勞動力需求的性質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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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區現有各類用工單位（含個體工商戶）3385戶，規模以上企業218家，從業人員9萬余人。2018年全區進入職業介紹機構登記的各類求職人員有1307人，用人單位通過職業介紹機構提供就業崗位1804個，求人倍率約為1.38（求人倍率=需求人數/求職人數）。與去年同期相比，2019年1-4月，求職人數和提供的崗位數均有所增加，通過職業介紹機構登記的各類求職人員有**人，用人單位提供就業崗位**個，求人倍率約為**。

二、2019年1-4月份勞動力供求情況分析

（一）按行業分組的勞動力需求分析表

從行業需求情況來看，各行業的用人需求主要集中在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社會服務業和制造業三大行業，其中用人需求分別占行業需求總量的25.91%、22.38%和16.05%，三行業需求占需求總量的64.34%。

（二）按用人單位性質分組的勞動力需求分析

從用人單位性質分組的勞動力需求情況來看，企業用人需求占主體地位。其中私營企業、股份制企業和其它企業的用人需求最高，所占比重分別為37.77%、20.61%和22.98%，三者合計達81.36%。

（三）按職業分組的勞動力供求情況

從職業分組的勞動力需求情況來看，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依然是用人需求的主體，所占比重分別為45.06%和21.21%，二者合計約占需求總量的76.27%。此外，對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需求也比較大，所占比重分別為12.92%和10.12%。

從求職情況來看，求職人員相對集中在商業和服務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所占比重分別為36.25%和27.41%，二者合計約占求職總量的61.66%。專業技術人員、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的需求比重分別為10.68%和15.67%。

從供求狀況對比來看，其它職業的求人倍率最高，為0.92；商業和服務業人員、生產運輸設備操作工、專業技術人員的求人倍率分別為0.63、0.59和0.61；求人倍率最低的為辦事人員和有關人員，為0.33。

（四）按求職人員類別分組的勞動力求職狀況分析

從求職人員類別分組的勞動力求職情況來看，失業人員所占比重為72.26%。其中，新成長失業青年占27.53%，就業轉失業人員占26.45%，其它失業人員占18.48%；此外，在求職人員中，下崗職工占9.31%，其它人員(主要是進城務工人員)占15.16%。

（五）按年齡分組的勞動力供求分析

從用人單位對勞動力的年齡要求來看，73.02%的用人需求對勞動者的年齡都有明確的要求。16-34歲之間的勞動者構成單位用人需求的主體，占總體需求的58.35%。其中，對16-24歲之間勞動者的需求占25.69%，對25-34歲之間勞動力的需求占32.65%。

從求職者的年齡構成來看，求職者同樣以年齡在16-34歲之間為主體，所占比重約占求職總數的71.05%。其中，16-2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40.42%，25-34歲之間的求職者占30.63%。求職者的年齡構成與用人需求基本一致。

從供求狀況對比來看，今年前4個月各年齡階層的求人倍率與上年度同期相比都有所上升，其中，年齡在25-34歲之間的求人倍率為0.71；年齡在16-24歲為0.47；年齡在45歲以上的求人倍率為0.31。

（六）按文化程度分組的勞動力供求分析

從用人單位對求職者文化程度的要求來看，70.38%的用人單位對求職者的文化程度有明確要求。其中，要求高中文化程度的用人需求約占總體需求的41.62%；對大專文化程度需求比重為14.41%；對初中及以上文化程度的需求比重為9.74%；對大學及以上文化程度求職者的需求比重為4.61%。

篇2

關鍵詞:重慶市;職業教育;崗位培訓;勞動力;需求差異

一、重慶市崗位培訓職業教育現狀

(一)主要職業教育培訓基地和院校的發展情況

截至2009年底,重慶市有25所高等職業學院,302所中等職業學校,開設機械、電子、汽車、化工、農業、旅游、財經、醫藥、輕紡等20余個大類共200多個專業,基本涵蓋了國家職業大典列舉的職業,形成了遍布全市城鄉的職業培訓資源。這些職業學院每年向社會輸出各類人才15萬左右,橫跨多個行業和領域,并能針對特定的工作崗位培訓,從而使學生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重慶市職業院校培養的學生,大部分去沿海制造企業或本地工業企業工作。

重慶市職業學校已建成實訓基地348個,各類實訓基地設備總值3.7億元,這些實訓基礎大部分本校學生的培訓,使學生在除了理論課堂知識外,能夠在實訓基地動手操作,從而可以使畢業生可以更好地適應社會需求,培養動手能力和工作適應能力適合企業需要的學生。近年以來,也接收農民工培訓,可以為農民工提供實訓工位8.35萬個。

重慶市本科院校則承擔了大部分在職人員的培訓任務,如專升本、在職研究生、企業員工培訓、崗位培訓、領導干部和管理人員培訓等,這些培訓為重慶市各單位企業提供了更高學歷和素質的員工,為全市經濟發展起著重要作用。

隨著大量的生產制造企業在重慶基地的建立,各類人才的需求總體在上升,為重慶市職業教育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機遇,向社會培養高技能高素質人才是培訓院校的首要任務。

(二)參與培訓的主要群體分析

從參與崗位職業培訓的人群中,如果我們按培訓人員是否在職,可以分為兩大類:一類是非在職人員,如各大院校學生,在學校接受職前培訓,或是來自社會其他地方的勞動力,如農民工、用工單位職前培訓等,這類培訓人員的主要特點就是以前從未從事過此類職業,需要的培訓任務是從零開始直到能夠勝任工作為止;另一類是在職員工,如各企事業單位、社會部分行業組織的培訓,這類培訓活動一般而言要獲得比目前已經從事的職業有更高的技能或能力的學習為主。

從工作性質上來分,則可以分為以下幾類:一是管理類人員的培訓,這類培訓如黨政干部培訓、企業管理人員培訓、事業單位領導培訓等,主要針對的是管理層的管理知識和技能培訓,從目前情況來看,大部分機關單位都有很多的管理培訓機會,從而提高了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領導干部的管理能力和綜合素質;二是技術能力培訓,這類培訓主要針對技術人員,主要任務是對技術人員的知識水平的提高和專業技能的提升培訓,這類培訓的參與人員一般具備良好的行業知識的技能,所以相當于業務技能的升級培訓;三是業務能力培訓,這類培訓主要是企業或單位組織,為提升員工的業務能力而開展的培訓工作,如企業從學校里招收的新人,需要花時間培訓他們的業務熟悉能力和行業知識,對工作任務和工作流程進行培訓等活動,從而使這些人員能夠勝任或者是比以前對業務技能有更大的長進。

二、不同群體對崗位培訓職業教育的需求差異性分析

(一)工作性質對崗位培訓職業教育需求的差異性

首先從黨政干部和管理層的培訓情況來看,近年來,重慶市在領導干部培訓方面做了很多工作。2008年3月始,包括各區縣黨政官員、市級部門官員和部分市屬國有重點企業負責人在內,重慶1000多名黨政干部和企業負責人都接受了這一培訓。培訓包括傳統的專家講座方式:邀請中國社科院、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浙江大學、對外經濟貿易大學等研究機構和高等院校的專家學者做專題報告,也有中央黨校的遠程教學錄像。將包括每年舉辦一次市管黨政主要領導干部現代經濟知識強化培訓班,每年選派200名黨政領導干部和企業經營管理人員到美國、新加坡、香港等發達國家和地區的高校進行現代經濟研修,每年選送100名優秀副廳級干部及正處級干部參加在渝高校經濟管理類的學歷教育,每年分行業、分領域舉辦以擴大開放、科學發展為主要內容的系列專題培訓班等。重慶還計劃用1年時間對全市招商引資人才進行一次全面輪訓,5年內選送10000名35歲以下、未取得國民教育大專以上學歷的干部,到市內高等院校接受帶薪脫產學歷教育。從總體上來說,這類培訓是由黨政機關組織,對干部和管理人員進行的培訓工作,對這類培訓工作的需求,則來自于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黨政干部和企業負責人都要適應新環境和形勢,因此進行此類培訓是對現代知識和技能的提升培訓。

其次從工作性質培訓的需求來看,一部分需求來自于社會發展形勢對從事者有了更高的要求,崗位或職業培訓可以完成知識或業務技能的升級換代;另一部分來自于從業人員自身發展的需要,為了提高自身的競爭力和綜合素質,而進行知識或能力方面的學習。

(二)不同年齡階段對崗位培訓職業教育的需求分析

首先是青年團體,這部分包括學生、剛剛走向工作崗位的青年員工等。由于這類團體很多都是剛剛離開學校,在些在學校里已經學習了本專業的知識和技能,為適應工作環境和業務流程而參加的崗位職業培訓;另一類情況是工作與專業不對口,這種現象現在非常多,隨著擴招和大量學生的畢業,很多學生都從事著非本專業的工作,用人單位就進行組織培訓,專業針對所招收的員工進行培訓工作;其余的一些情況則是畢業后的學生自修計劃,常見的有專升本,本科讀研究生或繼續深造博士等,這類自修的教育和培訓,對于青年員工來講,主要是為了獲得新的機會,對自身發展和薪酬待遇方面有更高的期望而自發進行的進修或培訓。所以青年員工的崗位培訓需求來講,一部分是以知識技能和學歷教育為主;另一部分則是為了在本行業有更大發展。

其次是中年階段,處于這一階段的主要是已經離開學校教育有一段時間,在本行業從事工作有一定年限,已經積累了較多的工作經驗,有些已經成為本行業的業務骨干或者精英。從這部分人的培訓需求來看,一是對于自身提高的培訓,如從事學歷教育培訓,或者參加行業培訓活動,以提升自身的綜合素質和業務知識;二是非專業知識類的培訓,如一些企業內的技能骨干提升為管理者,而參加的管理類知識的培訓;三是一些自主創業者對自身素質提高而自發進行培訓,如學習行業知識、掌握管理營銷或商業知識等方面而對自身的培訓。

再次是老年人階段的培訓活動,從整體上來講,為了適應現代變化和形勢,老年人積極學習新的知識和技能。作為老年人團體,對于培訓和崗位教育的需求主要是新的知識和行業領域的掌握。由于知識更新的速度加快,作為老年人為了掌握行業新的變化和了解最新的技術,則需要參加崗位培訓或行業知識培訓。對于處于管理層的老年人來說,大部分則要對經濟形勢、行業動態、發展趨勢要有較準確的把握,所以考察和學習行業內的優秀經驗、方法、技術,對提高管理效果有很大的幫助。

(三)不同勞動力性質對于崗位培訓需求的差異表現

從勞動力性質上來看,可以分為在崗人員的崗位培訓、新生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等方面。

對于在崗人員的培訓,目前主要是以行業或單位組織的崗位培訓為主,如重慶市公交、衛生、教育、通信等行業每年都有類似的培訓機會,在崗培訓的主要目的是使員工掌握新的技能或知識,以適應新的要求。如行業產品更新或升級,要求員工必須掌握新的操作技能才可以勝任,另一方面是對新員工進行的培訓,新員工進入工作單位之后,通過培訓的方式讓其掌握一定的知識和技能。

新生勞動力和農村勞動力轉移等方面的培訓,面對的是剛進入行業的新人。每年重慶市有近十萬大學生畢業,對于這些學生走向工作崗位的培訓,屬于新生勞動力培訓的內容,目前主要是重慶市各實訓基地和職業培訓學校完成這些工作,對于新生勞動力這一群體,在職業培訓方面的需求就是能夠快速掌握一定的技能,為從事新職業提供方便。除了培訓學校、培訓基地之外,各大工廠、商家和用人單位也組織類似的培訓,以方便新員工迅速入行。在農村勞動力轉移方面,重慶市各區縣政府組織了大量的農民工培訓工作,慶市武隆縣委、縣政府從統籌城鄉發展,改變“二元”結構,解決“三農”問題的高度,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培訓工作做為優化農村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收入結構,促進農民跨越式增收的戰略舉措,在全縣叫響“要想富,出勞務”的口號。通過跨區轉移、就地轉產轉業兩種主渠道,全面做大做強農村勞務經濟產業。又如重慶建工集團在2009年底舉辦的農民工培訓課堂。據介紹,重慶建工集團有1.2萬名正式職工,常年使用農民工10萬人。從2007年以來,建工集團累計培訓農民工10萬多人,其中取得合格證的有12000多人。通過建立農民工培訓體系這個平臺,提升了農民工技能素質和綜合素質。

三、崗位培訓職業教育對勞動力素質提高方面的意義

(一)崗位培訓職業教育對勞動力文化水平與技能方面的意義

在崗位培訓職業教育中,提高最明顯的是對勞動力的文化水平的提高和技能提高。在各類培訓學院中,首先是對知識的培訓,使勞動者掌握一定水平的文化知識,以專業學習和以后深造打下基礎。重慶市現有高等職業院校25所,全日制普通高職在校生近15萬人。直轄以來,重慶高等職業教育迅猛發展,規模明顯擴大,教育教學改革取得了新的突破,打造出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職業院校和品牌專業,高等職業教育的辦學理念得到了社會廣泛認同,服務地方經濟建設的能力進一步增強,為重慶市大力實施“科教興渝”、“人才強市”戰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撐。各類職業院校為重慶市培訓了大量具有一定文化素質和操作技能的技術型人才。

(二)崗位培訓職業教育對農村勞動力素質提高的意義

在在農村勞動力培訓中,首先明顯提升的是勞動力文化素質與修養。如2009年3月份重慶市巴南區啟動了農民工綜合素質培訓服務。強調用科學發展觀指導項目實踐,主要開展對農民工就業技能以外的文化、心理和社會交際素質的培訓和服務。關注生產、生活兩方面條件變化對農民工提出的新挑戰,以及農民工加入城市社會對城市文明建設的影響和新要求,旨在幫助農民工提高融入城市生活的綜合人文素養。

其次是對農村勞動力技能的提高,通過各類培訓計劃,明顯地提升了農村勞動力適應新工種或工作的能力。2009年3月,重慶市將實施農民工特別培訓計劃,針對返鄉農民工的不同意愿,分別開展轉移培訓、崗前培訓、創業培訓和種養殖業技術培訓,提高培訓的針對性和實用性。政府將對與用人單位簽訂了1年以上期限勞動合同(勞務協議)但未正式上崗的重慶籍農民工開展崗前培訓,給予最高每人600元的補貼;在農民工創業培訓方面,政府將農民工納入創業培訓補貼范圍,給予創業農民工每人1000元-1500元的補貼;2009年起,對就讀中等職業學校的返校農民工給予每人每年2000元的學費和生活補貼,促進返鄉農民工通過就讀中等職業學校,實現穩定就業,并且2009年全市中等職業學校市內將招生18萬人以上;為減輕農民工的經濟負擔,對其實行免費職業技能鑒定和專項職業能力考核,對初次參加職業技能鑒定和專項職業能力的農民工,鑒定費和考核費財政補貼標準由50%提高到80%,職業技能鑒定機構減收20%。在以上的措施中,都圍繞著對農民工技能和素質提高而開展的培訓,對提高重慶市勞動力素質有著重大意義。

參考文獻:

1、重慶舉辦農民工培訓[N].重慶晨報,2009-11-20.

2、現金優惠促培訓 重慶實施農民工就業培訓計劃[DB/OL].新華網,2009-03-03.

3、重慶發揮職業教育優勢促進城鄉勞動力轉移[DB/OL].重慶政府公開信息網,2009-08-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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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力市場分割是一種客觀存在

新古典經濟學認為，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一種有效機制，其主要原因就是可以憑借社會自發自主的內在秩序，為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配置及使用提供空間，從而使供求趨于平衡，效率和效益實現有效的統一。勞動力作為重要的生產要素，也應由市場來配置。但縱觀世界各國，即使是市場經濟十分發達的國家，也未能真正建立起統一的勞動力市場。這是因為，與其他生產要素市場相比，勞動力市場具有較明顯的非競爭性。西方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正是以區別傳統勞動力市場理論的新范式來理解這種非競爭性的。該理論強調勞動力市場的分割特征，強調制度和社會因素對勞動報酬和社會就業的影響。其中，二元結構是分割理論的代表。二元結構把勞動力市場劃分為主要市場和次要市場。主要勞動力市場職業比較穩定、待遇較高、工作條件好、晉升機會多，而次要勞動力市場人員流動性大、待遇低、工作環境差、晉升機會少。這種情況產生的原因，現代分割理論的解釋主要有兩種，一種強調生產特性，一種強調個人特性。把市場分割歸因為生產特性的觀點認為，有些工作是要求經過特殊培訓和學習的，由于培訓費用高，在勞動力流動成本很低的情況下，為員工培訓支付費用的企業很可能因員工的流動而遭受損失。為避免這種情況發生，那些競爭力強的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企業，有意建立內部勞動力市場，給員工較高的工資和晉升機會。這種機制就形成了主要勞動力市場。而那些生產勞動密集型產品、競爭力弱的企業，沒有建立穩定勞動力隊伍的條件和能力，人員處于高度流動狀態，這就形成了次要勞動力市場。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存在不會威脅到主要勞動力市場員工，因為這兩個市場之間幾乎不存在競爭。把市場分割歸因于個人特征的觀點認為，勞動者的種族、性別、國籍等是造成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重要原因，如發達國家新移民就業受到歧視，男女職工工資待遇不同,等等。

上世紀90年代，這一理論引進到我國。學者們在對我國勞動力分割狀況進行研究后認為，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具有與西方國家明顯不同的特點。雖然也存在如同西方國家由于生產特性等形成的主要、次要勞動力市場分割和因性別等個人特征形成的就業歧視，但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突出地表現為一種制度性分割。筆者在對蘇南地區勞動力市場進行考察后認為，我國勞動力市場分割除上述由于政治、經濟等外在制度性因素所形成的分割外，還存在著一類分割形態，即由于不同區域、產業、行業、崗位對勞動力知識、技術、能力有差別的要求，以及由于教育發展不均衡造成的勞動力知識、技術、能力差異而形成的分割。這是一種內生性分割，介入了更多的市場因素。無論是由體制因素形成的分割，還是由經濟內生因素形成的分割，對經濟發展和勞動者就業都有著直接影響，進而對職業教育的發展也產生影響。

影響職業教育發展規模

勞動力市場分割導致次要勞動力市場需求旺盛，促使政府大力發展職業教育，擴大職業教育規模。當前，對中國勞動就業影響最為深刻的是由于體制原因形成的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分割。體制內的主要勞動力市場運行仍帶有傳統體制印痕，它的需求者主要是機關、事業單位和國有大中型企業。機關、事業單位設有內部勞動力市場，進入其內部勞動力市場，有嚴格的編制控制，也有學歷、職稱等資格要求，一般需大學本科以上學歷，并且要通過國家或地方政府統一組織的招聘考試。有些低學歷者，即使由于工作需要進入，也沒有編制，只能以人事、租賃人員的身份進入，這部分人仍然不能享受正式員工的待遇，實際上還是在體制外的次要市場上。

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深化，企業對勞動者的雇傭應該市場化，但由于次要勞動力市場的存在，國有企業尤其是那些帶有壟斷性質的行業企業，其雇傭行為仍然不可能市場化。由于體制內企業效率低下，且勞動力價格更為剛性，許多勞動力邊際成本大于勞動力的邊際收益，導致這些企業或者在舊體制外發展企業，即舊體制企業派生出新體制企業，或者在舊體制企業派生出一個次要勞動力市場，以降低成本。這兩種情況都導致次要勞動力市場對勞動力需求的增加。因此，在勞動力市場中，能進入主要勞動力市場的人數相對較少，大多數人只能進入次要勞動力市場。

篇4

(一)就業服務的職能初級且不完善，難以滿足變化的勞動力市場的要求

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職能局限在單一的崗位匹配、簡單的職業指導。但大多數失業者文化水平低、缺乏市場需求的勞動技能，或對自身職業能力缺乏了解，或心理脆弱等，低層次的服務無法滿足他們的真正需求。就業服務職能的不完善還體現在地區、群體差別。我國沿海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體系非常發達，形成了多元主體共同參與的多層次、多樣化服務體系，能夠靈活滿足不同群體的需求，而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就業服務還留有很深的計劃烙印，服務僵化，政府壟斷，而這些地區下崗職工、農民工等貧困人口相對較多，他們迫切的求職需求難以滿足。

(二)營利性型服務驅逐非營利的現象普遍

就業服務產品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也有可營利的。由于這些職能沒有得到科學劃分，致使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在履行職能、財務管理等時無法實行歸口管理。一方面在政府財政資金的支持下承擔免費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弱勢群體提供求職服務，另一方面又開展營利性的勞務市場業務。趨利機制使得服務機構更偏好于提供可收費的服務產品，而對難以獲利的服務產品不愿提供，即使在政府強制要求下，也不過是聊以塞責而已，服務的質量因而難以得到保證。

(三)管理僵化，政出多門，職能交叉，難以有效協調

公共就業服務的各項職能之間的相關性非常強。例如，短期化的職業介紹往往需要長期持續性的就業計劃予以支持，而個性化的求職幫助又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這需要職能部門密切配合。例如，我國針對下崗職工開展的社區就業服務，創造的崗位涉及規劃、城建、衛生、公安、工商、稅務、民政、勞動和社會保障等多個部門，需要多方面的配合和支持。由于對這些部門之間的職責界定不清，服務重疊，經常發生矛盾，阻礙了社區就業服務工作的開展。

(四)與私人組織合作能力低，難以形成多元化、多層次供給的競爭性市場

就業服務需求具有多層次、多元化特點。就服務強度來看，有自助服務、一般服務和強化服務；就服務層次來看，有全國性勞動力調配、市場信息的傳播和就業政策的解釋，也有地方轄區的就業安排和指導；就服務主體來看，有政府行政性就業機構、民間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組織。這樣，就業服務格局才能提供高質量的服務。但是，我國當前的就業服務市場基本還是政府為主導的壟斷格局，運行效率低下，同時民間機構力量弱小且不規范，二者難以有效合作，限制了就業服務功效的發揮。

二、制度安排的思路——基于公共品理論的策略選擇

從上述問題來看，其癥結的根源在于缺乏對公共就業服務內涵的全面、細致的把握。理論認識上的模糊使得制度安排的具體工作難以向縱深發展，阻礙了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成功構建。由此，必須對公共就業服務這一特殊的公共品做全面的分析，在此基礎上選擇制度構建的具體策略。

(一)公共就業服務產品的特性

盡管公共就業服務的制度安排、任務、戰略和組織在不同的國家千差萬別，但各種職能服務產品卻有許多共同的基礎。下面以國際勞動組織公認的四項基本職能為支點(如表－1所示)，具體分析服務產品的特性。

1．職業介紹)——職業中介的市場化和個性化服務的公益性同時加強。職業介紹是公共就業服務的最基本職能，目的是為求職者和空缺崗位進行撮合。不管在我國還是西方國家，該職能的特性都經歷了一個從政府壟斷的純公共品到多元化供給主體的市場化過程。該職能的市場化表現在互聯網技術的載體之下的自助服務的普及。求職者可以利用各種自助設施進行工作的查詢而不再過多依賴公共就業服務工作人員。對于雇主而言，互聯網可以為他們解決最通常的勞動力供給的需要。這些都意味著普通的職業介紹職能弱化，而高質量的職業介紹市場化能力很強，一般由私人職業介紹機構來承擔。互聯網技術在弱化政府某些職責的同時，針對弱勢群體的個性化服務使公益性得以繼續體現，這表現在對無法或不能利用自助設施的弱勢群體、對不熟悉求職擇業的人以及長期失業的人員進行個別輔導。

2．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政府為主導的多元化供給。失業的持續增長和勞動力市場的瞬息萬變，使崗位匹配、直接創造和維持就業崗位等傳統就業服務職能難以滿足宏觀勢態發展的要求。因此，勞動力市場調整計劃出現，并在很多國家成為替代職業介紹基本職能的主要職能。目的是利用政府干預的方式對勞動力市場供給和需求的失衡狀況作出調整，創造一種有利于勞動力市場開發新崗位的環境，以彌補政府在維持現有就業機會、創造持續性崗位中能力的不足。具體調整計劃包括求職幫助、培訓和教育計劃、直接創造工作崗位和工作經驗，以及其他各種綜合計劃。這些縱深領域的服務意味著服務受益群體的分化和范圍的縮小，通常以小組甚至是一對一的方式出現。這些調整計劃的種類繁多，有公益性較強的服務，也有需要收費的個性化服務，由服務受益群體的不同特性決定。由于勞動力市場中弱勢群體占大多數，需要政府在多元化供給中把持其主導地位。諸如教育和培訓一類的服務產品更多是由私人辦學機構來提供，因此政府必須與這些機構建立親密的合作關系，通過外包、特許經營或者“代用券”制度等市場化運作的方式實現與私人機構的合作。

3．管理失業補貼——消極的政府就業政策。失業補貼作為消極的勞動力市場政策，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三種服務：提供求職幫助或再就業服務；持續資格認證與求職認證；對失業補貼計劃的總體管理。為平衡失業補貼的消極作用，幫助領取失業補貼的人員盡快重新就業，需要對其提供求職幫助，如制定求職計劃、接受教育培訓等，以作為繼續領取補貼的條件。這要求失業補貼與其他職能特別是勞動力調整計劃密切配合，建立合作伙伴關系，至少在補貼管理機構、公共就業服務和地方一級的一站式服務機構之間保持這種關系。

4．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系統——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勞動力市場信息開發職能對消除失業是間接性的，但它是自助服務最主要的信息提供者，這也決定了該職能的公益性。這一性質要求公共就業服務從全國范圍搜集、加工、解釋并勞動力市場信息，以滿足不同客戶的需求。但對信息的需求也造就了私營市場，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不再是唯一的信息服務提供者，是政府和私營機構共同參與的競爭

(二)公共就業服務中政府職責的界定

對公共就業服務產品性質的分析，初步明確了政府的職責。這些服務的強度隨受益群體的不同而有很大差別，要想進一步明確公共就業各項服務的強度和界限，需要對受益群體的特性做詳細分析。

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可以分為六大類：新失業者：長期失業者；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企業富余人員；殘疾人、農民工、婦女群體；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如表－2所示)。其中，新失業者是指原本有工作但因技能落后、所在單位關閉或者某些個人因素被拋入失業大軍，這些人缺乏渡過失業歷程的經驗，往往精神沮喪、求職迷茫，公共就業服務需要對其提供小范圍的求職幫助，教授求職技巧，提高求職信心，或者提供培訓使他們獲得新的技能。對長期失業者而言，他們往往經歷屢次失業打擊，學習能力較差，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再就業障礙，是最難也是最需要幫助的群體。需要實行“個案管理方法”，提供特殊就業咨詢，制定長期就業扶持計劃，進行持續追蹤調查。這一職能在很多國家都得到了細致縱深的發展。對于新進入勞動力市場者，通常指應屆畢業學生，他們掌握了最新的技能，但由于年輕而缺乏對職業的了解，公共就業服務除了對其提供職業介紹、求職咨詢等外，應提供針對學生特點的直接創業計劃，使他們盡快融入市場，使科技成果盡快轉化為生產力。企業富余人員在我國表現為下崗職工群體，他們一般技能落后，年齡較大，知識水平較低，需要接受再培訓和教育，掌握新的技能，或者提供創業計劃，直接創造就業崗位實現就業。對殘疾人、農民工和婦女這些比較特殊的失業群體，需要公共就業服務提供個性化或小組范圍的深入咨詢和教育培訓，提出針對他們自身特點的就業幫助。對想提高生活標準的已就業者，可以通過收費的方式予以提供或完全交由私營機構。

通過表－2的分析，公共就業服務要承擔的職責主要體現在勞動力調整計劃中，對于不同群體的服務強度有很大的差別。職業介紹一般通過自助方式實現，受益群體數量和規模也最大，是最低層次的服務；個性化服務或強化服務需要對求職者的技能、能力和興趣等進行評估，提供有針對，對工作人員素質的要求很高，需要較高層級的機構配合；這些評估會成為進入培訓、再培訓和創業計劃的關鍵，而培訓一類的最高層級服務需要更高級次的政府機構統一調配，使其能與私人辦學機構順利合作。

三、完善我國公共就業服務制度的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要想成功構建公共就業服務制度，平衡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的矛盾，降低失業率，實現和諧社會，必須完善這四大職能，并根據各職能的性質改善、調整就業機構的管理運行體制，建立起多層次、多主體、多樣化的就業服務制度體系，使公共就業服務的功效得以最大發揮。

(一)完善公共就業服務職能，建立多層次、多樣化的就業服務體系

1．建立統一的標準化的服務流程，為求職者服務。大多數公共就業服務的客戶群體所需要的求職幫助可以利用自助服務設施自行完成，互聯網的普及使這一職能的價值得以充分體現。瑞典每個月通過互聯網進入公共就業服務的人數相當于勞動力總數的6％。自助服務成為最基礎、最活躍的服務。新技術的普及要求對該層次的服務建立統一的標準化服務，便于監督管理和高效率服務。統一的標準化服務還體現在一站式服務中心的建立，將求職幫助、就業咨詢、職業分配、幫助填寫失業保險申領表、教育和培訓機會的信息獲取等職能整合在同一場所中，確保計劃和服務的一體化和綜合性，使客戶普遍得到服務。

2．為失業者提供一般服務。一般服務是對自助服務的補充和拓展?；ヂ摼W技術的普及弱化了傳統的職業中介職能，轉向提供更多的就業咨詢和指導，諸如組織求職技巧的講習班、大型職業招聘會、幫助求職者了解自己能力的職業指導、制定失業者連續性的扶持計劃等一對一的深入咨詢服務等。這些咨詢和指導往往與職業匹配服務相結合，同時它也為求職者接受后期的教育和培訓提供了指引。培訓和教育使缺乏技能的人掌握新的技術，提供的方式有很多，如脫產和教室課程、在崗培訓或二者結合，并根據勞動力市場需求隨時調整。這些調整計劃對幫助失業者提高就業能力、克服再就業障礙，重新融入工作環境效果明顯。

3．針對特定群體，提供特殊的強化服務。我國勞動力市場中的劣勢群體，包括年齡偏大、知識水平偏低、屢次就業失敗的國企下崗職工、缺乏勞動技能的農民工、殘疾人、婦女群體，以及因吸毒、酗酒、育嬰、債務等個人問題而失業的群體等。對這些群體的就業幫助是公共就業服務公益性的集中體現。針對該群體的特性，需要發展特殊服務。(1)特殊就業咨詢。需要針對他們的心理特點提供深入面談，進行行業測試，推薦職業，甚至陪伴他們面試求職。這需要高素質的工作人員，并與社會救助等服務相配合。(2)培訓教育。但因為這些群體的學習能力相對較低，培訓教育比較困難，成效不顯著。(3)直接創業計劃。提供直接的就業崗位通常是針對該群體最直接的需要提供有效的求職幫助。一般要借助于社區、街道、中小企業等提供一些臨時性、短期的崗位，建立非正規就業體系，政府提供必要的財政補貼，甚至直接參與崗位的創造，使該職能成為一項幫助弱勢就業群體的基本社會保障“安全網”。

(二)構建合理的公共就業服務管理模式

1．權力下放，建立多中心的就業服務體系。公共就業服務機構作為一種專業性、地方性較強的公益機構，應當采取政事分開、自主管理的模式，地方服務機構有自己相對自主的權利，形成在政府委托之下覆蓋全國的服務網絡。在政府的監督管理之下，大力開展地方機構，充分利用地方的信息優勢，密切與用工單位的合作關系，根據當地的經濟結構、就業結構靈活提供服務。(1)專業性設置。針對不同的服務群體，設置下崗職工再就業中心、進城務工農民就業中心、青年就業中心、臨時就業中心等，充分發揮專業化優勢。(2)地區性設置。根據不同地區勞動力市場人口密集度、供需狀況等設置社區就業服務中心，并采取多元化主體的供給模式，由政府機構、私營組織以及非營利性組織共同參與，充分發揮信息優勢，根據轄區勞動力市場特點提供有針對性的服務。當然，保證這些服務中心之間的交流合作，政府必須承擔起統一協調的職能，抵消結構調整對整個勞動力市場的負面影響，實現勞動力資源的有效配置。

2．部門整合，加強政府各相關職能部門的密切合作。實現就業或再就業是一項涉及眾多政府職能部門的綜合性工作，需要各部門密切配合協調，予以充分支持。(1)通過電子政務的建設使政府各職能部門及社會組織實現橫向對接，協同開展工作，聯動辦理業務，使求職者可以享受到全方位的服務。(2)建立專業化就業市場，搭建縱向的統一就業體系，使部、省廳及區(縣)、街道、社區連接，確保就業政策頒布實施、就業服務開展的連貫性和準確性。

3．打破政府壟斷，提供競爭性的就業服務。就業服務領域需求的多樣化為私營機構提供了廣闊的市場空間。要求政府必須打破壟斷，主動與私營機構合作，建立競爭性的就業服務體系。(1)開發勞動力市場信息；(2)勞動力教育和培訓；(3)可以有效監控的服務，如失業保險的管理、失業人員的管理等?？梢圆扇〉钠跫s合作模式有外包、市場測試、“代用券制度”，以及純粹的私有化。政府要根據不同的就業服務公益性強弱，承擔起相應的職責。對公益性較強的服務在外包過程中，政府要予以資金支持，嚴格監控，保證弱勢群體能夠免費獲得公平、公正的服務。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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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結構性失　業研究文獻　述評

在體制轉變和產業興衰轉移的必然趨勢下，我國經濟處在體制轉軌和結構調整的關鍵期。這一時期我國出現大量失業人員與職位空缺并存的現象，即結構性失業。為了更好地認識及解決我國面臨的結構性失業，本文對國內外結構性失業的研究成果進行了梳理。

一、馬克思的結構性失業理論

馬克思在其著作《資本論》中多次提到了結構性失業，集中體現在對結構性失業成因及表現形式的論述上。馬克思提到：“現代工業通過機器、化學過程和其他方法，使工人的職能和勞動過程的社會結合不斷地隨著生產的技術基礎發生變革。這樣，它也同樣地使社會內部的分工發生革命，不斷地把大量資本和大批工人從―個生產部門投入到另一個生產部門。因此，大工業的本質決定了勞動的變換，職能的更動和工人的全面流動性?！鄙鲜稣撌霰砻鳎喊殡S生產力和科技的發展，社會分工發生著一系列的變化，這客觀上要求勞動力可以自由地流動。然而勞動力的流動受到多個因素的影響，繼而“使工人面臨這樣的威脅在勞動資料被奪走的同時，生活資料也不斷被奪走，在他的局部職能變成過剩的同時，他本身也變成過剩的東西。”這里的“局部職能過?！敝竸趧诱叩膭趧蛹寄軣o法與新形勢下的對勞動者技能的需要匹配，繼而引發失業。在結構性失業的表現形式方面，馬克思提出：“這些因分工而變得畸形的窮人，離開他們原來的勞動范圍就不值錢了，只能在少數低級的，因而始終是人員充斥和工資微薄的勞動部門找出路?！边@種情形即為一些行業出現大量失業人員與一些行業存在空缺職位并存。分工把人手束縛到一定的生產部門，并且成為該部門的熟練工，一旦他們失業，短時期內很難形成別的技能，無法勝任新的工作，從而成為結構性失業人員。

二、對西方經濟學各流派中關于結構性失業理論的述評

西方各流派對結構性失業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典學派的“摩擦性失業”研究，其后的凱恩斯學派、新古典綜合派等經濟學流派在研究結構性失業問題的過程中，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探討和關注結構性失業問題，形成了各具特點、有所側重的結構性失業理論，并提出了有針對性的政策建議。對這些失業理論及就業對策的考察，將對解決中國日益嚴重的結構性失業問題有重要的借鑒價值。

1、古典學派的摩擦性失業理論。摩擦性失業指在生產過程中由于難以避免的專業、季節性等原因而造成的短期、局部失業。在貨幣工資充分彈性的假設下，古典學派認為摩擦性失業的存在與充分就業并行不悖，資本主義能自動實現充分就業均衡。由此可見，古典學派認同結構性失業現象是客觀存在的，而且提出這一客觀現象產生的原因是技術變革。李嘉圖在其著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提到：“勞動階級認為，機器的使用往往有損于他們的利益，這種看法并非基于偏見和錯誤，它符合政治經濟學的一些正確原理”。這說明李嘉圖已注意到：對于勞動者來說，機械化可能會帶來嚴重的失業問題。

2、新古典綜合派的結構性失業理論。新古典綜合派學者詹姆斯?托賓和杜生貝從勞動力市場的技術結構層面分析結構性失業問題。勞動力市場的技術結構是指將勞動力市場依據工人的技術狀況細分為若干個局部子市場，每個局部子市場實際上只是很狹窄的專業性很強的勞動力供求市場，因此難以彼此替代。由于勞工市場供求結構方面的不相適應會形成失業，就是結構性失業。托賓則提出政府要采取措施，以有效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政府可以采取人力政策，比如對勞動力進行必要的職業訓練，將無技能的勞動力訓練成有一定技能的，將不熟練的勞動力訓練為高熟練程度的勞動力，來緩解結構性失業。

3、貨幣流派的結構性失業理論。弗里德曼在就業方面提出“自然失業率”假說。該假說中的失業是指自然失業，指那些因缺乏必要的勞動技能以及受到就業結構方面的制約而不能就業的勞動力。由此可見，“自然失業”包括結構性失業和摩擦性失業，而長時期的摩擦性失業就可以被歸結為結構性失業。因為在任何經濟結構的變化過程中都要求勞動力的結構發生相應的變化。如果勞動力的變化過程進行得很快，即勞動者在失業后能在很短的時間內找到能上任的工作。那么該失業就是摩擦性失業。相反，如果勞動力的變化過程緩慢滯后，勞動者失業后不具備新工作所要求的技能，而需要一個比較長的培訓過程才能上崗，該失業就被認為是結構性失業。由此可見，貨幣學派的貢獻在于明確地指出結構性失業與摩擦性失業之間的聯系與區別。至于結構性失業的成因，只是簡單談到勞動力的技能水平的影響。在治理結構性失業問題上，貨幣學派主張讓市場機制自發地發揮調節作用。

4、發展經濟學派的二元結構失業理論。發展經濟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劉易斯集中探討了在二元經濟結構模式下的失業。二元結構，是指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由傳統農業部門和現代工業部門兩個不同的經濟部門組成。劉易斯等人主張：農業部門是傳統部門，其勞動生產率低，人口眾多。這里存在著大量的隱形失業。但現代的工業部門勞動生產率相對比較高，而且從業人數少，有較高的工資水平，這樣對傳統農業部門的勞動力形成吸引。這樣通過加快現代工業部門資本積累，就可以增強其吸收農業部門過剩勞動力的能力，從而解決失業問題。但勞動力在從傳統農業部門向現代工業部門轉移的過程中會受到自身素質及工作結構等諸多因素的制約，使得轉移消化過程并不理想，這樣就造成結構性失業。

5、經濟增長理論的結構性失業分析。經濟增長理論強調人力資本的積累，闡述了勞動力供求結構轉變的必然趨勢。經濟學家錢納里和庫茲涅茨通過統計分析的方法提出自己的觀點：經濟增長的內在機理是經濟結構的變動。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增長的歷程如下：在產業結構層面，勞動力的就業結構在三大產業間的順序從“一、二、三”轉向“三、二、一”。在部門結構層面，則從農業活動向非農業活動轉移，之后又從工業轉向服務行業；經濟增長核算研究之“父”――丹尼森指出在結構轉變、經濟增長的過程中勞動力供求結構變動是必然，二者變動的不匹配必然帶來結構性失業。

以上闡釋了西方各經濟學派對結構性失業的研究成果，這些理論不僅涉及到結構性失業的原因分析，也提出了結構性失業治理的對策建議；不僅研究了發達國家的結構性失業狀況，也分析了發展中國家的結構性失業現象，并將二者進行對比分析。這些理論不僅對如何認識現階段我國出現的結構性問題提供了指導思想，而且也對如何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很多思考啟示。但同時，這些理論也有其不足之處。第一，以上各學派都研究了結構性失業，都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主張。但是理論是為實

踐服務的，各學派的主張基本是針對各國當時特定的經濟環境提出的。比如凱恩斯的結構性失業理論提出的背景是20世界30年代西方出現嚴重失業和經濟衰退的雙重危機下，因此提出了要求國家干預調節經濟，采取“需求管理”的政策以擴大社會的有效需求，促進生產，從而解決結構性失業問題的主張。第二，各學派都更多關注自己研究的領域，而沒有多角度全方位地看待勞動力的供求調整和社會結構調整不匹配問題。事實上勞動力供求結構的失衡，并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它是社會、人口等方面的綜合問題。如果僅僅從經濟學角度來分析論證失業問題，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會有偏頗疏漏之處，也就很難用以全面正確地服務于實踐。

三、國內學者結構性失業研究成果述評

我國的結構性失業研究起步較晚。20世紀90年代后國內結構性失業問題日益突顯，不少經濟研究者開始著手從理論和現狀兩方面來研究結構性失業問題，涉及到結構性失業的界定和性質、成因以及解決對策等方面。在結構性失業的界定和性質方面，諶新民教授《當前的結構性失業與再就業》一文中就曾指出，針對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的同時就業增長速度持續回落的現象來說，勞動力供求總量失衡僅是形勢嚴峻的背景，而結構性矛盾才是當前失業問題的主因。他認為影響中國就業問題的結構和制度因素有所有制、產業、地區結構、勞動力素質和制度安排。胡鞍鋼認為，我國目前的失業屬于以結構性為主的綜合性失業。它既包括產業結構調整引起的失業，也包括所有制結構調整引起的失業；既包括勞動力供給總量大于勞動力需求總量所引起的失業，也包括勞動力供給結構與需求結構不匹配所引起的失業。董志強和熊斌等一些專家與堪新民的觀點相似，都論證了結構性失業是當前主要矛盾，總量失業次之。其后學者嚴燕飛對結構性失業的理論作了概括研究，在概念界定和類型區分等研究方面都有一定的突破，并對我國的結構性失業問題進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豐富的研究成果。

對結構性失業的成因及解決對策的研究，受到最多經濟專家和學者的關注，出現了大量研究成果。李建德(1995)從經濟高速增長、經濟改革及人力資源的結構剛性三方面解釋了結構性失業的原因，認為唯一解決的辦法就是再就業技能培訓。凌培亮、吳少紅(1996)則從結構性失業與激化的動因包括社會結構、人才構成、知識結構、技術結構、地域結構五種結構性失業著手，論述了結構性失業給教育改革或職業教育帶來的思考。李剛(2000)發現由于受教育程度偏低不適應產業調整以及勞動要素流動性低下導致的結構性失業是當前我國城鎮失業的主要形式。周天勇(2000)提出發展中小企業是解決中國失業問題的最大戰略。楊宜勇(2001)提出發展小企業是解決中國失業問題的關鍵。馮煜(2001)運用計量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分析了經濟結構調整對失業率的影響。毛炳寰在分析失業的原因時認為結構調整并不是導致失業的根本原因，“人力資本投資體制的失敗”才是主因。康就升(2003)指出我國城鎮結構性失業的主要原因是勞動要素流動滯性、農村富余勞動力向城鎮迅速轉移和就業分布不均衡，主張采取調整勞動力供給結構、調整就業需求結構和調整農村勞動力流動結構等措施。嚴燕飛(2004)主要從勞動者總體素質低下，教育體制落后，勞動力市場不完善三方面解釋了結構性失業的成因，提出了發展職業教育和培訓，推行勞動預備制度，改革教育體制及完善勞動力市場。馬子紅(2005)主張大力發展中小企業是減輕我國就業壓力的重要途徑之一。楊亮、白清平(2006)從教育、體制轉型、勞動動力轉移三方面論述了結構性失業的原因，指出解決之策在于狠抓教育，提升勞動力素質，并且提出建立合理健全的任用機制和人才選拔制度，盡快完成經濟體制的轉變等。張道航(2007)則提倡政府采取就業優先戰略。吳王元(2008)從高等學校、用人單位、家長及大學生自身四方面分析了目前大學生群體的結構性失業問題，并提出對策建議。目前，我國學者普遍認為結構性失業是由于勞動力供求結構之間不匹配，比如勞動力的技能結構、區域分布、性別構成等與勞動力需求結構不一致。在導致這種不一致的原因方面有兩大觀點，一大觀點關注引起勞動力需求結構發生轉變的因素，另一觀點關注導致勞動力的供給結構沒有隨其需求結構的調整發生相應變化的因素。

總之，結構性失業是我國轉型關鍵期面臨的一大重要難題，我們有必要對國內外關于結構性失業問題研究所取得的成果進行一個基本的梳理，以便能夠清晰深刻地認識結構性失業這一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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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來說，節能潛力主要包括技術節能潛力、管理節能潛力與結構節能潛力等。結構節能潛力又可以分為產業結構、要素結構和消費結構等的節能潛力。目前，在要素替代與互補關系的研究方面已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Bemdt and Wood根據美國1947-1971年制造業的時間序列數據研究發現，能源與勞動力之間呈現輕微的替代關系，而與資本之間呈現明顯的互補。鑒于生產要素之間可能存在替代或互補的關系，通過要素結構調整可達到節能的目的。因此，本文通過計算區域各行業的價格替代彈性，提出了一種基于要素替代彈性的節能潛力測算方法。

1節能潛力測算的理論推導

1.1生產要素的界定

生產要素是指物質生產過程中所必需的一切要素及其環境條件。現代西方經濟學認為生產要素包括勞動力、土地、資本、企業家才能四種。由于土地和企業家才能難以量化，尤其是針對行業層面的研究。因此，本文主要分析生產要素中的資本與勞動力。

在宏觀經濟系統中，資本存量能夠反映出最大的再生產能力。而在未達到最大生產能力時，最終的生產能力主要決定于技術水平、原材料資本投入量和勞動力投入量。在實際生產中，原材料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一般不會超出其最大的生產能力，因此可以認為在技術水平保持不變的情況下，最終的生產能力取決于原材料資本和勞動力的投入量。為分析要素替代的節能潛力，將原材料資本劃分為非能源資本與能源資本。最終，本文將生產要素界定為非能源資本、能源與勞動力。

1.2生產要素替代彈性

運用超越對數成本函數可看作任意成本函數的二階近似這一性質[4]，可將成本函數寫成：

要素的投入成本等于要素的消耗量與要素價格的乘積。因此，在應用計量經濟模型系統方程進行參數估計時，需獲取非能源資本的投入量與價格，能源的投入量與價格，勞動力的投入量與價格等數據。

2.2.1能源投入量與能源價格

對于存在能源加工轉換的行業，能源使用量=終端消費量+損失量+加工轉換投入量；而對于其它行業，能源使用量與能源消耗量區別不大[7]。北京市歷年的統計年鑒中公布了各行業能源的消耗總量。各行業能源投入量的確定方式如下：制造業的能源投入量為該行業的能源消耗量、原油使用量和煉焦煤使用量之和；電熱氣水生產與供應業的能源投入量為該行業主要能源使用量之和；其它行業的能源使用量均等于對應行業的能源消耗量。能源價格的確定方式如下：①確定各種能源2011年的平均價格，其中成品油、天然氣、液化石油氣、電力和熱力的價格來源于北京市發展和改革委員會，煤炭、焦炭和燃料油的價格來源于市場均價。對于北京地區，天然氣價格分為居民用氣價格、工商業用氣價格和發電用氣價格，電力價格分為居民用電價格、農業生產用電價格和工商業用電價格。②根據北京市歷年的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指數中的燃料、動力類價格指數計算其它年度各種能源的平均價格。③根據各行業使用不同種類能源的比例和對應能源的價格計算出各行業單位綜合能源的價格，不同種類能源按照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折標煤系數統一折算為標準煤。

2.2.2非能源資本投入量與非能源資本價格

非能源資本投入量等于資本投入總量減去能源資本投入量。其中，能源資本投入量等于能源投入量乘以能源價格，資本投入總量為投入產出表中各行業的中間投入總量。對于資本價格，若以價值形式而非實物形式衡量時，其市場價格應為1[8]。由于本文中的非能源資本是以價值形式衡量，因此可認為非能源資本的價格為1。

2.2.3勞動力投入量與勞動價格

與Ma et al[9]采用的方法類似，勞動力總成本采用勞動者報酬表示。勞動者報酬指勞動者因從事生產活動所獲得的全部報酬，該數據來源于投入產出表中增加值部分的勞動者報酬。勞動力投入量可通過用勞動者報酬除以平均勞動價格獲得。為了保證統計口徑的一致性，同時考慮到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采用各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作為該行業的平均勞動價格，其中各行業職工的平均工資數據來源于歷年的統計年鑒，同時根據本文的行業劃分進行合并處理。

北京市統計局公布了1997、2000、2002、2005、2007與2010年的投入產出表，其中1997與2000年的投入產出表為40個行業，而其它年份的投入產出表均為42個行業。為了消除行業劃分差異對分析結果的影響，本文按照表1的行業劃分標準對各年度的投入產出表進行了整理處理。

根據能源投入量CE與能源價格PE、非能源資本量CK與非能源資本價格PK、勞動力投入CL與平均勞動價格PL，可按照式（9）計算各行業的資本、能源與勞動力要素的成本份額。

小二乘回歸求解各行業中上述5個獨立的參數。

各行業的回歸模型均能通過1%顯著水平的整體方差F檢驗，且擬合優度檢驗值R2均接近1，表明回歸模型的參數估計結果較佳。

根據回歸系數，結合式（7）和式（8），可計算出各行業資本、勞動力與能源的平均價格替代彈性，結果匯總見表2。

根據表2中各行業資本、勞動力與能源要素的平均價格替代彈性可得：

（1）資本。對所有行業而言，資本的自價格彈性為負；即資本價格升高，將導致資本需求量降低。其中，電熱氣水生產供應業的價格彈性最高，資本價格每上升1%，將導致該行業資本的成本份額下降0.74%；房地產業的價格彈性最低，資本價格每上升1%，將僅導致資本的成本份額降低0.09%，說明該行業對資本的剛性需求相對較大。

（2）能源。能源自價格彈性在不同行業之間存在較大的差異。農業、采礦業、電熱氣 水生產供應業、交通運輸與倉儲郵電業、批發與零售業、衛生、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業的能源自價格彈性為負，即能源價格上漲將降低這些行業對能源的需求量；然而，其它行業的能源自價格彈性表現為正。從能源價格對需求量影響

的程度來看，能源價格每上漲1%，采礦業能源需求量將降低1.26%，負向影響

最為明顯；金融保險業

能源需求量將增加1.22%，正向影響最為明顯。在能源自價格彈性表現為正的行業中，金融保險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與地質勘查業、建筑業平均的

能源成本份額分別為0.30%、0.70%和1.02%，對能源的依賴程度非常低。房地產業和其它服務業對能源的剛性需求較大，隨著能源價格的提高，投入的能源成本反而會上升。

（3）勞動力。除房地產業外，其它所有行業勞動力的自價格彈性均為負，說明勞動力價格上漲將減少其需求量。其中，采礦業勞動力需求的價格彈性最大，說明該行業的勞動力需求量對勞動力價格變動最為敏感。而由于房地產行業對勞動力的剛性需求較大，隨著勞動力價格的提高，該行業的勞動力投入成本反而會升高。

（4）資本-能源。各行業的資本與能源之間均存在著微弱的替代關系。其中，替代關系相對較為明顯的是電熱氣水生產供應業和制造業，這兩個行業的能源成本份額相對較高；其它行業由于能源成本份額較低，導致這些行業中資本與能源之間的替代關系非常微弱。

（5）勞動力-能源。對于農業、采礦業、交通運輸與倉儲郵電業、批發與零售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與地質勘查業，勞動力與能源之間存在微弱的替代關系，即隨著能源（勞動力）價格上漲，將導致勞動力（能源）需求量上升。而對于其它行業，勞動力與能源之間存在微弱的互補關系，即隨著能源（勞動力）價格上漲，將導致勞動力（能源）需求量降低。

（6）資本-勞動力。對于所有行業，資本與勞動力之間均存在相互替代的關系，即隨著資本（勞動力）價格上漲，將導致勞動力（資本）需求量上升。

2.4行業節能潛力測算

根據表2中的要素替代彈性，下面對北京市2010年各行業的要素結構節能潛力進行測算。首先需確定生產要素價格的可調整范圍，本文假定能源價格的最大漲幅為5%，最大降幅為0，勞動力價格的最大漲幅為10%，最大降幅為0，并且各行業能源與勞動力價格的漲幅保持一致。然后根據表2中的要素替代彈性，運用章節2.3中的具體步驟，計算得到北京市2010年要素價格替代總的節能潛力為583.72萬 t標準煤，占當年能源使用總量的6.85%，此時能源和勞動力價格的漲幅分別為10%與0，各行業的節能潛力見表3。

表3顯示，要素替代節能潛力最高的分別是采礦業和農業，相對節能潛力均超過了10%，這些行業的能源需求對能源價格較為敏感，能源價格上漲能明顯降低能源的需求量。制造業、電熱氣水生產供應業、交通運輸與倉儲郵電業、采礦業由于能源使用總量較大，節能潛力均在50 t標準煤以上。而金融業的能源消耗總量隨著能源的價格的上漲，能源投入的總量出現了弱微的增長。這主要是由于該行業對能源的依賴程度較低，而且對能源的剛性需求大。

3結論

生產要素之間存在價格替代或互補關系已被許多學者論證并應用。對于存在要素價格替代的行業，可通過調整要素價格的方式，實現非能源生產要素對能源的替代，達到節能的目的。本文通過計算區域各行業的要素替代彈性，提出了一種基于要素替代彈性的節能潛力測算方法，并運用該方法測算了北京市2010年各行業的要素結構節能潛力，結論如下：

（1）根據要素替代彈性，利用規劃算法可以測算區域的要素替代節能潛力。

（2）北京市各行業能源與資本要素之間存在微弱的替代關系，其中，電熱氣水生產供應業和制造業兩者的替代關系相對明顯。

（3）能源與勞動力之間的替代關系存在明顯的行業差異。其中，勞動力與能源在農業、采礦業、交通運輸與倉儲郵電業、批發與零售業、科學研究、技術服務與地質勘查業存在微弱的替代關系；而在其它行業存在微弱的互補關系。

（4）在假定北京市2010年能源價格與勞動力價格最大調整幅度分別為5%與10%的情景下，北京市2010年的要素替代節能潛力為583.72萬 t標準煤，占當年能源使用總量的6.85%。

根據本文的研究可知，通過優化調整要素結構，可實現區域能源的節約。因此，在后續的研究中可建立基于要素結構節能潛力的節能規劃模型，為區域節能工作的開展提供指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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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喀什地區；勞動力轉移；現狀；特點；對策

一、喀什地區勞動力轉移現狀分析

喀什地區勞動力總體狀況：喀什地區農村聚集人口眾多，耕地相對較少，勞動力剩余問題一直是困擾農村經濟發展的突出問題。2009年末，喀什地區總人口有377.53萬人，其中農業人口（293.06萬）高達77.62％，由于自然、歷史、社會等原因，新疆工業起步晚，城鎮化水平低，城鄉二元結構突出，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吸收有限，加之勞動力增長較快，流動滯后，所以喀什地區剩余勞動力較為嚴重。

二、喀什地區勞動力轉移的特征分析

（1）政府引導為主?？κ驳貐^堅持“政府引導、培訓先行、廣辟渠道、全面服務”的原則，進一步加大農村技能培訓和就業結構布局引導力度，不斷加強勞務信息平臺建設，積極擴大勞動力轉移數量和拓寬轉移領域范圍，切實實現農民增收。（2）女性勞動力轉移為主。轉移的農村剩余勞動力中，男性勞動力占38.7％，女性勞動力占61.3％，女性比例高出男性比例22.6個百分點，說明轉移出的農村勞動力中女性勞動力偏多，這主要是因為勞動力需求性質?？κ驳貐^開展權益維護，解決出門“顧慮”。加大勞動力權益維護力度，對輸出青年勞動力比較集中的地方，進一步加大建立團組織的力度，選配優秀的支部委員，通過組織的力量有效地維護外出青工的合法權益，讓外出勞動力出門安心，工作踏實。（3）轉移勞動力年齡偏輕?？κ驳貐^剩余勞動力主要是初中畢業后的待業人為主。年齡主要以16～25歲左右；這種低齡化轉移造就父母親對孩子的牽掛很重，社會層面的理解很少，自理能力還不足的情況下轉移導致青年人行為能力出現時常，心理壓力過重。為此，喀什地區加強思想引導，加速農村富余勞動力就業觀念的轉變。高度重視勞動者就業觀念的引導，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及勞務輸出先進個人等宣傳手段，大力宣傳農民就業與創業成功的經驗。幫助其在市場擇業競爭中正確定位，提高求職能力，增強自謀出路、自主創業的信念。

三、喀什地區農村勞動力轉移影響因素的分析

總的看來主要是制度和政策因素、勞動力因素、經濟因素，科技因素。（1）制度和政策因素。從廣義的制度角度來看，勞動力轉移中的制度因素也是以制度障礙方式影響交易成本因素。由于喀什地區農村勞動力的特殊文化環境，勞動力的價值取向以及勞動力社會習俗等制度性原因，使得喀什地區專一的交易成本倍增。因此在制度層面上大做文章，從政策上降低總的轉移交易成本是個首選方案。為此，實行改革開放后，尤其是2000年后，喀什地區把農村過剩勞動力轉移作為主要政策取向和脫貧措施之一，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政策逐漸放寬，逐步取消對農民工的限制政策，給予農民工比較平等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民工進城務工，加快了農村勞動力的轉移。（2）勞動力因素。農村勞動力數量及素質，農村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的積累等對農村勞動力轉移均有重要影響。目前喀什地區勞動力素質普遍較低，尤其是在溝通方面面臨語言障礙；務工方面面臨專業技能無法勝任現代工作崗位，轉移地選擇上只能以地區區內轉移和自治區內轉移為主，行業轉移主要是以季節性行業內部轉移為主，城市轉移主要集中于本地縣級城市為主。由于上述特征，喀什地區政府對他們加大各種技能培訓，職業培養，語言溝通能力的培育等，使他們盡快適應省級轉移，行業之間轉移以及城市化轉移提供條件。（3）經濟因素。經濟因素是勞動力轉移的最根本的原因，馬克思認為人們為之奮斗的一切都與他們的利益密切相關，人們之所以采取這種行動而不采取那種行動，根本原因在于行動背后的利益沖動。喀什地區勞動力轉移中經濟動因的作用并不明顯。轉移行為中因社會偏好因素發生的一系列轉移阻力顯而易見。加上，區內轉移的經濟動力不足，搜尋工作成本加大，無能力信號顯示工具，無法勝任現代崗位使得轉移后的期望收入大大降低，導致喀什地區勞動力轉移中政府行為過多，而微觀主體——勞動力自身積極性不足，社會效果下降之原因。

參 考 文 獻

[1]韓霞．新疆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分析．新疆農業大學．2008

[2]盛小鈺．農村勞動力轉移過程的社會問題研究．吉林大學．2009（6）

[3]古海爾·乃孜爾．探析新疆少數民族富余勞動力轉移[J]．企業導報．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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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易斯模型是在“零值勞動力”、“工資不變”和“資本家剩余”三個基本假設的基礎上闡述了二元經濟的發展過程：欠發達經濟中存在兩個部門：一個是以傳統生產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很低、收入僅夠維持生計的傳統部門；另外一個是以現代化方法進行生產、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超過傳統部門的城市工業部門；傳統部門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勞動力供給的彈性是無限的，因此工業部門只要支付略高于農村維持生計收入水平的工資，就會獲得無限的勞動力供應；二元經濟的發展表現為一個現代部門不斷擴張和傳統部門逐漸縮小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是通過收入分配向利潤傾斜所導致的現代部門迅速的資本積累以及現代工業部門從傳統部門吸收勞力和經濟剩余來實現的（劉易斯，1989/1954）。

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的開創性在于不是停留在對二元經濟結構的描述層面，而是由這種落后狀態推論出一種發展模式，提出了一整套內容廣泛的對內對外經濟改革建議。然而，在劉易斯的觀點中忽視了農業自身的發展在二元經濟中的作用，所以，劉易斯提出的二元經濟發展模型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一條工業化的道路，加速了農村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的單向流動，但是，當與轉移來的農村勞動力要素相結合的城市資本供給出現告急，或者說，城市資本聚集的速度小于勞動力要素向城市轉移的速度時，就會產生像我國的“農民工邊緣化”現象。

（二）費景漢-拉尼斯模型

針對劉易斯模型的缺陷，費景漢與拉尼斯提出了二元經濟發展的三階段模型（JohnC.H.Fei，1964）。此模型假設由于制度性原因，農業部門的工資水平是固定的，在此基礎上將經濟發展過程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接近于零（農業部門勞動力轉移的機會成本很小），勞動力是無限供給的。由于存在“零值勞動力”，因此農業產出水平不會因為勞動力的減少而下降，勞動力的轉移不會受到阻礙。

第二階段，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大于零，但低于“制度工資”水平，農業部門存在“隱蔽失業”，在此階段，如果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沒有提高，那么隨著勞動力的轉移，農業產出水平將會下降，因而可能發生糧食短缺，并引起糧食價格上漲和工業部門工資水平上升，最終引起經濟增長和勞動力轉移過程緩減甚至停滯。因此，費景漢與拉尼斯認為需要保持農業生產率的同步提高，以此來增加農業剩余和釋放農業勞動力。

第三階段，當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上升到“制度工資”的水平，就意味著整個經濟——包括勞動力的配置——完全商品化了，經濟發展將由二元的勞力剩余型經濟轉化為一元的資本主義經濟。在這一階段，由于農業生產實現了資本化，因此工業部門要想通過農業勞動力的轉移擴大再生產就必須在勞動力市場上與農業部門展開競爭，而競爭的前提條件是必須使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大于或等于農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水平，結果，工業部門的工資水平也將加速增長。

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農村勞動力要素轉移的過程中，雖然考慮到了這種勞動力要素從農村向城市單向流動時，會引起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產品的變化，從而促進了勞動力要素供需機制的形成，避免了劉易斯模型所帶來的這種局面：勞動力要素有足夠的動力流動，卻不能充分地和資本結合。換言之，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可以讓勞動力要素隨著資本聚集的速度流動（必要的時候還可能出現勞動力要素回流的現象，我國沿海一帶的“民工荒”或多或少地可以反映這一點），從而讓勞動力要素更加充分地和資本結合。但是此模型有一個很強的潛在假定：即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要素已經和土地要素及資本要素充分結合了。這一點和我國的實際情況并不相符合，例如，鄧晰隆的研究成果測度出我國2003～2006年度農村生產要素綜合市場化程度平均為23.87％（鄧晰隆，2007），這足以證明費景漢—拉尼斯模型在解決我國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局限性。

（三）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

托達羅認為，農村勞動力向城市轉移的決策是根據“預期收入”最大化目標做出的，這種決策主要依據城鄉實際工資差距與農村勞動力在城市能夠找到就業崗位的概率。由于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根據預期的城鄉收入差距而不是根據實際城鄉收入差距作出的，因此盡管城市也存在大量失業，農村人口仍然源源不斷地涌入城市，造成了城市勞動力市場嚴重失衡，使失業問題更加嚴重（托達羅，1999/1997）。由此，托達羅認為，按照劉易斯模型采取資本向現代工業部門傾斜的工業化戰略并不能夠解決發展中國家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問題，相反應當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以縮小城鄉就業之間的不平衡，從而緩解農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動。

從此模型中可以發現：實際上農村勞動力要素市場和城市勞動力要素市場存在著巨大差異，兩種市場的不兼容導致嚴重的農民工問題，這一點與我國戶籍制度限制下的二元經濟社會結構是相吻合的。但是，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所提出的“擴大農村中的就業機會，鼓勵農村的綜合開發”等構想在我國的實際操作中是需要以例如“戶籍制度、農村土地產權制度、農地承包制度”等關鍵問題的解決為基礎的。

國內文獻綜述與啟示

國內學者對農村勞動力要素的研究較多地結合了我國的實際情況，從農村到城市的移民規模不斷擴張，城市化水平滯后和城鄉工資差距不斷擴大，以及沿海出現民工荒的現象出發，首先考察了我國城鄉政策制定殊的制度背景。我國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的政策一直是城市對農村勞動力的流動進行限制和管理的政策（宋洪遠，2004），而這些都體現了有關城鄉勞動力流動政策的城市傾向性，是在城市居民出于保護自己的利益而影響政府決策的機制下形成的（蔡等，2004）。農民工進城打工，首先遭遇的就是就業歧視或就業權利不平等。農民工不僅被剝奪了成為城市國有企事業和行政單位正式職工的資格，而且還從制度上被排斥在城市部分就業崗位之外，這使得農民工只能進入城市的“第二勞動力市場”（蔣國保，2005），即便如此，當城市政府面臨解決城市下崗工人再就業壓力的時候，這些農民工還面臨著隨時被解雇的命運（余紅等，2006）。正所謂“農村剩余勞動力從事的是城市剩余的工作”，這是現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的突出問題——勞動力市場分割。

對于這種勞動力市場分割現象，張文龍等從技術和經濟性質的層面進行了界定，認為：工資合約的不同性質是勞動力市場分割的最主要標志，把具有平均主義或相對平均主義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內勞動力市場，把具有工資——勞動邊際產品對應的基本特征的所有合約總稱為體制外勞動力市場。不同工資合約的性質有所差別，可以稱之為我國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張文龍等，2005）。在這種制度性分割下，農村勞動力要以低工資水平和低勞動權益保障為代價，才能贏得在非國有部門就業的競爭優勢。由此王德文等認為導致勞動力市場分割的因素主要有本論文由整理提供：戶籍以及由戶籍制度引發的養老、醫療、住房、子女教育等一系列社會保障制度的城鄉分割；有限的城市就業總量；勞動力市場不完善的法制建設和對非國有部門勞工保障監督的缺失（王德文等，2004）。

在深入探討勞動力市場分割的過程中，陳釗、陸銘則認為：城鄉分割政策的更為根本的制度因素是城市單方面擁有城鄉政策的決策權。人口多而資本少的歷史條件是導致城鄉分割的重要背景。也正因此，隨著城市發展中資本的不斷積累，城市的生產活動開始對農村勞動力產生需求，于是城市所制訂的城鄉政策就逐漸在農村勞動力流入的控制上有所松動。這種政策轉變是城市從自身利益出發的決策結果，它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福利水平。然而，進城民工在為提高城市人口福利水平做出貢獻的時候，卻同時承受著來自于城市的歧視，這種歧視也成為導致城鄉分割政策形成的原因之一（陳釗等，2006）；相反，城鄉之間長期沉淀下來的收入水平、文化背景以及生活質量等方面的感知差異程度，決定了農民工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大于城市居民所感知的最佳城市規模的程度。

當農民工遷往城市的數量超過城市居民感知的最佳規模時，城市居民就會感到擁擠，代表城市居民利益的城市政府就會設置各種“政策門檻”排斥農民工的繼續進入，這種感知差異也是導致城鄉勞動力市場分割政策形成的重要原因（鄧晰隆，2008）。所以，要實現從城鄉分割到城鄉融合的轉變，除了隨著城市的資本積累而不斷地增加農村向城市的移民外，更為根本的是必須改變城市單方面地制訂有利于自身的政策這一現狀（陳釗等，2006）。

國內學者的研究大都從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制度性分割的現實出發，分別對我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勞動力市場進行描述性研究和制度性分析研究，理論成果豐富，對策建議也具體，但這些研究更多地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概念狹義地局限在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而筆者認為，勞動力要素的流動應該體現出三個方面，勞動力要素從農村流向城市，勞動力要素從城市流向農村，勞動力要素在農村與農村之間流動。從研究現狀來看，國內學者更加注重對第一種情況的研究。

結論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國外的研究成果盡管不能直接所用，但它們為我們理性思考當前農村勞動力要素轉移提供了規范的研究方法和基本思路，尤其是托達羅的“預期收入”模型對作者的啟發甚大。國內學者的研究恰好彌補了國外農村勞動力轉移的經典理論對我國城鄉勞動力市場制度性分割現實了解的不足。但是，如果將“農村勞動力轉移”的概念狹義地局限在農村勞動力從農村到城市的單向流動，那么筆者認為現有的研究成果已經將“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的解決推到了最優求解的極端，但這種結果仍然不能使我們滿意，雖然將農地私有化的農地產權人格化改革不可能實現，但是將農地承包權賦予“繼承性”是可以嘗試的。這些思路將會為我們在“農村勞動力要素在農村與農村之間流動”的領域做出貢獻性研究提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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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技術進步對生產二因素作用與地位相對變化所產生的影響

經濟學家們往往通過構造一定的生產函數（即所謂的經濟增長模型）來反映二者對產出貢獻的大小，因而，生產函數實際上反映了生產二因素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大小和地位高低。而技術進步作為影響生產二因素作用和地位相對變化的重要因子，則經常被納入生產函數之中。本文擬在現實分析的基礎上，通過建立不同歷史時期技術進步狀況下簡短的生產函數，來說明技術進步對生產二因素作用和地位相對變化所產生的影響。在資本主義工場手工業時期，盡管技術進步主要是通過發展生產資料來對資本增值起促進作用，并由此使生產資料的作用和地位得到逐漸強化，但由于作為其基礎的主導技術群始終未能使生產過程突破對人的體力、精力的精確性等過于依賴的局限，導致生產過程只能以人的自然的主觀的條件來進行劃分，從而使得勞動力的作用始終大于生產資料，并相對于生產資料取得主導性的作用和地位。因而，這時的道格拉斯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這樣的形式：Y＝G[A(t)K0,L]=[A(t)K0]1-αLα，1/2＜α＜1，0＜t＜t1其中，變量A(t)K0表示生產資料，L表示勞動力，Y表示產出。需要說明的是，在A(t)K0中，A(t)表示技術進步隨時間的變化，并且A(t)是t的增函數，K0表示初始的生產資料。這樣，A(t)K0可表示在初始生產資料一定的情況下（相當于把K0作為參數），由于技術進步的作用而得到不斷改善和發展的倍加的生產資料。這直接表示技術進步對生產資料的作用和地位具有強化作用。將α限定在1/2到1的區間，是為了表示生產中勞動力的約束比起生產資料的約束來更嚴重，從而勞動力在資本增值中相對于生產資料有著更強的作用和地位。表示技術進步發生質變的起始時間，大致為18世紀中期產業革命爆發之時。將時間限定在0和的區間，表示生產函數只是在工場手工業的技術條件下呈現這種形式，一旦技術進步發生質變，生產函數的形式將會發生變化。假設該函數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性質，把生產函數表示成密集形式，令K=A(t)K0，l=L/A(t)K0，y=Y/A(t)K0，有：y=Y/A(t)K0=G[1,l]=[K]-αLα，1/2＜α＜1，0＜t＜t1（1）定義G（1，l）=g(l)，上式變為：y=g(l)=lα，1/2＜α＜1，0＜t＜t1（2）是每單位生產資料勞動量，y是每單位生產資料產出。之所以把生產函數寫成密集形式時把生產資料這一項變為1，是因為在勞動力具有主導性作用和地位的生產過程中，需要關注的是每單位生產資料所對應的勞動力的數量，因為正是每單位生產資料所對應的勞動力對產出起著決定性作用，而對g(l)的定義正合此意。為了與生產函數中通常使用的因變量———每單位勞動資本產出———相一致，我們對（1）式中的有關變量重新定義。令K=A(t)K0，A(t)K0/L=k,Y/L=y，其中，k為人均生產資料，y為人均產出。于是（2）式等價于下面的式子：y=Y/L=G[A(T)K0,1]=(K/L)1-α令G[A(T)K0,1]=F(K,1)=f(k)，則：f(k)=k1-α，1/2＜α＜1，0＜t＜t1（3）同樣，這里表示相對于生產資料的約束，勞動力的約束更為嚴重，因而勞動力也就在產出增加或資本增值中具有比生產資料更強的作用和地位。18世紀中期以蒸汽機的發明為標志的產業革命，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誕生以來技術進步史上的第一次質變，它推動了構成工場手工業基礎的主導技術群向構成機器大工業基礎的主導技術群的躍遷，使整個生產過程大大突破了人的體力和精力的束縛，從而導致勞動力從生產資料的支配者變成了以機器這種物質方式存在的生產資料的附屬品，而機器則取得了相對于勞動力的支配地位。因而這時的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這樣的形式：Y=F[A(t)K0，L]（4）假設該函數具有規模報酬不變的性質，把它表示成密集形式，令A(t)K0=K，K/L=k，Y/L=y，有：y=Y/L=F[k,1]定義F[k,1]=f(k)，上式變為：y=f(k)（5）這里之所以把生產函數寫成密集形式時把勞動力這一項變成1，是因為在這一階段生產資料已經取代勞動力成為對資本增值有著決定性影響的因素，需要關注的是單位勞動力所擁有的生產資料的數量。那么，單位勞動力所擁有的生產資料的數量與產出之間的具體關系如何呢？在資本主義機器大工業最初的一定時期內，由于生產資料已經成為對經濟增長有著決定性影響的因素，而單位勞動力所掌握的生產資料又處于極度的不飽和狀態，因此生產資料在技術進步作用下的改善和發展將直接導致勞動生產率的相應提高，這就可以假定這個階段的人均產出與人均生產資料之間的關系是近似線性的；然而，在接下來的時段，盡管技術進步仍在快速推進，但畢竟并無質的突破，其成果始終屬于構成機器大工業基礎的主導技術群的范疇，對生產資料發展的推動作用已不再那么顯著。同時，勞動者自身勞動能力發展相對滯后和勞動積極性不足對資本增值的限制作用卻逐步明顯增強，使得人均生產資料的增加只是導致越來越少的人均產出增加。于是，對于（5）式中生產函數的具體形式，應把它寫成分段函數的形式：y=f1(k)=λkt1＜t＜t2（6）y=f2(k)=(k)αt2＜t＜t3（7）其中，λ＞0,1/2＜α＜1，。上式表示，在t1＜t＜t2區間，即人均生產資料數量為A(t2)•k0=k2之前，產出與人均生產資料數量的關系是線性的，而在t2＜t＜t3區間，即人均生產資料數量在A(t2•)k0=k2之后，人均生產資料數量增加只能帶來遞減的產出。之所以把限定在1/2到1的區間，是為了表示相較于t1＜t＜t2時段，盡管t2＜t＜t3時段勞動力的約束逐漸凸現，其作用和地位有所上升，生產資料的約束相對緩解，其作用和地位有所下降，但生產資料的約束仍然要大于勞動力的約束，在資本增值中生產資料的作用和地位仍然要強于勞動力的作用和地位。t1＜t＜t2時段大致涵蓋從產業革命興起的18世紀中期到實行嚴格科學管理的大規模批量生產的20世紀上半期，而t2＜t＜t3時段則大致涵蓋從強調生產靈活性的20世紀中期到以計算機的發明為標志的信息技術開始走向大規模應用的20世紀80年代。20世紀中期計算機的發明，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誕生以來技術進步史上的第二次質變。計算機開創了通過工具發展人的智力而不是體力的歷史，它推動了構成機器大工業基礎的主導技術群向構成信息產業基礎的主導技術群的躍遷，使生產中不可量化的因素急劇增加，從而顛覆了由大機器生產所確立的客觀準確的標準，導致技術進步主要是通過提高勞動力的質量而不是主要通過發展生產資料來促進產出增加或資本增值，從而使勞動者再次相對于生產資料在資本增值中居于主導地位。這時，在以構成信息產業基礎的主導技術群進行生產的過程中，盡管生產資料仍很重要，但其作用和地位已經發生了質的變化，它已經從支配勞動力淪為被勞動力支配。因而這時的生產函數可以表示為這樣的形式：Y=G[K,H(t)L]（8）其中，K、L表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H(t)表示由于技術進步而不斷提高的平均人口質量水平，這里，可以把H(t)近似地看作技術進步的變量，H(t)是t的增函數。H(t)L表示包含了人口質量在內的勞動量。這里，H(t)反映了這一階段技術進步主要是通過促進勞動力質量的提高來促進經濟增長，以及平均人口質量水平是資本增值的根本約束因素。因此，這一階段需要關注的是單位生產資料所對應的勞動力數量。根據這個目標，在生產函數規模報酬不變的假定下，我們把（8）式表示成密集形式，由（8），有：Y/K=G[1,H(t)L/K]令y=Y/K，v=H(t)L/K，定義G[1,H(t)L/K]=g(v)，上式變成：y=g(v)（9）同樣，我們需要具體分析上式中函數g的性質。v表示單位生產資料所對應的包含了人口質量的勞動的數量。這里需要關注的是y的變動趨勢。假設這一階段初期生產資料對生產的約束還未消除，直到時間t4，這種約束才完全解除，此時，勞動力素質的提高與產出增加完全同步。于是，（9）式的具體函數形式為：y=(v)βt3＜t＜t4（10）y=λvt＞t4（11）其中1/2≤β＜1，λ＞0。由于（10）式中的因變量是單位不變資本產出，為了與生產函數中通常用的因變量每勞動資本產出相一致，我們對（10）式中的有關變量重新定義。令K/H(t)L=k，Y/H(t)L=y，于是函數G[1,H(t)L/K]等價于F[K/H(t)L,1]，令f(k)=F[K/H(t)L,1]（9）式也就等價于下面的式子：y=f(k)（12）根據剛才假定，在t3＜t＜t4期間，k的產出彈性介于0-1/2之間，因為生產資料的約束比起勞動能力的約束來已經不那么嚴重了。在t＞t4之后，k的產出彈性已經非常的小，從而可以假定等于一個常數，設為c。這樣，（12）式的具體函數形式就為：y=k1-αt3＜t＜t4（13）y=ct＞t4（14）其中，1/2＜α＜1。在上面各不同階段的生產函數中，k的指數由小于1/2變到1，再從1逐漸變成了0，而技術進步因子也隨之從A(t)變成了H(t)。上述分析充分表明，技術進步與不同歷史階段生產二因素作用和地位相對變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因果聯系，即技術進步最初使生產資料的作用和地位大為強化，勞動力的作用和地位遭到極大削弱，而隨著技術進步因子逐漸從A(t)變成H(t)，勞動力在資本增值中的作用和地位已經越來越強，生產資料的作用和地位則大為削弱。

生產二因素作用與地位相對變化對生產與消費矛盾演變的推動作用

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核心在于資本的運動，資本運動的目的是通過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最大限度地實現資本增值。在技術進步的不同歷史階段，由于生產二因素在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也即資本增值運動中作用與地位的具體狀況不同，導致資本增值運動對生產二因要素進行積累的側重點也有所不同，這必然會對生產與消費矛盾的演變產生重要的推動作用。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盡管在資本增值過程中，勞動力相對于生產資料有著更強的作用和地位，但是生產資料的作用和地位在技術進步的持續作用下在逐漸強化，勞動力的作用和地位在逐漸減弱。所以在一部分資本側重于對勞動力進行優先積累的同時，也有一部分資本更加重視對生產資料進行優先積累。對勞動力進行優先積累意味著勞動力在提高自身分配比例的談判中占據一定的主動，這有利于提升整個社會的消費能力和促進剩余價值的實現，而對生產資料進行優先積累則更有利于整個社會剩余價值的生產。但是，由于不存在以相應的物質技術手段和龐大資本為支撐的大規模批量生產，在當時物質生產和生活相對匱乏的條件下，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相對于剩余價值的實現而言，剩余價值的生產要更為困難一些，或者說，生產與消費矛盾的重點在生產相對不足而不在消費相對不足。基于此，西方各國的政府大多采取傾向于鼓勵剩余價值生產的自由放任的經濟政策。在機器大工業的前期，由于技術進步的革命性突破，生產資料取代勞動力成為資本增值的主導力量，并且這種主導性還一度達到空前強化的程度，于是，生產資料的積累一躍而成為資本增值運動的核心，而勞動力的積累則相對被忽視或被邊緣化，或者說，勞動力的積累只不過是實現生產資料積累的手段。這必然導致整個社會中資本積累的需要勝過提高消費水平的需要，表現在分配領域就是利潤在分配中占據了絕對的優勢地位，而工人的工資則處于被決定的地位，從而引發勞資雙方貧富差距的急劇擴大和整個社會消費能力的嚴重不足，這制約了剩余價值的實現。同時，由于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的主導技術群提供了相應的物質技術手段，兼之通過社會信用的發展而能迅速集中起龐大資本，使得整個社會生產能夠大規模批量地進行，這導致整個社會剩余價值生產的規模急劇膨脹。于是，生產相對過剩逐漸成為普遍現象，生產與消費矛盾的重點由生產相對不足轉向消費相對不足，相對于剩余價值的生產而言，剩余價值的實現要困難得多。古典經濟學家從亞當•斯密到約翰•穆勒再到李嘉圖、馬爾薩斯，他們研究的重點逐漸從生產轉向消費可以說正是現實的狀況在經濟理論上的反映。例如，穆勒在對印度的情況進行考察后指出：“只是在世界落后國家，增加生產仍是一個重要的目標。在那些很先進的國家，經濟上所需要的是更好的分配?！保?］西斯蒙第明確地指出：“積累國家的財富決不是成立政府的目的，政府的目的正是使全體公民都能享受財富所代表的物質生活的快樂。社會當局的使命是幫助上帝關懷世人的偉業，提高人間幸福的質量，并且按照當局所能為人們增加幸福的可能鼓勵自己制度下的繁殖人口。”［2］在他看來，以李嘉圖為代表的學說不配稱為政治經濟學，而是財富學，它把生產盡可能多的財富視為目的，完全忽略了財富的分配要盡可能保證最多的幸福。需要的是“推動整個社會機器的動力”。［3］雖然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非常正確地認識到了這個時期生產與消費矛盾的重點在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不足，但他們并沒有任何切實可行的辦法可以提出來。而且，這個矛盾還在繼續醞釀和發展，20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二者的矛盾達到空前的程度，并最終釀成全球性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從而迫使西方各國的政府不得不被迫接受凱恩斯提出的提高社會有效消費需求的藥方。這說明，隨著資本積累的發展，生產的消費目的性終將凸顯。在機器大工業的后期，當生產資料的積累越來越只能帶來遞減的產出增加時，勞動者的積極性和自身素質越來越成為制約資本增值的“瓶頸”。這時，盡管生產資料相對于勞動力在經濟增長中仍然有著更強的作用和地位，但這種作用和地位已經開始弱化，而勞動力的作用和地位則開始逐漸變強，于是，在繼續以生產資料的積累為核心的同時，資本增值運動被迫開始越來越重視勞動力積極性和平均質量的提高。這種變化反映在社會分配領域，就是實行職工持股制度、建立社會保障和福利國家制度等來相對提高勞動在收入分配中的比例，以逐步縮小社會貧富差距，這些凱恩斯主義的舉措在客觀上提振了社會有效消費需求，暫時部分緩解了剩余價值實現的困難，從而促成了20世紀50、6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史上的黃金時期。隨著資本主義的進一步發展，這些舉措的負面效果也逐步顯現。一方面，勞動在收入分配中比例的相對提高，意味著資本在收入分配中比例的相對縮減，從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資本投資于剩余價值生產的積極性。另一方面，盡管勞動力積極性和平均質量的提高的確對產出增加或資本增值起到了相當積極的作用，但由于在這一時期的物質生產技術條件下，生產資料畢竟相對于勞動力仍然有著更強的作用和地位，因而其對產出增加的積極作用并不是十分顯著且逐步遞減。20世紀70年代初期西方國家開始普遍出現的滯漲表明，凱恩斯主義的舉措不僅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刺激作用幾乎消失殆盡，而且還使西方各國付出了通貨膨脹高企和國家財政負擔極端膨脹的沉重代價。于是，西方各國的政府不得不紛紛放棄凱恩斯主義，轉而信奉強調重視生產的新自由主義學派的經濟理論，再次將經濟政策的重點轉向剩余價值的生產。凱恩斯主義政策在此一時期西方各國的實踐表明，盡管其提高社會有效消費需求的舉措由于反映了勞動力在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開始逐漸變強的客觀現實而能取得一定成效，但社會有效需求不足這一問題畢竟根源于采用以機器大工業為基礎的主導技術群進行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根源于這一過程中以利潤最大化為導向的資本積累的側重點終究還是在生產資料而不是勞動力，片面、過度重視提高社會有效消費需求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這一客觀特點并不相符，因此，隨著提高社會有效消費需求的舉措與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這一客觀特點越來越背離，其對剩余價值生產的刺激作用也就越來越弱化，直至幾乎消失殆盡，并在這一過程中導致其他相關問題的產生。同時，我們不難發現，直到20世紀80年代信息技術走向大規模應用之前，由于由生產二因素作用和地位并未發生根本變化所決定的生產相對過剩的狀況并未根本逆轉，西方各國政府將政策重點轉向剩余價值的生產其實并未取得多大成效。這說明，無論從消費的角度還是從生產的角度來看，以生產資料為資本積累核心的生產方式已走到盡頭，其對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促進作用已相當有限，迫切需要轉向以相應物質技術手段為支撐的、以勞動力為資本積累核心的生產方式上來。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信息技術走向大規模應用，以知識型勞動力為資本積累核心的生產方式應運而生。在這一時期，在主要采用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主導技術群進行資本主義生產的過程中，知識型勞動力逐步取代生產資料而成為資本增值的主導力量，資本積累的側重點自然也就從生產資料轉向知識型勞動力。這導致對創新型人才的競爭在微觀企業層面和宏觀國家層面都異常激烈，促使西方國家的企業和政府不斷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力度。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有利于提高勞動在勞資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提振社會有效消費需求。同時，由于人是生產者和消費者的統一，人是在消費過程中增加人力資本的，對人力資本進行投資不僅可以保證通過剩余價值生產獲得豐厚的利潤回報，而且還可以促進剩余價值生產與社會有效消費需求之間的良性循環，從而極大地緩解了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認為，這種以知識型勞動力為資本積累核心的生產方式具有逐步解除生產資料的約束而推動社會生產力向前無限發展的巨大潛能，實際上，本文第二部分生產函數中的第（13）、（14）式，正是對這一巨大潛能的闡釋?？梢哉f，西方各國之所以能取得20世紀80、90年代的相對繁榮，在很大程度上與它們在生產過程中采用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主導技術群的同時不斷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資有關。西方鼓吹這一時段的相對繁榮主要是踐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顯然有些言過其實。但是，這一時期生產過程中的物質技術基礎和經濟結構畢竟與機器大工業時期有著根本的不同，從而導致這一時期生產和消費的矛盾呈現出較為復雜的特點。其復雜性可以從以下幾個層面來理解：第一，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領域出現了許多與以往有著根本不同特點的新現象，主要表現為經濟全球化迅速發展，市場競爭急劇加速，知識經濟初露端倪，知識產品的市場占有率不斷提高，產品創新的競爭逐漸取代產品價格的競爭而成為競爭的主要形式，等等；［4］第二，經濟全球化的快速發展和市場競爭激烈程度的加劇導致西方各國的新興信息技術產業越來越專注于開發其核心的競爭力，而把與核心競爭力無關的周邊生產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外包出去，按照要求的標準進行定制，這就是所謂的網絡化生產模式。同時，其轉型滯后的傳統制造業由于面對國內新興信息技術產業缺乏競爭力，也不得不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遷移；第三，西方各國的生產向發展中國家大規模的外包或遷移，造成其國內剩余價值生產的急劇萎縮、普通民眾失業的大幅增加和勞動在勞資收入分配談判中地位大為降低下的勞資貧富差距持續擴大，從而導致社會整體有效消費需求嚴重不足。與機器大工業時期往往是由于消費需求不足而引發生產規模被動削減不同的是，此時生產規模主動削減成了引發消費需求不足的重要誘因；第四，為了提振國內有效消費需求和刺激剩余價值的生產，西方各國的政府普遍利用由于信息技術革命而導致的貨幣符號化、產權明晰化和金融便捷化，［5］大力借助虛擬經濟平臺發展債務經濟，不斷推出各種金融衍生工具，大肆鼓勵國內民眾負債消費，從而造成國內需求旺盛的虛假表象以及經濟泡沫化下的虛假繁榮；第五，由于西方各國的企業將其大規模外包或遷移出去的生產在國內進行與利潤最大化的目標相悖，西方各國政府采取的各種刺激措施效果相當有限，其剩余價值生產嚴重萎縮的狀況并未得到根本扭轉，在這種情況下，西方各國國內旺盛的虛假需求只能主要通過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剩余價值生產來滿足；第六，隨著西方各國由債務和金融衍生工具支撐的經濟泡沫的破裂，其需求旺盛的虛假表象被戳穿，導致西方各國相繼爆發債務危機。第七，此時，早已存在的生產萎縮和消費不足同時成為矛盾重點的狀況在西方各國表現得極為顯著，而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矛盾的重點則由于西方各國巨大消費需求的突然大幅縮減而主要表現為消費不足。西方各國20世紀80、90年代短暫的相對繁榮和近幾年歐美債務危機下的全球普遍深度衰退表明，盡管采用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主導技術群進行生產和以知識型勞動力為資本積累核心的生產方式具有推動社會生產力向前無限發展的巨大潛能，但宥于資本極端逐利行為和以新自由主義為導向的政策弊端的局限，這一生產方式不僅釋放出來的潛能極其有限，而且還在客觀上成為導致西方各國產業空心化，以及產業空心化下生產萎縮和消費不足同時并存狀況的重要誘因。

篇10

 

關鍵詞：新經濟  技術進步  就業 

    關于新經濟的定義，目前學術界尚未形成一個明確、統一的概念。有些學者指出，“新經濟”存在“寬”、“窄”兩種含義，“寬”的含義是指起源于美國、擴展于世界的新技術革命引起的經濟增長方式、經濟結構、以及經濟運行規則的變化;“窄”的含義只是指二十世紀九十年代美國經濟的持續增長①。目前較多的觀點屬于前一種，即從知識經濟角度來對新經濟進行定義，認為新經濟是以知識為載體，以微電子技術、信息技術、生物技術等為主要手段，以技術創新為動力，面向全球化競爭的新經濟形態。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現代通訊與信息技術的突飛猛進，網絡技術為當代世界經濟開辟了更加廣闊的發展空間。在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已形成新經濟的雛形，目前它正在向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擴展。從我國的情況來看，伴隨著新經濟時代的日益臨近，知識、技術因素逐漸成為經濟增長的重要推動力，企業對勞動力的雇傭及使用方式也在發生根本性變革，如分散生產使企業走向小型化、扁平化，企業對“知識工人”的需求激增等等，經濟運行中的這些變化客觀上要求新的就業理論來予以解釋。

1早期關于技術進步對就業影響的觀點

    關于科技以及知識因素在勞動力就業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歷史上不同階段的看法有所不同。一般認為，在機器大工業的初期，勞動者人力資本在生產過程中作用較小。機器是作為勞動力的替代物出現的，因此當時的技術進步是偏向物質資本型的。對于知識、技術因素在勞動力就業中的作用問題，新古典增長理論、結構增長理論等早就有所研究。其中，新古典增長理論從生產函數的角度進行了分析，通過對資本、勞動、技術等不同生產要素之間比例關系的研究，來推斷技術因素對勞動力就業的效應。該理論把技術進步視作獨立于勞動、資本等常規要素之外的一個單獨要素。在存在技術進步的條件下，技術進步會引起總產量的增長。如果總產量增長了，技術進步就不一定使得就業人數減少，技術進步對就業的長期積極效應會抵消其短期負面效應。這是新古典理論的基本觀點。而對于技術因素在勞動力就業中所起的作用間題，結構增長理論則僅限于從生產函數角度來分析，它更加側重于從產業結構角度進行分析，即通過對若干產業部門之間相互關系的研究來說明技術進步的種種效應。該理論的代表人物庫茲涅茨認為，技術進步從兩個方面對產業比例產生影響:一是技術進步導致產品需求的變化。就是說，技術進步使得某些產品的需求增加，某些產品的需求減少，從而使整個產業結構發生變化;二是技術進步不僅提高了已有產品的生產能力，而且還開發出全新的產品，使經濟中出現了新的產業部門。由這兩方面因素引起的產業結構變化必然影響到就業結構。從新古典增長理論、結構增長理論的這些觀點中可以看出，在一個相對長的時期內，技術進步因素對勞動力就業的效應未必是消極的。

      1965年d.j.羅伯遜在《技術變革的經濟影響》中闡述技術進步對就業的作用，川他分析道，采用新技術，只要它意味著能夠節約生產成本，就會被認為是正當的。而在節約生產成本方面，通常只指節約勞動成本而言，而對于資本的節約卻被忽視。假定單就勞動成本來說，技術的進步會引起失業，而且這是從企業角度來考察的。從節約資本來說，技術進步就不一定會減少對勞動力的需求，而很可能會增加就業機會。這是因為:第一，技術進步需要采用機器，也就是要生產機器、操作機器、維修機器，這都會增加對勞動力的需求。第二，技術進步中，所減少的主要是非熟練工人和半熟練工人，但熟練工人和職員的需求人數則是增加的。第三，如果技術進步引起的社會總產量的增長大于社會人口的增長，那么實際收人會增加，而且工時亦會縮短，從而導致服務業就業人數的增加。羅伯遜的上述分析價值體現在，考察技術進步的就業效應，不能只就個別企業而言，而應從整個社會再生產過程來分析。

    后來美國

經濟學家哈維·布魯克斯對技術進步的長期效應和短期效應進行了分析，并進一步指出，在考察技術進步的效果時，不能只看到或者夸大其短期效應，從而忽視其長期的積極效應。在論述技術進步有利于增加就業時，他寫道:“如果投人物中勞動成本的節約會在產品的消費者價格中反映出來，此種節約就會導致購買力的解放，這反過來將對需求，由此對就業，以致對經濟發生作用。

與就業有關的問題不在于提高了生產率的公司或產業會失去多少工作崗位，而在于由此解放出來的購買力所提供的工作崗位比失去的工作崗位是更多還是更少，在于新創造的工作崗位比失去的工作崗位是更好還是更壞?！眆21布魯克斯的分析創新之處在于，他是從技術進步釋放出的購買力，即增加社會總需求的角度對技術進步的客觀效應作出解釋。

    關于技術進步對就業的影響，在西方經濟學家中也存在著一些悲觀的觀點，例如將機器人擺在與工人對立的位置，認為機器人奪走了工人的工作，工人只得接受低的工資。對此，理查德·維德予以駁斥[[3]，他指出:機器人所替代的工作通常是那些“從事單調勞動的工人，這些工作對體力的要求多與對智力的要求”。機器人有時所做的工作還是對人們有危險的工作。在這種情況下，被替換下來的工人最后會把機器人作為一種解放自己而去做高報酬工作的手段予以歡迎的?？梢姡瑱C器人的使用實際是對人力資源配置方向的調整。而且他進一步指出，體現技術進步的機器人的使用，對就業的積極影響主要不是表現在其初次的就業效應，而是表現于二次就業效應，他對此做了舉例說明:當一個企業增加一名工人時，每天增加2個產品。如果每個產品價格為30元，那么，該工人一天為企業增加60元收人。但是，如果企業增加一個機器人，每天可以增加5個產品，因此一個機器人每天為企業可增加150元收人。同時，由于企業使用了機器人，就需相應增加修理工。機器人與修理工的產值必然大于原來工人的產值，企業與工人的收人都會增加。這一例子說明了技術因素的二次就業效應，只是理查德·維德在此是就企業內部的崗位而言的。如果推而廣之，從全社會眾多產業來講，技術進步、知識作用加大將會拉動一系列生產行業及服務行業，從而使社會的就業人數維持在較高水平。

2新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就業的特征

    考察當代主流的經濟增長理論，就會發現:新古典經濟學以生產為核心，以均衡為目標，建立在完全信息的假定基礎上。它采用生產函數這一基本分析工具，來描述和研究經濟增長。該理論把勞動、資本、土地等視為主要的生產要素，而把知識或技術進步視作外生于經濟系統的變量。這說明在新古典理論基礎上，研究和討論知識經濟條件下的就業問題存在著先天不足。以羅默等為代表的新增長理論，改變了新古典理論的傳統，把增長理論建立在了知識內生的基礎上。以該理論的觀點看，知識增長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知識是一種特定商品。它既不同于公共物品，帶有私有物品的性質，但是又與一般私有品有著區別，即它具有與人共享的性質。因此，知識可以在低成本條件下進行擴散，具有無界增長性，這使得知識具有良好的外部性。由于知識的這一屬性，經濟增長就出現了報酬遞增、勞動力就業結構改變的情況，而且經濟系統也具有了長期增長的可能性。羅默的新增長理論證明，一個長期的、均衡增長是存在的，其增長的發動機是知識的不斷積累。從實際的情況看，根據有關資料[，，從1970-1994年間，在oecd所有國家的整個制造業中，熟練工人的就業數量增加了10%，而不熟練工人的就業數量則下降了70%;與高技術相關的高工資就業增加了20%，中等工資就業下降了20%;按受教育程度分，中學畢業以下的人員失業率為10.5%，而有著高等教育背景的人員失業率則僅為3.8%。這種情況說明，知識經濟條件下的失業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個勞動力知識結構與產業結構匹配程度的問題。象美、日等經濟與科技發達的國家，同樣面臨著失業的困繞，其原因就在于結構調整。例如在現代計算機、電子及信息技術廣泛應用的情況下，與機器大工業時代相適應的勞動力出現大量過剩。這些簡單勞動力在機器大工業條件下容易實現互換，而在新經濟環境下，知識本身發展迅速，勞動者技能變化較快，勞動力就業崗位就難于象傳統工業經濟中那樣進行替換。這是由知識本身的特征決定的，是人類跨人新經濟時代初期不可避免的結構失業難題。

2.1就業問題實質是人類工業文明的產物

      在農業經濟時代，勞動者的主要活動是從事農產品生產，他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社會經濟的基本單元是家庭或莊園，生產成果是在家庭以及莊園成員之間平均分配，勞動者實際上獲得的是“制度工資”而非“勞動或就業報酬”，因此農業經濟時代不存在現代經濟學意義上的就業問題。人

類進人工業化時代后，大量采用機器進行生產，通過“資本雇傭勞動”的典型形式，大批勞動者進人工廠從事規模化生產活動，并且逐漸形成了勞動要素對資本要素的依附。由此出現了資本積累進而影響整個經濟增長的結果，而經濟增長反過來又決定勞動力就業以及相應的收人分配問題。

    進人工業化后期，尤其是新經濟時代以后，人力資本要素逐漸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作為人力資本載體的勞動者，其就業模式開始發生了重大變化。從對創新勞動的分析中可以看出，勞動者與資本兩要素的相對價格已因供求狀況的改變而發生了實質的改變，創新性勞動在與資本的結合過程中獲得了更加主動的地位，而且在一些情況下出現勞動雇傭資本的局面。在傳統工業經濟條件下，勞動者就業增加的速度與規模，一般須依賴于資本(物質資本)的積累與擴張情況。這也就是為何當今世界上許多國家的勞動力就業率仍主要依賴于經濟總量增長速度的原因。在新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尤其是創新型勞動力)已經在一定程度上擺脫了工業化就業模式的束縛，反而物質資本在與這一要素的結合中居于從屬地位，這些特征在知識創新集中行業已非常顯著。

2.2人力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與就業中的作用凸顯

    工業經濟時代，勞動者主要從事體力或以體力為主的集體活動，此時勞動力在對生活資料的消費過程中，只要能恢復必要的體力與腦力就可以了，個人人力資本投資居于無關緊要的地位。在新經濟條件下情況則大不相同，整個勞動力群體就業的規模、勞動力個體對就業的依賴程度、甚至宏觀經濟的增長都取決于人力資本積累及其投資。可見新經濟條件下的經濟增長是以人力資本為源泉的增長，而與人力資本有關的消費與投資是經濟系統運行以及經濟總量擴張的重要方面，勞動者的個人消費不是獨立于生產過程的個人私事，而是與投資有了相同含義。廣義上講，勞動者的消費與投資是等價的，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

      在w.舒爾茨之前，歷史上曾有一些杰出的經濟學家關注人力資本，一位是亞當·斯密，他在當時大膽地把全體國民后天獲取的有用能力視作資本的一部分;另一位是h.馮·屠，他進一步主張將資本概念應用于人;歐文·費雪則“明確而令人信服地提出了一個完整的資本概念”〔，。人力資本理論的奠基者w.舒爾茨充分地研究了來自人力資本的經濟增長，并進一步界定了人力投資的范圍和內容，他指出，“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這類資本(指物質資本一一引者注)與收人相對而言使用得越來越少了?！欢肆Y本則無疑是在按照一個比再生產性(非人)資本高得多的速度不斷地增長著?！眛z}。經濟學家的上述研究思路說明，人力資本在現代經濟發展中的作用增強是一個歷史趨勢。

      由于人力資本的重要作用，教育的地位將在新經濟條件下日益突出。當然，這里所說的教育不僅是傳統的學校教育方式，而是指現代整個教育制度，其中包括正規學校教育、網絡教育、在職培訓等等。從前面關于創新勞動無限需求模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要在新經濟條件下實現以人力資本為源泉的持續經濟增長，其中一個必要條件就是要具有完善的人力資本投資機制，它保證前一階段經濟增長的剩余通過人力資本投資而擴張，呈現出遞增趨勢。由此可見，教育對就業的影響有兩個方面:一是教育作為增加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途徑，通過經濟總量增長擴大了對勞動力的需求，提高了就業率。另一方面，教育作為一項產業，發展教育本身亦將吸納大量勞動力就業。這表明在新經濟條件下教育與勞動力就業之間的關系越來越直接，并且教育通過就業進一步影響不同勞動力群體的收人水平。

2.3勞動力轉移有了新特點

    眾所周知，在工業化時代，世界各國勞動力流動都存在這樣一個趨勢，即勞動力由第一產業轉移到第二產業，等到第二產業有了一定發展后，大量的勞動力又由一、二產業轉向第三產業，這種現象在理論上被稱作“配第一克拉克命題”。然而新經濟條件下，勞動力流動一方面仍保持這一基本流動趨勢，但另一方面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例如一些代表新經濟特點的行業象信息技術、計算機、高新技術等領域，其勞動力需求盡管也需要從第二產業轉移一部分，然而更多的卻是依靠新增勞動力群體中的高學歷、高技能人才來填充，而不是象過去工業化、城市化過程中那樣，第二、三產業的發展主要由第一產業的勞動力轉移來實現〔3;。在新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在就業過程中將充分享受到信息、網絡技術帶來的便利。如果勞動者更換就業崗位，不一定嚴格依賴于就業場所的改變，他甚至完全可以在家里受雇于千里之外的一個廠商，因此勞動力在就業空間上將呈現出分散化趨勢。

3結論

 

;   新經濟條件下，勞動力在就業方面存在許多不同于機器大工業時代的特點。從根本上說，這種情況的出現與資本有機構成有著密切的關系。但是，它與工業化時期有機構成對就業的影響不同。眾所周知，馬克思的人口相對過剩規律與產業后備軍理論曾描述了機器大工業條件下由于資本有機構成提高降低了投資于勞動的份額，進而減少了對勞動的需求，結果提高了失業率。然而，新經濟條件下資本有機構成的變動方向出現了新的特點。在知識生產密集的行業，由于創新勞動作用的日益加強，投資于勞動的份額相對于物質資本增加更快，從而造成這些行業資本有機構成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這樣機器大工業時代的資本有機構成提高的規律，就演變為新經濟條件下資本有機構成提高與下降并存的態勢。其中前一種趨勢出現在非創新勞動密集的部門;后一種趨勢發生在創新勞動密集的部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