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個微觀經濟學基本原理范文

時間:2023-11-14 17:3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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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拔尖創新人才 培養模式 經濟學專業 課程設置

我國在《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展規劃綱要(2010-2020年)》中,明確提出“探索多種培養方式,形成各類人才輩出、拔尖創新人才不斷涌現的局面?!币虼伺囵B拔尖型創新人才已成為我國教育工作的一項戰略任務。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大學經濟學教育取得了長足的發展,然而我國的經濟學教育與不斷發展的市場經濟的要求仍有較大的差距,教學內容空洞,教學手段單一,基本保持教師填鴨式授課、學生記憶背誦的傳統模式。每年大量的經濟學學生畢業,但合格的經濟學人才卻非常稀少。如何盡快改變經濟學專門人才的培養環境和教育模式,提高經濟學本科畢業生的專業水平,不僅關系到我國高等院校經濟學教育的長期發展,而且還直接影響著我國經濟體制的發展與完善。本文在系統研究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探討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設置模式,并且主要以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麻省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簡稱MIT )、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等知名院校經濟系為例,從專業要求、課程設置等方面研究美國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教育的先進經驗,并在此基礎上提出改進我國經濟學教育的建議與對策。

1.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與課程體系設置的理論分析

拔尖創新人才是德智體全面發展,知識、能力、素質協調發展,具有創新思維、創新能力、創新品格,在某個方面或某個領域能夠創造性地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高素質人才。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而課程體系設置是實現人才培養總目標的物質載體。課程體系是承擔特定人才培養職能功能、具有特殊結構和組成部分、具有延伸性、開放性等特點的知識組織結構,課程體系構成了一個學科的基本范式,這種范式使得各門課程形成相互聯系的統一整體,具體落實人才培養的總體目標,確立專業規格與專業品質,區分不同人才學科的人才特征,同時課程體系設置海必須反映不斷發展變化的經濟社會要求,跟蹤本學科發展的前沿,既要有知識體系的穩定性,也要有知識內容的革命性和前瞻性,同時還要調動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應在以下幾個方面與課程體系的設置實現相互協調、相互促進。

1.1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符合現代教育理念,實現課程體系的組織和優化。要按照經濟學科的特點,實現課程的豐富性、回歸性、聯系性與嚴密性,使得課程的規劃、研究和設計過程逐漸完善。合理的課程體系設置,應當培養學生具有結構合理的基礎知識、自覺的學習意識和較強的自學能力。

1.2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實現科學性與發展性相協調。教育部在《關于深化教學改革》意見中明確指出:“必須考慮社會經濟發展需求,反應科學技術發展趨勢,從整體優化角度開展課程體系的優化及教學內容改革”。經濟學是一個涉及面廣、分支多、理論性與應用性都很強的學科,而且變化頻繁,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各種理論和體系層出不窮,需要我們結合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和社會經濟的需求,將整個經濟學理論體系中的各個模塊、各門課程科學合理地、有機地組織起來,形成一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知識與方法相配合、傳承與創新相融合的課程體系。同時,隨著信息化社會的來臨,隨著手機、電腦、互聯網等現代媒體的強勢傳播,青年學生的閱讀習慣也在不斷變化,手機閱讀、互聯網閱讀成為閱讀的主流,這樣在當代學生中,知識碎片化的傾向越來越嚴重,許多學生難以建立完整的知識體系,因此在學校教育中,課程體系的設置更要重視知識體系的完整性。

1.3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做到普適與特色相結合。經濟學是研究資源配置效率問題的科學,因而具有普遍適用性,因此在課程體系設置中要尊重經濟學體系的一般內容與范式,做到課程體系的普遍適用。然而,每一個高校的研究與教學偏好又都有所不同,其研究領域、研究方法甚至基本觀點都有很大差異,因而完全一模一樣的課程體系設置不符合高等教育發展的基本規律,差異化生存、特色化發展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的基本要求。就課程體系設置而言,也要體現差異化、特色化,學校要因校而異,根據自己的教學定位和理念,充分發揮各自的專業優勢,著眼經濟建設的前沿變化,預測市場對人才的需求趨向,開發出相應的具有專業特色的課程體系。

1.4以拔尖創新人才培養為目標的經濟學課程體系

經濟學課程體系要做到專業教育與通識教育相平衡。拔尖創新人才應具有全面的素質和廣博的知識結構,只有深入掌握本學科理論知識、廣泛的相關學科知識,才能具備觸類旁通的分析能力,才有可能在理論上有所突破,眾所周知著名經濟學家赫伯特?西蒙,既是經濟學界的大家,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同時也是著名的計算機專家,曾榮獲美國最高的計算機科學獎項。因此,在經濟學課程體系的設置上,必須重視通識教育和文化素質教育,夯實學生的知識基礎,大量開設理工、人文、社科、藝術等方面的基礎課程,開設交叉學科的綜合課程以及跨學科的講座等等,打破專業限制,實現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的有機融合。

2.美國四所著名高校經濟學課程設置的基本情況

一是在培養拔尖創新人才方面,美國多所著名高校取得了驕人的成績,其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拔尖創新人才的培養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包括培養目標、培養制度,教學模式等等多方面的內容,就教學模式而言,主要包括課程設置、教學內容、教學方法等。在課程設置上,美國多數高校實施的是通識教育理念指導下的課程結構設計,但各校的課程分類與組合不盡相同。如麻省理工學院為理工類學生開設人文社會課程,以保證文理學科相互滲透。二是在教學內容方面,研究型大學處于核心地位的是研討課,還有跨學科的專題學術討論課程、導師輔導課以及問題情境式教學課,重點培養學生的探究意識。美國還十分重視開設創業課程,硅谷60%-70%的企業都是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和教師創辦的。三是教學方法靈活,研究性教學等對培養創新型人才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經濟學教學方面,為了使學生由淺入深、循序漸進地掌握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和分析方法,美國大學在設置本科經濟學課程時將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經濟計量學以及經濟分析與應用等方面課程細分為初級和中級兩個層次,在經濟學專業一年級,開設初級經濟學原理,二年級學習中級經濟學在初級課程中對新生只講授經濟學的原理與方法,不涉及高等數學方面的內容在學生具備基本的經濟學素養和相關的數學知識后,才允許修讀中級微觀經濟學、中級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中級微觀應用分析、中級宏觀應用分析等方面的課程,有的學校在選修課程上還開設高級微觀理論。以下是MIT、哈佛大學、芝加哥大學等學校經濟系課程設置。

2.1 MIT本科課程設置[1]:

2.1.1一般經濟學理論,這一類課程包括微觀經濟理論與公共政策、微觀經濟學原理、宏觀經濟學原理、中級微觀經濟理論、中級應用宏觀經濟學、高級宏觀經濟學、經濟學閱讀與討論、經濟學專題、博弈論的經濟應用、經濟學與心理學、戰略與信息等課程。

2.1.2產業組織,包括產業組織與競爭策略、衛生經濟學、經濟學與激勵:理論與應用等課程。

2.1.3統計學與計量經濟學,包括經濟學中的統計方法、計量經濟學、經濟學中的研究與交流:主題、方法與應用、高級計量經濟學等課程。

2.1.4國民收入與金融,包括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環境政策與經濟學、能源決策、市場與政策、能源經濟學與政策、金融經濟學、教育經濟學、信息技術與美國勞動市場等課程。

2.1.5國際、區域與城市經濟學,包括城市與區域經濟學、國際貿易等課程。

2.1.6勞動經濟學與勞資關系,包括變化的經濟中的美國勞動力、勞動經濟學與公共政策等課程。

2.1.7經濟史,包括中世紀經濟史的比較研究、金融危機的經濟史、資本主義以及對它的批評、世界貧困問題等課程。

2.1.8經濟發展,包括發展理論基礎、政治經濟學與經濟發展等課程。

2.2 MIT研究生經濟學課程設置[2]

2.2.1一般經濟學與理論,包括經濟學家的數學、微觀經濟理論Ⅰ、微觀經濟理論Ⅱ、微觀經濟理論Ⅲ、微觀經濟理論Ⅳ、博弈論、契約理論、博弈論專題、獨立研究論文、討論:經濟學專題、經濟學閱讀討論等。

2.2.2產業組織,包括產業組織Ⅰ、產業組織Ⅱ、衛生經濟學討論、集體選擇理論:經驗檢驗、集體選擇理論:制度與實證政治理論等。

2.2.3統計學和計量經濟學,包括經濟學中的統計方法、計量經濟學、時間序列分析、非線性計量經濟分析、高級應用計量經濟學專題、應用計量經濟學專題、經濟研究討論。

2.2.4金融經濟學,包括金融經濟學簡介、高級金融經濟學Ⅰ、高級金融經濟學Ⅱ、高級金融經濟學Ⅲ。

2.2.5宏觀經濟學與貨幣經濟學,包括宏觀經濟理論Ⅰ、動態最優方法應用、宏觀經濟理論Ⅱ、經濟增長、宏觀經濟理論Ⅲ、經濟波動、宏觀經濟理論Ⅳ、經濟危機、宏觀經濟學專題、高級宏觀經濟學Ⅰ、高級宏觀經濟學Ⅱ、高級宏觀經濟學Ⅳ。

2.2.6公共經濟學,包括環境政策與經濟學、公共經濟學Ⅰ、公共經濟學Ⅱ、高級公共經濟學專題、環境經濟學與市場失靈的政府反應。

2.2.7國際、區域、城市經濟學,包括城市與區域、城市經濟學與公共政策、國際經濟學Ⅰ、國際經濟學Ⅱ。

2.2.8勞動經濟學和勞資關系,包括勞動經濟學Ⅰ、勞動經濟學Ⅱ、高級勞動經濟學專題、勞動市場關系與職業流動性。

2.2.9經濟史,包括經濟史等課程。

2.2.10發展經濟學,包括發展經濟學:微觀學問題與政策模型、發展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政治經濟學:制度與發展、經濟制度與增長政策分析、政治經濟學1:國家與經濟的理論等課程。

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項目主要課程:核心課程:價格理論(分為Ⅰ、Ⅱ、Ⅲ)(應是微觀經濟學)、收入理論(分為Ⅰ、Ⅱ、Ⅲ)(應是宏觀經濟學)、數量分析方法(包括經濟學中數理方法導論、經驗分析Ⅰ、Ⅱ、Ⅲ);專業課程:數理經濟學(包括博弈論、信息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專題)、計量經濟學與統計學(包括高級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專題、市場專題(貝葉斯方法在營銷與微觀經濟計量學中的應用)、經濟史(包括人口與經濟、商業倫理、市場營銷的經濟學與人口統計)、勞動經濟學/人力資本(包括應用價格理論、人力資本、知識與技能經濟學)、數量經濟分析(生命周期動態學與不平等、社會相互作用與不平等)、經濟增長/國際貿易(經濟增長專題、國際貿易與增長、國際貿易中的數量分析)、公共部門經濟學(政治學的經濟模型、公共部門經濟學、公共部門中的發展經濟學)、計量勞動經濟學(微觀數據分析Ⅰ、Ⅱ、Ⅲ)、宏觀經濟動態學與金融市場(宏觀經濟的隨機模型、公共財政與宏觀經濟動態學、金融市場的動態模型)、金融經濟學(金融決策理論Ⅰ、Ⅱ、Ⅲ)、資產定價(資產定價、實證金融專題、資產定價專題)、產業組織(高級產業組織理論Ⅰ、Ⅱ、反托拉斯與產業組織)。另外有很多討論課程,還有方法論的訓練課程。[3]

哈佛大學開設的主要課程有:一般經濟學、經濟理論、經濟思想史為一類,包括微觀經濟理論Ⅰ、Ⅱ、文化經濟學、宗教與資本主義的產生、博弈論Ⅰ、Ⅱ等;計量經濟學與數量方法,包括應用計量經濟學、金融計量學專題等;經濟史、發展經濟學,包括經濟發展、發展經濟學Ⅰ、Ⅱ、發展政策設計、經濟增長理論;貨幣和財政理論與政策、公共部門經濟學,包括公共經濟學與財政政策Ⅰ、Ⅱ、衛生經濟學等;國際經濟學,包括國際金融、高級國際貿易專題等;產業組織與規制、環境經濟學,包括產業組織Ⅰ、Ⅱ、環境與自然資源經濟學;金融經濟學,包括公司金融、企業家精神的理論與經驗研究、行為金融;勞動、人力資本與收入分配、城市經濟學為一類,包括社會經濟學、勞動經濟學、科學經濟學。另外有大量的閱讀、研究、討論課程安排。[4]

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生課程設置:1)第一年課程,包括微觀經濟學分析Ⅰ和Ⅱ、經濟學家須掌握的數學方法,計量經濟學Ⅰ和Ⅱ;2)經濟發展,包括經濟增長與發展Ⅰ和Ⅱ、科學、技術與經濟增長、產業發展、公共財政Ⅰ和Ⅱ;3)計量經濟學,包括微觀計量經濟學、宏觀經濟學的經驗方法、應用計量經濟學、計量經濟理論、計量經濟學專題Ⅰ和Ⅱ、計量經濟學討論會;4)經濟思想史,包括經濟思想史;5)產業組織與規制,包括產業組織專題、產業組織專題Ⅰ、Ⅱ和Ⅲ、產業組織討論會;6)國際經濟學,包括國際金融、貿易與金融政策中的戰略問題、貿易協定理論、國際貿易理論、國際貨幣與金融、貿易與發展專題、國際貨幣經濟學專題、商業政策專題、全球經濟政策、經濟地理專題、國際貿易討論;7)勞動經濟學,包括勞動經濟學Ⅰ和Ⅱ、勞動經濟學專題;8)宏觀經濟學與貨幣理論,包括宏觀動態學專題、高級宏觀經濟分析Ⅰ和Ⅱ、宏觀經濟學與一般均衡理論、經濟分析專題Ⅰ和Ⅱ、應用宏觀經濟學與金融、經濟模型中的復雜性與不確定性、貨幣理論與政策、高級經濟學經驗研究專題、貨幣經濟學討論會、經濟波動討論會;9)微觀經濟理論與數理經濟學,包括高級微觀經濟分析Ⅰ和Ⅱ、群體決策的建模與分析、經濟學家的高級數理經濟學方法、數理經濟學專題、金融與貨幣的一般均衡基礎、博弈論在經濟分析中的應用、控制論在經濟分析中的應用、機制設計、契約與組織、政治的經濟分析專題、市場設計、產業競爭的經濟學與政治學、微觀經濟學討論、應用微觀經濟理論討論、應用微觀經濟理論研究方法討論;10)公共財政,包括公共財政Ⅰ、Ⅱ、Ⅲ、公共經濟學基礎;11)其他課程,包括美國經濟史、歐洲經濟史、日本的經濟組織與發展、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專題研討、蘇維埃與后蘇維埃經濟、中東歐、后蘇維埃國家以及東亞改革國家的轉軌問題、城市經濟學、集體行動的政治經濟分析、政治經濟學理論、自然資源與環境經濟學、轉軌經濟學、歐洲一體化的經濟分析、日本經濟問題、衛生經濟學專題;12)討論,包括經濟理論、貨幣與宏觀經濟學、勞動與人力資源、國際經濟學、發展與環境經濟學、計量經濟學、產業組織與戰略、應用微觀經濟學與勞動。[5]

3.美國高校經濟學課程設置的特點

從前述具有代表性的美國高校經濟系課程設置情況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3.1課程體系完整,數目龐大

每一所大學開設的經濟系課程幾乎都涵蓋經濟學的各個領域,從一般的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計量經濟學到經濟學的各個分支領域如勞動經濟學、衛生經濟學、經濟增長、經濟發展等無所不包,課程數量龐大。哈佛大學2009年秋季為本科生開設的課程有20門,為研究生開設的課程有50門之多。由于課程內容豐富,數量龐大,學生可以結合自己的學術興趣以及今后的職業選擇,靈活選擇要學習的課程,有助于實現經濟學理論與實際應用之間的權衡,也有利于教師專注于某一個研究領域,提高研究與教學的質量,同時也一定會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

3.2課程層次豐富,結構合理

美國高校經濟學課程體系布局合理,課程之間內在的結構關系、邏輯聯系得以完善。

首先,課程層次性強,課與課之間的縱向銜接緊密。在課程設置上,遵循知識傳授的漸近規律,以由淺入深、由易到難的方式,構建完整的經濟學課程體系。各大學都把一些主要的經濟學課程分解成幾個由低至高的級別,如微觀經濟學Ⅰ、Ⅱ、Ⅲ,宏觀經濟學Ⅰ、Ⅱ、Ⅲ,計量經濟學Ⅰ、Ⅱ、Ⅲ等等,讓學生拾級而上,步步升高,幫助學生既打好專業基礎,又掌握更高深的知識。

其次,注重經濟學方法的訓練。美國高校在經濟學課程體系的設計中,特別強調現代經濟分析研究方法的教學,開出了大量統計方法、數學方法、計量經濟學、微觀宏觀經驗研究方法、數理經濟學方法等課程,并且分為多個不同的層次,這樣的課程設置,有助于學生掌握現代經濟學研究的主流理論和方法。通過經濟理論與經濟方法課的結合,以突出定性經濟學與定量經濟學之間的聯系,讓學生既理解相關的經濟學基本概念和一般理論的定性表述,又能把這些理論化解為具體的假設,并運用統計資料和方法,對其進行規范化的定量檢驗。

第三,注重跨學科培養。以哥倫比亞大學為例,經濟系設有經濟數學(Econ-Mathematics)、經濟統計學(Econ-Statistics)、經濟運籌學(Econ-Operation Research)、經濟哲學(Econ-Philosophy)、 經濟政治科學(Econ-Political Science)五個跨學科方向,學生的培養由兩個系共同完成,各個方向均有自己的學分要求,其中前兩個對數學的要求很高,分別占總學分的22%和44%。這樣的跨學科培養是緊跟經濟學發展前沿的表現,有助于培養學生利用經濟學和其他學科共同分析某個領域的能力。本科生畢業后,學校會鼓勵他們去別的大學繼續深造(不同于我國的基地班),基本上沒有近親繁殖現象。通過跨學科的培養,不斷拓寬經濟學教育領域的學科目標。這些跨學科的經濟學擴展課程,如社會經濟學、人口經濟學、法律經濟學、文化經濟學、宗教與資本主義等課程,為經濟學的理論論證和方法應用提供了新的機會和空間,而且還在和其他社會科學的比較中,發現本學科的缺陷和不足,促進自身的進一步完善和發展。

3.3課程的應用性強

美國大學本科經濟課程設置特別注重提高課程的應用性,以適應大部分本科學生畢業后主要從事具體經濟職業的實際要求。課程的應用性既體現在每一門課程的內容里,又顯示在眾多課程之間的結構關系之中,從每一門課來看,其內容設計一般是從具體的經濟現象著眼,在提出、分析和解決存在于經濟生活中的各種問題的過程中傳授相關的經濟學概念、理論和方法,因此,整個課程的學習不是和經濟現實脫節或割裂開來,而是形成積極互動的良性關系,即在分析和解決實際經濟問題中掌握經濟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而經濟學理論和方法知識的拓展,又提高對經濟現實的思考層次和解決實際問題的政策水平。

3.4全球化的學術視野

美國高校的經濟學研究在全世界處于絕對領先地位,因而其學術視野并不僅僅局限于美國本國的經濟問題,對全球經濟問題都有研究。因而其開設的課程幾乎涵蓋全球各國的主要經濟現象,開出了大量涉及各國經濟問題的課程,如歐洲一體化的經濟分析、日本的經濟組織與發展、新興市場經濟國家經濟問題研究、國家經濟問題、中國經濟問題等課程,開闊了學生的學術視野,避免了過度本土化所帶來的問題。這些課程安排,也會促進多學科的融合,促進學生探討和研究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區經濟問題背后所隱藏的多元化的因素。

3.5課程設置重視學生參與和師生互動

美國高校課程設置特別注重學生的參與以及授課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互動,每個高校都開設了大量的workshop和seminar課程,由任課教師主持,每個班級不超過20人,在教師指導下閱讀論文,對本領域的問題進行研討,研究生及博士生的討論課還須提交自己的研究論文,這樣的課程有利于塑造具有懷疑精神和創新思想的學術品格,有利于培養學生學術研究的積極性,有利于培養學生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而這在我們的教學過程中是一個極大的欠缺。

4.完善經濟學課程體系設置 實現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過對美國幾所著名高校經濟學課程設置情況的分析,我們認為完善我國經濟學課程體系設置、實現經濟學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創新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

4.1科學設置教學層次

把經濟學專業的西方經濟學課程分為初級和中級兩個明顯的層次,初級經濟學原理在一年級開設,不用數學表述,只是講解基本原理,而且可以由教授輪流講授。中級微觀經濟學和中級宏觀經濟學,涉及一定的數學語言,在二年級開設,我國一些院校的經濟學專業已采用這種課程設置,可以在經濟學其他專業推廣。與之相關的計量經濟學、應用微觀、應用宏觀等課程在三年級開設,加強課程的應用性。

4.2加強經濟分析方法課程的教學

我國的經濟學教育,注重理論內容的講授與灌輸,但對經濟分析方法課程的教學卻有所忽視。就目前我國經濟學專業本科課程設置來看,大多數院校僅在二三年級開設計量經濟學、統計學等課程,授課時間為一學期。而前面我們看到,美國高校在方法論方面開設的課程非常豐富,包括微觀計量、宏觀計量等專門化的課程,這樣學生可選擇的課程較多,也容易培養他們對這些比較枯燥的課程的學習興趣。因此,我們建議計量經濟學、數理經濟學、統計學等計量經濟學等方法論課程也應分為不同的層級,在二、三年級開設,在培養基本理論功底的同時,注意學生的選修課建設,突出應用性和實踐性。

4.3逐步提高討論式教學的比重

Workshop或Seminar式的教學,對我國高校來說是一種新課程,不能拘泥于課本知識,應當更加注重實際問題的研究,注重理論分析能力的培養,要將最新科研成果引進Seminar教學,尋找突破點來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Seminar課程應由對本領域學術發展趨勢較為熟悉的教授、副教授主持,在每一門專業課之后都應開設類似的課程,由教師指定研究領域和文獻,學生對該領域的問題研究、討論,每個學生都要參與討論。Seminar課程應從原屬課程分離,單獨設立,課時比例也應提高。

4.4拓寬專業口徑

從以上美國著名高校的辦學理念看,這些院校均秉承寬口徑、少分類的原則,使得經濟系課程設置反映經濟學理論各個組成部分的有機聯系,尊重知識之間的普遍聯系,加強課程的廣博性和基礎性,避免了高等教育過度專業化的問題。我國各高校專業口徑狹窄,財經類院校表現尤為明顯。在某個財經類院校,西方經濟學專業的研究生撰寫的有關股票市場有效性問題的論文,竟然被學術委員會評為不符合專業方向,因為該校有金融學院,委員會成員認為股票市場問題只能由金融學院來研究。如此狹隘的專業劃分只會局限學生學術視野,限制其創新能力的培養。我國高校應吸收這些先進的經濟學教學經驗,減少專業分類,實現院系教學之間的互通,使學生打下寬厚的知識基礎。

4.5以科學研究為導向,改革人才培養體制,創新人才培養模式

在經濟學的課程提示設置中,要大力推進以學生探究活動為主線的研究性教學,運用案例教學法、以問題為導向的學習等教學方法,大力加強教學與科研的結合,增加探索性課程,加大教育資源對學生開放程度。教師要重視培養學生的科研意識,每一名課程都要以問題探索為導向,在科研時間獲得中培養和提高學生的創新實踐能力,從學生入校就開始科研訓練,大學生科研項目要提供明確的科研計劃,安排導師專門指導,提示經常性地舉辦學術研討會和成果交流活動等,不斷激發學生科學研究的積極性和主動性。

注釋:

①資料來源:

②資料來源:。

[5]MIT經濟系研究生課程設置:http://econ-mit.edu/graduate/courses/

[6]芝加哥大學經濟系博士項目課程設置:http://economics.uchicargo.edu/。

[7]哈佛大學經濟系課程設置:http://economics.harvard.edu/。

篇2

國際貿易專業畢業生的自我鑒定我們學校組織一次有意義的軟件超仿真模擬國際貿易工作挑戰活動,抓住一切機會鍛煉自己,我積極參與并有了非常豐富的收獲。在實踐中去感受,體會,理解和運用所學知識。下面就是國際貿易認識實習的自我鑒定。

最初我了解了國際貿易的基本工作流程。了解市場概況。一個敏感的市場人要想在激烈的市場中生存就必須能夠迅速把握市場動態,了解最新市場供需情況。鎖定了目標市場,接下來就是尋找交易對象;同業務伙伴建立業務關系;詢盤、發盤、還盤、接收。鎖定了交易的供應商,開始給對方伐區詢盤,表明了自己的購買意向,以及詢問對方的存貨情況和真正的交易價格,希望得到報價。

接下來就開始著手準備訂立內銷合同。隨后通過銀行把錢匯給對方,出口商很快就把商品注入我公司,這樣我有了庫存,有了可以和進口商交易的商品;外銷合同的簽訂。 在軟件中,合同都是由出口商起草。系統已經弄好一個范本模版,所以我們只需在相應的項目上添上相應的具體情況就行了。在模擬實習期間我針對實習期間不足之處相應的參查了一些資料以及后來生產實習時詢問公司的同事,得出了一些改進以及今后應注意的問題;填寫各類單據。

在扮演出口商角色過程中,填寫各類單證是我最頭疼,也是印象最深刻的一項。出口商要想順利把商品送出關外,必須正確填寫各類單據,這其中有報驗單,商業發票,裝箱單,核銷單,報關單,匯票,一般產地證明等等;后期工作。單據填寫完成后隨后的工作是把fob下還要去外運公司租船定艙,報驗,出口保險,核銷備案,報關,裝船出運,制單交單,收匯,核銷及退稅。這些步驟只需按照系統給出的提示,一步步進行便可。重要的是在單據填寫完整,正確的前提下按順序一步步進行。

這次實習雖然不是去外貿公司真正的深入實務中進行操作,但是軟件超仿真的模擬環境讓我們真實的感受到國際貿易實務操作過程、步驟、相關單證,給我們在今后的實務操作進行了一次很好的演練,讓我們學到了很多東西。

在模擬實習中我共扮演了出口、供應商、工廠、出口地銀行、進口地銀行五個角色。其中做出口商的時間最長,承擔的業務也最多,一共簽訂內外銷合同各十余份,做成內外銷生意各近十余份,收獲頗豐?,F在重點談出口商的模擬情況和心得。

在本系統中出口商類似于日常生活中中間商的角色。出口商首先要在供應商中購買商品,然后賣給有購買意向的進口商??梢哉f出口商在供應商和進口商中起紐帶作用,同時它所要完成的任務也是相當繁重的。

國貿專業畢業生自我鑒定我是**大學國際貿易專業**級學生,大學生活是美好而精彩的,在這期間我始終堅持"天道酬勤"的原則,一日三省,自信品格的日趨完善;不但努力學習書本知道,掌握好專業基礎,而且樂于參加各種活動,使自己得到比較綜合的鍛煉,一下就是個人鑒定。

在大學期間,我始終以提高自身的綜合素質為目標,以自我的全面發展為努力方向,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和世界觀。

為適應社會發展的需求,我認真學習各種專業知識,發揮自己的特長;挖掘自身的潛力,結合暑期社會實踐機會,從而逐步提高了自己的學習能力和分析處理問題的能力以及一定的協調組織和管理能力。

“學而知不足”是我大學期間學習和工作的動力,除了必修課之外,我還堅持自學了office、flash、微觀經濟學,并閱讀了大量的文學著作和國際貿易專業相關書籍,使自己的語言表達能力得以提升。學習之余,我還不忘堅持參加各種體育活動與社交活動。在思想行為方面,我作風優良、待人誠懇,能較好處理人際關際,處事冷靜穩妥,能合理地統籌安排生活中的事務。

作為一名**年國際貿易實務專業的大學應屆畢業生,在經歷了幾年的大學磨練之后,我相信我有能力接受社會對我的考驗,在以后的工作生活中,我會不斷努力,把大學的作風運用到其中,再次創造我的人生另一高峰。

國貿專業畢業生自我鑒定這段時間在x院的學習和社會實踐是我不斷的進取、充實自己的一個過程,使得本人在思想認識、業務知識和專業技能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轉眼間,行政管理的大學學習就要結束了,畢業之即,對自已在x大x院的學習作一個總結和鑒定。

在思想認識方面:我在學習期間,能認真學習學院開設的《思想道德修養與法律基礎》、《中國文化概論》、《中國近現代史綱要》、《大學語文》、《經濟學基礎 》、《國際貿易概論》等課程,通過這些學習使我本身增加了更豐富的知識,也使我的思想進一步的上升,眼界進一步的開闊??磫栴}、做事情更加理性化。作為一名大學生,在關心家事、國事、天下事的時候也能用更客觀的愛國精神來分析。

在專業知識方面:我本人是從事呼叫中心運營管理的,在x院學習是業余的,上課時間雖短,但本人覺得受益還是很大的。特別是學習了《公共政策導論 》、《行政管理工藝與實務 》、《公共關系學》、《戰略管理》、《管理學原理 》、《行政管理原理與方法 》之后,本人覺得自己的理論水平提升了很多。在工作的時候,我都會把所學的理論與工作、管理實踐相結合運用,都取得了比較好的效果。也使我工作起來更加得心應手、事半功倍。

篇3

關鍵詞:美國;反托拉斯法;經濟理論;市場經濟

反壟斷法是經濟學家較早運用微觀經濟學理論和方法分析法律制度的領域之一。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法律經濟分析現象,經濟理論對有“經濟憲法”和“自由企業大”之稱的反壟斷法有何影響?這些問題很值得研究。美國是目前世界上反壟斷立法、執法、司法歷史最悠久、制度比較完善、反壟斷經濟學最為發達的國家。即便是歐盟的競爭法有其獨特性,但也多有向美國反托拉斯法治實踐學習之處。本文試圖對美國反托拉斯法治實踐與經濟理論的關系進行研究,以期能夠為我國反壟斷法的實施提供有益借鑒。

一、美國的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發展歷程

反托拉斯法作為美國政府調控自由市場經濟的最基本手段,其產生、發展受到不同時期的經濟環境、政治背景、價值觀念、利益博弈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從而呈現出一種歷史的發展曲線。在這個歷史曲線中,尤為明顯的是經濟學理論對反托拉斯法的影響,可以說,美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反托拉斯法治實踐背后都有經濟理論的支撐。根據不同經濟理論對反托拉斯法的影響以及由此形成的反托拉斯法治實踐的不同特征,可以將美國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劃分為以下五個階段。

(一)早期自由競爭理論與反托拉斯法律體系的形成

由亞當·斯密創立的古典經濟理論強調自由競爭的極端重要性,認為自由競爭促進公共福利。壟斷損害經濟效率。壟斷與競爭是對立的兩極,競爭的高效率意味著壟斷的低效率。亞當·斯密的“無形之手”理論認為,市場機制自動調節促使經濟趨于均衡。以馬歇爾為代表的新古典學派也同樣主張自由放任。在這些經濟原理的直接影響下,隨著工業迅猛發展之后的企業組織規模擴大所引發的經濟集中和產業壟斷問題日益引起人們的畏懼、擔憂,并最終導致了以民粹主義運動為表現形式的反壟斷立法浪潮。1890年國會通過《謝爾曼法》,1914年國會制定頒布了《克萊頓法》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法》,這三部法律構成美國反托拉斯法律體系的主體。

在自由競爭經濟理論的影響下,這一時期的美國反托拉斯執法實踐表現出對“競爭者的保護”,通過對原子式企業的保護達到維持市場競爭局面的目的,因此對巨型企業和企業合并表現出一種天然的恐懼。有兩個典型案件能夠反映這種執法指導思想:一個是北方證券公司案,阻止了北太平洋鐵路公司和大鐵路公司的合并;另一個是新澤西州標準石油公司案,法院最終將標準石油公司拆分為34個獨立公司并且明確相互間董事不得兼任。值得注意的是,在《謝爾曼法》頒布實施的早期,圍繞國會制定《謝爾曼法》的目的、作用的理論爭議是非常復雜的,法院對《謝爾曼法》的適用也是模糊的。實際上,美國反壟斷法實施的不同時期,都不會出現一種單純的、整齊劃一的執法和司法局面,某種經濟理論和執法理念起主導作用僅僅是相對而言。明白這一點,對于理解美國不同時期的反壟斷執法和司法狀況是非常重要的。

(二)凱恩斯主義與本身違法原則

1936年,反映凱恩斯主義思想基礎的《就業、利息和貨幣通論》一本出版。凱恩斯主義一改傳統經濟學放任主義的思想,強調政府干預在市場穩健發展中的重要地位,這為現代政府干預市場經濟提供了強有力的經濟學理論。在凱恩斯主義的影響下,羅斯福政府開始對經濟生活全面干預。凱恩斯主義作為一種宏觀調控經濟理論,為后來的哈佛學派興起進而從微觀經濟學層面倡導市場壟斷規制提供了前奏。從1936年到1945年甚至到里根政府前期,美國實施嚴格的反壟斷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凱恩斯干預主義的影響。

在立法上,1933年到1945年期間美國先后制定了幾部比較重要的反壟斷法案,它們主要包括《羅賓遜一帕特曼法》(robinson—patman act of 1936)、《米勒一泰丁法》(miller-tydings act of 1937)和《惠勒—李法》(wheeler—lea act of 1938)。《羅賓遜一帕特曼法》的立法目的在于擴大《克萊頓法》中關于價格歧視條款的適用范圍,詳細列舉了所禁止的價格歧視行為,因而也被為“反價格歧視法”?!睹桌找惶┒》ā吠ㄟ^承認各州所制定的“公平貿易法”的主要原則,允許轉售價格維持,保護小零售商,以達到禁止大企業通過傾銷方法排除中小企業的目的?!痘堇铡罘ā分饕切拚堵摪钯Q易委員會法》,把企業虛假廣告納入不公平競爭行為的范疇,由此擴大聯邦貿易委員會對廣告行為的審查。從以上幾個法案可以看出,這個時期的立法立足于把更多的反競爭行為納入反托拉斯法律體系,體現出較為明顯的干預主義傾向。

在司法上,確立了本身違法原則。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本身違法原則雖然在一些判例中出現,比如密蘇里州船運協會案和美國訴聯合交通協會案,但本身違法原則與合理性原則仍然在交替使用,法院態度還處于徘徊狀態。1927年最高法院在特倫頓陶瓷公司案中對本身違法原則的闡釋,雖然可以說是對該法律適用標準的一個經典梳理,但是這一原則的地位還沒有得到確立,直至1940年最高法院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中才正式確立了本身違法原則。在索科尼真空石油公司案件中,最高法院指出:提高或者左右價格的協議是違法的,不管由此產生的價格是否合理。最高法院還給本身違法原則增加了部分新的內容,例如,雖本身沒有采取價格聯合行為,但實際上具有固定價格的目的或者產生固定價格后果的聯合,均視為本身違法。此案除了闡述本身違法原則的核心思想外,第一次使用了“本身違法”這一反壟斷法適用的經典詞語。

(三)哈佛學派與結構主義

伴隨著20世紀40年代哈佛學派的興起,結構主義在美國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美國反托拉斯法進入一個相對更為嚴格的歷史時期,直至20世紀70年代末。哈佛學派的主要理論觀點可以用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范式加以概括,即市場結構決定市場行為,市場行為又決定市場績效。在這一單向的因果關系中,市場結構起著決定性的作用。哈佛學派認為,影響市場結構的因素主要有市場集中度、產品差異化程度和市場進入壁壘,其中市場進入壁壘是核心變量。受哈佛學派的影響,美國反壟斷執法機關運用scp分析范式,先后對很多大企業發起“肢解行動”,并獲得了法院的支持,典型案例有美國鋁業公司案和美國電話電報公司案。這一時期的另一個典型案件是布朗鞋業公司案,法院對此案的態度是:“效率不能構成辯護,而且顯示兼并會帶來的效率正可被用來攻擊兼并,理由是小的對手將因此而陷入不利境地?!弊罡叻ㄔ涸陔S后的幾個合并案件中仍然持續對布朗鞋業公司案的態度,并逐步確立了“結構化”居于主導地位的企業合并規制實體標準,充分反映了這一時期反托拉斯的嚴格程度。

結構主義理論在這一時期的立法上也有所體現,《塞勒一凱弗維爾法》與《哈特-科特-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就是最好佐證。《塞勒一凱弗維爾法》對《克萊頓法》第7條進行了修改,補充規定購買資產作為企業并購方式之一,從而擴大了對企業合并的控制范圍。《哈特—斯科特一羅迪諾反托拉斯改進法》創設了企業合并前的申報程序,要求合并各方在完成特定交易前須向聯邦貿易委員會和司法部進行申報,加大了政府對大企業合并的事前控制。兩者都是結構主義在特定時代下的產物,對整個反托拉斯法實施產生普遍性影響。

(四)芝加哥學派與行為主義

20世紀70年代以后,經濟學界出現了芝加哥學派的興起。芝加哥學派是對新古典主義的回歸,倡導市場自由競爭,反對國家干預。芝加哥學派競爭理論有兩個顯著特點:第一,強調效率是反壟斷法的主要目標,甚至是惟一目標,因此,被稱為“效率主義學派”。該學派側重對企業行為的分析,特別注重判斷集中及定價結果是否提高了效率。如果市場集中是由于企業的效率提高從而逐步擴大市場份額的結果,那么即使市場是壟斷的或高度集中的,市場績效也是好的。第二,市場競爭過程是一個市場力量自由發揮作用的過程,適用“適者生存”的競爭法則。從長期看,在沒有人為的市場進入限制的條件下,特別是在沒有政府法規限制的情況下,市場競爭過程是有效的,能夠實現資源有效配置和保證消費者福利最大化。雖然市場會失靈,但政府干預也同樣會失靈,因此政府應該盡量減少對市場競爭過程的干預。由于國家作為經濟調節工具的缺陷不斷暴露出來,人們又重新回到了新古典經濟學的基本原理上,開始理解并普遍認可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受芝加哥學派的影響,美國反壟斷法在70年代初開始逐步由傳統的結構主義向行為主義轉變。

在這個階段,司法部和聯邦貿易委員會提起的針對支配地位企業行為的訴訟,除少數例外,大多以失敗告終。最高法院在大陸電視公司訴gte西爾代尼亞公司一案的判決中,將縱向非價格限制納入合理規則分析的范圍,推翻了10年前施維恩案確立的非價格垂直限制的本身違法性。最高法院特別引用了芝加哥學派的觀點,強調對經濟效果的分析,為評價托拉斯行為提供了合適的基礎。對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bm)案的態度轉變和處理結果也充分反映了反壟斷執法從結構主義向行為主義的轉向。

在企業合并問題上,80年代對合并指南作了兩次修改,最明顯的變化是市場結構逐漸由“決定性因素”轉變為“參考性因素”,大大放寬了相關市場的邊界。1982年至1986年間,向司法部提交的5萬件合并申請遭到明確反對的只有81件,許多在以前很可能遭到反對的合并都得到批準。

(五)新產業組織理論與反壟斷綜合執法

20世紀80年代后期,當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在美國達到頂峰時,博弈論和信息經濟學的引入使得產業組織理論發生了革命性的變化,學術界通常也把這些采用了新方法的研究統稱為“新產業組織理論”。該理論認為,企業不是被動地對給定的外部條件作出反應,而是試圖以策略行為去改變市場環境,影響競爭對手的預期,從而排擠競爭對手或阻止新對手進入市場。市場結構和績效是企業博弈的結果,并取決于企業間博弈的類型。這樣,哈佛學派scp范式就被打破,而代之以在邏輯上循環和反饋的市場結構與廠商行為的互動關系。雖然新產業組織理論也認同效率作為反托拉斯法的目標,但該理論對效率的分析不同于芝加哥學派,采用更加動態的策略行為分析模型取代芝加哥學派的靜態的價格一產出分析框架。新產業組織理論運用非合作博弈模型實現了對限制進入定價、默契合謀、廣告、產品擴散、技術創新、設置進入壁壘等策略行為的動態分析,對各種復雜交易現象的動機和效果的理解達到了新的高度。新分析模型的出現意味著經濟學家開始找到對豐富多彩的行為進行處理的方法,使得現行的產業組織理論更加具體化、復雜化和貼近于市場現實。

柯達訴圖像技術服務公司案成為這一時期的典型案例。該案的關鍵問題是,柯達公司在主設備市場上沒有市場優勢,其在維修服務和零件市場上能否形成壟斷力。最高法院首次較大篇幅地運用博弈理論、信息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等新產業組織理論進行分析,強調用簡單的經濟學理論來代替對市場現實的細致分析是危險的??逻_一案標志著最高法院對芝加哥學派的分析方法和觀點產生了質疑,并且確立了一個新的原則:在法庭審判中有必要對策略行為加以詳細分析。自此,大企業的策略行為開始受到反托拉斯當局的認真對待,新產業組織理論的分析和概念得到了反托拉斯執法機構和法院的采用,美國的反托拉斯政策也從前一時期的過于寬松逐步轉向溫和的干預。無疑“后芝加哥學派”的經濟理論鼓舞了政府在20世紀90年代提起對支配性企業的檢訴案件,但是反壟斷規則卻保持了相對穩定的狀態。

這一時期的反托拉斯執法還特別關注國外企業的競爭、國際卡特爾行為,甚至在反托拉斯執法中優先考慮國際政治、經濟貿易等外部因素,出現新貿易保護主義問題,波音與麥道合并案洶’就是典型案例。美國政府之所以同意波音與麥道的合并,根本原因在于波音公司有歐洲空中客車這個強勁的競爭對手。這說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政府分析企業行為是否構成壟斷,已不再局限于國內市場,而是從全球市場進行分析,還要考慮國家整體產業競爭力和保護本國企業的問題。

二、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相關性的評論

從美國反托拉斯法及其相對應經濟理論的發展歷程,可以看出經濟理論對反壟斷立法、執法、司法的指導作用,反壟斷立法、執法、司法與經濟理論、經濟研究范式具有正相關性。從這個角度講,經濟分析方法在反壟斷法的研究過程中是非常重要的。正如芝加哥學派所主張的,反壟斷實踐需要“經濟理性”提供一種經驗支持。經濟學家及其經濟理論對美國反托拉斯體制做出了兩大重要貢獻:第一,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使競爭成為治理經濟的優位機制。整個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法與主張政府對經濟廣泛介入的政策艱難地共存。經濟學家在辯論中通過闡述壓制競爭措施的代價,來告知人們競爭的相對優勢。第二,經濟學知識在反托拉斯執行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20世紀前半葉,人們在法院的判決中很難發現經濟學的直接影響,到了20世紀后半葉,經濟學的影響開始增強。今天,隨著經濟學觀點在法學的日益滲透、司法對經濟學理論明確且廣泛的倚重以及經濟學家在政府反托拉斯機構中的地位上升,經濟學和法學之間的聯系已經被制度化了。

從總體上看,美國反托拉斯執法和司法實踐與經濟理論分析的融合越來越緊密,反托拉斯實踐變得更具有濃厚的經濟學色彩。經濟學的參與和經濟邏輯的引進,推動了美國反托拉斯法律實踐走向成熟,也代表了反壟斷實踐的一個趨勢。值得注意的是,在評析美國經濟學理論對反托拉斯法發展歷程的影響或者說兩者之間的互動關系時,要認識到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

1.經濟理論是特定時期經濟、政治、文化、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整合的反映和結果。之所以出現不同經濟理論主導不同時期的反托拉斯法律實踐,根本原因在于經濟社會的發展變化。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理論是衍生物,需要密切關注經濟理論背后所隱藏的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現實。同時也表明,反托拉斯法不僅僅是個法律問題,涉及到經濟發展、政策取向、傳統競爭意識等多種因素,相對于其他法律部門(或者部門法)而言,它更具有強烈的社會特征,可以說是一個國家各方面的綜合反映。比如,《謝爾曼法》的出臺是受多種因素影響的結果,既有美國早期反抗英國王室的特許經營而形成的反壟斷傳統以及民粹主義思潮的影響,也有出自于對早期自由競爭理論的信仰,信守小企業和農場的存在才是代表獨立和平等的產業組織形式,進而認為經濟集中會影響政治民主,要把經濟分散化作為政治民主的保障。然而,這些經濟理論和思潮都是在美國內戰后工業飛速發展、社會出現商業巨頭和濫用市場支配力的大環境下才進一步進發出來的,由此共同促成了《謝爾曼法》的制定。此后,美國反托拉斯法的執行,經歷了結構主義、行為主義和綜合執行等不同歷史時期,出現了本身違法原則與合理性原則適用上的搖擺、徘徊與交叉,時而嚴格時而松動。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經濟、政治、文化等社會現實情況出現了變化,不同時期出現不同的執法指導思想和執法方式,適用不同經濟理論和經濟分析方法。因此,惟有從經濟理論與社會現實交互作用的視野去分析和理解,才能認清經濟理論生成的原因及其在反托拉斯實踐過程中發揮作用的機理。

2.經濟理論要指導或影響法律的制定與實施,面臨著一系列的挑戰和難題。首先,經濟理論自身的多樣及繁復使得法官和執法人員都面臨著判斷與選擇的問題。美國反托拉斯經濟理論經歷了早期自由放任經濟理論、哈佛學派、芝加哥學派和新產業組織經濟理論等幾個階段,而這些理論發展過程并非一種單向的“歷時性”或“替代性”更迭,更多的是“共時性”的存在。比如,自20世紀80年代早期以來,聯邦執法機構和一些司法判決將經濟效率作為合并分析的主要組織原則,但這一定向被批評為弱化了立法歷史和最高法院早期合并先例中對有關經濟、社會及政治分權的強調。在效率考量構成了合并分析主流的今天,平民主義仍然可以并確實影響著對特定交易的評估?!啊边@說明了經濟理論發展及其適用不是沿著一條直線前行,而是一種交叉存在。因而,不難理解哈佛學派理論雖然已不是主流,但其合理成分仍然與芝加哥學派、新產業組織理論共存,成為“后芝加哥時代”反壟斷經濟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正是由于多種經濟理論的共存,選擇問題就成為反壟斷立法與執法過程中的首要問題,而選擇的過程往往要受經濟、文化、政治等多種因素影響,也受立法者與執法者的“前見”和“偏愛”影響,這些都造成反壟斷實踐的不確定性,增加反壟斷法的不可預見性和復雜性,從而呈現出經濟理論對反壟斷實踐指導的“漂浮不定”。其次,復雜的經濟模型和數理分析工具增加了法官和執法人員依據經濟理論分析和解決問題的難度,增加了執法和司法成本。再次,經濟理論多以假設作為立論前提,初始假設條件的細微變化都足以導致有關結論失去賴以立足的基礎,甚至出現截然相反的結果,使得經濟理論的運用多變且難以把握。因此,要讓經濟學理論更好地指導反壟斷法實踐,至少要解決兩個相互關聯的問題:一,要設計出一種能夠將復雜的商業行為準確地定性為促進競爭或者違反競爭的分析方法。二,將這些方法表達為適用于執行機構和法院的規則,并且給商業機構一個穩定的、可預期的制定商業策略的基礎。

三、美國經驗對中國反壟斷執法的啟示

作為反壟斷經濟學最發達的國家,美國反托拉斯法治實踐中的經濟理論運用情況,對于還處于起步階段的中國反壟斷法治實踐,具有很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在實踐中,我國已在反壟斷法及相關配套規定中借鑒了美國一些反壟斷經濟分析方法。如2009年5月24的《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關于相關市場界定的指南》,規定了界定相關市場采用替代分析方法以及假定壟斷者測試分析思路,充分借鑒了美國《橫向合并指南》界定相關市場的方法。但是,僅僅借鑒反壟斷執法中一些概念和具體分析方法是不夠的,更為重要的是要挖掘反壟斷法發展與經濟理論交互影響背后所蘊含的機理,借鑒其發展歷程所折射出來的一般原理和最新成果。從美國反托拉斯法與經濟理論發展的交互關系中,可以得到如下幾點啟示和可資借鑒之處。

1.要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經濟理論立基于市場實踐,是市場實際運行的理論衍生物。經濟理論在美國反托拉斯政策中的大量運用,反映出了美國在反托拉斯法律實踐中重視市場的理念,而不是簡單地用政府干預去取代市場。即使是用反托拉斯法去干預市場,其目的還是在于構建和維護自由競爭的市場,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的作用。經濟學的滲透對于保證政策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具有相當重要的作用,經濟分析的邏輯性和客觀性減少了尋租活動滲透到政策中來的可能和空間。中國30年經濟改革主要就是圍繞如何科學和合理界定政府、市場、企業三者之間的關系而展開的,改革雖有成效,但隨著改革的深入,障礙與“瓶頸”逐漸顯現。究其原因,是政府、市場、企業三間的關系還不夠明晰,缺乏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來規范三者之間的關系。這個問題在反壟斷法領域表現為產業政策偏多,在一些領域產業政策優先于競爭政策,自由競爭的市場規律得不到應有的重視。我國的改革是政府主導型的,政府是經濟改革的主要推動者,直接參與了市場的建設、培育和發展,在這個過程中難免形成了政府干預過多而市場無法發揮作用的負效應。改革的進一步深入,對政府轉變職能提出了迫切要求。雖然在某些領域還需要政府扶持和培育市場,但更為關鍵的是轉變政府職能,政府要實現從市場建設者到市場監管者的轉型。我國一些經濟法學者提出,由于壟斷、信息不對稱、負外部性、公共產品等原因造成市場失靈,所以需要政府的干預,包括反壟斷法在內的經濟法,就是市場干預之法。我們認為,市場失靈并不意味著就需要政府干預,而且政府干預也會失靈。因為政府干預需要成本;政府干預所依賴的信息也并非完整,信息在傳遞過程中的流失對政府來說同樣難以避免;政府干預過多還會出現尋租問題。在市場和政府干預同樣存在失靈的情況下,似乎應該對比兩者孰輕孰重之后,再做理性的選擇。然而,放在中國長期處于計劃經濟體制、政府干預經濟的思維和慣性仍然強大、經濟改革目標是向市場體制轉型的形勢下來考慮,答案就比較清楚了——應當強調發揮市場的基礎性作用,減少政府干預。因為政府不是干預太少,而是干預太多,我國市場化程度仍然較低。

篇4

關鍵詞:按貢獻分配,邊際效用,市場經濟制度

一 導論

今天,經濟全球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這也是一個市場經濟體制越來越受到人們青睞的時代。在某種意義上來說,經濟全球化實際上也是市場經濟體制全球化的過程。但是在市場體制的全球擴張中,也產生了不少的問題,這既有一國之內的貧富差距問題,同時也產生了全球規模上的貧富差距問題。無疑,市場經濟制度是一種分配收入或說財富的制度。面對這種差距的出現,我們免不了會問一個問題,這種制度如此分配收入或說經濟財富的道德根據何在?換言之,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何在?

本文在此只想討論這樣的一種觀點。筆者認為,很多人實際上認同了它,這里選擇茅于軾[1]先生在《企業家是改革的功臣》的提法作為這種觀點的代表來進行分析。茅先生認為:“按照現代經濟學的分析,并經過計量經濟學對事實的客觀檢驗,證明了在一個平等競爭和自由選擇的市場上,各個參與者從市場所獲得的報酬等于他為社會創造的財富?;蛘哒f,國民所得是按照要素對社會的貢獻來分配的。這是一個客觀規律,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的。換句話講勞動者得到工資,企業家得到利潤,出資人得到利息,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得到租金。這是一般市場經濟的分配規則?!盵2]

非常清楚,茅先生表達了這樣一種觀點: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在于它是按貢獻分配的。毋庸置疑,這個觀點要闡明的不僅僅是市場經濟體制事實上是如何分配財富的,它還表明這種分配是應該的,是公正的,是能夠得到道德辯護的。盡管人們并未明確地提出來,但筆者認為,有很多人還是有意無意地把市場經濟制度與按貢獻分配之間確立了這種關系,從而對分配正義理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西方自由主義的三個代表性人物,羅爾斯、德沃金與諾齊克事實上都受到了此種觀點的深刻影響。諾齊克在不經意間利用了這種成功應得,或說按貢獻分配的思想,來支持他的最小國家理論[3]。而羅爾斯則為了支持他的正義原則,不得不(也許是無意識地)與這個原則做極其辛苦的斗爭,并且為了反對這一原則,至少在某種程度上迫使他放棄了自我所有權這一原則[4],從而引起很多人的反駁[5]。德沃金在應對這種挑戰的過程中,明顯地設計了一個個人與環境的區分,從而明確地放棄了自我所有權原則[6]。不難看出,不管贊成還是反對,按貢獻分配實際上對整個分配正義理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毫無疑問,市場經濟制度作為社會的一種基本制度,它對我們的生活具有極其重大的影響。正如德沃金所強調的那樣,“公民的財富大大取決于其社會頒行的法律……當政府執行或維護這樣一套法律而不是那樣一套法律時,我們不僅可以預見到一些公民的生活將因它的選擇而惡化,而且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預見到哪些公民將受到影響。”[7]因此,市場經濟制度是否能夠得到道德辯護就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當然,這里需要澄清的是,筆者在此并不打算討論市場經濟制度本身是否能夠得到辯護,而是分析它的道德根據是否能夠在于它是按貢獻分配的。

二 按貢獻分配是一種鐵律嗎?

按貢獻分配是如何與市場經濟聯系起來的呢?人們為什么會接受它作為市場經濟的道德根據呢?也許,茅先生的那段話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啟示。[8]這段話給我們提供了一個極好的例子,來探討這樣一種觀點是如何獲得人們的支持的。這段話的第一句話是最關鍵的,大概也是茅先生得出他的結論的最有力的根據?!鞍凑宅F代經濟學的分析,并經過計量經濟學對事實的客觀檢驗,證明了在一個平等競爭和自由選擇的市場上,各個參與者從市場所獲得的報酬等于他為社會創造的財富?!边@句話,在論證上是很有氣勢的,一開始就能給人一個下馬威。第一,有現代經濟學的分析,而我們一般相信現代經濟學已經發展成為一門比較成熟的科學.第二,還有計量經濟學對事實的客觀檢驗,所謂鐵證如山,讓你不得不服。第三,不是表明或說明,而是證明,這更表明其論點的科學性。就此一句話,按貢獻分配就似乎有了強有力的后盾[9]。然而,只要仔細的思考,保持冷靜,這句話最多也只是表明市場經濟制度是能夠實現按貢獻分配的。

我們接著來看第二句話,“或者說,國民所得是按照要素對社會的貢獻來分配的”。這里的“或者說”意義非凡。因為據此,第二句話應該是第一句話的同義語,但是第一句話中的條件悄悄的退場了,也就是平等競爭與自由選擇的市場退場了。這樣一來,按貢獻分配就變成是沒有條件的了。第三句話讓我們加固了這樣的印象:“這是一個客觀規律,沒有任何人能夠改變的?!庇纱?,好像按照貢獻分配不僅僅是一個有條件的事實(如果第一句話沒錯的話),而且它突然變成了客觀規律。按照這里的邏輯,按貢獻分配是不應該違反的,并且也是無法違反的,因為沒有人能夠違反客觀規律。從而,這里就得到了這樣的感覺,我們只能(從而應該)按貢獻分配。無疑,這種轉變是隱晦的,具有邏輯上的跳躍。因為即使我們能夠做到按貢獻分配,我們是否應該按貢獻分配還是懸而未決的。但是茅先生這里卻將其上升到了客觀規律的地位,并且是不可改變的了,自然我們也就無從選擇,因此也是我們應該做的事情。事實上,這里會有這種轉變,還利用了另一個混淆,即規律與狀態的混淆。當我們說自然規律的時候,并不是指某個具體的狀態。如果這樣的話,我們就無法利用自然規律了。而茅先生這里的規律則是把某種狀態的出現當作鐵律。事實上,稍微想一下就會完全明白,如果按貢獻分配真是像萬有引力那樣的一種鐵律的話,那么就用不著我們反思了,也沒有必要對它進行辯護了,因為它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我們沒有看清楚上面的混淆,那么接下來的第四句話就具有極大的辯護意義。“換句話講勞動者得到工資,企業家得到利潤,出資人得到利息,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得到租金?!比绻选皳Q句話講”拿開,實際上這句話就是一句大白話,是對社會現象的一種素描,沒有什么大的意義,它根本也沒有涉及到按貢獻分配。[10]但是“換句話講”一出場,整個形勢就完全改變了。因為它突然間就跟按貢獻分配相等同了?,F在,后面的幾句話就不簡單是對社會現象的素描了。相反,這里工人得到的工資,企業家得到的利潤,出資人得到的利息,自然資源的所有者得到的租金,就自然地等于各種要素的貢獻了。第五句話則是進一步讓我們加深這種印象,“這是一般市場經濟的分配規則”。這句話看似不顯山不露水,但它給人的感覺是非常平實,顯得可靠,從而增加了這一觀點的說服力。[11]

經由上面的語義分析,我們發現,這段話中有意義的其實只有兩句:第一句話與第四句話(要拿掉“換句話講”)。但僅僅有這里的語言分析并不能完成任務,因為一種健全的批判的根本前提是,我們需要盡可能善意地理解對方的論點。但這里的分析至少表明了一件事情,茅先生想從經濟規律的事實來推斷出我們應該實行市場經濟制度,是沒有成功的。但是茅先生手里(我認為也是很多人實際持有的觀點)還有一個武器:那就是市場經濟制度是唯一能夠實現按貢獻分配的制度。并且盡管我們無法從這個事實直接推出我們應該接受市場經濟制度,或者接受市場經濟制度是正義的,正當的。但是假定我們接受這樣的道德觀點:我們應該按照貢獻分配。因此我們實際上持有的典型觀點是這兩種觀點的組合,即a,市場經濟制度是唯一能夠實現按貢獻分配的制度,和b,只有按照貢獻分配才是正義的、公平的,因此我們應該選擇市場經濟制度。這樣,按貢獻分配還是可以成為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

如果要批判這種觀點,我們有二種辦法。第一,否定市場經濟制度是能夠實現按貢獻分配的。對此至少有兩種策略:a,市場經濟制度不能夠實現按貢獻分配(但也許還存在其它的制度能夠實現按貢獻分配);b,沒有按貢獻分配這回事情,因此任何社會都不可能以按貢獻分配來選擇經濟制度。第二,否定市場經濟制度是唯一按貢獻分配的經濟制度,也就是說承認還有其它的制度也是按貢獻分配的,這樣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不可能是按貢獻分配,至少是不充分的。就反對按貢獻分配這個原則而言,最徹底的莫過于第一種方法的策略b,這也是本文要采取的論證方式。

但是在我們正式討論這種觀點之前,我們有必要澄清兩個觀點。第一,在此我們接受關于道德的一個約定,即應該蘊含著能夠。也就是說,當我們談論某個制度或某個行為是否應該時,這意味著我們能夠進行選擇,而不是被決定的。在這個前提下,我們不討論萬有引力的道德根據,也不討論趨樂避苦這種心理反應(如果是必然的話)的道德根據。當我們討論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時,也就意味著我們能夠選擇其它的經濟制度。這點,無疑已經得到了證實,因為我們曾經實行過計劃經濟,盡管它無法實現我們的預定目的。我們這里要再次強調經濟規律的意義。如果存在經濟規律的話,那么它始終是要起作用的,但這并不表示它一定會產生某種結果。因為經濟規律產生某種結果并不是無條件的,它在不同的條件和不同環境下會產生不同的結果。

第二,這里的貢獻必須先于經濟制度,或者說它是個獨立于經濟制度的一個東西,它相對于采用何種經濟制度來說必須是客觀的。否則,如果貢獻本身是由我們的經濟制度規定或說決定的,那么任何一種經濟制度都將滿足按貢獻分配這個標準,因此它也就無法充當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這實際上已經蘊含在羅爾斯對應得的理解里面。在《正義論》[12]一書中,羅爾斯認為,在正義制度確立之前,我們沒有任何個人應得。我們通常意義上的個人應得實際上是我們對于在一種理想的正義制度之下的合法期望。由此,個人應得不能作為正義制度的道德根據。反過來說,如果個人應得是正義制度的道德根據,那么個人應得肯定不能由正義制度來規定。在這種觀點之下,正義制度只是實現讓個人得其所應得。當我們談論按貢獻分配是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時,我們實際上是認同了一種前制度性的個人應得,即我們應得我們做出的貢獻。也就是說,市場體制只是這樣一種機制,它發現或者說表明每個人的貢獻是多少,并且據此給予每個人與之相等的報酬。

澄清茅先生那段話的意思后,我們明白了按貢獻分配并不是鐵律。但是對于市場制度的道德根據是按貢獻分配而言,他還有兩條退路。第一,經濟規律必然會產生按貢獻分配的趨勢,也就是說經濟規律與按貢獻分配有著必然的聯系。因此只要我們按經濟規律辦事,那么必然會導致按貢獻分配。第二,即使經濟規律與按貢獻分配沒有這種必然關系,但我們還是能夠創造條件利用經濟規律,從而實現按貢獻分配,并且市場經濟制度就是這樣的條件。由于我們先假定接受這一觀點,即按貢獻分配是道德上可辯護的、正義的,因此按貢獻分配仍然能夠成為我們選擇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下面的第三節與第四節將分別來討論這兩種可能性。

三 經濟規律與按貢獻分配有必然聯系嗎?

為了理解問題,我們從一個簡化的例子開始。假設張三身體好,李四身體殘疾。張三通過勞動能夠得到1單位的食物,剛好夠他生存。李四有很好的智慧,能夠指導張三在同樣的條件下得到5單位的食物。由于他的指導有方,a答應給李四一單位的食物。因為李四不接受就會餓死,他答應了。但是現在還有一個王五,他與張三具有同樣的條件,這個時候,他答應給李四二單位的食物,因此李四不指導張三了,來指導王五。但是隨后又出現了趙六,他答應給李四3單位的食物,于是李四又指導趙六(假設一次只能指導一個人)。這樣的情境可以隨意來設想?,F在我們的問題是,在什么時候李四所得到的報酬等于他所做出的貢獻?再考慮復雜一點的問題,那就是當張三(等)付給李四的東西不是食物而是其它東西(直至貨幣)的時候,我們如何能夠比較不同質的兩種東西并且說它們是相等的呢?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一般而言可以采用兩種方式:勞動價值論與效用價值論。但是因為勞動價值論明顯反對茅先生的那種貢獻論,因此我們的重點在于效用價值論。主觀效用價值論的思想源遠流長,熊彼特就認為在亞里士多德那里就出現了萌芽,但它的開花結果卻遲至1870年代[13]。經由一場邊際主義運動,從而出現一場經濟學革命,并導致今天的現代經濟學的發展。這個思想比較成形的表述出現在戈森那里,然后經由杰文斯、門格爾、瓦爾拉三人的再次獨立發現,為今天經濟學的理論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本文的興趣在于考慮這一理論是否具有這種含義,即根據它,我們能夠衡量各種要素所做出的貢獻,并且市場經濟制度確實是按這種貢獻分配的。[14]

效用價值理論的思想很簡單,這種理論認為一種消費物品的價值在于它能夠帶給人們的效用,一開始更多的是認為它能夠給我們帶來的快樂或幸福。并且根據我們的現實生活,我們容易得到這樣的感覺:一件東西對任何一個人的邊際效用,隨著他所擁有的數量的每一次增加而遞減”。[15]通常的例子就是吃包子,吃第一個包子,然后吃第二個包子,如果你愿意更小的分析,從第一口到最后一口。這就是戈森第一法則所指出的東西。由此可以得到一個定理,即第二法則,為了從任何一能滿足不同欲望的貨物(包括勞動或金錢)中獲得最大的滿足,一個人(或家庭)必須這樣分配該貨物,即使其在每一用途上的邊際效用相等。[16]

無疑,邊際效用概念和總效用概念涉及的是消費者的欲望。因而它們具有的直接意義只能涉及能滿足消費者欲望的貨物或勞務。但是門格爾等人利用歸算論,很自然地將此推到生產資料之上,它們的價值在于它們能夠幫助生產能直接滿足消費者欲望的東西,從而也間接地滿足消費者的欲望,因此生產資料等可以當作是未完成的消費物品。生產條件、生產要素或生產手段由此被認為具有使用價值:它們具有了經濟意義,從而根據同一邊際效用原理也就具有了交換價值,邊際效用原理使它們具有了經濟意義,從而也解釋了它們的交換價值?!蜕a廠家的成本是家庭的收入而言,在相同的限制條件下,同一邊際原理也自然而然地適用于收入形成現象或分配現象。[17]

但是現在還有一個問題,這就是:既然所有要素對最終產品都是同樣“必不可少的”,既然完全抽出任何一種要素,在大多數情況下會使產品等于零,那么我們怎么樣把每一種要素的貢獻分離出來呢?…這個困難是由邊際貢獻解決的,測定邊際貢獻的方法很簡單:只要連續不斷地、一點一點地抽出某種生產要素,而使其它的生產要素的數量保持不變,弄清由此而使消費者滿足遭受多大損失就行了。[18]事實上,如熊彼特所說,這“證明了亞當斯密、李嘉圖與馬克思認為不可能證明的事情,即交換價值能夠用使用價值來解釋。…主要之點是,在新的“交換理論中,邊際效用分析創造了一種適用于所有經濟問題的分析工具?!盵19]經由邊際效用,人們才充分認識到,經濟宇宙是一由相互依存的量組成的系統,才理清了該系統的所有問題(盡管還沒有十分令人滿意地解決它們),才把這些量間的一般均衡概念確立為純理論的核心。[20]

當然,現在這些東西以及推理顯得很簡單,在任何一本微觀經濟學教科書里幾乎都能找得到,但這個轉變并不是那么容易的。熊彼特就談到:瓦爾拉的地租理論盡管簡明實用,但并沒有像我們想象的那樣被立即或普遍地接受。有兩個原因:一方面許多經濟學家在感情上不能接受這樣的理論,這種理論同等地看待地主的“不勞而獲的收入”和工人的血汗報酬,(但是)這種感情是毫無道理的,因為該理論絲毫不妨礙經濟學家隨心所欲地依據道德方面的或政治方面的原因來區分地主的收入和工人的工資。[21]

然而,熊彼特多次強調這個觀點,那就是,“一旦我們認識到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一般均衡體系,我們就會發現邊際效用原理本身并不像杰文斯、奧地利學派和瓦爾拉本人相信的那樣重要。但分析一下瓦爾拉的圖式便可發現這樣一個事實,即邊際效用是瓦爾拉借以爬上一般均衡體系水平的梯子。盡管在達到這一水平以后,邊際效用原理便不再那么重要了,但就其所具有的啟發意義而言,它仍是十分重要的?!盵22]熊彼特清楚地告訴我們,事實上,為了決定生產要素的價格以及它們的分配份額,我們不必先知道它們的效用價值。我們需要知道的僅僅是消費者的愛好、生產條件以及“要素”所有權的初始分配狀況;然后,最大凈收入原理,也就是最低成本原理,就可說明其它一切了。[23]也就是說,“只要我們只想表述均衡條件,邊際效用與總效用的概念就是多余的。”

然而,還有很多人,“他們從未把“邊際主義”看作是一種研究工具,而把它看作是一種思辯哲學,看作是一種新的“主義”,而他們的任務正是用他們所謂真正科學的、現實主義的研究去消滅這種主義。[24]”。這里面實際上還牽涉到很多的問題,例如將效用理論與功利主義聯姻,但是它們之間并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系。效用價值理論與任何享樂主義的假定或哲學是毫無關系的。因為該理論并不解釋或說明它的論證起點即需要與欲望的性質。

但是為什么人們還犯這種明顯的錯誤呢?其原因熊彼特已經說得特別清楚:像效用這種概念,已經深深地扎根于悠久的傳統中,扎根于日常思想和語言的習慣中,是不會輕易讓步的。但事情不僅僅是這樣。的確,現在已經有力地證明,效用這一概念在均衡價值論中是多余的——這實際上不僅是反對它的最有力的論點,而且也是反對它所需要的唯一論點?!盵25]

在現代經濟學里面,我們也會發現,正如熊彼特所指出的,曾經是經濟學兩大支柱的效用函數與生產函數,其作用可以用無差異曲線以及邊際替代率等來完成。到今天,經濟學實際上已經變成了理性選擇理論。經濟學里需要的只是一個欲望的概念,而個人想究竟想欲望什么,是沒有規定的。這也就是說,經濟理論者手里的效用概念實際上只是純形式的,它并不涉及到具體的實質性內容。因此,與其把價值理論稱為價值心理學,還不如稱為價值的邏輯。由此,我們可以得到,經濟規律與按貢獻分配并沒有必然的聯系,因此它也談不上有導致按貢獻分配的趨勢。

四 有可能按貢獻分配嗎?

上面的分析表明了效用價值論與經濟規律并沒有必然的聯系,但是這并沒有表明邊際效用不可能與經濟規律相聯系。恰恰相反,效用理論的歷史發展表明,這二者是相容的。就此而言,我們還沒有表明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不可能是按貢獻分配。如果我們認為按貢獻分配是正義的,并且市場經濟制度能夠利用經濟規律實現按貢獻分配(也就是說經濟規律與按貢獻分配能夠具有某種偶然但確定的聯系),那么按貢獻分配依然能夠作為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F在我們的目的是要進一步探討,市場經濟制度是否能夠利用經濟規律來實現按貢獻分配。

如果我們不把邊際效用價值理論看作是一種形式價值理論,而是看作實質性價值理論的話,那么在邊際效用價值理論之下,一種要素(包括勞動)的貢獻如何衡量呢?

先來看確定生產要素的貢獻的基本原理。假設已經有五個人的工作能夠產生100單位的產品,如果再加進一個人進行工作的話(所有人的工作是完全相同的),總產品將是110單位產品。根據邊際價值理論,最后一個人的貢獻是10單位產品。這個結論顯得很有直觀的說服力,但是真實情況果真如此嗎?現在假設六個人中的任何一個人退出,我們依然能夠產生100單位的產品。這個時候是不是每個人的貢獻都是10單位的產品呢?如果是的話,那么再加一個人(所有人的工作是完全相同的),能夠生產115單位的產品,并且假設7個人中的任何一個退出,仍然能夠生產110單位的產品。這個時候是不是每個人只貢獻了5單位產品呢?如果人們說,第六、第七個人的貢獻分別是10單位與5單位。如果這里的5單位與10單位指的是人們的真實貢獻,而不是作為一種分析工具的話,這種答案也與我們的直覺太過違背,因為他們的工作是完全相同的(其它的背景條件也相同),怎么會做出不同的貢獻呢?

這里的例子告訴我們,當一個消費品是由人們合作產生的時候,根據其邊際產量的變化并不能得出每個人的真實貢獻。引起這種變化的恰恰是生產技術和其它因素。如果這點成立,那么同理,即使我們每個人所做的工作不一樣,我們也不能根據這種邊際變化量來看待各種要素的貢獻。這里完全可以修改上面的例子,假設現在15個人生產1000單位的產品。如果a不工作的話,那么生產的產品就只有700,而任何其他人缺失時,生產的單位則還有900單位。這個時候我們還是不能夠說a比其他人多生產了200單位呢?我想答案同樣是否定的。

當然,即使我們沒有辦法講出每個人貢獻了多少,但市場競爭會迫使我們根據邊際變化來考慮問題[26]。因為只要個人購買消費品是為了得到其使用價值,那么消費品是如何生產出來的就沒有影響,只要其使用價值相同。換言之,一個消費品在生產過程中使用了何種要素(無論是資本、原材料、勞動還是機器),使用多少,對消費者而言是不重要的。在這里,生產者在選擇何種生產要素的組合的時候,必然會將勞動與其它要素同等看待,關鍵就看在生產過程中哪個更能節省成本。因為無論物品是天然生成,還是人們通過極其痛苦的手段,以巨大數量的勞動所造成,只要兩個物品在滿足人們需要的功能上是一樣的,那么它們就具有相同的使用價值,對消費者而言,它們就是沒有差別的。這一點,只要我們允許消費者自由地選擇,那么我們無法避免這一點。[27]在這種情況下,生產者關心的就會只是邊際變化量,關注生產要素的機會成本。

但是由于邊際效用價值論里面是效用最終決定貢獻,因此生產要素的貢獻必然最終是由消費者所得到的效用來確定的,故最終起決定作用是的這些最終產品為消費者提供的效用。這又取決于邊際效用價值論中的效用函數。因此,只有當我們對效用函數有了更清楚的理解之后,我們才有希望搞清楚這里的問題。這里我們可以考慮經濟學中常期所爭論的水和鉆石的例子。無疑,水對我們是非常重要的,常識告訴我們,人不可三日無水。但是水作為一種消費品,它的價格肯定不是由它對人們滿足上的貢獻所決定的。更極端一點的例子是氧氣,我想沒人會否認它的有用性,但是它卻不能用來交換任何其它的東西。這也就是,盡管有些要素做出了貢獻,但是并沒有得到應有的報酬。這一點通過考慮沙漠里的水就會清晰起來。在沙漠里面時,水所做的貢獻應該沒有變化,依然是提供人類生存提供必要的成分,但是它的價值,也就是它的主觀效用隨著條件的改變而有了巨大的改變。

我們知道效用的變化可以有兩種形式,一種是在效用函數上的變化,即隨著我們一次喝的水越來越多,水的價值或說產生的滿足會越來越小。另一種則是效用函數本身的變化,也就是說,隨著條件的變化,在喝同樣多水的條件下,水對我們的效用改變了。在更一般化的情況之下,這就是意指我們的整個善觀念發生了變化,我們對事物的看法本身發現了變化。相對于平常而言,在沙漠里面水對我們的效用的變化是效用函數本身的變化,而并非喝水的量所引起的。事實上,這點在我們生活中是常見的,阿馬蒂亞·森做出了很好的總結:“人們具有一種適應性預期,并能根據這種預期來調整自己的偏好與抱負。在奴隸制度之下,受虐奴隸可能因為無力反抗而接受現實,形成與他們的處境相適應的偏好,這樣的情景下他們的偏好也能夠得到滿足。傷心的失業者和無望的赤貧者、膽小的妻子等都沒有勇氣形成一種較高要求的偏好?!?/p>

給定我們的偏好和善觀念(這決定我們的效用函數)、生產技術條件或說生產函數、我們的產權結構(政府行為或制度結構),在經濟學里各種假定的理想情況下,我們在最小成本原理之下就會得到均衡。這時候,每種生產要素的價值都會根據邊際效用而得到確定。自然,這也會告訴我們從某種生產要素會得到多少效用(根據我們現有的效用函數)。同時,這也會決定各種生產要素的邊際替代率會與其價格同比,同樣價格的生產要素會帶來相同的效用。給定這些,我們會得到某種要素的“客觀”貢獻。也正是因為這個原因,讓我們產生一種錯覺,我們所做的是有某種客觀貢獻存在的,因此我們的社會制度應該盡可能地讓每個人所得到的與其所貢獻的相當。并進而認為: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就恰恰在于它能夠實現這種意義上的按貢獻分配。[28]

然而,上面的分析已經表明,無論是生產過程還是消費過程,實際上都取決于我們的嗜好或說消費者的善觀念。盡管在理想的條件下,各種要素(包括勞動)的貢獻是可以確定的。但是我們知道,個人的嗜好以及個人的善觀念,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取決于我們的制度本身的,取決于我們預期能夠得到的資源與外在條件的。正如羅納德·德沃金所說,“公民的財富大大取決于其社會頒行的法律……當政府執行或維護這樣一套法律而不是那樣一套法律時,我們不僅可以預見到一些公民的生活將因它的選擇而惡化,而且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預見到哪些公民將受到影響?!盵29]實際上,個人會產生何種抱負,能夠得到什么樣的能力,敢于欲望什么,本身就受到他生活環境的具大影響,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我們社會基本結構的影響[30]。這里的關系盡管非常復雜,但有一點是清楚的,在不同的產權制度之下,在不同的生產資源占有情況之下,每個人能夠預期得到的東西是大不一樣的,每個人形成的抱負與善觀念也是大不一樣的。

這里的根本意義在于,我們的產權結構本身是能夠影響我們的效用函數本身。然而,隨著人們嗜好與善觀念的變化,生活資料的初始占有上的不同,產權結構的不同,現實上會形成各種不同的均衡值(如果有的話)。因此同樣的要素能夠做出的貢獻(以均衡條件下的價格來衡量)在不同的條件下是不相同的。實際上,這也就是說,各種生產要素在經濟體制中能夠做出的貢獻并不是獨立于市場經濟制度的,恰恰相反,它本身是取決于市場經濟體制的。

上面的分析表明,每種要素所能夠做出的貢獻是不確定的,在不同的制度之下就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貢獻。即使存在均衡值并且是穩定的,這充其量也只表明了一個問題,如果允許人們自由選擇(并且人們的嗜好與善觀念給定的前提下),我們可以對何種要素做出何種貢獻(被制度決定意義上的貢獻)做出合理的預期。實際上,我們在市場經濟制度得到的按貢獻分配,就是人們希望市場能夠讓人們得到這樣一種被預期的報酬。但是我們現實中并不存在這種達到均衡的完全競爭狀態,一般而言是壟斷競爭形式。這個過程中,人們所得到的報酬就更不是按“貢獻(指均衡條件下的合理預期)”分配了。[31]在這個時候,“許多勞動者,不單單是電影明星,所得到的收入遠遠超過誘使他們從事他們實際所做的工作所必需的數額,在許多情況下,如果減少每單位服務的報酬,他們反而會提供更多的服務。”[32]

但是從另一個側面來講,如果以人們現有的主觀效用(也就是需要)來判斷的話,不管壟斷者買多少(要素)還是賣多少(產品),人們得到的不會比他們失去的多,否則他們可以不進行交易。然而,在壟斷者一方,明顯地他們為了得到那個交易,他們愿意付出更多,也就是說,他們并沒有按照各種要素所做出的貢獻而給予報酬(按他們的效用函數來說的話)。如果這種壟斷不是人為的話,那么這里的剩余就可能是無法消除的。我們可以假想這樣一個快樂的發明家,他的興趣就在于從事科學研究。但是他的發明能夠給人們帶來大的利益,因此人們為他的發明所愿意付的代價,和他愿意出售他的發明之間的價格就會有非常大的差距。實際上也就是說,這里根據現有主觀效用來判斷的話,這里存在一種剩余。這也就表明,如果貢獻使用主觀效用來判斷的話,那么在有些情況下,就不可能實現按貢獻分配。

現在,我們看到,要素的貢獻取決于人們的主觀效用評價,而這種評價本身就會受到諸種因素的影響。無論是產權結構的不同,還是外在資源占有上的不同,或者個性本身上的原因,以及我們所具有的各種能力,這些都會引起我們對于各種要素的評價,從而影響要素所做出的貢獻。即使能夠達到均衡點,我們對于完全相同的要素也有可能做出不同的評價。即使我們能夠讓人們得到合理的預期,但那也不是代表真實的貢獻。如果這是正確的,那么根據這種預期是無法作為選擇何種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的。并且,如果考慮現實情況,我們連這種穩定也是無法達到的,也就是說我們連這種合理預期也無法實現。

這樣一來,我們的結論是,不存在這樣一種獨立于制度的貢獻,因為這種貢獻本身必定會受到制度等因素的影響。[33]因此,這里只有兩種選擇,要么是我們的貢獻根本就不能用這種方式來衡量;要么是我們把貢獻定義為這種效用,那么它就是我們前面已經分析過的現象,只是一種價值邏輯,并非我們的真實貢獻。在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并不具有一種客觀的、獨立于制度的貢獻。因此,獨立于制度來講,我們也就沒有按貢獻分配這一回事情。由此,無論按那種方式來理解,按貢獻分配都不可能作為我們選擇何種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34]

五 結束語

本文論述了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在于按貢獻分配的三種觀點。茅先生的話代表了第一種觀點,即將按貢獻分配視為一種無可更改的鐵律。這一觀點如果成立,實際上就無所謂道德根據了,因為它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澄清語義上的問題,弄清楚規律與狀態之間的區分,這種觀點的錯誤就是非常明顯的,這是論文第二節所做的工作。第二種觀點則認為經濟規律會導致按貢獻分配,就像萬有引力會將地球上的物體吸向地心一樣。但是第三節通過討論熊彼特對邊際效用理論的闡述,表明根本就不存在這一規律。經濟規律嚴格來說與貢獻并沒有必然的聯系。第三種觀點是,在適當的條件下,我們可以利用經濟規律實現按貢獻分配。也就是說,市場經濟制度與按貢獻分配能否有偶然的聯系。然而,筆者在第四節的分析表明,這實際上將人們在某種(理想的)制度與環境下的合理預期與貢獻相混淆。這種合理預期是取決于資源的初始資源結構以及社會的制度等各種條件的。因此這種合理預期是無法作為我們的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的。[35]

本文是通過反駁前制度性的貢獻來反對按貢獻分配這一觀點的。因為按貢獻分配要作為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那么它必須預設人們做出的貢獻是客觀的,獨立于制度的,但是第四節的分析表明根本不存在這樣一種貢獻。正如安德森所提出的,“從正義的觀點看,獨立于道德原則,將特定的結果歸功于特定投入和特定個人的這種企圖,代表了對每個人的生產貢獻事實上都依賴于其他人所做的事情這種因果網的任意切割?!盵36]

本文僅僅是反對這樣一種觀點: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在于它是按貢獻分配的。因為根據這種思路很容易把我們導向諾齊克意義上的最小國家理論,即國家不過就是守夜人。當國家功能再多一點時,它就是在“用它的強制手段來迫使一些公民幫助另一些公民”[37]。這樣直接就對所有形式的福利國家理論提出了根本性的反對。

顯然,茅于軾先生并沒有理解按貢獻分配這一道德原則的這種含義,因為他在“為什么個人所得稅未能緩解貧富差距?”[38]一文中根本沒有反對累進稅進制本身,只是因為它沒有起到縮小收入差距而認為目前的稅制設置得不合理。但是一旦承認市場經濟制度的道德根據在于它是按貢獻分配的,那么用累進稅來縮小收入差距(平等原則),這恰恰會侵犯個人對其持有的資格,這種稅制正是因此受到諾齊克的指責。這也印證了我們認為茅先生在動機上不存在任何問題的判斷,但也表現了茅先生并沒有弄清他的政策建議背后的道德根據,從而他事實上支持兩種彼此相沖突的道德原則。

自然,本文并沒有表明市場經濟制度是否是道德上可辯護的[39],這一切還有待于我們做進一步的研究,需要有更多的嚴肅認真的學術對話。但是這里的論證也表明,我們的第一步工作是要保證我們論證的嚴謹性,說清楚自己的真正觀點是什么,弄清楚對方的真正觀點是什么,從而才可能在論爭中有所長進。無疑,這就要求一種嚴格的分析方法。就此而言,g.a.柯恩的話應該是個不錯的建議:“當我寫作的時候,我努力的追問自己:這個句子對于發展闡述或論證有什么確切的貢獻,它是真的嗎?當你(頻頻費力地)做這類自我批評時,你就會變成分析性的?!盵40]

[1] 我相信這個觀點在今天實際上代表了很多人(不止是經濟學家)的看法。但是這里我們需要注意兩點,第一,在各種論戰中,包括對科學事實的論戰中,我們喜歡通過攻擊別人的動機與目的來獲取勝利。正是針對這一現象,熊彼特在《經濟分析史》中多次強調了這樣一個觀點,“我們不相信從事政治論戰的廉價方法——不幸得很,在經濟學界里(筆者認為,幾乎在所有論戰領域里)也太普遍了——也就是不相信通過攻擊或吹捧某項主張的贊助者的動機,或通過攻擊或吹捧這種主張似乎擁護或反對的有關勢力,而可以論證一種主張”。第二,茅先生提出的這種觀點,即自由競爭的市場制度,在客觀上似乎是在為強者辯護,因此很容易被扣上為集團利益說話等帽子。著名哲學家諾齊克就因為支持一種守夜人國家理論,而受到其諸多好友的指責與疏遠,這令諾齊克極其遺憾。因此,這里我們需要把注意力放在論證本身上面,而不是妄自猜測論點提出者的道德品行與動機,這兩者是完全可以分離的。除非一種論點本身是討論動機的,否則此論點是否正確與該論點提倡者的動機沒有任何關系。在此選擇茅先生的觀點作為批判的對象,正是為了避免人們在動機上做文章。這樣做并不是多此一舉,關于學術剽竊爭論中的兩個例子足以說明這樣做有多么必要。第一個例子是關于北大王銘銘教授《想象的異邦》一書的剽竊過程中,有一種為王銘銘教授辯護的方式是追問揭發者的用心與目的,參見/article.asp?newsid=1142&type=1001。無獨有偶,武漢大學周長城的剽竊事件中,也出現了同樣的辯護方式,“這件事情首先并不是一個簡單的學術事件,它的背后有很多其他的因素。其次,‘張斌’的文章大多數名不副實,有許多夸大其詞的地方。這個事情從冒出來為什么一直拖到現在才變得激烈?最根本的問題是權力和利益的問題,他們擔心我會出任系主任?!敝荛L城直截了當地說,參見/2005/10-14/456723243135058.html。顯然,不管事實本身如何,但僅就論證本身來講,這種辯護方式是相當弱智的。

[2] 參見/content_files/maoyushi3.htm20040226/maoyushi3.htm。

[3] 參見葛四友:《權利還是資格——評諾齊克的國家理論》,《外國哲學》,徐向東主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總第十八輯。

[4] 這至少是他觀點中表露出來的一部分,盡管正如筆者所認為,這并不是對他的最好解讀。但無可否認的是,正是這種思想導致他的理論里面具有較大的不一致性。參見,葛四友:《運氣、應得與正義----以羅爾斯<正義論>為中心的考察》,《新哲學》,王中江主編,2004年總第3期。

[5] 參見g.a. cohen, self-ownership, freedom and equalit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 德沃金,羅納德:《至上的美德》,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章。

[7] 德沃金,羅納德:《至上的美德》,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8] 這里既不是表示只有茅先生這種表述,同時這也未必是最好的表述,但我認為這是一種典型的表述方式,具有代表性。

[9] 無疑,這句話的修辭用得很好,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邁克洛斯基的觀點,參見《經濟學的花言巧語》(石磊譯,上海: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

[10] 對于此點,我向何懷宏、鄧正來、徐向東等老師以及蔡蓁、李曦、張曉劍等學友請教過,他們的回答讓我對這個問題做出了進一步的反思,在此對他們表示感謝。

[11] 也許會有人表示疑惑,如此鄭重其事的來討論這段話有意義嗎?筆者認為很有必要,這有兩個原因。第一,筆者在博士論文《正義與運氣》的寫作中發現,分配正義理論遇到的一個很大障礙就是按貢獻分配理論(另一種說法是成功應得),盡管極少有人對個觀點做出過真正的論證。但由于我們具有一種應該按貢獻分配的道德直覺。由此,盡管倡導按貢獻分配的理論者也有為之辯護的職責,但實際上極少有人會提出這點。第二,按貢獻分配與市場經濟制度之間的關系很有迷惑性,事實上筆者以前持有類似的看法而不察。實際上,我相信它不僅僅容易迷惑讀者,估計也迷惑了茅先生本人。因此詳細分析這里的混淆,就是很有意義的。

[12] 羅爾斯:《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

[13] 關于邊際效用價值論的興起與盛行,請參閱理查德豪伊,《邊際效用學派的興起》(晏智杰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也可參閱《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約翰·伊特韋爾,默里米爾蓋特,彼得紐曼 編,上海:經濟科學出版社,1992年)中的邊際主義經濟學、邊際生產力理論、貨幣的邊際效用、功利主義、效用、效用理論與決策理論等詞條。

[14] 事實上,這個問題熊彼特在做了清楚而明晰的回答(參見約瑟夫·熊彼特:《經濟分析史》,朱泱等譯,第三卷,北京:商務印書館,1996年),表明這種價值理論根本與我們所要求的那種貢獻沒有任何必然的聯系。然而,遺憾的是,盡管《經濟分析史》在中國譯出頗有些年頭,但由于關注點的不同,注意這點的人不多。盡管我在本科生階段就買了這套書,到研究生畢業總共看了幾次,每次都有所獲。但也很可惜,當時正沉浸在市場經濟制度是按貢獻分配這一定見之中,根本就沒有關注到熊彼特對此的論證。事實上,直到博士論文接近完成時,我才開始懷疑市場經濟制度與按貢獻分配之間的關系。此后,再讀《經濟分析史》時,才發現熊彼特早已經闡明了這一點。

這里有必要作一個聲明,下面關于效用價值理論與經濟理論之間的歷史聯系的概括,基本上是以熊彼特的《經濟分析史》為標準,這里可能有引用過多的嫌疑,但這對于論證來說是必要的,特此說明。有興趣的讀者可以進一步去參考《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六章,第七章,以及第七章附錄,事情將會更為清晰明了。

[15]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40頁。

[16]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40頁。

[17]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43頁。

[18]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45頁。

[19]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41-242頁。

[20]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50頁

[21]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71頁,對于為什么這種轉變是如此之難,實際上,托馬斯·庫恩的《科學革命的結構》(就從另一個側面深刻地剖析了其中的原因。

[22]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50頁。

[23]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47-248頁。

[24]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99頁。

[25]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457頁。熊彼特還進一步強調“經濟理論是一種推理的技術;這種技術天生是中立的……”。熊彼特非常欣賞瓊·羅賓遜的一個觀點:經濟理論就是一箱工具。

[26] 事實上,這也正是有些人認為市場經濟會迫使我們按貢獻分配的主要原因。

[27] 我就茅先生那段話詢問非經濟學者的看法時,鄧正來先生就因為這段話中透露出的把人與物等同看待而不同意。但是把人與物等同看待在道德上本身并不是完全不可辯護的。例如康德的人性公式反對的就是把人只作為手段,而不同時作為目的本身來看待,參見康德:《道德形而上學原理》(苗力田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第二章)。

[28] 從薩繆爾遜的均衡方程式中( ,(i=1,…,n))更容易看到參數所能夠產生的影響,也就是說不同的參數會帶來不同的均衡值,從而貢獻就會有所變化。參見保羅·薩繆爾遜:《經濟分析基礎》,甘華鳴等譯,甘華鳴校,北京:北京經濟學字出版社,1990年,第二章。

[29] 羅納德·德沃金:《至上的美德》,馮克利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頁

[30] 密爾就非常強調個人的生活環境對于其能力以及善觀念的影響(參見john s mill, utilitarianism, ed by gorge sher, hackett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0),而羅爾斯則更是特別強調社會的基本結構對人們的這種影響(參見rawls, j. “social unity and primary goods”, in sen and williams, utilitarianism and beyo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31] 因此,人們總是把完全競爭看成是正常的競爭狀態。然而只要我們的視角一變,我們就會改變這種態度。當我們把純粹競爭和完全壟斷看作是兩種基本的市場形式時,就會認為壟斷競爭是種混血兒。“但是我們也可以不把壟斷競爭形式看作是混血兒,而把它看作基本型式,把純粹壟斷和純粹競爭看作是極限情況,其中的實際商業行為內容被提煉走了?!币孕鼙颂亍督洕治鍪贰罚谌?,第329頁。

[32] 熊彼特《經濟分析史》,第三卷,第276頁。注意,本節的論主要是針對完全競爭的,因為如果在這種情況下我們都不可能實現按貢獻分配,那么其余的情況就更不可能了。

[33] 我們這里的反駁是立基于效用是種實質性的價值,而不僅僅是種價值邏輯。當把效用作為價值邏輯時,我們考慮的是在各種條件下的操作過程,這本身與人們的真實貢獻沒有聯系,因此也就不會產生這里所出現的問題。

[34] 即使經濟規律(如果有的話)會把人與物(其它生產要素)等同看待,但它無法決定我們采用何種經濟制度,因為它并不能限制我們用其它的方式來改變這種關系。打個比方,即使有些人天生喜歡騎快車,情不自禁會把車速打到極限,從而容易出車禍。但是就改變結果而言,即使我們無法改變他們的這種個性,我們還可以改變工具,即限制車本身的最高速度,從而避免那種不好的結果。

[35] 這一觀點也蘊含在羅爾斯的《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年)之中,但他是直接反對按貢獻分配這一道德原則。

[36] elizabeth s.anderson, what is the point of equality?, ethics, volume 109, issue 2 (jan. 1999), 287-337。

[37] 諾齊克,羅伯特:《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何懷宏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年。事實上,如果按貢獻分配(或說成功應得)是成立的,再結合我們直覺上所認可的自我所有權原則,那么諾齊克的最小國家理論將是極其有力的。詳見葛四友,“權利還是資格?”,外國哲學,徐向東主編,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年總第十八輯。

[38] 參見/execute.asp?path=/content_files/050511/maoyushi05-03.htm&luntantitle=%ce%aa%ca%b2%c3%b4%b8%f6%c8%cb%cb%f9%b5%c3%cb%b0%ce%b4%c4%dc%bb%ba%bd%e2%c6%b6%b8%bb%b2%ee%be%e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