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經濟學的政策主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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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經濟學流派 凱恩斯 新古典 劍橋學派 新凱恩斯

現代西方經濟學一般指20世紀30年代以后流行于歐美國家和其他某些國家與地區的經濟學說。這些經濟學說是建立在以前的經濟學說的基礎之上，是對前人經濟學說的修正和擴展。本文概括介紹各經濟學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主要觀點和政策主張，旨在理清西方經濟學發展的脈絡和各學派之間的相同與不同之處。

一、經濟學發展史上的幾次革命

經濟學發展史上的第一次革命是亞當?斯密發表《國富論》。在這部巨著中，斯密主張經濟自由，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第一次創立了比較完整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第是邊際主義革命，代表人物是英國的威廉?杰文斯、瑞士的萊昂?瓦爾拉斯和奧地利的卡爾?門格爾，他們在不同的國家、各自獨立提出了主觀效用價值理論和邊際分析方法，對古典經濟學的勞動價值論和費用價值論提出了質疑和否定。第三次革命是凱恩斯革命，他在《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中提出了三大心理規律，即邊際消費傾向、流動性偏好和資本邊際效率。在這三大心理規律的作用下，有效需求不足將導致大規模失業和生產過剩，市場本身的調節機制將無法發揮作用，必須由國家政府來干預經濟。事實上，凱恩斯反對“無為而治”由市場自動調節的做法，主張國家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對經濟進行干預和引導。貨幣學派的誕生是經濟學發展史上的第四次革命，以弗雷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主義者反對凱恩斯的主張，認為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不穩定主要是貨幣不穩定造成的。貨幣是支撐就業和物價穩定的主要因素，貨幣問題是最主要的問題。第五次革命是斯拉法革命，代表人物斯拉法提出了生產價格理論，對新古典經濟理論進行了批判。第六次革命是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過程中誕生的理性預期革命，他們認為人都是理性的經紀人，以自身利益最大化為理性預期，對于任何政策，出于對自我的保護，他們都會選擇相應的對策來規避對自我的不利，這會導致政策的無效。因此，理性預期學派（即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反對凱恩斯主義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提倡由市場自身機制對經濟進行調節。

就一般來講，如果理論觀點、分析方法和政策主張上基本一致，就將其劃分為同一個流派。上述幾次大的思想革命大致反映了西方經濟理論體系的基本發展變化，特別是后面的四次革命反映了現代西方經濟學各流派產生、發展和變化的過程。

二、主張國家干預的各流派

（一）凱恩斯的經濟學

約翰.梅納德.凱恩斯，英國著名的經濟學家，現代西方經濟學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創始人，也是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奠基者。凱恩斯從理論、方法和政策三個方面對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進行了變革。

理論上，凱恩斯提出三大心理規律，即邊際消費傾向、流動性偏好和資本邊際效率規律，強調總需求對決定國民收入至關重要。他指出資本主義的有效需求不足將導致大規模失業和生產過剩，而市場機制無法調節這種失調。方法上，凱恩斯克服傳統的二分法，將貨幣經濟和實物經濟合為一體。政策上，凱恩斯主張國家通過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干預和調節經濟生活。

（二）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派（新古典綜合派）

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國的保羅.薩繆爾森、詹姆斯.托賓、阿瑟.奧肯等人。主要特征是，在宏觀方面接受凱恩斯的經濟理論，在微觀方面采用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理論。新古典綜合派實際上就是對其他學派觀點的綜合。新古典綜合理論體系的完整形式體現在薩繆爾森的《經濟學》一書中，核心思想是：采取凱恩斯主義的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對資本主義的經濟活動進行調節，可以避免經濟蕭條而促使經濟趨于充分就業；經濟一旦實現了充分就業，傳統的新古典經濟學的均衡價格理論、邊際生產力分配論等微觀理論就可以重新適用，并把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維持下去。

IS-LM模型是對凱恩斯理論的擴展和新古典經濟學的闡釋，是凱恩斯有效需求理論和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的結合。該模型將商品市場和貨幣市場結合在一起，克服了新古典經濟學二分法的缺陷，用模型的方法解釋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作用。新古典綜合學派的經濟學家認為，凱恩斯經濟理論采取靜態均衡分析方法，考察的是經濟的短期靜態均衡和比較靜態均衡，無法分析長期問題。哈羅德―多馬模型直接繼承了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傳統，重視總需求因素的分析。而索洛―斯旺模型則強調勞動、資本增長和技術進步等總供給方面的因素在經濟均衡增長中的作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用市場調節機制來補充國家干預的經濟政策。新古典綜合學派政策主張的核心是需求管理的思想，即政府采取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收入政策來對社會的總需求進行適度的調節。

（三）新劍橋學派

新劍橋學派是現代凱恩斯主義的一個重要分支，主要代表人物有羅賓遜、卡爾多、斯拉法等。新劍橋學派的理論淵源有三個：凱恩斯的《通論》、卡萊茨基的經濟理論、斯拉法的理論。在理解和繼承凱恩斯主義的過程中，提出了與新古典綜合派相對立的觀點，試圖在否定新古典綜合派的基礎上，建立一個以客觀價值理論為基礎，以分配理論為中心的理論體系，并以此為依據制定社會政策，以改變資本主義分配制度來調節失業與通脹的矛盾。

新劍橋學派認為，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主要問題是分配制度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的失調。因此，經濟政策的重點就是收入分配政策，主要的政策主張包括：①稅制改革，例如實行累進的稅收制度來改變各階層收入分配不均等的狀況；實行遺產稅和贈與稅消除私人財產的集中；通過稅收方式將所得到的財產用于改善低收入貧困階層的狀況。②政府利用財政撥款對失業者進行培訓，國家通過預算給低收入家庭一定的補貼，減小貧富差距。③制定適宜的財政政策，減少赤字，逐步平衡財政預算。④實行出口管制政策，發展出口，增加就業機會，降低失業率，提高勞動者的收入。⑤利用政府預算盈余來購買私人公司股票，把部分公司股份的所有權從私人轉移到國家，從而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收入。

（四）新凱恩斯主義學派

面對20世紀70年代西方資本主義出現的嚴重滯脹的局面，80年代出現了一個主張政府干預經濟的新學派，即新凱恩斯主義學派。他們繼承了凱恩斯的基本經濟思想，但是以獨特的研究方法來闡釋凱恩斯主義。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代表人物有格雷戈里.曼丘和拉里.薩默斯，約瑟夫.斯蒂格里茨，馬克.格特勒以及本.伯南克等人。

新凱恩斯主義不是對原有理論的簡單繼承，而是對其進行了批判和發展。新凱恩斯主義和原凱恩斯主義相同之處表現在：①勞動市場上存在著過剩的勞動供給，經濟中存在著顯著的周期性波動；②經濟政策在大多數年份中都是有用的。新凱恩斯主義在分析中引入了原凱恩斯主義所忽視的廠商利潤和家庭效用最大化的假定，并引入了理性預期假設。新凱恩斯主義最重要的假設是非市場出清，即發生供給或需求沖擊后，工資和價格不能迅速地調整到使市場出清的狀態，在重新達到市場出清之前，整個市場就處在非出清的非均衡狀態。

新凱恩斯主義學派的政策主張主要包括價格和就業政策。在價格政策中根據交錯調整價格論提出的建議是：減少經濟中的交錯調整價格，制定適宜的政策，誘導廠商同步調整價格。根據菜單成本論，提出為穩定社會經濟和增加福利，國家應推行有彈性的價格政策用以糾正市場失靈，穩定總產量。價格政策的缺點在于，這種方法缺乏可操作性，價格有粘性，市場不能出清勢必會導致市場機制失靈。新凱恩斯主義的局內人―局外人理論根據局外人在勞動市場上長期處于不利的地位這一情況提出政策建議，政府的就業政策應該更多地考慮長期失業者的利益，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雖然這一政策比較合理，但實施起來仍然有一定的難度。

三、結論

西方經濟學各流派之間是對立并存的關系，后者的理論都是總結與批判前者的理論，在前者的理論基礎上結合目前經濟形勢的新情況而發展的。西方經濟學各流派總體來說都是服務于資本主義的經濟，一旦某一流派不能有效解決經濟出現的問題時，新的流派就會應運而生，但總的來說，新的流派仍然是借鑒了原有學派的假設或者是理論基礎。我國自引入西方經濟學以來，對政策的制定確實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經濟體制不同于資本主義經濟，在借鑒西方經濟學說史時一定要做到批判繼承，要綜合考慮我國的國情，以便我們能更好地繼承與發展西方經濟學。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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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大蕭條后，西方主要發達國家的經濟陷入衰退，失業率大幅攀升，而正統經濟學（即以馬歇爾、庇古等經濟學家的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經濟學），對失業的解釋是名義工資沒有及時得到調整，這顯然不能令人滿意，而且更重要的是這種解釋不能對當時的經濟危機提出對策。凱恩斯明確指出這是經濟學本身出了問題，在他給蕭伯納的信中，凱恩斯寫道他要寫一本書，要在未來十年的時間改變人們思考經濟問題的方式。這本書便是后來引發“凱恩斯革命”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梢姡瑒P恩斯寫作《通論》的目的就是要反對原有的經濟學，提出新的經濟學研究范式。1936年1月，凱恩斯把《通論》的最終書稿交付出版商，不到一個月，這本書便出現在了各大書店，引發了人們的熱議（King，2003）。概括講，《通論》的核心觀點是批判原有的經濟學忽略了貨幣的作用，所分析的是一種實物經濟，而現實世界的根本特性恰恰是貨幣在其中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在批判的基礎上，凱恩斯提出了他自己的分析現實的貨幣經濟的研究范式——有效需求原理。其實，《通論》并不意味著凱恩斯思想的突然轉變，而應該看作是他學術思想的自然演變。眾所周知，凱恩斯經濟學三部曲是《貨幣改革論》、《貨幣論》、《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三部著作題名都以“貨幣”作為中心詞，突出了凱恩斯對貨幣在經濟分析中的作用的重視，也體現了凱恩斯經濟思想的連貫與傳承。

1933年，凱恩斯在《通論》的寫作過程中，闡明了現實經濟和新古典實物分析的經濟的區別，認為現實經濟是“貨幣工資經濟”，企業家雇傭勞動從事生產的目的是獲得貨幣利潤。凱恩斯在《通論》中是在批判傳統經濟理論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理論主張。他把傳統經濟理論稱為“古典經濟學”，內容實體是馬歇爾、庇古、埃奇沃思等經濟學家的理論，實際上是今天人們指稱的“新古典經濟學”。凱恩斯認為新古典經濟學的通過勞動市場上實際工資的變動決定就業量的就業理論和實際不符，因為現實中工人和企業簽訂的是貨幣工資契約，工人會抵制貨幣工資的下降，但鮮有聽說有工人因物價上漲導致實際工資下降而罷工的情況。在凱恩斯自己的分析框架——有效需求原理中，他轉而強調現實經濟最大的特征是不確定性，認為貨幣的重要性在于它是現在和未來的聯系，進而強調企業家在決定就業和產出方面的主導作用。他深刻的指出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問題所在：我認為，傳統經濟學的捍衛者們大大低估了貨幣經濟狀態下的結論和簡單得多的實物交換經濟狀態下的結論之間存在的差異，這些差異影響深遠，在某些方面，已經成為本質上的不同（凱恩斯，1930）。

二、IS-LM模型與新古典綜合派

1936年10月，在牛津舉辦的計量經濟學協會的會議上，?？怂固岢隽薎S-LL模型，并用一個簡單的圖表示這一模型。IS-LL模型作為對《通論》的解讀，立即得到了與會者的認可。實際上，揚（WarrenYoung）指出，哈羅德和米德對IS-LM模型的貢獻同樣重要，但他們只用了聯立方程組而沒用圖形，使得他們的貢獻沒有得到廣泛認可（Young，1987）。IS-LM模型就其分析本質而言，仍是新古典的，即強調多個市場同時均衡，用聯立方程組的方式求得最終均衡解。LM曲線代表貨幣市場均衡，貌似加進了貨幣，但卻是建立在貨幣外生的基礎上，其背后仍是實物分析的商品貨幣理論。IS-LM模型經過漢森的《<通論>導讀》的推廣，作為《通論》的規范表達方式迅速流傳開來。漢森的學生，薩繆爾森將凱恩斯的宏觀理論同新古典的微觀經濟理論結合起來闡述經濟學，在他的《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中提出了“新古典綜合”一詞，1970年時，薩繆爾森在第八版《經濟學》中將“新古典綜合”改稱為“主流經濟學”（蔣自強、史晉川，2008）。新古典綜合派以“正統凱恩斯主義學派”的身份占據了主流經濟學的位置，從二戰結束到上世紀70年代初，宏觀經濟學教科書主要就倚重于?？怂估肐S-LM模型對《通論》的解釋和后來莫迪利安尼、帕廷金、和托賓等對這種解釋的修正，甚至曾一度達到了宏觀經濟學中除了“凱恩斯主義”，再無其他理論的程度。之所以能夠如此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新古典綜合派包括了IS-LM模型、莫迪利安尼的消費函數、索羅的新古典增長模型和菲利普斯曲線，形成了一個完整的分析框架。二是新古典綜合派推論出的政策主張被認為和凱恩斯如出一轍，或者說人們認為新古典綜合派的理論完美的解釋了凱恩斯的政策主張。此外，新古典綜合理論能夠很好地解釋戰后歐美發達國家經濟穩定、快速增長的事實。三是，新古典綜合派為勞倫斯•克萊因和考萊斯委員會（Cowlescommission）各自提出的大規模的宏觀經濟計量模型提供了基礎。這些計量模型使得經濟學家可以分析政府政策對經濟的各種影響路徑（斯諾登等，1994）。

三、劍橋資本爭論與后凱恩斯經濟學

新古典綜合派對凱恩斯《通論》的解讀遭到了英國劍橋大學一批經濟學家的強烈反對。這些經濟學家包括瓊•羅賓遜（JoanRobinson）、卡恩（RichardF.Kahn）、斯拉法（PieroSraffa）、卡爾多（NicholasKaldor）。除卡爾多外，其余幾位都是“劍橋學術小組”的成員，這個小組是凱恩斯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召集起來的當時劍橋大學最優秀的青年經濟學家，目的是為他的寫作出謀劃策，其中卡恩甚至可以稱得上是《通論》的合作者（Kahn，1984）。劍橋經濟學家批評新古典綜合派用新古典經濟學解讀凱恩斯《通論》，認為這有違凱恩斯革命的本意，因為新古典經濟學正是凱恩斯《通論》批判的對象。批判由瓊•羅賓遜發起，針對新古典綜合派的資本理論，但很快擴展至經濟學研究的方方面面。這場爭論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理論爭論，史稱“兩個劍橋之爭”、“劍橋資本爭論”。當時幾乎所有一流的經濟學家都參與了這場爭論，有關文章也都發表在國際一流經濟學刊物上（Harcourt，1969；Harcourt，1976）。1966年，薩繆爾森宣布“無條件投降”，承認新劍橋經濟學家對新古典綜合的邏輯批判是有效的，“技術再轉轍”和“資本倒流”等違反新古典基本定理的現象在異質品模型中會經常出現，從而不能夠當作反?，F象來回避（Samuelson，1966）。1971年12月在美國經濟學協會（AEA）的新奧爾良會議（NewOrleansMeeting）上，瓊•羅賓遜發表題為“經濟理論的第二次危機”的演講，宣告居主流地位的新古典綜合派的危機時刻到來了（Robinson，1972）。之后，羅賓遜出版了和她的學生伊特維爾（JohnEatwell）合作的教科書《現代經濟學導論》，試圖提供另一種經濟學分析范式，取代薩繆爾森的教科書——《經濟學》。但事與愿違，《現代經濟學導論》因其難度不適合初學者，而且選題和整體設計方面都有不足，從教科書流行的角度看，并沒有取得羅賓遜期望的效果，主導經濟學教育的仍是代表新古典綜合派觀點的薩繆爾森的《經濟學》（King，2003）。以事后的角度看，羅賓遜夫人顯然是過于樂觀了。當時，新古典綜合派仍是主流經濟學，所謂主流是指世界一流大學的經濟學教授和頂尖經濟學期刊的主編仍是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他們不會僅僅因為受到邏輯批判就放棄自己的“經濟學陣地”。進入八十年代后，隨著羅賓遜、斯拉法、卡恩、卡爾多等劍橋經濟學家相繼去世，新劍橋學派一時后繼乏人，形勢陡轉直下，對主流經濟學批判的聲音大為減弱，甚至被完全湮沒。劍橋資本爭論被擱置，主流經濟學得以繼續使用遭受嚴厲批判的生產函數等理論工具研究經濟學。新劍橋學派后來多被稱為“后凱恩斯經濟學”，成為了宏觀經濟學中的一個流派。羅賓遜夫人和她的劍橋同事們精心構建了其包含價值理論、分配理論和增長理論在內的經濟理論，拓展和完善了凱恩斯經濟學（王璐，2014）。

四、新凱恩斯主義與新-新古典綜合

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后，新古典綜合派因為不能解釋現實中的滯漲問題而遭到了貨幣主義的強烈批判。根據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通貨膨脹和失業之間存在一定的替代關系，這給政府留下了政策選擇空間，即政府可以選擇犧牲一定的物價穩定而謀求較低的失業率。但是，七十年代美國經濟通貨膨脹率和失業率同時高企的現實否定了菲利普斯曲線的結論。弗里德曼等貨幣主義者轉而攻擊政府的需求管理政策，認為政府根據凱恩斯主義推論出的需求管理政策擾亂了經濟體系本身的自我調整功能，提高了自然失業率。弗里德曼提出了附加適應性預期的菲利普斯曲線，認為人們會根據上一期的預期和實際的差距調整本期的預期，從而政府犧牲物價穩定謀求較低失業率的政策在短期是有效的，在長期則只會提高價格水平。如果政府頻繁使用擴張性的政策則會損害經濟體系本身的職能，提高自然失業率，造成長期來看物價水平和失業率同時上漲的后果。盧卡斯等新古典宏觀經濟學派經濟學家則在弗里德曼的基礎上進一步提出了理性預期，認為政府的政策無論在短期還是長期都是無效的。無論是貨幣主義還是理性預期學派都是從經濟主體行為的角度批判新古典綜合派，進而“正統凱恩斯主義缺乏微觀基礎”成為學界共識。部分新古典綜合派經濟學家開始努力構建凱恩斯主義經濟學的微觀基礎，逐漸形成一個新的學派——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新凱恩斯主義引入不完全競爭理論作為凱恩斯失業均衡的微觀基礎。另一方面吸收了理性預期假說，即經濟行為人會利用自己掌握的關于經濟的信息和知識做出最優決策，同時經濟行為人的信息可能是不完全的，從而不會出現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中的所有市場出清均衡。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完全打破了二戰后至七十年代之間的“統一”狀態，出現了激烈的爭論，特別是在真實經濟周期經濟學家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之間。但是進入九十年代以后，宏觀經濟學出現了新的綜合和統一的狀況，誕生了“新-新古典綜合”（Snowdon，2002）。新-新古典綜合融合了新古典經濟學的跨期最優、理性預期和新凱恩斯主義的不完全競爭、有成本的價格調整等理論。至此，凱恩斯革命被完全逆轉了，凱恩斯在《通論》中批判的新古典經濟學重新成為了經濟學研究的主流。

五、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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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自亞當?斯密以來，人們開始不斷完善經濟理論體系以尋求經世濟民的財富秘訣，經濟學也因而終以一門學科的形式問世。隨著理論研究的不斷深入和社會實踐的迅速變化與快速發展，現代經濟學科分支日益龐雜，學派日益繁多，研究工具日益專業化，逐漸形成浩瀚龐大的學術體系。而在尤其講究效率的現代社會，如何快速掌握相關理論知識，嫻熟駕馭經世濟民之術，這本身就是把握國民經濟走向的舵手和各類市場參與者需要了解的一門學問。

就此，著名經濟學教授王東京的新著《與中國官員談經濟學》辟出了另一條既契入經濟學理論體系又針對性解決實際問題的蹊徑。作者憑借扎實的經濟學理論功底，以獨到視角對自古典以降的經濟學知識體系進行了高度凝練，既可引導讀者輕松入門，快速掌握經濟學理論精髓：又能在深入淺出中援引他山之石，對讀者解決實際問題有所啟發。

開篇的“經典引讀”部分，作者以獨特的經濟學說史視角先后引讀了古典名篇、新古典理論、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以及舊、新制度經濟學理論，揚棄了傳統典籍循章劃節的引讀方法，改以思想精髓為主線對《國富論》、《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資本論》等經典著作進行導讀；又以信手拈來的身邊例子解讀邊際理論等諸多理論知識，演繹了福利經濟學的產生及其主張，進而以“政府干預”與“自由經濟”的政策交鋒，演繹了“凱恩斯革命”及其興衰成敗，詮釋了自哈耶克、艾哈德、布坎南到弗里德曼等新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政策主張，使“政府失靈”和“市場失靈”得到完整的理論解析。此外，作者還借助對舊制度經濟學到新制度經濟學流派脈絡的簡明勾畫來引讀制度經濟學，對其思想精華進行了歸總。

進入“領悟大師”部分，作者通過重現歷代經濟學大師們的風采，展示現代經濟學理論的智慧；更為重要的是，作者以其獨特的方式，用形象生動的語言，對復雜的現代經濟學原理、疑點、模型和工具進行精準深刻的解讀，不乏精巧之處。譬如作者借“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的中國典故對國際貨幣制度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特里芬難題”問題進行解讀，令人豁然開朗。又比如，作者借助“汽車恰好載滿乘客”的例子形象解釋了復雜的“帕累托最優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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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供給學派 主要觀點 合理性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一、供給學源的主要觀點

凱恩斯在《通論》的結尾處有一句名言：“許多實行家自以為不受任何學理之影響，卻往往當了某個已故經濟學家之奴隸。”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知他會不會想到，若干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新一代實行家已經成為他本人的信徒。至少在政府經濟政策的制定方面，要擺脫凱恩斯，并不比當初他擺脫古典學派的束縛來得容易。

凱恩斯認為，在經濟蕭條時期，由市場機制自然決定的總消費需求會小于充分就業時的總供給，因此會出現失業和衰退。所以，必然采用擴張性的需求管理政策，以增加總需求。

然而，經濟并不總是處于蕭條期，例如，在18世紀中后期，正值英國工業革命發展的，經濟增長持續而穩定。但在這一時期，基尼系數也上升得非常快。凱恩斯認為，基尼系數的上升表明收入分配的惡化，并導致消費需求的減少。但在那一時期，盡管沒有凱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更缺少完善的社會保障制度，但經濟的持續發展說明，消費需求一定是充分、而不是不足的。如果我們不接受薩伊定律的簡單說法，那么至少在經濟的這一持續增長期，一定有一種力量，使總需求和總供給不斷地持續擴張，并同時使總需求保持充分。而總需求的這種擴張，并不是由凱恩斯式的需求管理政策導致。收人分配的惡化在這一時期并未帶來消費需求的不足。

供給學派的理論基礎是薩伊定理，薩伊定律的核心思想是“供給創造其自身的需求”。這一結論隱含的假定是，循環流程可以自動地處于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它包含三個要點：首先，產品生產本身能創造自己的需求； 第二，由于市場經濟的自我調節作用，不可能產生遍及國民經濟所有部門的普遍性生產過剩，而只能在國民經濟的個別部門出現供求失衡的現象，而且即使這樣也是暫時的；最后貨幣僅僅是流通的媒介，商品的買和賣不會脫節。

根據薩伊定律，在一個完全自由的市場經濟中，由于供給會創造自己的需求，因而社會的總需求始終等于總供給。

另一方面，20世紀80年代滯脹的存在表明，即使采取了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例如當量的社會福利開支和政策轉移支付等，以縮小收人分配不均并擴大消費需求，經濟仍可能存在消費需求的不足。

因此，凱恩斯所指出的收入分配不均，并不是決定消費需求的唯一因素。換句話說，即使在收人分配相當平均的情況下，消費需求仍可能不足；在收入分配相當不平均的情況下，消費需求也可能保持充分。更重要的是，從經濟史的發展來看，消費需求是在不斷擴張的。這種擴張不僅體現為某種商品需求數量的增長，還主要表現為對商品需求種類的增加。凱恩斯式的需求管理可以增加對某種商品的需求，但卻無法增加商品的種類。由于在長期來看，后者對總需求的增長更加重要，因此，凱恩斯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遇到麻煩也就不難理解了。我們認為，新商品的創新對持續擴大總需求更為重要，而決定這一點的，是技術創新。對這一點的忽視是凱恩斯理論的最大缺陷。

說到這里，似乎供給學派的觀點逐漸能站的住腳了。供給學派到目前為止還不是一個成熟的經濟學流派，但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產生的背景：

供給學派產生的背景“二戰”以后，凱恩斯主義成為西方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制定宏觀經濟政策的理論依據。凱恩斯的需求管理政策，以赤字財政、擴大政府開支為重心，以通貨膨脹為特點。雖然它在克服經濟危機、減少失業、促進經濟增長等方面具有一定作用，但同時也產生了嚴重后果。由于經常地、人為地刺激需求，使物價不斷上漲，進一步削弱了社會購買力。尤其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后，伴隨石油危機，產生了嚴重的“滯脹”現象。例如，1971―1980年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年均增長2．9％，消費物價指數年均上升7．4％，失業率年均6．3％，特別是1980年，國民生產總值出現負增長，失業率達7．2％，物價上漲達13．5％。解釋失業與通貨膨脹關系的菲利普斯曲線失靈。面對滯脹，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顧此失彼，進退維谷：刺激需求，會加劇通貨膨脹；抑制通貨膨脹，會加劇生產萎縮。凱恩斯主義既拿不出解決滯脹的對策，也提不出解釋滯脹的理論。

讓我們再來回顧一下滯漲：在經濟學，特指經濟停滯與高通貨膨脹失業以及不景氣同時存在的經濟現象。通俗的說就是指物價上升，但經濟停滯不前。菲利普斯曲線認為，通貨膨脹可以使得就業率上升。

供給學派主要有以下主張：

（一）減稅。

減稅是供給學派最主要的政策主張，他們主張大幅度降低公司所得稅和個人所得稅，尤其是邊際稅率。其理由是：高稅收挫傷人們勞動、儲蓄和投資積極性。它改變勞動與休閑、儲蓄投資與消費韻相對價格，使休閑和消費變得便宜，勞動、儲蓄和投資變得昂貴。減稅應使人們樂于勞動而勝于休閑，樂予儲蓄投資而牲于消費。、減稅具有自行增加產量和就業、增加稅收和降低通脹的效應。降低稅率雖會減少稅收卻刺激勞動、儲蓄投資積極性產量隨之增加，稅基擴大。這可以彌補因稅率下降而減少的稅收，使稅收總量增加。隨著政府收入增加，財政赤字也會減少，又會降低通脹率，因為這使政府減少通過銀行透支來彌補赤字的數量，從而減少貨幣供應量。拉弗曲線，對這種效應進行了描述。

(二)削減社會福利支出。

供應學派認為，要使減稅政策收到效果，還必須大幅度削減社會福利。這里考慮的應該是稅收的收入效應與替代效應。一方面，巨大福利支出是造成高稅收的重要原因，不削減社會福利，高稅收很難降下來；另一方面，如不減少社會福利，削弱人們對政府的依賴，減稅很難發揮刺激人們工作瀚蓄投資積極性的作用。，削減社會福利的理由是：龐大的社會福利助長了人們的依賴思想。扼殺了人的獨立性和創造性。削減社會福利的具體措施有：減少福利項目，降低補貼標準，提高領受條件，嚴格發放制度。

(三)放松對企業的規制。

過多的規制不僅限制企業和個人的自由活動空間，而且還增大生產成本，減少企業用于投資和技術進步的費用，因此供給學派尤其反對過高的環保規定。過多的規制還造就龐大的官僚機構，浪費納稅人的金錢，降低了個人和企業的創新精神。

（四)實行有節制的緊縮性貨幣政策。

對于貨幣理論，供給學派與貨幣主義的觀點相似，都認為物價變動是純粹的貨幣現象，貨幣數量超過了需求就會導致物價上漲，因此他們都主張限制性貨幣政策。供給學派也強調通貨穩定的重要性，認為在通脹條件下，減稅難以收到效果，為配合減稅而主張穩定通貨。在穩定通貨的具體主張上，有下述幾種看法：恢復金本位制；實行貨幣主義的貨幣政策；實施主要商品本位制，即貨幣發行與主要商品價格掛鉤。

（五)恢復金本位制。

許多供給學派韻經濟學家主張恢復金本位制度。由于在金本位制度下，貨幣的幣值是用一定數量的黃金來計算的，因此供給學派認為，如果恢復金本位，貨幣供給的增長率就會得到有效控制，因為黃金供給的增長是非常緩慢的6于是，人們就會恢復對貨幣幣值的信心，實際的通貨膨脹率和預期的通貨膨脹率都會明顯下降。貨幣供給增長率的放慢還會使利率降低，促進投資和資本形成，提高經濟增長速度。而且，利率的下降還可以使政府減少政府債務的利息負擔。

二、供給學生派存在的合理性探究

供給學派有其合理的一面，也有其局限性，我們需要對其進行客觀的評價。

供給學派在學術上建樹不多，在理論上缺乏體系的完整性，它僅是解決滯脹的一種對策而已。它之所以盛行一時，主要是因為在西方經濟進入滯脹而凱恩斯主義失靈的大背景下其政策主張被里根政府所采納，因一時所需而一舉成名。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主要反映在里根政府的經濟政策中，里根上臺后接受了供給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提出了“經濟復興計劃”。他在“經濟復興計劃”開頭就聲明，他的計劃與過去美國政府以需求學派為指導思想的政策徹底決裂，改以供給學派理論為依據，當年的總統預算便將非勞動所得收入的最高稅率從70％降到了50％，把資本收益構最高稅率由28％減到了20％。1985年，里根總統在第二任期開始時宣稱，他將繼續實施并擴大原訂計劃。但是，美國經濟并沒有像計劃所預期的那樣順利發展，大部分目標也未能實現。計劃實施不久，美國經濟就陷入二戰后最嚴重的一次經濟危機。特別是聯邦財政連年出現巨額赤字，導致高利率和美元高匯率，使對外貿易連年出現創紀錄赤字。所以近年來除了幾位倡導者仍在宣揚供給學派外，信仰和贊賞的已日趨減少。

供給學派主張降低邊際稅率實際上使富人獲益。全面降低累進稅率，高收入階層獲得減稅的好處要比低收人階層多，削減社會支出則使低收入階層直接受損。凱恩斯主義者阿羅、卡恩等指出，政府干預經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并非政治家們的任意設計。二戰后西方國家在資源分配和利用、保持經濟穩定、收入再分配等方面的干預和調節，對經濟發展起了巨大的促進作用。制定生產安全、環境保護等法律條例，雖然增加了企業負擔，但保護了社會利益。供給學派過分強調資本投資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在資本主義條件下，資本投資既促進經濟增長，又造成生產過剩危機凱恩斯主義者認為供給學派把投資不足作為西方經濟出現滯脹的原因并不準確，他們指出70年代美國企業固定資本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并不比60年代低。另外供給學派主張恢復金本位制將大大縮減貨幣供應量的增長，使經濟陷入長期衰退。事實上，貨幣歷史表明金本位并不能保證物價穩定。1981年美國國會成立的專門研究恢復金本位問題的“黃金委員會”，經過半年多的爭辯，最后否定了供給學派的主張。供給學派雖然遭到西方經濟學界的評論，但也給予西方經濟思想以有力的沖擊，對西方一些國家特別是美國的經濟政策也有很大的影響。不可否認供給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中包含著某些合理的成分，他們對當前西方經濟所面臨主要問題的看法和對凱恩斯主義政策后果的分析，比較符合當前美國等國家經濟發寢的客觀現實；他們強調增加供給，肯定了生產的支配作甩，繼承了古典經濟學的合理成分；其主張減少政府干預，更多地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商品經濟的內在規律。‘但是供給學派提出的理論和政策主張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局限性：他們完全繼承了“薩伊定律”的衣缽，反對國家干預，信奉自由競爭，不過是一種過時的復古思潮；在經濟政策上，供給學派沒有也不可能使社會退回到自由競爭資本主義時期，而是企圖通過國家干預來刺激供給；同時他們強調增加供給；會使生產與消費的矛盾比凱恩斯主義以前更加劇烈。

（作者單位: 中南財經政法哲學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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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毛暉，供給學派的政策主張及啟示.北方經濟；2007（6）

篇5

關鍵詞:西方經濟學;理論體系框架;比較教學;案例教學;數學;方法論

西方經濟學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兩門課程)是目前我國高校財經類、管理類專業必修的專業基礎課,是理論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習其他應用經濟學科的基礎課程。該課程具有理論性強、學派林立、內容抽象、偏重數學推理等特點,學生學習起來遇到的困難相對較大,對老師的理論水平和教學能力也提出了較高的要求。文章擬就筆者在這些年教學中的體驗,對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教學方法的運用和改進進行探討。

一、讓學生從整體上把握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

在講授每門課程的初期,應該從整體上將該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和核心思想展示給學生,讓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能夠把握主線和方向,不至于迷失在一個個的具體原理和圖表之中。本文將簡要地對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進行探討。

微觀經濟學是通過對個體經濟單位的研究來說明市場機制的資源配置作用的。如圖1所示,微觀經濟學以需求、供給和均衡價格為出發點,通過效用論研究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行為,由此推導出單個消費者的需求曲線,進而推導出市場需求曲線。生產論、成本論和市場論主要研究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由此推導出單個生產者的供給曲線,進而得到市場的供給曲線。結合市場的需求曲線和供給曲線,就可以決定市場的均衡價格,并進一步理解在所有的個體經濟單位追求各自經濟利益的過程中,一個經濟社會如何在市場機制的作用下,實現經濟資源的配置,進而結合具體的市場形式(完全競爭、壟斷競爭、寡頭壟斷和壟斷市場)分析每一類市場的價格、產量的決定及其資源配置的效果。至此,便完成了對圖1上半部分所涉及的關于產品市場的研究。從圖1的下半部分來看,市場論進而將考察的范圍從產品市場擴展至生產要素市場。從生產者追求利潤最大化的行為出發,推導生產要素的需求曲線,從消費者追求效用最大化的角度出發,推導生產要素的供給曲線。據此,進一步說明生產要素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及其資源配置的效率問題。

在以上討論了單個市場均衡價格決定及其作用后(局部均衡的研究),又從一般均衡的角度討論了所有市場均衡價格的決定問題,證明了在完全競爭經濟中,存在著一組價格(P1,P2,…,Pn),使得經濟中所有的n個市場同時實現均衡。這樣,微觀經濟學便完成了對其核心思想即“看不見的手”原理的證明,也就是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能夠實現有效率的資源配置。在以上實證研究的基礎上,微觀經濟學又進入了規范研究部分,即福利經濟學的內容,證明完全競爭的一般均衡就是帕累托最優狀態,進一步肯定了完全競爭市場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在討論了市場機制的作用后,微觀經濟學也承認市場在某種特定情形下(壟斷、外部性、公共物品和不完全信息)也可能失效即存在市場失靈問題,并針對市場失靈探討了相應的微觀經濟政策。

宏觀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框架如圖2所示,它遵循理論基礎-理論-理論應用的分析順序,圍繞著國民收入如何決定這條主線,包括一個總量(GDP),兩大主題(短期經濟波動和長期經濟增長),三大模型(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IS-LM模型和AS-AD模型),四大問題(失業、通貨膨脹、經濟增長和經濟周期),其中又將四大市場(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國際市場和勞動力市場)和兩大政策(貨幣與財政政策)的分析串聯起來,構成一個較為清晰和嚴密的邏輯體系。

總供給和總需求是決定國民經濟的兩個主要力量,如圖2所示,短期國民收入的決定取決于總需求曲線和總供給曲線,總需求曲線又取決于三個市場的變量,即產品市場、貨幣市場和國際市場?？偣┙o曲線則是把總量生產函數與勞動力市場聯系起來加以分析的。而需求沖擊與供給沖擊都可能導致短期的經濟波動。在長期中,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真實GDP的增長取決于生產要素的積累和生產技術的進步,探討儲蓄、人口增長和技術進步這些因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國民收入的長期決定則包含有經濟增長理論和經濟周期理論。不同經濟學家在不同的價格行為的假定前提下(價格是粘性的還是自由伸縮的),圍繞需求與供給誰占主導地位就形成了不同的宏觀經濟學流派,也就形成主張自由經營還是國家干預以及如何干預等不同的政策取向。在宏觀經濟學教學中,要注重比較分析不同理論學派在基本假定、思想淵源、政策主張等方面的差異及其相互融合的趨向。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要把兩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反復給學生講清楚,在教學中途還可以反復提示,讓學生知道每一節課所講的理論知識在學科體系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加深對每一具體知識點的理解,將全局與局部的學習很好地結合起來。

二、通過學科之間及同一學科內不同理論部分之間的比較教學來增強教學效果

比較教學法是指在教學活動中將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認識對象放在一起對照比較,從而確認認識對象屬性的同異、地位的主次、作用的大小、性能的優劣、問題的難易或認識的正誤深淺,以達到辨識、了解和把握認識對象之目的的一種方法。它可以引導學生把彼此相聯系的知識加以對照,從相似中找差異,差異中找共性,從而找出其規律性和本質特征。

(一)通過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學的比較來增強經濟學教學效果

一般高校在大學一年級第一學期就開設政治經濟學,接著在第二學期和大學二年級第一學期分別開設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這就要求,教師在講授西方經濟學的時候,要適時與政治經濟學對比,理順兩門課程的關系,分析兩門課程在價值理論、收入分配理論、價格決定理論、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經濟危機理論等方面的差異,在比較中同時增強學生對兩門課程理論體系與核心思想的理解深度。例如,要給學生指出,政治經濟學是建立在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認為價值的唯一源泉是活勞動,價值是凝結在商品中的無差別的一般人類勞動,它反映的是商品生產者相互交換勞動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是以要素價值論為基礎的,從要素的邊際生產力入手,分析了生產要素的需求,并根據消費者效用的最大化理論研究了要素供給,是用效用和稀缺性來說明商品的價值的。在此基礎上,兩大經濟學體系都各自形成自己獨特的基本范疇,如工資、利潤、利息、地租等,這些范疇所反映的經濟關系都各不相同。政治經濟學將其看作是剩余價值的分割形式,而西方經濟學則將它們看作是要素報酬的形式。又如,在價格決定理論上,政治經濟學是以價值說明價格,將其界定為價值的貨幣表現,而西方經濟學則是供求決定論,即商品的供求關系決定其價格。在政治經濟學中,資源配置的效率標準是社會必要勞動時間的節約,而西方經濟學則強調帕累托最優,即對于某種既定的資源配置狀態,任何改變都不可能使至少一個人變好而又不使任何人的狀況變壞。政治經濟學將經濟危機看作資本主義的特有產物,認為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內部無法解決經濟危機問題,并必將導致資本主義的滅亡。而西方經濟學則從未將經濟周期視為資本主義制度的特有產物,認為經濟周期是分工、專業化、市場化不斷發展的結果。

當然,在對兩門課程進行比較的基礎上,我們要引導學生認識到,這兩門課程都有鮮明的階級性,代表了截然對立的兩個階級的利益。階級屬性使得兩門課程在研究目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上存在根本的差異。因此,我們應該采取辯證的態度,對西方經濟學進行科學分析,分清哪些是屬于具有階級性的意識形態成分,哪些是研究市場經濟運行共性規律的合理成分,做到有批判地吸收。過去對西方經濟學簡單否定、批判的態度,現在對其盲目推崇、全盤接受的態度,二者都是不可取的。

(二)通過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及學科內部不同理論部分的比較來增強教學效果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與區別,在學科內部不同理論部分之間也同樣如此,許多外形相似實質相異的原理和模型極易混淆,不同經濟學流派的理論思想與政策主張存在爭論,需要在教學中適時分辨,在比較教學中幫助學生深化理解。

微觀經濟學與宏觀經濟學在研究對象、討論的主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不同應該是在講宏觀經濟學的第一堂課時就要給學生講清楚的,上述關于兩門課程的理論體系框架與核心思想已經講的很清楚,不再贅述。例如,微觀經濟學的供求模型與宏觀經濟學的AS-AD模型在圖形上很相似,都是在供求平衡時確定最佳的產量和價格水平,但在內涵上卻有很大差別:微觀部分所講的需求與供給是從經濟的微觀層次針對某一商品而言的,宏觀部分的總需求與總供給是從經濟的宏觀層次針對整個經濟而言的;兩個模型中坐標軸上的變量內涵不同,微觀部分的供求模型中的價格與產量是指某一商品的價格與產量,宏觀層次的AS-AD模型中的價格與產量是指整個經濟的一般價格水平和總產量。在教學時,應給學生把這些區別交待清楚。

還有更多的是要經常進行同一課程內部不同理論部分的比較。例如,在學習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與IS-LM模型的時候,要在比較教學中將兩大模型的聯系與區別講清楚。告訴學生,這兩大模型都是在短期價格既定(水平的總供給曲線)的前提下用總需求分析方法探討國民收入的決定,都是凱恩斯總需求理論的核心內容,而且IS曲線還是用簡單國民收入決定模型(收入-支出模型)推導出來的。不同之處在于,簡單國民收入決定理論暫時不考慮貨幣市場和利率,投資是外生變量,只考慮產品市場均衡時國民收入的決定。而IS-LM模型將產品市場與貨幣市場聯系起來分析兩個市場的同時均衡,將利率引入而投資取決于利率,這時自主性支出的乘數效應比只考慮產品市場時下降,兩個市場在相互作用中同時實現均衡。而且,IS-LM模型還是分析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作用機制與作用效果的基本分析工具。在講完凱恩斯理論體系后,可以上一堂總結課,將凱恩斯理論的基本框架用圖表和數學模型分別加以概括,并將其與古典宏觀經濟理論進行綜合比較,指出古典理論假設價格是自由伸縮的,認為國民經濟由供給決定及貨幣中性,主張自由經營,而凱恩斯理論假設價格是剛性(粘性)的,認為國民經濟由需求決定及貨幣非中性,主張政府實施總需求管理政策以穩定經濟。

三、大量運用案例教學法來活躍課堂氣氛并增強學生的經濟分析和應用能力

案例教學法是在學生掌握了有關基本知識和分析技術的基礎上,根據教學目的和教學內容的要求,在教師的精心策劃和指導下,將學生帶入典型案例的特定事件中進行案例分析,通過學生的獨立思考或集體協作,進一步提高其識別、分析和解決某一具體問題的能力,同時培養正確的管理理念、工作作風、溝通能力和協作精神的教學方式。西方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是在市場經濟發展的長期實踐中概括出來的,其內容本身具有極強的社會實踐性和應用性,是學以致用之學。在教學中,通過大量的經濟實例來與課本的原理相對應,既可以加深學生對基本原理的理解,又可以增強學生運用基本原理解釋和分析現實經濟問題的能力,還可以活躍課堂氣氛,加強師生交流,是一種學習西方經濟學的重要方法。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過程中,針對各種案例的不同特點可以實施不同的案例教學方式。有一些小型的經濟學案例與某一具體的原理或知識點相對應,可以將其穿插在理論講解中進行分析。例如,在講授稅收分擔原理的時候,可以舉我國對二手房交易征收5.5%營業稅的例子進行分析;在介紹完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之后,馬上可以給學生講“吃包子”的故事;講納什均衡與囚徒困境的時候,可以舉我國地方保護主義與地區封鎖的例子;講GDP核算時可以舉男主人與女保姆的故事;講費雪方程式時可以舉我國近年出現的銀行存款負利率的事實;講擴張性財政政策可以以當前的4萬億政府投資計劃為例;講蒙代爾-弗萊明模型時可以分析我國近年來國際收支雙順差帶來的人民幣升值壓力以及央行在2007、2008年實行緊縮性貨幣政策控制經濟過熱和“流動性泛濫”時的政策失效,等等。當然,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有一些經典的經濟學案例或故事是必須要講給學生聽的,講科斯定理必然要講“牛群到毗鄰的谷地里吃谷”的故事,講外部性原理時可以通過米德的“蜜蜂與果園”的例子以及庇古的“火車與飛鳥”的故事來闡述;講公共物品時則可以通過“燈塔”的故事來闡述。

此外,還有一些比較大型的或綜合性的案例,適合于在某一章或某幾章講完之后組織學生專門來分析討論。例如,在講完壟斷理論后,可以給學生介紹微軟壟斷案的基本材料,讓學生討論壟斷的社會成本及反壟斷社會實踐中的一些問題;在講完財政政策與擠出效應后,可以介紹我國1998-2002年實施的積極財政政策的基本情況,分析和討論財政政策的實施背景、具體措施和實施的效果評價等問題;在講完宏觀經濟學國際部分后,可以介紹這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危機的來龍去脈,分析和討論此次金融危機與以往金融危機的不同,對我國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的影響,給我國的啟示和教訓,以及我國的應對之策,等等。

四、在教學中要重視和加強對學生數學分析能力的培養和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

在西方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這樣一個問題,就是教師在教學中往往側重定性的理論分析和思想陳述,而忽視對學生數學方法和數學推理的訓練,學生也往往只對定性分析感興趣,對經濟學的思想邏輯、經典案例、理論聯系實際的內容表現出濃厚興趣,而一旦涉及數學推導、證明和數學的規范分析,則有畏難情緒,不習慣接受。誠然,對于數學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和作用,存在一定的爭議。但不可否定的是,數學對于推動西方經濟學的發展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已經成為現代經濟學研究中非常重要的工具。如果經濟學不使用數學方法,經濟學就不可能成為現代經濟學,而學好數學已經成為真正學好現代經濟學的重要條件。田國強(2005)指出,數學在理論分析中具有如下作用:第一,使得所用語言更加精確和精練,假設前提條件的陳述更加清楚,這樣可以減少許多由于定義不清所造成的爭議;第二,分析的邏輯更加嚴謹,并且清楚地闡明了一個經濟結論成立的邊界和適用范圍;第三,利用數學有利于得到不是那么直觀就得到的結果;第四,數學可改進或推廣已有的經濟理論。我們在西方經濟學的教學中,要把數學工具與理論分析、思想闡述很好地結合,盡可能訓練學生用數學來界定經濟學的概念,用數學語言來表達關于經濟環境和個人行為方式的假設,用數學表達式來表示每個經濟變量和經濟規則間的邏輯關系,通過建立數學模型來研究經濟問題,并且按照數學的語言邏輯地推導結論。老師要向學生強調數學分析方法的重要作用,老師自己也要努力提高自身的數學涵養,以適應現代經濟學教學和研究的發展趨勢。當然,我們強調數學方法的應用和重要性,也要同時重視經濟學思想方法和理論邏輯的訓練,培養學生對于現實經濟環境、經濟問題良好的直覺和洞察力,盡可能弄懂數學形式下的經濟學思想內涵,以避免學生迷失在各種數學公式和符號之中。

經濟學教學中普遍存在的另外一個問題是,教師在教學中習慣于按部就班地向學生講解傳授各章節知識,而往往忽視對學生經濟學方法論的訓練。即老師在教學中一味地傳授理論知識而忽視了對學生思維的訓練,忽視了對學生建立邏輯能力的鍛煉。凱恩斯說:“經濟學不是一種教條,只是一種方法,一種心靈的容器,一種思維的技巧,幫助擁有它的人得出正確的結論。”也就是說,經濟學的精髓在于分析問題、解決問題的思想方法、思維過程。我們在經濟學的教學中,要讓學生盡可能在經濟思想史的歷史語境和經濟學流派的學術紛爭中理解現有理論的內涵,要盡可能讓學生掌握西方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幫助學生理解經濟學中的基本假設及其重要意義,讓學生懂得“給定假定,簡化關系;放松假定,逼近現實”的研究方法在經濟學中的運用和體現,讓學生熟悉和掌握經濟學中廣泛應用的靜態分析、比較靜態分析和動態分析法,均衡與非均衡分析法、歸納與演繹法、短期與長期分析法、定性與定量分析法等豐富的方法體系,讓學生不僅掌握理論知識本身,更知曉理論的來龍去脈、前因后果,增加學生經濟學理論素養的深度與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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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成都 610071）

摘 要：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是產業組織理論早期發展中形成的兩大學派，雙方于20世紀中葉圍繞“馬歇爾沖突”的論戰極大地促進了相關理論的發展，和反壟斷政策的日趨成熟。哈佛學派自貝恩、梅森等人提出SCP范式到謝勒的對體系的完善，主張對市場結構進行調整以保證其競爭性。芝加哥學派以斯蒂格勒、德姆塞茨等人為代表，長期和廣泛地開展對于哈佛學派學說的批評，并在其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旗幟鮮明地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生活，重視規模經濟的重要性。兩者的學說先后交替地獲得了美國反壟斷機構的認可和采用，并至今仍為該領域學說的成長提供充足的養分。

關鍵詞 ：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馬歇爾沖突

中圖分類號：G40-059.3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01．036

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是產業組織理論早期發展中形成的兩大學派，雙方于20世紀中葉的論戰極大地促進了相關理論的發展，和反壟斷政策的日趨成熟。而產業組織理論的源頭，則最早可追溯至亞當斯密在其1776年的名著《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

斯密所提出的一個論點，“市場范圍限制勞動分工”，及其在后來學者理論中所進行的解釋嘗試，很大程度構成了產業組織理論長期以來爭論的核心問題，譬如上述兩個學派之間的分歧。事實上，該論點可被視為是對規模經濟的一種古典解釋，如果該論點成立，那么競爭市場顯然不是斯密在這個時刻所觀察到的對象，只有壟斷才符合條件。馬歇爾在其名著《經濟學原理》中嘗試解決這一問題以完成古典經濟學的重構，提出了外部經濟和成本遞減，以解決這一問題并證明該種壟斷是“有限的”，但隨后遭到了斯拉法等人的批評。之后，規模經濟與市場競爭的矛盾被稱為“馬歇爾沖突”，如這種矛盾確實存在，斯密的“看不見的手”必將失靈，人們勢必將在規模經濟與市場競爭中有所選擇。關于“馬歇爾沖突”及其推論的差異性洞見，形成了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關于學術理論和反壟斷政策重大分歧的基礎。

1 哈佛學派

資本主義世界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日漸使人們對于自由市場喪失信心。學者們也開始認為，不僅古典經濟學中純粹的壟斷并不存在，自動滿足“帕累托最優”這一理想圖景的完全競爭市場也從來沒有出現過，他們的注意力逐漸轉移到純粹競爭和純粹壟斷之間的那一部分。張伯倫和羅賓遜在1933年的工作使經濟學重新恢復了對于不完全競爭的興趣，而這一“壟斷競爭革命”顯然為哈佛學派提供了某種靈感，使之跳出傳統微觀經濟學的框架，宣告了產業組織理論的“獨立”。

哈佛學派以貝恩及其導師梅森為代表，提出了著名的“結構—行為—績效”（Structure－Conduct－Performance， 簡稱SCP）范式。該學派認為，市場結構的判定由以下幾個因素構成：買者與賣者的集中度、產品差異化和進入壁壘，其中“進入壁壘”被特別地強調了。這些因素分別對應買者之間、賣者之間、買者和賣者之間、在位賣者和潛在進入者之間的關系，構成了一個完整的概念系統。這些結構性問題將進一步地決定市場中企業的行為，如合謀、策略性行為、廣告與R＆D。而這些行為將最終導致企業獲得的績效，如盈利能力，市場效率等。由此，哈佛學派提出了著名的“集中度—利潤率假說”，其學說也被稱為“結構主義”。

這樣的邏輯在于，由古典市場結構學說“二分法”所嚴格定義的完全競爭和完全壟斷作為分析的起點，并置于天平的兩端，進而分析市場結構分別“偏離”兩端的程度，來判斷它的“好壞”（盡管由次優理論可知，這種比較是存在問題的）。既然企業的績效由其行為決定，而其行為又由它所在的市場的結構來決定，那么政策目標顯然在于主動干預和校正“不良”的市場結構，以恢復和維護有效的市場競爭，這便是哈佛學派在公共政策方面的主張。顯然，在哈佛學派那里，“馬歇爾沖突”是確確實實存在的并以該學派更加“現代”的方法所驗證了的，也是需要政策理解和反映的。

就方法論而言，哈佛學派關于市場結構的關注，盡管是來自于傳統微觀經濟學的，但他們更多地拒絕微觀經濟學理論，認為那樣的分析無法提供對于實際經濟的經驗研究和計量檢驗。哈佛學派更多地關注于實體經濟截面數據的實證的經驗性研究，如貝恩在1959年《產業組織》一書中，用CR4來測量市場結構和用回報率來測量績效，考察了1936－1940年的42個美國樣本制造業的情況。

之后，哈佛學派也在不斷對SCP范式加以完善。謝勒1970年發表的《產業市場結構和經濟績效》意味著哈佛學派相關理論的成熟，此后SCP范式獲得了更加一般化的解釋，并通過所謂“反饋效應”將其中的因果關系做了關鍵修正，通過市場行為對市場結構的反饋，單向的邏輯鏈條演變成了核心概念之間的彼此關聯，SCP范式似乎已經拋開了某種決定論的模樣而變得更加豐滿了。

但是，以芝加哥學派為代表的一些學者認為，哈佛學派的學說顯然是有重大缺陷的。首先，在該學派看來，哈佛學派的研究主要是經驗性的，缺乏堅實的理論基礎和和嚴密的邏輯演繹，而計量檢驗充其量只能證明變量間的相關性而不能得到因果性的結論。其次，該學派過分重視了市場結構的作用，無法對于策略性行為做出清晰的解釋，也無法容納新的概念進入其中，如交易費用等。再者，在數據的獲取方面，盡管貝恩注意到了一些困難并試圖解決，但使用非均衡時期的數據也是一個有待商榷的做法。

盡管如此，哈佛學派的學說仍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同時也得到了美國反托拉斯機構的青睞。其學說理論，尤其是“集中度—利潤率”假說不僅成為了一段時間內學界研究的焦點，在戰后至70年代相當長的時間內更成為市場經濟國家反壟斷政策的重要依據。

2 芝加哥學派

芝加哥學派秉承芝加哥大學自由主義的傳統，信奉社會達爾文主義，強調企業在市場競爭過程中的優勝劣汰即“生存檢驗”，旗幟鮮明地反對政府干預經濟生活。該學派長期和廣泛地開展對于哈佛學派學說的批評，并在其上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

以斯蒂格勒為代表的芝加哥學派對哈佛學派的針對性討論，大致集中在幾個方面：①該學派反對哈佛學派的結構方法，認為其過于武斷，而更應該從價格理論作為分析工具，將產業組織理論恢復到微觀經濟學的邏輯里去，并借此設計經驗性分析模型加以檢驗。②該學派認為不應該把關注投向競爭結構，而應該考慮競爭效率，主張從效率方面考察反壟斷政策。因為企業自身的效率才是決定市場結構和績效的基本因素，這其實是要將哈佛學派的分析鏈條顛倒過來。亦即，正是由于企業效率的提高，才導致了企業利潤的增加和規模的擴大進而形成偏離完全競爭的市場勢力，“集中度—利潤率”假說不成立，否則在市場結構給定的前提下，企業對效率與利潤的提升似乎也就無可作為也無需作為了。③被哈佛學派所強調的進入壁壘需要重新定義，如斯蒂格勒對進入壁壘所進行的再界定，認為產品差別化等因素并不構成進入壁壘，只有潛在進入者相對于在位企業付出的額外成本才可被視為進入壁壘。如果符合這個定義，那么進入就是自由的，競爭就是可以被保證的。因此哈佛學派關于市場結構決定性力量的表述，就需要重新衡量了。

顯而易見，芝加哥學派所致力解決的問題，在于市場組織的決定因素方面，而這種決定因素絕不是哈佛學派那里的市場結構。根據斯蒂格勒為進入壁壘設立的新定義，規模經濟已然被自動地排除在進入壁壘概念之外，退出了對于市場結構亦即競爭程度的影響。結合科斯關于企業性質的討論，廠商的最佳規模由其內部協調成本和外部交易成本的邊際效率所決定，那么企業規模的收縮，到底是因為其他企業規模擴大導致的競爭的削弱，還是一種主動節約交易費用的有效競爭行為呢？長期以來，企業主動調整規模以適應競爭，則規模經濟和競爭之間的矛盾至多只是“暫時的”。由此不難理解，為何在芝加哥學派那里，規模經濟被擺到了一個重要的位置。于是，不同于哈佛學派的意見，該學派的結論顯示，“馬歇爾沖突”只是一個偽命題，政府干預看起來似無必要，相反，政府的不當規制才是對競爭損害的唯一可能來源。

70年代，美國滯漲浮出水面，經濟不斷衰退，以及對西歐日本企業競爭劣勢的日益明顯，使得哈佛學派的理論和政策主張愈加受到懷疑。芝加哥學派則逐漸上升至反壟斷經濟學說領域的統治地位，對于反壟斷政策產生了顯著的影響，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進入“放松管制”時代，法院開始逐漸減少對于市場價格調整的審查，甚至幾乎不對垂直兼并加以反對。

3 結語

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圍繞馬歇爾沖突的爭論所形成的豐富的文獻和理論，為產業組織理論的早期發展提供了巨大的貢獻。盡管隨著博弈論與信息經濟學等新的分析方法和工具的引入，產業組織理論已迎來了第二次，但正如斯密的思想在其著作發表后的三個多世紀里不斷被新的形式復活一般，哈佛學派與芝加哥學派的觀點仍在為該領域學說的成長提供充足的養分，值得給予特別的重視并加深理解。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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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臧旭恒，從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到后芝加哥學派——反托拉斯與競爭政策的產業經濟學理論基礎的發展與展望[J].東岳論叢，2007（1）

3 王瑤，斯密定理和規模經濟——試論馬歇爾沖突是一偽命題[J].經濟學動態20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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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馬丁.高級產業經濟學[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3

7 佩羅夫.現代產業組織[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8

篇7

關鍵詞:新古典經濟學　政府干預

自由市場與政府干預這兩個經濟學古老卻重要的命題貫穿西方經濟學理論研究的始終,兩種看似對立的基本經濟思想及相應政策主張貫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發展和演變的全過程。新古典經濟學沿著斯密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論證市場價格機制如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邊際分析方法和均衡價格理論論證了自由競爭的和諧經濟市場圖景自動實現人們所預期的均衡,無需任何政府干預。但新古典經濟學為描述市場經濟有效性提供基礎的諸多假設條件無法由市場個人實現,只有求助政府力量,需要政府根據市場經濟原則不斷調整和糾正偏離市場規則的行為,如外部經濟、壟斷等。不過新古典經濟學派把政府干預限制在較窄的范圍內。

一、古典經濟學的政府干預思想回顧

15-18世紀西歐封建制度解體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這一特定歷史階段盛行重商主義思想,重商主義強調政府在國家經濟活動中的絕對重要作用,主張國家應大規模地積極參與社會經濟活動;托馬斯-霍布斯(Thomas Hobbles,1588-1679)在其關于國家理論的專著《維利坦》中提出通過社會契約統一在一個人格之中的一群人就組成了國家,國家是自然秩序的守護者,國家被賦予至高無上的權力;約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政府論》中提出了政府存在的必要性和政府干預的限度;孟德維爾(BernardMandeville,1670-1733)在《蜜蜂寓言》中的主要觀點是政府干預在個人自利行為中有促進公共利益的作用;亞當斯密(Adam Smith)1776年發表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提出自由市場“看不見的手”的概念,認為自由競爭使自利的個人由自利實現了公共利益,但在考察自由市場有效運行的條件時,斯密強調政府對私有財產的保護,在“看不見的手”支配的社會經濟景象后面,政府成為“守夜人”,政府應該象個守夜人那樣防止外來暴行和侵略并維持公共治安,但斯密主張政府應當盡可能少地干預經濟事務,政府只需要提供諸如法律和秩序的最低限度的職能,沒必要干預具體的經濟活動。19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在一些“趕超”國家里,如美國漢密爾頓、德國李斯特等人提出了政府應該干預經濟的主張,提出政府干預在一國經濟實力上升和向工業化轉變時期是有必要的。19世紀中期英國經濟學家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從哲學、政治、經濟等多個方面明確提出了政府干預經濟的一般邏輯,詳細論證了政府職能和政府干預的必要性,并同樣細化了“政府干預”的范圍。

二、新古典經濟學與政府干預

古典經濟學的方法基本上是用現實生活中的經驗觀察闡述經濟學道理,沒有嚴密的分析工具,無力解決一些純理論問題,也解釋不了工業革命后越來越復雜的經濟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呼喚超越經驗研究的方法。

邊際分析方法由杰文斯(WilliamStanley Jevons,1835-1882)、門格爾(Karl Menger,1840-1921)、瓦爾拉斯(Made Espsit Leon Walras,1834-1910)開創,經由埃得沃斯(FranneisYsidroEdgeworth,1845-1926)、維克塞爾(Johan Gustav Wieksell,1835-1882)、

帕累托(Vilfreds Pareto,1835-1882)等人發展和完善,最后由馬歇爾(AlfredMarshall,1835-1882)集大成,形成新古典經濟學。

(一)自由市場經濟實現自動均衡的條件

1.自由競爭市場經濟自動實現均衡

新古典經濟學沿著斯密的自由市場經濟思想探索出的一攬子分析工具給斯密“看不見的手”提供了精致的微觀基礎和實證分析,其理論核心是論證市場價格機制如何實現資源的有效配置。

杰文斯、瓦爾拉斯等人試圖用邊際分析方法解決在自由市場條件下的價格決定問題。馬歇爾通過完善邊際效用理論提出了均衡價格理論,按馬歇爾的均衡價格理論,由某商品的需求和供給相等時決定的均衡價格象一只“看不見的手”引導消費者以效用最大化為目標進行消費決策、廠商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進行生產決策,形成一幅自由競爭的和諧經濟市場圖景,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自動實現人們所預期的均衡,無需任何政府干預。

把馬歇爾的某一市場或某一價格局部均衡擴展到整個經濟中所有市場或所有價格形成的均衡是瓦爾拉斯一般均衡。任何一種商品的價格同其它各種商品的價格聯系著決定下來,當一切商品的價格恰好達到它們的供給和需求全部相等時,形成市場的一般均衡,得到一個自由競爭市場條件下市場經濟體制自動運行而實現資源配置效率的結果,依然不需要任何政府干預。

無論在馬歇爾的局部均衡還是在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中,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自動實現市場均衡,實現資源配置最優,任何政府干預都是對自由競爭經濟的破壞,破壞了它的均衡。

新古典派經濟學家視國家為“Leviathan”(意指一種難以控制的怪獸),希望最大限度地制約政府的作用范圍,政府應起作用的領域必是非起作用不可的領域,政府若不在這些領域發揮作用,整個市場經濟就無法運轉,這些領域涵蓋:①維護和;②制定和實施法律,維持社會基本秩序;③界定產權;④監督合同的執行;⑤維系本國貨幣價值。這五種功能之外的事應交由市場自行調節,用不著政府來操心。

2.馬歇爾局部均衡和瓦爾拉斯一般均衡實現均衡的條件

局部和一般均衡分析都建立在許多假設條件之上,這些條件如下:(1)經濟中所有當事人都遵循個人經濟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原則;(2)經濟是完全競爭或自由競爭的;(3)市場信息完全;(4)無數的買主和賣主使所有經濟當事人都只是價格的被動接受者;(5)所有經濟資源都具有充分的流動性。

均衡分析的嚴格條件在現實社會中是根本不能成立的,按此假設條件建立起來的市場必定存在某些缺陷,需要非市場的力量主要是政府的力量來加以糾正。如果沒有政府的存在,這種自由競爭的經濟顯然不可能存在,如果沒有政府對經濟的適當干預以不斷修正自由競爭市場經濟中出現的問題,自由競爭的經濟不可能維持下去。上述假設條件的嚴格性提供了政府干預經濟

的基本原因。

(二)新古典經濟學承認政府干預經濟的必要性

新古典經濟學為描述市場經濟有效性提供基礎的諸多假設條件是信奉自由市場經濟制度的人們要努力達到的理想目標,該目標個人無法實現,只有求助政府力量,新古典經濟學在此給政府留出了空間,需要政府根據市場經濟原則不斷調整和糾正偏離市場規則的行為。實際經濟生活中存在的大量偏離完全競爭的現象如外部經濟、壟斷等迫使新古典經濟學家認識到市場存在的問題,不得不接受政府對市場的干預。

馬歇爾提出的外部經濟、庇古提出的外部不經濟揭示出私人邊際經濟福利偏離社會邊際經濟福利、私人邊際成本偏離社會邊際成本,而自由市場中的個體廠商或個人按私人邊際收益與私人邊際成本來決定生產或消費,使結果偏離最佳的社會結果,完全競爭的均衡不是帕累托最優,政府可以采取適當的政策如補貼或征稅干預經濟,使得私人按社會邊際福利與社會邊際成本來定出最優的社會資源配置。

馬歇爾認為壟斷者為獲取壟斷利潤的行為引起價升量減、消費者剩余減少、社會福利無謂損失,顯然壟斷妨礙自由競爭,唯有政府出面禁止任何導致不正當競爭的壟斷行為。張伯倫(Edward Hasngs Chamberlin,1899-1967)提出的壟斷競爭理論和羅賓遜夫人(Mrs Joan Robinson,1903-1983)提出的不完全競爭理論均認為現實經濟常處于完全壟斷和完全競爭之間,但同樣造成價升量減等結果,市場不能出清,政府有必要干預經濟,刺激經濟的增長。

篇8

【關鍵詞】新供給經濟學 供給 需求 主流經濟學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標識碼】A

2013年以來，面對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挑戰，以及結構調整面臨的瓶頸制約，中國的“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提出了從供給側發力應對現實挑戰、破解瓶頸制約的一套認識和建議。“新供給”新在哪里？雖然已有的研究成果還屬初步，但其新意已可做出概要總結：一是新在其“破”，即對經濟學理論迄今已取得的基本成果基于反思的揚棄與突破；二是新在其的“立”，即結合中國的現實需要與國際經驗啟示提出的理論創新進展；三是新在成體系的思路設計與政策主張。

“新供給”研究中的“破”

第一，指明主流經濟學理論認知框架的不對稱性。古典經濟學、新古典經濟學和凱恩斯主義經濟學雖然各自強調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大的貢獻，但是共同的失誤又的確不容回避，即他們都在理論框架里假設了供給環境，然后主要強調的只是需求側的深入分析和在這方面形成的政策主張，都存在著忽視供給側的共同問題。最近幾十年有莫大影響的“華盛頓共識”，理論框架上是以“完全競爭”作為對經濟規律認知的假設條件，但是聯系實際的時候，并沒有有效地矯正還原，實際上拒絕了在供給側作深入分析，存在明顯不足。世界頭號強國美國前幾十年經濟實踐里，在應對滯脹的需要和壓力之下應運而生的供給學派是頗有建樹的，其政策創新貢獻在實際生活里產生了非常明顯的正面效應，但其理論系統性應該說還有明顯不足，他們的主張還是長于在“華盛頓共識”框架之下、在分散市場主體層面怎樣能夠激發供給的潛力和活力，但卻弱于結構分析、制度供給分析和政府作為分析方面的深化認識――因為美國不像中國這樣的經濟體有不能回避的如何解決“轉軌問題”與“結構問題”的客觀需要，也就自然而然地難以提升對供給側的重視程度。相比于指標量值可通約、較易于建模的需求側，供給側的指標不可通約、千變萬化，問題更復雜、更具長期特征和“慢變量”特點，更要求結構分析與結構性對策的水準，更不易建模，但這并不應成為經濟學理論可長期容忍其認知框架不對稱的理由。

第二，直率批評經濟學主流教科書和代表性實踐之間存在的“言行不一”問題。美國等發達市場經濟在應對危機的實踐中，關鍵性的、足以影響全局的操作，首推他們跳出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來實行的一系列區別對待的結構對策和供給手段的操作，這些在他們自己的教科書里面也找不出清楚依據，但在運行中卻往往得到了特別的倚重與強調。比如，美國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真正解決問題的一些關鍵點上，是“區別對待”的政府注資。美國調控當局一開始對雷曼兄弟公司在斟酌“救還是不救”之后，對這家150多年的老店任其；而有了這樣的一個處理后又總結經驗，再后來對從“兩房”、花旗一直到實體經濟層面的通用公司，就分別施以援手。大量公共資金對特定主體的選擇式注入，是一種典型的政府區別對待的供給操作，并且給予經濟社會全局以決定性的影響。然而，如此重要的實踐，迄今還基本處于與其經典學術文獻、主流教科書相脫離的狀態。

第三，直陳政府產業政策等供給側問題在已有經濟學研究中的薄弱和滯后。比如，在經濟發展中“看得見摸得著”的那些“產業政策”方面，盡管美國被人們推崇的經濟學文獻和理論界的代表人物均對此很少提及，但其實美國的實踐卻可圈可點，從上世紀八十年代亞科卡自傳所強調的重振美國之道的關鍵是“產業政策”，到克林頓主政時期的信息高速公路，到近年奧巴馬國情咨文所提到的從油頁巖革命到3D打印機，到制造業重回美國，到區別化新移民和新興經濟等一系列的亮點和重點，都不是對應于教科書的認知范式，而是很明顯地對應于現實重大問題的導向，以從供給側發力為特色。不客氣地說，本應經世致用的經濟學理論研究，在這一領域，其實是被實踐遠遠拋在后面的“不夠格”狀態。

“新供給”研究中的“立”

第一，經濟學基本框架需要強化供給側的分析和認知。人類社會不斷發展的主要支撐因素，從長期考察可認為是有效供給對于需求的回應和引導，供給能力響應體系及其機制在不同階段上的決定性特征形成了人類社會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需求在這方面的原生意義，當然是不可忽視的――人有需求才有動力、才要去追求各種各樣的可用資源――但是在經濟學角度上，對于有效供給對需求引導方面的作用過去卻認識不足。我們從供給能力在不同階段特征上的決定性視角，強調不同發展時代的劃分和供給能力，以及與“供給能力形成”相關的制度供給問題，具有基礎理論層面的普適性，也特別契合于在中國和類似的發展中國家怎樣完成轉軌和實現可持續發展方面的突出問題。在現實生活中，關鍵是在處理“生產產品滿足消費”的需求側問題的同時，解決“生產什么”和“如何生產”的供給側問題――尤其是“制度供給怎樣優化”的問題。

第二，正視現實而加強經濟基本理論支點的有效性和針對性。比如“非完全競爭”，應作為深入研究的前提確立起來，因為這是資源配置的真實環境，牽涉大量的供給側問題。過去經濟學所假設的“完全競爭”環境，雖帶有大量理論方面的啟示，但它畢竟可稱為一種1.0版的模型?，F在討論問題，應放在“非完全競爭”這樣一個可以更好反映資源配置真實環境、涵蓋種種壟斷競爭等問題的基點上，來升級、擴展模型和洞悉現實。需求分析主要處理總量問題，指標是均質、單一、可通約的，但供給分析要復雜得多，處理結構問題、制度構造問題等，指標是非單一、不可通約的、更多牽涉到政府-市場核心問題這種基本關系，必然在模型擴展上帶來明顯的挑戰和非比尋常的難度，但這卻是經濟學創新與發展中繞不過去的重大問題。更多的中長期問題和“慢變量”問題，也必然成為供給側研究要處理好的難題。過去經濟學研究中可以用一句話打發掉的“‘一般均衡’或‘反周期’調控中可自然解決結構問題”，我們認為有必要升級為在非完全競爭支點上的一系列非完全自然演變過程而需加入供給側能動因素作深入開掘的大文章。

第三，市場、政府、非營利組織應各有作為并力求合作，這也是優化資源配置的客觀要求。在明確認同市場總體而言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我們還需要有的放矢地來討論不同的主體――即市場和政府，還有“第三部門”（非政府組織、志愿者、公益團體等），它們在優化資源配置方面可以和應該如何分工、合作、互動。在不同的階段和不同的領域，分工、合作、互動的選擇與特點又必有不同。由分工、失靈到替代，再由替代走向強調“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式的合作，反映了人類社會多樣化主體關系隨經濟發展、文明提升而具有的新特征、新趨勢。

第四，制度供給應該充分地引入供給分析，從而形成有機聯系的一個認知體系。即物和人這兩個視角，在供給側應該打通，各種要素的供給問題和制度供給問題應該內洽于一個體系，發展經濟學、制度經濟學、轉軌經濟學、行為經濟學等概念下的研究成果，需要加以整合融于一爐。在中國要解決充滿挑戰的現代化達標歷史任務，必須藉此強調以推動制度和機制創新為切入點、以結構優化為側重點的供給側的發力與超常規的“追趕-趕超”長期過程。

當然，以上這些并不意味著我們就可以忽視需求方面的認識――“需求管理”的認識在已有的經濟學理論成果中已經相對充分，我們希望在供給這方面更豐富地、更有針對性地提高認識框架的對稱性。這樣的認識落到中國經濟學人所處的現實中間，必然合乎邏輯地特別強調要“以改革為核心”，從供給側入手推動新一輪“全面改革”時代的制度變革創新。這是有效化解矛盾累積和“滯脹”、“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和“福利陷阱”式的風險、實現中國迫切需要的方式轉變與可持續健康發展而直通“中國夢”的“關鍵一招”和“最大紅利所在”。我們的研究意圖和可能貢獻，是希望促使所有可調動的正能量，把重心凝聚到中國迫在眉睫的“新一輪改革如何實質性推進”這一問題上，以求通過全面改革和理性的供給管理，跑贏危機因素的積累，破解中長期經濟增長、結構調整瓶頸，從而使“中國夢”的實現路徑可以越走越寬、越走越順。

新供給經濟學的政策主張

新供給經濟學研究群體的基本政策主張，是以改革統領全局之下的“八雙”和面對“兩個一百年”歷史任務的“五并重”。

“八雙”的基本要點是：

第一，“雙創”――走創新型國家之路和大力鼓勵創業。

第二，“雙化”――推進新型城鎮化和促進產業優化。

第三，“雙減”――加快實施以結構性減稅為重點的稅費改革和大幅度地減少行政審批。

第四，“雙擴”――對外開放格局和新的國際競爭局面之下，擴大中國對亞非拉的開放融合，以及適度擴大在增長方面基于質量和結構效益的投資規模（對于消費的提振當然是比較重要的，已經有了不少研究成果和重視程度的明顯提高，但是對于投資這方面的進一步認識，我們認為也需要強調，所以放在“雙擴”概念之下來體現）。

第五，“雙轉”――盡快實施我國人口政策中城鎮體制內“一胎化”管制的轉變，和積極促進國有資產收益和存量向社保與公共服務領域的轉置。

第六，“雙進”――在國有、非國有經濟發揮各自優勢協調發展方面，應該是共同進步，需要摒棄那種非此即彼、截然互斥的思維，在“混合所有制”的重要概念之下，完善以“共贏”為特征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經濟制度的現代化實現形式。

第七，“雙到位”――促使政府、市場發揮各自應有作用，雙到位地良性互動、互補和合作。這方面的分析認識，需擴展到中國勢必要發展起來的第三部門，即志愿者組織、公益慈善界的非政府組織、非盈利組織，這些概念之下的一些越來越活躍的群體，應該在社會主體的互動中間發揮他們的潛力。

第八，“雙配套”――盡快實施新一輪“價、稅、財”配套改革，和積極地、實質性地推進金融配套改革。

其中，“雙創”是發展的靈魂和先行者；“雙化”是發展的動力與升級過程的催化劑；“雙減”則代表著側重于提升供給效率、優化供給結構以更好適應和引導需求結構變化的制度基礎；“雙擴”是力求擴大供給方面在國際、國內的市場空間；“雙轉”是不失時機、與時俱進地在人口政策和國有資產配置體系兩大現實問題上順應供給結構與機制的優化需要，以支持打開新局；“雙進”是明確市場供給主體在股份制現代企業制度安排演進中的合理資本金構成與功能互補和共贏效應；“雙到位”是要在政府與市場這一核心問題上明確相關各方的合理定位；“雙配套”是對基礎品價格形成機制和財稅、金融兩大宏觀經濟政策體系，再加上行政體制，以大決心、大智慧推進新一輪勢在必行的制度變革與機制升級。

“五并重”的基本內容是：第一，“五年規劃”與“四十年規劃”并重，研究制訂基于全球視野的國家中長期發展戰略；第二，“法治經濟”與“文化經濟”并重，注重逐步打造國家“軟實力”；第三，“海上絲綢之路”和“陸上絲綢之路”并重，有效應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演變；第四，柔性參與TPP與獨立開展經濟合作區談判并重，主動參與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制訂；第五，高調推動國際貨幣體系改革與低調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并重。該思路設計的視野，是把中國順應世界潮流而尋求民族復興的時間軸設為百年、空間軸設為全球，來認識和把握綜合性的大格局、大戰略問題。

由破而立，由理論而實際，在分析中就特別需要注重供給側與需求側的結合，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互動等全方位的深入考察，力求客觀、中肯、視野開闊、思想開放?！靶鹿┙o經濟學”決不是為了創新而創新，而是面對挑戰有感而發，為不負時代而做出理應追求的創新。中國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宏觀調控中“反周期”的政策實踐，有巨大的進步和頗多成績，但延續主流經濟學教科書和仿效發達國家的需求管理為主的思路，隨近年的矛盾積累與凸顯，已日益表現了其局限性。今后隨著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下臺階、經濟下行中資源環境制約和收入分配等人際因素制約，已把可接受的運行狀態的“區間”收窄。再復制式地推出“四萬億2.0版”已不切實際，較高水平“供給管理”的有效運用，勢在必行。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提出了“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要求，其后領導層更宣示了對于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提升“供給體系質量與效率”前所未有的高度重視，直指形成有效制度供給這一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和以創新驅動、結構優化解除供給抑制釋放增長潛能的系統工程。我們應站在前人肩膀上，以嚴謹的學術精神，秉持理論密切聯系并服務實際的創新原則，更好地追求經濟學經世濟民的作用，更多地注重從供給側發力，在實踐中破解瓶頸，服務全局，把握未來。

（作者為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博導，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

【參考文獻】

篇9

關鍵詞: 經濟理論; 經濟政策;關系

Abstract: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there is a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is indivisible and depend on each other. Economic policy contained a large economic theory based on ingredients, strengthen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 is the demand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imes. Domestic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should defects rectified, you should also promote economic theory and economic policy coordination interaction.

Keywords: economic theory; Economic policy; relationship

中圖分類號：D922.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

1、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關系

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之間存在著密切的關系,經濟理論是經濟政策的依據,經濟政策則是經濟理論的應用。具體來說,兩者的依賴關系是多層次的。

第一層是基礎理論的研究。經濟理論研究里層次最深、適應面最廣、成果最抽象的是基礎理論研究?；A理論研究所要揭示的是經濟運動的客觀規律,既包括經濟關系演變的規律,又包括經濟運動的規律。在這中間,經濟理論研究雖然是透過經濟現象的變化揭示經濟運動的本質,闡明各種經濟關系的內在制約聯系和外在作用條件,但經濟政策研究同樣具有不可忽視的作用,如經濟政策對經濟現象的導向關系,經濟政策對經濟運行外部環境的影響等。

第二層是經濟制度研究。經濟制度研究的目的是要探索在一定經濟條件下同經濟規律的客觀要求相適應的經濟關系和經濟運行機制。經濟制度研究既是經濟理論研究的任務,也是經濟政策研究的任務。有什么樣的經濟制度就會有什么樣的政策體系及其政策程序。

第三層是經濟政策研究。政策研究的任務是探索一定經濟關系體制和一定經濟運行機制條件下,由一時一地的特殊情況所產生的具體問題的解決辦法。在這個層次上,經濟理論研究是直接為經濟政策研究服務的,是經濟理論的具體化、實踐化階段。與此同時,經濟政策就自然成為經濟科學研究的中心問題,包括政策方案擬定、政策方案論證、政策方案比較和政策實施步驟等。經濟政策雖然是具體的管理與控制的經濟方法和經濟形式,但其中包含著大量經濟理論的依托成份。

2、經濟政策觀的歷史演變及反思

西方古典經濟學帶有明顯的實用傾向和強烈的實用色彩。流行于16-17世紀的重商主義,既是政治經濟學理論的最初形態,又是一種鮮明的政策體系;其后的重農學派雖然在經濟理論分析上取得了重大進展,但經濟政策主張仍在其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經濟理論研究非常明顯地服務于各自的政策主張。在經濟學說史上,最早使經濟學的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區別開來的是西尼爾,他認為政治經濟學是關于財富生產和分配的最一般規律的科學,它不研究經濟理論問題, 也不研究經濟政策問題,主張把政策從政治經濟學中分離出來,交由立法學和政治學來研究。在西尼爾之后,大衛?休謨又對經濟學的實證分析與規范分析做了嚴格的標準規定。

馬克思從特定的時代和立場出發,也非常重視經濟政策的研究,但他始終沒有把經濟政策作為經濟科學的專門學問來研究,只是服從于揭示資本運動本質規律的需要,提出了一些實證研究的思路和方法。馬克思特別強調政治經濟學領域里廣泛進行“自由的科學研究”,要求經濟學家盡可能地擺脫個人和團體的及階層的私利束縛,對現實經濟生活進行客觀的評價分析。

3、我國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現狀分析

近年來我國的經濟理論研究水平迅速提高,但經濟學體系中的政策研究卻進展不大。經濟政策研究的失誤,明顯在于理論基礎不足,特別是沒有切合實際的經濟政策理論。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不足主要表現在:

3.1經濟理論研究中的現狀。經濟理論研究應該是經濟政策和經濟發展的基礎工程,并且與經濟政策研究緊密配合,協調一致地推進。但事實并不是這樣。在我國經濟理論研究過程中,存在的不足甚至矛盾還是相當嚴重的。

第一,基礎理論研究薄弱。各級領導部門和經濟理論工作者把研究的重心嚴重傾斜到兩權分離、分配不公、通貨膨脹、雙軌制以及市場取向和外向型經濟等方面,側重解決實際問題和短期效應,而相對放松了基礎理論的研究?；A理論研究需要集中較多力量,花費較長的時間才能見效。而我們卻沒有充分重視組織人員有計劃地開展基礎理論研究,并且經濟理論隊伍中也的確存在某種程度上的淺嘗則止、滿足于表面理解的學風。忽視基礎理論的傾向,使得經濟學基礎理論研究的現狀與改革實踐提出的要求有很大差距。

第二,理論的導向功能差。理論是實踐的向導和根據,沒有理論向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實踐,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近年來,我國改革中的失誤固然有多方面的成因,但理論的導向功能差不能不說是一個很關鍵的因素。如缺乏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定性、運行機制、調控體系等問題的研究,因而難以駕馭市場,階段實施對策欠妥密,基礎薄弱和目標模糊構成改革的最嚴重障礙,需要通過嚴密的科學的理論論證和目標預測,但這方面的工作很不扎實。

第三,經濟理論與改革實踐的矛盾。改革中的理論導向作用主要體現在如何對待改革與理論的關系上。不論人們承認與否,在我國改革實踐中的確存在這樣幾種觀念: 一曰先改革后理論說;二曰改革決定說;三曰理論無能說。不可否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根據,但實踐與理論并不是對立的,而是相輔相成的,沒有完整理論指導的實踐是盲目的。從改革的內涵上看,改革首先應該是理論的改革和指導思想的轉軌, 其次才是具體制度的改革。如果指導思想和理論不轉軌,具體制度的改革必然難以推向深層次。也就是說,改革本身就包含著理論創新,理論改革本身就是改革的重要內容。

第四,經濟理論研究的方法缺陷。這些年我們在經濟理論研究方法上的缺陷主要有:首先,不是扎實研究現代商品經濟和市場機制的本質規律,解剖活生生的經濟現實,而是簡單地引經據典;其次,理論只充當政策或決議的解釋工具,跟在政策后面注釋和證明;第三,我們的理論極其缺乏個性和新鮮感,創新理論少,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理論的風派問題;第四,總是試圖照搬西方經濟學的某些理論來彌補我國改革理論的不足。事實證明,這種不分國情的理論全盤引進沒有產生什么好的結果。

3.2經濟政策研究中的現狀。作為運用范疇的經濟政策研究,由于改革指導思想上急于求成而表現出極不規范的狀態。

第一,經濟政策研究的總體缺陷。由于經濟政策的制定實施直接決定著地區和部門,甚至企業和職工的利益分割關系,因而領導意向、權力份量、政府偏好和經濟實力等,往往會取代嚴密科學的政策論證和實施程序,成為制約政策的根本力量。這就必然會經常發生輕率政策、超前政策、反向政策和隨機政策的問題,造成出臺政策的科學性、合理性的嚴重不足。從總體上來說,我國的政策研究、政策論證和政策實施普遍存在理論基礎薄弱、論證過程不嚴格和實施程序不規則的問題。

第二,經濟政策與經濟運行的關聯性不夠緊密。我國以往進入經濟學體系的政策,大都是游離于經濟運行機制之外的。這些政策的特點是: 階段性、時效性極強,它們多數是在特定歷史環境下為完成特定的歷史任務而提出的,隨著環境的改變和任務的變更即失去意義,多數政策很難長時期產生效益。指導性、意向性極強,它們多數是為表明黨和政府工作的方針和取向制定的,一般沒有明確的政策界限、政策手段和政策目標,可操作性很低。政策是孤立零散存在的,政策的配套協作性差,而且各種政策的作用之間經常會相互抵觸。這些政策分散在經濟學體系的各個部分理論上沒有內在聯系,實踐上也各不相干。

第三,用對策研究替代政策研究。在有的時期或有些情況下,也有用對策取代政策的情況,這既包括宏觀方面的政府對策,也包括中觀和微觀方面形式多樣、內容龐雜的對策。不容置疑,對策研究是將經濟理論應用于現實的途徑之一,但它與經濟學體系中的經濟政策研究畢竟不是同一回事。

3.3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研究中的矛盾。表現在:第一,經濟理論研究的社會地位明顯低于政策研究。雖然我國各高校都有不同形式的理論研究機構,但其業務方向主要是為教學服務,不是為政府服務。各省市的社會科學機構只開展一般性研究業務,其工作并沒有納入到較高的層次。而相反,進行政策研究和對策研究的政府及其主管部門的各類研究機構卻起著政策戰略甚至指導理論的作用,扮演了理論倡導者和政策制定者的雙重主角。第二,政府接受理論信息和政策信息的功能差。處在不同位置上的理論工作者和實踐工作者的辛勤勞動成果,除能見諸于報刊外,只有很小的部分能引起行政領導的重視,多數是傳遞不到領導政策系統的。兩者之間缺乏牢固的聯結紐帶。第三,經濟理論研究與經濟政策研究是兩條不相交的軌道,各有各的一套做法,兩方面很少展開對話、交流活動,這又必然導致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相脫離的后果。

4、促進我國經濟理論與政策的協調互動

我國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這種斷裂現象必須迅速加以矯正,必須促進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協調互動關系。本人以為,具體應做到:

4.1擺正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社會位置。在我國,理論與政策研究的社會位置,在總體上是明顯低于以行政領導和行政權力為中樞的政府政策的。政府經濟主管部門雖然都設有不同名稱的研究機構,但真正意義上的研究工作并不占有重要位置。各省市都有社會科學研究機構,然而它與實際部門關系松散,主要進行近乎封閉型的純學術研究。這種情況說明,協調經濟理論與經濟政策的關系,必須首先在全社會造就尊重理論和政策研究風氣,提高經濟理論和經濟政策研究成果在政府政策中的地位,加大政策的科學性成份。同時,恰當擴大理論和政策研究機構的編制,提高研究人員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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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財政資金配置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政府決策的重點和理論研究的熱點。本文對西方主要經濟學派財政支出理論進行了全面回顧，在此基礎上，提出優化中國財政資金配置必須要科學定位各級政府行為邊界與財政資金的職能范圍，財政資金配置中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要健全財政資金績效的量化考核制度，要建立財政資金運行的全程監控制度。

[關鍵詞] 西方財政支出理論中國財政資金配置啟示

一、西方主要經濟學派財政支出理論回顧

1.古典學派的財政支出理論

西方古典財政支出理論是當代西方財政學說的理論淵源。威廉?配第（1623年～1687年）是西方古典經濟學的奠基人。他在《賦稅論》中，依據政府職能需要，提出了財政開支的一般范圍，主要包括六項“公共經費”：軍事費用，行政官吏的俸祿，“拯救人的靈魂，啟導他們的良知所需的經費”，各種學校的經費，對孤兒和各種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贍養費，以及修筑公路、疏浚河道等公共福利事業的經費。他認為財政經費支出應以提高國家的生產力、振興產業為目標，因此主張壓縮非生產性開支，相應增加有關生產性支出以及社會救濟方面的支出；并主張通過實行行政、法院、教會等制度的改革以縮減支出。亞當?斯密（1723年～1790年）是古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建立者。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全書貫穿了主張經濟自由放任、反對國家干預經濟的思想。斯密依據其生產勞動與非生產勞動的學說，形成了他獨特的自由主義國家觀。他認為，政府的活動并不創造物質財富，屬于非生產性勞動。國家為了實現其職能而必須消耗的那部分物質產品，是社會財富的一種浪費，它嚴重妨礙了資本積累和國民財富的增長。因此，政府應當盡量縮小自己的職能，實行廉價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將國家的職能界定為三個方面：一是保護社會，二是設立嚴正的司法機關；三是建設并維持某些公共事業及某些公共設施。斯密主張政府的財政開支要壓縮到最低限度，主要用于與上述國家職能相應所需的經費，即國防費、司法費和公共設施建設費。大衛?李嘉圖（1772年～1823年）是英國產業革命時代的著名經濟學家，他繼承了配第與斯密經濟理論中的科學成份，并加以補充和完善，成為古典經濟學的集大成者。李嘉圖的財政支出思想主要體現在他的名著《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之中。和斯密一樣，李嘉圖亦極力鼓吹經濟自由放任，同時，他把國家經費全部或幾乎全部看作是非生產性消費，因而主張盡量壓縮國家財政開支。

2.社會政策學派的財政支出理論

19世紀中葉，社會政策學派指出了自由資本主義的矛盾，強調社會改革的必然性，提出國家實行社會政策的主張，社會政策學派在德國財政經濟學界具有很大影響。瓦格納（1835年～1917年）是德國社會政策學派的主要代表，也是近代財政學的創建者。他一方面反對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承認國家對經濟活動具有積極的干預作用，另一方面又謀求改正所得分配的不公現象以解決社會問題。為此，他極力主張實行“國家社會主義”政策，包括“樹立有計劃的生產秩序”取代自由競爭的生產方式；防止犧牲別人利益以謀求個人私利；對勞動者及其它小市民從財政物資分配上給予幫助。瓦格納認為國家不僅有維持國內的法律秩序和防御外敵的任務，同時還必須使愈益增多的人口部分有享受文化財富的機會。而且國家目的高踞于私人經濟目的之上，在這個關系上要限制私人經濟活動，必須強制對國家盡責。為確保完成國家目的的財源，他主張擴大國有財產，實行鐵路、保險、銀行的國有化，施行新的特權及煙草專賣，堅決貫徹煤氣、水道、交通設施的公有化，另一方面必須按照社會的賦稅政策積極地改變人民所得的分配。瓦格納還聯系國家目的、任務及其活動的財政需要論述了國家經費問題，認為國家活動應把法律與權力目的與文化和福利目的這兩個國家目的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加以實施，為此應形成一種給予機制，這就是財政的經費體系，構成財政需要體系。他提出了三條重要的財政經費原則：一是應有正當自主的財政監督組織；二是應遵守節約的原則；三是應兼顧國民所得與財政需要的原則。特別需提到的是，瓦格納論述了公共活動特別是國家支出的膨脹問題，這就是被后人所稱的“瓦格納法則”。瓦格納說：“財政經濟就是為籌集完成國家總體經濟機能的任務所必須的物質輔助手段，而不能不進行的活動。由此可見，財政經濟范圍必須隨各時期的國家任務、國家活動的范圍以及種類而決定”。

3.凱恩斯學派的財政支出理論

20世紀30年代在資本主義國家爆發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從而宣告了西方傳統經濟學的破產。正是在這種背景下，凱恩斯學派及其理論應運而生，成為資本主義國家政府干預經濟和推行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要理論基礎。凱恩斯學派的理論在現代西方財政經濟理論體系中占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凱恩斯（1883年～1948年）認為，為了擴大社會總需求，“最聰明的辦法還是雙管齊下，一方面設法由社會來統制投資量，讓資本的邊際效率逐漸下降，同時用各種政策來增加消費傾向”。凱恩斯認為，國家對經濟干預的形式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運用財政政策，二是運用貨幣金融政策。但他更注重財政政策的作用，認為貨幣政策只起輔助作用。在凱恩斯看來，貨幣政策是通過利息率而間接起作用，不如財政政策作用來看直接和有力。財政政策的主要內容是，在經濟衰退時，應擴大政府開支和實行減稅。他特別強調舉債支出的作用。他認為，稅收的變動，尤其是用累進所得稅，雖可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消費傾向，以擴大社會有效需求，但由于短期內消費傾向是比較穩定的，所以單靠稅收政策不足以克服經濟危機和提高就業水平。然而，擴大政府支出的來源，如果是靠增加稅收，則又會減少私人投資和私人消費，結果依然達不到擴大社會有效需求的目的。因此，他主張實行舉債支出以彌補赤字的財政政策。漢森（1887年～1975年）是美國經濟學家，也是凱恩斯經濟理論的忠實信徒和凱恩斯學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著重研究經濟周期，提出“長期停滯理論”，認為利用財政政策能有效地控制“停滯”，實現所謂充分就業和經濟穩定。漢森主張政府擴大公共工程投資，這對于擴大整個社會的投資規模具有加速作用。漢森提出了補償性財政政策，主張“逆風向行事”。薩繆爾遜是凱恩斯學派另一個主要代表人物。薩繆爾遜提出了“混合經濟理論”，成為他反對自由放任、主張國家干預經濟的重要理論基礎。他認為，當今的資本主義經濟既不是純粹的私人經濟，也不是完全的公有經濟，而是一種私人經濟活動與政府經濟活動同時并存的混合經濟。關于財政支出政策，他提出以下一些要點：一是政府應擴大有益于社會的耐久性的公共工程投資。對于促進經濟增長而言，這種支出比政府的一般開支具有更大的作用。二是增加福利開支。他認為福利開支既是“內在穩定因素”，可自動調節，又可利用它作為穩定經濟的手段。三是政府應重視基礎理論和應用科學的研究和開發，擴大這方面的直接投資或給予補助金。同時，政府還應重視旨在教育和培訓勞動力的公共開支。

4.供給學派的財政支出理論

供給學派是在美國70年代中期逐漸興起的一個經濟學流派，是圍繞如何使資本主義經濟擺脫滯脹困境這一問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弗、溫尼斯基、吉爾德、蒙德爾等。供給學派重新肯定薩伊定律，把滯脹的原因歸咎于凱恩斯主義的需求管理政策。他們認為，凱恩斯主義把需求作為經濟活動的決定性因素，認為只要刺激總需求，就能使資本主義經濟穩定發展，從而忽視了勞動、儲蓄、投資、生產等供給因素。這種本末倒置的政策對于供給增加只能產生負效應。因此，要醫治滯脹這一頑癥，就必須徹底否定凱恩斯主義，推行注重供給管理的經濟政策。減稅是供給學派政策主張的核心和基本環節。他們認為，美國經濟的主要問題既然是供給不足，那么，減稅便是促使供給增加的基本手段，因為降低稅率可以促進個人和企業增加儲蓄和投資，這樣自然就會促進供給增加。另外，供給學派極力主張減少社會福利支出，這是促進供給增長的又一重要措施。他們認為，政府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不僅不能使窮人擺脫貧困，反而會使失業增加，有損勞動力的供給，因為在龐大的失業隊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失業成本太低而“自愿失業”的。再就是龐大的社會福利支出，需有相應的社會福利機構和眾多的管理人員，繁瑣的管理制度。因此，它不僅會造成社會財富的巨大浪費，而且會助長弊端，腐蝕著人們的思想。他們認為，從擺脫美國財政危機的角度看，也需要削減日益膨脹的社會福利支出。這項開支已占到美國財政支出的40％，比軍費開支增加得更快。他們認為這項支出在一定時期曾對經濟危機和階級矛盾起了一定緩和作用，但現在它已經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美國政府日益承受不了這種負擔。

二、西方財政支出理論對中國財政資金配置的啟示

1.科學定位各級政府行為邊界與財政資金的職能范圍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實行經濟改革的一個根本要求就是首先必須處理好政府與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關系，這實質上就是規范政府與市場各自的活動領域與范圍。理論研究表明，公共產品和部分準公共產品構成公共經濟部門，市場進行資源配置并由市場來提供是明顯不足的，只有依靠政府來配置和向社會供給才能得到滿足；私人產品和部分準公共產品可由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并可達到充分供給的水平。從本質上講，政府與市場的這種分工就是財政資金和社會資金的活動領域的分工。財政資金活躍于公共產品和部分準公共產品領域，社會資金活躍于私人產品和部分準公共產品領域。即使是財政資金活動的純公共和部分準公共產品領域，也仍然可借用市場機制的作用和力量來提高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并通過財政資金的投資帶動民間資本的投入，從而實現公共產品領域的跨越式增長。當前，應當進一步收縮國有經濟部門的范圍，將涉及市場能進行有效配置并能充分提供私人產品的國有企業通過控股或拍賣的方式轉換成股權多元化的非國有企業。國有經濟部門只保留涉及國計民生的、關系經濟運行安全的基礎能源、原材料行業的生產和純公共產品領域，以符合市場經濟運行規則。要善于利用財政資金調控經濟的職能，發揮好財政資金的投資帶動作用，引導民間資本的投資，促進經濟發展，但決不可過度增加財政支出，否則，一方面會增加經濟主體對財政資金的過度依賴，導致資源配置效率下降和浪費，另一方面又會影響計劃向市場經濟轉型的進程。

2.財政資金配置中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

要充分市場機制的作用，全面推進財政資金的市場化配置。市場化配置是指部分財政資金按市場方式使用。計劃經濟體制下，各級政府在編制和執行計劃時偏好于政治利益，計劃的可行性和政府行為的理性被隨意性取代，導致資金的計劃配置效率低下。為了實現財政資金的市場化配置，必須要建立有效的市場體系。財政資金的使用效益只有通過其自身在市場中循環周轉來實現，市場的有效性是實現財政資金有效使用的前提條件。因此，以統一、開放、規范、有序為目標的商品、要素、資本、技術以及信息市場的建立是保證財政資金市場化良好運行的條件。二是應加快金融體制改革和金融市場建設。一定時期內，各行業的利潤水平是不同的，按不同行業制定不同層次的優惠利率水平是保證企業正常經營的條件。利率水平的確定，必須以市場利率水平為參照，才能實現企業收益與成本的對稱，財政資金的有償使用才真正具有約束力。同時，規范有序的金融市場也是財政信用順利開展的條件。三是必須加強經濟立法和執法工作，保證經濟參與者的公平競爭，堅決反對把財政信用作為保護落后的手段。財政資金的市場化配置，離不開財政資金市場化的規范管理。財政資金在投資領域的使用效益不高，其原因是在資金市場化配置過程中，市場決策、市場化管理、市場化經營滯后。應建立有效的和具有約束力的市場化決策程度，把財政投資計劃建立在對市場綜合考察基礎上。

3.要健全財政資金績效的量化考核制度

當前必須要建立合理的財政資金配置績效的評價機制，加強財政績效管理，才能真正促進財政資金的優化配置。應盡快制定統一的政府公共支出績效考評的規章制度，明確規定績效考評的概念、實施范圍、步驟、主體、操作規程、指標設計、監督制衡、結果運用等內容，使績效考評工作能夠在統一的管理制度約束下，規范、協調、有序地進行。在財政資金配置績效考核實施的步驟上，以項目績效考評為切入點，項目績效考評是其他層次績效考評的基礎。等項目績效考評具備一定經驗后，再進行部門績效考評試點，在取得成熟經驗的基礎上再全面推開，真正實現部門預算的績效考評。在財政資金配置績效組織實施上，先以財政部門為主，再過渡到人大、審計、財政各自分工負責立體式的績效評價模式。在評價方式和評價體系建立上，先推行單位自評或考評為主，財政局重點考評，財政協調部門共同制定評價體系，待評價的指標體系、標準體系、方法以及相關評價制度完善后，再過渡到以審計、財政以及社會中介機構為主的評價方式。此外，要建立財政資金配置績效考評工作信息庫，便于監測項目預算周期的完成過程，收集、查詢項目資料，反饋績效評價結果，分析計算歷史標準值。要科學合理地對財政支出進行分類，以便于績效考評指標、標準體系和有效組織實施。要硬化財政資金配置績效考評工作結果的約束力。不同的財政支出績效監督機關和實施單位，對評價工作結果的運用目的、范圍、程序、權限等做出具體規定，增加政府公共支出績效考評工作的權威性。

4.要建立財政資金運行的全程監控制度

具體措施包括:（1）建立一套連續有效的財政資金運行監控主體網。在財政資金運行的一個循環中，從納稅人納稅到財政支出、財政資金使用各環節應當有不同的監控主體。這些主體可能包括：納稅人群體、財政、稅收、計劃、審計、監察和人大監督機構，甚至有社會輿論和媒體的監督。要明確各環節監管主體的權責利，并通過建立一套有效的全程監控制度來規范和引導監督主體的監管行為。當前，應抓好財政資金在使用過程中和項目建成后的后續監控的制度建設。在制度建設中，要明確全程控制制度的控制目標、控制主體、控制職責、控制程序和控制的法律保障等具體內容。（2）嚴格預算支出約束和監督。一是考慮建立由各方的專家組成預算審查委員會，對預算進行全面審查；二是搞好法規之間的協調。各級人大和有關執法機關，應認真清理與《預算法》相沖突的法律條款，以維護《預算法》的權威性；三是嚴格預算支出約束。要追加預算必須按法定程序經人大批準，且每年預算變動要控制在一定范圍內，以維護預算的嚴肅性。四是強化支出監管。各級人大要經常監督財政預算執行情況，審計部門要將財政審計作為重中之重，財政部門對財政資金的支出與使用情況進行定期檢查，發現問題及時解決，全面推進財政績效審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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