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市場高質量發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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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資本市場新會計準則良性互動國際趨同決策有用觀

今年2月15日，通過會計準則委員會卓有成效的工作，正式對外了包括1項基本準則和38項具體準則在內的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初步完成了我國會計準則體系的制定任務，實現了我國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實質性趨同，從此我國會計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

一、會計準則與資本市場之間的良性互動

資本市場的發展使會計信息使用者和用途發生了根本變化，為企業會計準則的變革提出了新的需求，即真實反映企業的財務狀況，為資本市場服務，為投資者以及其他利益相關者服務．資本市場的發展是在規范基礎上的發展，而規范市場的基礎在于信息披露、尤其是高質量的信息披露，而高質量的信息披露是由高質量的企業會計準則來實現的．

1、資本市場的發展對會計準則提出了新的需求

資本市場的發展和完善是會計準則變革的內在動力，是會計信息使用者及其用途發生根本變化的主要原因．作為世界上會計準則最健全最完善的美國，其公認會計準則的建立從一開始就是為了順應資本市場發展的需要，是在為資本市場服務的基礎上成熟起來的．

近年來，我國資本市場進入了高速發展的歷史時期，上市公司已經超過了1300多家，我國的證券市場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和完善，證券市場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對我國會計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高的標準，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成為了會計準則變革的迫切要求．

2、資本市場健康運轉離不開會計準則的參與

有效的會計信息披露是資本市場良好運行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健全完善的企業會計準則又是資本市場中會計信息得到充分披露的重要保障．會計準則作為一種機制，它直接導致了充分披露，提高了會計信息的質量和信息含量，它能夠將相關的信息從公司內部傳遞給外部，這不僅有助于投資者做出更好的決策，更可以促進資本市場的健康有效運作．

二、國際趨同與創新發展相協調的新企業會計準則

新企業會計準則在堅持中國特色，適合我國國情的基礎上實現了與國際財務會計準則的趨同，建立了一個國人認可和國際認同的準則趨同平臺．新企業會計準則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突出了以投資者為中心的決策有用觀，同時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資產減值處理原則，所有這些充分考慮了我國特殊的經濟環境和會計環境，對有效的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健康發展影響深遠．

1．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引入，有效的提高了資本市場會計信息的質量

我國新會計準則在許多方面實現了歷史性的突破，其中最大的創新就是公允價值計量屬性的運用．近年來，國際會計準則及美國等一些市場經濟發達的國家會計準則，先后將公允價值作為重要甚至是首選的計量屬性加以運用，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會計信息的相關性．隨著近幾年我國市場經濟合資本市場的發展，證券市場的有效性逐步提高，各種金融創新產品和創新手段的出現,為公允價值的運用創造了現實的“土壤”.

2．以投資者為中心的＂決策有用觀＂，保障了資本市場相關者的利益最大化

新會計準則在基本準則中明確的指出，企業編制財務報告的目標之一是向財務會計報告使用者提供與企業財務狀況、經營成果和現金流量等有關的會計信息，有助于財務會計報表使用者做出經濟決策．這一目標充分體現了＂決策有用觀＂的思想，有助于財務會計報告提供相關真實、可靠、公允的會計信息，強化了為投資者和社會公眾提供決策有用會計信息的新理念．

3、具有中國特色的＂減值準備＂觀，縮小了企業會計政策選擇和操作的空間

新準則的實施，將可以有效的遏制利用減值準備作為＂秘密準備＂調節利潤的情況，利用減值準備調節利潤的空間將變得越來越小，利用計提手法調節利潤將越來越難，將使給投資者提供的會計信息更加可靠、客觀．

三、新會計準則對我國資本市場參與群體的影響分析

新會計準則適應了我國資本市場快速發展的需要．在會計目標方面，從滿足政府為主實現了以滿足投資者為主；在會計信息透明度方面，從強調內部使用轉為公開披露；在會計選擇方面，從政府宏觀選擇需要為主向企業微觀選擇轉變，所有這些創新和變革，將有利于提高我國會計信息的質量，使會計信息在投資者決策過程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為我國資本市場高質量會計信息披露提供了有力的保證．

1.新會計準則的和執行,將會給我國資本市場中上市公司的帶來深遠影響

首先，新會計準則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新會計準則系不僅從技術的角度對原有的財務報告模式進行了修正，更重要的是從財務報告準則體系的視角展開了深入的研究．新會計準則重新定義了資產、負債、收入、費用等會計要素的內涵和確認條件，突出強調了資產負債表項目的真實性與可靠性；同時，在堅持歷史成本的基礎上引入了公允價值計量屬性．不僅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資產質量，更有利于充分揭示上市公司財務風險及正確衡量經營業績．

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以會計信息的高透明度為基礎的，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是以高質量的會計信息為目標的．新會計準則有效的借鑒了國際公認的會計標準,明確了高質量會計信息應具備的要求，構建了完善的報告體系，解決了會計信息在信息結構與信息量上的不對稱，新會計準則的這些創新為我國上市公司提高會計信息透明度做好了相應的制度安排，為上市公司會計信息質量的提高打好了堅實的基礎．

2.新會計準則的和執行對我國資本市場中投資者的影響

投資者是資本市場資本的重要來源，沒有投資者的資本供給，資本市場將成為無水之魚不能運轉。只有充分保障廣大投資者，特別是中小投資者的切身利益，使投資者在資本市場發揮主導作用，才能使資本市場得以健康快速的發展。新會計準則的推出和執行，可以確定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中的主導地位，為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中保護自身利益創造良好的條件．

新會計準則以高質量會計信息的需求和供給為中心，要求在反映管理層受托責任履行情況的同時，應該向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的信息．新的會計準則不只著眼于歷史，更著眼于未來――未來現金流量的現值；不只著眼于可靠性，更著眼于相關性――為投資者、債權人和社會公眾提供有用的會計信息；不僅著眼于確認與計量，更著眼于會計信息透明度的提高――有助于消除會計信息不對稱而給會計信息使用者帶來的誤導，避免投資者經濟利益的損失，樹立投資者投資我國資本市場的信心，最終促進資本市場健康有序的發展．

3.新會計準則體系的和執行，監管層面臨的挑戰

在資本市場運行中，離不開會計準則的制定者和資本市場的監管者，只有在會計準則的規范下和監管者的監控下，資本市場才能夠不斷的發展和完善．新會計準則的和實施，是我國政府根據我國市場經濟發展狀況和資本市場發展程度作出的歷史性變革，是加強國家經濟管理的需要．

新會計準則的制定和，對企業會計信息的質量和透明度進行必要的調節和監控是我國政府履行公共責任的重要表現．因此，新會計準則的實施，有利于國家統一企業會計標準，增強個企業會計信息的客觀性和可比性，同時，也給我國政府和資本市場監管層提供了更加有力、更加科學的評判標準，有利于提高其對我國資本市場進行管理和調控的能力．

四、結論

新會計準則的和推行將會提高我國資本市場中企業會計信息的質量和透明度，提高我國資本市場的有效性，樹立投資者對我國資本市場的信心，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積極穩定的發展發展．同時，會計準則畢竟只是對生產會計信息的一個規范，它只能解決我國資本市場中＂該如何辦＂的問題，需要我們在規范制度的同時，加強準則的執行力度，提高投資者識別會計信息的能力，，最終促進我國會計準則和資本市場的良性互動．

主要參考文獻

財政部．企業會計準則(2006)．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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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前言

從審計與會計工作的實踐角度來看，一個企業是否具有完善的內部控制審計制度以及該制度能否得到完善的實施，能夠對會計信息的質量帶來直接影響，也就是說，一套完善的審計制度可以保障會計信息的質量，而反過來會計信息的質量高也可以為企業內部控制審計帶來積極的幫助［1］。在我國目前內部控制的信息披露還存在一定的不規范性，這就讓投資者的利益無法得到有效的保護。

1研究內部控制審計對會計信息質量影響的背景

在現代金融體系中，資本市場是進行融合籌備資金的主要交易平臺，在現代市場經濟中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和意義。資本市場通過市場定的機制對社會上閑置的資金進行收集融合，然后將這些資金流入到發展良好的公司中去，從而為公司的發展注入新鮮的血液。一個良好的資本市場機制會增強市場上資金的流動率同時實現對資金的高價值利用。健康的資本市場體制不僅能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還能對金融風險進行一定的規避。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建立健全資本市場機制的前提和基礎，它可以為投資者提供相對標準的投資方向和高價值的決策向導，優化社會上閑置資金的配置率和利用率，使資本流向發揮更高的價值。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能真正體現企業真實的經營狀況和經濟效果，從而幫助企業經營者站在宏觀的角度對企業經營現狀進行一目了然的分析，然后根據現狀對企業發展進行相關決策和方案的制定。可想而知，如果會計信息出現質量不佳的問題，必定會對企業的發展和建立健全的資本市場機制產生極大的不良影響。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建立在完善的內部控制審計制度之上的，兩者“互惠互利”，共同為建立完善資本市場體制做著巨大貢獻。西方先進國家就內部控制審計對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進行了長達多年的研究和分析，已經形成了系列研究成果。我國由于受各種客觀條件的限制，并未能對內部控制審計進行深入的研究，在這方面還存在很大的研究空間。針對這種現狀，本文就內部控制審計與會計信息質量的關系以及內部控制審計對會計質量的影響進行綜合的闡述。

2研究內部控制審計對會計質量影響的意義所在

研究內部控制審計對會計質量影響不僅能促進內部控制理論與會計理論相結合同時還能維護資本主義市場穩定和促進市場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上述文中也提及內部控制對信息質量的影響以及對企業生產發展和資本市場建立的巨大影響，但是如果將內部控制與會計理論進行結合，在此前提下給出的會計信息質量將會更高，研究內部控制審計對會計質量的影響可以對內部控制與會計理論相結合推向一個新的進程。會計信息質量的高低直接對其企業的發展和市場資本的運行效率產生影響，研究內部控制審計對會計質量影響可以將會計信息質量進行提高，優化市場閑置資金的配制，維護市場經濟體制的穩定從而促進我國的金融體制和經濟制度的不斷完善和優化。綜合以上兩個方面來講，研究內部控制審計對會計質量影響不僅具有值得借鑒的理論意義，同時還具有巨大的現實意義。

3審計質量和會計信息質量之間存在的關系

3．1審計質量和會計信息質量具有統一性

根據相關的研究結果顯示，企業內部控制審計結果對于公司的總體財務報告能夠產生關鍵性的影響。尤其是當下的會計信息質量受到了更高的關注，企業的審計質量也相應地得到學界以及實務界的高度重視，二者之間的關系趨向于越來越緊密［2］。盡管在某種程度上來說，會計的信息質量與審計質量二者之間實際并不存在著直接聯系，但是，會計審計內容往往關聯到財務報表所必須依賴的企業內部控制制度，還有會計記賬所必須參照的記賬憑證以及企業經濟業務活動記錄。那么從這個層面上來看，具有較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和具有較高質量的審計之間實際并不存在直接的關聯。但從另一角度來看，當質量不高的會計信息和質量不高的審計結合在一起時，就能夠讓公司的財務信息質量受到極大的關注，甚至會遭到信息決策者以及投資者的深度質疑，這對于企業的長遠發展與經營活動的開展都會產生很大的不利影響。若在另一種組合形式中，質量較高的會計信息和質量較低的審計就會共同拉動會計信息朝著低質量方向進行轉移。這是由于部分公司為了保全自身利益，會采取將經濟業務虛構化等方式粉飾報表，讓原有的財務活動不能得到維持。所以說，會計信息的質量和審計質量二者之間存在一定的辯證統一關系，若要想將兩者進行硬性的分離將極其困難，在大多數情況下，會計信息的質量和審計質量是彼此重疊、彼此關聯的。

3．2審計質量和會計信息質量也存在沖突性

部分公司出于對自身某種利益的訴求，其提供的財務報告不能將投資者的綜合信息需求作為披露財務信息的一個直接標準［3］。這種行為會造成會計信息的質量不高，披露工作不具體且不真實，從投資者角度來看，其利益訴求也不能得到保障。這種情況也是我國當前資本市場上會計信息的質量同審計質量存在沖突的具體表現。一般情況下，如果非標的意見比較多，那么就說明當前資本市場中的會計信息的質量也處于較低水平。但是僅僅依據這個現象并不能完全說明審計的質量高低。在財務重述的情況沒有發生時，若審計師在工作中能夠嚴格的依據審計準則來完成審計，那么提出任何類別的審計意見都將是無關輕重的。不過，會計信息的質量優劣會與會計信息及其準則的符合情況直接掛鉤。也就是說，若財務審核人員能夠根據審計準則展開審計，并給出了標準且無保留意見的一份審計報告結果，那么就能夠確定會計信息已經得到了公允［4］。

4內部控制審計對于會計信息質量的影響

4．1對會計信息的質量評價產生影響

企業內部控制與會計信息二者之間存在很多關聯之處。尤其是當前我國內部的控制審計缺失、會計信息披露缺乏規范性以及對于投資者的利益保護度不高的市場大背景下，企業的內部控制審計制度被視為一種關鍵性的外部監督工具。通過對審計對象給予合規性且公允性的審計，并借助一種統一的評價體系能夠讓企業披露的內部控制信息變得更加真實有效。一般內部控制比較完善的優質企業，為了將自身與市場上的劣質企業區分開來，往往會主動地借助企業內部控制審計來傳遞企業管理的高水平與高質量，從而獲得資本市場以及相關投資者的普遍認可，在競爭中脫穎而出［5］。

4．2對會計信息的質量控制產生影響

通常，企業會通過建設與完善內部的控制審計制度來減少或避免外部審計師出具的消極審計意見為企業發展帶來一定的不良影響，這對于企業管理層原本對信息披露所具有的主觀影響帶來了有效的控制作用，還可以從根本上來提高公司會計信息的質量。當下在國內，資本市場的大環境與國外社會存在很大差異，國內的資本市場在運行上不夠健全，對投資者的保護度也非常低，企業管理者往往面臨只是很小的訴訟風險。久而久之，企業管理層就會挑選對企業有利的信息來進行披露，這種做法大大破壞了會計信息的質量，直接導致市場難以真正確定企業所披露的內部控制信息的真實度。

4．3對會計信息的質量環境產生影響

要想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首先需要改善的是內部控制的大環境，構建企業內部控制相關制度。這里說的內部控制環境其實指的就是管理者在企業內部營造一種對控制工作展開有利的氛圍，這主要歸屬于企業文化層次，通過影響企業員工之間的思想與行為，來提升企業內部控制的整體意識與水平。更為關鍵的是，內部控制環境能夠對企業員工產生影響，提高員工的主體性與自覺性，甚至還會擴展到內部控制因素上面去［6］。

4．4對會計信息的質量完備性產生影響

建設一套完善且高效的企業內部控制制度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企業的會計信息質量。這套控制系統的控制作用主要就是將輸出的信息返回來影響到信息的具體輸入方面，繼而在對信息的二次輸出產生作用。其中，會計信息就是會計體系的輸出部分，相應的也是企業內部控制中的輸入部分，根據控制系統的各種信息反饋，就能夠提升會計信息的質量。由此看來，企業的內部控制審計制度與會計信息的質量具有顯著聯系，會計信息若是離開了企業控制系統將難以發揮出作用。

5結語

會計信息是一種性質非常特殊的企業附屬產品，在企業的經濟管理工作中，會計信息的質量是契約的核心內容與關鍵所在，會計信息在溝通委托人與人的環節中起到了重要的紐帶作用。近些年來，國內出現了一部分企業對于財務進行舞弊的案件，敲醒了人們的警鐘，讓人們得以意識到只注重企業財務報告本身是否可靠，而沒有完成契約執行時的實際效果監督是不可行的。所以，企業需要運用囊括內部控制審計制度在內的多種控制手段，才能夠提升會計信息的質量，確保財務報告的真實可靠性。

主要參考文獻

［1］屈穎．基于內部控制的國有企業會計信息質量提升路徑研究［J］．現代經濟信息，2019（4）：195，197．

［2］衛真．關于提高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質量的思考———基于公司治理、內部控制與內部審計的視角［J］．山西財稅，2018（11）：6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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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審計師 選擇問題

一、引言

在新興資本市場上，集中的所有權結構導致大股東強控制能力，大股東能夠控制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通過關聯交易、資金占用、擔保等手段實現掏空，企業內部沒有董事會約束，外部沒有接管市場，小股東的利益容易受到侵害。這種侵害在大股東利用所控制的企業再控制下級子公司時最終控股大股東的現金流權和控制權不一致時更為嚴重。理性的小股東和潛在的投資者預期到最終控股大股東的行為可能會損害其利益，因而會選擇折價購買或不購買該公司股票，導致公司價值降低和增加融資成本，最終降低了大股東 價值。大股東（企業管理當局）有動機引進監督或保證機制來緩解問題，使投資者合理確信自己的利益受到了保護（Jensen and Meckling，1976）。Fan 和Wong（2005）也認為，控股股東與小股東之間的問題通過董事會和接管等機制難以得到減緩，審計可以作為一種監督機制。審計師之間的聲譽不同，程度不同的企業如何選擇審計師是一個值得研究的話題。“四大”享有國際聲譽，一般認為比國內審計師具有更高的獨立性，Teoh和Wong（1993）發現了四大比非四大提供了更高審計質量的證據。在國內，王鵬、王詠梅（2006）也發現， 中國資本市場更認同“ 四大”的審計質量。在弱的法律環境下企業一般需求低質量審計；在一個非常弱的法律環境里，選擇何種審計師甚至無關緊要（Francis et al.，2002） 。DeFond， Wong 和Li（1999）運用中國資本市場的數據實證檢驗發現，審計師獨立性增強后許多上市公司轉向聘請質量較低的審計師。然而，也有證據表明，在弱的法律環境下，審計師扮演著公司治理的角色，通過運用39個國家的樣本數據，Choi和Wong（2004）發現，相對沒有發行權益證券的公司，發行權益證券的公司要求更高的審計質量，這種增加在弱法律保護環境的國家比在強法律保護環境的國家更為明顯。本文運用A股資本市場2007年至20009年的數據對我國A股資本市場上的大股東與小股東的問題與審計師選擇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大股東控制權比例越高，越有動機聘請的“四大”，大股東現金流權比例越高，越不傾向于聘請“四大”。本文采用了去掉自變量極端值，引入工具變量進行二步回歸，將樣本進行分組等三種穩健性檢驗，檢驗結果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本文的研究豐富了審計需求的研究。

二、文獻綜述

（ 一 ）國外文獻 Backman （1999）的研究表明，在東亞轉型經濟中，企業的沖突并不能引發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控股股東缺乏雇用高質量審計的動機，他們甚至會雇用低質量審計以降低外部監督作用；并將這種需求不足歸因于弱的投資者法律保護，以及家族企業中以關系為基礎的交易和政治“尋租”行為。DeFond， Wong 和Li（1999）運用中國資本市場的數據發現審計師獨立性增后許多上市公司轉向聘請質量較低的審計師。李明輝（2006）以2002 年7 月1 日至2004 年6 月30 日這一期間滬深兩市179 家IPO公司為研究對象發現，建立在英美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理論對我國審計師選擇行為的解釋力并不充分。在公司規模、成長性、財務杠桿、管理層持股比例、董事會獨立性等反映公司沖突的變量中，僅公司規模與是否選擇大事務所進行審計有顯著正向關系，管理層持股與是否選擇大事務所審計則呈倒U 形關系，沒有發現成長性、財務杠桿與審計師選擇存在顯著關系的證據。然而，也有較多的國外研究文獻發現了問題與審計師選擇相關。DeFond （1992） 指出，沖突的程度決定了對審計的需求程度。沖突的程度越高，人降低成本的動力也就越強，公司對高審計質量的需求就越大。在研究了131個審計師變更的案例后，作者發現管理層持股比例、負債水平的變化與審計質量的變化相關。CHOW（1982）認為公司聘請外部審計師的動機是幫助控制公司管理層、股東和債權人之間的利益沖突，用1926年165個NYSE和OTC公司為樣本，研究發現，負債率、公司規模和債務金額與公司自愿聘任審計師的動機正相關。

（ 二 ）國內文獻 國內的一些研究也發現了問題與審計師選擇相關的證據。孫錚等（2004）研究表明，國有股、法人股及境內個人股股東促進上市公司選擇高質量審計的動力較小，境外法人股及境外個人股股東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會很積極地對上市公司進行監督，促使上市公司管理人員去選擇高質量的注冊會計師，且境外個人股股東更有獲得高質量的財務信息的要求，對上市公司管理人員的影響更大。高強等（2007）研究發現，大股東占款問題越嚴重的公司， 越傾向于選擇高質量審計師， 以發揮外部審計監督的治理作用。王艷艷等（2006）選定2001年至2003 年間上市公司的數據作為研究對象。因變量為虛擬變量，代表高質量審計需求， 各企業當年被審計的事務所是“四大”（包括原“五大”） 或非“四大”時取值為1 ，否則為0。用管理費用與總資產的比例衡量成本，選用企業股權集中度表示大股東與小投資者之間的沖突。研究發現，沖突嚴重的企業有動機選擇高質量審計，向市場傳遞信號，以吸引潛在的投資者，并且在我國對高質量審計的需求與企業的股權集中度之間呈正相關關系，且隨股權集中度的提高，審計質量需求增加會加劇，支持了審計需求的壕溝效應。另一方面，在我國，高質量審計確實能夠有效制約企業的機會主義行為，降低成本；同時市場也能夠識別企業的選擇行為，并對此作出積極反應，高質量審計能夠提高盈余的信息含量，降低成本。曾穎、葉康濤（2005） 研究了大股東持股比例、負債與獨立審計師需求間的相關性，認為成本高、負債率高的公司對高質量審計師需求更高，且第一大股東持股與獨立審計需求呈倒“U”型關系。獨立審計師選擇與股權集中度之間存在顯著正相關關系，第一大股東對公司控制力越大的公司越傾向于聘請高質量獨立審計師。王鵬、周黎安（2006）從最終控制人的角度，根據2001年至2004年的中國市場數據，研究了外部審計選擇與中國上市內部成本的關系。結果表明，控股股東的股權結構產生的成本越嚴重，上市公司越有可能選擇審計質量較高的“四大”，這種關系受到地區市場化水平、“四大”所在位置以及再融資需求的影響，即在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四大”所在的地區以及上市公司有再 融資需求時，“四大”所在位以及再融資藉求的影響， 即在市場化水平較高的地區、“四大”所在的地區以及上市公司有再融資需求時，上市公司的成本和選擇“四大”的關系得到進一步加強同時，通過二階段回歸，我們發現選擇“ 四大”能提高公司績效以及降低控股股東對上市公司的資金占用。

三、研究設計

（ 一 ）研究假設 大股東控制權增加會導致大股東掏空企業的能力增加，并且與小股東之間的問題越嚴重。而更高的現金流權會導致大股東的掏空成本更高，因而會與小股東的協同效應更大，與小股東之間的問題得以減緩。Fan 和Wong（2005）認為，在新興市場上，只要審計師的行為被監督，審計師選擇就會對公司治理產生重要的影響。劉峰等（2008）通過對2001年至2005 年度上市公司審計報備資料的深入研究分析發現：審計師擋住了至少313 家公司的配股企圖，減少股市“圈錢” 約1300 億元；制止至少182 家公司虛增利潤、甩掉ST、PT 帽子的企圖；將700 多家客戶的違規行為以非標準審計意見的方式公諸于眾，體現了審計師對我國資本市場健康發展所做的鮮為人知的重大貢獻。王鵬、王詠梅（2006）也發現，中國資本市場更認同“四大”的審計質量。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設：

假設：大小股東之間問題嚴重程度與聘請“四大”的動機成正比

（ 二 ）模型建立本文根據假設的實際情況，設立以下模型：

AUDITORit=a0+a1Vit+a2Cit+a3SIZEit+a4LEVit+a5ROAit+a6ZFPGit+a7YEAR1+a8YEAR2+a9INDU1+a10INDU2+a11INDU3+a12INDU4+eit

其中，AUDITORit：i公司第 t 年選擇的審計師，當審計師為四大時取1，審計師為非四大時取0；Vit：i公司第t年最終大股東的控制權比例；Cit：i公司第t年最終大股東的控制權比例；SIZEit：i公司第t 年資產規模的對數；LEVit：i公司第t年長期債務占總資產的比重；ROAit i公司第t 年總資產報酬率；ZFPGit：i公司第t 年是否增發配股，如無發生則為0，發生多于1次則為1；YEAR1:當樣本公司為2007年時取1；YEAR2：當樣本公司為2008年時取1；INDU1：CSMAR庫對上市公司行業分為6類：金融0001、公用事業0002、房地產0003、綜合0004、工業0005、商業0006。本文剔出金融類上市公司，當公司位于公用事業行業時取1；INDU2：當公司為房地產行業取1；INDU3：當公司為綜合行業時取1；INDU4：當公司為工業行業時取1。

（ 三 ）樣本與數據來源本文選取了A股市場2007年至2009年上市公司的數據。上市公司2007年開始執行新的會計準則，2009年為最近可獲得的數據。數據來源于CSMAR，在剔除了金融類上市公司，當年上市的公司及數據缺失的樣本后，共得到4182個樣本。

四、實證結果分析

（ 一 ）描述性統計從（表1）的描述性統計可以看出，上市公司選擇“四大”的平均數為0.0624，即在資本市場上，平均只有6.24%的公司選擇“四大”。最終控股大股東的控制權最小為1.49%，最大為100%，平均為37.8825%。現金流權最小為0.24%，最大為100%，平均為31.5526%。從平均數來看，大股東控制權和現金流權相差并不大，這在一定程度上說明大股東通過上市公司再控制另一家上市公司的情況并不是很多。從（表2）Person 相關系數來看，審計師選擇與最終控股大股東控制權比例顯著正相關，初步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設；審計師選擇與大股東現金流權比例顯著負相關，不支持本文的假設，但結果仍有待進一步檢驗。自變量和控制變量及控制變量之間Person相關系數較小。整體而言，共線性問題并不嚴重。

（ 二 ）回歸結果模型回歸的2Log Likelihood為1268.477，Na-

gelkerke R2為40.5%。從（表3）的回歸結果可以看出，現金流權比例系數為-0.036，與因變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負相關，支持了現金流權比例高的企業不傾向于聘請“四大”，控制權比例系數為0.038，與因變量在1%的水平上顯著正相關，支持了控制權比例越高的企業越傾向于聘請“四大”，兩個自變量的回歸結果都支持了本文提出的假設。ZFPG的系數為負，且在10%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說明當年增發配股的企業越不傾向于聘請“四大”，從一定程度上說明了審計師在中國資本市場起到了一定的監督作用。

（ 三 ）穩健性檢驗去掉自變量V的最大1%樣本和最小1%樣本，回歸結果與上述回歸結果相似。C的系數為-0.035，在1%的水平上顯著，V的系數為0.038，在1%的水平上顯著。為文章簡潔，本文沒有詳細報告回歸結果。穩健性檢驗進一步支持了假設。本文選用的工具變量為公司成立年數，上市年數，資產報酬率，公司規模，收入增長率。公司規模用年末資產規模的對數表示，收入增長率為當年增加的收入除以上年收入。首先本文對V用C和上述工具變量回歸，根據回歸方程估計得到V的估計值VIN， 再用C對V和上述工具變量回歸，根據回歸方程得到C的估計值CIN，將VIN和CIN代入模型，2sls 回歸的結果如下（表4）。從上述回歸結果看，CIN系數為-0.055，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VIN系數為0.041，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說明在引入工具變量后，大股東現金流權比例仍然與因變量顯著負相關，控制權比例仍然與因變量顯著正相關，2SLS檢驗進一步支持了原假設。本文按照V〈50%，v>=50%分組進行回歸 得到表5。其中，大股東控制權比例V小于50%的樣本3136個，大于或等于50%的樣本1046個。根據（表5）顯示，在V〈50%的組中，回歸結果與總體樣本回歸結果相似。C的系數為-0.035，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V的系數為0.048，在1%的水平上顯著相關。在V〉=50%的組中，C的系數為-0.031，在5%的水平上顯著，V的系數為-0.0140，但不顯著。分組檢驗從總體上支持了本文的假設。

五、結論

本文選取了A股市場2007年至2009年A股上市公司的4182個樣本，對我國資本市場上大小股東問題與審計師選擇進行了檢驗，研究發現，大股東控制權比例越高，越有動機聘請的“四大”，大股東現金流權比例越高，越不傾向于聘請“四大”。研究支持了大小股東之間的問題嚴重程度與聘請“四大”的動機成正比的假設。多種穩健性檢驗結果進一步支持了本文的假設。本文的檢驗發現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了審計師在我國資本市場上發揮了一定的監督作用，且這種作用已經得到市場的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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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一、新會計準則體系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一）企業收益觀的轉變是實現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前提

新會計準則改革的一個突出亮點就是實現了企業收益計量觀的重大轉變，即由過去的收入-費用觀向資產-負債觀的轉變。企業收益觀的轉變的實質是企業業績評價觀的轉變。因為收入-費用觀認為企業收益等于當期收入和成本費用的配比，強調的是一種“當期營業觀”，而資產-負債觀認為企業的收益等于企業期末凈資產相對期初凈資產的變化，強調的是“全面收益觀”。資產-負債觀相對于收入-費用觀的優勢在于它以資產負債表為企業業績評價的核心，強調企業資產和負債計量的真實性，利潤表是企業收益計量的結果。而收入-費用觀則恰恰相反，它認為企業資產和負債的變化是“收益”計量的結果，并不強調資產負債計量的實際經濟意義。

企業業績評價觀的轉變對于企業實現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這是因為：

1.資產-負債收益觀有益于企業資產的保值和增值。過去以收入-費用收益計量觀計量的收益實際上是一種“會計收益”，會計收益強調收益計量的客觀性和可驗證性，通常以歷史成本為計量屬性。會計收益要求用以現時價格計量的收入和以歷史成本計量的成本費用進行配比，這樣一來，如果物價水平上漲，企業的成本和費用就得不到充分的補償，企業的資產難以實現“資本保全”，就會導致“虛盈實虧”的現象發生。這時候企業的利潤分配實際上是一種透支未來的“過度分配”、“超前分配”行為，企業就難以實現可持續發展。而資產-負債收益計量觀認為，只有企業期末的凈資產超過期初凈資產時才算取得了收益，資產-負債收益計量觀以資本保全理論為基礎，強調的是一種“全面收益觀”?！叭媸找嬗^”改變了收入-費用計量觀下的“收入實現原則”，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屬性，既保證了企業資產負債計量的真實性，又實現了收益計量的完整性，有益于企業凈資產的保值增值。

2.資產-負債收益觀有益于規范企業財務和經營行為。在收入-費用收益計量觀下，成本和費用的計量為了滿足權責發生制和配比原則，必然要進行跨期的攤銷、遞延和預提，這種跨期的攤銷和預提很大程度上具有武斷性，這樣一方面會造成一些不符合資產負債定義的資產負債表項目出現在資產負債表上，比如“待攤費用”、“遞延借（貸）項”、“預提費用”等；另一方面又為企業進行會計盈余管理制造了可乘之機。比如我國資本市場上曾出現的大量財務造假案例就是最好的明證。在收入-費用收益計量觀下，企業業績評價的著眼點在于企業某一期間的凈利潤。這樣就會導致企業追逐短期利潤的獲取，而忽視企業長遠目標的實現。與收入-費用觀相比，資產-負債觀以資產負債表為核心，著眼于提高會計信息的質量，強調資產和負債計量的經濟內涵，以凈資產的增加來確認收益，可以最大限度地減少人為操縱收益等行為的發生。資產-負債觀理念的確立要求企業管理層更加強調資產負債表對財務狀況真實公允的反映；更加關注企業的資產質量和資本結構的優化；更強調企業的盈利模式的改善和資產營運效率的提高；更加關注企業面臨的機會和風險以及企業未來的發展，而不僅僅是以往的經營業績。因此，資產-負債觀理念的確立有利于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二）新準則體系體現有利企業可持續發展的會計政策

隨著企業收益計量觀的轉變，企業會計準則所體現的會計政策處處體現了資產-負債觀的基本要求，為企業的可持續發展提供了保證。

為了體現資產-負債收益計量觀，新會計準則在所得稅會計處理上進行了較大改革，由過去的應付稅款法和納稅影響會計法轉變成資產負債表債務法，要求確認遞延所得稅負債和遞延所得稅資產。這一改革使得企業所得稅費用的計算更為科學、準確，也使得資產負債表上的遞延所得稅資產和遞延所得稅負債更符合資產和負債的定義。

企業能否實現可持續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核心競爭能力的大小。在新形勢下，我國企業，特別是那些高科技企業只有通過自主創新才能實現核心競爭力的不斷提升。因此，加大研發的投入是企業提高核心競爭力的必然選擇。新會計準則對企業研發費用的會計處理進行了較大的改革，規定企業的研發活動應該劃分為研究階段和開發階段。研究階段的費用開支記入當期損益，而在開發階段的開支在符合條件的情況下可以進行資本化。這一政策將大大改善那些高科技企業或者研發投入較大的企業的財務狀況和業績水平，尤其是改善企業的資本結構和資信狀況，為這些企業進行融資和再融資提供便利，從而激勵這些企業加大對科技和研發活動的投入，促進技術升級、產品升級和產業結構調整，也體現了科學發展觀理論中鼓勵自主創新、建設創新型國家的基本理念。

再比如，企業會計準則要求企業準確計提資產的減值損失，這將有利于企業準確計量資產的價值，有效防止資產價值的虛增和資產泡沫的形成，如實反映資產的未來經濟利益，從而可以避免企業由于資產的虛增帶來的利潤的虛高和利潤的超前、過度分配，保證企業的可持續發展。另外，企業會計準則要求準確、及時、足額地確認企業的預計負債，全面反映企業的現實義務，不低估負債和損失，這必將促進企業改善資產和負債的管理水平，避免只顧眼前利益和收益的提前分配，提高財務和經營決策水平。

二、新會計準則體系有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可持續發展

（一）新準則體系有利于資本市場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資本市場的基本功能之一就是實現經濟資源的有效配置，而資本市場資源配置的效率取決于證券市場價格的信息含量。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資本市場對交易產品進行有效定價的基礎，是合理引導資金流動、促進資源有效配置、保護產權的重要因素。新會計準則以強調高質量的會計信息供給與需求為核心，要求財務報告應當向資本市場上的投資人等會計信息使用者提供決策有用信息。這將有助于提高證券投資和信貸決策的有效性，降低投融資成本，提高資本市場經濟資源的配置效率，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可持續發展。

在提高會計信息質量上，新會計準則在基本準則中明確界定了高質量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和會計確認和計量的基本原則。比如在會計信息的質量特征上，新會計準則在強調會計信息客觀性、相關性、明晰性和可比性的同時，不再強調的可靠性質量特征；在會計確認和計量的基本原則上，新會計準則將權責發生制不再作為基本原則，而是將其作為會計的基本假設之一，在強調實質重于形式原則的同時弱化了謹慎性原則、配比原則、歷史成本原則等等。另外在會計計量的屬性上，新會計準則改變了過去歷史成本屬性一統天下的局面，適度引入了公允價值、重置成本、現值等計量屬性。新會計計量屬性的引入使會計信息更能夠反映企業未來的財務狀況，是提高會計信息決策相關性的重要保證。

（二）新準則體系有助于投資者進行可持續投資

新會計準則在著重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的同時，更強調對投資者和社會公眾利益的保護，從而體現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的基本理念。

對于財務報告目標的確立是新會計準則體系區別于以往會計準則和會計制度的重要標志。新會計準則將財務報告的目標定位為：在反映企業管理層受托責任的同時，應當有助于投資者和社會公眾等會計新信息使用者的投資決策。為了達到這一目標，新會計準則強調向投資者提供更加透明、更加價值相關的信息，突出會計信息的充分披露原則。比如新會計準則要求將衍生金融工具交易、套期保值等資產負債表外業務納入表內核算，并按公允價值進行計量，這就更加公允地反映了企業的財務狀況和風險程度，為投資者充分準確評價企業的投資價值提供了可靠依據。再比如，在公允價值的運用方面，新會計準則采取了適度和謹慎的原則，主要是考慮到我國作為新興市場國家，許多資產還沒完全形成活躍市場，如果不加限制地引入公允價值，就會出現過去我國證券市場上常見的人為操縱利潤的現象，給投資者帶來巨大損失。

企業會計準則還對現行的財務報告披露要求進行了全面的整理和改進，建立了更為完整和科學的財務報告體系和財務報告列報要求，突破了傳統的單一會計報表的概念，對于會計報表附注的披露要求更充分、更詳細、更及時。合并報表理論實現了從母公司理論向經濟實體理論的轉變，要求企業將所有控制的子公司都納入合并報表范圍等。

企業會計準則對會計信息披露時間、空間、范圍、內容等的全面系統規定，使企業財務報告的內涵和外延大大延伸，從而可以大大提高企業會計信息的透明度，有效維護投資者和社會公眾的知情權，體現保護投資者和社會公眾利益的基本理念。因為投資者是資本市場繁榮和發展的基石，只有資本市場上的投資者和潛在投資者的利益得到了很好保護，才能提高投資者向資本市場進行可持續投資的積極性，從而促進我國資本市場的持續健康發展。

（三）新準則體系有利于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

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方向就是要實現與國際資本市場的接軌。資本市場國際化的內涵應該包括資本市場投資主體的國際化和資本市場融資主體的國際化兩個方面。投資主體的國際化就是要吸引外資，特別是吸引外國成熟機構投資者投資于我國的資本市場；融資主體的國際化也就是外國公司或機構也可以在我國的資本市場進行直接融資。實現上述目標的一個重要條件就是我國的會計標準必須實現與國際趨同，即讓國外投資者能夠看懂中國公司的財務報告，同時讓國內投資者能夠看懂國外公司的財務報告。至少在當前，中國會計準則的國際趨同有利于我國企業實現海外上市，降低海外融資成本，實現“走出去”的國際化經營戰略。

新會計準則體系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體系（IFRS）不僅整體框架保持了一致，而且在大多數準則項目上做到了相互對應。特別是2005年下半年基本準則和具體準則征求意見稿完成之際，財政部與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簽署了聯合聲明，確認了中國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實現了實質性趨同。這表明中國會計準則和國際財務報告準則除了在關聯方關系及其交易的披露、資產減值損失的轉回等極少數問題上存在差異外，基本實現了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趨同。這就為我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戰略的實現鋪平了道路。

三、新會計準則體系有利于保障社會經濟的和諧發展

近些年我國連續成為全球遭受反傾銷調查最多的國家之一。僅2005年一年，就有18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國發起“兩反兩保（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和特保）”調查，其中反傾銷調查51起。統計資料顯示，我國企業在國際貿易的反傾銷訴訟中，因敗訴遭受的損失已超過96.6億美元。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一些國家一直不承認我國的市場經濟地位。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們認為市場經濟國家必須具備符合國際標準的會計規范，市場經濟國家的企業必須執行國際標準的會計制度，否則再受到反傾銷調查時，就會被采用替代國標準，比如用新加坡、美國、日本、印度等國的企業生產成本資料作為替代標準。這對于我國企業來說顯然是極為不利的，也是不合理的。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新企業會計準則按照市場化和國際化的要求，進一步完善了成本補償制度，改進了成本核算項目和方法。比如重新規范職工薪酬的核算范圍和分攤方法，要求企業及時計提員工辭退福利，將以股份支付給員工的報酬按公允價值攤入各期成本費用。值得一提的是，新會計準則要求特殊行業企業預計用于環境恢復的棄置費用計入資產成本中。

由此可見，新企業會計準則的全面實施，一方面必將改變我國會計準則和國際會計準則之間存在較大差異的現狀，極大地推進我國爭取市場經濟地位的工作，有利于擴大對外貿易，應對國際反傾銷調查，減少對外貿易過程中的損失，促進世界經濟的和諧發展；另一方面，企業會計準則體系將企業擔負的社會責任引入會計系統中，將有利于科學、合理、全面地反映成本信息，完善成本補償制度，在保證企業可持續發展的同時又很好地協調了經濟發展、環境保護和人力資源開發等方面的關系，體現了以人為本，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的基本理念。

篇5

關鍵詞：不完全信息 銀行信貸 信貸配給

我國銀行信貸資金配置的現狀

銀行信貸資金供給會對一國經濟產生重大影響，而現階段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資金配置存在著一些缺陷：第一，由于商業銀行尤其是四大國有銀行前幾年在國家的行政干預下將大量款貸給國有企業，導致不良貸款率較高，因此最近幾年商業銀行加大了風險管理力度，惜貸行為較為突出。2004年第一季度，金融機構人民幣貸款增加8351億元，同比增多247億元；而同期人民幣存款增加1.25萬億元，同比多增1128億元。3月份末，本外幣貸款余額17.9萬億元，而同期本外幣存款余額有23.3萬億元。可見，無論是存量還是增量，銀行存款數額都遠遠大于貸款數額。第二，目前銀行“惜貸”主要是惜對中小企業的貸款，而對國有企業卻照貸不誤。盡管銀行的內部管理體制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受傳統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仍擺脫不了政府的干預，其信貸資金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斷投向國有企業。有些國有企業經營效益并不好，因此影響了銀行信貸資金配置的效率。例如1998年，我國商業銀行信貸資金的配置主要表現為：我國銀行的資金配置存在著明顯的“所有制歧視”，其中國有企業得到銀行貸款39202.6億元，占銀行貸款總額60613.2億元的較大比重，而非國有企業包括很多中小企業從銀行那里得到的貸款卻很少。銀行信貸的結構與我國的經濟結構已經存在著明顯的不對稱現象：20世紀末，我國中小型企業已經占企業總數99.68%，工業總產值占61.6%，從業人員占72.9%，中小企業為我國的經濟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很多中小企業還是高科技企業，有力支持了國家的科技創新和技術進步，20世紀90年代我國工業新增產值76.6%是中小企業創造的。一方面，大多數中小企業正處于成長期，自身資金積累的并不多，急需銀行貸款的支持，而巨大的資金缺口嚴重阻礙了中小企業的發展。另一方面，很多效益不佳甚至瀕臨虧損的國有大型企業卻能輕而易舉的從銀行貸到款項。銀行信貸的傾斜嚴重背離了我國的經濟發展結構，不利于我國的經濟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

銀行信貸結構失衡的經濟學分析

經濟學對完善和有效率的市場體系做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假設：信息是對稱的。事實上，在現實經濟社會中，信息往往是不對稱的，產品的生產者擁有比消費者更多的關于該產品的信息。商品市場是這樣的，銀行信貸市場同樣如此。本文在分析銀行信貸市場時，假定利率是自由浮動的。

面對信貸市場，我們通常認為有兩種類型的銀行貸款――高質量貸款和低質量貸款，首先假定借貸雙方都知道貸款的質量，并且認為高低質量的貸款各占50%，這樣就會像圖A和B那樣顯示兩個不同類型的市場。在A圖中，DH是信譽較好的借款者對貸款的需求曲線，SH是高質量貸款的供給曲線。同樣，在B圖中，DL和SL分別是低質量貸款的需求和供給曲線。在任何給定的條件下，DH曲線均低于DL曲線，這是因為對于信譽較好的借款者來說，較高的貸款利率不能接受，所以在同樣的利率條件下，其貸款需求必然比信譽較差的借款者要少。同樣，SH要低于SL，因為銀行更愿意提供高質量的貸款。如圖所示，高質量貸款的市場利率是I1，低質量貸款的市場利率為I2，I2>I1，兩種類型的貸款均衡數量都是Q1。由此可見，在信貸市場信息對稱時，銀行能夠清楚地了解企業的信用狀況，并根據貸款的風險水平來確定利率，信用狀況較差的企業盡管借款利率提高了，但仍然能夠從銀行借到款。

實際上，銀行的貸款者對企業貸款的質量并不像企業這么了解，企業在借款時也會想方設法隱瞞自身的經營狀況，以有利于借到款。起初，銀行可能會想，他們貸出去的款是高質量的可能性為50%，因為在信息是對稱的情況下，每種貸款的均衡數量都是Q1。因此，在發放貸款時，銀行預期該筆貸款的質量中等。（當然，貸款一段時間以后，銀行會知道該筆貸款的質量）在A圖中，對中等質量的貸款供給用SM表示，它低于SL但高于SH，就如數字顯示的，現在將較少的高質量貸款Q2和較多的低質量貸款Q3貸出。當銀行明白，大多數貸出去的款都是是低質量貸款時，他們的供給就會發生變化，如圖A所示，新的供給曲線可能不斷向上移動，使貸款的組合進一步轉向低質量。供給曲線的移動會持續下去，直到銀行貸款全是低質量貸款為止。此時，貸款利率太高，使得信譽較好的借款者不愿意通過銀行貸款，因此銀行可以正確的假定，他們貸出去的款都是低質量的，而供給曲線就是SL?，F實生活中，這種情況是極端的，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高質量貸款的比例會比銀行在貸款前就預計到的要少。由于信息的不對稱，低質量的貸款會充斥信貸市場。

所以，在信息不對稱的情況下，銀行預計貸款大多數為低質量貸款，銀行可能會提高利率來補償風險。但是，提高利率又會導致企業貸款出現“逆向選擇”，信譽好的企業會因為貸款成本提高而改用其他途徑籌集資金，這樣會導致信貸市場上剩下的都是信譽不好的企業，從而導致低質量貸款占貸款總額比重越來越大。而且，我國商業銀行貸款利率是受到嚴格管制的，利率不能自由浮動，因此銀行就更不可能通過利率手段使信貸市場“出清”。面對信息不對稱，我國商業銀行普遍實行了“信貸配給”，使得信貸市場上貸款供給遠遠小于貸款需求。我國的中小企業大多數處于成長階段，規模較小，抗風險能力還不是很強，加上很多中小企業財務會計制度不健全。由此可見，中小企業貸款難也就不足為怪了。

解決中小企業與銀行間信息不對稱的對策

麥爾斯（myers）和馬吉勞夫（majlus）考察了非對稱信息對企業融資成本的影響，建立了“融資順序理論”，認為債務融資所占企業融資總額比重越高，則企業的質量較高，信譽較好；反之，企業的質量比較低。因為企業的債務融資需要到期還本付息，而股權融資只是根據企業的利潤進行分紅，沒有償還債務的壓力。對于低質量企業來說，債務融資壓力較大，股權融資壓力較小；而對于高質量企業來說，會首選債務融資，因為債務融資只需還本付息就行了，而股權融資卻要根據利潤進行分紅，利潤越高，分紅的數額就越大。但是，以上理論不太適用于我國，因為我國的資本市場發展滯后，中小企業上市融資有很大的障礙。既然這樣，只能尋求其他途徑解決因為信息不對稱而導致的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

設立專門負責中小企業貸款的中小銀行

與大銀行相比，中小銀行更適合為中小企業融資。中小銀行在對中小企業貸款時往往有信息上的優勢，能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關于這種優勢，學者Banerjee曾經提出了“長期互動”假說，認為中小銀行一般為地方性金融機構，通過長期與中小企業合作，對中小企業的了解程度逐步加深，能有效地緩解信息不對稱所帶來的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

在我國，應該首先在東部地區發展中小銀行，然后逐步推廣到中西部地區。因為我國東部地區民營經濟發達，中小企業如雨后春筍般崛起，產生了大量的貸款需求。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數據顯示，小企業的數量，東部、中部各占42%，而西部只占15%，產值東部占到66%，中部占26%，西部只占8%。如果東部的中小企業大量貸款需求得不到滿足，勢必影響經濟的發展，因此銀行首先要滿足東部中小企業的貸款需求，在東部設立中小銀行就是當務之急。

發展資本市場以拓寬中小企業的融資渠道

我國的中小企業貸款難，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國資本市場不發達所造成的，中小企業很難通過股票市場融資。比如，《股票發行與交易暫行條例》規定，發行人股票上市的審批條件之一：發行后的股本總額不少于人民幣50000萬元，對于規模不大的中小企業來說難以達到此要求。因此，我國應發展資本市場，為中小企業的融資開辟新的渠道。我國的證券市場可以專門設立二板市場為中小企業籌資，降低中小企業上市的門檻，并且優先考慮那些技術含量高的科技型中小企業。

建立中小企業誠信記錄檔案

建立誠信記錄檔案后，銀行就可以根據企業以往的貸款記錄來考察企業的信用狀況以及決定是否對該企業發放貸款。假設銀行會根據企業前幾次的履約情況對它安排這次的貸款，如果企業有過哪怕一次的違約行為，銀行這次都不會貸款給它。為了分析問題簡便，假定企業每次借款去投資所得收益均為R，每次貸款應還本息為D，借款期限為一年，市場利率為m 。如果企業違約了，則銀行得不到任何本息。如果企業這次違約了，那么它就不用還本付息了，得到的收益R全歸自己，但是企業以后再也不能從銀行貸到款了。如果企業每次都履約，那么得到的利潤是R-D，以后每次都能從銀行貸到款，折算成現值為 (R-D)/(1+m)+(R-D)/(1+m)2+(R-D)/(1+m)3+……，整理后得到(R-D)/m.如果R

結論

由于信息不對稱導致銀行不愿對中小企業貸款，而許多中小企業正處于成長期，資金的匱乏直接制約其發展，也阻礙了國民經濟的增長。目前，我國商業銀行的信貸結構已經嚴重背離了我國的經濟結構。大力發展我國的資本市場，完善中小企業信用擔保機構等措施都是解決由于信息不對稱而導致中小企業貸款難的方法。另外，對于我國的商業銀行來說，應該調整信貸結構，加大對中小企業、個體經營戶的信貸支持力度，在對中小企業進行信貸時，應該認真分析各方面的情況，以保證貸款的質量。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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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會計信息質量；投資行為；委托

一、引言

企業資本投資作為一項重要的戰略性決策，可能因為問題和信息不對稱而導致過度投資或投資不足，從而對股東財富帶來損害。為此，公司股東必須尋求有效地治理機制來緩解公司的沖突和信息不對稱。國外研究表明，會計信息由于具有治理和定價功能，被認為是緩解公司中沖突和信息不對稱的主要機制之一。對中國公司，會計信息是否也能發揮相應的定價和治理功能，從而抑制企業的過度投資，國內尚無相應的研究結論。為此，筆者研究了國內外相關的文獻，為以后的研究奠定基礎。

二、文獻綜述

委托理論認為過度投資主要源于現代公司中股東和債權人及股東和經理人的利益沖突。JENSEN（1976）等指出在股東和經理人利益一致的前提下，由于股東與債權人的收益和風險不對稱使得股東/經理人有動機從事過度投資。進一步，JENSEN（1986）指出，在現實世界中，股東和經理人也存在利益沖突，當企業存在大量的自由現金流量時，經理人有可能利用自由現金流投資于負NPV項目，以追求企業規模擴大而帶來的各種利益。信息經濟學理論認為，過度投資主要源于現代資本市場中外部投資者和上市公司的信息不對稱，以及公司股東和公司管理者的信息不對稱。MYERS（1984）指出，公司外部投資者和內部經營管理者之間存在著有關企業現有資產價值或企業投資項目預期現金流收益方面的信息不對稱時，為實施投資項目所發行的融資證券有可能在資本市場上被投資者高估或低估，從而導致企業過度投資或投資不足。NARAYANAN（1988）在一個不對稱的信息世界里，當外部人對公司質量沒有內部人信息靈通時，企業可能實施NPV 小于零的項目，生過度投資現象；同樣，公司股東和公司經營管理者在公司經營方面的信息不對稱，將導致內部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加劇公司中的委托沖突，擁有較多信息的經理人將產生建造“企業帝國”的動機，以最大化自身的利益。國內學者的研究表明，沖突和信息不對稱同樣會導致我國上市公司的過度投資。例如，何金耿等（2001）研究發現我國上市公司經理約束機制并非普遍有效，經理機會主義動機會導致企業高額利潤留存，引發過度投資。潘敏等（2003）指出信息不對稱，以及我國上市企業特殊股權制度安排導致了股權融資下過度投資的發生。唐雪松等（2007）認為，在我國國有企業“內部人控制”依然存在及不存在完善經理人市場的情況下，上市公司經理有可能利用企業自由現金流進行過度投資。會計信息作為公司內部會計系統和公司外部報告系統共同作用而產生的產品，它反映了公司的財務狀況和經營表現，對緩解信息不對稱以及沖突具有重要作用。會計信息在緩解信息不對稱上的作用主要來自于定價功能，即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向投資者提供形成正確資產定價和投資決策的相關信息，減少由于錯誤的定價或投資決策帶來的損失。會計信息在減緩委托沖突上的作用主要來自于會計信息的治理功能，即在公司治理機制中輸入財務會計數據以提高公司治理效率，降低成本。在我國，隨著資本市場的不斷發展和會計準則的不斷完善，會計信息的這種定價功能和治理功能也不斷凸顯。例如，汪煒等（2005）發現我國自愿信息披露水平指數較高的公司當年的權益資本成本較低。曾穎等（2006）研究發現信息披露質量較高的公司邊際股權融資成本較低。正是由于會計信息在緩解信息不對稱及降低成本中的作用，筆者預測，提高會計信息質量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企業過度投資。這是因為：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可以向公司外部投資者傳遞有關企業現有資產價值或企業投資項目預期現金流收益方面的信息，減少融資證券有可能在資本市場上被投資者高估或低估的可能性，從而抑制了企業投資決策中過度投資行為的發生。高質量的會計信息可以向公司股東傳遞公司經營管理者在公司經營及投資績效等方面的信息，減少擁有較多信息的經理人有可能產生的道德風險，從而抑制經理人為最大化自身利益而進行的過度投資行為；高質量的會計信息還可以向公司的債權人傳遞公司準確的經營信息，從而約束因股東與債權人收益與風險的不對稱性而導致的過度投資動機。

參 考 文 獻

[1]JENSEN.M，MECKLING.W．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

-ior．Agency Cost and Capital Structure[J]．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

-cs．1976，3（4）：305～360

篇7

關鍵詞：經營性盈余 非經營性盈余 資本市場價值定價 會計規則 會計質量

一、引言

如何對資本市場進行定價？這是自從有金融學和會計學研究以來，眾多會計研究者經久不衰的研究主題。根據公認的觀點，采用資本市場價值與公司會計信息的質量好壞呈正相關。本文試圖通過使用不同模型對上市公司經營性盈余，非經營性盈余與資本市場價值的相關性，探討我國上市公司在歷經我國會計規則的變化時，資本市場價值是否會因為會計規則的變化所導致會計信息質量的變化而變化，尤其是經營性盈余與非經營性盈余。從不同的方法和模型來驗證其它研究者們的結論。我國會計準則的變化主要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94年至1997年。1991年11月26日財政部下發了《關于印發（企業會計準則第1號――基本準則）（草案）的通知》，向全國廣泛征求意見。1992年11月30日 正式了建國以來中國第l號會計準則《企業會計準則》，并決定自1993年7月1日起在全國正式實施。該規則基于歷史成本，沒有實質性的影響。第二階段：1998年至2000年。從1992年《企業會計準則》以后，財政部即著手草擬制定具體會計準則，為保證準則質量，分別成立了國外、國內兩個咨詢專家組和財政部會計準則委員會。經過三年多的努力，1996年完成了30多個具體會計準則征求意見稿，分四輯印發各地征求意見。并于2008年執行。該規則增加了披露的要求，允許企業自行決定是否計提減值準備以及具體的計提比例，增加了企業自由選擇的空間。第三階段：2001年至2006年。2001年財政部先后修訂、頒發了16項具體會計準則。該規則的重點是取消了公允價值，對于計入利潤的項目進行限制。減值準備從四項增加到八項。明確了關聯方非商品銷售的利潤計入資本公積。第四階段：2007年至今 。2006年2月15日頒發38項具體準則形成企業會計準則體系。這些具體準則的制定頒布和實施，規范了中國會計實務的核算，具有重大變化。大量引入公允價值計量，基本與國際接軌，大大改善了中國上市公司的會計信息質量和企業財務狀況的透明度，為企業經營機制的轉換和證券市場的發展、國際間經濟技術交流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本文主要考察了這些會計規則的變化如何影響公司會計信息和質量，進而影響公司的市場交易價值，前提條件是假定市場有效理論成立， 而且投資者們利用會計信息做為投資依據（其實在我國，投資者很少參照會計信息進行投資， 而且宏觀政策對市場的影響很大），投資者能理易，市場能有效地反映集體智慧。而會計信息質量是根據Barth的模型，同時采用普遍的觀點：高質量的會計信息是指會計計量和確認的及時性和穩健性。采用了營業收入與非營業收入和所有者權益如何反映出上市公司資本市場價值。先對主變量進行回歸分析，然后逐步加入控制變量，虛擬變量和交叉變量進行對比分析和穩健性檢驗。同時對國企私企進行了探討。

二、文獻綜述

（一）國外文獻 Ohlson（1995）利用凈收入和資產負債與市場價值的相關性來考察會計信息的質量與資本市場價值的相關性，開創了盈余與資本市場價值研究的先河，隨后很多學者接踵而至，紛紛采用此方法對會計信息和市場價值進行研究。Barth（1998）采用了與此類似的模型對美國破產公司和風險大的公司進行了研究，同時還對美國其它公司根據行業和風險進行了分析。Ball（2003）對東亞四國（香港，新加坡，泰國和馬來西亞）的會計收入與資本市場價值的研究表明：影響一個國家的資本市場價值主要是由該國的政治經濟和市場機制決定，而不主要是由會計規則決定。

（二）國內文獻 國內學者對收入包括正常盈余與非正常盈余）與資本價值的相關性進行了研究。注重會計準則的變化和會計質量與市場價值的關系。杜興強等（2008）使用了凈資產模型，盈余和應計項目度量法，以及盈余與資本市場度量法對會計規則的改變和會計質量，資本市場價值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發現我國資本市場價值受諸多因素的影響，政府的宏觀政策，法制規則和市場機制等，高質量的會計規則并不一定帶來高質量的會計質量和市場價值。這與Ball（2003）研究東亞四國的結論一致。

三、研究設計

（一）樣本選取和數據來源 以上海和深圳二地A股1995年至2008年的年報數據交易為研究對象。這樣會計規則變化的4個階段的數據都有。并進行了如下剔除：金融類公司（153個），主要是此類公司的資本結構比較特殊；ST和PT公司，共1087個，這類公司的股票市場波動大，股票價值未必能真正反映會計信息；數據缺失，不能匹配的樣本；最大值和最小值；B股，因B股是針對國外投資者。數據來源于國泰安經濟金融研究數據庫CSMAR的年度報告。

（二）變量定義 （1）主變量定義。第一，市場價值： Market Value（MVE）。公司市場價值是在有效市場理論成立的前提下，衡量公司的會計信息所反映的公司的價值的變量。但市場價值還受很多市場因素的影響，如整體市場風險，宏觀經濟政策等，同時也受公司的規模，公司資產結構和所在行業等因素的影響。這里根據Bart模型， 采用公司年度股票市場交易得出的市值， 但考慮到公司規模的影響， 將市值除以該公司的年內平均總資產（年初總資產和年末總資產的平均），以降低公司規模的影響。第二，營業性盈余/主營業收入： Operating income/Earnging （OINCOME）。是指企業的的日常生產經營活動收入，且是重復發生的，如銷售收入。這里采用公司年度報表上的營業收入減去營業支出，同時，為降低規模效應的影響，將公司營業收入除以公司內平均總資產。第三，非營業盈余： Non Operating Income/Earning（NOINCOME）。是公司的非營業活動的收入減去非營業支出，一般情況下不會重復發生，如資產的處置等非經常性活動產生的收入。將收入分成營業和非營業，主要是基于我國公司會計盈余操作的普遍性，來考察上市公司是如何進行盈余管理的。 同樣，為降低規模效應的影響，將公司非營業收入除以公司年內平均總資產。第四，所有者權益的賬面價值： Book Value of Equity（BVE）。同理，為降低規模效應的影響，將公司年度賬面價值除以公司年內平均總資產。（2）控制變量（Control Variables）?？刂谱兞慷x如下：公司規模： SIZE（Lnsize）。為減低公司規模效應，對公司規模取公司年初總資產的對數， 以使其回歸結果較平滑。國內經濟增長率：GDP（LnGDP）。股票市場受總體經濟因素的影響，所以為降低次影響，加入了GDP對數作為控制變量。消費者物價指數：CPI（LnCPI）。通貨膨脹對股票市場有一定影響，而消費者物價指數又是衡量通貨膨脹的指標。所以加入此指標作為控制變量。ROE=凈利潤/所有者權益。ROA=凈利潤/總資產。（3）虛擬變量和交叉變量。對經營性盈余非經營性盈余和所有者的權利的賬面價值分別設立虛擬變量， 以測量當這三者為負數時對公司市場價值的影響。經營性盈余的虛擬變量：如果經營性盈余為負數時， 也就是虧損時，OINCOME_Neg = 1，反之，則OINCOME_Neg=0。非經營性盈余虛擬變量：當 OINCOME

（三）模型建立 采用Barth（1998）的價值評估模型：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e（模型1）。在模型中，可選擇性的加入不同的變量（具體變量的加入見表說明），使用了下面的模型：（1）加入資產規?？刂谱兞浚?/p>

模型2：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LnSize+ e

（2）加入資產規模，GDP和CPI 控制變量：

模型3：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LnSize+ LnGDP+ LnCPI+ e

（3）加入資產規模，ROA 和ROE后：

模型4：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LnSize+ ROA+ROE+ e

（4）加入資產規模和3個虛擬變量后 （用于穩健性檢驗）：

模型5：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LnSize+OINCOME_Neg + NOINCOME-Neg + BVE-Neg + e

（5）加入資產規模，3個交易變量和他們的交互變量 （用于穩健性檢驗）

模型6：MVEit = a + b OINCOME + c NOINCOME + d BVE + LnSize+ OINCOME_Neg + NOINCOME-Neg + BVE-Neg+ OINCOME

*OINCOME_Neg + NOINCOME *NOINCOME - Neg + BVE *BVE-Neg + e

四、實證結果分析

（一）描述性統計 在剔除PT、ST，銀行金融類股和一些極端值，以及B股和1994年前的數據后，共有11591個樣本。其分布如下：私企占33%， 國企占70%， 按行業分類，制造業占60%左右。如（表1）和（表2）所示。（表3）是均值、標準差最大和最小值的統計列表，從中可以看出市場價值和ROE的波動性最大。

（二）回歸分析 下面的回歸結果是先用最基本的模型，也就是4大主變量――市場價值與經營性盈余，非經營性盈余和所有者權益的回歸結果，然后逐步加入控制變量和虛擬變量進行回歸。

（1）總體回歸分析。從（表4）和（圖1）可以看出，只用主變量――市場價值與經營性盈余，非經營性盈余和所有者權益回歸的R平方30%，當加入規模對數控制變量后，R平方增加了8.4%， 到39%， 但加入控制變量CPI和GDP的對數后，其影響不到1%，所以在隨后的實證分析中，就不再使用這2個控制變量。隨后又加入控制變量ROE 和ROA，此時對R平方的提升只有2% 不到，而且還帶來了多種共生性問題，使得ROA的VIF值達19.66， 而且對經營性盈余和非經營性盈余的VIF分別達到：8.11 和14.63。這是因為這2個控制變量都是由盈利作為分子，而且ROA的分母還是總資產，所以ROA與盈余的2個主變量很接近。因此在該文中的其它實證分析就較少采用此二變量。然后在加入控制變量資產規模的對數后，又加入3個虛擬變量――經營性盈余的虛擬變量OINCOME_Neg，非經營性盈余NOINCOME-Neg，所有者權益虛擬變量：BVE-Neg。其結果是對R平方提升了1.7%左右。但有個別虛擬變量不顯著， 需要進一步檢驗。在上面的模型中，再加入交叉變量，經營性盈余*經營性盈余的虛擬變量OINCOME_Neg，非經營性盈余*非經營性盈余NOINCOME-Neg，所有者權益*所有者權益虛擬變量：BVE-Neg。回歸結果是R平方提升了5%。總的說來，回歸結果較理想，除個別情況，幾乎所有的檢測的P值都為0。說明這3大變量與市場價值關系很顯著。經營性盈余的回歸系數最大，其次是所有者權益，最后是非經營性盈余。可參見下面的分析。

（2）分年度回歸分析。分年度回歸分析結果見（表5）和（圖2）。可以發現，會計信息與市場價值在不同的時間呈現波動性的相關關系，1996年的會計價值相關性最高，但此時的會計準則質量卻比2001年和2006采用的公允價值的新準則的質量低。這結論與國內著名會計學者杜興強采用P=a + b EPS + c BV + e （P 為股票價格，EPS為每股收益，BV 為每股凈資產） 得出的結論可謂殊途同歸。2001年至2006年系數低的原因可能是因為會計規則采用了歷史成本，而不是公允價值來計量，所造成。而2007年系數較比2008年低，可能的解釋是2007年的宏觀政策導致了資本市場股價較高，而2008年股價是2007年的1/3， 這樣造成了資本市場價值偏低，而會計信息變動不大，相比而言，會計信息的比例就偏高。杜興強教授（2008）把造成這種差異的原因歸咎于法制水平，公司治理結構和盈余操作。也與Ball對研究東亞四國得出的結論一致，那就是會計信息質量和資本市場價值不只取決會計準則的質量，更重要的是取決于政治經濟和市場環境以及會計運作機制。

（3）按會計規則變化時間段的回歸分析。按會計規則變化時間段的回歸分析結果見（表6）、（圖3）和（圖4）。（圖3）得出的結論與（圖2）的結論一致。在會計準則質量低的1995年至1997年，其價值相關性卻是最高，而相比其它時段的會計質量，1995年至1997年會計信息與市場價值的相關性卻要好些，這與該階段的會計規則質量低不一致。 除了上述所說的法制水平和市場機制等因素外，樣本數量顯著不對稱（2001年至2006年的樣本數量占55%， 而1995年至1997年的樣本數量卻只有8%）是否有影響，值得考慮。不過，會計準則質量被公認為高于2001年至2006年、1998年至2000年的階段的2007年至2008年，其會計價值相關性高于這2階段，與其會計準則質量一致。（圖4）說明經營性盈余的相關性最高，其次是所有者權益。這與國內眾多學者采用不同模型得出的結論一致。2001年至2006年期間回歸系數偏小，這是因為該期間的會計規則采用了歷史性成本計量，而不是反映市場價值的公允價值計量，使會計數據偏低所致。總的說來非經營性盈余系數最低，而且有時檢驗結果還不顯著。1998年至2000年和2001年至2006年，這2階段的非經營性盈余系數為負，說明該變量與資本市場價值呈負相關，這主要是新的會計規則和證券監管，使非經營性盈余的操控難度加大，尤其是2001年起，更為嚴格的會計規則來控制非經營性盈余操控。而2007年至2008年的數值較2001年至2006年高，可能原因是因為股票波動性大有關。

（4）按企業性質的回歸分析。以總樣本做為對照組，國企和私企分別與總樣本，進行對比，分別觀察國企或私企在這會計規則變化期間，與總樣本相比，是否有著相似的影響。結果見（表7）和（表8）沒有用國企和私企進行比較，以避免內生性問題，因為二者本來就不同。從（圖5）可以看出，國企在會計規則變化的前3個階段，受會計規則的影響與總樣本相比，沒有多大差異。但在會計規則變化的最近階段， 也就是2007年起使用的公允價值計量法，國企的向上分散，正面影響大些，可能與其資產結構有關。（圖6）把私企加入，可以得知，在前3階段，國企和私企的受會計規則變化的影響接近，但從最近階段來看（2007年至2008年）， 私企受會計規則的影響與總樣本很類似，但與國企圖形走勢分散。其原因可能是因為國企資產規模比私企大幾倍，采用公允價值后，其資產規模變化更多，極為不對稱所致。從國企和私企的統計數據來看，規模調整后的平均市場價值MVE：國企是2.005997，私企2.295417，國企比私企的低10%左右， 但經營性盈余： 國企0.0529125，私企是0.0412428，私企卻比國企高出20%， 而國企和私企的非經營性盈余和所有者權益的差異不大，在5%以內。但如果以未進行資產調整的數據來看：國企是：平均市場價值是5.07e+09，平均經營性盈余2.08e+08，平均總資產是4.36e+09，平均所有者權益是2.06e+09， 而私企的分別是：2.45e+09， 3.86e+07，1.64e+09，7.74e+09。從中可知國企在這些指標方面是私企的倍數。其不對稱性不言而喻了。

五、結論

我國會計規則歷經多年的變更和改革，會計規則作為一種法規也越來越完善，這無疑對會計的規范，會計質量的提升有一定的幫助。加之證券市場也越來越規范化，可以期盼的是會計信息與資本市場價值的相關性會越來越大。通過對經營性盈余和非經營性盈余與資本市場價值的相關性研究，從不同行業、不同會計年度、和國企私企角度，證實了此點。但是如果一廂情愿的認為只要采用了較高質量的會計規則，那資本市場價值和會計質量就會自動提高，其良好的愿望只能是以失望而告終。市場經濟、完善的會計實務運作和監督執行機制，才是切實保障會計規則得以有效的執行，也才能迎來高質量的會計質量曙光。這就是Ball對東亞四國會計信息質量研究得出的結論。也是我國眾多學者研究后得出的寶貴經驗。如杜興強，劉峰，蔣義宏等在研究會計信息與市場價值的相關性后提出的加強公司治理，建立健全公司管理機制和會計監督機制。同時，除了加強公司治理，內部控制外，還應提升職業道德水平和誠信制度。強化會計工作者的獨立性，加大懲罰力度也是提升會計信息質量和資本市場價值的重要機制。最后，值得思考的是，所有用會計信息質量來衡量資本市場價值或Vice Versa是基于這一假設：投資者利用會計信息進行投資策略，而且是理性和有效的市場。但是在我國，一是市場受政府宏觀政策影響極大，二是投資者普遍存在投機，他們以所謂的技術指標，也就是圖形作為投資的依據，而不是使用公司的基本面，也就是會計信息進行投資選擇。很多人連公司做什么都不知道。在這種背景下，使用會計信息來衡量資本市場價值或有多少意義？相關性有多大？可靠性如何？而那些所有的資本市場價值與會計信息相關的所有模型都是基于市場經濟、理性投資、成熟的資本市場，以及私有經濟、健全的法制法規與有效的監督機制、政府較少的干預。利用這些模型是否適合我國的特定環境?

參考文獻：

［1］蔣義宏、王麗琨：《非經常性損益緣何發生？――來自虧損上市公司年報的證據》，《證券市場導報》2003年。

［2］杜興強、趙景文：《財務會計信息與公司治理》， 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3］劉峰、周福源：《國際四大意味著高審計質量嗎》，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4］何曉群：《現代統計分析方法與應用》， 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5］Hamilton Lawrence著、郭志剛等譯： 《應用STATA做統計分析》，重慶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6］Johnston J.著、唐齊鳴等譯：《計量經濟學方法》，中國經濟出版社2002年版。

［7］陸正飛、姜國華、張然： 《財務會計與資本市場實證研究》，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8］Barth M and Beaver W.. Relative valuation roles of equity book value and net income as a function of financial health.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1998.

［9］Ball R and Brown P.. An empirical evaluation of accounting income numbers.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 1998.

［10］Ball Retall. Incentives Vs standards： properties of accounting income in four eastern Asian countries.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 2003.

［11］Sloan Richard and Dechow P.. Do stock prices fully reflect information in accruals and cash flows about future earnings? The Accounting View， 1995.

篇8

1.會計信息供給的非均衡性

(1)會計信息公開披露的競爭劣勢成本造成會計信息生產不足

企業公開披露其會計信息時所提到的本企業生產機會可能會作為信息，傳遞給另一個企業，使另一企業能進行同類產品的生產，或能學到改善經營管理的策略。在這種情況下，企業公開披露其會計信息不僅要承擔信息生產成本，更為重要的是競爭劣勢成本。由于競爭劣勢成本的存在，企業管理當局在對信息披露進行決策時，要在是讓資本市場準確地評估企業的股票價值而擴大披露，還是為使企業在產品市場上的競爭優勢最大化而減少披露之間作出權衡。依照成本效益原則，只有信息披露的邊際收益大于或等于其邊際成本時，企業才會自愿披露更多的會計信息。然而，實務操作中，由于部分披露成本和收益的不可計量性，企業很難把握披露信息數量的最佳點，在此情景下，企業通常不愿過多地披露會計信息，以避免過高的競爭劣勢成本。

(2)會計信息的外部性造成會計信息生產不足

根據市場機制理論，會計信息的供給是由股東、債權人、政府、潛在投資者及公司管理當局的決策需求決定的，但它作為會計信息市場中的產品又具有其特殊性，它與私人物品(Private goods)不同，具有公共物品(Public goods)的屬性。即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

會計信息一旦披露出來，由于非競爭性和非排他性特性，根本無法阻止和排除那些沒有分擔任何成本的信息使用者對其進行消費，信息披露成本不能得到公平分擔，致使企業私人邊際成本和社會邊際成本發生背離，必然產生所謂的“搭便車”行為。“搭便車”現象的存在，將導致企業在決定信息披露量時不會考慮非購買者的特定信息需求，使得會計信息的充分披露原則面臨嚴峻的挑戰，產生會計信息供給（或者說生產）的不足。

2.會計信息需求的非均衡性

(1)會計信息需求的多樣性

會計信息的需求方相對于供給方來說其組成是一個復雜的群體，其組成的復雜性決定了其對會計信息需求的多樣性。然而，基于成本效益的考慮，會計信息的供給者不可能充分滿足每一個需求者的全面的需求，只能滿足大多數信息需求者的主要的信息需求。會計信息的供給與需求形成了單一供給對應多種需求的局面，導致信息需求者的部分需求得不到相應的滿足。

(2)投資者的投機行為導致投資者缺乏對高質量會計信息的需求

在不完善的資本市場上，大多數中小股民的投資是一種投機行為，而非真正意義上的投資。大多數股民作出投資決策不是根據企業公開披露的會計信息，而是根據大量的非會計信息和內部信息（即我們通常所說的小道消息）作出投資決策。大量股民不看會計報告或是根本讀不懂會計報告。需求者更關心股票市場上的非會計信息，而對企業的會計信息沒有需求的動力，甚至有些投資者對虛假的會計信息具有強烈的需求，這就無法激勵企業披露高質量的會計信息。

(3)會計信息需求群體尚未真正形成，需求缺乏動力

投資者或其他使用者是否成為真正的會計信息需求者，取決于三個條件:使用者對會計信息需求內在動力的大?。粫嬓畔⑹褂谜叩某墒斐潭?；使用者群體影響力的大小。滿足這些條件，真正的會計信息需求者才能產生，并會提出改進、規范會計信息的請求。然而，由于國家所有者的非人格化、資本市場的不夠完善、股票投資以個人為主并以投機為主要目的以及投資者素質普遍不高等原因，會計信息需求群體目前并未真正形成，導致會計信息需求缺乏動力，制約信息供給水平的提高。

3.會計信息供求的非均衡性

從會計發展的歷史和現狀來看，會計信息需求水平的提高是會計信息創新與發展的動力。然而，我國目前會計信息需求群體尚未形成，投資者職業水平不高，信息使用者力量較弱，難以提出改進會計信息披露的要求，會計信息需求不能有效地反作用于會計信息的供給。同時，會計信息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供給方不能從會計信息的供給中得到直接的經濟利益，甚至不能補償信息披露的成本。會計信息與一般商品不同，一般商品的供給者從商品的供給中可以得到經濟利益，所以，會計信息供給缺乏創造需求、引導需求的主動性。由此導致會計信息供求的非均衡性。

二、協調會計信息供求平衡的思路

會計信息披露的結果是政府干預下供給和需求共同作用的結果，在會計信息披露質量不高，會計信息有效性欠佳的情況下，究竟是強調供給還是需求？這關系到改革策略的選擇問題。從會計信息披露制度完善進程看，會計信息需求者的成熟程度所起的作用越來越大。因此，我們認為應強調會計信息有效需求，打造有效會計信息需求主體，既可以從根本上解決需求乏力，給會計信息供給以壓力，又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發展機構投資者，讓其成為資本市場投資者的主體

在真實會計信息的需求與吸收上，機構投資者與個人投資者是不同的，機構投資者更注重投資而不是投機，因此對上市公司會計信息的需求度更高，而且對會計信息的解讀、反饋能力更強。西方等資本市場發達國家的實踐經驗表明，只有當機構投資者成為市場“主力”，才能形成有效的上市公司會計信息需求主體。

2.建立專業信息服務中介機構

由于我國會計信息的需求方人數眾多、結構復雜，而且總體水平不高，對會計信息的使用還很不充分，這就更需要有一支高素質的專業信息服務中介機構來幫助需求者分析使用會計信息，使信息使用者在充分領會會計信息意義的基礎上作出有效決策。在信息價值大于信息搜尋成本時，投資者愿意購買專業信息中介機構所提供的專業化信息。當專業信息中介機構具有足夠的競爭性時，則投資者便可用較低的成本來取得與財務報告有關的信息，同時所取得信息的質量亦較高，股價所反映的信息集合的質量亦會較高。因此資本市場就需要專業信息中介機構來提高投資者的投資決策的質量，并用來作為外部的監督力量進一步促進公司提供高質量的會計信息。

參考文獻:

[1]李心合:會計信息供求矛盾及其協調問題研究[J].財經研究，1999，（11）

[2]鄧小洋:上市公司會計信息披露動機的經濟分析[J].學術交流,1999，（1）

[3]蔣昕:淺析會計信息的供給與需求[J].財會研究,1998,（6）

[4]曉遠:試論會計信息披露的供給理論[J].會計研究,1998,（6）

[5]蔣昕:淺析會計信息的供給與需求[J].財會研究,1998,（9）

篇9

一、系族企業內部資本市場的概念

眾學者從不同的視角給出了系族企業的涵義，借鑒綜合學者們的觀點，本文將系族企業概括為：企業集團的一種特殊存在方式，基于多元化經營，系族企業的實際控制人通過金字塔股權結構或交叉持股等方式，擁有高度集中的現金流控制權，從而達到對企業集團的控制和管理。

西方學者對內部資本市場的研究始于20世紀60年代，學者Alchian（1969）等人認為內部資本市場在融資、資源配置、信息獲取等方面較之外部資本市場有相對優勢。近年來，國內部分學者也逐漸將研究視角轉向內部資本市場，并取得可觀的研究成果，主要包括：內部資本市場的存在性、有效性以及效率配置的影響因素。學術界尚未對內部資本市場進行權威的定義，本文總結出一些公認的觀點：（1）多元化經營與組織結構是內部資本市場的存在基礎；（2）集團多部門間進行資金流動和資源配置，集中現金流量投向高收益的項目。

二、系族企業內部資本市場的功能優勢

1.緩解外部融資約束。資金的運作是企業發展的命脈，由于外部資本市場與企業之間普遍存在信息不對稱和問題的弊端，企業在進行外部融資時會產生較高的融資成本或難以及時籌集到所需資金。而內部資本市場的存在，集團多部門間的資金流動，一定程度上能夠緩解企業的融資壓力。

2.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信息質量。外部資本市場必須付出較大的代價來獲取企業內部信息，融資存在的成本和信息不對稱問題使企業必須承擔較高的交易成本以及融資風險。而內部資本市場中，各部門間獲取信息在真實性、準確性、及時性方面均占優勢。

3.優化資源配置、分散風險。基于內部資本市場的信息優勢，企業內部信息披露相對完整，企業能夠根據高質量的信息在投資項目中進行優化選擇，將資源再配置到投資收益較高的項目中，一定程度上也能夠分散企業的投資風險。

4.健全監督激勵機制。外部出資者只能取得相應于資本成本的收益，而內部資本市場中，集團總部擁有資金的剩余控制權，集團總部有更大的激勵去識別和監督旗下的成員企業。同時，成員企業為獲得更多的資本激勵和工作績效，會增強其工作能力。

三、內部資本市場機制運行存在的問題

1.過度投資和部門補貼。內部資本市場的存在有利于資金在企業的自由調配，投資項目更容易得到資金上的支持，對利益的追求驅使高層管理者還未冷靜分析便倉促下手，過度投資。原則上，企業應將有限的資源配置到邊際效益較高的項目中，然而在實際運營中，會因為關聯方、人情社會等因素投資于收益較差的部門，這種部門補貼行為會造成資本配置效率的下降，損害公司整體價值。

2.操縱利潤和粉飾報表。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實際控制人會將投資收益高的項目業績填補投資虧損的項目，以達到粉飾財務報表的目的。實際控制人在項目間操縱利潤、粉飾財務數據的行為會嚴重影響企業財務信息的失真度，投資者、相關權益方也難以依據真實、準確的信息做出正確的判斷，進而影響投資決策。

3.內部資本市場功能異化。在內部資本市場中，實際控制人會利用其控制權優勢進行一些非公允性關聯交易，扭曲了內部資本市場資本配置效能，通過內部資本市場進行利益輸送，影響集團企業的整體價值。主要包括：（1）大股東掠奪中小股東的利益；（2）掏空上市公司資產。

四、內部資本市場的治理對策

1.建立內部金融中介機構。原則上，資金在內部資本市場的自由流動、調配，能夠促進融資的便捷。但權利的高度集中容易導致一系列以損害公司整體價值為代價的利己行為。隨著系族企業規模的不斷擴大和內部組織結構層級的增多，可以建立內部金融機構來分散和避免控制權的過度集中。一方面，資金在企業內部進行合理分配，提高資本配置效益；另一方面，內部金融機構與外部資本市場的有效銜接能夠提高企業融資效率。

2.完善內部控制制度和治理結構。內控制度是否有效運行和內部治理結構是否合理將直接影響到內部資本市場的資本配置效率。系族控制人對項目做出的投資決策是依據組織內部結構信息的，設置內部組織結構監督激勵機制，嚴格履行股權激勵和薪資激勵相結合的方式，相互制衡和約束，增加企業信息的真實性、準確性、及時性，一定程度上能夠制約企業操縱利潤、粉飾財務報表的行為。

3.規范控股股東的責任義務。實際控制人濫用控制權，犧牲企業的權益來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現象已屢見不鮮，企業應嚴格明確股東的責任和義務，對投資決策、整體效益、交易風險承擔起相應的責任，對其他股東以及相關權益方保持誠信、對投融資相關業務保持謹慎的態度，一定程度上能夠避免內部資本市場功能的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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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降低外資準入門檻：進一步降低關鍵領域外資準入門檻、減少市場準入限制

2021年10月，商務部先后《“十四五”利用外資發展規劃》和《“十四五”服務貿易發展規劃》，提出有序推進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重點領域相關業務開放，穩步推進銀行、證券、保險、基金、期貨等金融領域開放，放開優質外國投資者對上市公司戰略投資條件，放寬外商投資法律、運輸等行業業務范圍、人員資質等要求，減少倉儲和郵政業、信息傳輸、體育娛樂等領域準入許可事項，結合負面清單調整涉及市場準入、投資經營的法律、法規、規章、規范性文件以及各類行政審批。《“十四五”服務貿易發展規劃》還提出，健全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在制造業、金融業等細分領域相關部委亦出臺專項政策促進產業發展。其中，工信部等10部委在2022年1月14日出臺的《關于促進制造業有序轉移的指導意見》中，提出引導外資投向先進制造等新興領域和中西部地區；銀保監會在2021年12月3日出臺《中國銀保監會辦公廳關于明確保險中介市場對外開放有關措施的通知》，大幅取消外資保險經紀準入限制。

（二）強調自貿平臺作用：強調發揮自貿區平臺試

點開放以及貿易聯動投資合作的功能“十三五”期間，中國自貿試驗區數量從4個增至21個，在國家層面復制推廣了173項制度創新成果，試點開放的作用進一步凸顯。實踐中，自貿區也發揮著貿易聯動投資合作的積極功能，2020年自貿區實際使用外資金額全國占比達到17.9%。2021年12月發改委、商務部《2021年版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將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進一步縮減至31條、27條，全面開放外資車企股比限制，實現自貿試驗區負面清單制造業條目清零。2022年1月1日RCEP生效，標志著全球最大的自貿區正式落成。為高質量實施RCEP，1月26日商務部等6部門出臺《關于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的指導意見》（以下簡稱《RCEP意見》），提出推動完善全國版和自由貿易試驗區版負面清單，落實好“十四五”規劃綱要關于有序推進電信、互聯網、教育、文化、醫療等重點領域開放部署。

（三）推進資本市場雙向開放：持續推動資本市場

互聯互通機制建設，繼續深化外匯管理體制改革2021年下半年以來，香港與內地資本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建設明顯提速，9月24日，債券“南向通”正式啟動；10月19日，“跨境理財通”雙向開通。跨境金融投資范圍雙向拓寬，2021年10月13日，QFII投資范圍擴大至商品期貨、商品期權、股指期權；2022年2月11日，存托憑證適用范圍放寬并建立市場化詢價機制。同期外匯管理改革亦持續推進。2021年9月，橫琴方案提出探索跨境資本自由流入流出、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簡化匯兌管理改革，12月29日《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外商投資股權投資類企業試點辦法》落地，“低門檻、無限制、投向廣”的政策優勢突出，便利境外投資者通過QFLP渠道投資內地企業。2022年年初，外管局在廣州南沙等4地設立跨境貿易投資高水平開放試點，開展QFLP、QDLP及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試點，拓寬自貿區內企業跨境投融資渠道、提升跨境投融資便利化水平。

（四）鼓勵機構金融創新：為金融機構跨境業務創

新特別是跨境人民幣業務創新提供更多政策支持2022年1月26日的《RCEP意見》鼓勵金融機構創新產品和服務，提高人民幣結算對貿易投資發展的支持作用。中國與多個RCEP國家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更緊密區域經貿合作對人民幣使用有更大潛在需求，客觀要求金融機構與時俱進提供配套人民幣產品。1月29日，人民銀行、外管局聯合境外貸款新規，首次針對境內外貸款業務構建統一政策管理框架，同時大幅放寬參與境外貸款的銀行范圍，由原來的“走出去”項目拓展至所有境外非金融企業，體現了鼓勵境外放款（尤其是本幣）和跨境資本雙向流動的監管思路。在中國對外開放進程持續加快背景下，新規的出臺為金融機構更深入服務中外工商企業跨境金融需求提供了更多便利，也為新時期中資金融業國際化經營拓展提供了更廣闊空間。除了中央層面的政策創新外，多個省市紛紛提出吸引外資的具體舉措。2021年10月深圳印發獎勵辦法吸引跨國公司設立總部，最高可獲600萬人民幣；2021年12月北京出臺25條措施穩外資，提出深化重點領域開放、打造總部經濟、投融資便利化、稅收優惠、優化外商生活服務等一攬子措施促進外商投資；2022年2月浙江提出利用外資實現新增長，制定“十四五期間累計實際利用外資1000億美元”的引資目標；2022年3月，全國首個聚焦外商投資權益保護的地方條例——《廣東省外商投資權益保護條例》正式施行，進一步完善了廣東擴大對外開放的法律框架。

二、政策展望：降低行業準入門檻、發揮開放平臺試點職能、完善深層次制度環境，仍是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邏輯

展望未來較長一段時間，繼續深入推動投資領域開放仍是“雙循環”戰略的核心內容，漸進有序預料將持續是政策優化調整的一貫原則和核心趨向。

（一）開放范圍層面：實體經濟領域側重引導外資流向，持續推動資本市場雙向開放

1.實體經濟領域側重引導外資流向，促進產業結構調整、優化外資區域分布中國已連續五年縮減全國和自貿試驗區外資準入負面清單，引導外資在產業轉型升級和科技創新中發揮積極作用。行業上，擴大鼓勵類投資項目、縮減負面清單仍是穩外資工作的重要抓手，先進制造業、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均是重點引資方向。地域上，2021年，我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分別增長14.6%、20.5%和14.2%，中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土地和勞動力價格相對較低、引資潛力和空間較大，未來隨著“一帶一路”持續推進、RCEP生效，中西部地區有望發揮政策及區位優勢，承接沿海地區產業梯度轉移、打造引資的新增長極。2.資本市場領域持續推動雙向開放，香港與內地互聯互通機制建設仍是重要內容疫情以來中國經濟平穩復蘇、人民幣資產價值凸顯，2021年外資凈流入3846億元、創近5年新高，境外投資者持有中國債券規模亦創下歷史新高。2022年全國兩會期間，穩步推動資本市場制度型雙向開放成為熱議話題，加快推進與國際資本市場通行規則的連接，建立融資功能完善、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的資本市場生態，是未來推進制度型雙向開放的重要工作方向。據統計，境外投資者持有內地股票超七成通過滬深港通購入，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是資金進出中國資本市場的重要通道，滬深港通擴容亦有望與中概股回歸形成良性互動。

（二）開放節奏層面，充分重視和利用自貿區、自貿港等開放平臺的試點開放功能

自貿區港有著貿易自由、貨物存儲自由、貨幣流通自由、人員進出自由等特征，天然的政策和區位優勢下貿易開放與吸引外資互促發展，2021年全國21個自貿試驗區吸收外資增長19%、海南自貿港引資實現翻番、服務業擴大開放試點示范地區服務業引資占全國的33.4%，各類高水平開放平臺已成為引外資高地。在未來一段時間內，以自由開放為總基調，開展差別化探索、發揮對外開放“試驗田”作用，推動現代服務業尤其是醫療、教育、數字經濟等行業的開放，將成為各類開放平臺的政策發力方向。此外，前海方案正式，也為兩地金融市場互聯互通進一步拓寬了先行先試的政策空間。

（三）制度保障層面，繼續全方位優化完善關鍵領

域的制度環境是新時期擴大開放的重要著力點不同于改革開放初期，以提供土地、稅賦優惠為主的簡單直接型引資，在改革開放超過40年、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攻堅期，深度優化關鍵領域的制度環境，引導外資投入與中國經濟轉型升級方向融合、提升外資在優化完善“雙循環”體系中發揮更深層次的作用，成為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核心要義。實踐中的重點領域，比如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短期內穩定匯率預期，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中長期持續完善匯率形成機制，發揮市場在匯率決定中的基礎性作用，增強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化，簡化外資進入程序和手續，擴大QFLP、QDLP、本外幣一體化資金池等試點規模和范圍，以高水平的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開放便利跨境貿易和投融資的資金流動。加強外商投資企業保護，通過立法保護企業權益、落實國民待遇等手段營造良好的引資環境，穩定外資企業預期，吸引優質跨國公司加大對中國投資，激發新的發展活力。

三、區域商業銀行的可能業務創新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