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政理論與政策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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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1.預算管理的指導思想要體現公共性。
我國要建立的公共財政是用來滿足公共需要的,這就要求作為財政主導環節的預算也要體現公共性,在預算編制、執行和監督全過程中要以滿足公共需要作為出發點,并設計相關的制度安排保證公共性的實現。
2.從發達國家公共財政的經濟看,預算編制要體現以下原則:
(l)公開性。指全部預算收支必須經人代會(議會)審查批準,并向社會公布,使之置于人民監督之下。
(2)完整性。指國家預算應包括它的全部財政收支,不準少列收支、造假賬、預算外另列預算。國家允許的預算外收支,也應在預算中有所反映。
(3)統一性。指國家預算是由中央級預算和地方總預算組成的。各級政府的財政收支都要列入各級預算中;下級預算都要包括在上級預算中;各級預算都要統一在國家預算中。
(4)可靠性。指預算收支數字的依據必須可靠,計算正確不能假定,更不能任意編造。
(5)年度性。指國家預算必須按年度編制,要列清全國的財政收支,不允許將不屬于本年度財政收支的內容列入本年度的國家預算之中。
(6)法律性。指編制的國家預算一旦經過國家最高權力機關批準之后,就具有法律效力,必須貫徹執行。
3.在預算執行過程中,要建立相應的配置、監督、會計和報告系統對撥款、資金使用和預算項目執行情況進行管理,以保證預算任務的完成,防止預算執行過程中因政府官員的“內部人控制”而導致預算執行偏離公共需要的軌道。
4.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建立相應的預算監督制度加強對預算的監督,保證預算支出用于公共需要。
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結合我國預算管理中存在的問題,我國的預算管理應進行如下改革:
1.明確預算管理的指導思想。
按照公共財政的要求對我國的財政收支進行全面檢討。在公共財政框架下,財政收入主要來自稅收,這就要求從理論上說明政府為何要收這個稅、那個稅,收多少稅,收這些稅和公共需要的關系是什么?不能想怎么收就怎么收、想收多少就收多少。我國目前財政收入中除了稅以外,還有大量的收費,這同樣要說明收費的理由是什么,在收稅以后,為何還要收費?如果這些收費是合理的,還要弄清楚這些收費收入是進預算內由財政統一支配用于公共需要,還是進預算外由各收費單位支配用于單位需要。以訴訟費為例,法院所提供的勞務屬于公共需要,其費用理應由國家財政安排。由于并非每個法人、自然人都要去法院打官司享受公共勞務,就是每個法人、自然人去打官司,每個法人和自然人打官司的數量也并非一樣,為公平起見,法院應收訴訟費。從理論上說,這個訴訟費應歸國家所有,而不應歸法院所有,這是因為國家已經支付了費用購買了法官的勞務;如果訴訟費歸法院所有,這就如同一個老板雇傭了一個經理,其經理經營所賺取的收入歸經理所有而不歸老板所有,恐怕天下沒有這樣的老板。
2.預算科目的改革。
根據公共財政的要求,我們認為應對預算科目進行如下改革:
(l)改變僅按行政事業單位、機構劃分的現狀,增加分類的標準。新的預算科目可按部門、功能和經濟性質三大標準分類。部門分類主要明確資金管理的責任者,解決“誰”的問題;功能分類主要反映政府支出的功能,明確“干什么”的問題;經濟性質分類主要反映收入和支出的經濟性質,明確收入的具體來源和支出“如何使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這種分類將把預算內收支、預算外收支和行政事業單位自收自支部分都納人政府收支分類范圍。這項改革是規范預算管理的基礎工作,它不僅為預算編制進一步細化,推行零基預算、綜合財政預算、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政府采購制度等一系列預算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礎,而且也會為強化預算監督、有效實施宏觀調控創造有利條件。更為重要的是,按部門、功能和經濟性質分類并向社會公布后,預算的透明度和公開性將大大提高,可大大避免以權謀私,保證預算符合公共需要;同時也迫使有關部門提高預算編制的水平和質量。
(2)細化預算科目。在大的分類下,盡可能分設若干款、項、目級科目,使人們知道錢是從哪里來的,支出是誰花的、花錢干什么的以及錢是怎么花的,從而有利于人代會和人民群眾的監督,增加預算的透明度和公開性。
3.推行科學的預算編制方法。
在收入方面,運用“標準收人測算法”編制收入預算,即根據歷史資料分析測算各項收人與相關經濟變量之間的比例,作為測算該項收入的參考標準,充分考慮相關因素對收入的影響,制定收入預算。
在支出方面,實行徹底的零基預算,推行績效預算。所謂零基預算,是指在預算編制時一切從零開始,對原有各項開支按公共財政的要求進行重新審核,而不僅僅是修改上年預算或審查新增部分。要推行零基預算,必須做好以下各項工作:第一,按照事權明確劃分各級財政的支出范圍,改進對預算外資金的管理辦法,建立實行零基預算所需的數據資料體系。第二,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弄清各預算單位實際使用和應使用的人員和資產。第三,區別不同單位情況制定不同的經費標準,準確行政事業單位正常經費定額。
零基預算在確定支出方面雖然比較公平,但它不能保證預算資金的使用效益,為克服這一缺陷,應引入西方國家普遍采用的績效預算方法。所謂績效預算,是要闡述和明確預算撥款所要達到的目標,為實現這些目標而設定的計劃要花多少錢,以及用哪些量化指標來衡量其在實施過程中取得的成績和完成工作的情況?？冃ьA算是一種以追求效益為目標的公共支出預算模式,要實行績效預算,必須對財政支出進行成本一效益分析,為此必須借鑒西方國家的做法建立起符合我國國情的成本一效益分析方法。
4.推行部門預算。
所謂部門預算,是由各部門編制,財政部門審核,經政府同意后報人代會(或議會)審議通過的、全面反映部門所有收入和支出的預算。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部門預算是一個綜合預算,既包括主管部門的預算,又包括下屬單位的預算;既包括一般預算收支計劃,又包括政府基金預算收支計劃;既包括正常經費預算,又包括專項支出預算;既包括財政預算內收支計劃,又包括預算外收支計劃;在預算內收支計劃中,既包括財政部門直接安排的預算撥款,又包括有預算分配權部門安排的資金。
實行部門預算,對于建立公共財政框架具有重要的意義:第一,實行部門預算后,將預算編制到部門、項目,大大增加了預算的透明度。公開性和約束力;將財政資金按公共財政的要求一次性規范地分解,由此可以有效地規范政府的管財行為、財政的理財行為和部門的用財行為。第二,將所有財政資金一次性公開、公正。透明地進行分配,經過部門建議、財政審核、政府決策、人大審議以及社會各界監督等多個環節,有利于預算分配過程中的規范操作,切實有效地保證資金分配符合公共財政的要求,有利于民主理財,防止因內部人控制所產生的腐敗行為和財政分配偏離公共需要的軌道。第三,實行部門預算有利于將分散的預算變成統一的預算,維護預算的完整性。
5.改進預算編制程序。
財政部門匯總預算單位的情況,形成自己的預算編制草案后,應在各級人代會經過一套嚴格的、實質性的修正、改進等步驟和程序。各級人大要建立專門的預算工作委員會(而不是現在人代會期間那種形式化的審查委員會)并給預算工作委員會足夠的審查時間逐條地提出修改意見。為了增加預算的公開性和透明度,在預算審查期間,要在相關媒體上公布預算的內容,讓廣大公民了解預算的內容。然后可由各級人大的預算工作委員會主持召開預算聽證會,接受公眾質詢。
6.調整預算編制時間。
鑒于我國目前預算編制時間過短、年初無預算可依和改革后預算編制任務繁重的情況,應將預算編制的時間提前。把預算編制的時間提前到上年初并在上年未完成下年度的預算審批工作。
7.提高預算執行的嚴肅性。
為了保證預算的公共性,僅僅進行預算編制的改革是不夠的,還必須加強預算執行的嚴肅性。為了保證預算執行的嚴肅性,要做好以下兩方面的改革:
(l)實行國庫集中收付制度。
國庫集中收付制度是對財政資金進行集中收繳和支付的管理制度。這種制度具有以下三個基本特點:一是財政統一開設國庫單一賬戶,各預算單位不再沒有銀行賬戶;二是所有財政收入直接繳入國庫,所有財政支出根據部門預算均集中到商品或勞務供應者;三是建立高效的預算執行機構、科學的信息管理系統和完善的監督檢查機制。
根據樓繼偉副部長的觀點,我國國庫集中收付制度的框架是:按照政府預算級次,由中國人民銀行開設國庫單一賬戶,并根據收付的需要選擇銀行,建立國庫單一賬戶體系,所有財政性資金都逐步納入各級政府預算統一管理,財政收入直接繳入國庫或財政指定的商業銀行開設的單一賬戶體系,財政性支出均從國庫單一賬戶體系直接支付到商品或勞務的供應者。其具體設想是:大額收入直接入國庫,零星小額收入先進入財政開設的集中匯繳戶,然后限量、限時與國庫清繳,逐步取消預算外專戶,并入國庫。取消各單位開設的預算支出賬戶,對大額財政資金,如工資、大型建設、修繕項目支出由國庫實行直接支付;對小額和零星支出實行財政授權支付,并定時、定量與國庫清算,賬戶資金使用情況定時向財政報賬。
篇2
[關鍵詞]政府;財政政策;自主創新;信息產業
1 政府通過財稅政策激勵企業研發的理論分析 。
企業是追求利潤最大化的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投資的決定因素是預期的投資回報率,如果研發投資的預期回報率高于其他投資,則企業就會自動的傾向于這項投資,反之則不會。研發投資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具有正的外部性,這種正外部性使得投資主體無法完全獲得由自身研發投資帶來的所有收益,即使在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相當完備的經濟環境中,也會由于專利保護的時限性和其他形式的知識溢出導致投資的私人回報率低于從整體來看的社會回報率,這意味著私人的研發投資水平低于社會最優的水平。jones和williams(1998)認為,保守的估計社會最優的研發投資會是實際投資的2～4倍。所以,無論在當今的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通過實施各種財稅政策來激發社會的研發投資是各國政府的一個必然選擇。
從總體上說,政府運用各種財稅政策提高或激發社會的研發投資主要來自于兩大方面。其一是需求方面,也就是通過對研發活動的直接財政補貼或稅收激勵降低企業的研發成本和彌補企業沒有完全得到的收益。這些措施在資本市場更加不完善的發展中國家相對會更加有效,因為在資本市場不健全的情況下,首先,由于缺乏足夠的風險資本的加入,企業不能通過外部融資來分擔風險,大企業可以轉向通過內部融資的方式來進行研發活動,中小企業則會因為缺乏風險資本的加入而無力承擔高風險的研發投資;其次,由于在更加不完善的資本市場中道德風險更加嚴重,使得企業為研發融資的成本更高,從而減小了對研發的投資。當政府通過實施各種財稅政策參與社會的研發活動時,則會大大改善這種研發不足的現象,從而促進了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最后是供給方面,政府可以發揮財政力量,通過增大對教育的公共開支,尤其是增大對高科技人才培養的支出從而為社會供給更多的科學家和工程師。顯然,在相同的研發強度下,具有更多的科研人才會提高社會科技創新的效率和產出,從而激發更多的研發活動。
事實上,政府從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出發的各種財稅政策的效果在不同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的市場環境以及不同的產業中是不盡相同的,因為影響企業創新的除了政策因素之外還有很多,比如經濟的開放程度、市場結構、企業的規模以及知識產權保護程度等,而這些因素是共同發揮作用的,所以,分析財稅激勵政策的有效性需具體考慮產業的內外部環境。本文分析促進我國信息產業自主創新的各種財稅激勵政策的選擇。
2 運用財稅政策促進我國信息產業自主創新的必要性
首先,信息產業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戰略性產業。信息技術是一種面向全社會各行各業的通用性關鍵技術,較強的滲透性吸引了世界各國對其發展的重視和支持。我國正處在加快工業化進程的關鍵時期,大力發展信息產業,對改造我國傳統產業、促進其他各行各業的創新和提高全社會勞動生產率有著重大意義。不斷提高我國信息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是國家實施信息化戰略,用信息化帶動工業化,走新型工業化道路的基礎和前提。
其次,我國信息產業大而不強,自主創新能力較弱。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經歷了起步階段、創建階段,進入到了目前的迅速發展階段。從2004年到2008年我國電子信息產業的銷售收入翻了一番多,從3.1萬億元增長到了7.1萬億元,年增長率高達24.8%。電子信息產業已成為我國工業中發展速度最快、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性和先導性產業。
盡管我國信息產業取得了迅猛的發展,也出現了一批具有較強創新能力的企業,但從整體上看,我國企業研發投入不足,自主創新能力較弱。通過下表可以看出,我國辦公、會計和計算機制造業以及廣播、電視和通信設備制造業的研發強度(用研發投入與工業增長值之間的比例來衡量)不僅遠遠低于發達國家還遠低于一些新興工業化國家。
通過上述比較可以發現,我國信息產業的研發投入不足,而研發投入是自主創新的根本保證,所以政府應該通過各種財政政策來提高企業的研發投入。
再次,隨著全球信息技術的迅速發展以及我國信息產業國際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國際競爭更加激烈,我國信息產業面臨著內外兩方面的壓力:一方面,雖然我國已成為世界電子信息產品加工制造的基地,但我國信息產品的技術含量不高,在很多核心技術上沒有自主產權,尤其是在集成電路、系統軟件、元器件等核心技術上,研發能力甚為薄弱。這導致了我國仍處在整個產業價值鏈的底端,產品附加值較低;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和跨國公司或通過制定更高的技術標準以及設置更多的技術壁壘來加強對信息技術的控制,或通過在我國國內大量申請專利來占領我國市場,加大了我國本土企業技術創新的難度,阻止了我國信息產業進一步打開國際市場。綜上,只有通過加大研發投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才能使我國信息產業取得市場競爭優勢,真正把我國信息產業做大做強。
3 提高我國信息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財稅政策選擇
3.1 充分發揮政府引導作用,加大對重大產業項目的財政支持
由于我國信息技術發展的基礎比較薄弱,一直以來信息產業技術創新自然地選擇了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模式。雖然在實施積極的技術創新和機制創新下,技術創新的水平在不斷提高,并且個別領域已經達到了世界先進水平,但整體上沒有處理好引進、吸收、再創新的關系,技術消化吸收的效率比較低,在大多數核心技術上還與技術先進的發達國家有很大的差距。從國外信息技術創新提升的過程來看,無論是技術創新能力最強的美國,還是實施技術追趕的韓國,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產業突飛猛進的發展,都離不開政府對一批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核心技術的行政干預和統籌安排。所以,必須要通過國家財政的大力支持,對我國信息產業發展具有戰略地位的核心技術進行攻關,從而獲得自身的核心競爭力和提高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
3.2 加大對企業技術創新的直接財政投入
相關統計數據表明,1995—2008年,我國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科技活動經費中由政府籌集的平均比例為4.4%,企業籌集的平均比例為85%,通過金融機構籌集的平均比例約為10.5%;電子計算機及辦公設備制造業科技活動經費中由政府、企業和金融機構籌集的平均比例分別為2.9%、88.8%和8.2%。這說明我國電子信息產品制造業的科技活動資金主要由企業自身籌集,由政府籌集的數量相當有限,而在我國信息產業整體的研發投入不足以及其他渠道融資不暢的情況下,增加政府財政的直接投入和對企業創新活動的扶持力度,是提高信息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有效措施。
3.3 通過制定各種稅收優惠政策激勵企業自主創新
與政府通過直接的財政支出加大對研發的投入相比,通過稅收優惠政策激勵企業自主研發將起到不完全相同的效果。首先,從理論上說,政府加大直接的研發投入可能會和企業研發投入產生互補,也就是起到促進私人研發投資的作用,但在有些情況下也可能會產生擠出效應,從而對整體研發投入增加的效果并不明顯,但稅收優惠的激勵政策直接降低了企業進行研發活動的成本和風險,從而增加了企業的研發投入。其次,稅收優惠政策可能更有利于以企業為主體的創新體系的建立。在制定具體的稅收政策上,一方面要根據企業新產品開發、新技術研發、技術引進等各種科技活動支出制定相應的稅收抵扣額,另一方面要不斷優化稅制,提高稅收政策的可操作性,并對各種技術創新的性質進行區分,特別對應用性廣的信息技術給予較大的支持,提高信息產業自主創新能力的同時也間接促進了信息技術的應用。
3.4 通過財稅政策為企業自主創新融資創造條件
信息產業所包含的大多數行業均屬于高技術產業,高技術產業的特點是具有更多的創新機會,同時由于技術的高端性以及技術更新快的特點導致了其研發的更大風險性,所以,通過金融市場為信息產業研發融資的難度更大。政府一方面可以制定通過財政提供貸款貼息的鼓勵政策,也可以通過政策性銀行為研發項目提供融資支持;另一方面可以通過鼓勵和推動風險投資資金的形成,從而促進民間資本對研發投資的支持。
3.5 加大對信息產業高素質技術人才培養的財政投入
人才是提高自主創新能力根本保證,也是增強科技創新能力的決定性因素。leiponen(2005)研究認為,在控制研發強度的條件下,技術性勞動力投入和創新產出之間存在正的相關性,并且colombo和grilli(2005)的研究發現,對高科技企業的發展而言,政府對高素質專業性人力資本的投資比其他形式的教育支出更加有效。針對我國信息產業目前專業性人力資本缺乏以及人才結構不合理的現狀,政府必須從供給角度加大對高素質技術人才的財政投入,進一步完善激勵機制,激發科技創新精神,充分調動各類人才的積極性,營造人才成長的優良環境,加快建設高素質技術人才和各類創新人才隊伍,為信息產業的發展提供人才保障和智力支持。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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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關鍵字】工商管理；財務管理；現代社會
1 我國工商行政管理機構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
1.1 隱瞞收入
以河北省為例，有的部門編制部門預算時少報上年結余資金和事業收入，有的部門編報部門決算時隱瞞年末結余資金；有些部門收取的行政性收費、罰沒款等非稅收入未及時足額上繳財政，有些部門超出批準的預算安排支出或自行調劑預算支出。
1.2 私設“小金庫”和公款私存，擠占挪用
以河北省為例，工商系統被查出“小金庫”的主要是將收取的企業登記費、門面出租收入交易費等未入賬，而是用于職工福利、購車等開支；將收取綜合管理費、市場管理費、服務費、攤位費、治安費、水電費等分別存入存折；有些工商局的出納員將規費收入和經費結余以個人名義存入存折，直接在賬外列收列支。
1.3 拖欠、截留應繳預算收入和財政專戶資金
以河北省為例，主要表現在：截留、拖欠應繳財政預算的企業注冊登記費、商標注冊費，經濟合同簽證費收入；截留、拖欠應繳財政專戶的集貿市場管理費資金等。
1.4 違反規定超范圍亂收費亂罰款
以河北省為例，有些工商行政管理部門沒有嚴格按照國家規定的收費內容、范圍、及標準收費，擅自立項收費，超范圍收費，超標準收費。其中一些工商部門超范圍收費，主要是繼續執行2006年財政部、國家計委取消了汽車、鋼材交易市場管理費。據統計，2008年全國共清理掉不符合規定的收費項目68項，清理關閉銀行賬戶11578個。
1.5 沒有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
以河北省為例，在預算管理、收費“收支兩條線”方面主要有經費超支嚴重，沒有依法辦理經費追撥手續、一些地方沒有嚴格貫徹執行行政性收費罰沒收入“收支兩條線”的規定、部分地方票據管理中存在較大的管理漏洞、規費代征管理普遍松懈等問題。
2 我國工商行政管理機構財務管理問題產生的原因
從總體上看，上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違紀問題的產生既有客觀原因，也有主觀原因。
2.1 客觀原因
2.1.1 歷史原因
（1）業務經費不足：以河北省為例，一方面：隨著政府職能的轉變，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減費因素不斷增加，決定收入呈現停滯或下滑趨勢；另一方面：隨著市場監管任務的不斷加重，工作人員的數量不斷增加，工資因素和辦公消費指數上升，決定支出呈現遞增趨勢。在目前工商財務體制不變情況下，收入和支出矛盾較大， 各級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經費都出現緊張局面。
（2）經費保障能力較弱：以河北省為例，由于工商行政部門業務經費不足，經費保障還不能完全到位，部分地區仍然使用行政性收費來保障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的各項經費需要。
2.1.2 工作性質原因
工商管理局除管理正常經費外，還要按規定要求進行行政性收費和罰沒收入的“收、管、用、繳”工作。這就增加了工商行政管理機構內部財務管理的難度，也為財務管理的違法違紀問題的出現提供了可趁之機。
2.2 主觀原因：
2.2.1 缺乏科學的理財思想
以河北省為例，在工商行政管理機構內部沒有充分認識到依法履行市場監管職能的重要性，守法意識差；沒有樹立預算觀念；沒有樹立艱苦奮斗、勤儉辦公的思想。
2.2.2 財務管理制度、體制不完善
以河北省為例，工商行政管理機構財務公開制度、財務內審制度、財務檢查制度、固定資產管理制度、政府采購制度、基建工程管理制度、罰沒物資管理制度等管理制度不完善，在體制上沒有落實新的財務管理關系等，給違法違紀行為提供了漏洞。
3 我國工商行政管理機構財務管理應采取的對策
針對上述工商行政管理機構財務管理存在的問題以及對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分析，應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工商行政管理機構的財務管理。
3.1我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樹立新時期工商行政管理的理財思想
我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樹立法制觀念、預算觀念，還要樹立艱苦奮斗、勤儉辦公思想和提高效益的思想。
3.2 我國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要加強財務制度建設和財務體制建設
3.2.1 加強固定資產管理
一要設置專門管理機構。對固定資產的管理要落實到部門，有專人負責，統一登記、管理。二是建立完善固定資產管理制度。論文百事通
3.2.2 推行政府采購
按照“公開、公平、公正、效益”的原則，大宗辦公用品、儀器設備、裝修裝潢等消費品集中由政府采購，提高資金支出的透明度和資金使用效益。
3.3 建立高效嚴格的財務管理體制
3.3.1 適應上下級關系的變化，迅速轉變觀念和行為方式
下級機關要堅決地貫徹執行系統財務管理辦法，經常向上級局匯報財務工作的情況。上級機關要加強對下級局的財務監督管理工作。
3.3.2 嚴格執行收支兩條線管理的規定
3.3.3 建立順暢快捷的上繳下撥渠道
在系統內部，抓好票據的使用和管理，做到應收盡收，應繳盡繳。在外部，要解決好與省財政的關系，加快經費的核撥速度；加強與銀行的聯系，解決劃款的時間問題、代收代繳款的上劃問題和代收網點問題。
3.4 我國工商行政管理機構要加強隊伍建設，提高財務人員素質
3.4.1 加強財務人員政治業務培訓
財務人員要努力學習黨和國家的各項方針政策，不斷提高自身的政策水平和政治素養。保護單位資產的安全、完整，確保國家法律法規和單位內部規章制度的貫徹執行。
3.4.2 加強財務會計知識，提高會計電算化管理水平
財務會計人員要努力學習財務會計知識，精通業務，做到人人持證上崗。對于那些業務不精且不努力學習的人員進行淘汰。要有效的發揮全系統對工商財務軟件操作作用，不斷提高全系統財務人員電算化水平和賬務規范處理能力，提高辦事效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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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發展的階段性特點
經濟增長理論是經濟理論發展的產物，其自身的發展及其與財政政策理論的相互關系，都與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點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經濟理論特點緊密聯系，呈現出一定的階段性。目前，一般認為可以分為五個階段：
（一）經典經濟理論。
經典的經濟學理論總體上看沒有明確涉及經濟增長的論述，也沒有涉及相關財政政策的論述。經典經濟理論在供給與需求關系方面采用薩伊的供給創造需求理論，認為市場會自動均衡，強調市場自由，發揮看不見的手的作用。但若深入分析，可以注意到經典經濟學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問題作了許多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生產資本積累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提出：“生產逐年擴大是由于兩個原因：第一，由于投入生產的資本不斷增長；第二，由于資本使用的效率不斷提高，在再生產和積累期內，小的改良日積月累，最終就是生產的整個規模完全改觀。這是進行著改良的積累，生產力日積月累地發展?！睆娬{了生產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他還分析了公共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動力作用，提出公共基礎設施是“為資本提供資本的資本”。亞當。斯密在他所著《國富論》中分析了一國財富增加的途徑，認為只有通過經濟增長才能實現財富的增加。亞當·斯密提出，社會財富的增加意味著人均國民產值的提高表現出來的個人財富的增加。在如何實現國民財富增加的途徑問題上，他強調了資本積累和資本的正確配置，這實際上強調了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關于資本的內涵，亞當·斯密認為不僅包括機器和工具、建筑物、改良的土地，而且還包括“社會上一切人所學到的有用才能，這種才能對個人和個人所屬的社會都是財產的一部分。”這實際上隱含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關于人力資本的思想。大衛·李嘉圖在《政治經濟學與賦稅原理》著述中，也包含了如何實現經濟增長的思想，并強調了資本積累在經濟增長中的動力作用，認為如果沒有投資產生的資本積累，經濟就不可能增長，增長過程就會停止。總之，經典經濟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已經有重要論述，但沒有形成經濟增長理論，也沒有提出財政政策問題，因此沒有經濟增長與財政政策關系的論述。這時對財政收支的分析主要是從利益和政治的角度進行。
（二）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
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在宏觀經濟分析和財政政策理論方面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被認為是使宏觀經濟理論成為了系統性的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一套財政政策理論。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是應20世紀30年代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背景而產生的，強調市場失靈，主張發揮政府在經濟總量調控中的作用，認為政府主要是通過財政政策干預經濟。該經濟理論從總量分析入手，以有效需求管理為核心，構建投資儲蓄曲線（1S曲線）和貨幣供求曲線（LM曲線）分析模型（IS-LM模型），進行了一系列總量分析。在財政政策方面，提出了財政政策和宏觀調控的目標主要是促進經濟增長、實現充分就業和保持物價穩定等：分析了財政收支規模變化對國民收入的影響，從而對財政支出、稅收等財政政策工具的作用、條件進行了分析，形成了相機抉擇等應用理論，其中許多結論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仍在運用。值得注意的是，在運用凱恩斯經濟理論進行財政政策分析時，必須考慮政策產生作用的條件。比如投資（政府支出）的乘數原理成立的條件就包括了5個方面：一是在投資中沒有引進進口的產品和服務；二是經濟中有足夠的閑置生產能力、勞動力和尚未充分利用的資源；三是總產值中增加值比例保持不變；四是增加值中用于消費的比例不變；五是居民消費構成沒有變化。當這些條件不能同時滿足時，投資的乘數原理就不能成立，這些條件實際上是短期性的具體表現?？傮w看，凱思斯經濟理論是從流量的角度分析了短期經濟波動問題，沒有對經濟保持長期、持續增長的動力機制進行分析，所提出的財政政策也都是只能在特定條件下產生短期效果的政策。
（三）新古典經濟理論。
新古典經濟理論是在凱恩斯經濟理論面對資本主義經濟中出現“滯脹”而束手無策的背景下，從20世紀60年代以來發展起來的，也稱為理性預期學派，是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起點和標志。該理論有三個重要特征。一是理論的前提條件。立足于長期分析，認為在長期中在競爭性領域市場機制總體上就是完備的（即所謂市場出清），信息總是對稱的，經濟總體能夠運用對稱的信息對經濟變量做出正確的預期，即理性預期。這樣的前提假設與經典經濟理論關于市場本身是完備的觀點相同，因此也被稱為新古典經濟理論。二是該理論的前提假設導致了政府干預經濟無效，即財政政策無效甚至有害的結論，因此該理論唯一的政策建議就是政府不要干預經濟。三是該理論使經濟學研究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分析，并且將經濟學研究方法和工具進行了重大改進，構造出許多數學邏輯嚴謹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因此，普遍認為雖然由于該理論認為財政經濟政策無效而在政策建議中無所作為，但卻在發展宏觀經濟研究工具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四）發展經濟學。
發展經濟學是20世紀60年代與新古典經濟理論相同時期發展的經濟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主要不同，是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問題進行診斷并提出政策建議。該理論的特點，一是在研究對象方面，不僅研究經濟增長（即GDP的增長率），而且注重相關的社會問題、生存環境問題等，即所謂發展問題。二是在研究方法上比較綜合，往往采取定性分析為主，用一些簡單的數學模型或圖形進行解釋，重點放在提出政策建議等方面。發展經濟學理論提出了許多有意義的觀點和建議，例如邁克爾·托達羅（MichaelP.Todaro）提出了發展的新經濟觀點，他認為，發展必須包括經濟加速增長、縮小不平等狀況和消滅絕對貧困，也包括社會結構、民眾態度和國家制度的重要變化的多方面過程。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核心價值：生存、自尊、從奴役中解放出來。此外，他還提出了發展的三個目標，一是增加基本生活必需品數量的可得性，二是提高生活水平，三是擴大對個人和國家可得的經濟和社會選擇范圍。西蒙。庫茲涅茨（SimonSmithKuznet，1971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定義，他認為“一個國家的經濟增長，可以定位為給它的居民提供種類日益增多的經濟產品的能力長期上升，這種不斷增長的能力是建立在先進技術以及所需要的制度和思想意識之相應的調整的舉措上的”，此外，他還提出了經濟增長的六個特征。保羅·羅森斯坦-羅丹（PaulN.Resenstein-Rodan）強調了社會基礎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他指出“要想有任何成功的機會的話，用于一個發展項目的資源就必須有一個最低限度水平。啟動一個國家進入自我持續增長，頗有點像讓一架飛機起飛。在飛機起飛之前，有一個超越的地面臨界速度……”，此外，他還指出了起飛所需的基礎設施資本形態、投資所需的儲蓄等方面的不可分性。岡納·米爾達爾（GurmarMyrdal，1974年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提出了著名的“回波效應”和“擴散效應”。所謂的“回波效應”是指經濟活動正在擴張的地點和地區將會從其他地區吸引凈人口流入、資本流入和貿易活動，從而加快自身發展，并使其周邊地區發展速度降低；而“擴散效應”是指所有位于經濟擴張中心的周圍地區，都會隨著與擴張中心地區的基礎設施的改善等情況，從中心地區獲得資本、人才等，并被刺激促進本地區的發展，逐步趕上中心地區。
目前，發展經濟學的許多前沿問題仍然很受人們關注，如農業中的制度與技術變遷問題、食物（糧食）保障問題、外部（貿易投資、外匯）沖擊下的宏觀經濟問題、經濟發展與勞務問題、發展中國家工業成功的解釋等。
（五）新經濟增長理論。
新經濟增長理論是宏觀經濟學最前沿的理論，該理論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致力于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研究。該理論在對經濟環境的前提設定方面與新古典理論相同，包括市場出清、信息對稱和理性預期等，該理論與新古典理論的根本不同是否定了邊際收益遞減的假設，認為在特定的條件下產出和資本積累都具有正反饋效應，經濟增長率是內生于經濟系統的，因此，經濟能夠實現長期持續的增長。該理論另一個突出特點是再次肯定了宏觀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并從全新的角度分析了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因此受到政府部門特別是市場經濟國家政府部門的普遍重視。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中的財政政策
以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和新經濟增長理論為主要內容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的宏觀經濟理論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影響，這里結合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主要內容，具體分析財政政策理論基礎的變化。
（一）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問題來源于對長期經濟增長的核算結果，包括對多國從1870年到1995年的100多年經濟增長核算和從1960年到1985年的25年經濟增長核算，結果發現僅有40%到70%不等的產出增長率來源于資本生產要素和勞動生產要素的投入。
（二）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框架。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體現了宏觀經濟理論向使用完備工具發展的趨勢，與此前的經濟理論形成明顯不同。其基本條件假設包括長期中競爭完備的市場、信息對稱以及經濟實體的理性預期等。在研究方法上的特點：一是從微觀機制入手分析宏觀經濟問題，注重宏觀經濟現象的微觀基礎。二是進行動態的數量分析，普遍采取構建數量經濟模型的方法進行研究，注重經濟分析的邏輯嚴密性和實證性。三是注重用數據檢驗理論推導結論的正確性。經濟增長理論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普遍采用的框架是：經濟活動的目標是追求由消費（或消費為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但消費和生產行為受到預算約束的限制，或者說受到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在目標和約束條件之間找到最優的消費增長規律、最優的資本積累規律以及最優的經濟增長規律；在這個框架下，通過目標函數和約束條件的不同特性，分析財政政策、生產技術、人力資本等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影響，這個框架即所謂拉姆奇（Ramsey）模型框架。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重要理論模型。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特點是對所研究的所有問題，都通過構建數量經濟模型進行分析，針對不同經濟問題，結合不同條件，構建了大量的動態經濟增長模型，以下介紹的是其典型的并與財政政策密切相關的模型及其經濟含義（各模型數學表達式略，可參見文后所列參考文獻）。
1.哈羅德一多馬模型。
這是凱恩斯經濟理論后期出現的模型，雖然嚴格地說還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模型，但卻是第一個出現的動態增長模型。該模型在微觀機制上假定企業的生產按照里昂惕夫生產函數進行，即資本（K）和勞動（L）不能相互替代，產出由資本或勞動中投入少的量決定（即所謂“水桶原理”，水桶容量由短邊決定），宏觀上采用凱恩斯的需求決定原理，即儲蓄全部用于投資，不考慮折舊，總產出中用于儲蓄的比例是固定的，勞動力是自然增長的。在這樣的條件下，推導出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條件是總產出、消費、生產資本存量和投資都要同比率增長，保持齊步走，其中任何一項產生波動，經濟會立即失去平衡，這樣的均衡增長被稱為“刀鋒上的均衡增長”，很難達到。為此，人們認為此模型不宜用來解釋和分析經濟增長實踐，或者說以需求分析為核心的短期波動理論無法分析解釋如何保持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問題。
2.索洛模型。
這是新古典經濟理論最典型的經濟增長模型，通常稱為新古典增長模型。該模型是在資本主義經濟出現“滯脹”的情況下，重新強調依靠市場本身的作用推動經濟增長，但與經典經濟理論相比較，對市場的環境條件作了更為全面的假設。新古典增長模型假定市場機制是競爭性的、完備的，信息是對稱的，經濟主體的行為是理性的。按此假設，市場經濟國家在國內普遍重視保持自由，競爭（防止壟斷），強調信息透明，注重政府職能主要在公共領域發揮作用。
在設定的條件下，新古典增長模型建立的微觀經濟機制是：家庭追求由人均消費產生的效用最大化目標，但受到家庭資產積累速度的預算限制；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目標，但受到人均資本積累速度的限制。無論是資產積累還是資本積累，都服從邊際遞減的規律。在宏觀經濟中，家庭向企業按特定價格提供勞動力和資本（儲蓄），獲得工資和利息向企業購買產品進行消費，企業按特定價格使用勞動力和資本，向家庭提品供家庭消費，并由此構造了人均資本積累等于人均投資減去折舊和新增人口的單位消耗的“人均資本積累方程”，并由此推導出結論，即在邊際產出遞減的情況下，宏觀經濟的穩定狀態是經濟增長率等于零，新增投資正好與折舊和新增人口消耗相等，即經濟增長率終將趨于零，停止增長，實踐中經濟之所以還在增長，是因為人們所不能控制的（即外生的，與產出、資本積累等都無關的）技術進步導致的。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由此項理論推導的結果得出了一系列經濟分析結論并解釋了人們觀察到的絕大部分經濟現象。主要結論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絕對收斂。即不同的經濟體人均資本（產出、消費）越低的，增長率應當越高，最終人均實際GDP將趨于一致。按此結論，窮國的人均實際GDP增長應當比富國更快，并最終趕上富國，即實現趕超。但通過對118個國家從196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表明，不僅沒有實現趕超，差距反而有拉大的趨勢。因此不同質的經濟實際上否定了絕對收斂結論。但是，對最初的20個OECD國家從1980年到1985年的數據檢驗發現，窮國的人均實際GDP確實增長的更快，明顯存在趨于一致的趨勢，因此比較同質的經濟集團，存在一定程度的絕對收斂趨勢，趕超較為容易。對美國各州從1880年到1990年的數據檢驗發現，較窮的州的長期人均實際GDP趨勢高于較富的州，實現了趕超，并趨于一致，表明同質的經濟確實存在絕對收斂。
二是相對收斂。即一個經濟體（一國）距離其自身經濟的穩定狀態越遠，其增長就越快，也就是從長期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個經濟體存在一個自身的穩定狀態，經濟如果離此穩定狀態較遠，就會以較快的速度增長，但隨著趨近此穩定狀態，增長速度也會逐漸變慢。同時，不同的經濟體具有人均實際GDP不同的穩定狀態，因此在一定的條件下，窮國可能永遠趕不上富國。
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似乎解釋了經濟增長方面的絕大部分現象，但卻不能解釋為什么發達國家的經濟并未停止增長，而且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許多發達國家經濟還實現了新的較快增長。此外，新古典經濟增長模型認為技術進步是外生的，財政政策是無效的等結論，也明顯與經濟增長的實踐不符，因此產生了新經濟增長理論，作出新的分析和解釋。
3.區域經濟模型。
這是一個分析存在貧富差距的兩個地區如何實現公平與效率平衡的模型，構建于20世紀60年代。此模型雖然是一個靜態模型，并不屬于現代經濟增長理論模型，但卻有利于分析不同發達程度地區的均衡增長問題。該模型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不能互相替代的生產函數（里昂惕夫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很低）確定的，則兩地區收入平等的唯一途徑是使富裕地區的人均收入降至貧窮地區的人均收入水平，即只能通過共同貧窮來實現公平。
二是如果兩個地區的生產是由資本和勞動能夠相互替代的生產函數（如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表明生產力水平較高）確定的，則兩個地區實現總體收入最大化（效率），并使兩個地區人均收入水平相等（公平）的途徑，既可以通過勞動力的轉移實現，也可以通過資本的移動實現。并且認為從短期看，移動勞動力比移動資本的總體成本更低。
4.線性生產技術模型。
此模型是新經濟增長理論最基本、典型的模型，由巴羅等人1990年構建。該模型與整個新經濟增長理論體系一樣是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的基礎上發展演變而來，最重要的突破是從宏觀經濟的微觀生產機制上否定了邊際產出遞減的假設，認為產出的增長帶來知識、技術等方面的提高，并將這些內容作為資本積累的內容構建模型（即內生化構建內生增長模型，也稱AK模型），以此為基礎分析宏觀經濟問題。線性生產技術模型的結論是，人均資本的積累如果包含人力資本積累，則產出就與資本積累成正比例關系，按此關系，只要將產出用于保持人均資本積累和人均消費的合適比例，宏觀經濟就能實現長期穩定增長。政府可以通過財政政策將用于資本積累的一部分用于教育等人力資本投資，就能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
5.生產型知識資本模型。
此模型也稱為邊干邊學模型，由羅默于1986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該模型的基本思路是認為社會總資本（K）在積累增加的同時，由于專利等封閉手段不可能對技術長期封鎖或保密，因此在長期中會增加全社會生產經驗，所有的單個勞動力（11）在不斷的生產投入中，通過教育、培訓等都具備了新的知識和經驗，從而提高了勞動者的整體效率，使得單個企業的邊際產出不僅不遞減，而且會保持穩定增長，從而在宏觀經濟上使人均實際GDP增長率保持穩定或不斷提高。該模型比較具體地分析了生產知識和經驗對經濟長期增長的動力機制，因此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一是政府和企業都要重視生產經驗和知識對長期經濟增長的作用機制，注重加強研發、不斷創新，獲得社會整體技術進步的外溢效應，提高社會生產的知識和經驗；二是發展中國家在引進資本的同時，要特別注重引進相關技術和消化吸收相關技術（有關分析認為，當年亞洲四小龍的高增長率與其在引進資本投資過程中消化吸收先進生產技術密切相關，而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由于這方面的不足并未實現同樣的增長）；三是政府應當通過制定行業技術標準等手段進行干預，提高相關行業乃至全社會生產技術標準，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
6.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
此模型由阿羅和巴羅在1990年構建，屬于新增長理論模型。模型提出了政府提供的生產性公共資本對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的動力作用機制，是新經濟增長理論對財政政策在經濟增長能夠發揮何種作用以及如何運用財政政策的一個理論分析。該模型在分析生產性公共資本（如交通、通訊、城市公共設施、教育等能夠直接服務于生產的公共服務）性質的基礎上，將生產性公共資本的外溢性納入微觀生產機制，通過理論推導得出的結論是，政府通過征稅用于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并將公共資本無償或低價格提供于社會生產，就能夠提高企業的邊際產出和邊際利潤，防止邊際產出遞減，從而提高長期人均實際GDP增長率。該模型還推導出了最優經濟增長率與最優稅率的關系。該模型的實踐意義十分重要：一是生產性公共資本的適當規模對經濟的持續穩定增長是必不可少的；二是稅收的比重應當適當，過低或過高都不能使長期經濟增長率達到最優，在其他條件不變時，最優稅收比重（稅率）應當與勞動力的產出彈性相等；三是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增加勞動力的投入就能夠提高經濟增長率，因此勞動力充裕的國家應當更加重視生產性公共資本投資。
7.一般擁擠性基礎設施模型。
此模型在生產性公共資本模型基礎上（該模型假定生產性公共資本是純公共性的）進一步考慮了生產性公共資本具有一般擁擠性（如道路擁擠會提高運輸的時間成本等）的情況下，對長期經濟增長的動力機制。通過推導得出的結論是：一般擁擠性的生產性公共資本能夠阻緩增長率的降低，從而提高長期增長率；生產資本的積累終將導致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擁擠，擁擠度越大，長期經濟增長率的衰減速度越快，生產性公共資本為純公共性時，存在一個穩定的經濟增長率；存在一個與擁擠度相適應的最優稅率，并認為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公共使用性，因此具有提高長期經濟增長率的作用。模型的經濟意義除與前一模型類似的外，還包括：生產性公共資本的投資建設應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政府征稅融資應當保持最優比率，應當保護性地開發和利用具有公共性的資源，注重環境保護，特別是要重視國家總體的環境保護。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特別是新經濟增長理論還對財政管理體制、各類稅收制度、政府債務、社會保障政策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進行了分析，構建了其他大量的增長模型，如貧困陷阱模型、小國開放經濟模型、多級政府轉移支付模型、技術變遷模型、人口遷移模型、生育選擇模型、勞動閑暇選擇模型、具有政府債務約束的經濟增長模型等，上述模型也有大量的變種，在此僅介紹了經濟增長理論的基本思路和一些典型分析。
三、現代經濟增長理論與財政政策的新特點
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對經濟增長的長期動力機制進行了大量的分析，并在許多國家的宏觀經濟管理中得到運用。在我國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新時期，在全面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過程中，為更加深刻理解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和精神實質，切實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保持經濟持續快速穩定增長，努力完成新時期財稅改革的主要任務和措施，應當重視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及其對財政政策影響的參考和借鑒價值。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影響下的財政政策新特點值得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1.財政政策實施范圍的綜合性。在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的影響下，財政政策由過去調節經濟總量為重點轉為涵蓋涉及社會和經濟領域的所有公共性問題，主要是推動經濟的長期穩定增長和保障社會的安全穩定這兩大方面。在保障社會安全穩定方面包括國防與安全、社會公平、社會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方面包括與貨幣政策的配合、財政本身的可持續性、提供公共品與公共支出、環境保護等方面政策。受現代經濟增長理論研究方法的影響，財政政策內容也往往是綜合性的，一項具體政策往往是將政策涉及的社會與經濟問題綜合分析，如財政體制、稅收問題、社會保障、勞動力經濟學、教育經濟與人力資本等。同時將國內問題與國際問題聯系起來分析，甚至專門研究全球問題，也是重要特征。
2.財政政策促進經濟增長的長期性?，F代經濟增長理論強調有效的資本積累對經濟增長的推動，因此在社會生產領域注重技術創新和新增生產資本的技術水平，注重產業結構調整，在社會經濟領域則強調外溢性強的公共資本積累。在此背景下，財政政策作為宏觀經濟政策丁具，從注重總量短期平衡為重點，轉為促進經濟長期穩定增長為重點。財政政策更加注重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注重在加強教育促進人力資本積累、促進技術創新和提高行業技術水平、改善經濟結構、保護環境資源等推動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動力因素方面運用財政政策。對于短期波動問題，只是在十分必要時才運用財政政策進行總量調控。即使有些國家（如美國）在評價赤字政策時，著眼點已非調節短期波動，而是通過促進有效資本積累推動經濟長期增長。因此，總量上穩健的中性的財政政策往往是常態的財政政策。
3.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配合中的穩定性。宏觀經濟的短期總量調控更多是運用貨幣政策，在此過程中注重財政政策（國債發行、赤字規模等）的穩定性，為貨幣政策提供穩定的運行環境，增加可控性，減少不可控性和風險。比如魯賓（美國財長）在2005年8月在美聯儲舉辦的“格林斯潘時代：對未來的啟示”經濟論壇年會上就說，債券市場走勢在很大程度上受包括財政政策走勢和未來財政狀況的影響，認為務必奉行穩健的財政政策，這有利于利率政策能夠發揮促進經濟增長的作用。他還強調了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必須密切配合。
篇5
關鍵詞 新古典綜合派宏觀財政政策
一、新古典綜合學派的概述
新古典綜合派是在二戰以后,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一批美國經濟學家的努力下,逐漸形成了的宏觀經濟學。所謂的“宏觀經濟學”是在凱恩斯基本理論基礎上的最新研究成果被綜合在一起而形成了。而傳統的經濟學理論,包括價格理論,消費理論,生產理論,市場理論以及分配理論和一般均衡理論與福利經濟學則被冠以“微觀經濟學”的名稱。
新古典綜合學派是繼“凱恩斯革命”之后起初最有影響力的凱恩斯學派,又先后自稱“后凱恩斯主流經濟學(Post-Keynesian Mainstream)”和“現代主流經濟學新綜合”。
反映這個學派理論觀點的代表著作是薩繆爾森的《經濟學》。在經濟政策上,主張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調節總需求,以減少失業、抑制通貨膨脹。在經濟制度方面,主張混合經濟論,即公私機構共同對經濟施行控制①。
二、當前國內外經濟形勢
美國次貸危機引起的金融危機對各經濟體都造成了不可低估的沖擊。受其影響,經濟已告別“高增長、低通脹、貿易流量大幅增長”的黃金時期,經濟增長減速、就業壓力加大與貿易保護抬頭使各國步入“多事之秋”。 美國第四季度GDP下降了4.5%,剔除貿易的貢獻,內需增長下滑顯著,個人消費和投資等降幅都比較大,制造業遭遇到近30年來最為嚴重的衰退,新的訂單和產量也降到了1948年以來的最低谷。與美國相似,歐盟經濟前景堪憂,日本經濟也添內憂外患,新興市場經濟體增長明顯放緩②。在這場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嘯中,中國也不能幸免。我國的GDP已增長放緩,已從以前的兩位數增長跌落至個位增長③。
三、從新古典綜合學派角度評析我國當前財政政策
從新古典綜合學派的角度,在凱恩斯的“需求管理”理論和擴張性財政政策思想的基礎上,新古典綜合派進行了兩個方面的創新。一是主張采取“逆經濟風向行事”的財政貨幣政策,以減少經濟周期對經濟發展的不利影響。
我國目前處在全球經濟衰退的背景下,經濟增長下滑的威脅正一步步逼近我國?，F階段我國應該通過主動的政策選擇,從需求、供給、制度改革等多個角度入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正如當下熱議的四萬億投資擴大內需之事:
一是加快建設保障性安居工程。二是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三是加快鐵路、公路和機場等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四是加快醫療衛生、文化教育事業發展。五是加強生態環境建設。六是加快自主創新和結構調整。支持高技術產業化建設和產業技術進步,支持服務業發展。七是加快地震災區災后重建各項工作。八是提高城鄉居民收入。九是在全國所有地區、所有行業全面實施增值稅轉型改革,鼓勵企業技術改造,減輕企業負擔1200億元。十是加大金融對經濟增長的支持力度④。
新古典綜合學派的第二個創新是主張在經濟上升期實行赤字預算、發行國債,刺激經濟快速增長。當前我國四萬億擴大內需資金的來源,中央政府承擔11800億,其它近三萬億。
由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各有特點,作用的范圍和程度不同,因此在使用哪一項政策時,或者對不同的政策手段搭配使用時,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所以政府應根據不同情況,靈活地決定。 在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關系方面,新古典綜合派有兩個基本主張:一是財政政策比貨幣政策更為重要。二是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應“相機抉擇”。
新古典綜合派又提出運用多種政策工具實現多種經濟目標。實現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微觀化。即政府針對個別市場和個別部門的具體情況來制定區別對待的經濟政策。這樣可以避免宏觀經濟政策在總量控制過程中給經濟帶來的較大震動,使得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調節更為靈活有效。例如,財政政策在穩健的前提下可采取有針對性的結構性松動措施。如大幅度增加對農業、農村基礎設施、社會保障及社區醫療等薄弱環節及弱勢群體的支出,尤其要加大對災后重建以及中西部縣域基礎設施的投入力度;繼續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的同時提高稅率水平,這樣也有利于緩解貧富差距的進一步擴大。
參考文獻:
[1]潘醒東.論新古典綜合學派對凱恩斯經濟學的發展.阜陽師范學院學報.2005.3.
[2]馬宏范.當前國際金融危機與中國財政政策選擇.經濟研究參考.2009.7.
篇6
［關鍵詞］政府信用；創新；國債轉貸
作者簡介：侯合心(1958―)，男，云南財經大學金融學院(昆明，650221)，副教授。研究方向：貨幣政策理論與商業銀行改革。
到2006年底，中央財政累計發行了約10500億長期建設國債，在所籌集的10500億元長期建設國債資金中，約三分之一是由中央財政以轉貸款方式間接注入投資領域的。［1］國債資金實行轉貸，是中央財政在政府信用運作方面的一項創新，這一創新的理論機制是：在國債資金運作中引入效益約束，借以強化政府信用的經濟效率。但是，在信用經濟學領域里，政府信用是一個與一般社會信用有著顯著區別的特定信用范疇，因此，改變資金運作方式是否能夠真正提高政府信用運作效率，值得研究。
一、政府信用的理論發展與政府信用創新
（一）政府信用理論發展歷史追溯
以凱恩斯宏觀經濟理論提出為界，政府信用理論發展大致可劃分成為兩個大的時期。
1.以古典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時期。從亞當•斯密古典經濟學肇端到凱恩斯宏觀經濟學理論的創立，經濟學理論經歷了一個半世紀的發展。盡管經濟學理論發展中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學流派，如新古典主義、奧地利學派、德國學派等，但總的說來，理論發展的基石仍然是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學。由于古典經濟學的經濟思想主旨是自由經濟和市場自我均衡，加之18、19世紀歐洲所處的特殊歷史背景，導致這一時期有關政府舉債研究的視角主要是政治而非經濟的。亞當•斯密在其經濟學巨著《國富論》中辟有“論公債”一章，專門討論國家舉債，但重點是從政治的角度透析國家舉債的兩大原因，即戰爭和奢侈。［2］(269)在亞當•斯密以后，英國的大衛•李嘉圖、約翰•斯圖亞特•穆勒和法國的簡•巴蒂斯特•薩伊等經濟學家，均在其政治經濟學著作中討論到國家舉債。他們的研究視角雖然重點仍然放在討論國家舉債性質，但已出現了從信用經濟學的角度研究國家舉債的端倪。如薩伊在其理論中第一次提出了“公共信用健全”的問題。［3］約翰•斯圖亞特•穆勒針對有人提出發行一定數量的公債為社會成員提供一種投資對象是合乎需要指出：“……就這一點來說，國債提供的便利是必不可少的”。［4］大衛•李嘉圖在其名著《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中，還就公債價格對證券市場和利息率的影響進行討論。
2.以現代宏觀經濟學理論為基礎的時期。1936年凱恩斯《通論》發表以后，經濟學理論領域發生了一場深刻的革命。從政治和經濟雙重意義看，凱恩斯的宏觀經濟理論不僅與資產階級革命關于對政府權力進行合理限制的政治學宗旨存在著某些微妙沖突，而且也與古典經濟學所倡導的核心思想發生了一些在當時看來難以調和的矛盾。僅就政府信用理論研究看，由于歷史背景特殊，在《通論》發表前，凱恩斯有關國家舉債的研究也幾乎都與戰爭有關，［5］但是，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對政府信用理論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因為它為政府信用理論擺脫政治視角局限提供了重要的經濟學基礎。二戰結束后，整個世界基本結束了傳統的、直接以戰爭為理由向公眾舉債的歷史，尤其是上個世紀80年代冷戰結束，世界進入高速發展的現代政治、經濟歷史時期后，世界各國政府發債籌集資金的政府信用行為，已完全奠基于政府調控和管理經濟的需要。
（二）我國國債轉貸政策與政府信用創新
以上所作的分析表明，在政府信用理論發展的整個歷史過程中，真正產生變化的是政府信用理論的研究視角，而不是政府信用的信用方式。政府信用方式未構成政府信用發展變化的重要內容，原因在于政府信用的基本規范一直保持著固有的形態。雖然在政府信用漫長的歷史發展過程中，信用工具、籌資方式等也發生了顯著變化，但政府信用作為社會信用總體構成之一種，其基本規范，如整體信用行為過程、籌資主體信用定位及信用資金運作基本流程卻始終保持著常規形式。這里我們撇開歷史以來政府舉債原因不論，政府信用的本質基本可以概括為：政府以金融工具為載體，以國家政權為基礎，面向社會和市場直接融資，在整個信用行為過程中，政府既是資金籌集者，同時還是資金使用者。
改變國債資金的運作方式是我國政府信用的一項創新，政策構思無疑是具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對轉貸政策進行信用理論分析和政策實踐考察后我們發現，政府信用資金運作方式改變對政府信用基本規范的影響是廣泛而深遠的。僅僅從政府本身看，它引起了政府信用基本規范的兩個重要改變：一是中央財政雖然還是公共信用的債務主體，但已不再是公共信用資金的使用主體；二是國債資金的運作管理不再是“資金使用”的意義，而是具有了“信用運作”的意義。如果進一步從財政功能和金融角度分析，引起政府信用基本范疇改變的實質性影響將更為深遠。從這個意義上講，1998年以來所實行的國債轉貸政策，作為政府信用創新內容雖然具有理論積極意義，但是否具有實踐積極意義將是值得深入研究的問題。
二、轉貸政策與政府信用改變
（一）常規政府信用分析
以國債資金運動鏈為基礎，可將常規方式運作國債資金的全過程劃分成為四個環節：第一是國債發行。即政府通過發行證券，從廣大民眾手中將資金籌集起來的階段，從金融理論角度看，這是一個具有典型信用特性的階段，因為債券發行成功，也就意味著資金使用權已從國債購買者手中分離出來并轉移給了政府，政府則因為獲得一定時效的資金使用權而必須向資金所有權者支付資金利息。第二是國債資金使用。國債發行完畢后，資金即在政府預算賬戶上聚集，政府緊接著會將籌集到的資金用于既定的政府支出。政府運用國債資金的行為歸屬于財政預算支出范疇，而不歸屬于社會信用范疇。第三是償債資金歸集。政府為了確保證券到期時向證券持有人還本付息，就需要有目的的歸集償債資金，而還債的資金取自于稅收，償債資金的歸集過程也就是財政預算收入安排過程，因而不屬于信用范疇。第四是國債兌付。當證券到期后，政府就要按照既定的還本付息條件兌付國債，很顯然，這是資金使用權與所有權重新歸于統一、債權債務得以解除的過程，因而屬于典型的信用范疇。
（二）政府信用改變分析
以轉貸方式運作國債資金，國債資金的信用環節發生重大改變，并導致了政府信用改變，以下從信用實踐和金融理論兩個方面來討論政府信用改變問題。
1.基于政府信用實踐的分析。在常規政府信用方式下，政府信用實踐和管理主要是中央財政的事情，地方財政實際是處在政府信用運作管理體系之外的，但在國債轉貸政策下，政府信用實踐和管理延伸到了地方財政部門，并且，政府信用改變在中央和地方財政的表現是不盡相同的。
(1)從中央財政層面看，轉貸政策下國債資金的籌集和債券到期后向公眾還本付息，與常規方式運作國債沒有區別，但政府信用資金的使用和償債資金的歸集卻發生了根本改變。從國債轉貸資金運用環節看，中央財政是采取與地方政府簽署轉貸協議的方式，將國債資金以貸款的方式注入到項目上去的。［6］由于中央財政與地方政府之間建立起了標準的借貸關系，中央財政的國債資金使用，已不再是依靠自主性財政收入來平衡的預算支出行為，而是被改變成了一種與銀行“發放貸款”可以等同的信用行為。此外，從與國債轉貸部分相對應的公眾債務還本付息資金歸集過程看，償債資金不再取自中央稅收，而是來自于地方政府和項目企業的還本付息資金，資金回流不再是自主性財政預算收入行為，而是債務人依據借貸合同履約的行為，因而中央財政歸集償還公眾債務資金的財政預算行為，實際改變成為與銀行“回收貸款”可以等同的信用行為。
(2)從地方財政層面看，國債資金轉貸地方后，使用主體主要有兩個：一個是地方政府；二是項目企業。［7］當地方政府自己作為國債資金使用主體時，轉貸資金則投資于政府的基礎性建設項目，原來意義上 “無償使用中央財政資金” 的行為，被改變成為“有償使用貸款資金”的行為，從信用形式上分析，此時的地方政府則相當于中央財政的 “貸款客戶”。當轉貸資金到期時，地方財政必須以其預算內和預算外可用于建設的財政資金歸還貸款本息，如果將中央財政的“貸款”行為與地方政府的“還貸”行為聯系起來看，它具有與銀行貸款客戶歸還銀行貸款等同的信用特質（區別在于中央財政不收取利差）。對于項目企業作為國債資金使用主體而言，地方政府則處于發放轉貸款的位置，這是因為國債資金是由中央財政統一轉貸給地方政府的，債權債務關系表現為：中央財政將資金轉貸給地方政府，地方政府再將資金轉貸給項目企業。理論上，地方政府處在先借入國債資金，再將國債資金貸出的信用中介地位。很顯然，財政作為信用中介借入再貸，是歷史上沒有的一種新型政府信用形式，“借入”和“貸出”行為顯然都不屬于常規的政府信用行為，同時也不屬于財政預算行為。就這個意義上說，國債資金實行轉貸，實際使地方財政改變成為 “信用中介”。
2.基于金融理論的分析。發債和償債分別是直接金融的起點和終點，作為直接金融的政府信用也不例外。但轉貸方式運作國債資金后，政府信用的直接金融特性被改變成為間接金融，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中央財政作為籌資者不再是資金的直接使用者，國債資金運作的四個主體――公眾、中央財政、地方財政和項目企業之間的關系已全部被信用關系覆蓋。政府信用從直接金融改變成為間接金融，可由國債項目企業不能還本付息的情況下得以充分證明，由于國債資金轉貸到地方項目的過程，同時也是地方財政層層簽署轉貸承諾協議的過程，只要項目企業違約并不能還本付息，地方財政一是要被迫用財政資金墊付項目企業還本付息虧欠，所遭遇的預算風險與銀行遭遇 “流動性風險”等同；二是要面臨如何處置因項目企業違約而產生的資產問題，其實質與銀行處置“風險資產”等同。
三、政府信用改變效應
（一）潛在地改變了社會信用現狀
從信用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政府信用改變對社會信用現狀將產生以下三方面影響。
1.潛在地擴大了社會信用總量。在沒有改變國債資金運作方式的情況下，中央財政作為直接融資主體在金融市場上發行債券籌集資金，其在整個社會信用中的信用定位與一個企業在金融市場上發行長期債券并無二致，其信用量均按照籌資規模大小直接計入社會信用總量。當國債資金實行轉貸后，雖然籌資環節沒有發生改變，但所籌資金使用環節發生了重大改變，國債資金運動過程所反映的信用環節已遠遠大于常規政府信用。盡管在社會信用統計中，國債直接融資總量占比仍然保持不變，但由于各級財政之間、地方財政與項目企業之間，發生多次借貸、多次信用承諾，國債資金運動所包含的信用總量實際已被大大擴張。中央財政以常規方式運作國債資金時，一元錢國債資金，僅僅就表現為“一借一還”的信用過程，但以轉貸方式運作國債資金，一元錢國債資金不再只是“一借一還”的信用過程。依據地方國債轉貸資金現行管理規定，國債資金轉貸到縣一級后，從中央財政發債籌資開始，一元錢國債資金的信用環節可達到“五借五還”。①“五借五還”的信用過程所反映的信用總量，顯然遠遠大于常規政府信用下“一借一還”所反映的信用總量。
2.潛在地增大了整個社會信用風險。之所以會產生這樣的后果，是因為國債轉貸使同一筆資金的借貸次數增加。依據信用風險理論一般原則，風險總量與信用規模和風險點是正相關關系，而風險點又與借貸次數直接正相關。假定每一次借貸發生風險概率相同，如果我們用方差來表示同等信貸資金規模之下，每發生一次借貸的風險量，以RB(1)和RB(2)來分別表示常規方式和轉貸方式運作國債資金的風險總量，那么，常規方式運用國債資金，即中央財政將國債資金直接無償撥付給地方使用的情況下則有：
3.在商業性信用風險與財政預算之間構建起一種關聯關系。一般情況下，微觀的商業性信用違約風險是不會對財政預算構成直接影響的，但國債資金轉貸后，政府信用改變成為間接金融并直接與國債轉貸資金項目效益、國債項目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相關聯。國債轉貸項目投資效益一旦出現問題，使用國債轉貸資金的項目企業就會違約，就會無力向中央財政還本付息，國債轉貸資金就不能正?；亓鞯街醒胴斦?。這一情形一旦出現，首先會造成地方財政墊付資金向中央財政還本付息，項目投資效益和項目企業經營行為實際就成為影響地方財政預算的不穩定原因；如果這一影響進一步擴大，最終導致地方財政無力墊資向中央財政歸還本息，中央財政就會被迫墊付資金償還公眾信用，中央財政原有的預算平衡就會被意外打破，國債項目投資效益和項目企業的經營行為進而也就成為影響中央財政預算的不穩定原因。［8］
（二）間接引起財政功能錯配
財政功能錯配主要是指：在國債轉貸資金運作和管理實踐中，現有財政職能與實際管理需要之間不匹配。
1.中央財政層面上的功能錯配。從常規政府信用運作看，中央財政始終具有雙重身份：一是代表國家管理整個政府信用，包括國債發行和兌付的相關政策法規的制定；二是在金融市場上充當直接融資主體。就第二重身份看，中央財政既是籌資主體也是所籌資金的使用主體。國債資金實行轉貸后，國債資金所反映的政府信用從直接金融改變成為間接金融，盡管中央財政作為政府信用管理者的身份沒有發生改變，但作為籌資主體的身份卻發生了改變，即中央財政成為間接金融主體而不再是直接融資主體。由于中央財政的政府信用行為不再限于發債和兌付，而是擴展和延伸到政府信用資金的借貸管理，中央財政國債資金運作實際相當于一種金融中介行為。但中央財政作為國家預算管理和政府信用管理的職能部門，無論是內部組織架構還是功能設置，無論是管理制度體系還是人才知識結構，都不具有間接金融運作管理的功能。
2.地方財政層面的功能錯配。地方財政不具有管理政府信用的職能，同時也不是金融意義上的直接融資主體。但是在國債轉貸資金的運作中，地方財政同樣具有雙重身份：一是就自身使用國債轉貸資金而言，地方政府是中央財政的“貸款客戶”；二是就轉貸項目企業的國債轉貸資金而言，地方政府是相當于承做資金零售業務的“信用中介”。常規政府信用之下，當中央財政按照無償方式運用國債資金時，地方財政是以預算方式接受中央財政撥款，只承擔按用途使用資金的職責，不需要以信用管理方式去管理這些資金，國債資金的使用和管理與地方財政預算功能并行不悖。
真正導致地方財政功能錯配的是轉貸給項目企業使用的那一部分國債轉貸資金的管理，就這一部分國債資金的資金關系而言，項目企業實際是地方財政的“貸款客戶”，國債項目資金一旦違約，必然導致地方財政墊資，信用風險必然轉為地方政府的預算收支風險。從這個意義上講，地方財政近似于承做信用資金零售業務的“信用中介”，履行的是間接金融經營管理職責。在我們國家，地方財政與中央財政在職能和功能設置上是一體的，所以，地方財政同樣不具備對間接金融行為進行有效管理的功能。
四、簡短結論和思考
理論上，以有償方式使用國債資金，在政府信用運作中引入效益機制，對于提高政府信用資金的使用效率無疑是有積極意義的。但是，從國家審計署2003年6月、12月兩次國債資金審計報告和一些文獻反映的情況看，國債資金投資和管理低效實際已成為經濟生活中的現實問題。2007年是地方政府開始向中央財政還本付息的第5個年頭，②根據國債轉貸的時間梯度估計，到2008年，各地方政府和項目企業將進入向中央財政還本付息高峰期。進入還本付息高峰期后，一些國債項目效益問題突出的地方，［9］國債轉貸資金問題就會轉化成為現實的社會信用問題和財政預算問題。
鑒于以上分析和國債轉貸資金的現狀，要達到從政策制度上解決政府信用創新中遇到的問題，政府信用管理部門應著手做兩個方面的重要工作：一是要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對國債轉貸政策的科學有效性進行再評估。一般而言，對于任何一項經濟政策，不僅要從經濟理論上深入分析其科學合理性，避免引起政策概念判斷混亂，而且還要從實踐意義上去考察政策與政策實施環境之間的匹配水平。如果不具備一個可以保證既定政策目標實現的政策運行環境，即使理論上具有一定合理性，政策的實施也是應該慎重的。二是要根據國債轉貸政策實踐需要，對現行管理制度進行適應性調整，現時的情況是，國債轉貸政策上的政府財政功能錯配問題，在地方表現得尤為突出。為促進國債轉貸資金的后續管理，財政功能錯配效應必須予以弱化，很顯然，我們不能企圖從財政部門的組織架構和功能改造等去實現和達到這一目的，最可行的辦法是調整和完善現有的國債轉貸資金管理制度?？偟膩碚f，國債轉貸管理制度的基本原則和內容，應從國債轉貸資金的間接金融特性出發，盡可能參考銀行資產管理和風險控制原則，使管理制度與管理需要相適應，最終到達弱化財政功能錯配的目的。
從2003年以后，中央已逐步減少了長期建設國債的發行，國債轉貸方式運作的資金也相應減少，但畢竟在過去9年時間中，已有近4000億國債資金以間接金融的方式投入到實際經濟領域，以每1元國債資金帶動了地方、部門、企業配套資金和銀行貸款5元來計算，［10］約4000億元的國債轉貸資金實際帶動全社會投資是2萬個億，如果這一估算大體符合實際的話，國債轉貸資金低效所反映出來的問題就將不僅僅局限于國債轉貸資金本身。從這個意義上講，在2008年國債轉貸資金還本付息高峰期到來之前，加緊對相關制度的研究和調整，顯然是
具有現實意義的。
注 釋：
①“五借五還”：只要項目企業不能按預期實現投資效益，歸還國債轉借資金本息受阻，層層財政墊資償還國債轉貸款的過程，表現為以下復雜的信用關系：企業向縣財政借錢，而這筆錢又等同于縣級財政向地區財政借，以此類推，地級財政向省級財政借、省級財政向中央財政借、最后是中央財政向公眾借，正好發生五次借貸。
②根據1998年財政部公布的《國債轉貸地方政府管理辦法》第九條規定，中央轉貸款的最長期限發達地區為6年，西部地區為10年（農村電網均為15年）。2001年6月16日，財政部又以“修訂《國債轉貸協議》部分條款”方式下文，全國統一將國債轉貸資金的償還期限延長到15年，還款寬限期也統一由原來的2年延長至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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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ment Credit：An analysis in the Central Government Lending Policy of Treasury Bond Fund
Hou Hexin
Abstract：The lending of the Treasury bond fund is one kind of innovation of the operation way of government credit. Theoretically, it is advantageous to enhance the using efficiency of the Treasury bond fund to use the Treasury bond fund adopting the way of credit. But, according to all kinds of auditing reports and literature, it has the obvious disparity between theoretical expectation and the real effect of the lending police of the Treasury bond fund. As the “fastigium” of refunding is coming in 2008, the low efficiency of the Treasury bond fund gradually shall become the real credit problem.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and timing to think again with the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ment credit in theory and practice.
篇7
關鍵詞：海外并購 金融支持 金融所有權優勢
在后金融危機中國企海外并購活動頻繁時期，以往產業資本參與支持的海外并購已力不從心，迫切需要金融資本的加入來解決“資金瓶頸”問題，金融資本與產業資本的完美結合能更好的促進中國企業跨國并購順利完成。在當前跨國并購已逐步替代綠地投資成為中國海外投資最主要形式的背景下，對于海外并購金融支持的專門研究已迫在眉睫。本文在理論上以微觀企業分析和宏觀金融支持相結合為視角分析中國企業海外并購金融支持問題，為海外并購研究提供理論分析框架。
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理論研究回顧
國外學者有關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的研究較少，主要有Gary C.Hufbauer, Rita M. Rodriguez（2001）《21世紀的美國進出口銀行―一條新途徑？》收錄了美國進出口銀行成立65周年的相關研究文章，主要介紹美國進出口銀行的經營環境、對美國企業出口的支持作用及所面臨的問題等。
國內學者對于海外投資與金融服務支持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
一方面是中國“走出去”戰略框架下，將政策性金融服務支持與商業性金融支持相結合宏觀總體把握金融服務對于海外投資的支持。嚴明（2005）在《海外投資金融支持―以中國企業為對象》第一次全面的闡述海外投資與金融服務支持問題，是國內第一部研究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的專著。其研究主要有以下特點：研究對象比較廣泛，其所研究的海外投資支持問題主要指“走出去”戰略框架下的對外直接投資，包含了對出口、對外工程承包、綠地投資、海外并購等“走出去”內容的總體支持探討；第一次建立了海外投資金融支持問題研究的理論基礎，此專著理論上沿著錢納里“雙缺口”理論分析思路，在凱恩斯國民收入決定理論的框架下，建立海外投資金融支持需求分析模型，其突出的理論貢獻彌補了以往此研究領域的理論空白；對有關概念和理論進行系統的分析和總結，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海外投資及金融支持風險分析和手段分析，其涵蓋內容全面深入；對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現狀分析客觀全面，同時介紹了國外發展情況并予以中國借鑒，提出中國企業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的發展與戰略選擇等。
另一方面是單純從政策性金融服務的角度討論其對于海外投資的支持。佟志廣（1996）以中國進出口銀行的業務實踐探討了政策性進出口金融支持功能。白欽先、徐愛田、歐建雄（2003）詳細介紹了世界各國進出口政策性金融機構及管理體制并予以比較。虞瑾（2006）從理論論證和最小二乘法實證論證外匯管制放松、國內金融深化、政策性金融支持等三大政策量化指標推動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必要性和影響力，并提出完善中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金融政策支持體系的對策建議。黃人杰（2007）認為政策性資金的運用應當以間接模式為主，通過以少量的政策性資金帶動巨量社會資金的杠桿效應，改變商業性機構和社會投資者的風險―收益分布，提出要進一步研究開發型金融和以市場化方式實現政策性目標的運營機制等問題。
以上文獻主要從理論的角度定性分析“走出去”戰略框架下的海外投資的金融支持問題，其涵蓋的范圍較為廣泛，不僅包括商品和勞務的對外輸出，即對外貿易和對外承包工程等對外經濟交往形式，還包括資本的對外輸出，即綠地投資、跨國并購等跨國合作經營開發等對外經濟交往形式，對于以跨國并購方式的對外直接投資的金融支持的專門研究還尚屬空白。同時還發現，以往文獻中定性研究居多，主要討論政策性金融支持的功能作用，及其與其他形式的金融支持之間的關系，研究視角主要在國家戰略層面和宏觀政策層面。然而對于中國企業自身而言，海外并購過程中何種形式的金融支持是其迫切需要的，如何針對企業金融支持訴求因地制宜地實施金融支持促成企業海外并購，是本文關注的問題。
海外投資金融支持理論研究的應用分析
本文試圖將微觀企業金融實力融入宏觀金融支持分析中，一方面在理論上將嚴明（2006）海外投資金融支持需求理論研究成果應用到海外并購金融支持研究中，論證政府與金融部門對企業海外并購支持需求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將企業自身金融優勢置于OIL框架下作為企業所有權優勢的一部分，將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對企業的支持通過企業財務金融實力表現出來，表明宏觀金融支持有利于增強微觀企業金融所有權優勢，以此研究海外并購金融支持問題，起到拋磚引玉作用。
（一）海外并購金融支持“雙缺口”需求理論
本文借鑒嚴明（2006）海外投資金融支持需求理論，沿用“雙缺口”理論的分析思路，對海外并購的金融支持需求進行理論分析，總結不同類型的支持需求。設在某一時點上，一國的資本數量為Ct。封閉條件下，一國資本供給來源于企業自我資本積累E、金融儲蓄S和政府稅收T之和。資本需求主要由企業自我資本積累的使用E、社會資本I和政府支出G組成。因此有：
Ct= E +S +T =E +I +GS +T =I +G
在開放經濟條件下，將外國資本（僅討論跨國并購的對外直接投資形式）流動考慮在內，用Ci表示外國資本流入，Cx表示跨國并購對外資本流出，有：
Ct= E+S+T+Ci=E +I +G+CxS+T+Ci =I +G+Cx（Cx-Ci）=（S-I）+（T-G）（1）
通過變形推導得出上式（1），等式左邊代表一國跨國并購資本流動情況，等式右邊（S-I）表示該國金融部門對企業資金支持（商業性金融支持），（T-G）表示該國政府部門財政支持（政府財政補貼資助及政策性金融支持）。等式（1）說明一國的國際資本（跨國并購）流動與該國國內的資金供應狀況和國家財政情況有關，當一國出現資本跨國流動、本國的資本存量發生變動時，本國金融部門與財政部門也相應調整，最終達到國家經濟均衡。
當一國跨國并購形式的資本輸出大于資本流入（Cx-Ci）>0，金融部門的融資支持與政府部門的財政支持之和必大于零，說明如果出現因企業跨國并購引起的資本輸出除了有企業的內源性融資支持，必然會引起金融部門的外源性融資和政府部門的財政資助。
將外國資本流入移至等式右邊，等式（1）變形：Cx=（S-I）+（T-G）+Ci（等式2）由于外國流入的資本Ci大多進入國民經濟各個實體經濟生產流通領域成為生產性資本或準生產性資本來實現資本價值的增值，其以現金形式流入金融系統的量很少，轉化為本國對外投資的資本（成為融資來源）可能性非常小，因此外國資本流入很難有效支持本國跨國并購，Ci趨向0，由此等式（2）可簡化為：
Cx=（S-I）+（T-G）（等式3）
如等式（3），當本國進行海外并購的資本輸出時，Cx>0，為保持等式平衡，相應的本國的金融支持和政府政策財政支持也增加，且跨國并購規模越大，商業性金融支持和財政金融支持需求也越大?？鐕①徺Y本流動Cx規模受到金融部門融資支持（S-I）和政府部門財政支持(T-G)限制。當金融部門認為當時海外投資風險太大，不愿意承擔融資支持而導致商業性金融支持不足時，出現“金融支持缺口”。此時為保持經濟平衡，需要財政部門提供財政政策性支持來填補此缺口。相反，如果政府因財政支持力度較弱出現“財政支持缺口”時，需借助民間金融儲蓄的力量，調動社會中潛在的商業性金融資源支持跨國并購。若此支持來源因高風險而意愿不強，政府可提供相應的風險保障措施免除商業性金融支持的風險問題。
以上理論分析表明，企業海外并購有強烈的資金和政策支持訴求，其規模受限于金融部門的商業性金融支持和政府部門的財政金融政策性支持。
（二）OIL框架下外部金融支持與企業自身實力結合的企業金融所有權優勢分析
海默（1960）在壟斷優勢論中提到跨國公司一方面自身擁有雄厚的資金實力，另一方面借助其在國際上良好的資信順利獲得國內、外金融市場的融資，而鄧寧在OIL框架下概括為企業的融資信用優勢和融資成本優勢（1983）、金融資產優勢（1993）。Jens Forssb?ck, Lars Oxelheim(2008)則將金融要素納入企業所有權優勢中論證其對促成跨國并購的重要性，其將企業金融特有變量總結為企業股票價格銷售率、海外上市、負債成本、阿特曼財務危機預警機制、政府補助、稅收減讓、自由現金流等。Oxelheim（2001）提出支撐所有權優勢三大金融策略：獲得并保持全球性成本和資本可獲得性；獲取財政補貼或稅收減讓以增加自由現金流；實施價值創造為基礎的風險管理項目。
由以上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根據中國企業情況加入融資擔保與投資保險服務的政策性支持因素，形成基于企業金融所有權優勢的海外并購金融支持理論分析框架。本文認為資金實力是海外并購企業的金融優勢的中心，企業需考慮如何最大化利用資本進行海外并購的同時使成本最小化，其中包括資信實力、融資來源和成本、相關政策支持三大要素。企業擁有良好經營業績形成的資信實力并能獲得低成本的外源融資和政府財稅政策支持的優勢就是企業金融所有權優勢。具體而言，資信實力體現在企業控制內部現金流能力（自由現金流）和反映財務風險控制能力的公司信用評級（阿特曼財務危機預警模型Z值）兩方面；低成本外源融資表現在企業在國內、外市場的資本性融資（市收率、海外上市）和債務性融資能力（負債成本）；政府財稅政策支持是使企業獲得來自政府的財稅支持（稅收減讓、政府補助）、融資便利及融資擔保與投資保險的能力（融資擔保與保險）；通過內部經營和外部支持結合增強企業的金融實力形成所謂的企業金融所有權優勢。
本文認為，對中國企業海外并購不應盲目進行金融支持，應以企業自身實力為基礎，提供針對性多形式多渠道支持，不僅可保證國家資產安全，而且可以避免由于政府政策支持力度加大使一些本身實力較弱、資信較差的企業逆向選擇而所引發的道德風險問題。因此支持思路如圖1，對企業自身實力測評基礎上，商業性金融機構為企業提供低成本的商業性融資和海外上市融資服務以填補金融支持缺口，政府針對性政策為實力和資信不同的企業提供相應的稅收補貼支持和政策性融資支持填補財政支持缺口。
結論與未來研究方向
本文將國內有關海外金融支持理論與國外學者OIL框架下對企業金融因素的研究成果研究相結合海外并購金融支持問題，認為應在企業內部資信實力基礎上提供商業性金融支持和政府財稅金融支持來增強企業的金融所有權優勢，從而促成海外并購。限于文章篇幅，本文在理論視角上為海外并購金融支持研究提供分析框架，為后續的實證研究提供理論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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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最初的專著性西方財政學是從經濟學角度展開論述的，巴斯塔布爾指出，“從最初意義上看，財政科學是經濟研究的產物?！保ㄗⅲ築astable，C.F.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1892，P7.）漢特（Hunter，M.H.）1921年《公共財政學大綱》第一章第三節標題就是“公共財政學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盡管作者接著于下一節“公共財政與其他學科的關系”中，也指出了財政學與政治學、歷史學的密切關系，（注：Hunter，M.H.OutlineofPublicFinance.NewYork：Harper&BrothersPublishers，1921，P4，PP5-7.）但并不否定他的關于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觀點。
與這種經濟學觀相反，西方財政學在其發展過程中，開始出現了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觀。道爾頓（Dalton，H.）1922年的《公共財政學原理》一書，第一句就指出，“財政學是介于經濟學與政治學之間的一門學科?！保ㄗⅲ篋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3.）不過，由于英美早期財政思想傳統的影響，直至本世紀50年代末為止，認為財政學是經濟學分支的看法在西方財政學中占據了主導地位。這種主張隨著社會抉擇理論從60年代開始逐步被納入西方財政學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因為社會抉擇論從威克塞爾開始，就是主張政治程序進入財政分析視野的。為此，作為社會抉擇學派代表人物的布坎南，在1960年《公共財政學：教科書導論》一書“前言”中就指出，財政學是涉及經濟學與政治學兩個方面的學科。（注：Buchanan，J.M.ThePublicFinances：AnIntroductoryTextbook.Homewood：RichardD.Irwin，Inc.，1960，pvii.）此后盡管許多財政學著作不再指出財政屬于何種學科，但由于它們所包含的有關社會抉擇論的內容，總或多或少涉及到政治學的分析。所以，現代西方財政學盡管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具有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將其視為純經濟學科的看法，顯然是缺乏說服力的。
財政學僅屬于微觀經濟學還是微觀經濟學與宏觀學兼有？
宏觀經濟學是本世紀30年代凱恩斯主義出現之后的產物，在此之前西方財政學是談不上以宏觀經濟學為基礎的。財政政策是宏觀經濟學的重要內容之一，隨著財政政策的成功運用，它逐步進入西方財政學中而成為其重要內容，就很自然了。這樣，西方財政學除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之外，同時出現了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威廉斯（Williams，A.）1963年的《公共財政與預算政策》一書，就鮮明地體現了這點。該書體系分為兩大部分，即“A編：微觀經濟學”和“B編：宏觀經濟學”，前者分析的內容包括稅收、政府支出和預算范圍等問題，后者則分析了經濟結構、經濟穩定與增長、預算與經濟政策等問題。（注：Williams，A.PublicFinanceandBudgetPolicy.NewYork：PrederickA.Praeger，Publisher，1963.）紐曼（Newman，H.E.）1968年的《公共財政學引論》指出，公共財政學所分析的政府三大任務，即穆斯格雷夫所指出的效率、公平和穩定，前二者屬于微觀經濟學，而后者即穩定任務則屬于宏觀經濟學。（注：Newman，H.E.AnIntroductiontoPublicFinance.NewYork：JohnWiley&Sons，Inc.，1968，P223.）溫弗雷（Winfrey，J.C.）1973年的《公共財政學：公共抉擇與公共經濟》，也將財政的微觀與宏觀問題分開論述，即該書第三篇為“微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稅收與公共支出；第四篇為“宏觀經濟學與公共部門”，分析凱恩斯主義、貨幣主義等的財政政策。（注：Winfrey，J.C.PublicFinance：PublicChoicesandthePublicEconomy.NewYork：Harper&Row，Publishers，1973.）此外，其后還有許多西方財政學也包括了財政政策的內容，表明傳統地只局限于微觀經濟分析的西方財政學，已開始接納宏觀經濟內容了。
但與此同時，許多西方財政論著仍堅持了原有的微觀經濟分析傳統。這點，只要看一看許多西方財政學仍然不包括財政政策的內容就可明了。布朗（Brown，C.V.）和杰克遜（Jackson，P.M.）1978年的《公共部門經濟學》就明確指出：“……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發展，是限制在微觀經濟學理論的知識范圍內的。微觀經濟學理論，尤其是一般均衡分析的發展，在20世紀50年代使公共部門經濟學發生了質的飛躍。目前公共部門經濟學的理論發展，應直接歸功于微觀經濟理論?！保ㄗⅲ築rown，C.V.&P.M.Jackson.PublicSectorEconomics.Oxford：MartinRober-taon，1978，P7.）瓦格納（Wagner，R.E.）1983年的《公共財政學：民主社會中的收支》一書，也將財政學研究對象歸入微觀經濟學中。他指出：“公共財政學的研究有兩個主要分支：公共抉擇和運用微觀經濟學。……運用微觀經濟學，檢驗的是公民個人對公共抉擇的反映?！保ㄗⅲ篧agner，R.E.PublicFinance：RevenuesandExpendituresinaDemocraticSociety.LittleBrown&Co.，1983，P4.）羅森（Rosen，H.S.）的《公共財政學》在1995年的第四版中，仍未將財政政策內容包括在內，并且也如同其他許多主張財政學僅屬微觀經濟學的財政學論著一樣，設有專門的微觀經濟學基本內容的篇章，作為全書的理論基礎。（注：Rosen，H.S.PublicFinance.4thed，Homewood：Irwin，1995.）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財政學屬于微觀經濟學的主張。
進一步看，就是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括宏觀經濟分析內容的許多學者，也仍將財政學的分析基點和重點放在微觀經濟分析上。在西方財政學界有著很大影響的阿特金森（Atkinson，A.B.）和斯蒂格里茲（Stiglitz，J.E.），在其1980年的《公共經濟學教程》引言中指出，“最認真地說，（本書）不打算包括穩定和宏觀經濟政策內容。……在穆斯格雷夫時代，他可以在其《公共財政學理論》（1959）中包括210頁的有關穩定政策的內容。然而，自那時以來，經濟學出版狀況變了，人們在文獻中對該問題作了大量的精彩描述。所以，我們的重點僅放在（政府）目標而不是穩定政策上?！保ㄗⅲ篈tkinson，A.B.&J.E.Stig-litz.LecturesonPublicEconomics.NewYork：McGraw—Hill，1980，pxv&P4.）盡管這段話表明了作者并不反對財政學也包含有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至少表明了作者仍是將財政學重點和基點放在微觀經濟學上的。對此，米爾利斯（Mirrlees，J.A.）在奎格里（Quigley，J.M.）和斯莫琳斯基（Smolensky，E.）1994年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總結性地指出：“在穆斯格雷夫的《公共財政學理論》中，他以三個政策目標：配置、分配和穩定等術語，概括了他的主題，……。該書以超過200頁的篇幅研究了穩定問題，即我們現在稱之為宏觀經濟政策的問題。在較后的教科書即阿金森與斯蒂格里茲的《公共經濟學教程》（1980）中，宏觀經濟政策問題被排除了。……公共經濟學，甚至公共財政學，被認為僅涉及配置和分配問題。而穩定問題則被留給宏觀經濟學及其教科書?！保ㄗⅲ篞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然而，西方經濟學關于微觀和宏觀的劃分，本身就存在許多問題而爭論不休，這造成了西方財政學的爭論和困惑。也是在奎格里與斯莫琳斯基主編的《現代公共財政學》中，由戴門德（Diamond，P.）撰寫的第八章名為“配置與穩定混一的預算”，資源的配置屬于微觀經濟學問題，而經濟的穩定屬于宏觀經濟學問題，因而該標題清楚表明了作者將宏觀經濟分析和微觀經濟分析兩大內容統一于財政的意圖。（注：Quigley，J.M.&E.Smolensky，ed：ModernPublicFinance.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4，P213.）
附帶應指出的是，即使在主張財政也應包括宏觀經濟學內容的西方財政學著作中，其體系內容的大部分以及基礎部分仍然是微觀經濟分析。因此，西方財政學在這一問題上的分歧，不在于有沒有包括微觀經濟學基礎，而在于有沒有包括宏觀經濟分析的內容。
總之，盡管現代西方財政學已或多或少地加入了宏觀經濟學的內容，但從根本上看，它沿襲的仍然是微觀經濟學的傳統。此外，西方財政學在其上百年的發展過程中，還隨著微觀經濟學的變化而變化。早期西方財政學專著已包含了福利經濟學思想，這在道爾頓《公共財政學原理》第二章“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中就有反映。作者在該章中批判了薩伊的“金律”，即“最好的政府是支出最少的政府，最佳的稅收是數額最低的稅收”的觀點，反對了傳統的“稅收邪惡論”，提出了財政和稅收的社會利益最大化原則。（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7—15.）此后，作為微觀經濟學分支的福利經濟成為西方財政學的理論基礎，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問題的分析，最終落實到社會福利函數所確定的最大效用點上。這使得西方經濟學關于公共經濟學的效率分析，與私人經濟學的效率分析一樣，都統一到福利經濟學基礎上來了。這是西方財政學完全建立于市場經濟基礎之上的理論表現。
西方財政學的價值理論基礎
不管是主張財政學具有何種學科性質，西方財政論著都必須對財政問題進行大量經濟分析，因而必然要受到當時流行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影響，必然或遲或早地按照已變化了的經濟學價值理論和概念來修正與重構自身的理論體系。
在英語財政學專著出現之前，西方經濟學上的“邊際革命”已經發生，邊際效用價值論很自然地成為西方財政學的價值論基礎。道爾頓的《公共財政學原理》鮮明地體現了這點。他在該書第三章第二節提出，私人分配支出所應遵循的邊際效用相等原則也應運用到公共支出的使用分配上來，指出：“除了法律上的意義以外，公共當局并不是一個人，難以象一個人那樣預計各種支出的邊際效用。但政治家們據以開展行動的總原則仍是相同的。對于公共當局來說，各種公共支出的邊際效用應該相等。從理論上看，既定支出總量在不同項目之間分配就是這樣決定的”（注：Dalton，H.PrinciplesofPublicFinance.London：GeorgeRoutledge&Sons，Ltd.，1922，PP17—18.）
在1928年的《公共財政學研究》一書中，皮古也有相同的表述：“就如一個私人應當通過在不同支出類別之間保持平衡，從而以其收入獲得更大的滿足一樣，作為一個共同體通過其政府的活動也應如此?！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接著還運用這些原則，去解決公共部門如何決定哪些公共服務應予提供的難題，指出“支出應當用于戰艦還是用于濟貧，應按此種明智的方式，即由它們各自所提供的最后一先令所產生的相同的真實報酬來決定?！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按皮古的看法，這一方式可用來得出某一精確的社會平衡點，即如果共同體是一個統一的存在體，“支出就應在各方面逐步增加到這一點，此時花費的最后一先令所獲得的滿足，應等于由于政府服務而相應要求的最后一先令所損失的滿足?！保ㄗⅲ篜igou，A.C.AStudyinPublicFinance.London：Macmillan&Co.，Ltd.，1928，P50.）皮古所建立的這一模型被稱為皮古模型，是現代西方財政學關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若干著名模型中的一個。這樣，皮古就從邊際效用價值論出發，在理論上界定了公共部門與私人部門之間資源配置的最佳點。
不過，皮古等人引入西方財政學的，是當時通行的可測度的、可比較的、同一的基數效用函數。這一效用函數在本世紀30年代，隨著帕累托新福利經濟學取代了皮古的舊福利經濟學而被否定，取而代之的是主觀的個人評價的序數效用函數，等效用曲線等帕累托概念也被運用到財政學上來。其后西方財政學對于公共產品最佳供應模型問題的分析，對于稅收以及其他各種財政效率問題的分析等，也都建立在效用無差異曲線上了。
這樣，私人經濟分析所能適用的價值理論和其他基本概念，都被運用到公共經濟分析上來了，公共財政學不再是與經濟學的其他分支相抵觸的一門學說了。與西方經濟學在價值論上的統一，無疑為西方財政學在本世紀60年代及其以后的大發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理論條件。
西方財政學理論基礎分析的借鑒意義
第一，財政學從根本上看是一門經濟學，但又具有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
關于財政學僅是經濟學分支，還是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問題，我國財政理論界也曾有過類似爭議，即關于“財政是上層建筑還是經濟基礎”問題的爭議，這是本世紀60年代初由于財政本質問題爭議而引發的。此后，在后的80年代初，我國財政理論界結合著新的歷史背景舊話重提，又一次以財政本質問題為中心形成了對此問題的爭論。這些爭議大致形成了三大類不同的觀點：（1）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僅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認為只能從經濟的角度去分析財政問題；（2）主張財政屬于經濟基礎，但又兼有上層建筑的性質，或者主張財政既是經濟基礎又是上層建筑。這就不能僅從經濟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3）主張財政屬于上層建筑。在我國財政理論界，持第三種觀點的人數很少，大部分持第一、二種觀點，并且第一種觀點還有逐步占據優勢的趨勢。但如同財政本質問題一樣，這一爭議在當時被視為是一種純學術的探討，經過那兩次爭議之后，至今已極少有人問津，除了在高校教學中作為一種理論問題介紹外，似乎已被人們遺忘了。在實踐中，人們則是將財政作為經濟工作來對待的。
然而，財政作為政府的分配活動，它采用的不是市場自愿等價交換的方式，而是由政府以強制形式完成的；它不是以市場為媒介和通過市場渠道來完成的，而是由政府在國家預算的形式下，通過政治程序的安排與運作來展開的。這樣，財政的運作過程就直接表現為是對市場的否定，具有強烈的政治內容和因素。對于計劃經濟來說，由于其本身就否定著市場，本身就政企不分，因而財政這種非市場性與計劃經濟本質上是相通的，只提財政的經濟性而不提政治性，并不影響問題的實質，即不影響人們實際上從經濟和政治兩重角度去考慮財政問題。
但對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則不同。由于此時政企必須分開，這樣財政所包含的兩重屬性合一的問題就凸顯出來了：財政作為一種分配，它是經濟活動的一部分；但作為通過政治程序直接安排和操作的活動，它又與政府的具體政治制度和規則密不可分。此時如果只談論財政的經濟性，其結果只能是忽略政治程序在財政活動中的作用，忽略政治權力憑籍財政分配介入和干預企業正常市場活動的可能性，這顯然是不利于根據財政的特性去指導財政實踐的。
我國財政理論否定政治程序是財政活動的內容之一，在實踐上導致了忽視乃至否定建立科學規范合理的財政制度與程序的結果，使得我國實際財政工作缺乏必要的制度和程序的規范、制衡與監督。隨著市場取向改革的進展，由于缺乏自我約束能力的政治權力本身的不規范行為，導致了我國財政新老問題和弊端的急劇膨脹與擴大，是目前我國財政經濟工作分配秩序嚴重混亂，腐敗浪費低效猖獗的關鍵原因所在。因此，承認基本上是一門經濟學的財政學，具有一定的經濟學與政治學交叉學科的性質，正視財政活動中所具有的政治性質與內容，在實際的財政工作中相應地從整頓規范與財政相關的政治程序和規則入手，使之從原有的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的基點轉到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基點上來，才是對癥下藥之舉。為此，在以經濟學為基礎理論的同時，也有必要從政治學角度來開展我國的財政研究。
第二，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也包括著宏觀經濟學的內容
關于財政學以微觀經濟學還是宏觀經濟學為理論基礎的問題。我國財政學從未討論過這一問題，但由于我國財政理論強調財政是國家作為社會中心組織進行的一種分配，是從整個社會角度進行的活動，因而人們理所當然地視財政為一種宏觀經濟活動，而否定從微觀經濟的角度來看待財政問題。在最近的政府機構改革中，財政部被列入宏觀部門之內，就充分地說明了這點。對此，在過去的計劃經濟下是無關緊要的，因為當時正是以否定企業的獨立自主性和以國家從整個社會的角度直接安排國民經濟活動為體制特征的，并且此時的財政是國家從整個社會角度安排經濟建設資金的主要和基本手段。但在市場經濟下則不同。此時社會的經濟單位已不再是國家而是企業了，此時財政從宏觀上調控經濟盡管是其極為重要的內容，但尊重企業的獨立市場運營主體地位，確保國家不干預企業正常的市場活動，則是我國政府和財政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必須學會的嶄新內容。
西方財政學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看待財政問題，對我國是具有重要借鑒作用的：
1.西方財政學從微觀角度分析財政問題，是隱含著這么一種涵義的，即此時的政府參與社會資源配置，其地位如同企業和個人一樣，都是身份相等的市場活動主體，即企業和個人是處于市場有效運行領域的活動主體，而政府則是處于市場失效領域的活動主體，它們進行的都是同等的資源配置活動。這樣，它們之間除了依法正常交往如照章征稅納稅之外，只能是互相尊重，互不侵犯和干預，而不能是國家凌駕于企業和個人之上，可以隨心所欲地干預它們的市場正?；顒?。
2.財政活動除了作用于宏觀經濟的內容之外，僅就其本身對于社會資源的配置來看，則應視為是一種微觀行為。只有這樣，才能正確界定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地位。否則的話，將財政活動等同于宏觀調控，而財政干預企業市場活動也就等于政府的宏觀調控活動，由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政府的宏觀調控又是必要的，其結果實際上是為政府和財政隨心所欲地干預企業的微觀活動，提供了理論依據。這些年來，人們在財政經濟工作中總會情不自禁地干預和插手企業的正常市場活動，其理論根源就在于此。這點，在防止政府和財政隨意干預企業問題上，是可資借鑒的。
3.在財政僅是一種宏觀經濟行為的思想指導下，我國迄今為止在稅收和財政支出的具體分析上，即如何按效率原則來取得和配置歸政府支配的資源方面，其研究是相當薄弱的。這也是我國現實財政工作缺乏效率和嚴重浪費的關鍵原因之一。這與西方財政學所進行的大量卓有成效的微觀經濟分析，是形成鮮明對比的。為此，借鑒西方財政學的微觀分析方法去研究我國的財政問題，也是我國財政研究亟須開展和加強的領域。
摘要：自1892年巴斯塔布爾（Bastable，C.F.）出版《公共財政學》以來，百余年間西方財政學有了很大的發展，但在其理論基礎問題上則始終存在分歧。本文認為，財政學從根本上看屬于經濟學，但又包含有一定的政治學內容，是經濟學與政治學的交叉學科；財政活動主要的和基本的是微觀經濟活動，但也包含著派生的宏觀經濟內容。
關鍵詞：西方財政學；財政學理論；理論基礎
篇9
當前，國內外與地方財政體制改革相關的財稅政策研究，大致是沿著理論分析和實踐分析兩個方面展開的。
1.1“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理論分析，典型的有兩種思路。其一，財政分權與相關財稅政策設置。早期的財政分權理論認為，地方政府具有信息優勢。因為各個地區居民的偏好并不完全不同，所以由地方政府有所區別地分別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顯然比整齊劃一地由中央政府統一提供地方性公共物品更有效率。Oates（1972）認為中央政府應當賦予地方政府提供相應地方性公共物品的財政收支權力，這樣將更有利于提高經濟效率，加快地方經濟發展，進而推動全國經濟增長。Tiebout（1956）指出，如果居民具有充分流動性，地方政府就會根據本地區居民的偏好設計出迎合他們需求的公共產品，進而提高經濟系統的效率，促進經濟增長。第二代財政分權理論認為，適當的分權化制度安排可以向地方政府提供市場化激勵，維持和促進市場化進程，進而推動經濟發展。Qian和Weingast(1997)提出，財政分權有助于形成一種稱之為“保護市場的聯邦主義”。在這種體制下，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明確劃分彼此的責權利，并由地方政府承擔發展本地經濟的主要責任。這樣一種體制能夠形成一種有助于保護市場的地區間財政競爭，政府間的競爭對地方政府隨意干預市場構成了約束，從而促使地方政府強化對預算的硬約束，并促進經濟的發展。楊之剛（2006）認為中央和地方政府應當按照共同同意的決策規則，在各個公共服務領域內明確地劃分責任。政府間財政分權不僅要對政府職能進行有效配置，同時，合理的收入分享制度、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符合法定程序的舉債制度等是不可或缺的，最優的分權度需要針對不同的政府職能或政策任務具體地一一考察。其二，縱向稅收競爭與相關財稅政策設置。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西方學者開始考察國內縱向稅收競爭問題。國內縱向稅收競爭是把雙刃劍。一方面，適度、合理、規范的稅收競爭可以調動中央、地方政府的積極性，防止中央政府因為稅權過分集中而引起效率低下、官員腐敗等問題；另一方面，縱向稅收競爭如果過度、不規范，就會使中央政府難以籌到足夠的財政資金，以履行其在全國范圍內實行資源配置、公平分配和宏觀調控職能等嚴重的問題，甚至還有可能引致國家分離等政治問題。Dahlby(1996)分析了財政外部性包括縱向稅收外部性與政府間轉移支付機制設計問題；Keen(1997)詳細分析了財政聯邦主義理論中的縱向稅收外部性問題；Besley和Rosen(1998)則從實證的角度分析了美國在石油、煙草稅設置上的縱向外部性問題；Sato(2000)也就財政外部性和聯邦制國家的有效轉移支付問題進行了研究；Wilson(1999)則研究了國內縱向稅收競爭與征稅過度問題；Br?ulhart和Jametti（2003）則從實證的角度詳細分析了瑞士的縱向稅收競爭問題。
1.2“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實踐分析。學者的研究主要根據我國早期“省直管縣”改革實踐（例如浙江?。﹪@以下幾個方面展開。首先是“市管縣”與“省直管縣”財政體制的優劣比較。與“市管縣”相比，“省直管縣”具有以下優勢：①有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市管縣財政體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城鄉資源的合理流動和優化配置，制約了農村的發展，不利于城鄉統籌和“三農”問題的解決。實行省直管縣（市）財政體制改革，實質就是“擴權強縣”與留利于農村，體現了關注“三農”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全新理念，符合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要求。②有利于提高財政管理效率。實行省直管縣（市）財政體制改革后，相應地減少了地市級中間管理環節，可有效地避免管理效率的遞減，防止財政資金的層層盤剝和滯留，增強了省級財政的調控能力，提高了財政資金的利用效率和周轉速度。③有利于擴權強縣和富民強縣。實行省直管縣（市）財政體制改革后，能增強縣域經濟發展的自主性。④有利于緩解縣級財政困難。實行省直管縣（市）財政體制改革后，省級財政按財政管理體制直接結算到縣（市），既能避免地級市集中縣級財力的“市刮縣”問題發生，又可以使縣級財政困難直接反饋到省級財政，從而省級財政能夠直接解決縣級財政困難。同時，也要看到“省直管縣”財政體制的負面影響：加大了省級財政對縣級財政監管的工作量和難度；行政管理與財政管理不同步；制約了區域性中心城市的發展；可能造成縣域開發的無序進行。其次是與“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配套財稅政策。正是考慮到“省直管縣”財政體制的負面影響，學者們紛紛提出了與“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配套財稅政策：①相對確定的各級政府事權的確立。各級政府事權的確定是一個由何級政府承擔才能最有效率的問題。事權的相對確定性，不是說事權不能變，而是要求每一次事權的變動都應該有對應的財力變動，即事權變動有相應的財力支持。②稅權、收費權、發債權、國有經濟與國有資源收益權等地方財權的重新劃分。稅權的界定，要綜合考慮稅收的征收成本、政府所承擔的職責以及其對收入分配的影響等因素。如個人所得稅就是一個與收入再分配和經濟穩定密切相關的稅種，從政府職責實現的目標來界定，應屬于中央政府征收的稅種。收費權往往與政府所提供的公共服務直接對應。一般說來，收費僅針對受益對象明顯的公共服務，但這不是說所有受益對象明確的公共服務都應該收費?，F代政府負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職責，應保證提供最低水平的基本公共服務。按照全口徑預算(綜合預算)的要求，政府收費不僅要納入預算，而且收費權也應在不同層級的政府之間進行分配。③轉移支付制度的規范化。財權劃分并不能完全解決事權與財權的匹配問題，而財政轉移支付可彌補這一缺陷。應盡可能完善一般性轉移支付制度，標準收入的測算將融入更多的激勵因素，考慮更多的財政努力因素，以盡可能減少其負激勵效應。專項轉移支付則應盡可能使決策公開透明，并在一定范圍內引入競爭機制。應創造條件讓更多的地方政府參與專項轉移支付資金的競爭，以盡可能降低政策目標實現的成本。再次是與“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配套條件。①行政管理體制改革。財政非常重要，政府各項事務都與之緊密相關，政府的各種活動都會對之產生影響。為確?！笆≈惫芸h”財政體制改革成功推進，需要進行相應的行政管理體制改革。②行政區劃調整。從浙江省的經驗來看，轄區面積小和各縣（市）之間距離近是其實行“省直管縣”獨特的地理條件。實行“省直管縣”后，全國多數省份除了管理數量較少的地市之外，還要管理數十個甚至上百個縣的財政。這無疑會急劇增加省財政的壓力，增加省級財政的工作量，對省級財政管理能力也是一種考驗。雖然信息化的推行可減少一定的工作量，但從根本上看，還需要對一些面積小、人口規模小的縣市進行合并，以減少工作量。
2湖南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內容與初步成效
2.1改革的內容
2.1.1推進湖南地方政府財政分權的財稅政策研究。財政分權有助于各級政府明確劃分彼此的責權利，并由地方政府承擔發展本地經濟的主要責任。這種體制能夠形成一種有助于保護市場的地區間財政競爭，政府間的競爭對地方政府隨意干預市場構成了約束，從而促使地方政府強化對預算的硬約束并促進經濟的發展。在這方面，財稅政策有許多工具可以運用，通過直接作用于市場經濟，能夠為促進湖南地方財政分權和經濟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
2.1.2促進湖南地方層級政府之間良性稅收競爭的財稅政策研究。適度、合理、規范的稅收競爭不但可以調動地方各級政府的積極性，而且還可以防止各級政府因為稅權過分集中而引起效率低下、官員腐敗等問題。在這方面，將利用各種財稅政策允許地方根據當地稅源情況，行使必要的稅收管理權，以提高稅收制度的效率。
2.1.3推進湖南“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配套財稅政策研究。省直管縣部分解決了不同層級政府財政的分工問題，但與市場經濟正常運轉所要求的財政體制相比，還有不小的差距，因此配套的財稅體制改革與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在結合國家政策基礎上，我們將對湖南地區如何制定和實施推進“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配套財稅政策，進行全面的分析和論述，提出具有建設性的意見。
2.1.4推進湖南“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配套條件的研究?！笆≈惫芸h”的推進成效與其配套條件緊密相關。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及行政區劃調整等都是十分關鍵的因素。這些方面都可以充分發掘財稅政策的著力點。
2.2主要觀點
本論文的主要觀點包括以下幾方面：一是以財稅政策來促進湖南地方財政分權和地方自治，這也是推進“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根本目的。二是財稅政策應有利于構造湖南地方各級政府間良性的縱向稅收競爭。三是與湖南“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配套的財稅政策要緊密配合。例如相對確定的各級政府事權的準確劃分，稅權、收費權、發債權、國有經濟與國有資源收益權的重新劃分，以及轉移支付制度的規范等。四是與“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配套的條件要跟上，如行政管理體制改革以及行政區劃調整等。五是應借鑒包括浙江等省在內的國內先進經驗，在財稅支持“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有所創新，包括努力爭取更加廣泛的中央財政政策支持，這些都是促進財政體制改革的重要條件。
2.3理論創新程度與實際應用價值
2.3.1創新程度。迄今為止，關于財稅政策支持“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更多的研究是在國家層面上進行的。對于在地方區域層面上研究這一問題，無論國內外都還存在較大理論和政策研究空白。通過密切結合湖南“省直管縣”財政體制改革的實際情況，在此方面將會有重大的創新，而且在財稅政策運用方面也有重要的創新意義。
篇10
【關鍵詞】財政稅收 公共資源 科學方法 實踐和實證研究
社會科學研究方法是當代中國經濟學和財政稅收理論與實踐研究的指導方法，其中包含的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財政稅收理論的研究提供了認識事物和分析事物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基礎。在社會科學方法論的指導下，財政理論與實踐研究有了科學的基礎，使其不致被其他社會意識形態和階級偏見所左右。認真學習的社會科學方法論，深入領會其中所蘊含的哲學和方法論原理，對于促進財政稅收理論的學習，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和指導意義。
一、運用矛盾分析方法，深入分析和研究財政稅收領域中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矛盾是事物內部或事物之間所固有的對立和統一及其關系，具有普遍性和特殊性，全面把握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辯證關系，可以解決具體矛盾。矛盾有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重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之分，我們在工作中必須首先抓住主要矛盾，解決主要矛盾，同時也要注意非主要矛盾的解決，學會統籌兼顧。
財政學在一定程度上研究社會公共資源的稀缺性和社會公共需要的無限性之間的關系，社會如何利用稀缺的公共資源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并將它們滿足于社會公共需要，這是財政學的研究內容。財政學作為經濟學中應用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必然要面對資源稀缺性和人類欲望無限性這一經濟學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在經濟學的世界中，存在各種各樣的矛盾，比如，消費者在既定收入條件下如何實現自身效用最大化，生產者在既定成本約束條件下如何實現自身利潤最大化，市場機制在資源既定條件下如何合理配置資源，經濟體在既定技術和要素投入條件下如何實現穩定快速增長，如何利用現有政策工具如貨幣政策工具和財政政策工具引導經濟實現平穩較快發展，等等。這些矛盾和問題在經濟學和財政學中是普遍存在的，我們首先必須正視，不能無視，更不能回避，只有承認這些矛盾，我們才能形成對經濟學和財政學學科的科學認識；其次，既然這些矛盾和問題普遍存在，我們就必須具體分析和研究這些矛盾和問題，分析這些矛盾和問題各自的特性，從中找到解決的途徑和方法。最后，我們還須分清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重要方面，經濟學要解決的問題有三個：產品如何生產、為誰生產以及生產出來的產品如何在經濟主體之間合理分配，這是經濟學要解決的三個基本問題，只有將這些主要的矛盾和問題解決好了，其他的矛盾和問題就容易解決了。
二、正確把握社會主體的內容和范疇，在財政稅收專業領域研究中凸顯人文關懷
人的發展與社會的發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人的存在狀態是社會發展的尺度，離開了人的存在狀態和發展狀態就談不上社會的存在和發展，因此，人的發展是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和根本內容。
人民群眾是社會實踐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我們要一切相信群眾、一切依靠群眾，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
作為經濟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財政學主要研究政府部門在資金籌集和使用方面的理論、制度和管理方法，同時也研究企業在生產經營過程中的稅收問題。具體來說，財政學主要研究國家如何將由其憑借國家權威和國家強制力集中起來的社會資源合理分配給人民的問題，由此看來，財政學不僅是研究財富和資源分配的學科，更是研究人的學科。我們在財政學的學習和研究過程中，必須時刻注意以人為主體進行研究，研究不同的資源配置機制對人產生的不同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程度。比如，在關于財政學中的社會保障理論研究中，我們必須研究社會保障的意義和作用，制定合理的社會保障制度，盡可能廣泛地保障人民群眾的基本權益和基本生活，使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在研究最適稅收理論中，必須研究和制定最優的稅收征收機制，確保不給人民帶來過重的稅收負擔，等等。因此，在財政學的學習過程中，在制定和研究財政政策及財政制度時，應注重人民的關切，從人民群眾的立場和利益出發，想人民群眾所想、急人民群眾所急，努力提升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實現中國夢的美好愿望。
三、堅持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使財政稅收理論來源于實踐并接受實踐的檢驗
實踐是認識的基礎，認識對實踐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實踐與認識的辯證統一關系要求我們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把客觀存在的實際事物作為觀察和處理問題的根本出發點，同時以正確的理論為指導，在實踐中堅持和發展真理。
財政稅收理論研究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問題，具有很強的實踐性和應用性。在財政學專業的學習過程中，我們要努力學習課本知識，獲取間接經驗，同時不忘實際調查取證，充分認識獲取直接經驗的重要性，從實踐中掌握第一手材料。縱觀人類認識活動的發展史，可以看到，正是人類社會經濟實際和國家管理實踐活動的需要，才促使了財政學的產生，并推動其向前發展。財政理論的最終目的在于為社會經濟實踐服務并指導社會經濟實際，財政學中的理論，比如，福利經濟學中的第一、第二定理是否說明了資源的最優化配置；庇古稅和庇古補貼能否糾正由外部效應導致的市場失靈；被認為運作良好的國家各項社會保障計劃是否真正保障了人民尤其是最底層人民的基本生活；財政支出規模是否合理以及支出達到什么樣的規模才是最優的……這些財政學的理論應當而且只能由社會經濟實踐來檢驗。如果這些理論被檢驗為是正確的，那么將這些理論應用于實踐就會使國家經濟保持平穩較快發展；如果被檢驗為是錯誤的，那我們就應及時發現其中的錯誤并加以糾正，將糾正后的理論再應用于社會經濟實踐活動中，確保各項財政政策和制度趨于合理與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