體育消費并無實用性但其可為大學生提供足夠的炫耀資本而使大學生獲得一定的滿足程度（如虛榮心得到滿足、團體歸屬感得到滿足或者偏好一致性得到滿足等）。另外，大學生獲得效用的渠道是多方面的，如學習成績、學生工作、社會團體等，從經濟學的效用理論來說，當大學生追求的目標過于單一，邊際效用遞減規律將迅速產生作用，消費者最大化的總效用自然會降低，當從消費者追求的目標具有多樣性時，各種效用不會迅速遞減，并可能會實現總效用的最大化。因此根據效用理論可以預測，大學生對于體育消費的塑求將逐步趨向于向多元化消費特征發展。

3.彈性表征差異性

從現實來看，所謂的奢侈品在很多情況下的價格要高出其價值本身很多，其主要原因在于對于奢侈品的炒作抬高了奢侈品的價值。根據彈性理論，對于不同類型的商品（奢侈品和必需品），廠商所采取的定價策略亦將隨之不同。比如在一般情況下，對于缺乏彈性的商品（必需品）由于其價格彈性小于1，廠商將提高價格從而獲得更大收益，對于富有彈性的商品（奢侈商品）由于其價格彈性大于1，廠商可降低價格從而獲得更大收益。以上結論產生于消費者的收入水平以及消費偏好趨同的特定條件下。然而對于現代大學生消費群體，由于不同消費個體之間即使對于同一種體育消費，由于收入水平與消費偏好差異性較大，大學生對于商品的價格彈性相差甚遠，亦即廠商通常無法判斷大學生的具體支付愿望（而非支付能力）以及消費偏好（而非消費傾向）而導致無法準確判斷大學生體育消費的需求價格彈性以及需求收入彈性。另外，由于當代部分大學生攀比心理的影響，提高體育消費價格時反而會使得體育消費需求增加，價格較低時卻無人問津。因此，在大學生體育消費市場中，體育消費品反而被定義為缺乏彈性的商品。

4.外部經濟差異性

大學生體育消費同時具有正向外部性與負向外部性，其中正向外部性表現為體育消費帶動了大學校園的積極消費，因為體育消費要遠優于上網消費、旅游消費、購物消費以及非理性的攀比消費等。此外，體育消費建立在正常的體育愛好以及消費習慣的基礎上，其作為團體活動必將帶動更多的大學生參與體育活動，可見體育消費既可以豐富大學生的課外生活，同時又可以培養大學生的團隊意識，鍛煉大學生的體魄，愉悅大學生的身心，即體育消費有益于大學生的生活、工作與學習。大學生體育消費的負向外部性表現為，大學生體育消費所具有的攀比特征以及跟風特征可能會誤導大學生的消費習慣，尤其是當體育活動的適應性特征因為盲目的體育消費而被忽略時，其可能會束縛大學生天賦的發展以及潛能的突破，甚至會引發非理性的生活消費習慣（比如透支生活費以及放棄學業而選擇體育活動等）。大學生體育消費所具有的正負外部性對于高等教育的啟示在于，正常、合理的體育消費必須建立在量體裁衣、量力而行的基礎上，切不可盲目攀比與跟風。

四、結束語

體育消費是社會文化現象和表征，是經濟、社會、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歷史產物。體育消費取決于特定的消費環境、消費文化、消費習慣、消費水平與消費意識等，同時表現出不同的行為特征。文章的分析表明大學生體育消費的行為特征及其經濟學特性區別于傳統消費，因此引導正確的大學生體育消費顯得尤為重要，具體包括：樹立科學、理性的消費意識，提倡量力而行的節約型消費，避免炫耀型體育消費；考慮體育消費的個性化、差異性、適應性特征，量體裁衣，避免跟風型體育消費；培育健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杜絕因為明星崇拜、精神寄托等出現的非理性體育消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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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奕全:大學生體育消費現狀的研究[J].山東體育科技,2006,28(2):62～64

篇4

關鍵詞：特殊人群?無障礙設計?公共環境設計

中圖分類號：TV24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098X（2013）01（b）-00-01

1 選題背景

1.1 公共環境設施類型

近年來，隨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物質及精神生活的全方面提升，公共環境設施的舒適、方便、合理、安全等成為現代化城市的標志，大型公共環境設施及交通網絡的密集化（機場、車站、大型交通換乘樞紐）等證件成為承載城市居民出行的重要空間，但其內部很多復雜的結構交錯空間，使不熟悉的人辨認要去的方向極為困難，特別是特殊人群（老年人、肢體不全、外國人、孕婦、手持重物者）等不得不克服更多的物理障礙，在這樣的空間中無障礙設計顯得尤其重要，但現階段我國很多公共環境建筑對無障礙設計的形式存在現象只是單純的考慮使用功能，無障礙體現在交通道路有盲道、衛生間有特殊人蹲位等就是無障礙設計，并沒有從無障礙設計的廣義概念出發做系統的研究，從狹義的僅從特殊人群的物質層面需求考慮，廣義“無障礙設計”強調特殊人群精神及物質雙重需求?！盁o障礙公共環境設計作為一個公共建筑尤其重要針對不同人群需求，積極開展滿足各種適合特殊人群特征的公共環境建設具有重要研究

意義。

1.2 基于特殊人群調查現狀

根據聯合國2005年12月對一些國家和地區人口調差顯示，在生理、心理及感官以上有缺陷全球特殊人群有5.5億以上人口，還在逐漸增加，特殊人群總數的不斷增加將影響人與環境之間的問題，具2006年6月全國特殊人群抽樣調查初步與統計結果，中國特殊人群數量19年間又增加了總人口的17.34%，中國弱勢群體已成為比較嚴重的社會問題，現實狀況對無障礙設計要求提高由于特殊人群生理上都有體力弱、感官衰退反應遲鈍等現象，心理上有重人情、重世情、重鄉親的要求，基于對特殊人群生活自理的問題，歐洲及日本等國家把基于對特殊人群行為特征的提供物質環境及便利條件的建筑設計稱為“無障礙設計”其提高特殊人群日常生活的自立程度及這種無障礙設計開始延伸到我們每個人通用的公共環境設計中一道共享社會物質文明及精神文明的成果。

2 無障礙設計的現狀

2.1 基于美國、日本無障礙公共環境設計的現狀

無障礙設計始于1974年由聯合國組織提出無障礙設計強調一切有關于人類的衣食住行公共空間環境以及各類建筑設施設備的規劃設計都必須充分考慮具有不同程度特殊人群（生理缺陷、殘疾人、老年人）等使用需求，不僅滿足特殊人群的設計還有強調通用共滿足所有人安全、方便、舒適的現代生活環境。美國史世界上第一個制定《無障礙標準》的國家，其后英國、加拿大、日本等幾十個國家和地區相繼制定法規，其目的是將無障礙環境設計推進教育和科研領域轉變設計理念，把無障礙設計作為必修的課程針對使用者特殊需求的設計符合特殊人群。日本無障礙公共環境設計較為發達，先后頒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規，在具體實施中較為完善，在公共設施的地方都有無障礙服務設計。停車場、車站、機場、大型商場及超市都必須提供特殊人群專用停車場、電梯、廁所等基礎設施，地鐵、列車箱都有輪椅座位等等，日本對于特殊人群行為特征的不同對其“無障礙公共環境設計”非常完善，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方便所有人是無障礙設計最根本的目的，發達國家基于特殊人群行為特征的“無障礙公共環境設計”無論是理論還是具體實踐上都較成熟。

2.2 我國無障礙環境設計現狀

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快速發展我國無障礙設計也得到了國家和社會的重視，很多城市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大部分城市修建了盲道、坡化處理等設施，室內建筑考慮到人性化設計，設計師也把無障礙設計理念真正的體現在設計作品中開始重視起來等等一些方便特殊人群生活自理等一些無障礙設計理念，建國以來我國也頒布了一些關于特殊人群法律法規取得了一些成效，但與發達相比還是有一定的差距，具體實際情況根據我國國情出發找到適合自己方法，把無障礙公共環境設計成符合本國化的特色，從而推動社會和諧發展。

3 我國無障礙公共環境設計的探討及展望

我國無障礙設計化建設起步晚，目前國內的去障礙設計同發達國家相比仍處于最初階段，與發達國家無障礙建設需求差一定距離，還需要我們不斷完善發展無障礙使用的優越性及方便性并開發公共環境無障礙設計建設從更深層次推進城市公共環境無障礙化建設，如可以根據我國國情建設借鑒英國、日本等發達地區無障礙設計優化建設，如讓特殊人群跟快更方便到達目的地，在公園如何通過色彩、圖形文字等引領游客游覽線、車站等大型的商場及機場等如何通過圖形化的信息指示外籍者、客戶及游客等，減少他們出行的困難及時間障礙，為盲人、肢體不全者等設計的去障礙公共環境設施，醫院、交通、住宅等人道主義無障礙設施等基于對特殊人群心理特點的考慮，如老年人、殘疾人等在潛意識里不愿意被人定位特殊對待的對象，而不愿意去使用一些無障礙設施等因此在設計的過程中無障礙公共環境設計轉化為通用設計即為任何人都同時可以共享的共用公共設施設計。

因此學習借鑒外國無障礙建設的經驗加強無障礙公共環境設施的工作宣傳力度，法律法規監督檢查及新型無障礙產品研發生產，抓住基礎科研與教育方面的經驗納入到相關教育課程中，注重對無障礙專業人員的培訓為我國特殊人群行為特征不同特點的需求及建設到所有人的通用設計去障礙建設是目前已成為我們目前設計的大趨勢，我國應加強對無障礙公共環境的設計，以滿足加強我國無障礙公共設計重要性及長足發展，切實地感受到無障礙設計公共環境設計給我們帶來的環境變化及社會進步，無障礙公共環境的發展需要我們每位公民的自覺遵守，強化去障礙公共環境建設努力為特殊群體營造全社會關心的良好氛圍，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發展創造良好條件。

參考文獻

[1] 詹姆斯.霍姆斯-西德爾賽溫.戈德史密斯.無障礙設計[M].大連：大連理工出版社，2002.

篇5

特點一：衛視版圖重新劃分、陷入混戰?！跋迠柿睢钡念C布提出了挑戰，也提供了機遇，促使衛視的電視劇資源重新布局、流動、組合。舊格局已然瓦解，新格局尚未明朗，競爭與變革構成了關鍵詞，沒有哪個勢力不可以撼動，整個市場被分割成不同的勢力集團，各類勢力依托電視劇逐鹿熒屏。

各衛視在電視劇市場血拼，導致高位收視率下降，各位次相鄰的省衛視之間收視差異縮小，收視趨于分散化、扁平化。19：30-24：00時段，全國80城市組，單頻道的電視劇收視率超過1%的衛視，2012年上半年共10席，而去年同期則是8席；2012年上半年單頻道最高收視率為1.29%，而去年同期則是1.66%。

特點二：湖南衛視、江蘇衛視和浙江衛視三巨頭壟斷優質劇目資源。在2012年上半年,19：30-24：00時段，全國80城市組，各省級衛視收視率超過或等于1%的電視劇共32部次，其中，湖南衛視占9部（宮鎖珠簾、深宮諜影、夫妻那些事、如意、守望的天空、親愛的回家、天涯明月刀、你是我愛人、AA制生活）；江蘇衛視占8部（紅娘子、怪俠、雪狼谷、薛平貴與王寶釧、囧人的幸福生活、山楂樹之戀、霧都、金太狼的幸福生活）；浙江衛視占6部（亮劍鐵血軍魂、五號特工組、密使、五號特工組之偷天換月、西游記、青盲）。剩余的被五家省衛視所瓜分：山東衛視3部，安徽衛視和上海東方衛視各2部，遼寧衛視和黑龍江衛視各1部。

特點三：獨家首播和四家上星首播成為優質電視劇資源的重要播出模式，尤其是獨家首播劇由于內容的稀有性、編排的靈活性而在資金實力雄厚的強勢省衛視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獨家上星首播劇占17部次，四家上星首播劇占11部次。

四家上星首播劇雖然收視被分散在四家省衛視，卻也形成了一種收視合力，其總收視率加總起來會取得其他播出模式難以企及的高度。2012年上半年四家上星劇單部總收視率超過3%的達到五部（見表1）。

篇6

一、引言

在中國證券市場短短十幾年的發展中，擔保作為上市公司的一種正常的經營手段，曾為上市公司方便、快捷地獲得銀行資金以及為金融機構利益的保障產生了積極作用。然而近年來，不規范的擔保行為已成為困擾上市公司的一大陷阱，從奧園發展、神龍發展、誠誠文化到啤酒花、托普軟件，從福建“擔保圈”、上海“擔保圈”、深圳“擔保圈”到新疆“擔保圈”，上市公司因擔保被拖下水的案例屢見不鮮，有人甚至把中國上市公司對外擔保問題稱為“上市公司的哥德巴赫之謎”。盡管國內業界、學界人士曾對這一難點與熱點問題給予了關注，但由于以往的研究大都采用個案研究的方法，從現象上對上市公司對外擔保的風險和危害進行描述，缺乏深入的理論思考，因而得出的結論缺乏說服力。上市公司擔保行為存在和發展的本質和經濟功能何在?其演變軌跡和特征又是什么?這是我們在深入研究中國上市公司擔保問題前首先需要弄清和解決的問題。

二、中國上市公司擔保行為的本質與經濟功能

一般而言，上市公司擔?？梢杂腥N選擇，即保證、抵押和質押。但中國上市公司在擔保行為的實際選擇中，卻具有明顯的保證擔保偏好。據筆者統計，在1999-2002年上市公司的長期貸款(平均值)中，保證擔保貸款達58.44%，而抵押擔保僅占28.48%，其余13.08%基本是信用貸款；在同期的短期貸款(平均值)中，保證擔保貸款更是高達63.38%，而抵押擔保僅占 22.22%，其余14.41%基本是信用貸款。由此可見，不論在長期還是短期貸款中，質押擔保貸款的比重都非常小，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中國上市公司的擔保行為實際上主要是保證擔保行為。由于擔保使得公司在債務人一旦無法償還債務時必須替其“買單”，或有負債會立即轉化為公司的現實債務，因此，公司的這種無償保證實則是“無償給予他方以公司信用，無異于無償給予他方以公司財產”。出于對股東利益的保護，各國對公司的對外擔保行為普遍實行了嚴格限制。

資本(資金)是企業最重要的生產要素之一。在現代經濟社會，能否獲得資金往往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關鍵。企業要獲得資金，除了留存收益和股權融資外，可以選擇的還有債務融資。在股份制或公司制情況下，債務融資卻有一種“天然缺陷”，即將公司經營的風險從股東(尤其是大股東)轉移到了債權人身上。為規避這一風險，債權人(銀行)往往要求借款人對貸款提供擔保。擔保的采用使得債務融資的風險逆向轉移給了借款人，同時又產生了三種經濟功能：一是在借款人違約情況下擔保將保障債權人的貸款得到補償(保障功能)；二是借款人如果違約，將面臨擔保品 (在抵押和質押擔保時)的損失以及保證人履行求償權和代位權(在保證擔保時)的威脅，因此，這將激勵借款人努力經營以償還貸款(激勵功能)；三是在保證擔保中，由于保證人比債權人更加熟悉和了解借款人的償債意愿和償債能力，保證人的介入不僅能降低整個借貸過程的信息搜尋成本，還可替貸款人監督和制約借款人違約行為的發生(監督功能)。從這個意義上看，擔?？墒箓鶛嗳恕鶆杖撕捅ＷC人實現共贏。

三、中國上市公司擔保行為的演變及特征分析

中國上市公司從產生到現在已有15年的歷史，這意味著中國上市公司從事擔保已有15年的歷史。根據擔保行為的表現，我們可把上市公司擔保的發展過程劃分為三個階段：

(一)為大股東提供擔保階段(1990—2000.6)

在這一階段，上市公司的擔保行為一開始并沒有引起人們的注意。盡管對外擔保是上市公司的重大事項，由于沒有強制性披露要求，幾乎沒有上市公司主動公告擔保情況，因而擔保一直在“地下”進行。直到 1999年4月，以“棱光事件”的爆發為導火索，猴王股份、吉發股份、PT粵金曼、中福實業、九州股份等公司為其大股東擔保而淪為“提款機”的事件陸續曝光，上市公司的擔保問題才開始浮出水面，并引起了投資者和監管層的高度關注。這些問題集中表現為上市公司為大股東或母公司獲取資金提供巨額擔保。據筆者統計，當時有近30家上市公司因此或被證監會譴責，或股票被特別處理，或公司被重組。

眾所周知，中國上市公司大部分是由國有企業改制而來，公司的主營業務同大股東或母公司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有的甚至是母公司業務環節的一部分。再加之大股東過高的持股比例，上市公司的運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大股東的意志，這就使得大股東有可能利用其控股地位迫使上市公司為其借款提供擔保。由于上市公司作為子公司無法有效監督和制約大股東借款的使用，因而這一“廉價”獲得的資金大大助長了大股東盲目投資傾向，從而使擔保最終變成大股東通過上市公司“圈錢”的手段。

對此，證監會于2000年6月《關于上市公司為他人擔保有關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1》)，明確規定：“上市公司不得以公司資產為本公司的股東、股東的控股子公司、股東的附屬企業或者個人債務提供的擔保?！薄锻ㄖ?》后，盡管上市公司為大股東提供擔保的情況大為減少，但并沒有完全遏制這一現象。據筆者統計，《通知1》后，在2002年、2003年和2004上半年，為大股東和間接控股股東提供擔保的公司分別還有3家、7家和4家?？梢?，在目前控股股東處于強勢地位的情況下，要真正將上市公司從被迫擔保的困境下“解放”出來還很困難。此外，《通知1》還將上市公司擔保列為年報和公告要求的信息披露事項，從此，上市公司長達十年的“地下”擔保開始接受公眾監督。

(二)相互擔保和連環擔保階段(2000.6—2003.8)

雖然《通知1》明文禁止上市公司為大股東提供擔保的行為，但并沒有對上市公司之間的擔保行為作出明確規定，而且中國《公司法》又認可公司具有自主對外擔保的行為能力，因此在《通知1》后，許多上市公司轉而尋求相互擔保。在這階段，上市公司的相互擔保行為主要有四個特征：

一是涉及公司眾多，互保金額巨大。2001年、2002年和2003年1-8月，上市公司以相互擔保所進行的貸款融資分別有193項、229項和151項，涉及上市公司118家、136家和96家，每家公司平均互保2.29億元／年、1.74億元／年和1.62億元／年。

二是與上市公司進行相互擔保的公司，大部分與上市公司沒有關聯關系。2002年和2003年1-8月，上市公司分別有89%和93%的相互擔保是與非關聯方進行的。

三是誘發了部分上市公司的惡意擔保行為。由于銀行當時對于上市公司擔保行為的忽視，部分資質較差、股權融資能力喪失的公司有可能兩兩聯合以相互擔保套取銀行資金，使得相互擔保成為這些公司從銀行圈錢的工具，如誠誠文化和啤酒花等。

四是相互擔保的發展引發了上市公司擔保圈(或擔保鏈、擔保網)的出現。擔保圈使得那些原本互不關聯的上市公司通過相互擔保被連接在一起，如果圈內有一家公司資金鏈斷裂，就可能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不僅會將圈內公司拖下水，還將可能波及到整個證券市場和金融體系，觸發區域金融危機。在這一時期，上市公司擔保圈具有典型的地域特征，維系擔保圈的主要是上市公司與大股東或于公司的“母子關系”、高管人員間的“私人關系”、政府干預下的“地方關系”以及公司間的“業務關系”。如當時被曝光的有三大擔保圈：以ST中福、ST九州為中心的福建擔保圈，直接涉及上市公司16家，涉及其他企業100多家；以ST深石化、ST盛潤和PT金田為中心的深圳擔保圈，直接涉及上市公司13家，擔?？偨痤~52億元；以ST國嘉、ST興業為中心的上海擔保圈，直接涉及上市公司52家，擔?？偨痤~109億元，其中僅ST興業一家公司提供擔保就達10.41億元，遭遇擔保訴訟36起。截至目前，上述擔保圈內已有4家上市公司因擔保而退市，12家公司遭到證監會譴責。對此，證監會于 2003年8月《關于規范上市公司與關聯方資金往來及上市公司對外擔保若干問題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2》)規定：上市公司對外擔?？傤~不得超過其凈資產的50%，不得為資產負債率超過70%的被擔保對象提供擔保，不得為本公司持股50%以下的其他關聯方或個人提供擔保；對外擔保應當取得董事會全體成員2／3以上簽署同意或者經股東大會批準。《通知2》的雖然抑制了相互擔保行為和擔保圈的蔓延，但隨后曝光的新疆擔保圈、托普系、德隆系等擔保事件，說明這一行為并沒有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為子公司提供擔保階段(2003.8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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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研究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舞弊具有重要的理論和實踐意義：一是有助于改善上市公司的財務報告的質量，并促進中國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二是幫助企業加強自身管理，提高企業經濟效益。三是促進會計行業的健康發展。四是有利于社會信用建設，維護市場經濟秩序。本文采取研究方法是規范研究，而實證研究作為支持。

一、財務報表舞弊理論分析

（一）財務報表舞弊的概念

1977年美國注冊會計師（ICAP）財務報表舞弊的定義：舞弊財務報告是一家公司或企業有意的錯報自己的財務狀況或者遺漏可能對自己公司造成影響的重大事件。在《獨立審計具體準則第8號錯誤與舞弊》的準則的指導下，“舞弊”的定義指是會計報表不反映事實的故意行為。其中包括：第一種是偽造、變造記錄或者憑證的行為；第二種指的是侵占資產的行為；第三種是隱瞞或刪除交易或事項的行為；第四種是指記錄虛假交易或者事項的行為；第五種是指蓄意使用不當的會計政策的行為。可以看出財務報表的舞弊包括除侵占資產以外的其他行為情況（挪用或者侵占資產是區別于財務報告的舞弊的其他舞弊行為）。

（二）財務報表舞弊的性質

虛假的財務報表的財務報表類型分為錯誤和舞弊類型的虛假財務報表。虛假財務報告的錯誤類型是指業務活動的主觀的虛假陳述的無意識狀態，主觀上不想讓財務報告歪曲反映業務狀況。這主要是因為低質量的會計人員造成的錯誤、遺漏，如遺漏經濟業務、會計政策的誤解；舞弊型虛假財務報表指的是虛假的財務報表以達到特定經濟目的，并有意識地偏離公認會計準則和其他會計準則，使虛假陳述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的財務報告，它是利益集團或個人是深思熟慮的行動，以便獲得經濟利益，而損人自利的行為。

二、企業財務報表舞弊類型及手段

（一）財務報表舞弊的類型

會計報表舞弊分為粉飾利潤表類型、粉飾財務狀況表類型；粉飾利潤的方法有虛增利潤、虛減利潤以及巨額利潤沖銷。粉飾財務狀況的手段最主要從操作公司的資產和負債來粉飾的。

（二）會計報表舞弊的手段

企業為了達到短期償債能力或配合其他科目，如調節利潤的目的，通常使用應付賬款及其他應付賬款賬戶。應付賬款是企業的過程中正常運行中，購買材料，耗材等產品和服務，支付供應單位的款項。在實踐中，具體的舞弊手法有：一是少計應付賬款，隱瞞負債。二是不按事實列出應付賬款，往高或者過低成本費用。三是隱藏銷售收入。

其他應付款企業的財務報表舞弊是比較常見的一種，主要方法有：隱藏成本和核算民間借貸來掩蓋債務的性質。

（三）財務報表舞弊的成因分析

舞弊三角理論的是舞弊的經典理論，這是Albrecht在1995年提出，他是美國著名的反舞弊專家。三因素舞弊三角理論如下：壓力、機會、和借口（合理畫），舞弊只需要這三個因素，而之前的工作壓力可能是腐敗的原因。壓力、機會和合理化三因素都是是連續的，互相影響，但不是孤立的，也不能單獨的看待。

三、銀廣夏造假事件

（一）銀廣夏會計財務報表舞弊原因分析

《財經》2001年發表了“揭開銀廣夏陷阱，”有權基于一些數據和事實的文章，發現了被遺棄的調查文章。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調查及時組織力量，經過一個月的調查，查取大量的違法事實，200多個文件。經驗證，1998年至2001年，累計虛構銷售1049626000元，49453400元費用少計，導致77156萬元虛增利潤。1998年，17761000元，1999年、2000和2001年上半年的利潤虛高177818600元、567047400元和8940000人民幣，其中利潤為實際損失5003萬2元、49401000元和25571000元的。

1.公司治理制度不完善導致內部人操縱會計信息。（1）銀廣夏巨大舞弊的情況下，被證明虛假財務編報會計信息，公司的內部管理權過大，內部會計人員工作的獨立性是不夠的。在銀廣夏案件，超過700萬的虛構公司豐厚的利潤，證監會確定主要通過購買和出售偽造文書合同，出口報關單證和如免稅的金融票據來獲得的。在最近的法庭參與審判銀廣夏有關人士，原天津廣夏（集團）公司董事長、財務總監董博聲稱別人慫恿下進行舞弊，并在法庭上當庭辨認是原來的銀廣夏董事，首席財務官，總會計師丁功民指使的。

（2）獨立董事和監事及其他如同虛設，內部制度和監督部分失去效用。銀廣夏破產舞弊，虛構利潤的巨大，事實上超過了大多數中國股市已經觸違規行為。查視銀廣夏破產前的2001年度報告，證監會發表獨立意見也沒有異議。根據證監會的調查，可以找到大量的證據證明證監會的明顯過失：如果銀廣夏破產在1999年和2000年年度報告披露1999年確認公司募集了超過3億元的基金已經投資承諾分配分配的基金項目，但根據驗證實際的投資只有1.78億元，和其他由銀廣夏董事局及其控股子公司占用及挪借，其中有1200萬元被用于支付董事會費用的。再一次，在2000年年度報告披露內容銀廣夏破產超臨界萃取設備價值4351萬元作為投資。

2.注冊會計師制度存在缺陷。雖然中國一直強調的會計師事務所獨立審計原則及相關法律法規，但實際情況比制度安排多了更多來影響的獨立性。據了解中天勤注冊只有為200萬元的資金，即使中天勤遭受的最嚴重的經濟制裁，這與其年收入利潤超過6000萬元相比，這是沒有什么可失去的，不直接參與14銀廣夏審計合伙人立可以即以避免其收入來源的來避免責任責任?？梢娖涞惋L險。而因為風險是非常低的，更多的是要關注的項目合作伙伴的巨大利益向上提上拉，而不做業務。

其次，在整個行業人員素質上，專業水平低、經驗不足及缺乏職業道德觀。在銀廣夏的虛假事實中，天津廣夏提供的海關報關單上，所有“出口商品編號”的商品都是空白。違反了報關單的基本知識，如果按常識進行貿易報關，是可以發現的，它但可能不會引起中天勤審計人們的注意。關聯交易上，編制合并財務報表時，銀廣夏不能抵消子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未按協議合并子公司的股權比例。據調查，有多達26家控股公司的一些關聯交易未合并報表，涉及1.5億元以上的關聯款，銀廣夏因此巨額虛增資產和利潤。

除此之外，證券監管低效，進一步助長了違規造假行為的蔓延。許多研究者并不完全信任銀廣夏證券，也不認為可以將錢投資進這個股票，相反的證券監管部門沒有懷疑過銀廣夏證券。另幾個例子是銀廣夏事發之前暴露的湖北康賽，中科創業、鄭百文事件、黎明股份分公司的業務暴露出來的事件，甚至普通人也可以看到明顯的違規炒作，但未能獲得監管部門的注意。因此檢查出這一系列問題反映了一個事實：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的監管離法律要求的法定管理的機制監管要求距離太遠。我們可以說，舞弊蔓延和升級，近年來大量事件的出現對股市舞弊現象也與證券監管無力的有關系。

四、財務報表的一般預警信號

（一）財務報表舞弊預警信號分析

1.銷售的一般舞弊的預警跡象包括：分析性復核表明對外部報告收入過高，以及過低的銷售退回、折扣，顯然未計提足夠的壞賬準備。在對外財報表，現金的比例已顯著偏低；增加的應收賬款幅度比收入的增長幅度高。

2.銷售成本舞弊的常見危險的標志包括：分析性復核表明對外部報告的銷售成本過低或降幅打，購買購買折扣高、期末存貨余額過高或增長幅度過高，庫存和銷售的成本相關的交易是不完整的，并記錄在及時，或在交易中，會計期間和明顯不當分類和記錄的。

3.負債和費用的舞弊常見危險的信號包括：期后事項分析表明，下一會計期間的所支付的負債金額都在資產負債表日的已經存在，但不會被記錄；庫存盤點過數大于存貨會計記錄；和出庫記錄表明有期末驗收入庫期末存貨的，但采購部門未能提供購買發票。

4.資產舞弊的常見危險的標志包括：缺乏正當理由的固定資產進行評估，以評估變化記錄價值調整入賬；頻繁更換的非貨幣性資產；重大資產剝離；在建工程和無形資產內并列入研發費用或廣告和促銷費用。

五、財務報表舞弊的防范對策

（一）針對緩解舞弊動機提出的對策

我們因為中國法律規定和會計制度規定而導致引起的虛假財務報表。有以下的情況：在會計計量上的利潤和資產決定著凈資產收益率受到，而舞弊的動機也必將受到這兩個因素的影響。在這兩個因素里，利潤和資產的相關的產物都有人為主觀的影響，這些影響是深刻的，所以利潤和資產往往會被人們拿來進行操縱。從消除舞弊動機方面講，我們可以通過抑制著兩方面的因素來緩解舞弊的動機。

（二）針對減少舞弊機會提出的對策

企業對外披露的財務報表是讓外界了解和認識這個企業的重要方式。而對外披露也是一個紐帶將企業與相關利益人之間聯系起來，以此達到完善證券和資本市場，增強資本市場資源的調整和協作配置，這些有益之處是靠財務信息披露所起作用的。相反的是在現實中，證券市場里的上市公司，企圖以粉飾財務報表來掩蓋許多企業真實信息和情況。鑒于此，為了可以使信息披露的真實，令經濟市場產生調節作用。保護中小投資者和其他相關利益者的自身利益，在證券市場發行股票的公司應該層層減少舞弊的機會，已保證上市公司的財務報表是真實準確的。

1.上市公司層面。財務報告舞弊的根本原因是上市公司內部，從根本上控制了公司的財務報告舞弊，加強公司治理是問題的根源所在。可以從改善股權結構解決股權分置問題和完善公司治理結構方面著手。

2.社會監督層面。因為社會監督深刻影響著會計信息質量保證體系，所以我們應從社會監督層面來減少舞弊的機會。例如注冊會計師應該進行獨立審計和公允客觀地對報告的真實，并且合法、公正的發表意見。例如：一是完善會計師事務所的聘用和更換機制，二是改善審計市場結構；三是完善會計師事務所組織形式等方面去加強社會監督。

3.政府監管層面。（1）完善政府的監管制度。加強對財務報告舞弊的政府監管，是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舞弊的預防和治療的重要手段。然而，由于諸多原因的存在，政府監管體系不是很順利，導致財務報告舞弊，因此，股票上市公司財務報告舞弊的防范與治理必須是完善政府監管。

（2）加強會計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政府監管。目前會計公司財務部門的監督部門，審計部門，證券監管當局。對于財政部門和審計等部門監督在同一會計師事務所，這是不正常的現象，會計市場的發展勢必會受到不利影響。因此，國家應該盡快地明確財政部門，審計部門只能有一會計師事務所履行監督職責，而并不是同時所有的監管會計事務所。

（3）使政府監管部門要充分履行自己的職責，而且還需要建立社會評價和問責制和政府規制行為的約束機制。所謂的政府監管行為的約束是指有一個社會的社會評價和問責機制（民主）審查機制（如社會評估機構的專家，代表和政協委員，公眾和其他成分的政府機構進行審查）和政府監管部門承擔其后果的制度安排，監管行為的責任。這一機制的建立是消除官僚主義和防止私人濫用公共權利、實現科學和政府監管，提高政府監管效率的重要措施。

（4）健全有關控制舞弊法律制度。因為法律協助規范市場活動和調整市場行為，而法制經濟就是市場經濟。在法律以及它的體系約束和制定真人們的權利和義務，我們可以從中不斷引導著從業者的行為，按照法律所約束下來劃分和承擔個人責任或過失。由于市場體制不夠完善，同時個人道德觀念的不足，法律就會成為一種在短時間內最規范最有效可以劃分和確定追究責任而控制減少財務舞弊的一針見血方式。

六、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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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當前科威特經濟運行情況

第一，經濟增長趨于鞏固，非石油產業增速明顯。得益于非石油產業和個人消費的快速增長，2014年科威特經濟呈現明顯回升態勢。IMF最新報告顯示，2014年科威特實際GDP增長率為1.3%，顯著高于2013年-0.2%的增速，2015年有望繼續漲至1.7%。其中，非石油產業實際GDP增速達3.5%，較2013年上升0.7個百分點，市場預計2015年該增長率將進一步提高至4.0%。

第二，失業率繼續維持低位，整體通脹壓力不大。2014年科威特失業率為2.1%，延續了2010年以來的低位態勢，在海灣六國中僅高于卡塔爾。受食品價格上漲等因素影響，2015年3月科威特通脹指數為3.3%，雖環比上漲0.7個百分點，但仍處于歷史低位。

第三，財政盈余穩步增長，外貿順差連續收窄?？仆?014/15財年前6個月實現財政盈余308億美元，高于市場預期，預計整個財年將增長22.2%。受國際油價下跌等因素影響，2014年四季度外貿順差為33.33億科第，同比下降43.6%，且已連續6個季度收窄。

（二）影響科威特經濟的有利因素

第一，新發展計劃逐步實施，有利于擴大科威特的國內需求。包括鼓勵私有部門投資、增加企業競爭力、改善經貿興業環境和保障教育衛生住房均衡發展等經濟發展計劃的陸續出臺，在短期內能有效撬動科威特國內市場需求，并持續釋放企業和居民消費潛力。

第二，重點項目的穩步推進，有利于刺激科威特投資。鐵路、地鐵、機場、電力、清潔能源、公立學校私有化、媒體城、海島開發以及自貿區等投資項目的實施，有望成為助推科威特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三）影響科威特經濟的不利因素

第一，從國際方面來看。一是全球經濟復蘇仍存在不確定性，最新IMF《世界經濟展望》報告將2015―2016年的全球增長率下調至3.5%―3.7%，較2014年10月預期調低了0.3%。二是國際油價成本“塌陷”沖擊經濟發展動能，將惡化石油凈出口國經常項目狀況。三是地緣政治風險加劇，敘利亞內戰、伊朗核問題和伊拉克緊張局勢將對科威特經濟造成負面影響。以上三個因素形成的“疊加壓力”，有可能擠壓科威特宏觀政策調控空間，并進而影響經濟增長預期目標。

第二，從國內來看。勞動力市場的供需矛盾、公共預算的結構性失衡、私營部門的弱勢地位、公共服務的機制欠缺以及基礎設施的總量不足，是科威特經濟健康可持續發展面臨的重要挑戰。此外，政局的不確定性也是影響科威特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

綜上所述，預計2015年科威特經濟將保持穩定增長態勢。世界銀行最新的《全球經濟展望》將科威特2014年的經濟增長率上調至3.0%，2015年和2016年則有望進一步上升至3.3%和3.6%。

二、科威特產業發展現狀

（一）“油氣依賴”五十年如一

科威特是OPEC的重要成員，石油與天然氣是其國民經濟的兩大核心支柱，兩者總產值約占GDP的45%、約占各級政府收入的95%、約占出口創匯的92%。此外，科威特還是中東第一家發展石油下游產業的國家，煉化和化工產業是其未來幾年的投資重點。

（二）第一產業“相對弱勢”

農業是科威特相對薄弱的產業，從業人口約有1.4萬，農業產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約為0.5%，該比例最高時也只有1.1%。可耕地面積約有14182公頃，約占土地總面積的0.6%。農業以生產蔬菜為主，而農牧產品主要依靠進口?？仆貪O業資源豐富，主要盛產大蝦、石斑魚和黃花魚，年產量在1萬噸左右。

（三）第三產業“蓄勢待發”

科威特未來將重點發展金融、旅游、貿易、航空、運輸、基礎設施、房地產和會展等行業，期望將科威特打造成為海灣地區的金融貿易中心?？仆刈钚鹿嫉陌l展戰略明確提出，將通過設立自貿區、對BOT方式立法、簡化過境程序、發展公共倉儲以及修改商業公司法等手段來促進第三產業發展?；A設施方面，先后實施了蘇比亞大橋、南祖爾發電站、杰赫拉公路等重點基建項目。

三、中國與科威特雙邊合作總體思路

第一，雙邊貿易發展迅速。自1971年建交以來，中科雙邊貿易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呈現直線上升態勢。到2014年上半年，中科貿易額已達58.7億美元。海關總署最新報告稱，僅2015年2月，科威特對華出口原油達104萬噸，相當于日出口27.3萬桶，同比激增263.8%。截至目前，中國已是科威特第一大進口來源地和第一大出口目的國。

第二，雙邊投資規模逐步擴大。截至2013年，科威特在中國人民幣市場QFII投資額度已達25億美元，成為了人民幣市場最大的外國投資者。與此同時，截至2014年11月，科威特已向中國的37個項目提供了總額為9.52億美元的優惠貸款。另據商務部統計，截至2013年底，中國對科威特的直接投資存量已增至8939萬美元。

第三，雙邊承包勞務取得重要進展。2013年，中國企業在科威特新簽承包合同20份，新簽合同額達8.65億美元，完成營業額10.49億美元。與此同時，2013年派出各類勞務人員4658人，年末在科勞務人員6213人。新簽大型工程項目主要有薩巴赫阿哈默德公建項目、房地產項目和宗教事務部總部大樓等。

四、推進中國與科威特雙邊合作的若干建議

（一）積極推動中科“一帶一路”合作建設

“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期我國打造對外開放升級版的重要組成部分?？仆刈鳛槲覈钊胪七M與阿拉伯國家經貿合作的重要抓手，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當前，我國應以籌建中的“絲綢之城”為契機，積極與科威特就“一帶一路”建設進行溝通和協調，爭取盡快在能源產業合作、基礎設施互聯互通、投融資便利化以及人文教育交流合作等方面取得共識。

（二）加快推進中國―海合會自貿區談判

中國―海合會于2004年7月正式啟動自貿區談判，并先后舉行過五輪磋商和兩次工作組會議，但由于各方在開放領域存在不同的利益訴求，導致2009年中海自貿區談判陷入僵局。2014年，在我國的積極推動下，中海自貿區談判順利重啟。加快推進自貿區談判，是進一步提升中海雙方開放水平、拓展深化雙方經貿關系的必然要求。一是要突出能源領域的合作，建立并完善能源對話機制，對于爭端性問題及時進行磋商，實現互利共贏和長序發展。二是要深化科技和教育領域的合作，重點要加強雙方在核能、信息、航天衛星、新能源、港務、銀行等領域的技術交流；三是通過減免關稅、簡化海關程序、加強檢驗檢疫合作和完善許可證管理等手段提升中海雙方貨物貿易自由化水平；四是加強中海在農產品與食品貿易等服務領域的合作，實現互惠互利。五是擴大外商投資合作領域，營造有利于中海雙方各類投資者平等準入的市場環境。未來，中海自貿區必將成為中國與科威特等海灣國家深化經濟合作的新支點。

（三）“點”“線”“面”并行推進，構建立體合作新模式

從現實經濟發展來看，要想建構科學、合理、完整的國與國合作策略，合作模式的選擇尤為重要。具體到對中科兩國合作戰略的設計來說，則需從“點”、“線”、“面”三個維度來構建。所謂“點”是指投資產業園。需按照產業結構、資源稟賦、區位條件、政策優勢等特點，逐步籌劃設立“中國―科威特產業園”，以期絲綢之路經濟帶的全面推進提供支撐。所謂“線”是指商品―要素市場線。針對目前中科兩國的發展特點，積極參與構建符合中科國情的多層次且一體化的商品―要素市場，全面提升兩國市場化水平。所謂“面”是指一系列投資策略的組合。要遵循“安全穩健”和“靈活機動”的原則，在發揮策略組合的“規模效應”的基礎上，打造新常態下中科合作的“新引擎”。

（四）著力完善中國―科威特合作論壇

中科兩國應以現有的合作成果為基礎，采取循序漸進的方式，著力完善中科合作論壇，實現兩國貿易投資利益最大化。當前，關鍵是要加快市場準入條款、技術性貿易措施（TBT）、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經濟技術合作等規則層面的進行對接。

（五）進一步加強中科兩國宏觀政策溝通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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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血管性癡呆；認知功能；精神行為

所謂癡呆，指的是一種較為嚴重的持續性認知障礙，其主要的臨床表現是智能的緩慢減退，癡呆會對患者的人格具有一定的影響，由于癡呆癥的病發時間緩慢、病程較長，因此，癡呆癥又叫做慢性腦綜合征。癡呆癥主要包括了阿爾茨海默病、額-顳葉癡呆、帕金森氏病等[1]。血管性癡呆是癡呆病中的一種，血管性癡呆與缺血性卒中、腦缺氧缺血等具有一定的關系，為了提高血管性癡呆患者的認知功能和精神行為，文章對2012年3月――2013年5月在該院進行診治的50例血管性癡呆癥患者和50例正常人的認知功能及精神行為進行研究對比。

1資料與方法

1.1臨床資料分別選取50例正常人（對照組）和2012年3月――2013年5月在該院進行診治的50例血管性癡呆（VD）患者（實驗組）。在對照組中，男24例，女26例，年齡為47-84歲，平均年齡為61.4±3.5歲；實驗組中，男31例，女19例，年齡為45-83歲，平均年齡為62.7±2.8歲。對照組的50例正常人中排除了具有影響認知功能的神經系統疾病。這兩組實驗者在性別、年齡等方面沒有明顯的差異，P>0.05，具有可比性。

1.2方法采用顱腦CT和經顱多普勒對所有的實驗者進行檢查，其中進行CT檢查時，以檢查對象的耳眥線為基準，掃描時逐層掃描的間距為1cm；進程經顱多普勒檢查時，需要檢測的部分包括雙側的頸內動脈、大腦中動脈、大腦前動脈、大腦后動脈、椎動脈以及基底動脈。并觀察和記錄實驗者的收縮峰和舒張末期的血流速度。對實驗者的各血管的阻力指數進行計算。血管阻力指數=（收縮峰的血流速度-舒張末期的血流速度）÷舒張末期的血流速度，并對實驗者的腦血供情況和腦血管的彈性進行分析[2]。

1.3評價方法采用簡易精神狀態檢查表（MMSE）、簡易癡呆篩查量表（BSSD）對這100例試驗者的精神行為和認知功能進行評價。

認知功能的評價內容包括定向力、短程記憶能力、計算力、注意力、語言的理解能力、語言的表達能力、空間認知能力這6項，總分為30分。記憶力的評定方法為：即刻回憶，≤18分為異常，延遲回憶，≤6分為異常，長時延遲再認。

精神行為的評價內容包括妄想、幻覺、激越、抑郁、焦慮、運動行為異常、睡眠夜間行為障礙等12項，這12項每項評分≥1分時表示有該癥狀[3]。

1.4統計學分析文章所有的數據均采用SPSS13.5統計軟件進行統計學處理，所有的計量資料采用（χ±s）進行表示，并采用x2對所有的計數資料進行檢驗，統計學差異值用P表示，當P

2結果

與正常人的注意力、短程記憶能力、計算力、語言的理解和表達能力、時間定向以及空間認知功能相比，實驗組的患者在這些認知功能和行為癥狀方面顯著減退，并且這50例VD患者均存在著腦萎縮和額葉萎縮的現象，同時還存在著腦血管彈性減退的現象。這100例試驗者的MMSE和BSSD的評分結果見表1。

3討論

血管性癡呆癥主要是由于患者缺血性卒中、出血性卒中的腦區低灌注的腦血管疾病所造成的一種疾病，其主要的表現是具有嚴重的認知功能障礙和精神行為障礙。處理缺血性和出血性卒中之外，高齡、吸煙史、癡呆家族病史等也是誘發血管性癡呆癥的重要影響因素。血管性癡呆癥主要包括了急性血管性癡呆癥和亞急性或慢性血管癡呆癥[4]。

文章選取了50例正常人作為對比，對血管性癡呆癥患者的認知功能和精神行為癥狀進行了探究，從結果中可以發現，血管性癡呆癥患者的認知功能和精神行為狀態評分具有統計學差異。從表2中可以看出，血管性癡呆癥患者與正常人的認知功能差異主要體現在注意力、定向力、理解力、表達力、記憶力等方面。因此，VD患者的突出行為癥狀是認知功能障礙和精神行為障礙，其危險因素是腦動脈的硬化和額葉萎縮，在進行血管性癡呆癥的治療時，可以從這幾個方面入手進行治療。

參考文獻

[1]馮麗君，張楠，程焱，杜紅堅.阿爾茨海默病和血管性癡呆患者的認知功能和精神行為癥狀[J].中國心理衛生雜志，2011，11（05）：78-80.

[2]賈建平，王樹英.血管性癡呆臨床診斷標準探討[J].中國神經免疫學和神經病學雜志，2010，07（06）：23-25.

篇10

【關鍵詞】 子宮頸癌；樹突狀細胞；免疫組化；維吾爾族

在新疆宮頸癌一直居維吾爾族婦女惡性腫瘤之首[1]。近年來其發病呈明顯上升趨勢和年輕化[2]。樹突狀細胞（dendritic cells， DC）在抗腫瘤免疫反應中起重要作用。研究腫瘤微環境中的免疫狀態往往比外周血免疫功能更能確切反映宿主的抗瘤免疫狀態。

本實驗通過研究維吾爾族宮頸癌腫瘤微環境中DC的數目、形態、分布特征推測腫瘤局部免疫功能狀態， 為宮頸癌預后的判斷和生物治療提供實驗依據。

1 材料與方法

1. 1 材料 宮頸對照組、慢性炎癥組、CIN組、腫瘤組取自新疆醫科大學第五附屬醫院病理科2008年4月至2012年3月間存檔組織蠟塊。標本共計100例， 其中對照組15例；慢性炎癥組15例；CIN組30例；宮頸癌40例；均為維吾爾族；臨床分期：0～Ⅰ期7例， Ⅱ期16例， Ⅲ期17例；病理分級：高中分化17例， 低分化23例；腫瘤直徑< 4 cm者14例， ≥4 cm者26例。

1. 2 方法

1. 2. 1 免疫組化 所有標本經10%福爾馬林液固定， 取材脫水后， 石蠟包埋， 4 μm厚連續切片， 分別行HE染色和DC免疫組化染色。鼠抗人單克隆S-100抗體購自福州邁新公司。免疫組化采用S-P法， 嚴格按S-P試劑盒說明書操作。用已知陽性片做對照， PBS代一抗做陰性對照。

1. 2. 2 結果判定 S-100蛋白陽性標記的DC呈棕黃色， 定位在胞漿。DC的浸潤程度， 依據Furukawa[3]等提出的分級標準：在低倍鏡下選擇細胞最密集的區域， 用400倍鏡觀察10個不連續視野計數， 0～20個陽性細胞為無～輕度浸潤， >20個為顯著浸潤。

1. 3 統計學方法 應用SPSS13.0統計軟件包進行統計學分析， 對相關數據進行χ2檢驗， 檢驗水準α=0.05。

2 結果

2. 1 DC 在子宮頸各級上皮中的形態特點和分布 對照組、慢性炎癥組DC分布于鱗狀上皮基底細胞層及棘細胞層， 呈分枝狀， 有較多突起。CIN中部分DC的突起與周圍異型上皮細胞接觸， 包繞細胞。早期癌周圍組織中， DC散在分布于距癌巢較遠的癌周區， 多數胞漿有多個突起， 呈分枝狀；分布于癌巢內的DC多呈圓形或橢圓形， 少數有較多分支， 也可見到DC的突起與腫瘤細胞接觸。晚期DC的數量明顯少于早期癌組織， 少見DC與腫瘤細胞接觸。

2. 2 DC與宮頸癌臨床病理參數的關系（見表1）

臨床0～Ⅰ期、Ⅱ期、Ⅲ 期宮頸癌患者DC高度浸潤組例數分別是：4例、7例、2例， 高度浸潤率分別是57.1%、43.75%、11.76%， 其高度浸潤率隨腫瘤分期而降低， 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高中分化與低分化宮頸癌患者DC浸潤程度相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腫瘤直徑≥4與0.05）。

3 討論

DC作為功能最強的專職抗原呈遞細胞， 能激活靜息型T細胞激發初始免疫應答， 在體內發揮強大的免疫監視功能[4]。DC在啟動抗腫瘤免疫反應中起關鍵作用[5]。當DC受到炎性刺激后在受體CCR7的誘導下經淋巴管進入淋巴結的T細胞區， 遞呈抗原并激活T淋巴細胞[6]。

本研究發現宮頸癌組織中大多數DC細胞形態為橢圓形或圓形， 樹突少， 無法與腫瘤細胞抗原接觸， 這種形態提示這些存在于腫瘤組織中的DC多數是不成熟的或處于靜息狀態， 不具有抗原提呈能力， 導致局部免疫能力降低， 使腫瘤發生發展。本實驗結果顯示CIN組中DC浸潤程度顯著增高， 說明CIN患者局部免疫能力增強， DC在病變區增多， 發揮其抗原呈遞功能， 激活細胞免疫， 抵御疾病發展。

本研究顯示DC浸潤程度隨臨床分期而降低， 其差異具有統計學意義（P

參考文獻

[1] 拉萊， 蘇祖克，彭玉華.新疆不同民族子宮頸癌發病趨勢分析.新疆醫科大學學報， 2006，29（7）：569-571.

[2] 于黎明， 哈春芳， 熊英. 宮頸癌發病因素及年輕化趨勢的探討.寧夏醫學雜志， 2004，10：613-615.

[3] Furukawa T， Watanabe S， Kodama T， et al. T-zone histiocytes in adenocarcinoma of the lung in relation to postoperative prognosis . Cancer，1985，56：2651-2657.

[4] Lenz P Lowy DR ， Sehiller JT. Pillomavirus virue like particles induce cytokines characteristic of innate immune responses in plasmacytoid dendritic cells. Eur J Immunol， 2005，35（5）：15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