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學的出發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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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勞動價值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剩余價值規律

中圖分類號：F0-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2）18-0016-03

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圍繞“資本”這一“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1] 展開政治經濟學的系統研究，解剖市民社會亦即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不是為學術而學術，而是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解放事業鍛造理論武器，“最后在理論方面給資產階級一個使它永遠翻不了身的打擊”[2]。正因為如此，馬克思在第一版序言中即指明：“本書的最終目的就是揭示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盵3]

一、揭示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的目的

馬克思最終揭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是什么？又是如何在邏輯與歷史的統一中揭示出來的？正確解答這兩個問題，對于準確把握《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的主旨及其內在結構極為關鍵，同時對于全面理解《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等經典文本闡述的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于一體的理論體系的整體性也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要弄清這兩個問題，首先必須明確正、副標題的深層蘊涵，即著作正標題中的“資本”和副標題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馬克思指出：“準確地闡明資本概念是必要的，因為它是現代經濟學的基本概念，正如資本本身——它的抽象反映就是它的概念——是資產階級社會的基礎一樣。明確地弄清關系的基本前提，就必然得出資產階級生產的一切矛盾以及這種關系超出它本身的那個界限。”[4]

關于“資本”，馬克思指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它“不僅包含著階級關系，包含著建立在勞動作為雇傭勞動而存在的基礎上的一定的社會性質。它是一種運動……它只能理解為運動，而不能理解為靜止……價值經過不同的形式，不同的運動，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時使自己增殖，增大”[5]。這就表明，《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意在通過對作為“自行增殖的價值”的“資本”的論析，在動態中呈現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社會的性質、階級關系及其發展趨向。

“政治經濟學批判”呢？綜觀《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手稿《政治經濟學批判》，就其表現形式而言，可以概括為兩個方面，一是理論的批判，即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的批判；二是實踐的批判，即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批判。究其實質，則是一個問題，即通過對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批判解剖資本主義社會物質的生活關系的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3]，從而揭示資本主義經濟運動的發展方向，闡明資本主義社會的歷史暫時性及其為社會主義社會所取代的歷史必然性?？梢?，相比于正標題“資本論”，副標題“政治經濟學批判”突出了馬克思“論資本”的核心范式。

正是基于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范式，列寧指出，馬克思的《資本論》“并不以通常意義的‘經濟理論’為限”，而是在“完全用生產關系來說明該社會形態的構成和發展”——即商品社會經濟組織怎樣發展，怎樣變成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組織而造成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兩個對抗的階級，怎樣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從而帶進一個與這一資本主義組織本身的基礎處于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的因素——的同時，“又隨時隨地探究與這種生產關系相適應的上層建筑”[6]。和列寧一樣，戴維·麥克萊倫從馬克思“資本論”的研究范式出發解讀馬克思的《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進而得出：“從19世紀的第四分之三個世紀以來，西歐和美國的經濟學家們已經傾向于把資本主義制度看做特定的、建構性的方式，它表現為私有財產、利潤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場；他們討論這種方式的運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價格上。由此可見，馬克思要揭示的“現代社會的經濟運動規律”不是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們反復論述的以虛假普遍性的形式表現的資本主義生產、分配、交換、消費的表面現象，而是主宰資本主義社會形態的產生、發展和消亡的“資本”生產、流通、轉化等特殊經濟運動規律。這一規律包含相輔相成、密切聯系的兩個方面，一是作為資本主義社會形態基礎的“現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所產生的資產階級社會的特殊的運動規律”——剩余價值規律；二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所決定的資本主義必然為社會主義所取代的社會發展規律。恩格斯指出，剩余價值的發現是“馬克思著作的劃時代的功績。它使明亮的陽光照進了經濟學領域，而在這個領域中，從前社會主義者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一樣曾在深沉的黑暗中摸索?？茖W社會主義就是以此為起點，以此為中心發展起來的”[7]。

二、勞動價值論：解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

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是怎樣揭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的呢？恩格斯說得明白：“要知道什么是剩余價值，他就必須知道什么是價值……于是，馬克思研究了勞動形成價值的特性，第一次確定了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并確定了價值不外就是這種勞動的凝固。”[5]

首先必須注意的是，恩格斯這里所說的“必須知道什么是價值”，一方面，是對“勞動價值論”之于“剩余價值理論”的基礎性地位的強調；另一方面，要求“知道什么是價值”，不是對“價值”的主觀界定，而是對“什么樣的勞動形成價值，為什么形成價值以及怎樣形成價值”的本質揭示和科學闡明。恩格斯說：“在馬克思以前很久，人們就已經確定我們現在稱為剩余價值的那部分產品價值的存在；同樣也有人已經多少明確地說過，這部分價值是由什么構成的，也就是說，是由占有者不付等價物的那種勞動的產品構成的。但是到這里人們就止步不前了。”

關于馬克思怎樣揚棄既有的范疇體系而對勞動價值理論做出的科學闡明，這是一個深刻的價值理論發展史的課題，需要對馬克思自19世紀40年代至80年代共四十年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加以全面的研究，此處暫不粗淺地旁涉?？茖W地把握基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闡明而揭示出的“價值”的社會關系本質，這是一個準確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及其建構的根本問題，同時也是一個整體地把握融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于一體的理論體系的重要問題。馬克思指出：“一切勞動，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生理學意義上的耗費；就相同的或抽象的人類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形成商品價值。一切勞動，另一方面是人類勞動力在特殊的有一定目的的形式上的耗費；就具體的有用的勞動這個屬性來說，它生產使用價值。”[3] 在這里，馬克思不僅指出了生產商品的勞動的二重性決定了商品的二因素，而且明確了以“社會普遍性”為本質的抽象的人類勞動形成商品的“價值”，而以“個體特殊性”為特征的具體的有用勞動形成商品的“使用價值”。接下來，在價值形式的分析中，馬克思更進一步指出：“商品只有作為同一的社會單位即人類勞動的表現才具有價值對象性，因而它們的價值對象性純粹是社會的，那么不言而喻，價值對象性只能在商品同商品的社會關系中表現出來?！?/p>

基于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馬克思徹底弄清了資本和勞動的關系，揭穿了資本主義剝削的秘密，撇開了利潤、利息、地租等剩余價值的特殊形態，創立了剩余價值理論的科學體系。馬克思說：“把價值看做只是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勞動，這對于認識價值本身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同樣，把剩余價值看做只是剩余勞動時間的凝結，只是對象化的剩余勞動，這對于認識剩余價值也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使各種經濟的社會形態例如奴隸社會和雇傭勞動的社會區別開來的，只是從直接生產者身上，勞動者身上，榨取這種剩余勞動的形式。”資產階級庸俗政治經濟學家由于“不敢對價值和剩余價值作出誠實的分析”，因而“把資本家用來辯護自己占有已存在的剩余價值時表面上多少能說得過去的理由，歪曲成剩余價值產生的原因”[3]。

在《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第一、二、三卷中，馬克思分別以剩余價值的生產、交換（流通）、分配和消費為主題，分三個層面系統闡釋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1）剩余價值的生產規律，亦即剩余價值的起源和本質；（2）剩余價值的實現規律；（3）剩余價值的轉化和分割規律。

三、勞動價值論：剖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之歷史趨勢的出發點

馬克思對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不僅是他發現資本主義剩余價值規律的基礎，而且也是《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解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的出發點。需要說明的是，出發點和決定性因素是兩個不同的問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必然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其決定性因素，也就是上述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剩余價值規律。

關于政治經濟學批判的出發點，馬克思指出，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做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的不可逾越的界限”[3]。為什么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意識到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卻把這種對立看做社會的自然規律呢？根本原因之一在于，他們“從來沒有從商品的分析，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的代表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3]。不難看出，馬克思在這里指明：（1）亞當·斯密、李嘉圖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之所以無法逾越他們自己的界限，從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來看，根源在于他們主觀地割裂了“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與作為其理論前提的勞動價值論之間的內在聯系；（2）只有從科學的勞動價值論出發，才能正確把握“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的社會性和歷史性本質；（3）表現出“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只是人類社會生產方式的一種特殊類型，作為一種自然史的過程，必然有其產生、發展和消亡的歷史進程和歷史必然性。

而對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進程及其為社會主義生產方式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和歷史必然性的揭示，正是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的落腳點及其之所以以“資本”為主題的根本目的。這就意味著，對“資本”本質的科學揭示和闡明，成為科學把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趨勢的一個關鍵性問題。

“資本”的本質是什么？在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家看來，“資本”是“生產作為使用價值的財富的自然形式，而不是歷史上一定的社會形式”。正因為他們把“資本的形式本身理解為自然的形式，這些形式本身就是無關緊要的了，因而沒有從這種形式同財富形式的一定聯系上去理解”[4]。

與之相反，馬克思從對價值的來源、本質及其形式等勞動價值理論的科學闡明出發，進而得出“資本”是“自行增殖的價值”。相應地，“資本”的本質如同“價值”的本質一樣，不是自然形式，而是社會形式；“不是一種物，而是一種以物為中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3]。換言之，生產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只有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下，即在同勞動者結合并充當剝削勞動者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脫離了這種與勞動者之間的特定的社會關系，生產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只在可能性上是生產因素，而不是資本了。正是生產的二因素——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實行這種結合的特殊方式和方法，使社會結構區分為各個不同的經濟時期”[5]。

基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人的要素和物的要素——即勞動者和生產資料之間的特殊結合，馬克思指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中，“資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現為生產的起點和終點，表現為生產的動機和目的，生產只是為資本而生產，而不是反過來生產資料只是生產者社會的生活過程不斷擴大的手段。以廣大生產者群眾的被剝奪和貧窮化為基礎的資本價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內運動，這些限制不斷與資本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須使用的并旨在無限制地增加生產，為生產而生產，無條件地發展勞動生產力的生產方法相矛盾。手段——社會生產力的無條件的發展——不斷地和現有資本的增殖這個有限的目的發生沖突”[8]。因而，“資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資本本身的性質上遇到了限制，這些限制在資本發展到一定階段時，會使人們認識到資本本身就是這種趨勢的最大限制，因而驅使人們利用資本本身來消滅資本?！盵4]也就是說，隨著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社會的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日益壯大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不斷增長。

由此可見，《資本論——政治經濟學批判》關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歷史趨勢的剖析及其“資本主義社會必然要轉變為社會主義社會這個結論，馬克思完全是從現代社會的經濟的運動規律得出的”[9]。亦即是說，馬克思從來沒有把他對資本主義社會運動的“自然規律”的揭示建立在想當然的基礎上，也沒有建立在“道德感”和“道德意識”上，而是建立在基于勞動價值論的科學闡明這一基礎和出發點的資本主義社會經濟運動規律的科學論證上。

參考文獻：

[1]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5.

[2]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425.

[3]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8-878.

[4]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2-391.

[5]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44-122.

[6] 列寧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9.

[7]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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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的一輪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我們沿用了多年的教學大綱將逐漸退出歷史舞臺，而國家課程標準被推到前臺。課程標準作為國家對學生接受一定階段教育后的結果所做的具體描述，是國家教育質量在特定教育階段應達到的具體指標。在教學中體現新課程理念，成為當前一線初中思想品德教師思考的重點。這就要求教師對思想品德教學有一個全新的認識。

1.加強對學生幾種能力的培養

1.1培養認知能力

在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中，我們必須以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基本概念和原理為基礎及前提，注重知識的傳授和能力的培養的統一，以提高學生的認知能力。在教學中，我們不但要重視基本原理的講授，幫助學生正確把握基本概念、基本觀點的實質，通過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而且要有意識引導學生按照認識的規律學習基本理論和觀點。

1.2培養辯證思維能力

思想品德課教師應在教學中有意識地引導、訓練學生用全面的觀點、發展的觀點和辯證統一、辯證否定等認識方法分析、思考問題。尤其是辯證分析與綜合方法，即矛盾分析法。要使學生明白：如果想要準確地把握客觀事物的辯證本性，就不僅要對各個矛盾及矛盾的各個方面進行深入細致的分析研究，而且要對客觀事物的矛盾綜合研究。只有這樣，才能使認識形成把握本質和現象、個別與一般、抽象與具體的統一整體。

1.3培養質疑解疑能力

培養學生質疑解疑的能力，啟發思維、點撥疑難、發展學生智力，是素質教育基礎性工作?，F在的學生關心時事、敢于求真，老師對這些積極的方面和傾向應給予肯定并鼓勵。

1.4培養創新能力

首先，必須建立融洽、和諧的師生關系，激發學生的創新熱情。在教學中要巧妙設計疑問、激勵質疑，并捕捉他們創造的火花，積極引導他們討論，各抒己見，暢所欲言。另外，在教學中要充分運用現代科技手段，增強教學的吸引力、感染力和說服力，使抽象的道理形象化、生動化，幫助提高學生的分析能力、綜合能力。還應鼓勵學生熟練掌握和充分應用網絡信息收集資料、發現問題和分析問題，使學生在學習和體驗中培養創新能力。

2.教學中要高度重視初中生逐步擴展生活

著名的教育家貝克曾指出，盡管各國、各民族乃至個人具有多種價值內容，但是人類“學會過美好生活”的愿望是共同的。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的真正任務應該是使學生獲得幸福的生活。要實現這一任務，就必須切入中學生的生活世界，因為學生不可能把自己的生活、自己的印象、自己的感受丟在校門之外，學生的可接受性，“是初中思想品德課教學取得效果的一條紅線”。只有從初中生逐步擴展的生活實際出發，切實幫助他們解決生活中遇到的問題，引導他們學會生活、學會學習，學會交往，學會做人，學會生存并真正成為生活的主人，思想品德課教學才會因此而變得“有用”和“有效”。在以往的初中思想政治課教學中，較為普遍地存在著與初中生生活實際相脫離的現象，在一些有關初中思想政治課的調查中，學生反映不喜歡思想政治課，認為思想政治課離他們的生活較遠，為了改變這一狀況，使初中思想品德課成為受學生歡迎的課程，新課程標準將初中生逐步擴展的生活作為該課程建構的基礎。新課程標準在課程的基本理念中明確指出：“人的思想品德是通過對生活的認識和實踐逐步形成的。初中生生活范圍逐漸擴展，需要處理的各種關系日益增多。本課程正是在學生逐步擴展的生活經驗的基礎上，為他們正確認識自我，處理好與他人，與集體、與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促進思想品德健康發展，提供必要的幫助?！痹谡n程標準的設計思路中強調：“本課程標準根據品德教育的目標，從初中學生的認知水平和生活實際出發，圍繞成長中的我，我與他人，我與集體、國家和社會等關系，整合道德、心理健康、法律和國情教育等內容。”新課程標準在教學建議中進一步強調指出：“在教學中，要面向豐富多彩的社會生活，開發和利用學生已有的生活經驗，選取學生關注的話題，圍繞學生在生活實際中存在的問題，幫助學生理解和掌握社會生活的要求和規范，提高社會適應能力?！?/p>

3.注重學法指導

傳統教學中，一些學生學習成績不好，產生了厭學情緒，主要原因就是他們不會學習，課堂上不善于和他人合作，思想懶惰，不能積極思考反饋問題。新課改提倡學生是學習的主體，并且新課改的目標之一就是要讓學生“自主學習”、“合作學習”、“探究學習”。古人說過：“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因此，教師在教學中不僅要使學生學到知識，更要讓學生學會怎樣學習。例如，在指導學生回答“如何做”這類題時，我讓學生進行歸結。最后學生得出結論：依據材料，結合課本相關知識，回答國家、社會、公民個人是如何做的。在回答國家是如何做時，可從國策、戰略、完善相關制度，嚴厲打擊什么行為等入手。學生掌握了一定的學習方法和基本的答題技巧，自然就會積極主動地投入學習中，這樣教師就可以輕松地教，學生自然就能夠輕松地學。認真進行教學反思、構建和諧的師生關系也是增強思品課教學有效性的重要方法。在教學實踐中，我鼓勵學生敢于發表自己的意見、想法和感受，也為學生的學習營造了一個輕松愉悅的氛圍，幫助學生利用自己的思維活動順利完成學習任務，促進發展與進步，從而提高課堂教學的有效性，并實現教學目標。課后及時反思課堂教學中存在的問題，反思教學中的不足和失誤，課堂教學效果也會得到很大的增強。增強課堂教學的有效性是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它需要廣大教師在教學實踐過程中努力提高自己的專業素養和教學水平，積極探索，不斷積累經驗，優化課堂教學，不斷改進教學方法，堅持開拓創新、與時俱進，在教學實踐過程中不斷總結和提高。

篇3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經濟學；生產理論

作者簡介：劉鳳義(1970－)，男，滿族，河北圍場人，經濟學博士，南開大學經濟學院經濟系副教授、碩士研究生導師，主要從事經濟學、制度經濟學和企業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F014.3；F091.3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07)03－0006－04　收稿日期：2007－02－04

生產理論是經濟學的基礎理論，無論是西方經濟學還是經濟學，都有著豐富的內容，而且他們關于生產理論的淵源、具體內容等還有著相同或相似之處。很多人因此認為，西方經濟學中的生產理論是關于資源配置的一般理論，且有著較為成熟的模型，所以，我們搞市場經濟，完全可以拿過來“為我所用”。筆者認為這種觀點有一定的片面性，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在經濟運行和經濟管理層面的確有可借鑒之處，但在方法論上卻存在一定局限性。下面，本文就對兩種范式的生產理論的研究方法進行比較，以期為經濟學的創新拋磚引玉。

一、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把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研究；而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以“歷史的、現實的人”為出發點。把勞動者既看作生產要素，又作為生產主體來研究

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是研究生產者如何通過對生產要素的組合，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決策行為，這一研究是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的。以此為基礎，他們建立了以生產函數為基礎的生產者的決策模型?！吧a函數是一種技術關系，被用來表明每一組具體投入品(即生產要素)所可能生產的最大的產出量。在每一種既定的技術條件下，都存在著一個生產函數。”(薩繆爾森，1992)為了分析方便，生產函數通常表示為：Q=f(L，K)。生產理論基本內容就是通過生產函數，來研究在各種不同約束條件下，資本和勞動力之間如何通過不同組合形式，實現產量最大化或成本最小化，最終實現利潤最大化。

應該說，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西方經濟學通過建立對現實生產過程高度抽象的數學模型，用簡潔方式描述物質生產過程中普遍存在的投入和產出的技術關系，是一種有用的分析工具。比如運用一般形式的生產函數可以分析生產過程中要素投入產出的數量關系，對物質生產過程做技術分析，找出資源配置的最佳方式；用定量方法分析科技進步和管理水平對產出的影響；掌握生產過程中的突變機理，不失時機地調整資源配置方式以促進生產力的飛躍發展。等等。

然而，進一步研究會發現，西方經濟學以“經濟人”假設為出發點，建立起的生產理論存在嚴重悖論：即“經濟人”假設把每個人作為自由選擇的主體與生產理論中把勞動者僅僅作為生產要素之間的邏輯悖論。

在西方經濟學家那里，“經濟人”被看作是對人性的最好描述，在他們看來，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充滿了自由、平等和博愛，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性追求利益最大化，最終必然達到全社會福利的最大化。按照這一信條，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資源配置是在自由交易中進行，每個行為主體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最大化目標進行理性選擇。資本所有者可以自由選擇勞動者；同樣，勞動者也可以自由選擇資本所有者。所以，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中人與人之間的是平等、自由的契約關系。可是，我們從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看到的卻是與“經濟人”假設相背離的另外一番圖景，在那里，能夠按照“經濟人”行為行事的只能是資本所有者(或稱之為廠商)。他們可以依據等成本曲線、等產量曲線等函數關系，通過自己的理性選擇，為實現最大化目標，任意選擇各種生產要素，進行排列組合。而勞動者，則僅僅被視為同資本一樣的、服務于廠商最大化目標的生產要素。在這里勞動者在生產中的主體地位完全被剝奪了，更不可能有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為選擇。

正是由于把勞動者僅僅看作同資本、土地一樣的生產要素，所以，很自然地得出資本、土地和勞動力一樣，都具有生產性，在生產的過程中，它們共同創造了商品的價值。每個要素對價值創造的貢獻率，可以通過邊際生產力來衡量。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也就成為分配理論的依據。對此，薩繆爾森(1992)直言不諱地指出生產理論是作為對收入分配理論討論的序曲，“在經濟學的生產論中，可以找到這種要素定價的關鍵?！彼裕皩洕鷮W中的生產論的一個概略分析可以給理解市場經濟的收入分配提供一把不可缺少的鑰匙?！苯酉聛恚麄冏匀痪桶阉_伊的“三位一體”公式搬出來：基于價值創造的貢獻，資本獲得利潤(或利息)、土地獲得地租、勞動力獲得工資。在他們看來，這是一個多么公平的社會制度呀!

有人可能會說，勞動者也是“經濟人”，西方經濟學已經論證，作為消費者，勞動者可以按照效用最大化的原則進行理性選擇；作為勞動力的要素提供者，他們可以按照最大化的原則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對于這種觀點，馬克思(1867)早就指出：“勞動力的買和賣是在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的界限以內進行的，這個領域是天賦人權的真正樂園。那里占統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權和邊沁。……一離開這個簡單流通領域或商品交換領域，……原來的貨幣所有者成了資本家，昂首前行；勞動力所有者成了他的工人，尾隨于后。一個笑容滿面，雄心勃勃，一個戰戰兢兢，畏縮不前，象在市場上出賣了自己的皮一樣，只有一個前途――讓人家來鞣。”至于從消費者的角度把勞動者當作“經濟人”的說法，馬克思也作過深刻分析，馬克思指出，消費是由生產決定的，所以，一個社會的消費水平、消費結構從屬于一定的生產關系，決不是單純由個人的理性選擇決定的。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的是，經濟學關于生產理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歷史的、現實的人基礎上的。

應該說，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和歸宿也是“人”，這一點看上去似乎與西方經濟學沒有區別。但馬克思這里所說的個人，決是不是西方經濟學所講的“經濟人”，而是現實生產關系中的人。在馬克思看來，只有理解這種生產關系，才能理解這種關系中活動的人。馬克思之所以批判斯密、李嘉圖把那個時代的個人不是看作歷史的結果，而是看作歷史的起點，并認為合乎自然的個人不是歷史中產生而是由

自然造就的觀點，就是因為他們脫離開生產關系來研究人的經濟行為。馬克思把經濟學分析的人概括為“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反對把人的本質“理解為一種內在的、無聲的，把許多個人自然地聯系起來的普遍性?！币卜磳ξ鞣浇洕鷮W把人看作生來是追求自身私利的經濟動物，并認為個人動機決定社會生產過程。在馬克思看來，既然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個人的經濟行為就不完全由個人的意志支配，在其現實性上，他必然受同他們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的制約。

馬克思強調人的經濟行為的社會性和客觀性，同時認識到人的主觀能動性，在的生產理論中，勞動者絕不僅僅是生產要素，更為重要的是他們構成能動的生產主體。在創造財富的生產過程中，人作為獨特的生產要素，與生產資料的性質完全不同，因為勞動這一要素是能動的。勞動過程是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物質生產過程的客觀實在性的統一。勞動不僅創造了人本身，而且創造著人類自身不斷發展和完善的社會條件。勞動者作為生產活動的主體，他們的活動是精神能力和軀體能力的有機統一。他們總是有目的性、計劃性，即主觀能動性，用馬克思的話說，再蹩腳的建筑師也比蜜蜂建房有“計劃性”。正因為人的勞動有主觀能動性，所以在商品生產過程中，勞動才不僅轉移生產資料的價值，而且創造新價值。社會發展既是人類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過程，同時也是人自身不斷走向自由和全面發展的過程。

同時，作為生產要素的人，其勞動也必然是在具體的社會生產關系中進行，這使得勞動不再是單個人的孤立行為，而是群體或階級行為，勞動創造的價值也會因社會生產關系不同而有不同占有形式。比如，勞動可能是在共同勞動、地位平等、產品平均分配的社會生產關系中進行；也可能是在一部分人占有生產資料，憑借經濟權利強迫另一部分人勞動，產品歸生產資料所有者所有這樣一種階級地位不平等的生產關系中進行。這種生產關系的性質，最終決定了產品的分配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資本是資產階級社會的支配一切的經濟權力”“資本和雇傭勞動的關系……決定著這種生產方式的全部性質?！辟Y本家之所以獲得剩余價值，是因為他們擁有占有剩余的經濟權力，決不是西方經濟學家所認為的那樣，是對這些要素創造價值的回報。

正是因為從歷史的、現實的人出發來研究生產過程，所以，經濟學中的資源配置不僅僅包含人與自然的關系，還包含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經濟學的生產效率含義，不僅僅來自于生產要素之間的技術組合，還來自于對勞動者積極性的調動、勞動者之間、勞動者與資本所有者之間的分工協作的協調、組織管理的科學等等。

二、西方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只研究生產一般，因而使用價值(即效用)范疇是其研究的核心；而經濟學則不僅研究生產一般，更注重研究生產的具體社會形式，因而把價值范疇作為研究的核心

薩伊是把西方經濟學生產理論引向純粹對生產一般分析的始作俑者之一，他把生產定義為：“所謂生產，不是創造物質，而是創造效用?！彼_伊這個關于“生產”的定義，表面看來無非一個關于“生產一般”的定義，但實際上這背后隱藏著經濟學研究的內容將發生重大轉變：即這個定義把經濟學引向了人與自然關系的研究，回避了斯密、李嘉圖等古典經濟學家對人與人之間關系的研究。薩伊的生產觀對后來西方經濟學家產生了重要影響，繼薩伊之后，約翰?穆勒、馬歇爾、薩繆爾森等，都把研究財富生產一般作為生產理論的基本內容。比如萊昂內爾?羅賓斯1932年在他的著名方法論著作――《經濟科學的性質和意義》一書中，明確強調了西方經濟學只研究生產一般的觀點，他把經濟學定義為“把人類行為當作目的與具有各種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間的一種關系來研究的科學?！边@樣經濟學純粹成為一門關于“選擇”的學科。經濟學的內容也相應地發生了變化：“我們不再探究生產和分配變化的原因，而是探究在某些初始資料給定的情況下，各種經濟‘量’達到均衡的條件，……我們不再把經濟系統視為一架生產總產量的機器，不再探究哪些因素決定這種產量的多少以及按何種比例分配這種產量，而是把經濟系統視為人與經濟貨物之問的一系列相互依賴而在概念上又獨立的關系……”顯然，在羅賓斯那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前提是“某些初始資料給定的情況”，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一制度性因素被徹底隱藏起來了；與之相適應，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只是“人與經濟貨物之間”的關系。

當然，我們并不否認對生產一般研究的理論意義，然而，抽象掉生產過程中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關系，只研究生產一般的生產理論，就必然使經濟學“使用價值”成為研究的核心范疇，從而導致經濟研究存在諸多局限性。這些局限性突出表現在：(1)它是建立在薩伊的生產三要素論的基礎上的，把資本等同于生產工具，把資本主義生產歸結為生產一般，掩蓋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價值形成過程的同時就是價值增值過程；(2)它混同了產品和商品、使用價值生產和價值生產的區別，抹殺了生產商品的勞動二重性是商品使用價值和價值二因素的根源；(3)它沒有從生產資料所有制形式去考察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分配問題，卻被用來為替資本主義分配做辯護的邊際生產力分配論做佐證；(4)目前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的數學抽象方法只能說明漸變的有連續性的生產過程，不能反映生產過程中的突變現象。也就是說，它既不能很好地反映科技革命時期生產力飛躍發展的生產過程，也不能正確地描述生產力突破了不合理的生產關系桎梏時生產過程的躍變。因此，有必要以馬克思的經濟理論為指導，批判地汲取西方經濟學的生產函數中有參考意義的東西，建立基于勞動價值論的、不同層次的生產函數(吳易風、王健，1994)。

西方經濟學只研究使用價值，不研究價值，更不理解價值本質，所以，長期以來，以新古典經濟學為基礎的廠商理論始終回避對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分析。在他們那里，企業始終是一個“黑箱”。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主義者，看到了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抽象掉人與人之間關系分析廠商行為的局限性，所以，他們試圖運用“契約”的分析方法，以交易費用為分析工具，把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引入廠商理論，提出了分析廠商內部人與之間關系的基本框架，從而建立西方經濟學的所謂的企業理論。

然而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仍然是建立在抽象掉社會生產關系的基礎上的，因此，他們研究人與人之間經濟關系時拋開了生產領域，而是局限在交換領域；他們所說的制度，不是生產關系，而是上層建筑層面的一些具體規則。本來，科斯在他的《企業的性質》一文中，試圖通過視企業為等級制度，把企業內部雇主與雇員之間的命令與服從的關系與市場交易的自愿平等關系區別開來。循著這一思路，人們可以進一步研究企業內部契約關系不平等的深層原因問題。但在1988年的論文中，他又否定了這種認識，他甚至認為這個觀點是那篇論文的主要缺陷之一，因為它誤導了人們的注意力，使經濟學家

忽視企業的主要活動――企業經營?？扑惯@一觀點表明，他批評把企業看作不平等關系所結成的契約的思想，進一步強化了企業的經濟性質就在于節約交易費用的主張，從而把新制度主義者通過對人與人的經濟關系的研究，來揭示企業經濟性質的道路徹底堵死了。因而，他們的企業理論的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劉鳳義，2004)。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經濟學的生產理論側重研究生產的社會形式。與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的雙重關系相適應，生產中的資源配置也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是抽象的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另一方面是具體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屬于生產一般的資源配置體現在一般的勞動過程中，它是一切社會形式的生產所共有的。它表明，不論生產的社會形式如何，都要在不同用途間對生產資源進行合理配置，這是人類社會進行生產永恒的主題。然而僅僅研究生產一般，無法真正理解具體社會生產方式下的資源配置問題。所以，經濟學認為，研究物質生產只能是某一特定社會發展階段的生產，抽象的生產一般，在現實中是不存在的。

正因為經濟學研究生產理論時強調生產的具體社會形式，所以，“價值”范疇而不是“使用價值”范疇才成為其生產理論研究的核心。馬克思批判古典經濟學時指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缺點之一，就是它始終不能從商品的分析，而特別是商品價值的分析中，發現那種正是使用價值成為交換價值的價值形式。恰恰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最優秀人物，像亞當?斯密和李嘉圖，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這不僅僅因為價值量的分析把他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勞動產品的價值形式是資產階級生產方式的最抽象的、但也是最一般的形式，這就使資產階級生產方式成為一種特殊的社會生產類型，因而同時具有歷史的特征。因此，如果把資產階級生產方式誤認為是社會生產的永恒的自然形式，那就必然會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特殊形式。由此可見，馬克思在科學方法論基礎上，確立了勞動價值論，而勞動價值論又為進一步理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內部的生產關系提供了“鑰匙”。西方經濟學家對此并不理解，他們認為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無非就是確定商品交換的量的比例的理論而已。對此，斯威齊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對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誤解和攻擊，在于他們看待價值問題的態度，使他們有偏重交換比例的傾向，而忽視那隱藏在表象后面的社會關系的性質。所以，對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批評，連篇累牘，而難得有一個字談到抽象勞動。

正是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馬克思科學區分了勞動和勞動力范疇，進而指出在資本生產關系條件下，資本家利用形式上平等的契約，占有工人勞動創造的剩余價值。同時，資本家用剩余價值進行資本積累，從而再生產出資本主義生產關系。這樣，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本質特征及其運動規律，就通過價值范疇逐漸被揭示出來了。也正是運用價值范疇，馬克思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企業內部人與人之間經濟的關系科學揭示出來了。國內一些學者談到企業理論，也是言必是科斯、威廉姆森等新制度學派的觀點。筆者認為，從方論的角度看，馬克思提出了比新制度學派更為科學的企業理論方法論。突出體現在：馬克思以歷史的、現實的人作為企業理論研究的出發點；從資本統治下的分工與協作關系中揭示企業的起源與演變；在對生產過程的考察中揭示資本主義企業中資本與雇傭勞動的關系；通過科學區分勞動和勞動力范疇，破譯“契約自由”的神話(劉風義、沈文瑋，2004)。這些深刻的內容，在新制度學派企業理論中都無法揭示出來。

三、西方經濟學用個人主義方法，把生產理論僅僅置于微觀領域來研究，致使其理論體系在微觀與宏觀上形成脫節；而經濟學則運用唯物辯證法，在宏觀和微觀的有機聯系中研究資本主義的生產和再生產問題

西方經濟學家把生產理論僅僅視為微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與他們的個體主義(或個人主義)方法論密切相關。西方經濟學的個體主義方法論認為，社會與個體之間的關系僅僅是量上的差別，社會就是個體的集合，總體等于個體的簡單相加。基于這一方法論的生產理論，只需要在微觀領域研究就可以了，宏觀經濟問題無非是微觀經濟問題的在量上的簡單加總而已。所以，我們看到西方經濟學在研究總量問題時，是通過以微觀領域的生產函數為基礎的加總來進行的。他們假設，從資源配置的角度看，如果每個廠商都是理性“經濟人”，都能夠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則投資，那么全社會的資源配置就是最優的。新古典理論以生產函數和效用函數為基礎，建立了技術關系的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理論，其核心是表明商品和要素稀缺性的相對價格，這種相對價格也是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指數。該理論所要研究的是資源配置問題，即給定偏好和技術，可以求出最優解。但新古典經濟學家在討論宏觀經濟問題時，創造了異質品模型中的總量生產函數這一與相對價格完全不同的理論。顯然，如果是單一產品模型，總量生產函數的使用是沒有疑義的，但把總量生產函數套用在異質品模型中卻背離了新古典資源配置理論的宗旨。

盡管西方經濟學家中出現了像薩繆爾森這樣的新古典綜合派，但至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仍處在嚴重的矛盾中。盡管，以斯蒂格利茨代表的新凱恩斯主義者試圖把宏觀經濟學建立在微觀基礎上，從而使西方經濟學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起來。但問題是“以新古典總量生產函數為基礎的主流宏觀經濟學的實物分析，與凱恩斯的貨幣經濟分析和現實經濟根本不能融合”(柳欣、靳衛萍，2005)。

與西方經濟學不同，經濟學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辯證法，在這一方法論指導下，經濟學不僅克服了經濟學研究的形而上學思維，正確處理了微觀與宏觀的辯證關系，而且通過在商品生產中抽象出價值范疇，建立了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橋梁。的唯物辯證法認為，個體是作為有機組成部分的個體，而整體又是相互聯系的個體組成的有機整體，二者是辯證統一關系。作為經濟學研究方法，個體分析和整體分析都是必不可少的，不能把二者簡單對立起來。但二者的結合又不是簡單相加，它們之間通過人與人的經濟關系有機聯系起來的(胡釣、劉鳳義，2003)。

在經濟學中，沒有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嚴格界限，這是因為微觀與宏觀是相對概念，只有二者的有機融合才能揭示經濟規律。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中，無論是從三卷內容的整體安排上看，還是從每一卷具體內容的分析上看，處處都能體現出個體與整體、微觀與宏觀的有機結合。在第一卷研究資本直接生產過程時，馬克思以單個資本主義企業作為分析的起點，接著從第2篇到第6篇，通過對單個企業的剖析，揭示了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質上是剩余價值的生產。然后，在第7篇研究資本主義再生產，則是從整體上來研究資本主義生產的特征，從而進一步揭示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

從《資本論》三卷整體來看，對資本主義生產和再生產的研究，也是微觀與宏觀有機結合的。馬克思通過提出價值、不變資本、可變資本、剩余價值等微觀概念，逐漸上升到平均利潤、生產價格等宏觀概念，把資本主義生產特征及其實現形式徹底揭示出來了。

篇4

關鍵詞：G函數；就業需求；通貨膨脹

中圖分類號：F821.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1-0031-06

收稿日期：2013-10-18

作者簡介：孫中才，男，遼寧遼陽人，經濟學博士，三亞學院財經學院教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國務院第五屆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美國紐約科學院（New York Academy of Sciences）院士，研究方向：經濟學理論和宏觀系統分析。

一、引言

作為宏觀經濟的主要調控目標，失業和通貨膨脹一直受到高度重視[1]。而在20世紀后半葉以來出版的經濟學教科書里，則通常以專門的章節加以論述[2]。論述的出發點是總需求和總供給未必能夠相交于充分就業之點，而且，即使二者偶然相交于充分就業之點，二者的向左或向右移動也可以造成失業和/或物價的持續上漲，從而引發通貨膨脹[2]504。這樣的論述，顯然已經認定或默認失業與通貨膨脹是直接聯系在一起的，并因此激發了有關短期經濟的更深入的研究，揭示了失業與通貨膨脹的基本關系，從而取得了不少令人矚目的成果。其中，最為顯著的是菲利普斯曲線（Phillips’ curve），該曲線首先把通貨膨脹率直接表示為失業率的函數，繼之又以英國1861-1957年近100年的統計數據進行了擬合分析，從而提出了這條表示二者可以交替的模型[3]。

事實證明，這樣的認定或默認，以及由此所取得的經驗函數，都不僅推進了現代經濟學理論的進展，還直接帶動了有關宏觀政策的發展[4]。

然而，精確性始終是科學理論探索的永恒主題[5]。如同其他科學常規學科一樣，經濟學也需要在理論不斷精確化的道路上為自己開辟發展的途徑[6]。于是，更加精確地說明失業與通貨膨脹的關系，便在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里，占據了一個不容忽視的位置[7]。

20世紀末，經濟學的理論范式發展到了新的水平，發現了有約束的利潤函數（restricted profit function），簡稱G函數，把經濟的初始描述推進到了一個更簡單、更自然的發展階段[8]。依據G函數的基本結構，產品市場、勞動力市場和貨幣市場可以很容易地耦合在一個一致性的數學框架里，并依據“自由市場自行調節”的規律，可以將有關內容清晰地表示在兩個不同因子成分的集合之中。這使得宏觀問題能夠很直觀地并且初始性地陳述在一個一般均衡的模型里[9]。繼而，有關分析便可以很自然地在這個一般均衡的結構里完成，其結果也就很自然地可以在這個一般均衡的結構里得以表示和精確化。更簡單、更自然的范式，一定可以解釋更精確、更簡潔的規律，從而將科學理論引至更深入的真理境地[10]。

本文從以下部分開始，便以G函數為出發點，把產品價格、勞動力價格與失業約束和貨幣投放數量耦合在一個統一的模型里。繼而，依據固定替代彈性定律和經濟的正則原理，表示出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可能存在的直接關系，從而給這種關系以更加精確化地定義和解釋。

二、顯示產品和勞動力市場與貨幣需求約束的經濟

三、討論與結論

顯然，在式（5）的右端項里，或者說也就是在式（3）的右端項里，如果出現了有關勞動力的內容，那么便是貨幣固定數量的變化與勞動力市場直接相聯系了，即在式（5）中，若同時有i=I和k=J，或者只出現了i=I或k=J，均意味著貨幣固定數量的變化與勞動市場直接聯系在一起了。

其中，若同時有i=I和k=J，意味著貨幣固定數量的增長既與勞動力的供給增長直接聯系在一起，也與勞動力的需求增長直接聯系在一起；若只出現i=I，則意味著貨幣固定數量的增長只與勞動力的供給增長直接聯系；若只出現k=J時，意味著貨幣固定數量的增長只與失業約束的增長直接聯系在一起，也就是與失業直接聯系在一起。

為簡單和便利起見，我們先討論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的直接聯系問題。

依據自由市場自行調節的規定，宏觀的干預只可介入經濟容量，或者說只介入廣義的需求約束條件。不失一般性，假定失業約束約束和貨幣需求約束均是宏觀干預的結果，設它們的干預變量分別為mJ和mJ+1。

于是，從式（5）出發，式中如果可以確定有

綜合上述，并試圖在更一般的意義上稍作總結，似乎可以得出下列三點主要結論：

一、以往的關于失業與通貨膨脹之間關系的分析，屬于宏觀經濟學里有關局部均衡的分析，對其一般性和普適性，應該給予更精確地說明。

二、從經濟學的最新理論范式G函數出發，對失業與通貨膨脹加以更精確說明，是很容易做到的。新的理論范式更容易取得科學的進展。

三、以往的關于失業與通貨膨脹的研究結果為后來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并在以往的實際運用中取得過顯著的成績?，F在看來，一個還不很精確的數理分析結果竟然能取得如此的技術進步，這是很值得重視的。然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確實更有待于進一步的明確，并需要隨之給予更精確地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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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中國經濟；經濟發展模式

西方經濟學理論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所包含的內容廣泛。本文認為，中國可以充分借鑒西方經濟學的學術理論，把握經濟發展規律，緊密結合中國經濟發展實踐來選擇經濟發展模式。

1.西方經濟學的概述

西方經濟學指產生并流行于西方國家的政治經濟學范式，狹義指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學范式，廣義包括政治經濟學范式。西方經濟學是運用西方線性非對稱思維方式建立起來的經濟學范式，屬于片面反映經濟發展規律的政治經濟學。以一般均衡理論、配置經濟學、價格經濟學為基礎理論、以理性人都是自私的“經濟人”假設為理論出發點、以私有制為經濟基礎、以價格機制為市場的核心機制、以競爭為經濟發展的根本動力、以博弈為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式、以利潤最大化為微觀經濟的最終目標、以GDP經濟規模最大化為宏觀經濟的最終目標、以線性非對稱思維方式和還原論思維方法為方法論特征、擅長數量分析、在"實證化"的名義下把經濟學的實證性與規范性對立起來，是西方經濟學的基本模式、基本結構與基本功能。線性、抽象性、片面性，是西方經濟學范式的基本特征。

2.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借鑒意義

2.1微觀經濟學的借鑒意義

微觀經濟學是研究稀缺資源有效配置的理論，所包含的要素見圖2-1。微觀經濟學研究了個體行為和各種市場特征。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時需要尊重個體行為和市場經濟發展規律。

2.2宏觀經濟學的借鑒意義

宏觀經濟學是使用國民收入、經濟整體的投資和消費等總體性的統計概念來分析經濟運行規律的一個經濟學領域。通過宏觀經濟學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并應用與實踐，具體見表2-1：

3.西方經濟學對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選擇路徑

3.1充分轉變政府職能

西方經濟學中公共選擇理論需要政府重新定位自身的功能，轉變觀念，建設服務型政府，實現政企分開，政府充分轉變職能，解決與企業、個人的沖突和矛盾。政府充分發揮創新引導政策、財稅政策的作用，提升企業實際競爭力。加強政策宣傳，促進市場自由競爭程度提升。

3.2改變過分依賴外需的局面

改變我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外需的局面，轉變經濟發展模式，形成中國國內需求與外部需求協調增長機制，進一步加大力度開發國內市場，不斷優化產品或服務的出口結構，提高產品或服務的科技含量，拒絕低價競爭。

3.3注重科技創新引領經濟發展

科學技術促進生產發展，加快供給側改革，鼓勵企業創新，開發新產品和服務，不斷提升工業企業科技創新實力，提高自主研發實力，加快產品和工藝創新，產生更多高科技智能化產品，進而增進經濟發展之后勁，促進中國經濟轉型發展，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實現中經濟可持續發展。

結論

西方經濟學理論博大精深，給中國經濟發展帶來很多的借鑒啟示，中國需要運用西方經濟學原理，有效地指導經濟發展模式，促進中國有限資源實現高效配置，提升市場活力，提高老百姓福祉，共創和諧、美好中國，共筑中國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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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經濟學，社會學，“經濟人”，方法論

人與社會是社會科學各科共同關注的問題，但不同的學科對二者有著不同的觀察角度與認識，經濟學和社會學尤其如是，甚至其作為學科的分野，與其說是從關注領域的不同，不如說是在于觀察維度的差異，或曰方法論上的差異。對“人”與社會的不同的預設可以說是構成二者方法論上差異的根本所在。在學科的界限開始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與經濟學也在逐漸相互借鑒對方觀察世界的角度，修改與完善自己認識的前提預設，從而也形成許多跨學科的“研究規劃”與“準學科”領域，使認識更加全面、真實。本文回顧了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背后隱含的對“人”及其與社會關系的認識的前提預設，在此基礎上思考了經濟學與社會學相互借鑒的意義。

一．經濟學與社會學方法論中關于“人”的不同前提預設

經濟學已經發展為一個較為成熟的學科，從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到凱恩斯革命，再至現代經濟學的理性預期學派，主流經濟學經歷了幾次革命，有了很大發展，但所有這些理論的背后，都沒有離開一個從古典經濟學分析開始便確立起的前提，也即其最根本的方法論原則：經濟學的出發點是個體主義心理學的，并且其對人的認識有一個理性“經濟人”的前提假設。

“經濟人”的概念被歸認為是從亞當·斯密開始，體現“經濟人”思想的《國富論》出版的時代（1776年），正處于英國工業革命的背景，斯密對這一理性、利己的經濟人模型的運用與其對自由放任經濟，國家不干預政策的主張是分不開的。其實經濟人思想的形成更早可以回溯到文藝復興時期，在人文主義運動中，“利己”被作為人之本性就有被宣揚（董建新，1999，6-7頁）[1]，啟蒙運動中，理性受到了更大的重視，人的價值與尊嚴也被提到更高的地位。作為啟蒙思想家之一的斯密，其著作中之以人的利己性、理性為出發點，其實是對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個人參與權力的一種強調（蔣自強、何樟勇，1998），因為在理性經濟人基礎之上，國家的放任不干預、一個自由競爭的環境，才最可以使社會秩序得以確立，他指出“每一個人，在他不違反正義的法律時，都應聽其完全自由，讓他采用自己的方法，追求自己的利益，以其勞動及資本和任何其他人或其他階級相競爭?！保▉啴敗に姑?，1996，252頁）[2]

“經濟人”在被發展成為經濟學精典的基本假設后，主要包含了這樣一些內涵：一是人的自利性，每個人要為自己打算；二是利益最大化原則；三是人的完全理性假定，即人具有完備的知識和計算能力、對面臨的一切備選方案具有完全的信息、具有完全內在一致的偏好會做出能更好地滿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會比現在更壞）的選擇?！敖洕恕痹诎l展中逐漸成為一種建立數學模式的工具，當然，在某種意義上可以說，正是有了這種確切的、模式化的理性經濟人的假設，才使經濟學能夠向數學化、精確化的成熟學科體系邁進；但同時也不應忘記，在“經濟人”產生之初，或者在斯密的“經濟人”中，這樣一種假設的思想是深深根植于對個人自由、不干涉政府、自然演進的經濟秩序的追求的價值判斷之中的。

社會學則恰恰產生于一個不同的思路。它作為學科的確立要晚于經濟學，起源于19世紀的實證主義。19世紀30年代，正是法國大革命的時期，布洛克在《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中描述到[3]：“在歐洲的歷史上從來沒有像在1815年至1849年之間那樣普遍地恐懼——和希望——革命的”。社會學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社會處于劇烈的變革之中，革命后動蕩的社會中對于社會秩序重建的需要變得十分迫切，側重于普遍規律與秩序研究的學科——社會學，創建起來，而其作為一門學科在19世紀下半葉的發展則主要是當時一些社會改革協會所從事的工作在大學里的制度化（華勒斯坦，1997，20頁）[4]。社會學的創始人孔德接受了實證主義信念，并將社會現象同自然現象相類比，將社會也看作一個有機體，社會現象被看作完整社會體系中相互聯系的某種功能，他認為社會是一個有機體，而不是簡單個人的組合，不能從分析其構成的個人（如經濟人）的方法來分析社會整體；至正式確立社會學學科地位的社會學家迪爾凱姆，更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社會事實，是先于個體的實在，外在于個人意識，并強制性加于個體意識之上的。在迪爾凱姆，人之于社會，正如細胞之于人，社會一經產生，也就成為與個人不同的一個更高的獨立的層次，與個人服從不同的規律，需要不同的研究方法。迪爾凱姆提出，一種社會事實只能由另一種社會事實來解釋，而不能還原為個體層次理解。

雖然在19世紀末，西方文明走向一個新的人文主義，反實證性的歷史主義和人文主義成為社會學中的另一個傳統，但對秩序問題的關注以及實證主義的繼承，使社會學的研究更多地還是在整體層面展開，組織、制度、結構、角色的概念是社會學主要關注的對象。正如亞歷山大（2000，8頁）[5]概括的，“社會學家之所以是社會學家，是因為他們相信社會模型的存在，社會模型是由個人構成但又獨立于個人的社會結構。”在社會學中，實證主義的基于整體主義立場的研究將社會模型視為先于任何具體個人行動的存在，任何個體行動都受到先前存在的結構導向力量的作用；反實證主義的理論更多基于個體主義的立場，但也常?；诔姓J社會中存在超越個體的結構，只是認為這結構是行動者在個體不斷交往中創造出來的。個人特質與人性都不再是固定不變的，它們都在社會過程中不斷變換，被剝離出的是場景和與此相應的身分角色，個體只是這些社會場景中各種身分的集合體（汪丁丁，1998）[6]。

這樣，一方面，產生于對社會秩序建構的實際需要中的社會學更多關注到制度、社會結構等的實體性以及社會條件對個體行動的制約，人被放入社會關系和結構中去理解，沿承于自然科學的實證主義的方法論，從宏觀到宏觀，以整體概念解釋整體概念的方法很大程度左右了社會學研究者的思維，對這一點在西方社會學70年代后的反思中也開始提出批判，認識到社會學忽視“人”的因素，方法論的整體主義的不足；另一方面，經濟學恰恰相反，它始終以“經濟人”假定為出發點，以基于個人的微觀分析為基礎，自邊際主義革命開始，引入了其特有的分析工具，將導數的概念引入經濟學研究，以后發展出各種的數學模型，日漸走上數學化精確化的道路。而這種假設中的“人”，是很模式化的、一致的、理性的“生物人”，且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的，其與現實世界中人的不相符也隨著經濟學的發展受到了諸多挑戰。概言之，關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的觀察點，如果借用中國社會學研究的創始人之一先生在經歷了幾十年實地研究后對社會學研究作出的反思：社會學過于“只見社會不見人”（，1992）[7]，那么可以說經濟學始終是只見模型的“人”不見真實的人。

二．回溯在社會學與經濟學學科分立之初

華勒斯坦在《開放社會科學》[4]（1997，4、8頁）中指出，知識的學科化和專業化出現于十九世紀，但直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從學科結構中反映出的思想多元化才在大學確立。在早期的學者，如斯密、馬克思、韋伯的研究中，并沒有嚴格在后來所說的獨立學科的框架中工作，他們都關注個人以及社會的政治、經濟各方面的問題，其思維方法也是較為綜合的。

經濟學的“經濟人”假設在斯密的原著中，其實并不是完全理性、自利的。首先，斯密的確接受了孟德威爾把人的自利性看做社會發展動力的看法，但他并沒有認為人的行為唯一地被自利性引導著，他的《道德情操論》便論述了人的道德方面，在斯密，人是利己心與同情心共存的。第二，關于斯密對“經濟人”理性的界定。哈耶克指出：“亞當·斯密及其信徒們根本沒有作此假定（完全理性假定），要說他們認為懶惰、目光短淺，恣意揮霍是人的本性，只有通過環境的力量才能迫使人經濟地或謹慎地調整其手段來實現其目標，或許更加符合事實”（哈耶克，1989，11頁）[8]。斯密指出“經濟人”在經濟活動中受到的兩方面約束，一是來自于人本性中的內在道德約束；另一方面是來自于外在法律的約束。其實，在斯密眼里，人具有自利性和社會性雙重本性，在古典經濟學里面原本沒有社會學與經濟學的對立。這種情形一直延續到奧地利學派的熊彼特和社會學家韋伯（其主要教授職稱都是經濟學職稱）。（汪丁丁，1998）[6]。

韋伯的理解社會學，是方法論上個人主義的。韋伯繼承了伏爾泰人的自由意志的觀念，但在研究態度上又堅持實證主義科學程序的客觀性，他將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定義為個人主體的社會行動，而將個體化與類型化的方法結合起來，并將意義理解與因果說明結合起來。韋伯解釋社會學中的“社會行動”，是“行動的個人賦予其行為以主觀意義，行為考慮到他人的行為，并且在其行動過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為為目標的行動”，這表明在韋伯的研究方法中，首先，其出發點是個人主義的，個人及其行動是研究的基本單位；第二，個人賦予行動以意義，這種意義是主觀的，具有自由意志的個人自覺地（理性地）意識到的行動的目的和價值；第三，行動以他人為目標，是將社會關系考慮在內的。也就是說，這種行動是社會中的行動。可見，韋伯的研究中，個人及其行動是被作為基本出發點的，他對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研究始終遵循方法論個人主義，如同“國家”、“人民”、“社會”這樣的抽象概念在韋伯并沒有實際的意義，他認為人的社會行為有規律性，但是沒有獨立于主觀意識之外的社會規律，只有通過理解人的行為可以找出社會現象的規律并對人的行為加以預測。

早期研究者所持的人性的雙重態度以及個人與社會的相互關系逐漸被極端化了，也構成經濟學與社會學的分野——前者日益極端地堅持人的自利本性原則，后者日益極端地堅持社會規范對個體行為的制約原則（汪丁丁，1998）[6]。而在學科界限日益模糊的今天，社會學及經濟學家又重新認識到這種極端走向的弊端，均開始對自己學科的方法論或前提預設進行反思。

三．經濟學對“經濟人”預設的修正與發展

在經濟學界，“經濟人”的假定近年來遭到了多方面的批評而被不斷修正，這主要來自對“利益最大化”、完全理性、完全信息等的質疑。

1.關于人性：針對經典“經濟人”的完全利己主義，20世紀20年代起，行為科學家們分別提出了實利人、社會人、成就人和復雜人等人性假設，提出人性是復雜多變的，不僅僅要追求經濟利益。依據馬斯洛的需要層次理論，為獲得一種無形資產或滿足自己更高層次的需要，人類的最終利己目的則可以表現出利他主義的行為，西蒙指出，“這種利他實際上意味著明智的利己”。這些努力力圖使“經濟人”這種抽象的人更接近于“真實的人”。

2．最大化假設：行為經濟學派萊賓斯坦提出X（低）效率理論，認為個人的努力或行為不是一個常量，與壓力相關，通常情況是：由于動力（也可能是壓力）不足，人們只是把一部分精力用于作出合理決策所必需的信息上，而讓決策同時也依賴于習俗、慣例和道德規范等方面，并不努力追求極大化。（楊春學，1997）[9]。

3．對理性假定的修正：制度學派創始人凡勃侖將制度因素引入經濟學分析，認為生物本能只是人的經濟行為的原始根源，真正決定行為的主要力量是“制度”。新制度經濟學用“有限理性”取代了“完全理性”，指出來自人類認識能力的有限性、環境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信息的不完全性和不對稱性、機會主義行為，以及制度的約束等對完全理性判斷的制約。提出用“滿意解”代替極大化的追求。諾斯更將意識形態引入個人預期效用函數，強調意識形態通過提供給人們一種世界觀而彌補產權結構的不完全，對人的機會主義行為構成約束[10]。

4．對經濟人應用范圍的擴充：發端于本世紀50年代的公共選擇理論將經濟人的概念擴充到了非經濟分析。它認為人類的一切行為，不論是經濟行為還是政治行為，其結果都應從人類個體的角度去尋找原因，其行為的基礎都是利益的互換；另外，人的本性是一樣的，無論處于什么位置，追求私利與個人效用的最大化都是最基本的動機。布坎南將此歸結為三大要素，即個人主義的方法論、人的經濟學和交易政治學。

對“經濟人”假設的修正說明西方經濟學已開始注意到人不單純是一個經濟動物，而且還具有情感、道德倫理觀念，并受到社會規則的制約，在此基礎上發展出 “新經濟人”的概念（楊春學，1997），一方面，把經濟人模式從經濟領域擴展到非經濟行為領域的分析，從而揭示出“經濟人”的某些實際行為特征；另一方面，結合交易成本、信息成本等新的學術成果來修改新古典經濟人模式中的完全理性預設，發掘出約束經濟人行為的“社會文化環境”的深層含義。但應當指出，從以上分析的“經濟人”假設的發展過程可以看出，經濟學對“經濟人”的所有修訂始終是站在對經典“經濟人”假設加以約束條件的立場上的，它使一部分經濟學家開始考慮一些他們不曾考慮到的有關因素或領域，使“經濟人”的概念更為豐富，而不是否定“經濟人”模式；恰恰相反，對這一概念的修正本身構成了經濟學自身發展的基礎?！敖洕恕比允侨拷洕鷮W研究的基礎假設與出發點。

四．當代社會學方法論中的新趨勢

二戰以后社會學中心由歐洲轉移到美國，便與美國本土的實用主義結合在了一起，實用主義將世界看成開放的，其特征是不確定性、選擇性、創新及可能性；其關于人的概念，不再是服從自然規律的客體或獨立于社會過程的旁觀者，而是行動者，通由與其他行動者組成的環境的互動而成為其自身。社會學中心移至美國后，40到60年代帕森斯的結構功能主義一直占據主流，他對社會學理論全面回顧之上試圖調和實證反實證主義、個人與整體等的對立，建構起以意志為起點的社會行動理論，并引入了功能分析模式作為社會學的分析工具。帕森斯過于龐大的理論構架使其流于空泛，60年代后在對其批判的基礎上形成了理論多元化的局面，再次圍繞實證主義人本主義展開爭論。符號互動、現象學、俗民方法論、交換理論等微觀及更具人本主義傾向的社會學理論開始得到發展。人本主義的社會學強調社會現象的復雜性、偶然性，人的自由意志、能動性、非理性受到重視，“理解”的方法與“價值”問題被提出。

70年代以后，美國社會學表現出一種衰落，以法國、德國和英國為代表的歐洲社會學家對美國追求普遍主義的思維邏輯提出質疑，從不同程度上批判實證主義的方法論，更加采取帶有強思辯色彩的人文主義方法論，以一種新的方法論個體主義，顯示出主體哲學、文化解釋學與文化人類學的影響，張揚生活經驗與行動實踐的多樣性，關注人們的情感、認知、理性等領域，注重通過理解、解釋來剖析社會現象和建構社會理論。70年代末80年代以來社會學理論的“新綜合”以“綜而不合”為特征，即更承認社會科學對象的復雜多變，不再試圖創造一個單一的中心性理論，而存留多元化的綜合。

五．經濟學與社會學視角的相互借鑒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經濟學是以個體主義的心理學為出發點的，“經濟人”概念的發展很好體現了經濟學的方法論特性；而起源于對社會秩序關注的社會學，個人的自主性被放入“秩序”中理解，各種理論圍繞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展開。在學科發展中，一方面，經濟學對人的認識從全智全能、信息完全、無制度約束的“經濟人”到將人看作社會的、有限理性的、受制度與文化約束的有選擇的主體；另一方面，社會學開始反思自己宏觀整體的方法論的不足以及對人主體性重視的不夠，出現面對復雜社會的多元化的理論綜合。那么，基于經濟學與社會學對人與社會認識的不同視角，二者能夠相互借鑒些什么呢？

首先，個人主義與社會實體性的立場：經濟學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是對西方長期以來所奉行的個人至上主義哲學的方法論的反映，其背后是一種對個人自由觀的堅持與功利主義的哲學基礎。社會學70~80年代后也出現了更多人本主義傾向，開始更加關注一個個活生生的“人”，看到“人”是社會秩序的“活的載體”。但可以看到，這兩種個人主義的視角還是有所不同的，經濟學的個人主義不僅有實證角度的含義，即將社會問題都歸結為個人面臨的可選擇方案及其選擇；還包括了規范角度的含義，即含有價值判斷的意義，每個人都有決定自己行動的權利，應該將權力交給個人自身來做判斷，人類的無知是絕對的，任何人的理性是有限的，而克服個體理性有限性的最佳辦法就是讓每一個人都能自由地、充分地參與經濟活動，讓每一個人在不同的方向上“試錯”。而能保證每個人都能自由地參與經濟活動的最佳體制就是市場經濟體制（蔣自強、何樟勇，1998）[11]。隨著社會的發展，現代社會在逐漸向人文主義回歸，人的主體意義與個人獨立、自由的觀念是時代必然的潮流，“只見社會不見人”的思維方式來理解與解釋當代的社會是不夠的，只反思到人在社會結構構建中的作用也是不夠的，社會學在承認社會是實體有其運行規律的同時，在認識社會實體中體系因人的行為而發生效用之上，還需要反觀到社會的目的，即個人的需要與個人的主體性本身，更多借鑒經濟學與政治學等其他學科成就，使社會學理論不會流于空泛，而更具有實際意義。

但另一方面，經濟學家對個體理性、自利性、極大化原則的強調，已經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在群體之中理性的個體之間如何協調的問題，將社會利益看作個人利益之和的假設已經被事實所批判，因為個人行為的理性最大化決策往往會產生集體的非理性?，F代制度經濟學派引入了制度因素，試圖用搏弈理論來協調個人與集體的理性，但其所謂的制度約束主要是指產權制度，引入數學分析一些新的參數。社會學對于制度的研究卻非常豐富，它對于人的認識始終是將之置于社會關系、社會結構中來看的，并強調社會獨立于個人存在的實體性，其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不是簡單個人的加合。經濟學對制度結構的忽視為社會行動者提供了一個非現實的或虛偽的唯意志論，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經濟學的個人主義理論并沒有使自由成為現實，“它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的實際威脅，同樣也忽視了社會結構對自由可能提供的巨大支持”（亞歷山大，2000）[5]，這恰是社會學所能提供的。

其次，經濟學對人的認識是抽象的、理想化的、表述明確的，這使得經濟學方法是數學模型化的，其發展是繼承與修正性的，是不斷深化人們的思維的過程。而社會學注重人的復雜性、非理性，方法是描述的、模糊的，理論是綜合而且是多元綜合共存的，其發展使人們的思想與認識得到豐富。經濟學的理想化及統一的數學語言使其學科一脈相承，從經濟學中“經濟人”假設的發展最可以看出它學科的繼承性，其發展的累積性。社會學理論則由于沒有客觀的評判標準，常常缺乏邏輯性，尤其是對于前提條件的忽視，使許多研究的根基就不明確，難以對話，更缺乏繼承性。社會學實證主義的范式中，隨計算機與多元統計分析技術的發展，定量分析的應用也日漸廣泛，但這種定量化只是利用了統計技術，其前提假設仍不清晰。所以，看到人理性的一面，適當取舍與精確化所觀察問題，尤其是明確研究的前提假設，是社會學應當從經濟學中得到借鑒的；而社會學則為經濟學對人性認識的豐富提供了可能。

最后，無論經濟學還是社會學，在其學科制度化的過程中，總是導致了對現實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排斥，回思學科分立之初，無論斯密的“經濟人”還是韋伯對社會經濟的研究，都包含了對人性本身的意義的思考，和強烈的對社會現實的關懷。目前對客觀性的一種偏見是將客觀性與絕對的價值中立等同起來，其實韋伯便認為研究中要將人的行為與其價值目的聯系起來考察，他也不回避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價值判斷，其研究過程中的“價值中立”便是與立題和結論應用中的“價值相關”結合在一起的。同樣，傳統理性經濟人，是建立在人的自由權利強調的基礎上的，與經濟管理中從生產者積極性調動的角度對“人的因素”的強調不同，后者是功利性的，人被看成了工具。當然，這并不是說要返回古典廢除學科分工，但從其歷史發展來反思與借鑒是有益的，它使理論的發展更具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董建新，1999：《“經濟人”的界說、理論分析與應用》，中國人民大學博士學位論文

[2]亞當·斯密，1996：《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商務出版社，

[3]布洛克，1997：《西方人文主義傳統》，三聯出版社

[4]華勒斯坦，1997：《開放社會科學》，三聯出版社

[5]亞歷山大，2000：《社會學二十講》，華夏出版社

[6]汪丁丁，1998：“經濟學理性主義的基礎”，《社會學研究》，2：1-11

[7]，1992：“個人、群體、社會——一生學術歷程的自我思考”，《中國人的行為與觀念》，天津人民出版社

[8]哈耶克，1989：《個人主義與經濟秩序》，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

[9]諾斯，1997：《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三聯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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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假設；檢驗；預測；描述；人文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5656(2009)09―0005―06

弗里德曼(Friedman，1953)的《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的影響可謂長久不衰，幾乎引導了戰后經濟學研究的方法論潮流。在實踐領域，弗里德曼的“F論點”說服了大多數經濟學家。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一派經濟學家對于“F論點”的堅持和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另一派經濟學家對于“F扭曲”的批判構成了20世紀后半葉經濟學方法論討論的主干。關于弗里德曼方法論的研究文獻雖然已經浩如煙海，但是既有的研究幾乎存在一個共通的缺陷，就是就科學問題而論科學問題，而沒有意識到經濟學還存在人文這樣一個重要維度。我們認為，單純從科學角度看待這場爭論的話，由于經濟學不具備可控條件下的可實驗性，是不存在解決出路的。經濟學的研究應該回歸亞當?斯密的古典傳統，重視人文的維度。

一、解讀方法論之爭的哲學基礎

實際上，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都是波普爾“證偽主義”的支持者。雖然“證偽主義”是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波普爾卻認為：“同分界問題做對比，指出意義問題是個假問題。但是，維也納學派的成員卻把我的貢獻歸納為提出了這樣一種建議：用可證偽性的意義標準取代可證實性的意義標準――這實際上使我的觀點變得毫無意義。”但是，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凡是能夠被經驗確證或否證的命題才是有意義的，進而認為波普爾只不過是強調了否證的重要性。所以，許多人似乎一直把波普爾當作一個邏輯實證主義者，或者充其量也不過把他當作一個用可證偽性代替可證實性的持不同意見的邏輯實證主義者，甚至邏輯實證主義者也寧愿把他看作是一個盟友，而不是一個批判者。所以，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的方法論之爭雖然有著深厚的科學哲學基礎，但是，在一定程度上源于對波普爾“證偽原則”以及“實證原則”的不同理解。結合經濟思想史和科學哲學的新發展重新梳理這場方法論之爭，有助于提升我們對于經濟學性質的認識。

弗里德曼《實證經濟學方法論》一文的核心是所謂“F論點”：(1)科學的目的是發現預測良好的假說；(2)假設不是檢驗理論的所在，其現實性與理論的有效性無關。弗里德曼對預測的闡述類似于波普爾。他將經濟學中的假說和其預測的可證偽的重要性放在了判斷經濟學的科學性質的核心標準的位置。有人統計，20世紀70和80年代出版的50多本經濟學方法論著作，幾乎都直接或間接與證偽主義有聯系，因此，布勞格(1992)把20世紀經濟學方法論的特征概括為“證偽主義的故事”。在弗里德曼看來。作為實證科學的經濟學到底與一般性理論有所不同。實證科學是研究“是什么”的系統知識，其終極目標是發展能夠對觀察到的現象提供有效的解釋，并對尚未觀察到的現象提供既有效又有意義的預測的理論。作為一種實質性假說體系，理論不僅要具有“內在一致性”，還要保持‘外在一致性”。那么，為什么弗里德曼認為證偽原則只適用于假說，而不應該涉及假設呢?弗里德曼沒有引用任何科學哲學家的論點，而是通過三個典型例證證明了其觀點，一個模型的目的不是接近現實。歸根到底，我們已經擁有一個完全現實的模型――這個世界本身。但這一“模型”的問題是它太復雜，復雜得難以理解。一個模型的目的在于為理解這個世界的特征提供見解。如果一個簡化性假設使得一個模型對所探討的問題給出了不正確的預測，那么缺乏現實性才是一個缺點。然而，如果這種簡化并未使得該模型對所探討的問題給出不正確的預測，缺乏摹寫意義上的現實性就是一個優點，通過更為清楚地隔離所關注的效應，這種簡化使得問題更易于理解。打個比方，如果我們的研究對象是地球，那么這個星球本身就是個最具描述主義意義上完美性的模型；但人類對地球的認識卻大多是通過地球儀這樣一個具有簡化性的模擬來完成的。這種方法典型地存在故意的扭曲，而我們卻不以為意。經濟學中的假設起到的正是地球儀的作用，其同樣不必是現實的完全摹寫。正如Solow(1997)指出：好的經濟模型通過“關注一兩個因果或條件因素而排除了所有其他因素，并且希望理解實體的逸些因素是如何起作用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作用”。

作為這場論戰的另一方，薩繆爾森和197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西蒙等人則從根本上否定了前提假設不需要證偽的觀點，認為弗里德曼的方法論存在原則性錯誤。弗里德曼的“F論點”被薩繆爾森戲謔地稱為“F扭曲”，用以指稱“假設和推論的不對稱性”。薩繆爾森(1964)經濟學方法論的特點，就是理論的表述應當是毫不含糊的，以使他們有可能被“證偽”。關于假設和假說形成的一般原理，他認為一般應該有操作意義，這種操作意義是經驗性的，經驗性的東西應該具有可證偽性。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operativism)后來發展為描述主義(descriptivism)，強調加強經濟學的科學描述力。他認為，經濟學家的首要任務是發現“可運用的有意義的定理”。由于人們對客觀世界進行完全解釋的愿望是科學所不能及的，因此經濟學家只應力求擴大經濟學的客觀(科學)解釋性的描述力。薩繆爾森的操作主義原理實際上是以維也納圈子里的語言表述的波普爾的證偽主義。

可見，由于對證偽原則的不同理解，預測主義和描述主義在檢驗的范圍和完善理論的方式上產生了本質性的差別。一是前者只關注對于假說和其預測的檢驗；而后者既要求檢驗假說，也重視簡要假設，并且相對來說更關注于檢驗假設。二是在完善理論的過程中，預測主義者的方法是探尋假說成立的局限，并針對不同情況設定不同的約束條件；而描述主義者則在試圖實現假設與現實經驗的完全一致。

二、從科學哲學文化轉向視角對方法論之爭的再解讀

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都屬于哲學上的實證主義者，他們之間的方法論之爭體現了對于證偽方法的不同理解和運用?；仡欉@場方法論之爭，對當前經濟學研究有價值的問題是：這場爭論的語境本身是否就有需要批判和超越之處?對經濟學哲學基礎的反思可以給經濟學研究帶來什么變化?

無論是預測主義還是描述主義，其堅持的都是證偽主義或實證主義的立場。實證主義的奠基人孔德(2001)認為，認識只能局限于經驗的范圍內，只有此范圍內的才是科學，超出經驗之外的只能歸為“形而上學”，是非科學。所以，從科學哲學的角度看，這場方法論之爭散發的是現性主義的科學至上的氣息，即這場爭論是在科學主義語境內發生的，爭論雙方操持的都是科學主義的語言。無論是預測主義還是描述主義都認為，只有“科學命題”――可以進行邏輯實證檢驗的命題――才具有學術研究的合

法性，該類命題構成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圍。當前的主流新古典經濟學堅持唯科學主義，試圖用資源配置效率標準判斷一切經濟行為，但是，這種企圖在哲學上正在受到后波普爾科學哲學的批判。但是，科學主義的標準無法在經濟學中貫徹始終而不自相矛盾。我們以拉卡托斯的科學研究綱領為工具來解讀主流經濟學的科學主義標準。拉卡托斯認為研究綱領含有兩部分不同性質的假設：由不變的、專門的形而上學假設組成的“硬核”(hard core)；輔助假設的“保護帶”(protective held)，它承受檢驗的壓力，進行調整和再調整，或者完全替換，來保護硬核。根據拉卡托斯的標準，經濟學界中預測主義者和描述主義者分享的是共同的理論“硬核”。

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雖然在假設是否需要與經驗事實相符的問題上觀點截然相反，然而二者卻共享新古典經濟學的公理性假設――從個人“效用函數”出發的推理起點和作為最優化標準的“帕累托最優”原則。按照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給定完備性和傳遞性的理性定理，在附以連續性和凸性等公理，那么就能夠得到一個定義良好的偏好序，這個偏好序表達了人們進行選擇的依據；接著，通過設置一個連續的效用函數來度量這個偏好序，那么經濟學家就可以把效用函數作為目標，給定約束條件，從而整個選擇就變成了求解最優化的過程。從而，通過幾個公理化假設，新古典經濟學把人的行為視為發生在牛頓力學環境之中，從而演繹的過程可以數學化，在形式上更接近于自然科學。遺憾的是，這樣一個求最優解的過程典型地含有無法測量的概念或詞項在內的陳述。這種狀況――在經濟學中最核心的選擇問題上充斥著大量形而上學的假設――按照科學主義的標準原本是不可接受的，可預測主義者和描述主義者卻都學會了對此視而不見。同時，大量的表面上有差異的經濟理論實際上來源于在保護帶內對非公理性假設的放松，如信息條件、交易成本、策略互動等等，一切放松的參照系是新古典經濟學賴以產生的完全競爭市場。這種研究方法的問題，在于由于作為演繹出發點的硬核內公理性假設的一致，對選擇的最優化處理要求結果和偏好的內在一致性。所求得的最優解――即實際選擇結果必然在一開始就是決策者最偏好的。結果序實際上就是偏好序的體現。

于是，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就產生了一個悖論：作為演繹前提的公理性假設與經濟學的科學主義的哲學基礎相沖突；而要挑戰公理性假設，就必須考慮歷史和認知的因素，從而違背了經濟學家希望經濟學能夠接近于自然科學的愿望。改善經濟學研究的出路在于改造經濟學的哲學觀。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當前堅持的仍然是20世紀30年代特別狹義的“實證主義哲學”鼎盛時期的哲學觀點，當時對于科學的命題的理解是：這樣的命題必須能夠被證偽。于是，今日大多數的經濟學家的方法論爭論還在圍繞著對于波普爾“證偽原則”的不同理解上打轉。

科學哲學的討論從“實證原則”到“證偽主義”，再到“約定主義”、“語言學轉向”、“歷史主義”、“科學元政府主義”等等，體現了科學哲學文化轉向的潮流，傾向于反科學實在論。后現代的科學哲學強調科學研究中方法論的多元化，認可邏輯和歷史的統一，實證主義不再是唯一的評價標準。當哲學家們忙于討論我們在表達的時候所遵循的規則，還有基于歷史和文化而形成的語言的慣例如何讓表述更能得到清楚的理解時，經濟學家們卻在狹隘實證主義造成的無法理解的泥沼中繼續掙扎了數十年的時間。當前主流的新古典經濟學堅持的單維度的科學實證主義標準明顯是一種過時的科學觀。長此以往。只能使得經濟學陷入科學主義的困境而無法自拔。其后果正如布坎南(1988)所說：“假如我們圍繞所謂的‘具有自然科學性’的經濟學……打轉……我們就會促進人類進入衰敗過程”。

三、經濟學回歸人文傳統的方法論路徑

科學哲學新近發展中提出的“什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論和對于命題的邏輯和歷史的統一的強調使得我們在經濟研究中必須改造極端科學標準的研究方法，重歸古典經濟學的人文傳統。事實上，古典經濟學有著強烈的人文傳統。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人、經濟學的鼻祖亞當?斯密那里，對于人的心理和道德法則的分析是其理論的出發點。斯密(1988，的《國富論》的任務是尋找實現國家富足的一般經濟規律，而《道德情操論》的任務就是為這種規律提供人性原理。斯密(1997)在《道德情操論》中把基于個人利益的利己主義稱為“自愛”，這就是國富論開頭所說的“自利”。在對利己主義的控制上，《道德情操論》寄重托于同情心和正義感，而在《國富論》中則寄希望于競爭機制。斯密竭力要證明的是：具有利己本性的個人是如何在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和社會關系中控制自己的感情和行為，尤其是“自私”的感情和行為，從而為建立一個有必要確立行為準則的社會而有規律地活動，在“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下促進社會的利益?？梢?，斯密在《國富論》中所建立的經濟理論體系，就是以他在《道德情操論》中所闡述的人性法則為基礎的。對于這種從人性出發的研究方法，斯密的好友、著名哲學家大衛?休謨在《人性論》中指出，學術研究必須“直搗這些科學的首都或心臟，即人性本身”。

從對科學哲學文化轉向的闡述和對經濟思想史的回顧可以看出，包括預測主義者和描述主義者在內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各學派在其方法論最高原則上都始終堅持過時的極端實證主義，導致了經濟學在哲學層面的貧困化和在意義維度上的缺失。因此，所謂弗里德曼和薩繆爾森之間在預測標準和描述標準上的爭論，以后現代科學哲學的觀點看來，完全就是一個偽問題，是科學主義導致經濟學家在方法論上深陷泥沼而不自知的體現。

一個擺脫當前經濟學研究中“意義”貧困化的可能路徑是回顧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與追求財富的行為相關的“有意義的命題”。在“有意義命題”中存在文化、心智與事實之間的三重糾結，我們無法回避文化的多樣性和歷史的復雜性對于人性法則的影響。按照1993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諾斯的觀點，不同民族和國家獨特的歷史塑造了不同的文化，而文化中的外顯習俗和內在價值觀則通過“心智模型”(聯結“事實―認知―行動”的決策系統)影響對事實的含義的判斷，就是說，相同的事實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可能表現出完全不同的含義?？梢哉f，由于對基本事實的判斷存在系統性的差異，任何極端科學主義的方法論在經濟學和其他社會科學中都是不能實現的，不論是在預測還是在描述的意義上。正如199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森所說；每個被研究的國家有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這些社會――經濟結構組成不同的社會――經濟機器，而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機器又產生不同的因果關系。因此，應該相應地構建不同的因果模型并對這些關系中出現的數量使用不同的概率測算方法。

科學命題，有意義命題和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研究范圍三者的關系如圖1所示：

有意義的命題是一個最大的命題集合，包括了所有與人的活動相關的命題，而科學標準則認為只有可以進行邏輯實證檢驗的命題才具有學術研究的合法性。因此，科學命題是一個比有意義命題小得多的命題集合，眾多倫理的、精神層面的問題因無法實證而被取消掉。經濟學的研究范圍必然是和

理性人的追求財富的行為相關的命題，它們中的一部分因為可以實證而屬于科學命題――并因此屬于現代主流經濟學的研究范圍，而另一部分因為無法實證而屬于這個集合之外。古典經濟學關注人文維度，其研究范圍是所有與追求財富的行為相關的命題，而不是其是否可以實證。這種對研究范圍的廣泛的界定的理由正如森所說，由于倫理考慮影響了人類經濟行為中對于目標的元排序，因此，將更多的人文思考引入經濟學對于增強主流經濟學的解釋和預測能力是大有裨益的，并能祛除主流經濟學在哲學上的貧困。

當前，順應科學哲學文化轉向潮流并試圖恢復古典經濟學人文關懷傳統的未來經濟學研究路徑已經初現端倪。在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牽頭，以阿瑪蒂亞?森的工作為理論基礎，由巴基斯坦籍經濟學家Mahbub ul.Haq領導和組織編制的“人類發展指數”(HDI)中，人類發展被定義為不斷擴大人類選擇的過程。不同于傳統發展理論將經濟增長當作目的的理路，人類發展路徑把經濟增長視為促進人類發展的手段。作為HDI的理論基礎的人類發展分析路徑，其內容是不斷修正和擴充的，甚至“人類發展”概念本身也發生了微妙的變化。UNDP(2001)指出，擴大選擇的基礎是提高人們的能力，擴大人們可以做和可以實現的事情的范圍。人類發展的基本能力是健康長壽、受教育權、體面的生活，并且能夠參與社區生活。這個升級版的定義的顯著特點是強調了參與社區生活，即政治自由和集體行動的重要性，這樣就把原有的三個維度的基本能力觀點擴展到了四個維度。

追隨森和UNDP的工作，未來人文經濟學的發展在定量領域可以通過不斷擴展和深化人類發展路徑的研究來實現。我們可以通過心理學、倫理學、文化史等多學科綜合研究的方法論路徑，加深對人類發展的認識，并通過將治理環境等因素嵌入人類發展指數而增加經濟學的涵蓋性和人文性。對定量方法的重視表明人文經濟學并沒有完全否定實證科學原則，而是對其進行了批判性的改造，使之從價值層面回歸到工具層面，可以為人文經濟學的科學精神與人文關懷的結合服務。而在未來人文經濟學發展的定性領域，我們可以追隨諾斯等的思路，按照各國歷史和現實的特點，強調對非正式規則、正式規則和物質條件之間關系的理解，將人的選擇行為植入更加有文化背景和人性因素的理論框架之中。這樣可以使得個人不再是新古典經濟學中簡單的輸入――輸出間的效用轉換器，而是可以成為更加有主動性的“有靈魂”的人。唯有這樣，才能解釋集體行動、非親屬利他行為、心智變遷等一系列新古典經濟學無法解決的問題。按照這種定性和定量的研究框架，我們不僅是回歸，而是發展了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人文精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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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買辦 經紀人 買辦制度

一、 買辦的歷史研究成果

買辦這一在中國近代社會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社會階層，早就引起了學者們的興趣，很早就有了關于買辦的研究。在不同時期，學者的研究重點和視角有所不同，得出的結論也不盡相同。

民國時期的買辦研究。那時的研究主要關注買辦制度的起源、運作過程以及組織構成，終究沒有超出經濟生活的范疇。1957到1964期間，為買辦階級分析論的形成時期，主要涉及買辦的政治經濟活動，表現出研究視角濃重的政治色彩。1980年以后，研究者轉變視角，具體落實的個人行為，而不單以階級視角為出發點。

通過回顧以往的研究成果我們可以發現，在以前關于買辦的各種研究中，無論是從階級論出發，側重對買辦階級身份的描述，還是從經濟因素出發，側重對買辦的經濟行為及經濟作用的考察都還是以一種外部的視角來觀察買辦及買辦制度，其所研究的都是“買辦的歷史”。而本文用新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知識考察買辦、剖析買辦制度。而我們本文的目的也正是想基于這種分析，來論證買辦制度的有效性。

二.買辦制度中的委托—關系分析

本節，我們將進一步從工資模型、保證金和擔保人制度以及外商對買辦的庇護這三個方面來考察買辦制度的內部運行機制——激勵——約束機制。

（1）工資模型

通過上文中的合同，我們可以很明顯的看到，在買辦得到的外商企業支付的報酬中，主要分為兩大部分：一部分是固定的薪水，另一部分是買辦為外商服務所得傭金。在委托——關系中，上文合同中所涉及到的這種“工資”制度我們可以用如下工資函數來表示：

W=a+b×f（x）

其中，W為買辦為外商服務的收入所得，a表示買辦所得到的那部分固定工資的收入，b×f（x）表示他們所得的傭金，b為傭息。而f（x）我們可以看成是買辦的努力為外商企業帶來的收益，并且，這種收益在很大程度上是可以被外商觀測到的。我們認為，這種工資制度可以很好的起到激勵的作用，主要是因為：如果只用固定工資的話，無論高低，因為買辦得到的是固定的收入，那么他的多余的努力的邊際收入就為零，很顯然，在這種工資制下買辦就失去了努力工作的動力；而如果只采用比例工資制，即沒有薪水這一部分，那么買辦將承擔很大的風險，即做不成生意的話，他的付出也是沒有回報的，這也不是一種好的激勵制度。相比較而言，我們合同中的這種工資制度就自然能起到很好的激勵作用，即買辦多付出努力能夠得到相應的回報，同時又可以在買辦和雇主之間分攤風險，而不是買辦自己承擔。

（2）保證金和擔保人制度

在對買辦合同的史實研究中不難發現：在外商與買辦簽訂買辦合同時，似乎就考慮到了道德風險存在的可能性，所以買辦制度中的保證金和擔保人制度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因為保證金的數量一般比較大，而且在中國這樣一個重禮教的社會，擔保人的作用很大，一旦買辦因為道德風險問題被外企解除雇傭合同，那么他們面臨的是高昂的罰金和嚴重的生存問題——基本上就不可能再在買辦這個早期的“經理人”市場上存活了。

三.結論

通過我們上文的分析，在新制度經濟學的框架下來看，在之后中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被迫卷入資本主義市場的特殊歷史條件和社會環境下，買辦與外商企業通過不斷的博弈所形成并逐漸完善的買辦制度的存在有著其自身的合理性。其存在，無論是在中國國內貿易發展發面，還是在近代中國對外貿易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買辦制度的這種有效性主要表現在內外兩個方面：

首先，買辦群體的存在及買辦制度的形成大大降低了社會經濟運行的交易成本，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增加了交易的數量，客觀上促進了近代中國社會經濟的發展。這是買辦制度有效性的外部表現。

其次，買辦制度當中的一系列內容的設置，尤其是其中的保證責任制度，都能夠的很好起到激勵監督的作用。而這種激勵——約束機制能夠大大提高買辦制度自身的效率，進而提高社會經濟運行效率。這是買辦制度有效性的內部表現。

因此，僅從本文中新制度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在近代中國的歷史舞臺上，買辦及買辦制度是值得肯定的。

參考文獻：

[1]楊德才.新制度經濟學.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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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可持續；經濟學；發展；前景

盡管經濟學領域對于可持續發展的研究和探討已經進行了幾個世紀，但是一直持續到“可持續經濟學”出現，才廣泛應用在環境、資源和生態經濟學當中。隨著氣候變化、資源緊缺等全球化的環境問題惡化，當代我國經濟學和世界經濟學的發展與前景研究中，可持續經濟學的發展已經成為了一個亟待研究的問題。

一、可持續經濟學的相關內容概述

（一）可持續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一般而言，可持續經濟學是以可持續發展的視角構建的一個基礎理論，其根本目的在于促進自然與人的關系公證，同時旨在解決未來不確定因素。具體來說，可持續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包含了三種關系，既同代人之間的關系、代際間的關系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其中，代際間的關系和同代人之間的關系強調了一種現代人人發展而又不損害后展的能力，是一種關系的公正。與此同時，上述二者的關系公正充分反映了人類中心學說中有關公正的觀點。而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也是一種關系公正。因此，可持續經濟學的理論基礎就是一種自然與自身的保護理論體系。

因此，根據可持續經濟學的理論基礎，筆者認為可持續經濟學的定義應當為構建在道德上的，不浪費使用稀缺資源、自然環境而發展經濟的一種學說。是一個具有可操作性、清晰的、有特點的學科。但是關于可持續經濟學中是否“浪費”對于各種關系的公正是否有影響還有待考證和闡述。

（二） 可持續經濟學的研究目標和主題

可持續經濟學的基礎理論構建是將人與自然的關系作為基礎，因此，可持續經濟學研究的目標和主題也應當是有關自然與人的。簡而言之，可持續經濟學研究主題應該是公平和效率的結合，是區別于資源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的，是結合了二者的研究目標和主體的。因此，關于可持續經濟學研究目標和主題可以概述為如下兩個方面：

1.認為可持續經濟學是一種認知上的興趣理解。

2.認為可持續經濟學是一種行為上的興趣管理。

興趣理解方面的目標保持了可持續經濟學作為一門經濟學科學的特征，而興趣管理方面的目標則強調了可持續經濟學中人與自然管理的方面。因此，可持續經濟學是一門“相關科學”，其研究目標和研究主題是綜合了資源經濟學、生態經濟學和環境經濟學而形成的。

（三）可持續經濟學的特征

根據筆者上文所述的內容來看，可持續經濟學的特征是區別于普通經濟學領域學科，又是經濟學領域中各學科綜合形成的。因此，可持續經濟學與經濟學領域中的一般科學是具有區別的。

首先，關于自然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可持續經濟學的研究主題，也是其首當其沖的一個特征。這一特征也強調了可持續經濟學的視角是自然與人之間的系統。因此，可持續經濟學在具備科學性的同時也就具有了廣闊的開放性。

其次，可持續經濟學中“持續”是重點，也就是說它的第二個特征便是其必須要對未來的許多不確定性因素進行研究。

再次，可持續經濟學是將道德和效率兩種觀念結合在一起的，實質上代表的是一種正確、合理、科學使用自然資源，并不構成浪費的方法。

最后，認知和管理的雙重性是可持續經濟學的最后一個特征。管理和認知二者之間也是相互影響的。因此，可持續經濟學是一門跨科學的學科，也是一門提供知識指導的學科。

二、 可持續經濟學的發展意義

近年來，經濟的增長對于環境和生態的影響已經廣泛引起了經濟學業界的關注。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經濟的經濟增長對于環境和生態的影響是中性的，亦或者是有益的。這主要是因為經濟的持續發展帶動了相關技術的產生和發展，解決了當下發展中的一些環境問題。但是，筆者認為，一些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必定會造成環境的惡化，一些發達國家在經濟增長的同時對于環境保護的成本也將不斷加大。尤其是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對于不可再生資源的依賴程度相當大，對于自然資源的索取相當厲害。因此，在經濟增長之后，環境和生態環境惡化將在很大程度上阻礙經濟發展。

在這種情況下，可持續經濟學的出現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展現了經濟學領域以及廣大人民對于自然資源和不可再生資源消費不可超出生態承載力的認知，也闡明了自然生態圈中資源和能源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可持續經濟學中有關人口增長和能源消耗、溫室效應等的闡述也讓很多國家將經濟發展的原則構建在“可持續”原則上。因此，可持續經濟學的發展將在很大程度上我國“循環經濟”的經濟發展模式奠定基礎，實現我國來自世界經濟發展與環境可持續的一種平衡。

三、可持續經濟學發展的前景和展望

（一）可持續經濟學發展前景中的挑戰和機遇

可持續經濟學從出現到發展經歷的歷程是相當坎坷的，但是其的發展前景也是良好的，是有助于我國和世界經濟良好、科學發展的。但是，可持續經濟學發展前景中機遇與挑戰是并存的。

首先，任意性的客戶便是其中一項重要挑戰。在經濟學往后的發展過程中，一旦人們在解決一些問題的時候出現任意性將不會采取理性手段，進而使得可持續經濟學的前景不明朗起來。

其次，關于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以及資源經濟學三者與可持續經濟學的關系劃分必須要清楚。

最后，可持續經濟學是的總體是人與自然的關系系統。因此，個人參與到可持續經濟學的研究當中去將為可持續經濟學的發展提供更為廣闊的平臺，讓可持續經濟學的前景更好。

（二）可持續經濟學的展望

總的來說，可持續經濟學囊括了經濟學領域以及非經濟學領域各種學科的內容，是一種綜合性極強的學科。因此，可持續經濟學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將帶動各個行業和領域的經濟發展，并未生態環境和生態資源的平衡提供保護。未來幾十年內，可持續經濟學將會出現一種迅猛的發展態勢。（作者單位：西北民族大學經濟學院）

參考文獻：

[1]陳艷瑩.可持續經濟增長的實現機理研究[D].大連理工大學，2004年.

[2]張世秋.使發展更可持續[J].中國投資，2009（02）.

[3]代明，覃劍，丁寧.恒態經濟學理論研究進展[J].經濟學動態，200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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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邊際分析邊際效用作用

一、邊際的含義

經濟學中的邊際指的是因變量隨著自變量的變化而變化的程度，即自變量變化一個單位，因變量會因此而改變的量。邊際的概念植根于高等數學的一階導數和偏導數的概念。在經濟學中根據不同的經濟函數,我們可求不同的邊際。如邊際成本、邊際收入、邊際效用、邊際消費、邊際儲蓄等。

二、邊際分析特點及對經濟學發展的作用

邊際分析是馬歇爾二百多年前創立的,它告訴我們人們在作決策的時候,除了應用絕對量作決策參數外,更應該運用增量參數進行決策。這種方法有以下幾個特點：1.邊際分析是一種數量分析，尤其是變量分析，運用這一方法是研究數量的變動及其相互關系。這一方法的引入，使經濟學從常量分析發展到變量分析。2.邊際分析是最優分析。邊際分析實質上是研究函數在邊際點上的極值，要研究因變量在某一點遞增、遞減變動的規律，這種邊際點的函數值就是極大值或極小值，邊際點的自變量是作出判斷并加以取舍的最佳點，據此可以作出最優決策，因此是研究最優化規律的方法。3.邊際分析是現狀分析。邊際值是直接根據兩個微增量的比求解的，是計算新增自變量所導致的因變量的變動量，這表明，邊際分析是對新出現的情況進行分析，即屬于現狀分析。這顯然不同于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總量分析和平均分析實際上是過去分析，是過去所有的量或過去所有的量的比。在現實社會中，由于各種因素經常變化，用過去的量或過去的平均值概括現狀和推斷今后的情況是不可靠的，而用邊際分析則更有利于考察現狀中新出現的某一情況所產生的的作用、所帶來的后果。

邊際分析法在1870年代提出后，首先用于對效用的分析，由此建立了理論基礎——邊際效用價值論。這一分析方法的運用可以說引起了西方經濟學的革命，具體說它的意義表現為：

1.邊際分析的運用使西方經濟學研究重心發生了轉變。由原來帶有一定“社會性、歷史性”意義的政治經濟學轉為純粹研究如何抉擇把有限的稀缺資源分配給無限而又有競爭性的用途上，以有效利用。2.邊際分析開創了經濟學“數量化”的時代。邊際分析本身是一種數量分析，在這個基礎上，使各種數量工具線性代數、集合論、概率論、拓撲學、差分方程等，逐步滲入經濟學，數量化分析已經成為西方經濟學的主要特征。3.邊際分析導致了微觀經濟學的形成。邊際分析以個體經濟活動為出發點，以需求、供給為重心，強調主觀心理評價，導致了以“個量分析”為特征，以市場和價格機制為研究中心的微觀經濟學的誕生。微觀經濟學正是研究市場和價格機制如何解決三大基本經濟問題，探索消費者如何得到最大滿足，生產者如何得到最大利潤，生產資源如何得到最優分配的規律。4.邊際分析奠定了最優化理論的基礎。在邊際分析的基礎上，西方經濟學從理論上推出了所謂最優資源配置，最優收入分配，最大經濟效率及整個社會達到最優的一系列條件和標準。5.邊際分析使實證經濟學得到重大發展。研究變量變動時，整個經濟發生了什么變動，這為研究事物本來面目、回答經濟現象“是什么”問題的實證經濟學提供了方法論基礎。

從平均分析進入到邊際分析,是經濟學分析方法的一個重大發展和轉折,意義十分重大它表明數學對經濟學的滲透邁出了重大一步。?？怂?946年的《價值與資本》與1947年薩繆爾遜的《經濟分析基礎》全面總結和發展了邊際分析階段的研究工作,使邊際分析達到頂點,從而成為經濟學史上的兩部名著邊際分析階段,形成和發展了一大完整的微觀經濟活動行為理論,提出了一般經濟均衡問題,建造了一般經濟均衡的理論框架,創立了當今的消費者理論、生產者理論、壟斷竟爭理論及一般經濟均衡理論的數學基礎，因此邊際革命的影響是深遠的。

三、邊際分析在經濟分析中的兩個簡單應用

1.應用實例：最佳產量的確定

(1)不計稅收下,最佳產量的確定

結論：利潤在邊際收入等于邊際成本時的產量水平上達到極大值。此時的產量水平稱為最佳產量水平。

例1某食用油生產廠的收人函數R()=6140-302（元），成本函數C()=102+60+1200（元）,其中為每周產量（單位：噸）,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邊際收入R‘()＝6140-60,邊際成本C’()=20+60,由上結論有：6140-60=20+60解得=76,即每周最優產量76為噸,預期利潤為L(76)=R(76)-c(76)=219040元。

(2)賦產量稅后,最佳產量的確定

例2：在例1的已知條件下,若每噸產量繳納t元產量稅,求最佳產量和每周預期利潤。

解:由已知噸應繳納元的稅。則該廠利潤為：L()=R()-C()-t

由前面結論可得最佳產量為邊際利潤為零時的產量。即由L’()=0,解得:。

這樣產量稅將影響最佳產量水平,當然對預期利潤也有影響,且賦稅越高,最佳產量水平越低。

2.應用實例——確定白酒儲存期

例3假定有白酒100噸,現價8元公斤,多陳一年可增值2元/公斤,貯存費每年10000元,因貯存酒積壓資金引起機會成本每年增加105p.r,（其中105為酒的貯量,p為當年白酒價格,r為利息率,且假定r=10%),那么這些酒須儲存多久效益才最大呢

分析:假設須貯年才最佳,由已知可得如下函數關系；

(1)年增加的總收人函數R()=105×2＝2×105（元）

(2)年增加的貯存總成本C()=10000+×105×10%[(105×8+2×105)/105]=90000+200002（元）

(3)年凈增利潤函數L()=R()-C()=2×105-(90000+200002)=110000-200002

此時邊際收人R’()=2×105,邊際成本C’(×)=90000+40000

因為當R’()=C’(×)時利潤最大,所以有2×105=90000+40000，即＝2.75（年）

由于駐點唯一,故只有當儲存期為2.75年時,企業才能獲得最佳經濟效益,其最大凈增利潤為151250元。

由上進一步表明邊際分析這種以微積分為工具,以經濟現象為內容的數學分析方法已深深融人到了經濟學中,并成為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