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治理要素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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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城中村治理；政府協同；社會網絡分析

[中圖分類號]C936；D630 [文獻標志碼]A

中國社會的轉型是整體性、綜合性和系統性的結構型社會變遷，其實質是覆蓋政治制度、經濟生產、社會生活與文化習俗領域的全面社會變革與社會大轉變。在這個社會全面變革與社會大轉變的過程中，城中村無疑是政治、經濟、社會與文化發展進階的熱絡地帶。城中村見證并直接推動了中國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的轉變，由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的轉變，由鄉村社會向城市社會的轉變。正因如此，城中村成了社會各種矛盾的交匯區，是社會矛盾與社會沖突頻發的地區之一，同時也是城市政權組織和農村政權組織利益博弈的集聚點。城中村具有流動人口急劇膨脹、違章建筑四處泛濫、基礎設施破敗落后、安全隱患層出不窮、社會矛盾日益集中、社會沖突此起彼伏、健康風險規避困難等特征，是我國穩步推進城鎮化健康發展必須解決的痼疾。由于城中村問題多、治理難，加上受各種復雜因素的影響，以區、街道辦（部門）為代表的城市政權組織與以縣、鄉鎮政府（部門）為代表的農村政權組織對其均存在某種程度的排他性，影響了城中村治理的健康發展。德國著名物理學家H.哈肯認為：“組成社會環境的各個元素存在相互影響又協調一致的關系，通過協同會使社會環境從混沌變為有序?！蓖恚M成城中村治理大環境的城市政權組織和農村政權組織兩大元素之間，存在既相互影響又協調一致的關系。找出并解決影響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關鍵要素，推動城市政權組織和農村政權組織的協同契合，是完善和加強城中村治理的重要途徑。

國內外學界對城中村治理進行了大量的研究。H.Canter第一次把城中村理論引入城市地理學中；J.W.R.Whitehand認為城中村是介于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特殊區域，具有不同于城市和鄉村的特征；加拿大學者麥基用Desakota來概括城中村這一空間模式；希臘學者瓦西利斯?斯古塔斯認為應把重心轉移到城市邊緣正面的潛力上來，指出土地是核心問題，必須加大城市邊緣的規劃和政策扶持，運用“適宜技術”維護城市邊緣秩序；J.W.R.Whitehand還認為應注重對城市邊緣區人口和社會的城鄉過渡性等方面的研究。國內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城中村治理的理論與內涵、體制與制度、問題與對策等方面，針對城中村治理中之政府協同作用的研究仍比較薄弱。本文擬從政府協同這一新視角，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要素進行調查和分析，以推進城中村治理中城鄉政權組織協同行動，形成優勢資源最優化利用的協同治理格局。這對推動“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管理體制，加快形成政社分開、權責明確、依法自治的基層現代社會組織體制，擴大基層民主，激發基層社會活力，增加基層和諧因素，減少基層不和諧因素，營造和諧社會環境等工作的相關政策制定，有著重要理論意義與應用價值。

一、研究方法

一項基于加利福尼亞州阿拉梅達縣6 928名居民為期9年的隨機抽樣調查顯示，“缺乏社會聯系及社區聯系的人，與那些有著廣泛接觸面的人相比，死亡率更高”。同時，“保有一個廣泛的聯系網絡，會使患普通感冒的概率大大降低”。另一項研究顯示，若與組織中的不同群體的人保持網絡聯結，會產生或獲得更高的績效評分。以上關于網絡聯結的探討給我們的啟示是：個人或組織嵌入到關系網絡，會對其開展的活動產生積極影響，甚至會對活動的成敗產生極其重要的影響。社會學理論認為，社會是由網絡構成的，網絡中包含結點（行動者）以及結點之間的關系（關系紐帶）。社會網絡分析方法（簡稱SNA）是通過分析網絡中的關系來探討網絡的屬性和結構，并在此基礎上來探究網絡改進策略的一種社會科學研究方法。B.韋爾曼（BarryWellman）指出：“網絡分析探究的是深層結構――隱藏在復雜的社會系統表面之下的一定的網絡模式?！盨NA具有通過用不斷豐富和發展的運算方案、法則、程序等來分析網絡關系的特色，通過對構成社會網絡的多個結點和各結點間連線關系的狀況進行簡單分析，然后運用Ucinet、Pajek等軟件進行計算，對各種關系進行精確的量化分析，以探究出網絡組織的深層結構。本文擬運用SNA中的網絡中心性分析法，以影響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要素為網絡結點，以各個要素之間的關聯為關系紐帶來分析各要素之間的關聯，從中找出影響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關鍵要素，進而找出改善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對策。

二、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現狀調查

為了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基本狀況有更真實全面的認知，本文采取立意抽樣的形式，從湘潭市雨湖區選取了300個調查對象，向雨湖區政府、雨湖路街道、羊牯塘街道、中山路街道、窯灣街道5個城市政權組織部門，鶴嶺鎮、楠竹山鎮、昭潭鄉、護潭鄉、響水鄉5個農村政權組織部門以及雨湖區城中村的基層群眾，共發放調查問卷300份，其中有效問卷263份，有效回收率為87.67%（見表1）。將問卷進行編碼之后，運用SPSS 18.0社會統計調查軟件進行分析。調查問卷主要涉及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滿意度、重要性及基本現狀等。

從雨湖區城中村治理的現狀來看，認為城中村治理非常好的只有4.6%，認為差和非常差的卻占到了38.0%（見表2）。不難看出，雨湖區城中村治理現狀堪憂。在調研過程中，我們看到雨湖區城中村的道路交通設施、環境衛生、生活服務設施以及社會治安狀況等存在很多問題?？梢?，當前亟需進一步完善和加強城中村的治理，而加強政府協同是改善城中村治理的重要路徑。

事實上，城鄉政權組織間的協同契合對城中村治理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調查發現，有53.6%的調查對象認為加強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非常重要，認為重要的占到了35.7%，認為不重要的只占3.1%（見表3）。加強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可以實現城市政權組織與農村政權組織的資源共享，為城中村的治理提供更多保障，從而不斷提升城中村治理的效率及質量。但是，另一項調查數據顯示，當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群眾滿意度較低，感到非常滿意的只占11.8%，基本滿意的也只有28.1%，而不太滿意和很不滿意的卻占到了60.1%（見表4）。

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滿意度較低，表明其重要作用并沒有得到有效發揮。因此，找出并解決影響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關鍵要素，推進城市政權組織和農村政權組織之間的協同行動，對完善和加強城中村治理非常重要。

三、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關鍵要素分析

根據社會網絡分析方法，運用網絡中心性分析，通過要素分析、關聯分析、矩陣分析來逐步確立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關鍵影響要素。首先，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各項要素進行綜合分析，確定一套反映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要素類別的指標體系。根據調查結果、文獻探究和規范分類原則可以構建起基礎設施建設、基本結構劃分、基本發展現狀、組織基本構成、各種相關保障5個一級要素指標類別，每類一級要素指標中包括多個二級要素指標，二級要素指標由具備不同主體、內容、視角等屬性的具體要素指標構成。其次，對已經確定和識別下來的各要素之間的關系進行系統分析，確立起各要素間的關系網絡，構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要素的鄰接矩陣。因為各要素之間的關系強弱不同，所以必須根據各要素之間影響程度的不同來判斷關聯值（0代表無聯系，1代表弱聯系，2代表中等聯系，3代表強聯系）。通過關聯分析和專家論證，最終構建起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要素的鄰接矩陣。最后，通過對已構建的鄰接矩陣進行分析，識別出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關鍵要素。要識別關鍵要素需要借助網絡中心性分析法中的度數中心性分析方法，運用ucinet軟件來測算鄰接矩陣的內接中心度和外接中心度，而關鍵要素的基本特征是“具備較低的內接中心度和較高的外接中心度”。

鄰接矩陣構建的科學性和可靠性是識別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關鍵要素的先決條件，也是重中之重。為了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要素進行科學的關聯分析，本課題組對鄰接矩陣的每一個關系結點的關聯值進行了多次論證，并形成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要素的鄰接矩陣設計初樣；之后，邀請相關領域的專家和學者、城鄉政府部門代表、社會公眾等參與鄰接矩陣設計初樣的認證討論會，后經課題組修改完善，最終形成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要素的鄰接矩陣模型（見表5）。

根據已構建的鄰接矩陣，借鑒美國弗里曼教授運用內接近中心度和外接近中心度測量企業智力資本核心要素的方法，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關鍵要素進行識別。通過運用ucinet軟件進行計算，將那些具有較高外接中心度（90

四、結論與不足

通過對湘潭市雨湖區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現狀調查，可以看出當前城中村治理的現狀不容樂觀，人們對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現狀感到不太滿意。運用社會網絡分析法，我們構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要素的鄰接矩陣，識別出了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關鍵要素。

首先，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受經濟發展水平以及人才、制度、信息技術等關鍵要素的影響。從表6可以看出，經濟發展水平、人才保障、制度保障、信息技術保障等是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關鍵要素。因此，要不斷加快城中村的經濟發展步伐，推動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和特色經濟的創新發展，同時進一步加強和完善人才、技術、信息、制度等相關保障。

其次，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受社會基礎設施建設以及城鄉區域劃分等關鍵要素的影響。城鄉區域劃分一直是影響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重要要素，受區域劃分的影響，城中村承受著不同于城市和農村的文教體衛、治安管理、社會保障以及生產生活方式等壓力。社會基礎設施的建設和完善是推進城中村治理中政府協同的重要保障，包括社會福利設施、文化教育設施、醫療衛生設施、商業服務設施等。

篇2

[abstract]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is the station of the allocation of the corporation’s residual control right and residual claim right among its membe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rporation， on the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our eyes are caught by two phenomenon. At the same time stage， even under the same external environment， the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different corporation is different. During different time stage， there are different patterns of corporation governance. How to comprehend these phenomenon? On the ground of Hayek’s duality viewpoint of the society order， this paper gives a primary comprehension.

[關鍵詞]哈耶克、社會秩序二元觀、企業治理結構、演化

[key words] Hayek， duality viewpoint of the society order， corporation governance structure， evolution .

一、引言

企業是協調社會分工的一種組織形式，其運作的核心問題就是在企業參與者之間合理配置與企業運行有關的權利、責任，（主要是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以確保他們之間合作及競爭關系的存續和擴展，這就是企業治理的實質。所謂企業治理結構就是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在企業參與者之間配置的狀態。從企業發展的歷史看，關于企業的治理結構，兩大現象引人注目：一從共時性看，不同國家、地區那怕是面臨著類似技術和市場參數的同一產業領域內的企業的治理結構也是千差萬別的；二從歷時性看，企業的治理結構有一個發展演化的過程，從單邊治理到多邊共同治理出現了多種的企業治理模式。對于兩大現象的解釋，很多學者主要運用新制度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從節約交易成本的角度進行分析，認為企業治理結構共時多樣性是因為企業面臨的外部環境不同，認為企業治理結構歷時多樣性是不同企業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追求交易成本最小化的結果。這樣的分析是有缺陷的，要害的問題在于：一他們把參與經濟活動的個體當做抽象的理性人（有限理性）看待，而忽略了其嵌入其中的社會結構的影響；二把企業概念化為理性的行為者，而忽視了企業作為組織協調內部成員利益差別的復雜的政治過程，也就是忽視了企業治理結構內生演化的方面。結果是，他們既不能很好地解釋企業治理結構的共時多樣性問題，因為按照他們的邏輯，在競爭的作用下，面臨著類似技術和市場參數的同一產業領域內的企業治理結構應該收斂于某一種最節約交易成本的結構，而這與觀察到的事實明顯不符；也不能很好地解釋企業治理結構的歷時多樣性問題，因為他們只能靜態地、邏輯地比較給定條件下不同治理結構交易成本的差異，而不能從動態和歷史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說明治理結構的演化問題，這樣的分析本質上仍然是一種技術選擇論（鄧宏圖，2003）。正如周業安教授所指出的那樣：“制度安排的比較靜態分析僅僅告訴我們，在給定某類條件下，哪種制度安排更有效或更好，至于一種制度安排為何會變成另一種制度安排，其實并沒有答案（周業安，2001）”。 哈耶克是20世紀西方最重要的思想家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經濟學家之一，曾獲197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社會秩序理論是其經濟學的核心內容，是其經濟學理論的基礎部分。這一理論的核心觀點就是社會秩序二元觀：即社會秩序是由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在各自運動的基礎上互動所致。哈耶克社會秩序二元觀為解釋上述兩大現象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思想，可以避免單純從節約交易成本角度分析的缺陷。本文試圖以此為基礎，對于這兩大現象給出一個初步的解釋。

二、哈耶克的社會秩序二元觀

社會是由個人組成的，而個人又是不同的，包括個人的追求、知識結構、技能等等，人際之間的沖突和摩擦在所難免，但為什么社會總體上看起卻是井然有序的呢？在哈耶克看來，這是“人類行為的結果，但不是人類設計的結果”，也就是說，這不是由某些人理性設計的制度調節的結果，而是由社會中個人的互動形成的。個人的互動最終達致了這樣一種社會狀態，“其間，無數且各種各樣的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是極為密切的，所以我們可以從我們對整體中的某個空間部分或某個時間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學會對其余部分作出正確的預期，或者至少是學會作出頗有希望被證明為正確的預期?！?哈耶克，2000)，這就是所謂的社會秩序。個人的互動是怎樣形成社會秩序的呢？哈耶克是這樣分析的：

首先，社會秩序形成所需要的知識是分布在社會中個人之間的，任何一個人在很多方面都處在“必然的無知”狀態（哈耶克，1999）。一個人擁有的知識分可以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明示知識，這些知識是標準化的、可以言傳的，可以通過一定的途徑在社會成員間傳播，可以依靠學習獲得；另一部分是默示知識，這些知識是個性化的、不能言傳的，難以為他人理解，只能在實際的操作和人們的互動過程中去感悟和把握。由于默示知識的存在，任何一個人不可能擁有完全的知識，社會成員之間的互動就會存在障礙。因為他們在很多場合無法理解他人行動的確切含義，合作難以達成，社會秩序就難以形成。

其次，為了克服自身知識的局限性，社會成員在互動過程中形成了一定的規則。這些規則實質上就是社會成員互動自發形成的、并愿意共同遵守的共同知識的集合，是知識的濃縮器。有了這些規則，社會成員依此正確地預期其他成員的行動，并按照這些規則強化自己某些方面的重要特征（如技能和傾向等），進而更好地推動成員間的互動，形成“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哈耶克，1988)。根據哈耶克的解釋，規則來自于慣例，慣例被采納之初可能是因為其他原因，甚至是偶然原因，之后，這些慣例之所以能延續，主要是因為它們使采納它們的群體在生存競爭過程中好于其他群體。這種經成員互動自發形成的規則，被哈耶克稱為自發秩序。外部環境的變化、以及自發秩序之間的競爭，社會成員在互動過程中，某些成員為了獲取更多的收益可能會采取新的行動策略，并通過一個類似慣例產生的自然選擇機制，產生一個在新環境下成員更好互動的自發秩序，從而導致自發秩序的演化；也可能由于成員對規則的過度依賴產生規則鎖定，從而使得成員不能應付環境的變化，最終導致秩序的瓦解。

再次，為了避免由于人們知識的局限性可能出現的“鎖定”效應或降低由人們錯誤決策造成的“失衡成本”（青木昌彥，2002），社會成員可能形成組織來加以補救，這就導致了外部規則的出現，也被稱為人為秩序。它是一種通過“認知分工”部分地克服成員知識有限性的設置，通過人為設計的部分規則，更有效地處理分散化的“關于特定時間和環境的知識”（青木昌彥，2002）。人為秩序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務、目標或職能賦予組織定的個人，從而可以支配組織成員的行動，它一經創立出來，就會按照自身的規律運轉，它不像自發秩序那樣是目的獨立和普遍適用的，而往往只是服從于組織或統治者的特定目的。它的優勢在于彌補社會成員與內部規則互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一系列失誤、促進社會的分工和專業化水平、具有較強的信息搜集能力及制度供給方面的規模經濟優勢等；其局限性在于常常會出現制度剛性和組織僵化，也常常因為信息不對稱和機會主義行為而導致組織失靈。由于組織之間存在著競爭，競爭將推動人為秩序的演化，演化的機制跟自發秩序的演化類似。

最后，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的互動形成總體的社會秩序。一方面，一些人為秩序是在自發秩序的基礎上形成的，是將自發秩序法律化和條文化的結果；另一方面，人為秩序也會影響到自發秩序的演進，某種自發秩序的形成完全依賴于人為設定的規則是完全可以想象的(哈耶克，1988)。隨著環境的變化，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之間不斷發生互動，可能相互耦合，也可能相互沖突，最終達成一種多重均衡狀態。至于收斂于那一均衡狀態，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往往由互動開始時的狀態、互動的路徑及互動過程中的突發事件等多重因素共同決定。 三、企業治理結構共時多樣性的根源

按照哈耶克的社會秩序二元觀，企業首先表現為一種人為秩序，它是由生產要素所有者互動形成的一種生產性和交易性組織。為了克服個人認知方面的不足，它以命令的方式把特定的任務、目標或職能賦予組織定的個人，從而可以支配組織成員的行動，權威、獎勵、認可和協調形成了企業的組織特征(西蒙1991)。但經濟活動的參與者是嵌入在社會之中的，本質上是一個社會行動者，其特殊之處就在于他是經濟領域中的活動者，其行動就必然是社會化的、要受到人為秩序約束的。這樣，我們可以認為企業是在人為秩序下由企業參與人互動形成的一種自發秩序，是自發秩序與人為秩序的統一。由此，我們就不難得出“企業的治理結構是由自發秩序、人為秩序共同決定的關于企業剩余索取權和剩余控制權在企業參與者之間配置的狀態”的結論。由于從企業的現實運行看，企業不過是要素使用權交易契約的履行過程（謝德仁，2002），這樣，具體企業的治理結構就是在給定人為秩序條件下，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所有者共同談判的結果。給定的人為秩序往往給出了談判的初始規則、要素所有者初始的權利設定，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要素所有者的目標、偏好、非正式組織狀況等等。比如有的國家特別重視勞動者權利的保護，比如德國公司法便明確規定，企業董事會必須有職工代表參加等。在此基礎上，每一個參與人具體的權利和義務狀況由該參與人的談判能力決定。在企業設立時，生產要素所有者談判能力的大小主要取決于以下因素：

1、要素所有者所提供給企業的生產要素可能在企業中發揮的作用。一般來說，發揮的作用越大，該要素所有者獲得權利就越大、責任越大，反之，則反是。比如擁有高專有性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其談判能力就相對較高，所謂“專有性”(exclusive)生產要素就是指這樣一些生產要素，一旦它們從企業中退出，將導致企業團隊生產力下降、組織租金減少甚至企業組織的解體，生產要素專有性程度是決定生產要素所有者分享組織租金的談判力基礎。（楊瑞龍、楊其靜，2001）。

2、生產要素所有者對其生產要素不進入企業生產過程而閑置所產生的機會成本的承受能力。承受能力越大，談判能力越強。比如在那些資本短缺、勞動力供給過剩的發展中國家，擁有資本的人的談判能力就強，而那些只能提供簡單操作勞動的人的談判能力就弱。

3、生產要素所有者所擁有的通用性生產要素的稀缺程度。由于稀缺，該生產要素的可替代性就低；由于通用，他就不怕閑置，因此生產要素通用性越強、稀缺程度越高，他的談判能力就越強。比如我國東南沿海地區，一些高級技工嚴重缺乏，他們的收入甚至比部門經理的收入都高，有些企業為了留住他們甚至給他們股票期權。

在企業存續階段影響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的所有者的談判能力的因素，除了上述因素外，還包括：對該生產要素績效衡量的難度和監督生產要素所有者機會主義行為的成本，難度越大，成本越高，該生產要素所有者的談判能力越強。

在外部環境變化不大的情況下，上述談判結果的主要特征就會被當作企業的慣例穩定下來成為組織的記憶，使企業參與者休戰而進入合作狀態（納爾遜、溫特，1997）。企業參與者按照上述慣例強化自己的技能、認知、傾向等，使得企業治理結構的主要特征得到強化，從而在一段時期內保持相當的穩定性，直到外部環境發生重大變化或企業參與者的構成發生重大變化時將之破壞為止。

從上面的論述我們不難看出，同一時段內，不同國家、地區，不同的企業面臨的人為秩序不同，也就是所嵌入的社會結構不同；加之，同樣人為秩序下，由于不同企業內部各生產要素所有者談判的結果不同，因此，同一時段內，企業的治理結構是千差萬別的。這樣，我們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從技術層面上（產業領域、企業規模、各生產要素的相對稀缺程度）看大致相同的美國企業和日本企業，企業的治理結構會差別很大，根源在于其背后的自發秩序和人為秩序的不同。

四、企業治理結構歷時多樣性的一個粗略機制

由于外部環境的復雜性、人們的有限理性，企業運作過程中的不確定性肯定難以消除，這樣在一定的人為秩序下，企業作為一個要素使用權交易契約之履行過程，就是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所有者不斷再談判的過程。隨著內外環境的變化及其交互作用，其治理結構就必然會處于不斷的演化過程之中。其演化遵循這樣一個粗略的機制，鑒于篇幅的原因，本文只給出該機制的主要內容以求拋磚引玉，而不用企業史資料加以印證：

1、企業運營績效差異的持續性。在某一時期、一定市場范圍內，即使是面臨相同或類似外部環境的企業，由于參與企業的生產要素和其所有者的異質性以及由此決定的企業治理結構的差異，在競爭過程中企業的運營績效會出現差異。另外，當外部環境發生變化時，如生產技術的重大突破、市場的擴大或人為秩序發生較大變化時，所引起的不同企業自發秩序的變化是不同的。有的企業可能通過創新形成新的更適應新環境的自發秩序，當然適應的程度有大、有??；有的企業則可能由于路徑依賴作用而鎖定在舊的自發秩序之中，而難以從外部環境中獲取物質和能量等；這也會帶來企業運營績效的差異。盡管企業間的模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企業運營績效的差異，但是由于關鍵資源缺乏彈性和企業組織慣性等原因，產生了一種模仿的阻隔機制，單憑簡單、機械的模仿是難以消除這種差異的。結果是企業運營績效的差異就具有了一定的持續性（邸強、唐元虎，2004）。

2、適應性學習。在一定市場范圍內，在企業之間多次競爭過程中，企業經營績效的差異具有一定的持續性。一些企業因經營績效太差不能從外部環境獲取能量、資源等而被淘汰，競爭過程中始終保持優良績效的那些企業就會成為企業“明星”。那些績效較差的企業在生存壓力的推動下，啟動了適應性學習的過程。這個過程包括兩個層面：一是搜尋，就是通過各種途徑在企業已知的明星企業治理模式中尋找自己所需要的，然后加以引進、模仿；一是創新，就是經過成員互動創造嶄新的企業治理模式。經過適應性學習，一些原先績效較差的企業可能通過創造性模仿或創新脫穎而出成為后來居上的企業明星。經過一定時間的市場競爭和適應性學習，與明星企業治理結構有關的一些顯性知識便會在一定市場范圍內擴散開來，成為公共知識。在這個過程中，競爭起到了“獲致知識的途徑和程序”的作用（馮興元，2002）。

3、市場選擇。經過多次競爭，市場上就會出現老牌明星企業和后來居上明星企業的若干種企業治理模式共存競爭的局面。哪種治理模式將為主流模式，將接受市場的選擇。市場在選擇的時候，往往遵循一個所謂的“戰略互補性”的機制（青木昌彥，1999），即社會上的企業采用某治理方式的比率越是上升，對每個企業來說，采用該模式的戰略優勢就越大，該模式就會被當作一個慣例穩定下來。這類似于威特（Witt）所講的“頻數依賴效應”，即一個個體對創新者是模仿還是反對取決于群體中已有多少成員作了這種選擇（盛昭瀚、蔣德鵬，2002）。隨著環境的重大變化，企業在應對環境變化的過程中，有些企業可能會沖破 “頻數依賴效應”的束縛對已成為慣例的治理結構進行重大的創新，由于路徑依賴和企業適應性學習能力的差異，創新也會呈現多樣化的態勢，于是進入新一輪適應性學習和市場選擇的過程，在經過一個一定的閥值或頻數后，某種治理模式成為主流模式并流行開來，形成新的慣例。當然，由于默示性知識的存在，各個企業只能獲得那些關于該治理模式的顯性的知識，各個企業的治理模式不會完全相同。

通過這樣一個粗略的企業治理結構演化機制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若干新制度經濟學家如詹森等人提出的“最小化成本的組織形式會流行起來”的觀點是錯誤的（弗羅門，2003）。我們認為，流行的不一定是最優的，流行的企業治理結構模式可能只是比較優秀的，也就是說是次優的。它們只所以流行，與其說因為是最優（效率最高），不如說是因為有更多的人選擇了它們。

五、幾點啟示

綜上所述，對我國企業治理結構的創新而言，我們認為要注意以下幾點：

1、企業的治理結構是自發秩序和人為秩序共同演化的結果，并不存在唯一的所謂最優的企業治理結構，現實生活中存在更多的是次優的治理結構，在相應的環境約束下，各種次優的企業治理結構都可能是有效的，具有適應性效率的。那種追求唯一的所謂最優的企業治理結構的努力是徒勞的。

2、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推進企業治理結構創新時，需要借鑒發達國家自發積累的關于企業治理結構演化的信息，通過有效地模仿發達國家的企業治理結構，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企業治理結構演化過程中由知識的有限性帶來的限制，加快企業治理結構的演化進程，這是我們的后發優勢。但是由于其中很多信息屬于默示知識的范疇，無法完全移植，機械地模仿結果只能是“淮橘為枳”，這就會變成我們的后發劣勢（楊小凱，2000）。因此，不能將某一國家的主流企業治理模式當作我們企業治理結構創新的目標，我國的企業治理結構必然是具有中國特色的。

3、在企業治理結構演化的過程中，政府作為一種人為秩序，要擺脫那種認為可以人為設計出最優制度安排的被哈耶克稱為“致命的自負”的束縛，充分尊重群眾的首創精神，放手讓廣大企業去探索、去進行組織實驗，為企業治理結構的演化創造良好的外部環境，如促進產權主體多元化、打破壟斷、促進市場競爭等等，用楊小凱的話說就是“政府注意的重點不是立法，而是案例形成和創立與成例不合的新案例的程序的公正性”（楊小凱，2000）。以自發秩序為主、人為秩序為輔，是今后我國企業治理結構創新的最優策略選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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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邸強、唐元虎.企業績效差異的動態演進[J]，經濟管理，2004（2）

篇3

關鍵詞： 一流大學 敘事 治理結構轉型 研究型學院

一、偽形敘事——一流大學建設的價值取向缺失

建設一流大學這基本上可以說是當下中國的一個重要的敘事共識。

何為一流大學？簡而言之，是“由一群世界一流的教授吸引了一大批世界一流的學生，在世界一流的辦學理念和辦學條件下，培養這世界一流的人才并從事著世界一流的科學研究的大學”。［1］

在此，一流大學的所指與能指，作為一個硬幣的兩面的意義和功能應該為我們所認可。然而事物的符號象征意義（所指）不是由這個事物天生的素質決定的，而必定是被國家體制、時代狀況和具體的文化語境等因素所共同賦予（能指）。當今一流大學的存在及其為我們所能直觀的治理功能模式，主要是多個世紀不斷積累的西方的社會、文化習慣的產物，是一種逐漸形成的知識生活下的學術程序；是一種地域性的學術生活的經驗。因而，一流大學所指與能指的文化學意義上的原形意涵，切入不同的社會語境下，發生偽形的概率就不低。其關鍵就在于作為異域的后來者，建設一流大學在觀念的引領上，如欠缺一個良性治理所需的價值取向上的合理性把握，建設一流大學就成為一種新敘事或重新敘事，而將一流大學的意義承載變成了對西方社會的想象，將建設一流大學作為表征某種存在的心理訴求。在當下新敘事的主線就是大學治理結構的轉型。

就治理來講，是指一系列的價值、政策和制度，通過這些，一個社會可以來管理它的經濟、政治和社會進程。這意味著治理應從全面的、整體的角度把握。即治理既是開發社會資源過程中實施管理的方式，同時又是制定和實施決策的過程；治理還被界定為限制和激勵個人和組織的規則、制度和實踐的框架。因此，從上述對治理的理解來看，西方一流大學治理功能模式的原理乃是蘊藏于、隱含于、內在于一個社會共同體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信息、制度規范和學術實踐之中的。而其中學術道德作為學術文化的核心力量，恰恰在于能降低學術制度的運行成本。即效率的追求立足于“正義”之基上，盡管“正義”也是相對的觀念。由此西方一流大學的形成和演化就構成了一種原形敘事。

與此相觀照，當下建設一流大學如其敘事合法性的取得，在于通過一種意識形態（強國）確立一種理念（建設一流大學），從而論證凡是符合這種理念就是合法的話，其間隱含的風險就是合法性替代真理性。如果理論的作用是為實踐提供合法性的依據，合法性不是靠真理性（或正義性）來保證，而是靠強權來支撐；敘事的呼聲愈高，敘事者就爭得越多的話語權。這一點已為大學治理結構轉型中的行政主導化所印證。建設一流大學應警惕徒具制度規范性框架的治理轉型偽形敘事傾向。

二、要素調控——治理結構轉型的主要誤區

當下一流大學的建設除了上述的通過信而非思來跳過關鍵性一步的迷思外；另一種觀念是基于復雜事物一經分解定會變得簡單這樣一種默許的信念（世界觀或自然觀）。即當前建設一流大學在治理結構轉型上的主要舉措就是要素調控，其理解是建立在通常系統的“元素法”的基礎上，它總是先將現象分解為要素，然后研究要素的性質及要素間的相互作用，從而獲得要素間的基本法則，最后再根據要素間的基本法則理解現象的本質。［2］

以此觀察，最具普遍性的高校教師人事制度改革基本上是管理層在追求建設國際一流大學目標框架下，針對提升學術競爭力的制度設計，其基礎和出發點就在于設計者從最薄弱處突破的系統觀。不僅大學轉型中存在這樣的認識，就大學的管理，以大學行政樓為統率的要素控制觀，同樣也被認為是不容置疑的。

而如果我們認可大學治理包括一系列的價值、政策和制度，則我們首先要認識到大學中諸如人才培養與因材施教、知識創新與學術自由、學術評價與學術邏輯等成正比或正性相關的內在聯系；盡管這些“確定關系”同樣在很大程度上也只能意會，但其作為普遍性的內在規則存在于大學的治理結構中，并適用于大學知識生產的所有單元或子系統。其次，在大學系統內耦合的大量單元或子系統，不僅在專業、學科的學理上具有多樣性；而且知識的形式上既存在厚積薄發的常態，又有醍醐灌頂式的體味、靈光乍現式的頓悟。這就賦予大學的治理既要把握系統中的確定性與普適性的規定，又能于知識過程的多樣性中包容隨機性。

大學系統內知識過程確定性與普適性的規定是其治理的結構要求，而知識過程的多樣性、隨機性又是其治理的結構形式需要。前者體現大學系統中治理的穩定性和基礎性，后者體現大學系統中結構形式的不規則性、復雜性?，F實中的大學治理如以大學層面的要素管理調控為主導，事實上將人為地扭曲了大學作為復雜系統的存在。顯而易見地，作為大學層面上規范性的制度設計，基本上只能求得最大化的最低水準，體現整齊劃一的底線剛性。同時以建設一流大學的角度看，這種自上而下、整齊劃一的大敘事將因欠缺彈性，更因抽離了利益相關者參與變革的結構之間、過程之間，以及傳統之間的互動，而壓抑大學系統內大量子系統、個體的小敘事參與。將一流大學的建設敘事扭曲為強制推行的一廂情愿或迫不得已。

可見，現行的治理機制結構——行政主導的要素調控既欠缺大學成其為大學的平等價值之基，又不能面對大學系統的復雜性、平等原則與差異原則的同時欠缺。事實上一流大學建設敘事可能導致舊病不去，新疾又來的局面。這樣不論大學當下的治理還是處于轉型中的議程，都必然要作路徑上的轉型。

三、研究型學院——一流大學建設的路徑選擇

我們應該看到，不管多復雜的系統，總是存在著諸多確定的“關系”，這些關系是結構與結果之間的必然規律，系統通過這系列關系，獲得其基本特性。［3］

因此，大學治理轉型遵循的前提就是首先確立大學治理結構“理想類型”。而其建構的原則則應是“上善若水”、“水因地而制形”——體現出大學內生于學術共同體的歷史文化傳統、道德信息、制度規范和學術實踐之中的基本特性，確立大學成其為大學的一系列基本價值。

其次，遵照治理所關涉的權力、關系、責任的原則，劃定權利的邊界。確立權力誰行使、規劃誰作出，以及問責如何進行的基本治理結構框架。

再次，大學系統中，知識如何成為可能是最為根本的問題。這就需要在治理的結構形式上進行把握和調整。

根據以上的原則次序，以及大學自身的系統復雜性，建設一流大學的治理轉型應傾向于大學層面發揮學術價值、學術道德、學術評價、政策規范調整等基礎性、整體性特性的確立、引導作用，以滿足大學結構要求上的穩定性、傳承性。

而針對大學知識過程的復雜性和差異性，在治理轉型的結構形式上，資源要素的組合權力、科研教學的組織安排、管理調控的行為運作等要層級下放，并以制度的形式和規范性確認和推進中下層級和相關個體的參與與自組織。

以上內容既體現了一流大學歷史演化的傳統，又為建設一流大學提供了治理轉型的路徑選項。

從國外一流大學的發展演化看，以劍橋大學等為代表，實行獨立學院制的方式，將學術及學術競爭的自交由學院；以老牌的斯坦福大學、英國新秀卡福迪大學等為代表，實行的是先打造有限的幾個強勢學科，爾后進行擴張或交叉整合形成優勢學院，并帶動全校實力的提升。雖然治理方式上，兩者有差別，但在學術競爭力的生成和提升上都遵循著一條相同的基本路徑，即以知識分化構成的學科學院作為基干，以其發展狀態作為大學學術聲譽的來源和院校間競爭的基礎。其實踐的經驗就在于作為大學子系統的學院，既分有大學的學術性，又可在相對同一的學理上實現子系統的要素自主組合。

因上，在當前國內大學自有所擴大的背景下，建設一流大學完全有可能以部分優勢學科學院為基點進行試點，通過在大學內部首先生發成長出一些局部的、新型的學術生態進而匯聚成一種新型的大學形態，以局部創新建設的漸次擴展，推動大學治理結構和功能的重構，向一流大學的目標邁近，實現大學脫胎換骨的變革。以優勢學科學院與一流大學尤其是一流研究型大學建設的直接性、關聯性，我們傾向于將其定位為研究型學院這一概念。

這樣研究型學院的建設就在一流大學建設的治理轉型上，既產生小敘事的作用，又豐富了大學治理的結構形式。它適應當今大學規模擴張和組織結構日益龐雜對管理重心下移的要求，通過分權和整合資源配置，有利于在大學內部逐漸形成扁平化的管理結構，提升效率。同時，通過大學治理中責權下放調動基層組織的積極性，有利于院系層面在自主辦學和管理科學化方面進行探索。［4］

可以說，個案研究的方式、以小見大的思維往往是宏大敘事不著邊際狀況下比較理性的選擇。因此，建設研究型學院就其意義來說也成為一流大學建設的一個路徑摹本。

參考文獻：

［1］睦依凡.高等教育強國：大學的使命與責任［J］.教育發展研究，2009，（23）：23.

［2］屈世顯，張建華.復雜系統的分形理論與應用［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26-30.

［3］肖永健.復雜系統的確定性——模式的確定［Z］.價值中國網，2007-6-27..

篇4

【關鍵詞】 公司治理； 內部審計； 組織架構； 企業文化； 人力資源

1988年，美國注冊會計師協會《審計準則公告第55號》，第一次正式將控制環境納入內部控制的范疇，認為內部控制結構由控制環境、會計制度(或會計系統)和控制程序三個要素組成；1992年，美國COSO委員會的“內部控制――整體框架（Internal Control－Integrated Framework，IC-IF）”認為，內部控制由控制環境、風險評估、控制活動、信息與溝通、監控五個相互影響的要素構成；2004年，COSO委員會了“企業風險管理――整體框架（Enterprise Risk Management，ERM）”，對原來的五個要素進行深化和拓展，將其演變為八個要素，分別是內部環境、目標設定、事項識別、風險評估、風險反應、控制活動、信息和溝通、監督。

2008年，我國頒布的《企業內部控制基本規范》（下稱“基本規范”）規定，內部環境是內部控制的五要素之一；2010年，我國頒布的《企業內部控制應用指引》（下稱“應用指引”），分別闡述了組織架構、人力資源和企業文化等與內部環境相關的內容，進一步補充和完善了基本規范。

一、中美內部控制環境的內涵比較

IC-IF認為“控制環境決定了企業的基調，直接影響企業員工的控制意識?？刂骗h境提供了內部控制的基本規則和構架，是其他四要素的基礎?？刂骗h境對企業行為架構、目標設立和風險評估的方式有潛移默化的影響?？刂骗h境包括員工的誠信度、職業道德和能力；管理哲學和經營風格；權力和責任的分配、人力資源政策；董事會的經營重點和目標等?！?/p>

ERM框架指出，內部環境包含一個組織的基調，影響其員工的風險意識，同時還是企業風險管理所有其它組成部分的基石，提供紀律和結構。內部環境影響企業戰略和目標的制定、業務活動的組織和風險的識別、評估和執行，還影響企業控制活動的設計和執行、信息和溝通系統以及監控活動。內部環境因素包括風險管理哲學、風險文化、董事會、誠信和道德觀、能力承諾、管理哲學和經營風險、風險偏好、組織結構、權力和責任的分配、人力資源政策和實務等。

我國基本規范認為：“內部環境是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基礎，一般包括治理結構、機構設置及權責分配、內部審計、人力資源政策、職業道德修養與勝任能力、企業文化、法制意識等?！睉弥敢赋?，內部環境是企業實施內部控制的基礎，支配著企業全體員工的內控意識，影響著全體員工實施控制活動和履行控制責任的態度、認識和行為。

可以看出，中美都認為內部控制環境是內部控制其他組成要素的基礎，是有效實施內部控制的保障。但是，美國COSO框架①是通過闡述控制環境在內部控制中的地位和作用來進行解釋的，認為控制環境應當包括兩大方面或具備兩大職能，即設定一個組織的基調和提供內部控制其他要素建立的基礎。而我國基本規范沒有強調設定一個組織的基調是內部控制環境的重要職能，也沒有說明內部環境是內部控制其他要素的基礎。應用指引中雖然比較全面認識了內部環境的作用，但沒有厘定控制環境的內涵。

美國COSO框架中對控制環境因素的劃分主要是以控制環境因素責任主體的不同進行的，除了人力資源和實務具有間接影響性之外，其他環境因素都有直接影響性。我國內部控制規范中規定的內部環境因素較多，對其劃分參考美國COSO框架的痕跡較明顯。在應用指引中還提出了如公司治理結構、發展戰略、社會責任等熱點概念，但沒有充分考慮內部環境的本質，看不出這些因素提出的理論依據和分類標準，并且同一體系下的分類明顯不一致，使得設定的環境因素顯得不夠嚴密和成熟。

二、中美內部控制環境因素比較

中美對內部控制環境內容的規定相互交叉，相互重疊，但側重點各有不同，有所差異，二者相互關系如圖1所示。

（一）中美公司治理結構比較

公司治理是企業內部控制環境的最高層次，科學的公司治理結構包括民主、透明的決策程序和管理議事規則，高效、嚴謹的業務執行系統，以及健全、有效的內部監督和反饋系統。中美對公司治理結構的規定有以下不同。

美國采用市場導向型公司治理模式，是“一元制”的公司治理結構，公司的法人治理結構由股東大會和董事大會組成，不設監事會，公司治理中的常設機構是董事會，負責制定決策；執行工作由經理層負責，獨立董事負責監督執行董事及經理層；我國公司治理結構采用的是“二元制”，即單獨設監事會負責監督董事會和經理行政管理系統，并全面規定了股東、董事會、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形成的權責分配、激勵與約束、權力制衡關系，以及他們在公司治理中的職責。圖2、圖3對中美兩國的公司治理結構進行了比較。

美國側重于規定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相對于管理層的獨立性、成員的經驗和聲望、對企業活動的審查參與度和其行為的適當性，以及他們在內部控制中的作用；我國則側重于規定公司治理機構的設置和權責分配，分別規定了董事會與審計委員會在內部控制中的職責。

（二）中美內部審計比較

美國IC-IF中指出，由于在企業中的組織地位和權威性，內部審計在監控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內審人員在評價、維護企業內控系統有效性方面起著重要作用。ERM框架也指出，內部審計人員在企業風險管理的監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們的業績質量依賴高級管理者、下級管理者或部門執行人員的特殊要求，通過對管理者風險管理過程的充分性和有效性進行監控、檢查、評估、報告和提出改進建議來幫助管理者和董事會或審計委員會。

我國基本規范規定，企業應當加強內部審計工作，保證內部審計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和工作的獨立性。內部審計機構應當結合內部審計監督，對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監督檢查。內部審計機構對監督檢查中發現的內部控制缺陷，應當按照企業內部審計工作程序進行報告；對監督檢查中發現的內部控制重大缺陷，有權直接向董事會及審計委員會報告。

美國相關規定中沒有專門對內部審計作明確規定，只是在組織結構中提及了內部審計的重要性，將內部審計部門的設置作為組織結構中的一個例子，對內部審計多在《薩班斯法案》中作出規定。我國基本規范和應用指引中則有明確規定，專門特別強調了內部審計部門的設置、權責配置和職能發揮要求。

（三）中美組織架構比較

建立和完善組織架構可以促進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有效防范和化解各種舞弊風險，為強化企業內部控制建設提供重要支撐。

我國應用指引中的組織架構包含公司治理、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三個方面，相對應于美國內部控制環境中董事會和審計委員會、組織結構、授予權利和責任的方式三個方面的內容。

中美組織架構在規定上詳略不同，側重點也有所不同。一方面，美國的規定理論性較強，內容比較詳細，將二者分別進行規定，側重于對組織結構、授予權利和責任的方式涵義的解釋和設計，以及其對內部控制的影響；我國應用指引的規定則帶有很強的原則性，側重于根據企業內部控制需要來設計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將二者結合在一起進行規定，強調內部控制對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的作用。另一方面，美國對內部審計部門的設置作為權責分配的例子，對其規定很簡略；而我國則專門強調了內部審計部門的設置、權責配置和內部審計在內部控制中的重要作用。

（四）中美企業文化比較

企業文化是指企業在生產經營實踐中逐步形成的、為整體團隊所認同并遵守的價值觀、經營理念和企業精神，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行為規范的總稱。

我國應用指引中所指企業文化主要包括企業的整體價值觀，高級管理人員的管理理念、經營風格與職業操守，員工的行為守則等，這與美國COSO框架中管理哲學和經營方式、員工的誠實性和道德觀是相對應的，但是二者側重點不同。

美國COSO框架中規定了風險觀念、正規化觀念、會計觀念等一些對內部控制建設和運行有直接影響的方面，沒有涉及法律法規遵循性的觀念，以及其對整個企業內部控制基調形成的重要性；我國基本規范則強調企業法治觀念，要求企業有積極向上的價值觀和社會責任，營造一種良好的企業文化氛圍，但規定過于寬泛，缺乏企業文化應當包括的行為規范方面的規定，對管理理念和經營風格的規定也不足。

（五）中美人力資源比較

良好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和機制是增強企業活力的源泉，是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的重要基礎，也是實現發展戰略的根本動力。

美國的人力資源規定主要從企業員工的角度出發，其內容包括員工的誠實性與道德觀、員工的勝任能力，以及人力資源政策和實施三個方面，皆在強調各自的重要性，相關規定的范圍比較廣；我國則認為人力資源是企業組織生產經營該活動而錄用的各種人員，包括企業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和全體員工，重點強調人力資源政策，對員工職業道德的規定不明確。

COSO框架主要從對內部控制影響的角度來闡述員工的誠實性與道德觀、勝任能力，以及人力資源的建設，強調誠信與道德價值對內部控制的重要性；我國的規定則弱化了人力資源與內部控制之間的相關性，側重于強調人力資源的建設，甚至包含了如關鍵崗位員工的休假和輪換制度、機密重要崗位員工的離崗限定性規定等屬于控制活動的內容。

三、完善我國內部控制環境建設的幾點啟示

綜上所述，中美內部控制環境規定之間存在一定的差異，二者內容詳略不同，所含要點相互對應，又略有差異，各有所長，但由于中國的內部控制建設起步較晚，還有很多不成熟的地方，應進一步完善和改進。

（一）完善法規，使基本規范與應用指引的內容相一致

我國基本規范的目的是對公司內部控制的有效性進行自我評價，應用指引、評價指引和審計指引是基本規范的配套文件。但是，我國基本規范中規定內部環境因素包括治理結構、機構設置及權責分配、內部審計、人力資源政策、職業道德修養與專業勝任能力、企業文化、法制觀念等；應用指引中的內部環境因素則包括組織架構、發展戰略、人力資源、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等，二者存在明顯的差異，在應用指引中看不出基本規范的指導作用，使其顯得依據不足。因此，相關法規制定部門應進一步完善基本規范與應用指引，使二者緊密相關，互相補充，相關指引應以基本規范為依據，更好地服務于企業內部控制環境的建設。

（二）明確內部環境要素內涵，避免相互間重復交叉

在應用指引中，組織架構、發展戰略、人力資源、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五個因素中所涵蓋的內容互有重復交叉，缺乏明確的劃分依據，不便于規范，也不利于明確責任。例如對員工的相關規定，在人力資源、企業文化和社會責任中都有交叉，員工的道德價值觀影響企業文化氛圍，也影響他們的社會責任感，更是企業選拔員工的人力資源政策；再如，企業組織架構的設計，與企業文化中公司的經營管理風格相重復等，這些都使得各要素相互之間的界定不夠明確清晰，內容冗余重復。因此，應細化相關指引，明確各個要素的內涵，盡量避免對相關指引籠統的規定，使之更加合理具體。

（三）分別規定公司治理與組織結構的指引

雖然我國基本規范作為一個單獨的內部控制環境要素進行了規定，但是，我國應用指引中用組織架構取代了基本規范中公司治理、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三部分內容。盡管組織結構和權責分配包括公司治理結構的設計和權責分配，在內容上有所交叉，但各自的重點、主要工作和主體不同，應當是兩個互相獨立的要素。公司治理層和管理層在企業中所承擔的角色和工作任務不同，公司治理主要是治理層對內部控制的指導和監督責任，而組織結構的權責分配主要是管理層的責任，其工作重點是經理層的組織結構設計和權責分配。因此，應將二者分別制定指引，既有利于明確治理層和管理層的責任，也便于發揮好它們各自在內部控制中的作用。

（四）細分企業文化中對治理層、管理層和員工的 規定

企業文化是一個含義廣泛且不確定的范疇，是企業在生產經營管理過程中形成的，為企業多數員工所認同的道德價值觀、管理理念、經營風格和企業精神等。它的主體涵蓋了從治理層到普通員工的各個層級，企業的每一分子都會對企業文化的營造產生影響，很難把握其具體內容和邊界，這將無法厘清治理層、管理層和員工分別對內部環境要素的關系。企業文化的內容不都屬于內部環境因素，有些屬于內部控制活動，將企業文化作為內部環境因素之一太過籠統，且具體指引中規定的企業文化側重于對企業法治觀念的規定，要求企業有積極向上的道德價值觀和社會責任，這與社會責任指引有所交叉。因此，應對企業文化指引進行具體細分，厘清企業治理層、管理層和員工在內部環境要素中的作用，將三者分別作為內部環境因素進行規定和建設。

【參考文獻】

［1］ 楊瑞平.企業內部控制環境研究［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51-76.

［2］ 陳留平，張珊珊.基于公司治理的現代企業內部審計架構［J］.江蘇大學學報，2010（6）：77-81.

篇5

[關鍵詞]公共治理；網絡治理；善治；公-私伙伴關系；新公共管理

[中圖分類號]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863（2013）12-0052-05

在過去二十多年間，“治理”一詞頻頻出現在公眾的視野，治理似乎成了一種潮流。但是治理被賦予了太多的意義，“治理可以指很多事情，它可以是一個流行詞匯，一種時尚，一種框架設計，一個聯結各學科的、傘狀的、描述性的并且模糊的概念，一個空洞的符號，……”。[1]治理似乎是萬能標簽，可以貼在任何地方。概念的模糊性已然成為治理正統性的嚴重障礙，Sartori指出：無法否定的概念是萬能的，可以指任何事物，沒有清晰的邊界，就無法確定它的種類，由此容易導致混淆和難以捉摸。[2]為了規范治理的概念，使學術界在研究它時有一個更加清晰的認識，本文梳理了相關的治理概念，歸納了治理理論所包含的關鍵要素，分析了目前治理概念之所以泛濫的四種可能原因，最后歸納了治理的內涵。

一、治理概念的演變

治理是一個不斷被豐富的概念，它大致可以分為傳統治理與新治理兩個階段。治理概念最早起源于希臘語（Kybernan）與拉丁語（Gubernare），都包含著領航、掌舵或指導的意思。我國“治理”一詞的詞源學歷史悠久，西漢的司馬遷就提出了“禮樂刑政，綜合為治”的治國理論?？偠灾?，傳統的治理（我們稱之為舊治理）是“統治”的同義詞，兩者可以相互替換使用。

自20世紀80年代，隨著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公共事務的復雜性、動態性和不確定性增加，一種新的治理機制誕生。一般認為，新舊治理的分水嶺是1989年的世界銀行報告。世界銀行在探討撒哈拉以南非洲發展問題的報告中，把非洲當時的情況稱之為“治理危機”。新舊治理的區別在于：舊治理一般是指“政府以及它的行為”，新治理是指“政府與社會之間的伙伴關系”。[3]

治理概念的豐富與發展表現在治理概念頻頻出現在不同學科的文獻中。學者們試圖從不同的學科解讀治理及其理論，以應對目前普遍出現的范式危機。不同學科間治理的研究雖然豐富了治理的內涵，但也出現了包羅萬象的局面，治理似乎成了什么都可以指向的東西，已經到了泛濫的地步，因此迫切需要對治理的概念進行重新審視，以規范其研究途徑。

（一）治理概念在國外的演變

Van Kersbergen K.和Van Warden F.[4]分析了9種治理概念，是目前比較全面的分類。我們將這9種概念進一步概括為四大類。

1.善治

善治這一概念首先由世界銀行提出，從字面意義上可以理解為良好的治理。就這一點來看，善治可以將私人部門的善治（法人治理）和公共部門的善治（新公共管理）納入進來。雖然這三種形式分屬不同的學科，但其實質都是市場精神在不同領域的實施。

（1）一般意義的善治。世界銀行所提出的善治，主要是指有效率的管理，最初只是一個“政治中性”的定義，但是后來這個概念不斷豐富，逐步涵蓋一個國家民主政治的善治。善治的主要理論主張包括：增加政府與公共事務的透明和責任，減少公共支出的浪費；增加基本健康、教育和社會保障方面的投入；通過規制改革提升私人部門的力量。這些措施強調合法性與效率的政治、行政和經濟價值。[5]

（2）私人部門的善治：法人治理。法人治理出現在上世紀70年代，它是市場經濟中的競爭、制度和激勵原則在企業管理中的運用，是指所有者（主要是股東）對經營者的一種監督與制衡機制，即通過一種制度安排來合理地界定和配置所有者與經營者之間的權利與責任關系。公司治理的目標是保證股東利益的最大化，防止經營者與所有者利益的背離。

（3）公共部門的善治：新公共管理。雖然法人治理為商業部門產生了良好的治理實踐，但新公共管理同樣將善治引入公共部門組織。將私人的管理手段應用于政府部門達到了善治的結果，這些手段通常包括：顧客至上，增加回應性，加強績效管理，服務外包與私有化，區別掌舵與劃槳。

2.沒有政府的治理

沒有政府的治理，關注政府作為一個政策行動者的角色問題。政府在政策中的角色分為三種情況：第一，政府中心視角。在這種極端情況下，政府完全主導政策；第二，社會中心視角。在這種極端情況下，政策制定完全由私人和非營利組織主導，形成了“沒有政府的治理”體系；第三，政府、私人和半官方組織形成伙伴關系的治理，它是“有政府的治理”。需要說明的是，“沒有政府的治理”并不等于“沒有政府參與”的治理，而是沒有政府權威的治理，是一種自愿的治理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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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社會責任; 利益相關者理論; 財務會計基本理論; 公司治理

一、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必要性

構建和諧社會,實現科學發展是我國新時期社會建設的主要任務,而承擔社會責任是企業參與和諧社會建設,實現自身科學發展的重要途徑。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發展速度舉世矚目,但必須承認不少企業在擴大經營規模、追求經濟利益的同時,存在污染環境、忽視職工生活、逃避債務、產品和服務質量低劣等社會責任問題。既阻礙了整個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也影響了企業自身的可持續發展。而這些問題在傳統會計體系中卻得不到全面反映。面對我國新時期建設和諧社會的任務,作為企業管理重要組成部分的會計,必須建立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并重的理念,在反映企業經濟責任的同時,披露企業履行社會責任的情況。

利益相關者管理理論被認為是研究社會責任時最重要的理論武器。該理論認為企業是各利益相關者締結的“一組契約”(Jensen and Meckling,1976;Freeman and Evan,1990)。任何一個企業的發展都離不開各利益相關者的投入或參與,因此,企業追求的應當是利益相關者的整體利益,而不僅僅是股東的利益。這些利益相關者既包括企業的股東、債權人和員工,也包括顧客、供應商、政府、普通民眾、自然環境等受到企業經營活動直接或間接影響的客體,企業的經營行為必須考慮他們的利益或接受他們的約束。因為企業外部的利益相關者為企業提供了日?；顒铀枰沫h境和資源,同時也消化了企業的產出。企業只有在這樣的良性循環中才能發展壯大。特別是在當前企業大規模并購擴張的形勢下,許多公司的行為不僅對資源配置、環境保護、市場穩定及經濟增長有直接作用,甚至還會影響到社會的安定團結。因此,承擔社會責任是社會對企業的必然要求。

積極承擔社會責任的企業可以和各利益相關者保持良好的關系,得到各利益相關者的信賴,從而幫助企業獲得各種外部資源,優化經營環境,提高競爭優勢并轉化為穩定增長的財務收益。同時,強化企業員工的榮譽感和歸屬感,提高他們的工作積極性。所以,從長遠看,企業積極承擔社會責任是“既利己也利他”的雙贏選擇。

二、引入社會責任對財務會計基本理論的影響

(一)對財務會計目標的影響

關于財務會計目標,當前比較流行的觀點是受托責任觀和決策有用觀。但無論贊同哪種觀點,社會責任的引入都會改變它們的內涵。就受托責任觀看,引入社會責任后,委托方由單一的股東變成了企業所有資源的提供者,企業的受托責任包括了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企業必須在提高經濟效益的同時進一步提高企業員工的福利待遇、產品質量、政府稅收、社會公眾的就業以及生態環境保護等社會效益。與此相適應,會計必須向股東和其他的利益相關者同時反映經濟責任和社會責任的履行情況。就決策有用觀看,引入社會責任后,信息使用者的范圍進一步擴大,從潛在投資者、債務人到政府監管部門、行業協會甚至普通的社會民眾都可能成為企業信息的使用者,而且對信息的質量要求也不斷提高,因此,會計必須為更多的信息使用者提供更加全面的會計信息。

從發展趨勢看,社會責任的引入必將促使財務會計目標從受托責任觀、決策有用觀向綜合效益觀發展,實現經濟效益與社會效益的高度統一。

(二)對財務會計假設的影響

引入社會責任,一是會擴大會計主體的范圍。因為進入會計核算范圍的不只是傳統會計中那些影響企業經濟效益的交易和事項,一些與企業經濟效益沒有直接關系的事項也需要進行會計確認、計量、記錄和報告;二是挑戰現行的貨幣計量假設。因為要想正確地反映企業的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必須廣泛使用勞動量度、實物量度和其他計量形式;三是需要引入環境價值假設。因為傳統的會計核算體系中,企業僅對直接消耗的生產要素付費,而沒有對間接消耗的環境資產進行會計核算,社會責任的引入,要求企業必須對所占有的環境資產,所承擔的環境負債以及所取得的環境效益進行全面核算,而其前提是必須承認環境資源的固有價值。

(三)對財務會計要素的影響

按照利益相關者理論的解釋,各個利益相關者投入或付出的資源,都可以在廣義上理解為是一種資產,包括人力資源、生態環境資源等,它們都將作為企業的資產進入會計核算范圍。因此,引入社會責任首先會擴大“資產”這一會計要素的范圍;其次,利益相關者理論基礎上的利潤反映的是企業生產活動所增加的總價值,而不僅僅是政治經濟學中的剩余價值。不管是股東、債權人或員工的個人利益還是政府的公共利益,都內含在公司的增加值之中,而企業從事社會公益活動形成的效益也屬于增加的價值?？梢?引入社會責任將對“利潤”這一會計要素產生直接影響。此外,企業的負債、收入和費用等會計要素的外延也會擴展或進一步細化。

(四)對會計確認與計量的影響

會計確認是將某一項目納入會計核算系統的過程。社會責任的引入,一是會減少會計確認的限制條件,例如不一定強調必須采用貨幣計量;二是由于會計要素內涵擴展而擴大會計確認的范圍,凡是與企業社會責任相關的資產、負債、成本和效益等,都將納入會計確認的范疇。

引入社會責任對會計計量的影響主要表現為計量單位的多元化和計量方法的創新。目前計量企業社會責任的方法主要有:(1)調查分析法。指通過對那些享受了企業效益或者承擔了社會成本的個人或組織進行調查,搜集有關信息,通過對信息的分析來確定社會效益和社會成本的數額;(2)替代品評價法。當某項社會成本或社會效益無法直接決定時,可以通過估計替代品(某些與所要估計的項目大致具有相等效用或犧牲的項目)的價值來確定;(3)歷史成本法。是按取得某項資產時實際支付的現金數額或其等值來計量該資產的價值;(4)復原或避免成本法。是指根據恢復原狀或預防損害所需的成本進行估計的方法。

(五)對財務會計報告的影響

基于前面的變化,引入社會責任必然對會計報告產生相應的影響。例如:由于利潤要素的拓寬,企業必須單獨反映其社會收入、社會支出和社會凈收益,或者改進現有的利潤表,增加反映這些內容的項目;又如:資產和負債要素的擴大,至少要求在原有的資產負債表中增加環境資產、環境負債、環境成本、環境收益等項目。

三、公司治理機制重塑

廣義的公司治理,是指通過一套包括正式或非正式的內部和外部的制度或機制,來協調公司與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關系。公司治理和企業社會責任具有一定的歷史淵源。公司治理是企業社會責任得以實施的重要途徑,企業社會責任則能夠推動公司治理的有效改善與良性發展。由于會計最終輸出的數據正是綜合考慮各種利益關系后的結果,所以社會責任要想在會計信息系統中得到應有的反映,必須改變現行的公司治理機制。

現行的公司治理結構是按照“資本雇傭勞動”的理念設計的,主要關注的是股東和管理層的關系。引入社會責任后的公司治理結構,應當能夠更好的協調所有利益相關者之間的關系。為此,必須從以下方面改善現行的公司治理結構。

首先,優化股權結構,改變一股獨大的局面。因為一股獨大時,大股東往往會利用優勢資源(如地位、關系、財產等)和競爭手段片面追求股東利益最大化,而不顧及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這樣的股權結構,難以形成持續穩定的利益共同體,既不利于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也不利于保護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同時有可能影響大股東的最終利益。

其次,完善現有的董事會結構。應當改變股東至上的董事會結構,倡導股東和各利益相關者分權,建立共同治理機制,以便更好地發揮各利益相關者在企業生存發展中的作用。各利益相關者應當通過共同獨立董事或民間組織等形式積極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

第三,完善考核體系和激勵機制。為了促使管理當局在經營決策時更多考慮社會責任,建議在考核指標體系中增加或細化客戶滿意度、員工滿意度、環境保護、社區參與度等一系列社會責任指標。并建立長期激勵和短期激勵相結合的機制,鼓勵企業管理當局認真履行社會責任。

第四,強化社會責任信息披露。公司治理的本質是分權和協作,強化社會責任信息披露,不僅會縮小股東和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程度,促使各利益相關者更多地關注企業的經營行為,更好地參與企業的經營決策,而且會降低分權和協作的成本。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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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田昆儒,康劍青,宋東亮.中國社會責任會計問題研究綜述[J].會計論壇,200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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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貿易低碳化下的產業水資源承載力改善 

開展對外貿易現在已經從發達國家到發展中國家都提倡低碳化，水資源限制條件自古以來就是生產力發展面臨的最重要問題，關系著工農業生產和人力資源要素生活用水。我國流域面積超過1000平方公里的流域有1000多條，這些流域廣闊，跨行政區域乃至跨國的流域很多，目前中國境內水質不能達標的河流占總河流數的45%。污染分點源污染和面源污染。城市、工廠形成水污染的點源污染，我國兩大流域之一的長江流域點源污染在1970平均污染量為100億噸/年，1980s平均污染量為150億噸/年，1990s平均污染量為200億噸/年，2000s平均污染量為300億噸，但全國污水處理率不及三分之一。面源污染主要來自農業污染和流域附近的垃圾排放，相比較點源污染，面源污染占中國污染總量的3/5。氮肥和磷肥已經成為中國河流湖泊富氧化的主要來源，1980s平均污染量為315億噸，1990s平均污染量為350億噸，2000s平均污染量為415億噸?！豆茏印分杏醒缘?，治理國家，水、旱、霜、疫、蟲中，最大的害為水患，大禹治水三過家門而不入，大禹治水成功后人類社會開始過渡從原始社會進入奴隸社會，大禹的兒子姒啟建立中國第一個奴隸社會，禪讓制結束，進入世襲社會。在整個奴隸社會水資源都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水資源關系到政權穩固，是人命關天的大事。進入封建社會水災是最大的災害，因為人們都聚居在水資源豐富的江河湖泊流域，一旦發水災，就殺掉童男童女祭奠河神，平息天怒?，F代社會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已經開始循環經濟的研究，循環城市成為據智慧城市之后又一政府重點關注領域，我國十一五規劃開始湖南、湖北的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建設，十二五中北京開始循環城市減量化、再利用、資源化的重要選擇實施戰略。 

二、府際權力與中央權力的水資源治理投資博弈 

轉嫁污染造成“上游污染中游，中游污染下游，下游污染河口，河口污染海洋?！鞭D嫁污染的產生是由于環境保護屬于屬地治理，跨府際管理涉及地方保護主義，有上級關注的水污染事件會有較好的進展，省級交界地帶成為水污染的重點地區。針對這一現象，2007年環?？偩珠_始形成區域限批政策，就是一個地級市有重點污染現象，那么這一個市的新建項目暫停審批，直至污染改善完成。2007年環保總局對長江、黃河、海河、淮河四大流域的重點污染地區進行限批。地方政府針對中央的治理措施提出如下對策進行零和博弈。用于環境治理的費用已經從2001年的1020億元增加到2013年的5010億元，其中污水治理從2001年的600億元增加到2010年3000億元。這說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治污投向上是不一樣的，而廢水恰恰是流域污染的來源所在。對中央政府而言，需要考慮地方政府的這種外部性，中央和省級政府用于環境治理的總投資，在此條件下，中央的最優決策總是優于地方的最優決策。怎樣才能徹底解決轉嫁污染？需要從源頭抓起，保護水源地的生態文明，青海和西藏是關鍵，尤其是三江源的青海要限制污染工業發展，重點依靠一帶一路的絲綢經濟帶發展商貿。中游中國中部，目前面臨中部崛起，污染嚴重，自從長株潭兩型示范區2007年成立以來，節能減排，見效明顯，應該在中部推廣這一綠心做法。下游是中國東部和南部，污染已經很嚴重，要借助海上絲綢之路把不愿改進技術的高耗能、低產能企業逐步在中國淘汰，形成科學的國際產業鏈條。走出去，不要瞄準第一世界，其實很多第三世界國家更加渴望中國制造。通過對上游、中游和下游的治理，河口面臨的將僅僅是清除淤泥和生活垃圾，中國海洋將更加安全、清潔和自然。這將是中央政府既定政策下的極度水資源承載力投資收益，將造福人民，富國強省。 

參考文獻 

[1]“一帶一路”中國的馬歇爾計劃？[J].金玲.國際問題研究.2015/1 

[2]我國貿易隱含碳測度及貿易低碳化路徑研究[J].桑建軍.2011/11 

[3]孫富行，鄭垂勇，王志紅. 水資源承載力綜合分析評價[J]. 人民黃河. 200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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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餐廚垃圾 治理 產業 機遇 挑戰

中圖分類號：X799.3 文獻標識碼：A

“十二五”時期是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時期，也是深化改革開放、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攻堅時期。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推動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也是符合我國基本國情和發展階段的新特征。實現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的發展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根本目的，建設“資源節約型”和“環境友好型”社會，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要著力點，而發展循環經濟、加大環保力度是實現“兩型”社會目標的重要支持。隨著科學發展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理念的深入人心，我國的餐廚垃圾治理問題日益為社會所關注，開始成為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未來3—5年將會進入集中發展期的嚴肅課題之一。

通常意義上所講的餐廚垃圾屬于居民生活垃圾的組成部分。餐廚垃圾以其所含成分及處理方法上的不同，主要區分為兩部分：廚余和泔腳。廚余指的是食品加工過程中產生的殘余；泔腳則指的是飲食消費后的食物殘余。從一般意義上講，餐廚垃圾治理的任務遍及城鄉每個有人群居住的地方。但是，由于我國城鎮化進程的不斷推進，城鎮人口密度在不斷加大，并仍處在繼續增長的趨勢中，這就使得餐廚垃圾治理問題在城鎮顯得尤為突出，所以目前餐廚垃圾治理的重點在城鎮。

一、我國城鎮餐廚垃圾現狀及危害

依據國家統計局2011年人口統計最新數據顯示，全國大陸總人口（不包括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和臺灣省以及海外華僑人數）為134735萬人，其中，城鎮人口為69079萬人，占總人口的51.27%；如果以城鎮人口每人每天產生餐廚垃圾0.1kg計算，2011年末全國城鎮人口每天產生餐廚垃圾6.9萬噸，全年產生餐廚垃圾449萬噸。若按照我國城鎮化率到2020年達到60%的發展預計，屆時城鎮人口將達到8億，那么每天產生的餐廚垃圾將達到8萬噸，全國城鎮年產生餐廚垃圾約合2920萬噸。

大量產生與存在的餐廚垃圾，不僅嚴重地影響著城市的人居環境，極大降低了人們的生活衛生水平，而且阻礙了人們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更重要的是造成了人與環境之間循環污染惡性鏈條的形成，帶來了我國食品安全問題的隱患，也影響了和諧社會的建設?；诖?，城鎮餐廚垃圾治理已成為當務之急，而發展我國餐廚垃圾治理產業也成為應時應運之所需。

二、“十二五”期間餐廚垃圾治理產業發展面臨的機遇

（一）產業發展所依賴的社會基礎初步形成。

我國經濟發展水平的不斷提高，帶來了人們對生活質量要求相應的不斷提高。環境、健康、衛生、食品安全等關乎生活質量、生存環境的詞匯已成為當下社會流行的熱詞，生態文明觀念也隨之走進當代中國人關注發展的視野。生態文明追求的是人類對客觀規律的遵循以及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人與自然界、人與人之間和諧相處、良性互動的狀態。它雖然是一個1995年才由美國的羅依.莫里斯首次提出的年輕概念，但是在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生態文明思想卻并不少見，以“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為代表的樸素的生態文明思想亦是中國傳統文化中極具特色的內容。

在一系列包括“地溝油”、“垃圾豬”等在內的食品安全事件連續曝光后，不僅社會對現代生態文明的認識從理論走到了現實，而且蘊含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生態文明思想也重新覺醒，于是餐廚垃圾治理的迫切性日益凸顯并成為民心之所系。這表明社會范圍內生態文明觀念的樹立與日益普及，也意味著社會范圍內解決餐廚垃圾治理問題的時機已然到來，昭示著餐廚垃圾治理產業發展所依賴的社會基礎初步形成。

（二）產業發展日益受到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視。

雖然社會的普遍關注給餐廚垃圾治理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礎，但中央和政府的高度重視卻是有效解決問題、推動產業發展的關鍵。

自1995年中央首次提出可持續發展戰略后，2003年十六屆三中全會上又進一步提出了科學發展觀。在這一發展理念的指導下，2005年十六屆五中全會則明確提出了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的發展目標，在全社會倡導科學發展、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十七大再次嚴肅指出了我國“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的不足，也再次重申了“科學發展觀是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必須堅持和貫徹的重大戰略思想，”強調了“堅持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的基本國策，關系人民群眾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生存發展”，并提出了“主要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控制，生態環境質量明顯改善”的目標要求。上述發展戰略的制定、發展理念的提出、發展目標的明確，都為餐廚垃圾治理產業的發展營造了最為有力的宏觀政策環境。

在中央對我國全面小康社會的發展與建設做了清晰的規劃后，國務院進一步對“兩型社會”建設、循環經濟發展等領域提出了明確的發展要求和方向。就餐廚垃圾治理問題的解決，國務院明確提出了必須從制定有關政策法規、加強管理、統籌規劃、培育垃圾治理產業等方面進行綜合治理的要求，并且提出了減量化、無害化和資源化的“三化”治理方向，而且“餐廚廢棄物”也作為一個獨立的概念首次出現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中。治理要求和治理方向的明確，將促使我國的餐廚垃圾治理由單純治理階段進入綜合治理階段，餐廚垃圾治理產業由初級的低水平粗放式發展階段進入以科技為主導、更加環保的高層次發展階段。

（三）產業發展的制度體系正在逐步完善。

自2005年始，餐廚垃圾治理產業發展的相關制度體系開始建立。這一年，國家頒布實施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固體廢物污染環境防治法》，國務院了《國務院關于做好關于建設節約型社會近期重點工作的通知》、《國務院關于加快發展循環經濟的若干意見》。2007年，建設部頒布了《城市生活垃圾管理辦法》和《建設部關于公布生活垃圾分類收集試點城市的通知》。

2010年制定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與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其中《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加大環境保護力度》已被作為第六篇《綠色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中獨立闡述的兩章。這兩章中，明確提出了“建立健全垃圾分類回收制度，完善分類回收、密閉運輸、集中處理體系，推進餐廚廢棄物等垃圾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等具體要求。

2011年4月，國務院頒布了《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生活垃圾處理工作的意見》，明確提出了我國生活垃圾處理的“十二五”目標和方向?！锻ㄖ分刑岢隽说?015年所要達到的一系列具體目標要求。其中包括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生活垃圾全部實現無害化處理以及全國無害化處理率達到80%以上的目標；提出了城市生活垃圾資源化利用比例達到30%以及直轄市、省會城市和計劃單列市達到50%的目標；提出了每個?。▍^）建成一個以上生活垃圾分類示范城市的要求；同時還提出了50%的設區城市初步實現餐廚垃圾分類收運處理等方面的要求。

2011年8月，國家發改委、財政部、住建部聯合印發了《關于同意北京市朝陽區等33個城市（區）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試點實施方案并確定為試點城市（區）的通知》，正式批準33個城市作為首批餐廚垃圾試點城市進行餐廚垃圾治理的探索。并且為引導社會資金的投入，國家發改委、財政部還印發了《關于印發循環經濟發展專項資金支持餐廚廢棄物資源化利用和無害化處理試點城市建設實施方案的通知》，提出了利用循環經濟發展專項資金支持餐廚垃圾治理試點工作的具體部署，安排6.3億元循環經濟發展專項資金對33個試點城市（區）給予支持。在《城鎮生活垃圾無害化處理設施建設》“十二五”規劃中，也提出要在“十二五”期間，全國建設餐廚垃圾處理設施240座，處理規模3.0萬噸/日。并強調開展分類試點的城市以及人均GDP達到6000美元以上的城市都要開展垃圾分類工作。

這些相繼頒布實施的法律法規，不僅使我國在餐廚垃圾綜合治理領域中的目標和措施得到初步具體化，也使我國城鎮餐廚垃圾治理的制度體系走向完善。到目前為止，為進一步貫徹落實上述法律法規和條例，各省市相關法規也都在醞釀出臺和進一步完善的進程中。

（四）產業發展的保障手段開始引入重點。

強有力的保障手段是產業健康有序發展的必需。在餐廚垃圾治理產業發展之初，國家同樣引入了重典來保障和規范其發展。2012年2月，為確保嚴懲“地溝油”犯罪的實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聯合下發《關于嚴懲“地溝油”犯罪的通知》，要求各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依法嚴懲“地溝油”犯罪活動，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對于從事“地溝油”犯罪活動者最高可判死刑。既體現了國家在保障食品安全、打擊犯罪活動方面的決心，也彰顯了以重典來維護產業發展的正常秩序、保障治理有序進行的思路。

三、“十二五”期間餐廚垃圾治理產業面對的挑戰

餐廚垃圾治理產業雖然發展時機已經凸顯，產業本身也始見雛形，但是卻遠未形成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較為系統完善的產業體系。產業發展還面臨著諸多嚴峻且長期的挑戰。

（一）產業發展所需的文化要素尚不成熟。

餐廚垃圾治理產業的發展，需要全社會的積極參與和持續支持。社會的參與和支持，首先體現在主動意識與自覺行為上。當前，盡管產業發展的必要性、必然性已被社會認可，但是由于我國人口眾多、社會成員文化素質普遍偏低、長期形成的傳統飲食觀念與習慣的影響以及社會責任意識較欠缺等諸多原因，所以短時間內社會還難以形成推動餐廚垃圾治理產業健康發展的社會文化氛圍，人們傳統觀念的改變以及相應文明行為的養成、責任意識的培育等還需假以時日。比如，當前社會還較為普遍地存在著在餐廚垃圾治理問題認識上的差距；社會還未形成有利于餐廚垃圾減少和回收利用的行為鏈條，包括日常的垃圾分類行為習慣等；在監督和治理的空白地帶，還存在著許多缺少責任約束的不文明行為等等。

（二）產業發展所需的制度要素尚不健全。

完善的制度體系是產業發展成熟的標志，也是產業發展的保障。當前，餐廚垃圾治理產業發展所需的制度體系僅只是雛形，距離完善還很遙遠。雖然國家已相繼頒布實施了一些法律法規及條例，部分省市也陸續有相關法規條令等制定頒布，但是到目前為止，國家尚未制定出臺關于餐廚垃圾治理的專項法規。餐廚垃圾治理問題基本都包含在諸如對環境保護、循環經濟、城市生活垃圾處理等問題的要求中。部分省市所制定的有關法規大多也都屬于探索性和預設性的，并非較為成熟的實踐經驗的總結。所以，目前已有的制度體系尚不能夠有效推動產業的有序發展，所以，逐步、盡快建立健全制度體系顯得十分迫切與必要。

（三）產業發展所需的激勵約束要素尚不具備。

社會的需求、國家的扶持，是該產業發展的必要條件。但是，產業的出現歸根結底還是社會分工細化的結果，所以產業必須在市場運作中來加以發展與完善。因此，遵循市場規則構建產業發展的激勵約束機制當屬必然。激勵約束機制是激勵與約束的相結合，以激勵來調動各方積極性，以約束來強化各方的社會責任，這兩者相輔相成，在產業發展中缺一不可。而激勵約束機制的構建，關鍵要解決五個問題，那就是：激勵約束的主體、激勵約束的對象、激勵約束的方法、激勵約束的方向以及激勵約束的條件。目前，激勵約束主體體系未構建、激勵約束對象不明確、有效的激勵約束方法沒有建立、激勵約束的方向不清晰、激勵約束的條件也不充分，表明該產業發展所需要的激勵約束要素尚不具備。

（四）產業發展所需的部分生產要素尚不到位。

產業發展目前存在著資金、技術、人才等方面的總體不到位狀態。由于資金短缺，特別是起步資金不足，國家的扶持資金沒有完全落實到位，產業發展起步較為困難。技術水平也總體落后，我國傳統的生活垃圾處理普遍采用填埋處理方法，這一方法技術含量較低，屬于粗放式治理，既不適合中國土地資源緊缺的基本國情和環保要求，也不利于產業的可持續發展。特別是，由于我國未實行垃圾分類回收制度，導致垃圾成分比較復雜，所以，完全采用國外垃圾處理技術與工藝，對于我國的餐廚垃圾治理并不完全合適，還需要依據實際情況進行改造。因此，現有技術工藝不足以支撐“三化”目標的實現。人才隊伍也較單薄，產業發展所需的各類各層次專業技術及管理人才較為缺乏，在人才培養與隊伍建設上面臨的壓力同樣很大。清華大學施一公教授曾說過：“中國社會已經到了必須向低能耗、低污染、高技術、智力密集型的經濟發展模式轉變的關口，這種轉變最重要的保障就是世界一流的科學技術人才?！?/p>

綜上所述，餐廚垃圾治理產業在“十二五”期間面臨著機遇與挑戰并存、動力與壓力同在的形勢。把握機遇、應對挑戰是必然的選擇。就當前而言，應就諸如如何構建產業發展的激勵約束機制、如何完善產業發展的制度體系、如何促進產業發展的社會文化氛圍形成、如何提升產業發展的生產要素水平等進行重點思考與解決，以此更好地推動餐廚垃圾治理產業健康有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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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簡化為市場經濟或貨幣經濟的經濟活動必然是扭曲的，這部分反映為證券市場的“活躍”程度，上市企業的績效“好”“壞”、業務寬窄、高級管理層（簡稱“高管”）薪酬高低與貨幣鏈長短成正比，與民情社情、國情世情之真實與否無必然聯系。是故不難理解為何會出現上市企業遭金融危機重創，高管卻照享豐厚俸祿的“奇景”（此刻，上市企業的績效“好”“壞”與管理層薪酬高低呈負相關關系或互不相關）。

人們對上述“奇景”產生怨恨屬感情的自然流露，說明貫穿人類心靈的禮義廉恥鏈或道德鏈仍發揮著省身克己的作用。在貨幣鏈未完全取代道德鏈之前，社會各界盡快達成深刻認識經濟活動、市場經濟、貨幣與貨幣鏈、上市企業、管理者（或企業家）精神內涵的共識顯得尤為必要，其正是透析上市企業高管薪酬迷局的關鍵及價值所在。

跳出經濟活動、市場經濟、貨幣與貨幣鏈、上市企業、管理者精神的有形、無形框框（特別是西方經濟學框框）反聽內視，經濟活動等事物的內涵才有可能獲得精確識別。其實，“古來經濟才，何事獨罕有”（杜甫《上水遣懷》），“以文章節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經濟為己任”（《宋史?王安石傳論》）已給出經濟活動的最好界定：以道德為準繩進而經綸濟世、經邦濟民。試圖將經濟活動庸俗化為無節制的“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市場經濟，以及無節制地為“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的貨幣化創造條件的貨幣、貨幣鏈、上市企業和管理者精神，均無法擔當經綸濟世、經邦濟民的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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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指導思想

以黨的十七大、十七屆五中全會精神為指導，認真學習貫徹中心經濟工作大會精神，具體貫徹科學發展觀，認真踐行社會主義法管治念，以維護人民好處為基本，以維護社會和諧穩定為目的，以服務經濟發展為大局，全力推進三項重點工作，為推進我鎮民主法治建設供應服務。

二、工作目的

1、深化化解社會矛盾，大力增強人民調解工作，最大限制地削減不好諧要素。一是認真學習貫徹施行《人民調解法》，依法增強人民調解組織建設和人民調解隊伍建設，特別是完善和穩固轄區企業和居民小區人民調解組織收集建設；二是狠抓人民調解標準化建設，使居村、企業人民調解組織收集、調解陣地、調解隊伍、調解順序、解調文書均到達標準化的要求，村居、企業建有標準化的調解室；三是增強對村、居、企業、居民小區人民調解員的培訓，全年培訓調解主任1—2次；四是扎實開展矛盾糾紛排查調處，做到調處率100%，調處成功率到達96%。

2、努力探究社會治理創新，加大普法宣傳力度，具體啟動法治工作。一是認真總結“五五”的典型經歷，具體啟動“六五”普法工作；二是緊緊圍繞科學發展主題和加速改變經濟發展方法主線深化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大力開展多條理，多領域的法制宣傳工作；三是充分依托縣“六五”普法成員單位的力量，加大各類專業司法、法律的宣傳力度；四是抓好普法試點工作；五是穩固完善政（村、居）務、財政兩公開，鎮、居村治理民主，決定計劃正當。

3、積極參加社會治安綜合管治，最大限制地添加和諧要素。一是以加強公民思想防備為主線的安全創立工作，深化居（村）民的防備認識；二是共同縣政府、公安部分積極開展各類專治活動，為的發展發明優越的和諧情況；三是積極參加不穩定要素、安全隱患的排查整治，保證不發生重特大群死群傷、越級上訪、集體上訪事情，最大限制地發明和諧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