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新常態的特點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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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認清中國經濟發展模式和世界經濟結構之間的密切關聯，我們才有可能客觀和科學地認識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所需要的國際經濟條件，正所謂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傳統經濟發展的特點是顯而易見的，比如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低下的經濟發展效率、以投資出口為主導、經濟發展在高速增長和內外失衡之間相互交錯等等。而中國傳統經濟發展模式和形成和定型，都是和國際經濟環境相互依存的，可以說內外環境共同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的特點。

我們可以試從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這個角度來分析，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增長維持了高速增長的態勢，平均年增長率達到了9.5%，成為世界經濟發展的奇跡。而中國經濟之所以能實現如此高速的增長，和穩定的國際經濟秩序、資本市場的日益成熟、技術創新的逐步加快和開放的市場環境、美元為主的國家貨幣體系都是分不開的。戰后國際經濟秩序確立的美元中心體系、自由貿易體系、國際分工和產業轉移體系、國際經濟治理和危機救助體系都為中國的經濟發展提供了廣闊的機會和環境。

當時世界經濟已經進入到大規模國際產業轉移的第三階段向第四階段過渡的時期，一般加工業正迫切地需要從亞洲四小龍等新型工業化區向外轉移，中國作為當時經濟發展相對落后、勞動力成本更低的地區，成為世界工程的第一首選。中國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憑借自身的資源優勢、勞動力優勢成功地吸引了世界資本的注意力，在短時間內實現了經濟的快速發展，成功地再次買入工業化的進程中來。在吸引外資的過程中，大量的資金和技術涌入中國市場，傳統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技術缺口和資金缺口問題得到了妥善的解決，從農村地區釋放出的勞動力也得到了充分的調動，國內生產要素的聚合力效應發揮到了最優。

由此可見，國際經濟環境和中國經濟發展的模式是緊密相連的，經濟新常態和國際經濟環境是息息相關的。這些條件可以具體表現為市場條件、產業條件、貨幣金融條件、國際經濟治理結構條件等。開放性的國際市場使得中國制造既有了外部需求、又能夠彌補內需上的不足，容納了中國巨大的產量；發達國家在產業轉移和技術創新的過程中不斷給予中國彌補創新能力不足的問題；國際經濟治理結構使得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在國際經濟發展的配角能夠有一定的經濟秩序可以遵循；美元中心體系的維系可以使得中美經濟發展平衡得到長期的維系。

二、世界經濟結構大調整是中國經濟發展新常態戰略調整的外部原因

在后危機時代，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開始實施再工業化戰略，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發生了重要變化，這也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戰略的主要外部影響因素。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各國政府和?濟學家開始意識到僅僅依靠金融業和服務業的發展是難以支撐起經濟發展全局的，即便是處于世界經濟結構中心地位、金融業和服務業發展相當成熟的英美國家也是如此。金融危機之前世界經濟體系中長期的產業空心化使得世界經濟結構不可避免地呈現出多方面失衡的局面，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之間、消費和投資之間、進口和出口之間、潛在增長率和實際增長率之間都存在著嚴重的不協調，這造成了世界經濟發展只能長期靠赤字和借債維持，最終引發出世界性的經濟危機。

發達國家在實施再工業化發展戰略之后，中國面臨的經濟發展環境發生了的巨大的變化，不再能夠像過去一樣從發達國家轉移到新興產業、高新技術產業和價值鏈高端產業，從而進一步推動中國國內的產業升級和經濟發展。新興產業和高新技術產業決定著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質量和核心競爭力，直接影響著一國在世界經濟體系中的地位，當發達國家重新對其寄予厚望并希望用其來轉變經濟發展頹勢的時候，它們將不再愿意將這些產業大量地轉移給其他國家，從金融危機之后，發展中國家從發達國家獲得二流技術都變得異常困難了。此外，發達國家還通過政府投資、稅收優惠、政府采購等方式來推進本國新興產業的進一步發展，使得互聯網、新能源、物聯網、IT產業和打飛機產業等行業獲得進一步的提升。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只能依靠自主創新來和美國、其他發達國家對抗，并且將會面臨著越來越多的技術轉讓限制和貿易壁壘，也會承受著技術標準限制和多邊國際協定的阻礙。經濟新常態下，第三國新興市場已經成為中國的直接競爭對手。也就是說，中國在新興產業上重演和復制美國消費的結構將不再適用，上述因素使得中國經濟發展面臨的國際產業條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后危機時代，中國還面臨著一個國家經濟環境的變化態勢――自由貿易體系的式微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盛行。當前正處于集團化貿易和區域化貿易呼之欲出的關鍵時期，這將大大地改變中國經濟發展的國際市場條件。在改革開放之后，尤其是中國加入世界經濟貿易組織之后，中國出口導向型的經濟發展都主要依靠日漸開放和成熟的自由貿易體系。貿易自由化，尤其是商品貿易自由化使得中國經濟發展一直面臨的都是關稅降低和非關稅壁壘的貿易環境，而這對以產品出口為主要經濟增長點的中國來說是至關重要的。但是在金融危機之后的經濟衰退，各國都把制造業的發展作為重振本國經濟發展的利器，保護本國市場和促進本國就業成為各國經濟政策的主要宗旨，貿易保護主義也重新活躍起來。調查統計結果顯示，在金融危機之后，G20國家均紛紛出臺了保護貿易措施，截止到2015年這些出臺的措施有85%依然還在實施過程中。

三、中國經濟新常態戰略對世界經濟結構調整和發展大有裨益

首先，中國經濟新常態有助于解決全球經濟失衡問題。世界經濟在多年的發展過程中一直陷入一個怪圈之中――全球經濟失衡，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失衡、金融失衡又是全球經濟失衡的焦點問題。雖然失衡結構使得中美兩國在一定程度內獲得了一些利益，但是中國的高增長、高投資、高儲蓄模式和美國的高赤字、高消費和低儲蓄模式之間達到一種短期的平衡，但是在這個過程中積累的矛盾也使得中國和美國各自經濟發展內部結構愈加畸形，并給世界經濟的發展帶來負面的影響。雖然世界各國的經濟學家都在探索失衡結構的解決辦法，但是如果中國和美國的經濟發展模式不轉變的話，全球經濟失衡問題將難以得到根本的解決。金融危機之后美國的再工業化戰略正在逐漸地轉變著美國的經濟結構，中國的經濟新常態戰略能夠轉變過去的高出口、高投資、高儲蓄、低消費、低效率的經濟發展模式，強調通過內需拉動經濟發展，合理地維持出口貿易的增長，不再片面地追求貿易順差。上述措施將會改善中國和美國、其他國家的貿易狀況，轉變中國世界工廠的地位，樹立中國世界市場的新形象，從而轉變中美和中國整體的經濟失衡情況，使得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得到有效的解決，走上均衡發展之路。最近兩年來。中國的出口結構已經日趨合理，貿易順差逐年減少，這正是經濟發展走向均衡的體現。

其次，中國經濟新常態便于亞非拉等發展國家的經濟發展。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緩慢、難以和世界經濟體系接軌，和發達國家的差距日益加大，這也是世界經濟體系中處于外圍結構的國家在經濟發展中面臨的一個長期問題，使得世界經濟發展失去了公正和公平，導致了世界經濟發展失去了活力和動力。亞非拉國家在世界經濟體系中長期處于被邊緣化地位，缺乏經濟發展所需的制度環境、人才資源、產業基礎和設施基礎，要想取得長足的經濟發展可謂難上加難。中國經濟新常態倡導走出去戰略，通過向亞非拉地區轉移相關成熟產業，實現國內的產業結構調整和經濟轉型升級，亞非拉地區的國家正處于工業化初期階段，是我國產業轉移的最佳選擇，并且在產業轉移的過程中能夠帶動這些國家的經濟快速發展和騰飛。特別是中國對外投資和產業轉移有政府的廣泛參與和支持，有國有企業的積極實施，有中國國內開發區、試驗區、經濟特區等產業發展的成功經驗，更加適合于亞非拉國家的需要。

四、中??經濟新常態需要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作為保障

首先，中國經濟新常態戰略的實施和發展需要一個開放和穩定的國際經濟環境。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具有更加明顯的開放特征，是一種和世界經濟融合更深的經濟發展模式。這就對開放和穩定的國際經濟環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中國需要和全球所有國家尤其是那些重要經濟體保持開放、合作、友好和密切的關系，即便和不同的國家存在著不同程度的矛盾和競爭，但是依然不能摒棄經濟發展這個大局。比如在和美國的經濟關系上，雖然中國和美國一直在亞太經濟話語權和控制權上存在著競爭關系，曾經由美國主導的TPP和中國的FTAAP就是非常明顯的例子，但是從總體上看中美兩國依然是共同利益大于競爭，中美兩國提出的安排也是完全可以共存并相互補充的。再比如在中日經濟關系上，雖然兩國在歷史發展和政治關系都存在很多矛盾和敏感之處，但是兩國在經濟上的互利互惠和相互促進優勢是相當明顯的，在亞太產業鏈上的合作是密不可分的，所以我們依然要抱有合作共贏的態度來對待與日本的經濟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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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全球經濟回顧

在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后的第八個年頭，世界經濟仍然處于消化危機前累積的泡沫和風險的蕭條階段，整體上呈現出復蘇乏力和增長疲弱的態勢。如圖1所示，世界經濟正處于新舊動力轉換、新舊規則交替、新舊力量調整的關鍵時期，整體上全球經濟將進入L型探底企穩和增速換擋的“新常態”時期，然而，隨著各項宏觀經濟指標陸續公布，未來全球經濟跌入停滯的風險加大。2015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第四次下調了對全球經濟增長的預期：由年初的3.8%下調至3.1%，比2014年低0.3個百分點，為六年來新低。主要國家和地區的增長不平衡，格局分化加劇。相比去年，發達經濟體復蘇略有加快，增速為2.0%，上升0.2個百分點；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速放緩的勢頭未能有效遏止，已經連續第五年出現下滑，增速4.0%，降至金融危機發生以來的最低點。美國、歐元區和日本是拉動發達經濟體復蘇的主要力量。2015年，美國GDP增長2.6%，歐元區增長1.5%，日本增長0.6%。與此同時，新興市場與發展中經濟體的俄羅斯、巴西等國的經濟陷入負增長。但總體而言，新興經濟體國家在全球的經濟比重由2014年的29.3%上升為2015年的30.3%，對全球經濟增長的貢獻度為52.9%。其中，印度和越南則繼續保持其增長勢頭。中國、印尼和馬來西亞等新興亞洲經濟體雖出現了0.3%-0.5%的增速下滑，但仍屬于能保持中高速經濟增長的少數國家。

就其他主要經濟指標來說，多數指標低于普遍預期，不確定因素增多。據國際勞工組織報告，2015年，全球失業人數為1.97億，比危機發生前增加了2700萬，失業率保持在5.8%左右的水平。國際就業形勢日趨分化，發達經濟體失業率下降到6.7%。然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就業形勢依然嚴峻：巴西和俄羅斯失業率上升至8%以上；南非失業率維持在25%的高危水平；中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年末城鎮登記失業率保持在4.5%以內。

2015年全球貿易增速持續放緩，呈現貿易流動減少、需求萎縮和量價齊跌的態勢。根據世界銀行報告，2015年世界進口總量增速為1.7%，低于去年3%的水平。

經濟增長格局持續分化的原因

2015年世界經濟發展突出特點之一是主要經濟體之間增長形勢持續分化，地區增長不平衡加劇。發達經濟體呈現緩慢復蘇態勢，其中美國經濟基本走出困境，迎來持續增長的曙光，成為全球經濟亮點；歐元區經濟復蘇企穩，但面臨不確定性因素增多，同時發展中的致命弱點依然存在；日本經濟年中出現較大波動，復蘇過程舉步維艱。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除印度之外，經濟增速出現普遍下行；資源出口型國家經濟遭受重創，陷入滯脹泥潭；中國經濟結構調整，投資需求和經濟增長放緩。深入分析導致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態勢出現差距、各經濟體內部持續分化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1.美國量化寬松政策推出與退出的溢出效應

2008年，以雷曼兄弟銀行倒閉為導火索的國際金融危機爆發。為了穩定市場，美聯儲同年推出了以購買機構債和抵押支持債券為方式向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第一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QE）。隨后，美國接連推出了規模更大的共計四輪量化寬松政策。量化寬松貨幣政策的推出及時挽救了瀕臨破產的金融機構和企業，避免了金融市場系統性風險的進一步發生。通過釋放流動性，引導市場利率長期下降，刺激了美國國內投資和消費，對美國實體經濟穩步復蘇起到了重要作用。自2012年開始，美國經濟增長率穩定在2.2%以上，高于同期其他主要發達國家。2015年美國經濟復蘇明顯，居民消費、制造業、房地產市場和就業市場持續向好，美元加息預期升高。在美國量化寬松政策引導下，歐盟、日本等主要發達國家紛紛效仿，引發全球流動性過剩，大宗商品價格波動，國際資本大量涌入新興經濟體，這些國家的金融穩定性面臨挑戰，資產價格泡沫和輸入性通脹風險加劇。隨著美國宣告全面退出貨幣寬松政策和美元加息預期抬頭，國際資本從新興市場快速回流，新興市場國家出現資產價格波動、外幣債務高企和經常賬戶赤字等風險沖擊。在美國長期國債收益率上升的影響下，國際金融市場、大宗商品市場和外匯市場出現大幅波動，而其中尤以對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打擊為甚：中國、印度、菲律賓、泰國、印尼等國家股票市場出現驟跌；巴西、俄羅斯、阿根廷、土耳其等國貨幣大幅貶值；資源出口型國家經濟陷入衰退。

2.科技創新驅動發達國家經濟復蘇

發達國家經濟復蘇得益于新技術的產生，在科技創新驅動下，新產業、新模式逐漸興起，經濟發展培育起新的增長點。美國頁巖氣革命的產生，增強了美國實現能源獨立的可能性，在世界各國為解決資源環境瓶頸尋求開采非常規化石能源背景下，帶動了相關技術和設備的出口，引導高端制造業回流，促進了美國“再工業化”進程，加速了美國實體經濟的復蘇。與此同時，美國頁巖氣革命也深刻影響了世界能源格局，OPEC和俄羅斯的影響力受到威脅。在歐盟，德國政府推出了工業4.0高科技戰略計劃，其概念包含了由集中控制向分散式增強控制的基本模式轉變，目標是通過制造業的數字化和虛擬化，將“制造業”推向“智造業”。在這種模式中，傳統行業界限將消失，產業鏈、價值鏈將被重組，德國作為全球制造業領先的國家之一，無疑將得到競爭力的根本性提升。除此之外，人工智能、大數據、物聯網、分享型經濟等創新科技方興未艾，為發達經濟體復蘇注入強勁活力。

3.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普遍遭受內部結構調整滯后的困擾

2015年，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遭受經濟下行風險，除了外部沖擊帶來的不利影響外，國家內部經濟體制改革不暢、結構性調整滯后增加了自身脆弱性，降低了抵抗外部風險的能力。作為趕超型經濟，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國家采用的是增加勞動力投入、加快資本形成和擴張、粗放式使用自然資源的“要素驅動型”發展模式，隨著這些國家傳統比較優勢的衰減和自然生態環境的約束，這種發展模式面臨創新轉型的問題。另外，市場經濟體制薄弱、基礎建設落后、金融市場脆弱、新增長點缺失、財政和貨幣政策缺乏透明度等問題，也使得新興經濟體國家易受外部環境變動，全球經濟失衡狀況進一步加劇，一些依靠資源出口的國家由于改革滯后經濟瀕臨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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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達經濟體風險特點

美國經濟2016年美國經濟增長大勢不變，其經濟基本面仍將優于大多數主要經濟體，是全球穩定的增長核心之一。美國這輪經濟增長主要靠再工業化和頁巖氣革命。就業狀況持續改善、投資支出日漸回升、消費需求穩步釋放、企業盈利狀況不斷改善，以及寬松政策退出后的資金回流增加等，都奠定了美國經濟增長的基礎。

2016年是美國的大選年。鞏固經濟復蘇仍是美國政府的首要任務。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選擇和美元運行都處于關鍵階段。美國經濟穩定向好，將成為世界經濟的一個重要發動機，其龐大的市場也將提升其他國家的對美國出口，從而間接促進這些國家經濟增長。

歐元區經濟據歐盟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16年第二季度，歐元區GDP環比增長0.3%，僅為2016年第一季度增幅的一半，跌回到2015年第一季度以來的谷底。展望未來，受寬松貨幣政策、財政政策影響轉向中性、結構性改革效應和歐元貶值等因素影響，歐元區經濟雖繼續處于復蘇態勢，但增速將比較緩慢。

總的看來，歐元區成員國債務負擔過重、歐洲銀行業危機陰影、通貨緊縮風險難消、失業率居高不下、英國“退歐”加大不確定性、歐元貶值和低油價帶來的利好減弱等因素，將會制約歐元區經濟增速，低速增長將成為歐元區經濟發展的常態。

日本經濟據日本官方最新公布經濟數據顯示，日本2016年第二季度GDP為1.288萬億美元，.低于中國的1.339萬億美元。受日元升值影響，日本2016年7月出口額同比下滑14%，創2009年10月以來的最大降幅。

日本經濟復蘇一直動力不足，主要原因是作為經濟支柱的內需疲軟。日本最新公布數據顯示，占日本GDP近60%的家庭消費支出從上季度增長0.5%轉為零增長，直接導致內需對日本GDP的貢獻由正轉負。隨著人口老齡化問題加劇和通縮狀況持續，日本企業對國內市場需求缺乏信心，導致企業設備投資持續萎縮。而形成對照的是，日本企業海外投資步伐加快。

新興市場風險特點

目前，新興市場經濟增長放緩，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最廣泛的一次，而且前景艱難。

中國經濟正處于增速下降、階段更替、結構調整、模式重建和風險釋放的轉型期，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增大，主要原因是受到經濟增長模式轉換的影響。但隨著中國“十三五”規劃的展開，經濟仍具有彈性，將維持新常態下的經濟增長目標。

印度經濟在其他金磚國家經濟普遍顯出疲態下成為一個亮點。莫迪政府自2014年9月執政后推行結構性改革，大力發展制造業，放寬外國直接投資限制，發展鐵路和智慧型城市，有力地增強了經濟活力。IMF預計，印度經濟在2014年增長7.2%之后，2015年及2016年將保持7.5%的增速，成為世界上增長最快的經濟體。

巴西經濟近年來大宗商品價格下滑，以及國內財政緊縮和消費信貸繁榮消退，沉重打擊了曾經是世界經濟增速最快經濟體之一的巴西。巴西經濟目前正遭受高通脹、低增長、高失業率、債務高企、消費低迷和貨幣貶值的“最壞組合”。同時，巴西政治上的不確定性將影響巴西經濟投資和經濟增長前景。

俄羅斯經濟俄羅斯經濟在2014年已經呈現動蕩，在國際油價下跌、盧布疲軟以及西方制裁等多重壓力下，2015年俄羅斯經濟“滯脹”局面還在惡化。最新俄羅斯經濟部數據顯示，俄羅斯2016年7月GDP年增長率為-0.7%。由于俄羅斯一半的預算依靠與石油相關的財政收入，這迫使俄羅斯政府在一些方面勒緊腰帶。

隨著美聯儲啟動加息進程、全球貿易增長低迷、大宗商品價格維持低位，以及勞動生產率增速放緩，新興經濟體增速放緩或將在較長時間內持續?？紤]到這些全球性的重大風險，新興經濟體迫切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來應對周期性和結構性的挑戰，并促進增長。

發展中經濟體風險特點

拉美和中美地區盡管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多數國家2016年將呈現正增長，但預計該地區總體GDP在2016年仍將收縮。

中東地區增長預計將加快，但石油價格的下跌繼續拖累經濟增長，一些國家還受到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和國內沖突的影響。

除俄羅斯以外獨聯體受到俄羅斯衰退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的影響，其中一些還受到國內結構性疲軟和低油價的影響，預計這些經濟體在2016年將僅小幅增長，但2017年增速將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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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投資的條約保護:規則、案例與對策

反傾銷和反補貼協定中損害確定的條約解釋

中國—東盟的金融合作:需求、領域及策略

歐盟雙邊投資協定“負面清單”及中歐談判展望

中非經貿合作區:對非投資合作新模式

中國企業投資澳大利亞鐵礦的困境與出路

“絲綢之路經濟帶”與“光明大道”相互對接的思考

關于支持遼寧裝備制造業“走出去”的思考

貿易融資資產證券化芻議

中國農產品國際貿易回顧與展望

中國企業跨境并購績效分析與思考

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現狀與問題

經濟“新常態”與我國對外投資取向

“新常態”背景下我國對外投資的發展

“新常態”下全球經濟再平衡的新動力

鐵礦石進口貿易金融業務的風險分析與防范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運營空間及競爭力分析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與“一帶一路”

國際資本循環中的中國經濟“新常態”

國際經貿與外國人超國民待遇

經濟發展影響因素對銀行研判國別風險的啟示

中國企業投資南非大有可為

我國與中東歐國家汽車產業合作潛力與模式

成功投資法國不可忽視的幾個問題

境外資源類項目投資的風險分析

儲備債務系數在國別風險分析中的應用

中國船舶企業困境探析

我國“負面清單”管理的實踐與建議

美國雙邊投資協定“負面清單”及中美談判展望

外商投資“負面清單”發展的國際比較及對我國的啟示

推動中國標準“走出去”提升國際市場競爭力

幾內亞灣能源投資環境與風險應對

中俄能源合作:問題與前景

“新常態”下加快沿邊物流基礎設施建設的思考

企業研發機構投資荷蘭的優惠政策與案例展示

融入“一帶一路”建設打造內陸開放型經濟新高地

國際投資“新常態”下中國直接投資法律框架的重構

美國國家安全審查機制對跨國并購的影響

我國企業對非洲投資的現狀與發展趨勢

“絲綢之路”戰略中金融支持體系安排的探討

當前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發展特征與問題

走勢分化的世界經濟形勢與貨幣政策

中國對外基礎設施投資的策略選擇

中國企業投資拉美:情勢復雜、機遇難得

我國對拉美直接投資發展的新趨勢及對策建議

中國對非洲投資的現狀特點和趨勢展望

跨境擔保:銀行支持企業“走出去”的重要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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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十三五” 長江中游城市群 產業升級 形勢

長江中游城市群是以武漢城市圈、環長株潭城市群、環鄱陽湖城市群為主體形成的特大型城市群，承東啟西、連南接北，國土面積約31.7萬平方公里，2014年經濟總量超過4.5萬億元，居于長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之后第四位，在我國區域經濟發展格局占有重要地位。國務院在《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批復中指出，推動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對于加快中部地區全面崛起、促進區域一體化發展具有重大意義。“有序推進跨區域產業轉移與承接，加快產業轉型升級，構建具有區域特色的現代產業體系”，成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規劃》提出的重點任務內容?？梢灶A見，“十三五”時期將是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的新關鍵期，如何順應國內外經濟發展形勢，把握“十三五”時期重大發展機遇，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群產業升級，是各級政府部門和學界需要思考的重要問題。

一、國際形勢分析

從世界范圍看，國際產業調整和新技術革命正在推進，世界需求結構和產業發展格局正在發生深刻調整，我國經濟正處于經濟換擋提質、轉型升級的新時期，“十三五”時期將成為國內外產業結構調整和產業轉移的重要契機，也將為長江中游城市群承接產業轉移帶來發展機遇。

1、全球經濟復蘇加快，發達國家紛紛推行再工業化

目前，多數發達國家經濟前景穩定，主要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勢頭放緩，全球經濟復蘇仍將持續，經濟增速有望加快。美國經濟正強勁復蘇，歐洲、日本等發達經濟體趨于好轉，以印度、印尼、古巴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經濟發展與發達國家經濟發展呈同向聯動的趨勢。據聯合國《2014年世界經濟形勢與展望》中預測，我國“十三五”前期世界經濟將繼續保持增長勢頭，2015年全年增長速度將達3.2%。全球經濟整體回暖，將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產業升級和產業轉移提供了良好機遇。然而，當今世界正處于大變革調整中，全球需求結構出現明顯變化，貿易保護主義有所抬頭，圍繞市場、資源等方面的競爭更趨激烈，能源資源、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錯綜復雜，發達國家紛紛推行“制造業再造”，這也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產業升級發展帶來一定挑戰。

2、產業升級成為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在國際產業調整和新技術革命不斷推進的大背景下，隨著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政策不斷加碼，制造業的“智能化”水平不斷提高，全球制造業的競爭形勢將更復雜嚴峻。對發展中國家而言，要在世界轉型大浪潮中把握好全球經濟分工調整的新機遇，在新一輪國際產業競爭中搶占先機、贏得優勢，推動產業升級無疑是當前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務之一。聯合國《2014年工業統計國際年鑒》顯示，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過去四年的制造業增加值的增長率仍然持續高于他們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率。這說明，制造業仍是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發展經濟體總體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數據顯示，2013年，發展中國家在世界制造業增加值的份額增加到35.5%。然而，隨著發達國家的傳統工業改造升級日益加快，技術水平和生產效率持續提高，高技術工業產業成長非常迅速，制造業內部出現了顯著的結構性變化，據估計，中高級和高級技術行業現在占到工業化經濟體制造業增加值的75%，但傳統的農工行業至今仍然主導著最不發達國家的制造業。聯合國預測，今后10年，工業化國家與不發達國家之間存在的技術鴻溝將會繼續加大。在這種嚴峻形勢下，產業升級必將成為發展中國家推動未來經濟增長的重要動力。

3、推動產業集聚化成為發達國家產業升級的重要手段

隨著全球化進程的不斷加快，發達國家紛紛把產業集群作為提升產業全球競爭力的重要手段，不少國家將培育和扶持產業集群發展作為一種重大政策付諸實施。日本為克服產業空洞化、提高全球競爭力，推行產業集群政策，主要體現在兩個行動計劃上：一個是由經濟產業省制定和推動的“產業集群計劃”，涉及IT、生物技術、能源等領域；另一個是由日本文部科學省制定和推動的“知識集群計劃”。法國為防止企業外遷，斥資15億歐元在法國各地扶持67個不同產業的“競爭力集群”，成為法國“全新的產業策略”。這67個“競爭力集群”分為三個等級，其中第一等級是六大具有全球領先競爭優勢的產業集群，第二梯隊是9個“全球使命計劃”，第三梯隊是52個“國家使命計劃”。韓國通過產業集群政策促進地區產業分工和提升創新能力，早在2004年就制定了《國家均衡發展5年計劃》，指定了8個革新示范地區產業集群發展重點方向，制定了《韓國2015年產業創新戰略》，提出產業創新的形式主要體現在集群創新上，將大力培養新的成長產業群作為產業創新的重點。如今，發達國家所有競爭力強的產業幾乎都采取集群的方式，如美國著名的硅谷高新技術產業集群、底特律汽車產業集群、加州葡萄酒釀造業集群；英國斯塔福德郡的陶器產業集群、白金漢郡的椅子制造、生物技術為核心的劍橋工業園區產業集群；德國南部的汽車工業產業集群、索林根刀具業集群、巴登-符茲堡機械業集群。發達國家的歷史經驗充分表明，產業集群有助于優化資源配置，推動生產要素有效集中，提高專業化生產水平，形成具有區域特色的優勢產業，這對于推動產業結構調整和優化升級、進而提高產業競爭力和區域綜合競爭力具有重要意義。

二、國內形勢分析

從國家層面看，國家推進建設長江經濟帶和長江中游城市群，大力促進中部地區崛起。國家全面深化改革、擴大內需和大力推動產業轉移等重大部署為長江中游城市群產業升級帶來重大戰略機遇。

1、全面深化改革，產業升級將成新常態

我國經濟正處于換擋提質、轉型升級的新時期，未來可能長期保持中低速增長態勢。自2012年以來，我國GDP增長率連續9個季度穩定在7%～8%之間，處于周期回落和結構調整的壓力集聚期，經濟增長進入到中高速階段，下行壓力較大，增長條件和動力已發生深刻變化。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趨緩，產能過剩呈現出行業面廣、絕對過剩程度高、持續時間長等特點，外需超常增長的“風光”不再，社會人口、收入結構正經歷轉折性變化，在經濟合理運行區間內，微刺激政策正在加碼，全面深化改革將成為主旋律，結構調整及產業升級提速必將成新常態。在這樣的形勢下，傳統的產業發展模式面臨諸多挑戰，產業升級勢在必行。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工作時指出：“我國發展仍處于重要戰略機遇期，我們要增強信心，從當前我國經濟發展的階段性特征出發，適應新常態，保持戰略上的平常心態?！毙鲁B，揭示了當前我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新變化、新特點，轉入新常態，不僅意味著經濟增長將基本告別傳統粗放增長模式，增長速度“下臺階”；更意味著經濟結構出現趨勢性新變化，增長動力加快轉換、改革開放進入新階段、發展質量“上臺階”。目前，我國城鎮化進程和居民消費結構升級為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廣闊空間，信息化、市場化與國際化持續深入發展為產業升級提供了重要契機。近年來，我國資本、技術、勞動力等各類要素市場逐步健全，開放型經濟體系不斷完善，經濟體制活力顯著增強，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加快推進，這也為產業升級進入新常態提供了重要基礎。

2、區域戰略的密集推出將為產業轉型升級帶來重大機遇

在產業轉移升級步伐不斷加快、國際競爭形勢日益嚴峻的情況下，我國正積極實施從沿海起步先行、逐層向內河縱深腹地梯度發展戰略，大力推動東部地區實現更高層次的開放發展，推進西部開發，將中西部打造成我國經濟發展最大回旋余地，同時依托黃金水道建設長江經濟帶和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振興茶馬古道、打造長江經濟帶、建設鄱陽湖生態經濟區等一批促進長江中游城市群發展的各類區域戰略相繼實施，京津冀、成渝地區、北部灣地區、長株潭、武漢城市圈、皖江城市帶等諸多區域集聚發展，區域集聚發展為產業集群培育提供了重要戰略機遇和支撐載體。

3、產業轉移承接區域向中西部地區延伸，推動產業集聚與升級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我國東部沿海制造業向中西部地區以及東南亞、巴西、墨西哥等發展中國家轉移，成為新一輪制造業轉移的主導力量。在東部沿海地區土地成本和勞動力成本不斷上漲、生產鄰近消費市場以及國家促進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等因素的綜合推動下，國內產業轉移整體呈現由三個“三角”向三個“泛三角”區域拓展，即由長三角、珠三角、環渤海等東部沿海地區加速向泛長三角、泛珠三角、泛環渤海周邊區域以及沿江、沿交通軸線拓展和集聚，長江中游城市群承接產業轉移速度不斷加快，產業集聚效應不斷提升，經濟增長速度明顯高于東部及全國平均水平。與此同時，產業轉移進入技術、資本、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并存新階段。長江中游城市群除了承接東部沿海地區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外，還承接某些資本、技術密集產品的生產及高技術產品生產過程中的某個工序。在世界轉移產業的重心已開始由原材料工業向加工工業、由初級工業向高附加值工業、由傳統工業向新興工業、由制造業向服務業方向轉變的大趨勢下，長江中游城市群承接東部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轉移明顯增強，承接產業由加工制造業向服務業延伸。這將倒逼長江中游城市群產業技術持續升級，提升長江中游城市群工業化水平，推動產業升級。

（基金項目：本文屬第三批“贛鄱英才555工程”領軍人才培養計劃項目（贛才字[2013]2號）；2014年江西省經濟社會發展重大招標課題（14ZD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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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鄭州航空工業管理學院工商管理學院，鄭州 450005）

摘要： 全球經濟陷入極大不確定的徘徊，中國經濟則在調結構轉方式的背景下進入了中速或中高速增長時期；在國內，航空經濟被發現是一個極具潛力的增長點，2013年中國有超過50個城市把航空大都市建設列為重要發展內容，作為航空經濟高級階段的航空城建設方興未艾。鄭州航空城更應緊抓機遇，趕上世界經濟變革潮流，抓好頂層設計，加快進度，早日成為“中原經濟區”這一國家戰略的核心增長極。

關鍵詞 ： 經濟新常態；鄭州；航空城

中圖分類號：F56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4311（2015）17-0256-03

基金項目：河南省教育廳科學技術研究重點項目（14A630025）；河南省軟科學研究計劃項目（142400410512）。

作者簡介：王洪梁（1979-），男，河南南陽人，鄭州航院副教授，在讀博士，研究方向為航空經濟發展、信息化評價。

0 引言

目前越來越多的機構和專家學者認識到，航空經濟是中國經濟未來新的增長點，航空城是航空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的重要載體、實現形式和抓手，是區域經濟發展的發動機。截至2014年12月，全國民航已經有超過200個頒證機場正常運行，其中有超過50個運營機場的地方政府試圖依托機場建設航空城或發展航空經濟區。（羅蘭貝格咨詢公司，2013中國機場發展報告）

1 培育鄭州航空城成為核心增長極符合世界經濟發展趨勢

1.1 國內外已有航空城發展成功經驗

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歐洲的法蘭克福、阿姆斯特丹、巴黎，美洲的沃斯堡、亞洲的香港和仁川都極力發展航空城并在本世紀初成為成功典范。特別是迪拜最近10年憑借地理及資金優勢，迅速成為沙漠中崛起的航空城典范。我國的北京、上海（虹橋和浦東）、廣州等4個機場已經形成了比較成熟的航空城發展模式。這為建設鄭州航空城提供了范例和參考。

1.2 經濟新常態下國內航空經濟規模穩步增長

近年來，我國經濟在調結構轉方式下進入中高速增長新常態，而航空經濟規模依然保持較高增長速率。2013年民航全行業完成運輸總周轉量671.72億噸公里，比上年增加61.40億噸公里，增長10.1%，其中旅客周轉量比上年增長12.3%；全行業完成旅客運輸量35397萬人次，比上年增長10.8%。國內航線完成旅客運輸量32742萬人次，增長10.6%，民航全行業運輸飛機期末在冊架數2145架，比上年增加204架，增長10.5%。以上主要經濟指標均遠高于國內GDP增速。與之相關的航空產品制造、研發、銷售、售后等產業發展勢頭非常迅猛。作為航空經濟的另一領域通用航空領域，包括機隊規模、作業時間、經濟效益等指標，發展速度同樣迅猛（2013年民航業發展統計公報）。

1.3 航空港/城逐漸成為區域經濟增長極，對當地城市經濟貢獻越來越大

航空城作為各地航空經濟的物理載體，對當地經濟影響逐漸增大并受到各地政府的重視。根據相關數據，選擇4個國內試圖發展航空城的城市連續2年相關經濟指標，從表1中可以看出，每一個城市年GDP增長率均超過了13%，遠高于當地GDP增長。特別是鄭州航空港/城發展迅猛，優勢明顯。

1.4 鄭州航空城發展框架和趨勢逐步清晰

在富士康的帶動下，UPS、俄羅斯空橋、南方航空、深圳航空、聯邦快遞、阿里巴巴等200多家國內外知名企業紛至沓來；超過70家富士康配套企業已在航空港區辦理注冊登記手續，上百家富士康協理廠商落戶周邊地區，并將帶動100多個產業、400多個配套企業陸續落戶河南，亞洲最大的智能終端生產基地基本形成。航空偏好性產業如高端服務業、電商、醫藥、電子信息等已初具規模，成聚集態勢。鄭州機場空港區周邊土地已按照規劃，陸續建成了大量道路、橋梁、商業區、倉儲區、居民社區。產業和基礎設施不斷完善的同時，人員也開始向港區周邊聚集，鄭州航空城的框架和發展模式逐漸清晰。

1.5 各地航空城經濟競爭加劇，鄭州航空城需加快進度

航空城逐漸成為各地政府加快本地快速發展的“法寶”，截至2013年12月，國內旅客吞吐量突破1000萬人的有24個城市，具備了發展航空城的初步條件；其中鄭州排名第18位，吞吐量為1314萬人。鄭州在國內8大區域樞紐中排名最后，同時遠低于多個干線機場如深圳寶安（3227萬人）。河南省提出“以貨代客”戰略后，鄭州貨運市場發展迅猛，2013年、2014年貨運吞吐量穩居中部6省首位。

距離鄭州較近的西安、武漢都提出了自己的航空城計劃，基礎設施進展迅猛，并爭取國家級扶持政策，都試圖通過航空城的建設拉動本省國民經濟高速發展。除此之外，青島（黃島）等一大批干線機場城市也在積極謀劃本地航空城發展，鄭州處在更加激烈的航空城發展競爭之中。另據報道，渤海灣一帶2013年近10個機場新開工上馬，這些不太知名的城市也在加快跟進。在此情況下，河南省必須整合各類資源，加快二期航站樓、跑道等基礎設施建設，加速推進航空城的發展，使之盡快成為地區經濟核心增長極。

2 加快鄭州航空城建設與發展的對策與路徑

2.1 進一步優化航空城總體規劃和頂層設計

鄭州航空城的建設將鄭州甚至河南推到了和北京、上海等城市同等的競爭平臺，實踐中一定要堅持“規劃引領”。目前在國務院大的規劃下，航空城的各項分類規劃和詳細規劃陸續出臺，在此過程中，應考慮機場核心區現實和未來發展需要、周邊經濟發展、功能區域劃分、產業引進政策等，繼續細化功能性區域的設計，應瞄準國際性航空城標準，超前規劃。

在此基礎上，做好頂層設計，完善一套良好的引人、用人、管人機制，對航空城建設作用發揮大的干部、人員，給于充足激勵，由此帶動形成良好的工作機制和氛圍。具體說來：一要建立項目建設全程監控機制，強化跟蹤反饋，確保項目質量和進度，一旦出現違規行為和建設能夠及時糾偏。二要建立違規建設的責任追究機制，強化合同約束和違規責任追究，確保規劃得到剛性執行。三要建立嚴格的規劃調整機制，確需調整的，要經過政府、規劃單位和專家組的嚴格評審且不得影響整體規劃品質前提下，方可進行局部調整。

2.2 加快構建以機場為中心的綜合交通樞紐

按照美國航空經濟專家的觀點，空間摩擦力嚴重影響航空城的發展，為此必須加快構建以機場為核心的綜合交通樞紐，降低機場的空間摩擦力。上海浦東便利的立體交通為當地航空城的快速發展提供了堅實基礎和有力保障，也為鄭州航空城建設樹立了標桿。鄭州航空城也規劃了高鐵、城際鐵路、地鐵、高速公路，還應繼續完善，實現鄭州主城區任意一點30分鐘到機場候機樓的目標。

2.3 引進戰略型投資者參與產業和基礎設施的投資開發

航空城的建設需要巨額資本投入，融資問題是每一個航空城面臨的頭等大事。為了加快進度，搶占經濟發展制高點，鄭州航空城建設應創新融資思路和模式。引進戰略型投資者是可供選擇之一，選擇投資能力在100億美元以上的大財團、大基金公司、大投資公司或地產公司參與產業和基礎設施投資。政府可以把項目進行拆分打包，采用BTO或BOT模式，引入民營資本，提高項目效率和質量可靠性。

2.4 培育多個特色支柱產業

航空城建設初期都面臨著“發展什么、怎么發展”的問題，實際上也就是產業體系規劃問題。在國務院通過的規劃中，鄭州航空城產業體系規劃是：航空物流、高端制造業、現代服務業、產業創新中心、綠色智慧航空都市；但實踐中還要根據鄭州的區位特點和自身優勢，細化產業政策，培育出幾個大規模特色產業。目前形成了智能終端制造集群，但是否能發展電子信息產業集群、高端奢侈品集群？這要求政府負責前置審批的部門在引入企業時就明確標準，細化規則，向著國務院的規劃和鄭州的特色考察和引進企業，逐漸形成支撐航空城發展的大產業。

2.5 綠色發展，培育軟實力，樹立品牌和包裝理念

鄭州航空城有良好的生態基礎，南水北調中線貫穿全境，規劃中的新107國道兩側綠色走廊會讓整個區域有良好的生態基礎，但依然要按照按照“綠色智慧都市”標準進行建設，包括綠色公交模式、綠色低碳建筑模式、綠色生態水系、綠色經濟等，逐漸培育出綠色鄭州航空城的發展模式，培育和增強鄭州航空城的軟實力。在這個基礎上，還應樹立品牌和包裝意識，擴大鄭州航空城的宣傳和推介，形成與經濟發展的良好互動，加速推進鄭州航空城融入世界經濟和中國航空經濟的進程。

3 結語

鄭州航空城的建設是伴隨著“鄭州航空港經濟綜合實驗區”獲批而產生的，是航空經濟發展到高級階段和多因素經濟條件達到后的產物，屬于中國首個上升為國家戰略的航空港經濟發展先行區的范疇。全球經濟陷入中高速增長背景下，在重大機遇面前，應嚴格規劃，依托國家戰略給予的“先行先試”優惠政策，創新工作思路和方法；加強頂層設計，大力引進人才，綠色發展，破解金融難題，加快進度，才能在國內經濟中速增長新常態下真正使鄭州航空城成為中原經濟區核心增長極，成為世界經濟鏈上關鍵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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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我國工業化城市只有7億多人口,而今年我國的粗鋼消費就已經達到6億噸,這已經是很高的消費水平了。而今后進入城市和工業化領域的農業人口數量已經延續多年每年只有2000多萬人。這個基本國情決定了我國粗鋼消費在經歷了年度快速增長和連續7年的年度增幅回落后,已經從快速增長階段進入到低增長階段。未來鋼鐵需求變化的特點是年度高消費、低增長,持續幾年后,我國年度用鋼水平將在飽和點附近的高位波動徘徊。

今明兩年,中國鋼鐵消費將歷史性地提前進入高消費增長時期。高消費、低增長的時代,決定了今后在我國國內盲目擴大鋼鐵投資、增加粗鋼產量的發展模式已經沒有出路了。

近日,國家公布了鋼鐵工業結構調整意見,規定了兩年內國家不批準新建鋼鐵投資項目,并作出了支持鋼鐵企業要走出去發展的政策規定。國家這次對鋼鐵行業的調控有利于鋼鐵企業發展方式的轉變,能夠幫助企業以正確的經營戰略度過市場困難期,拓寬未來的市場經營領域,做強、做大中國鋼鐵企業和鋼鐵物流業。

目前,我國鋼鐵需求高消費、低增長的趨勢已經顯現出來。這種趨勢的出現將帶給鋼鐵企業、鋼鐵物流企業新的發展機遇,并引起鐵礦石、鋼鐵市場運行態勢發生重大變革。

高消費、低增長趨勢的出現使鐵礦石市場供需關系也在悄然發生變化。中國和國際鐵礦石市場供需平衡關系進入相持階段,這種平衡關系仍很脆弱,不過態勢正向著有利于中國鋼鐵企業的方向演變。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世界經濟風險的演變前所未有。世界經濟至少在一個階段內難以再現2008年上半年以前的較快增長態勢,不過這種情況有利于中國企業走出去發展戰略的實施。

這種重大態勢變化具有明顯的時代特征。它既給企業發展帶來了困難,也給企業帶來了特定環境下的時展機遇。

第一,它決定了鋼鐵企業整體依靠國內投資擴建謀發展已經沒有出路。鋼鐵企業將進入一個發展戰略調整的新時期。企業將以重組和走出去為重點,拓疆布局,戰略經營管理、戰略協調在企業發展中占有越來越重要的地位。

面對發展中國家未來鋼鐵消費增長的趨勢和鐵礦石問題的嚴峻性,以及國內鋼鐵高消費、低增長時代的到來,鋼鐵企業走出去發展戰略能否成功不僅關系到未來中國鋼鐵企業的國際地位和命運,也決定著中國經濟如何走向世界。

第二,鋼鐵供需總量關系的相對穩定,決定了市場關系的穩定度增加。中國鋼鐵市場加快了向發達國家市場服務秩序建設的速度。國內鋼鐵市場在沒有重大國際經濟發展影響的背景下,只能在大勢平穩中震蕩波動。當前我們面臨的市場困難將是一種市場常態,這種市場態勢也是企業優勝劣汰的發展機遇。鋼鐵企業和鋼鐵貿易商需要把握和適應這個大趨勢,不能背離市場演變的大趨勢,把企業盈利發展模式寄托在市場價格的大漲大跌之中。

第三,國內鋼鐵高消費、低增長時代的到來,決定了鋼鐵企業與鋼鐵貿易商的關系正步入產業鏈建設中。中國鋼鐵物流發展模式正面臨重大變革,中國貿易商將以發展模式創新為動力、轉變鋼鐵物流經營發展方式為核心內容迎接挑戰。這也是做大做強鋼鐵貿易企業的新機遇。

篇8

【關鍵詞】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家電業 一帶一路

近年來我國家電業在國內外市場的影響力日益增長，但目前我國經濟發展逐步進入一個“新常態”，隨著經濟增長的各項指標下降，經濟下行壓力加劇，家電業庫存居高難下，產能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因此，我國經濟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應運而生且勢在必行。但在“十三五”期間，如何有效推進供給側改革，讓我國家電業在這嚴峻的市場環境中謀求發展是亟待解決的問題。

1 我國家電業環境分析

1.1 宏觀環境

中國經濟經過30多年的持續高速增長后，其發展步入新常態，經濟增速進入換擋期，整體來看，經濟復蘇乏力。

中國整體經濟下行，呈現兩個明顯的特點，一是持續時間長，從2010年以來持續下行的趨勢；二是下降幅度大，從2010年的GDP增速10.4%下降到2015年的6.9%。中國2015年GDP增速為6.9%，是1990年以來的最低增速。

在2015年12月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明確指出，推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適應和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重大創新，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重點抓好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降成本、補短板五大經濟任務，加大力度化解產能過剩，努力提高全要素生產力。整體而言，中國經濟正處于疲軟狀態，短期內調結構、穩增長、刺激消費、改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王線。

2.1 行業環境分析

2015年對于我國家電業而言無疑是近十年來最為艱難的一年，國內經濟持續下行，房地產業的低迷以及國家補貼政策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消費者的需求，國內家電業生態環境急劇惡化，陷入銷量困境。從2016年各大家電企業的年報來看，海爾、格力、美的等家電企業的營業收入均出現了不同程度的下滑，分別較2014年同比下跌了29%，7%和2%。由此可見，在經濟新常態下，我國家電業面臨較大的壓力。這表明過去粗放式的低價沖量式的企業增長萬式已不適于當今的家電行業環境，更多的是企業“內力”的比拼，加強產品研發、渠道管理和品牌運作的科學有效的增長模式更迎合現在的發展環境。在互聯網+及大數據的浪潮中，智能化、創新式轉型發展、推動效率提升和盈利能力的提升成為各家電企業在行業競爭中保持市場優勢的重要突破契機。

2 我國家電業發展狀況

目前，我國家電業整體規模增速放緩。從中國家電市場終端零售表現看，2015年受宏觀經濟環境及住宅產業低迷等綜合因素影響下，中國家電行業整體增長動力略顯乏力。數據顯示，2015年家電王營業務收入14083.9億元，累計同比下降0.4%。2015年，利潤總額993億元，同比增長8.4%。2015年，實現出口額565億美元，同比下降2.8%。其中出口額前三的家電品類為廚房電器、空調和冷藏冷凍箱，其中冷藏冷凍箱出口額55.7億美元，同比略降2.6%；廚房電器出口額142.4億美元，同比下降5.0%；空調出口額93.3億美元，同比下降6.1%。

除此之外，我國家電業面還臨著許多難題，首當其沖的是庫存問題。家電業的庫存可以說是高居制造業的前列。在2015年年度報告財務數據中，57家家電上市公司，9家家電巨頭庫存商品金額在10億元以上，近40家存貨商品金額過億。高庫存已經成為各企業在發展道路上的桎梏。歸根結底，當前家電業出現下行趨勢是過去近三十年家行業傳統發展模式的日積月累結果。過度依賴于資源和要素，家電業并沒有完全以技術和產品創新為競爭核心，隨著用工、原材料等成本上升以及政策的規范，傳統的發展模式已經不能夠給企業帶來足夠的增長動力，同時也已經造成了產能的重復建設和浪費。同時消費者對于產品的要求從無到有轉變為從有到好，家電業所提供的產品并未充分考慮消費者的需求，無法較好地適應消費端的變化，供需兩端出現了不對等，使得消費者的購買意愿收到影響。簡單的說就是家電企業的有效供給不足。因此家電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不可避免的。

3 家電業供給側改革措施

“十三五”規劃出臺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一直是各行各業關注的焦點問題，家電業作為制造業的一部分，在供給側方面大有可為。

3.1 聚焦自主創新

在整體家電行業高庫存、價格戰愈演愈烈的環境下，企業應立足引領技術創造差異化消費體驗，通過提供差異化的產品提升產品競爭力，因此，聚焦高效、健康、智能的定位模式，緊抓世界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帶來的歷史機遇，借助國家政策的東風，加快企業創新驅動步伐，促進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高新技術在制造業的應用，也是推進企業從低端制造向高端智能制造轉型的戰略舉措。

對于家電企業而言，技術創新能力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一旦在關鍵領域取得突破，企業將有能力實施差異化發展戰略，迎合廣大消費者的智能化、個性化需求，從眾多制造商中脫穎而出，擁有更多市場份額。因而家電企業應該將重點資源都運用到其優勢產業中，加大戰略性投資，提升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3.2 通過“一帶一路”，打造國際品牌

隨著當前世界經濟發展的全球化和社會信息的多樣化，中國經濟和世界經濟高度關聯，“一帶一路”戰略的提出為家電業走出國門，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政治基礎。圍繞“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有志于國際化經營的家電企業在開拓海外家電市場時，應當運用發展的眼光看待國際市場，把握住市場商機，積極整合國內外資源，建立并完善海外市場供應鏈，努力實現“海外本土化”，推出差異化產品及服務以適應不同區域的市場及其文化背景。同時，加強自主品牌建設，提升品牌知名度，憑借高端、智能、環保的產品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占據一席之地，提高企業的全球化經營能力。

其次，家電業可以將其在中國產能過剩的中低端產品輸送到東南亞、非洲等中低端產品需求大的國家，達到利益最大化。

3.3 拓廣營銷渠道，關注“互聯網+”

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和云計算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應用深刻改變人們生活消費習慣的同時，也將重塑家電行業的運營模式與盈利模式，倒逼企業戰略、運營模式和組織架構的轉型升級，因此越來越多的家電業與互聯網深度融合。

新常態下，制造業逐漸向質量型、效率型和集約型發展，講求有效供給。家電業通過與互聯網結合，建立大數據分析中心，可以及時了解消費者對產品和服務的需求，從供給側發力，創造能夠滿足消費者多元化和個性化需求的產品或服務，真正實現資源合理配置，避免產能過剩。

2015年，互聯網的浪潮席卷了整個家電業。國內的家電企業紛紛大力發展電商，線上N售表現頗佳。如家電巨頭海爾打造U+平臺拓基礎、智慧生活做場景，加快白電產品網器化進程，推廣海爾優家APP，提升硬件、交互的入口覆蓋度；深入建設U+平臺基礎能力，支持美食、空氣、洗護等七大智慧生態圈的落地，從單純硬件銷售向“網器+交互+服務+平臺”模式變革，構建社群用戶資源最佳體驗。

現在，家電線上銷售的發展勢頭依舊不減。家電企業應當充分融合“互聯網+”思維，整合各類相關資源，基于用戶價值建設互利共贏的電子商務生態圈，實現家電業發展新高度。

4 總結

在目前的市場環境下，家電業緩解產能過?，F狀，解決與消費者間的供求矛盾問題刻不容緩。國內家電企業應當積極響應國家號召，抓住機遇，加快自身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圍繞“ 三去一降一補”五大供給側改革任務，加大技術創新投入，提高產品質量，優化產品結構，促進家電產業的轉型升級，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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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新常態下；中國社會；中國經濟

[DOI]10.13939/ki.zgsc.2016.01.201

1 正確認識新常態

（1）新常態概念是當前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的一個新表述，我國經濟進入新常態是由自身特點和當前世界經濟特點決定的。在改革開放進程中片面追求GDP高增長、缺乏市場經濟下必要的法制和制度建設、缺乏管理市場經濟的經驗等帶來的經濟結構失衡以及產能過剩所積累的問題，是形成“新常態”的內因；在經濟全球化格局下，我國的外向型經濟部分承接的是歐美經濟發達國家的低附加值加工制造任務，而高成本、低收益、高耗能、高污染生產的增加，致使經濟結構朝外向型、低附加值、低端產品或零配件制造傾斜，國際收支賬面順差與人民幣升值壓力增大，形成受制于美元政策變動的不利地位，加劇我國目前新常態的形成。

（2）新常態的特征：一是GDP從高速增長向中高速增長，甚至是中速增長轉換。二是增長方式從靠投資驅動的粗放增長向靠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驅動的集約增長。我們要“新常態”并不意味著低增長，而是通過調整結構和發展方式轉變以期經濟長時間發展。

（3）新常態下中國社會發展六大趨勢。城鎮化發展的階段轉折；勞動力供求關系的階段轉折；收入分配變化的階段轉折；職業結構變動的階段轉折；居民生活消費的階段轉折；社會發展質量的階段轉折。上述六個階段轉折，意味著不僅在經濟領域，而且在整個社會領域，都出現了一種新的常態，或者說一種新成長階段。這既帶來一系列新問題、新挑戰，也意味著新的機遇和新的發展空間。

2 正確認識新常態下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

（1）趕超發展癥。如經濟增速過快、經濟增速過度依賴投資和出口、資源消耗多、環境污染大等。我們不僅要看到增速的業績，同時還要看到其所付出的代價和產生的問題。

（2）產業轉型升級困難。第三產業依舊滯后；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的“三高行業”比重偏高；高附加值知識或技術密集型產業比重較低，低附加值的勞動或資源密集型產業比重偏高；品牌產業比重低。

（3）經濟效益低、創新驅動力不夠。經濟效益低即表現在國民經濟整體運行效益較低，也表現在某種要素的生產水平偏低。創新驅動力不足主要因為：知識資本投入不足，高新技術產業研發費用增速一直在20%附近上下波動；企業創新活動不普遍，大部分企業仍處于技術跟蹤好模仿制造；高新技術產品進口比重下降，特別是通信技術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等技術密集型制造業進口比重下降尤為顯著；人力資本增加遇到瓶頸，據預測，2025年后人力資本將開始減少。

（4）資源環境形勢嚴峻。中國資源能源消耗過快，環境污染嚴重，霧霾、水土污染是困擾當今社會的常見問題；生態環境惡化趨勢尚未遏制，森林濕地減少、生物多樣性減少、水土流失嚴重，引發一系列災害。

（5）經濟風險飆升。中國經濟杠桿率過高。其債務總額達GDP的250%～300%，各級地方政府債務已超過16萬億，2015年到期需要償還的債務約1.8～2.0萬億元，蘊藏著較大的金融風險；貨幣信貸過度擴張，不良貸款率上升；影子銀行過快增長，風險較大；高房價等資產價格泡沫較多；多行業產能過剩嚴重。

（6）扶貧面臨新挑戰。新常態下，經濟驅動力從要素驅動、投資驅動轉向創新驅動，大部分就職于中低端行業的農村勞動力可能回流，極易使脆弱家庭返貧。

（7）治理秩序不足。雖然在改革開放以來治理變革取得重大進展，但依舊存在不足和缺陷。例如：政府公信力不足、人治狀況依然嚴重、官員腐敗、政府公共服務不足、政府問責制還未真正確立……這些都構成中國民主治理的重大挑戰。

（8）社會組織體系不健全。中國改革開放以前組織架構有“強政府、弱市場、弱社會”的特征，改革開放后具有“強政府、強市場、弱社會”的特征，這說明社會組織架構需合理調整。

3 適應新常態，攻克難題

（1）找到經濟運行的合理區間。要找到穩增長和調結構的平衡點關鍵在于改革，改革的核心是實現各種公平，化解中國經濟泡沫。機會公平、權利公平、規則公平是政府提出的改革的三大公平。在公平環境下保持合理增速以適應新常態。

（2）工業化的邏輯開發。處理好傳統產業和現代產業的關系；政府要著手確定一系列具有科技含量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培養為先導產業和支柱產業；大力發展服務業，以專業化、社會化、產業化、市場化為方向，以智力化、資本化、效率化、國際化為目標，既重視傳統服務業發展，又推進現代服務業高端服務業發展。

（3）加強技術創新。拓寬創新融資渠道；

在技術創新過程中，一般投資者無力承擔高昂的研發費用和全部風險，而一個功能完備、運行高效的金融體系則能為技術創新的成功提供一個較完善的資金保障體系；完善技術創新的社會服務體系；加強對創新的宏觀引導；建立有利的激勵機制運作政策平臺；加快科技中介服務組織建設；開拓技術產權交易市場。

（4）加強環境保護。新常態下環境管理目標必須強調和回歸環境質量改善這一根本目標。目標導向從管好污染物總量，向改善環境質量轉變；工作重點從控制污染物增量向優先削減存量、有序引導增量轉變；管理途徑從依靠環境容量，向依靠環境流量、環境容量的動靜協調、統籌綜合支撐轉變；用法律守住底線，用制度劃清邊界，用治理保證效果，建立全面有效、標本兼治的管理體系。

（5）穩住大局，緩減經濟風險。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停止回報過低或完全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停止剛性兌付；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行破產清盤；盤活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的死資產存量。

（6）扶貧新對策。建立貧困村扶貧村資金項目；村級扶貧重點是社區公共服務功能的培育；在貧困村組設立公益崗位；積極為低收入農戶提供就業崗位；推行有利于窮人的農業產業鏈政策；落實扶貧開發領導小組的制度職責；加強貧困片區內中小城市的包容性返貧工作，把幫扶工作納入到流入地政策覆蓋范圍。

（7）重構中國治理秩序。確立核心政治價值，重構政治認同；強化公民教育，提升公民在公共治理中的主體意識；強化執政道德，再造政治信任；完善制度環境，擴大公民參與；創新社會管理，推進社會自治；注重地方自治和行業職業自治。

（8）社會組織體制改革。一方面通過社區組織、事業單位和人民團體的改革盤活現有社會組織資源的存量，另一方面通過發展民間組織擴大社會組織資源存量。大力加強基層社區組織建設；加快推進事業單位改革；積極實現人民團體的職能轉變；穩步促進民間組織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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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蔡P等.以新視野面對新常態[J].社會科學研究參考資料，20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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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左停.新常態下扶貧工作面臨新挑戰[J].社會觀察，2015（8）.

篇10

距國務院《關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指導意見》的出臺已過去一年多的時間，在此一年之中，“國際產能合作”這一概念從人們對它的完全陌生到現在的初步了解，中國國民已經對此有了一個總體印象，而在此期間，我國也在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過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需要及時地糾正并指出其正確的發展道路。

二、現狀

回顧改革開放三十年來，中國所取得的成就舉世共睹，中國憑借其充足且廉價的勞動力成本等優勢，承接了來自四面八方的生產外包訂單，扮演起新一代“世界工廠”的角色，取得了世界貿易的高速發展?？v觀世界經濟形勢的變幻莫測，中國正面臨著如何定位自己在全球價值鏈分工的地位以及發揮怎樣作用的十字路口。

從對原材料的初加工到高精尖項目的自主研發，從出口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產品到出口資本和技術密集型服務，我國對外貿易結構和經濟發展正經歷從過去以有形貿易為主的外延型增長逐漸轉向以技術貿易與服務貿易為主的內涵型增長。從此來看，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在我國仍有巨大的發展空間和提升的潛在能力。

三、對策

關于國際產能合作的新模式和新思路，可以從不同主體和不同角度實施不同的策略。于政府，要善于整合國內優勢產能，充分發揮其比較優勢，多元外包，積極尋求海外市場；于市場，要遵循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改變經濟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打造屬于具有中國特色的優勢產能；于企業，特別是以勞動和資源密集型為主的中小微企業，要加速提高企業內部的科學技術水平，靈活運用國內外優惠政策，逐漸轉向以資本和知識為主導的具有創新能力的企業。唯有將所有可用的一切資源充分調度，才能不斷推進我國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蓬勃發展。

（一）積極推動基礎設施走向國際

面對世界經濟艱難復蘇的嚴峻形勢，中國必須立足本國國情，與其他國家一道努力尋求國家經濟發展的新思路，以共同利益作為匯合點，努力促進經濟交流與合作推動，用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謀求均衡發展。目前，世界多國在基礎設施建設和推進工業化進程的需求很大，而我國與此相關的配套設施又具有競爭力較強的比較優勢。因此，在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上，要在出口具有比較優勢的基建材料的基礎上疊加其與之相關的優勢產業出口，積極尋求產業外包，不斷推動我國基礎設備和優勢產能走向國際，為我國經濟發展的新常態創造又一重要平臺。

但值得注意的是，推銷我過年優勢產能絕非是將我國的過剩產能單純地轉移他國。以非洲為例，其發展速度大約落后于中國三四十年，但其水泥、鋼材等建筑材料的價格卻數倍于中國，進而把我國類似的優勢產能輸入到非洲國家無疑是滿足合作雙方的共同利益，符合兩國人民的共同心愿。

（二）政企商共鑄合作平臺

要想中國基礎裝備“走出去”“走得更遠”，除了依靠國家力量推動相關產業不斷“下海”，更為關鍵的是要完善以政府推動、企業主導、商業運作的三位一體的長效合作機制。

一是政府深化改革，簡政放權，逐步減少或取消我國企業在對外投資過程中的不合理的約束行為和收費制度。不僅如此，政府還應該籌劃和起草相關的試行條例和獎勵政策，積極引導中國企業以高技術、高服務和高標準的姿態實現高層次的外包服務。推動政企合作，給我國企業在參與國際產能合作過程中一顆“定心丸”。

二是充分發揮市場的配置的決定性作用。以我國企業為主體，遵循現代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律，依照商業原則，創造出形式多樣的“走出去”模式，利用好市場和企業相互依賴和相互作用的客觀規律，努力實現國內產能與國外市場的無縫對接，靈活調度現有的一切資源，為我國參與國際產能合作提供重要支撐。

三是樹立企業的良好形象。企業在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過程中要認真履行其職能與責任，講信譽、守規則、重質量、鑄精品，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打造成中國又一張“名片”。此外，不同企業還應該相互交流相互合作，推進大中小微企業的優勢互補，逐步構建全產業鏈“一條龍”戰略聯盟，依靠“企業群”這一整體優勢增強中國在國際市場上的開拓能力。

（三）金融服務產業要提供有力保障

除此之外，金融服務產業在國家推動裝備“走出去”和國際產能合作的過程中，應發揮自身的強大優勢助力其蓬勃發展。一是要拓寬外匯儲備運用渠道。各商業銀行和商業銀行之間應盡早制定相關方案，為我國企業在境外的投資活動和外包任務提供便利的外匯流通“綠色通道”。在一級市場上發行專項債券等商業票據，不斷拓展企業融資的新渠道和新空間。二是要逐步清理企業在商業融資過程中所遇到的種種障礙。簡化企業融資手續和時間，逐漸取消繁瑣的各種制度，確?！白叱鋈ァ钡钠髽I能及時高效的實現對外拓展。

以中國工商銀行為例，目前基本建成與“一帶一路”戰略所涉國家和地區高度重合的境內外網絡布局，在沿線的18個國家有120家分支機構。在助力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的同時，積極探索本土金融機構同樣“走出去”，從而真正實現中國各具優勢的企業相互促進，實現共贏。

總之，加快基礎裝備“走出去”和推進國際產能合作并非一蹴而就，在現階段，只有充分發揮有關部門和機構的積極性和靈活運用各種推進手段，才能從長遠角度實現上述目標。但在此過程中，我們還必須立足中國的具體國情，堅持對外開放國策，遵循互利共贏的原則，統籌兼顧、相互配合，確保上述任務循序漸進高效完成。

四、前景

首先，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有利于增強我國企業的國際競爭優勢。面對全球經濟發展方式的逐步改變，我國企業不斷提升自身的技術水平和服務質量，積極探索企業盈利的新方法，逐步改進產品結構積。種種方式都有利于我國企業“走出去”，并在中國企業的國際競爭中占有一席之地。

其次，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是保持我國經濟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的重大舉措。當前一段時期，新常態這一經濟發展模式要求我國應盡快轉變發展方式、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經濟結構的不斷調整和產業方式的逐步升級，使我國經濟實現從產品輸出向產業輸出的轉變。積極開展境外基礎設施建設和產能投資合作，有利于促進我國經濟和社會的長效發展。

最后，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是彰顯國家綜合實力提升的重要平臺?；诋斍叭蚧A設施建設掀起新熱潮，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我國相關制造裝備和基建材料以其鮮明的特點在國際產能合作中具有比較優勢。因此不斷推進這一合作，拓寬了我國國內優勢產能在對外合作上的平臺，深化了我國與有關國家的互利合作，有利于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民族自豪感。

五、總結

推進國際產能和裝備制造合作的最終目標是實現互利共贏，誠然，回首一年以來我國各界為此做出的種種努力和嘗試，毫無疑問是值得肯定的，在當前世界經濟發展浪潮的不確定性和復雜性層出不窮，中國能夠立足實際國情，審時度勢地提出促進經濟發展新常態的新思路和新模式，必將載入中華民族經濟發展的光輝史冊?？v然前方探索的道路仍舊蜿蜒崎嶇，但前途卻終究是光明的。

（作者單位：西南科技大學）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