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學的自然屬性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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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管理學；學科屬性；元管理學；認識論

中圖分類號：F27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10)09-0052-07

一、“管理學學科屬性”的世紀爭論

(一)問題的緣起

2007年《管理學報》發表了特約評論員的文章《試問管理學――管理學在中國側議》，文中提出了“有沒有普適的管理學?”的疑問，考證了一些長期以來模糊不清的名詞如“管理學與管理科學”、“管理學與一般管理學”、“指導性與實踐性”、“管理文化與管理組織”、“管理哲學與管理學”，結果發現這些關乎管理學學科結構的基礎性概念幾乎都沒有定論。在文章的結語部分，作者指出，這些疑惑對于綜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管理學，其學科結構會有什么特點?管理學的學科結構與“創建管理科學的中國學派”是怎樣的關系?在“創建管理科學的中國學派”的歷史進程中，學科結構值得研究嗎?教育部科技委管理學部劉人懷院士(2009)對于管理學理論的基本架構也提出了19個具有普遍性問題，包括：“為什么要對管理、科學和管理科學等基本概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探討”、“什么是管理科學，管理科學與管理學是什么關系”、“什么是管理，什么是管理活動什么是管理工作什么是管理者”等。

事實上，關于管理學的學科屬性之爭從來就沒有停止過，有的學派強調管理學的科學屬性，有的學派強調管理學的人文藝術屬性。泰勒認為，管理學主要研究如何通過科學的手段來提高生產效率。泰勒由此創立了科學管理理論。較早明確提出對“管理科學”持不同意見的是利昂?普拉特?奧爾福德(1877～1942)和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丘奇。奧爾福德和丘奇(1912)認為，泰勒方法的缺點是“以精心設計的機制或制度”取代了領導藝術，他們認為泰勒的所謂“科學管理”過于機械，他們對“科學管理”一詞表示遺憾，因為它意味著“一種科學，而不是管理的藝術”。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赫伯特?西蒙認為管理學是科學與藝術的綜合，他指出“我們對已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奮……正在朝著創造活力的管理科學和基于科學的藝術邁進”。

不僅如此，有關管理學學科屬性之爭的另一個主要議題是：管理學究竟是自然科學還是社會科學，或者管理學是否具有普適性?丹寧布靈(Dannenbring)(1981)等認為，管理學需要應用自然科學方法對管理者面臨的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解決方案，盡管管理科學可能不如物理學那樣精確，但這并不構成管理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性區別，管理學應追求其普適性，能夠運用數學語言是學科成熟的標志。管理學知識體系目前缺乏統一性，這只表明管理學尚處于初期發展階段，每一學科的初始階段都會表現出這種特征。惠特利(Whitely)(1984)則認為，管理學與自然科學有本質上的不同，管理學是一門實踐導向的社會科學，社會實在不同于自然現象，社會科學比自然科學包含著更多的價值判斷和選擇。管理學應重視文化、價值觀和習俗的作用，應走出過分數學化的誤區。林羲(2006)認為，自然科學注重的是發現研究客體的因果律，因此自然科學具有很強的預測性與普遍適用性；而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這使得社會科學不僅很難在嚴格意義上重復進行，更使其結論的普遍適用性受到挑戰。彭賀(2009)和郭毅(2010)認為，管理學作為一種知識體系。其必然包括普適性知識體系與地方性知識體系，顯然這一論斷也是基于管理學的社會科學屬性的。一般認為，在自然科學領域不存在地方性知識。

自泰勒1881年開始著名的“工時研究”創立現代管理學，有關管理學學科屬性的定義與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管理學學科屬性問題成為跨越三個世紀的難題。

(二)對“管理學學科屬性”研究的傳統路徑――從“管理現象”到“管理學”

考察以上爭論，我們可以發現，在上述“管理學”學科屬性之爭中，對于“管理”或“管理活動”的定義其實并沒有太大的分歧，對于管理活動的本質也不存在太大的疑義。美國管理協會對管理活動的定義是：通過他人的努力來達到目標。這一簡明扼要的定義給出了管理活動的本質，或者說給出了“管理活動”區別于人類其他活動的根本特點。譚力文(2009)認為，管理活動產生的原因主要應歸結為人類為戰勝惡劣的自然環境與兇險的內外勢力，為維護自我生存與發展而產生的一種特有的“群聚”現象，并指出人類協作而產生的“群”就是管理理論中的“組織”。在組織這一概念的基礎上，譚力文繼而援引馬克思的話，“一切規模較大的直接社會勞動或共同勞動，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揮，以協調個人的活動并執行生產總體的運動”。譚力文認為，這種協調活動的本質就是管理。上述對管理活動的本質的認識不僅得到主流管理學派的認同，在復旦大學水教授所創立“東方管理”、黃如金教授所創立的“和合管理”、南開大學齊善鴻所創立的“道本管理”中均有類似的描述。例如，東方管理學認為，“管理就是組織人力與物力以實現正式組織的目標與過程”；齊善鴻(2009)的“道本管理”認為，管理的基本目的就是解決組織中人群沖突和建構目標效率秩序。就對“管理”或“管理活動”的定義而言，韓巍(2009)認為，組織管理的基本要素及其關聯，已經被泰勒、法約爾、韋伯、巴納德，包括德魯克等西方學者確立起來了，這些基本問題(即對管理活動的界定)已經輪不到無論是哪一國的當代學者置喙了。由此可見，盡管學術界對于管理或管理活動的定義存在表述上的區別，但其核心與本質“組織”、“協調”、“目標”等并沒有根本性的差別，對“管理活動”的看法基本上是統一的。

然而，大量的爭論從何而來，這正是本文要討論的關鍵問題。在筆者看來，這一爭論來自于從“管理活動”到“管理學”這“驚人一跳”?；蛘哒f，“管理活動”并不能必定推導出“管理學”應如何進行研究，在這“驚人一跳”過程中，絕大多數觀點持一種“應然”的判斷。我國著名管理學者席酉民(2010)持論應屬公允。席酉民認為，管理研究的主要任務就是探索和尋找相對確定、有效地實現管理的目標方法、技術和思維方式等。舊然而，即使從這一持論相對公允的判斷來看，其中亦包括“應然成分”。例如，為何將“管理學”限定在“相對確定”的范圍內?這種限定一定會將某種出于直覺的管理藝術性思維排除在管理學研究的范圍之外。此外，如何把握“相對”的“度”?從對席酉民教授上述定義的深入分析可以得知，無論“度”在何處，總會將一些“相對不確定的、然而卻是真實”的管理思想排除在外?？梢钥隙ǖ氖牵@種限定對于席酉民教授創立的和諧管理理論沒有影響，

從某種意義上來說，對于管理學的某一具體學科，這種限定甚至是必須的。然而，對于以“管理學自身”為研究對象的元管理學，這種限定就是主觀和有害的了。

在《論管理學的普適性及其構建》一文中，譚力文教授(2009)在對管理活動的概念進行了詳細的探討之后，得出管理學“可以得到具有普適性的管理理論”。這一表述沒有問題，但關鍵在于“可以”二字，管理學可以得出普適性的結論，不等于說管理學作為一門學科必然是普適的，作為一個總體，管理學究竟是不是普適的，的確是一個問題。譚力文教授在該文末尾所認為的，“管理學的普適性問題得到基本解決，可以達成基本的共識”似乎過于樂觀。我們前面所列舉的關于管理學學科屬性的種種爭論，它們大多也屬于“應然”的判斷。例如，泰羅認為“管理的主要目的應該使雇主實現最大限度的富?！笔且环N應然判斷；奧爾福德和丘奇認為管理學“應該”包括藝術的成分，丹寧布靈等認為，管理學應該需要應用自然科學方法對管理者面臨的問題進行研究并提出解決方案?；萏乩麆t認為，管理學應重視文化、價值觀和習俗的作用，走出過分數學化的誤區等。

事實上，學術界大多還是注意到管理活動中存在的社會的、人文的、直覺的、藝術的成分，這些成分無法包含在“管理科學”或“普適性的管理學”之中。例如，在國內學術界引用較多的林曦的《管理學的學科屬性與學科定位》一文中，林曦(2006)認為，管理活動及其在此基礎上建立起來的管理理論在一定程度上是關注人的尊嚴與價值的，管理活動所涉及的對象、場合、時間和地點是具體的，或者不具備更強的一般性，因此似乎將管理學完全定位于“普適性的科學”并不合理。因此，對于大多數管理學者而言，不得不承認“管理學既是科學，又是技術和藝術”或者“管理學既有人文的屬性，又具有自然科學的屬性”。

對于“應然”這一路徑而言，“管理學是科學和藝術”或者“管理學既具有人文的特質，又具有科學的特質”是一個終極判斷。這一判斷實際上早就被諾貝爾獎獲得者赫爾伯特?西蒙甚至更早的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丘奇所提出，丘奇提出的這一觀點的時間幾乎與泰勒創立管理學這一門學科的時間一樣久遠。然而，這一終極判斷并未結束這一跨越了三個世紀的爭論，《甚理學報》特約評論員就敏銳地指出，“對于綜合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人文學的管理學，其學科結構會有什么特點嗎?”換言之，管理學知識中的“科學與人文”是如何統一起來的，這對于“管理學屬性”的傳統研究進路而言，是一個真正的難題。

二、元管理學：研究對象和研究內容

上述目前沒有定論的爭論使我們可以宣稱存在“元管理學”這樣一個研究領域。韻江(2007)、羅珉(2005)、楊棟(2009)都曾提到過“管理學的元研究”。韻江在《管理學合法性的反思――基于跨學科的視角》一文中提出了管理學“元研究”的必要性。羅珉認為管理學范式理論是以管理學為研究對象的學科，具有元管理學的性質。楊棟認為，管理學科學屬性是管理學元研究的重要內容之一。呂力(2009)認為，元管理學是對管理學的研究對象、研究目標、研究方法、學科性質、體系結構進行系統反思和研究的學科。認為，元管理學將重新定義管理的本質以及明確各類管理學知識的應用范圍。

(一)種種“元理論”及其學科性質

“元”的西文為“meta-”，意即“在”“之后”或“超越”?！霸痹谂c某學科名相連所構成的名詞中的含義是：這種更高一級的形式，將以一種批判的態度來審視原來學科的性質、結構和其他種種表現?！癿eta”起源于“metaphysics”一詞，后人在整理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時，將其《物理學》之后的著作稱為拉丁文的“metaphysiea”，直譯為“物理學之后”，它探討的是世界本體的原理，其含義與我國古代關于“道”的學問相近?！兑?系辭》有“形而上者謂之道”的說法，于是“metaphysics”就被譯為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回答的是世界的本原等問題，代表了一種整體性反思。

在“metaphysics”之后，很多具有整體性反思性質的學科都被冠以前綴“meta”。例如，德國著名數學家希爾伯特(Hilbert，D.)提出的元數學概念就是希望用有窮的方法來證明無窮的數學系統的協調性，它把整個數學理論完全形式化為無內容的符號體系，其中包括作為符號的基本概念、作為符號系列的公理以及作為符號系列變形規則的基本推理規則；然后把這種符號體系作為研究對象，用另一套理論來研究它的協調性。這種用于研究數學理論的理論便是數學的元理論。

元邏輯學是在希爾伯特的元數學概念和形式化思想的啟發下發展起來的，有廣義和狹義之分。狹義的元邏輯學是指對邏輯理論整體性質的研究，而對某個具體的邏輯法則并不感興趣；廣義的元邏輯學是指對于一般形式系統的研究。換言之，元理論意味著用一種理論――元理論――來審視另一種理論，這是元理論獨立性的一種體現。

1951年，沃爾什(Walsh.W.)率先提出了“分析的歷史哲學”一詞，㈣實際上就是歷史學的元理論。

1925年，波蘭社會學家茲納涅茲基(znaniecki.F.)首先創造了具有元科學性質的“科學學”一詞，它不僅將全部科學知識作為研究對象，而且還涉及了科學家的學術活動、科學的社會作用等知識與社會交叉的問題，從而使科學的自我反思從科學自身擴展到了與社會的關系上。在科學元理論的啟示下，1970年，古爾德納(Gouldner.A.)將元社會學定義為“社會學的社會學”，即把社會學看成一種社會活動加以研究。

從數學到哲學、科學、乃至不少具體學科，各種以元理論為標題的研究逐漸誕生并發展起來，這些不同的元理論構成了一個元理論家族，從中可以看出元理論體現了整個學術領域“自我意識”的萌動。當某一學科嘗試建立元理論時，它就是在對本學科進行反思、探索，而其中隱藏著變革。

(二)元管理學的研究對象

元管理學對管理學自身的研究，因此元管理學的研究對象不是管理現象或管理實踐，而是現有的全部管理學認識，元管理學本質上是一種認識論。借鑒劉人懷院士(2009)的說法，管理學是研究管理現象與管理實踐的全部知識的總和，是―個內容豐富的知識體系，元管理學的研究對象就是這個知識體系。

管理知識里既包含科學的成分，也包含人文的、藝術的成分，甚至包括只能體驗得到、不可言傳的技能(或者說所謂意會知識tacit knowledIge)――元管理學既然是對管理學自身的研究，就應全面涵蓋上述不同類型的知識。在研究對象方面的模糊不清，必然導致研究結論的根本性錯誤。例如，認為“管理學是一門普適性科學”的觀點，大多忽略了管理知識中人文的、藝術的、直覺的成分；而認為“中國管理學應建立全新體系”的觀點又忽略了管理知識中科學的、普適的成分，這兩種觀點之所以經不起反駁，其錯誤的源頭均在于片面地界定了研究對象。

管理學知識中既存在明確的、普適的科學性知識，也存在不明確的、地方性的、體驗性的、感性的、直覺的知識，在“明確”與“不明確”之間存在大量“相對明確”，同時也“相對不明確”的管

理學知識。如何確定“相對明確”的“度”?在本文看來，不如事先擱置這一爭議，而就全部管理學知識做一番考察，不論它是明確的還是幾乎完全不明確的。

在管理活動領域，存在著大量的“普適性”之外的管理知識，這些知識同樣對于人類的管理活動非常重要。迄今為止，還沒有任何人敢于宣稱，只要掌握了現今主流管理學教材中的理論就完全能勝任實際的管理工作――這是因為還存在著大量的實用的、不可言傳的直覺性知識，還存在著大量的有關管理實踐的藝術。管理學的一門常規分支，可以宣稱只研究其中的一部分，但以管理學本身為研究對象的“元管理學”就不能不以全部的管理學知識為研究對象。

究其源頭，求知的最終目的是求得人類更好的生存。既然直覺的、不明確的、藝術性的知識在管理領域中具有相當的實踐價值，管理學就不應將研究視角總是固定在可以重復、可以驗證、可以明確表達的知識上，作為對管理學自身進行反思的“元管理學”更應將研究范圍擴展到全部的管理學知識領域，惟其如此，才能實現反思，才有可能在反思的基礎上發展管理學自身。

(三)元管理學的研究內容

如前所述，認為“管理學是研究管理實踐中普適規律”的觀點實際上是對管理學研究的一種“應然”規定，它限制了管理學知識的來源，同時決定了對管理學知識真實性的檢驗手段――這種檢驗手段就是基于大樣本的所謂實證主義方法。這樣一種觀點顯然不為管理學界大部分學者所接受，管理學的全部知識域中無疑包含著人文、藝術的成分，那么這部分知識的來源是哪里?它產生的機制如何?這部分知識和所謂普適性規律二者之間的關系如何?上述問題正是元管理學關注的核心問題――它本質上是一個認識論問題：元管理學研究管理學知識的性質、來源和產生的機制，以及對管理學知識的可靠性和客觀有效性進行檢驗。

哲學上傳統認識論的發展經過了三個階段，一是關于認識的性質、前提和基礎等問題，近代哲學對這類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具有本體論哲學的特點；二是認識的來源、過程和機制即認識的發生學方面的問題；三是認識的可靠性、真理性、確證性和客觀有效性等知識論問題。

具有本體論哲學特點的認識論以洛克的經驗論、休謨的懷疑論以及康德哲學為代表。洛克的經驗論以承認對象的客觀實在為前提，而休謨則質疑對象的實在性，他認為，“我們所確實知道的唯一存在就是知覺……除了知覺之外，既然從來沒有其他存在物呈現于心中，因此我們永不能由知覺的存在或其任何性質，形成關于對象存在的結論”。閻康德認為，一個具有先天認知能力和形式的先驗主體是認識的中心，康德以此來解決認識的本性和來源問題，從主體的認知能力來劃定認識的范圍和可靠性，認識就是主體運用先驗的感性直觀形式和知性范疇對感性材料、表象進行綜合整理而得來的。

在現代科學和哲學看來，由于傳統認識論中的命題不能被經驗所證實或證偽，因此這一研究思路逐漸被淡忘，關于認識的來源、機制等認識發生學問題被逐漸經驗科學化。20世紀重視認識論研究的哲學家都不同程度地表現出使認識論問題經驗科學化的傾向。現代西方哲學大多把科學發現和認識發生問題看做經驗心理學問題。當代認知心理學、腦科學與人工智能、神經生理學等新興學科也都體現了認識發生問題的經驗科學化傾向。

與此同時，哲學認識論發展的另一條進路是科學哲學，即將科學作為研究對象，關注科學發現和發展的方法和邏輯、科學與非科學的劃界、知識的檢驗及其標準、科學知識的演進和模型方面的內容，把認識論轉向對科學認識論和方法論的研究。

基于以上考察，本文將以上認識論研究的兩種思路應用于管理學，將對以管理學全部知識為對象的元管理學研究劃分為以下兩大部分：

(1)從管理學認識的心理學發生機制上研究管理學知識的性質、來源和產生機制?，F代的認知神經科學已經可以從自然科學的角度部分揭示認識的來源、過程、機制與結構問題。認知神經科學是在腦神經科學(Neuroscienee)和認知科學(cognitive Science)的基礎上發展而來。

在認知神經科學產生之后，一些社會科學家試圖使用認知神經科學的手段研究社會科學問題，取得了豐碩的成果。2000年12月，在普林斯頓大學的一個研討會(Princeton workshop on NeuralEconomic)首次使用了神經經濟學(Neural Economic)名稱，并在以后的時間內逐步被廣泛認可。與神經經濟學相對應，中國學者馬慶國提出了神經管理學的概念。

顯然，認知神經科學作為一種有效的手段，既然可以研究被管理者的神經心理因素，也就毫無疑問地可以研究管理者的認識來源、產生機制和結構，后一研究就是元管理學所關注的。因此，借助于認知神經科學，我們就可能回答管理學知識中的直覺、意會性知識的來源，及其在管理實踐中被應用的情況。這就是從管理學心理學發生機制上研究管理學科的性質、來源和產生機制。

(2)從對管理學知識的檢驗與確證方面來研究全部管理學知識的體系結構。在知識問題上，當代哲學思潮的特點是“不考慮心靈怎樣或是否可以真正認識外部世界的問題，而是一開始就預先假定，我們已經以各種方式獲得了知識，并且在任何情況下能去認識這個世界”，從而問題就變成了這種知識的發現和證明的邏輯的問題。

這一觀念影響到各種元理論，具體到元管理學，它的基本問題就不是我們能否獲得管理學知識，而是預先假設我們能夠認識管理實踐，管理學知識可能存在或已經存在，而無論它們以什么知識形式存在。我們的任務是通過描述這種既包含普適性規律又包括特殊的人文藝術因素的知識，是如何在實踐中被檢驗、確證與應用的，從而探查這些不同類型的管理學知識是怎樣在管理實踐的過程中被邏輯地組合成一個有機的管理學知識體系的。

眾所周知，當前的主流實證管理學早就確定了知識的“檢驗標準”，這就是形成假設、獲取數據、檢驗假設的一致性等一系列規范的步驟，毫無疑問，如果遵循如此嚴謹的操作，得到的將是“真知識”。然而，這一套操作可能是獲得“真知識”的充分條件，但不一定是“真知識”的必要條件。在管理知識領域，相當多的意會性知識也是“真”的，或者說在一定條件、一定的范圍內是“真”的，但是這些“真知識”很難通過如此一套標準。例如，意會性知識在這套操作的起始階段，即“形成假設階段”就會有很大的麻煩，意會性知識在很多情況下難以形成表述清晰、邏輯嚴明的假設。主流西方管理學因為這些意會性知識的麻煩，斷然將其排除在主流管理學研究范圍之外。主流管理學盡管“主流”，但也只屬于管理學研究的一個流派，這樣做無可厚非，但如果一定要堅持“主流帝國主義”，將其作為一種通行標準強加到其他研究范式上，則欠妥當。元管理學既然以全部管理學知識為研究對象，就還需要考慮普適性之外的地方性、本土性、個性化的管理知識，根據其在管理實踐中被應用的情況，為各類管理學知識確定“真”的標準。

三、元管理學對于中國本土管理研究的意義

如果管理學是一門純粹的自然科學，就不會存在本土管理學――本土管理學之所以存在，正在于它是普適與特殊、科學與人文藝術的混合體。假如丹寧布靈(Dannenbring)的觀點正確，管理學研究

的目標如果是追求單一的普適性的理論體系，則本土管理學從根本上就是一個錯誤的命題。因此，本土管理學所以存在、如何存在及其研究方法論正與管理學的學科屬性、學科結構等密切相關，而這正是元管理學的研究主題。

在2009年第二屆“管理學在中國”學術論壇上，北京大學鞏見剛(2009)提出，管理學不是嚴格意義上的科學，因此管理學研究中發現的規律很難保證有普適性和重復性。華南理工大學張樹旺(2009)在《普適性與民族性的真正對話的開始――“管理學在中國”論爭的方法論意蘊》中認為，科學主義管理是以實證研究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點是嚴格的科學性、普適性和邏輯性；人本主義管理學以解決實際管理問題為研究底色，其研究特點是藝術性、民族性和有效性。此雙方近20年來(實際上為100多年來――本文注)互為詬病，難以對話，這一學術對立源于“管理學既是科學又是藝術”或者“管理學的普適性與非普適性”的經典命題。

情境化是著名管理學者徐淑英教授(2008)所首倡的一個概念，徐教授對情境化的定義非常簡明：情境化(contextualization)是指將研究置于一定的情境中。徐淑英認為，情境化在管理研究中越來越重要，它是在中國進行本土研究的關鍵要素。徐淑英教授指出了情境化的4種方法，第一種方法是決定研究什么，即研究者不僅應該關注已有的(西方化)主題，而且要問一些中國的公司，管理者和員工所特有的或重要的正確的問題。第二種方法是理論的情境化，即將西方理論和假設進行適當的修改使之適用于中國的環境。第三種方法是測量工具的情境化，使在西方環境下開發的構念在中國情境下仍然是有意義的。第四種是方法論的情境化，就是在中國情境下使用新的方法論來觀察、記錄和分析數據。

篇2

【關 鍵 詞】/管理二重性/自然屬性/社會屬性/共性/個性

【 正 文 】

管理二重性理論，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有中國特色企業管理學的理論基礎。只有正確理解和運用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從西方企業管理中分離出它所蘊含的同社會主義管理具有共同屬性、應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內容；才能真正地處理好批判與繼承、學習與獨創、引進與吸收之間的關系。然而，我國管理學界對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論存在一種誤解，這種誤解成為我們引進先進管理的理論障礙。

在我國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一般把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論概括為“一方面具有與生產力、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自然屬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與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相聯系的社會屬性?！保? ］即“任何社會的企業管理都具有二重屬性：管理的自然屬性和管理的社會屬性。管理二重性分別表現為合理組織生產力（指揮勞動）以及維護和發展生產關系（監督勞動）兩種管理職能?！笓]勞動’……表現了管理的自然屬性。監督勞動’……表現了管理的社會屬性?！保? ］這種管理理論簡單地把自然屬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屬性，是我們可以向資本主義企業管理學習和借鑒的部分；把社會屬性等同于資本主義管理的特殊性或階級性，是我們應批判和拋棄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屬性的觀點，離開了馬克思的本意，是對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論的誤解。它阻礙了我們充分地學習和借鑒西方企業管理中一切有益的東西，尤其是社會屬性中的先進經驗，從而不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理論體系。

其實，“管理的自然屬性”這一概念在馬克思和列寧關于管理二重性的論述中并沒有出現過，它只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加進去的。在馬克思看來，管理本質上是對共同勞動的指揮和協調，是對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還是勞動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時，對管理的二重性是這樣論述的：“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不過它具有二重性?！保? ］馬克思還指出：不能“把從共同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混為一談?！彼J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質，表現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會的經濟關系制約的。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的二重性表現為：一方面，它是一般勞動過程本身所必要的條件，是生產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條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資本主義攫取剩余價值的生產目的的制約，受資本主義價值增殖過程的性質制約。因此，馬克思所說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職能”同“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的“特殊性質”之間的關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與個性之間的關系。結合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列寧認為，無論從國民經濟總體來看，還是從企業的局部來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較大規模的共同勞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同時，它又是 維護生產資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條件，是一定生產關系的體現。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企業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資本主義企業管理與社會主義企業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處。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羅制，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學成果，它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于我們把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保?］

至于指揮勞動和監督勞動，馬克思和列寧也有過論述。人所共知，列寧不止一次地論述過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監督的重要性。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質量檢驗、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監督。這些方面同資本主義管理無疑存在著共性。對于“指揮勞動”在馬克思的論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資本指揮勞動”、經理和監工“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3］（23.367～369）。而且認為，指揮和監督勞動既可以是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的性質引起的職能”，也可以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單純的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對立所引起的職能”［3］（25.433 ）。由此可見，指揮勞動的職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屬性”，同樣可以具有強烈的階級性；而“監督勞動”即“管理的社會屬性”中也有其共性。

因此，本文認為，對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論應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所謂的“自然屬性”或叫組織技術屬性更為確切，是解決企業經營過程中的組織與分工協作關系，主要是發展生產力。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企業管理在組織技術屬性方面沒有區別。與生產力相聯系的決不限于其自然屬性或其技術方面，合理組織生產力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的職能。

第二，管理的社會屬性除了包括有與社會制度、生產資料所有制等相聯系的階級性之外，也包含著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現在：（1 ）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屬于市場經濟，而且都是現代市場經濟，以現代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企業管理理論必然有其共性。（2 ）企業管理本質上是對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質則是社會性的，其社會性包括兩部分：一是對抗的階級在物質生產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利益關系，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二是反映著人的一般社會性，如社會交往、友誼、自我價值觀、歸屬感等。這正是近年來西方企業管理的重點，我們應加以借鑒、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僅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屬性，認為這才是可以借鑒和吸取的東西，那就會阻礙我們從管理的社會屬性中吸取有益的東西。

總之，如果我們把企業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屬性，把生產勞動過程看成是單純的技術過程而忽略其社會性方面。這樣一來，就不僅否認了生產力的組織與調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時否定了生產關系與企業文化、上層建筑的調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這三個方面，現代西方企業界都在不斷地進行著重大的調整與改革，甚至從社會主義企業管理中吸取許多重要經驗而在管理現代化方面走在我們前面。如果我們不能引進現代管理，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我們在徹底拋棄那種認為只有管理的自然屬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觀念的時候，更應該在管理的社會屬性中去研究管理的共性?，F在我們管理落后，主要還表現在管理的社會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會性方面把握現代先進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論，才會在管理技術方面達到先進的水平。

【參考文獻】

［1］社會科學大詞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633．百科要覽上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700．

［2］中國企業管理大百科全書，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 1990．156．

篇3

關鍵詞：管理學 中國管理學 西方管理學 方法論

1.當前中國管理學研究的趨向

當前中國管理研究的趨向，是以中國管理思想為核心，探求其現代價值。大量的工作在厘清古代管理的思想、原則、宗旨以及對這些素材做出當下的解讀，并比照西方管理思想，探討其異同或優劣。其著力點在挖掘思想、解釋思想，其最高成就在成就一個兼容并包的管理思想體系。

東方管理學創始人水構建“以人為本、以德為先、人為為人”的三大理念，并把它作為東方管理學的理論精髓，形成治國、治生、治家和治身的“四治”體系和包括人道、人性、人緣、人謀和人才的“五行”管理理論，其終極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和貴”、“中和”與“和合”。

胡祖光采用文獻梳理的人文研究方法，在《東方管理學及其在管理理論連續譜中的地位》中，將管理世界的對象分為人、物、組織三個元素，將管理理論分為以人為中心的管理、以物為中心的管理和以組織為中心的管理；并以此為依據對孔茨的“管理理論叢林”進行了新的解讀；將泰勒的科學管理理論、韋伯的官僚組織理論、法約爾的組織理論、梅奧的行為科學理論、馬斯洛的人類動機理論等一一與之對應。按照人文研究的思路，胡祖光分析了中國管理學的思想，將中國管理學分為“納言”、“用人”、“治法”、“處事”、“教化”五個部分。

2.當前中國管理學研究存在的問題

2.1西方管理學理論與方法在中國的本土化研究評析

基于管理學的社會人文性質，西方管理學理論與方法在中國的本土化問題不可回避。而迄今現有的管理學理論著作絕大部分都是以西方社會和西方企業市場為對象的產物。這些全盤西化的管理學研究最大問題是，缺乏對中國本土化管理的研究和解讀，甚至完全以西方管理代替中國本土化管理。并且，在管理實戰中隱藏著經濟人、機械人的簡單假設，即依賴收入決定行為、刺激輸入決定績效輸出的單一因果關系，管理學是理性的實證科學，其實際應用與文化背景完全無關，西方理論和工具可以完全照搬運用。

2.2中國傳統管理思想與西方管理學理論方法的現代結合研究評析

為數不多的中國式管理學派學者，在沒有搞清楚中國傳統文化源流以及體用關系之前，就盲目地把西方系統科學的數理方法和管理概念與中國古代的系統哲學作機械性粘貼。因此，目前國內大多數中西結合式創新管理理論實際上是對中國幾千年博大精深學問的粗淺，它既不能如實再現中國古代圣賢的管理智慧，也無法與源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現代系統科學和管理理論相接駁， 因而產生了一系列問題：

3.管理學研究的方法論問題

在管理學方法論上歷來存在“科學主義”與“人文主義”的分野?？茖W主義認為管理學的研究完全可以采用自然科學的一套方法，將管理現實類比于客觀自然的因果定律；人文主義則主張對管理對象進行深入理解，不輕易做出超出情景的定律。孔茨所謂“管理理論的叢林”正反映了這種方法論上的區別。

中國管理學與西方管理學的差異性和著重點在管理活動中的社會屬性，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決定了二者在社會屬性方面的差異。對社會屬性進行研究，不必一定采用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

自20世紀50年代以來，實證主義的思想一直在社會科學中占據舉足輕重的地位。實證主義認為現實世界是客觀的，由于客觀規律和事實的存在，使我們對研究對象可以進行科學的測量，以此來解釋、預測變量間的因果關系。近代社會科學正是在實證方法論的指引下，才脫離了哲學和人文科學的限制，開拓了一片全新的土壤。

對于管理現象而言，管理思想和文化并不只存在于書本之上、典籍之中，這種思想和文化已經深深滲透進具有本土特色的管理實踐中。人不再生活在物質宇宙中，人生活在一個符號的宇宙之內。語言、神話、藝術和宗教是這個世界的部分。它們是不同的絲線，編制了一幅符號之網，人類經驗糾結之網。人類在思想和經驗方面的一切進步，改良和加強了這個網。而管理思想和文化作為“客觀之網”是可以用實證主義方法加以研究的，離開當代豐富的管理實踐和成熟的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中國管理學的發展將受到極大的限制。

4.中國管理學研究的全球意義

到目前為止，中國管理學仍然處于不穩定、不成熟的提出階段，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傳統管理文化與管理科學不相容。大樹比喻所提供的框架，可使二者在認識上從不相容走向互相促進。人本主義研究范式的提出，不僅有利于整合中國管理學的認識框架，從而為中國管理學的構建提供啟發；而且有利于在更加全面和更為深遠的歷史和時代背景中， 重新審視中國管理學的全球意義。

在泰羅發起科學管理運動之前的漫長時期，西方世界中的管理學研究，其研究對象主要是管理實踐中的藝術和哲學元素，主要采用人本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哲學與準哲學研究方法。泰羅的科學管理的意義在于使管理學研究開始將研究對象集中于管理實踐中的科學元素，并開創性地引入了理性主義加實證科學的研究規范，逐漸形成了科學主義范式。接下來100 多年的西方管理學主流研究，在遵循和完善這一范式的同時也徹底放棄了哲學研究方法。雖然管理實踐呼喚管理學界對哲學元素和藝術元素展開研究，并期望將其與對科學元素的研究合為一體，但是科學主義范式所固有的內在局限，使得哲學元素被長期排斥在管理學研究的認識視域之外，藝術元素也只是作為科學元素的附屬品而零散地出現在管理學研究的對象范圍中，成為一種可有可無的點綴。管理實踐的現實需要，也吸引了一些西方管理學者，如德魯克和圣吉從人本主義的視角出發，用管理活動中的社會、文化內涵，揭示管理實踐中的哲學元素和藝術元素。然而，他們雖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科學主義范式的認識局限，甚至有所突破，但是卻并沒有達成科學研究方法與哲學研究方法的綜合，沒有實現人本主義、理性主義和實證科學的結合。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在于，這些學者沒有建立包含科學、藝術和哲學這3種元素在內的統一的管理學認識框架，也就沒有在此基礎上提出管理學研究的人本主義范式。

任何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傳統文化，其中都包含獨特的傳統管理文化。管理科學與各國傳統管理文化的接觸，似乎也可以產生諸如“印度管理學”、“日本管理學”和“韓國管理學”等不同的管理學體系。對一種傳統管理文化及其當代管理實踐進行的研究，如果限定在科學主義范式中，只能產生出國別或地域意義上的管理科學的不同分支或學派，必然同樣地回避人的主體性和完整性，摒棄管理實踐中的哲學元素和藝術元素，不能達成其傳統管理文化與管理科學的內在整合。中國管理學之所以有可能突破科學主義范式，避免成為一種僅僅是國別或地域意義上的“某國管理學”，是因為中國傳統管理文化具有獨特的管理內涵――中國傳統管理文化在哲學的層面上把握住了戰略這個管理的核心內涵。

參考文獻：

[1]羅紀寧.創建中國特色管理學的基本問題之管見[ J].管理學報， 2005， 2（ 1）.

篇4

關鍵詞：商業銀行；傳統管理觀；辯證管理觀

1商業銀行辯證管理觀探析

1.1發掘“辯證”一詞的含意

按《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辯證”有兩層意思。第一層意思是：作動詞，意為“辨析考證”：如反復辯證。也作“辨證”。第二層意思是：作形容詞，表示“合乎辯證法的”：如辯證關系、辯證的統一。在理解這兩層意思時，我們應注意如下幾點：

首先，“辯證”作“辨析考證”理解時，“辯證”同“辯證”。從哲學角度分析，“辯證”所指的“辨析考證”，是人們對自然界、人類社會與人的精神三大領域的人或事物自身進行直接地或通過相關文獻資料進行間接地反復辨別、分析和研究以探求事實的過程，是主觀見之于客觀、客觀又見之于主觀的“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的螺旋式上升的認識過程?？梢?，“辯證”一詞背后隱含的是在可知論基礎上的唯物主義認識論。

其次，“辯證”是直接與辯證法相聯系的?！稗q證法”是希臘語“dialego”的漢語譯文，原意為談話、論戰的技藝。后指與形而上學相對立的、專門研究世界普遍聯系和發展變化規律的哲學學說。辯證法在發展演變過程中先后出現了古代樸素辯證法、以黑格爾為代表的唯心辯證法和馬克思的唯物辯證法三種基本歷史形式。其中，只有唯物辯證法是客觀物質世界的發展規律和認識發展規律的正確反映。

1.2透視辯證管理觀

當前學術界對管理的研究大多是沿著美英等國的管理思路進行的，而對辯證管理方面的研究很少?？傮w來說，關于辯證管理現有的論述主要可概括為三類觀點：

第一類觀點是從管理實踐中挑出幾個諸如“疏”與“堵”、“寬”與“嚴”、“剛”與“柔”等具有辯證關系的詞并加以簡略分析，于是便稱之為辯證管理。如果這能夠稱為辯證管理的話，那么中國古代《管子·正世》篇中所言“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反映出的“變革”與“穩定”之間的關系也可稱為辯證管理。實際上，管理過程中偶然閃現出的辯證管理思想火花并不等于辯證管理。

第二類觀點是從中國傳統中醫學“辨證論治”或“辨證施治”理論延伸出辯證管理，并認為“醫人醫國”，“其道一也”。按傳統中醫學觀點，“證”通“癥”，“辯證”的意思就是根據中醫學理論，運用四診、八綱等方法，辨別各種不同的癥候，以做出正確的診斷?！笆┲巍被颉罢撝巍?，即根據辨證的結果，針對病情，確定治療原則，選擇恰當的治療方法?？梢姡孀C施治在診斷和治療上體現了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特點，也在一定程度上再現了上文所分析出的“辯證”的兩層含義。但值得注意的是，辨證論治本身并不是辯證法和認識論，更不是辯證管理的思想源頭與方法論基礎。

第三類觀點是從馬克思辯證唯物論和管理二重性原理出發，認為辯證唯物論是辯證管理學的方法論基礎，管理二重性原理是辯證管理學的思想淵源，并且辯證管理學是以管理過程中的一般性（自然技術關系）和特殊性（社會關系）及其對立統一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綜合性管理學。仔細推敲后，很容易發現這種觀點有兩點不足需要指證。

首先，該觀點所提出的“辯證唯物論是辯證管理學的方法論基礎”的論斷具有一定片面性。因為唯物主義是研究世界物質本性的，而辯證法是研究世界的聯系、運動、變化、發展的一般規律的，這兩部分結合起來才會形成科學、完整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按唯物主義和辯證法的結合方式可以形成側重點不同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其中，一個是辯證唯物主義，另一個是唯物主義辯證法。前者在承認世界普遍聯系、運動和變化、發展條件下研究世界的客觀物質本性，后者在堅持世界客觀物質本性基礎上研究客觀物質世界的普遍聯系和運動、變化、發展的規律。作為一種客觀存在，管理所應該研究的是如何通過認識、把握和利用管理主體、客體及管理中介的普遍聯系、運動、變化與發展的規律以實現既定目標，而不是在普遍聯系、運動、變化和發展中研究管理主體、客體與管理中介的本性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從這個意義上講，與其說辯證唯物論是辯證管理學的方法論基礎，還不如說唯物辯證法是辯證管理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重要基石。這是其一。其二是，該理論雖然以辯證唯物論為方法論基礎，但沒有意識到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唯物主義歷史觀也是構成辯證管理的世界觀與方法論基礎的另外兩塊重要基石。因為管理作為一種人類特有的社會現象，具有相當的復雜性。所以，這就決定了我們必須在唯物主義認識論指導下透過現象把握本質，必須在唯物主義歷史觀指導下用唯物辯證法三大規律及相關范疇對管理二重性，即管理的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進行辯證分析和研究，從而才有可能使管理走出令管理學界千夫所指的管理理論的“叢林”、擺脫管理中的困惑。

其次，該觀點僅僅是對創建辯證管理學的一種理論構想，并未涉及如何建立辯證管理學、如何把辯證管理理論應用于具體的管理實踐等內容，所以，其對具體管理實踐的指導性和實用性較差。

商業銀行欲在激烈的競爭中生存發展，首先要改變原有觀念，并樹立商業銀行辯證管理觀，即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唯物史觀基礎上，以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唯物主義辯證法作為方法論基礎，認識、把握和利用管理與生產力相聯系的自然技術屬性方面的規律、與生產關系相聯系的社會屬性方面的規律，以及管理與上述兩大規律之間的辯證規律，從管理二重性的辯證關系角度研究提高管理效率的管理方法，以保證管理目標的順利實現。

2商業銀行傳統管理因缺乏辯證管理的優勢而陷入雙重困境

客觀地說，無論是對一般企業進行管理，還是對商業銀行進行管理，都具有對生產力進行管理和對生產關系進行管理的二重性。若在管理過程中能夠堅持辯證管理觀，即在兼顧對自然技術屬性進行管理的同時，兼顧對社會關系屬性進行管理，并處理好二者的辯證關系，則這種管理才是科學的。否則，管理在理論或實踐方面很容易陷入這樣或那樣的困境。

2.1商業銀行管理思想的三次革命沒有使銀行真正擺脫理論方面的困境

隨著商業銀行的不斷發展變化，在不同時期的銀行家對安全性、流動性和營利性的認識和取舍也不斷發生變化，從而引起商業銀行的管理思想與管理理論也隨之發生變革和更新。在此過程中，商業銀行管理雖然經歷了以商業貸款理論、資產轉換理論和預期收入理論等為代表的資產管理理論、20世紀60-70年代出現并占統治地位的負債管理理論和20世紀70年代中期出現并延續至今的資產負債綜合管理（以下簡稱為資產負債管理）理論三次管理思想的革命，但是這三種理論都是從管理的自然技術屬性角度分析銀行管理的，也都不約而同地忽視了從管理的社會屬性角度對銀行管理的研究，所以是具有片面性的。不僅如此，這種銀行管理思想與管理理論上的片面性，導致資金池法、線性規劃法和財務規劃模型等以資產或負債為內容的具體管理方法也會加強和延伸這種片面性。其實，這只是商業銀行管理理論的困境之一。

商業銀行管理理論的另一個困境就是，現行的諸多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方面的教科書不只是單方面從管理的自然技術屬性來研究銀行管理，而且還把銀行經營運作中技術性聯系很強的業務人為分割開來并機械地加以研究。比如，商業銀行（經營）管理教科書中常見的情形就是，把資產管理、負債管理和流動性管理分別分成不同章節講述；還有就是把商業銀行貸款管理和企業信貸風險管理也分別分成不同章節進行研究，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作為一種研究方法，對某個論題像“解剖麻雀”般地“分而析之”本無可厚非。但是，如果僅僅是把“解剖麻雀”形而上學地加以運用，并且對“解剖麻雀”觀點背后的“個別到一般，特殊到普遍”的哲學要義全然不知的話，那么就有可厚非了。實際上，除了上述資產、負債和流動性管理之間以及貸款管理與企業信貸風險管理之間密切相關以外，商業銀行管理中還有其它很多管理項目之間的關系都是密不可分的。我們需要用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的觀點對這些項目進行辯證研究，機械的“解剖麻雀”觀是要不得的2.2商業銀行管理實踐方面的困境

從管理二重性角度來看，如果說現在的一般企業管理由于在自然技術屬性與社會屬性方面偏倚重于一方、缺乏把兩者有機聯系在一起的科學管理理論指導而被稱為“瘸腿管理”的話，那么目前的商業銀行管理就可以被稱為“單腿管理”。因為當前商業銀行不僅缺乏像一般企業管理中人際關系學說和行為科學那樣專門研究人與人際關系的管理理論，而且也沒有反映管理二重性辯證關系的科學理論的指導，在此情況下，經濟中出現以巴林銀行為代表的銀行倒閉事件以及人們發出“不斷下降的競爭力和沉重的監管負擔，正在將商業銀行推向死亡”的感慨，都是不足為奇的。這恰恰是銀行管理實踐方面困境的寫照。

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相比，盡管它們正在奉行的資產負債管理有“單腿性”，但是，我國的資產負債管理依然不可與之同日而語。正如我國有些學者所言：“我國銀行的內部管理基本上還處于資產管理和負債管理階段，沒有真正進入全面資產負債管理階段?！本唧w說來，我國商業銀行管理實踐中的困境主要體現為目前尚無法有效得到解決的一些矛盾。比如，實行能夠體現管理二重性辯證關系的科學管理與缺乏這種科學管理理論指導之間的矛盾，實行全面資產負債管理與某些銀行職員因素質差而讀不懂資產負債表之間的矛盾，實行全面資產負債管理與商業銀行資產管理部門和負債管理部門內部各自為政的矛盾，實行全面資產負債管理對員工群策群力和團隊精神的要求與銀行職工在現有獎懲機制下工作積極性不足的矛盾等等。

3商業銀行實行辯證管理的基本思路和原則

商業銀行要逐步擺脫管理實踐中的困境，應該把辯證管理觀落實到具體的管理中工作，通過具體的銀行業務及相關管理踐行辯證管理觀。在此過程中應遵循如下思路和原則：

3.1商業銀行應該從其自身形成和發展的歷史過程中把握自己的生存規律及將來的發展趨向

構成人類社會的各種要素大致可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由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構成的人類社會基本要素。第二類是由氏族部落、民族、家庭、企業、國家與政黨等組成的人群共同體或社會組織。第三類是包括需要、利益、社會分工和社會交往等在內的運籌性因素。作為一種社會組織，商業銀行應該用普遍聯系和變化、發展的辯證眼光，在人類社會基本要素構架下，在商業銀行與其他人群共同體和社會組織共同發展的歷史長河中，考察商業銀行與其他社會組織與人群共同體如何通過選擇、調動、處置、分工、匹配等手段來發揮運籌性因素的作用，從而由商業銀行發展的歷史軌跡中概括、總結并發現規律，以便為自身的發展提供規律性指導。

3.2建立商業銀行辯證管理的雙中心制

客觀經濟活動過程的辯證二重性決定了商業銀行管理的辯證二重性和辯證管理的雙中心制。如圖1所示，銀行管理自然技術關系和人與人際間的社會關系決定了銀行必須同時以人和工作為辯證管理的中心，處理好以工作為管理中心和以人為管理中心的辯證關系，才能確定科學的領導方式和領導行為，才能做好管理工作。

3.3商業銀行應在不同環境下確定自己的行為準則和行為模型

無論在確定性還是不確定性條件下，商業銀行應該能夠處理好營利性、流動性和安全性三者之間辯證關系，處理好銀行偏好與銀行效用的辯證關系，在此基礎上確定銀行理性選擇行為、行為準則和行為模型。這決定了商業銀行生存和發展的現狀和前景。

3.4在綜合權衡各個管理主體不同管理特征的基礎上合理確定商業銀行的最佳管理策略

商業銀行負債經營和經營對象的特殊性決定了商業銀行管理的特殊性。在一定程度上，銀行的經營對象是銀行重要的管理客體，同時也可能是不同特征的另外其它管理主體的管理客體。例如，商業銀行給生產性企業發放的貸款，既是商業銀行的管理客體，又是作為借款人的生產性企業的管理客體，同時還成為銀行監管、證券監管等部門的管理客體。如圖2所示，銀行對貸款的貸前、貸中和貸后管理的二重性與銀行信貸客戶使用信貸資金進行生產的管理二重性融合在一起，增加了銀行管理的復雜性。這也正是我們研究和倡導商業銀行進行辯證管理的主要原因之一。

（1）按銀行業務關聯度或重要性不同，把銀行業務分為不同的業務群，研究同一業務群內部和不同業務群之間的辯證關系，在堅持“兩點論”和“重點論”前提下，把重要的業務群管理與銀行內部組織結構管理結合起來，對重點業務群的管理交由相關部門進行專項管理。比如，可以把商業銀行市場營銷與金融創新業務合并成為一個業務群，并建立金融產品創新推廣部專門負責這一業務群對老產品的改良和新產品的創造、原有市場的鞏固和新市場的開拓等業務的辯證管理。

（2）處理好以工作對象的銀行業務績效管理與以人為對象的人力資源管理之間的辯證管理關系，在此基礎上建立良好的激勵與約束機制，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與積極性。

參考文獻

［1］楊文士編著.管理學原理（第二版）［M］.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

［2］張金鰲.二十一世紀商業銀行資產負債管理［M］.中國金融出版社，2002.

［3］陳功偉.試論辯證管理［J］.廣東青年干部學院學報，2005，（3）.

篇5

【正文】

管理二重性理論，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有中國特色企業管理學的理論基礎。只有正確理解和運用這一原理，才能真正充分地從西方企業管理中分離出它所蘊含的同社會主義管理具有共同屬性、應予吸取的一切有益的內容；才能真正地處理好批判與繼承、學習與獨創、引進與吸收之間的關系。然而，我國管理學界對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論存在一種誤解，這種誤解成為我們引進先進管理的理論障礙。

在我國經濟學界和管理學界，一般把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論概括為“一方面具有與生產力、社會化大生產相聯系的自然屬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與生產關系、社會制度相聯系的社會屬性?！保?］即“任何社會的企業管理都具有二重屬性：管理的自然屬性和管理的社會屬性。管理二重性分別表現為合理組織生產力（指揮勞動）以及維護和發展生產關系（監督勞動）兩種管理職能?！笓]勞動’……表現了管理的自然屬性。監督勞動’……表現了管理的社會屬性?！保?］這種管理理論簡單地把自然屬性等同于共性、一般屬性，是我們可以向資本主義企業管理學習和借鑒的部分；把社會屬性等同于資本主義管理的特殊性或階級性，是我們應批判和拋棄的。把管理的二重性理解為“自然屬性”和“社會屬性”，以及把管理的共性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屬性的觀點，離開了馬克思的本意，是對馬克思管理二重性理論的誤解。它阻礙了我們充分地學習和借鑒西方企業管理中一切有益的東西，尤其是社會屬性中的先進經驗，從而不利于建設有中國特色的企業管理理論體系。

其實，“管理的自然屬性”這一概念在馬克思和列寧關于管理二重性的論述中并沒有出現過，它只是我們的經濟學家和管理學家加進去的。在馬克思看來，管理本質上是對共同勞動的指揮和協調，是對人的（不管是被他人所管還是勞動者自己管理自己）管理。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時，對管理的二重性是這樣論述的：“凡是直接生產過程具有社會結合過程的形態，而不是表現為獨立生產者的孤立勞動的地方，都必然會產生監督勞動和指揮勞動。不過它具有二重性?！保?］馬克思還指出：不能“把從共同勞動過程的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同從這一過程的資本主義性質因而從對抗性質產生的管理職能混為一談?！彼J為，管理既具有一般性質，表現為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產物；又具有特殊性，是受一定社會的經濟關系制約的。資本主義經濟管理的二重性表現為：一方面，它是一般勞動過程本身所必要的條件，是生產活動中不可缺少的條件；另一方面，它又受資本主義攫取剩余價值的生產目的的制約，受資本主義價值增殖過程的性質制約。因此，馬克思所說的管理二重性是特指“管理的一般職能”同“資本的特殊職能”取得的“特殊性質”之間的關系［3］（23.367～368），也就是共性與個性之間的關系。結合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實踐，列寧繼承和發展了馬克思的這一理論。列寧認為，無論從國民經濟總體來看，還是從企業的局部來看，管理都具有二重性。它是一切較大規模的共同勞動特別是社會化大生產的客觀要求；同時，它又是維護生產資料所有者利益所必需的條件，是一定生產關系的體現。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企業管理，都包含了管理的一般性和特殊性兩個方面。從這個意義上來說，資本主義企業管理與社會主義企業管理按其一般性而言，在某些方面有共同之處。因此，社會主義國家可以批判地吸收資本主義企業管理的“最新成就”。列寧認為：“資本主義在這方面的最新成就就是泰羅制，同資本主義其他一切進步的東西一樣，既是資產階級剝削的最巧妙的殘酷手段，又包含了一系列的科學成果，它分析勞動中的機械動作，省去多余的笨拙的動作，制定最適當的工作方法，實行最完善的計算和監督方法等等。蘇維埃共和國無論如何都要采用這方面一切有價值的科學技術成果。社會主義能否實現，就取決于我們把蘇維埃管理組織同資本主義最新的進步的東西結合得好壞?！保?］

至于指揮勞動和監督勞動，馬克思和列寧也有過論述。人所共知，列寧不止一次地論述過社會主義社會勞動監督的重要性。在現實的社會主義生產過程中，質量檢驗、操作程序的控制，都需要監督。這些方面同資本主義管理無疑存在著共性。對于“指揮勞動”在馬克思的論述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資本指揮勞動”、經理和監工“以資本的名義進行指揮”［3］（23.367～369）。而且認為，指揮和監督勞動既可以是由“一切結合的社會勞動的性質引起的職能”，也可以是由“生產資料所有者和單純的勞動力所有者之間的對立所引起的職能”［3］（25.433）。由此可見，指揮勞動的職能不是什么“管理的自然屬性”，同樣可以具有強烈的階級性；而“監督勞動”即“管理的社會屬性”中也有其共性。版權所有

因此，本文認為，對馬克思的管理二重性理論應明確以下幾點：

第一，所謂的“自然屬性”或叫組織技術屬性更為確切，是解決企業經營過程中的組織與分工協作關系，主要是發展生產力。不同社會制度下的企業管理在組織技術屬性方面沒有區別。與生產力相聯系的決不限于其自然屬性或其技術方面，合理組織生產力本身就是一種社會性的職能。

第二，管理的社會屬性除了包括有與社會制度、生產資料所有制等相聯系的階級性之外，也包含著共同性。其共同性表現在：（1）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屬于市場經濟，而且都是現代市場經濟，以現代市場經濟為基礎的現代企業管理理論必然有其共性。（2）企業管理本質上是對人的管理，而人的本質則是社會性的，其社會性包括兩部分：一是對抗的階級在物質生產過程中體現出來的利益關系，具有鮮明的階級性；二是反映著人的一般社會性，如社會交往、友誼、自我價值觀、歸屬感等。這正是近年來西方企業管理的重點，我們應加以借鑒、吸收。如果把管理的共同性僅僅局限于管理的自然屬性，認為這才是可以借鑒和吸取的東西，那就會阻礙我們從管理的社會屬性中吸取有益的東西。

總之，如果我們把企業管理的共同性等同于管理的自然屬性，把生產勞動過程看成是單純的技術過程而忽略其社會性方面。這樣一來，就不僅否認了生產力的組織與調整方面的共性，也同時否定了生產關系與企業文化、上層建筑的調整方面的共性。而正是在這三個方面，現代西方企業界都在不斷地進行著重大的調整與改革，甚至從社會主義企業管理中吸取許多重要經驗而在管理現代化方面走在我們前面。如果我們不能引進現代管理，我們就會犯極大的錯誤。我們在徹底拋棄那種認為只有管理的自然屬性中才具有共性的觀念的時候，更應該在管理的社會屬性中去研究管理的共性?，F在我們管理落后，主要還表現在管理的社會性方面，而且，只有在管理的社會性方面把握現代先進的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論，才會在管理技術方面達到先進的水平。

【參考文獻】

［1］社會科學大詞典．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1989.633．百科要覽上卷．北京：人民日報出版社，1992．700．

［2］中國企業管理大百科全書，北京：企業管理出版社，1990．156．

篇6

農業經濟管理學科既為我國農業發展提供農業技術和管理技術方面的支持,也提供指導思想方面的理論支持。然而我國現階段的學科研究重點過分強調前者對于農業發展的貢獻,對于后者的研究還停留在空洞性論述上,對于現實作用有限。與之相對應的是,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現狀面臨的是技術管理形式粗放和發展理論粗放的雙重問題。農業的集約發展、可持續發展并不是一個技術可以解決的課題,換言之這是一項系統工程,技術、管理、指導理論缺一不可。另一個重要問題是,由于當前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還比較緩慢,和發達國家相比還存在較大差距,在這種情況下如何應對來自國際上的競爭,加之筆者在第一點中提到的城市化契機中彎道超車,這些也將成為目前我國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研究發展的一個重要課題。

二、農業經濟和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發展的針對性建議

(一)農業經濟發展的針對性建議

正如筆者前文所說,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以下是筆者對這一問題的具體建議。第一,改變原有粗放式的發展思路,認識到農業對于我國經濟的重要性;第二,加大農業基礎設施的投入,加大農業生產工具的補貼力度,加大農業技術的研究投入;第三,促進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發展,促進相關的理論研究;第四,把握時代機遇,創新農業生產模式,實現彎道超車;第五,加快農業與工業和金融業的融合,實現三者的協調發展和互助發展。

(二)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發展的針對性建議

1、實施農業人才培養計劃。首先,國家和有關方面要認識到科研人才的培養重要性,為了推動原有純靠體力和資源投放的粗放型農業發展模式向依靠科技和管理的集約型農業轉變,人才尤其是科研人才在其中起著關鍵作用,換言之人才是推動農業發展的新動力。因此國家要不斷加強對農業經濟管理人才的培養力度,從資金、政策等各個方面加大扶持力度。其次,針對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具體而言,要根據我國農業經濟的發展現狀和現實要求設置科研項目和教學內容,避免陷入形而上學的狀況,要時刻把握理論與實踐緊密結合的原則設置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教學和科研任務,從而將研究重難點的新知識和新技術融入到具體的科研人才的培養上。

2、學科發展差異化。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同經濟管理學科、農業技術學科是有區別的,如果理論研究沒有認清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本質,很容易變成一個四不像學科。那么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實質到底是什么呢？農業經濟管理就是對農業生產總過程中生產、交換、分配與消費等經濟活動進行計劃、組織、控制、協調,并對人員進行激勵,以達到預期目的的一系列工作的總稱,換言之,它是以農業技術為基礎,以經濟管理為背景,通過各種管理手段實現農業生產各個環節的健康發展,它是一個以管理為主技術為輔的綜合學科。因此在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發展研究的過程中要認識學科之間的差異性,實施差異性的學科戰略,即將研究的重點放在農業經濟結構的調整、農業現代化戰略調整、城鄉結構的質性變化三個方面。

3、強調學科間的互補性。一方面,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尤其本身特點,但是也要注重通過經濟管理學科、農業技術學科尋找發展思路;另一方面,隨著我國經濟的全面發展,正如筆者前文所說,農業、工業、服務業三者融合的趨勢日益明顯,在理論研究中也自然要反映這一現實情況,即農業經濟管理學科加強同數學、金融學、環境學、工業工程學等學科的聯系,進一步加強農業經濟管理學科的綜合屬性,使之能夠更好的適應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現實需要。

三、結語

篇7

漁夫文化形成“分”，園丁文化形成“合”，中國歷史上的分與合，其實是漁夫文化與園丁文化之間的變換?！度龂萘x》開篇中說的“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描述的就是這種現象。

當漁夫文化出現的時候，道德就崩潰了，經濟學就成了顯學。人們只知道用一棵經濟學的頭腦去利用、去掠奪、去占有。你也要占有，我也要占有，他也要占有，于是就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的“分”。這么一“分”，就“分”出了春秋戰國和三國時期這樣的亂世。

當園丁文化出現的時候，意味著人們在關注生命的意義。他們在用自己的心靈與大自然對話，他們在理解生命、理解自己的人生。于是，熱愛生活、友愛互助的道德體系被建立起來了，經濟學被還原成一種理財的工具。這樣就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的“合”，這么一“合”，就“合”出了周、漢、唐、宋這樣的太平盛世。

現代管理學其實也是一種漁夫的管理學。與過去的區別在于：現代管理學強調人的行為習慣，強調人的工具屬性。古代的“中國式管理”所鼓吹的厚黑之術、權謀之術，則是為了更有效地使用這種叫做“人”的工具。另外，在我們這個現實的社會生活中，一些無良知的學者奉行的也是漁夫文化：他們認同暴力，崇尚厚黑和權謀。例如，在管理咨詢這個圈子里，一部分專家在兜售各種管理技術，幫助老板們壓榨員工；另一部分專家呢，在指導員工們如何對付老板。他們怎么能夠被稱為管理專家呢？純粹是一群搗亂專家。

可是，真正的管理學是在職場上建立起一種友愛互助的道德體系。老板和員工之間，主管和下屬之間，不再是一種互相利用的關系，而是一種友愛互助的關系。

篇8

摘要:財務管理理論包括基礎理論與應用理論兩大部分,其中應用理論又由與追求經濟效益相關的財務管理理論和與維護經濟利益關系相關的財務管理理論構成。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應遵循從抽象到具體、從簡單到復雜的表述規律來構建,財務管理應用理論則應遵循財務管理實踐活動規律來構建。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財富,財務管理應用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財務管理目標”。

關鍵詞:財務管理;財富管理;本金

一、構建財務管理學理論體系的理論依據

財務管理學是一門既涉及經濟學,又涉及管理學的邊緣性、綜合性學科。該學科的任務,一是要闡明財務管理的種種規定性,即財務管理是什么;二是要揭示財務管理活動的一般規律,即如何進行財務管理。前者屬財務管理的基礎理論,后者屬財務管理的應用理論。

一般來說,基礎理論性學科體系的構建應遵循從抽象到具體、從簡單到復雜的表述規律,即從一個最簡單、最抽象的邏輯范疇出發,通過將形成該范疇時所舍象掉的其他因素逐步地包含進來,再現研究對象豐富的規定性,從而使人們獲得對研究對象具體的而不是抽象的,復雜而不是簡單的,生動的而不是僵死的認識。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的構建同樣遵循上述規律。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的構建方法,并不等同于財務管理基礎理論的研究方法。財務管理基礎理論的研究方法與其體系的構建方法不同,遵循的不是從抽象到具體、從簡單到復雜的表述規律,而是從具體到抽象、從復雜到簡單的思維規律。既然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要從一個最抽象、最簡單的范疇出發,那么,科學地確定這一范疇便成為合理地構建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的關鍵。

與基礎理論的任務不同,應用理論的任務在于指導人們怎樣去做事情,因而,應用理論無疑應具備鮮明的實踐性與可操作性。既然二者的任務與性質不同,其起點選擇與體系構建的依據也就不同?；A理論的起點選擇與體系構建應遵循的是人類思維活動的規律,應用性理論的起點選擇與體系構建應遵循的則是人類實踐活動的規律。

二、財務管理學理論體系研究現存問題

為了構建起科學的財務管理理論體系,有必要對財務管理理論體系研究中現存的問題作一剖析。

1.有關財務管理學的內容構成。我國的財務管理學,迄今為止,其內容構成基本與西方國家的財務管理學相同,大致包括三部分內容。第一部分,總論,闡述財務管理的概念、內容、職能、目標、環境等基本理論問題;第二部分,介紹貨幣時間價值的計算與財務風險的測算等財務管理的基本方法;第三部分,介紹投資決策、籌資決策、股利政策、營運資金管理等財務管理實務處理的理論與方法。其中第一部分為財務管理學的基礎理論部分,第二、三部分則為財務管理學的應用理論部分。財務管理學內容體系存在某些不科學、不完善之處。

2.有關財務管理理論起點的確定。對財務管理學起點范疇的確定,筆者認為,主要存在以下問題。

(1)將復雜的范疇作為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的起點。一些復雜的范疇,比如“財務管理”,被作為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的起點。勿庸置疑,“財務管理”是一個內涵十分豐富,綜合性極強的范疇。它既是資金籌集、資金投放、資金運用和收益分配種種財務活動的總和,也是財務預測與決策、財務控制與監督、財務成果評價與考核種種財務管理職能的總和。有賴于其他一系列范疇才能予以說明的綜合性如此之強的一個范疇是無法充當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起點的。

(2)從財務管理學體系以外尋找起點。比如,將“環境”作為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的起點。環境對事物發展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但決定事物發展的根本原因是事物的內因而不是外因。只有在明了事物的內在規定性、本質的基礎上,才有可能揭示環境對事物發展的影響。這就意味著環境不可能處于起點的位置。

(3)將財務管理假設作為起點。任何科學研究都有一個假設問題。這是因為世間的任何事物都不是孤立自存的,都會與其他事物發生這樣或那樣的聯系,從而使研究對象處于不斷變動的狀態之中。為了使研究得以進行,便需要首先對研究對象所處的環境條件加以限定,這種限定也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假設。然而,如前所述,理論體系的起點并不等同于理論研究的起點,該種觀點的不妥之處就在于將理論體系的起點與理論研究的起點混為一談。

(4)將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的起點與財務管理應用理論體系的起點混同。如前所述,財務管理理論包括財務管理基礎理論與財務管理應用理論兩大部分,二者的性質與功能作用不同,其起點也必然有所不同。

三、現代財務管理理論體系的構建

1.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構建財務管理基礎理論體系,首先要解決的是邏輯起點問題。作為財務管理的對象,有人認為是財產,有人認為是價值,有人認為是資金,也有人認為是本金。而在筆者看來,財產、價值、資金、本金,均是財富的不同社會形式,都可以抽象為財富。

(1)財富及其社會形式。財富是人類為了滿足自身的需要而作用于外部世界所獲得的物質或精神的成果。任何財富的生產都是在特定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特定的生產關系賦予財富特定的社會形式或屬性。撇開社會屬性、社會形式等社會規定性,財富是人類所創造的勞動產品或使用價值。在自然經濟社會,財富直接體現為使用價值,在商品經濟社會,財富的存在形式由直接的使用價值形式轉化為間接的價值形式。股利、利息、工資、稅金等既是財富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同經濟利益關系的載體。

(2)財富運動及其管理活動的多樣性。在社會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中,財富是處于不斷運動、變化之中的,如數量的增減、形態的轉化、產權的變動等等。人們必須把握這一過程,自覺地實施對財富及其運動過程的管理。對為國家所控制的財富進行的管理,就是財政;對為企事業、行政單位等多種經濟組織所控制的財富進行的管理,就是財務。廣義的財務管理,既包括國家的財政管理,也包括事業、行政單位的財務管理。

(3)財務管理目的的二重性。財富不斷地被消費,又不斷地被生產出來。財富的生產總是在特定的生產關系中進行的。財富的生產過程,既是使用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也是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過程。與此相應,進行財富管理必然具有雙重目的:一是追求經濟效益,用既定的耗費生產出盡可能多的使用價值;二是維護經濟利益關系,保證各利益相關者實現各自的經濟權益。

(4)財務管理職能二重性。財務管理的目的不同,其管理的職能也就不同。為追求經濟效益,財務管理被賦予對財務活動進行規劃、調控、評價的職能;為維護經濟利益關系,財務管理被賦予對財務活動實施規范、監督的職能。隨著財富生產、流通規模的擴大及其社會化、國際化的推進,人們對財務活動中經濟利益關系的維護與協調,不再限于經濟組織自身,而是突破單個經濟組織的邊界,逐漸成為國家乃至國際性經濟組織的行為。

2.財務管理應用理論體系。因為財務管理應用理論是對企事業、行政單位的財務管理活動亦即微觀財務管理活動規律性的描述,所以財務管理應用理論體系,實際上也就是企事業、行政單位財務管理理論體系。

篇9

【關鍵詞】會計，科學，辨證

在社會交往中，人會在與別人初次見面的不到一分鐘的時間內建立起對對方的印象，而這種印象也將直接影響到人與人之后的互動。人對事物同樣會有“最初印象”。而根據唯物辯證法的觀點來看，事物總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這種所謂“最初印象”同樣是可以被修改、替代或消除的，但其作用的形式、方式卻是統一的，相對穩定的，不同的是效果。那么，從會計產生以來，人們對會計的“最初印象”又是什么呢？早期的人們認為會計是一門經驗，對經驗的積累形成藝術；中期的人們傾向于將會計與科學聯系起來。會計徘徊在藝術與科學之間。藝術需要靈感，而靈感更多來自先天，靠后天習得的只是熟練與技巧，充其量算作“工匠”。對會計職業的履行需要“職業判斷”，而恰當的“職業判斷”來自平時大量的經驗積累?？茖W包含一些最為基本的公理和原則，將這些公理和原則提煉出來，形成一些“科學化”程序，對這些科學化程序的執行，將會產生“科學”的結果。葛家澍老師2004年還在說：“會計是一門實用性很強的科學?！惫P者也同樣認為：會計是一門科學。

一、從不同角度論述會計是一門科學

（一） 從會計的從屬關系來看會計是一門科學

按照傳統邏輯中三段論的公理：一類事物的全部是什么或不是什么，那么，該類事物中的部分也是什么或不是什么。即：對一類事物的全部推想進行斷定，那么對該類事物中的每一個對象也應該進行斷定。則將得到以下兩個相關的三段論：1、社會科學是科學，管理學從屬于社會科學，則管理學是科學。2、管理學是科學，會計學從屬于管理學，則會計學也是科學。在此基礎上，從狹義的角度僅將會計限定為會計實踐工作，那么，會計學就是指導會計實踐工作的理論基礎；從廣義的角度，將會計拓寬為包括了會計知識學習、會計理論研究、會計教育和會計實踐工作四個方面的一大體系，會計學這門科學也仍然是這一體系的指導。因此，從這兩方面出發可以歸納出：會計是以會計學為指導思想的。又因為會計學是科學，所以可以得出結論：會計的指導思想是科學。進一步可以推導出以科學為指導的會計必將從形式上和內容上符合科學的特征，進而可以得出結論：會計是一門科學。

（二）從藝術角度來看會計是一門科學

說會計是一門“藝術”是指會計不像自然科學那樣有精確的結果，“真實”的凈利潤是不存在的；在資產估價和收益計量過程中需要大量的主觀判斷：按照權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計算凈利潤，因為計提或攤銷方法的不同，會出現不同的凈利潤；按照資產負債表和計量觀的方法，由于不完全市場和缺乏有關未來現金流量的客觀概率，只好采用一些主觀估計，而這些估計會因人而異且可能存在錯誤，在提高相關性的同時降低了可靠性，其結果也不唯一。

一些西方會計學者認為，不能因為會計實務中需要應用執行者的判斷或選擇或者會計計量程序的相對不夠嚴謹而否定會計的科學屬性。沃克等人認為，縱使在自然科學中，人們往往也不可能對所觀察或計量的事物獲得統一量化結論。而且無論是在自然科學或社會科學中，即使應用了非常嚴謹的數理模型和精確計算，對其計量結果的解釋仍然需要應用判斷或者存在著不同的理解。所以，沃克認為，盡管會計計量的精確性和嚴謹性不及其他科學分支，但仍不失為一門科學。關鍵在于，會計應通過改進計量程序和方法增進其科學屬性。

（三）從會計的研究方法來看會計是一門科學

會計理論研究方法主要分為規范研究法和實證研究法兩大類。規范研究法的思路如下：

歸納法的優點是，可以不受預定的模式所束縛，并把理論概念和結論建立在大量現象的基礎上。但是歸納法也有一定的缺陷，即由于個別人的觀察對象與范圍有限，每個企業或經濟組織的情況不同，有關的內在聯系或數據關系也可能不同，從而使歸納概括的結論難免以偏概全。演繹法的優點是可以保持相關概念之間的內在聯系，使理論構建具有邏輯嚴密性。但是，它的推導結構取決于前提命題，如果前提命題錯誤，則整個理論結構都將錯誤。然而，會計理論研究者從未放棄努力使會計研究方法更具科學性。20世紀80年代以來，實證研究法逐漸風靡理論界。實證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搜集研究經驗數據，在此基礎上，驗證一些理論假說或命題，借以建立相應的理論體系。嚴格地說，實證法較接近于歸納法，兩者都必須著重于對現實事物或想象的觀察，以及進行總括性的概括和推斷。但是這兩種方法又存在顯著性區別。歸納法側重于從大量的現象中總結概括出帶有規律性的概念，實證法則更強調以經驗材料或證據來輔證既定概念或命題假說的現實存在或有效性。這三種方法的同時并用正好可以相互補充，使得出的研究理論更具有科學性。

二、結論

包括會計在內，一切學科的理論皆來自實踐并高于實踐。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以至無窮，這是形成任何一門科學理論體系的規律。如同其他各門科學一樣，會計的理論也是一整套有關會計的基本概念，通過對它們之間的關系并提升為對其必然性或不確定性的認識，成為系統的概念、原則體系。理論的認識往往取決于學者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必須指出的是，理論包括一系列假設和從這些假設中得出的結論，把感性認識轉變為理性認識就取決于研究理論的方法論。不管是從認識論還是方法論的角度，會計都在不斷的朝著更科學的方向發展。當今學術界有越來越多的人運用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來研究會計理論。隨著人們對經濟發展和經濟規律認識的不斷加深，會計的科學性也越來越突出。而我們把會計作為一門科學來對待也將更有利于會計的發展。

參考文獻：

[1]李醒民.科學的革命【M】.中國青年出版社，1989.

[2]葛家澍，林志軍.現代西方會計理論（第三版）.廈門大學出版社，2011.

[3]陳今池.西方現代會計理論（第二版）【M】.中國財經經濟出版社，2007.

篇10

位于國家政權組織體系中的某一部分，某一部門之內的監督之維的重要性卻不可忽視，監督是體系良性運轉的重要保證之一，也是對權力進行約束的有效手段之一。從司法管理的主體法院與檢察院出發，監督這一價值取向在法檢兩個系統實施司法管理的自我表述中均有體現。如最高人民法院印發的《關于加強人民法院審判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見》中“審判管理概述”第2條指出:“人民法院開展審判管理，要運用組織、領導、指導、評價、監督、制約等方法，對審判工作進行合理安排，對審判過程進行嚴格規范，對審判質效進行科學考評，對司法資源進行有效整合，確保司法公正、廉潔、高效?！雹佟稒z察日報》則對最高人民檢察院成立案管辦意義表述如下:“高檢院成立案件管理辦公室，對案件實行統一進出口，實現案件集中管理，是檢察機關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強化內部監督制約，提高管理科學化水平，促進執法規范化和透明度，促進公正廉潔執法，提高辦案質量和效率的戰略舉措……案件管理是一項綜合性業務工作，具有基礎性、全局性、戰略性作用。各級檢察機關以提升案件質量為目標，深入推進案件管理機制改革，加大對執法活動的監督制約，強化對檢察業務工作的統籌管理，努力把案件管理工作提高到一個新水平?！雹谠趦筛叩淖晕冶硎鲋?，制衡與監督均得到了彰顯，司法管理活動之實踐本身意在形成法檢系統內部的權力制衡與監督，同時從學科的視野出發，司法管理學自身便具有此種基石性原則，即控權與監督，于實踐性的規則中加以規定是此種基石性原則形成外化的方式和要求。當然有必要在此處指出司法管理學架構下的制衡與監督要注重流程性與系統的協調及對系統的優化，不純粹是一種“嚴苛”意義上的監督及控權論，后文將會涉及，此不贅述。

司法管理學哲學之維———系統論

所謂一般系統理論，研究的是適用于各種系統的一般原則的科學，由貝塔朗菲于1937年首次提出。貝塔朗菲一般系統理論的目的在于應對在基礎理論方面20世紀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社會學等領域同時提出的大量系統問題，克服還原論的局限性，轉變思維方式。一般系統理論在產生后經歷了較快的發展，尤其是20世紀70年代以后，以理論自然科學和數學的最新成果為依托，出現了一系列基礎科學層次的系統理論，使系統研究真正走出工程技術和技術科學的范圍。系統科學是科學思維方式轉變的產物。它體現在多個方面:從孤立地研究對象轉向在相互聯系中研究，從用靜止的觀點觀察事物(存在的科學)轉向用動態的觀點觀察事物(演化的科學)，從強調用分析的、還原的方法處理問題轉向強調整體的處理問題，從研究外力作用下的運動轉向研究事物由于內在非線性作用導致的自組織運動，從實體中心論轉向關系中心論，從排除目的性、秩序性、組織性、能動性等概念轉向重新接納這些概念，從偏愛平衡態、可逆過程和線性特征性轉向重點研究非平衡態、不可逆過程和非線性特征，從否定模糊性轉向承認模糊性，等等。［8］15通過簡要回顧一般系統論的歷史及對其形成至關重要的思維方式的轉變史可以發現，系統研究發端于工程技術和技術科學之中，隨后擴展維度，形成了有關系統性研究的整體性學說。系統論的發端與發展對管理學影響重大，系統管理理論形成于20世紀60年代，其創始人是卡斯特和羅森茨韋克。他們與理查德•約翰遜聯合撰文指出:“組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是在與其環境的不斷相互作用中獲得發展的，因而只有在開放系統的總模式下才能良好地確定組織內外各變量之間的確切關系;同時也指出，由于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關系的動態特征，實際上不可能存在某種能適用于一切組織的方法和模式。因此，按照系統理論研究組織和管理，不僅需要將組織視為一個開放的系統，而且還必須采取權變的觀點，即因地制宜的觀點。”［9］74系統論下的管理學理論可以成為法學與管理學交叉學科的司法管理學的基礎理論之一，也就是說司法管理學應當遵循系統論的要求。由系統論的基本屬性出發考量司法管理的現實操作層面，主要有下述結合點:司法管理的客體指向中的各個部分，各個部門應當是相互依存的，以一定方式及規律進行組織的，而不是孤立分離存在的;管理中涉及的各個部門之間既是獨立的子系統存在，也是隸屬于整體(如，檢察院、法院的整體)的，作為整體組成元素之一得以存在的;司法管理中要明晰層次性，即明晰司法管理的實施主體與“被管理”者之間的層次問題、范圍及效度問題;堅持以動態性來調節司法管理中出現的問題，包括體系建構時出現的抵牾，系統運轉中出現的非可預見性意外，并利用網絡技術和數理統計與概率論及數學建模方式來分析實踐中的案件數據來優化管理結構、管理方式和流程;目前兩高的司法管理實踐所提出的目的是明確的有著現實維度的考量，有著司法實踐上的切實考量，而從整體的視角出發，系統論對于目標給予了極大重視，因為系統運動總是指向一定的目標，同時此種目標需要與各大系統的目標相契合以達到最優解。也就是說司法管理的目標不僅要契合司法管理實施主體所指定的目標，同樣要契合中國整體之下的法治建設的目標。當然，基于系統論下的司法管理學需要避免誤區，也就是上文引述卡斯特、羅森茨韋克及理查德•約翰遜聯合撰文中的“由于各種因素的相互作用關系的動態特征，實際上不可能存在某種能適用于一切組織的方法和模式”。波普爾在評述總體論意義上的歷史學時這樣寫道:“……可以有一種總體論意義上的歷史學，有一種關于‘社會狀態’的歷史學，它代表著‘整個的社會有機體’或者‘一個時代全部的社會歷史事件’。這種觀念出自把人類歷史當做是一條巨大的、包羅萬象的發展河流的那種直覺觀點。但是，這樣一部歷史是寫不出來的。任何一部寫出來的歷史都是這個‘總體’發展中的某個狹隘方面的歷史，而且甚至于就在那個所選的特殊的、不完全的方面，也總是一部很不完備的歷史?！保?0］72同時波普爾在同一書中還對整體主義進行了批判［10］67，整體主義以烏托邦式的綱領建構一切，卻忽略了很多時候結構的建立、原則的生成、規則的建立是經由一個試錯過程才得以完善并加諸了持續不斷地進行修改的可能才最終維持了整體存在。系統管理學要避免歷史視野中的整體論觀念及實踐中的烏托邦藍圖。以系統論為基石之一的司法管理學同樣要避免出現界限的嚴合與系統的封閉，而應當尋求開放的系統，尋求開放系統自身與環境間有可以滲透的界限，并維持動態的平衡與內部的穩定狀態。

司法管理學管理學之維———歷史與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