雙碳經濟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雙碳經濟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后金融危機時代；宏觀經濟；戰略轉型

2009年上半年中國GDP同比增長7.1％，投資同比增長33.5％，消費同比增長15％，進出口同比下降23.5％。從統計數字看，中國經濟確實回升，但基礎尚不穩定。針對2009年前8個月經濟回暖的宏觀經濟形勢，現在有人開始討論經濟到底呈“V”型、“W”型還是其他型探底回升。研究經濟回暖軌跡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正確研判當前經濟形勢的基礎上，研討下一階段經濟政策。按照經濟發展周期波動規律，宏觀經濟總會見底反彈，因此我們更要前瞻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調整，考慮經濟企穩后的經濟政策，甚至“十二五”規劃的中長期政策制定。筆者認為未來的政策重點應是：(1)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2)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3)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4)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5)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和工具更好相互協調。

一、國際宏觀經濟基本走勢

(一)全球經濟失衡，全球化進程放緩

全球經濟失衡主要體現在一些國家出現大量貿易赤字，與之相對應的是一些國家大量貿易盈余。之后，全球經濟失衡的范圍擴大到整個經濟領域。當今世界，全球經濟失衡的表現是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放緩，持續出現貿易逆差和資本逆差，而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和主要產油國家經濟增長卻保持較快速度，持有巨額外匯儲備。隨著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的演變，主要發達國家需求還在下降，尤其是消費需求低迷，經濟失衡仍將持續，全球化進程減緩。

(二)全球增長模式轉型，凸顯新增長點

人類文明起源的一個重要特征是開始吃熟食，前提是人類掌握了取火技術。人類取火始于鉆木取火，實際上取的是碳基能源。從木材到煤炭、石油和天然氣，都是碳基燃料。在既定的技術約束下，碳基燃料對人類社會進步和發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碳基燃料增加了空氣中的二氧化碳，使全球氣候變暖。為了應對氣候變暖，一些專家建議未來能源開發的重點應該轉向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以美國、英國為代表的一些大國正在新能源領域開展大量研究，力圖實現經濟發展模式轉型，發展綠色經濟和低碳經濟。這些國家在引領世界經濟發展的同時，將占領新能源標準的制高點?？陀^上，這些探索促進了經濟增長模式轉型，一些專家認為這也是未來世界經濟的新增長點。

(三)國際金融體系改革，重現金融新秩序

以美元為主導的國際貨幣體系在此次金融危機中未能發揮應有作用，盡到應有的責任。國際社會開始通過對話建立一個新型的國際金融體系。無論是超貨幣體系，還是其他金融秩序，都將對美元主導格局形成挑戰。在此背景下，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正逐步得到增強。中國本著負責任的立場，在國際金融危機中起到了穩定器作用。

(四)金融與實業并重，構建新的宏觀監管體系

此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是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失衡。金融創新固然重要，更重要的是在啟動國內消費需求替代、彌補國外消費需求不足的同時，根據本國比較優勢發展一些制造業，帶動國內就業，把金融發展落到實業上。也有專家認為，錯誤的宏觀政策是本次金融危機的重要原因。在危機來臨時，美國過度擴大消費信用以及過度相信市場都是金融危機的重要根源。因此，世界各國將會重新審視過去的宏觀政策決策程序和機制，構建新的決策程序和機制，通過建立新的監管機制加強宏觀政策管理和微觀領域監督。

二、中國經濟宏觀形勢基本判斷

據世界銀行《中國經濟季報》(2009年6月)報告，工業化國家金融市場開始出現趨穩跡象，全球經濟初步呈現回升趨穩態勢，但是仍然面臨諸多不確定性，復蘇速度不可能太快①。該報告還指出，目前斷言中國經濟快速穩健復蘇尚早。另據國家統計局數據，中國經濟出現回暖跡象，有望率先實現經濟復蘇。但是，中國經濟仍然面臨諸多亟待解決的結構不平衡問題。

(一)GDP小幅增加，財政收入回升

2009年上半年，國內生產總值13.99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7.1％，比第一季度加快了1.0個百分點。第一季度全國GDP總量6.57萬億元，比去年同期增長6.1％，第二季度7.41萬億元，同比增長7.9％。6、7、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分別為6867.47億元、6695.91億元、5237.47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9.6％、10.2％、36.1％。國內生產總值和財政收入增長顯現出經濟回暖跡象，但是中國經濟復蘇的根基仍然不牢。

(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增長，消費增長潛力凸顯

1～6月，城鄉居民收入繼續增長，轉移性收入增幅較大。城鎮居民家庭人均總收入9667元，人均可支配收入8856元，同比增長9.8％，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11.2％。農村居民人均現金收入2733元，增長8.1％，扣除價格因素，實際增長8.1％。居民消費價格繼續下降，生產價格同比降幅較大。上半年，居民消費價格同比下降1.1％(6月份同比下降1.7％，環比下降0.5％)。8月，工業品出廠價格環比上漲0.8％，已連續5個月上漲。前8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7.88萬億元，同比增長15.1％，比前7個月加快0.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消費需求提升，消費能力提高，凸顯消費潛力。

(三)發電量和用電量雙回升，人民幣存貸雙增長

6月，全社會發電量同比增長4.7％，用電量增長4.3％。發電量和用電量上升既有經濟回升的因素，也有氣溫上升的因素。2009年8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余額為57.67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8.53％。2009年8月末，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貸款余額38.52萬億元，同比增長34.11％，環比增長了0.16％；金融機構人民幣各項存款余額為57.37萬億元，同比增長27.43％，環比下降1.13％。貨幣供應量增長28.53％。

(四)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房地產價格小幅上漲

2009年1～8月份，城鎮固定資產投資11.3萬億元，同比增長33.O％。固定資產投資資金主要來源于銀行貸款，2009年前8個月累計新增信貸規模8.15萬億元，同比多增5.04萬億元，比中國所有銀行過去兩年的貸款總額多，其中7、8月份分別為1650億元、4104億元，受央行政策影響，增速減緩。2009年5月、6月、7月、8月，七十個大中城市房屋銷售價格環比分別上漲0.6％、0.8％、O.9％、0.9％。從200個主產縣8月20～31日主要農產品價格變動情況看，包括肥豬在內的5種肉產品均上漲。房地產價格上升和主要農產品小幅上漲表明，過度的、甚至投機性的惡性貨幣投放，可能對未來形成溫和的通脹壓力。

(五)經濟結構不平衡仍然存在，潛在隱患不容忽視。

在中國，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城鄉不平衡，消費、投資與儲蓄不平衡仍然存在，“短板”要素制約經濟平衡增長。以城鄉居民收入之比為例，1978年城鄉收入之比為2.57:1，2007年提高到3.33:1，不平衡進一步擴大。經濟結構不平衡是一個比較突出的矛盾。這種不平衡不斷積累，將會降低經濟社會發展系統的整體協調性，一旦超過臨界點就會形成失衡狀態，激化潛在矛盾，甚至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和危機。

三、科學研判經濟形勢，及早規劃前瞻政策

“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醫治好重病后，調養很關鍵。近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目標從“兩防”到“一保一控”，再到“保增長”，與之相對應，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由穩健的和從緊的轉向積極的和適度寬松的。經濟危機總會過去，那么，下一步中國應該思考調整宏觀經濟政策，將“十二五”規劃與“十一五”規劃穩步對接。

(一)實現戰略轉型，培育新競爭力

一是產業政策方面，以新能源、環保汽車、生物工程等為突破口，占領新興產業制高點，發展低碳經濟。重點開發可再生生物質能源和風力、水力、太陽能等新型能源。二是區域發展戰略方面，加快制定城市群發展戰略，提升城市競爭力。隨著經濟全球化加深，中國的城市群參與國際分工越來越廣泛。研究表明，國外資本對中國投資將主要依據現代城市群的經濟結構和競爭力進行戰略布局。今后，應提高中國城市群發展速度和質量，配套制定相關的法律制度、空間規劃和管理制度，在城市群內，培育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產業、企業和產品。三是決策機制方面，構建科學、民主決策機制，降低決策風險，提高政府行政管理競爭力。現代社會的公共風險需要政府及時、有效、低成本地化解，對政府科學決策機制提出了挑戰。政府應科學論證、合理規劃，提高決策效率、降低決策成本，并致力于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二)推行產權結構和產業結構調整

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中，中國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多種所有制市場結構。但是，仍然有部分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部門產權結構單一，進入門檻高，民間資本進入空間窄。除行業外，無論是自然壟斷行業，還是行政壟斷行業，提高市場化程度，推行產權多元化改革，是實現產權結構調整的必然趨勢，比如鐵路、電信、電力等；另一方面，今后，政府應打破行業壟斷，推行公共事業單位改革。政府應主要通過制定市場規制，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一些社會事業部門，比如體育、教育、衛生、社會保障等，也應允許更多民間資本進入。

作為工業化中期的國家，中國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在第二、三產業。在美國，到工業化晚期第三產業產值占GDP比重超過80％。2008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0.1％，低于第二產業比重。2009年上半年，中國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重為41.3％，低于第二產業比重。中國離工業化國家的產業結構尚有距離。

(三)培育資本市場，加強國際金融合作

繼續加大推進資本市場培育力度，開展多種形式的資本市場創新。推進創業板市場建設力度，擴大三板市場試點范圍，解決創業投資和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關鍵是健康的金融體系。在生產全球化、貿易一體化和金融全球化背景下，任何國家的金融市場都很難獨善其身。加強金融監管、促進金融合作以及增強金融抗風險能力是一國金融立足國際金融市場的關鍵。一是完善金融監管機構和體系，建立有效的金融創新監管體系，防止過度套利行為發生。二是加強國際金融合作。進一步建立雙邊貨幣互換、多邊外匯儲備庫建設等多種形式的區域金融合作，并適度推進人民幣國際化。三是增強金融機構和體系風險防范能力。一方面，充分利用危機后的恢復時機增強中國金融機構和體系的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實現外匯資產保值增值。

(四)轉變政府職能，增收節支，科學、精細理財

經濟復蘇后，過渡時期應逐步轉向實施適度積極的財政政策，進而轉向穩健的財政政策。未來財政工作的重點不僅僅是切好蛋糕，更應該注重做大、做強蛋糕，在財政收入方面做好文章。樹立大財政思想，既要有財，更要有政。既要保證財政收入穩定增長，又要不與民爭利。正確處理政府收入與居民收入關系，做到國民收入分配比例合理化。從稅收收入看，今后工作的重點是擴大稅源，保證稅收增量漸進發展。一是擴大資源稅征收范圍。為了改變長期以來實行的資源低價政策，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保護資源，資源稅改革應在經濟復蘇后擴大征收范圍。二是試行個人所得稅轉型，探索綜合和分類相結合的有中國特色的個人所得稅制。當前的個人所得稅征收主要是以分類征收為主，沒有達到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的需要。個人所得稅改革應著力減輕中低收入階層的稅負。三是試點物業稅。在繼續物業稅試點評估“空轉”的基礎上，進行分層價值評估，適時推出物業稅。四是繼續做好增值稅轉型工作。增值稅轉型有利于改變重復征稅，減輕企業稅負，提升企業競爭力。

在開源的同時仍需節流。從財政支出看，明確財政支出重點，增收節支，防范財政風險。一是轉變政府職能，縮減行政開支。在經濟復蘇后，政府應該“瘦身”，調整政府機構，建設高效廉潔的政府，提高政府供給公共服務效率。二是繼續提高財政預算透明度，保證精細化、科學化。信息透明是現代文明的一個基本準則，財政預算信息透明是實現人的基本人權，也是保證正確履行公民委托責任的需要。在美國，一次預算編制就相當于一部法律的制定過程，預算制定、執行、監督三權獨立，相互監督，并實行全過程公開。盡快實現財政預算透明法制化，加快政府預算信息公開改革步伐，達到精細化、科學化管理的需要。三是繼續加大基礎設施、醫療、社保、就業等領域的投入力度，促發展，保民生。明確財政支出重點是提高財政支出效率的前提。同時，這些領域也是和諧社會建設的重點領域。四是構建財政風險識別、評估和防范的全方位調控體系。財政風險防范要與金融結構風險防范緊密結合，不可單線作戰。

篇2

關鍵詞：EKC曲線；經濟增長；經濟發展權；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二氧化碳排放；碳減排義務；碳減排效果；京都議定書

中圖分類號：F064.2；F1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8131（2012）02-0066-06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of the Carbon Emissions

Reduction Based on Fair Development RightsLI Jun-jun, ZHOU Li-mei

（Economics School,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350007, China）

Abstract: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have a lot of controversies about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 for carbon emissions and the task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which mak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uncertain for internation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responding to global climate change. This paper consturcts an international panel data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of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on economic growth in 32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17 developing countries during 1971―2009,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s is increasing, that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 in developed countries is continuously bigger than tha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not strictly fulfilled the obligation for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meanwhile, dual policy under “Kyoto Protocol” has not made abnormal transfer of industry. Ba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rights owned by each country, it is unfair to require developing countries for taking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bligation currently, the income elasticity coefficient of carbon emission should be used to evaluate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s of each country.

Key words：EKC Curve; economic growth; economic development rights; global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cooperation mechanism; carbon dioxide emissi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obligation;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effect; Kyoto Protocol

一、引言

溫室效應導致氣候異常變化，已經引起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正在不斷完善之中，以圖遏制碳排放量的過快增長。但世界工業發展方式還未實現根本性轉變，在維持經濟持續增長的壓力下，各國都在繼續大量使用化石能源，碳排放的增長趨勢短期內難以扭轉。同時，由于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和受氣候變化的影響程度不同，實施碳減排的經濟基礎和發展低碳經濟的動機也不同，碳減排任務的分配將是一個長期的利益博弈過程?！堵摵蠂鴼夂蜃兓蚣芄s》（簡稱《公約》）規定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不同責任，即“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就是考慮到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碳減排壓力太大。2005起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進一步要求發達國家在2008年到2012年第一承諾期內的溫室氣體排放量比1990年平均減少5.2％，大多數國家要求在1990年基礎上減排8%，而澳大利亞、冰島和挪威則允許一定幅度的上升。但事實上，包括美國、日本等國在內的大多數發達國家都沒有完成既定的碳減排目標，并企圖拋棄《京都議定書》，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也承擔硬性碳減排義務，其理由是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總量迅速增長，占全球比重越來越高，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要求的雙重政策不公平。

李軍軍，周利梅:基于公平發展視角的碳減排國際比較按照“污染避難假說”，在不同國家的碳減排政策標準和實施力度有差距的情況下，碳減排壓力較大的國家，政策措施更為嚴格，對產業的影響就越大；同時，為了避免能源約束和碳稅等低碳政策帶來的不利影響，資本就會轉移到碳減排政策更寬松的國家，導致產業非正常轉移，二氧化碳排放也隨之轉移。為了吸引外資，低收入國家可能競相放松碳排放管制，從而破壞碳減排國際合作機制。積極應對氣候變化，是人類面臨公共環境問題和可持續發展問題的共同選擇，如果不能建立各方都認可的碳減排國際合作機制，全球氣候環境就可能陷入“公地悲劇”。那么，《京都議定書》是否真的是約束了發達國家的碳排放，而提高了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增速？發展中國家是否由于寬松的碳減排政策而獲得額外經濟增長？

從公平角度來看，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都需要發展，都有保持經濟增長的權利，但經濟結構和發展階段不同，經濟增長過程中碳排放量也不同，要正視這種差異。按照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收入之間存在一個倒U形曲線的關系：在相對較低的收入水平，隨著收入的增加，能源的消費量增加并引起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長，此時，兩者呈正相關關系；隨著收入增長到一定的高水平，因為環境保護意識增強，提高了環境政策的調控和傳導效果，二氧化碳排放量將減少，兩者呈負相關關系。因此，在建立和完善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過程中，應該考慮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科學評價各國經濟增長過程的碳減排效果。

自從Grossman 等（1991）較早發現空氣污染和人均GDP之間存在倒U曲線關系后，當前多用EKC曲線研究碳排放和經濟增長的關系，如：Ang（2007）、Zhang等（2009）、Fodha等（2010）分別建立向量自回歸模型、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RDL）或者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檢驗二氧化碳排放和GDP之間因果關系，Azomahou（2006）和Romero-ávila（2008）等人用面板數據模型（Panel Data）驗證EKC曲線。但這些研究大多數都基于單個國家或局部區域；也有一些文獻選擇經合組織或大量國家（Wang，2011）作為樣本的，但也都是側重于驗證EKC曲線，沒有從國際對比的角度分析不同碳減排義務的國家。有鑒于此，本文將從經濟發展對碳排放影響的角度分析處于不同發展階段的國家碳減排效果。

二、面板數據模型與數據分析

不失一般性，假設碳排放主要來自化石能源消耗，影響二氧化碳排放增長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增長，據此建立雙對數面板數據模型：

如果β>1，說明碳排放增長速度超過經濟增長速度，碳減排形勢惡化，碳排放強度上升；如果β

為了比較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程度，可以把面板數據的樣本分成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兩部分，分別估計以后比較彈性系數，根據彈性系數的大小來判斷碳減排政策的作用。如果發達國家的彈性系數小于發展中國家，說明經濟發展程度高的國家碳減排形勢好于發展中國家。盡管《京都議定書》規定了發達國家2008年至2012年的強制性碳減排義務，但協議是從2005年開始生效，此后發達國家之間的碳排放交易非?；钴S，清潔發展機制（CDM）也允許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進行項目級的碳減排量的轉讓，在發展中國家實施溫室氣體減排項目，CDM項目數量和規模都增長迅速。因此，要判斷碳減排協議的簽訂對各國碳減排效果的影響，可以把2005年作為分水嶺，分別估計并比較前后兩個期間的彈性系數，如果彈性系數下降，說明碳減排政策取得實質性效果。

《京都議定書》規定41個發達國家具有強制性碳減排義務，由于9個國家缺失部分碳排放統計數據，本研究把具有完整數據的32個發達國家納入分析范圍，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保加利亞、加拿大、捷克、丹麥、芬蘭、法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蘭、意大利、日本、盧森堡、馬耳他、摩洛哥、荷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羅馬尼亞、斯洛伐克、西班牙、瑞典、瑞士、土耳其、英國、美國。由于發展中國家較多，本研究選擇其代表性國家，選擇依據是2009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過一億噸，符合這個標準的國家共17個，分別為中國、印度、伊朗、韓國、沙特、墨西哥、印尼、南非、巴西、泰國、埃及、阿根廷、馬來西亞、委內瑞拉、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基斯坦和越南。二氧化碳排放和GDP數據都采集自國際能源署（IEA）的能源統計年鑒，時間跨度為1971年至2009年。其中二氧化碳排放（CO2）單位是百萬噸；GDP以十億美元為單位，按匯率（GDPE）和按購買力評價（GDPP）兩種方法折算為2000年不變價格。

數據測算表明，2009年世界各國二氧化碳排放總量為290億噸，是1990年的1.38倍，比1971年翻了一倍。樣本中49個國家碳排放總量為238.3億噸，占全球總量的82.2%，具有較好的代表性。其中，17個發展中國家碳排放總量從1990年的47.9億噸快速增長到2009年的126.9億噸，年均增長5.26%，占全球總量的比重從1990年的22.9%上升到2009年的43.9%。同期32個發達國家的碳排放總量則從108.1億噸上升到111.3億噸，上漲了3%，比重從51.6%下降到38.4%。據此來看，近年來全球碳排放總量的快速增長主要歸因于發展中國家，只有發展中國家實施嚴格的碳減排措施，才能有效控制全球碳排放總量的過快增長，這也是近年來在全球氣候峰會上，發達國家強硬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硬性碳減排義務的主要原因。但是從碳排放和經濟發展的關系來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大多處于工業化起步階段，增長速度普遍高于發達國家，碳排放增速較快是正常的；而發達國家基本完成工業化，經濟增長速度普遍放緩，碳排放增速理應降低。如果不顧這個事實，強行要求發展中國家承擔嚴格的碳減排義務，不但忽視了發達國家碳排放的歷史責任，也會剝奪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的權利，加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差距，對發展中國家而言是極不公平的。衡量發展中國家碳減排效果，重要的是看經濟增長過程中碳排放的收入彈性，如果彈性系數和碳排放強度下降，就說明其碳減排政策的有效性。

三、檢驗與參數估計

1.單位根檢驗

由于每個時間序列都是由多個國家組成，其檢驗方法要考慮到截面的差異。LLC方法是應用于面板數據模型時間序列單位根檢驗較早的方法，假設各截面序列具有一個相同的單位根，仍采用ADF檢驗形式（Levin et al，2002）；而IPS檢驗則是對每個截面成員進行單位根檢驗以后，利用參數構造統計量檢驗整個面板數據是否存在單位根（Im et al，2003）。Fisher-ADF檢驗和Fisher-PP檢驗也是對不同截面進行單位根檢驗，利用參數的p值構造統計量，檢驗整個面板數據是否存在單位根。分別用四種方法對CO2、GDPE和GDPP三個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檢驗時的滯后階數都按AIC最小化準則確定，結果如表1所示。表1 面板數據序列的單位根檢驗

四種方法的檢驗結果非常接近，通過對原序列和一階差分的單位根檢驗結果進行判斷，在1%顯著性水平下三個變量都是非平穩序列，都有單位根，并且是一階單整。因此，可以對三個變量進行協整檢驗。

2.協整檢驗

協整檢驗是判斷變量之間是否存在長期穩定關系的方法，Engle和Granger最早提出的協整檢驗方法是判斷兩個或多個變量回歸后的殘差是否平穩，如果殘差是平穩的，說明變量之間存在協整關系；對于面板數據的協整檢驗，Pedroni（1999）的檢驗方法是假設各截面的截距項和斜率系數不同，Kao（1999）的檢驗方法卻規定第一階段回歸中的系數相同；Maddala等（1999）提出根據單個截面序列的協整檢驗結果構建新的統計量，從而判斷整個面板數據的協整關系。表2列出了采用不同方法分別對CO2和GDPE、CO2和GDPP兩組變量協整檢驗的結果。檢驗結果一致拒絕不存在協整關系的原假設，表明CO2和GDPE、CO2和GDPP兩組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的穩定關系，據此可以對模型（1）進行參數估計。

表2 面板數據變量的協整檢驗

CO2與 GDPECO2 與GDPPPanel v-Statistic-0.40-0.39Panel rho-Statistic-2.53**-2.53**Panel PP-Statistic-4.36***-4.36***Panel ADF-Statistic-5.27***-5.27***Kao（Engle-Granger）6.49***4.20***Johansen FisherTest trace statistic 163.00*** 163.30***Max-eigenvalue statistic 159.90*** 159.70***

3.參數估計

由于各國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碳排放水平有很大差異，參數估計應該選擇面板數據的變截距模型；至于選擇固定效應還是隨機效應，盡管樣本國家只有49個，但僅僅用于分析這些個體，不涉及其他國家，因此選擇固定效應模型更為合適。另外，截面隨機效應的Hausman檢驗p值為0.94，也不支持采用隨機效應模型?？紤]到存在截面異方差，采用加權廣義最小二乘法（GLS）估計參數，并處理序列相關性，參數估計結果如表3所示。

方程1的解釋變量是按匯率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E），方程2的解釋變量是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GDPP），方程擬合優度較高，除截距項外參數都能通過1%顯著性檢驗，兩個方程的系數比較接近，說明以不同方式換算的GDP對結果影響不大。考察不同期間的系數，1971―2009年碳排放的收入彈性系數0.607

D.W.2.0982.1362.571.8991.8741.759Chow-F1.72***0.79方程3的樣本由32個發達國家組成，方程4的樣本由17個發展中國家組成，方程擬合優度較高，除截距項外參數都能通過1%顯著性檢驗。方程3的系數0.712大于方程4的系數0.574，在兩個不同時期內，發達國家的碳排放的收入彈性系數都超過發展中國家。按照公式（2），方程3的分割點檢驗Chow-F值在1%顯著性水平下通過檢驗，也是明顯大于2005年以前的彈性系數。而發展中國家的彈性系數雖然也有上升，但沒有通過分割點檢驗。

四、結論

在環境和能源約束下維持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無疑是各國經濟政策的重要目標。旨在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能否發揮作用，關鍵在于碳減排目標的設定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程度以及碳減排任務的分配能否得到各國認可。只有在碳減排任務合理、公平分配的前提下，兼顧到處于不同發展階段國家的承受能力，才能得到廣泛認可，形成合作的基礎。碳排放的收入彈性系數反映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程度，彈性系數的大小和變化趨勢能夠說明一個國家應對氣候變化的努力程度和碳減排效果，也可以作為碳減排任務分配的依據之一。利用面板數據模型分析1971―2009年主要國家經濟增長對碳排放的影響，彈性系數為0.6，碳排放增幅低于經濟增幅，碳減排政策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分割點檢驗判定彈性系數有明顯上升趨勢，說明近年來經濟增長過程中碳減排力度在減小。對比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盡管發達國家的碳排放總量增長緩慢，部分國家的碳排放總量甚至下降，而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總量增長比較快，但發達國家碳排放的收入彈性系數在各個階段一直大于發展中國家，2005年以后也沒有明顯改變。這一方面說明發達國家碳減排政策實施力度不夠，效果還不甚明顯；另一方面也說明《京都議定書》規定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碳減排義務形成的政策差異，并沒有造成資本因為規避碳排放約束而發生明顯的非正常轉移。

因此，從各國公平擁有經濟發展權的角度來看，應該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在明確發達國家碳排放歷史責任前提下，發揮發達國家良好經濟基礎和先進技術優勢，確實降低碳排放強度。同時，加強國際合作交流，加大技術轉讓和資金援助力度，擴大碳排放權交易范圍，完善清潔發展機制，提高發展中國家的碳減排積極性，降低發展中國家的碳排放增速。只有建立在公平、合理基礎上的國際碳減排合作機制，才能發揮各國碳減排的積極性，有效控制全球碳排放過快增長。

參考文獻：

ANG J B. 2007. CO2 emissions, energy consumption, and output in France［J］. Energy Policy（10）:4772-4778.

AZOMAHOU T，LAISNEY F，VAN P N. 2006.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2 emissions: a nonparametric panel approach［J］. J Public Econ，90:1347-1363.

FODHA M，ZAGHDOUD O. 2010. Economic growth and pollutant emissions in Tunisia: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J］. Energy Policy，38:1150-1156.

GROSSMAN G M，KRUEGER A B. 1991. Environmental impacts of a 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R］.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working paper，No.3914:1-38.

IEA.2011. CO2 Emissions from Fuel Combustion 2011［EB/OL］.省略.

IM K S，PESARN M H，SHIN Y. 2003. Testing for unit roo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J］. J Economet，115:53-74.

KAO C.1999. Spurious regression and residual-based tests for cointegration in panel data［J］. J Economet，90:1-44.

LEVIN A，LIN C F，CHU C. 2002. Unit root tests in panel data: asymptotic and finite-sample properties［J］. J Economet，108:1-24.

MADDALA G S，WU S.1999. A comparative study of unit root tests with panel data and a new simple test［J］. Oxford Bull Econ Stat，61：631-652.

PEDRONI P.1999. Critical values for cointegration tests in heterogeneous panels with multiple regressors［J］. Oxford Bull Econ Stat， 61:653670.

ROMERO-AVILA D.2008. Convergence in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mong 37 industrialised countries revisited［J］. Energy Econ，30:2265-2282.

篇3

2020年以來，X區發展和改革局以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根本遵循，圍繞區委區政府中心工作，瞄準高質量發展目標，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各項工作。

一、2020年工作總結。

（一）扎實做好經濟發展宏觀統籌。一是謀劃推動“雙區”建設實現良好開局。推動建立X區粵港澳大灣區、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建設領導決策和工作推進機制。高標準編制出臺、統籌實施X區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綱要三年行動方案、年度工作要點和X區先行示范區建設系列文件，主動對接市發改委（市示范辦），積極爭取試點示范項目在X區落地。

二是協調開展經濟體制改革工作。

起草形成《X市X區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行動計劃（2020-X年）》，并編制相應2020年工作要點，持續深化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積極開展公共資源交易改革工作，于X月X日全市首個與X交易集團簽訂交接協議。目前，X區公共資源交易改革取得階段性突破。

三是穩步推進各項綜合經濟工作。

統籌開展“十四五”規劃編制研究。密切關注全區經濟運行態勢，深入研判疫情對經濟運行的影響，科學開展月度、季度經濟形勢分析，努力降低疫情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制定區2020年經濟發展主要目標分解方案，壓實各單位主體責任，推動各項指標順利完成年度任務。

（二）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疫后恢復。

牽頭成立X區建設項目推進與城市基本運行保障組，助力轄區企業積極應對疫情、共渡難關；起草印發《X區推進重點項目復工（開工）工作方案》，著力推進重點項目復工復產和啟動建設。抽調黨員干部馳通卡口和掛點社區一線防控，統籌協調轄區地鐵工地和新能源汽車充電行業的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強化救災物資保障，牽頭落實社會救助和保障標準與物價上漲掛鉤聯動機制，助力平穩疫情期間物價。

（三）攻堅提速固定資產投資。

一是力促固定資產投資逐月回升。統籌推進政府投資項目，高效執行政府投資計劃。建立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班長制和每周調度機制，科學分解年度任務，推動固定資產投資穩步增長，2020年X-X月累計完成固定資產投資X億元，增速X%，計劃完成率X%，固定資產投資總量排名全市第三。

二是加快推進重大項目建設。

實行重大項目三級協調機制，全方位協調存在問題，加快建設進度，X-X月，X個在建重大建設項目完成投資約X億元，完成年度計劃投資的X%，預計年底能X%完成年度計劃投資；牽頭梳理全區年度重點推進項目X個，并制定重點項目任務分解表，大力推進重點項目建設。加快推進重點項目前期工作，全面統籌推進東進攻堅、新基建、公共基礎設施建設等重點工作。

三是引導優質社會資本參與政府投資項目建設運營。

牽頭編制《X區政府投資項目代建管理辦法（試行）》，提升公共服務項目的供給水平和效率。探索采用市場化經營權配置、知識產權證券化、基礎設施REITs等多種方式拓展融資渠道，建立健全多元化、可持續的基礎設施投融資機制。

（四）深化社會信用體系建設。

統籌做好城市信用狀況監測工作，全力推動信用分級分類監管改革；建成區公共信用信息平臺，歸集信息超過X萬條，涵蓋轄區內登記的商事主體約X萬個，累計訪問量達X萬次；研究制定《X區企業公共信用評價體系》，全面鋪開企業信用畫像；優化“信易貸”服務、推動“信用+審計”聯動、擴大“信用+執法”范圍，全方位探索“信用+”應用模式。推出“信易貸”線上申報平臺。推動成立X區信用促進會。

（五）推進節能減排引領綠色發展。

一是大運AI小鎮成功獲批省循環化改造試點園區。二是通過線上宣傳模式創新開展節能宣傳周活動，實現節能知識無接觸式傳播。三是大力推進全區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建設，做好新能源汽車充電設施安全監管工作。

二、2021年工作思路。

（一）統籌推進經濟社會發展。一是保質保量完成區建設項目推進與城市基本運行保障組各項任務，統籌推進落實市區各項經濟政策措施。二是建立健全“十四五”規劃綱要實施體制機制，圍繞“十四五”時期X區發展定位、發展目標和各領域中心工作，形成有效工作機制，為“十四五”期間各項工作順暢開展奠定基礎。三是科學制定2021年主要經濟目標任務，做好經濟形勢分析研判，科學監測和深入分析經濟運行特征，努力實現“十四五”開局之年各項經濟發展目標任務。四是搶抓“雙區驅動”歷史機遇，統籌落實好粵港澳大灣區、先行示范區建設系列文件，編制2021年工作要點，積極爭取雙區建設在X落地結果。

（二）抓好政府投資項目管理。

一是科學編制2021年政府投資計劃。按照“保民生、保基礎、保重點”原則，對項目進行分級、分類管理，堅決剔除不必要和無效投資，推動構建優質均衡的公共服務體系。二是推動固定資產投資平穩運行。堅持固投任務雙重分解，執行按月通報和“末位督辦”，全力以赴保持投資強度；充分發揮穩投資工作專班和審批服務專班作用，確保固定資產投資應統盡統。三是優化政府投資項目管理。深化政府投資項目管理流程改革，提高項目決策和管理水平；推進文體項目標準提升研究和應用工作，適時開展其它建設標準提升研究。

（三）加快推進重大項目建設。

一是做好2021年市、區兩級重大項目計劃的組織申報和編制工作，推動重大項目實現滾動式發展，提升項目儲備數量和質量，為X區經濟發展夯實根基、打好鋪墊。二是加強謀劃梳理，認真做好“十四五”重大項目編制工作，爭取更多項目納入全市“十四五”項目庫。三是嚴格落實重大項目“責任制”和“承諾制”，提供高水準的重大項目協調服務。四是持續推進公共基礎設施項目建設三年計劃，加緊推進小運量軌道交通建設示范線項目開工建設，統籌推動各龍頭項目盡快落地實施。

（四）推動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加快形成。

認真總結“十三五”期間能源“雙控”工作經驗，研究完善工業、建筑、交通、服務業、公共機構等重點領域的節能措施。支持中美低碳建筑與社區創新實驗中心建設國家凈零碳項目，探索全過程廢棄物資源化利用等凈零能耗技術路線，研究推進凈零能耗項目的推廣。繼續統籌做好全區新能源汽車充電行業日常安全生產管理，加強安全生產隱患排查整治力度。

篇4

（一）低碳農業的內涵及特點

（1）能源消耗少。

結合不同生物的特點，充分發揮它們在生產系統內的循環利用或再利用，在實現收益最大化的同時，既盡可能地利用了農業生產條件，又減少了資源消耗，達到降低碳排放的目的。

（2）生產可持續。

低碳農業既滿足當下人類社會的需要，又不破壞滿足后代人的需求，實現可持續發展。它涉及農業資源，環境保護，食品安全、農民增收等諸多方面的問題，要求農業可持續發展。

（3）產品、環境雙綠色。

綠色、環保貫穿低碳農業的全過程，生產、生態能滿足人類社會發展的安全需要。

（4）多領域的協調。

低碳農業發展涉及的領域非常寬泛，需要相互配合。生產和生態的協調，制度的健全，管理的高效，技術的創新等，既要實現可持續發展，又要為人民群眾提供優質的生活和生存環境。

(二)低碳農業技術創新的內容

技術創新是實現低碳農業的一個重要途徑。隨著科技的發展，新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越來越廣，包含的內容也越來越廣。

1.節省型農業技術。

此類農業技術主要包括節地、節水、節藥、節肥等節省型農業生產技術。一方面推行低產田改造技術，提高高產耕地比例，另一方面推行立體種養模式，如“稻田養鴨”或“蔗基魚塘”的生態農業系統，有效提高土地的產出率；采取科學措施，積極發展防滲渠道和管道輸水，減少水的滲漏和蒸發，同時大力推廣間歇灌溉、滴灌、噴灌、微灌等節水農業技術，提高水資源的利用率，節約用水；加強抗病蟲品種、生物農藥和病蟲害物理防治技術的研發與推廣，減少農藥對人畜的毒副作用，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在節肥方面，要重點推行測土配方和平衡施肥技術，降低化肥的施用量，減少化肥對地下水和土壤的浸染，改善土質.

2.新型的育種技術。

這種技術使植物的生命力頑強，抗病蟲害能力增強，單位面積產量更高，并且能加強碳儲存的能力。育種主要有誘變育種、雜交育種、基因育種、單倍體育種、多倍體育種和細胞工程育種等。

3.有機肥的更有效利用。

化肥過度使用會引起土壤板結，并且碳排放過高，污染環境?，F在多提倡有機肥，它含有豐富的腐植酸，可以改變土壤結構，使土壤變得松軟，提高土壤有機質的含量，同時有機肥富含的氮、磷、鉀、鈣等多種營養元素，可以達到作物增產的效果，不過，有機肥的肥效較慢，容易造成土壤肥力不足，所以在施肥的過程中，可將有機肥與化肥根據一定配比交叉使用，各取所長，使肥效發揮到最大。

4.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和開發。

此類能源可重復利用，如水能、風能、太陽能、潮汐能、地熱能等。在風能豐富的農村地區建立風能發電站，在水資源豐富的地區建立水電站。在太陽能豐富的地區建立太陽能電站等，并且加快其規?；a業化，使之用于生產、生活，增強服務社會經濟生活的功能。

5.循環利用農業技術。

這類農業技術主要包括農副產品和廢棄物的肥料化、飼料化和能源化應用三大方面。如秸稈還田可培肥地力；生物工程技術和腐熟堆肥技術的研發與推廣應用，可將畜禽糞便和秸稈發展成沼氣、制造成有機肥，既減少養殖糞污、秸稈等直接排放引起的污染，又增加了能源；同時，在秸稈產出量大且相對集中的地區，推廣應用青貯方法，將青秸稈轉化為大型牲畜的青貯飼料。

6.農作制度創新技術。

該類技術以土壤耕作為中心，包括少耕、免耕、水稻直播、灌溉、輪作等多類技術[1]，促進土地的修復和保護，達到降低農業生產系統碳排放，農田生態固碳的目的。

二、低碳農業技術創新的主要障礙

（一）傳統思想的束縛

1．傳統意識根深蒂固。

長時期以家庭為單位的生產生活模式決定了農民要改變過去那種依賴化肥農藥、對環境危害大的農業模式，需要一個較長時間的過渡。新技術要在農村推廣，必須首先打破農民選擇簡單、易學、成本低的傳統習慣，改變觀念；其次，思想觀念的改變需要對自身存在的問題有足夠的認識，要有改變的勇氣和決心，需要認真鉆研和勇于實踐的精神；第三，需要寬裕的資金支持。這都是目前我國農民普遍缺乏的。

2．傳統的農業生產經營模式難以改變。

在中國漫長的農耕文明中，中國形成了獨特的分散經營、各自耕種的小規模農業生產經營模式。這種經營模式阻礙了有效推廣新技術，難以形成規模效應，而低碳農業需要一種規?；霓r業生產模式。

（二）相關制度有待健全

1.低碳農業的評價指標體系和監督體系不完善。

截至目前，我國沒有關于低碳農業的評價指標和監督管理相關的標準和措施。2011年1月19日頒布的《中國低碳城市評價體系》，針對的是對城市低碳的評價，幾乎沒有涉及低碳農業。既然缺乏具體的評價指標和體系，監督管理就不存在。我國傳統的粗放式生產方式使農民的低碳意識比較薄弱，監督管理不易實施，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國是在國際大環境下被迫接受的低碳意識，“我們并沒有深刻認識如何發展低碳農業的模式和路徑，甚至對發展低碳農業的必要性和緊迫性缺乏基本的自覺”，沒有找到符合我國實際情況的農業發展模式，所以，低碳農業的監督工作無從談起。

2．低碳農業相關法律體系不完備。

2001年農業部啟動實施“無公害食品行動計劃”，制定了《農產品產地安全管理辦法》，2009年又相繼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清潔生產促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循環經濟法》等法規。這些法規的頒布和實施為發展低碳化農業奠定了一定的基礎，但在實際實施中，缺乏針對農業發展的政策法規，此外，我國的低碳農業發展也缺乏中長期的規劃。

(三)低碳農業發展中遭遇的障礙

目前我國低碳農業發展的各種創新技術在推廣過程中遇到了許多方面的障礙，具體表現如下：

1.財政投入不足。

我國現有的農業基礎設施大部分利用率已經很低，要想為農業生產發揮更大的作用，需要更多的資金投入來實現設備利用率的提高。目前我國政府對低碳農業的資金投入缺口較大，“發達國家農技推廣經費一般占到農業總產值的0.6%--1.0%，發展中國家也在0.5%左右，但我國不足0.2%”。資金投入明顯不足。

2.精壯勞力的缺乏。

新技術的推廣和應用，需要精壯勞力的廣泛參與。目前我國農村大批的精壯勞動力外出從事各種各樣的城市產業，從事農業生產的主要是留守的弱、老、婦、幼，他們無法承擔推廣低碳農業技術的重任。農村勞動力匱乏成了不爭的事實。

3.農業生產模式的嚴重制約。

首先，規?；潭容^低的分散的農戶農業生產模式妨礙了創新技術推廣；其次，農戶生產組織化程度較低，對應用新技術的風險缺乏有效的風險規避，農戶接受和應用新技術的興趣不大；第三，農村產業結構層次偏低。目前，我國農村產業還處在粗放式生產經營階段，生產者主要靠老傳統、老經驗就能獲得一定的收益，因此，對新技術的使用興趣不大

4.信息化建設相對滯后。

相對于發達的城市網絡來說，農村的信息化建設相對滯后。目前我國涉農網絡較少，資源庫建設投入不夠，農村科技信息資源缺乏，涉農計算機應用系統不完整，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農業服務系統。農民缺乏了解低碳技術的有效的、便捷的信息渠道，創新技術很難在農村普及。

5.金融支持缺乏力度。

由于利潤偏低，回收周期長，所以在農村金融領域，信用社處于一枝獨秀的地位。農民在使用新技術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資金投入。農村信用社無法滿足大量的資金需要，農民很難從信用社取得貸款，一些好項目和產品因資金問題而作罷，這大大妨礙了新技術的應用和推廣，降低了農民使用新技術的積極性。

三、克服低碳農業技術創新障礙的路徑

（一）科技興農，健全農村教育和服務體系

1.健全農村基礎教育與科技教育體系。

政府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資力度，提高農村人口的文化素質水平，將人口負擔轉化為人力資源優勢。一方面保證農村的每個孩子都能上學，實現義務教育水平的均衡發展；另一方面，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結合各地區的實際情況，和本地的職業院校聯合，實行訂單培養，為低碳農業培養一批技術骨干。

2.構建面向小農經濟基礎的新型農業科技服務體系。

一方面，結合我國國情和民情的發展道路，發揮各地方的地理優勢，建立起以村為基礎，以村組織或合作組織為依托的低碳農業服務體系，充分利用各類媒體普及低碳農業新技術知識；另一方面，組織相關專家深入田間地頭，針對農民的需要，現場指導，及時解決各類問題，加快創新技術的應用。

3.建立一支高素質的人才隊伍。

人才是推動低碳農業技術創新的關鍵。發展低碳農業技術創新主要需要三類人才：一是高水平的技術研發人才。要想發展低碳農業，技術優先，目前我國這方面的人才比較匱乏，所以需要通過研發投入的傾斜和設立重點基金項目等手段扶持低碳農業關鍵技術攻關，調動研發人員的積極性，建立一支高水平的技術研發隊伍。二是能吃苦耐勞的農技推廣人才。在農村，新技術的推廣需要有人帶頭、指導，不厭其煩的講解。農用網絡的不發達和農民的素質決定了這類人才必須能吃苦耐勞，熟悉當地的土地情況和農作物的種植情況，能實際性的指導農民使用新技術，將低碳農業技術轉變為現實生產力。三是實干高效的經營管理人才。這種人才能對農業生產和經營活動進行有效管理，開發低碳、綠色環保農產品市場空間的發展潛力，提高新技術的實用性。

（二）建立網絡化的農技推廣模式

1.建立多元化的農技推廣模式。

首先，強化政府主導的六大農技推廣體系的職能，提高推廣效率，宣傳、介紹最新科研成果，使科學技術變成實際生產力。其次，鼓勵科技單位、高等院校和用戶積極溝通，雙向選擇，滿足不同農業主體的科技創新所需，實現理論、實踐雙贏。第三，鼓勵建立非政府性質的農技推廣機構，由一小部分人帶動一大批人，實現農業科技的轉化。

2.縮短農技推廣的路徑。

減少農技推廣過程中的中間環節，促進農業科技創新主體與應用主體之間的廣泛交流?，F實農業生產中“專家、基地、農戶”、“專家、協會、農戶”、“專家、龍頭企業、農戶”等模式，縮短農業科技推廣路徑，解決科研與推廣、科技與應用的分離。

3.構建農業科技創新應用網絡。

（1）鼓勵農戶、涉農企業、大學生村干部、駐村干部、農業科技人員、農戶合作組織等積極參與到農業科技應用實踐之中，加快農業新科技的應用。

（2）加強各應用主體間的網絡化聯系與合作。農戶、涉農企業對農業科技知識的學了專業的職業教育外，還應加強互相學習，取長補短，提高對農業新科技的應用能力。

4.加強農村合作組織建設，以較大的農業生產規模應對市場風險，獲取更多利潤。

（三）建設有利于低碳農業發展的制度環境

篇5

2009年銀行業發展狀況

銀行信貸猛增推動經濟復蘇

面對國際金融危機加劇和國內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加大的形勢,中國政府果斷實施了積極的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在2008年四季度至2010年的4萬億元擴大內需的投資計劃逐步實施的帶動下,隨著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導的固定資產投資的快速增長,帶來銀行配套資金的大量釋放,信貸狂潮持續了整個2009年前半年。據統計,2009年全年新增信貸投放創歷史紀錄高達9.59萬億元,全年信貸增速高達34%。其中,1月、2月、3月、6月為貸款新增的高峰期,四個月新增貸款合計為6.14萬億元,占總新增貸款比例的64.63%。

2009年商業銀行的巨量信貸投放改善了全社會及企業的流動性狀況,助推了企業生產的企穩回暖,提升了企業景氣和企業家信心程度。銀行信貸資金在推動以基礎設施建設為主的固定資產投資快速增長的同時,也拉動了國內GDP的增長。2009年全年國內生產總值33.54萬億元,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8.7%,其中投資拉動占比為80%。毫無疑問,銀行杠桿成為中國實現經濟復蘇的最大功臣。

以量補價難以遏制利潤增速下滑

由于執行反危機的降息政策,銀行整體息差水平比2008年顯著縮小。中國內地人民幣業務凈息差為2.21%,較上年下降0.49 個百分點;中國內地外幣業務凈息差為1.44%,較上年下降1.45 個百分點,但與上半年相比降幅明顯收窄。

凈息差下降的主要因素包括:(1)人民幣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大幅下降。2008年9〜12月,中國人民銀行連續降息,一年期存貸款基準利率累計分別下降了1.89和2.16個百分點,貸款利率下調幅度大于存款利率,存貸款利差收窄?；鶞世氏抡{對生息資產和付息負債利率水平的影響在2009年充分體現。與此同時,市場利率大幅下行。2009年,人民幣七天SHIBOR利率平均值為1.24%,較上年下降1.68個百分點。一年期央票收益率平均值為1.50%,較上年下降2.17個百分點。(2)外幣市場利率大幅下降。為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全球主要經濟體利率維持在歷史低位,市場利率震蕩走低。2009年,美聯儲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0.25%的目標區間,歐洲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維持在1%的水平,英國中央銀行基準利率維持在0.5%的水平。截至2009年末,六個月美元LIBOR為0.43%,較上年末下降1.32個百分點,六個月EURIBOR為0.99%,較上年末下降1.98個百分點。

另一方面,商業銀行貸款結構變化顯著,貸款收益有所下降。―是2008年下半年起貸款基準利率快速下調,直接限制了商業銀行貸款收益水平的提升。二是新增貸款結構欠佳,上半年新增貸款中低收益的票據貼現占比達到23%。雖然中長期貸款占比有所提升,但仍不足以彌補貼現對貸款收益率的影響。三是市場流動性充裕,機構間競爭更趨激烈,貸款定價水平達到歷史低位。這些因素使得銀行凈利差剛性收窄,銀行不得不采取“以量補價”策略,持續擴大信貸投放規模,以努力實現銀行收入水平、利潤水平的增長。銀監會2009年年報顯示,2009年銀行業金融機構實現稅后利潤6684億元,資本利潤率16.2%,資產利潤率0.9%,利潤結構中凈利息收入占到了63%。可以得知支撐盈利增長的貢獻主要來自于信貸規模接近34%的增速擴張。從各大銀行年報數據中可以看到,銀行以量補價的策略未能奏效,利潤增速出現不同程度的下降。進入統計數據的17家銀行中,工行、中行、華夏、深發展、興業、民生、浙商、渤海這8家銀行2009年資產利潤率較2008年獲得提升,廣發基本持平,其余都是略有下降。從全行業來看,凈利潤增速從2008年的32.85%下降到14.36%,以量補價難以遏制住利潤下滑。

銀行資本充足率快速降低,補充資本壓力巨大

2009年上半年銀行業“以量補價”策略的實施,使得部分資本狀況一般的銀行在資本充足指標方面下滑明顯,接近監管底線。隨著銀行信貸規模的快速增長,各銀行的貸存款比例處于高位,大部分銀行接近75%的監管上限,小部分銀行比如中信、光大、深發展、民生已經超出監管范圍之外,分別為79.62%, 80.35%,79.14%,76.56%。

天量信貸投放使得各銀行資本消耗嚴重、未來資本補充壓力較大。在對17家國有商業銀行和其他商業銀行的資本狀況進行對比考察后發現,各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與2008年相比,工行下降0.85%,農行下降0.49%,中行下降1.74%,建行下降0.86%,交行下降1.39%,分別降至9.9%、7.55%、9.07%、9.31%、8.15%。股份制銀行中深發展和浦發銀行的核心資本充足率處于較低水平,分別為5.27%和5.06%,接近監管紅線;而渤海銀行核心資本充足率下降幅度最大,從2008年高水平的13.17%下降到2009年的7.43%。

2009年各類商業銀行積極通過發行次級債和混合資本債,以補充附屬資本。截至2009年11月,有24家商業銀行在銀行間債券市場公開發行債券,合計發行規模2655.5億元;兩家銀行發行混合資本債,合計發行規模100億元。其中發行量最大是國有商業銀行,其發行量占到了77.10%。建設銀行2009年分別于2月、8月、12月發行三期次級債,合計發行規模800億元,是2009年發行債券規模最高的商業銀行。

由于銀監會于2009年10月下發了《關于完善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機制的通知》,規定商業銀行持有其他銀行發行的資本工具余額不得超過其核心資本的20%的規定,并對銀行間存量互持的次級債采取以7月1日為紅線的“新老劃斷”方式扣減的辦法,這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次級債券和混合資本債券的需求量,使得商業銀行紛紛采取各種措施補充資本,包括二級市場配售、定向增發、引入戰略投資者、H股上市等。

2010年中國大型銀行的資本缺口壓力仍然很大,紛紛宣布了籌集新資本以充實自身資產負債表的計劃(表1)。上市銀行增發無疑會成為2010年資本市場的重頭戲。然而,上市銀行增發仍然蘊含著風險。就銀行目前的實際情況而言,銀行并不完全是真的資金緊張,而是信貸結構和資產結構嚴重失衡。因為,2009年的天量信貸,絕大多數都給了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和開發商,而實體經濟,特別是中小企業、民營企業、農村經濟組織等獲得的信貸支持相當有限。在這樣的信貸結構下,銀行對經濟的促進作用就很難發揮,經濟復蘇的基礎也很難牢固。因此,大規模的融資完成以后,銀行能否給實體經濟以最大力度的支持呢?如果銀行繼續按照現在的經營思路,繼續把信貸資金投向政府融資平臺、國有企業、開發商,那么,融資不僅不能化解銀行的風險,反而會對經濟和社會發展帶來極為不利的影響。

監管政策收緊,銀行疲于應付

伴隨著銀行貸款的高速投放,為防范風險,2009年下半年以來,圍繞提高撥備覆蓋率、資本充足率、信貸投放速度和投放結構以及新業務開拓等方面,銀監會進一步提高了對銀行風險管理的要求,加強了監管力度,以防潛在風險,特別是《關于商業銀行資本補充機制的通知》對于資本充足率的影響是很大的。

資本新規具體包括:將資本充足率達到10%作為審批商業銀行新業務、新機構準入及提升監管評級時的硬性指標要求;對商業銀行發行次級債補充資本充足率的行為有所限制;對銀行間交叉持有的次級債計入附屬資本進行更嚴格的限定。在將次級債計入該銀行附屬資本的過程中,將2009年7月1日定為標準時點,按照“新老有別”的原則將銀行交叉持有的新發行次級債從附屬資本中扣除等。上述監管新規,將進一步加劇商業銀行受到資本充足率硬性約束限制的程度,并將影響其信貸業務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銀監會監管收緊對于銀行業的影響非常大,銀行撥備覆蓋率明顯提升。從各大行2009年年報可以看到,17家銀行中除了農行和中信沒有達標之外,其余全部達到了150%撥備覆蓋率的監管要求。國內商業銀行撥備覆蓋率為144.1%,比年初上升22.7個百分點。這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銀行抵御風險的能力。

除了資本監管加強外,貸款新規也對銀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銀行面臨著經營和監管的雙重擠壓。中國銀監會2009年出臺的《固定資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和《項目融資業務指引》以及2010年2月正式頒布實施的《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個人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在業界被統稱為貸款新規的“三個辦法一個指引”)都使商業銀行在經營活動、符合監管要求的過程中顯得左右為難。這些新規的出臺,在幫助銀行實行貸款全流程管理、規范貸款操作行為、防范潛在信用風險、確保銀行業穩健運行的同時,也對銀行業金融機構的信貸觀念更新、管理措施跟進、目標客戶維護以及人員素質提升等提出了嚴峻考驗?！豆潭ㄙY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的初衷在于通過加強貸款支付的管理,強化貸款用途管理,減少貸款挪用風險,避免銀行貸款進入股市、樓市而非實體經濟領域。而大客戶的接受度不高,這給銀行維護客戶關系、推進《辦法》的實施帶來了困擾。銀行試圖通過用流動資金貸款代替固定資產貸款,以及化整為零的變通方法也在《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個人貸款管理暫行辦法》的出臺下再一次受阻。

后危機時代銀行業風險分析

存款活期化,貸款中長期化,錯配風險集聚

存款活期化。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活躍和經濟的企穩回升,存款進一步活期化的趨勢明顯。從儲蓄存款的定、活期結構來看,2009年居民儲蓄存款中,活期存款占居民儲蓄存款的比重呈現緩慢上升的趨勢,下半年活期存款新增額高于定期存款新增額。說明儲蓄存款的穩定性趨于下降,存款活期化趨勢日益明顯,流動性風險加大。

新增貸款長期化。2009年上半年,在投資結構上最為明顯的特征就是票據融資占比逐步下降,取而代之的是企業中長期貸款大幅上升,與前期相比,顯示流動性更多地進入實體經濟。通過對17家全國性商業銀行2009年貸款構成的研究發現,從2009年7月貸款構成中新增中長期貸款規模達到了當月新增貸款規模的2.38倍,9月份更是達到3.41倍,新增貸款長期化趨勢非常明顯,這種情況和政府經濟刺激計劃的實施密切相關,因為絕大部分中長期貸款投向了政府的基礎設施項目和其他投資項目。但是在2010年乃至更長的時間內,為支持宏觀經濟持續回升,銀行新增中長期貸款的規模必須得以保證,因此,商業銀行將面臨較為嚴重的資金流錯配風險。

從中長期貸款的部門流向來看,中長期貸款過多地集中在了企業部門。目前,企業部門獲得的中長期貸款占76.2%,從2007年底流向居民部門的中長期貸款比重持續下降,直至2009年二季度之后有所回升。

再觀察企業和居民消費兩個部類中長期貸款的占比。首先,居民消費性貸款中中長期貸款占了絕對的份額,雖然近年來持續下降,但仍高達88%。居民消費性貸款主要是住房按揭貸款,其比重如此之高與中國的消費信貸市場的欠發達有關,但居民消費性貸款如此高比重集中在中長期貸款尤其是住房按揭貸款上,實際上大大壓抑了居民的其他消費支出。其次,企業部門的貸款快速的向中長期貸款集中。2005年第一季度非金融性公司的貸款中,中長期貸款只占34.5%,到2009年四季度這一比重上升到了50%。企業獲取中長期貸款一般用于固定資產投資和設備購置等,當經濟處于下降周期中時,會有大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甚至倒閉,企業部門貸款中如此高比例的中長期貸款實際上增加了銀行體系的風險。

信貸投放集中。觀察中國固定資產投資中的貸款投向不同行業的比重發現,中長期貸款集中配置在制造業、交通運輸行業、房地產業、電力燃氣和水的生產和供應行業以及水利環境公共設施管理行業,這五大行業所占的中長期貸款比重分別為17.1%、20.8%、32.2%、16.7%以及8.1%,共占中長期貸款的94.8%。如果將交通運輸、電力和水的生產以及水利算作基礎設施和公共投資的話,這部分中長期貸款占到總的中長期貸款的45.6%。從我們的分析來看,中長期貸款過度地集中在了公共基礎設施投資和房地產行業,這本身就極大地提升了中長期貸款的風險。

中國銀行體系中中長期貸款比重上升過快,與存款期限匹配性差,同時,中長期貸款過度集中地投向基礎設施建設和房地產行業,這些都系統性地提高了商業銀行的風險,也制約了下一年度中長期貸款份額的上升空間。反思中長期貸款過度集中的投放特征,實際上集中體現了中國經濟當前的增長模式的風險。

中國經濟雖然呈現了高速的增長,但我們的增長過度依賴投資,過度依賴房地產行業,這都系統性地提高了中國經濟面臨的風險,而且增長速度越快,風險就越大。同時,中國目前間接融資規模過大的金融結構也使得中國經濟增長的風險在很大程度上轉移到了中國的商業銀行體系,直接的表現就是我們上述提到的中長期貸款在整個貸款中的占比過高,中長期貸款投向過度集中。因此,要系統性地降低中長期貸款的風險,依靠金融監管部門的監管是不夠的,也是無法實現的,最終的轉變還有賴于中國經濟增長模式的轉變。

貸款主體“親政府化”,政府融資平臺貸款激增,地方政府債務風險隱現

在貸款向市政建設、公共事業項目集中的同時,貸款主體自2008年末和整個2009年表現出兩大特點:一是貸款主體向國有大型客戶集中,二是2009年以來的新增貸款中的主要投向之一就是地方政府融資平臺所支持的基礎設施建設項目。由于當前國內信貸業務具有的較高收益能力以及國內商業銀行經營轉型仍處于起步階段,因此各商業銀行對于信貸市場的爭奪非常激烈,信貸市場占比仍是衡量商業銀行經營地位的核心指標之一。在中央適度寬松貨幣政策背景下,商業銀行自然不能錯過通過信貸擴張改變競爭地位的機遇。政府融資平臺一方面具有政府信用背景,另一方面,融資平臺涉及的工程中不少是地方的重點項目和投資熱點,所以加大對政府主導的融資平臺貸款就成為銀行必然的選擇。

銀行貸款集中投向大國企

盡管國家一再強調向中小客戶傾斜,但是出于對規模、成本和資產質量的考慮,大部分商業銀行仍把信貸資金向大客戶集中。從各大銀行2009年年報數據可以看出,華夏、廣發、深發展、興業、民生、恒豐、浙商的客戶集中度都比較高,其中廣發在圖11中比較顯眼,單一客戶貸款比率達到了10.21%,最大十家客戶貸款比率達到了56.43%,全都超過了監管要求,貸款集中性風險較高。

從本次投資增長的結構來看,國有企業投資大幅增加,相反,民營企業及有限責任公司的投資反而出現下滑,因此貸款集中度大幅增加。政府主導型的經濟政策、政府刺激計劃,短期內在應對危機上確實能夠取得一定成效;但政府投資主導的大規模經濟刺激計劃如果操作失當也可能蘊含著較大的系統性金融風險。來自政府部門的投資需求具有不可持續性,如果居民部門作為最終消費者其收入在總體經濟中的份額不斷下降,需求和供給最終將無法平衡。從這個角度看,當前的政府投資能不能帶動私人部門的投資、能不能切實轉化為居民的收入和消費,將成為政府經濟刺激計劃成敗的關鍵。

目前我國所實施的反周期政策在經濟衰退時能夠拉動經濟增長,一旦經濟復蘇,新一輪的宏觀調控就將再次擠壓過剩產能,并導致嚴重的銀行呆壞賬風險。20世紀90年代經濟下滑時期銀行信貸急劇擴張之后所引發銀行不良貸款率高企,可謂前車之鑒。

地方政府過度融資把銀行引入風險境地

2009年大規模的經濟刺激政策,成了各級地方政府擴大融資、投資的重要機遇期。2009年地方融資平臺的借貸規模猛增2倍以上,即目前地方政府的債務規模,大部分是在過去一年形成的。大規模的投資拉動可能導致地方政府對商業銀行的信貸干預問題越來越突出,而與之相聯系的道德風險將嚴重侵蝕商業銀行的貸款質量。來自中國監管部門的資料顯示,2009年末,中國各級地方政府通過超過3000多家融資平臺獲取的各項銀行貸款余額已經累計7.38萬億元,其中2009年新增投放3.05萬億元,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占到了各行一般貸款余額較大的比例,如圖12,2009年末光大銀行平臺貸款余額占到了一般貸款余額的33.1%,興業銀行為29.4%,平臺貸款集中度比較高。地方政府在投融資沖動下,基本沒有考慮本級政府實際可承受能力。由于地方政府貸款建設的項目,大都不直接產生經濟效益,無法用項目本身產生的效益來歸還銀行貸款,要用當地本級政府未來的財政收入來歸還。巨大的還款壓力對一些相對財力較弱的地方政府而言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對商業銀行經營產生諸多影響,引發各種風險因素。短期來說,由于投資和信貸政策的收緊,地方政府的一些投資項目可能難以繼續融資,從而導致工程爛尾,進而造成銀行的壞賬;中長期來說,地方政府融來的資金主要投向了基礎設施建設,這類投資一般都有回收期長而且低收益甚至無收益的特點,即項目本身的還款能力相當弱,主要靠財政收入償還,而地方財政收入又是不穩定的,不僅對經濟周期敏感,而且因土地收入已占20%以上,直接受著房地產市場冷熱的影響。此外,極端情況下,某些地方政府違約的可能性也不能排除,因為近年地方政府較普遍的以財政對借貸進行擔保的做法,嚴格地說在法律上是無效的。這些情況有可能成為銀行體系信貸質量方面的長期隱患。

多數銀行平臺貸款增量集中度超過25%,興業銀行平臺貸款增量集中度超過60%,比較突出。如此高的集中度可能會提升銀行未來的不良貸款率,進而影響盈利。地方融資平臺貸款多為中長期的基建類貸款,而建設周期通常長達2〜3年,因此在隨后兩年有進一步融資需求,當償還本金高峰來臨時,融資平臺不良貸款對銀行業2012〜2014年的盈利將產生較大的影響。按照中金公司的估算,融資平臺貸款余額將在目前7.38萬億元的基礎上進一步上升,后續貸款約為2萬億〜3萬億元,直到2011年達到峰值,為9.8萬億元,之后逐步回落,2014年為4.9萬億元,接近于2008年底的水平。從2012年起償還本金的金額顯著上升,2013年達到峰值,為2.3萬億元。假設2013年融資平臺貸款的不良率為3.36%,關注類貸款比率為13.45%,商業銀行對不良貸款撥備比例為100%,對關注類貸款撥備比例為5%,則2013年融資平臺不良貸款和關注類貸款將分別達到2359億元和9437億元。如果商業銀行將這些不良貸款在2010〜2012年提前撥備,則需撥備2831億元,相當于銀行業2010〜2012年撥備前利潤的6.6%,對銀行業2010〜2012年凈利潤的影響為7.9%。如果累計超過地方政府償債率警戒線的還本付息金額全部變為不良貸款的假設,對銀行業2010〜2012年凈利潤的最大影響為33.1%之間(如表2)。

房地產信貸激增,房地產及與之相連的個人住房按揭貸款的信用風險不容忽視

2009年以來,房地產市場明顯回暖,商品房銷售面積和銷售額都比往年有大幅的增加(如圖14),與房地產相關的銀行信貸規模也在大幅上升。一直以來,房地產開發的主要資金來源于銀行信貸(自2006年以來銀行貸款在房地產開發資金來源中平均達到21%)。截至2009年底商業銀行發放的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達到2.52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6.32%,同比增長29.75%。2009年新增房地產開發貸款5796億元,占各項新增人民幣貸款的6.02%。2009年房地產開發市場顯示出比2007年更火爆的狀況。與房地產景氣度同向發展的是個人住房按揭貸款。隨著房地產市場的回暖,個人住房按揭貸款也出現了突飛猛進的增長。截至2009年底,住房個貸余額達到4.76萬億元,占全部貸款余額的11.91%,同比增長41%;新增個人住房貸款1.4萬億元,占新增人民幣貸款的14.5%。

金融過度支持有可能會激化房地產業危機,特別是長期寬松的信貸政策,過低的利率政策會不斷刺激房地產的投資性需求,增加房地產的消費性需求。從各國房地產市場的發展情況來看,房價上漲,繼而出現風險,基本都與銀行的進入支持密切相關,特別是房價短期內快速飆升,基本上都是銀行金融支持的結果?？梢?銀行信貸的非理性擴張和收縮會嚴重影響房地產資金供應,致使各種投機行為愈演愈烈,不斷堆積金融風險,給房地產金融風險埋下隱患,引發一連串連鎖反應。

當前我國房地產金融風險主要表現為信用風險,主要體現在土地儲備貸款、房地產開發貸款等三個方面:第一,土地儲備貸款存在隱性風險。1997〜2009年隨著我國房地產的快速發展,房地產土地開發面積也在快速增長,但土地購置面積一直大于開發面積,造成大量土地閑置。而這些閑置土地大量囤積在部分土地開發商和房地產開發商手中,占用了大量的資金。第二,銷售的不確定性使房地產開發貸款面臨極大風險,經濟繁榮時期銷售猛增,一旦經濟衰退銷量會大幅下滑。以2008年為例,房地產市場的突出表現是銷售非常低迷,銷售面積、銷售金額全部下降。開發商銷售不暢,資金回籠減緩,資金鏈趨于緊張,現金流量情況惡化,短期償債能力下降。由于房地產市場風險轉化為房地產開發貸款風險有一定的滯后性,其中蘊含的潛在風險不容忽視。第三,高房價收入比使個人住房消費信貸違約風險開始上升。房價收入比是指房屋總價與居民家庭年收入的比值。以2009年北京房產均價13224元和城鎮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26378元為例,一個三口之家,兩個成人的全部年收入來購買一套90平米的房子需要22年,購買一套80平米的房子需要20年,購買一套70平米的房子需要17年。當然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城鎮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在迅速增長,可能居民房價收入比會隨著收入的增長而下降,但目前高企的高房價收入比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對未來購買力的透支,使得個人住房消費信貸潛在的違約風險不容忽視。

“脫媒”壓力下銀行理財產品瘋長,資產表外化潛藏風險

隨著金融改革的深入,資本市場越來越成為資金融通的重要渠道,對傳統的銀行經營帶來挑戰,銀行存款減少,分流向資本市場的脫媒現象愈演愈烈,居民和企業對于銀行的依賴程度越來越低。面對脫媒的壓力,銀行不得不尋找新業務途徑,而理財業務從2004年上市后就成為各行競相角逐的市場。2006〜2008年間,銀行理財產品發售數量一路上漲,到2009年更達到了7566款,募集資金達到了5萬億元,2010年1〜4月信托理財產品發行規模高達1.88萬億元,銀行理財業務呈現“井噴”式發展。

在人民幣理財產品的初創期,投資方向基本為銀行間國債、央行票據、貨幣市場基金等固定收益工具。在風險管理方面,與初期的外幣理財產品相比,人民幣理財產品則更為規范,客戶資金與銀行自有資金相互隔離。應該說,這一時期的理財產品屬于商業銀行熟悉、專注并具有傳統優勢的領域,依靠銀行自身的平臺就可以完成產品銷售、資產配置、投資決策、清算分配等職能。

此后,由于銀行間債券市場利率的走低以及資本市場的走強,商業銀行紛紛探索新的理財產品運作模式。一是借助信托平臺進入股票市場、產業投資市場。銀行通過與信托公司合作,將理財資金委托給信托公司,信托公司則以自己的名義,進行股票和實業投資。在這種投資路徑打通后,理財產品形式上的創新層出不窮,比如新股申購、信托收益權轉讓以及由債券、股票、信托融資等產品組合而成的資產配置產品等。二是與外資金融機構合作推出結構性理財產品,實現覆蓋全球市場的投資管理。尤其是QDII的推出,打通了人民幣海外投資的通道,擴大了資源配置的半徑,理財市場上出現了大量與利率、匯率、股指掛鉤的產品。

自2008年二季度開始,風險相對較低、收益相對穩定的信托貸款類產品大幅增加,占主導地位。進入2009年三季度以后,一系列緊縮資金流動性的宏觀政策讓銀行“錢包”收緊,加息即通脹預期又讓投資者對存款缺乏興趣,銀信合作理財產品大幅增加,并保持快速增長,2009年11月銀信合作理財產品發行規模達到了1600億元。其中,國有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理財產品的市場份額占全部理財產品市場的80%左右。在信貸規模緊縮時期,商業銀行借助信托平臺實現了對企業的變相貸款,通過與信托公司的合作,盤活了存量貸款或分流了增量貸款,間接地使信貸規模得以擴大。據了解,多家開發商直接走貸款通道屢屢受阻,很多銀行通過信托貸款的方式,用理財產品將資金引到房地產領域。這已成為不少銀行貸款以外盈利的重要方式,也成為開發商曲線獲得間接融資的重要手段。

此外,銀信合作理財也成為銀行間信貸騰挪的手段。2010年對信貸投放節奏控制嚴格,四個季度的比例基本控制為3∶3∶2∶2,因此銀行必須對信貸投放做好充分計劃,比如有哪些信貸馬上要發放,有哪些資金可以回收,碰到額度緊張時,就會向總行申請進行信貸資產轉移。不過,除了額度控制的因素外,銀行還可以進行結構調整?，F在信貸利率較高,所以一般轉移出去的信貸利率會比較低,比如下浮10%,這樣銀行就可以用騰挪出的信貸額度投向利率較高的信貸。

部分銀行業金融機構為規避資本監管、計提撥備等要求,通過設計發行信貸資產類理財產品,將存量貸款、新增貸款等轉出表外。雖然貸款已轉出資產負債表,銀行依然承擔貸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實質上的法律責任和風險,卻因此減少資本要求,并逃避相應的準備金計提。不容忽視的是,一旦理財產品未來出現支付風險,銀行就會對企業給予貸款支持。這樣看似風險低的表外融資立即轉為表內,構成商業銀行的一大隱形風險。盡管理財產品背后的運作采取銀信合作模式,但客戶在很大程度上仍將其視為銀行行為,因此一旦信托公司不按照信托協議管理、運用信托資金而出現問題,銀行則會面臨極大的聲譽風險。

可以看到,銀行理財在我國仍處于粗放式發展的初級階段,產品同質化、大眾化特征較為突出,部分銀行在理財業務上一味追求業務規模而忽視風險管理。例如產品研發上,未能按照利益和風險適應性原則設計產品,沒有從資產配置的角度進行投資組合,沒有運用科學合理的測算方法預測收益率;在產品銷售上,沒有進行客戶風險偏好評估或評估流于形式,沒有準確了解客戶財務狀況、投資目的、投資經驗及風險認知和承受能力;在風險管理上,沒有設置科學的風險監測指標并建立風險識別、計量、監測和控制體系。

然而,從長遠來看,理財業務將會隨著國內居民財富迅速擴張而產生巨大的需求,也與商業銀行多元化經營戰略相符,因此具有廣闊的發展空間,商業銀行根據自身理財業務發展的特點建立與完善理財業務市場風險管理制度和管理體系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寬貨幣、緊信貸下催生債券市場泡沫,銀行體系集聚巨大利率風險

“寬貨幣、緊信貸”是2009年下半年到現在金融運行的主要特點,具體表現為:貨幣供給較為寬松,人民幣貸款則持續收縮;銀行資產非貸款化傾向加劇,大量銀行資金涌入債券市場。由于貨幣不進行實質性緊縮,政府主要通過行政手段管理宏觀問題,寬貨幣、緊信貸下銀行體系孕育著巨大的利率風險。

外匯占款投放過多導致“寬貨幣”,銀行資金面寬裕。外匯占款是我國當前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我們可以根據央行編制的“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分析貨幣的投放情況?！柏泿女斁仲Y產負債表”的資產方有:國外資產及國內信貸。負債方則是儲備貨幣、發行債券和政府存款。通過考察2009年以來“貨幣當局資產負債表”,我們發現在國外凈資產占總資產比重則一直上升。如圖16,2009年12月,國外凈資產占比已經達到82%,這個趨勢一直保持到現在。這說明,隨著國內信貸收縮,銀行體系購買外匯資產并相應投放外匯占款已經成為當前貨幣投放的主要渠道。

我國現行的匯率形成機制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同時在“經常項目可兌換,資本項目外匯管理”的框架下實行銀行結售匯制度。在結售匯制度下,為保持人民幣匯率水平的穩定,銀行不得不大量收購居民和企業的外匯。只要國際收支雙順差穩定擴大,企業、居民不斷結售匯,銀行就要不斷收購外匯資產,發放本幣。

常規貨幣政策失靈,政府通過緊縮信貸的方式調控宏觀經濟。受制于現行的匯率制度和與之相適應的外匯管理制度,外匯占款持續增加,給銀行體系帶來了大量的流動性,也同時提高了銀行信貸投放的能力,促成了2009年銀行信貸猛增。到下半年,政府當局已經意識到了流動性過剩對于宏觀經濟的危險性,宏觀調控開始轉向。

然而,常規的貨幣政策工具難以達到引導信貸均衡投放的效果。盡管央行可以通過央行票據進行對沖銀行過剩流動性,但隨著央票發行規模的不斷擴大,對沖效果正在不斷減弱,而且,龐大的央票發行規模也給人民銀行帶來了巨大的利息支出成本。除發行央行票據外,人民銀行還可以通過調高銀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來達到鎖定銀行過剩流動性的目的,而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里,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也的確在這方面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不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調整始終會有一個上限,在目前已經高達16%的水平上,進一步的政策空間還有多大,并不十分清楚。而且,更重要的是,即使是在目前如此高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下,銀行機構的流動性依然充裕,2009年末,銀行業整體的超額準備金率仍維持在3%左右。另外一個重要的貨幣政策工具――利率調整,或許可以在緩解通貨膨脹預期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對于信貸投放所能起的影響比較微弱。而且,在目前經濟復蘇前景尚不確定的情況下,貿然的大幅升息恐怕還會產生一些負面影響。

由以上分析看來,常規性的貨幣政策很難實現引導貨幣信貸均衡投放的效果,資本充足率監管的強化和窗口指導、直接控制信貸規模等銀行信貸緊縮手段發揮了主導作用。從2009年以來,監管當局在提高對銀行資本充足率要求的同時,也加強了對資本結構以及計算方法的管理。這一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強化了資本約束,對銀行信貸能力形成了很大的制約。其次則是通過窗口指導,對各行實行貸款限額控制,從而直接控制銀行信貸規模。

寬貨幣緊信貸下大量資金涌入債券市場,銀行業積聚利率風險。在人民幣流動性總體較為寬松、貸款增速受限的情況下,銀行資產非貸款傾向加強,尤其是一些規模較大的城市商業銀行為了提高資金運用效率,加大人民幣債券投資力度,把大量資金投資投向國債及央票。以廣州銀行為例,2009年投資收益占到營業收入的一半以上,投資收益全部來源于債券投資利息收入。

2010年年初以來中國債市能形成一波牛市,便拜賜于“寬貨幣、緊信貸”的杰作。三年期央票2.7%的利息率,認購率居然達到了兩倍。從長遠來看,“寬貨幣、緊信貸”的格局將會存在很長一段時間,銀行的資金必然需要尋找出路,債券投資的配置壓力很大,造成眾多資金積壓在貨幣市場和債券市場,使得債券市場收益率節節走低,并且我國市場收益率有近一步走低的趨勢。

由于短期利率尚未市場化,長期利率又受銀行信貸政策變化的影響而失真,使當前國內債券市場風險在價格上得不到真實反映。目前中國利率尚未市場化,法定利率和市場利率都還未充分反映未來的通脹風險,然而隨著生產成本上升向消費物價的傳導使通脹在未來一段時間內有較大機會持續上行。并且實際利率在較長時間內較大幅度地體現為負時,法定利率和市場利率最終將不可避免地上升。利率上行必然對銀行的資產價格帶來影響,如果管理不當會造成銀行業巨大的利率風險。因此,通脹趨勢及其背后的利率變化風險將是近期銀行業的擔憂所在。目前中國債券定價對通脹的麻木,在一定程度上沒有完全體現未來的利率風險。商業銀行要未雨綢繆,防患未然,對長期利率飆升帶來的沖擊有所準備。

2010年商業銀行經營轉型拐點

2010是中國經濟轉型年,也是銀行業轉型拐點。隨著全球經濟金融一體化和我國經濟金融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化,國內商業銀行經營發展面臨新的市場發展環境。如何順應市場發展要求,加快推進經營轉型,提升市場競爭力,進而提高盈利能力和運營水平是銀行業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加快發展非資產業務和零售業務,走資本集約化發展道路

中國的銀行在高速發展中基本經歷著融資、擴張、再融資這種傳統的業務模式,對資本消耗甚巨,使得資本稀缺性日益突出,成為制約銀行業務發展的瓶頸。金融危機后,監管當局對資本的質量要求越來越高,對資本的約束也越來越嚴格,銀行將面臨更勝以往的資本壓力。在這一背景下,銀行業發展資本消耗少、盈利水平高的零售業務與中間業務,經營方式由外延粗放型轉變為內涵集約型,提高中間業務貢獻度是我國大型商業銀行實現內含價值增長的內在需求。能否通過加快發展非資產業務和零售業務,進而加快轉變以批發性信貸業務為主導的傳統經營模式,以及以利差收入為主導的傳統盈利模式,成功實現轉型,對國內商業銀行來說,是生死攸關的戰略選擇。

2009年10月,招商銀行行長馬蔚華對外界表示,招商銀行的發展已經進入第二次轉型階段。招行的二次轉型是以降低資本消耗、提高貸款定價、控制財務成本、增加價值客戶、確保風險可控為目標,通過繼續推進并深化經營戰略調整,促進經營方式向內涵集約化轉變,保證盈利的持續穩定增長,不斷鞏固和發展招行的核心競爭力。同時,招行提出了相應的競爭策略:集中力量發展零售銀行、中小企業貸款和非利息收入這三塊業務,推進以低資本消耗的方式來發展業務,擴大低資本風險、高收益業務的規模,并且提高貸款的定價能力和非利息收入的比重。事實上,招商銀行“二次轉型”要解決的問題并非招行所獨有,而是所有規模擴張中的銀行或遲或早都要面對的問題。

國際大型銀行在10年前就基本完成了從批發業務向零售業務的轉型,業務增長的動力不是資產業務而是非資產業務、不是批發業務而是零售業務。例如,花旗銀行業務結構主要包括全球零售銀行業務(消費者金融)、公司與投行、全球財富管理三大類,其中零售銀行與投行業務起決定作用,利潤貢獻度占比超過8成。美國銀行業務結構包括全球消費與小企業銀行業務、公司與投資銀行業務,股權投資及其他業務等四大類,其中前兩項業務對盈虧起決定作用,利潤占比高達70%以上。匯豐銀行則形成了個人金融、私人銀行、商業銀行以及公司、投行和市場四大類主營業務。德意志銀行則全力發展投資銀行、資本市場、個人理財、資產管理、清算交易等新興金融業務。我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近幾年盡管發展比較快,但是以息差收入為主要收入來源的盈利模式沒有得到根本的改變,利息收入仍然占據全部收入的絕對比重。2009年,我國大型商業銀行中間業務占比平均不到10%,最高的中國銀行為19.82%,但是與國際大型銀行相比差距很大,未來有著巨大的增長空間。

深化組織架構改革,提升風險管控水平

組織架構和業務流程是決定業務經營轉型成敗的關鍵性因素,只有內部組織架構、業務運營模式與業務經營轉型相匹配,才能更好地保證業務經營轉型的市場效率。國際主流商業銀行組織架構模式以事業部制居多,通過扁平式、矩陣式、網絡型等組織形勢替代傳統的科層組織,呈現出“大總行、大部門、小分行”的特點,其優點在于成本費用大幅降低,工作效率、服務質量、客戶滿意度大大提高,市場競爭力明顯增強。我國銀行業應該積極借鑒國際主流商業銀行經營經驗,改革“三級管理、一級經營”的“金字塔”式的組織結構,縮短運營管理層次,提高市場響應速度,提升組織效率。

目前,國內許多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都在加快這方面的轉型,如民生銀行對私業務和對公業務已經開始事業部制管理。民生銀行公司業務事業部制改革的核心,就是把高風險的公司業務從總行――分行――支行“三級經營、三級管理”的體制改革為事業部“一級經營、一級管理”的體制,通過實施專業化評審、進行專業化營銷和組建專業化團隊來全面提升對客戶的專業化服務能力和水平,從而有效地控制風險、提高收益。事業部制在業務線內部,減少了協調成本,強化了決策和上級對下級的業務支持,能夠形成區域優勢和快速反應;在業務線內部有利于產品創新、產品多元化,有利于改進產品設計,提高產品的市場競爭力。另外由于業務線從上到下的垂直管理,減少了管理層次和管理環節,經營管理的效率得到提高。這樣的安排,體現了以客戶為中心的理念,最重要的是能借助專業化的團隊,延伸服務鏈條,增加中間業務收入。

此外,構建與業務轉型相適應的全面風險管理體系,確保安全穩健發展,對于銀行經營轉型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在實施業務經營轉型時,由于業務品種、經營范圍和盈利來源等出現新的變化,風險控制顯得十分重要。通過構建全面風險管理體系,切實強化對市場、資本、風險、成本和價值的認識,通過風險的系統化控制和全方位管理,實現業務經營轉型的可持續發展。

加快向中小企業信貸市場的轉型

面對中小企業市場旺盛的融資需求和大型優質客戶市場擠壓形勢,銀行業要逐步轉變和淡化傳統的“大戶”戰略,果斷向中小企業信貸市場轉型。中國勞動力相對富余,短期內資本相對稀缺的要素稟賦結構不會改變,所以勞動密集型生產優勢的中小企業在相當長的時期內都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中小企業是社會經濟活動的主體,必然帶來巨大的物流、資金流,其中隱含著除信貸之外更大的金融業務空間。面對這一基本的經濟結構,銀行機構應努力發揮為中小企提供金融服務的靈活性和便利性。

中小銀行應該在中小企業信貸市場發揮主導作用。城市商業銀行由于從業人員本土化、與客戶地域聯系密切、熟悉客戶資信與經營狀況,可以對地方中小企業進行監督,與國有大銀行相比,能以較低的交易成本達到有效避免“信息不對稱”引起的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問題,可以充分保障放貸資金的安全性和提供服務的效率。另外,由于城市商業銀行決策機制靈活,更能符合中小企業的融資需要,可以降低雙方的成本而提升價值,因此城市商業銀行定位于為中小企業服務具有比較優勢。

因此,城商行應該充分發揮自己的特長,集中自己的資源,搞好特色經營,避免與大銀行的同質化競爭,從區域經濟發展角度出發,結合本地區的區域經濟發展特點,尋找區域經濟新的增長點,同時不斷擴大自身的發展空間,實現與區域經濟的良性互動。也就是說,城市商業銀行的定位還應當是所在的城市,為所在的城市提供金融服務才是最為核心的競爭力。雖然國家放開了城市商業銀行的地域經營限制,但城市商業銀行還是要耐得住這份寂寞,冷靜思考一下自身的優勢,不能盲目搞擴張。條件成熟的可以適當在外地設立一點分支機構,同全國甚至國外一些銀行建立業務關系,以便更好地開展業務,但最重要的還要保持在所在城市的核心競爭力。

抓住碳金融發展機遇,加大金融創新

面對氣候環境變化帶來的巨大的生存壓力,世界各國或協作、或獨立地采取了相應的環保措施。這必將導致產業和金融資源發生巨大的變化。因此,低碳已經不再是一個模糊的公益性概念,而是一個潛力難以估量的發展機遇。服務于溫室氣體減排形成的碳交易市場已經發展成為一個巨大的市場。在歐、美、日等發達國家及地區,包括商業銀行、投資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基金等在內的眾多金融機構,目前已經成為國際碳交易市場上的重要參與者,其業務范圍已經滲透到該市場的各個交易環節。

2005年京都議定書正式生效后,經過幾年的發展,碳交易市場已漸趨成熟,出現了參與國范圍不斷擴展,市場結構向多層次深化,財務狀況更加復雜等顯著變化。全球碳交易市場出現了爆炸式的增長。2007年碳交易量從2006年的16億噸躍升到27億噸,上升了68.75%。成交額的增長更為迅速。2007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價值達400億歐元,比2006年的220億歐元上升了81.8%。在全球經濟衰退的2008年,全球碳交易市場依然保持強勁增勢,低碳行業的收入增長幅度仍然達到了75%,僅2008年上半年全球碳交易市場總值已經接近2007年全年總額。據世界銀行預測,全球碳交易在2008〜2012年間,市場規模每年可達600億美元,2012年全球碳交易市場容量為1500億美元,有望超過石油市場成為世界第一大市場。

碳交易市場產生的業務機會在我國也已經出現,商業銀行如果能緊緊把握這一機會,在短期內就能獲得可觀的收益,在長期更是能發展出新的競爭力。僅僅將低碳概念作為一種公益形象投資是對這一機遇的莫大浪費。目前來看商業銀行有如下幾項業務:

篇6

關鍵詞：量化寬松政策退出；影響；應對

引言

為了刺激經濟、降低失業率和防止通貨緊縮，美聯儲前后共推出了四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在這非常規貨幣政策的刺激下，美國持續低迷的經濟有所好轉。根據美聯儲2013年第一季度公布的數據顯示，美國經濟有著全面復蘇的跡象，并且美國經濟復蘇的趨勢漸行漸穩。在美國經濟復蘇之際，美聯儲很可能會退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因此在美聯儲正式開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之前，分析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風險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演進

量化寬松是由日本央行于2001年提出的，是指中央銀行在實施零利率或近似零利率后，通過公開市場操作買入國債等中長期債券，從而提高貨幣供應量和增加銀行準備金，為銀行注入新的流動性，以期達到刺激就業、加快經濟復蘇步伐的目的。

2008年9月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經濟急速下滑，失業率直線上升，金融市場動蕩。為了給市場注入流動性、修復信貸系統、穩定金融市場，美聯儲開始了第一輪的量化寬松政策，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0-0.25%，購買國債3000億美元、抵押貸款支持債券12500億美元和機構債券1000億美元。2010年11月4日，為了減少經濟的異常不確定性和防止通貨緊縮等，開始了第二輪QE政策，即中長期債券購買計劃等。2011年第二季度結束前購買長期國債6000億美元。2012年9月14日，為了刺激經濟、防止通貨緊縮和降低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美聯儲開始了第三輪的QE政策，即維持0-0.25%的聯邦基金利率，購買抵押貸款擔保債券400億美元和扭曲操作。為了進一步刺激經濟、防止通貨緊縮和降低失業率等，2012年12月13日，美聯儲開始了第四輪QE政策，聯邦基金利率仍然維持在0-0.25%極低的區間內，并且購買國債450億美元。

二、美國經濟復蘇超預期

（一）股票指數

2008年9月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美國股市反應劇烈，股票指數一瀉千里。2008年9月，美國標準普爾500的股票指數大約在1200點左右，金融危機爆發之后標準普爾的股指一路狂跌，直到2009年3月2日，標準普爾500跌到了歷史的最低點――683.38點。而這意味著標準普爾500的資產價值縮水了一半。隨著金融市場的穩定和量化寬松的刺激，股票市場信心的回升，標普500指數開始回升，2013年10月11日，標普500指數達到1703.20點。

道瓊斯指數的漲跌與標準普爾500有著驚人的相似，但又有著很大的不同。金融危機爆發之后，道瓊斯指數一路狂跌，2009年3月3日，道瓊斯指數跌破7000點為近12年最低，隨著QE政策的實施和市場信心的，道瓊斯指數也是一路飆升。2013年3月6日，道瓊斯指數突破歷史最高點―14198.10點，創下了新的最高歷史記錄14286.37點。2013年10月13日，道瓊斯指數漲到15237.11點。

（二）失業率

金融危機爆發之后，美國經濟開始下滑，失業率直線上升。失業率由2008年1月份的5.0%上漲到9月份的6.1%。由于美國經濟的持續下滑、金融市場動蕩的加劇，美國的失業率一直上升，直到2009年達到其峰值10%。但隨著量化寬松政策以及其他的宏觀經濟政策的相繼出臺和實施，美國的失業率開始下降。2013年的8月份美國的失業率已經降到7.3%。

（三）經濟增長率

金融危機爆發之前，美國歷年的GDP增長率均保持在2.0%-3.0%之間。2008年金融危機全面爆發之后，美國GDP增長率迅速下滑，甚至負增長。2008年第四季度GDP增長率曾經跌到-8.3%，2009年第四季度為1.35，至此美國GDP增長率開始步入正值。盡管在有些季度GDP的增長率為負，但總的來看美國的經濟形勢還是好的。

三、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的影響

從以上經濟指標可以看出，美國經濟正在不斷地復蘇，并且呈現出漸行漸穩的態勢。同時，由于這四輪量化寬松政策的不斷向全球注入流動性，致使全球流動性泛濫。在這兩種狀況下，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只是個時間或者契機的問題。一旦美國經濟釋放出強勁的信號，美聯儲勢必會退出量化寬松政策。而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勢必會對美國乃至全球經濟產生不利沖擊。

（一） 對美國經濟產生沖擊

美國經濟復蘇跡象初顯，但美國經濟并沒有向市場釋放出強勁的信號。一旦美聯儲貿然退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可能會扼殺美國經濟復蘇的良好勢頭于搖籃之中。

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主要是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法定準備金率、貼現等三大貨幣政策工具，其主要目的是減少貨幣供給，降低流動性。在產品市場不變的條件下，減少貨幣的供應，導致LM曲線向左上方移動，這使得此時的均衡利率提高，均衡產出下降。至于均衡產出減少和均衡利率提高的幅度則取決于IS曲線的斜率。當均衡利率從R上升到R@時，由于投資是利率的減函數，所以投資下降，從而導致總支出和均衡國民收入下降，減少的部分就是YY@。

當美聯儲通過公開市場操作在債券市場上大量拋售中長期國債、金融債券，持有美國國家債券的持有者紛紛跟著平倉，造成美國債券價格大幅下降，影響債券市場信心，會給美國債券市場帶來巨大的沖擊。相反，美國的股票市場、企業債市場將會成為熱錢和游資的主戰場。因為企業良好盈利水平的預期、人們風險厭惡程度的下降以及美國經濟的強勁復蘇都將會推動股票市場、企業債市場的發展。

（二）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沖擊

由于美國金融市場的利率水平和資本收益率極低，大量熱錢涌入新興市場國家，而這些資金很大一部分是投資在了新興市場國家的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隨著剩余流動性的不斷流入，會造成新興市場國家資產價格的泡沫。當美聯儲提高聯邦基準利率和貼現率之后，非常規經濟刺激計劃期間向全球金融市場注入的流動性會迅速回流美國，當這部分資金撤離新興市場國家時，可能會引起股票市場和房地產市場的震蕩，甚至可能會誘發小規模的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

同時，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會導致大宗商品價格進入下行通道。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實施導致全球流動性泛濫，能源、糧食、稀有金屬等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導致出口導向型國家的出口大幅削減，會加大出口國的貿易逆差，不利于國際收支平衡。在QE1期間，美元指數下降5.3%，而原油價格上漲23.5%；QE2期間，美元指數下降9.9%，而原油價格上漲33.6%。一旦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美元的回流會使美元走強，美元升值將使大宗商品價格進入下行通道，而這將對資源型國家產生巨大的沖擊，尤其是對中東地區的石油輸出國的沖擊更大。

（三）對全球金融市場的沖擊

首先是會帶來全球匯率的大逆轉。在金融危機期間，美元呈現出走軟趨勢，美元曾一度觸及75的歷史低點。一旦量化寬松政策退出，美元必將進入階段性上升軌道。根據以往的歷史經驗，美聯儲升息后往往帶來美元的持續走強。在上一輪的美聯儲緊縮周期內，美聯儲共加息8次，期間美元指數從87上升到92.4。因此美國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通過“資金撤出-本幣貶值-資金進一步撤出”的傳導，將使其他貨幣貶值，這將對全球的匯率市場的穩定產生巨大沖擊。

其次，會造成局部的貨幣或信貸危機。 美聯儲退出QE預期的不斷高漲，使得投資者加快了資金撤離新興市場經濟體的步伐。隨著大量海外廉價資金退出個新興經濟體，那些經常賬戶和資本金融賬戶雙順差，并試圖依賴外資來調節其國際收支平衡狀況的國家有可能會陷入新一輪的貨幣或者信貸危機――貨幣貶值，資本外逃，借貸成本上升。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拉美金融危機、東南亞金融危機以及俄羅斯國債危機均同美元走強、資本外逃有關。因此如果美聯儲真的準備退出QE的話，我們不得不擔憂是否會導致局部金融危機的可能性。

四、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對我國的沖擊

（一） 短期資本外流

近年來外匯占款的持續增加是中國流動性充裕重要因素。截至2013年4 月末，國內金融機構外匯占款余額達到27.4 萬億元，4 月份M2增長16.1% ，創下兩年來的新高。外匯占款的增長主要是由于雙順差和跨境套利資金的流入，一旦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美元持續走強將導致資本逆轉，熱錢有可能短期內大規模從中國流出。一旦外匯占款從增長變為凈下降，國內的流動性將受到較大影響。

（二）外匯敞口風險

美聯儲量化寬松政策的退出必將帶來全球匯率的反轉，國內商業銀行面臨的匯率風險有不斷增大的趨勢。截至 2012年，我國商業銀行的境外債權總額已達到約4萬億元人民幣，與國際同業相比，我國商業銀行在并表管理、國別風險撥備等方面還存在一定差距，對敞口的實時集中監控不足，緩釋風險的能力還有待提高。

（三）造成資產價格泡沫的破滅

在美國前四輪量化寬松政策期間，大量熱錢和短期投機資本涌入我國資本市場以尋求更高的收益率或者套期保值。如果我國不跟隨美國的QE政策，人民幣將會產生巨大升值壓力，進而帶來更多的資本進入我國資本市場；如果跟隨美聯儲的量化寬松政策，由于我國的金融機構不存在去杠桿化的問題，那么我國國內市場的貨幣供應量將會十分充足。因此無論我們采取什么樣的貨幣政策，我國都會產生流動性過剩的局面，這將推動資產價格泡沫的形成。當美國退出量化寬松政策的時候，大量短期資本和熱錢會紛紛撤離我國資本市場，而原本就極度膨脹的資產泡沫會隨著資金的撤離而破滅。

（四）我國的外匯管理難度加大

在美國貨幣當局實施量化寬松政策期間，美聯儲通過大批購買中長期美國國債和機構債券向金融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將債券收益率維持在極低的水平，而我國又是美國國債海外最大的持有國，因此我們持有的美國國債收益會極低。受量化寬松政策的影響，美元自美聯儲實施QE政策以來一直持續貶值，相應的我國外匯管理局持有的以美元計價的美國國債價值大幅縮水。隨著美國金融市場趨于穩定，美國經濟開始強勁復蘇，通貨膨脹預期的高漲，美聯儲會逐步退出量化寬松政策，屆時美國政府會大量拋售美國中長期國債和金融債，這可能導致美國債券利率的上升和債券價格的下降，作為美國國債最大的海外持有國，我國的外匯儲備會遭受巨大損失。因此外匯投資多元化和提升外匯管理方式已是迫在眉睫。

（五）人民幣匯率調整的壓力變大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貿易逆差得以改善，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化，我國雙順差的持續增加，導致我國的外匯儲備異常龐大。到目前為止，我國的外匯儲備總額已經高達3.66萬億美元。巨額的外匯儲備以及人民幣的堅挺給人民幣升值帶來了巨大的壓力。自2005年到2013年4月，人民幣兌美元連續升值累計24.68%。在第四輪QE政策實施期間，人民幣仍然面臨著不小的升值壓力。如果美國退出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元會走強，那么人民幣就會相對貶值。而巨額的外匯儲備迫使人民幣升值。在雙重壓力下，人民幣匯率的調整會很困難。

五、中國的應對措施

（一）進一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目前人民幣已經初步具備了實現國際化的前提條件，人民幣的國際化能夠降低美元本位制所帶來的風險。首先，實現人民幣國際化后，外國向中國提供的將是商品或服務，而中國向外國提供的將是人民幣，是資源與紙幣的交換，因而中國是無成本的貿易。其次，人民幣國際化后，既能減少匯率波動對進出口企業造成的損失，又能讓對外投資的企業得到更多的資金來源，加速中國對外投資和國際貿易的發展。最后，人民幣國際化之后，中國就有權參與世界貨幣的發行，既增加了對世界經濟活動的影響，又增加了在國際經濟事務中的發言權，整體提升了中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使中國成為世界經濟的主導大國，能夠充分利用國外資源加速中國經濟發展。

（二）加強對熱錢的監管力度

為了防止熱錢的涌入和流出，需要進一步加強對熱錢的監管，尤其是對短期投資資金的監管。同時在全球經濟形勢差強人意和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應該實施必要的資本監管措施以防止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政策時，熱錢的迅速撤離對我國金融市場的沖擊。

（三）優化我國外匯儲備結構

我國外匯儲備管理局應適當多元化我國的外匯儲備，擴大購買其他國家的債券。一方面應該逐漸減少美國國債資產的購買規模，調整資產購買計劃中其他類型資產的份額，轉而購買相對優質的歐盟、英國等國家的債券和資產。另一方面是通過進入長期美國國債期貨市場、簽訂總收益互換合約等金融工程手段對我國持有的美國國債進行套期保值從而達到減少損失的目的。

（四）建立聯合外匯儲備庫

在9月27日召開的G20峰會之后，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和南非等金磚五國組成的金磚國家陣營已決定建立一個“金磚國家應急儲備（CRA）”的聯合外匯儲備庫，規模約1000億美元，中國將貢獻其中不超過50%的份額。既然金磚國家可以成立CRA，為什么新興市場國家不能建立起類似的互助組織，以應對云詭波譎的金融市場和美國的量化寬松的退出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沖擊。

（五）多樣化風險規避手段

積極探索匯率風險的對沖工具，通過貨幣互換、保證貸款、遠期合約、期貨合約等長短期保值方式來對沖匯率風險，減少外匯損失。實行動態撥備率指標控制，按照匯率風險敞口分配足夠的資本來覆蓋相應的匯率風險。另外要積極推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業務的開展，創新開發更多的人民幣產品，降低外幣貸款或存款，避免因外匯資產結構錯配帶來的風險。

參考文獻：

[1]李新楨，2013：《美國量化寬松政策退出路徑、影響與應對》，《中國城鄉金融報》，6月10日

[2]謝懷筑 肇越 于李娜，何亮，2011：《從經濟超預期復蘇到量化寬松政策退出》，《金融與經濟》，4月

[3]朱 慶 馮娟娟，2009：《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退出策略研究》，《金融縱橫》，9月

[4]黃志龍，2013：《美聯儲退出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影響與對策》，《中國經貿導刊-財政金融》，7月

[5]馬巖，2011：《美國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退出對我國經濟影響有限》，《中國社會科學報》，7月19日，第014 版

[6]賈洪文 李曉輝，2013：《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對中國的溢出效應》，《湖南財政經濟學院學報》，9月

[7]胡靜，2013：《量化寬松政策對跨境資金流動的影響》，《金融經濟》，第14期

篇7

一、內蒙古經濟社會發展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未來一個時期，我區經濟社會保持又好又快發展面臨著較為復雜的國內外環境。總體來看，機遇與挑戰并存。

(一)面臨的機遇

1，我國經濟仍將保持快速增長態勢。我國工業化和城鎮化的任務尚未完成。2008年，我國人均用電量大致相當于美國的1/7，日本的1／4，韓國的1／3；人均生活用電量大致相當于美國的1／20，日本的1／10。又如，2008年我國的城鎮化率僅為45.68％，同發達國家的70％水平有較大的差距。按此計算，我國至少還有40年以上的城鎮化進程。工業化和城鎮化水平的提高將產生旺盛的需求，無疑對內蒙古經濟發展提供了有利的市場環境，為資源優勢的發揮創造了有利條件。

2，新科技革命孕育著新興產業。一般而言，世界經濟的每一次大的危機常常伴隨著一場新的科技革命。每一次經濟復蘇，都離不開技術創新，進而推動產業革命，催生新興產業，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此次由金融危機引發的經濟危機，將導致以能源技術革命為核心的新一輪技術和工業革命。新能源領域將形成以光伏能源、風力發電、生物柴油、燃料乙醇為代表的新興產業；新材料領域將形成以納米技術為支撐的新產業；生物醫藥領域將形成以基因工程、細胞工程、酶工程為代表的現代生物技術產業。內蒙古具有發展新能源、新材料、新醫藥的資源優勢、空間地理優勢和區位優勢。新能源領域，內蒙古風能資源居全國首位。太陽能源資源居全國第2位。目前，風電裝機及并網裝機容量均居全國首位，2009年底累計并網運行風電容量將達到300萬千瓦。新材料領域，內蒙古稀土資源豐富，稀土新材料的科研、生產在全國占有重要位置。新醫藥領域，內蒙古生物醫藥產業還沒有形成，但具備發展生物醫藥的研發基礎和一定的產業基礎。因此，面對全球新一輪科技革命的挑戰，我們完全有條件在若干關系長遠發展的領域搶占新科技革命的制高點，在P2“三新產業”為代表的戰略新興產業的發展上取得重大突破。

3，國內外產業轉移加快。目前，長三角、珠三角等發達地區產業發展已進入升級階段。受土地、融資、勞動力成本以及能源原材料價格逐年增加和環境容量指標逐年削減等因素的制約，部分產業加速向中西部地區轉移，這給內蒙古經濟加快發展帶來了難得的機遇。內蒙古具備大規模承接發達地區產業轉移的優勢和條件。產業基礎不斷增強，基礎設施日趨完善，政務環境進一步優化，政策法規日益健全，為吸引眾多產業大規模加速向內蒙古轉移提供了有利條件。

4，國家針對西部和民族地區的發展政策進一步完善。國家實施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地區等老工業基地、加快少數民族地區發展等區域發展戰略，為內蒙古經濟社會發展開辟了新的廣闊空間，是支撐內蒙古“十五”以來快速發展的重要外部條件?！笆濉逼陂g，國家將繼續實施上述發展戰略，為內蒙古實現經濟快速發展帶來了重大歷史機遇。支持少數民族和民族地區加快發展是中央的一項基本方針，中央比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視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基礎設施建設、民生改善都將是國家支持的重點。這些都有利于內蒙古把國家的扶持政策同自身實際緊密結合起來，充分發揮自身優勢和潛力，推動經濟社會又好又快發展。

(二)面臨的挑戰和制約因素

1，產能過剩使內蒙古面臨產業結構調整的挑戰。近年來，我國鋼鐵、水泥、平板玻璃、煤化工、多晶硅、風電設備等六大行業出現了產能過?；蛑貜徒ㄔO。一方面，產能過剩使得項目運營面臨激烈的市場競爭；另一方面，國家將嚴格產能過剩行業的市場準入，進一步加強項目審批管理，強化環境監管，嚴格依法依規供地用地，實行嚴格的有保有控的金融政策。由于這些產業大多數是內蒙古著力培育的優勢特色產業，因此，“十二五”時期內蒙古產業選擇面臨嚴峻挑戰，產業結構調整面臨新的更高的要求。

2，節能減排和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壓力越來越大。隨著人口增長和經濟的快速發展，我國資源環境的約束日益明顯。由于我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推進的時期，節能減排仍然面臨很大的壓力。同時，由于能源結構以煤為主，產業結構不盡合理，我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面臨著繁重的任務。“十二五”期間國家將在努力降低能源消耗水平和污染物排放的同時增加對各地溫室氣體排放的限制，并對各地提出溫室氣體減排的約束性要求。內蒙古正處于資源大規模開發和加工轉化的時期，是國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以及冶金、有色、建材等原料生產和輸出基地，工業的重型化特征突出，2007年煤炭、電力、鋼鐵、冶金、建材、化工六大高耗能產業能源消費量已占到全區能源消費總量的65％以上，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的任務很重。由于重型化產業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內蒙古節能減排和應對氣候變化任務仍然艱巨。

3，保持社會和諧穩定面臨新的挑戰。2008年，內蒙古人均地區生產總值達到4683美元，按照不變價格計算比2000年增長了17.4倍。如果繼續保持目前的增長速度，到2010年，人均地區生產總值將超過6000美元，社會結構、社會組織形式、社會利益格局都將發生深刻變化，社會建設和管理面臨諸多新的任務。一是由發展水平提高引發的人民對發展目標的新期待。人民群眾除了物質生活水平的提高外，對社會公平正義、社會保障公共服務等方面的要求將越來越強烈，解決社會發展滯后于經濟發展的問題會顯得更加迫切。如，今后一段時間，內蒙古總體上仍然處于新增勞動力快速增加的階段，形成了巨大的就業壓力。2008年，內蒙古城鎮就業需求約50萬人，能夠提供穩定就業崗位僅30萬人，農村牧區還有250萬富余勞動力需要轉移。二是城鎮化步伐加快，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向現代社會結構的快速轉型，在深刻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和社會階層結構的同時，也會給社會組織和社會管理帶來壓力。進入城鎮的農牧民長期處于流動人口管理狀態等社會管理的薄弱環節，可能加大社會穩定方面的壓力。三是不同社會群體的利益分化明顯。當前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是牧民收入增長滯后于其他社會群體。2006-2008年全區牧民人均純收入年均增速低于農民3.8個百分點，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9個百分點，加之牧民生活成本較高，制約了牧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導致“三牧”問題更加突出。四是我

區將由于人口的快速老齡化而進人人口紅利的消退期，對加快建立適應人口老齡化的社會建設模式和社會保障制度提出了新的要求。五是體制改革進入攻堅階段，繼續深化改革將觸及深層次的利益調整，利益主體多元化，不同利益群體對不同利益的訴求和矛盾可能進一步凸現，社會突發事件增多。

4、生態和基礎設施承載產業、保護發展的能力亟待提高。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內蒙古生態環境呈現出“整體遏制、局部好轉”的良好局面。但是，生態脆弱的基本面仍未得到根本改變。中度以上生態脆弱區域占全區國土面積的62.5％，其中重度和極重度脆弱的占36.7％。一些草原退化、森林破壞、河湖干涸、土壤侵蝕和水土流失嚴重，荒漠化、鹽漬化加劇，荒漠化面積占全區國土面積的55.7％。干旱、沙塵、風災等災害頻發?；哪屯寥狼治g現象嚴重，約2／3的耕地處于水土流失區域，大多數地區貧水，承載能力較差。生態文明以尊重和維護自然為前提，以人、自然、社會和諧共生為宗旨，以建立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為內涵，引導人們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內蒙古生態文明建設與發達地區相比還有較大的差距。中國社科院公布的2009年全國各省區市生態文明排序看，內蒙古被列^最低水平組。在此背景下，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和生態文明的低水平，對經濟布局和產業選擇帶來了明顯的約束。

基礎設施瓶頸制約明顯。2008年全區公路、鐵路路網密度分別是全國平均水平的33％和85.8％，高等級公路僅占全區公路總里程的11.1％。作為重要的國家“西煤東運”的重要基地，目前內蒙古鐵路外運能力不足2.5億噸，運能缺口達2億多噸，2008年請車滿足率僅為40％左右。隨著電子、高載能、化工等產業的發展，僅“呼包鄂”地區的運輸需求就達1億噸以上。隨著內蒙古煤化工等產業的發展，大量液體產品需要安全快捷運輸，對管道運輸設施的建設將提出緊迫的要求。京津地區是內蒙古中西部向發達地區開放最近的區域，但通往這個地區的運輸通道建設還不盡如人意，距離安全快捷的要求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目前，內蒙古作為我國煤炭資源最豐富的省區之一，在我國火電發展上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目前外送電量全國第一。但是，內蒙古電網建設一直比較滯后，現有500千伏電網輸送能力不能滿足大范圍電力資源優化配置和電力市場的要求。此外，存在電力密集地區電網短路電流控制困難、長鏈型電網結構動態穩定問題突出、受端電網存在多直流集中落點和電壓等問題。因此，內蒙古作為我國重要的電力生產和輸出大區，加快建設超高壓、特高壓輸電線路刻不容緩，有必要在互動電網、智能電網建設上走在前面。

5，水資源短缺的矛盾越來越突出。內蒙古水資源相對短缺，時空分布不均衡。降水呈季節性，主要集中在7、8、9三個月。水資源東多西少，地表徑流量的90.4％集中在東部呼倫貝爾、興安、通遼、赤峰4個盟市。據統計，呼和浩特、包頭、滿洲里、二連浩特等14座城市水資源存在供需矛盾，廣大農村牧區有近300萬人需要解決飲水問題。部分農牧業地區仍然處在靠天等雨、靠天養畜的被動局面中。聯合國水資源安全警戒線為1000立方米，2008年，內蒙古人均水資源量1225.9立方米。根據2000年以來內蒙古人口實際增長3.2％測算，預計到2015年內蒙古總人口將達到2467萬人，如果水資源總量保持不變，屆時人均水資源量為1078立方米，水資源供需矛盾將更加突出。同時，水利建設面臨的突出問題是工程性缺水與資源性缺水并存。2008年內蒙古有效灌溉面積為4300萬畝，占耕地面積的39.1％，低于全國平均水平8.9個百分點；全區可灌溉草場面積卻只有320多萬畝。不少骨干建筑物已經老化、損壞，大型排灌泵站老化損壞率較高。

二、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戰略的思考

我們認為，內蒙古“十二五”及到2020年經濟社會發展戰略，可以概括為：一條主線，五大定位，五大目標。

(一)一條主線：科學發展

“十二五”乃至更長的時期，必須進一步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針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把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增長作為緊迫任務，緊緊圍繞改善民生的這一科學發展的落腳點和出發點，以深化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的改革為強大動力，進一步理清發展思路，創新發展模式，抓住戰略重點，把握主攻方向，探索有效途徑，推動經濟社會轉入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軌道，在新的發展階段繼續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

(二)五大定位

1，我國重要的現代戰略產業基地。資源稟賦和區位條件決定了內蒙古在某些重要戰略產業發展上具有獨特的優勢。“十二五”期間，內蒙古可以通過推進創新，促進現代戰略產業加速集聚，加快形成以能源重化工業產業、綠色農畜產品生產加工業、戰略新興產業為重點、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現代戰略產業集聚區。

建設內蒙古能源重化工業基地，可以發揮內蒙古的比較優勢：一是可以充分利用豐富的資源。2008年內蒙古已探明煤炭儲量占全國的近一半，居全國第1位；石油、稀土、有色金屬儲量居全國前列。二是可以緩解能源資源運輸壓力和降低運輸成本。2007年內蒙古外運煤炭2億噸，按大秦鐵路653公里路段和0.12元/噸公里運價計算，每噸煤的運價為78.36元，少運2億噸煤可以減少156.72億元的運輸成本。三是可以提高資源利用效率。以準格爾煤田為例，原煤中氧化鋁含量相當于中級品位的鋁土礦。實施粉煤灰提取氧化鋁，可以大幅度地替代進口鋁土礦和氧化鋁，有效地緩解我國鋁資源供求矛盾。四是可以充分發揮環境容量優勢。以“北電南送”為例，送出1億千瓦，可以使東部地區少排二氧化硫326萬噸、氮氧化物73萬噸、二氧化碳1.4億噸。五是可以發揮現有產業優勢。因此，從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出發，亟需遵循能源重化工產業布局規律，優先在內蒙古等能源資源富集區布局重化工業，建設國家重要的能源重化工基地。

近年來，內蒙古以農牧業產業化為主要經營形式，大力發展綠色、特色、農畜產品生產加工，在全國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批特色優勢產業帶，涌現出一批規模大、起點高、輻射帶動能力強的農畜產品加工龍頭企業。內蒙古農牧業發展條件良好，生態環境有利于有機農產品、綠色農產品的生產，發展綠色農畜產品生產加工的潛力仍然很大?！笆濉币约案L的時期，要繼續按照農牧業產業化發展的要求，有效保護農牧業生產環境，在“綠”字和“特”字上下功夫，有效提高農牧業的綜合競爭力，同時為國家糧食安全做出更大的貢獻。

為應對后金融危機時代的國際競爭，內蒙古應積極創造條件，重點發展新能源、新材料和新醫藥，在全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中抓住機遇，確定優勢，成為自治區經濟發展的新動力。

2，我國重要的經濟增長極。經過西部大開發10年的建設，內蒙古已經具備了成為國家重要增長極的條件。一是經濟總量迅速擴大。2008年，全區完成生產總值7761.8億元，居全國第16位，西部第2位，生產總值占全國的比重由1.6％提高到2.4％；人均生產總值達到32214元，居全國第8位，連續6年保持西部第1位。2006-2008年，內蒙古地區生產總值的增量相當于全國增量的2.99％，相當于西部各省市區之和的12.5％，是西部地區最多的省區。如果“十二五”經濟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可以為全國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做出貢獻。

3，我國北疆生態屏障和安全穩定屏障。西部大開發戰略實施以來，內蒙古為維護國家生態安全做出了重大貢獻。到2007年，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積首次實現“雙減少”；森林面積、林木蓄積實現了持續“雙增長”，森林面積居全國第一位；自然保護區面積達到國土面積的11.2％。同時要看到，內蒙古大部分地區屬于干旱半干旱氣候類型，特殊的地理環境和氣候特點決定了生態系統的脆弱性和不穩定性，也決定了生態保護與建設的艱巨性和長期性。內蒙古加快生態保護與建設，建立祖國北方重要生態屏障，不僅關系到北疆人民的安居樂業，更牽系著華北、東北地區乃至全國的生態安全和糧食安全。因此，“十二五”期間，要確立和積極貫徹生態立區戰略，進一步筑牢祖國北疆生態安全屏障，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由初見成效轉變為明顯改善。

內蒙古作為祖國北疆少數民族地區，是維護民族團結的重要陣地，是通往歐亞的大陸橋，是首都北京的“護城河”，在全國穩定大局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十二五”時期，應緊緊抓住內蒙古構建和諧社會諸多有利條件，大力推進和諧社會建設，建立民族團結、邊疆穩定、社會和諧的內蒙古，創建安全穩定地區，構筑祖國北疆安全穩定屏障。

4，我國重要的沿邊開放經濟帶。中俄、中蒙雙方具有較強的產業互補性，這為我國加強與俄蒙的經濟貿易合作提供了可能。內蒙古與蒙古和俄羅斯交界，分布有19個陸路和航空口岸，口岸基礎設施相對完善。擁有兩條歐亞大陸橋，是我國向北開放最有優勢的地區?！笆濉逼陂g，應充分發揮地緣、產業等方面的優勢，進一步加大向北開放力度，拓展經濟貿易合作形式，建設成為我國重要的沿邊開放經濟帶。

5，我國草原文明的重要承載區。內蒙古草原文化是中華文化的三大主源之一，草原文化提倡人與自然和諧共處，可以促進內蒙古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草原文化是原生態文化，可以促進內蒙古更好地發展綠色經濟；草原文化可以更好地實施“民族文化大區”戰略，以新的體制和機制為推動力，使文化產業成為民族文化大區建設的重要支撐點和經濟發展新的增長點；發展草原文化可以推動建設民族團結、和諧社會的自覺性。從未來內蒙古發展趨勢看，應突出地區和民族文化特色，搞好文化發展布局規劃，挖掘整合各地區文化資源，打造各具優勢的文化產業品牌，形成布局合理、各具特色、相對集中、城鄉聯動的區域文化產業發展格局，把內蒙古建設成為草原文化的重要載體，為草原文化傳承做出積極貢獻。

(三)五大目標

1，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進入新世紀以來，內蒙古經濟增長連續7年在全國領先。2001--2008年，內蒙古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7.6％，比同期全國增速快7.3個百分點。從經濟發展的內在條件和外部市場看，在“十二五”期間繼續實現平穩較快發展是可能的。

2，率先在西部地區建成更加全面的小康社會。內蒙古已經奠定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基礎?！笆濉逼陂g，要更加突出“以人為本”的核心理念，按照黨的十七大提出的“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要求，以“富民強區”為目標，在經濟發展和綜合實力不斷增強的基礎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把發展的成果更多地體現在全區各族人民的共同富裕上，打好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關鍵戰役，在西部地區率先建成更加全面的小康社會。一是城鄉居民收入大幅度提高。“十二五”期間，要著力改善居民收入增長滯后于經濟增長的局面，在經濟快速增長的基礎上，努力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二是公共服務水平明顯改善。社會建設加快，國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醫療衛生體制改革基本完成，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體系比較健全。以基本養老、基本醫療、最低生活保障為重點的社會經濟覆蓋全社會。社會治安、食品安全、生產安全得到切實保障，社會主義民主得到發揚，公民政治參與有序擴大，人民對經濟社會發展重大問題，關系切身利益的法規、公共政策和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得到保證。

3，率先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內蒙古應抓住宏觀經濟處于大調整期的有利時機，在西部地區率先實現發展方式轉變。一是在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方面取得重大突破。在工業平穩快速發展的基礎上，現代服務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得到明顯提升，現代農牧業穩步推進；傳統優勢特色產業得到改造提升，戰略新興產業、現代制造業、文化產業等得到較快發展。二是在投資繼續保持較快增長的同時，推動消費需求在需求結構中的地位穩步上升。三是自主創新能力不斷提高，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