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宏觀經濟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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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經濟全球化 宏觀經濟政策 國際協調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經濟聯系日益密切,生產和交換等經濟活動呈現國際化趨勢,資本流動和其他生產要素均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際市場進一步擴大,人們稱之經濟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國政府所運用的宏觀經濟政策更容易通過國際貿易渠道和國際金融渠道相互傳遞、相互影響;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國際協調問題成為經濟全球化中的重要課題。我國在加入WTO后,與世界經濟聯系進一步加深,宏觀經濟政策也受到外部經濟的影響。原來主要運用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將不得不考慮外部經濟環境,匯率政策、貿易政策、外資政策將扮演重要角色;這些宏觀經濟政策既要注意內部的協調,更要兼顧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經濟大國的政策協調。本文就是通過對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協調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觀經濟政策運用時需要注意的幾個方面。
一、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分析
自從20世紀50年代世界經濟聯系加強,西方經濟學者就注意到宏觀經濟政策在國際間協調的重要性。他們認為,宏觀經濟政策要兼顧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同時均衡,就需要這些政策工具相互協調配合。在論述內外均衡時,產生了有名的"米德沖突"思想、"丁伯根法則"、斯旺內外均衡模型、蒙代爾-弗萊明模型。特別是蒙代爾-弗萊明模型(MF模型),將體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IS、LM曲線和體現匯率政策的BP曲線聯系起來,集中分析了不同匯率制度和資本流動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內外市場均衡中的協調配合。他們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固定匯率制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有效;在浮動匯率和資本完全流動下,貨幣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爾提出"政策配合說"(Policy Mix Theory),強調以貨幣政策促進外部均衡,以財政政策促進內部均衡。這些理論,已成為現代經濟全球化形勢下世界各國進行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理論基礎。
我國經濟學者對"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紀90年代,他們針對我國特殊經濟環境提出了相應的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認為,在我國國際資本流動管制不對稱情況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線是折線而不是直線,并提出適合我國國情的經濟政策搭配理論。今天,在我國已加入WTO、經濟全球化形勢更為明朗的時候,我們一方面要借鑒西方成熟的經濟理論,另一方面還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國經濟現狀的政策協調理論。
二、我國90s以來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實踐
20世紀90年代,經濟全球化對我國經濟和社會生活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這一是因為經濟全球化的互動效應加大,二是我國的改革開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運用宏觀經濟政策方面受經濟全球化影響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覺地要求與外部經濟協調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觀經濟政策利用世界經濟穩定形勢,專注于國內均衡,在內部協調方面取得長足進步。
在20世紀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經濟實體美國、西歐經濟相對平穩,它們所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也比較穩健,這給我國的宏觀經濟政策提供了良好的運行環境。這一階段,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目標主要集中于國內的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過緊縮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雙緊"搭配,成功地實現經濟的"軟著陸"。同時,我國政府還對匯率制度進行了改革,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這為日益開放的經濟提供了又一政策平臺。但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和"雙緊"政策同時運用,使國際收支出現較大順差,人民幣匯率升值壓力增大。
2、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沖擊我國經濟,宏觀經濟政策不得不與之協調配合。
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匯率壓力和外貿壓力。由于周邊國家的貨幣都大幅貶值,人民幣匯率升值形成了對出口部門沉重的壓力;而且,這些國家自我保護的外貿政策也直接影響到我國的出口貿易。進一步地,東南亞危機對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更深遠的影響是外資政策。國際投資者出于對投資風險的考慮而減少對外投資,使外資政策效應減弱。據國家有關統計數據顯示,1997年下半年,我國出口增長逐步放緩,貿易順差減少,貿易部門效益惡化,外國資本流入減少,國內資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經濟環境的負面影響,最終減緩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步伐,也導致1998年"通貨緊縮"現象出現。
這一時期,我國宏觀經濟政策處于兩難境地:一方面需要與外部經濟協調,實行人民幣匯率貶值,外貿政策更為寬松,貨幣政策需要擴張;另一方面,為防范通貨膨脹和金融風險,人民幣匯率政策不便使用,貨幣政策也不能過于擴張。在此情況下,我國政府堅持穩定的匯率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運用積極的財政政策來調控經濟的運行。政府也運用外貿政策與國際經濟協調,增加出口補貼和出口退稅力度、減免部分出口商品稅收,鼓勵出口。但是,世界經濟特別是亞洲經濟的衰退,以及亞洲諸國采用"以鄰為壑"的貨幣貶值政策,使我國外貿出口更為困難。1998年,我國商品出口總額1836億美元,增速僅為0.5%。對于外貿依存度較高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外需的減少就加劇了國內經濟的緊縮。這也就是為什么1997-1998年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顯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國政府繼續為解決"通貨緊縮"而努力,大力執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金融政策,側重于內部政策的協調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經濟增速為 7.1%,物價則持續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眾多的經濟學者認為,我國經濟要盡快走出"通貨緊縮"陰影,外部政策如匯率政策、外資政策、外貿政策必須同時加大調控力度,才能與世界經濟協調配合。
3、2000年下半年開始,世界經濟發展速度整體放緩,影響到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效果;特別是美國、西歐、日本三大經濟實體出現衰退,它們所執行的宏觀經濟政策影響到我國經濟,要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注重國際協調。
面對經濟的衰退,美國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并動用行政手段推行貿易擴張和保護政策。這種政策的實施,雖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經濟各國的經濟信心,有助于我國宏觀經濟政策的一貫性,便于治理"通貨緊縮";但是,它使我國外貿出口形勢更為嚴峻,外貿政策效應更小,匯率政策又面臨協調變動的情形。出于經濟發展的長遠考慮和國內的經濟形勢,2000年以來,我國的匯率政策并未改變,只是強調了外貿政策、外資政策與外部經濟協調,鼓勵出口,同時利用穩健的貨幣政策對外國資本進行協調,引進外資。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依舊側重在國內經濟部分,這也制約了我國經濟的快速恢復。
三、加入wto后,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國際協調
從20世紀90年代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國際協調的實踐看出,政府出于各種經濟的和非經濟因素的考慮,以國內經濟均衡為主要目標,宏觀經濟政策側重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配合,而對于匯率政策、貿易政策和外資政策的協調使用則比較慎重。隨著中國加入wto,經濟全球化程度進一步加深,客觀上要求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兼顧國際協調。
篇2
主席在全球金融峰會期間表示,要通過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充分利用貨幣財政手段,促進經濟增長,防止全球性經濟衰退。為應對愈演愈烈的金融危機,防止出現經濟危機,各國都竭盡全力,采取多方面的措施穩定金融市場和投資者的信心,中國自不例外,當全球經濟越來越難以承受金融危機的打擊之時,中國及時出臺了一系列促進經濟增長、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這將有力拉動中國經濟增長,對世界經濟穩定起到積極作用。這表明,中國將通過促進經濟增長的方式來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
此前,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實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這表明中國宏觀經濟政策方向發生了根本性地轉變。這一轉變受到了其他許多國家的歡迎。在財政政策方面,為了刺激經濟增長,政府出臺了總額達4萬億元的公共投資,主要用于興建鐵路、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設、災區重建、提高金融機構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等。在貨幣政策方面,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意味著在全球協調一致地應對金融危機中,中國還將會根據金融市場的變化、實體經濟的走向等因素適時、適度地調整利率,向金融體系提供流動性支持,同時為了刺激經濟增長,貨幣政策還會配合政府公共財政支出的增加,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鼓勵商業銀行積極地放貸,緩解信用緊縮的局面。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的確提振了市場的信心,在全球經濟一片衰退的黑影之中,市場看到了中國經濟的希望。
實際上,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變并不突然。2007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了從緊貨幣政策的調控方向。隨后,中國人民銀行繼續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通過人民幣加速升值替代利率政策抑制國內流動性過剩,加強對商業銀行的窗口指導嚴格控制信貸的增長。但是,在2007年下半年中國經濟就出現了增長率下降的趨勢,中小企業的經營逐步捉襟見肘,出口面臨較大的壓力。為此,早在年初,面對出口企業面臨日益嚴峻的形勢,財政部就開始提高了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稅稅率。為了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支持中小企業的發展和擴大中小企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財政部和中國人民銀行就采取了財政貼息、獎勵和放松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信貸額度的限制等措施。到2008年第三季度初,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減緩,國務院又明確提出了宏觀調控要“一保一控”(保經濟增長和防通貨膨脹)。這表明,宏觀經濟政策就開始出現了轉向。
2008年7月后,隨著“兩房”危機的加劇,金融危機迅速惡化。到9月中旬,雷曼兄弟宣布申請破產保護之后,讓全球金融市場為之結舌,投資者恐慌情緒迅速蔓延,乃至最初爆發于美國的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情急之下,在雷曼兄弟宣布破產保護的當天,中國人民銀行就下調了金融機構的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下調了除工農中建交、郵政儲蓄銀行之外的金融機構的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1個百分點。10月8日,又與其他主要央行一道,協調一致地降低了中國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同時全面下調法定存款準備金比率0.5個百分點。10月29日,中國再次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0.27個百分點,這是兩個月之內的第三次調整利率。11月26日,人民銀行創紀錄地下調存貸款基準利率1.08個百分點,下調工農中建交五大行及郵儲銀行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其余中小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下調2個百分點。除此之外,為了增加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央行票據的發行頻率也大幅度地減少了。在信貸增長率趨緩、通脹壓力在短期內基本消除的有利環境下,中國人民銀行還取消了對金融機構信貸規模的窗口指導,不僅如此,監管當局鼓勵商業銀行在控制風險的前提下積極增加放貸。
總之,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早已在醞釀和實施之中了。
形勢變化使然
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是國際環境與國內形勢的變化使然。
在國際環境方面,國際金融局勢動蕩加劇,次貸危機演變成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其給實體經濟的沉重打擊逐漸顯露出來。2008年7月后,爆發于2007年初的次貸危機急轉直下,美國金融機構頻頻告急,逼迫美國政府注資的注資、國有化的國有化、破產的破產。到了9月底,次貸危機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它不再是次貸危機,而是演變成了橫掃全球的金融危機,包括歐元、英鎊等在內的許多貨幣匯率大幅貶值,股票市場大幅下挫(冰島的股票價格指數曾在10月中旬的一天下跌近77%),投資者遭受巨大損失。同時,銀行體系的流動性日漸吃緊,信貸條件更趨緊縮,更有甚者,存款者的信心動搖,乃至一些銀行門口排起了擠兌的長龍。如此局面的金融危機數十年所少見,迫使美國、英國、歐盟各國等過去信奉自由市場競爭的國家的政府,大規模地施以援手。
隨著金融危機的深化,它對實體經濟的影響日漸突出,美國在第三季度的經濟增長率為-0.3%,失業率繼續攀升,有預測,到年底,美國的失業率可能升至8%以上,企業設備利用率和居民消費不斷下滑,這進一步打擊了美國的增長。歐洲也已陷入了技術性的衰退,歐元區最大的經濟體德國在第三季度的增長率為-0.5%,歐洲的消費增長率也在不斷下降,盡管受勞動力市場結構的約束,歐洲的失業率并沒有像美國那樣大幅上升,也正因為如此,使得歐洲經濟的靈活性相對較低,應對危機沖擊的自我調節功能相對較弱,這意味著,歐洲的衰退可能比美國持續的時間要長一些。
金融全球化的結果,使得金融危機也具有了全球化的性質。為了應對危機,也需要國際的通力合作。中國,作為一個正在崛起的發展中大國,理應擔當起維護國際金融市場穩定的責任。在十年前的亞洲金融危機期間,中國通過國內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向陷入危機的國家和地區提供相應的援助,幫助它們盡早地擺脫了金融危機,重新步入了快速發展與增長的軌道。在當今中國經濟和金融更廣泛、更深入地融入到全球體系之后,通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有助于國內經濟的穩定,而且對維護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因此,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是全球主要國家和地區的政府、中央銀行協調行動、應對國際金融危機的必要組成部分。2008年9月份至10月29日的三次貨幣政策調整,更多的是應對金融危機的國際協調行動;數額龐大的公共支出計劃也無不如此。正因為如此,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轉向才受到了全球市場的高度關注,也才會受到那些深陷危機之中而難以自撥的國家和地區政府的歡迎。
更何況,無論是實體經濟還是金融體系,世界各國之間的相互依賴性都在增強,一個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衰退、金融體系出現了大問題都會很快地傳染到其它相關國家,真可謂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從國內的情況來看,自2007年第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長率達到11.9%之后,已經連續五個季度下滑,并有繼續下降的趨勢。雖然中國仍會保持全球最高增長率的紀錄,但中小企業面臨的困境給中國的就業帶來了較大的壓力。過去一直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現在卻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凋零景象,關門歇業的中小企業不在少數,乃至過去從農村析出的剩余勞動力不得不重返內地,火車站人流如織,這一狀況是改革開放以來見所未見的。各類產品價格的大幅下跌、企業現金流和利潤增長率的持續下降,應收賬款和非意愿存貨的大幅上升,使得企業家的悲觀情緒不斷滋生、蔓延,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工業增加值也相應大幅下瀉。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08年10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增加值增長只有8.2%,較2007年同期下降了9.7個百分點。另一方面,隨著企業部門狀況的惡化,信用風險也在不斷增加,這迫使銀行金融機構開始變得更加謹慎起來,在過去幾年里一直有信貸擴張沖動的銀行機構,現在也具有較強的惜貸趨向了,結果,貨幣供應量的增長率、銀行信貸增長率都呈明顯下降之勢??傊?,國際金融危機加劇了中國經濟周期性的調整,也加劇了中國經濟調整的幅度,國內企業家和投資者的信心逐步喪失,經濟增長和就業的形勢變得日漸嚴峻。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不僅是國內經濟增長的要求,也是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使然。
調整總體有益
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對于穩定國內經濟無疑是有益的。當私人部門的信心減弱、出現了強烈的流動性偏好和對中長期投資的恐懼之時,政府增加公共工程的投入會直接拉動國內投資需求,擴大就業,從而促進經濟的增長。據估計,4萬億元的公共支出可以增加600萬左右的就業機會,另據中信證券的研究,這一規模的支出可以拉動1.9個百分點的經濟增長率;出口退稅率的提高在有助于相關企業應對匯率變動和國外市場需求不振的同時,也會在一定程度上維持適度的勞動力需求,減緩失業的蔓延。貨幣政策的調整不僅擴大了企業融資的可得性,還降低了企業的財務費用和居民的借貸成本,這將有利于增強企業和居民的信心。例如,下調存款準備金比率就為金融機構釋放了數千億元的流動性,增強了金融機構運用資金的自由度。宏觀經濟政策的積極調整給金融市場注入了強心劑,在市場依然動蕩的環境下,國內的投資者重拾信心,實屬宏觀經濟政策調整之功。
在亞洲金融危機期間,面對國際國內環境的變化,中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政府擴大公共工程的投資,不斷降低金融機構存貸款基準利率等政策組合,讓中國經濟較快地擺脫了亞洲金融危機的陰影,在經歷了三年左右的調整后,迎來了持續七年左右的高增長。面對這一次的金融危機,中國政府在過去應對外部沖擊的經驗之上,及時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對國內宏觀經濟的穩定、對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和經濟增長,都將是有益的貢獻。雖然金融危機導致的全球經濟衰退,加快了中國經濟自身周期性調整的速度,也加劇了中國經濟調整的幅度,使中國經濟的方方面面面臨了較大的考驗,但是,在一系列宏觀經濟政策的刺激下,中國仍將保持全球經濟最高增長率的紀錄。這正是當全球經濟不振之時,許多國際大金融機構依然看好未來一段時間投資的中國機會的重要原因。
篇3
關鍵詞:宏觀經濟;內需結構;調控
一、調整內需結構性失衡的宏觀經濟政策有效性分析
研究財政貨幣政策對于內需結構調整的作用,必須要對投資、消費與財政貨幣政策之間的關系進行深入分析。然而這些經濟量之間是一種動態變化關系,基本不可能給出一個明確的因果關系。但我們可以利用已有的歷史數據,分析不同經濟量之間的相互影響程度,以及宏觀經濟政策在什么時候發揮作用和在市場中所能夠持續作用的時間長短。所以本文將建立一個VAR模型,以深度分析我國宏觀經濟政策對于投資需求以及消費需求的影響程度,并研究宏觀經濟政策之間存在什么樣的關系,旨在能夠為宏觀經濟政策對總需求的影響提供可信的結論以及合理的解釋。
所謂VAR模型,即是向量自回歸模型。該模型實質上是對被解釋變量與自身、其他被解釋變量之間,若干周期所滯后的值進行回歸。在VAR模型中,解釋變量與被解釋變量之間并沒有明顯的區別,所以利用該模型可以準確的分析任意一類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與模型中其他類型經濟變量的歷史數據之間存在著怎樣的影響程度,以及這些經濟變量之間所存在的相互動態作用。
二、解決內需結構性失衡的財政政策措施
財政政策具有著非常廣泛的結構性調控手段,但是因為我國財稅政策體系的不完善,使得財政政策在治理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中并未發揮其應用的作用,達到應有的政策效果?;诖?,本節就針對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提出幾點財政政策的改善意見。
(一)實施反周期糧食補貼增加農民收入
雖然我國農村消費需求在近些年有著一定程度的增長,但是增幅還是比較低。加之我國長期以來農民收入水平低、城鄉收入差距較大的因素,消費需求持續增長困難重重。只有從根本上提高農民收入,才是解決農村居民消費需求問題的關鍵,才是解決農民增產不增收問題的關鍵。早在2004年,我國政府就對重點地區、重點糧食品種實行了最低收購價政策,以保證糧食生產安全,穩定糧食市場,增加農民收入,切實保護農民的實際生產生活利益。但通過這些年的實施效果上看,還是存在著一些問題:第一,最低收購價政策雖然一定程度上穩定了農民收入預期,但同時也弱化了糧食產量與糧食價格之間的關聯性,特別是在糧食豐收的年份,政府財政支出的負擔過重;第二,糧食最低收購價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國有糧食企業,收購的主體非常單一,造成了糧食國有庫存對社會庫存的擠出效應,大大削弱了社會庫存對市場供求的調節能力;第三,政策的執行主體是全國各地的國有糧庫,這就勢必會導致區域性的糧食價格差距較大,大大局限了農民受益范圍。所以從長遠發展的角度來看,我國必須要不斷地完善糧食補貼政策,實行反周期性糧食直接補貼政策。該政策是以糧食市場價格與目標價格的偏離調整作為政策作用機制的,當糧食市場價格高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在任意的糧食企業銷售糧食;當糧食市場價格低于反周期補貼目標價格時,農戶仍然可以按照市場價格銷售糧食,國家啟動補貼機制,直接向農戶補貼差價。這樣就更利于發揮市場機制的導向作用,更有利于農民增收。
(二)完善稅種結構增強其經濟調節功能
稅收政策是國家財政政策的一種,在宏觀經濟調控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但就目前我國的稅種設置,對于調控內需結構性失衡而言,仍然存在著一些問題,必須要對現有稅種及征收手段進行改革,以增強稅收政策的適應性。
第一,改革增值稅制。我國當前所執行的生產性增值稅,存在著企業固定資產重復征稅的問題,這對于企業的技術進步以及經濟結構調整有著非常大的影響,尤其是對處于第二產業的資本密集型企業而言,生產性增值稅會大大降低企業參與技術革新的積極性。所以必須要盡快實現增值稅由生產型向消費型的轉變,擴大增值稅征稅的范圍,避免產業營業稅與增值稅稅基爭奪問題的出現,有效保證增值稅鏈條的完整性。
第二,改革個人所得稅制度,大力縮小社會貧富差距?,F行的個人所得稅制度對于解決社會貧富差距過大的問題作用不明顯,高收入人群所執行的個人所得稅申報制度,并沒有發揮應有的效果。所以我國個人所得稅應該實行家庭征收制,這樣不僅能夠擴大稅收的稅基,而且還可以進一步的清除應稅人稅外收入征管盲點。
第三,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當前我國財政支出政策主要表現為:經濟建設型財政支出傾向明顯,政府財政投資效率較低。要想解決我國內需結構性失衡問題,必須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提高投資效率,發揮財政政策的有效性。政府要加大公共服務事業的建設支出力度,推進基本醫療保障體制的建設,促進全國城鄉居民基本醫療衛生服務的逐漸均等化。政府投資雖然能夠一定程度上拉動我國經濟,但是完全寄希望于政府財政支出上效果畢竟有限,政府必須要最大限度的發揮政府性資金的使用效益,逐步推行以效率為目標的投資方式。
(三)重視銀行間債券市場資本屬性增強對貨幣政策傳導的影響
銀行間債券市場是傳導貨幣政策的關鍵環節,央行在實行貨幣調控政策時,通過銀行間債券市場進行業務回購,吞吐基礎貨幣,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的變動情況,實現對微觀經濟主體的影響。針對于我國當前內需結構性失衡的情況,央行所實行的存款準備金率以及再貼現率調控政策效果并不明顯。所以,央行在今后貨幣政策的制定中應該更多去考慮銀行間債券市場屬性的變化,分析該變化對于貨幣政策傳導效力的影響程度,通過利率作為貨幣政策的中介,發揮利率在資源配置中所起到的作用,不斷提高利率變化對金融資產價格的影響程度,實現貨幣政策在銀行間債券市場的高效傳導。
參考文獻:
[1] 蔡志遠. 財政政策的周期性及有效性研究[D].吉林大學,2012.
篇4
關鍵詞 房地產 經濟周期 宏觀經濟政策 關聯性
中圖分類號:F293.3 文獻標識碼:A
在我國,房地產業屬于第三產業,在為國民經濟的發展提供重要的物質基礎的同時,在很大程度上改善了人們的居住條件與生活條件,對經濟社會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尤其在最近幾年,我國房地產業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顯得更加明顯,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使主要的能量來源。而隨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的逐漸落實,房地產業的發展會更加趨于理性,會在暫時的低調發展之后,迎來更為健康的發展環境和發展契機 。更為重要的是,由于房地產業具有較大的價值基礎、消費者的需求逐漸的以剛性形式出現,加之其附加值較高,特別是在十之后,我國的城市化、城鎮化的步伐會明顯加快,這為房地產業的發展提供了又一個新的發展機會。房地產業因其產品的特性、對社會財富的創造性以及和眾多相關行業的關聯性,長期以來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正因為如此,這一行業的發展會受到宏觀經濟政策的影響,并形成一種特殊的產業周期。房地產經濟周期是波動性的,會對經濟社會的發展產生一定的影響。因此,研究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
一、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含義與特征
(一)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含義。
房產業與其他產業的發展一樣,都存在著一定的發展周期,傳統的產業周期一般要經過初創期、上升期(發展期)、穩定期和衰退期(蛻變期) 。但是,與傳統的產業周期相比,房地產業的經濟周期更傾向與經濟發展周期。因此,對房地產業來說,其經濟周期往往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蕭條或低谷階段。在這一階段,初始時期房地產的價格出現了加速下降的趨勢,部分樓盤的樓價開始急劇下跌,甚至會下降到物業原值或建造成本之下,市場交易量也會隨之明顯減少,市場觀望情緒嚴重;而當蕭條階段發展到中期,房地產的價格會出現局部的暴跌,成交量繼續萎縮,隨之而來的是與房地產有關的糾紛開始大量出現;可是當蕭條階段發展到后期,與房地產業相關的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出現,而這更增加了市場的負面情緒,房地產的泡沫被繼續擠壓。而在這種情況下,房地產的開發成本和房地產的正常需求已經恢復到了正常的水平,房地產行業開始走向平穩,向經濟復蘇和上升階段迫近。
2、復蘇與上升階段。在該階段,房地產在初始時期的供給超過需求,房價和租金的水平都還處于較低的水平,但是樓價已經完成了下跌的過程,并處于一個穩定的水平,回升的跡象已經出現;而在復蘇的中期,房地產市場中國的購買者逐漸增多,開始帶動了期樓的銷量。但是由于此時建筑成本與樓價都出現了上升的趨勢,交易量的增加幅度并不明顯。但是,房地產市場的復蘇跡象已經十分明顯;而當復蘇階段發展到后期,宏觀經濟政策開始加速出臺,為房地產業走向新一輪的繁榮奠定了基礎。
3、繁榮階段。房地產業不會長期的在低水平徘徊,當其發展到繁榮階段時,宏觀經濟的擴張步伐進一步加快,消費者對房地產的需求進一步上升,市場的交易量明顯增加,新建樓房的空置率逐漸下降 ;此時,更多的房地產商和中介機構開始大量介入,房地產業的發展已經出現了交易數量和交易金額同時增加的情況。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開始逐漸的出臺一系列的限制炒樓的政策措施,樓價繼續高漲的后勁開始略顯不足,泡沫達到了最大,新增房地產投資數量明顯下降,房地產業的衰退或者蕭條就在眼前。
(二)房地產經濟周期的特征。
從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特征是十分明顯的,并且與國民經濟的周期波動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系。在大多數情況下,如果國民經濟的需求旺盛,經濟發展水平較高,房地產的發展就會較為旺盛,一般處于上升期或者繁榮期,否則,將會出現衰退的跡象。因此,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的基本特征可以總結為以下方面:(1)土地具有不可再生性,房地產價格從長期看是處于一個增長趨勢之中的;(2)在增長型的經濟體系中,經濟社會的供給與需求在長期趨勢上呈現上升模式,并且新一輪的循環峰頂往往高于上一次的水平,而在衰退中則正好相反;(3)在房地產的景氣階段,房地產開發商和貸款銀行的過度樂觀通常會使房地產供給的速度超過需求速度,在不景氣的階段則正好相反。
二、影響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波動的因素分析
(一)內生因素。
內生因素包括消費品價格、收入水平、政策法律以及對市場預期的變動等,這些因素都會促使房地產需求總量受到影響。同時,房地產的供給總量也會在技術、勞動、資金管理等條件變化的影響下不斷發生擴張或收縮。而供求總量和結構任何一方面出現嚴重失衡,房地產經濟都需要進行調整,繼而引發房地產經濟的波動 。
(二)外生因素。
外生因素包括財政政策、貨幣政策、投資政策、產業政策、經濟體制改革政策等,這些都是具有明顯周期性質的宏觀政策因素,在短期內對房地產經濟運行狀況的影響是較為顯著的。這是因為,房地產業發展水平與國民經濟增長率高度正相關,而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房地產業的發展水平有所區別 。此外,還包括地震、洪水等自然災害,戰爭、等隨機因素。
三、我國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和協調
(一)改善房地產產品的供應結構。
針對目前的住房供應體系結構仍不合理,房地產供應市場與房地產需求市場極不平衡的情況,要引導市場形成一種梯級消費,嚴格控制別墅供給,適當降低偏大戶型、高價位、高配置的高級公寓建設比例,提倡建設中小戶型、中低價位普通商品房 。建立健全住房保障體系,發揮政府在解決中低收入家庭住房問題中的主導作用。保持合理的住房投資規模,切實調整住房供給結構,合理引導住房建設和消費模式。
(二)合理規制房地產產品價格。
價格是房地產經濟領域中尤為突出的一個因素,而且它對行業內其他因素具有關聯性的影響,運用價格規制對市場經濟的穩定發展具有不可或缺的意義。作為宏觀調控部門,政府應當對各個時期的房地產經濟行為做出評估,以判斷其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協調程度。而借助政府的價格評估與指導,有助于使房地產商品價格回歸理性,維護行業和市場秩序。
(三)規范土地政策。
在對待房地產發展的問題上,需要通過對土地市場監測分析,總結一定時期我國土地市場運行的總體情況和態勢。分析存在的問題并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為建立土地市場快速反應機制提供科學依據。而且還要規范土地市場,對違法行為進行嚴厲查處和堅決打擊,嚴格執行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以遏制由于土地投機而導致的地價上漲進而引發房價快速上揚、房地產投機增加的局面。
四、結束語
房地產業的發展要符合市場需求,要與相關行業進行有效的關聯,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F階段,由于房地產需求穩中有升,房地產業及相關行業的發展空間增大,但是由于引入了強勁的國外競爭對手,新增的市場需求及原有的市場份額有被國外同行搶占的可能,對國內同行來說,競爭壓力增加,而作為弱勢企業的弱勢項目來說,對手的強大和增多,將使其更顯弱勢。因此,對房地產經濟周期與宏觀經濟政策的關聯性進行分析和實踐是十分必要的。
(作者單位:平煤神馬建工集團有限公司建井一處)
注釋:
閆新紅,艾燕. 論房地產經濟與市場經濟發展的協調.現代商業,2009(1):249-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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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志勇. 房地產經濟周期與我國房地產宏觀調控政策審視. 特區經濟,2009(7):287-289.
篇5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戰略轉型
[中圖分類號]F123.1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2670(2010)01―0044―04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展周期波動規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在此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勢發展一些制造業,帶動國內就業,把金融發展落到實業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態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比下降0.5%)。8月,工業品出廠價格環比上漲0.8%,已連續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模
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整體協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治好重病后,調養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穩步對接。
(一)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發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域發展戰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企業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現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還是行政壟斷行業,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壟斷,推行公共事業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在美國,到工業化晚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比重。中國離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新。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在生產全球化、貿易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很難獨善其身。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合作以及增強金融抗風險能力是一國金融立足國際金融市場的關鍵。一是完善金融監管機構和體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監管體系,防止過度套利行為發生。二是加強國際金融合作。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稅。在繼續物業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稅。四是繼續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提升企業競爭力。
在開源的同時仍需節流。從財政支出看,明確財政支出重點,增收節支,防范財政風險。一是轉變政府職能,縮減行政開支。在經濟復蘇后,政府應該“瘦身”,調整政府機構,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給公共服務效率。二是繼續提高財政預算透明度,保證精細化、科學化。信息透明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準則,財政預算信息透明是實現人的基本人權,也是保證正確履行公民委托責任的需要。在美國,一次預算編制就相當于一部法律的制定過程,預算制定、執行、監督三權獨立,相互監督,并實行全過程公開。盡快實現財政預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預算信息公開改革步伐,達到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繼續加大基礎設施、醫療、社保、就業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促發展,保民生。明確財政支出重點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時,這些領域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四是構建財政風險識別、評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調控體系。財政風險防范要與金融結構風險防范緊密結合,不可單線作戰。
篇6
關鍵詞:新常態;宏觀經濟;實證分析
一、前言
2014年,隨著國家方針政策的大調整,各行各業正式進入改革的深水區。中國宏觀經濟開始朝著“新常態”的軌跡不斷前進,“降增速、調結構”也成為了“新常態”以來中國宏觀經濟的主要特征。未來幾年中國將進入深化改革全面推進的關鍵階段,這不僅決定了中國經濟能否從新常態的陣痛中逐漸走出,還決定了“十三五”能否順利開啟,因此做好宏觀經濟數據的統計與分析,對合理制定相關政策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二、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統計與分析
本文通過國家2015年3月給出的2014年全年經濟數據,對其10項最主要的經濟指標進行如下統計,并作具體分析(見表1)。
表中數據表明,除了新增貸款和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外,其它經濟指標皆呈下降趨勢,宏觀經濟指標很不樂觀。
1、世界經濟環境尚未好轉
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了著名的國際金融海嘯,并不斷蔓延到世界各個角落,逐漸形成新一輪的世界經濟危機。中國在這次經濟危機中也沒能幸免,從2014年進出口數據可以看出,中國全年出口總額同比僅增長3.4%,遠低于經濟危機前的數據。隨著中國工業的持續蕭條,恢復尚待時日,未來仍不樂觀。
2、中國宏觀經濟整體下挫
從10項主要數據來看,2014年中國宏觀經濟呈現整體下滑的不良態勢,其中GDP更是創下了中國經濟統計以來的最低點,PMI全年處于較低水平(見圖1)。GDP增速下滑的主要原因在于國內傳統工業增加值的不斷疲軟所致,雖然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也有所下挫,但是考慮到多項政策的出臺和區域性“微刺激”政策的扶持,未來其增加值、增速應可以保持相對穩定,所以工業領域和建筑業領域的困境是未來“十三五期間”需要高度重視的問題之一。
3、進出口業務增長緩慢
2014年全年新增貸款總額9.78萬億元,同比增長13.3%,這主要得益于寬松的貨幣政策(見圖2)。分部門看,住戶貸款增加3.29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06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2.23萬億元,同比略增;非金融企業及其他部門貸款增加6.48萬億元,其中短期貸款增加1.40萬億元,中長期貸款增加3.83萬億元,票據融資增加9574億元,均略有增長。未來一段時間內,隨著美元的逐漸走強,美聯儲進入加息通道,國際貨幣供給不斷減少,因此未來幾年穩健的貨幣政策依然是刺激經濟增長的重要工具。
4、收入分配政策初顯成效
近些年來,隨著國家多項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斷出臺,2014年城鎮人均可支配收入再次呈現增長趨勢,并保持9%以上的增速,遠大于消費價格指數的增幅(見圖3)。在未來的幾年內,由于收入分配政策的不斷完善將有助于我國社會資本更合理的流動,也有助于居民財富的不斷累積,由此將緩解國內需求疲軟的現狀。
5、房地產泡沫依然存在
從經濟數據來看,中國房地產開發投資在大幅度縮減,這首先要歸咎于近5年土地成本的走高,投資熱情受到抑制;其次隨著國內存量房增速的下滑,剛性需求不再是抬高房價的主要推手,僅靠社會閑余資本的投資熱情難以維持房價的持續走高,所以目前中國房地產仍然處于泡沫擠出狀態,而且在未來較長時間內這種狀態還會不斷發酵。
三、新常態下中國宏觀經濟發展對策
1、保持適當、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
從統計數據來看,目前中國經濟下滑不僅源自于國內需求的疲軟,更重要的是中國經濟的基本面已經遭到了破壞,所以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如何有效恢復工業生產,使基本面恢復正常是經濟政策關注的主要環節,同時基于物價的基本穩定,所以適當、定向寬松的貨幣政策還應進一步加強。
2、保持宏觀經濟政策“均衡取向”
目前中國宏觀經濟總體下降的趨勢不可逆轉,經濟的恢復應保持一種戰略平常心,不宜采取“唯增長”或“唯改革”的取向。未來中國政府的目標應當是在堅守底線管理的同時,全力推進各行各業的“大改革”與“大調整”,通過深化改革、改變傳統體制來提升企業的工作效率。
3、采取政策引導消化房地產泡沫
中國房地產問題并非個案,早在上個世紀日本和美國都經歷過類似的房地產危機,供過于求的局面在后來的十幾年中逐漸消化。所以,中國的房地產問題不應該進行過多的政策干預,之前的限購、限價等措施并沒有起到抑制房價的作用嗎,反倒加速了房價的上漲,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恐慌,因此未來中國政府應該從價格干預向政策指引過度,加快城市化改革步伐,撬動剛性需求,逐漸去除房產庫存。
四、結束語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到2014年是中國宏觀經濟“新常態”持續發展的一年,其典型特征開啟了中國“大改革”和“大調整”的序幕,未來將延續“新常態”的運行邏輯。因此,宏觀經濟政策必須全面配合改革方案的具體實施,切忌不宜采取強刺激,過度人為干預。
參考文獻
[1]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研究所.中國宏觀經濟報告2013―2014[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
篇7
關鍵詞:金融全球化 宏觀經濟 政策調整
近十年來,在金融全球化浪潮的影響下,各國宏觀政策有了改善,經濟結構的調整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市場機制在引導資源配置方面也發揮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政策得到改善的同時,宏觀經濟并沒有相應地變得更加穩定,這種不穩定表現在20世紀90年代中的兩次重大經濟下滑及一系列貨幣和金融危機上。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有利于資源的再分配,有利于資本流入國和全球的經濟增長與效率提高。為什么在這種情況下,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并沒有得到有效減少呢?這主要是由于全球經濟發生了三個重要的變化,這三大變化使得現有經濟政策的改善并不足以抵制金融全球化的風險,從而使宏觀經濟表現出更大的不穩定性。
首先,世界的通貨膨脹率已經下降到40年來的最低點,這本身也是一個主要的政策成就。鑒于高通貨膨脹率的教訓以及各國間的比較和示范效應,追求低通貨膨脹率成為各國貨幣當局的一個共識:由于許多國家加強了財政約束,從而促進了貨幣約束和實際及預期的通貨膨脹率的下降;一些國家實行了貿易自由化、國有企業私有化、放松產業管制等政策,客觀上降低了生產的成本,從而降低了價格,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通貨膨脹率的下降。通貨膨脹率的下降給一些國家的貨幣當局帶來了相當大的壓力,這種壓力主要來自對通貨緊縮的擔心,事實上,通貨緊縮的現象已經在一些國家出現,它會加重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
其次,全球金融市場的一體化導致國際間的金融傳導機制更加復雜化。在金融市場一體化的條件下,全球的金融資源會在任何時候轉向任何相對活躍的國家或地區,其間的大量資本流動可能會促使正處于擴張階段的經濟體產生經濟過熱和資產市場泡沫的風險,同時,巨額的國際資本流動也會損害一些國家脆弱的金融體系并導致貨幣發生不穩定的波動。
第三,越來越多的國家采取靈活的匯率制度,這將導致采用釘住匯率制的國家更容易受到沖擊,因為這些國家在貨幣政策上喪失了一定的自,無法完全按照本國的經濟發展形勢制定相應的貨幣政策,而只能被動地跟隨所釘住貨幣的發行國調整自己的貨幣政策。在這種背景下,由于90年代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周期不再與發達國家相一致,當發達國家根據自身經濟發展狀況調整其宏觀經濟政策時,釘住其貨幣的發展中國家不得不跟隨其進行相應的調整,由于這種調整并不是國內經濟所需要的,調整的結果必然造成國內宏觀經濟不穩定性的加劇。
考慮到金融全球化對宏觀政策的影響。制定宏觀經濟政策時,要注意以下幾方面的問題:
第一,通貨膨脹目標要考慮資產的價格。在低通貨膨脹率的良好經濟環境下,可能會誘使投資者承擔風險去購買資產,從而造成資產價格上漲。據此,蕭條經濟學認為,當生產率大幅度提高時,貨幣當局應努力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正的水平上,否則名義收入增加從而購買力增加會產生錯誤的利潤信息,這種錯誤的信息往往會導致資產價格的膨脹,并最終造成宏觀經濟的不穩定性。有人提議計算廣義的通貨膨脹率,即計算商品與服務、房地產和股票市場三個市場價格的加權平均數作為通貨膨脹率,權數可按三個市場資產量占資產量的比重取值。
第二,全球化會強化政策溢出。在金融全球化條件下,資本在國際間的流動更加便利,物價穩定地區的資本可能會流向經濟更強勁的地區,如果資本流動額相對于資本流入國經濟規模很大的話,在缺乏適當的政策調整的情況下,往往會造成該國宏觀經濟的不穩定。另一方面,本來物價穩定的地區,由于資本追逐高利潤而流向別的國家和地區,勢必影響該地區的經濟平衡,從而在該地區造成不穩定。
第三,當資產價格過高以致達到不可持續的水平時,貨幣當局往往會面臨較大的挑戰。這種挑戰首先來自于判斷上的困難,即貨幣當局很難判斷資產價格的上漲是真的到了不可持續的階段,還是來源于財富擁有資產組合偏好的永久改變或是收益率的永久上升;其次,這種挑戰還來自于政治上的困難,中央銀行的獨立性是以控制消費物價而不是資產價格為基礎的,雖然采取緊縮行動也許對宏觀經濟是必要的,但中央銀行會遇到政治上的困難。在這種情況下,采取更靈活的財政政策可能會起到更為積極的作用。當資產市場過熱,尤其是當資本流入已經對匯率產生升值壓力時,一國政府可以通過征收較高的資產交易稅和資本流動稅來達到抑制資產價格持續上升的目的。
我國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是指以刺激經濟持續增長為目的,以國債發行為手段,以財政信貸協調為基礎的財政投資性支出政策。它對于遏制通貨緊縮趨勢、拉動內需、促進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為了擴大國內需求,促進經濟增長,我國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但內需不足狀況始終未得到徹底改觀。隨著財政赤字的不斷增加、利率的不斷降低,宏觀政策的作用空間也在逐步縮小,在這種情況下,為進一步發揮宏觀調控的作用,應適時調整和充實宏觀經濟政策有利于社會的發展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對拉動我國經濟增長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財政赤字的增大和降息空間的縮小,應適當地調整和充實財政政策的內容,把以政府支出為主的財政政策轉變為以減稅為主的財政政策,同時實施更為積極、靈活的貨幣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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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一、我國經濟增長中外部需求因素的沖擊
近期從影響我國經濟增長的外部沖擊因素看,主要是外需的不確定因素。其中最大的不確定因素,來自于金融危機后幾大經濟體去杠桿化的行動,去杠桿化將會使得經濟增長低于過去的平均水平。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元量化寬松的政策,推動了石油等國際能源價格上漲,進而對美國和世界經濟產生負面影響。此外,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還未完全清理干凈,美國和歐洲等國經濟的潛在風險還在加大。此前美聯儲主席伯南克進行過估計,金融危機所導致的貸款損失在500億~1000億美元之間,一些經濟學家業通過測算得出結論,如果全部損失由美國來承擔的話,將會拖累其經濟下滑1%左右。如果經濟損失由美國、歐洲和日本來分擔的話,則會使世界經濟增長降低0.4%。過去30年,中國經濟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外需的支撐,如果美歐日這些中國注意的貿易合作伙伴陷入衰退,則中國經濟的進程將受到極大的阻力。雖然在金融危機爆發后,美、歐和日本等國迅速采取了救市措施,一定程度上穩定了市場預期,保持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基本穩定。但是應該注意到,金融危機的影響正在從金融部門向實體部門擴散深化之中。如美國出現房地產價格持續下跌和失業率增加的現象,由此產生的財富效應正在影響美國消費的增長,美國經濟出現明顯好轉的勢頭并不顯著。反觀歐元區和日本,相同的問題同樣存在,尤其是日本的核輻射和地震等問題將拖累日本經濟進入一個較長的緩和期。此外,在美元貶值預期的驅動下,以石油和大宗商品為代表的國際能源和重要原材料價格接連飛漲,近期國際原油價格已屢次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美國經濟可能在高油價的影響下在趨于減速,并進而波及歐洲和日本,世界經濟面臨下行的危險。另外,全球經濟發展失衡的問題依然存在,貿易保護主義盛行等問題也威脅世界經濟的發展??偟膩碚f,在世界經濟增長不容樂觀,我國經濟增長所受到的外部沖擊將大大增加。
在全球金融市場動蕩和經濟發展中不確定性因素上升的大環境下,這必然對中國經濟的持續增長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由于中國金融開放的程度有限,如資本賬戶仍然受到管制等,全球金融危機對國內金融市場的影響并不大,金融機構直接的風險暴露較低,投資人并未出現美國那樣嚴重的金融恐慌現象。但普遍存在的對未來中經濟放緩和企業盈利降低的預期,影響了中國內地股票市場投資者的心理和情緒,這從我國2010年初即顯現的股市震蕩格局可窺一斑。2010年我國經濟仍然保持了10%的增長,但當年A股市場的漲幅卻位居全球倒數第三位,兩者嚴重不匹配。大規模經濟刺激的政策效應已經逐步消退,而作為一個出口依賴型經濟體,我國出口依存度約為36%,其中40%以上的出口面向歐洲和美國,這導致世界經濟的放緩勢必將使我國進出口受到這些國家經濟減速的影響。如2011年2月份我國進出口出現了罕見的逆差現象,表明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對我國的影響正在逐步顯現出來。同時,出口很大程度上還將受到可能的匯率加速升值、國內人力等生產成本增加以及其他經濟結構調整政策的影響,盡管這些影響可能會被不斷加速提升的生產率所抵消。例如企業盈利主要取決于經濟狀況的制造業部門,美歐日等國經濟增速的減緩,加之勞動力成本上升的前景,可能會降低社會對制造業等出口部門的投資的意愿,再傳遞到整個宏觀經濟層面。
總的來說,中國未來可能面臨相對嚴峻的外部經濟環境。可以預料,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一波三折,受到美國經濟不確定性、歐元區經濟明顯減速、日本經濟低迷等因素的疊加,將使中國出口受到的負面影響在未來快速放大。近期的宏觀經濟數據顯示,由于成本上升壓力和人民幣升值加速,出口增速已經開始出現下降。而盡管受到原材料價格大幅上漲因素的影響,進口額卻仍然表現為增速,并超過出口。出口的大幅減速以及進口的增速,使我國從2011年1月份的貿易順差顯著下滑,直接進展到2月末的貿易逆差,未來經濟陷入低迷的可能性進一步增加。這無疑敲響了警鐘??偟膩碚f,如果中國經濟發展不解決增長模式和結構失衡的問題,國內的內需在中期不承擔經濟增長穩定器的作用,則外部需求的減少將使得經濟發展通過依賴于出口拉動的模式難以持續,中國經濟增長下滑的勢頭將難以抑制。
二、正確應對通貨膨脹和資產泡沫風險
2010年以來,國內通貨膨脹和通漲預期呈加劇趨勢,CPI指數節節上升,全年上升的速度超過了此前政府設定的3%目標。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2011年1月份CPI同比上漲4.9%,2月份CPI同比上漲4.9%,3月份同比漲5.4%,物價全面上漲的勢頭已經顯現出來。居民消費價格總水平的環比上升,以及由于央行未能充分提高利率所導致的負利率局面的持續,帶來了通脹預期的強化這資產價格的泡沫,通常而言,通脹持續時間越長,居民的通脹預期就會越強,通脹的治理難度也會越大。應該注意到,通貨膨脹預期的增強是當前經濟運行中的一個重要特點,我國出現較高的通脹率已有一年時間,目前居民的通脹預期不但比較高,而且比較穩固,宏觀經濟已經出現了螺旋式通脹的某些跡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如不采取主動措施,指望短期內通脹白行回落不切實際。需要注意的是,中國經濟在沒有大規模的產出缺口和失業率高企的情況下,過長時間維持負利率和寬松的貨幣信貸政策,將帶來宏觀經濟系統性風險的繁衍,導致資源錯配和資產泡沫。這不僅對政府穩定物價和抑制房地產價格的目標不利,將來對整個經濟和金融系統的危害更是難以估量,必須積極應對。
造成此輪通漲的原因各方都有不同看法,如貨幣型、輸入型、結構型等。很多經濟學家認為是匯率改革不到位和貨幣發行過量所致,在通漲的表現形式上,政府部門則強調是短期和結構性通漲,為了找到解決的方案,有必要厘清這一問題。對于結構性通脹的說法,有觀點認為,鑒于自2010年以來CPI的上漲主要由于食品價格加速上漲所致,可以認為本輪通脹是結構性通脹。但事實上通脹本身指的是價格持續而全面的上漲,部分價格的上漲并不能稱為通脹,如若只有食品價格的上漲,那么還不能稱為是通脹已經發生。因為食品價格的上漲,將使居民增大對其消費的同時減少其他物品的消費,從而對別的商品價格產生下行壓力。結構性通脹指的是勞動生產率增長速度的不同而導致物價持續攀升的壓力,而不是指部分產品的價格上漲,因而這種解釋從學理上講不通。而輸入型通脹認為,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傳導到國內,造成了通脹。但實際上,國際原材料、能源和資源產品價格上漲內生于中國國內需求,因為中國對于精煉銅、
原鋁、石油鐵礦石的消費量在全球總量中占據一個較大的比重。由于我國對資源和其它初級產品的需求占國際市場總需求的比重較高,中國對資源和初級產品的需求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作用于世界總需求,對國際價格的影響非常明顯。這實際上意味著,我國的需求對國際產品價格產生上行壓力,而不是被動接受國際產品價格。一個直觀的表達是,我國產品價格的變化規律與香港那樣的小型經濟體完全不同,不能套用輸入型通脹的說法。本文認為,成本推動是造成我國通貨膨脹壓力的最重要原因,現行通漲是基于成本推動型的通漲。引起成本推動的原因是多重的,工業化城鎮化發展到一定階段,各類要素成本將會上升,這是很多國家在發展過程中都會經歷的一個過程。
從整個宏觀面來講,我國正在進入一個生產要素成本周期性上升的階段,成本推動的壓力趨于加大。我國經濟發展到目前這個階段,特別是人均GDP超3000美元以后,多種生產要素價格走勢都出現了拐點,價格的提升是一個自然的過程。比如土地價格、能源、資源包括水資源價格都在大幅上升,但最典型的還是勞動力成本的上升。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人均GDP提高后將意味著勞動力成本會有相應的上升,特別是現行《勞動合同法》實施后,中國人力成本的上升將成為一個難以扭轉的趨勢。其他要素成本也存在同樣的趨勢。其次,我國部分生產要素價格體系離市場化的目標還有相當大的差距,由于政府管制造成的價格扭曲的狀況還普遍存在。比如近年來國際原油價格一直在上漲,目前已經突破每桶100美元大關,但由于價格管制,國內成品油價格遠低于國際成品油價格,導致煉油環節出現虧損,政府只好通過財政補貼的方式保持煉油企業的積極性。為了控制物價漲幅,我國對糧食、成品油、電力、天然氣、公共交通等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實施嚴格管制,實際上,由于廣泛存在的價格管制,目前的通脹數據并沒有完全反映市場中實際的物價上漲要求。可以想象,一旦價格放開,這一局面將發生重大轉變,這必將最終引起企業的成本加大,并進一步傳導到物價上來。此外,隨著中國、印度以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對全球初級產品的需求量不斷上升,導致初級產品進入一個成本上升的周期,糧食、原油、鐵礦石等價格已經進入周期性的上升階段。目前在我國對外開放度已經較高,初級產品對外依賴性加大的背景下,全球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必然導致國內初級產品價格的上升??偟膩碚f,我國未來將在較長時期內面臨著要素成本持續上升的壓力,這是推動我國目前通貨膨脹最重要的也是最難對付的因素。
當然,也應注意到,國內貨幣環境的過度寬松,目前過多的貨幣存最和央行超發的大量貨幣是通貨膨脹的重要推手,要控制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必須消除背后的貨幣基礎。2011年是“十二五”開局之年,各地政府發展經濟的積極性高漲,土地財政的觀念還未淡化,通脹預期的強化可能引來資本流入的增加,我國面臨的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泡沫問題將日趨嚴重,政府必須采取切實的措施解決這一問題,以便防止在未來中國經濟的硬著陸。
三、下一步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
當前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內外兩大挑戰:一是通貨膨脹和資產價格高企導致的壓力,二是中國經濟進行結構轉型的壓力。兩大挑戰的重要影響是毋庸置疑的,但都蘊含著積極的結構性變遷。目前在以防通漲成為宏觀經濟主要政策目標的形勢下,從貨幣政策來看,中央銀行數度上調法定準備金率和存貸款利率,實施從緊的貨幣政策。但目前看來,宏觀經濟政策面臨一些問題。首先,從緊貨幣政策在控制通貨膨脹上效果有限。面對當前貨幣存量過多,以農產品價格上漲和要素價格上升為主要觸發點導致的通貨膨脹,貨幣政策實施的空間和有效性。雖然從金融風險管理的角度看,根據目前的經濟形勢,從緊貨幣政策仍然是必須采取的措施,事實上央行也數度上調了存款準備金政策,并借助于中央銀行票據等數最型貨幣政策工具回收市場流動性,但價格型政策手段的相對缺失,仍然使貨幣政策的效果暫時沒有體現出來。其次,現行宏觀經濟政策中對于財政政策的運用并不到位。實際上財政政策可在控制通貨膨脹中進行反向操作,寬松的財政政策可以降低通貨膨脹導致的社會成本。一方面,通過減稅措施可以通過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降低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對公眾生活水平的沖擊。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具有增加供給和調整結構兩大功效,可以為今后的經濟競爭力奠定基礎,符合我國經濟結構轉型的目標。尤其是面對匯率升值可能導致的產業競爭力下降問題,通過財政政策和產業政策實施結構調整已是不得不為的政策抉擇。
從目前世界經濟形勢著眼,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當前實際情況人手,未來的宏觀經濟政策必須考慮一些新的問題,并在政策手段上注入一些新的元素。如面對通貨膨脹問題,有效遏制通脹所應采取的措施,政策選項有人民幣升值、加息、提高準備金率、公開市場操作、行政性價格管制等。但在當前我國經濟工作已經以防范通脹預期進一步強化為主要目標的局面下,消除物價上漲的貨幣基礎,控制住貨幣供應量增長應是當務之急。這需要多種政策工具的綜合運用,而其中的權衡取舍則是對貨幣政策制定者智慧的考驗。鑒于短期內物價上漲壓力仍然較大,貨幣當局應合理發揮從緊貨幣政策的作用,立即采取價格型工具在內的政策措施,穩定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防止前期通脹的傳遞和擴散效應加劇未來的價格快速上漲??紤]到我國當前通貨膨脹的前期貨幣超發基礎,必須盡早回收過多的流動性,并在適當的時候進行價格的管制。如果能管住貨幣,價格將有升有降,但如果在調整價格的同時不管住貨幣,則可能引發全面通漲。目前,由于世界金融形勢動蕩,美元量化寬松政策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導致中國人民銀行利用利率杠桿調節國內總需求的空間受到壓制,央行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上側重于數量型工具。實際上自2010年以來央行多次使用準備金、央票等數量工具,而利率這一價格工具使用較少,正是對中美利率倒掛局面倒逼國內貨幣政策操作受限的合理反應和權衡結果。
篇9
一、世界經濟進一步深化調整,主要經濟體宏觀政策明顯分化
1、發達經濟體復蘇步調不一,宏觀經濟政策出現分化
美國經濟復蘇態勢好于預期,但工業生產尚未恢復到危機前水平,產能利用率依然處于較低水平,私人消費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有限,失業率居高不下。2010年11月,美聯儲推出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綜合考慮就業、通脹和經濟增長三大政策目標,2011年美聯儲在新一輪量化寬松政策結束后,短期內貨幣政策轉向的可能性不大。
歐元區經濟受債務危機拖累,復蘇力度弱于美國和日本。為了應對希臘、愛爾蘭等國家出現的債務危機,歐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先后出臺了附帶條件的金融救助計劃。在歐央行難以收緊貨幣政策的情況下,債務風險較大的希臘、愛爾蘭、西班牙、葡萄牙、比利時、意大利、英國和法國等國家被迫緊縮財政赤字。
日本經濟回升較快,但繼續面臨通貨緊縮壓力。日本長期受通貨緊縮困擾,公共債務水平很高,內需對經濟支撐作用有限,受外部市場影響很大。日本宏觀經濟政策調整時點上不太可能早于美國和歐元區。
2、新興市場國家經濟減速,通脹壓力普遍較大
2010年上半年,新興市場國家印度和巴西保持了強勁增長,通貨膨脹壓力增大;下半年工業生產明顯減速,增速放緩。2010年印度已經連續6次加息,今年1月份再次加息。巴西2010年4月以來3次加息,將政策利率由8.75%上調到10.75%;但是,巴西通貨膨脹12月又創出年內新高,今年1月份也再次加息。
二、全球流動性泛濫增加了世界經濟的不確定性
美國和日本央行繼續實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歐元區維持低利率政策,全球貨幣供應量持續超出實體經濟的需求,導致流動性泛濫,美元指數再創歷史新低,推升國際大宗商品和資產價格上升,使得股市虛假復蘇和波動,風險更多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
市場不確定性風險增加,全球股市出現分化。受美元貶值、市場信心轉好及新一輪刺激經濟政策出臺等因素影響,2010年美國股票市場呈震蕩上揚趨勢,道瓊斯工業指數、標準普爾500指數、納斯達克指數均上漲10%以上,歐洲德國和英國股指與美國類似;但是,受債務風險困擾,希臘、西班牙、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等國股指多表現下行趨勢。同期,秘魯、阿根廷、泰國和印尼股票市場指數上漲超過40%,俄羅斯和韓國也超過20%,印度超過15%。其他主要經濟體日本、法國股指略有收縮,巴西略有擴張。
世界經濟不平衡復蘇,主要經濟體宏觀經濟政策取向明顯分化。主要發達經濟體增長緩慢,失業率居高不下,市場缺乏信心,短期內仍然需要寬松財政貨幣政策的支撐,而美國等發達經濟體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對國內經濟刺激作用有限,新增貨幣供應主要流向新興市場國家。主要發展中經濟體經濟盡管增速放緩,但由于通貨膨脹壓力增大,很多國家需要緊縮貨幣政策。同時,全球流動性向增長較快的發展中國家集聚,增加了這些國家管理通脹的難度,不僅加大本幣升值壓力,而且增加了資產泡沫。
三、世界經濟再平衡難度增大,全球治理模式的變革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緩解世界經濟失衡需要主要經濟體的消費、儲蓄和投資結構進行實質性調整,核心是美歐等發達國家超前消費和透支消費行為的調整。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爆發,可以看作是對世界經濟不平衡的一次強制調整。但是,隨經濟復蘇世界經濟再平衡難度加大。
1、美國經濟結構尚未進行有效調整,私人儲蓄率進一步上升空間不大
美國經濟作為世界經濟不平衡的核心,一方面,從消費支出在經濟中的比重看,經濟刺激計劃和減稅政策的實施,使得美國私人消費收縮小于國內生產總值,應對危機的政策在短期內進一步提高了私人消費支出占GDP的比重,2009年上升到70.8%,2010年前三季度這一比重依然高達70.6%。另一方面,從美國個人儲蓄率看,20世紀90年代末期以來,由于過度消費,資金賬戶下個人儲蓄率(儲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接近于零,國民經濟核算賬戶下的個人消費處于歷史低位。2007年開始,隨著次貸危機擴散,家庭財富大幅縮水,個人儲蓄率明顯回升,但是2009年下半年隨著經濟的復蘇,國民經濟核算賬戶下的個人儲蓄率維持在6%左右,進一步上升的空間不大。
2、世界經濟不平衡的調整在很大程度上受跨國公司全球化戰略的影響
以往的世界經濟不平衡,主要存在于發達國家之間。金融危機爆發前的世界經濟不平衡,既存在于發達國家之間,也存在于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這種新的現象歸根結底是經濟全球化背景下,跨國公司在全球不斷擴張和逐利的結果,是全球產業轉移和重新分工中,國際資本和發展中國家廉價要素的結合。在全球化趨勢不會逆轉的情況下,資本、要素和市場的這種不對稱分布,很難改變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同時,發達國家要求發展中國家進一步開放市場,主要發展中國家較快的經濟增長和明顯的成本優勢,進一步強化了跨國公司的投資行為。聯合國貿發大會2011年1月份全球投資趨勢監測報告估計,金融危機后全球跨國直接投資的50%流向了發展中和轉型經濟國家,2010年這一比重更是上升到53%。
3、世界經濟再平衡需要各國發展方式和治理結構進行有效的調整
消費拉動是美國等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基本模式,通常來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也最有效率。由次級房貸引發的經濟金融危機,本質上是一次信用和債務危機。美國的過度消費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信用不受約束的過度擴張,其結果必然導致消費透支和信用危機。因此,就發達國家而言,消費拉動的發展模式不太可能進行根本性調整,但是信用消費的治理和監管需要加強,信用的擴張必須以可支配收入為基礎。對部分發展中國家而言,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和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來啟動消費并逐步擺脫過分依靠投資和出口的模式,涉及到經濟利益的重大調整,需要大量的投入,也是一個中長期的過程。
4、匯率政策調整并非世界經濟再平衡的核心
世界經濟不平衡表現為發達國家之間貿易和投資的不平衡,以及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和投資不平衡。就發達國家之間不平衡的發展演變情況看,日本和德國在歷次不平衡中均處于順差一方,日元和歐元的升值并沒有從根本上改善美國對日本和德國的國際收支狀況,反而有可能帶來經濟停滯的長期風險。就中美兩國的不平衡看,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外資和外資企業是導致中國大量順差和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
主要原因。2005年7月匯改以來,人民幣對美元不斷升值,但也并沒有顯著改善各國國際收支的狀況。但匯率的急劇調整卻可能影響國內其他政策的調整,增大經濟的長期不確定風險。
5、改變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決定了美國永遠處于國際經常項目收支的逆差方,而且是居于主導地位的逆差方,其競爭優勢使得逆差主要來源于貨物貿易赤字。經濟全球化帶來的國際貿易、跨國投資的快速增長,以及金融市場國際化,需要不斷增加大量國際貨幣支撐。美元作為國際貨幣體系中最為核心的儲備和結算貨幣,在為全球化大量融資的同時,客觀上需要保持相應的國際收支逆差,這也使得美國成為全球實際財富的凈輸入國家。過去十年,隨發展中新興市場國家的整體崛起,美國在世界經濟中比重有所下降。這樣,美國在為不斷擴大的全球化融資的同時,其國際收支狀況必然惡化。因此,如不改變現有的以美元為主體的國家貨幣體系,世界經濟不平衡狀況難以從根本上改變。但是,以美元為主體的國際貨幣體系的存在有其合理性,全球治理模式的變革短期內難有大的突破。
四、我國經濟發展的外部環境更加嚴峻,宏觀經濟政策調整面臨兩難選擇
2011年,世界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依然不足,發達經濟體私人需求乏力,美國繼續受失業困擾,歐元區面臨財政緊縮壓力,日本則繼續面臨通縮壓力,發展中經濟體通脹壓力可能進一步加大,我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更加嚴峻。
世界經濟調整緩慢曲折,外貿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難有大的作為。2009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收縮34.2%,外貿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為負3.9個百分點。2010年,我國貨物貿易順差進一步下降,外貿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有限,價格貿易條件指數進一步惡化。近幾年,我國成為WTO成員國貿易救濟措施的主要對象,美國和歐盟等經濟體也頻繁利用貿易問題干擾我國的匯率政策?!笆濉逼陂g,我國外貿環境仍會持續面臨挑戰。
我國繼續面臨國際短期資本的沖擊和干擾。我國外匯儲備增長正常情況下主要來自于貿易順差、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和外匯儲備資產增值三個方面。2010年三季度,我國新增外匯儲備1940億美元,創1997年以來的季度新高;其中,貿易順差653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額為229億美元,非金融類企業對外投資185億美元,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導致外匯儲備資產增加約867億美元。綜合以上幾個方面,三季度我國新增外匯儲備中仍有高達376億美元的流入無法解釋,可能主要是由于熱錢流入所致。四季度,我國新增外匯儲備1990億美元,再創季度新高。
篇10
社會各界對于2008年金融海嘯仍心有余悸,而談及“后危機”時代的經濟形勢,主流經濟學家們似乎仍沒有拿出令人信服的說法。日前,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在接受本刊記者采訪時稱,盡管貨幣數量論和凱恩斯理論大體可以解釋1930年代的大蕭條危機,理性預期學派的貨幣理論也可以解釋1970年代的滯脹現象,但主流經濟學家們對2008年金融海嘯的解釋卻不足以讓人信服。
自2009年以來,人們對各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必然導致全球惡性通貨膨脹的預測就可以說明此問題。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美聯儲資產負債從9000多億美元擴張到接近3萬億美元,增幅超過350%。同期,英格蘭銀行資產負債從852億美元擴張到超過4000億美元,增幅超過400%。歐洲央行資產負債從11544億歐元擴張至26557億歐元,增幅超過130%。其他許多國家的中央銀行亦是開足馬力大印鈔票,全球基礎貨幣量增幅和規模超越以往任何歷史時期。因此,人們按照經典貨幣數量論來推測,如此超級寬松的貨幣政策,要么刺激實體經濟快速復蘇,要么導致惡性通貨膨脹。
但實際上,向松祚指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既沒有像一些人樂觀預期的那樣,刺激經濟快速復蘇,也沒有像另外一些人悲觀預測的那樣,導致全球出現惡性通貨膨脹。“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究竟發生了什么深刻變化?經典貨幣理論或主流宏觀經濟學是否還能夠作為分析和推測宏觀經濟走勢的有效工具?主流的貨幣政策工具是否還能夠有效調節和控制經濟,抹平經濟周期?這些問題將決定未來貨幣理論和宏觀經濟學的發展方向?!毕蛩伸裾f,“我們需要重新思考貨幣理論和貨幣政策?!?/p>
對此,向松祚提出貨幣新思維概念,即用“信用體系一真實經濟一虛擬經濟”一般分析架構來解釋2008年金融危機。他表示,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嚴重背離,制造業中心和金融中心加速背離,新興市場國家深陷貧困性增長困境,是當前經濟體系面臨的三大根本性結構失衡,它們共同作用導致全球收入和財富分配的嚴重失衡。其中,虛擬經濟和實體經濟嚴重背離的必然后果,是許多國家反復經歷資產價格泡沫興起與破滅周期,資產價格動蕩嚴重威脅實體經濟穩定增長,這也是令宏觀經濟政策決策者最為頭疼的重大難題,是全球中央銀行貨幣政策面臨的主要挑戰。“制造業和實體經濟中心與虛擬經濟和貨幣金融中心日益加速背離,是過去40年來經濟體系最深刻的變革。正是這樣的變革,導致了全球經濟、金融和貨幣體系出現史無前例的重大變局。”向松祚說,“全球經濟體系出現的三個層面的‘兩極分化’:虛擬經濟和真實經濟的兩級分化,信用資源分配的兩極分化,真實收入分配的兩極分化,讓主流的宏觀經濟政策基本失效。”
與此同時,就在發達經濟體展開新一輪貨幣寬松政策之際,中國的應對措施成為關鍵。向松祚提出五條對策:一是要加快國內債券市場和香港離岸人民幣債券市場、股票市場、衍生金融產品市場的發展,做大吸納各類投資的資金池;二是加快我國金融市場對外開放的步驟,包括盡快推出QDII2,大幅度提高QFII的額度,放寬投資限制,鼓勵外國投資者到香港離岸市場發行人民幣債券、股票和其他以人民幣計價資產;三是簡化手續,鼓勵國內企業和居民到海外投資;四是盡量使用靈活貨幣政策工具來調控國內市場流動性,靈活調節國內貨幣市場利率和銀行體系儲備規模;五是加快我國和周邊國家人民幣貿易和金融資產交易結算體系,全力鼓勵人民幣貿易結算和金融交易結算,盡快形成一個大規模的人民幣貨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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