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播學概念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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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概念，或者說理論概念的風行，不是因為它的發明、發現者在學界享有知名度，盡管也不能 完全排除一定的輻射作用和馬太效應（建立一個概括性很強的抽象理論概念可以使一個學者一夜 成名，也有些學者將自己整個學術生涯建筑在一、兩個概念上），而是因為概念在社會科學研究 中有著至高無上、不可替代的地位。它是在一定研究視角內，解釋紛雜社會現象的眾目之綱，是 學派、范式的定位點，也是理論和研究方法的基本單位和出發點。按照保羅•雷諾茲（1971）比較極端的說法：在研究中，任何成果都不及發現一個新概念[1]。站在實證研究相對狹窄的立場， 我們可以這樣看：概念闡釋的過程就是實證研究的全過程。

然而，概念以及概念闡釋在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和教學中并沒有受到應有的重視，所占的 時間、比重以及投入的精力遠遠落后于其他方面，在研究生和教師心目中尚沒有完全形成對提煉 概念的直覺和探究概念的熱情與好奇心。鑒于概念在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及其目前所處的比較“失 落”的境地，我認為這是中國未來傳播研究必需嚴肅對待的一個議題。就目前的問題和今后的發 展而言，我想大致可以分為以下兩個方面。

一、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理論概念

簡單說，學習、厘清現有傳播學及相關學科核心概念是所有研究者必須從事的一種“投入”（input）行為。目前見到較多的，無論是“拿來”的還是“土生”的概念絕大多數附屬于某個 理論或者理論體系，尤其是外來概念。這些理論概念的抽象程度與涵蓋面不同，一些屬于元概念（如，權力關系、社會資本等），也可以說集合概念，因為它們高度抽象，囊括了許多子概念；一些是變量概念（如，電視暴力、談論政治等），變量概念比較接近測量指標，甚至可以直接觀察到；更有很多是來自其他學科的概念（如，社會化過程、政治參與等）。這里有兩點值得我們重視，其一、能夠被我們稱之為傳播學本學科核心概念的寥寥無幾；其二、我們對常見概念的“生態”環境、概念化及操作化定義，以及它們所派生出來的研究、論戰、修正和跨學科理論貢 獻，缺乏完整的了解。舉個例子，涵化理論研究者們差不多十年前在針對這個理論的兩個元分析（meta-analysis）中，僅對涵化（cultivation）此一概念就找出近六千個研究發現[2]（Morgan& Shanahan, 1996; Shanahan & Morgan, 1999），其中多數超越了涵化研究原本的假設和理論 限定的模式，超越了狹義傳播學的領域，不少對涵化理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對于這些研究，哪 怕是其中幾個典型的分支，我們了解的還是很不夠的。如果說對傳播學現有的理論和概念存在 著一知半解的現象，主要原因當然是資料的匱乏、語言的制約、翻譯的疏漏，以及課程配置不均 衡的問題，但也不能完全排除重視不夠、興趣不大、認識不足、訓練不嚴的問題。當我們研究的 概念跨出傳播學，進入到相關學科時，這些問題就變得尤其凸顯?？上驳氖且恍┭芯空咭呀涢_始 注意這個問題，并在整合、厘清一些重要概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嘗試[3]。對于傳播研究的學者和 學生而言，這些整合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但絕對不應該視其為理解概念的捷徑，更不應該看了 總結、概括后就覺得不用看原本的文獻了。概念是人頭腦的主觀產物，自然界里是沒有這個東西 的。每個研究者都會根據其獨特的偏好，提出自己的問題，在做研究時或多或少帶有獨特的目 的，因此同一個概念在不同的研究中，其地位和定義大多有所不同，不可混為一談。

然而，一定程度的共識和共享的象征意義是必不可少的。遺憾的是，傳播學現有的理論 概念，數量不多，分歧卻很大，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沒有統一稱謂，如，英文media翻譯成中文有中介、媒介、媒體、傳媒和信息載體等不同說法；digital則變成了數碼、數字和數位；communication什么時候是交通、是溝通、是傳播、是傳理，至今沒有共識；audience既是受 眾，也是閱聽人、視聽人、讀者、觀眾等；news與journalism在英文里分別指新聞和新聞事業， 但是中文都翻譯成新聞，在使用的時候，會用來指涉抽象意義上的新聞本體、新聞作品、新聞事 業乃至新聞學這些相去甚遠的不同層次。稱謂上的不同容易帶來解讀上的差異，各自表述亦可能 造成意義的不交集。與此相關的一個常見現象是，同一個院系的教師和研究者由于關注的概念不 同而缺乏共同語言，許多原本密切相關的概念被拆散、割裂，“畫地為牢”，“隔概念如隔山” 的現象在傳播學科比社會科學其它學科似乎更為嚴重。近年來觀察到的一些變化可以說明這些問 題，比如：新媒體（包括互聯網）正在由傳播現象發生的場地變成傳播現象本身，作為一個特殊 概念與所謂傳統傳播學研究“分家”，獨樹一幟，而對此產生質疑的人并不多；新聞學和傳播學 日趨勢不兩立，連溝通意愿都很難建立；文化批判學派和受眾效果研究互不通氣，甚至相互鄙 視；對同樣的概念（如，媒介素養、民意、信息，知識，效果等）的解讀南轅北轍；媒介史、媒 介生產過程、媒介內容和媒介效果被人為地分解成不同領域、不同陣營、不同地位、不同的學 者。凡此種種，使得傳播學者厘清現有概念的任務變得更為艱巨。

二、提煉新的理論概念

在傳播學領域，發現、創造新的理論概念是從具體現象走向普遍規律，或在前人總結的普遍 規律中找出新問題，從而進行的 “產出”（output）或者“再造”行為。雖然我們永遠不能低 估靈感和想象力的重要性，但創新是建筑在對現有概念的（透徹）理解之上的，離不開研究者在 文獻中的浸泡。如上所述，我們的研究在這方面已經取得了一些學術成果，也存在著問題?？偨Y 起來，有以下幾點：一、概念零散且概念化定義不完整、不系統，致使概念相互之間缺乏共享、 溝通的余地；二、描述多于分析仍然是普遍現象，即研究者對于一些概念的闡釋停留在對某種現 象的單變量解釋，無法帶出前因后果，不能引向理論；三、研究方法不當造成概念化定義與操作化定義脫節，為取證帶來了很大的困難；四、理論概念的產生缺乏跨學科、跨文化、跨國境的借鑒與貢獻――傳播學在學科上很難自成一體，在地域上亦不能完全封閉，因此我們的許多概念不 可避免地來自社會科學其他學科，來自其他文化和國度；五、整合、厘清現有概念固然是研究中 必不可少的一步，但是重總結、輕創新的心態有可能會掩埋創新的動機和靈感；六、拿來主義風 行，某種程度上限制了“我們自己的概念”的發現和發展。

必須強調的一點是，這里說的“我們的自己的概念”，絕無“只能解釋此地，只能解釋此 時”之含意。相反，我認為我們的研究者在建構理論概念的過程中，時刻要對一個前提保持警 覺，那就是，我們的概念雖然來自中國的具體實踐，但卻能夠從中看到傳播的普遍規律，達到在 理論層面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高度。目前中國大陸傳播學研究中產生的“我們自己的概念”為數不 多，能夠走出中國，得到國際學術界借鑒和認可的更少，由此而刺激了其他國家研究者在研究本 國問題時“復制”的概念幾乎絕無僅有，這一方面有歐美研究界的排他和自我中心的因素，另一 方面也有我們的概念缺乏普遍性的原因。在歐美，尤其是美國，傳播學研究受社會穩定、制度完 善、固有學科范式的影響，研究議題日趨微觀、瑣碎，可以說已經步入托馬斯•庫恩所謂的“常態科學”[4]，發展空間極其有限。中國的改革開放為傳播學者發現概念，建構理論提供了肥沃的 土壤。我們正在經歷的社會轉型過程，可以說，亂中有序，變中有定，為傳播學提供了寶貴的“自然實驗場所”和“英雄用武之地”。我們可以充分借助改革帶來的社會變化，提出很多有意 思、有意義的傳播學概念、研究問題和研究假設。

講到這里，我想舉三個例子來說明在提煉理論概念方面，我們利用社會變遷的優勢有可能 做到的事情。一、很多常見的西方媒介效果理論概念著眼于媒介對受眾產生的“同質化”作用（如，涵化，議程設置，沉默的螺旋，框架等），忽視了媒介生產及其內容造成受眾分化的可能 性。而在中國，當政治和市場的角力表現為傳媒內容“人格分裂”時，我們是否能夠更容易找到 受眾“異質化”的表現？對這種“異質化”的解釋是否能夠涵蓋“同質化”？是否能夠幫助我們 修正，甚至傳統的理論？這種規律在互聯網時代，在其他國家和社區，不能說沒有。雖然這 種概念看起來相當重要，但從這個角度來研究傳播理論的文章非常罕見。

二、政治學對“公眾話語”和“隱藏話語”的探討應用到歐美的傳播學研究中，變成了媒介 如何使用“替代話語”將某些社會群體和利益集團“去合法化”的議題。在中國，這種情況可以 正好相反，我們要問：媒介是否利用“球”和“隱藏話語”為弱勢群體服務，將越軌行為和 邊緣人群“合法化”？這樣的研究結果并不排斥西方已有的研究，卻能夠大大充實我們對媒介內 容與受眾影響的關系的理解。此類研究視角不能算創建新概念，而是在概念的定義和涵蓋現象上 的創新和拓展。

三、框架理論的研究在西方，關注的重點是媒介從業人員如何通過媒介內容的文本建構， 來解釋現實和服務于各種意識形態，而根據中國的具體情況，如果我們把研究切入點調轉一下， 來比較那些被媒介認為最不需要投入精力或者投入最小精力的文本框架，和新聞從業者精心建構 的媒介文本框架之間的關系，就可以提出以下問題：首先，是不是那些被視為天經地義的文本框 架，才是意識形態扎根最深的、最不容易受到質疑因此勸服效果可能最大的框架呢？也就是說， 在框架建構中，刻意投入是否和傳播效果成反比？其次，同樣的話語，當它們無需經過刻意打造 就脫口而出、呈現在官方的話語框架當中，是否具有較高的“顯性”？而另一方面，這些話語又 同時可通過媒介從業者的精心挑選、措辭和排列，以“隱性”的形式巧妙地隱藏在“替代話語” 框架中，成為與官方顯性話語完全不同的指涉？換句話說，官方話語里的套話（顯性）對于記者 來說可謂全不費功夫，但是同樣的套話在替代性話語里被巧妙使用（隱性），為球的特殊利 益服務，卻是要下一番功夫的。提出這些具有中國特色的概念和問題，對于中國和西方的傳播學 研究至少有做出貢獻的潛力。

我認為在中國，未來傳播學研究特別需要關注的議題之一就是充分意識到概念的理論價值，在變革中尋找規律，提煉本學科的核心概念，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發現具有理論貢獻的概念，在 靈感和想象力的引導下創造“出乎意料之外，在乎情理之中”的概念。

參考文獻：

[1]Reynolds, Paul. (1971). A Primer in Theory Construction.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Morgan, Michael & Shanahan, James (1996). Two decades of cultivation research: An appraisal and a meta-analysis: In B. Burleson (Ed.). Communication Yearbook 20. Thousand Oaks: Sage; Shanahan, James & Morgan, Michael (1999). Television

and Its Viewer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篇2

    知識社會學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卡爾?曼海姆(KarlMannheim)認為,“知識社會學是社會學最年輕的一支;作為一種理論,它試圖分析知識與存在之間的關系,作為一種社會學研究,它試圖追溯這種關系在人類思想發展中所具有的表現形式?！盵1]1924年,德國哲學家和社會學家舍勒(MaxScheler)在《知識社會學的嘗試》一書中首次使用“知識社會學”的名稱。他是知識社會學的奠基者。其后,社會學家曼海姆對知識社會學的研究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代表性著作是1923年出版的《意識形態與烏托邦》。他進一步指出:“知識社會學最重要的特點就在于將社會與知識放在一起考察,它是一種考慮社會結構中知識根源的嘗試。”[2]認識論是知識形成的一個重要工具。它被看成是社會存在的產物,是在特定歷史社會背景下既有知識的定向、認識者所處的地位及社會群體的需要等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霸谡J識論、認識的主要方式和一個時代的總的社會-思想狀況之間,就存在著一種根本的、雖然不很明顯的聯系?！盵3]經驗主義就是在社會的個人主義階段興起的。隨著中世紀社會的瓦解,資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開創了自由競爭的時代,個人主義和主觀主義十分激進,經驗主義成為人們分析問題的框架。這個時期,資本主義社會[4]的知識分子忽視了社會秩序的關聯性,滿懷信心地提出了以個人主義為基礎的知識和經驗。他們眼中的世界只是現實的片斷,這種片斷只涉及占統治地位的少數人,并以個人之間的競爭為特征?！皾摲趯嵶C論之中的科學的理性概念,本身是植根于一定的世界觀之中的,而且其發展是和一定的政治利益密切聯系的?！睋Q句話說,這種經驗主義認識論是資產階級所倡導的個人主義和自由競爭在精神生產領域的體現。[5]隨之形成的實證主義[6]研究范式一直與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觀點保持著密切關系,而且還發展了它的精神。經驗主義認為人們經由觀察與歸納,就能夠建立知識的大廈。自然科學的解釋框架被應用到人類精神和社會領域。為了保證研究的準確性和客觀性,主體的體驗和社會背景被排除,外部因果性范疇的使用越來越多。20世紀初,由此產生的功能學派和行為學派在社會研究領域形成一股潮流,心理學、人類學、政治學、社會學等學科都深受其影響。傳播學研究就是在經驗主義大行其道的歷史背景下開始的。

    二、傳播學的危機

    從傳播學本身來看,傳播學尚未形成整體的、一致的理論架構,它所依賴的理論資源絕大多數都來自其他學科。如果從知識社會學的視野來考察近幾年出版的傳播學史論的經典著作,就更加可以印證這一點。眾所周知,一門學科是否成熟,史論的發展水平是最重要的衡量標準。在傳播學史方面,埃弗里特?M.羅杰斯(Everettm.Rogers)的《傳播學史》廣受好評。對傳播學這樣一個學科邊界不清晰、理論線索復雜的學科,要給它寫史面臨的首要的問題是如何界定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如何找到傳播學發展的主線。羅杰斯是如何避開這些難題的,答案就在《傳播學史》的副標題“一種傳記式的方法”。他通過尋找傳播學產生的三大源頭,描述傳播學四大先驅及其創立者施拉姆的生平故事和研究經歷,勾勒出了傳播學早期發展的輪廓。傳記式的手法雖然避開了傳播學學科發展脈絡不清楚的難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它的不成熟。我們再來分析另一本傳播學經典名著斯蒂芬?李特約翰(LittleJohn.S.W.)的《人類傳播理論》,自1978年第一版問世,迄今為止已經出到第九版?！皩τ趥鞑W這門第二次世界大戰后興起的新學科來說,一部理論著作能連續30年高居‘排行榜’,其地位與價值也就可想而知。”[7]本著作梳理了傳播理論的主題和七大理論傳統。以理論傳播為經,汲取了符號學、現象學、控制論、社會心理學、社會文化、批判和修辭學這七大傳統中的精華;以主題為緯,探討了傳播者、信息、談話、關系、群體、組織、媒介和文化/社會主題。這本書如社會科學理論的展覽館,琳瑯滿目,目不暇接。但是,我們稍做分析就會發現,主題之間,并無邏輯關系。只是將目前關于涉及傳播的主題羅列出來。因此,這本著作可以看成是傳播學研究的“理論匯編”,而不是學科意義上的理論建構。再來分析傳播學的第三本經典著作,斯坦利?巴蘭(StanleyJ.Baran)和丹尼斯?戴維斯著(DennisK.Davis)的《大眾傳播理論:基礎、爭鳴與未來》。從書名就可以看出來,這本著作把研究的范圍縮小到大眾傳播領域。我們知道,人類傳播活動千差萬別,研究范圍的縮小無疑降低了歸納理論的難度。相對而言,傳播學領域中關于大眾傳播研究的最多,發展脈絡比較清楚,研究范式比較成熟。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作者仍采用的是歷史的視角,概述了大眾傳播研究的幾個階段,而不是從邏輯層面構建大眾傳播的理論體系。這本書與其稱為大眾傳播理論,還不如稱為大眾傳播理論史更確切。從這三本傳播學史論的經典著作的內在邏輯可以看出,它們的經典之處就在于分別巧妙地繞開了傳播學本身的不足,剪裁得當,表現出了高超的寫作組織技巧。但是,這也從反面折射出傳播學的研究領域邊界不清、理論體系不嚴密的固有缺陷。國內外學者在這方面爭論很多,并且有專著專門探討傳播學的危機。陶鶴山在《傳播學的危機與重構》一文中指出,傳播學危機的主要原因在于它的研究對象不明確,理論體系不嚴密。他認為傳播學的危機“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傳播學教育、傳播學組織和傳播學本身。”[8]梅瓊林把胡翼青在其著作《傳播學:學科危機與范式革命》一書中提出的問題歸納為三個方面:缺乏系統性,沒有一個中心的理論;缺乏理論創新和應變性,沒有一個“理論場”;研究者本身缺乏危機感,學者們很少反思。[9]實際上,傳播學本身的危機才是根本,傳播學教育與傳播學組織的危機都是傳播學自身危機的表現。

    三、從知識社會學的角度探討

    傳播學危機的成因傳播學是在美國經驗主義研究的直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雖然歐洲社會科學的奠基人馬克思、涂爾干(EmileDurkhe)、馬克斯?韋伯(MaxWeber)無一忽視傳媒問題,但因為兩次世界大戰的干擾和歐洲學界的悲觀主義等原因,“歐洲社會學奠基人的直覺努力無人立即繼承,未能被馬上寫入社會學研究的傳統?！盵10]傳播學研究無意中落入了美國經驗主義的窠臼。曼海姆對經驗主義研究的闡釋同樣適用于傳播學研究。我們以此為參照,梳理傳播學研究的三個階段,探尋傳播學危機的根源。

    (一)一致性的打破經驗主義研究是建立在一定的理論假設之上,根據這些假設去尋找事實、驗證結論。事實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因此,沒有人能夠否認經驗研究的可能性。但是,經驗研究是為了證實的目的求助于事實,這種求助本身帶有目的性和功利性,包括一定的價值判斷,以特定的概念體系作為背景?？?曼海姆指出:“對頭腦而言,這些事實總是存在于思想的和社會的背景之中。它們能夠被理解和界定,就已經暗示著某種概念體系的存在?！盵11]這種概念體系被告研究群體的成員認為是具有真理性的、不可動搖的。但這只是一種“夢幻般的肯定”。[12]在傳播學研究的中,有兩個轉折點,打破了其一致性。一次是強大效果論向有限效果論的轉折。在20世紀40年代,當強大效果論喧囂塵上之時,拉扎斯菲爾德開始了著名的“選民研究”,發現媒介對選民態度的改變微乎其微。經驗主義研究的結果越來越多,幾乎所有的結果都支持有限效果觀。媒介的有限效果觀在學術圈獲得越來越多的承認,形成新的概念體系。強大效果論的一致性被打破。另一次是有限效果論向適度效果論的轉折。從20世紀70年代起,為了打破傳播學研究的困境,彌補經驗主義研究的不足,不得不再次從社會學傳統中汲取營養,文化研究與社會研究興起。這在很大程度上解決了經驗研究整體觀缺乏的問題,把傳播活動放到整個社會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拓寬了傳播學研究的視野。但是這仍然未能解決傳播學缺乏理論基礎和整體建構的問題。

篇3

〔關鍵詞〕 傳播學中國化；傳播理論；在地經驗；全球化

〔中圖分類號〕G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5）05-0045-05

中國傳播學的系統發展始于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迄今已有30余年。在此期間，華人學者著眼于中國的傳統歷史文化與當代現實，發掘具有本土特色的傳播現象與觀念，意圖建構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體系，這在中文新聞傳播學界從一開始即是孜孜以求的學術目標，被稱為“傳播學中國化”“傳播學本土化”或“傳播研究本土化”等。另一方面，自其伊始，華人學者就圍繞“傳播學中國化”的合法性和可能性展開論爭，贊成與反對對立，實踐與反思并存，爭鳴之聲至今不絕，這使其成為中文傳播研究中幾乎最具影響力的議題，也是中國傳播學30年來苦苦摸索以求發展突破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傳播學的中國化

早在1977年，美國傳播學者施拉姆（Wilbur Schramm）在訪問香港中文大學時就已提倡發掘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傳播遺產。首次論及“傳播學中國化”這一命題及其內涵的，是香港中文大學傳播研究中心的創立者余也魯。他在1978年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第一次“中國傳學研討會”上，作了題為《中國文化與傳統中傳的理論與實際的探索》的演講。他認為，“文化與傳統若不同，作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傳的觀念、原則、型式也隨之而異。因此，在中國的文化、傳統與實際中應該可以找到中國的傳播理論。”余氏不僅從議題設置上旗幟鮮明地倡導中國化的傳播理論與范式，并且進一步探索它的取徑與步驟，就如何在中國歷史與傳統中探尋傳播理論提出了“十二個入口”?！?〕余也魯的呼吁成為“傳播學中國化”的先導。在大陸，“傳播學中國化”的思想源頭可以追溯至1982年在北京舉行的第一次西方傳播學研究座談會，會議形成了對待這一外來學科的十六字方針：“系統了解，分析研究，批判吸收，自主創造，……要結合中國實際，建立起符合中國國情的、有中國特點的新聞學或傳播學”〔2〕，該會議為傳播學中國化提供了思想理論上的依據。

1993年，在廈門大學召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題涉及中國傳統文學、哲學、歷史、語言、民俗、人類學、經濟等多個領域中的傳播現象，會后出版了《從零開始：首屆海峽兩岸中國傳統文化中傳的探索座談會論文集》（1994），這一標題意味著，中國學界開始正式有組織地展開中國傳播學的本土研究。同一時間在廈門，還舉辦了第三次全國傳播學研討會，中心議題就是建設有中國特色的傳播學理論體系，正式提出傳播學“本土化”的問題。〔3〕這一系列傳播學會議對“傳播學中國化”議題的確立有倡導和推動之功。

此外，研究著述更是代表了這種學術努力的成果。吳予敏的《無形的網絡：從傳播學的角度看中國的傳統文化》（1988）是國內第一本傳播學中國化的專著。此后，中文傳播學界陸續出版了一批中國特色的傳播學著述，專著如尹韻公《中國明代新聞傳播史》（1990）、關紹箕《中國傳播理論》（1994）、孫旭培主編《華夏傳播論》（1997）、張立偉《心有靈犀：儒學傳播謀略與現代溝通》（1998）、李敬一《中國傳播史論》（2003）及金冠軍、戴元光主編《中國傳播思想史》（2005）等；論文如陳力丹《論孔子的傳播思想》、黃星民《禮樂傳播初探》、邵培仁《論中國古代受眾的信息接受特色》、何慶良《先秦諸子對傳播功能的認識與應用》等。這些研究基本屬于余也魯提倡的研究路徑： “回到過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求傳播觀念，從歷史經驗中總結傳播特征，建立自己的理論框架，偏重于傳播理論的中國化。此外，“傳播學中國化”還有另一種路徑：“著眼當下”，借鑒西方傳播理論研究中國現實問題，針對當代社會改革發展中的傳播問題提出新觀點，這種研究更關注傳播應用的中國化，其研究成果在中文傳播學界更是不勝枚舉。

簡言之，“傳播學中國化”是華人學者倡導的從傳播視角研究中國傳統與現代的社會歷史及其思想觀念，一方面“將中國歷史和傳統中所出現的傳的現象、事件、思想進行分析，在共同性中尋求特殊性，并提煉出來，作成規律、原則，甚至理論”〔4〕，另一方面借鑒西方理論，對現當代中國社會的傳播活動展開研究，提供傳播策略，解決傳播問題，并在此過程中探索新的傳播理論。前者以古代中國為主，后者以現代中國為主，在兩者基礎上抽象概括出契合中國歷史與現實的傳播概念、模式乃至理論范式，彰顯文化的特殊性，又兼顧理論的普遍性，以期建構中國特色的傳播理論體系。

二、“中國化”：合法性與可能性之辯

“傳播學中國化”在提出后，并未獲得國內學界的一致認同，一些學者從不同角度對這一命題的合法性與可能性提出了質疑與反思。

20世紀90年代，徐耀魁撰文指出，這一提法的弊端在于過分強調其特殊性，把傳播學僅僅視為一種方法，僅局限于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地區，未免有些片面和狹隘〔5〕，持類似看法的還有陳力丹，他強調社會科學理論普遍性的一面，“某學就是某學，一定要某國的什么學，其實很難成學?！灰撕唵蔚貙⒀芯恐袊鴼v史與現實中的傳播觀點，視為是傳播學的‘本土化’”〔6〕，這兩位學者是對“傳播學中國化”的合法性、特殊性提出了質疑。然而，傳播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而非客觀規律，無論古代還是現代中國，傳播語境、傳播主體的思維與行為模式、傳播載體等與西方均有所不同，不具有超越國界的普遍性，西方亦然，因此筆者更同意李金銓的觀點：“西方傳播學理論不能定于一尊，而且除非經過國際層面的考驗，終究還是停留在‘西方’的理論層面?！薄?〕換言之，在傳播學的西學東漸中，源自西方脈絡的傳播理論未必具有跨文化的普遍性，如“現代化理論”以及受其影響的國際傳播學經典之作丹尼爾?勒納（Daniel Lerner）的《傳統社會的消逝》（1958），以西方現代化的歷史模式強加于中東等第三世界國家之上，如今已受到諸多批判。祝建華也以自己的研究經驗證明，西方傳播研究中的受眾和效果理論，對于個人主義至上、并已被充分研究的西方社會或許并不構成太大問題，但是對于研究中國的受眾及效果卻有“隔靴搔癢”之效〔8〕，原因即在于中國不同于西方的社會政經體制和媒介環境。因此，與西方傳播理論一樣，中國的傳播經驗及其模式觀念無疑也具有其歷史文化的特殊性，傳播學的中國化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學術意義。

對社會科學理論持普遍性的觀點，不僅容易忽視本土化研究的文化特殊性，另一方面，這一觀念加之西方理論不可否認的強勢地位，使一些學者對中國化的研究是否可能也產生疑慮。如李彬曾指出，傳播學中國化面臨著西方霸權的困境，當人們從傳統文化中總結傳播學的本土特色時，實際上早有一個“固定的范式與框架預先設置在思想之中”，“所使用的核心概念卻無一例外地屬于舶來品”，這時“以獨立獨行相標舉的本土化，本質上也許恰恰顯示出西方話語的支配性。”〔9〕確如李彬所言，傳播學從概念術語到研究范式都以美國傳播研究為宗，中國傳播研究無論方法還是理論都隨著美國式傳播研究亦步亦趨，不乏以西方理論設定中國的傳播議題，或以國內的傳播現象附會西方的理論概念，實乃削中國實情之足以適西方理論之履。因此李彬的擔心不無道理，但卻不能因噎廢食。真正的“中國化”，是從具體國情出發，將中國社會的傳播經驗擺在首位，直面當代中國社會變革與傳媒變遷中的真問題，基于自身的文化傳統思考它的認識論和方法論，探索契合傳播實情的學術語言與研究典范。如上述《無形的網絡》即從中國古代社會的實際情況出發，考察獨特的語言文字與非語言傳播媒介、家族、社團等社會組織及其傳播方式、政治體系及其傳播控制、儒道法墨等思想流派的傳播觀念，并從傳播視角總結了三種社會化傳播結構：“生命〔生活〕―傳播結構”“社會―傳播結構”“歷史―傳播結構”，勾勒出一幅較完整的中國古代社會傳播的立體圖式〔10〕，在西方傳播經驗之外展示了新的傳播模式，而并無對西方傳播概念與理論生搬硬套的痕跡，諸如此類的研究為傳播學中國化提供了一些示范性的研究路徑。

三、全球在地化：從在地經驗到全球理論

在上文中，無論是傳播學中國化產生的緣由背景，還是圍繞該議題展開的討論爭議，實際上都指向全球化背景下知識生產的問題，或曰特殊性與普遍性、在地化與全球化的辯證關系。2000年在新加坡舉行的國際大眾傳播研究學會的年會上，中文傳播研究學會組織了一場“中文傳播研究之批判性回顧”的專題討論。會議組織者汪琪教授在其建議書中總結了中文傳播研究的問題：“隨著中文傳播學術圈的擴展，人們對其在國際傳播學界中的地位及貢獻的不滿也與日俱增。有學者在質問西方理論對中文傳播研究是否有用，也有學者則批評中文傳播研究缺乏理論性。問題是，我們還將偏安于國際學術界的邊緣地帶多久？”〔11〕邊緣化是當代中文傳播研究的學術境地，也是傳播學中國化所面臨的學術語境。因此引出的問題是，地處邊緣的傳播學中國化如何面對全球化的知識生產？兩者的關系為何？

在本文中，全球化背景下的知識生產主要包含兩層涵義：一是人文與社會科學的理論知識由各種基于在地經驗的研究構成，并在全球背景下流通。就傳播學而言，全球化在本質上仍是西方化甚至美國化，由于學術霸權而形成了以美國為中心的知識生產格局。然而以美國為主導的西方理論仍是一種地方性理論，其解釋的有效性和適用性需要在理論旅行中接受其他文化經驗的驗證。二是具有更廣涵蓋力和解釋力的全球性傳播理論，這是傳播研究中的高階創新。它必須基于地方性理論之間的比較，在互動對話中抽象出更宏觀的理論范疇及體系。對傳播學中國化與全球化知識生產的關系探討，主要在這兩層涵義中展開。

首先，在全球化知識生產的趨勢下，作為在地經驗研究的中國傳播學，不再可能如中國傳統學術一般閉門造車、自說自話，它與西方傳播理論不是兩套互不相干的理論話語；相反，歐美傳播研究作為當前該領域的主流，應作為傳播學中國化的參考資源，后者要在充分吸收西方傳播理論的基礎上展開。這種吸收不是簡單地以西方理論觀照中國現實，或以西式研究方法解決中國傳播問題，而是全面了解西方有關的社會與傳播理論，學習其中具有普遍性的問題意識、思路和方法論意識，以之來活絡眼光思想，勾勒在地的素材現象，遵循自下而上的研究路徑，從具體傳播經驗而非西方理論預設出發直面中國的歷史與現實，才能得出歷史契合性的傳播概念、思想乃至理論建構，從某個角度，它們又能與西方傳播理論形成有效的比較，才有可能“最終創造出集東西方文化精華之大成的傳播學”?！?2〕筆者以為，對西方理論的化用不著痕跡、潤物無聲，才是上之上者，而不像一些學者認為的，“由于傳播學的中國化過于強調的是一個‘化’字，也就是化他為我，或者僅僅是把他人的東西改造成我們中國自己的東西，因此，這就很容易把思維的重點放在吸收和改造他人方面，而忽略完全基于我國文化土壤和現實基礎的原創性追求?！薄?3〕一方面，這是將理論手段當成了研究目的，另一方面，原創無疑是傳播學中國化的終極目標，但在學術全球化的背景下，原創并不意味著由于“影響的焦慮”而排斥他者、自我獨創，而是轉益多師，入乎其內，出乎其外，正如李金銓所言，“先要鉆進去學人家的東西，然后要能夠跳出來，才能攀登另一個高度”〔14〕，否則“集東西方文化精華之大成”又如何可能？從現實的角度，中國傳播學30多年的發展經歷了譯介、研究和自創的歷程，原創本就是基于譯介學習、研究應用之上和之后的。因此，傳播研究的中國化雖然基于地方經驗，但無法擺脫先在的西方傳播理論的影響而單獨發生，只有自覺置身于全球知識生產場域中，不斷接受內外的激發和挑戰，才能持續發展并具有跨文化對話的全球性意義。

其次更重要的是，傳播學中國化與全球化知識生產的進一步關系，在于由特殊性、在地化上升至普遍性、全球化的理論升華。以往的學界討論和實踐主要注重內向的自我研究與理論建構，在方法論上缺乏與西方理論比較對話的全球視野。這首先取徑于“文化間際的交互參引”〔15〕，基于第一層關系，中西方傳播經驗與理論構成不同文化間的交叉互映，由中國化而來的傳播概念、方法與理論，一方面用來彰顯民族特色，同時也用來“攻錯”，即“兩個文化之間在相關領域上有所對應，但是對應之間是不一致的，這種差異可以提供相互觀看的斜角，也就是透過他者文化與母文化的不一致，產生母文化的問題意識，使得母文化的存在不再是理所當然，而是必須成為思考的對象，并藉著他文化的錯位觀點，對母文化的物象化過程進行剖析，即可深化母文化的生成機制”。〔16〕“攻錯”是母文化與他者文化相互間的過程，一方面深化對自身的陌生化理解，另一方面雙方在“錯位觀點”的燭照下進一步存異而求同。這在當前傳播研究中由于中西方學術格局的不平衡而似乎觸不可及，但像比較文學等其他比較研究一樣，在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中加入中西的對比攻錯是可行的，正如錢鐘書先生對中學的研究始終在與西學的比較與發明中，差異性和共同性并舉。與之同理，提倡“傳播學中國化”的意旨在于注重中文傳播的獨特現象與規律，但并不意味著強調特殊性而忽視進一步的普遍性探索，而是力圖從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從中文傳播的現象出發，探究重大的傳播問題及其內在理路，隨著抽象思維拾級而上，自然到達理論的層面取精用宏，此時或者形成原創性的理論與西方平等對話，或者在與西方理論的互映中探求聯系、互補融通，從在地化走向全球化。在這一意義上，“傳播學中國化”只是中文傳播研究的起點，方向是國際化；不是特殊性，而是以在地經驗充實傳播理論庫的普遍性，與西方理論展開平等比較與對話。只不過這是在地化與全球化辯證關系的終極目標，在當代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中，尚無研究真正達到這一層面。

四、結語

傳播學的中國化，這一提法本身就暗示出知識傳播自西向東、由中心向邊緣的走向，加之其所產生的時代背景，它所折射出的民族主義和學術自主意識不言而喻，其中焦慮與自信并存；另一邊，則是英國學者詹姆斯?科倫（James Curran）等呼吁的傳播理論要“非西方化”?！?7〕在這種你情我愿中，傳播學中國化成為中文傳播研究從地方走向全球，從追隨西方亦步亦趨到以我為基自主對話的重要路徑，其中包含的是地方經驗與全球理論的辯證意識。在當代中文傳播學界，香港一些學者已經在上述第二層關系中展開耕耘和嘗試突破；臺灣和大陸的學者則傾向于向內看，主要致力于研究總結中國歷史上的傳播現象與理論，試圖建構契合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的傳播理論體系，而對當代中國傳播的研究多為歸納與提出觀點，尚未形成獨特的研究范式和傳播理論，整體上仍處于第一層關系中。因此，未來中國化的傳播研究，一方面繼續致力于對中國經驗的研究，另一方面也需要具有全球的理論視野，將中國經驗的特殊性上升至普遍性，從具體經驗中抽象出理論概念，唯此才有可能實現在地經驗與全球理論的辯證統一，實現知識生產的全球在地化，而“傳播學中國化”這一命題才具有更深層的學術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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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區博物館；博物館傳播學；社區發展

近年來，社區博物館成為國外博物館業界所熱議的發展課題，逐漸形成了博物館學研究的新領域。事實上，作為一個仍令人倍感新鮮的博物館學研究概念，“社區博物館”早于1966年便在美國被研究者們所提出；迄今為止，關于“社區博物館”的定義與相關理論的討論仍然有很多，學者們對這一概念的理解和認識各不相同；而當這一博物館理念傳入國內，亦引發了博物館業界各方的關注與重視。此中，國內學者單霽翔對社區博物館的理解值得一提，“社區博物館是傳?y博物館范圍與界限在特定條件下的擴展，貫穿著對于博物館功能與職能的重新定位。社區博物館力圖沖出館舍天地，突破文物藏品的狹義概念，并且使文化擁有者自己成為文化的主人”1。

從西方國家正在嘗試的社區博物館實踐中，我們可以發現，“社區博物館”理念更多地是作為社區發展計劃的一部分，融入到公眾共同參與的社區活化規劃工程中。筆者認為，“社區博物館”理念本身早已超越了傳統博物館的涵義與功能，其目的是利用博物館這一形式平臺，鼓勵公眾參與社會文化發展的過程，在保存特定社區發展歷史記憶的同時，促進社會公民意識的育成、公民文化素質的提升。推廣、深刻理解“社區博物館”理念，貫徹、靈活運用“社區博物館”理念，將有利于現代社會的城市化建設進程。

本文將從博物館傳播學角度，解析運作社區博物館的傳播原理與社會效果，探討社區博物館之于城市文化發展和城鄉社區建設的意義，期盼國內博物館事業發展需對“社區博物館”這一嶄新理念多予重視、研究，并嘗試靈活運用。

一、博物館學與傳播學的結合

傳播學是研究人類一切傳播行為和傳播過程發生、發展的規律以及傳播與人和社會的關系的學問，是研究社會信息系統及其運行規律的科學。傳播學是一門新興的邊緣學科，博物館事業的發展同傳播學有著紐帶般的不解之緣。2站在現代博物館的社會角色與性質的角度來看，博物館具有著現代社會所期望的、天然的文化傳播與社會教育功能，對于社會導進、公眾教育、社會文化傳承發揮著獨特作用。融入傳播學研究的內容與傳播模式作分析，博物館面向社會公眾的相關功能有著顯而易見的傳播學意義。在現代跨學科整合發展的潮流之下，傳播學在博物館研究上的整合和應用滲透是必然發生的。這就是博物館傳播學的誕生背景。

作為一種應用研究的學科整合產物，博物館傳播學現時在國內博物館學研究中討論不多，這與國內博物館學研究尚在起步關系很大。而在國外，如美國，全世界博物館事業最發達、也是博物館學研究最先進的國家之一，普遍對博物館傳播學有著清楚認識與專門研究。例如在博物館學研究領域內占有頂尖地位的美國費城藝術大學和喬治?華盛頓大學，其博物館學專業研究中，均設有專門的博物館傳播學專業或安排相關研究課程。3博物館傳播學在美國博物館學研究中的重視程度，亦可見一斑。

筆者認為博物館傳播學研究作為一種博物館學研究的應用性分析框架，是指對以博物館教育、文化傳播為最終目的的傳播行為和傳播過程發生、發展的規律以及傳播與人和博物館的關系的應用性分析研究。基于博物館自身特有的文化傳承和社會教育的屬性功能與社會職能，利用博物館傳播學作博物館功能運作效果的應用性分析，將對現時博物館學研究內的不少問題帶來新認識和新發展。

二、社區博物館的博物館傳播學分析

社區博物館的出現是社會生態大轉變在文化上的反映。20世紀70年代以電子產業的發展為標志的信息社會已經出現，隨著全球經濟一體化的擴展，衍生出產業生態結構的轉變，即由農業社會想工業社會轉型，再由工業社會向信息社會轉型。4聯系到社會發展的新情況，現代社會城市化進程中所遇到的個體社會化與傳統文化傳承的沖突，及城市文化多元發展的困境，“社區博物館”理念的提出與發展，充分表達了博物館學對社會發展與文化變遷的思考與反應。在博物館事業的新時展中，社區博物館誠然具有著現實的實踐意義。

在一般理解與目前西方國家的大多數嘗試的實際情況下，社區博物館顯然與生態博物館有著不同區別。最直接顯著、卻不是必然的區別，即狹義上，社區博物館是建造在城市社區區域的博物館，如福州三坊七巷社區博物館；而生態博物館則更傾向于指“將展品置于與之相關的環境中”的思想5，對大多表現為特定群落的原生態保護，如貴州梭嘎生態博物館。當然，兩者差別其實并無嚴格的界限，無論城市社區環境與特定群落生態都有相通的規律。但此處，筆者僅以建于城市社區環境內、最能體現現代媒介傳播效果、狹義的社區博物館整體作為解析的標本，以討論城市化進程中社區博物館的重要作用。

實現傳播必須具備四個最基本的條件，即傳播者、訊息、媒介和受傳者。缺少其中的任何一個都無法完成傳播活動。6對社區博物館的博物館傳播學分析，是基于這四項基本條件的傳播過程解析。

（一）博物館傳播的主體：社區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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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傳播學 教學改革 案例教學

中圖分類號：G424 文獻標識碼：A

1 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

為了了解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對我校新聞學專業的三十位同學進行了訪談，學生普遍反映“傳播學很難、聽不懂、沒有用”，在對傳播學課程的建議上，學生們大多希望“增加互動、多舉新事例、多利用新媒體、渴望參與實踐”。根據訪談，總結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的現狀與問題如下：

1.1 傳播學課程偏理論化，知識抽象，學生難以理解

傳播學是一門邊緣學科，與新聞學、社會學、信息論、人類學等學科都有聯系，正因為如此，傳播學的知識面較寬并且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同時，“傳播學教學基本是介紹歐美傳播學研究的成果，但經典的傳播現象和實驗則無法還原給學生”，①這也造成了傳播學的理論知識與實踐的脫節。另外，獨立學院的學生基礎相對薄弱，對抽象知識的理解有一定難度，如果僅是介紹西方傳播學的研究成果，很難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反而會造成“傳播學無用論”的現象。實際上，開設傳播學課程的目的是為了培養學生利用相關理論分析問題的能力，傳播學中的人際傳播、傳播技巧等理論對學生有著極強且直接的現實指導意義。因此，如果不解決傳播學課程偏理論化的問題，學生聽不懂，不僅無法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而且喪失了開設傳播學課程的意義。

1.2 “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與學生渴望互動的矛盾

目前，本科的傳播學課程主要采取講授式教學，課堂上，以老師講授為主，學生被動地吸收知識。由于傳播學課程主要講授傳播學研究的理論和成果，學生要在課堂上接觸大量的概念、模式、研究方法、理論、意義等，在較短的時間內，學生要接受并且區分這些不同的概念、模式、理論，很難將理論知識跟現實操作聯系到一起，這種“填鴨式”的教學模式造成學生對傳播學的反感，認為傳播學枯燥無用，甚至很多學生在一學期的課程結束后，不知道傳播學學了什么。實際上，在訪談中，受訪的學生普遍表現出自己對這門新興學科的興趣，但是由于課程枯燥無趣而望而生畏。傳統的“填鴨式”的教學模式與學生渴望互動的矛盾已經阻礙了學科的發展和社會對傳播學人才的要求，多被學界所詬病。在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中，探索新的教學模式，激發學生興趣，重視學生的參與性，已經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2 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研究

2.1 傳播學課程體系及其特點

以國家級重點教材、21世紀新聞傳播學系列教材——郭慶光的《傳播學教程》為例，教材共有十五章，如果按部就班地從第一章講到第十五章，學生普遍反映知識繁多、無頭緒。結合新聞學專業的特點，并對教材進行充分的研究后，把教材的十五章進行整合，利用拉斯韋爾的“五W”模式簡單易懂的特性，把教材的諸多章節合并到此模式中，即：控制研究、內容分析、媒介分析、受眾分析、效果研究。這樣，就把原本十五章的內容整合為三大部分，經過整合后，全書的邏輯框架變得簡單，學生易于理解。見表1。

2.2 案例教學

案例教學，是一種開放式、互動式的教學方式，始于1870年左右的哈佛法學院。案例教學的方法就是教師以教學案例為基礎，在課堂中幫助學習者達到特定學習目的的一整套教學方法及技巧。在現實生活中，一些復雜問題的解決方法既不能在教科書中找到，也不可能獲得人人都贊同的“正確答案”。案例方法為學習者設想了這樣的一個世界，即通常在時間很短、信息不充分的條件下，需要靠批判性思維技巧和能力來提出有說服力的論點。傳播學課程理論性強、知識抽象，采用案例教學法，用具體、形象的案例來闡釋抽象的理論，能夠增加教學的趣味性，可以解決傳播學課程理論性強的問題，這種教學方式，能將抽象的理論知識轉化成對學生能力的培養。同時，案例教學法的開放性與互動性，強調學生的主導性，鼓勵學生充分思考，重視學生參與，滿足了學生渴望互動的需要，有利于激發學生的潛在能力，從而有助于培養應用型人才。

2.3 以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不斷推動課程改革

傳播學雖然是一門基礎理論課程，但同時也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課程，因此，教師的授課不能脫離社會現實空講理論，要保持傳播學的應用性的特點。傳播學的教學要保持與實踐的同步發展，關注當下的信息傳播現象。同時，教師應當注意運用教育理念來指導教學。

首先，探索建構式教學模式。建構性學習模式強調為了理解而學習，通過問題式學習和協作式學習來培養學生的探索精神和批判意識，讓學生自主構建知識體系與意義結構。這種理論認為，認識過程不是一個簡單的刺激加接受的過程，而是認識者主動地建構自己的知識經驗的過程。知識的接受不是一個被動的過程，相反地，學習的主體要主動地建構信息的意義。于是，學習成了一個主動的過程。在這種理論下，新的教學模式從“教師中心”轉變到“學生中心”，傳統的課堂變成開放的課堂，教師的角色更像是一個組織者、引導者甚至是伙伴，而不是主導者。學生們根據教師布置的任務或者議題，分成小組，每組4～6人，主動收集資料，課下小組內部思考討論，然后將小組討論的成果在課堂上充分展示。例如，2012年當韓國舞曲《江南Style》風靡全球時，可以借此為議題，用建構式教學模式，引導學生用傳播學原理對《江南Style》的走紅進行思考分析。

第二，重視案例研究。為了保持傳播學應用性的特點，教師應當重視案例研究，建立傳播學教學的案例庫。選擇案例時，注意案例的典型性與時新性，一方面，典型的案例具有代表性，例如，“魔彈論”的經典案例：1938年，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播出根據科幻小說改編的廣播劇《火星人入侵地球》，結果使成千上萬的聽眾誤以為真實的事件正在發生，造成極度的恐慌。另一方面，新近的案例更能激發學生的興趣與參與性。教師有必要對每年的新聞傳播熱點話題進行梳理分析。

3 結語

雖然傳播學的知識體系具有偏理論性的特點，但傳播學卻是一門應用性很強的學科，因此，只有將理論抽象的知識轉化成學生的傳播實踐能力，傳播學課程的價值才真正得以體現?；诖?，傳播學課程教學改革顯得尤為迫切。為此，教師應熟悉教材，以教學與科研的有機結合不斷推動課程改革，轉變傳統的教學模式，積極探索建構式教學模式，重視案例研究，鼓勵學生真正走進課堂，利用課程教學改革，解決目前獨立學院傳播學課程存在的問題，培養出社會所需要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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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文化視角的科學

與公眾關系研究

科學信息時代的發展要求科學、社會、文化之間廣泛而深入的交流和傳播,民主社會中的科學發展和技術進步需要公眾的理解,以獲得公眾的支持與社會的認可。從國家角度講,大幅度地提高公民的現代科學素質是國家增強綜合國力的基礎,而提高公民素質最重要的途徑要依靠科學傳播。

1982年11月,英國皇家學會發表了一份題為《英格蘭和威爾士11-18歲少年的科學教育》報告,建議皇家學會理事會應該創建一個小規模的特別小組來專門研究提高公眾理解科學的方法?；始覍W會理事會接受了這一建議,并成立專門小組由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博德默(Walter Bodmer)博士任主席進行調查研究。其成果就是得到皇家學會理事會認可的關于科學傳播理念的報告,稱為博德默報告。在這個報告的影響下,公眾理解科學被納入到政府所考慮的問題之內,而政府也宣布了它在促進公眾對科學、工程與技術的正確認識和理解中的責任。

隨著20世紀工業文明和進步,廣播、電視、電話等信息技術廣泛應用,通過新的信息技術傳播科學,引起科學傳播學者的關注,1987年的關于電視科學傳播的公眾理解科學研究應運而生。③電視作為20世紀最偉大的發明之一,逐漸成為人們依賴的主要傳播媒介,新的電子媒體為科學傳播拓寬渠道,使之成為不僅僅是小范圍、內部的交流與傳播,而是與公眾的直接對話。公眾與科學的關系變得更加緊密,科學更需要公眾的理解和支持。

由此展開的科學與公眾關系研究主要出現在20世紀90年代以后,一些學者將目標轉向對缺失模型的批判,認為公眾與科學的關系應該建立在反饋和民主的基礎上,公民有了解和認知科學的權利,可以根據自己的需求提出特殊的科學傳播要求。2000年到2008年,公眾理解科學與技術研究集中在公眾獲取科學知識、公眾和科學文化等方面。研究者將公眾與科學的關系置于文化理解的背景中進行探索,他們認為,對科學的信賴感和可信度是公眾理解科學的核心。公眾對科學的信任與對科學機制、政治機制的信賴問題有著緊密聯系,公眾的信任成為重要的社會資源,如果對科學的信任消失,將導致社會的不穩定。部分學者強調,傳播和培育科學文化是科學傳播的重要任務,任何科學活動都有一種文化建設活動的定位,科學傳播需要從知識導向轉到文化導向,重點傳播以科學思想、科學方法和科學精神為內涵的科學文化。④如果只把目光放在科學知識的傳播上,那么雙向互動的科學傳播將無法實現。

先進技術視角的

應用技術傳播研究

技術傳播(Technical Communication)的概念理解在目前學術界還未達成共識。國內的技術傳播概念多指科學技術傳播的狹義理解。而國際的技術傳播概念分兩個層面:一是技術在社會中的擴散、交流與共享活動;二是起源于技術寫作,關注傳播實踐技術的“技術傳播”?！凹夹g傳播”在這里作為科學傳播學的基本結構,主要是指先進技術視角的應用技術傳播研究。

技術傳播是科學技術發展的推動器。向公眾傳播先進技術已經成為科學傳播非常重要的組成部分,因為只有傳播先進技術,并促進其在社會中的應用,才能使技術迅速轉化成生產力,為社會和人類創造更多財富,改善人類生活。以納米技術的傳播為例,納米技術經歷了從誕生到應用于市場、獲取經濟利益的重大轉型和發展,納米技術成為各國紛紛投巨資搶占的戰略高地,在這個過程中,技術傳播的力量不容忽視。一項新技術必須得到廣泛大眾的認可才能應用于市場銷售,因此,關于納米技術的傳播開始了它的使命,如何將納米技術傳播給受眾,如何在市場中利用納米技術,以及讓更多的人知道納米技術可以改變人類生活等等,這些都是科學家、記者等科學傳播者們努力向受眾傳播的內容,更是科學傳播研究者們共同關注的話題。1999年,納米技術逐步走向市場,全年納米產品的營業額達到500億美元,科學傳播功不可沒。

技術傳播的最初形式發源于農業技術推廣的實踐中。20世紀以前,世界農業產量的增長幾乎全靠耕種面積的擴大而實現,農業產出的增長率有時甚至低于需求的增長率。20世紀20年代,美國首先推行農業技術推廣系統,把科學種田方法、病蟲害的防治等直接推廣到農場和農戶,農業技術進步的方向逐漸由單純追求機械化轉向對生物技術的重視。伴隨之后的以雜交玉米為代表的生物技術的產生,耕地單產開始增加,20世紀40年代,美國學者開始對農業技術推廣模式進行傳播學研究。農業技術推廣的傳播學研究逐漸成為國際研究者關注的焦點。20世紀70年代,美國的技術傳播學會成立,如今它已發展成為會員分布在全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龐大的國際性學術團體。從美國技術傳播學的發展看,正是業界實踐的需求引發推動了理論的研究,擴大了技術傳播的內涵,促進了技術傳播學科的成熟。⑤科學傳播研究者把美國技術傳播學會的成立看作是科學傳播學作為獨立于傳播學的一門新學科而被學界承認的標志。

案例分析視角的經驗

和模型方法研究

科學傳播研究具有一個重要特性,即它可以反映和回應社會現實發展的訴求,科學傳播研究的最終目的是指導科學傳播的實際工作,而不是僅僅在純學術探討和純概念演繹的范圍內自我封閉?？茖W傳播研究必須考慮社會背景,必須讓理論研究與社會現實形成良好的互動,社會實踐中的需求引發研究領域的擴展,而科學傳播研究的拓展成為實際傳播活動的指向標。于是,案例實證分析視角的經驗與模型方法研究被提到科學傳播研究的重要日程。

科學傳播研究的實證分析主要以調查研究科學傳播效果為主,這類研究采用調查的形式分析科學傳播中各要素對于傳播效果的影響和作用,從而及時調整和進一步發展科學傳播。網絡科學傳播和知識擴散研究主題主要是通過案例實證研究進行深入分析,介紹和探索在新的傳播環境和媒介中,科學傳播的新經驗和新問題,為今后的科學傳播提供借鑒。由于互聯網技術是在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個人電腦的普及和計算機技術的發展而逐漸發展起來的?；ヂ摼W可以生動、具體、快速地展現科學活動過程,其傳輸具有人性化特征,不僅聲像并舉,時態上同步傳播,而且造就了比生活中人際傳播更為自由的虛擬交流空間,以往建立在閱讀基礎上的科學傳播,從價值觀到文字的閱讀習慣都發生了改變。

科學傳播環境也因此發生了變化,科學傳播也必須依賴和適應新的互聯網特征?；ヂ摼W的出現和發展,不僅改變了科學傳播環境,還改變了科學傳播行為以及人們對待科學知識和科學傳播的態度。接受科學知識和信息時,成年與童年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模糊;電子媒介使科學傳播的復雜程度可以伸縮,簡單科學信息與復雜科學信息在電子媒介時代得到了融合。與此同時,互聯網的出現和發展為科學傳播帶來了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沖擊,網絡傳媒中的道德缺失以及網絡游戲等負面效應干擾著正常的科學傳播。

科學傳播研究還將科學計量方法成功引入,通過采用科學計量的方法,對科學傳播效果、方法、內容以及對公眾產生的影響進行研究。

社會發展視角的

科學傳播內容研究

科學傳播研究的社會發展視角,建立在對科學傳播內容的廣義理解基礎上,針對科學交流、科學教育以及科學普及進行的內容研究。

隨著傳播技術的進步,從面對面的交流擴大到面向特定受眾的科學教育,再到面向公眾的科學普及,傳播對象范圍不斷擴大,科學傳播的內容層次也不斷深入。社會發展視角的科學傳播內容層次研究,強調對科學傳播進行社會性研究,它把科學傳播看作一種社會現象,學者們關注的不是科學傳播技術方法,而是關注科學傳播的社會功能、社會過程與結構的認知與理解。社會發展視角的科學傳播研究對科學傳播的結構、類型、媒介、模式、科學傳播產業等進行研究,立足于社會這個大系統、大背景中認識和理解科學傳播的過程和行為,以便在深入研究的基礎上,對其進行有效的改進、管理和規劃,發揮最佳功能,滿足社會需求。

科學傳播的基本結構包括科學文化視角的科學與公眾關系研究、先進技術視角的應用技術傳播研究、案例分析視角的經驗研究與模型方法以及社會發展視角的科學傳播內容研究四大方面。這四大基本結構確立了科學傳播學的一個開放性理論框架,有利于整合和吸收相關的研究力量和成果,促進學科內部的對話和問題解決。

(作者單位:大連電視臺)

參考文獻:

①孫寶寅:《科技傳播導論》,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

②張 婷:《科學傳播研究的可視化分析》,大連理工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9。

③邁諾爾夫?迪爾克斯,格羅特,田 松譯:《公眾、科學與技術――在理解與信賴之間》,北京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

篇7

一、通識教育與傳播學

通識教育是英文“generaleducation”的譯名，也有學者把它譯為“普通教育”、“一般教育”、“通才教育”等等。美國博德學院的帕卡德教授在19世紀初第一次將它與大學教育聯系起來，實踐和理論研究雖然很多，可是至今通識教育還沒有一個公認的實踐和理論模式。哈佛大學校長理查德•雷文對通識教育有這樣的說法：通識教育與專業教育、職業教育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通識教育不是為了培養你們掌握特定的技能，也不是為你們謀求某種職業做準備。通識教育的教導內容更具有普遍性，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有用”。①

從對通識教育的一般看法而言，傳播學在高職院校的講授具有看上去似乎不那么“有用”的特征，因為其理論、模式都是一般性的概括，但如果了解了傳播學的歷史及其理論、模式的來源的話，就會清楚這些一般性的概括都來自對僅僅上世紀的事件分析的結果，可上個世紀距離現在并不遙遠，兩次世界大戰的電影、書籍等目前依然擁有大量的受眾、科學技術和市場經濟的全球化影響也是始于那個時代，尤其是對中國來說，20世紀是中國發展最動蕩、最激烈、最輝煌的世紀，這種記憶將會持續十分久遠，這樣傳播學理論背后的故事依然能夠引起青年學生的好奇心和興趣。作為高職院校的專業課程，傳播學不能像在新聞傳播學院那樣提供全面的理論和技能訓練，但作為通識教育，傳播學課程在高職院校教育體系中又應該是“有用的”，才會符合高職院校實用性、應用型人才的培養目標。這種有用性，體現在現今信息時代里，大學生運用傳播學理論，如何面對和處理自我傳播、人際傳播、群體傳播、組織傳播和大眾傳播等幾個基本的傳播形式。

當今世界，影響政治、經濟、社會等最深遠、最激烈、最徹底的是科學、市場經濟和大眾傳播三個方面。（彼得•沃森《20世紀思想史》），雖然科學和市場經濟與傳播學沒有表面或概念上的關系，但是，科學傳播、地方性知識、女性主義等與傳播學聯系緊密。市場經濟中的廣告、公關都可以涵蓋在傳播學的理論背景下。因此，了解傳播學的基本知識，不僅是能夠對媒體的事件具有一定的概念和分析能力，更加重要的是可以把握全局，知道哪些是傳播的，而哪些是沒有被傳播的，這樣，才能夠在日新月異的社會發展中理解和迅速掌握最基本的理論原則和行動方法。因為傳播學課程所分析的案例都是當前縈繞在人們心頭的熱點話題、存續于人們胸中的經典話題，所以傳播學具有貼近性，這種貼近性的熟悉感，可以充分調動起受眾參與思考和行動的熱情，有利于對事件、故事、經歷的理性分析和判斷。

傳播學的學科基礎和背景提示我們，傳播學需要十分寬泛的多學科知識準備，然而，反過來思考，這也使得選修傳播學課程的學生可以通過廣泛的閱讀來拓展知識面，而且這些知識通過傳播學的紐帶聯系起來后，具有了一個可以應用的平臺，對于應用型、實踐性的高職教育來說，傳播學課程的通識教育目的就可以具有實現的基礎。以傳播學概論課程作為高職通識教育的開端，可以借用媒介事件的傳播學視角，在教學分析中，把通識教育串聯成學科群的網狀結構。因為傳播學概論就是從應用理論來分析解讀當前的媒介事件開始的，興趣和現實結合的特點會吸引學生的眼球，引發他們的理論思考。

傳播學應用性強、學科覆蓋范圍廣、實際案例俯首皆是在當今大眾媒介產生著巨大影響的時代，傳播學對全球化、網絡化、信息化社會的規律的解讀、負面效應的批判和未來前景的把握都具有精辟的主張和見解。由于傳播學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結合得十分緊密的原因，也由于傳播學從一開始就是多學科的探索之地，所以傳播學不僅有綜合各類學科資源、匯聚當前世界上任何媒體事件的能力，而且，在傳播學理論的統攝下，當前的各類事件和多種學科，都可以用傳播學的理論或模型進行分析和運用。

二、傳播學課程建設要解決的問題

問題是課程建設的出發點，而不是知識體系的建構與傳播，但知識體系的建構與傳播確實是問題解決的途徑與結果。傳播學概論面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在信息社會中，科學、市場經濟、大眾傳媒作為控制的領域，是怎樣通過媒介事件傳播的。學生要學會運用合理的參考機制和參考背景，彈性思維，綜合表達。在知識領域表現為對知識理解后的聯想、遷移和覆蓋的能力，在方法上表現為計算機式的記憶、存貯、思想和輸出的圓形思維，在語言表達上表現為思路流暢、邏輯清晰、隱喻和故事運用得當。

問題的參考背景是與傳統相對的現代性社會的特征：（1）民主化；（2）法治化；（3）工業化；（4）都市化；（5）均富化；（6）福利化；（7）社會階層流動化；（8）宗教世俗化；（9）教育普及化；（10）知識科學化；（11）信息傳播化；（12）人口控制化，等等。②這個參考背景對于一門通識課程設計來說，范圍太大了，但是，如果將這些背景所涉及的領域通過媒介事件的分析，以隱喻和故事的編排綜合起來的話，就能夠在教師的授課過程中逐步實現和完善。

課程設計的部分只是在規劃和技術層面上的第一步，人文社會學科更加強調的是對于人的效果。人文社會學科的理論與實踐必須是本人來理解和解決，別人是替代不了的?！白匀凰坪鯖]有把他鑄成就將其放到世界中：自然沒有做出關于他的最后決定，而是在某種程度上讓他成為不確定的東西。因此，人必須獨自地完善他自己……必須試圖依靠自己的努力解決他那專屬他自己的問題”。③確定性和好奇心的滿足必須在課程設計中同時得到顯現。從以上論述可以看出，問題的解決涉及到兩方面：一方面是教育理論的研究和實踐，另一方面是承認課程設計的不完善性。

媒介事件在課程設計中是傳播學課程理論的載體，傳播學理論是媒介事件分析中起到穿針引線的作用。在新聞寫作中，根據一件新聞事件來展開歷史事件的敘述是常用的手法，事件的聯系性可以全面充分地揭示主題，鮮活人物。媒介事件的案例分析遵循歷史的解析、個人化的解析、理論的解析、傳播模式的解析等原則，貼近高職院校應用型、實踐性的教育目標。

比如：拉斯維爾提出的“誰、說什么、對誰說、通過什么渠道、產生什么效果”的線性傳播模式，不僅具有傳播學上的實踐應用價值，在其他領域內應用也同樣具有效果。只要去思考，就會發現一個理論、一種模式可以在許多不同的情況下使用。學生在信息利用方面，其實就是這個傳播模式的具體應用。當然，理論和模式的簡單程度和普遍性、穿透力也是其能夠產生學科覆蓋和知識遷移的因素之一。只要去實踐，理論的實際應用效果就會自然顯現。麥奎爾在中國的講演，僅僅總結了四句話：確定目標、收集資料、馬上開始、永不停歇。正是這個簡單的方法使美國國家地理雜志在找到號稱“金手指”的麥奎爾咨詢公司的服務標志時，麥奎爾拿著國家地理雜志說：“你們已經有了，雜志封面上的黃色邊框就是你們的無形資產，它已經在雜志社的多年堅持下悄悄形成了”。

在信息社會中，拉斯維爾的傳播模式雖然在傳播學理論上有值的探討和商榷的地方，但作為分析事件、認清問題的簡單實用的方法，拉斯維爾的傳播模式是入門的一把金鑰匙，興趣的培養也應該從簡單的選擇性開始。在準備論文、匯報、報告、演講時，背景資料的檢索和查找時不可或缺的一項工作，任何創新性的言論和做法，都是基于對歷史狀況和簡單模式的翔實把握的，拉斯維爾模式可以說是知識的出發點，因為這一模式的每一部分還分別對應了“控制分析、內容（話語）分析、受眾分析、媒介分析和效果分析”，由此開始的知識和社會領域的探秘層次和復雜性是具有拓展的潛質的，也就是說，拉斯維爾模式的簡單性并不代表其深度的缺失，而是具備了深度探索的理論屬性。

我們通常思考的是拉斯維爾模式在傳播學或新聞學中的應用，從沒有思考過教育能用這個模式做哪些事情。有時候變化角度產生的效果恰恰應該是問題的癥結所在。這樣，我們就可以在教育傳統中融進新的關鍵詞了。從信息的吸收程度角度講，學科的自引率越高，這個學科的發展就越來越成為封閉的系統，教育學與傳播學都不是這樣的學科，他們還有許多需要吸收的營養。

三、傳播學課程建設原則

學生一方面要求課程的系統性，另一方面又要求趣味性、互動性和貼近實際，雖然案例分析、小組研討、理論講授、作業等形式在課程建設中必不可少，但通識教育更重要的是教師與學生的充分互動和交流，應該是一種嵌入式的教育形式。在課堂之外，利用博客、微博、電子郵件和QQ群的討論，使這種嵌入式的教育更加充分地實現。教學案例應該具有鮮明的時代性表征，利用新聞的五個特點的原則來選取適合的案例，這樣精選出來的例子的代表性和解釋力才能更加清晰和獨特，具有典型性和持久性。由于是在新聞背景下的案例分析，容易引發學生的共鳴。案例、資料應貼近理論，但由于理論與實踐由于抽象程度不同，在案例和資料中人們很難看到理論的背影和力量，這就要求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透過現象將理論融入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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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之一，是現代高等教育發源地之一，新聞學起步較早，在新聞傳播學教育方面具有十分突出的優勢，值得我們進行學習、研究與借鑒。

一、中國新聞傳播學發展趨勢

隨著新聞裝備、人們思想觀念、計算機網絡技術的不斷提高，新聞傳播學得以飛速發展，并呈現出一些新的趨勢與特點。

（一）、新聞學與傳播學的相互交叉融合。傳統的新聞學研究突出實用性質，淡化理論性。傳播學被引入新聞學界以后，新聞學研究已不再局限于傳統的研究領域，它包括廣播、電視、網絡媒體等多種傳播媒體或形態，而且涉及了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的內容。這種融合不僅是原來兩個學科的融合，而且與傳媒活動相關的各個學科的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多地被運用到新聞傳播學的基礎理論研究中。這就要求必須創新現有的課程設置以及教材內容的劃分方式，重新構建一種適合新的環境條件的新聞傳播理論。

（二）、新聞傳播學的研究領域正在不斷擴張。近年來，中國的傳媒處于大整合的時期，傳播業急速膨脹，傳媒每日每時與社會發生互動，矛盾沖突的頻率上升，新聞官司增加，社會對傳媒職業道德不規范的指責增多。因此，傳媒業自身的法治建設和職業行為的規范化，越來越成為學界關注的問題。傳媒經營、新聞法治與職業道德成為新聞傳播學研究的新領域。

（三）、新聞傳播學的內涵不斷拓展。20世紀90年代以后，中國廣播電視特別是電視的發展速度和規?？涨?。從行政、綜合市場、專業市場三個角度看中國電視產業的市場格局，中國電視產業呈現三大發展趨勢：政府導向讓位于市場導向；民營電視業將成為市場上的一支重要力量；電視資源要素的流通和集中同時進行，形成區域性傳播中心。

二、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發展歷史淵源

英國作為主要的西方發達國家之一，在近現代新聞傳媒的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聞傳播學教育源遠流長。

（一）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起步較早。

英國最早的日報《每日新聞》創辦于1702年，是世界上較早采用雙面印刷并分欄、較早形成近代日報形式的報紙；1851年出現在倫敦的路透社，是世界上首批誕生的新聞通訊社之一；1922年以民營形式組建的英國廣播公司于1927年改組為公立（BBC）以來，已成為西方最大的公共廣播電視機構；1936英國廣播公司（BBC）建立的電視臺是世界上第一座電視臺，英國的新聞傳播教育也伴隨著新聞媒介的發展而不斷發展。在英國人的觀念中，掌握實際本領的最好辦法就是實踐，從實際接觸中學習其中的技巧，新聞傳播教育也不例外。這種理念影響著早期的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奠定了英國新聞傳播學的地位。

（二）傳播學發展先于新聞學。英國的傳播學出現在新聞學之前。早在上世紀30年代，一些社會科學家便開始對媒體效果研究產生興趣，傳播研究與傳媒研究院系應運而生。西方新聞學的研究領域很早就不再局限于傳統的傳播學，范圍更加寬泛，設計大量的非新聞類的媒體傳播內容，以及廣告研究，公共關系研究，媒體經營研究等。在英國傳媒教育領域頗具盛名的城市大學新聞系被規劃入該校的藝術學院，而另一所著名的維斯敏斯特大學新聞和大眾傳播卻在同一個學院，還有一些院校的傳播學被劃入英語學院和商學院。

（三）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起始較晚。在新聞與傳播學教育方面，倫敦大學曾率先開設新聞學專業本科教育（非學位教育）；最早開設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的是卡迪夫（Cardiff）大學，于1971年開始進行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倫敦城市大學于1976年開始辨新聞學專業研究生教育；但本科學位教育是在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的。英國的新聞與（大眾）傳播學教育、媒介教育起始較晚，但英國以其悠久的歷史和文化，具有自己特色的大學教育傳統和發達的傳媒業等基礎，在新聞與傳播教育/媒介教育與研究中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三、英國新聞傳播學教育現狀

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研究生層面的教育，新聞學教育與傳播學教育區別較明顯，而且整個學科領域的教育總體上也形成了幾種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而各校又自有其特色。

（一）新聞傳播學強調專業實踐性。從新聞學與傳播學教育的區別角度來講，英國新聞學教育領域的學位點，雖然提供寬厚的理論框架，但更加突出的是強化專業新聞實踐。無論是倫敦大學戈德斯密斯學院媒介與傳播系研究生教育中按媒介及其實務細分的專業方向設置，還是威斯敏斯特大學媒介、藝術與設計學院研究生教育中劃分較寬的專業方向設置，均要求學生深入某種媒介領域進行大量練習。而傳播學領域的研究生課程設置，則側重于傳播學、文化學和相關學科的理論視角、爭議點、研究方法等，以便為研究生選擇課題進行研究，奠定寬廣的理論基礎。

（二）新聞傳播學教學要求嚴格。關于整個學科領域形成不同類型的學位點，英國高校的新聞與傳播學科的研究生教育，不僅有歐美較為常見的研究型、課程（教學）型之分，而且還有研究與課程（教學）型，而且對課程學習的數量要求非常高。就“ResearchDegrees”來說，不但該專業的博士學位點在時間分配上以研究為主，并對開題報告、研究項目和博士學位論文有嚴格的要求，要求博士論文達到8～10萬，并強調博士論文對于專業的獨創性貢獻，而且該專業的哲學碩士點（A型）也要求學生聚焦于選定的研究領域并撰寫4萬詞的學位論文。而該專業屬于教學（“TaughtProgrammes”）的碩士學位點，則要求研究生修滿4門課，撰寫1萬詞的學位論文。

（三）社會科學特征明顯。英國站在社會科學的視點上研究新聞和傳播活動的規律，表現出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從理論課授課內容也可以看出其較強的社會科學特點，比如《新聞理論》，涉及戰爭與新聞、新聞業市場結構與新聞實踐、新聞從業者為誰而工作、新聞與政治、國際新聞流與通訊社等專題。與英國相比，中國的新聞與傳播學教育尤其是新聞學教育表現出較強的人文學科特點，新聞學更多地“體現出政治與文學雜揉的特點”，“更具人文學科的特點”。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這種新聞學教育視角與社會對新聞人才的需要基本合拍。但是，“當新聞活動越來越表現為一種文化消費活動時，以社會科學的態度對待新聞學已是一種必然選擇?！闭驹谏鐣茖W的視點上把握新聞傳播活動的規律，可以讓新聞學教育更貼近現實操作。:

（四）學校教育國際化特色突出。此類學校師資構成較為國際化，不少教師來自國外；其學生結構更呈現出國際化特征，約50%的研究生是外國留學生。這種師、生構成的國際化特點帶來的文化間的相互融合，一方面增加了彼此間了解不同文化的機會，有助于培養學生的國際化視野，以及對于新聞與傳播學領域的重要概念的多元文化理解；但同時也因不同文化背景的學生帶著其對一些重要概念的不同理解在一起學習而給教學帶來一定的困難。社會傳播現象和傳播學科的跨學科性質，在當今時代傳媒的傳播活動滲透到社會的各個領域，這種跨學科、個性特色突出的專業方向，有利于培養寬口徑、復合型的傳媒人才，也有利于對于傳媒實踐的深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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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計算機技術與網絡的迅猛發展，使檔案館的功能發展變得更迅猛，與傳統的功能相比，它又延伸出另一些特有的功能。1.文件管理移交的功能，現在檔案館很多的資料都以電子形式保存，因此，這些資料能迅速的移交、共享、保存；2.中心管理功能，隨著科學技術的法展，檔案資料的整理變得容易很多，那么可以根據電子資料形成電子檔案館，它的功能日后會更多；3.檔案傳輸功能，隨著計算機和網絡的普及，檔案館可以用不同的渠道把資料傳播出去，滿足各個不同利用者的需要，它形成一個公共服務網，未來這項功能也有很大的發展前景。

二、傳播學引入對檔案館文化的重要意義

檔案館從社會文化的角度上來說，具有很多功能，其中文化記憶、儲存、傳播、教育、發展、休閑六個功能為重點。而將傳播學引入到檔案文化中，則會給檔案館文化帶來更多重要的意義。

（一）傳播學對文獻編撰的影響

檔案文獻的編纂目的是為了使檔案的信息能夠記錄歷史、傳播知識、發展文化，引入廣播學的傳統效果，能使檔案文獻能增加傳播文化信息的注意力與影響力，減少在人力、物力方面的投入，檔案部門統過傳播學的系統，利用傳播學的媒介、方法，調動各種有利的社會因素，形成使檔案文獻信息傳遞的網絡，使檔案文獻受眾的范圍內增強，同時這種主動的服務也能使受眾愿意更加主動的接受傳播的信息。

（二）從信息的角度談，都是信息科學

傳播學與檔案館文化都是信息的科學，具有性質相同、傳遞過程相同的特點，從對檔案文獻的編纂學角度來說，可以借用傳播學的方式更迅速的收集與處理檔案，可以更精準的加工與傳遞檔案，可以更好的開發與利用檔案，傳播學的傳播方式能給檔案的編纂工作作出很好的示范作用，把傳播學引用到檔案文化中來，能使編纂學的發展更迅速，必要的資料也會更豐富。

（三）對檔案信息傳播作用

檔案信息的傳播是引入傳播學極其重要的一環向受誰傳播，如何傳播、傳播什么是決定檔案文化能否有效傳播出去的關鍵，根據傳播學本身的特點，可以把傳播者定義為普通傳播與專止傳播，普通勞動者的傳播可以見縫插針，不受任何約束的傳播，對傳播的時間沒有限制，而專職的傳播則要擔負起權力與義務，比如要在信息傳播中重視搜集權與編輯權，這些傳播者通過種種渠道將檔案館文化的內容根據需要擴散出去。

（四）對受眾的意義

檔案館文化的受眾必須要介入到傳播過程中，與傳播傳與內容都有一定的接觸才能稱得上受重，在引入傳播學后，受重不再是被動宣傳的對像，他們可以有選擇的接受檔案的信息，由于引入傳播學的概念，受眾在得到信息時立場、認知、經歷、教育、愛好都不相同，對同一個信息的判斷也會有不同的接受程度，甚至還會出現與傳播者本意完全不相符合的狀況，因此受眾也因為傳播學的介入受到影響。在傳播的過程里，傳播者與對象形成互動的關系，當傳播者傳遞給受眾信息的時候，如果不了解受眾的反饋，就很難理解受眾的需要、評價，就很難調節信息交流的方法，無法對傳遞的速度、文式做調節，累此反饋的信息也非常重要。只有做好反饋的工作，傳播的工作才能不斷修正，然后逐漸達到滿意的傳播結果。

三、如何運用傳播學的理念促進檔案館實現其文化功能

將傳播學引用到檔案館工作中，就必須注意傳播學本身的特點，運用一些規則、技巧取豪奪，把檔案館的信息與傳播學接合在一起。

（一）與媒體合作

與媒體合作才能將檔案館的資料更好的傳播出去，而要與媒體合作，則必須要了解各種媒體的特點，比如電臺、電視臺、展覽會等，每種媒介都有自己的方針、定位、受眾群，要與媒體合作，要根據自己要傳播的東西選擇合適的途徑；同時，要抓住一些歷史機遇，比如一些熱點話題出現時，用各種方式將檔案館里的資料適當傳播出去。

（二）運用多樣化的傳播手段

比如可以做好網絡化建設的發展，要作好檔案網站的建設；建立檔案聯合的網絡系統；建立網站的評測制度和管理制度；用社會效應帶動經濟效應，只有實現兩個效益共同提高，才符合市場經濟的發展規律；加強多種宣傳工作，讓公眾更加了解檔案館工作的意義。

（三）重視分眾傳播

只有了解受眾的需要，才能明白檔案館的工作能如何更好的進行，因此在檔案宣傳工作中要提高傳播的技巧，比如、針對受眾的喜好、選擇空間、目的進行宣傳，使各個不同階層的受眾都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信息。

（四）利用大眾傳媒提高全社會的檔案意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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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播學起源于西方，但傳播是任何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中國在傳播思想方面擁有豐富的歷史資源。與西方社會的科學精神相比，中國更加注重于人文精神的培育，而且一脈相承，從未中斷。這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課題。幾千年的中國文化史也就是一部中國文化傳播史，其中有著豐富的傳播實踐活動和深刻的傳播思想，這是一座亟待挖掘整理的傳播學寶庫。

加強傳播學研究的本土化的一條基本途徑，就是借鑒和吸收我國古代優秀傳播概念和理論，構建自己的傳播理論體系，最終建立起中國的傳播學研究體系。傳播學應當是一門關于人類生存方式和社會關系的“行為哲學”，但是西方傳播學“基因”性的基礎理論卻只源于電訊技術與新聞傳播。傳播學對新聞理論的大量借鑒和使用，導致其理論生長點的偏窄單一，造成視野狹窄，概念混雜，論證草率。

有一種觀點認為：在傳媒發展史上，歐美國家在理論研究方面基本處于領導地位，至于亞洲國家雖然也有自己的傳媒理論但因其較為零散，不成體系，故沒有研究價值。而我們恰恰相反，近期就以中國先秦諸子的傳播思想為題開展研究，同時開題的另兩篇博士論文，則以日本的傳播業和印度的影視傳播業為重點，著眼于東方，著眼于人類傳播的具體而豐富的歷史，研究人類通過傳播而實現社會化的過程，研究傳播與社會發展的關系，研究源于生活實踐的各種傳播理論與傳播理念，這無疑是有益于世界傳播學的健康發展的。

新聞事實不過是記者對事件的求證方式

不論從哲學角度看還是從社會學角度看，事實本身并不能成為一個“真的問題”，也就是說，事實并不是一個獨立的不可規劃的范疇。一般的研究經常將事實分為主體、行動、規范等幾個問題來討論，使事實在不同場合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相。在新聞學中，事實是一個十分具體的對象，主要考慮的是記者對事實的再現和復述，而不是讓事實的內部動因和結構超乎事實本身。

新聞事實是個復合概念，包括客觀事實和主觀事實。客觀事實強調的是自然與社會活動，它在某一時間被記者認識，在其頭腦里呈現出表象，這時才能確定事實“真假的問題”。一般客觀事實不能成為報道的對象，但卻是一切新聞報道的參考標準。所謂新聞點，就是對常規事實的背離和突破，記者認為有必要把它的意義告訴人們。事實的這個意義正是意識形態的母菌。記者對社會事實的主觀認識，包含了對事實的意識形態審視，或多或少地向受眾暗示一種思想。

新聞報道再現了記者的主觀過程，當他們談論新聞報道的時候，就已經開始了這個過程。從這個角度講，新聞不過是記者對事件的求證方式，決定新聞以何種形式同受眾見面。李普曼在《輿論學》中曾舉了一個例子來證明新聞中的主觀性和偏見，但他在批評其他記者的觀察力時也忽略了一件事，即他自己也是作為一個偏見者參與報道的。他并不具備裁判的權威，但卻揭示了裁判的道理。所以說，事實是一個客觀范疇，而新聞是一個主觀范疇，這也是為什么在新聞學研究中，人們一直把事實和新聞事實區別開來。

我國報紙還沒有形成言論版的“主導”模式

從世界范圍來看，匯集著社論、讀者來信與專欄文章等多種言論的言論版，實際上已經無分主流與非主流、大報與小報、東方與西方，而成為當代報紙的普遍規范和制度，有著基本的、穩定的格局。我國近年來各地報紙言論版可謂百花齊放，還沒有形成言論版的“主導”的模式。

國外報紙的言論版一般兩到三張，其中一張肯定都有社論，往往每天數篇，所以一般也稱“社論版”。社論版普遍以“內報頭”為標識，以示重要。社論欄旁一般都是讀者來信欄（也有刊在旁邊另一張言論版的），針對前期社論與報道發表意見和批評，既沒有完整的結構，也沒有完整的論證，卻帶著直抒胸臆的生動氣息，量很大，面很廣。穩重的社論與尖銳的來信，這言論的“兩極”，形成一種活躍的、生動的、交互性的話語空間和言論生態。另以漫畫、新聞圖片和標題的附加題來補充言論版的視覺信息。我國報紙的言論版普遍缺少社論與來信這兩個基本的內容要素和“內報頭”這個形式要素，交互性不強，欄目名稱雖花樣繁多，但實際上顯得品種平面化。我國言論版上無社論的原因，與我國報紙近代以來獨立發展傳統有關，也與近幾十年來我國報系中社論地位崇高有關。

民生新聞在區域價值認同重構中的地位作用

《視聽界》(雙月刊)2004年第6期刊登了張志君的文章“民生新聞在區域價值認同重構中的地位和作用”。文章針對在全球化傳播的作用下，有一部分后發社會成員歷史觀念淡薄，對本土文化，甚至本民族文化缺乏應有的認同，久而久之，可能造成所在社會的“集體失憶”的現象。文章指出，民生新聞關注民生，特別是本區域的民生，以自己的傳播實踐推動著正面臨著被集體“解構”的本地民眾對“區域”的時空認知，以富有感染力的方式幫助本區域的民眾重建人際關系網絡，從而加強他們對所在區域和所在國家的“社群認同”。

數字電視是廣電網絡業務的主要新經濟增長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