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財政政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綠色財政政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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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內涵

關于生態補償目前還沒有統一的定義。由于不同學者對生態補償進行研究與闡釋的角度不同，使得他們對生態補償的概念出現了不同的內涵與外延界定，因而至今也沒有一個統一的關于生態補償的權威定義。一般而言，生態環境和自然資源具有“公共品”或“準公共品”的性質，而改善生態環境和保護自然資源是一種具有正外部性的行為，一部分人完全可能在不支付任何代價的情況下，享受到通過生態環境保護者的付出而帶來的生態系統服務效益。為了防止這種不公平現象的出現，激勵人們在進行經濟活動的同時保護好生態環境，就必然要建立一種機制來實現對生態環境保護者所支付的額外成本以及對所喪失的發展機會成本予以補償。因此，從經濟學角度出發，所謂生態補償就是生態效益補償，是指促進生態保護外部性內部化的政策、法律與制度安排。它要求生態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支付相應費用，生態產品和服務的生產者、供應者獲得相應報酬；通過制度設計解決好生態產品和服務消費中的“搭便車”現象，激勵公共產品的足額提供；通過制度創新解決好生態投資者的合理回報，激勵人們從事生態環境保護投資并使生態資本保值、增值。[3]本文所提出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是從綠色農業正外部性的角度來研究生態補償。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指的是給綠色農業生態產品以及生態服務提供補償費用的一種制度安排。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向綠色農業經營者支付生態發展、生態保護以及生態修復的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以此激勵人們改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減少消耗和污染。同時，采用綠色農業生產方式，還可以增強綠色農業生態服務功能、保護和改善綠色農業生態環境、提高綠色農業綜合效益，形成有利于綠色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長效機制，最終實現農業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生態效益的和諧統一。

二、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金融支持問題透視

（一）綠色農業正外部性補償的“市場失靈”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綠色農業模式的提出可以克服常規現代農業模式的負外部性，保證農產品的數量的同時還可以保證農產品的質量與生態、資源的安全，達到經濟、社會與生態的長期協調發展。在綠色農業生產過程中，首先，要考慮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良好的生態環境是綠色農業發展的支撐條件；其次，綠色農業在生產、加工過程中必須嚴格執行行業規定的技術標準和操作規程，限制或禁止化學合成物及其他有毒有害的物質投入到生產、加工工程中，實施“從土地到餐桌”的全程質量保證，確定產品的質量安全；再次，綠色農產品在加工環節中，必須使用可更新資源以及可自然降解和回收利用材料，避免過度包裝等，保證人體健康和環境的無污染性。綠色農業生產過程中的這種安全性和環保性，將給全社會帶來巨大的收益，而且這種收益是長遠和可持續性的，只是這種收益很難通過市場機制體現出來。[4]（P11-12）換言之，綠色農業經營者無法將這些溢出的正外部性通過市場機制得到相應補償，表現為顯著的“市場失靈”，而目前我國尚未有針對綠色農業正外部性進行生態補償的財政、金融支持的制度安排。與常規現代農業模式相比，綠色農業經營者要承受更高的成本，對微觀經濟主體靈活的財政金融支持等政策手段的激勵機制的缺乏，阻礙了市場經濟主體對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機制的投資。

（二）綠色農業技術創新缺乏有效的資金支持綠色農業技術是人們改造自然并使之適合生存與發展需要，且又不對農業生態環境和農村居民的生產與生活產生明顯危害的工具與手段。綠色農業技術和常規的農業技術相比，它的特征主要體現在“綠色”上，體現在農業生態環境的保護功能上。必須予以說明的是，高新農業技術與綠色農業技術的概念是存在一定差別的。高新農業技術是把農業經濟發展的效率作為衡量指標。而綠色農業技術主要是著眼于把農業生態環境與農村居民之間的協調關系作為主要測定因素。因此可以說，綠色農業技術是一種農業生態環境安全的技術，保證了農業生態資源開發的可持續性，促進農業與農村的可持續發展。對于高新農業技術來說，有些則可能是非綠色的，比如某些轉基因食品就對人體和環境存在著潛在的危害。但從總體上看，綠色農業技術與高新農業技術可以相互依存的，體現在綠色農業技術可以是高新農業技術，高新農業技術也可以成為綠色農業技術，兩者融合的技術可以稱之為綠色農業高新技術。[5]（P36-37）而這種綠色農業高新技術的創新從研發、推廣到實施與一般農業技術相比，其在提高生產效率、改善農產品品質、保護農業生態環境等方面具有顯著的優越性。但我們也應明確，由于農業生產的周期較長，決定了這種綠色農業高新技術的開發時間的長期性、人力物力的耗費性。當前我國對農業科技創新的財政金融支持力度尚很欠缺，所需科研經費無法得到充足保障，從而使得綠色農業發展中的科技進步貢獻率較低。[6]（P177-179）

（三）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缺乏有效的投融資機制綠色農業的生態補償需要國有資本、外來資本和民間資本三者的共同支持，應充分利用各種資源，以滿足我國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建設的資金需要。投融資渠道狹窄，過分依靠政府投資，引導力和有效性不足是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資金短缺的主要原因。近年來，雖然引入了部分銀行信貸和外商投資，初步改善了僅依賴財政投資的單一渠道，但在資本運作、投資主體、運行機制、決策方式、經營管理等方面還存在嚴重缺陷。據有關部門統計，各級政府或公共資金的投入已超過環保投資總額的70%。[7]（P155-158）目前，我國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投融資機制仍存在許多問題，表現在：第一，在資金結構上，財政性轉移支付資金依然是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主要資金來源，綠色農業生態改善所需的資金基本通過政府直接投入和間接融資（貸款）來解決，直接融資所占比例很低。第二，外資利用規模較小，形式單一。目前我國綠色農業生態環境建設的外資利用主要包括外國政府援助、捐贈，世行、亞行貸款等，外商直接投資比較少見。第三，民間資本參與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籌資機制沒有形成，當然社會資金的進入退出機制以及合理的利益分享和風險分擔機制也就無從談起；同時生態補償的封閉式運作，缺乏公開、公平、公正的市場競爭環境，致使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籌資、經營、資本回收等各個環節都極易出現阻滯，產生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這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民間資本的市場準入。[8]（P77-78）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投融資機制的不健全，使得融資渠道單一，融資成本高，難以滿足日益增長的投融資需求

（四）綠色農業環境產權界定不明確，導致財政投入的“杠桿作用”失效目前我國的環境保護法律和行政法規中，對環境產權的界定尚不明確。為了保證綠色農業經營者進行的生態環境保護活動所從事的各項活動的利益，從而使環境資源成本內部化，對綠色農業環境產權的明確界定是十分必要的。綠色農業為人們提供了優越的生態環境和優質、安全、生態的綠色農產品，確保了人們的食品安全。但是，由于環境資源具有彌散性與流動性的特點，沒有明確的排他性和可轉讓性，使得環境產權的界定非常困難。[9]（P56-57）由于環境產權界定的模糊性，綠色農業因此而增加的內部成本和產量損失，在一般情況下無法得到應有的補償，市場機制亦無法直接調節，使得綠色農業經營者收益減少，成為生態環境改良和綠色農產品提供所產生的外部經濟的買單者，造成綠色農業環境貢獻者與受益者利益的“非對稱性”。因此，現有的生態補償制度有一個難以突破的技術難題，即如何界定生態環境產權，以明確生態效益的提供者和受益者。[10]（P83-84）當前我國政府確立了“誰受益誰補償、誰破壞誰恢復、誰污染誰治理”的補償原則，但具體到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行為時，生態效益的貢獻者、受益者卻很難界定。環境產權所有權界定的不明確，造成政府財政投入難以有效引導社會資本投向綠色農業，從而無法發揮財政生態補償投入的“杠桿作用”，這與綠色農業生態環境大量的建設資金需求不相適應，致使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實際運作舉步維艱，不利于綠色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三、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金融支持實現路徑與措施

（一）拓展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資金籌措渠道

1.政府財政設立固定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資金來源。這些來源主要包括：

（1）將資源稅收入中一定比例的資金專項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根據我國資源稅結構和規模，建議在資源稅中央共享部分中設立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專項資金；而資源稅地方收入部分則按一定比例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2）綠色農業資源有償使用收益。綠色農業資源、環境有償使用形成的非稅收入，在這些收入中按一定比例專項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3）針對負生態效應外溢所形成的生態懲罰性收入。包括排污費等，建議將這類生態懲罰性收入的一定比例專項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4）土地出讓金。建議在土地出讓金改革中，截取一定比例作為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固定收入，一旦實現了中央和地方共享，則中央和地方分別按一定比例作為二級財政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固定收入。

（5）明確環境產權界定，開征環境優化稅。將這一稅收收入的一定比例，專項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上述財政性資金提取的部分，設立一個純政府性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基金，按照專項資金管理辦法進行管理，全額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相關支出。

2．政府引導促成多渠道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資金來源。

應充分利用資本市場的融資手段，利用國債這一有利的融資手段，解決可能存在的環境資金缺口問題；同時考慮發行彩票或者中長期特種環保債券，籌集綠色農業環保資金；提供各種優惠政策，鼓勵環保綠色農業企業上市，爭取在股票市場中出現綠色環保板塊；鼓勵私人投資綠色農業產業；對私人從事綠色農業產業的投資，金融部門應給予優先提供低息貸款、延長貸款償還期的信貸政策、加速固定資產折舊、稅收減免等優惠政策；吸引外資投入綠色產業，應積極吸引國外資金直接投資于綠色農業，提高金融開放度、資信度和透明度及加強投資制度的一致性和穩定性，創造良好的條件以引進國外資金。

3．調動市場力量參與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通過綠色農業生態成本內部化，增加企業用于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資金。通過參與生態補償項目，形成來自市場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資金渠道。企業可通過如下途徑，參與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1）鼓勵企業捐贈；

（2）通過財政補貼激勵企業參與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3）在綠色農業生態效應生產地建設“經濟特區”，用生態效應受益地的市場資源為生態效應生產地提供發展機會；

（4）設立獎勵基金，重點獎勵幫助綠色農業生態效應生產地企業和居民的單位，促進企業和個人參與到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機制建設之中；

（5）引導金融部門企業參與綠色農業生態補償。

（二）完善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轉移支付制度

1．在財政縱向轉移支付方面。應繼續加大對綠色農業生態補償的投入力度，安排綠色農業生態補償專項資金用于生態保護、生態恢復、生態發展等基礎研究以及相關綠色農業高新技術的應用研究等方面。建立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資金的績效考核機制，杜絕“重撥款、輕管理”的現象，做到追蹤問效，確保資金的使用效率。

2．在財政橫向轉移支付方面。一是確定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標準。交易雙方要達成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共識，這是建立起綠色農業生態補償機制的前提。首先，國家核定的生態效應指標體系，這是生態效應生產地取得橫向轉移支付的依據；其次，生態效應受益地政府提出、上級政府核定的生態效應指標體系，這是生態效應生產地政府取得橫向轉移支付的依據。二是橫向轉移支付的支付方式與載體。綠色農業生態共建共享基金，是由地方政府資金、社會捐贈資金組成的、不向法人或自然人征收的、專項用于生態補償的財政性專項資金，是準公共的生態補償機制所必備的工具。通過建立綠色農業生態共建共享基金這一平臺，完成雙方的橫向轉移支付。在建立橫向財政轉移支付制度的初期，需要橫向補償縱向化，即在確定橫向補償標準后，將生態受益區向生態保護區的轉移支付統一上繳給省政府，由省財政通過縱向轉移支付將橫向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資金撥付給綠色農業生態保護區政府。

（三）構建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金融支持機制綠色農業生態補償財政金融支持機制包括：

1．綠色農業生態保護補償金融支持機制。補償目的是激勵農戶轉變傳統農業生產方式而導入綠色農業生產方式，補償內容包括農戶因環保轉產而閑置停用的原有農機具設施設備費用、因導入綠色農業生產而需添置的工具及農資費用、農戶轉產期間直接損失的農業收益等。補償標準按生態保護的成本計算，包括農戶為保護生態環境的直接投入成本、間接損失成本和機會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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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綠色經濟發展以來，普洱市依托“綠色云南”的資源優勢，加大對綠色食品、無公害農產品的培育和開發。將綠色食品生產基地建設與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及各類優質農牧產品基地建設結合起來，按照綠色無公害食品生產標準要求建設基地。出臺鼓勵扶持措施，對獲得綠色、無公害產品認證的企業給予獎勵?，F已基本形成綠色保健食品、煙、糖、茶、生物化工等為主的生物產業格局。同時，綠色工業作為普洱市做實做強國家綠色經濟試驗示范區的切入點、關鍵點和支撐點，以工業園區建設為主戰場，以招商引資為重點，堅決杜絕污染、能耗高的工業，加速工業發展向循環經濟的綠色發展模式轉變，做大工業經濟增量帶動轉型升級。撬動綠色工業一產，推動三產，壯大經濟體量，增加財政稅收。除此之外，近些年來普洱市政府借助云南具備世界級旅游勝地的條件，進一步重視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加強旅游業的特色文化建設，開展綠色旅游，促進旅游業的可持續發展，使開發建設和自然生態環境保護得以協調發展。

為促進綠色經濟更好更快發展，普洱市實行了一系列財稅優惠政策：為扶持農、林、牧、漁業發展的稅收優惠政策，西部大開發稅收優惠政策，節能減排、環境保護、資源綜合利用稅收優惠政策，創業投資、中小微利企業、非營利組織稅收優惠政策，出口退（免）稅政策，現行收費優惠政策等。通過對稅收優惠政策不折不扣的執行，對當地“生態立市、綠色發展”發揮了積極助推作用。

二、現行推動綠色經濟的財稅政策存在的問題

促進綠色經濟發展的長效機制尚未全面形成，相關財稅政策還未完善。

（一）扶持綠色產業發展的政策有限。國家對綠色產業發展給予的支持主要基于對農業的各項優惠政策，而計稅方式和稅種劃分上仍存在缺陷。例如在綠色產品出口退稅方面還存在由于收稅和退稅時計量上的差異所導致的生產者的損失。

（二）缺乏政府綠色引導制度。許多發展綠色經濟的企業面臨嚴峻的市場壓力。綠色生產者的生產投入大，產品價格高，銷售壓力大，不利于綠色經濟企業市場競爭和綠色產業的健康發展。

（三）用于綠色經濟的公共資金有限。綠色財政沒有得到足夠重視。綠色撥款有一定程度上的不足，不能完全滿足綠色經濟發展。

三、健全綠色財稅政策的建議

（一）構建綠色經濟財稅體系。

完善現行綠色經濟相關的稅種，開征“生態環境稅”促進綠色發展，降低環保產業、 能源產業等綠色產業的增值稅稅率，對研發、 使用綠色技術成果的企業和個人免征所得稅， 對綠色技術設備使用固定資產加速折舊扣除法，以鼓勵和促進綠色產業的發展。建立支持生態環境保護和資源利用的財政政策，增加對環境友好型企業、區域的補助和獎勵，增加社會對綠色產業發展的認知度。引導綠色生產、銷售、消費行為，進而改進現有的生產方式、消費模式、產業結構。生態環境稅的開征有利于調整綠色產業結構，更有利于政府從宏觀控制綠色發展導向。

（二）通過發行綠色彩票、 國債推動綠色產業發展。

彩票是一種以籌集資金為目的發行的獎券， 通過重新分配社會的閑散資金， 協調社會的矛盾和關系，使彩票具有一種特殊的地位和價值。據財政部2014年公布的數據，中國福利彩票和體育彩票累計銷量已分別達到1萬多億元和7354億元，籌集公益金量分別達到3100多億元和2119億元。在全國范圍內發行綠色彩票，籌措社會閑散資金，不僅能拓寬綠色發展融資渠道，還能推廣綠色發展理念。國債是由國家發行的債券， 是中央政府為籌集財政資金而發行的一種政府債券， 由于國債以中央政府的稅收作為還本付息的保證，因此風險小，信譽度非常高，歷來有“金邊債券” 之稱。對于一些綠色產品和技術研發周期長、 前景好、 資金供應不足的企業，可申請通過發行國債來解決資金籌集問題，為增加綠色國債發行量， 可以設置高于普通國債的綠色國債特別利率，由國家指定銀行和證券交易所進行回購，分攤持有者的出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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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節約型社會；綠色財稅；政策研究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2）06-0-01

綠色財稅政策指的是在科學理性的思維引領下，將效率觀和人文觀統一到一起，力爭創設出經濟與環境有機結合的前進模式，用來指導政府完成財政稅收工作職能。

一、綠色財稅政策的作用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與個人的行為并非完全經濟合理，個人在利用能源的時候未必可以保證個人福利達到最大化，而政府相關的能源投資也未必總會得到最優凈現值。政府與個人并非最優化的選擇會影響到全社會的效益功能。而經過使用合適的財稅政策，盡量讓社會效益同投資主體自身效益得到高度協調統一，有可能讓經濟主體更為關注節約能源及高效使用能源。

通常人們強調，優秀的經濟增長辦法突出表現為兩方面的能力，一是可持續發展型能力，二是自主創新型能力。這兩種能力也是制定財稅政策重要的兩個著力點。環保節能技術既是一項基礎型研究，更是政府科技推廣與創新能力發展的初步投入。在短期內，經濟效益不能確定，再加上社會效益具有長期性，讓投資于開發節能技術的工作具有一定的風險。這會極大地影響到政府與個人的投資熱情及投資能力。所以政府要在尊重市場規律的前提下，運用靈活的財稅政策，發揮其對市場的杠桿調節作用，引領政府應用增長集約型模式，給節能技術與節能產品提供適當的、必要的政策扶持，把公共財政功能充分發揮出來，更好地改進與普及節能技術，推動經濟增長模式的根本性轉變。

二、我國綠色財稅體制的問題

當前我國正在致力于推進資源的節約與綜合利用。在清潔生產這方面，業已取得了顯著成效，但是手段仍然顯得比較單一，政府的宏觀調控政策水平能力有限，針對目前的環境污染問題、能源供應緊張問題、資源使用率低下的問題，我國的綠色財稅政策尚存在很多問題，顯得應對乏力。

(一)節約資源的意識還需要加強

以生產的角度來看，某些地方政府沒有對可持續發展認識到位，輕發展、重增長、輕節約、重開發。放眼于整個社會，尚未完全形成節約型生產消費形態。人們對于自然與人的關系的想法、行動，同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標準理念還有一定差距，沒有形成環保意識、節約意識、資源保護意識。在生產和經營中對于過程控制非常不注意，未能在源頭上減少排放污染物和消耗資源的不良做法。一經經營與管理意識落后的地方政府機構，為了達到所謂的經濟增長指標，脫離了國家的產業規劃調整方向，通過審批一部分高耗能的項目，項目大、項目多，致使資源耗費嚴重。而從法制層面上來看，我們國家有關可持續能源發展的法制仍然不足或者是落實不到位。不能適應建設節約型社會的總體要求。尤其是一些廢舊物清理環節的法規更是十分缺乏，像包裝物回收、廢舊輪胎回收、廢舊家電回收等，無法可依，有法難依，阻礙了節約型社會發展。

(二)節約資源的標準還需要完善

一部分地方政府已經制定了節約資源的標準，但是還不很完善，比如水泵、風機等工業耗能產品、家用電器、辦公設備等產品，還沒有完整的設計及使用規范。沒有建立起有效的社會節約經濟評價指標體系，相關的統計制度也不夠科學。

(三)節約資源的財稅政策尚不具備激勵性效果

我們國家節約能源的管理功能未能得到很好的發揮，浪費資源處罰、節約資源獎勵的激勵辦法顯得過于蒼白，未能得到各政府的重視，原因在于獎勵與處罰力度還不夠，政府重視節約能源卻不能得到相應的效益回報。而現在的財稅政策過分依賴行政手段，是行政手段的輔助辦法，未能形成獨立的政策管理體系，當行政手段消失以后，綠色財稅政策找不到著力點，節能減排的要求隨即取消。

三、推進綠色財稅體制發展的辦法

(一)政府提高認識、加強重視

政府要提升對于綠色財稅政策的統一認識，明確并理順支持資源節約工作的重要意義，協調清楚在綠色節能工作上，財稅政策同其他政策之間的關系，強化資源開發與資源管理，積極促使能源使用率得到提高。綠色財稅政策需要有獨立的法律法規、以及相應的行政手段來配合，這些法律、法規、行政手段要能夠綜合體現與運用合適的綠色財稅政策調控辦法。只有先做好這一點，才能把政府在節能減排中的引領作用充分發揮出來。

(二)政府管理科學、生產負責

政府的生產者不單要對產品的使用性能負責，同時要負責產品從出廠直到廢棄全過程對環境的影響。從這一點上來講，要求政府的管理者與生產者一定要考慮如何選擇原材料、如何選擇生產工藝，這也就是普遍意義上的延伸生產者責任，要求政府的生產者應當在設計的初始過程起，就盡量減少產生廢棄物，如果必須有廢棄物產生的，也要想辦法便于利用回收，加大提升資源使用率。這里我們應當注意的是，延伸生產者責任的制度并不是可以一次完成的，地方政府應當做出有目標合理、過程科學的規劃安排，按項完成制度建設，完善管理體制，有步驟地讓政府責任制度得到延伸發展。

(三)消費者合理消費、杜絕一次性消費

要在法律的層面上進一步遏制一次性消費，對于一次性的商品可以征收消費稅，對于一次性商品已經征稅的可以考慮提高稅率。要加強廢棄物的回收，使其資源化。強調生產者的生產責任，在源頭上控制一次性商品的種類與數量。最后要強調的是應當鼓勵一次性商品代用品的利用，給以生產一次性商品代用品的政府以政策扶持與鼓勵。

四、總結

市場經濟條件內，環境容量是社會向前發展的保障性力量。綠色財稅政策對于保護環境容量、促進節能減排具有宏觀上的指導意義。它可以通過價格調整，來調節生產政府與消費者的行為，進一步促進我國構建節約型社會。

參考文獻：

[1]蔣少華,儲德銀.構建我國節約型社會的稅收政策研究[J]．價格理論與實踐,2006(01).

[2]曲順蘭,路春城.構建節約型社會與土地稅制的完善[J].稅務研究,2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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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摘要：廣西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措施主要表現為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的財政預算政策、節能減排和新能源的稅收優惠政策、政府綠色采購等，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存在政策措施協同欠缺、手段運用不充分、綠色采購無法落實等不足。因此，筆者認為需從提高政策措施協同性、豐富政策手段、加強政府綠色采購等方面進行完善。

關鍵詞：低碳經濟 公共財政 政策 廣西

廣西與發展低碳經濟相關的公共財政政策現狀

（一）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的財政預算政策

1.廣西支持節能減排的財政預算政策。主要包括增加節能減排的財政支出、整合現有涉及節能減排的專項資金傾斜安排用于支持節能減排項目、創新財政補貼方式等政策手段。一是增加節能減排財政支出。自治區本級財政用于節能減排的專項資金2008年2.1億，2009年達到3.5億，增幅66.7%；二是整合有關專項資金向節能減排傾斜。廣西整合自治區本級預算內基本建設資金、環保專項資金、節能減排專項資金、城鎮建設專項資金、生態廣西建設引導資金、水資源費等各項資金，傾斜安排用于支持節能減排項目。節能減排資金重點支持工業企業技改節能、淘汰落后產能、建筑節能、二氧化硫減排、化學需氧量減排以及節能減排監測能力建設等；三是創新財政補貼方式。2008年，自治區財政廳積極創新財政支持方式，提出主要采取以獎代補，實行財政獎勵資金量與節能減排量掛鉤的方式。自治區本級財政安排的2.1億元節能減排獎勵資金與全區當年的節能減排目標掛鉤，重點支持60個節能技術改造項目和317個主要污染物減排項目建設。對部分節能減排項目，采取貸款貼息或前期經費補助方式予以支持。

2.發展新能源的財政預算政策?！稄V西新能源產業發展規劃》提出，到 2020年要實現新能源產業銷售收入超過620億元，建設全國清潔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示范?。▍^）。為支持新能源發展，廣西自治區積極爭取國家對少數民族地區給予適當的政策傾斜，同時，積極出臺扶持性優惠政策，增加政府資金投入，重點支持新能源科技創新平臺建設，支持能源清潔利用、可再生能源開發等關鍵技術，以及核能等前沿技術的研發；加大對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示范工程、農村清潔能源工程、城市太陽能利用工程建設的支持等。具體財政支持措施主要包括：加大農村沼氣建設財政投資和補助。2001-2006年，廣西自治區財政安排用于沼氣池建設的補助資金每年均以較快的速度增長，年均增幅達到14.7%。2006年廣西自治區本級財政安排用于農村沼氣池建設的補助資金達9800萬元。2008年又投入資金1.1億元，新建20萬座沼氣池；對非糧燃料乙醇的生產原料―木薯生產，依照國家有關原料基地補貼和示范基地補貼的規定每畝補貼180元。

（二）節能減排和發展新能源的稅收優惠政策

2010年，廣西自治區地方稅務局了《關于加強和改進稅收征管促進節能減排工作的通知》，明確了下列稅收優惠：對自治區級以上（含本級）主管部門確認為資源綜合利用的企業，經稅務機關審核批準后，在2010年底前，可以享受西部大開發國家鼓勵類稅收優惠政策；對納稅人為節能減排而調整產品結構、改進生產工藝、運用高新技術和環保技術、推廣節能設備和產品等原因，導致自用房產應繳納的房產稅和自用土地應繳納的城鎮土地使用稅確有困難的，按照稅收管理權限，經地方稅務機關審核批準，可酌情給予減免照顧。另外，為支持新能源發展，自治區積極向國家申請優惠的稅收減免政策。廣西中糧生物質能源有限公司以非糧作物木薯為原料生產的燃料乙醇經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批準，自2008年3月1日起享受以下稅收優惠：免征消費稅，已征的消費稅予以退還；增值稅實行先征后退。

（三）政府綠色采購政策

2004年底，財政部與國家發改委出臺了《節能環保政府采購實施意見》，成為我國第一個政府采購促進節能與環保的具體政策規定。廣西也出臺了一系列政府綠色采購的地方政策，自治區政府采購中心內部制定了鼓勵節能環保和自主創新產品政府采購的政策，從招標文件的制定以及評標環節對產品進行一定程度的加分，鼓勵采購人購買節能環保和自主創新產品。為了規范節能產品采購，廣西還實施了一系列地方節能標準，如《通風與空調系統性能檢測規范》、《路燈節能裝置標準》、《居住建筑節能設計標準》等。

當前公共財政政策的成效與不足

（一）支持廣西低碳經濟發展的成效

廣西自治區財政在支持低碳經濟發展上投入了大量資金，用于支持節能減排與新能源發展，包括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淘汰“兩高一次”落后產能、推進城鄉建筑節能、鼓勵高效節能產品使用、加快環境保護設施建設等方面。得益于上述財政政策與資金的支持，近年來廣西發展低碳經濟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節能減排方面，“十一五”前四年廣西單位生產總值能耗累計下降13.4%，完成“十一五”目標的89.1%；二氧化硫排放總量累計下降13%，完成“十一五”目標的130%；化學需氧量排放總量累計下降8.76%，完成“十一五”目標的72.1%，為全面完成“十一五”目標任務打下了較好基礎。2010年10月29日，廣西自治區工業和信息化委員會消息，2010年1-9月，廣西規模以上工業萬元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3.1%。全區年耗能1萬噸標準煤以上的416戶重點耗能企業，萬元工業總產值能耗為1.238噸標準煤，同比下降3.93%，累計節約能源116.89萬噸標準煤。自治區財政2010年安排節能、清潔生產專項獎勵資金9500萬元，支持了全區實施重點工程的節能、清潔生產項目124項，這些項目和去年項目的建成投產，為廣西自治區重點耗能企業萬元產值能耗同比下降3.93%提供了有力的支撐。二是新能源開發利用方面，目前沼氣池入戶率已超過40%，為全國沼氣池入戶率最高的省區；風電、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加快利用，全區規劃風電裝機容量達到200多萬千瓦，太陽能熱水器利用面積達到20萬平方米以上；核電開發也進入實施階段。廣西中糧生物質能源有限公司建設年產20萬噸燃料乙醇項目已經投產。三是政府綠色采購方面，通過上述一系列措施，2008年廣西區本級節能產品采購占到同類產品采購比例的25%以上。而在2007年，廣西區本級節能產品政府采購規模為770萬，僅占到同類產品采購金額的13%，節能空調占同類產品采購金額比重僅為2%，只有5.4萬元。

（二）與低碳經濟有關的公共財政政策的不足

1.政策措施協同性欠缺。使公共財政支持低碳經濟發展成效最大化的關鍵是最大化相關政策的協同作用，最小化相關政策的制約作用。從目前情況來看，我國運用公共財政政策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經驗欠缺，沒有形成全面系統的支持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從廣西當前采取的一些支持節能減排和新能源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來看，各項政策措施相對孤立，措施間缺乏相應的協同促進能力，沒有形成一套完善的發展低碳經濟公共財政政策體系，導致政策措施結構斷層和功能失衡，抑制了低碳經濟政策整體功能的發揮，難以實現“1+1＞2”的政策效果。

2.政策手段運用不充分。我國低碳政策工具主要以“命令-控制”類的行政手段為主，與發達國家以市場為主的政策工具有較大的區別。這也造成我國在發展低碳經濟時對以市場為導向的財稅政策運用較單一。廣西同樣也存在財政政策手段較單一的問題。譬如，對新能源的稅收優惠形式過于單一，以減稅和免稅為主，沒有將加速折舊、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方式應用于新能源稅收優惠中。

3.政府綠色采購無法真正落實。雖然廣西制訂了一系列旨在增加對節能環保產品采購的政府綠色采購政策，但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因為綠色采購成本過高、采購人員綠色采購意識不到位，以及采購人員不能有效的獲取環保產品的信息等原因，無法做到真正的綠色采購。

優化當前公共財政政策的建議

（一）提高公共財政政策措施協同性

低碳經濟是一種全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在后金融危機時代，爭取全球新一輪經濟增長點的必然選擇。低碳經濟模式涉及經濟發展的各個領域、各個環節，具有經濟形態的網絡性和發展的互動性。因此，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體系也必須適應這種新經濟模式的內在要求，要注意政策的縱向上下銜接、橫向相互協調。

從廣西當前公共財政政策情況來看，要提高政策協調性，應采取以下措施：一是開征企業排碳費。碳稅是國外發展低碳經濟重要的約束性財政政策手段，并取得良好效果。由于我國目前還沒有開征碳稅，建議先開征企業排碳費，對高耗能企業征收排碳費，如高耗能企業能完成規定的節能減排任務則對其免征。王金南等的研究成果表明，征收碳稅對GDP的影響有限，最高只有0.45%左右，同樣，開征企業排碳費對GDP影響也是有限的。但對“高耗能、高排放”的企業發展會形成制約，對抑制溫室氣體排放和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作用較明顯。二是完善低碳財政補貼結構，增加對居民低碳消費補貼。為促進低碳消費，國外對居民低碳消費補貼較普遍。廣西應采取對居民低碳消費財政補貼的方式，來鼓勵節能環保產品使用和消費?？梢詫用癜惭b太陽能設備等低碳消費給予適度的地方財政直接補貼。三是加大專項資金整合力度。通過上述措施提高廣西公共財政政策協調性，充分發揮財政政策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效用。

（二）豐富公共財政政策手段

促進低碳經濟發展的公共財政政策手段，主要包括：預算政策手段，如預算撥款、政府投資、財政補貼等；稅收政策手段，碳稅或類似稅收、低碳稅收優惠等；基金收費政策手段，如專項基金、排放費等。豐富廣西發展低碳經濟的公共財政政策手段應從以下方面著手：一是設立支持新能源發展和節能減排的財政專項資金。建議在整合各項與節能減排相關的資金項目的基礎上，專門設置新能源發展和節能減排的專項資金項目，各級財政應當將其作為重點項目專門立項，并且要保證每年一定的增長速度。在具體預算安排過程中，應當將每年財政收入增量的一定比例用于該項目。該項目資金具體用于：節能減排與新能源技術研發支出；節能減排與新能源技術推廣應用支出；節能減排與新能源宣傳與服務支出。支持核能和生物質能等新能源開發、節能減排技術開發應用和節能服務產業發展。二是擴大低碳地方稅收優惠。對從事低碳技術開發的企業，除享受自治區高科技企業所享受的全部稅收減免優惠之外，還應允許這些企業按技術開發費實際發生額抵扣當年度的應納稅所得額；對企業用于購置低碳設備的投資，可按一定比例實行稅額抵免，并對設備實行加速折舊，從而鼓勵企業對先進低碳設備的購置與使用；另外，對低碳技術開發投資實行投資退稅。對于節能服務產業，要落實2010年4月發改委等印發了《關于加快推行合同能源管理 促進節能服務產業發展的意見》中規定的稅收扶持政策，暫免征收營業稅、減免所得稅。另外，還應將節能服務企業認定為高科技企業，給予相應的稅收優惠政策。三是建立自治區政府投資的碳金融公司，創新金融制度和金融工具，為低碳產業發展提供資金支持。

（三）加強政府綠色采購

首先，要嚴格執行國家《節能產品政府采購實施意見》等綠色采購相關文件精神，提高采購人員環保意識；其次，要落實好優購政策、首購政策和訂購政策，敦促采購人采購節能環保產品。應建全綠色采購標準，建立節能產品政府采購統計體系，綠色采購清單，公開綠色采購信息等措施；第三，自治區應采取一些減稅措施來降低“綠色產品”采購成本，各級政府應支持建立采購信息數據庫，成立綠色采購網絡組織，推動成立各地綠色采購團。

參考文獻：

1.王金南等.應對氣候變化的中國碳稅政策研究[J].中國環境科學，2009，29（1）

篇5

2015年9月召開的的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峰會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里程碑。大會的成果文件《改變我們的世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簡稱《2030議程》），載入了得到所有成員國同意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這些目標將從2016年開始生效，為今后15年的國際發展提供方向?？沙掷m發展目標通過17個一級目標及169個二級目標攜手所有國家和所有利益相關方在人類、地球、繁榮、和平和伙伴關系五大領域采取兼顧可持續發展三個方面（經濟、社會和環境）[1]的行動（聯合國,2015a）。雄心勃勃的可持續發展目標為各國所接受開啟了新發展議程的關鍵一步，但在今后的目標實施過程中將面臨著一些重大挑戰。首先，很多評論認為，和只有8個一級目標和21個二級目標的千年發展目標相比，可持續發展目標在試圖涵蓋更廣泛的發展內容的同時失去了重點，從而給實施增加了難度。因此，每個國家還需要根據自己國家的國情設定國家目標。第二，可持續發展目標包含了一些難以量化的環境和社會目標，如，目標4.7中提到了關于掌握可持續發展知識和技能的目標，這給目標進展的衡量帶來了一定的困難。聯合國目前還在對二級目標下面的具體指標進行研究，將于2016年3月公布最終結果。第三，國家層面的數據收集將最終決定目標進展的衡量情況。如MichaelAnderson（曾任英國首相卡梅隆的聯合國發展目標特使）所說，拿涉及到營養的目標2來舉例，在193個簽署了目標的成員國中，只有74個國家目前有足夠的數據來衡量是[2]否能夠達到目標（TheEconomist,2015）。來自數據方面的挑戰將需要成員國在統計方面增加更多的投入。

2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工具

在2012年的“里約+20”會議確定了“綠色經濟是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UN，2012），并要求聯合國系統向對綠色經濟感興趣的國家提供支持。既然綠色經濟與可持續發展的關系已在2012年就被確認，為什么這個提法卻沒有出現在2030議程的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呢？首先，我們認為，綠色經濟沒有出現在2030議程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中并不是談判的失敗或者是綠色經濟地位的改變，而是成員國為了避免談判受到不必要的干擾而達成的默契。“里約+20”的成果文件雖然肯定了綠色經濟，但當時的談判過程非常艱苦，會后關于綠色經濟的爭議仍然存在。仍然有觀點認為，環境問題是富裕國家的問題，綠色經濟也許可以在發達國家開展，但并不適合發展中和欠發達國家。另外，由于綠色經濟強調清潔生產和低碳發展，認為傳統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發展路線不可持續，有觀點認為綠色經濟是變相的貿易保護，發達國家會通過綠色經濟將環境標準強加在它們身上，以此制約它們的經濟發展。雖然綠色經濟已經開始被越來越多的國家認可并且作為國家戰略，但在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談判中重新開啟之前已經爭論多時的話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為避免給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談判造成不必要的障礙，成員國在談判伊始就似乎有了不再討論綠色經濟的默契。其次，作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一個重要工具”，綠色經濟的作用主要體現在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施方面，而不是成為其中的一個目標?？沙掷m發展目標是《2030議程》中的新議程，而綠色經濟則已經出現在了2012年“里約＋20”會議的議程中。經過3年的發展，綠色經濟已經由議程發展成為了一個操作工具，可以幫助成員國推動可持續發展。具體來說，一個國家可以把可持續發展目標作為起點，利用綠色經濟這個工具考察哪些政策可以被用來調整國民經濟中的總供給和總需求，以便找到有效、公平、環保的方法來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在衡量方面，綠色經濟指標也是幫助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的一個工具。如之前提到，17個可持續發展的一級目標下面還有169個二級目標和將于2016年3月公布的具體指標。綠色經濟指標可以從設計政策的一開始就和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具體指標掛鉤，從而確保政策從設計到實施到監測評估的每一個階段都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的二級目標服務，進而實現一級目標。最后，綠色經濟的許多內容其實已經被蘊含在了不同的可持續發展目標中。綠色經濟強調通過向經濟的綠色化轉型投資，從而達到經濟增長，環境保護和民生改善的目的。如果仔細分析這17個可持續發展目標就可以發現，綠色經濟強調的內容已經包含在其中。比如，消除貧困，獲取可靠和可持續的現代能源，促進包容性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減少國家內部及國家之間的不平等，應對氣候變化，以及可持續利用海洋和森林資源并且遏制生物多樣化喪失等。因此，綠色經濟雖然沒有以目標的形式出現在可持續發展目標中，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可持續發展目標中沒有綠色經濟的存在。相反，綠色經濟的精髓已經被包含在了現有的目標當中。如果說綠色經濟的地位和“里約＋20”會議時有了任何變化的話，那就是綠色經濟將在幕后全面發揮它工具的作用，在操作層面給成員國啟動可持續發展政策提供抓手，推動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

3里約＋20后的綠色經濟活動進展

“里約＋20”標志著綠色經濟工作的全面開啟。經過了3年的時間，綠色經濟已經在政策研究和國家項目等方面有了一些進展。

3.1綠色財政政策

要實現綠色經濟，必須以戰略眼光調動使用國內資源。在這方面，綠色財政政策可以發揮強大的作用。具體而言，綠色財政政策不僅可以增加公共資源，使之用于綠色投資，也可以將經濟活動的所謂“外部性”反映在商品和服務的價格中，從而引導投資決策和消費行為。環境稅、排污費、綠色技術補貼、預算分配和稅收優惠等綠色財政政策工具可以刺激低碳、資源節約、以及環境友好型的經濟活動。拿化石燃料補貼為例，據國際能源署估計，2014年全球在化石燃料的補貼超過5000億美元，比可再生能源補貼高出4倍（MariavanderHoeven，2015）。高額的化石能源補貼減少了可用于綠色發展的資金，并且鼓勵了能源的過度生產和消費，給自然環境帶來極大的壓力。目前環境署已經在一些國家幫助政府分析綠色財政政策,提出加強財政制度的建議，比如毛里求斯、加納、肯尼亞和莫桑比克（見專欄1）。另外，環境署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以及德國國家合作機構共同建立了一個“綠色財政政策網絡（/）”，通過提供財政政策改革方面的知識和經驗來促進各國在這方面的相互學習和交流。最后，作為政府間機構，環境署還積極推動政策對話，例如環境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德國國家合作機構在2012年和2014年舉辦了兩次政策對話，主要關注化石燃料的補貼問題。

3.2綠色產業政策

綠色產業政策指推動一個經濟體的實業（以制造業為主，包括與制造業直接相關的服務業）綠色轉型的產業政策。它不僅僅是指針對環保產業的產業政策。綠色產業政策旨在將環境和社會因素納入一個國家的政策以及企業的運作，與此同時推動工業創新、創業、增強競爭力并且創造就業機會，從而促進綠色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實現。綠色產業政策手段包括：撤銷有害補貼、提供生態效益基礎設施、引進工業標準以及生態標簽、環境稅、法律和監管框架等。很多機構已經在綠色產業政策方面開展了一些工作，比如聯合國工業發展組織或工發組織），德國發展研究所，經合發組織，可持續發展國際研究所等。但是每個機構對綠色產業政策的定義不同，研究的覆蓋范圍也有所不同。為了將綠色產業政策研究系統化，從而觸發更多有效的政策實踐，環境署目前正在與工發組織和德國發展研究所合作開展關于綠色產業政策的系統研究,其中包括綠色產業政策的理論基礎、經濟效益以及具體實踐等內容。

3.3計量體系

在綠色經濟指標體系方面已經有一些機構開展了工作，但是每個機構在其指標系統下面所衡量的內容不同。比如，環境署的指標體系主要關注如何運用指標來制定綠色經濟政策（見專欄2），經合發組織的綠色增長指標關注自然資本，資源效率，環境質量以及政策和機遇等，世界銀行的綜合財富核算則測算一個國家將物質資本、自然資本和人力資本考慮在內的所謂“真實財富”，而全球綠色增長組織的綠色增長規劃指標是為了尋找阻礙綠色經濟的問題以便幫助相關國家進行綠色規劃。這些不同維度的研究各有千秋，但這讓想要衡量綠色經濟進展的國家有些無所適從。于是，由這四家機構共同發起的“綠色增長知識平臺”于2013年了一個尚待完善的綠色增長指標框架，把這幾家機構的指標工作重點竄在一起。指標體系常常因為比較復雜而不利于宣傳和國家間的比較，很難清晰地體現一個國家的整體綠色發展水平。因此，一些組織開展了關于綠色發展綜合指數的研究。比如，環境署正在研究的綠色經濟進步指數來測量一個國家的綠色經濟進展及其可持續性。這個指數目前已經有了雛形，但是還需要進一步的推敲細化。在綠色經濟計量體系方面的研究目前還存在一些挑戰。首先，一些關鍵的指標還沒有完全建立起來，比如綠色就業，由于認識不同和標準不同，加上綠色就業有動態的一面，而且綠色就業大中部分是現有就業的改造升級而不是新創造的就業，使得指標的確定和數據的收集面臨挑戰。另外，有限的統計能力以及民營部門的參與不足也給數據收集帶來了困難。環境經濟統計比單純的經濟統計要復雜很多，需要統計部門人員對環境問題有一些基本的理解。這就需要政府投入相當規模的資金及人力。同時，數據的收集還需要鼓勵民營部門更加主動地披露自身經營活動的環境經濟信息，這樣環境統計才能達到幫助政府和民營部門分析趨勢并及時發現問題。

3.4模型

篇6

1.發達國家破解節能減排困境的財稅政策

1.1政府采購促進節能減排

政府采購，主要是指各級政府和部門立足于公共服務的需要，在維持日常公務生活的基礎上，支取國家財政資金、借貸或服務的活動。政府針對國家經濟發展形式，支取國家財政資金對相關的服務、生產領域給予一定的節能減排技術和治理污染的技術、資金支持，一方面，促進節能減排技術的開發與推廣，另一方面，規范企業的生產發展，促進綠色生產，減少企業對廢棄物的處理負擔，減少污染物的排放量，增加環境效益。如美國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簽署法令規定聯邦政府各部門的政府采取"能源之星"的標志，一方面是為了充分加強政府對經濟生活的干預和秩序規范；另一方面則是為了促進美國社會經濟的綠色化發展。

1.2政策引導創立基金支持

公益基金的創立是現代歐美發達國家發展產業的重要舉措之一，美國聯邦政府就積極采取措施，引導建立節能減排的公益基金，充分調動第三部門的積極性，參與社會生產與生活。通過建立政策引導第三部門與直接從事生產經營的企業實現對接，以方便進行有針對性的節能減排服務。密切貸款與直接貨幣補貼等措施協調配合，以此促進生產的企業和部門能夠提升節約能源資源、減少廢棄物排放的生產意識和節能減排的生產積極性。

1.3制定和實施相關的財稅法律和制度

發達國家在進行節能減排的發展過程中，配套的節能措施采取和運用已成為慣例，制定和實施相關的財稅法律和制度成為保證節能減排順利開展的重要措施，如針對節能減排需要重點關注的指標，制定相關的稅收制度，主要有二氧化碳環境稅、能源使用消耗稅以及二氧化硫環境稅等。在制定和實施相關財稅法律與制度方面，美國尤其典型，為節能減排，美國頒布了相關法案，如《新能源法案》、《清潔能源與安全法案》等一系列法案。相關法律和制度的制定與實施，是確保節能減排生產順利進行的重要依據，這不僅可以為廠商提供生產與發展的依據，而且也能夠實現對法律環境的規范與保障支持，促進節能減排的可持續性發展[1]。

2.節能減排的財稅政策建議

結合我國的生產發展現狀與發達國家的節能減排舉措，如何提升我國節能減排的水平，促進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不僅需要市場對綠色環保進行長期的調控，而且需要政府制定和采取相應的財政政策與稅收政策，對我國的節能減排事業進行規范，促進我國節約資源和能源、減少污染物對環境的污染，進而推動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可持續發展。以下結合發達國家的發展經驗，結合我國的經濟、政治發展現狀進行如下的財政與稅收政策分析：

2.1財政政策

第一，增加對節能減排技術研發和技術推廣的財政支持力度?？萍际谴_保節能減排事業高效運轉的重要舉措，為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宏觀調控積極性，采取積極的財政政策，為高等院校和專門的科研機構提供財政資金支持，一方面是在科研設備與科研成果的包裝和質量保證上，需要充足的資金運用于設備的引進與研發；另一方面，則需要進行科研人員的定向培養，確保技術研發和技術推廣的人才保證。如在鋼鐵加工行業、有色金屬冶煉行業、電力生產行業，這些耗資巨大的行業領域，就不得不需要國家實行財政支持，以確保我國國家經濟的安全與可持續生產。

第二，加強對能源開發利用的支持力度，特別是清潔資源與替代資源的開發利用。由于我國人口眾多，社會經濟的發展需求日益擴大，在進行生產的過程中，需要大量的能源資源，諸如石油、煤炭等，但由于其污染性大，且循環再生難度大，如何增加對可再生資源的利用，以及尋找可替代資源成為經濟建設發展的當務之急；

第三，通過政府轉移支付加強對落后產業的淘汰力度。政府轉移支付在節能減排領域，應該集中于對發達地區或者落后地區落后產業的淘汰，實現發達地區經濟發展資金向欠發達地區或者新型發展產業的支持，對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進行及時的調整與整改，經濟發達地區的落后產業主要應該由地方政府自行解決，增強地方政府的產能淘汰力度和范圍；

第四，充分發揮政府采購引導帶動能力。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政府的采購引導能力不強，很難實現和滿足對需求量大、能源消耗低、污染排放少的商品要求，因此需要加強政府的采購引導功能，實現對居民生活的和企業生產的綠色引導功能[2]。

2.2稅收政策

第一，對高耗能、高污染的產業開征能源稅。針對國家或者國際重點開發的能源征收能源稅，確保企業能夠節能減排，減少對能源資源的消耗，減少對環境的污染，實現效率與公平的共生與發展。并適當擴大資源費的征收范圍，對具有十分重要生態意義的資源，如樹木征收相應的稅收；

第二，對環境污染程度大的企業征收環境保護稅。制定和實施相應的環境污染保護稅的征收策略，是確保我國環境保護的重要內容，也是限制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內容，對嚴重污染環境的產業和企業進行責停整改；

第三，調整稅收優惠。對污染和浪費嚴重的企業實行征收環境保護稅與能源稅的措施，而對綠色生產和環保產業實行研發保護，給予適當的稅收優惠。如對研發機構經費費用同比增長超過10%的廠商，能夠按照研發費用的1.5倍加記扣除研發的成本，這也是對綠色科研的稅收優惠的表現之一；

第四，充分借助于稅收手段，建立科學發展基金。稅收在一定程度上扮演著調節作用，通過稅收建立科學發展基金，促進科技研發手段的改善，對科研機構和從事小型研發的企業，給予適當的資金支持，設立專門的科技研究開發基金，促進節能減排技術的開發、使用和推廣。并給予研究開發節能減排技術的企業和投資稅收減免政策，給予一定的資金和政策支持[3]。

篇7

【關鍵字】財政政策，結構性減稅，優化結構性減稅

一、引言

為了應對2008年金融危機給我國經濟造成的嚴重沖擊，我國采取積極財政政策和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實施了“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宏觀政策。作為積極地財政政策之一的結構性減稅政策應運而生，在隨后的2009年年初召開的全國財政工作會議上，財政部部長謝旭人指出:實行結構性減稅是該年財政工作的重點之一，提出了按照結構性減稅的要求，以保增長為著重點,以擴內需為著力點，以調結構為著眼點，積極調整相應稅收政策,充分發揮稅收職能的作用，優化稅制結構，推動和促進經濟發展。

據統計,2009年這方面的舉措使企業、居民共減少稅負5000億元左右。不斷出臺的結構性減稅措施，成為拉動經濟復蘇的重要力量，十二五期間應該繼續優化結構性減稅。

二、如何理解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

（一）結構性減稅的內涵

目前各專家學者就結構性減稅的觀點不一，雖然各專家學長的對結構性減稅的觀點不一，但是主旨基本一致，那就是結構性減稅不僅僅要“減稅”還要有“結構性”的減稅，針對特定的目標，特定的稅種對特定的群體進行消減稅負。結構性減稅政策不同于全面的、大規模的、僅僅有增有減的稅負調整，是具有特殊含義的減稅措施。

（二）實施結構性減稅政策的必要性

一方面，實施結構性減稅是“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宏觀政策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我國稅收增速遠遠超過GDP的增速，這引起我國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發生了較大變化。居民收入占國民收入最終分配格局中的比重由1996年的69.3%下降到2005年的59.8%；而同期政府和企業相應領域分配比重相應分別提高了近4%和6%。這一分配格局的改變與國家“保增長”的宗旨是相違背的，要想保增長就必須要擴內需，而擴內需主要應該是擴大居民的消費需求。在當前形勢下，減稅對于貫徹“以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和擴大最終消費需求為重點，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要求具有重要意義。

另一方面，結構性減稅是稅制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結構性減稅是一項宏觀調控舉措，它不僅僅是短時期的應對之策，而且在長期內也具有深刻意義。根據新稅制改革的要求，將減稅與優化稅制結構的目標相對接，將減稅安排落實到具體的稅種上，從而達到完善稅制結構的目的。換句話說，就是結構性減稅與稅制改革是不存在矛盾的，是有共同目標的，對于構建和諧社會都是有積極作用的。

因此，無論從當前經濟形勢看，還是從我國長期發展戰略角度出發,結構性減稅都是需要的，在十二五期間也應該繼續優化結構性減稅。

三、新形勢下結構性減稅的優化

2010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要繼續實施結構性減稅，促進擴大內需和經濟結構調整”。在十二五期間，應當是以科學發展觀為統領，在繼續堅持“簡稅制、寬稅基、低稅率、嚴征管”原則的同時，適當降低間接稅的比重，提升直接稅的比重，實現結構性減稅與結構性增稅的優化平衡，建立一個能對經濟波動進行有效調節，體現國家產業政策并適合中國國情、促進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和滿足國家財政正常性需求的稅收制度體系，并且綠色稅制體系需要進一步的到重視并有良好的發展。

（一）進一步優化減稅政策

結構性減稅的主要目標是拉動經濟增長，優化減稅政策必須在保持目標方向不能變，即始終要以促進經濟發展為宗旨，那么要優化減稅政策就必須考慮到拉動經濟發展的三輛馬車的方向，就必須要在擴內需、促投資、促出口這三個方面優化稅制。

1.擴大內需方面。一是，培養消費新方向，例如救活房地產市場，免征保障性住房建設用地使用稅及土地增值稅。二是，運用綜合分類制扣減個人所得稅，增加居民收入提高消費能力。三是，進行社會保障稅改革，為減稅增加空間。四是，增值稅轉型之后，對其后續的優惠措施然有必要。五是，繼續推進惠農政策的實施，支持新農村建設。

2.鼓勵投資方面。完善企業所得稅制度，適當降低企業的企業所得稅稅率，增加對其中信用好對社會發展有利企業的扶植力度，與此同時對那些自主研發，節能減耗的企業予以優惠減免政策。運用稅收優惠政策扶持企業發展，穩定經濟增長。

3.促進出口方面。著重運用出口退稅政策與匯率、貿易融資等貨幣政策的組合方法促進出口，而不再是僅僅依靠退稅政策。因為僅僅依靠退稅會增加財政壓力，無益于出口結構的優化。出口退稅政策目標是“改善和提高出口退稅的使用效率，優化出口商品結構，推進外貿出口增長方式轉變”，對于科技含量高、低能耗、低污染的商品應降低稅負，并相應地給與一定退稅優惠，在此基礎上還要加大對國際融資方法的運用。

（二）適當增稅完善綠色稅收體系

近幾年國家通過積極的財政政策，增加政府支出與消減稅收并行，使得政府財政赤字壓力增大，為了防止財政赤字超過我國綜合國力的承受范圍，適當的增稅政策在實行結構性減稅的同時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完善資源稅等綠色稅收政策，這樣一方面能緩解財政壓力，另一方面也是稅制結構改革的必然要求，

（三）加強稅收征管，保證稅收最大程度的足額入庫。

稅收征管在整個稅收體系中起到的作用不容忽視。它在整個過程中起到了保障性的作用，對于實施的政策進行監管，確保實施效果的正確反映，所以在未來的稅制改革中我國應當加大對稅收征管的力度，確保稅收足額及時入庫。

參考文獻：

篇8

關鍵詞低碳經濟；財政政策；碳稅；環保積分制度

中圖分類號F813.1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4）01-0094-04

由于大氣中溫室氣體含量增加，全球氣候變暖趨勢非常明顯。根據IPCC氣候評估報告內容，1906年～2005年的100年間，全球平均氣溫上升了0.74 ℃，尤其是近10年，升溫趨勢更加明顯[1]。由于氣候日益變暖，極端氣候事件頻發，全球海平面逐年上升，人類社會面臨著極大的威脅，很多地區都遭受了毀滅性的破壞?；诖?，世界各國紛紛提出發展低碳經濟，并且制定出相應的政策，逐步降低經濟增長過程中的碳排放。

一、日本發展低碳經濟的歷史進程

（一）發展低碳經濟的背景

日本是一個能源消費大國，而本國的資源卻非常匱乏，因此許多關鍵的資源均依賴進口。同時，日本是一個島國，由于國土面積較小，海岸線比較漫長，氣候變暖的危害十分巨大。所以，為了降低氣候變暖對本國國民健康和產業部門的破壞，日本政府對生產和消費各領域的節能減排非常重視。

早在20世紀70年代，由于石油危機爆發，日本政府開始發展替代能源，以此優化本國的能源供給，降低本國經濟的石油依賴度。1974年，日本在全國推行“陽光計劃”，重點對煤炭、氫能、地熱能、太陽能等技術進行研發。1993年又開始在全國實施“新陽光計劃”，對新能源、節能、地球環境等技術進行綜合性開發和推進。1991年～2001年間，日本先后制定并出臺了多項法案，主要是關于廢棄物、化學物質、可再生能源、氣候變暖等領域的。如1998年，日本政府建立一家對策促進中心，專門研究全球變暖問題，并制定了相應的《地球變暖對策促進法》[2]。通過上述途徑，日本太陽能產業得到快速發展，其太陽能發電量、和電池產量自2002年后一直穩居世界第一，幾乎占世界總產量的一半。

（二）低碳戰略的形成

2004年，日本環境省設立全球環境研究基金，針對日本2050年的低碳社會發展進行情景研究，該研究計劃由大約60名研究人員組成，分為5個研究團隊，分別為交通運輸、信息通訊技術、城市結構、長期目標和發展情景，對日本2050年的低碳社會可能的情景及路線圖進行專題研究。2006年，日本經濟產業省對能源領域進行重新規劃，出臺了《新國家能源戰略》，提出從實施能源消費多樣化、降低石油依存度、發展節能技術等6個方面推行新能源戰略。在節能方面，明確提出到2030年，通過社會系統的改善和能源技術的創新，能耗效率至少提高30%。2007年，日本《21世紀環境立國戰略》白皮書，明確指出要克服環境危機，實現社會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008年是日本低碳經濟進程中非常重要的一年。3月，日本經濟產業省制定了“能源技術創新計劃”，明確指出要重點發展能源領域的21項創新技術，并制定了這些技術到2050年的發展路線圖[3]。5月，日本政府開始推行“低碳技術計劃”，并且針對環境和能源領域的技術創新提出了實質性方案和措施。6月，福田康夫（當時的日本首相）發表演講，題為《向“低碳社會”努力》，在其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緩解全球氣候變暖的對策，此即后來所謂的“福田藍圖”。“福田藍圖”表明日本政府對未來低碳社會的發展思路非常清晰，這標志著日本低碳戰略已經形成。

（三）低碳建設的全面展開

2008年7月，日本內閣出臺了《實現低碳社會行動計劃》。在《行動計劃》中，對日本低碳社會發展的具體目標和需要付出的努力進行了詳細闡述，進一步細化了國家的低碳戰略，提出了具體的措施，包括政府的財稅政策、政府的監督管理等。同月，日本政府公布了6個“環境示范城市”，這些城市均實施了大量具體措施來加快低碳轉型的進程，包括開展“零排放交通項目”、 “綠色能源項目”以及削減垃圾數量等。9月，日本政府出臺了《新經濟成長戰略》白皮書，在低碳排放、產業聯合、技術改造等方面出臺了一系列新的政策，以進一步推動低碳經濟發展[4]。在其中，提出了“資源生產力戰略”，即通過大規模的集中投資，提高資源生產力，以應對資源價格高漲帶來的挑戰，更好地構建低碳社會。

2009年4月，日本環境省題為《綠色經濟與社會變革》的政策草案，一方面提出了通過環境和能源技術來促進經濟發展；另一方面還制定了日本中長期的社會發展方針，其主要內容涉及投資、技術、資本、消費等多個方面。此外，在政策草案中，還詳細提出了碳排放權交易制度和環境稅等具體實施方案。據估算，該政策草案全面實施后，日本環境市場規模將急劇擴張，到2020年將達到120萬億日元，將有220萬人從事環境領域的相關工作。同年5月，日本政府《2008財年能源白皮書》，認為日本的能源消費結構存在問題，需要進一步優化，從目前的以石油為主向以核能、太陽能等新型能源為主進行轉變。2010年3月，為盡早實現低碳社會，日本文部科學省正式啟動綜合戰略項目，成立“低碳研究推進中心”，將低碳技術研發與生產實踐緊密結合。

二、日本發展低碳經濟的財政政策

從日本低碳發展歷程看，其在低碳技術和低碳能源開發等方面發展比較迅猛，這與日本政府實施的各項政策，尤其是財政政策有著密切的關系。

（一）預算政策

在日本促進碳減排的各項政策中，財政預算投入政策占據了重要的地位。為了確保能源技術能在未來占據世界制高點，日本政府非常重視能源安全投資，將大量的資金投放到新能源和新技術開發中，使得近年來風能、太陽能、氫能、超導能和燃料電池等新能源取得了長足的發展。2000年，日本政府投入了6.22億美元用于節能技術研發，在國際能源機構（IEA）成員國中首屈一指。在日本政府推出的“新陽光計劃”中，日本政府每年投入570多億日元，用于可再生能源生產、輸送和儲存技術的研發。日本資源廳每年用于節能減排的資金占財政預算資金的40%以上，如2001年，日本資源廳財政預算總計1 300億日元，其中新能源和節能領域的預算為520億日元。在日本2009財年預算案中，對環境能源技術研發進行單獨預算，預算金額高達100億日元，其中太陽能發電技術研發這一項預算就達35億日元[5]。在2010財年預算案中，又新增了一項預算，用于尖端低碳化技術的研發，預算金額達25億日元。

另外，為了鼓勵行為主體的主動減排，日本政府從很多方面對減排行為進行補助。如日本資源廳將50%以上的節能減排的專項預算資金通過補助費的形式進行發放，主要用于補貼購買節能設備的家庭和企業；為了推動減排環保車輛的普及，政府向購買清潔汽車的個人和企業發放補助金；經濟產業省每年撥款380億日元，用于補貼家庭高效熱水器和樓房新能源管理系統；對于家庭和中小企業購買太陽能發電設備，日本政府也將給予一定的補貼。除上述外，日本政府還對廢棄物資源化設備的生產企業進行補貼，補貼金額約生產、實驗費的一半；如果企業購買先進的能源設備，可以獲得1/3的補助等。這種直接的補助形式極大地降低了消費者和企業的減排成本，提升了其主動減排的積極性。

（二）稅收政策

1. 減稅政策

為了鼓勵消費者和企業購買和使用節能產品和技術，日本政府制定了很多減稅政策。如從2009年4月1日起，日本大范圍推行“綠色稅制”。消費者如果購買環保汽車，包括天然氣汽車、電動汽車等，將免征車輛購置稅及其他一些稅（如重量稅）。企業減稅方面，主要包括：企業購買循環設備，可減免部分固定資產稅和所得稅；企業購買廢舊塑料再生處理設備，除享受普遍退稅外，還享受設備價格14%的特別退稅；企業購買廢紙脫墨、玻璃碎片雜物去除等設備，可享受固定資產稅退還政策，為期3年[6]。除上述減稅政策外，日本政府還對中小企業按照18%的稅率征收法人稅，比原稅率降低4%，目的是促進中小企業的節能減排。

2. 碳稅征收政策

碳稅方案2004年由日本環境省提出，于2005年10月最終確定，并于2007年1月正式征收。從征收對象看，日本碳稅主要是使用化石燃料的單位，包括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等能源的消費大戶，以及利用化石能源發電的企業，家庭和辦公場所均包括在內。所以無論是上游的生產環節，還是下游的消費環節，均需征收碳稅。從稅率看，目前為每噸碳2 400日元的稅率，這會對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產生一定的影響。根據課稅和補助配合的原則進行測算，發現如果稅收額均用于防止地球變暖領域，在稅收規模不變的情況下，將導致GDP 2009年～2012年間平均降低0.055%。對居民生活來說，課稅后，汽油和水電費等占收入的比例將由課稅前的9.3%變為9.5%，每個家庭每月將多支付約177日元。碳稅收入是一筆穩定的資金來源，有助于推動國家環保政策的執行，主要用于防止氣候變暖。除此之外，碳稅還可以用來進行森林保育、提高建筑節能、開發新能源汽車、促進低排放的機動車發展，以及建設低碳都市等。日本環境省制定碳稅方案時，曾經做過試算，若把碳稅收入全部用于能源補貼方面，可以顯著降低CO2排放量，每年約510萬噸。

（三）推行環保積分制度

從2008年至2010年，日本環境省實施了一系列環保積分示范項目，國民在利用或購買環保型商品及服務時，可獲得相應積分，這些積分可用于購買各種商品。通過這種方式，日本建立起了涉及到各行各業的環保行為積分機制。環保行為積分可理解為國民參與各類環?；顒拥膽{證，通過發放積分，政府對每個國民的環保行為進行經濟鼓勵。2011年，日本環境省又推出新的環保行為積分項目，該項目認定的環保行為，不但包括購買節能家電、節能設備等環保型商品和服務的行為，還包括參與公害防治管理（如化學物質管理）、3R活動（如垃圾處理）和自然保護活動（如生物多樣性保護）等環境保護行為。與以往政府主導的環保積分示范項目有所不同，從2012年開始，該項目主體變為民間消費者和企業，其中民間企業是項目的主要出資者和管理者[7]。

環保積分制度對日本的節能減排有直接的推動作用。以家電環保積分制度為例，制度實施以來，大大地推動了日本空調、冰箱、電視等產品的銷售和更新換代，節能性能較高的家電產品需求急劇上升。據統計，該制度實施期間，空調、冰箱、電視等產品的出貨量大幅增長，2009年這三類家電產品整體銷量增長幅度為24%，2010年增幅則高達43%。由于這三類家電產品節能性能逐年提高，所以民眾大量換買節能家電為日本的節能減排作出了巨大貢獻。將2010年與1996年的家電產品全年消耗的功率量進行對比發現，三類家電中，冰箱為節能性能推廣最好的產品，年消耗功率量降低了50%以上；電視機次之，年消耗功率量降低30%以上；空調器最后，年消耗功率量降低20%以上。另據測算，制度執行期間對節能家電的普及，日本每年約減少CO2排放量270萬噸。

三、我國發展低碳經濟的借鑒

（一）加大財政投入力度，支持低碳經濟發展

1. 設置節能減排專項資金

目前在我國財政經常性預算中，用于節能減排的雖然有一部分資金，但都不是專項資金，而是分散于其他項目，所以資助力度較小，并且針對性不強。事實上，發展低碳經濟，促進節能減排具有很強的外部性特征，本就是公共財政應該重點資助的對象，但是在我國目前的公共預算中，卻沒有專門的支出項目用于支持低碳經濟，因此出現了公共財政的“缺位”現象。為了改變這種狀況，應該對目前各項與節能減排相關的資金項目進行整合，專門設置發展低碳經濟、促進節能減排的支出項目，未來在有條件的情況下還應建立“低碳預算”[8]。各級政府應該將其視為重點項目，進行專門立項，并且每年要保證一定的增長速度。具體來說，在預算安排過程中，一方面應按照一定比例，將每年財政收入的增量用于該項目；另一方面可以進一步調整預算結構，提高該項目在財政收入存量中所占的比例。

2. 加大財政補貼力度

低碳經濟具有典型的公共品和外部性特征，在發展過程中會出現市場失靈，如果單純通過市場機制，低碳經濟將很難得到快速發展。所以應加大財政補貼力度，鼓勵企業進行低碳生產，支持節能環保產品的消費和使用。首先，通過財政補貼，可以降低企業生產低碳產品和購買低碳技術的成本，有利于提升低碳、環保產品的市場份額；其次，通過財政補貼，對企業的環境治理行為進行補償，這樣可以鼓勵企業自覺地保護生態環境，節約資源的利用，進而實現稀缺資源的可持續利用。財政補貼的主要領域應包括廢棄物資源化、新型可再生能源開發、全過程清潔生產、低碳技術改造、環境污染治理等多個方面。補貼的方式也多種多樣，如貸款貼息、價格補貼、優惠利率、放寬還貸條件和折舊政策等。除了對企業進行補貼外，政府還應該借鑒日本的環保積分制度，對消費者的低碳購買行為進行一定的財政補貼，如購買節能家電、電動汽車、實行垃圾回收等行為。

（二）調節稅制結構，完善稅收體系

1. 完善現有稅種

其一是增值稅，根據能源性質實行差別稅率，對煤炭、石油等不可再生的化石能源征收17%的稅率，而對地熱、風能等可再生清潔能源征收13%的稅率。其二是消費稅，對那些使用后可能對環境造成污染的產品增設消費稅稅目，并且提高征稅標準。根據稀缺程度不同逐步提高單位稅額，對那些稀缺性強的非再生資源要課以重稅，這樣可以提高資源使用效率。其三是企業所得稅，加大對發展低碳經濟和實行節能減排企業的稅收優惠力度，綜合利用加速折舊、投資抵免、盈虧相抵、再投資退稅、延期納稅等手段，降低企業納稅負擔。其四是資源稅，一方面要逐步擴大征收范圍，對土地、森林、海洋等自然資源也要征收部分資源稅；另一方面要提高現行資源稅的稅率，對不可再生的化石資源征以重稅，采取從價定率征收與從量定額征收相結合的征稅辦法，提高資源的利用率。其五是關稅，對那些消耗大量自然資源，或者可能對我國環境產生污染的技術和產品征收高關稅，而對那些利用環保節能設備、獲得低碳標志和使用可再生新能源的產品，則給予一定的關稅優惠。

2. 適時適度開征碳稅

碳稅在不同國家稅收中的作用有所不同，在經濟比較發達的國家，對環境的要求較高，環境稅的地位比較重要，如日本就非常重視本國的氣候變化，在很早就開征碳稅來促進碳減排[9]。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還比較落后，需要消耗大量的能源來拉動經濟增長，如果碳稅制度非常嚴格，可能會制約經濟的發展。同時，開征碳稅還將涉及企業稅負和現行稅制的調整，還會影響到國家財政體制和地區經濟利益的調整。另外，開征碳稅后，還需要增加相應的人員和設備對企業的CO2排放量進行檢測和分析，一旦監控出現問題，就容易產生稅收漏洞。綜合考慮以上因素，筆者以為我國開征碳稅的最佳時機尚待確定。根據國際經驗，如果我國選擇開征碳稅，在課稅范圍上，應充分考慮本國的環境、資源、居民接受程度、經濟發展水平等多方面因素，目的是在實現碳減排總體目標的同時，不會對我國經濟增長造成較大沖擊。選擇課稅對象時不宜一刀切，應該綜合考慮價格信號刺激、產業結構等多方面因素。在稅率方面，開始實行象征性地征收政策，以后再逐步提高稅率水平，逐步引導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同時，對那些能源密集型行業，由于受碳稅影響較大，可以通過稅收減免與稅收返還機制，給予適當的優惠。

（三）健全相關配套機制，發揮低碳財政政策效率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單純依靠政府財政政策，我國政府承諾的減排目標是很難實現的，還必須制定相應的配套機制來發揮輔助和橋梁作用，如環保教育、能效標準、資格認證制度、能效審計制度、自愿減排協議制度及環保教育制度等。但是，我國目前的相關配套機制體系還很不完善，低碳財政政策的實施面臨著依據不足的困境。如缺乏相應的綠色認證制度來推動政府低碳采購，稅收政策中缺乏征繳激勵制度和稅費減免制度等，導致財政政策效率無法得到充分發揮，阻礙了我國節能減排工作和低碳經濟發展的進程。所以，我國必須盡快完善財政政策的相關配套機制，建立健全低碳中介服務機制、能效標準及審計制度、自愿減排協議制度、完善綠色認證制度等，同時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以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低碳經濟中的作用。我國也可以借鑒日本的經驗，建立能源管理師制度、能源制定工廠制度、節能標簽制度等制度，推動低碳經濟的快速發展。

此外，對于低碳財政政策，不能只關注政府財政政策措施的數量，更要重視政策的實施效果，所以還需要建立科學的評價指標，對財政政策效果進行評價。同時，要加強CO2排放的檢測和統計體系建設，進一步健全政府監督機制，為政府績效考核提供事實依據。在對財政政策的效果進行考評時，須定期進行，這樣可以檢驗其時效性，對政策中的落后因子進行及時調整，以發揮最佳的政策效應。

[參考文獻]

[1] IPCC. Climate Change 2007： the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of the Intergov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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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演經濟波動;內外失衡;通貨膨脹;供給管理

2010年，我國宏觀經濟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觀經濟內外需結構性平衡、經濟周期波動、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等問題上，并取得了新的進展。

一、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性平衡問題

后危機時期，宏觀經濟運行中的內外需結構關系成為經濟學界研究的熱點問題之一。劉偉等通過國民資金流量表核算資料，對近年來中國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變化趨勢及其對國內總需求結構的影響程度進行了分析，發現當前投資與消費的結構性矛盾與國民收入分配結構的失衡有密切關系。他們分析了這種失衡的制度性背景，認為改善這種失衡是提高我國經濟增長和經濟發展宏觀效率的重要保證。[1]

王晉斌認為，中國經濟未來增長的路徑是要平衡內需與外需之間的關系，而不能采取簡單的替代關系。在改革內需結構的同時，要加快自主創新的步伐，規避高新技術產品的低附加值化現象以挖掘專業化的潛力，并通過穩定人民幣幣值和人民幣“走出去”戰略，實現金融政策與貿易政策的融合，發揮金融促貿易的功能，以形成擴展外需的新增長極。[2]

文貫中認為，面對外需增長的下降,中國急需提振內需，然而，中國現行的土地制度已經造成兩種結構性扭曲：第一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在農業比重急劇下降的同時相應減少農村人口的比重，造成城市化的嚴重滯后和城鄉收入差的惡化；第二種扭曲表現為中國未能將其服務業的就業比重提高到世界的平均水平，造成農村的普遍隱性失業和集聚效應的浪費。中國必須改革其土地制度以降低高昂的城市化成本，才能提振內需，走上可持續增長道路。[3]

楊圣明針對人民幣匯率在國際上面臨升值，而在國內又面臨貶值的雙重壓力矛盾對立現象進行了研究，認為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國經濟發展水平同發達國家經濟發展水平高低懸殊、社會勞動生產率高低懸殊、中國國內價格水平過低等。指出，提高我國的社會勞動生產率是減緩壓力的根本；推進新一輪的價格改革是減緩壓力的關鍵；改善中美貿易結構是減緩壓力的重要舉措；人民幣國際化是減緩壓力的必由之路。[4]

王保安從經濟發展戰略、市場經濟體制建設、相關經濟政策與制度建設等方面，對結構失衡的深層次原因進行了詳細的剖析。研究認為，我國經濟結構長期失衡與矮化的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要從根本上解決結構失衡問題，需要創新完善促進科學發展的制度環境與體制保障。[5]

二、經濟周期性波動問題

王成勇等運用STAR模型理論探討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的劃分、經濟周期波動的非對稱性和持續性以及經濟在各個波動階段之間轉換的內在演化機理。實證研究表明，把經濟周期階段劃分為緊縮、恢復和擴張三個機制已經能夠較好地刻畫我國經濟增長的非線性動態結構，但是劃分為緊縮、恢復、擴張和衰退四個機制，在整體擬合效果和對經濟增長結構的解釋能力方面都有顯著提高；經濟在各機制之間的平滑轉換速度和機制狀態是否平穩，闡釋了我國經濟周期階段較強的非對稱性及其內在演化機理。[6]

張成思運用隨機波動模型分析了1980年1季度～2008年4季度中國經濟周期波動性特征的動態變化。實證結果顯示，20世紀90年代末是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波動趨向平穩化的分水嶺。研究認為，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不斷發展與完善增強了實體經濟抗沖擊的能力，推動了經濟波動趨向平穩化轉變。[7]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周期表現出某些既不同于發達國家，也不同于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特征：一方面我國居民消費波動的幅度大于產出波動；另一方面，我國的就業波動較為平滑而投資和資本波動過大。陳曉光等建立了一個RBC模型對此進行了解釋。模型引入了異質性消費者和異質性廠商以及部分消費者和部分廠商在金融市場上所面臨的信貸約束；鑒于我國政府在宏觀經濟調控中的重要影響力，模型還引入了政府消費，以反映政府支出對消費者和廠商的外生沖擊。研究發現：信貸約束是解釋中國經濟波動特征的一個重要傳導機制，而政府消費沖擊則是一個重要的波動源。[8]

高士成運用Blanchard和Quah（1989）提出的長期識別條件，通過引入貿易依存度等外生變量，采用SVAR方法對影響中國經濟增長和通貨膨脹的沖擊進行分解，并討論了中國短期總供給和總需求曲線的斜率。研究結果表明：中國短期經濟波動的主要影響因素為需求沖擊，同時，總需求和總供給曲線的斜率也與理論基本相符，不存在“斜率之謎”。[9]

中國經濟波動可能是由多種沖擊因素共同引發。李猛等沿著“條條塊塊”思路對中國經濟波動沖擊源進行完整的分解。研究表明，中國經濟波動有大約30%的部分來源于地方政府沖擊。研究發現，官員腐敗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具有顯著性，而現有文獻所強調的財稅激勵和政治晉升激勵對地方政府短期化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10]

三、政府的供給管理與需求管理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和宏觀穩定課題組通過經驗分析，對經濟波動和宏觀調控進行了國際比較，突出了中國宏觀調控的特色。通過省際分析揭示了中國特色宏觀調控及其與主流經濟學反思所形成的交集，特別是“結構性”調控作為中國經驗的意義。提出了后危機時代中國宏觀調控的新思維：①把握宏觀調控主線：突出供給管理，加快結構調整；②完善宏觀調控的基礎：推進市場化改革，減弱政府性驅動；③轉移宏觀調控的重心：從工業化到城市化；④拓寬宏觀調控的視野：關注世界發展中的中國因素，加強國際政策協調。[11]

李連發認為，當前宏觀調控面對的形勢是資產價格過快上漲和通脹預期逐漸形成。在跨期轉移購買力方面，人民幣作為跨期價值儲存載體的吸引力下降，而房產等有價資產的吸引力上升，這是推動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主要原因。行政性的局部的結構性政策可能仍然會有些效果，但有效性將隨時間推移而下降，這些措施可能難以緩解中長期通脹和資產價格過快上漲的壓力。確保我國經濟中長期平穩發展是硬道理，短期內將控制通貨膨脹作為首要的政策目標，回歸穩健的貨幣政策，進一步發揮利率在管理通脹預期中的重要作用。[12]

2010年我國的宏觀經濟運行和調控面臨極為復雜的局面，既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可能引發的經濟過熱和通貨膨脹，又要防止經濟刺激政策過早退出所帶來的經濟增長率下滑，對宏觀經濟形勢的準確判斷和把握好政策調控的尺度是非常重要的。柳欣提出了與主流經濟學的“實物經濟”理論完全不同的“貨幣經濟”的分析方法，表明我國宏觀經濟面臨“滯脹”的危險，提出以16%的名義GDP增長率作為宏觀調控的目標，在保持高速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加速城市化進程調整失衡的產業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13]

劉偉等回顧了“十一五”期間我國宏觀經濟狀況，認為，2006年～2010年中國的經濟發展實現了歷史性的跨越，但同時也產生了深刻的結構性矛盾，這就要求中國的宏觀經濟政策與宏觀調控也發生深刻的變化，尤其應該注重需求管理和供給管理的結合，實現中國的可持續發展。研究指出了現階段加強供給管理的必要性以及應該采取的主要措施。[14]

黃益平等研究了我國通貨膨脹的決定因素。他們分別運用向量誤差修正模型（VECM）和結構向量自回歸模型（SVAR）分析了月度同比和月度環比數據。研究表明，過剩流動性、產出缺口、房價和股價對通脹會產生正向影響。結構脈沖響應分析表明沖擊的影響主要反映在前5個月，10個月后基本消失。研究發現，過剩流動性和產出缺口是影響通脹的重要因素。研究認為，考慮到資產價格對通脹的溢出效應，中央銀行應密切關注資產價格走勢。同時，管理流動性的措施仍然是控制通脹的主要手段，進一步推進利率和匯率的自由化進程至關重要。[15]

張曉慧等通過構建一個全球化背景下基于“兩部門悖論”的簡單模型框架，對全球通脹變化及其機理進行了經驗分析。研究發現,近年來全球通脹呈現幾個突出特征：一是“結構性”價格上漲已經并很可能在未來成為通脹的主要表現形式；二是由金融投機引發的初級產品價格暴漲成為導致CPI、PPI大漲的重要原因；三是CPI、PPI明顯上漲時，往往已處在經濟金融泡沫最后破裂的前夜，因此在衡量周期變化上CPI特別是核心CPI會相對滯后。研究認為，鑒于全球化背景下經濟運行和通脹機理所發生的變化，在宏觀調控中更加關注更廣泛意義上的價格變動，探索更為科學合理地衡量整體價格水平的途徑和方法。[16]

四、非均衡運行中的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為應對金融危機，我國采取了擴張性財政政策。2010年，對擴張性財政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研究成為一個熱點問題。張延運用國家干預的凱恩斯主義模型對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通過對1992年~2009年中國宏觀經濟時間序列數據的實證分析，發現，政府購買支出與物價水平有兩期滯后的正相關關系，中國的財政政策具有兩期滯后的“通貨膨脹效應”。[17]

王立勇利用HP濾波方法估計了我國潛在產出和產出缺口，并測算出我國通脹缺口，進而從目標實現角度定量分析了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增長和穩定物價方面的有效性。研究結果表明，1996年后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穩定增長方面的績效明顯改善，財政政策調控掌握了一定的提前量，且效率仍處于不斷提高進程中。研究認為，在穩定物價方面，財政政策績效不容樂觀，我國財政政策的主要調控目標是經濟增長，而非物價穩定，通貨膨脹主要還是一種貨幣現象，應該主要利用貨幣政策來調控。[18]

閆坤等認為，在良好復蘇背景的支持下，沉淀在經濟中的擴張性政策效力被激活，通貨膨脹的壓力驟然增大?？傮w上我國主要稅種的收入呈增長趨勢，財政收入體系的自動調節功能得到完善，財政支出重點逐步向社會事務轉移，形成了由經濟外延性擴張向社會外延性擴張的轉變。為防范通貨膨脹，支持經濟快速復蘇，應采用帶有內部收斂性的政策協同，在推動經濟復蘇增長的同時，有效防止和控制通貨膨脹就成為宏觀調控政策的首要目標。[19]

郭杰從固定資產投資的資金來源入手，實證研究了國家財政預算內資金、企事業單位自籌資金與貨幣供給、工業品銷售率以及銀行間7天拆借利率之間的動態關系。通過分析我國經濟制度方面的識別條件，構建五因素的SVAR模型。研究結果表明，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并不顯著，私人部門投資對總需求變動敏感，政府投資通過影響總需求會對私人部門投資產生影響，從而揭示了政府投資對私人部門投資的影響路徑。[20]

王智強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得到一個權衡了經濟穩定增長和抑制通貨膨脹兩大目標的整體目標變量，然后用隨機前沿模型分析中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效率水平以及對整體目標的影響。研究發現，財政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更高，采用財政政策實現經濟目標更有效，而貨幣政策的效率邊界水平較小，對其使用要更為謹慎。面對經濟危機，擴張性的財政政策更為合理和有效，而貨幣政策更多情況下應該配合財政政策，起到穩定和輔的作用。[21]

五、非均衡運行中的貨幣政策及其有效性問題

萬曉莉等利用對數據穩定性沒有要求的BoundsTesting方法，系統地考察了我國貨幣需求在1987年~2008年20年間的特征。結果發現，在考慮匯率（預期）和外部因素的條件下，我國在長期里才有穩定的貨幣需求。雖然我國的資本賬戶還未完全放開，但是貨幣替代和資本流動效應表現明顯。人民幣貶值（升值）預期將顯著減少（增加）居民和企業對人民幣的需求，這意味著央行在對匯率進行控制的條件下要進一步保持貨幣政策獨立性的難度將越來越大。[22]

李成等通過建立開放經濟條件下包含多個非有效資產市場的動態宏觀經濟模型，理論推演得到中央銀行貨幣政策反應函數即最優利率規則。研究顯示，利率調控不僅需要對產出與通貨膨脹的動向做出反應，還要對資產價格及匯率變動有相應的調整。利用中國數據的實證檢驗顯示，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調控整體上遵循了最優利率規則，該規則能夠為中國貨幣政策實施提供一定的參照尺度，衡量貨幣政策的松緊變化；我國利率調控主要針對產出和通貨膨脹，對資產市場價格及匯率變化的反應系數相對較小或不顯著，說明中央銀行沒有對資產價格等因素給予過多的關注。[23]

王立勇等對開放條件下的VAR模型進行非線性檢驗后發現，我國貨幣政策具有非線性特征。應用LSTVAR模型分析發現，低增長狀態下，信貸正負沖擊的產出效應和利率正負沖擊的價格效應都具有顯著非對稱性；高增長狀態下，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產出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貨幣、利率和信貸的正負沖擊對價格皆具有顯著非對稱效應；在正向沖擊方面，貨幣和信貸的產出效應以及利率和信貸的價格效應在不同經濟狀態下具有顯著非對稱性；在負向沖擊方面，信貸的產出效應和價格效應都具有較明顯非對稱性。而且，低增長狀態下，信貸的產出擴張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擴張效應較強；高增長狀態下，貨幣的產出緊縮效應和貨幣、信貸的價格緊縮效應較強。[24]

彭方平等應用非線性平滑轉換面板模型，從微觀層面對我國貨幣政策成本效應進行實證研究。研究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存在顯著的成本效應，即在短期內加息可能引起通貨膨脹；貨幣政策的成本效應具有顯著的非對稱性，相比經濟過熱時期，經濟蕭條時期的貨幣政策成本效應更顯著。上述結論所蘊含的貨幣政策建議在于：在宏觀經濟復蘇基礎尚未穩固、通貨膨脹較為敏感的背景下，對待加息要慎重，以免造成經濟滯脹。[25]

黃武俊通過修正后的Karras產出與價格模型，對開放經濟下中國貨幣政策效果進行了研究。結果表明：①中央銀行采取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動機在開放經濟下受到制約，經濟開放度的提高對中國保持較低的通貨膨脹水平起著積極作用；②經濟開放度的提高主要通過金融市場和影響工資—價格調整速度兩個渠道影響貨幣政策效果，兩個渠道對貨幣政策效果影響機制不同；③貨幣政策對產出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減弱，對價格的影響會隨著經濟開放度的提高而增強。研究認為，貨幣政策中介目標應逐漸由數量性指標向價格性指標過渡，最終應確定為以穩定物價為單一目標。[26]

范從來考察了實踐中貨幣政策目標由多目標向單一目標收斂的現象，指出了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重新定位問題，認為，我國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不應該包括經濟增長目標，但是中國失業問題的特殊性與復雜性決定了我國的貨幣政策目標應該涵蓋充分就業的目標。[27]

張雪蘭等利用1996年～2009年的經濟金融季度數據，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進行了經驗探查。結果表明：我國貨幣政策傳導過程中并不存在很明顯的時滯，但操作目標、中介目標、最終政策目標間的相關性不強，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不夠通暢，繼而影響了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研究認為，要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應從建立良好的政策實施環境著手，改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宏觀和微觀基礎，并加強其與其他經濟政策的搭配與協調。[28]

六、中國經濟增長與發展的可持續性問題

中國經濟增長與宏觀穩定課題組從經濟資本化的角度，對中國資本積累、技術選擇行為及與經濟增長的關系進行研究。研究認為，中國經歷著一個漸次推進的經濟資源存量快速資本化過程。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濟資本化表現為實體經濟中的資本形成。新世紀以來，資本化則伴隨人民幣升值，資本市場向國際接軌，土地等要素價格重估而推進。經濟資本化對于經濟趕超和效率改進有正面激勵效應，但對于技術創新卻可能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導致中國的TFP增長率在低水平波動，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小。當前經濟資本化出現偏移，資源向資產部門過快集中，出現了資產價格快速上漲、產能過剩和實體經濟創新不足等問題。只有對現行制度和政策進行調整，才能有效激勵內生技術進步，轉變發展方式，保持經濟可持續增長。[29]

湯向俊等運用1970年～2008年間跨國面板數據，研究表明在二元經濟結構轉變過程中，由于勞動者獲得的報酬低于勞動力的邊際貢獻，GDP中資本形成率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1978年～2008間省級面板數據分析表明，政府生產性傾向以及國有部門較低的融資成本，使中國較高的資本形成率得以持續。研究認為，我國應繼續推進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和金融業的改革，改變政府的財政支出結構，為實現高投資增長模式轉變提供微觀基礎。[30]

陳彥斌等使用附加人力資本的增長核算模型考察了1978年～2007年的中國TFP增長率和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研究認為，中國經濟增長過于依賴資本投入，從長期來看，中國經濟需要完成向集約型經濟的轉型，在2000年以后突出表現出來的出口導向增長模式很可能在未來難以為繼，人力資本、科技進步和制度改革應該是未來中國經濟保持健康持續增長所需要依賴的主要動力。[31]

鐘水映等利用1990年～2007年中國省級面板數據構建空間計量模型，采用系統廣義矩估計方法對人口紅利、空間外溢與省域經濟增長進行了實證分析。研究認為，人口紅利的顯著增加促進了省域經濟增長；從區域來看，人口紅利對東、中、西的省域經濟增長均有顯著的促進作用，但彼此之間存在明顯差異，東部存在顯著的人口紅利外溢，但中西部的外溢效應不顯著；從區際來看，東、中之間存在一定的空間溢出效應，而其他區域之間均不顯著。同時還發現，地區之間、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均存在顯著的空間外溢。[32]

陳詩一基于方向性距離函數對改革以來中國工業全要素生產率進行了重新估算，發現正確考慮環境約束的實際全要素生產率比傳統不（正確）考慮環境因素的估算值低了很多。改革以來中國實行的一系列節能減排政策有效地推動了工業綠色生產率的持續改善，特別是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到本世紀初，中國工業綠色生產率增長最快并達到頂峰，且重工業生產率、效率和技術進步增長首次全面超過輕工業，初步彰顯環境政策綠色革命成效。雖然2002年以后重化工業膨脹暫時惡化了工業生產率，但基于國家對節能減排與發展新能源和低碳技術的高度戰略重視，中國新一輪綠色工業革命為期不遠。[33]

篇10

積極財政政策的五項主要內容

新一輪財政政策主要有五項內容:第一,擴大政府投資。在當前中國經濟增長動力格局下,投資無疑是推動經濟發展的主要引擎。第二,擴大發行國債。而且專為地方發債2000億元,為中央項目提供配套,這是歷史上的第一次。第三,實行結構性的減稅政策。這項政策的實施大約為市場主體帶來6000億元的活力。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減稅應是最直接最有效激發市場活力的政策手段。第四,全面啟動和強化財政補貼政策工具。尤其是在擴大消費政策體系建設方面,財政政策充分發揮了作用,這也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第五,政府采購政策。這項政策對拉動當前經濟的增長進行了全方位配合,包括十大產業振興規劃,都可以看到政府采購政策工具的影子。

新一輪財政政策有什么特點?我想也有五個。

第一,政策力度最大。9500億元的赤字是歷史新高。財政刺激方案占整個GDP的3.2%,而全球大國均在2.3%以下,很顯然,我們刺激力度是很大的。第二,政策工具動用比較齊全。五大政策工具聯合聯動,組成合力。第三,導向明確。突出表現在:既要應對金融危機、保持經濟增長與保就業,又要打造中長期穩定發展的基礎。尤其是對十大產業的振興,對“十六大”科技專項與重點的支持,可以看出,財政政策在大力推動結構優化和調整,“保增長”重在“調結構”,在推動“經濟復蘇”的同時,更加注重“質量復蘇”。第四,重點突出。突出表現在解決民生問題上,無論是政府的公共投資,還是補貼政策,都突出解決民生問題。比如說,今年我們用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的支出為2930億元,是歷史最高一年。擴大消費政策主要取向就是惠民惠農。

經濟企穩回升的五個主要表現

積極的財政政策與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相配合,對當前的經濟運行產生了積極的影響。當全世界中流擊水、左沖右突之時,我們已經春暖花開、風景獨好了。我們的經濟態勢是非常典型的“V”字型態勢,陡降急升。去年第四季度我國GDP增長為6.8%,今年一季度為6.1%,二季度到了7.1%。這種典型的“V”特征形成了經濟增長動力的基礎,并呈逐步強化之勢。

以上特征具體表現在一些先行指標的向好:

第一,經濟投資增長迅速。我國經濟投資1~7月份增長了32.9%。其中,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增長了40.1%,發揮了主導作用。第二,消費增長迅速。1~7月社會消費品零售額比上年同期增長15%,房地產銷售增長31.5%。在這一過程中,整個居民的消費增長很快,尤其是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農村消費高于城市兩個百分點,達到16.4%,這應是中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優化的曙光。第三,出口降幅收窄,1~7月份下降了23%,但是環比增長10.7%,尤其是新出口訂單率達到了52.1%,上升了5.7%。當然我們對出口有不同的看法,因為出口對GDP的貢獻,有一個基本的前提是外匯收支基本平衡,目前極大順差的現狀很難說是有效增加了國民財富。從這個角度來講,出口對GDP增長的作用,我們要多角度、多方位看待。第四,工業增加值穩步回升。今年1~2月增加3.8%,5月份達到8.9%,6月份為10.7%,連續9個月正增長。用電量、貨運量環比增長迅速。鐵路請車率8月份上升80%。第五,財政收入出現了正增長。1月份是-17.1%,到了7月份是正的10.2%,政府收入正增長,有利于增強政府調控能力。

財政宏觀調控面臨的五項主要制約因素

當前的財政宏觀調控面臨五大制約因素。既要保增長又要調結構,既要保穩定又要促改革,既要保就業又要推進科技進步,在政策取向上是有矛盾的,或是有雙向要求的。也就是說,財政政策的目標不是單一的,是多目標、多重性的,這樣,財政政策與宏觀調控確實面臨多種困境,或者說是多重制約:

第一,增長模式制約。在新一輪百年不遇的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下,以出口為導向的傳統經濟模式受到了挑戰。西方國家尤其是以美國為代表的國家(我國對歐美出口占40%以上),他們的消費方式、支持消費的信貸模式已經發生了變化。二是當前國際形勢的變化還有很多不確定性,依靠外貿出口導向已不現實。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主要是外貿下降、外資減少和外匯儲備的損失。假設美元貶值10%,我們1.36萬元人民幣就沒有了。財政政策不得不考慮這些因素,從而逐步轉變發展模式。

第二,資源環境制約。我國單位GDP能耗無論是與發達國家還是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差距都非常大。與全世界平均值相比,我們高了3倍;比美國高6.4倍;比日本高11.4倍。全國農田面積有1/3以上經受酸雨區侵襲,流經城市的河流90%被污染,這些狀況對中國經濟傳統的發展模式已經形成非常大的制約,這也是財政政策在促進經濟發展中不得不考慮的調控與制約因素。

第三,社保制約。從一般理論講,金融危機應是經濟增長、結構優化的良好機遇,但前提必須是社保體系的完善和社會穩定。在這方面,我們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起步比較晚,覆蓋率也低,政策零碎化。而社保體系的建設與完善本身就是財政政策的重要內容,已成為新一輪調控的雙重壓力或制約。

第四,體制制約。中國的宏觀調控效率為什么這么低?改革開放以來我們五次宏觀調控都出現了重復性,尤其是結構、舊機制方面的重復性比較明顯,主要是市場經濟體制建設不完善、滯后的地方較多,毫無疑問會使財政政策的效率效益受損。

第五,自身困境。2009年中國財政赤字將擴增至9500億元,已達到歐盟所定3%的警戒線,雖然歐盟的標準不是一個科學的測算,只是經驗的估計,但應有參考價值,應引起我們的警惕。我國的債務統計口徑與國際上也有所不同,實際債務風險要大一些,從這個角度講,我們不能盲目地發行國債。財政政策宏觀調控必須考慮公共風險與自身的可持續性。

未來宏觀調控應突出的五項重點

我想下一步財政宏觀調控還應突出五個重點或趨向。我們既要堅定不移地落實好積極的財政政策,鞏固好當前企穩回升勢頭,保證經濟的快速發展。同時,也要防止“東西南北中,一齊打沖鋒”的低水平重復建設。

第一,應穩定政府投資。在當前經濟波動的情況下,政府投資無疑是引導市場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大家知道為應對危機安排有4萬億的投資規模,其中中央財政是1.18萬億,2008年四季度已安排了1040萬元,今明兩年的投資力度相似,也就是說,明年的投資力度會有一個持續的穩定狀態,這也是堅持積極財政政策的重要標志。

第二,要打造擴大內需的財政政策體系。就我個人感覺,這是新一輪財政政策的最大亮點。我們總說中國的經濟增長依靠政府投資,不科學、不穩定,只有擴大內需才是經濟增長的正途。新一輪積極財政政策,著力在擴大消費方面打造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比如說實施了“家電下鄉”和“汽車摩托車下鄉”,實施了家電和汽車的以舊換新,實施了“節能惠民工程”等。今年已推出了電機和空調兩大類,你買一級、二級節能空調政府給你補貼。如果中國人把空調都換成一級能耗空調,一年節約的電量相當于整個“三峽電站”一年的發電量。

第三,要培育新的戰略產業、新的增長極,重點是做好“加減乘除”法。

做加法。就是要重點發展新能源及節能環保產業。已出臺“五縱五橫”的支持政策。哪“五縱”?第一是“金太陽工程”。現在我們生產了很多多晶硅,但95%以上出口了。污染留下了,好處讓給其他國家了?，F在我們加大光伏產業發展、加快光伏電站建設的政策支持體系已經出臺,正在落實當中。第二是新能源汽車。已經開始推向市場,在13個城市試點。第三是可再生能源的建筑利用,推動建筑節能和綠色建筑。第四是風電規?；１仨毷且幠；摹⒓夹g進步指標符合要求的項目。第五是生物質能源發展。所謂“五橫”,即公共平臺建設、產業研發、產業化、試點推廣示范和用戶的消費獎勵,是一個完整的政策體系。

做減法。就是淘汰落后產能。我們今年安排了380億元的資金用于節能減排,強化節能減排的力度,促進工業技術改造和產業升級。

做乘法。是指支持自主創新,應用風險投資機制。應用風險投資,放大對高新技術產業支持能力,支持高科技企業技術裂變。

做除法。主要是解決國有企業深化改革問題,分離企業辦社會,解決企業的“瘦身”問題。推進企業兼并重組,加快產業化集群,為國有企業競爭力的全面提升和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提供政策支撐。

第四,完善并強化“三農”政策,為國民經濟穩定增長提供基礎保障?！叭r”問題是當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重要問題,但“三農”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講屬于三個不同性質的問題。“農業”就是國際概念的一般弱質產業,不存在特殊化。我國的農業實力很強,單位產量全世界名列前茅。農業發展的關鍵是按WTO框架實施政策保護、利益保護,大力推進這一弱質產業的規?；?、產業化?！稗r村”問題主要表現為公共產品供給不足。近年國家財政對農村基礎設施的建設投資翻倍,增長非?？?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進展迅速。“農民”問題則主要是權益保護問題,當前主要解決好土地權益的實現,保護農民利益。針對“三農”不同性質的問題,我們在財政政策設計上逐漸科學化、精細化,針對性越來越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