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的財政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最新的財政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據報道，英國研究人員發現，每日吃80克豆瓣可增加血液中的抗癌分子。研究表明，從碾碎的豆瓣菜中攝取的物質可有效抑制乳腺癌細胞的生長。

從這項研究來看，吃豆瓣菜可有效預防乳腺癌的生長，也能幫助乳腺癌患者恢復身體，防止乳腺癌卷土重來。

豆瓣菜最近被科學家們稱為“超級食品”，對健康有諸多益處。南安普頓大學癌癥研究中心的格雷厄姆?派克漢教授表示，豆瓣菜中含有一種異硫氰酸鹽，能夠干擾癌細胞的增殖，而且這種干擾作用十分明顯。

該研究以4名乳腺癌患者為研究對象。在研究過程中，志愿者首先要禁食，然后吃一份豆瓣菜。研究人員發現，她們攝入豆瓣菜6小時后，血液中的4E結合蛋白水平下降，這種蛋白參與到癌細胞的生長過程中。

另一項研究也表明，食用豆瓣菜及含有異硫氰酸鹽的蔬果，如卷心菜，也會降低患癌的幾率。

（凌峰）

最新研究:嬰兒也有明顯的嫉妒心理

加拿大約克大學的一項研究發現，3個月大的嬰兒已經表現出明顯的嫉妒心理，而不是現有理論認為的兩歲后才會有所顯露。

從事兒童心理和智力發育研究的瑪麗亞?萊赫斯特率專家小組對50名3個月、6個月和9個月大的嬰兒進行了4項實驗。實驗顯示，當母親將注意力轉向其他人(如聊天或其他形式的互動)時，3個月大的嬰兒通常會蹬腿和發出叫聲。

萊赫斯特說，這項研究表明，3個月大的嬰兒已對周圍的人產生意識。這項研究得出的結論有別于現有的一些理論。現有理論認為，年滿兩歲的孩子才會開始顯露嫉妒、害羞、驕傲等較為復雜的心理。

（凌峰）

研究人員發明新型 孤獨癥快速檢測儀

自閉癥是一個醫學名詞，又稱孤獨癥，被歸類為一種由于神經系統失調導致的發育障礙，其病征包括不正常的社交能力、溝通能力、興趣和行為模式。

據國外媒體報道，英國醫學研究人員近日表示，他們發明了一種可以快速高度準確的腦部掃描儀，可在短時間(15分鐘內)就能檢測出兒童是否患有自閉癥。

來自倫敦國王大學精神病學研究所的科學家們用新的掃描設備測試了40名成年男子，他們20人為一組。一組為身體健康的人，而另一組則是已確診的20名自閉癥患者。新型掃描儀在其中找出自閉癥患者的準確率高達90%。

自閉癥是一種影響兒童的社交能力的疾病，它限制兒童與外部世界的互動能力。目前對兒童自閉癥的檢測手續費非常昂貴，給患者父母和他們的醫生帶來非常大的精神壓力。這種新型診斷方法將可以大量減少目前診斷所需的時間和費用。

篇2

表示，我們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加大預調微調的力度。并將適時動用一萬億財政收支余額，以及一千多億元的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推動經濟穩定增長。

經濟界人士分析認為，上述言論暗示，中央近期將改用財政政策推動經濟增長。鑒于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不可持續性逐日顯現，經濟學者提醒，實施財政擴張不應以犧牲調結構為代價。

財政政策空間大

表示，將堅持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加大預調微調的力度?！敖衲晡覀儾扇〉乃写胧┒紱]有超出財政預算的硬約束，也就是說都是在財政預算內進行的。我們之所以把今年的增長速度降低到7.5%，就是為了有利于結構調整和發展方式轉變。”

表示，無論是貨幣政策還是財政政策，中國都還有充足的空間。即使近兩個月財政增速下降，7月底，財政收支相抵，還有一萬億元的余額。此外，歷年節余的還有一千多億元的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政府“將適時把這些作為預調微調的措施，以推動經濟穩定增長”。

據高盛資深中國經濟分析師崔歷分析，關于將適時動用一萬億財政收支余額穩增長的言論暗示，考慮到使用貨幣政策可能引致的杠桿及信貸問題，中央近期將改用財政政策推動經濟增長。

據高盛亞洲首席經濟分析師布凱南分析，到2011年，中國內地投資支出占GDP比重超過45%，處于歷史高位。但投資占GDP比例仍然低于絕大部分發達國家，加上經常項目存在盈余，所以中國經濟眼下并不存在泡沫，仍存在投資空間。

匯豐中國首席經濟學家屈宏斌則認為，當前政策層面已充分意識到提升基建投資在穩投資、進而穩增長中的關鍵作用，預計未來幾個月，隨著財政擴大支出及貨幣寬松政策逐漸見效，經濟增長有望在四季度回暖。

盡管中央層面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推動經濟增長信心堅定，鑒于財政收支矛盾日漸凸顯，單純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擴大公共投資而硬性實施財政擴張恐怕已難以延續。

財政部數據表明，受經濟增長趨緩、價格漲幅回落、企業利潤下降、實施結構性減稅等因素影響，與去年全國財政收入24.8%的增速相比，今年前8個月全國財政收入增速并不樂觀。

據財政部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8月份，財政收入增加10.8%至人民幣8.233萬億元；財政支出增加21.8%至人民幣7.244萬億元。其中8月份財政支出較上年同期增加11.7%至人民幣9020億元。8月份全國財政收入7863億元，同比增長4.2%，增幅繼續回落。特別是中央財政收入下降較多，收入為3765億元，同比下降6.7%，出現今年以來首個負增長。地方本級收入4098億元，同比增長16.8%。

人們開始認識到，財政收入高速增長的不可持續，已經開始顯現。財政部財科所副所長劉尚希表示，財政收入轉入低速增長，為推進政府收支改革帶來契機，政府應樹立起過“緊日子”的思想。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則指出，當前的中國，較之于危機前，調結構的任務更為緊迫。這意味著，我們不能再以犧牲調結構為代價，主要通過增加財政支出、擴大公共投資而硬性實施財政擴張。高培勇表示，有別于以往以“增支”為重心的操作，積極財政政策應以結構性減稅為主要載體，通過民間可支配收入的增加而非政府直接投資的增加實施經濟擴張，將有助于在實現“穩增長”目標的同時，兼收調結構、控物價的功效。

基建投資拉動經濟增長

當前已公布的幾項投資數據顯示，1—8月份，基建投資繼續回升至10.25%，回升0.87個百分點。全國房地產開發投資43688億元，同比名義增長15.6%，增速比1—7月份提高0.2個百分點。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197119億元，同比增長24.9%，提高1.3個百分點。業內專家表示，當前擴內需、穩增長的關鍵就是穩投資，各方面在投資上的回升將為我國在穩增長的環境下增添新的推動力。

圍繞前8個月房地產開發和銷售數據表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廖英敏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認為，適度的房地產投資增長既可拉動整體經濟增長，也能增加房地產供給，有利于改善房地產市場供求關系和穩定房價；在認真貫徹執行已有調控政策不放松，避免房地產市場大起大落的同時，更應建立促進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的長效機制，包括房產稅的進一步試點、土地市場的深化改革以及房地產銷售模式的改革等。

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近日表示，中國要穩定增長，最重要的是必須推出一批最基本的投資項目。第一類是廣義的國土建設，即民生性建設。這類投資在未來還要大規模地推出，并且加快節奏。第二類投資是綠色產能。這類項目投資也是值得鼓勵支持的，讓新產能沖擊落后的、黑色的、污染的產能，通過這一方式實現產業升級。

李稻葵還指出，當前宏觀經濟穩增長需要多做一些民生項目的投資，如一些城市防澇設施的翻修；對一些存有潛在地質災害的地區進行有計劃的移民等等。只要固定資產投資能上去1%～2%，中國經濟就會有起色。

在投資方面，從4月份以來政府已有很多行動，基建項目審批步伐加快，數量增加，通過投資拉動經濟增長。5月份以來，固定資產投資的增長逐漸走穩并小幅上升，改變了去年回落的投資增速。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家發改委先后公布了25個軌道項目和30個基建、市政項目的批文，投資額度超過1萬億。

投資對于經濟的拉動作用最為明顯，1—8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增長20.2%，約貢獻了一半的GDP凈增長。從決策層的表態和國家發改委的動作看，實現穩投資沒有任何障礙。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常務副院長劉元春則認為，前期的穩增長政策效果會越來越明顯，投資的反彈是可以預期的。目前重要的是，要加強資金對實體經濟的回歸和滲透，化解一些地方原來存在的民間借貸的扭曲和風險，增強企業投資實體經濟的意愿。

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教授林毅夫也表示，未來中國的經濟增長仍然需要投資來拉動，但是新一輪投資要更多依靠財政支出，而非信貸。目前新的1.5億元基礎設施建設計劃主要依賴于財政支出，因此還是有優勢的。

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2012年上半年，我國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增長20.4%，增速比1—7月份回落0.2個百分點。但是從環比看，8月份固定資產投資（不含農戶）增長1.33%。此外，在各個分項數據顯示中包括新開工項目、施工項目以及到位資金情況等都出現了明顯的增長，這也顯示出在目前穩增長的基調下，投資方面正逐漸發揮其在穩增長基調下的重要作用。

9月初，國家發改委相繼批復了總投資規模逾7000億元的25個城軌規劃和項目以及13個公路建設項目、10個市政類項目和7個港口、航道項目，并且據測算已批復的項目總投資規模將會突破萬億元大關。

業內分析人士向記者表示，這些批復的基建項目對扭轉經濟下滑有一定貢獻，對于整個資本市場也起到了鼓舞投資者信心的作用，在發改委進行批復后，部分板塊已經表現出一定的反彈趨勢，這對我國在今年年初起部分行業處于困難時期當中也產生出了一些利好，但是要想使行業徹底脫困仍然需要較長時間的努力。

篇3

關鍵詞：G函數；稅率；轉移支付率；國民收入預期

中圖分類號：F22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8-2670（2014）04-0036-07

一、引言

為充分就業而實施的財政政策，最終必將作用于國民收入（GDP），而且，它的最終效果應該能以國民收入的相應變化反映出來[1]。美國經濟學家C.布朗（C.Brown）在1956年就提出了有關的概念――充分就業的預算盈余（Full―Employment Budget Surplus），該指標可以真實地衡量或測度滿足充分就業時的政府預算的盈余狀況。也就是要用這個概念來測度充分就業的政府預算在預想的國民收入水平上，或者說在潛在的國民收入水平上所產生的盈余。若這個盈余為正值，那么，就是充分就業的預算盈余；如果這個盈余為負值，那么，就是充分就業的預算赤字[2]。這個盈余不同于實際的預算盈余，其測度應該是潛在的國民收入水平與實際的國民收入水平之間的差值。

布朗的充分就業盈余，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這里，BS*是指潛在的政府凈收入；t是指固定稅率；y*是指潛在的國民收入；G*（.）是指政府購買；TR*（.）是指政府轉移支付； f1是指充分就業決策變量1，針對政府購買的； f2是指充分就業決策變量2，針對轉移支付的；BS是指實際的政府凈收入；y是指實際的國民收入。

顯然，（BS*-BS）的值存在三種情況：（1）BS*-BS>0，即潛在的政府凈收入大于實際的政府凈收入，意味著充分就業的政府財政預算G*（.）和TR*（.）是盈余的。若其余不變，這也就是，潛在的國民收入是大于實際國民收入的，即y*>y。那么，從實際的國民收入y的角度來看，這些預算的實際結果，對于預期的國民收入而言，是緊縮的，因而，就此可以把政府的財政預算視為是緊縮性的；（2）BS*-BS=0，即潛在的政府凈收入等于實際的政府凈收入，意味著充分就業的政府財政預算正好達到了潛在結果與實際結果的平衡。這樣，相應的財政政策是不緊不縮的平衡著的；（3）BS*-BS

能夠看出，布朗所闡述的這個概念是很清楚的，其之所以清楚，是因為人們默認了這里的y*是真實存在的。然而，因為這里的潛在國民收入y*，在以往的經濟學范式里難以得到精確地預測和計算，因而，盡管這一概念得到了比較廣泛的認可，但關于它的科學解釋和精確的表示，卻一直沒有實現[3]。

隨著經濟學的科學進展，發現了經濟的正則性（economic regularity）和固定替代彈性定律（the law of constant substitution elasticity）等，這些發現為對y*進行解釋和測度，提供了更貼切的理論依據[4]。特別是，借助最新的經濟學理論范式――有約束的利潤函數（restricted profit function），即G函數，可以更容易地實現有關的初始描述，繼之，可以順利地運用有關引理和定理進行深入的分析，并得出精確的結果[5]。

二、因子間的固定替代與經濟的正則運行

設顯示財政約束條件的一般經濟體，在G函數的框架下可以寫為：

在（4）中，σpivi=ππpi-1-2πpiv1-πv1-1所示出的是政府購買增長率對價格增長率的替代彈性；σpiv2=ππpi-1-2πpiv2-πv2-1則是轉移支付的增長率對價格增長率的替代彈性，i=1，2，...，I。

固定替代彈性定律證明，在經濟運行中，也就是在經濟的增長中，這些替代彈性是固定不變的。經濟就是以它們為尺度，遵循正則性和約束條件的最小縮減率規律運行的。約束最小縮減率決定著經濟運行過程中實際起著內在作用的那些約束條件的最優增長率，從而保證經濟以正則狀態來運行。反過來，從經濟運行的角度來看，經濟的正則運行，必定是遵循這種“最小率”法則的，從而在運行中維護并產生出新的“最小率”，構成最小擴充的經濟容量[7]。

通俗地說，約束最小縮減法則就是，在沒有其它外來干預的情況下，經濟自身的約束條件會客觀地依據固定替代彈性所給定的比率，自動地確定自己最小的被替代水平，從而以最放松的水平，保證經濟的正則運行[8]。

從數值上來看，約束條件的最小被替代水平，就是最小的真替代減去最大的假替代所得到的差。

對于式（1），可以在給定的時間基準點（t=0）上，計算出約束條件v1（也就是政府購買）的最小被替代率為：

式（5）和式（6）所表明的是，在正則定律和經濟容量最小縮減法則的作用下，政府購買v1的被替代率Δrv1（0）與直接決定它的第H個價格的增長率rpH（0）和第K個其他約束條件的增長率rvK（0）之間，分別存在乘數關系，相應的固定替代彈性值σpHv1和-σv1vK便分別是它們的乘數。同理，式（7）和式（8）所表明的是政府轉移支付v2的被替代率Δrv2（0）與直接決定它的第M個價格的增長率rpM（0）和第N個其他約束條件的增長率rvN（0）之間存在的乘數關系，相應的固定替代彈性值σpMv2和-σvNv2便分別是它們的乘數。

式（5）-式（8）所給出的就是資源分配中關鍵活動和關鍵約束與經濟容量之間的直接決定關系，它們之間的乘數或固定替代彈性值是經濟結構進行調整的基礎。它們可以成為宏觀干預實施介入的參照，可以成為經濟因子之間對干預作用實行傳遞的出發點[9]。并且，由此還可以看出，經濟系統里的固定替代彈性值，便是經濟因子之間相互由增長率傳遞為被替代率，或者反過來，由被替代率傳遞為增長率的乘數或移動系數[10]。

三、討論與結論

為便于闡述，在進行下列討論之前，有必要指出，被替代率指數的負數，便是增長指數。相應的，負替代指數的被替代率實際上就是增長率[11]。

在t=0時，若出現了充分就業，決策變量f1和f2分別決定的政府購買v1和轉移支付v2的變化為：（Δrv1（0））=e-βv1（f1，0）和（Δrv2（0））=e-βv2（f2，0）。這也就是說，出于充分就業的考慮，導致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出現了變化，即分別有了增長。這里的e-βv1（f1，0）和e-βv2（f2，0）分別為各自的增長率，其中，βv1（.）和βv2（.）分別為各自的被替代指數。這也意味著，這時出現了對政府購買v1和轉移支付v2的調控，有了調控值v*1和v*2，即有了： 也就是說，隨著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的變化，與購買直接聯系的這個價格pH和其余一個約束條件vK會即刻發生增長；而與轉移支付直接聯系的這個價格pM和其余一個約束條件也會即刻發生增長。

這些價格的增長和約束的增長，會在經濟內部傳遞到其他價格和約束上去，這就是通過價格之間和約束條件之間存在的固定替代彈性發生變換，并根據正則規律進行選擇。于是，有：

顯然，有了式（10）和式（11），便很容易求解布朗的“充分就業預算盈余”方程了。也就是很容易得出國民收入預期了，并且，也可以很容易地得出有關評估值了。從而，也就可以對有關財政政策的實際效果進行比較精確的評價了。

綜合上述，可以得出下列三點主要結論：

（1）宏觀干預導致國民收入發生變化是一種真實的存在。要做出理論探討，在以往的經濟學范式里，雖可推斷，卻因為難以作出有效的初始陳述，而不得深入和精確，因此，只可默認其概念，而不能理解其規律。在最新的經濟學理論范式G函數里，實現有關初始陳述已經是很容易的[12]。繼而借助正則規律、固定替代彈性法則和Hotelling引理等得出有關測度，從而對這種真實給予精確地解釋，也是比較容易的。

（2）事實表明，在現代經濟管理工作中，財政政策已經成為日益重要的宏觀干預手段之一，運用財政政策來調控經濟已經越來越普遍，其效果也越來越明顯[13]。然而，由于以往的經濟學范式難以對此作出精確化的解釋，致使對這種調控的預期效果，始終沒有在理論方面得到有效的解釋，更沒有在計量方面取得實質性進展[14]。運用G函數繼續進行探索，得出更加深入的理論解釋和更加精確的測度，不僅會更有力地促進經濟學理論的進步，還會更有力地推動有關計量技術的進展。

3）財政調控與國民收入是經濟運行中的一對明顯的對應，要使有關財政政策，例如出于充分就業而考慮到政府購買和轉移支付應有所改變，那么，就有必要以預期的國民收入作為參照。而對這個預期進行精確化的分析，似乎更是必不可少。因為它的精確測度，不僅會清晰地揭示其本身，令人明了有關政策的方向；還會清晰地解釋整體經濟的結構變化，令人加深科學的認識[15]。這樣的揭示和解釋，對于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對于實際經濟管理工作的開展，都是值得重視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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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當前的前景非常不明朗,風險依然偏于下行。一個主要的擔心是,政策可能不足以阻止金融狀況惡化與經濟疲弱之間的負面反饋,特別是在對政策行動的公共支持有限的情況下。主要的傳導渠道包括,公司和住戶違約增加,使資產價格進一步下跌,金融資產負債表遭受更大損失,并且,新的系統性事件使恢復信譽的任務變得更加復雜。

即使在危機結束后,將有一段困難的過渡期,產出增長將顯著低于近期的增長率。將需降低金融杠桿率,這意味著相比最近年份,信貸增長將更低,融資將更加不足,特別是在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此外,在一些先進經濟體,當人口老齡化加速時,還需削減大規模財政赤字。另外,在主要先進經濟體,住戶有可能在一段時期內繼續重新積累儲蓄。所有這些都將對中期的實際和潛在增長造成影響。

這一困難和不明朗的前景要求在金融和宏觀經濟政策領域采取有力行動。過去的金融危機表明,拖延處理根本問題意味著經濟衰退的持續時間將更長,成本將更高,無論是按納稅人資金還是經濟活動衡量。支持貿易和金融伙伴的舉措(包括財政刺激和對國際資金流動的官方支持)將有助于支持全球需求,給各方都帶來好處。相反,采取貿易和金融保護主義對各方的損害很大,上世紀30年代以鄰為壑政策的經歷是一個清楚的警示。

金融危機從先進經濟體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興經濟體,金融聯系是主要的傳播渠道。

鑒于為新興經濟體提供巨額融資的先進經濟體銀行面臨資不抵債問題,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下降可能將曠日持久。

先進和新興經濟體需作出協調一致的政策反應,因為單是減少個別國家的脆弱性,不能讓新興經濟體免受主要先進經濟體嚴重金融危機的影響。

新興經濟體壓力陡增

在過去,金融危機從先進經濟體猛烈迅速地蔓延到新興經濟體。與此相符,在2008年第3季度,先進經濟體經歷的前所未有的金融壓力對新興經濟體產生重大影響。第4季度,所有新興地區金融體系各領域經歷的金融壓力均上升,平均而言,程度超過亞洲危機。

金融危機傳播的程度與先進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金融聯系的深度有關,尤其是通過銀行貸款。平均而言,新興經濟體壓力的變動幾乎與先進經濟體呈一對一的關系,但在各國之間存在巨大差異。有關壓力協動關系的實證分析表明,與先進經濟體的金融(即銀行、證券和外國直接投資)聯系越深,傳播金融危機的程度越高。在最近的危機中,銀行貸款聯系似乎是傳播危機的主要驅動力量。(見圖1)

銀行貸款方面與西歐國家間的密切聯系是新興歐洲國家發生嚴重金融動蕩的重要原因。自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西歐銀行在新興經濟體貸款流入中一直占主導地位。截至2007年年底,它們在新興經濟體的資產相當于先進經濟體GDP的10%,相比之下,加拿大、日本和美國銀行合在一起占GDP的2.5%。對新興歐洲的債權相對其GDP(目的地GDP)的比例在所有新興地區中居首。

證據顯示,銀行在此次危機中起關鍵作用,可能意味著對新興經濟體資本流入的下降將曠日持久。先進經濟體以往發生的系統性銀行危機(20世紀80年代初的拉丁美洲債務危機和20世紀90年代的日本銀行業危機)的證據表明,資本流動下降規模往往相當大,并延續較長時間。鑒于新興歐洲經濟體大規模的風險暴露,它們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見圖2)

先進經濟體和新興經濟體需作出協調一致的政策反應,以防止金融危機進一步升級和蔓延。單是減少個別國家的脆弱性不能讓新興經濟體免受主要先進經濟體嚴重金融危機的影響。在金融危機期間,較強的經常賬戶和財政狀況并無助于緩解來自先進經濟體的金融壓力傳播。然而,它們可能有助于抑制對興經濟體實際部門的影響,并有助于在金融壓力減輕后恢復金融穩定和外國資本流入。

伴隨金融危機的衰退通常很嚴重,從此類衰退中復蘇一般較為緩慢。如果此類衰退是全球同步的,那么它們往往持續時間更長,衰退之后的復蘇也更疲弱。

反周期政策在結束衰退和強化復蘇方面會起到幫助作用。特別是,擴張性財政政策似乎尤為有效。貨幣政策可以幫助縮短此類衰退,但不如平時有效。

當前的衰退可能會異常漫長和嚴重,且復蘇緩慢。然而,強有力的反周期政策行動,配合恢復對金融部門信心的行動,可能會改善復蘇前景。

全球同步長期衰退

通常來看,衰退時間短、復蘇強勁。一次典型衰退的持續時間約為1年,而擴張往往持續5年以上。從衰退中復蘇的力度較強,這是由于出現反彈效應的緣故。先進經濟體的衰退和擴張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來,衰退頻率降低,程度更溫和,而擴張則變得更持久。(見圖3)

但是,在衰退和復蘇期間,不同的沖擊伴隨不同的宏觀經濟和金融動態。特別是,伴隨金融危機的衰退通常程度嚴重、時間長。金融危機往往發生在貸款迅速擴張以及資產價格強勁上漲階段之后。從這些衰退中復蘇通常受到疲弱的私人需求和信貸的制約,這部分反映了住戶試圖通過提高儲蓄率來恢復資產負債表。復蘇往往受到匯率貶值和單位成本下降之后的凈貿易改善的帶動。

全球同步衰退比其他衰退的時間更長、更嚴重。除目前衰退之外,自1960年以來,樣本21 個先進經濟體中有10個或以上先進經濟體同時發生衰退的情況有三次:1975年、1980年和1992年。同步衰退的持續時間平均為典型衰退持續時間的近一倍半。由于外部需求疲弱,特別是如果美國也陷入衰退的話,復蘇往往較為緩慢:在1975年和1980年衰退期間,美國進口急劇減少造成世界貿易大幅度收縮。(見圖4)

這一分析表明,金融危機同時伴隨全球同步下滑可能導致異常嚴重和長期的衰退。從歷史上看,這種情況較為罕見,因此,在做出推斷時應謹慎。然而,目前的經濟下滑高度同步并伴隨嚴重金融危機這一事實表明,此次衰退可能是長期的,復蘇力度更弱。

宏觀經濟政策在降低衰退嚴重性和推進復蘇方面可以發揮有價值的作用。貨幣政策通常在結束衰退和強化復蘇中發揮重要作用,雖然在金融危機期間,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降低。財政政策在這些階段似乎可以起到更可靠的幫助作用,這與經濟行為人面臨更緊張的流動性制約時,財政政策可以發揮更有效作用的證據一致。財政刺激也同樣伴隨更強勁的復蘇;然而,人們發現,對于那些具有較高公共債務水平的經濟體來說,財政政策對復蘇力度的影響較小。(見圖5)

■政策聚焦

系統性風險積累

增加中期政策挑戰

導致當前危機的市場失靈的根源在于長期高增長、低實際利率和低波動性所孕育的樂觀態度,同時還有政策的失敗。金融監管沒有能力克服風險的集中和金融創新繁榮背后的有缺陷的獎懲因素。宏觀經濟政策沒有考慮到金融體系和住房市場當中系統性風險的積累。這給決策者們帶來了重要的中期挑戰。

現在的任務是擴大監管范圍,使其更為靈活,以覆蓋所有具有系統重要性的機構。此外,有必要制定一個宏觀審慎方法來進行監管,其中將包括減少順周期效應的報酬結構、穩固的市場結算安排、顧及低流動性證券的會計規則、旨在促進市場紀律的關于風險性質和風險位置的透明做法以及更好的系統流動性管理。

中央銀行還應該采取更廣泛的宏觀審慎視角,充分注意金融穩定和價格穩定,為此考慮到資產價格變動、信貸繁榮、杠桿程度和系統性風險的積累。財政政策制定者們還需要削減赤字,并使公共債務進入可持續的軌道。需要以更好的早期預警系統和更為公開的關于風險的溝通為基礎,加強國際政策協調與合作。

對于金融政策而言,合作特別緊迫,原因是國內行動可能對其他國家產生重大的溢出效應。與此同時,通過迅速完成多哈回合的多邊貿易談判,將恢復全球增長前景,而雙邊和多邊來源提供的強有力支持,包括基金組織提供的支持,可以有助于限制金融危機在很多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造成的有害的經濟和社會影響。

實施可持續性

財政擴張刺激方案

鑒于經濟下滑的程度和貨幣政策的效力所受限制,財政政策必須在向全球經濟提供短期刺激方面發揮關鍵作用。

經驗顯示,財政政策在縮短金融危機造成的衰退方面特別有效。然而,如果進行的努力損害可信度,提供財政支持的空間將受到限制。因此,政府面臨著困難的權衡,既要奉行短期擴張性政策,又要使人們對中期前景感到放心。一旦復蘇穩定地走上軌道,需要鞏固財政,可以通過強有力的中期財政框架來為此提供幫助。

然而,不應過早地鞏固財政。雖然政府在2009年采取了行動來提供大量的刺激,但現在很明顯,在2010年至少需要維持,甚或增加這樣的努力,那些有財政空間的國家應時刻準備在必要時采取新的刺激措施來支持經濟復蘇。應該盡量為此開展共同努力,這是因為,單個國家所采取措施的部分影響將傳到其他國家,使全球經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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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從緊貨幣政策”在我國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中提出不到一年，國內外宏觀經濟形勢發生了較大變化，“從緊貨幣政策”的前景如何成為目前宏觀調控的一個疑問。本文將從我國宏觀經濟形勢的最新進展入手，嘗試對從緊貨幣政策進行更深入的分析，對未來一段時間我國的貨幣政策的走向做出合理的預測。

2008年9月15日傍晚，中國人民銀行突然宣布提高金融機構貸款基準利率并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四年來首次提高貸款利率、九年來首次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的舉措在整個社會引起很大反響，同時也令理論界對國家在2007年底提出的“實施從緊貨幣政策”的方向產生了疑問。

一、解讀“從緊貨幣政策”

200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為完善和落實宏觀調控政策,防止經濟由偏快轉向過熱,防止結構性上漲演變為明顯通脹,在未來一段時間要實施穩健的財政政策和從緊的貨幣政策。在此之前，中國人民銀行已多次上調存款準備金率及利率，“從緊貨幣政策”的信號非常明確。

從“穩健的貨幣政策”到“從緊貨幣政策”，我們可以做出以下解讀：

1.2007年，CPI明顯上漲，國際油價大幅攀升，通貨膨脹壓力日益增大。針對2007年宏觀經濟當中非常引人注目的物價上漲問題，全球已給予普遍關注，而對于我國而言，食品價格的上漲帶動的物價節節攀升已經對宏觀經濟面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從緊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之一就是要嚴格控制通貨膨脹的加劇，確保宏觀經濟保持穩定快速的增長。

2.國內房價迅速竄高，房地產泡沫已全面形成；股票市場沖高回落，反映了市場的不完善及投資者的非理性。從2007年經濟發展的諸多特點可以看出，在保持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微觀層面出現的問題不容小視。通過從緊貨幣政策的實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進行經濟結構調整，使房地產、證券交易等過熱行業泡沫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緩解，規范市場操作，使市場回歸理性。

3.2007年，在奧運產業的帶動下，經濟仍然保持快速增長，其中，投資仍然保持較快增長速度，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首要因素。2007年企業景氣調查結果顯示，2007年以來宏觀經濟熱度指數持續攀升。在此背景下，人民銀行多次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并上調存、貸款基準利率，以吸引儲蓄、控制銀行信貸規模，解決投資增長過快、信貸投放過多、流動性過剩的問題。

二、當前國際國內經濟形勢分析

從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從緊貨幣政策”是在2007年我國宏觀經濟背景下應運而生的，符合一定時期內我國經濟發展特點的貨幣政策，將對我國宏觀經濟的穩定發展起到積極的作用。然而，自2008年以來，國際國內的經濟形勢發生了一些新的變化，中央銀行也適時地調整了貨幣政策的方向。

1.國際方面。美國次貸危機的全面爆發已使危機升級為金融風暴，不但使美國經濟受到重創，世界上許多國家和地區都被席卷，全球經濟面臨嚴峻考驗。從2007年8月次貸危機爆發至2008年9月，包括華盛頓互惠銀行等在內的美國的多家銀行倒閉，著名投資銀行貝爾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證券先后被收購或破產清盤；“兩房”、美國國際集團先后被政府接管。金融風暴席卷全球，導致全球大部分國家股市暴跌，各國金融機構及政府所持美元資產受損嚴重。2008年9月，國內部分商業銀行公布各自持有的“問題公司”的債券數量，直接導致滬深兩市股指連續爆跌，國內金融業受到重創。

2.國內方面。2008年，人民幣持續升值對出口仍有一定抑制作用；1月份南方重大冰雪災害、5·12汶川大地震、9月“毒奶粉”事件等對經濟增長產生一定負面影響。

但從宏觀經濟數據來看，2008年1月～8月份，我國CPI明顯下降，但PPI卻逐月遞增，反映了我國物價水平仍然處于高位運行的狀態，防止進一步通貨膨脹的壓力依然存在；固定資產投資沿續近年來的高速增長態勢，1月～6月份的增長幅度為26.3%，繼續保持較快增長，對GDP仍有較強帶動；奧運產業發展對經濟增長帶動仍然較為突出。因此，從總體上說，經濟持續走強的趨勢明顯，預計2008年經濟增長速度受負面影響較小，仍可保持9%左右的增幅。

三、當前及今后我國“從緊貨幣政策”的適用性

以上分析可以看出，2008年宏觀經濟增長仍然強勁，我國投資、消費的快速增長仍然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經濟當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對“從緊貨幣政策”提出了新的要求。筆者認為，在貨幣政策的制定和執行方面，中央銀行應該緊跟形勢，有針對性地選擇貨幣政策工具和目標，以促進經濟的穩定和持續發展。

首先，“從緊貨幣政策”的大方向還應堅持。雖然央行在2008年9月15日宣布提高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和貸款基準利率，宣告了央行結束了單方面降低“雙率”的緊縮性貨幣政策時代，但并不意味著我國的貨幣政策已進入到“擴張貨幣政策”的階段。經過上述分析不難發現，央行提高雙率的宏觀經濟背景是特殊的、暫時性的。如果剔除掉這些暫時性的因素的影響，透視我國宏觀經濟的基本面，我國經濟仍然保持較快的增長，拉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信貸等方面增長仍然強勁。就此看來，中央銀行不應就此放棄“從緊貨幣政策”，而應在未來一段時間內繼續堅持從緊的基本方向不能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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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7月21日，執政的自民、公明兩黨在第23屆參議院選舉中獲勝。在投票站出口民調中，72%的被調查者對日本放送協會（NHK）表示，他們認同首相的經濟政策。因此，這一結果也可以被解讀為日本選民對“安倍經濟學”給予了肯定。

何謂“安倍經濟學”？

“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是指日本第96任首相安倍晉三2012年底上臺后加速實施的一系列刺激經濟政策。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寬松貨幣政策，日元匯率開始加速貶值。目前，“安倍經濟學”的頭兩支箭——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已在市場上顯示出效果。而隨著安倍在選舉中獲勝，結構性改革這第三支箭也將射出。

在某種程度上，安倍出臺的這些擴張性經濟政策提振了股市，逆轉了日元連續6年的升勢。特別是其所倡導的寬松的貨幣政策，給了依賴出口的日本制造商一臂之力，但也引發了韓國、中國等國的不滿。據韓國貿易協會數據顯示，如果日元對韓元貶值10%，韓國對日出口額會減少4.1%。同時，日本貨幣泛濫必會導致國際上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從而致使中國企業的原材料成本提高。而日元貶值又會變相壓制中國產品的出口競爭力，從而對中國的出口制造造成擠壓。

統計發現，從安倍履新的2012年12月26日到2013年2月15日不到兩個月的時間，日元對美元貶值幅度就超過8.4%。結合國際環境，一些國家由此擔憂日本此舉可能引發全球貨幣競相貶值并助推新一輪貿易戰。安倍經濟學（Abenomics）要的是創造通膨預期，當消費者預期日本物價要上漲，所以對于一些本來就要購買的商品，就會盡快地去購買，因而帶動消費及投資，進而扭轉日本長年消費與投資極度低迷的狀況。

首先，安倍經濟學有三個主軸，安倍晉三首先強勢要求日本央行配合發鈔。其次，安倍在2013年1月11日通過了1170億美元，總數2267.6億美元的政府投資。在日本政府負債余額已超過GDP200%，高于全世界任何一個發達國家的情況，這樣大規模的政府舉債支出，當然也是高風險。最后，是日元貶值政策，自2008年9月金融海嘯爆發至2012年12月，日元相對美元升值23.62%，對照韓國在同樣一段期間內，僅小幅升值0.22%。

第三支箭難尋靶心

有分析認為，這項迄今為止以增加政府支出和由日本央行大舉放松貨幣為特點的政策能否讓日經指數持續走高，還要看最終的結構性改革。這也是“安倍經濟學”中最重要也是最艱難的一步。對此，外交學院副院長江瑞平認為，短期內，這“第三支箭”能夠對日本的經濟起到一定的促進作用，達到刺激效果，但若想贏得日經指數的長期增長，則還需要一系列周密的經濟政策予以扶持。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亞太安全與合作研究部的宋均營博士也提出了類似觀點。他認為，“第三支箭”的目的顯然是想從根本上扭轉日本經濟，但能不能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則是日本所面臨的最現實的問題。

英國《金融時報》曾報道，自2012年12月安倍當選日本首相以來，他相繼發表了一系列聲明和演講，概述了范圍廣泛的法律修訂計劃，以作為央行刺激計劃的補充。法律修訂計劃中包含的多層目標都會被寫入“國家增長戰略”中。

但直到今天，這項所謂的“國家增長戰略”中的許多舉措仍缺少細節。安倍政府承諾將在9月份拿出一套更具體的提議，這也引發了外界的廣泛好奇。江瑞平預計，對人力資源的改革確實會在“國家增長戰略”中占有很大地位，這符合當前日本社會發展的需要，也符合日本要重振經濟的目的。

寬松貨幣政策的利與弊

寬松的貨幣政策、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結構性改革。其中以2%的通貨膨脹為目標的貨幣政策已引發韓國、中國等的不滿。韓日企業在海外市場形成直接競爭局面，而雖然部分中國企業已開始與日本企業競爭，但出口產品重疊的領域仍不多。據韓國貿易協會數據顯示，去年韓國和日本50大出口產品當中26個重疊。該協會進一步預測：如果日元對韓元貶值10%，韓國出口額會減少4.1%。受最大影響的無疑是汽車行業，據韓國汽車產業研究所近期的報告，在日元對韓元貶值10%的條件下，韓國汽車出口額將會縮減12%。然而，無論是G7還是G20都默許了日元的暴跌，因為他們大多不會受到日元貶值而帶來的負面影響。再加上，除了加拿大，G7都在進行不同程度上的量化寬松。

縱觀整個“安倍經濟學”，江瑞平認為，寬松的貨幣政策是其最大的優勢，它適應了西方世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安倍希望通過新的公共開支計劃，通過通貨膨脹來刺激經濟發展的設想，也確實在日本國內外市場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其中也包含了許多弊端。比如，此前日本股市所出現的劇烈波動，以及對國債發行所造成的不良影響，而后者則會致使日本國民儲蓄無法轉換為有效的社會投資。

宋均營也指出，寬松的貨幣政策確實是“安倍經濟學”的一大亮點。但是，當今的日本社會十分復雜，整個社會中有許多問題，如人口老齡化、失業率高等。這些因素的存在會讓“安倍經濟學”負重前行。此外，這一經濟政策的推行也會對深化區域經濟合作起到負面效應。長此以往，甚至會讓日本在亞洲市場處于孤立地位。

賭博性的金融緩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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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稅收收入;財政支出;物價指數;稅制改革

中圖分類號：F812.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1-9255（2015）03-0038-07

一、引言

稅收是國家為了向社會提供公共商品（包括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憑借政治權力，按照法律規定進行的強制征收，是社會成員為獲得公共需要而支付的價格或費用。[1]稅收來源于經濟，對經濟又有重要的調控作用和影響。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1978―2013年的35年之間，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額驚人，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國的稅收收入狀況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1978年中國稅收收入為519.28億元，2013年增加到129206.64億元。對稅收收入影響因素的分析和研究有助于探索稅收收入的增長規律，預測未來稅收收入的發展趨勢。

對于稅收收入影響因素的研究大多選取各種經濟指標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判斷各經濟因素同稅收收入的關系。刁其田（2013）選取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進出口總額作為影響稅收收入的因素進行多元線性回歸分析，發現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進出口總額都與稅收收入呈正相關。[2]陳然然（2011）通過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商品零售價格指數、進出口總額、固定資產投資等五個指標對稅收收入進行回歸分析，發現影響稅收收入的主要因素是國內生產總值、財政支出和商品零售價格指數，各因素數量的變化引起稅收總量變化的程度由各自的系數來反映。[3]陳修玲（2010）[4]，高珊珊、陸琪（2011）[5]，王麗（2015）[6]都選取不同經濟指標建立多元回歸模型對稅收影響因素進行分析。

綜合上述文獻存在兩個方面的問題。一方面，由于選取的變量不同，選取數據的時間段不同，這些文獻得出的結論在揭示各種經濟因素對稅收收入的影響程度方面還存在爭議。例如，各個因素對稅收收入增長的貢獻程度是多少？哪些因素對稅收的影響程度更大？另一方面，這些研究都沒有考慮1983―1985年的國有企業利改稅和1994年新稅制改革，沒有在回歸模型中引入這兩個斷點。本文將從實證的角度，選取若干代表性經濟指標，應用最新的數據建立帶有斷點的多元回歸模型，利用STATA軟件通過OLS估計、相關性檢驗、Goldfeld―Quandt 檢驗等方法研究經濟增長、財政支出、物價指數及稅收政策等因素對國家稅收收入的影響。

二、影響稅收收入的主要因素

（一）經濟發展因素

經濟發展水平是影響稅收收入的生產力要素，兩者相關程度較高。這種相關性主要表現為經濟發展水平決定稅基的大小，決定著稅制結構的選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是稅收增長的基本源泉，而社會經濟發展可以通過國內生產總值（GDP）來反映。一般而言，一個國家 GDP 越高，稅收收入會越多。

同時經濟結構也是經濟發展的一方面，也會對稅收收入產生重大的影響。經濟結構即國民經濟各部門、各環節相互聯系的總體構成形式。它所包含的范圍十分廣泛，具體包括諸如部門結構、產業結構、產品結構、所有制結構、企業組織結構等。這些因素都可能對稅制結構的形成產生影響。不同的經濟運行制度，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稅制結構，這種制約關系，在社會主義轉型國家中的稅制結構選擇問題上表現的十分明顯。

（二）物價水平的變動

我國的稅制結構以流轉稅為主，而各種經濟指標都是以現行價格計算的，都會受到價格水平的影響。居民消費可分為商品性消費和服務性消費兩部分，其中，商品性消費的增長，在短期內促進了產品的銷售，減少了存貨的積累，可以增加企業的利潤，這種情況下，稅收收入可以得到保障。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費傾向于服務性消費及奢侈品的消費，而此類消費品的物價指數比商品性消費品物價指數高。另一方面，服務性消費存在消費的同時付款，在付款的同時消費的特點，因此形成欠稅較少，從而可以使稅收收入增加。

（三）財政支出的需求

稅收收入是財政收入的主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保障的完善等都對公共財政提出要求，在公共財力不斷增長、公共財政成為財政支出框架的背景下，民生難題尤其是老百姓特別關注的醫療、教育、住房、就業需得到各級政府財政的更多投入。因此對預算支出所表現的公共財政的需求對當年的稅收收入可能會有一定的影響。

（四）稅收政策的影響

自 1978 年以來我國經歷了兩次大的稅制改革，一次是1984―1985 年的國有企業利改稅，另一次是 1994 年的全國范圍內的新稅制改革。稅制改革對稅收會產生影響，特別是1985 年稅收陡增 215.42%。第二次稅制改革對稅收增長速度的影響不是非常大。自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以來，國家為配合積極財政政策的貫徹實施，對稅收政策也作了相應的調整，在鼓勵出口、投資、消費，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和調整收入分配等方面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伴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稅務部門稅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和稅收征管力度的加強，稅收收入具有快速增長的趨勢。

三、變量的選擇與模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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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反貧困，社會保障，財政政策

 

貧困是經濟、社會和文化落后現象的總稱。2010年是《中國農村扶貧開發綱要（2001－2010年）》實施的最后一年，也是扶貧工作承上啟下的一年。按照最新的扶貧標準（每人年收入1196元），2010年中國農村扶貧對象4007萬人，占農村總人口的4.2%，絕對量依然龐大。按國際標準（每人每日1美元），貧困人口數量更多。同時返貧問題更加突出，短期貧困人口約占貧困人口比例的三分之二。[1]可見，中國農村反貧困任務依然艱巨。文章從財政政策角度出發，研究如何解決農村貧困問題。

一、財政反貧困的依據

在市場經濟體制中，市場在資源配置方面起著基礎性作用。政府作為市場的補充，其職能主要被限定在公共品、外部性、自然壟斷和宏觀經濟波動等市場失靈或失效的范圍。政府履行其職能的經濟手段主要是公共財政。市場通過價格機制、競爭機制和供求機制在經濟發展中追求的是效率目標。按照市場原則，創造不同效率的人應該獲得不同的收益，勞動、資本、土地、企業家才能等應該按照其要素貢獻獲得相應的報酬，而各種原因導致的人們效率不同的客觀差異卻不被考慮。因此，單純依靠市場作用社會保障，經濟社會必然會出現貧富分化現象。貧富差距擴大到一定程度會引發社會動蕩，破壞正常的市場運行，降低經濟效率。可見，市場無法依靠自身來維持長期穩定的經濟效率和社會秩序。解決這一問題就需要政府發揮財政在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經濟穩定和發展方面的作用龍源期刊。財政可以通過所得稅、轉移支付、社會保障、直接補貼等手段來調節收入分配，對貧困群體給予扶持，使他們能夠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通過財政投資、政策優惠等引導資源向貧困地區配置，改善貧困地區的經濟發展環境。正是由于財政所具有的這種直接性和靈活性，使其在反貧困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我國當前農村反貧困工作的開展應該充分發揮財政政策的作用。

二、中國農村貧困形成的主要原因

1.自然條件和基礎設施的制約。農村經濟發展離不開地理、氣候、水文、資源等客觀自然條件，地域自然環境差是貧困產生的客觀原因。我國農村貧困人口主要分布中西部等邊遠高寒地區，這些區域自然條件惡劣，生態環境脆弱，自然災害頻繁，使得農村人口更易遭受自然風險的沖擊。另外，由于貧困地區地理位置偏僻，遠離城市和經濟中心，國家財政資金投入不足，交通、通訊、電力、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薄弱，技術、人才、資金等生產要素短缺等原因，經濟發展難以啟動。盡管近年來農村貧困地區的電力、通訊、廣播電視、道路等基礎設施條件已有很大改善，但在普及程度及戶均擁有量方面與全國平均水平相比還是存在一定差距。這些因素都直接制約著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2.教育水平落后。長期以來，政府對城鄉教育投入實行不同的政策。城市里教育和基礎設施，幾乎全是由國家財政投入，而國家在農村教育和基礎設施的投入則相當有限，相當一部分由農民自己來負擔。以義務教育為例，我國義務教育經費占教育總投入的比例始終低于60 %，農村義務教育的投入不足30%，農民人均年收入僅有城鎮居民的1/4 ，卻要支付比城市更多的教育費用。地方政府承擔著2. 3 億中小學學生和幾百萬教師的義務教育經費支出，而其財政收入又是極其有限的。教育投入的不足，直接導致農村教育的薄弱和農民知識的貧困。據統計，2003 年全國初中生輟學率為2. 84 % 社會保障，農村初中學生輟學率為5. 47 % ，并且每年農村還有130萬名兒童完成小學教育后不能進入初中學習。受教育水平低嚴重制約著農村貧困人口的收入增長。

3.農村保障體系不健全。在社會轉型時期，要消除農村貧困，縮小城鄉差別，我國的保障體系明顯滯后。據統計，目前有40%—60%的農民因為經濟拮據、生活貧困和醫藥費的迅速增長而無法正常就醫，因病致貧的農村人口數量也在逐年增加。另一方面，農村公共衛生的長期匱乏使農村公共防疫體系處于極度脆弱的狀況，一些已經消失的地方病死灰復燃，嚴重影響到農民的健康和發展。目前，我國的農村社會保障包括農村社會養老保險、農村合作醫療和農村最低生活保障三個方面。社會保障對農村的保障水平低、品種少、覆蓋率不高。即使有的農民參加了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由于社會保障工作開展的缺陷，很多地區出現了農村“退保”的現象。社會保障體系的不健全也是農村貧困人口長期大量存在的重要原因。

三、中國農村反貧困的財政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表明，農村貧困人口文化水平低下，農村公共產品供給不足，社會保障體系不健全等因素共同導致了貧困問題。要解決貧困問題，就必須從多方面出發，選擇符合我國當前國情的反貧困路徑，將開發式扶貧和救助式扶貧結合起來，一方面為農村脫貧創造所必須的客觀條件；一方面要提高貧困人口自我脫貧所必須的技能和素質；同時，還要為農村貧困人口提供必要的社會保障。筆者認為，要實現這些目標就應該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我國農村反貧困中的作用，增加財政投入，加大財政的反貧困力度，具體措施主要有以下方面。

1.完善農村的基礎設施，為農村脫貧提供客觀條件。基礎設施是否完善，直接影響著農村反貧困工作的效果。農村反貧困應針對農村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現狀，努力強化政府的公共服務職能，加快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通過完善農村的基礎設施，為農民參與市場創造條件。目前我國的農村貧困人口主要位于中西部地區社會保障，這些地區由于自然條件限制，基礎設施不完善，制約了農村經濟的發展龍源期刊。要使貧困地區擺脫貧困就需要政府加大財政投入力度，完善當地的基礎設施建設。各級政府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應當扎扎實實地辦好實事：加強對大江大河、污染、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等的治理；加大貧困地區公路建設力度，基本實現鄉鎮通油（水泥）路，進而普遍實現行政村通油（水泥）路，逐步形成城鄉公交資源相互銜接、方便快捷的客運網絡，方便貧困地區與外界的交通；加大貧困地區電網建設力度，啟動貧困地區電力設施建設，力爭使所有貧困地區早日通電，擴大電網供電人口覆蓋率；推進廣電網、電信網、互聯網建設，爭取實現“三網融合”，積極發揮信息化的作用；健全農村貧困地區公共設施維護機制，提高公共設施的綜合利用效能。

2.提高農村的教育水平，大力提高農村勞動力的素質。農村勞動力的自身素質是解決農村貧困問題的內在因素。農民素質是影響農村勞動力轉移和農民收入的關鍵因素，必須把它放到重要的位置加以解決。提高農村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三個方面展開：（1）提高農村的基礎教育水平。政府應該切實做好農村九年義務教育工作，將農村的義務教育工作落到實處，不要把義務教育的責任推給貧困地區的縣鄉政府和貧困兒童的家長，讓農村的適齡兒童都有學可上，從而提高農村人口的整體素質。（2）加強對農村貧困人員的職業培訓和教育，探索建立“市場引導培訓，培訓促進就業”的勞動力培訓與就業機制。為提高經費使用效果，必須依托現有培訓資源，利用競爭機制選擇培訓機構：將資金分配與培訓效果掛鉤、培訓與就業掛鉤；完善資金補助辦法，使受訓的農村貧困人員直接受益；加強農業科學技術知識的培訓或實用技術的指導，解決農民生產中的實際問題，使農民了解和掌握一些農業生產知識和實用技術，培養他們的實踐能力，提高農業人口的素質。（3）廣泛吸引社會資金投入農村教育。財政可以通過安排貼息、專項補助、稅收優惠等措施，引導社會資金流入農村貧困地區興辦基礎教育或參與學?；A設施建設；運用產業政策優惠、稅收減免等辦法，鼓勵企業和個人捐資貧困地區教育。

3.加快社會保障制度建設社會保障，進一步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農村社會保障水平低是貧困人口難以穩定脫貧的重要原因。健全農村貧困地區的社會保障體系應該從以下著手：建立和實行農村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按照農村經濟發展水平合理確定農村最低生活保障線，既要保障農村貧困人口的最低生活，又要防止保障標準過高而形成養懶漢的傾向；按照“風險共擔、互助共濟”的原則，著力完善政府推進、農民互動、社會參與的工作機制，加快建立以大病醫療統籌為主的農村新型合作醫療制度，不斷提高農民的醫療保障水平；進一步完善與城鎮職工標準相一致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制度，讓失地農民能夠真正享受城市化建設的成果；做好進城務工農民的社會保障工作，切實保護“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4.建立和完善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達機制。建立和完善農村貧困地區公共品需求和利益表達機制，就是要使得貧困地區需要什么樣的公共物品、先后的次序如何、需要多少以及利益訴求可以通過這種表達機制充分表達出來，并通過某種程序使這種需求變成官員決策的參考依據和行動目標。建立和完善農村貧困地區地方公共品需求和利益表達機制對于保持地方公共物品供求關系的相對平衡，減少公共資源浪費，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村貧困人口合理權益，改善干群關系，維護社會穩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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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帶著上述問題，我們于1999年上半年，在法國巴黎與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非成員國經濟處，以及oecd相關局處的專家學者就此進行了廣泛的研討：

一、oecd中絕大多數國家在過去的幾十年內，經常運用財政赤字政策調節經濟，促進經濟增長和求得社會穩定。到1998年，oecd中的意大利、比利時和希臘的政府債務占gdp比重超過100%；接近100%的國家有日本、加拿大；這一比重在50%-70%的國家有奧地利、丹麥、芬蘭、法國、德國、愛爾蘭、荷蘭、英國、瑞典、西班牙、葡萄牙；占40%左右的國家有冰島、挪威、澳大利亞；只有韓國和盧森堡兩國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比較低。

1997年前后，oecd國家開始減少赤字、降低政府債務占gdp比重。絕大多數oecd國家根據經濟預測，制定中期計劃，力爭在1999-2002年間，使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占gdp的比重都有所降低，只有日本和韓國的這一比重相對于1998年還會有所提高，預測日本的政府債務要由100%以下提高到100%以上。在最新一期的《oecd經濟展望》一書中，對oecd幾個主要國家的政府赤字和債務占gdp比重下降的趨勢進行了兩年的估計和預測。

這些國家財政赤字和債務占gdp比重下降的主要原因是：1.加入歐元體系的國家受到馬約的限制，要達到將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控制在3%以下，政府債務占gdp比重控制在60%以內的要求，為此許多歐元體成員國家采取了新的宏觀經濟政策組合。這種政策組合的基本思路是，在政府財政狀況與經濟低速增長兩者之間進行權衡，為把赤字占gdp比重控制在3%以下，容忍總供求不平衡留有少量的缺口。維持一定程度的失業率。2.少數國家由于近兩年來經濟增長較快，經濟運行情況較好，為縮小政府赤字和債務奠定了財力基礎。典型的是美國，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國政府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一直在3%，債務占gdp的比重在50%左右，其中1983年和1992年赤字占gdp比重突破了4%.隨著經濟狀況的好轉，美國于1997財年實現了收支平衡，并略有結余，結余占gdp的0.4%，預計這種平衡的財政狀況在不發生特殊情況下，可能會持續幾年。

二、為什么《馬約》把財政赤字占gdp比重不超過3%、政府債務占gdp比重不超過60%作為加入歐元體系的標準。目前在衡量我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規模大小時，常引用這一標準作為警戒線?！恶R約》在確定上述標準時，不是依據現成科學的經濟理論和計算公式。目前在西方宏觀經濟理論中，并沒有解決財政赤字和債務的最佳規模問題。《馬約》確定的上述標準是依據歐盟國家建立歐元體系時，德、法等國的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分別占gdp比重的現實狀況作為標準的。其關鍵的意義和目的不是3%和60%的數字本身，而是為了使加入歐元體的成員國都要將財政赤字和債務控制在大致相同的水平之下，以利于歐元體成員國之間在利率和匯率上的協調。值得說明的是，在《穩定和增長法案》中又進一步規定，并不是絕對不準許加入歐元體國家在任何時候和任何情況下，政府赤字和債務都必須在這一控制和限制線下。當一國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或戰爭情況時，準許該國政府在短期內突破這一限制，但必須力爭盡快將赤字和債務占gdp的比重降至這一標準之內。

因此準確地講，3%和60%不是赤字和債務的警戒線，而是歐元體系成員國的限制線。我們在運用這一限制線時，旨在與目前市場經濟國家已存在的赤字和債務規模相比較，說明當我們需要運用這一政策工具時，尚存在余地。但是針對中國的國情，究竟多大規模的赤字和債務是可以接受的，這要將財政放在整個經濟狀況中，針對不同的經濟情況，在經濟增長率、社會穩定需要和財政狀況之間進行利弊的權衡。具體說是在短期內犧牲經濟增長還是犧性財政平衡、容忍多大程度的經濟增長降低與容忍多大的財政赤字之間進行“兩害相權取其輕”的政策選擇。當然，這是在不允許有通貨膨脹的前提下的政策選擇。如果再擴展一點看，除以上“兩害”之外，通貨膨脹是另外“一害”。在經濟結構失調或遇到其他問題后，宏觀經濟政策的選擇，要在“三害”之間進行權衡，這是經濟結構調整，達到平衡必然要付出的成本，只是政府要權衡哪種成本或成本組合最低而已。

三、oecd在衡量政府赤字和債務規模大小時，主要使用的指標是財政赤字占gdp的比重和債務余額占gdp的比重，其次有時也使用凈赤字（一個財政年度的財政收支差額）或總赤字（凈赤字加上利息支出）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重。但是，基本上不使用一定年度的債務收入（即總赤字加上歸還債務本金）占當年財政支出的比重，即我國常用的債務依存度指標。為此，我們與oecd的專家也交換了意見。他們認為，許多國家政府在需要使用財政赤字政策時，債務依存度可能會比較高，如果使用我國這種指標的話，就根本不能發行國債了，政府的難題就無法解決。例如俄羅斯，去年政府債務收入占財政支出的比重高達三分之二左右。

我們分析，在市場經濟國家中，主要是把財政狀況放在經濟中考慮，不是單純地就財政論財政，而是把財政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手段和工具。他們在分析財政赤字政策和政府債務的利弊時，也是從財政對經濟的影響來分析的，而不是單就財政本身的狀況來選擇財政政策的。這恐怕是oecd國家為什么使用赤字和債務占gdp比重這兩個指標，而不使用我們的債務依存度指標的主要原因。

四、如何計算和估價政府債務的絕對額規模。這主要涉及到除國家預算公布的赤字和債務外，國有企業債券、潛在的社會保障欠帳、國有企業的虧損（對應于國有銀行的壞帳）應不應該算做政府的債務？oecd的一位專家指出，目前他們組織了專門的小組也在對各國政府債務的口徑和范圍如何規定和統計等問題進行研究。事實上，oecd國家在政府債務的統計和計算的口徑上，還不統一和一致。取得國際上對各國政府債務能夠統一和規范的統計口徑和范圍是十分必要的。所以他們認為，只能把我們上述提出的債務稱為政府的或有債務，即也可能是，也可能不是政府的債務。他們將繼續這一方面的研究工作。

幾點體會和認識：

第一、在改革20年后的今天，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基本框架在我國已初步確立。體制的根本性轉變要求我們原有的一些政策觀念也要發生轉變。在財政平衡政策問題上，轉變觀念也是十分必要的。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下，財政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居于主導地位，是國民收入的總樞紐。財政收支的不平衡就會導致整個社會資金和物資之間的不平衡。但是，在市場經濟條件下，財政在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中并不居于主導地位，初次分配主要是由市場調節。財政的角色成為“補缺口的上帝”（god of gap）。當社會總供求不平衡，出現缺口時，就要由政府通過財政、貨幣政策進行調節。財政赤字政策成為在社會總供給大于總需求時，政府增加需求量的重要政策手段。這種政策的采用，使得財政收支不可能達到年年的平衡。而且，實行財政赤字政策后，由于借債是彌補赤字的主要辦法，政府債務累計的還本付息額也使得政府財政收支難以做到平衡。因此，在市場經濟國家中，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成為經常的現象。政府可以提出和做出減少赤字和債務的努力，但是消滅它們，達到計劃經濟體制中的那種平衡，既是不現實，也是與總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相適宜的。從以上意義講，追求年度財政平衡的觀念是值得研究的。

篇10

在一個清冷的冬日早晨，巴蘇在世界銀行總部四層的辦公室就全球經濟形勢接受了《財經國家周刊》記者的獨家專訪。在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考?？?巴蘇看來，金融危機結束6年后，世界經濟走近一個令人不安的節點，和經濟預測本身一樣充滿挑戰。

美國成為世界經濟“單引擎”

《財經國家周刊》：過去一年中，世界經濟形勢發生了很大變化，您對此的基本判斷是怎樣的？

巴蘇：世界銀行剛剛下調了2015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之所以下調預期有1/3的原因在于歐元區和日本經濟疲軟。歐元區的情況比我們預想的要糟糕，就連德國這樣曾經的增長引擎也出現了停滯。歐元區的通縮的確是很嚴重的問題，我們馬上就會知道歐元區是否將會實行新一輪的量化寬松來刺激增長。而美國經濟可以說是一枝獨秀，世界經濟現在是靠美國“單引擎”來驅動。盡管這是不夠的，但是美國經濟好對世界經濟來說無疑是一個利好。發展中國家里，中國、印度、印度尼西亞的表現都非常好，但巴西的情況不是太好。

總之，世界經濟形勢不盡如人意。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又多了一個擔憂，那就是2008年發生國際金融危機時，各國的財政狀況還不錯，很多國家都有財政盈余，比如當時中國的債務就控制得很好。這就使它們在應對危機時有足夠的財政空間。然而危機過后，這些國家所擁有的財政“彈藥”被耗盡，需要重建財政空間，以防有新的危機發生，這些國家有充足的財力應對，對于美國、歐元區、日本、中國都是如此。

《財經國家周刊》：外界目前看好美國經濟前景，您剛才也提到世界經濟現在是靠美國“單引擎”在驅動，您能否具體談談為什么對美國經濟如此樂觀？您預計美聯儲會在今年什么時候啟動加息？

巴蘇：我個人對美國經濟前景還是很樂觀的。它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都運行得非常好，就業市場非常開放，各種不同類型的勞動力涌入增加了這個市場的彈性。雖然美國經濟不太可能持續去年第三季度5%的增長，但是如果能實現3%以上的增長對于一個高收入國家來說就已經是非常不錯的成績了。

關于加息，我并不想做任何具體預測，但我不認為它會很快發生。原因有三點：一是油價下跌會進一步壓低通脹，毫無疑問美聯儲會考慮這個因素;二是雖然美國就業市場的表現總體非常好，但是具體數據透露的信息喜憂參半。比如，雖然失業率下降得很快，但是工資上漲非常緩慢;三是美國貨幣政策對別國有巨大的外溢性。美國是目前世界經濟唯一的增長引擎，其他國家的情況不盡如人意，這樣的外部環境是否足夠好到可以讓美國迅速啟動加息？我的感覺是非也。從這些因素來看，加息也許會比人們預料的要晚。

《財經國家周刊》：新興經濟體目前增長勢頭似乎不如前幾年那么好。在這種情況下，美聯儲加息是否會給它們帶來更大的傷害？

巴蘇：關于加息帶來的傷害，我認為不會像預想的那么大。主要原因有兩點：一是美聯儲決定加息一定是在它認為美國經濟足夠好的情況下，這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是個利好;二是美國加息的同時，歐元區等經濟體將采用完全相反的政策，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可部分抵消美國加息給新興市場帶來資本流出所產生的影響。加息短期內將導致利率攀升，金融市場出現波動，發展中國家貨幣貶值會成為今年全球經濟面臨的挑戰之一。但是完成這些調整之后，正面的積極作用就會顯現出來。

低油價是改革的良機

《財經國家周刊》：現在大家都在猜測油價跌到什么時候見底？油價下跌會怎樣影響主要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制定？

巴蘇：我對目前的油價走勢有一些疑問：2008年油價從每桶130美元大跌至不到50美元，然后又很快反彈。我認為，這種情況不會在今天發生了。因為現在頁巖油氣的供應加大，頁巖油氣的成本在美國有些地方已經下降到每桶最低30美元，最高不超過70美元。所以，我認為油價還將保持低位，就算反彈也很難超過70美元。油價下跌會進一步壓低通脹，這在很多國家已經發生了，一些國家甚至還面臨通縮的風險。但是它們也有貨幣政策工具去對抗。我們很快就會看到歐洲中央銀行是否會實行量化寬松?？紤]到油價下跌的因素，美聯儲也有可能推遲加息。

《財經國家周刊》：最新的世行報告中提到油價下跌將給各國政府帶來改革財政政策的契機，您建議中國政府應該利用這個時機做些什么？

巴蘇：低油價將給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帶來增加財政“彈藥”的良機。石油進口國應該降低甚至取消燃油補貼，鞏固財政基礎以便未來有足夠“彈藥”推出刺激措施應對危機。尤其是中國現在可以利用低油價窗口來推進財政改革，降低整體債務水平。

目前中國政府債務占GDP比例達50%，在世界范圍來看并不算高，但明顯高于全球金融危機前的水平。雖然降低債務水平會影響經濟增速，但低油價有利于經濟增長，可抵消降低債務水平帶來的經濟增速下滑風險。盡管石油消費僅占中國整體能源消費的18%，但低油價仍有望推動中國經濟增長0.1%?0.2%。低油價還將帶動中國通脹水平在未來幾個季度繼續下降。由于中國是第二大石油進口國，如果2015年油價維持低位，中國經常賬戶順差占GDP的比重將提高0.4?0.7個百分點。

“國貨熱”讓全球貿易減速

《財經國家周刊》：我們看到，金融危機結束以來世界貿易不如之前那么熱絡，發生這些的原因是什么？這是否也是世界經濟減速的一個重要因素？

巴蘇：世界貿易格局的確正在發生一些有意思的變化。金融危機前，全球貿易年增速達到7%，2012?2013年全球貿易增速只有不到3.5%。雖然貿易仍然是促進發展的一種重要工具，但是這種工具不如以前那樣強大。但我們也應該看到，貿易增長放緩并不意味著經濟增長的放緩，人們的需求并沒有減少，只是越來越傾向于使用更多本國生產的東西來替代進口品。

導致全球貿易放緩的主要原因就是中國和美國對外貿易的放緩。過去10年中，中國的外貿發展舉世矚目，增速驚人。但是我們不能指望這么高的速度會一直持續。對于中國外貿的減速我并不感到意外。中國正越來越向自給自足的方向發展，中國以外貿驅動經濟增長的發展模式也不一定能夠被別的新興國家所復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