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范文

時間:2023-10-10 17:43:10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勞動力市場靈活性,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摘要:勞動力市場靈活性與安全性的合理平衡是實現效率與公平相統一的必然要求。我國勞動力市場制度偏重正規就業保護,面臨著如

>> 樓繼偉:要提高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 靈活性與安全性的兩難抉擇 我國勞動力市場靈活化改革歷程及效果分析 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矛盾及對策研究 淺析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與靈活就業研究 我國勞動力市場政府干預的變遷路徑與發展趨勢 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與“蟻族”現象的分析研究 我國勞動力和能源與經濟增長的相關性研究 論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 我國勞動力市場歧視現象淺析 我國勞動力市場結構性失業現狀、原因及對策分析 轉型期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結構性失衡及對策研究 市場經濟下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與開發 匯率靈活性對我國經濟穩定性的影響研究 匯率靈活性 對我國經濟的影響分析 淺析經濟危機對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影響 我國勞動力市場歧視的后果及啟示 我國城鎮從屬勞動力市場上“逆向選擇”問題的研究 勞務派遣在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現狀淺析 我國高校教師勞動力市場的薪酬分析 常見問題解答 當前所在位置:,2011—05—28.European Commission.Employment in Europe 2006.Luxembourg,Office for Publication,2006,p2.OECD.Economic Surveys:The Netherlands,Paris:OECD,2004,p4.OECD.Labor Statistics.Paris:OECD,2001,p.42.Visser,J.and A.C.Hemerijck.,A Dutch Miracle:Job Growth,Welfare Reform and Corporatism in the Netherlands. Amsterdam,Dutch: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1997,pp.23—42.

于艷芳:《歐盟勞動力市場靈活保障模式研究》,河北大學2012年博士學位論文,第116頁。

李小瑛、趙忠:《城鎮勞動力市場雇傭關系的演化及影響因素》,《經濟研究》2012年第9期。全國總工會的《國內勞務派遣調研報告》表明:我國勞務派遣工已達到6000多萬人,約占城鎮就業人員的20%。(參見管亞東:《媒體稱全國勞務派遣工6千萬 任意濫用現象嚴重》,.參見杜曉:《構建社會保障體系需明確政府相關部門責任》,《法制日報》2011年11月23日。

篇2

關鍵詞:就業理論、失業問題、二元結構

我國是世界上最大的農業國,在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農村數以億計的剩余勞動力需要轉移,城鎮每年還有1000多萬新成長勞動力需要就業。長期以來,我國保持較高的經濟增長速度,依靠經濟擴張帶動就業,但是,經濟增長的就業彈性系數持續下降,保持現在的經濟增長速度,每年新增就業崗位也不足解決我國的就業問題。同時我國又進入就業結構調整時期,多種因素交匯,更增加了就業的壓力。首先是國有企業深化改革,減員增效,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所導致的上千萬下崗失業人員要尋求再就業;其次是入世以后,根據WTO的有關協定,我國將在一定程度上開放糧食市場,僅考慮增加3%的糧食進口,也將減少農業就業機會上千萬個,農村勞動力新增轉移在目前每年2000多萬基礎上還將繼續增加;再次是面對入世后的激烈競爭和改革的深化、現代企業制度的完善,劣勢企業將加快退出市場的步伐,根據有關統計資料,全國僅需要退出市場的資源枯竭的礦山和大中型企業涉及的在職職工就達近千萬人,這部分人員也將面臨著再就業的問題;第四是科學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將會在短期內出現對普通勞動力的排斥,對就業產生消極影響;最后是機關、事業單位改革,也將向勞動力市場釋放勞動力。

問題的嚴重性尚不僅僅如此,我國不僅存在著就業總量的矛盾,而且就業的結構性矛盾也非常突出。低素質勞動力的大量的存在,已經嚴重地影響到了經濟結構的調整和企業改革的深化。就業問題已成為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最大挑戰,就業問題解決的好壞,直接關系到人民的切身利益,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直接關系到社會的穩定和國家的安危。因此,深入研究失業理論以及促進就業問題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極為重大的現實意義。

關于就業問題,一直是西方經濟理論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問題。雖然我國失業問題的產生具有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特殊原因,但是,西方主要的就業理論對解決我國的失業問題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本文中我們將對西方主要的就業理論進行評述,以期為解決我國的失業問題提供一些有參考價值的結論。

劉易斯的就業理論的啟示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劉易斯認為,發展中國家經濟的一個典型特征是不象發達經濟那樣存在著統一的勞動力市場,發展中國家經濟中存在二元結構,即存在一個相對先進的工業部門和一個相對落后的農業部門。農業中的勞動邊際產出處于維持生存的工資水平,在一個確定的高于農業勞動者平均收入的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下,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這樣,必將壓低工業部門的工資,工業資本家獲得超額利潤。工業的積累和擴張,不斷吸收農村中剩余勞動力,隨著農業勞動力的減少,農業勞動的邊際產出提高,農業勞動者收入與工業勞動者收入相等,這是一個國家經濟重要的轉折點,它意味著,在一確定工資水平下的勞動無供給結束,就業問題最終得以解決。

由此可見,按照劉易斯的觀點,解決就業問題的主要措施是加快先進部門的資本積累,從而加速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步伐,結束勞動力的無限供給趨勢,實現勞動市場的供需平衡。劉易斯的就業理論對解決我國的失業問題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示意義,我國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國家,在廣大的農村地區,普遍存在著大量的剩余勞動力需要向非農產業轉移。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機制是否科學、轉移渠道是否暢通,對解決就業問題意義重大。因此,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時刻關注農村勞動力的轉移問題,從各個層次、各個方面和各個角度為農村勞動力的順利轉移創造條件。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農村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遇到了兩個難以逾越的障礙,一是由于我國城鎮本身也存在著巨大的就業壓力,使得城鎮對農村勞動力的吸納能力非常有限;二是由于我國農村勞動力普遍存在著文化素質低,專業技能差的實際情況,使得他們的就業競爭能力很弱,自我轉移過程困難重重。針對這一實際情況,我們建議,國家應該采取有力的政策措施推進我國的城市化進程,大力扶持小城鎮的建設和能夠吸納農村勞動力的產業和企業的發展,從而為農村勞動力的順利轉移開辟出一個切實可行的渠道。

古典學派就業理論的啟示

古典學派是西方經濟理論中的一個重要學派。古典學派認為,由于商品是由商品來購買的,貨幣只是商品交換的媒介,所以供給會自動創造需求,供給越多,需求越大,只要市場是自由競爭的,就不會產生過剩問題,資源就可以得到充分的利用。商品市場是這樣,勞動市場也是這樣。在勞動市場上,只要競爭是充分的,工資是靈活的,就不會出現勞動力過剩問題,失業就不會存在,薩伊定律就是這一理論的突出代表。

古典學派和薩伊定律雖然否定了失業問題的普遍性,但是他們將自由競爭作為前提條件,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這樣理解,如果競爭受到限制,失業的產生仍然是有可能的。失業問題正是競爭不充分所導致的結果,要解決失業問題首先就應該解決勞動市場競爭的不充分問題。古典學派的就業理論對解決我國失業問題的啟示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必須解決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問題和就業歧視問題,完善勞動力市場的結構,實現勞動力市場的充分競爭。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競爭不充分表現得非常突出,市場存在著嚴重的城鄉分割和地區分割,就業歧視隨處可見。在我國勞動力市場上,普遍存在著對勞動力使用的地區和戶籍限制,城市戶口、本地戶口幾乎成了勞動就業的一個基本條件。而且絕大多數的招聘廣告也都含有其他方面的歧視性條款,年齡歧視、性別歧視、學歷歧視乃至身高、相貌等身體歧視已經成為我國勞動力招聘中的一個正?,F象。這種愈演愈烈的對勞動力市場的人為分割和就業歧視,已經嚴重損害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正常發育與健康成長,嚴重破壞了就業市場的公平競爭環境,導致了人力資本的巨大浪費,在客觀上增加了失業問題的嚴重程度和解決這一問題的困難程度。這一點必須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并盡快通過法律、制度、管理和科學的激勵機制建設加以解決。

必須理順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增加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僵化,市場的靈活性差,這一點對促進就業的消極影響不可低估。近年來,為了解決失業問題,西方各國普遍對勞動力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進行改革。比如,取消并不具有實際意義的最低工資規定,降低最低工資標準,對已經就業但收入較低的困難群體照樣給予政府補貼;鼓勵企業減少工時,設置部分勞動、臨時崗位和彈性工資制,將勞動市場的外在靈活性(如雇用臨時工)和內在靈活性(如對長期雇員實行靈活的工作時間表)相結合,等等。實踐證明,上述措施確實具有促進就業的積極作用,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

主流學派就業理論的啟示

篇3

關鍵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勞動合同 勞動立法 關系 路徑

中圖分類號:F24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10-074-02

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2016年2月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指出:運用國外不管是哪種理論來解釋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和困境。“一是簡單分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將“供給側”等同于供給經濟學,“結構性”等同于結構主義,“改革”等同于制度主義。二是先驗假定需求管理和總量管理失靈了,因此各類政策應從需求側管理全面轉向供給側管理,理論基礎應當徹底轉向各類反凱恩斯流派。”上述理論流派所適用的20世紀70~80年代的“滯脹”具有本質性的區別;中國經濟面臨的問題同樣不是“滯脹”問題。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不僅不拒絕需求側管理,而且在很多環節需要需求側管理進行配合。如在處理勞動關系時,就要結合供給側改革的理論和原則進行系統梳理,避免出現不必要的麻煩,帶來不必要的損失。

一、中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個原則、四個關系和理論基礎

1.三大原則。一是要跳出西方經濟學的桎梏。在短期,應關注市場失靈帶來的供求失衡問題,以政府適度干預對沖世界經濟波動帶來的外部沖擊,以內需適度擴張彌補外需下滑帶來的需求缺口并緩解產能過剩。在近期,要適度啟動供給側調整,利用“看得見的手”和整體規劃積極處置僵尸企業。在中期,全面實施結構性改革,從制度層面重構市場,釋放市場活力,推動政府主導型結構調整逐步過渡到市場主導型結構調整,避免政府過度干預。二是要超越、市場與政府的簡單分類。針對不同問題采用不同工具進行綜合治理。三是把本土視角與世界視角結合起來,在全球產業鏈重塑中找準自己的目標和定位。適應現今我國和世界經濟發展要求,戰略重構以及調整相應政策和制度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關鍵。

2.四大關系。2016年1月18日,在省部級主要領導干部學習貫徹十八屆五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上,指出:“我們講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強調供給又關注需求,既突出發展社會生產力又注重完善生產關系,既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既著眼當前又立足長遠?!币皇枪┙o與需求?!肮┙o側”和“需求側”是雙向的,兩者相互依存,互為因果,相互促進。沒有供給,需求無法實現;沒有需求,供給無從談起。只有二者盡可能對稱、平衡,經濟才能健康、可持續發展。供給側改革最終也是為了創造需求。二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本質上是要解放和發展生產力,其核心標志是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生活水平。要不斷完善適應生產力發展的生產關系,從而為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奠定良好的基礎和提供持久的動力。三是市場與政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處理好市場和政府的關系,運用好市場這只“無形之手”和政府這只“有形之手”。在強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時,也應該充分運用好政府手段以調控市場的盲目性。四是當前與長遠。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既要注重長期影響經濟體制等方面的變量改革,又要采取政策措施,解決短期經濟變量方面存在的問題和矛盾。

3.理論基礎。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執行院長劉元春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筆者原則同意劉教授的觀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是以新常態理論為創新內容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

在這里應把握好以下五個方面:一是以最大限度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為目的。核心標志是不斷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不斷提高全體人民的福利水平。從宏觀上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各類創新;從中觀上,推動產業從中低端向中高端邁進,克服各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防止經濟增速過快下滑;從微觀上,打好“五大殲滅戰”,即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二是以是否形成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為檢驗標準。建立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體系和激勵相容的動力機制,協調各種利益關系,生產體系、分配體系和交換體系。三是把握促進經濟增長的多層次舉措,包括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各種要素投入和要素市場促進政策落實,全要素生產率的各類改革政策制定和各類創新戰略的實施推進等。四是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適應生產力發展要求,通過并購、破產等方式積極處置僵尸企業,以國有企業改革為核心構建新型所有制模式。充分發揮政府、國有企業、私營企業在不同創新環節和創新模式,構建新型平等競爭體系,適應新階段全球競爭的市場主體,實現技術與產業跨越式發展。五是從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多環節尋找答案,從整體調整、全面改革、協調發展的角度展開。推動過剩產能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升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二、梳理好供給側改革與勞動合同法關系,支持企業降低用工成本,穩定企業崗位用工

雖然《勞動合同法》在過去的確發揮了積極作用,但在實施過程中,也反映出一些問題,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第一,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夠;第二,企業用工成本比較高。另外,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業態、新的就業形式。

從供給側改革著手,政策變革能夠切實降低企業用工成本,改革過程設置平穩緩沖,通過勞動關系政策的變革促進就業、促進經濟發展和勞資關系和諧穩定。

筆者認為,所謂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以及企業用工成本,都是本屆政府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最關心的主要問題之一。中國勞動力的特點是總量過剩,結構性短缺。但《勞動合同法》在立法時就沒有充分考慮這一現實問題,反而將對勞動者的保護標準定得很高,使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并由此增加了企業的負擔。

樓繼偉部長認為,《勞動合同法》對企業的約束,在立法和司法層面上有所體現,最終很大程度上降低了我國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不利于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最終導致勞動生產率太低。這么多不適應,《勞動合同法》就要面臨著修訂的可能。

甘肅省人民政府甘政辦發〔2016〕16號《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的意見》從七個方面用足用好國家政策,支持企業降低用工成本,穩定企業崗位用工。這七個方面或許對我們瀕臨停產的企業有所啟發。一是支持困難企業穩定崗位用工,實施“五緩四降四補貼”配套扶持困難企業政策。在這里解釋一下“困難企業”和“五緩四降四補貼”。“困難企業”須同時符合以下幾方面條件:受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影響面臨暫時性生產經營困難且恢復有望的,已制定穩定就業崗位措施且沒有裁員或少裁員的,生產經營活動符合國家及我省產業和環保政策的(國家限制的行業和企業除外),已依法參加社會保險并按規定履行繳費義務的。所謂“五緩”,就是緩繳養老、醫療、失業、工傷、生育保險費?!八慕怠保褪墙档褪I、工傷、生育保險費率和養老保險繳費基數。“四補貼”,就是運用失業保險基金對企業職工生活補助、繳納社會保險費、轉崗培訓和技能提升培訓四個方面予以補貼。二是引導企業提高勞動力職業技能。加強職業技能培訓,充分發揮穩崗補貼的功能。三是鼓勵企業不斷優化人力資本結構。鼓勵企業根據崗位用工需求,積極吸納急需緊缺的各類技能人才,特別是創新型技能人才,不斷優化企業人力資本結構。對企業新吸納勞動力,通過落實企業稅費減免、社會保險補貼等政策予以支持。四是推進企業和諧勞動關系建設。加強對企業實行勞動合同制度的監督、指導和服務,積極推行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制度,健全協調勞動關系三方機制。五是加強企業用工動態監測研判。加大政府部門之間、政府和企業之間就業信息互聯互通,建立就業信息共享平臺。積極做好“互聯網+”新形勢下的就業信息采集和分析工作。六是加強企業退出人員就業援助。對去產能過程中退出企業人員,要加大就業援助力度,鼓勵幫助其自主創業或靈活就業,對通過市場渠道難以實現就業的,爭取通過公益性崗位幫助就業,按規定落實社會保險補貼及崗位補貼。將符合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條件的特困企業職工家庭納入低保保障范圍,對符合救助條件的特困企業職工家庭或個人,分別給予臨時生活救助或醫療救助。七是強化各部門工作統籌。各有關部門和各類企業要切實強化政治意識和大局意識,進一步增強工作的責任感和緊迫感,加強分析研判,建立防控預案,積極做好政策儲備,針對性地采取措施,指導企業切實做好穩定崗位用工、化解勞動關系風險、妥善安置人員等工作。

三、供給側改革的“五大要素”和“五大任務”及其相關的改革措施涉及到經濟發展的各個方面

供給側改革對勞動關系及勞動立法領域的影響主要體現為以下方面:一是“勞動力結構性優化”與“人力資本戰略”。供給側改革必須正視勞動力的結構性優化問題,由低成本的、數量優勢的人力資源戰略轉變為高技術的、結構優化的人力資本戰略。二是“去產能”與“不減員而增效”。在供給側改革背景下,“去產能”追求的是通過各種市場化的方法清除剩余產能、優化產品結構和質量,并通過并購、重組及轉崗、培訓、再就業等方式實現職工的合理安置和人力資源的優化配置。三是“降成本”與“勞資平衡”。法學博士李孝保認為,供給側改革要求去產能、降成本,是基于企業運行的宏觀經濟環境考量,與《勞動合同法》并無直接的關聯性。但毫無疑問,勞動立法必須要對供給側改革下的“降成本”要求或任務進行有效的制度性回應。為了達到這種均衡狀態,第一,勞資雙方之間的博弈;第二,勞、資、政三方甚至是勞、資、政及社會四方之間的博弈。四是“簡政放權”與“靈活用工”。具體到企業勞動用工及人力資源管理領域中的“簡政放權”,必須要處理好“簡政放權”與“靈活用工”的關系。一要對多元化用工方式的確認;二要在保證勞動者切身利益獲得勞動基準法保護的基礎上,釋放企業用工自;三要淡化嚴格的“解雇保護制度”,充分尊重企業正當性“解雇權”。

參考文獻:

[1] .論供給側改革中的四種關系.學習中國微信,2016.3.12

[2] 王絳.推動供給側改革國企要處理好七大關系[N].中國企業報.2016.6.7

[3] 劉鳳義.推進供給側改革要抓住深層關系[J].中國學派,2016(3)

[4] 李孝保. 供給側改革對勞動立法及實務的影響與應對[J].江西求正沃德律師事務所微信.2016.5.24

[5] 關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降低企業用工成本的意見[D].甘肅省人民政府辦公廳,2016.2.14

[6] 供給側改革與勞動合同法關系[J].中正法律微信,2016.3.31

[7] 劉元春.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基礎[J].人民日報,2016.2.25

篇4

核心提示:中國追趕式增長的步伐會慢慢放緩,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必須轉向前沿創新式增長。

中國一直是追趕式的增長方式,那么如何能夠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追趕創新短期有效,長期增長要有前沿創新來驅動。

中國在追趕式增長中還有很大的空間,比如深化金融改革。不過這種追趕的步伐會慢慢放緩,也就是說從農到工、從引進技術消化吸收這個方面的潛力會慢慢地耗盡。

中國希望成為一個前沿創新者,像美國或者歐洲某些國家一樣,比如德國、北歐這些國家,必須要有一些支柱,才能夠驅動一個經濟來實現創新式的增長模式。

第一個就是競爭。競爭對增長非常有好處,特別是跟技術前沿比較接近,競爭越激烈,增長和創新越活躍。要把競爭政策和公平的市場政策結合起來,就使得競爭能夠對要素市場產生影響,勞動力市場更為靈活。

接下來的支柱是,我們需要好的初級教育,小學教學或者中學教育,更需要良好的評級大學,它是鼓勵研發的。如果一個國家要想有好的創新,必須要有研究生院,必須要有高校的評級,這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還不是以創新式引領促進增長,就應該對大學進行更多的投資,讓大學有更大的自由度,這就是游戲的規則。這就要求必須要有學術自由,這些也是非常重要的要素。

第三個支柱是勞動力市場的靈活性,即進入和退出勞動力市場應該是非常自由的,必須要有基本的規則,保證勞動力的自由進出。它同時也意味著工人可以非常自由地工作,失業的工人能夠很容易地得到一些新的工作,而且能夠接受到好的培訓。

如果想從追趕式增長轉變成創新引導式增長,第四個支柱是必須有資金、有融資和商業驅動力,也要有風險投資或者以市場為引導的投資。因為創新性的投資更有風險,因此投資者必須要求好的回報。我們要充分地理解機構投資者在創新投資中的作用。如果一個國家要向創新前沿發展,銀行的融資能力就需要進一步加強。

第五個支柱是,我們要有一個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就是說即使經濟衰退也要加強研發,也要充分地保證政府能夠不斷地在研發領域的投資。從長期來說,反周期的宏觀經濟政策應該減少赤字,也就是在經濟繁榮時,要增加利率,在經濟衰退時,要減少利率。這就是要考慮的宏觀經濟政策和貨幣政策,要了解創新體系怎樣才能夠引來創新性投資。這是新的模式,也是我們新的思考。

篇5

【關鍵詞】就業結構 人力資本 傅立葉函數 結構突變 收斂

一、引言

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Adam Smith,1974)曾說過“勞動是財富之父”,這一說法充分體現了勞動要素在生產發展中的重要地位。“孔雀東南飛”是用來形容勞動力大規模地向中國東部、南部流動的現象。受長期經濟發展不平衡、人口結構變化以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求等多方面因素影響,就業結構矛盾將成為就業領域的主要矛盾之一。突出的結構矛盾,意味著未來大量勞動力必須在職業、行業、區域之間進行調整,這對于勞動者自身職業選擇、職業能力,對于人口政策以及公共服務體系建設都會形成巨大挑戰,此外,隨著新技術的不斷被采用,高技能工人的需求不斷加大,進而導致勞動就業結構出現變動。因此,在當前結構轉型的背景之下,對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分析,不僅能夠從宏觀上把握我國勞動力就業結構的發展現狀與趨勢,還能從中觀層面認識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區域差異性,對于縮小社會貧富差距、實現社會的協調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相關文獻梳理

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及人力資本在勞動生產中所占地位的日益凸顯,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也逐漸發生變化,同時勞動力在地區間不斷轉移及城市規模受到限制的條件下,高技能勞動力相對需求逐漸顯現,促使了勞動力就業結構出現“分異”的格局,即地區間高技能勞動力需求逐漸變大,對這一現象的主流解釋是“技能偏向型”進步(姚洪心和王喜意,2009)。Leamer et al.(1998)認為在一般均衡條件下,低技能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將更有利于低技能工人就業,而高技能勞動力密集型產業的技能偏向型技術進步則會更多地惠及高技能工人。從勞動力就業結構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學者均從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層面對其進行了研究。同時也不難發現,學者在對勞動力就業結構進行研究中,大多是從整體視角分析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動趨勢和特征,如張桂文(2001);從經濟結構的變化出發,通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遷移規律來研究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忽略了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存在區域差異性的特征,從而導致無法全面認識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此外,學者在研究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時,很少有學者從政策層面來分析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變動,無法捕捉就業結構的變動對政策性沖擊所產生的市場反應。由于政策的變動會對市場的調節產生“突變”、“非對稱性”的影響。因此,傳統研究方法并沒有考慮到“結構突變”所產生的影響,假設變量在受到突變性的外部沖擊后,該變量經歷了等速、連續調節的過程趨向穩定,并進而會導致研究結果出現偏差。

鑒于此,本文將采用Enders & Lee(2012)提出的靈活傅立葉非線性函數方法對我國省際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基于人力資本理論的背景對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進行測度,以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自身變動特征為基點,通過對省際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分析,以期得到就業結構的區域差異性,并進而檢驗“孔雀東南飛”是否為當前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動的特征。

三、實證分析

本文所研究的對象為我國大陸30個省(市、自治區)的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由于歷史數據統計不完善導致數據缺失,因此將排出本研究范圍。我國自1978年進行改革開放以來,國家出臺了很多提高勞動力技能的政策,如政府不斷加大對教育的投入,使得人口的整體受教育水平顯著提高。鑒于此,本文在研究樣本期為1978―2012年的基礎上,考慮到就業結構受政策影響而發生結構突變的情況,本文采用非線性傅立葉函數對我國省際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檢驗。

由表1結果可以看出,對于大西北綜合經濟區而言,該經濟區中的勞動力就業結構不平穩的原假設被拒絕,然而華北綜合經濟區、東南綜合經濟區、以及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重慶、云南除外)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不平穩的原假設也均被接受。換句話說,我國大部分地區勞動力就業結構存在發散趨勢,不具有穩定、收斂的特征。同時,大西北綜合經濟區所有省份的F(k)統計量都顯著,表明該綜合經濟區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呈非線性變化趨勢。而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雖然F(k)統計量都顯著,但只有重慶和云南的τLM()統計量顯著,意味著除重慶和云南之外的其它地區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不穩定,呈現發散的特征。同樣華北綜合經濟區和東南綜合經濟區的勞動力就業結構呈非線性變化特征,但τLM()統計量不顯著,表明這些地區的勞動力就業結構不穩定,意味著這些不具有收斂特點區域的勞動力就業結構無法自行恢復穩定,需要依靠地區產業模式進行引導,才能達到就業結構的穩定。

四、結論與討論

本文在人力資本理論的基礎上,通過對我國勞動力市場就業結構進行測度,利用有別于傳統線性平穩性的檢驗方法,采用Enders & Lee(2012)所提出的傅立葉函數對1978―2012年期間我國30個?。ㄊ?、自治區)勞動力就業結構的穩定性進行了檢驗。證結果表明大西北綜合經濟區勞動力就業結構呈現穩定趨勢,而華北綜合經濟區、東南綜合經濟區、大西南綜合經濟區(重慶、云南除外)的勞動力就業結構呈非線性發散趨勢,意味著大西北綜合經濟區高技能勞動力所占比重相對較小,而其他綜合經濟區(重慶、云南除外)高技能勞動力所占比重相對較高,表明僅僅依靠市場調節作用尚不能控制發散區域的勞動力就業結構,驗證了“孔雀東南飛”是當前勞動力就業結構變動的主要特征,而且勞動力就業結構的變化與人力資本理論相符合。就人力資本而言,其范疇相對比較廣泛,不僅包括教育,還包括健康狀況;不僅包括學校教育,更包括人力資本積累。因此政府在加大教育投資的同時,重點是以擴大與就業結構相適應的教育投資,建立有利于就業和創業的體制機制,使新進入勞動力市場的大學生等群體盡快成長為中等收入群體。

參考文獻:

[1]王愛文,莫榮,盧愛紅.中國就業結構問題研究.管理世界,1995(4):8-15.

篇6

【關鍵詞】民營企業雇傭柔性機制模式

就業的快速發展是當達國家勞動力市場發展進程中顯示出的一個共同趨勢。近年來,由于我國經濟轉軌期就業和失業壓力的凸顯,學術界對于新型的就業形式給予了較多關注。從本質上說,新的勞動力供求結合方式在實際中體現為組織日趨彈性的人力資源雇傭模式,它是催生企業雇傭柔性機制的根本動力。因此,組織人力資源雇傭模式的深刻變革是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1、民營企業傳統雇傭模式的特征

傳統就業形式所依存的微觀基礎是組織的相對剛性的靜態勞動力雇傭模式,而這種雇傭模式的形成和柔性化演變內在于經濟發展過程之中。

從工業化早期的工廠制度到福特制組織的發展逐步塑造了傳統的勞動力(這期間勞動力并沒有被視作人力資源)雇傭模式。剛性是這種雇傭模式最典型的特征,具體來說,其剛性主要體現在以下層面:

(1)固定的工作地點。生產資料集中于工廠使生產過程必須在工廠內完成,這使得工廠成為勞動力穩定的工作地點。

(2)固定的工作時間。在傳統雇傭模式下,勞動力的工作時間相對固定。標準工作時間是對固定工作時間的制度界定,每日八小時每周五日的工作時間是最為通行的標準工作時間。工作時間的固定化使大規模生產下的分工與協作可以發揮最大的效率。

(3)明確穩定的工作內容。工作設計是對組織進行工作劃分并對每一種工作的職責和責任的界定。在傳統的福特制組織內,工作設計強調對完整任務的高度分割和專門化,而且,每種工作內容(工作職責和任務)被明確界定,這種窄幅的工作設計極大地降低了工作的技能要求,使組織可以非常容易地為每種工作配置到相應的勞動力。由于外部市場需求的常規性和穩定性,機械式的福特制組織中的工作設置也具有穩定性,而與此同時,每個勞動力在組織中的工作內容也是相對穩定的。在傳統組織中,勞動力工作內容變化的主要致因是其在同類工作等級鏈上的垂直流動,而傳統組織的多層級的金字塔式結構使勞動力直線流動具有較大空間。

(4)長期的雇傭期限。勞動力需求是產品市場需求的派生物,因此,穩定可預測的產品需求也就使得傳統組織的勞動力需求數量基本上趨于穩定,這是傳統時期組織對其雇員的“雇傭安全”(指長期的雇傭)這一隱性承諾得以存續的重要先決條件。傳統的雇傭關系的主要體現為內部化雇傭。內部化雇傭關注的是組織如何運用內部勞動力市場或其它機制來吸引和保持長久的全職雇員,其側重點在于穩定和控制勞動力。具體做法是雇主們通過培訓,使雇員掌握穩定、專業的技術,并給他們提供長期的全職工作,以獲取雇員的忠誠和工作保證,而雇員通常被承諾在組織內部會有長遠的職業生涯進步。維持長期的雇傭關系是傳統時代組織雇傭模式最顯著的特征之一。

2、當代人力資源柔性雇傭模式的發展

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還在很大程度上加快了世界經濟一體化的進程。經濟全球化一個直接后果是企業間競爭的大大加劇。R.D’Aveni將企業組織所處的日趨高強度的競爭環境歸結為超競爭。超競爭的實質是競爭周期的縮短。在這種環境中,組織很難建立和保持可持續的競爭優勢,即組織任何的競爭優勢可能都是短期的、暫時的,都將會被競爭對手效仿、追趕或超越,而組織只有不斷地打破現狀,通過變革、速度、靈活性、創新才能獲取競爭優勢。超競爭環境中組織長期的成功不是維持原有的競爭優勢,而是通過持續地創新贏得一系列暫時的競爭優勢而達成的。

在這一時期,市場需求也在發生著根本性的轉變。隨著信息技術的滲透和企業間激烈競爭引發的持續創新,顧客對商品有了更大的選擇余地,這使得產品需求與以往相比有了很大不同:市場需求不再具有同質性,多樣化、個性化、易變性成為市場需求最根本的發展趨勢,整個市場的主動權正在向買方傾斜。

信息發展驅動的超競爭和多變的市場需求打破了傳統時期穩定的市場環境,動態、混沌、復雜和不可預測成為企業組織面對的新市場環境的本質特征。

企業組織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外部環境對其有直接影響。復雜多變的新環境要求組織必須具備柔性化能力。柔性代表著組織為了應對內、外部環境變化而采取的必要的措施,其核心強調的是組織對環境變化的適應力、柔韌性以及反應力。柔性的組織結構形態是組織柔性能力的根本依托。為了提升組織結構的柔性,越來越多的組織采取各種方式對僅在傳統穩定環境中有效率的金字塔型的機械式組織架構進行了調整和重構,如扁平化、精簡、流程再造、外包等等,新的具有柔性的組織形態是扁平型的、以團隊為工作單元、基于工作流程、以顧客為導向的有機式組織。

環境對組織柔性能力的要求使人力資源在當代成為組織最重要的資源。在動態不確定的環境中,伴隨著組織形態的柔性演變和人力資源管理相應的創新,組織的人力資源雇傭模式在發生著深刻的變化,傳統的剛性雇傭模式正在向彈性人力資源雇傭模式不斷演進。

(1)工作地點的柔性化

信息技術的革命性發展和知識、信息逐步取代傳統的物質資源,成為核心的生產要素,為工作地點突破傳統的地理位置束縛創造了條件。在動蕩環境中,變革、速度、靈活性和創新的壓力使組織在人力資源使用中越來越注重工作地點的靈活性?;谛畔⒓夹g的“遠程工作”是實現工作地點靈活化的手段,它使雇員可以在組織固定工作場所以外的任何最適宜的地點(家里、顧客所在地、上下班途中、衛星通訊辦公室等等)高效地工作。遠程工作的興起,是現代組織對其雇員合理工作地點的重新確定,它標志著工作場所由傳統的集中固定逐步向彈性分散化轉變。

(2)工作時間的柔性性化

工作時間的彈性化是彈性雇傭模式另一維度。顯而易見,傳統的每日八小時每周5日的剛性標準工作時間已無法適應動態復雜環境中柔性有機式組織的需要。對于很多跨國經營的企業組織來說,人力資源配置甚至需要達到24/7(每日24小時,每周7天)。工作時間的彈性化是現代柔性組織對雇員工作時間的創新性安排。其形式大體包括:

①靈活工作時間計劃。這是一種以核心時間為中心而設計的彈性日工作時間方案。核心時間(比如上午10時到下午2時)是每個全職雇員都必須工作的時間,而在核心時間之外,雇員可自主選擇工作的起始時間和結束時間,但每日工作時間的總數要相當于標準工作日的工作時間數。靈活工作時間計劃使雇員有了一定的日工作時間自主安排權。

②壓縮工作周制度。這種制度著眼于增大每周工作時間的靈活度。在實施這種制度的組織里,雇員每日8小時每周5日的工作時間被壓縮在更少的工作日內,如每日10小時的4天工作制或者3天工作制。

③年度時間總額制。在這種時間安排方案中,雇員和組織須事先約定一年內工作時間的總數,而雇員每日、每周或者每月的具體工作時間往往和組織的具體經營狀況密切相關。因此,在年度總工作時間的范圍內,雇員的工作時間幾乎具有完全的彈性。

④非全日工作制。這是將雇員的工作時間確定在低于標準工作時間總數的水平上的制度。推行這種制度的組織通常仍會將部分雇員工作時間總數維持在標準水平(即全職雇員)。這是目前在組織內最為普遍使用的一種彈性工作時間制度。

⑤工作分享制。它是非全日工作制的一種特殊形式,最常見的形式是由兩個非全日制雇員共擔一個全日制崗位的工作。

(3)工作內容的彈性化

傳統穩定環境中的機械式組織的工作設計突出專業化和職能的分立,雇員的工作內容狹窄而穩定,且其職業生涯發展道路多是直線型的(沿著等級鏈升遷),因而雇員的工作技能比較單一。在新環境中,柔性的有機式組織的戰略必須隨著市場變化不斷地快速調整,組織的任務也因此不再具有傳統時期的穩定性而是處于持續變化中,任務的多變性致使現代組織在柔性化過程中逐步摒棄了傳統的工作設置體系而采用直接以任務為導向的靈活的工作設計:工作依據組織任務靈活劃分;工作內容不再被明確界定;工作單元是團隊而非個人。研究者稱之為“無工作化”,并認為傳統的工作概念已不合時宜。組織內的無工作化需要雇員具備對靈活任務的適應力,雇員作為人力資源的重要性在這種情境下得以充分顯示。因此,柔性組織非常注重運用多種方法幫助雇員獲得多樣化的技能來提高其對多變工作任務的適應性,如工作輪換、工作豐富化、培訓、職業生涯管理等等,這些方法均促進了雇員在多種工作種類間橫向、縱向地流動,從而使雇員的職業生涯發展道路呈現出螺旋狀而非傳統的直線形式。

(4)雇傭期限彈性化

傳統條件下建立在組織內部化雇傭機制上的所有雇員的長期雇傭安全在柔性組織框架下也難以為繼。根據外部環境的變化配備最經濟的勞動力數量規模是組織柔性能力的內在要求。核心員工是企業的主要成員,是組織內關鍵任務的承擔者,也是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重要人力資本;而員工則負責相對次要的工作。兩類雇員中,僅有核心員工可以獲得全職工作并保有傳統的長期雇傭安全(即組織對其有長期的雇傭承諾),員工屬于短期雇傭,不具有長期的雇傭安全。而柔性組織的員工不僅存在于企業內部,還存在企業外部,外部員工主要是因為組織將非核心業務外包(外包是現代柔性組織普遍使用的戰略)而與組織發生實質上的雇傭關系。

與傳統時期組織雇員的剛性數量相比,對雇員進行核心和的分層配置使組織在雇員數量層面具備了彈性,而在深層次上,這是雇傭關系由傳統的單一的內部化雇傭向內——外部綜合雇傭發展的結果。

非正式員工的存在,淡化了組織的外部邊界,使組織規模有了高度的延展性,故增強了組織對環境的應變能力,這意味著雇傭期限由剛性向彈性發展是勢不可擋的潮流。

3、民營企業選擇柔性雇傭模式的效應分析

對組織而言,柔性雇傭模式的意義在于:組織可以根據外部環境從多方面靈活地調整人力資源使用狀況,這是組織柔性能力不可或缺的內容;靈活工作時間、地點、內容有助于促進雇員績效的改善進而提升組織績效;靈活工作方式有利于組織對核心雇員的保留;非正式員工可以和多個組織存在雇傭關系,由此形成不同組織間的人力資本共享體系,使稀缺的人力資本的作用得到充分發揮。

企業雇傭模式的柔性化也具有積極的社會經濟意義。最重要的意義就是它大大刺激了靈活就業的發展,有效地降低了失業率(這是近年來我國關注靈活就業發展的主要原因)。它對就業的促進作用已被許多國家尤其是發達國家所證明,所以,在發達國家一般都有專門的法律和政策鼓勵組織多雇傭靈活就業者。此外,柔性雇傭制順應了傳統經濟向知識經濟、服務型經濟轉型的這一大趨勢,它的發展有助于加速經濟形態轉變和產業結構升級。同時,柔性雇用模式還可以減輕城市交通壓力(工作時間、地點非常靈活),在某種意義上推動了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

篇7

關鍵詞:勞動參與率;靈活就業;人口老齡化;養老保險

Abstract:Since the late nineties of the twentiethcentury,accompanying the rapid population ageing,China’s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has been in atrend of declining,and flexible employment in a trendof booming.These new trends of China labor market havebeen posing challenges to 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The old-age insurance system should be adjustedand improved according to these new trends of China la-bor market.

Keywords:labor market;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flexible employment;old-age insurance

一、勞動力市場的新趨勢1.勞動參與率下降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是反映在一定的人口結構下勞動力資源利用狀況的兩個指標,勞動參與率和就業率保持在較高的水平之上則意味著勞動力資源得到了較好的利用。勞動參與率是經濟活動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其中經濟活動人口指的是有勞動能力、并且參加或要求參加社會經濟活動的人口,包括就業人口和失業人口;而勞動年齡人口是指15~64歲的人口。截至目前為止國家統計部門還沒有公布過關于勞動參與率的專門數據,因此這一數據需要進行推算。筆者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有關數據對1998~2006年中國勞動參與率進行了推算,結果顯示1998年的勞動參與率為84.65%,1999年略有下降,為84.57%,在2000年降至83.23%,盡管2001年勞動參與率升到83.73%,但隨后在2002~2004年勞動參與率繼續下降,2004年勞動參與率為81.

93%,2005年勞動參與率上升至83.44%,2006年則降到82.29%。

從總體上看,勞動參與率呈現出下降的趨勢。

造成勞動參與率下降的原因主要有3個方面:一是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導致年輕人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二是提前退休現象導致老年人口的勞動參與率下降;三是再就業困難,導致一部分失業者失去尋找工作的信心和動力,成為“沮喪工人”而退出勞動力市場,使勞動參與率下降。

2.靈活就業日益普遍

近些年來,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推進和產業結構的調整,勞動力就業結構正發生著變化,在機關事業單位和具有一定規模的企業中的正規就業人員比重處于下降過程中;與此形成鮮明對照的是,靈活就業人員數量逐年增多,靈活就業日益成為吸納勞動力的重要形式。所謂靈活就業,就是在正規單位或非正規單位中區別于正規就業的就業形式。這類就業在勞動時間、收入報酬、工作場地等方面更加具有靈活性,在保險福利、勞動關系上又常常是不具備確定的法律保障。靈活就業人員來源不僅有國企下崗人員、農村轉移剩余勞動力,還包括知識階層和大學畢業生等城市新增經濟活動人口的部分人員,其中下崗人員多受雇于私營企業、個體工商戶或正規單位的非正規崗位、從事臨時性、季節性工作;農村轉移剩余勞動力多從事于建筑施工、餐飲服務、保安保潔、家政服務等工作;而知識階層和大學畢業生等城市新增經濟活動人口的部分人員多為自由職業者。靈活就業范圍幾乎涵蓋了國民經濟和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根據勞動和社會保障部課題組的一項研究,2003年靈活就業總量約為4700萬,占城市就業總量的18%。另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項類似研究,2003年靈活就業占全部就業比重在17.5%左右。

3.人口老齡化將使未來勞動力供給減少聯合國在1956年提出人口年齡類型的劃分標準,其中對老年型國家的劃分是:一個國家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比重達到7%,按此標準中國在2000年成為老齡型國家。中國的人口老齡化速度將持續加快,預計21世紀中葉將迎來人口老齡化高峰,在這個過程中老年人口的絕對量和相對量都迅速增加,21世紀中葉以后人口老齡化速度將放慢。人口老齡化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影響將是深遠的,在人口總量方面,隨著生育率和出生率長期持續地下降,人口增長慣性大為減弱,預計到21世紀20年代人口總量將達到峰值,之后人口總量將逐步減少;在勞動力供給方面,預計從21世紀30年代開始,勞動力在總人口中的比例將開始下降。有學者預計勞動力在總人口中比例將從未來20年間的60%以上,逐步下降到本世紀末略高于50%的水平。豐富廉價勞動力資源一直是中國參與國際競爭的主要優勢,而人口老齡化帶來的勞動力供給縮減,將給中國的經濟增長和養老保險制度帶來不利影響。

二、養老保險制度面臨的挑戰

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新趨勢將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挑戰,主要體現在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將加重養老保險負擔,以及靈活就業人員參保難兩個方面:1.勞動參與率的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將加重養老保險負擔勞動參與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領取養老保險金的退休職工相對于向養老基金繳費的在職職工的比率是較高的,從而對養老保險基金產生直接的影響。根據我國現行的城鎮基本養老保險制度,養老保險基金由社會統籌與個人賬戶兩部分組成,向社會統籌繳費的部分用于基礎養老金的計發,體現社會再分配;向個人賬戶繳費的部分用于職工本人個人賬戶養老金的計發,體現效率性。社會統籌部分財務收支的平衡條件是:繳費率=工資替代率×贍養率,其中繳費率為在職職工養老保險繳費額與工資總額之比,工資替代率為退休職工的平均養老金與在職職工的平均工資之比,贍養率為退休職工與在職職工人數之比。這個等式表明,如果要維持工資替代率不變,贍養率越高,則繳費率就越高。然而企業和職工個人對繳費率的承受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當繳費率達到這一上限比率時,贍養率的進一步提高就意味著養老保險工資替代率需向下調整。然而養老金有向下的剛性,易漲不易降,其結果是使得養老保險制度面臨財務危機。

2.靈活就業人員參保難

靈活就業的特點是流動性強,而現行養老保險制度是按照正規就業的特點設計和運作的,它以就業的穩定性和繳費的連續性為基礎。在養老保險經辦機構設置上是以用工單位為中心,主要面向用工單位實行參保人員的登記、申報及費用的征繳,缺乏專門針對靈活就業人員的信息化管理系統,養老保險經辦機構難以掌握這類用人單位的經營現狀、職工人數、職工收入等基本情況。

顯然,現行的養老保險制度不能與靈活就業人員的特點相符。盡管近年來為方便靈活就業人員參加養老保險,有的省、市社會保險機構設立了個人繳費窗口,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靈活就業人員辦理日常性參保事務,但由于這類就業人員參加養老保險以個人自我管理為主,缺乏必要的約束機制,養老保險經辦機構在對這類就業人員參保的管理上受職能限制,強制力有限,使得參保不穩定。

三、養老保險制度的完善

中國勞動力市場的新趨勢給養老保險制度帶來了新問題,政府需要從完善養老保險制度本身入手,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針對靈活就業改進養老保險制度,以解決勞動參與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給養老保險帶來的沖擊,以及靈活就業參保難的問題。

1.擴大養老保險的覆蓋范圍

面對勞動參與率下降和人口老齡化對養老保險帶來的挑戰,我們應立足當前,盡可能使適齡勞動人口參加社會養老保險。目前我國社會養老保險分為城鎮和農村兩個板塊,城鎮社會養老保險覆蓋范圍為城市中的就業人口,覆蓋率從總體上看并不高,用人單位逃繳養老保險費、故意瞞報或漏報職工人數和工資總額的現象依然存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的建設遠滯后于城市,基本上還是以家庭養老為主,土地成為農村人口養

老的主要經濟保障。

對于城鎮養老保險的擴面問題,首先,需要對養老保險制度轉軌中形成的歷史欠賬明確責任,合理地測算繳費費率,以提高用人單位和就業人員參與養老保險的積極性;其次,應盡快出臺《社會保險法》,加大養老保險推行的強制力,對惡意逃避參保的單位應加大懲罰力度,以盡快提高養老保險在個體、私營企業以及非正規部門的覆蓋面,使更多的勞動者能夠參加到養老保險制度中來。關于農村社會養老保險,應加快制度構建的步伐,加大政府財政的投入力度,按東中西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制定差異性的繳費和給付標準,將農村人口納入到公共養老保險制度中來。

2.針對靈活就業改進養老保險制度首先,應考慮制定養老保險制度實施的彈性化標準。正規就業的養老保險制度的資金來源主要是單位與勞動者個人共同繳費,這種模式應根據靈活就業的特點進行創新,特別是在繳費基數、繳費比例以及繳費方式上進行創新:在繳費基數上,可以考慮將養老保險繳費基數設定為不低于當地職工的最低工資,以減少靈活就業人員的負擔;在繳費比例上,面向正規就業的養老保險費率高待遇高,成為靈活就業人員參加養老保險的障礙,應允許靈活就業人員以較低的費率參加養老保險;在繳費方式上,可考慮為靈活就業人員設定年度繳費額度并按年結算,只要在一年內的任何時間繳費達到額度,就視為該年正常繳費,以提供更為靈活便捷的繳費方式。

其次,完善養老保險管理信息技術,提高養老保險關系轉移的便捷度。為靈活就業人員建立個人永久性養老保險賬戶,根據其就業經歷靈活繳費、累計計算繳費年限。值得一提的是,2010年1月1日施行的《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暫行辦法》對勞動者跨地區流動時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作了相關規定,極大地保障了跨地區流動的勞動者的養老權益。然而,靈活就業人員的養老保險關系轉移接續難題仍需更為細致的操作規程加以解決和規范。同時,應加快養老保險信息服務網絡建設的步伐,逐步實現全國養老保險信息的電腦聯網,達到數據共享、方便管理的目的,并為靈活就業人員提供方便的繳費和查詢服務,提高靈活就業人員的參保積極性。注:本文系武漢市教育局2009年市屬高校科研項目“武漢市建筑領域農民工欠薪難題破解”(項目編號:160)的部分研究成果。

篇8

【關鍵詞】經濟發展方式;大學生就業;房價;均衡發展

經濟發展與就業的關系:從理論上講,一個經濟政策如果推動了經濟的發展就可以促進就業,根據奧肯定律,實際GDP每增長2個百分點,實際失業率就會下降1個百分點,即就業率上升1個百分點。但是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方式、來源存在不合理之處,也就是我國的經濟不是健康發展的,因此并不是所有的促進經濟發展的政策都會促進就業,經濟增長與就業在我國存在著非一致性,本文主要就是著眼于探究目前國家刺激經濟發展的政策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

一、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拉動中國經濟發展的根本途徑,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主要包括三方面,調整產業結構、需求結構、生產的要素結構,而這三個方面都有利于大學生就業

(一)在產業結構上,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第一產業在總體上不但難以繼續擴張就業崗位,反而隨著農業規模化經營和農業科技的進步,進一步收縮就業崗位;第二產業也將伴隨著結構優化與技術進步,不再有以往30年那樣可持續擴張就業的空間,維護就業穩定將是主要目標。因此,對于包括大學畢業生在內的新增就業人口,增加就業崗位,關鍵要靠第三產業的發展,國家采取政策措施支持第三產業的發展也就有利于大學生就業。

(二)在需求結構上,國家強調要著力破解制約擴大內需的體制機制障礙,加快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新局面。消費需求創造企業的生產供給,如果一國的消費購買力過于萎縮,那將限制生產并引起企業產品積壓,制約當年國內生產總值的增加和擴大,同時導致居民就業崗位的喪失和收入下降;反之,如果國家實施擴大內需,特別是擴大消費需求的戰略,采取一些適宜措施來鼓勵和推動城鄉居民增加消費,以改善吃穿用享受水平,能夠促進產品和勞務市場的熱旺,而產品和勞務的生產需要大量勞動力來實現,因此擴大內需的政策措施有利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從而有利于大學生就業。

(三)在要素結構上,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十二五規劃強調,要發展現代產業體系,提高產業核心競爭力。大學生相對而言都有較高的科學文化素質,理論知識掌握得比較扎實,這對于從事科學技術含量較高的行業具有比較優勢的;可塑性強,思維普遍活躍,學習知識的能力強,他們對新鮮事物比較能夠容易接受和適應,而一些新興產業恰好很需要這些素質;富有想象力和創造力,更有可能為企業開創全新的產品和市場,這對于很多企業尤其是創新型企業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二、推動地區均衡發展的政策,主要介紹推動西部、中部地區經濟發展的政策

推動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區域發展不平衡尤其是東部地區與中西部地區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了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在東部地區形成主勞動力市場,具有更多的發展機會、更高的工資和生活條件,而在中西部地區形成次勞動力市場,發展機會有限,工資待遇低,生活條件差,而且中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相對落后,對勞動力的有效需求很少。勞動力市場的分割導致了大部分大學畢業生都希望進入東部勞動力市場,而中西部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很少有大學生選擇。這樣就導致了東部地區的勞動供給遠遠超過了有效需求,最終導致了大量大學生的失業。而推動中西部地區發展的政策措施則有利于縮小地區之間的差距,逐漸打破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促進勞動力在地區之間的流動,從而促進大學生就業。

三、支持中小企業和非公企業發展,鼓勵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的政策

2010年,民間投資迎來“大解放”,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環境。2010年3月24日,國務院常務會議確定了進一步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政策措施,明確要求拓寬民間投資的領域和范圍,為民間投資創造良好環境。5月13日,國務院又進一步頒布《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進入法律法規未明確禁止準入的行業和領域。7月26日,國務院又進一步公布了《國務院辦公廳關于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健康發展重點工作分工的通知》,要求國家發改委等中央部委、地方政府研究提出具體實施辦法,鼓勵和引導民間投資。

非公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對大學生就業的影響表現在首先我國的非公有制企業占了所有企業絕大部分,非公有制企業就業容量相對較大,相對而言可以吸納更多包括大學生在內的就業勞動力;另一方面,非公有制企業用工機制相對靈活,對求職者特別是大學生的吸引力比較大。因此,促進非公有企業的發展,可以為大學生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同時這些崗位更具靈活性,有利于促進大學生就業。

四、抑制房價過快增長的政策

2010年,國家出臺了“史上最嚴厲樓市調控”,中央定調遏制房價過快上漲勢頭,各地方調控細則,多部門政策措施紛至沓來。調控房價,抑制房價過快上漲至少有兩方面的作用,而這兩方面的作用都有利于大學生就業。首先,房價上漲過快引導了大量資金流向房地產業,實體經濟受到冷落,而房地產屬于資金密集型而并非知識型、勞動密集型產業,不能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尤其無法對更多的大學生創造就業機會。因此采取有效手段調控高房價,引導資金流向知識型和技術服務型產業,為大學生創造更多的就業崗位,是緩解日趨嚴重的大學生就業問題的重要出路,對于解決大學生就業至關重要。其次,高房價對大學生就業的心態是有很大影響的,住房屬于必需的生活資產,房價上漲過快導致待就業大學生就業心態失衡,中低收入職業根本無法達到大學生的購房預期,導致很多大學生高不成低不就,最終成為失業人員。因此,國家出臺調控房價的政策,讓高房價回歸健康道路,有利于大學生對住房形成良好的預期,進而對就業收入有一個正確合理的預期,促進大學生就業。

參考文獻:

篇9

《“十三五”教育發展規劃綱要》提出,高中階段教育基本普及,基本公共教育服務體系和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基本確立。根據這一目標,2020年之前,我國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率將達90%以上,達到發達國家水平。從根本上推動我國邁入人力Y源強國和人才強國行列。為實現這一目標,目前我國高中階段教育與發達國家有何差距?作為高中階段教育重要主體的中等職業教育,其未來要呈現什么發展形態,走什么樣的發展道路,這是普及高中階段教育和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都要思考的問題。

從國際視野來看,在大多數OECD國家,高中階段教育是義務教育的最后階段,其同時擔負著為學生進入高等教育機構和勞動力市場,以及成為合格公民作準備的職能。同時,高中階段教育也已經成為公民進入勞動力市場的最低資格要求。從教育規模來看,根據OECD《教育概覽》中提供的最新數據,2013年,OECD國家中至少90%的學齡人口參與了平均13年的正規教育。而從成人人口的教育水平來看,2013年,OECD國家中84%的25-34歲人口達到了高中階段及以上教育水平,55-64歲人口的這一比例為67%。2005-2013年,OECD國家高中階段教育完成率平均從80%提高到85%。這在一些歐洲國家增長特別快,如波蘭從41%增長到86%,葡萄牙從5%提高到100%。從教育形式來看,為從根本應對人們日益增長的對高中階段教育的需求以及對多樣化課程內容的需求,在高中階段教育普及過程中,發達國家普遍強調實現教育項目和類型的多樣化,普通高中教育(general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中等職業教育(vocational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和非正式高中階段教育(non-informal upper secondary education)成為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主要形式,特別是以工學結合為特征的職業教育項目成為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重要力量,同時,各國還積極發展將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兩種學習形式相融合的綜合性教育項目。平均來說,2013年,OECD國家中46%的青年人從高中階段職業教育中畢業,2015-2013年,OECD國家普通高中完成率從49%增長到52%,職業教育完成率從43%增長到46%,兩者的增長趨勢也是一致的。在發展模式上,OECD國家的基本經驗是,政府推動的九年義務教育普及模式和私人投資取向的高中階段教育擴張模式都不能直接適應迅速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需要,最重要的是通過制度創新實現高中階段教育類型的多樣化和實施形式的靈活性,形成促進學習者向高等教育或勞動力市場過渡的更加靈活的教育路徑。

總體來看,根據發達國家的經驗,一方面,中等職業教育是高中階段教育普及的重要力量,另一方面,普及高中階段教育也為中等職業教育的改革創新提供了重要契機。目前,在發展高端職業教育及中職生源減少的背景下,我國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出現了很大困境。在這一背景下,我國應利用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契機,把中等職業教育作為普及高中階段教育的中堅力量,同時,重新確立中等職業教育的發展方向和目標,實現中等職業教育的改革創新。

篇10

摘 要:在轉軌時期勞動力流動、就業問題日益嚴重和人口老齡化背景下的產物,非正規就業因具有就業準入低、勞動力容納力大、機制運作靈活性等特點,成為許多新增勞動力選擇的就業渠道之一,適應經濟發展多樣性的需要。但其發展不可避免地對體制改革提出更高的要求,尤其是就業方式的靈活性與社會保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如何滿足就業靈活性和保障性相統一,成為了非正規就業發展的重要課題。由此從非正規就業的理論及概念出發,概述中國靈活就業人口社會保障的現狀,對未來的發展路徑提供參考。

關鍵詞:非正規就業;靈活就業;社會保障

非正規就業對緩解就業矛盾、提供就業機會方面的作用巨大,被稱為吸納勞動力的海綿和蓄水池。非正規就業的發展有著深層的理論淵源,國內外對非正規就業的定義在名稱上有所差異,國外使用非正規就業概念,國內官方使用靈活就業概念,其實質是相同的。

一、國內外研究概述

關于非正規部門及非正規就業者的理論研究源自三大理論:傳統就業理論、貧困就業理論和二元經濟理論。傳統就業理論的主要代表人物主張充分發揮政府和工會的作用,在國際貿易中采取有利于小企業的保護政策措施,并在經濟運行各方面支持小企業發展。中小企業是發展靈活就業的主要途徑之一,可以通過靈活多樣的用工方式增加就業機會,以促進經濟發展。貧困就業理論認為,貧困是非正規就業產生的根源,正是由于城市失業和貧困化而引起的社會階層分化,才促進了非正規就業的產生和繁榮。自20世紀80年代的經濟衰退和許多發展中國家實行經濟結構調整政策以來,非正規部門得到進一步發展,這說明非正規就業的存在與發展反映了社會的客觀需求。二元經濟理論的主要代表阿瑟?劉易斯通過構建一個二元的勞動力市場分析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現象,歸納出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路徑,即由農業部門轉向非正規部門最終轉至城市現代工業部門,同時也可以被理解為是靈活就業的發展趨勢。

國外對非正規部門就業的界定多采用2006年世界銀行的表述,“以獲得收入為目的,在城市地區規模較小的單位中就業,其勞動關系是以臨時雇用或社會關系而不是以契約為基礎的”,其定義是從非正規就業規模和雇傭方式等方面出發的。在中國一般用靈活就業代替非正規部門就業使用,是指在勞動時間、收入報酬、工作場地、保險福利、勞動關系等幾方面(至少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業化和現代工廠制度基礎上的、傳統的主流就業方式的各種就業形式的總稱。由此可見,大多數國內學者從就業群體和用工方式靈活多樣性等方面出發的。

二、非正規就業人員總量及社會保障現狀

由于統計口徑的不同,國內學者對中國非正規就業人員總量的估計存在差異,何平等認為中國非正規就業的人員規模可能超過1.3億人,于法鳴等估算出中國目前至少有六七千萬人從事非正規就業,蔡認為中國非正規就業的比重在2001年已達到全部城鎮就業的38%,2004年官方公布數據顯示2003年中國靈活就業者總計不到4700萬人。以非正規就業形勢較活躍的上海為例,非正規就業人口的比例呈平穩上升的趨勢,從2000年的8.7%,2007年上升到了10.9%。雖然在統計總量上存在疑義,但可以肯定的是非正規就業正以正規就業的補充形式,吸納勞動力的數量不斷攀升。

中國現行社會保險制度針對人群主要是有固定用人單位的正規就業形式,對靈活就業人員參加社會保險問題,目前還未出臺具有普適性的政策法規,雖然近年來地方出臺了一些規定,一方面設計存在缺陷,缺乏適用性、便攜性和靈活性,另一方面行政執行無力,對違法行為監督不嚴、執法不力和處罰不夠的問題,使得還有很大一部分的靈活就業人員被排斥在現行社會保障體系之外。除此之外,靈活就業人員的社會保險覆蓋面小,據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的調查,近九成的農民工沒有被工作單位的社會保險所覆蓋。勞動和社會保障2006年統計數據較全面的反映了靈活就業人員及其社會保障的情況:2005年城鎮就業者為27331萬人,年末養老保險參保人數僅13120萬人,僅占城鎮就業者的48%;非正規部門就業人員12648萬人,年末養老保險參保人數1409萬人,參保率僅為11.14%。總體來說,非正規就業者往往從事的是勞動強度大、工作時間不穩定、衛生及安全保護缺乏的工作,他們的社會保障狀況亟需得到改善。

三、非正規部門人員社會保障發展路徑

第一,明確勞動關系,加強非正規就業者的就業保障。簽訂勞動合同是就業保障中重要的一環,政府可依據《勞動合同法》、《就業促進法》等法律法規,監督企業與靈活就業者簽訂勞動合同,確保勞動者權益。除此之外,政府可鼓勵與扶持工會的建立,利用工會談判的優勢,保障弱勢群體的勞動權益;第二,明確參保項目,按照靈活就業人員的不同類型分步推進社會保險。例如下崗職工、農民工和自由職業者對社會保險具有不同的需求,應針對不用人群,循序漸進,避免一刀切造成的隱患;第三,設計制度,建立適合靈活就業人員特點的社會保障制度。在參保形式和繳費標準上,應根據靈活就業的特點,通過自愿和吸引的方式,實行比較靈活和優惠的政策,例如降低靈活就業者的參保門檻、降低繳費標準、實現個人賬戶的可攜性。(作者單位:遼寧大學)

參考文獻:

[1] 威廉?阿瑟?劉易斯著,施煒譯,《二元經濟論》[M],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

[2] 何平,華迎放,《非正規就業群體社會保障問題研究》[M],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8,P26

[2] 丁金宏,冷熙亮,宋秀坤,《中國對非正規就業概念的移植與發展》[J],中國人口科學,2001,(6),P9-10

[4] 勞動保障部規劃財務司,《我國靈活就業情況統計分析》[J],中國勞動,200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