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區治理的特征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區治理的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傳統文化；社會治理；功能和作用

開平市地處珠三角西南部，以碉樓而聞名。開平碉樓源于明朝后期，起初主要是為了抵御匪患以及防止自然災害的影響。開平市赤坎鎮三門里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正式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廣東省第一批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傳統文化。自從2018年江門市第六屆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在開平市赤坎鎮正式落地以來，項目在社會服務和社區治理中緊密結合碉樓文化，積極挖掘碉樓文化的內涵，并且將其與現代社會治理以及社會服務結合在一起，逐漸探索出了以碉樓文化為核心的傳統文化社區治理模式。

一、碉樓文化概述

開平碉樓是開平僑民將西方建筑理念和本土建筑藝術相結合的產物。開平碉樓集合了防衛、居住等多方面的功能。不同建筑藝術風格在開平碉樓表現出了很強的兼容性，成為開平傳統文化中最為主要的部分。開平碉樓具有鮮明的嶺南文化精神和特色。碉樓文化是在充分吸收外來文化的基礎上，經過長期的本土化所形成的傳統文化。碉樓文化是一種原生型、多元性和開放性的地域文化。在長期的發展中所形成的碉樓文化理念可以概括為：以“碉其穩”，“穩”即“自衛防盜、安全穩定”；“碉其精”，“精”即“中西合璧、取其精髓”；“碉其和”，“和”即“以站為家、團結和睦”。

二、碉樓文化與社會治理的關系論述

開平碉樓文化的演進和形成與開平本地社會發展息息相關，雖然傳統文化的形成與社會治理理論的演變處于不相交的時間段和空間中，但是社會治理所體現出來的“過程”“調和”“多元”和“互動”的特征與開平碉樓文化在演變和形成中所體現出的倫理道德、和諧理念、追求穩定以及兼容性等方面均存在高度的暗合現象。首先，社會治理理論的“調和”特征與開平碉樓文化在形成和演變中所表現出來的和諧理念以及追求穩定的社會觀念，均體現出了反對社會矛盾解決中的激勵、暴力和不妥協的態度，追求和諧、穩定是二者共同的特征，主張通過相應的途徑實現和平、和諧。其次，社會治理理論中的“多元”特征與開平碉樓文化中的兼容性之間表現出了高度的契合。開平碉樓文化結合了西方建筑文化和本地建筑文化的特征，因此從碉樓文化中也能夠挖掘出社會治理理論中的“多元”特征。第三，社會治理理論的“過程”特征體現出了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具有動態性、發展性和延續性等方面的特點。而碉樓文化作為當地傳統文化，是在不斷的發展過程中演變而來的，碉樓文化在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意義，能夠實現對社會關系的不斷調節。最后，社會治理中的協同治理理念與碉樓文化中的合作理念不謀而合。在社會治理中，要求多元主體通過構建協同治理的環境來實現社會治理的目標，構建社會治理共同體。而碉樓文化中“以站為家、團結和睦”體現出了在抵御自然災害和外界干擾中的合作理念。

三、發揮碉樓文化社會治理的實現路徑

開平市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在服務社區居民的過程中，要加強對碉樓文化內涵的挖掘，結合社區服務和社區治理的要求，將碉樓文化中所蘊含的和諧、團結、多元、互動等理念運用于解決社區問題、調解社區沖突以及社區教育等方面，以充分體現傳統文化的新時代魅力。

（一）建立完善的組織和文化傳承隊伍傳統文化是人的文化，需要依賴于人的創造力進行傳承和發展，因此要確定碉樓文化在赤坎鎮社會治理中的主導性地位，就需要以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為平臺，強化工作人員對碉樓文化的研究能力，理解文化中所具備的內涵。同時也需要教育工作者、文化工作者等從不同的層面和維度對碉樓文化進行深入的識別、傳播。因此，應以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為平臺，積極發揮平臺作用，整合多元化的主體，為實現碉樓文化在社會治理中功能的發揮奠定基礎。

（二）強化對碉樓文化內涵的識別開平市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工作人員需加強對碉樓文化內涵的識別和挖掘。例如可通過“赤坎人家口述史計劃”專項活動，形成初步的赤坎口述史，從口述史中得出碉樓文化的內涵，逐漸構筑村民的文化共同體。碉樓文化中的安全穩定、包容、團結、和睦等理念與社會治理的理念相吻合。例如可將安全穩定的理念運用到社區安全建設中，將團結合作的理念融入到社區支持網絡的構建中。

（三）依托碉樓文化建立社區治理體系碉樓文化作為世界文化遺產，其與社區治理的內涵存在多方面的吻合。赤坎鎮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要以碉樓文化為依托，以社區治理的要求為標準，結合社區居民在各方面的需求，建立以碉樓文化傳承和保育為平臺的社區治理體系。以碉樓文化的精神為依托，把社區治理中的安全建設、支持網絡建設、底線民生服務、社區教育等內容納入到社區治理的內容中，構建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社會治理體系。

（四）建立傳統文化治理的反饋機制以碉樓文化為內涵的社會治理體系在實踐的過程中需要進行不斷的優化和完善。這就要求在社會治理的過程中，根據社區問題以及社區需求，不斷對以碉樓文化為核心的社會治理體系進行優化。開平市社會治理公益創投項目在實施的過程中需要建立碉樓文化社會治理反饋機制，結合實踐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不斷積極優化和改善，以社區需求為導向進行動態化的更新和優化，提升碉樓文化與社會治理內涵的契合度，更大地發揮碉樓文化的功能和作用。

篇2

一、總體思緒

充分應用本區域中醫藥衛生資源、社區衛生服務政策系統和服務收集，結合實踐，落實完成發展中醫藥社區衛生服務形式的規劃，完成中醫藥收集二次掩蓋即融入社區衛生服務“六位一體”工作之中，知足群眾分歧條理的中醫藥需求，推進全區中醫藥治理工作走上規范化、科學化軌道。

二、創立目的

經過創立，力爭2012歲尾，構成以現有社區衛生服務系統為基本，分工合理、便利快捷、中醫與西醫相結合的新型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將中醫藥特征融入預防、保健、醫療、康復、健康教育、方案生育技能指導之中，為社區居民供應“安全、可及、價廉、便利”的中醫藥特征醫療服務，切實緩解社區居民看病難、看病貴問題，完成全區居民可以享有社區傳統醫療服務的工作目的，然后構成現代醫學與傳統中醫藥并舉的社區衛生服務新形式。

三、創立準則

（一）堅持公益性準則。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供應不以營利為目標具有中醫藥特征的公共衛生服務和基本醫療服務。

（二）堅持以人來源則。增強、拓寬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公共衛生和基本醫療服務功能，保證群眾享有中醫服務的公道性和可及性。

（三）堅持合理結構準則。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在堅持原有結構的基本上，統籌安排、合理規劃，設立富有中醫特征、便利群眾診療的中醫康復科。

四、首要任務

（一）堅持較為完善的中醫藥特征社區衛生服務政策系統。嚴厲依照國家中醫藥治理局以及省、市相關部分制訂的政策和規范，具體打造符合我區實踐的中醫藥特征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堅持中醫藥社區衛生服務發展設置規劃，構成功能健全、特征光鮮、群眾承認度較高的社區中醫藥衛生服務收集，構建中醫藥“15分鐘健康圈”的內在，為社區居民供應“簡、便、驗、廉”的零間隔優質服務。

（二）逐漸構成具有武昌區特征品牌的中醫藥服務。針對我區老年人多、貧窮人群多的特點，充分應用湖北省中病院對口幫扶的優勢，延聘高年資的中醫科主任到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坐診，知足居民群眾的中醫診療需求。以運用中醫藥適合技能為打破口，圍繞社區衛生服務的預防、醫療、保健、康復、健康教育、方案生育技能指導“六位一體”服務功能，重點推行針灸、按摩、拔罐、刮痧、薰洗、敷貼等中醫藥適合技能，普遍使用于社區經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的診療服務。

（三）加速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中醫藥人才隊伍建設。應用省、市級中病院技能資源，打造全區基層中醫藥人才培育基地，為構成合理的中醫藥人才梯隊夯實基本。經過有方案地增強對社區中醫藥人員中醫藥常識的培訓，開展在職人員繼續教育，加速中醫藥、中西醫結合技能主干隊伍建設和學科帶頭人的培育，不斷提高中醫醫療保健的技能質量及服務程度。

（四）堅持規范化的中醫藥社區衛生服務監管體制。嚴厲中醫藥社區衛生服務機構、人員等服務要素的準入準則，制訂中醫藥社區衛生服務工作準則、相關職責、服務規程，探究完善中醫藥社區衛生服務工作監督評價規范。

五、施行步調

（一）預備階段：（2012年3月---4月）

成立區創立全國社區中醫藥工作先進單位指導小組，組建創立工作專班，制訂創立工作方案及有關文件，召開發動部署大會，做好各類材料預備工作。

（二）施行階段：（2012年4月---5月）

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全力打造中醫藥服務硬件設備，營建優越的中醫藥服務氣氛。區創立辦對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工作進行督導。

（三）功能建設階段：（2012年5月---6月）

增強中醫藥人員的培訓、實踐工作。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結合本社區狀況進行中醫藥“六位一體”功能建設，還針對本單位特有的中醫藥優勢進行提煉深化，全力打造出符合武昌區實踐的中醫藥特征社區衛生服務。

（四）增強階段：（2012年6月---7月）

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構成響應的中醫藥特征，并在區創立辦統一部署下著手開端進行大規劃的中醫藥進社區健康教育及宣傳工作。

（五）迎檢階段：（2012年7月---8月）

區創立辦進行具體督導，各社區衛生服務機構嚴厲自查復審，迎接檢查驗收。

六、保證機制

（一）堅持工作協調機制。按期召創始建工作指導小組大會，研討創立有關事宜，實時協調停決社區中醫藥發展中碰到的問題，保證創立工作有序進行。

（二）堅持督導考評機制。區創立辦詳細負責對創立工作任務進行分化，明確工作目的，落實工作責任，并隨時進行督導檢查。

篇3

關鍵詞：過渡型社區;社區治理;主體分析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28-0120-02

社會治理的重點在基層、難點也在基層。城市化進程中形成的“過渡型社區”是根據政府的需求、自上而下地通過行政手段推動建立起來的，其成立基礎、運行資源和日常運作均受到政府的全面制約，加上政府職能部門對基層的管控意識強于服務意識，社區自治的理念和制度還遠未形成，對這類新型社區治理的研究十分必要。

一、過渡型社區的形成

城市化是指伴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其社會由以農業為主的傳統鄉村型社會向以工業和服務業等非農產業為主的現代城市型社會逐漸轉變的歷史過程。一般來說，城市化是由工業化來推進的，工業化的過程同時也就是城市化的過程;城市化是工業化的載體，對工業化也有反作用。城市化如能適應工業化發展的要求，則會推動工業化的加速推進。在我國，由于城鄉二元戶籍制度和公共服務的城鄉二元結構，城市化和工業化出現了不同步現象。一方面在大城市農民工現象大量存在，他們在產業方式上脫離農業實現了非農化，而身份仍舊是農民。另一方面在中小城市，地方政府為了推動經濟社會發展，追求高速的城市化，不斷擴大城市規模，將城市近郊的農民變為市民，形成了大量的“過渡型社區”。

本文的“過渡型社區”是指農村拆遷集中安置社區，在空間形態和文化特質上由農村社區向城市社區過渡形態的社區。為了城市空間發展和擴張的需要，城市發展需要大量土地，地方政府在城鄉接合部通過征地開發的方式，形成了一大批失地農民。為節約失地農民的安置成本，政府一般采取統一規劃修建安置點的辦法，用較少的土地和空間集聚大量的失地農民。過渡型社區在空間形態上具有了城市社區特征，但其居民在生活狀態、文化認同方面仍保留了農村社區的特征，形成了傳統與現代、城市文化與農村文化對立和沖突的現象，無疑給這類社區的治理帶來了挑戰，資金和資源的缺乏使治理問題更趨嚴峻。

二、過渡型社區治理的困境

過渡型社區脫胎于傳統農村村落，基于血緣、地緣基礎上形成的關系已經打破，無法回去?；谄跫s、信任基礎上的關系網絡尚未完全建立。居民在被動城市化基礎上形成的過渡型社區，在城鄉二元結構的社會背景下，社區治理面臨著困境和挑戰。

（一）資源依賴性

地方政府在作為過渡型社區建設的組織者和推動者，在基礎設施建設、管理機構搭建、政策法規的制定等工作傾注了大量人力、物力、財力，使社區的軟硬件設施得以完善充實，為過渡型社區向成熟的城市社區演進提供了必要的物質條件。但是，過渡型社區建立后的管理問題仍然值得關注，過渡型社區的居民是被動進入城市社區的，他們習慣于生活的低成本化，對于公共設施維護和管理，搭便車現象比較普遍，居民不愿對設施維護、環境衛生、社會治安等進行投入。同時，在城鄉二元結構社會背景下，農民社會保障水平較低，土地是他們生活的保障主要來源。失去土地對于那些缺乏非農技能的居民，生活來源主要依靠失地農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出租房屋維持。由于城市生活成本相對較高，無法實現非農就業的居民收入可能僅僅能夠維持生活，有的甚至可能面臨生活水平下降的風險，對于提升社區服務方面的投入他們根本無力承擔。如果社區公共服務資源長期投入不足，必然導致社區治安狀況惡化、衛生環境差的現象出現，過渡型社區很可能淪為貧民區。

（二）自治組織不健全

社區居委會作為社區建設的主要承載著，在社區治理中被賦予了多重角色：國家人、社區庇護者和服務提供者。在原來村委會轉變而來的過渡型社區居委會在組織功能方面，已不能滿足城市社區發展的需要。主要表現在：一是服務對象上，村委會是按照戶籍管理原則形成的，僅對集體經濟組織內居民負責，為其提供服務。過渡性社區是在集中進行回遷安置基礎上形成的，原來的村民可能被安置到了本社區以外的其他社區，有的社區則是安置了多個其他不同社區的居民，出現了大量“人戶分離”社區。筆者在調查中就發現，一個住宅小區里有兩個社區居委會相鄰辦公的現象，不僅造成了資源的極大浪費，也很難給轄區居民提供高水平的服務。另外，過渡型社區中大量的流動人口長期被排斥在服務對象之外，必然給社區治理帶來不利影響。二是服務內容方面，村委會同時是集體經濟組織，其服務內容主要是為農業發展提供服務，其工作重心是溝渠疏通、塘壩維護，村民之間利益沖突的協調。過渡性社區形成后，農業集體經濟已經解體，居民的服務需求主要體現在生活服務上，如社區環境衛生、社區公共設施維護、社區治安等。過渡型社區居委會的組織結構重建、功能轉型已成為社區實現良好治理的迫切需要。

（三）社區認同度不高

德國社會學家滕尼斯認為：“社區是聚居在一定范圍內的人所組成的生活共同體?！本用竦纳鐓^認同和凝聚力對社區治理和社區發展至關重要，是衡量社區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過渡型社區居民對社區認同度不高，筆者在走訪中發現，大多數過渡性社區居民并不把自己當成是城市居民。過渡性社區典型地生活著兩類居民：一類是失地農民。他們是由傳統的集體經濟組織的農民轉變而來，由于過渡性社區是在政府推動下形成的，并非居民自愿選擇的結果，存在著居民自我認知失調現象，居民賴以生存的土地雖然被征收，但是他們對自己的認知仍然是農民。對所居住生活的社區在感情和心理上缺乏認同感，這嚴重制約了社區的發展。另一類是流動人口。過渡型社區位置離工業區相對較近，公共設施相對完善，房租成本相對較低，吸引了大量外來人口來此租住，這里已成為“流動人口”集中居住區。在大多數過渡型社區，其居住的外來人口數量已遠超過本地人，有的甚至數倍于原住居民。但是，在嚴格的戶籍管理制度下，流動人口往往被排斥在社區服務之外，他們和原住居民之間的聯系僅限于“房東-租客”關系，難以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圈。在社區治理過程中，如何凝聚社區居民，把社區建設成為一個利益共享、責任共擔、文明共創的區域共同體成為過渡性社區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三、過渡型社區治理的主體分析

利益相關者一詞源自企業管理中形成的利益相關者理論，用以表示與一個組織的決策有利害或者利益關系的人。組織不僅要考慮投資者的利益訴求，還需要給其他參與者相應的利益維護和行為暗示。這樣才能在不斷溝通互動中形成組織行動的基本契約，進而在治理過程中最大限度地實現共同利益，維護組織的秩序，推動組織的發展。過渡型社區是在政府推動下形成的，社區居委會和社區居民與社區有著直接的利益關系，政府、居委會、個人在社區治理過程中既有共同利益，也存在利益沖突，正確認識和對待各自的利益和在社區治理中的角色定位，是擺脫過渡型社區治理困境的前提。

（一）地方政府――資源注入的責任主體

地方政府是過渡型社區建設發起者、推動者和建設者，是人口、治安、組織、黨建、文教、環境等各方面的管理者，同時也是公共產品的主要提供者。面對過渡型社區治理資源先天不足的情況，政府應當擔負更多責任，保證過渡型社區治理資源的投入。在我國，大多數地方政府對過渡型社區資源投入是按照戶籍人口數量比例進行資源配置，這顯然已不能適應過渡型社區治理的需要。由于治理資源嚴重不足，大量過渡型社區社會治安差、環境衛生狀況不佳等問題十分突出。作為公共產品提供的主要主體，政府應該將大量的外來人口納入管理范圍，逐步形成按照居住人口數量比例進行公共產品配置的新方式。在當前過渡型社區治理資源不足的情況下，社區資源投入主體仍然主要是政府。

（二）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的組織者

居民委員會是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務的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是城市基層政權的重要基礎，也是黨和政府聯系人民群眾的橋梁和紐帶之一，是社區治理的重要主體。過渡型社區居委會都是從原來村委會轉變而來，行政色彩濃厚。這種以管理為取向的社區居委會，需要向以服務為取向轉變。按照一定地域進行重新劃定，對社區居委會進行重新組建。社區居委會可以根據治理需要，將社區居民重新組織起來，把管理權細化到小區、單元、樓棟，還權給小區業委會、單元管理委員會、樓棟自管小組等，使居民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務”的同時，也經歷了自我教育的過程。

（三）社區居民――社區參與的核心主體

社區發展本質上是對人的發展，面對人的發展在社區層面上的最終目的是通過激發居民的參與社區管理積極性來實現。利益是促使人們走向一致的驅動機制，在共同利益面前，人們更容易團結起來采取一致行動，形成共同的行為準則。在過渡型社區中的公共利益包括在改善居住環境、服務設施等硬件上的功能，也包括在維護治安、秩序和化解矛盾等服務上的作用，它們影響居民的社區成就感和責任感。在調動過渡型社區居民參與積極性上，成都市的經驗十分值得借鑒，政府通過“惠民工程”，使公共財政為社區“民生項目”買單。財政每年拿出一定數額的錢，作為社區公共事務和管理專項資金，解決了社區服務資源不足的問題，專項資金的使用采取“問之于民”方式，開展什么項目由社區居民說了算。通過實施這些直接關系居民切身利益“民生項目”，直接改善了社區居民生活環境和生活質量。通過政府給過渡型社區治理“輸血”的方式，可以增進社區主體間的相互交流，影響和促進社區意識的形成，推動社區的良好治理和社區的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李培林.村落的終結[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4.

[2]鄭杭生.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設和諧社區的難題[J].學習與實踐，2008（7）.

[3]王生坤，薛婷婷.過渡型社區的概念、生成因素與存在的困境[J].安徽商貿職業技術學院學報，2011（1）.

[4]童芳梅.中國城市社區治理中的政府角色分析[J].學術探討，2011（9）.

篇4

關鍵詞：網格化管理；碎片化社會；社區自治

中圖分類號：C4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5）09-0018-02

伴隨市場化、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大量人口集聚在城市，人口的流動性大，城市社會群體高度分化，城市社會結構正發生深刻變化，“碎片化”成為基層社會的新形態。單位制的解體，導致應對計劃體制下社會結構的傳統管理模式也趨于瓦解。在社會關系復雜化、利益結構多元化，社會矛盾尖銳化的碎片化社會中，各大城市掀起了“網格化”管理的浪潮，在社會上產生了較大影響。但由于在設計理念以及內在機制方面的缺陷，網格化治理方略在自主性社區的應用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問題。本文將回溯網格化管理的內涵及特點，并在深入分析其運行效果的基礎上，力圖提出創新城市管理模式的新思路，從而實現協同治理格局的建構。

一、網格化管理之勃興與特征

在單位制逐漸解體、社區成為社會基本單元的背景下，社會事務向社區累積，但其尚未達到獨立承擔管理職能的程度，造成了政府治理壓力的空前加大。政府必須尋求新型管理模式，以應對日趨復雜的城市管理難題。一種新的治理思路“技術治理”，即國家通過引入新技術，尤其是現代信息技術，更好地提升自己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務中的效能。并且國家在實現自身管理目標時，其管理技術、治理手段正在變得越來越“技術化”[1]。網格化管理正是作為一種新的城市治理技術應運而生的。

學界對于網格化管理的內涵的理解大致相同，認為網格化管理就是在保持原有街道――社區管理體制不變的基礎上，按一定標準將城市社區劃分為若干個單元網格（一般一個網格內常住人口為4000-5000人），并搭建與統一的城市管理數字化平臺相連接的社區信息化平臺，通過加強對單元網格的部件和事件的巡查，建立起一種監督與處置相分離的新型基層管理體制[2]。

自2004年北京市東城區開始推行網格化管理模式以來，這種新型管理體制逐漸在全國各大城市普及，形成了諸如寧夏石嘴山大武口區“4+6”模式、山西長治”三位一體”等典型模式。在實踐探索中，網格化管理模式呈現出明顯特色和優勢。

1.統一進行網格規劃與實施

城市網格化管理首先需要得到行政部門的高度重視、預先規劃和有序實施。在實踐過程中，大多數城市提出了統一規劃、統一建設、市區聯動的工作思路，將網格化管理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網格化管理的運行需要以全市統一的戰略規劃和管理信息數據庫為支撐，然后按照同一標準劃分單元網格，統一進行城市部件普查等，從而形成全市統一標準、統一監管的有組織的管理模式，并制定實施了一系列相關政策法規和工作指導手冊，從而保證網格化管理模式的穩定運行。

2.明確劃定各層級管理職責

網格化管理是將城區行政性地劃分為一個個“網格”，從而在“區―街道一社區”三級管理結構之下，增加了“網格”這一新的層級，變為四級責任體系，并且實行市、區兩級分工、監管分離的體制。其目的在于打破以往行政體系條塊分割、各自為政、推諉扯皮、權責不清的種種弊端，理順市、區、街道各級之間的關系，將資源進行重新整合，使各管理主體的權責界限更加清晰明確。

3.管理效率的高效化

網格化管理借助網絡平臺的信息傳遞作用，加之權責的清晰化所帶來的人為因素干擾的減少，有利于職能部門及時發現問題、迅速處理問題，突破了傳統管理模式反映問題的環節過多的弊端，減少了中間環節和管理層級，整個問題處理流程的時間明顯縮短，結案率大幅提高，從而提升了管理和服務的效率。

二、城市網格化管理實踐之局限

網格化管理在創新社會管理體制的話語背景下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大力提倡，并且廣泛應用于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領域。值得肯定的是，網格化管理借助全新的管理架構和治理技術，在打造“數字城市”、整合社會資源、提高行政效率、化解社會矛盾等方面體現出明顯優勢。但應該注意到，這種管理模式在碎片化的基層社會中往往出現“管理失靈”的問題，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1.持久性不強，運行成本過高

網格化管理是在社會矛盾日益凸顯的社會轉型期而創設，依托于信息技術和科層管理結構，將行政性管理延伸至基層社區，進而應對和社會糾紛，帶有一定的應急性。盡管網格化管理在基層社會與政府公共服務部門之間開通了較為便利的信息反饋和處理渠道，減少了各職能部門之間的推諉扯皮的現象，對于政府行政績效水平的提高具有促進作用。但是，網格化管理的建立及其運行也潛藏著行政成本膨脹的風險。如在一些網格內設置多名網格員，增設各級網格管理指導中心辦公室，這就使人力、設備和資金投入勢必增加。此外，網格化管理在某些城市只是作為一種非常態的應急措施而被運用到相關活動和事件中。雖然使社會治理水平在短時間內有所提升，但其性質仍是一種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缺乏政策法規的有力保障和相關機構的高度重視，從而其效能的持久性受到廣泛質疑。

2.抑制社區自治力量的成長

網格化管理通過“行政力”下沉的方式對基層社會進行科層式管理，體現出社區建設的行政化傾向，這是中國傳統的城市管理“一竿子插到底”的全方位管理思想和方式的延伸，影響了社區自治功能的發揮[3]。政權力量對以網格形式存在的社區進行全覆蓋式管控，不僅使公共服務輻射到基層社會，而且將各利益群體直接納入進行政性管理，體現出“總體性支配”所不具備的精準性和強制性的管控特征，嚴重削弱社區的自治能力。因此，網格化管理的推進和加強將引致行政力量的強化、社區自我管理的弱化，進而對社區自治的進程產生不利影響。

3.全能網格的風險問題

社會治理的目標是協同治理格局的形成。面對社會治理壓力的增大和社區在承接社會事務管理方面能力不足的困境，以及打破條塊分割式管理和加強部門聯動的重要目標，網格化管理已成為政府創新管理體制的主導方向。然而，在網格化管理模式的實踐探索中，“網格化的功能與實施范圍都被大大地泛化了。就網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經被泛化到可以解決任何問題的地步，似乎與黨的系統和政府系統相關的所有問題都可以通過網格化來解決，網格化的范圍被大大泛化”[4]。“全能網格論”造成“管理依賴癥”，即確信一切問題和糾紛都可以通過網格加以解決、一切資源和服務都能夠通過網格來提供。這勢必造成社區自我管理能力的削弱，抑制社會組織和自主性社區等社會治理主體的成長，影響社會協同治理目標的實現。

三、行政力與自治力之契合：網格化管理之創新思路

網格化管理模式已難以適應基層社區日趨分散化和碎片化、利益群體日益多元化和復雜化的現代社會對于多元治理的迫切需求，根本原因在于其制度設計上的缺陷―“行政下沉”式的四級管理體系利用科層式的組織隸屬關系對社會個體進行組織管理，導致行政力與基層社區的自治力的對接處出現“管理缺口”。因此，建構協同治理格局，關鍵是要實現政權力量與自治力量的高度契合?？梢詮囊韵聝身棽呗灾诌M行：

1.推動一元化管理向多元化治理轉變，實現協同治理局面

網格化管理在本質上仍是基于政府對社會資源和權力進行全面壟斷的一種管控型治理模式，這與當前“社會協同治理”強調政府、民間組織和社區等多元主體良性互動、深入合作來管理社會事務的話語體系存在著根本性對立和沖突。良好的經濟社會秩序的建構，需要政府管理與群眾自治的緊密銜接，民間組織則充當橋梁作用，通過三者的協同配合來提高社會治理水平。首先，深化行政體制改革應是政府今后工作的重點。必須通過創新治理理念和簡政放權來明確自身定位，正確履行管理職能，提高服務能力和水平，加快向“服務型”政府轉型；其次，自主性社區建設需要政策法規和資金的強力支持，鼓勵社區利益和志趣團體有序發展，積極培育社區自治力量，提升居民在社區事務管理上的參與意識和能力，將碎片化的個體重新整合，增強基層社會的凝聚力；此外，大力培育公益性、服務性社會組織，合理承接政府的部分服務職能，向社區內部穩步發展，發揮民間組織在公共服務、調控矛盾、化解糾紛、扶貧幫困等方面的服務功能。

2.以社區服務聯動多元治理主體

社區服務著眼于社區需求，主要面向社區成員提供各種服務，是社區自治的主要內容；另外，社區服務也是公共服務在社區層面的延伸和補充，既包含聯結政府公共服務的諸多服務事項，也涵蓋了許多社會組織的服務內容。因此，社區服務可以作為彌合政府管理與社區自治“斷裂”的整合因子。政府可以通過購買服務的方式鼓勵專業組織的發展，并予以政策支持和法規引導，進而以民間組織為中介，向社區居民提供系統性、福利性、多元性的服務資源來滿足其從物質到精神的各種需求，使社區重新成為以認同感和歸屬感為核心要素的自治共同體，最終實現基層社會矛盾的化解與和諧社區的建設。

綜上所述，社會管理的創新方向應是從以政府為中心的一元化管理，邁向與民間組織和群眾的參與管理相結合的多元化治理。實現協同治理的關鍵在于以社區服務來銜接行政力量與社區自治力量，消解政府管控與社區自主發展的緊張和沖突。以服務為導向，淡化科層管理的行政化色彩，促進多元治理主體的深度合作，必然能夠賦予網格化管理以全新意義，使之在碎片化社會形態下煥發出新的生機與活力。

參考文獻：

[1]渠敬東，等.從總體支配到技術治理：基于中國30年改革經驗的社會學分析[J].中國社會科學，2009（6）.

[2]田毅鵬，薛文龍.城市管理“網格化”模式與社區自治關系芻議[J].學海，2012（3）.

篇5

論文摘要:城市社區治理是實現和諧社區的基本途徑。如何搞好社區治理，是當前學術研究的熱點問題。隨著新公共管理運動的深入發展，社區治理主體也呈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社區業主是構成社區的基本元素，在社區治理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但當今的業主與以往的居民并不相同，對他們的管理、組織等遇到了新問題。所以應根據新情況，給社區業主一個合理的角色定位并使業主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社區治理。

近年來，我國的城市社區建設已初具規模。城市社區建設這一概念是在我國體制轉軌的大背景下被提出來的，“努力促進新的社會結構和管理體制的形成，配合人們在思想文化、價值觀念、生活方式等方面的進步，重塑‘以人為本’的現代社會”。[1](p2)在新形勢下，對社區的管理不能沿襲以往的方法，由此產生了社區治理這一理念。社區治理強調的是治理主體多元化，這就把社區業主推到一個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一、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是發展趨勢

“治理”這一提法有其獨立的豐富內涵：“作為社會——控制論系統的治理，政策結果不是中央政府行為的產物，中央可以通過一種法律，但是在隨后執行的過程中，它要與地方政府、保健機構、自愿部門、私人部門等發生互動關系，相應，后面這些制度間相互間也要發生互動。中央政府的凌駕地位不存在了，政治體系日益分化，我們生活在‘沒有中心的社會’，即以多個中心為特征的多中心國家中。政府的任務是使社會——政治活動具有能動性，鼓勵出現多種多樣的解決問題和分配服務的安排。這種新的互動模式種類眾多，例如自我管制和相互管制，公私合作伙伴關系，合作管理以及有企業家精神的合資企業。社會——控制論研究方法強調了處于中心的行動者進行管理時所受的限制，聲稱不再有單一的主權權威，替代它的是：每個政策領域特有的多種行動者；這些社會——政治——行政行動者之間的相互依存；共同的目標；界限模糊的公共部門、私人部門以及自愿行動部門；行動、干預以及控制方式的多樣化和新出現的方式。治理成了互動式的社會——政治管理方式的結果。[2](p92-94)近年來席卷全球的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對政府職能提出了新的要求，政府的公共管理職能要求管理主體的多元化，不再是單一的政府管理。“公共管理不完全等于‘政府管理’，而意味著一種新治理。傳統意義上的公共行政強調的是政府行政或政府管理（government administration or government management）。而公共管理中的管理者，不一定完全是政府，私人部門、非營利部門、非政府組織等都是公共管理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它強調的是治理（governance），即由眾多行動者組成的一個關系網絡，和眾多行動者之間的合作伙伴關系”。[3](p12)治理理論與新公共管理理念相結合，形成了公共治理理論。公共治理的主要特征有：“1.政府理念從統治到治理的轉變；2.公共治理主體從一元到多元的轉變；3.公共治理的研究對象有了巨大的擴展；4.公共治理機制和手段的巨大變革。”[4](p91-92)社區治理的理念來源于公共治理理念，以往是政府作為單一的社區管理主體，而現在由于政府理念的轉變，使得治理主體呈多元化發展趨勢，使除政府以外的非政府組織、企業、社區部門和社區居民都可以成為社區治理的主體。不同主體在對社區事務的管理中發揮各自的特點和優勢，相互合作，共同為社區建設出力。如果這一套治理體系能夠良好運作，必然能夠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但在實際操作中，由于這一新治理模式起步晚，在實際操作中還要一邊摸索一邊前進，存在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各治理主體之間職責界限模糊，甚至對自身的角色定位認識不清。在這里要重點討論的，是社區業主在社區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問題。

二、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

（一）社區業主與以往的社區居民的比較。

我們現在所說的社區業主，主要是指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住房商品化之后購買房屋全部產權的購房者。舊城改造是城市建設整體規劃的重要部分，拆除舊房屋建造新房屋則是舊城改造的主要內容。新建的住房大都是商品住宅小區，城市里的社區基本上就是以這些商品住宅小區為主。小區業主與以往的社區居民相比，不同點主要表現在：

1.以往的社區居民所居住的房屋大都是單位福利分房性質，居住在一起的居民一般是在同一單位工作，彼此非常熟悉；現在的小區是商品化住房，業主購房都是個體行為，業主之間互相不認識。

2.以往由街道辦事處、居委會等機構對社區進行管理，而現在這些機構已經淡化，應運而生的業主委員會擔負起了管理社區業主的責任。

3.以往社區的公共服務由單位統一提供，現在住宅小區的公共服務由物業公司提供，物業公司根據其工作內容和性質向業主收取物業管理費。

可見，從傳統社區向住宅小區的轉變，不僅是人們的居住條件、居住環境發生了變化，更是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方式的轉變。以前實行的以“單位制”為主的管理模式隨著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逐漸退出了歷史舞臺，新的社區形式作為新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模式，是符合經濟與社會發展要求的。

（二）存在的問題。

社區治理主體的多元化發展趨勢，對社區業主提出了要求。社區業主作為跟社區部門、物業公司具有平等地位的治理主體，理應很好地發揮自己在社區中的作用。但在實際生活中，社區業主與物業公司及其他社區治理主體的矛盾很大，此類新聞也是屢見不鮮。

從上面總結的社區業主與以往社區居民的不同點中可以看出，現在的社區業主之間沒有工作上的聯系，加之當今社會競爭激烈、壓力大、生活節奏快，人們總是很忙，人情淡漠，對于自己所居住的社區的其他成員更是不會主動去結識交往，這就造成了社區業主之間聯系不緊密，缺乏把自己當成社區治理主體的覺悟。業主委員會是指由物業管理區域內業主代表組成，代表業主的利益，向社會各方反映業主意愿和要求，并監督物業管理公司管理運作的一個民間性組織。業主委員會的建立是社區自治發展的標志，但由于起步較晚，發展時間短，很多方面還不成熟，而且業主委員會是民間性組織，號召力似乎不強，許多業主對于委員會的職能性質都不了解，支持委員會的工作就更無從談起了。物業公司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也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目前社區里的矛盾問題，最集中的就是業主與物業公司之間的矛盾，往往是業主認為物業公司在收取了較高的物業管理費之后并沒有提供相應的服務，于是拒絕繳納以后的物業管理費；物業公司則認為他們收取的管理費都不足以維持公司的正常運轉了，這樣一來，后果一般是物業公司不再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社區環境變得越來越惡劣，業主深受其害。

（三）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

矛盾問題已經不容忽視了，那么業主在社區治理中究竟扮演著一個什么樣的角色呢？既然前面已經提出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的發展趨勢，毫無疑問，業主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與物業公司及其他社區部門有著平等的地位。但在實際操作中不能發揮出業主應有的作用，這促使我們對社區業主的角色定位進行反思。

社區治理主體多元化是社區治理理論的組成部分，將理論運用到實踐中，必然要經歷一段磨合期，在此期間可能會產生很多以往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熬C觀我國城市社區治理模式的發展與演變，可以將其概括為三種模式或三個階段：1.行政型社區——政府主導型的治理模式。2.合作型社區——政府推動與社區自治結合型的治理模式。3.自治型社區——社區主導與政府支持型的治理模式。我國城市社區建設由第二個階段向第三個階段的發展需要一個較長的過程”。[5](p136-137)在這個發展演變的過程中，社區業主對自身的主體地位缺乏足夠的認識，很大程度上是受到傳統管理模式的影響。在以往的社區管理模式中，社區居民是被管理者，是接受政府管理的一群人，人們在思想上已經形成了對管理者的依賴?，F在的社區沒有了所謂的上級管理者，更多的是靠自己進行管理。而靠自己進行管理，又沒有明確的管理方法和標準，于是更多的人選擇不管理，對公共事務不聞不問，至于私人的事情，自己管自己的，別人也無權過問。這樣一來就導致了社區業主對社區事務的普遍不關心，即使出現了會影響到自身利益的問題，只要他人也遇到同樣的問題，就不會主動去尋求解決方法，從眾心理在這里起到了很大作用。還有就是單位制解體，盡管凸顯了人們的自主性和個性，但也會造成人與人之間聯系的不緊密，住在同一個社區的人們缺乏內聚力，對社區公共事務漠不關心也就不足為奇了。業主委員會無法發揮更大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得不到業主們的理解和支持，當然其根源還是前面提到的社區業主之間缺乏內聚力。同時，其他社區治理主體的職責界限模糊，對自己應負的責任認識不清，責任意識不強，也是導致很多問題無法妥善解決的原因。

問題的產生也許是在磨合期間無法避免的，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就成為了過渡的關鍵。既然現在社區業主不能很好地發揮其作為社區治理主體的作用，那就應該在實踐中將其定位在一個還不能夠達到治理主體水平，但正在向著治理主體前進的位置。在實踐的過程中努力將業主群體往治理主體的方向引導，并讓其認識到社區事務與自身利益有著密切關聯性。

三、努力引導社區業主發揮其治理水平

將社區業主放在一個還不能夠達到治理主體水平，但正在向著治理主體前進的位置，這就需要我們在實際操作中采取相應的措施，將業主向治理主體引導。

（一）強化業主委員會在社區中的作用。

我國傳統的管理模式是由上級機構管理社區居民，而且人們的思想方式受其影響很深。既然這樣，完全可以順應這一思維方式，提高業主委員會的地位，強化其作用。業主委員會雖然是民間性組織，也不是對社區的業主進行上對下的管理，但它是代表業主利益的組織，所做的工作都是在維護業主的合法權益。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強調業主委員會的組織功能，委員會是通過民主程序推選出來的業主代表組成的，跟大家是同樣平等的身份，這就不會出現以前管理模式中管理者與被管理者之間的隔閡。業主們有什么困難，遇到了什么問題，都可以向委員會反映，委員會幫助業主解決問題。在這一點上，業主委員會可以填補在沒有了傳統管理者之后人們心理上的缺失，業主們通過委員會解決了困難與問題，自然會感激業主委員會，在心理上對其產生認同后，要擁護委員會就是順理成章的了。所以，業主委員會必須強化自身在社區治理中的作用，當業主們還對自己的治理主體地位認識不清時，業主委員會就應該站出來，代表廣大業主發揮治理主體的作用。

要做到這一點，首先社區中要選出大家都信賴的、人際關系較好的、熱心為大家服務的業主代表來組成業主委員會，組成之后要建立一套業主委員會運作的規章制度，切忌三分鐘熱情，要切實把每項工作都落到實處，并一直堅持下去。其次要加強業主委員會與廣大業主的聯系，獲得業主的支持。這一點在實際操作上有很大困難，由于前面已經說過的一些原因，很多人都對所居住社區的公共事務漠不關心。還是必須依靠業主委員會自身勤做工作，不能只是在產生問題和發生矛盾時，委員會才能證明其是存在的，必須在日常生活中時時處處體現出業主委員會的存在。

（二）加強社區業主間的內聚力。

社區業主的內聚力不強，是業主不團結，對社區公共事務不關心的根源。如果在這方面有所強化，許多問題解決起來會更容易。由于工作、生活上的差異，社區業主也許很難在同一時間聚集到一起，這也給他們的溝通造成了一定困難。加強業主之間的聯系，可以先從老人和孩子著手。退休在家，平時無事可做的老人們完全可以加強聯系和溝通，業主委員會可以組織老人們參加一些有益身體健康的活動，加深對其他人的了解和熟悉，老人之間互相來往多了，會影響整個家庭與其他家庭的來往，慢慢地就可以把業主們聯系起來。孩子們也是，平時經常在一起玩，家庭之間的聯系自然就會越來越緊密。社區業主之間的聯系緊密了，內聚力自然就會加強。業主們對社區公共事務就不會再抱著漠不關心的態度，而是真正感覺到自己是這個社區的一分子，社區的大小事務都與自己息息相關，也樂意參與到社區的管理中來，負起自己那份責任，這樣，社區業主達到社區治理主體的水平就指日可待了。要加強社區業主的內聚力，要做的還有很多，而且這肯定是一個需要花費較長時間的過程，不能操之過急。

（二）業主應加強與物業公司的互動。

物業公司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是當前的主流。盡管物業公司是企業，但由于其主要業務是為社區提供公共服務，如垃圾清理、安全保衛、綠化維護、車輛管理等，收取的物業管理費也在業主可以接受的范圍內，所以物業公司是為社區業主提供公共服務的機構，是社區治理主體之一。當前普遍存在的業主與物業公司的矛盾，很大部分還是由于物業公司自身不完善，提供的實際服務與承諾時的標準不相符，收取費用與提供的服務不相符等。由于物業管理的質量與業主日常生活密切相關，特別是經濟上的聯系，使得業主與公司之間的問題十分復雜且敏感，一旦出了問題，雙方都不愿意承擔責任，致使本來也許并不嚴重的問題越來越嚴重，原本可以協商解決的矛盾也變得不可能解決了。當前我國的物業公司發展較快，但良莠不齊的現象也很突出。社區要找到一家負責任講信用的物業公司并不容易。撇開客觀因素，業主自己應該做到的，是重視最初與物業公司簽訂的合同，嚴格按照合同擬訂的標準執行，如果物業公司日后提供的服務沒有達到合同上規定的標準，業主應堅決捍衛自己的合法權益，在物業公司提供服務的過程中，業主應時常監督物業公司的運作，及時溝通，出了問題立刻解決，盡量不要拖延，以保證問題能盡早得到解決。業主與物業公司的互動加強了，一些潛在的發生矛盾的可能性就能夠被消除，雙方都深入了解對方，就可以更好地合作。物業公司與業主都是社區治理的主體，所以就應該相互尊重，相互監督，做好自己應該做的，出現矛盾問題盡快通過協商解決。當然，企業性質的物業公司是以盈利為目的，在經濟利益與提供的服務之間找到平衡點也非易事，所以業主們在監督物業公司工作上必須付出更多，而一個有威信和號召力的業主委員會就可以替業主們擔負起監督物業公司工作的責任，這也證明了社區里建立一個有威信有號召力、負責任，能真正代表業主的業主委員會的重要性。

（四）政府為社區建設提供外部支持。

政府是傳統的社區管理主體，在當今治理主體多元化發展的趨勢下，政府的作用仍然很大，特別是在我國。政府應該為社區建設提供一些外部支持，“社區的人力、物力、財力有限，政府必須協助社區解決工作中遇到的難題，特別是要解決區內居民的就業問題。為了將社區內黨政組織、企事業單位組織、社會團體這三類組織統一調動起來，使之為整個社區的利益和目標而共同努力，需要政府擔當起協調者的角色，理順城市社區各行各業之間的關系”。[6](p135)社區其他治理主體都是通過政府授權才可能成為治理主體的，所以政府在社區工作上起到的總領性作用是無可取代的。政府為社區建設提供外部支持，相當于減輕了業主的負擔，使得他們能夠更好地看清自己的定位，明確自己的責任。政府還應在政策和法律制定上為社區建設提供良好的大環境。對物業公司的監督管理應該有法可依，一些社區部門目前還沒有法律地位，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這些部門的發展，政府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出有利于社區健康發展的政策和法律，這同樣也有助于社區業主認清自己的角色定位。

綜上所述，社區業主作為社區治理主體之一，在當前還不能很好地發揮作為治理主體的作用。因此，應該在實踐中逐步采取措施，引導社區業主認清自己的角色定位，明確自己擔負的責任，強化其責任意識，使其主動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促進社區建設快速穩定的發展。

參考文獻

[1]嚴浩.我國城市社區發展政策研究[M].北京:中國計劃出版社，2002.

[2]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0.

[3]張成福，黨秀云.公共管理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

[4]滕世華.公共治理視野中的公共物品供給[J].中國行政管理，2004，(7).

篇6

關鍵字：社區治理；多樣化；公民參與；網絡；開放式；意義

社區是城市社會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政府服務，經濟組織運行、不同階層居民生活等多方面交織的區域性共同體。社區是社會結構最基礎層面上的社會單元社區，而社區治理是現代城市治理的基礎性工程。加強社區治理，是提高居民文化素質、生活素質，維護城市社會穩定、和諧與發展的重要環節。然而，在全球化的過程中，我們的社會日益表露出復雜性和不確定性因素的迅速增長，社會的高風險度增加。因此，和諧社會的構建需要以社會治理結構的變革為前提，只有采取社區治理的多樣化才能實現社會治理的和諧目標。

一、社區治理多樣化問題的界定

就社區自身方面來說，社區在意義上是多樣化的。這是由于居民的流動性，經濟結構的調整，郊區的興起，一個全新的多元文化社會已經摒棄了集體密度的社區。因此，社區已經成社區在意義上是多樣化和多方面的。社區已經成為支離破碎的地方，也就是說人們共享相同的領土幾乎消失了。如果人們的社交網絡還存在的話，那它們可能成為一種結合的類型：其延伸出的領域未必涉及鄰里之間了。其他的人則更為分散，則社區成為一個獨立的地區。公共治理理論家博克斯的核心觀點是：“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我們都有自由選擇的權利。在一個地方，我們期望發現自己成為能夠連續、自主決定和控制我們自己地方公共生活的主體?！?這一觀點強調了社區治理中的公民自治的權利。

此外，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的地方政府模式具有多樣性的特征。我國就是采用這種多樣性的地方政府模式使單一制完成了西方的聯邦制的使命，同時，也維護了一個大國的統一和穩定。我國地方政府的多樣性的具體表現為三種模式：普通集權模式、民族自治模式及特區復合模式，這三種模式構成了中國地方政府模式的特色。社區在地方政府的作用越來越重要。就能力和傳統而言，每個地方的社區在解決問題和組織以及實施措施的方式都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地方政府模式的多樣性使社區治理的重要因素。不同模式下的地方政府存在著不同形式的社區治理，所以，我們有必要對社區治理的多樣化進行前瞻性的探討。

二、社區治理多樣化的表現形式

地方政府的不同模式要求社區治理向多樣化方向發展。其原因為：

一是期望通過社區治理來抑制某些能夠用于政策的制定和執行的資源。

另一個是希望通過社區治理來提高民主發展中的民主參與能力。社區在這兩個方面可能扮演一個更為中心的角色：

第一，社區在公共服務提供方面可以填補，尤其是在公共預算縮水的情況下；

第二，社區不僅僅是簡單的提供服務而且也能夠提供更好的政策。我國社區治理的最大特點就是行政化傾向嚴重?！吧鐓^行政化”是“城市政府力尋求經濟增長與社會穩定的平衡，依靠行政權力，自上而下地實現社會再組織的過程。政府制定統一規劃，依靠行政力量，由外向內，由上而下，重構”縱向到底、橫向到變的城市社會管理體制。 社區的各項活動不能在孤獨和封閉的狀態下進行，它們必須聯接成為有機的整體，并有足夠的時間和空間使之得以在公眾展現。

因此，基于這些原因，社區治理多樣化的表現形式可分為：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網絡式的社區治理以及開放式的社區治理。

1.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

社區治理模式實際上是政府與社區兩個治理主體之間的不同選擇。我國的社區雖然是法定的群眾基層自治組織，卻帶有濃厚的行政化色彩，居民在治理中相對弱勢。美國社區內的具體事務完全實行自主自治，與政府部門并沒有直接的聯系。政府通過提供資金援助和制度權利來提高美國公民參與的制度化程度。 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缺乏社區自治的“根基”：成熟的市場經濟，長期醞釀的公民社會，以及由此衍生的民主法治精神。而國外居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成功經驗表明提高社區自治水平、實現社區自治才是完善社區治理的必經之路。

目前，國外發達國家的社區治理主要可總結為三種模式，即美國的社區自治模式、新加波的政府主導模式以及日本的混合管理模式。這三種不同的模式都是根據本國的實際情況制定的。隨著政治與行政的分離，公民參與公共行政成為公共行政的重要內容。因此，公民參與主要是指“公民試圖影響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的一切活動?！?我們倡導采取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加強公民參與社區治理需增強公民意識。公民意識增強主要表現在對自身道德素養的培養、社會責任感的增強、自身權利的維護、對社會公共事務的參與等方面。現代社會城市化進程不斷加快，社區事務也相對復雜起來，居民與社區生活關系最為密切，對社區的各項需要也最為了解，而且只有公民最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有了公民的參與，鄰里之間，公民與政府之間的各種利益沖突就更易于調節，需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此外，提高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能力還需加強公民與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之間的互助。

為了保證公民在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中，我們需要遵循一些有效性的原則：首先，公民必須了解其所在社區的治理原則。就如公共治理論論家博格斯指出的觀點：無論是個體還是集體，我們都有選擇的權利，在一個地方，我們期望發現自己成為能夠連續、自主決定和控制我們自己的公共生活的共同體。在公民參與社區治理過程中，我們應遵循的規模是自下而上的選擇過程；其次，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民主原則。這意味著公民擁有更多選擇和決定社區未來的機會；再次，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責任原則。由于公民是社區的所有者，所以社區代議機構只能是公民的服務者而不是上級；最后，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意愿表達清晰性。這個原則直接影響著社區決策。

總之，我國的社區治理不僅是基于公民的政府功能的提高，而且是公民社會質量的改善?，F階段我國的城市社區建設幾乎全部是政府啟動，政府主導的，至今還沒有出現過完全由社區主體組織或其他非政府組織主導的社區建設個案。 因此，通過社區公民參與社區治理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對我國社區治理的改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2.網絡式的社區治理

目前，我國社區的軟件建設發展滯后，突出表現為社區自治能力弱，社區非政府組織發育不全，社區公共設施居民使用率不高、居民生活滿意度上升緩慢等。問題的根源在于現行社區建設模式產生的垂直結構制約了社區居民的廣泛參與，嚴重影響了城市社區的可持續發展。然而，隨著全球網絡化的發展，人們之間面對面的溝通減少了，而社區網絡化發展逐漸成為當代社區治理的手段之一。采用網絡式的社區治理有利于縮小社區空間的距離，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更好更快地解決社區存在的問題。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具有靈活性。因為其是通過網絡和市場原則來自建的由網絡來治理。此外，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網絡通常能靈活的與公共組織，私人組以及非政府組織的合作安排。

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對地方政府深化行政體制改革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我們要摒棄政府壟斷公共服務的觀念，逐步放權，引入多方主體參與到提供公共服務中。同時，還要盡可能地利用市場的力量和企業家精神改善公共服務，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和公共服務效能。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可以增加政府工作的協同性、整體性，優化政府結構，實施組織整合，縱向減少層級，橫向加強協同。此外，網絡式的社區治理可以增強政府工作的靈活性和迅捷性，并建立在數字化網絡技術支持下的地方或社區的工作協同機制。

總之，網絡式的社區治理雖然在降低政府工作成本獲得了理想成效，但是其只能反映社區的一個較小問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網絡是虛擬的，其中可能存在不穩定或者不肯定的影響社區治理的因素。因而，在這種情況下，社區治理難以避免走向其反面而達不到治理的理想目標。網絡式的社區治理是一把雙刃劍，我們不僅要看到它的優點，其缺點我們也不可忽視。我們相信，網絡式的社區治理模式的探索能為今后進一步完善社區治理提供有益的參考。

3.開放式的社區治理

社區治理是基于社區自治來吸納社區各類組織的參與過程。這種社區內的各類組織實施的治理是一種“封閉式治理”。大多數的治理，不論是國家治理、城市治理、鄉鎮治理，基本上都是“封閉式治理”的模式。但是，在社區實施封閉式的治理是不妥的。我國城市的封閉小區可能在圍墻內創造出世界一流的“公民治理”形態。但是小區的“經濟準入制”，圍墻和保安就如同公民身價的間隔一般，這將是影響我國城市發展、社區發展的重大障礙。

社區作為一種特定的組織形式，其和所有的組織一樣，都不可能是與環境絕對割裂的封閉系統，而是一個開放系統。社區治理必須依賴于外部資源的輸入，而外部資源的輸入過程則是外部主體參與社區治理的過程。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是社區治理制度的演化，在開放式社區治理模式下，外部主體的參與不是為了控制社區，而是致力于社區發展和提供社區治理水平。因此，外部治理主體對社區實施的是一種新的復合治理機制，也就是謀求各個治理主體之間的合作互補關系，更加強調了治理主體的參與性。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所要強調的是社區治理主體并沒有一個特定的范圍，這也就意味著社區外的組織可以通過各種機制創新來參與社區治理。開放式的社區治理具有重要的制度意義：首先，明確社區、社會與政府的關系，從“二元對立”演化為“伙伴關系”，解決了社區治理的主體問題；其次，通過實施復合治理，解決了社區治理創新機制問題；最后，通過幫助社區獲得資源信息和合法性，解決了社區發展的動力問題。

總之，在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模式下，社區成為一個開放系統，這既為社區發展開拓了前所未有的空間，也為社區發展帶來了系統性和制度性的風險。開放式的社區治理始終需要關注的是防止內部主體過度依賴和外部主體過度控制的兩個問題。伴隨著社區治理的發展，開放式的社區治理在一定程度上為未來的社區治理提供了有效的治理方式。

三、社區治理多樣化問題的研究意義

社會發展應該從社區治理開始，社區是社會的基層組織，是社會的細胞。社區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微觀基礎，沒有基層社會的發展，整個社會的發展就無從談起。一個健康、成熟的社區，應該是社區與政府，社區與企業、社區與社會、社區與居民的互相合作的社區。社區居民之間普遍的信任、互惠的規范和通過自主組織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參與網絡構成了社區民合作所依賴的社會資本。

社區治理的方式需要采取相應地多樣化來對應地方政府的模式的多樣性，因此，社區治理的公民參與式、社區治理的網絡式以及社區治理的開放式對目前或者未來的社區治理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第一，公民參與式的社區治理有助于社區治理的民主性。社區治理的主體有政府主導變為公民主導，這樣有助于社區治理的“本土化”發展，同時，也相應地加強了社會民主的進一步發展；

第二，網路式的社區治理有利于社區治理的局限性。網絡現在已成為大多數人的交流方式，網絡是虛擬和多功能的，它可以解決社區治理中的難題，同時也打破了社區因地理局限使治理難以達到有效的目標的局限；

第三，開放式的社區治理有助于社區治理的優化性。社區治理需要外部主體的參與，只用通過外部主體的參與，社區治理則可以依賴外部資源來優化治理的條件。

總而言之，社區治理多樣化的問題研究對社區治理的發展具有可靠的參考依據和為未來社區治理的提供了一定的發展空間。

參考文獻：

[1]（美）理查德·C·博克斯. 公民治理：引領21世紀的美國社區[M].孫柏瑛等譯，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

[2]吳國光.鄭永年. 中央—地方關系：中國制度轉型中的一個軸心問題[M].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5.

[3]魏紅英. 架構下的地方政府模式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4]王青山，劉繼同. 中國社區建設模式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

[5]陳兆旺. 亞里士多德公民自治思想要論[J].理論月刊，2012，（08）.

[6]李玉華. 論我國“公民治理”現狀與發展—透過“景洲現象”的分析[J].社會科學論壇，2008，（10）.

[7]格里·斯托克. 新地方主義、參與網絡化社區治理[J].游樣斌譯.國家行政學院報，2006，（03）.

[8]徐君. 公民治理理論析論[J].北京行政學院報，2006，（03）.

[9]楊雪冬. 風險社會中的復合治理與和諧社會[J].探索與爭鳴，2007，（02）.

[10]徐中振，徐坷. 走向社區治理[J].黨政干部論壇，2005，（05）.

[11]Amstein， Sherry Aladder of citizen participation[J].Journal of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Vol，35，1969.

作者簡介：杜錦（1988.11-），女，湖南瀘溪人，苗族，湖南師范大學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生，行政管理專業。

陳偉東，李雪萍. 社區行政化：不經濟的社會重組機制[J].中州學刊，2005（02）.

篇7

社會資本：解決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有效辦法

為了解決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必須尋找一種有效的理論來指導如何破解集體行動的困境。當追述到集體行動困境產生的原因時，我們不難發現這樣一個淺顯的道理：既然集體行動困境是由于在個人利益的驅動下某些理性個體不合作造成的，那么促成理性個體之間的合作不就可以了嗎？社會資本正好起到了促成多元治理治理主體合作的作用。

首先，社會資本所倡導的信任為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主體之間合作奠定了精神基石。帕特南認為社會資本所包含的信任有助于促進自發性的合作與協調，可以用來改善社會行動。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部，基本上每個民族都是一個利益訴求的主體，由于各民族文化差異大，各治理主體之間互不理解，導致了信任度低，表現出來將是各民族之間互相猜忌，合作無從談起，所以，只有加強各民族，各治理主體之間的信任關系，合作才能展開。信任是一塊基石，牢牢地奠基于合作的大廈之下，不易被發現，卻默默的發揮著它的作用。

其次，社會資本為城市多民族社區合作提供了互惠規范?；セ菀幏妒且环N基于道德而非法律，帶來普遍利益的非均衡規范?；セ菀幏恫皇呛献髡咧g“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均衡互惠”，而是“現在給予人，將來人給予”的“普遍均衡”，一個良好的預期支持著大家遵守規范，等待著實惠的到來。[4]互惠規范雖不能給違反者法律上的懲罰，但會使違反者的長期利益受損。今天個體在社會組織中獲得利益，在未來必須支付出相應的成本給予其他個體。如果受益個體違約，將來在組織中不可能再得到合作的機會，更不可能獲得利益。這就是互惠規范的長期性懲罰。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治理主體都有自己的利益訴求，在追求利益最大化同時往往造成集體利益的最小化，造成長遠利益的損失，而互惠規范能把各治理主體之間的利益結合起來，不遵守的便給予長期性懲罰。

最后，社會資本為城市多民族社區多元治理主體合作提供了社會網絡。帕特南指出“如果說，橫向的市民參與網絡有助于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那么一個組織的建構越具有橫向性，就越能夠在更廣泛的共同體內促成制度的成功?！盵5]在城市多民族社區中存在著政府、社團組織和各民族居民等不同的治理主體。在解決社區公共問題時，各治理主體之間由于缺乏一個合作的網絡平臺，往往各行其是，無法達成共識，造成工作重復，資源浪費，甚至可能產生摩擦。由于城市多民族社區特殊性和復雜性，各治理主體之間產生摩擦的幾率很大，尤其是不同民族之間。于是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過程中入陷了集體行動的困境。所以多元治理主體之間合作依賴于平行發展的社會網絡。社會網絡是社會資本三大要素之一，這說明社會資本理論所提供的社會網絡是城市多民族社區多元主體治理之間合作的重要條件。綜上所述，本文推導出了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多元治理主體合作和社會資本三者之間內在邏輯，如圖所示：（略）。

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產生及社會資本存在狀況

隨著改革開放，傳統的單位制開始逐步解體，新型的城市社區制正在建立，社區治理模式逐步形成。在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的過程中，產生了多元治理主體集體行動困境的問題。關于產生的原因，本了以下兩點概括：

首先，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狀況不理想，沒有達到多元主體共治的局面。由于起步較晚，我國社區治理仍處于較低的水平。政府在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過程中仍處于絕對的權威和強勢的地位，其他的治理主體都是“弱勢群體”。政府是社區治理唯一的公共權力的中心，控制社區絕大部分資源，對社區實行自上而下的直線式管理。其他的治理主體無法與政府建立平等的伙伴關系，這導致了其在治理過程中沒有話語權，無法真正成為社區利益分配的決策者，更無法達成他們的利益訴求。因此各治理主體參與社區治理和行使權力的熱情不高，消極怠工，造成了集體行動的困境的局面。

其次，在城市多民族社區內多民族文化背景下，各治理主體容易產生糾紛與沖突。社區內各民族不同的文化背景，必然會產生多元民族文化共存的現象。這些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化互動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民族的融合。但是我們也該看到每一種文化的個性決定了文化的排他性，這導致不同民族交往的過程中出現文化否定和碰撞。表現在日常生活中，便是不同民族群體間的糾紛與沖突。如本民族居民族對非本民族居民的風俗習慣、生活方式和不尊重，甚至出現傷害民族間感情的過激行為。民族文化不同是社區治理集體行動困境的深層次原因。這導致了各民族間缺乏信任的基礎，只靠單純的利益結合而形成的合作無法形成一種長效機制。如何使社區內各民族之間共通互溶，建立良好的互動關系，才是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解決的關鍵所在。

關于城市多民族社區社會資本存在狀況及問題，單菲菲進行了富有成果的探索性研究。她認為“現階段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的顯著特征表現在同質性社會資本遠遠多于異質性社會資本。”她還認為“社會資本存在著結構性問題，主要表現在：第一，‘局限信任’多于‘普遍信任’；第二，‘封閉性網絡’多于‘開放型網絡’；第三，互惠規范難以建立”。[6]本文在此基礎上進行了更深入的研究與總結?，F階段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仍處于萌芽階段，存量小，發展緩慢，同質性社會資本多于異質性社會資本?？傊?，社會資本生存狀況不容樂觀，具體表現在下面三個方面：36首先，社會網絡處于一種無序的狀態。在城市多民族社區中，正式的社團組織很少，多民族參與的社團更是少之又少。在民族內部容易形成一些非正式的組織，這些組織對其他民族具有強烈的排斥，是一種封閉的網絡。社區組織成員的活動與宗教文娛活動密切相關，而對社區公共事務缺乏關注和興趣。其次，互惠規范的約束力存在較大差別?；セ菀幏缎纬捎谏鐣W絡成員的不斷合作之中。宗教性組織的互惠規范往往是宗教教義，顯然約束力較強。正式的社團組織互惠規范是社團規則章程，也具有較強的約束力。其他的社區互惠規范約束力約束力不強，不能起到規范成員的作用。這便削弱了組織的影響力，降低了組織在多元治理過程中的地位。最后，社區普遍信任尚未形成。信任產生于相互認同的個人和群體之中。同一民族的群體認同度高，容易產生信任。城市多民族社區內各民族文化差異的存在，導致了社區內各民族認同感低，不能形成普遍信任。普遍信任的培育任重道遠。

培育社會資本，走出城市多民族社區治理集體行動的困境

城市多民族社區集體行動困境的存在是社區治理所面臨的重要問題。如何走出這樣的困局，本文得出了“社會資本促成多元治理主體之間的合作，走出集體行動困境”這一內在邏輯。通過研究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會資本的存量發現，少量的社會資本不能發揮出在解決社區治理集體行動困境時應有的作用。只有培育社會資本，增加社會資本的存量，才能發揮出社會資本的在解決集體行動方面的積極效用。要培育社會資本，必須從社會資本的三要素入手，使三者協調發展。

第一，培育信任，凝聚社會資本的精神。城市多民族社區信任的形成和發展受到了自組織、居民參與和制度化等方面因素的影響。社區內自組織的長期互動促進治理主體之間信任的關系。在社會資本框架下，社區自組織和網絡成為信任的重要載體。信任是合作互助的前提和基礎，更是互助合作的結果。隨著組織內部成員之間長期互動、協調和溝通的發生，彼此間有了許多互助合作的行為。因為互助合作建立在信任的基礎之上，所以成員之間互助合作的行為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應彼此間的信任關系。

第二，培育城市多民族社區互惠規范，建立有效的約束機制。在城市社區參與和治理的過程中，居民和社區自組織被賦予了管理公共事務的空間，其責任意識和參與熱情被激發起來，可以投入較大的精力處理居民共同面對的問題。居民在參與和治理的過程中，必然要面臨協調人際關系、調解沖突，解決集體行動，規范成員行為，分配資源等問題。這些問題的解決就是社區規范產生和培育的過程。

篇8

一、我國城市社區治理現狀

以主導角色作為劃分標準，我國現有社區治理大致有三種模式：一是居民參與型治理模式，以深圳南山區月亮灣模式與武漢江漢區滿春街小夾社區模式為典型。居民在社區中發揮著核心作用，政府功能在于“掌舵”。二是企業參與型治理模式，以深圳福田區的蓮花北社區為典型，物業管理公司承擔了社區管理的主要責任，居民也愿意聽從安排。三是行政引導型治理模式，這種模式分布范圍最廣，也最常見，是我國社區治理的主流模式。但是三種治理模式的背后都有著政府的“魔幻影子”，都是在政府的主導下進行的治理模式變革，居民、企業、第三組織往往只是被動地參與社區治理。政府主導型的治理模式會導致社區治理嚴重失靈，表現為社區管理資源的浪費、居民參與積極性不高、參與目標層次較低、社區管理的低效率以及尋租活動的滋長與蔓延。Bowled和Gintis認為負激勵是社區失靈的原因之一…，Banner指出社區治理的變革需要政府制度和政策上的支持與推動l2f2。

我國目前這種政府主導的社區治理模式進一步強化了政府的角色，將本來屬于人民自我管理、自治性質的社區變成了受各種政府機構控制的“泥娃娃”，街道辦與街道黨委在改革中獲得了監督監察權、綜合協調權、屬地管理權、干部任免權等，居委會的自治角色難以確定，公民深度參與難以實現，治理效益無法在社區形成激勵機制。相應地，政府壟斷地位造成了非營利性組織和社會自治團體的缺乏，導致社會服務中介組織的競爭不足。這樣，在“摸著石頭過河”的探索中，我國各級地方政府不但沒有創造社區治理模式變革的制度環境，反而成為負激勵的推動者。治理理論在我國社區管理改革中“碰了釘子”。盡管“上海模式”、“沈陽模式”、“深圳模式”等等無一例外都宣稱以“治理理論”為指導，然而最終卻都將“多元化、網絡化”方向的改革變成了政府一家獨大的“控制型社區治理”改革，使得我國的社區管理又走回了原來由政府控制的老路。要改變這種狀況，筆者認為必須引入新公共管理理論，利用它的“再造精神”與“再造工具”，對我國的社區治理進行“社區再造”。

二、新公共管理理論與“社區再造”

新公共管理運動是在全球經濟問題日益嚴重、西方國家財政危機不斷加劇的背景下興起的，它對政府、企業與公民角色進行了重新定位，即“以生產者為中心的政府治理轉向以消費者為中心的治理。政府應以公民為中心而不是以自己為中心”[4141。新公共管理的思想集中體現為兩種路徑：一是奧斯本的“政府再造”路徑，強調對公民、社團組織、社區組織授權，建議從官僚層級制政府改革為參與及團隊合作的分權的政府，建立通過市場杠桿進行改革的市場導向的政府等。另一路徑是登哈特夫婦提出的“新公共服務”路徑，強調政府的職能是服務而非“掌舵”，政府應該追求公共利益，政府思想上要具有戰略性、行動上要具有民主性，政府應該服務于公民而不是服務于“顧客”，政府責任并不是單一的，公務員不應當僅僅關注市場，他們也應該關注憲法和法令、社會價值觀、政治行為準則、職業標準和公民利益，應重視人而不只是生產率，對公民權的重視程度要勝過對企業家精神的重視程度。新公共服務理論更加關注民主價值、公共利益和公民的積極參與，提倡實行“以公民為導向”的政府管理。雖然這兩種路徑強調的側重點不同，但是都體現了民主、公平與公正，都以實現公共利益為結果導向。

社區是地域相對較小、社會經濟文化活動比較相似、社會功能相對完整的共同體，其基本涵義是指一個社會功能相對完整的、能夠滿足社區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地域或區域性組織，因而，社區管理作為基層公共管理，也伴隨著“政府再造”的改革運動發生了相應的變革。筆者將西方國家利用新公共管理理論所進行的社區再造改革梳理成了一張簡表(表1)，它反映了近些年發達國家社區改革的最新動態。從表1可以看出，西方國家社區管理的模式再造是在新公共管理運動的背景下發展起來的l2，都體現出社區授權、參與決策、協作管理等“政府再造”特征?？梢?，“政府再造”的原則與戰略同樣適用于“社區再造”。

首先，根據公共物品理論，社區公共物品類似于俱樂部產品，與純公共物品既有相同點也有不同之處。社區公共物品與純公共物品的共同點在于它也具有多人共同消費和同時消費、成本由集體支付的特性，它也不可能通過市場來提供。但社區公共物品與純公共物品在受益范圍、需求多樣化、影響復雜化方面存在差別。社區公共物品的特殊性使得對它的有效提供需要將競爭機制注入提供服務中去，需要通過市場力量來進行變革。我們稱之為“競爭型社區”。其次，根據集體行動理論的邏輯，小集團比大集團更容易獲得集體物品的最優水平，增進共榮利益；而且小集團內部的個人關系更加重要，討價還價所帶來的損失要小得多。社區是社區成員的“利益共同體”，是一個非營利的社會組織，它是典型的具有共榮利益的小集團。因此，社區利益的一致性能夠使社區成為以社區居民為導向的社區。社區不僅僅要“掌舵”而且還要“劃槳”，這需要政府給予社區充分的授權。第三，根據公民參與理論，公民參與不僅是民主的內在要求，而且對政府行政管理有積極的結果效應。對于政府行政實施而言，公民參與能夠“促使政府組織從以自身為中心的決策項目安排轉向尋求公民支持和授權公民管理的決策安排。同理，不斷拓展的公民參與機會，能夠保證政府的行動鑲嵌于社會之中，而不是強加給社會和公民，這樣就能夠更好地發揮和強化社會的作用”_7]。

因此，社區需要對社區公民負責，同時，也是由公民、社團組織充分參與決策的社區，其管理方式相應地轉變為協作式的管理，而非等級式的，即“協作式社區”。第四，根據新公共管理理論，“再造”是指對公共體制和公共組織進行根本性的轉型，以大幅度提高組織效能、效率、適應性以及創新的能力，并通過變革組織目標、組織激勵、責任機制、權力結構以及組織文化來完成這種轉型過程?！捌髽I化社區”也應構成“社區再造”的一部分，諸如明確組織目標的核心戰略、創設績效后果的后果戰略以及相應的工具——績效管理、激勵機制等，對于社區管理同樣適用。

三、我國“社區再造”的模式選擇筆者在現有的成功社區治理經驗中提煉出幾種我國社區改革的可行模式。

(一)獲得授權的社區：會站分離模式

社區要能夠自治并能夠自主地處理社區事務，政府行政權力的放權就是關鍵。各級地方政府對于如何治理社區也進行了有益的嘗試，其中，深圳鹽田實施的“站居分設”(“會站分離”)模式基本上解決了社區居委會的行政化問題，在制度上重點厘清了社區居委會、社區服務站和社區工作站之間的關系，并從組織結構、職能、人員、經費和場地等關鍵環節把它們一一分離開來J6。盡管如前文所述，這些依據治理理論所進行的改革仍然無法避免政府的“幻影”，但它們也確實創立了“會站分離”模式的雛形——立足社區治理結構中政府行政權力與社區自治組織居委會權力的分離，這種模式在新公共管理中被稱為“會站分離再造”，它為政府放權奠定了結構基礎。會站分離模式是將來我國社區管理改革的最重要模式。

(二)居民驅使的社區：社區模式

在自治組織中，利益相關者的共榮利益是組織存在的根源所在，否則，組織的合法性與政策的實施將會遇到障礙。上海竹園休閑中心的修建過程歷時8年，街道辦的“好心”由于沒有征求居民意見和進行信息披露導致休閑中心建設兩度遭到居民反對。1999年，街道辦事處吸取教訓，決定讓公民參與決策，給每戶居民發出《意見征求書》，召開居民代表會議，2001年由居民投票表決出具體的規劃方案0]。在這個過程中，街道辦事處依據居民的愿望和偏好進行施工，沒有出現居民阻撓施工的事件，居民對于休閑中心的認同度也很高。社區制度建設應保障居民進行選擇的權力，包括建立公共服務項目的居民選擇制度(如上海市盧灣區的“社區聽證會”、武漢江漢區花樓街的“社區居民論壇”)、確立居民服務保證制度(即類似于新公共管理運動中的“公民”)。我們稱這一模式為“社區模式”。從“社區模式”的相關規定中可以發現《衛生》《環境》《公民參與》等對社區管理者和服務提供者提出了詳盡的要求，這樣使得居民可以對服務提供者實施有效監督。因此，“社區模式”是新公共管理理論在社區治理實踐上的有益嘗試。目前浙江紹興新昌就已經推行著類似的“鄉村典章”模式，“鄉村典章”是由村民公議公決產生，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對村務運作機制予以了明確和細化，為農民民利的行使提供了充分保障¨。這種探索無疑具有“社區”模式的意味，是一種難得的探索，也是我國下一步社區改革可以采用的有效模式。

(三)企業型社區：績效導向模式

企業型社區指的是社區以居民利益為服務導向，運用績效與激勵工具，確定社區目標，高效率、高質量地滿足居民需要。社區中的績效管理方式(績效獎勵、精神補償、獎金、增益分享、共享節余、績效工資、績效合同、效率紅利、績效預算)與激勵因素(成就感、認可、挑戰性、興趣、責任感、晉升、工資和福利)能夠運用于居委會監督和評價中介組織、自治組織，同時也可以在社區各類組織與人員中付諸實施；另外，街道辦事處也需要以激勵形式對社區進行獎勵與懲罰，從而推動社區再造。目前績效型政府運動在我國已經開展得如火如荼，但我國的社區管理改革卻在應用績效導向工具方面，遠遠落在了政府改革的后面，這就需要在進一步的改革中大力推行績效導向模式，推進社區管理改革。

(四)協作型社區：居民自治模式

與合作網絡治理模式一樣，協作型社區也倡導反垂直化、反科層制管理，提倡以居民、各類自治組織與政府機構的雙向互動為依托，以社區授權于居民為主要工具。協作型社區的協作方式往往是社區根據情境產生的，其推動力量主要源于居民的物質與安全保障需要，“門棟自治”與“院落自治”就是社區自治組織協作管理的典型方式。武漢市的“門棟自治”方式是以門棟自管會為依托，通過門棟居民平等協商來解決門棟公共事務，形成了社區治理的多元網絡結構。門棟自治制度在推廣中得到完善，自治趨于制度化、規范化。它的基礎是建立門棟自管會推選制度，各門棟自管會成員的產生需經過“征求門棟居民意見、確定推薦候選人、門棟居民會議或戶代表會議投票表決、選舉結果報居委會備案”等程序。上海市康健街道形成的塊區黨支部構建了另一種協作組織結構，它介于街道與社區支部之間，由相鄰各居民區黨支部書記或在職黨員志愿者聯絡站站長組成。塊區黨支部主要是針對幾個社區存在的問題進行監督，并開展各類便民活動。它不屬于行政機構序列，實際上是對變化的環境做出的具有嘗試性的調適¨。這些探索表明一種基于新公共管理“再造”原則與工具的新社區管理模式在我國已經萌生，它就是居民自治模式。無論從發達國家經驗還是我國已有實踐探索來看，這種自治模式都有著天然的優越性，可以解決我國社區管理中政府干預過多、居民自治不足的“老大難”問題，是我國社區管理改革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模式。

(五)競爭型社區：簽約購買型模式

將競爭機制引入社區，使社區服務提供者不只是特定的中介組織、社區服務站和物業管理公司，這能夠有效地遏制社區“尋租”的行為。因為社區服務站與各類街道中介組織如果由街道設立，那么無論是自收自支的全民事業單位，還是民辦非企業單位，都是具有壟斷性的社區服務提供者。在實踐中，政府購買公共服務是一個較好的選擇。成都市成華區通過簽訂合同的方式向工作站委托政務服務，上海市普陀區、浦東區等也有類似嘗試。賈西津指出，“購買服務模式能夠成立，除了合同關系，還有幾個條件：一是購買的必須是一種公共服務產品，如養老服務、殘疾人照料，而不是一項政府職能，如某個部門在社區的工作；二是購買對象是具有獨立決策權的組織(企業或者非營利組織)，而不是貫徹政府意志的工作單位，購買的結果是其終端服務的實現；三是購買過程是公開、公平、競爭性的，而不是政府將固定財政資金向特定對象的轉移”l14]。實際上，這種社區公私合作關系就是將公共服務提供交由市場決定，政府與社區只是監督服務的一方，居民才是最終評價服務的終端。這種模式更有利于解決我國社區公共產品、公共服務提供缺位、錯位問題，更有利于節約成本。在將來我國社區改革中，凡是有條件的社區均可以推進這種模式。

篇9

關鍵詞：城市多民族社區;協同治理;居民參與

近些年來，我國城市化飛速發展，大城市的吸引力愈加明顯，吸引了眾多少數民族群體，在大城市里面產生了許多以少數民族為主體的混合社區，我們把這樣的社區稱為城市多民族社區。成都市漿洗街洗面橋社區就是一個典型的城市多民族社區，社區中多民族居民有不同的，風俗習慣和興趣愛好也不盡相同，文化的排他性使多民族居民之間產生不同程度的摩擦和沖突對立。

一、洗面橋社區居民參與的現狀分析

（一）社區居民參與程度較低，積極性不高。

在整個調查的過程中，共在漿洗街洗面橋社區發放了100份的調查問卷，最后收回了91的有效調查問卷。調查結果顯示，對于參加社區公共事務決策問題上面，漿洗街洗面橋社區居民整體上參與熱情不夠，積極性不高，68%的居民對于參與社區公共事務決策持一般的態度，通過調查結果得出，在整體上，漿洗街洗面橋社區居民的參與能動性不夠，參與的熱情和積極性都欠缺。

（二）參與廣泛性不夠

在調查結果中發現，在選舉這樣的政治性參與中，漿洗街洗面橋社區居民整體上表現出參與熱情不夠，只有57%的人會參與到選舉中去。而在參加經濟會議、文體活動等非政治性參與中，只有文體活動上面，社區居民表現出較大的參與熱情，并能參與到其中去，總體上來看，普遍存在著“意愿無法付諸行動”的問題，意愿并不能是社區居民付諸于實際行動，參與到社區活動中。同時，參與的廣泛性上也是遠遠不夠，參與面非常小。

（三）參與的人群分布不均

在年齡分布上，參與社區活動的人群呈現“老少低”三極分化特征。首先，“老”指的是老年居民，多為離退休人員，他們在時間上比較充足，并且希望能夠繼續發揮余熱，所以參與的熱情也較高。其次，“少”指的是寒暑假放假在家的中小學生，中小學生寒暑假時間較長，有較多的閑暇時間和參與熱情。最后“低”指的就是下崗失業以及待業人員，他們受到社區幫助較多，經常在社區居委會中來往，同樣能夠較為積極的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

二、影響洗面橋社區居民參與的因素

（一）認同感與歸屬感的缺失

在當前我國城市社區中，社區居民缺乏對社區的歸屬感和認同感，直接導致社區居民參與行為低落。在很多地區，口號喊得很響亮，付諸實踐并不多，社區居民的參與意識不夠，同時參與熱情也不高?？谔柌]有在社區居民心中普遍產生作用力，也沒有有效促進居民參與到社區活動中來。

（二） 社區行政化傾向愈發嚴重

我國的計劃經濟時代給我們國家城市管理體制帶來了嚴重的不良影響，政企不分、政社不分，政府萬能主義，本應代表居民的居委會事實上成了政府的下屬機構。對此，我們給出一個“行政社區”的假設，行政社區不是空穴來風，而是在社區日益行政化過程中的必然產物。如此一來，居委會本應是為居民做事情的，結果現在整天在行政問題上面奔波，對各民族的社區居民關注不夠，也不能夠及時為社區居民分憂解難，處理社區居民遇到的問題和事情，無法跟社區居民打成一片，很難得到社區居民的信任，并且社區居民也不會支持居委會，這就使得居委會更加跟政府走近，惡性循環之后，社區行政化帶來的后果就越發嚴重。[1]

（三）社區內多元文化并存給居民參與帶來困難

在漿洗街洗面橋社區，多民族的居民構成，形成了社區內部多元文化并存局面。在一個城市多民族社區中，多民族有不同的風俗習慣、，這在他們彼此交往的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會進行碰撞，進而產生誤解和矛盾，各民族團結首先會受到影響;各個民族擁有不同的語言文字，在不能夠充分了解各民族語言文字的時候，各民族居民想參加社區活動都會存在困難與障礙。

（四） 各民族認知上存在不同，彼此之間的關系不夠融洽

當前我國城市多民族社區由許多個民族構成，而各個民族之間存在、語言、思維方式等各方面的不同，彼此之間缺乏了解。通過對漿洗街洗面橋社區居民的調查發現，有22個樣本居民認為周圍不同民族之間的關系不太融洽，占比為24%。通過上述數據我們可以看出，在漿洗街洗面橋社區中，多民族社區居民之間的關系并不夠融洽，這影響了社區中多民族社區居民參與社區活動，使其參與積極性和熱情并不高，這也正是我們現在社區治理過程中所要注意的問題，還需推動各個民族居民之間的和諧共處。

三、路徑選擇

（一）建立和健全社區公共服務體系，努力提高多民族社區居民的歸屬感與認同感

單位制向社區制轉變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在單位制時代，居民之間是一個大的生活共同體，是熟人社會，而在當前的社區，陌生人社會導致社區居民之間彼此離心。除此之外，在城市多民族社區中，社區公共服務不完善，社區居民享受不到社區帶來的優惠與好處，缺乏凝聚社區居民的公共利益。因此，首先要積極建立和健全社區公共服務體系，為社區居民參與提供物質支撐和現實保障，釋放居民心中的社區參與熱情，培育多民族居民之間的信任關系。其次，豐富社區文化活動，提高文化服務水平，為多民族社區參與搭建廣闊平臺。

（二）實現居委會與社區內社會組織的良性協同互動

居委會作為居民自治的基層自治組織，是代表居民利益的，但是現在日益行政化的居委會，越來越成為政府的附庸。這直接產生的后果就是，居民想參與到社區管理中都沒有有效的途徑。因此，作為居民日常生活聯系最為密切的社區居民自治組織的居委會，要積極轉變工作作風，采取開放的工作模式，提高工作決策的透明度，積極培育居民參會的氣氛。此外，通過對社區中社區組織的培育，使社區居委會與社區組織實現良好的協同互動，而社會組織并不以營利為目的，其重視服務和義務，滿足社會、公眾需要為使命，如果能夠讓社會組織積極參與到社區治理中來，可以很好的為社區居民提供服務。

（三）確立平等團結，共同繁榮的文化理念，促進城市多民族社區向新型、多元和共融性發展

社區文化是維系社區內部成員關系的重要紐帶，在城市多民族社區中，加強社區文化建設，對于多民族社區居民和諧共處具有重要的作用。各種不同的帶有各民族特色的民族文化對于每個民族都是很重要的，是每個民族的象征，是他們文化傳承的依托，也是連接各個民族成員之間的紐帶，各個民族成員賴以生存的根基，不斷發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有利于促進各民族之間的認同，彼此之間更為和諧共處。[2]不同的文化傳統，會帶來沖突與對立，社區要積極營造和諧共融的文化氛圍，彼此之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要讓各個民族居民知道多元文化的存在不是威脅，而是共同繁榮。同時，各個民族應該在社區活動交流中增進交流與互動，彼此之間和諧相處與認同，由此形成新型、多元并且具有共融性社區文化，進而增強社區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四）深化行政改革，發揮政府在社區治理中的主導作用

在我們國家，政府擁有廣泛且豐富的社會資源，政府是人民利益的代表著和維護者，政府在社會治理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這也決定了政府勢必會在社會治理中占據主導作用，這也正是我們國家當前社會能夠進行協同治理的基本保障。[3]所以說，我們所要做的是保障政府的權威，在這個基礎上面，調動各個治理主體的積極性，呼吁他們能夠參與到社會治理的大環境中來，同時采取積極的鼓勵政策，激勵多方治理主體參與，積極構建政府主導的，多方積極參與的新格局。[4]首先，政府要進行行政改革，把其本身的弊病剔除出去，合理分配政府職能，提高工作效率和服務質量，促進城市多民族社區民族之間團結與合作。其次就是政府推行行政改革，實際上就是權力的合理下放，政府只有把手中的權力進行分權，協同治理才能夠更好地實現。

[參考文獻]

[1]周大鳴.社會建設視野中的城市社區治理和多民族參與[J].思想戰線.2012年第5期.

[2]單菲菲，王學峰.城市化背景下城市多民族社區認同研究――基于甘肅省合作市Z社區的調查[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9月第34卷第5期.

[3]歐黎明，朱秦.社會協同治理：信任關系與平臺建設[J].中國行政管理.2009年第5期.

[4]歐黎明，朱秦.社會協同治理：信任關系與平臺建設[J].中國行政管理.2009年第5期.

篇10

――編者

街道服務功能的社會化意味著：第一、街道成為一個社區自治的社會中介組織而不再是政府的派出機構將成為必然的趨勢。第二、街道將致力于提供間接服務而不是直接服務。第三、街道提供服務的手段越來越具有市場化和民營化特征。第四、街道成為分擔政府的部分掌舵職能，比如實施對服務質量的監督。街道服務功能的社會化，意味著社區自治過程中政府力量的直接介入越來越少，而充分利用社會的力量推進社區實現真正意義上的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要實現這一變革，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一）加強街道辦事處的自身建設

1、正確認識社區和街道在社區自治發展過程中的歷史地位，合理定位社區建設中街道辦事處在公共服務體系中的角色。社會學家騰尼斯把社區看成是“有共同價值取向的同質人組成的共同體”。在這個共同體中人與人之間“關系密切，出入相支，守望相助，富有人情味”。社區的本意并不強調地域特征，社區注重的是滿足人們更高的精神層次的需要和更豐富的業余生活需求。社區自治是“政府與社會”關系的重新調整，也是政府職能轉變中的重要內容。這意味著社會的權力得到歸還，而街道辦事處作為政府派出機構也只是一種過渡時期的治理機構。隨著社區自治管理的日益成熟，街道必然褪去行政色彩而變成社會的自治組織。

2、從街道的服務功能定位來看，應該由行政性色彩濃厚的政府派出機構朝著一個具有綜合協調職能的社會中介組織轉變。要實現這一點，可以采取以下改革措施：

第一、在街道人事制度方面要進行改革。

首先在人員素質上，要由善于社區管理的高素質人才組成。嚴格要求社區治理者的素質是西方發達國家社區治理中值得借鑒的一條寶貴經驗?！吧鐓^建設的組織者必須具有以下特點：必須對所在社區的文化、社會結構、人口政治結構和社區存在的問題有一個透徹的了解；忠誠于社區并對社區居民的福利有真誠的承諾；與社區的居民存在相互依賴關系；具有豐富的社區工作經驗；能有富有靈活的適應性”。目前，我國街道辦事處人員通常是分離人員或退休干部組成。隨著社會的發展，街道服務功能的多樣化和復雜化越來越明顯。社會管理專業人員將呼之欲出，未來的街道應該由善于社區管理的高素質人才組成。他們將憑借著自己的專長權而非強制權力來管理社區。

其次，在人員的構成上，要實現工作人員的“社區化”。即大多數的工作人員應該由社區的居民自己來擔任，讓居民更多地參與社區事務管理。這實際上是實現政府對社會居民更多地授權的有效措施，這樣才是真正的體現社區自治。

再次，成員的產生方式上，街道的成員應該由居民委員會推薦或居民直接選舉或聘請產生，而不再是政府的指派（當然政府有推薦權利），他們直接對居民和法律負責。政府通過法律法規的手段對其進行監督，同時，他們在街道黨委的領導并在居民監督下開展工作。

第二、實現服務方式的轉變，由自下而上的自主式服務體制取代行政主導式服務體制。盡量減少行政命令的服務方式，讓服務手段市場化、民間化，更多地利用社區內部力量來加強社區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務。

第三、實現服務內容的重點轉移，主要提供間接服務。街道應作為“服務者的服務者”而存在，著眼于培養社區自治力量的發展，促進居民公共服務提供者服務能力的提高，增強社區的自我服務、自我管理、自我教育的能力，同時，把更多的具體服務交給居民委員會和社區居民自己來管理。

第四、在服務的組織結構上，街道辦事處可以采取網絡組織的結構形式。網絡組織的本意是指企業組織結構形式。首先，應該以街道為樞紐建立社區內部的公共服務網絡組織。街道作為中心，社區內部各種企業、社會團體以及居民個人組成有效的自治服務網絡。街道辦事處作為這個網絡組織的中心，承擔聯絡服務的作用，保證服務的有效提供。為了確保服務質量，街道接受政府的監督，并依據合同對各種服務的提供機構實施一定的監督。其次，街道與街道之間也可以建立公共服務的網絡組織，實現社區與社區之間的橫向交流，以便發揮地區特色，實現街道與街道之間的資源共享。

（二）進行適應市場經濟要求的系統性改革，完善社區治理的外在機制

1、進一步推進政府職能轉變，確立政府的“掌舵”角色。一要致力于把握宏觀方向，承擔起新的“掌舵”責任。具體而言就是為公共服務質量的保證提供法律和規章的保障，而不是事必親躬。二要授權。這是政府職能轉變的關鍵，也是實現社區自治的關鍵。政府信任社會力量，通過一定的責任機制，把部分公共服務的自授予社會自治機構?！罢刑峁┖诵牡墓膊块T服務，如果將邊緣性的服務活動以簽約的形式轉包給私營部門，核心的公共部門的活動將管理得更好?！比鲋才嘤鐣薪榻M織和促進社區自治意識的形成。

2、繼續深入進行單位體制的改革，尤其是事業單位體制的改革。改變資源單位壟斷和單位與單位之間的資源隔離格局，實現公共服務輸出的市場化運作。改變企業辦社會的做法，實現企業職能的單一化，把更多的公共服務職能交給社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