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政治分析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際政治分析，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在美國參與的重大海外戰爭中，除了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使其元氣大傷外，無論一戰、二戰，還是冷戰之后的幾次戰爭，美國在經濟、政治和戰略上都大有斬獲，實力得到了增強。所以，許多分析家認為，美國此次對伊戰爭不會虧本。1991年的海灣戰爭，國際社會公認美國賺了錢。美國官方稱，海灣戰爭總費用為610億美元(換算成目前的幣值約是800多億美元)。以美國為首的多國部隊由34個國家組成，美國之外的國家派出的作戰部隊約占總兵力的24%，但它們支付了戰爭總費用的88%。僅沙特阿拉伯、科威特、日本3國就承擔了其中的484億美元。美國實際在海灣戰爭中只花了70億美元，不足全部戰爭費用的12%。

1999年的科索沃戰爭是人類歷史上第一場使用高科技武器的戰爭，美國和北約至少出動了700架戰機和20艘戰艦。英國《金融時報》引述金融分析員的話說，持續了78天的空襲行動，估計耗費70多億美元，每天大約耗資1億美元。該報說，美、英、法承擔了大部分的軍事開支。當然，美國出“大頭”，在3/4以上。

美國對阿富汗發動的反恐戰爭，兩個月就告結束。這是一場代價昂貴的戰爭，單是軍費，美國就花了100多億美元。國防部沒有公布官方版的戰爭經費，但它告訴國會，戰爭前3個月就支付了38億美元。目前美軍在阿富汗保留了8000名美軍，繼續搜捕和協助卡爾扎伊政府，每月需要數億美元的經費。出兵阿富汗的國家還有英、法、德、土耳其、加拿大、澳大利亞和約旦等。在開戰之前，美國并未承諾替這些國家提供軍費。這些國家只好“AA制”自掏腰包。

那么，這一次美國攻打伊拉克會付出多少經濟成本、又獲得多少政治利潤和戰略利益呢?

美國的戰爭費用知多少?

由于計算者角色身份和計算方式不同，目前存在不同的戰爭費用版本。

一種是美國官方的計算。美國行政管理和預算局局長米切爾·丹尼爾斯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稱，他估計伊拉克戰爭所需費用大概在500億至600億美元之間，這遠遠低于此前白宮官員的估算。這一數字，比1991年第一次海灣戰爭時的軍費開支要少一些。如果按目前美元可比價格，當年的軍費開支大約是800億美元。值得注意的是，以上不超過600億美元的軍費開支預算是建立在能夠速戰速決的預測基礎之上的。如果戰爭拖延長達一年，戰爭軍費開支可能將增加到1400億美元。不過，這也僅相當于美國國內生產總值的1.5%。

根據美國國防部預算部門的估計，美軍計劃從攻打伊拉克，打敗伊拉克，占領伊拉克，重建伊拉克，以及從攻入伊拉克第一天起就必須開始的人道援助，總共將花費高達950億美元之巨。這還不包括薩達姆在做“困獸之斗”時，對伊拉克經濟基礎建設所進行破壞的復原經費。

美國國會所進行的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如果美國對伊拉克發動戰爭，軍費及相關支出將令美國納稅人在今后數年間每年承擔約200億美元費用。對戰爭的直接軍費開支的預測只是預測軍事沖突代價的一部分，事實上，沖突后的各項花費可能更驚人。據美國國會預算局的一份報告表明，維和士兵的人數將在7.5萬到20萬之間，維持和平的時間在5年到10年之間。如果按照目前在科索沃的美國維和士兵的花費——每人每年20萬到25萬美元，總額最少是750億美元，最多是5000億美元。

另一種是來自學界的計算。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諾德豪斯，在《對伊拉克戰爭：費用、后果和選擇》報告中強調，對伊拉克開戰的開銷非常龐大。

首先是占領伊拉克和維和部隊所需的龐大費用。占領伊拉克平均每年要花費170—450億美元。如果戰后的局勢和阿富汗戰后的局勢一樣敵對，這一數字可能還要更高。這還只是一年的費用，而戰爭可能“至少需要5年，甚至可能延長到20年。因此最保守的估計可達750～5000億美元”。

根據諾德霍斯的估計，用于國家重建的費用可能達到300億美元。如果馬歇爾式的計劃(又稱歐洲復興計劃，二戰后在德日推行的“西式民主”)在伊拉克實行，各種費用還要大幅增加。諾德霍斯估計，如果要使伊拉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與伊朗或埃及持平，且伊的半片江山都有待重建(考慮到伊10年來所受的制裁和空襲的可能)。如果按照聯合國為黎巴嫩、東帝汶和波斯尼亞等地重建所作的估算標準，每個伊拉克人1年應該得到不低于1000美元左右的補貼，這樣算來，重建投入應該在250億美元一年，因為伊拉克人口大約是2500萬。但伊拉克重建不僅缺少資金和基礎設施，也缺少社會基礎，因此應該至少將時間延長到6年，這將至少增加750億美元。這樣一來，伊拉克重建將從一般性重建所需的250億擴張到近1000億美元。

接著是對伊拉克甚至可能是其鄰國的傷病員和難民的人道主義援助費用?？紤]到其中的變量，這一數字很難確定，諾德霍斯估計有100—500萬人將需要援助，按照1到4年的時間計算，這筆費用可能在10—100億美元之間。

最后是這場戰爭對全球造成的損失。最重要的是它給石油市場帶來的巨大沖擊。最壞的局面是：石油產量減少25%，而油價攀升到75美元/桶，天然氣價格也將隨之上升到3美元/加侖。美國每年用于石油進口的費用將增加到2000億美元，由此帶來的震動和通貨膨脹可能導致美國出現經濟蕭條。諾德霍斯相信，如果不考慮給石油市場帶來的震動或生化武器的使用，戰爭的損失也可能達到16000億美元。

諾德霍斯總結說，布什上臺以來已花光了美國本年度3600億美元的聯邦財政盈余，現在美國正再次面臨財政赤字。令人擔心的是，龐大的軍費支出將擴大布什政府財政赤字，影響教育、衛生、就業培訓以及其它多項社會福利支出；這仗一打下去，美國雖然贏得勝利，但實際的經濟以及政治付出將難以估計。

在戰爭中虧本還是發財?

戰爭對美國經濟間接的影響——一種普遍的看法是：世界經濟連同美國經濟一并會遭到重創。

分析家認為，美國消費者信心會因為對伊戰爭不斷下跌，消費者開支是美國經濟活動的重要部分，占了大約2/3，如果消費者不花錢，美國經濟就遲滯不進，而美國企業因擔心恐怖襲擊而用于加強安全防范的費用大幅度增加，勢必影響美國的生產力和經濟增長。

目前美國利息水平是40年以來的最低點，但是隨著戰爭可能發生，經濟勢將受到更大打擊。但經濟學家擔心，利息長期處于低水準，長久下去容易造成部分泡沫化現象。美國十分具權威的經濟評議會最近對5000個美國家庭所做的調查發現，消費者對經濟前景的擔憂正在加重。就業市場不佳和金融市場起不來，油價只升不降，以及戰爭不安情緒不斷升高，與可能再出現的恐怖攻擊威脅，令民眾無心消費。

摩根斯坦利的首席經濟學家洛奇認為，對伊拉克的戰爭可能會引起新的油價上漲，而對處于緩慢增長中的美國經濟來說，這種石油沖擊足以讓它重陷衰退。如果油價從現在的每桶30美元漲到45美元，則企業和消費者的成本都要增加，對非能源類的商品和服務的支出也會減少。企業可能更加不愿意去投資，而投資和消費的信心都會降低。

石油產量上的減少會導致石油價格的猛升，在美國甚至世界范圍內造成很高的通貨膨脹率。在“比較糟糕的情況”下，經濟學家估計石油價格將會上漲3倍，高達每桶75美元(2002年平均每桶25美元多一點)，每加侖汽油的價格因此將上漲至3美元。這樣一來，美國進口石油的費用每年將上漲2000億美元。石油價格的沖擊和通貨膨脹將使美國經濟陷入衰退，持續兩年半的時間，因此總額就成了5000億美元。

一些分析家認為，這場戰爭帶來的經濟衰退可能讓美國國民生產總值下降2%～5%，大約是2000億美元到5000億美元(按現在的美元價格)。

美國一家研究機構認為，如果對伊戰爭曠日持久，美國經濟將再次陷入衰退，今后10年的經濟損失將高達1.9萬億美元。預計本財年美國的財政赤字將高達3040億美元，創歷史最高紀錄，下財年的赤字更將高達3070億美元。對伊動武所花費用，就算以最保守的400億美元計算，對政府財政來說也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但是，一些經濟學家不認為對伊戰爭會讓美國經濟陷入衰退，因為“倒薩”行動成功后，伊拉克的石油產量會增加。達拉斯的經濟學家考斯格羅夫稱，如果伊拉克的石油生產能夠放開，那么短期內油價會降到每桶15至20美元，這對世界經濟是個利好。德意志銀行倫敦分行的石油市場分析家謝明斯說得更加明確：美國正與英國、日本就石油儲備問題進行協調，一旦對伊開戰，以美國目前近6億桶貯存總量的戰略儲備，每天可以向世界石油市場投放420萬桶原油，這不僅足以彌補由于開戰造成的中東石油缺口，而且還可以大賺一筆。

事實上，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雖然沙特和科威特分別在戰爭中損失了600億和400億美元，但是由于海灣戰爭后的每桶原油比戰前高出20多美元的價格持續了一年，這又使得它們從出口石油的利潤中得到了補償。照此分析，這次布什領導下的美國政府，完全可以一邊打仗一邊讓全世界石油消費者替美國支付戰爭經費。也就是說，美國可以做到讓軍火和石油為戰爭埋單。再考慮到戰后美國還可以從伊拉克獲得巨大的戰略與石油利益，幾乎可以肯定地說，美國在此次“買賣”中絕不會虧本。

軍火買賣也會在戰后成為美國經濟亮點。據專家估算，一架售價5000萬美元的F—16戰斗機，其利潤在50%以上。近年來，借助實戰展示新式武器的性能越來越成為美國推銷新型武器的新方式。1991年的海灣戰爭，就是先進武器的展示平臺。戰爭中大發神威的美國主戰坦克、飛機、精確制導武器等，成為戰后各國追逐的對象。在這次海灣戰爭中，美國將使用最新的適合信息化時代戰爭的武器。例如，最新型的主戰坦克M1A2，其數字化電子設備的比重達到90%。這些高科技新型武器，往往是其他國家的科研水平所達不到的，要想擁有就得找美國買。所以，一旦仗打完了，就會引來大批訂單，美國只需要做好收錢的準備就行了，美國的軍火商們又要大發一筆了。

戰爭費用不等于經濟成本

伊拉克仍將存在，雖然薩達姆政權、薩達姆時代行將結束。美國“改造伊拉克”的基礎就是仿照阿富汗的方式重新安排伊拉克的權力格局。這就是美國不惜血本要薩達姆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原因。

篇2

【關鍵詞】迪士尼樂園 市場營銷 政治障礙

一、文化障礙及克服

文化風險是跨國企業在跨國經營的過程中面臨的一項相對較“軟”的風險。它包含兩種含義，一是這種風險不似政治風險一般，擁有諸如強制沒收一樣強勁的威力；二是這種風險有時對于刺激反應較慢，對于在此方面犯錯的企業，改正的時間成本較大，因此更需要企業從始至終保持警惕。本案例中，根據霍夫斯泰德的文化差異理論，在西方世界里，美法兩國差異相對較大。因此更需要著重考慮以下問題。

（一）應當事前考慮的因素及防范措施。

1.產品形象的可接受性

由于歷史（法國歷史上幫助美國建國）和現實（現時國家地位）的原因，美國和法國都認為自己處于文化上的強勢地位。這時，如果美方將自己的產品（或服務）不加改變的的強置于法國，就如同強行喂藥的醫生，不會被患者接受。

2.消費方式的差別

由案例所言，美國人習慣在樂園中消費多日而歐洲人多習慣一日游。

3.勞工狀況

我認為，迪士尼公司大可以通過事前的準備進行化解以上因素。

首先，迪士尼可以通過一些類似“選秀”的方式試探法國人對于樂園的熱情，扭轉法國人對美國文化的輕視。奧運會的申辦，可以被認為是可行的先例。憑借這個方式，迪士尼可以通過多個城市、國家的角逐，與各國人民的反應，判斷出最佳的投資地點。

其次，如果迪斯尼確定把法國作為投資目的地，則應根據市場調查的方法，判斷至少以下幾個情況：1）目標客戶的消費習慣（防止出現對周一消費者人數少的誤判和對消費者多一日游的誤判）；2）當地勞動力情況（熟悉當地相關法律及工會狀況和潛在員工的工作習慣，防止員工對原先組織設計的不適應）。

第三，根據以上步驟得出的結論修改計劃，包括樂園的硬件設施、產品的提供以及對經典組織結構的變化方面。具體而言，迪士尼樂園可以將樂園的功能按照歐洲旅客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并將樂園分成數期建設或者開放（這與我國改革時“先試點后普及”是一個道理）。同時，在中高層管理人員中更多的吸收法方人員而不僅僅在底層招募法方員工。

（二）事中應考慮的問題。

1.文化協調

我認為，盡管迪士尼公司事先能夠做一個更加詳盡、謹慎的調查，小的問題依然不可避免。這時，應該充分發揮公司中的法方人員的作用，使得歐洲人的意見得以表達，也使得樂園的細節得到改善。我在網上看到了一片在案例截止的2004年以后的新聞，里面講樂園方根據法國人的審美，給唐老鴨等卡通文物戴上了三角帽，穿上了法國傳統衣服，這可以被看作是迪士尼“接地氣”的一個表現。如果這樣的改進能夠在被批評后更快的做出，我想迪士尼應該會處在一個更加有利的位置上。

2.突發的文化公關

如材料所示，法國農民將拖拉機開到迪士尼樂園示威是因為美國對法國提出了關于農業的不合理要求。雖然迪士尼在此事件中并無過錯，但樂園方顯然也因此吃了大虧。我認為，在這就是由于迪士尼危機公關準備不足的原因了。

二、政治障礙及克服

與文化障礙相比，政治障礙就相對較“硬”了。這主要體現在相比于一家公司的力量，政治變動的威力實在是過于巨大。

因此，“定性”的判斷十分重要。在案例中，迪士尼樂園選擇了法國這個政治相對穩定的法制社會，在大的方向上是沒有問題的的。

然而，在細節處理上，迪士尼還可以做的更好。例如，迪士尼可以通過分期建設的方法，拉長工期，從而防止法國政府改變態度。

另外，針對迪士尼被法國農民誤傷的情況，迪士尼應該吸取教訓，更多的使迪士尼本土化，在控股比例、管理層構成與企業形象上更多的吸收歐陸因素，以此增加法國以及整個歐洲的人民對于“歐洲的迪士尼”認同。

參考文獻：

[1]曹藝凡，童鋒.文化沖突背景下跨國傳媒公司文化整合的路徑——以迪士尼公司為例[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1，（10）.

[2]劉楊.迪士尼樂園跨文化企業管理探究[J].宿州教育學院學報，2012，（01）.

[3]張秋艷. 從迪士尼樂園看香港與巴黎的文化距離——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出路[J].天府新論，2009，（S1）.

[4]肖樹青.迪士尼樂園經營現狀的文化解讀[J].商業時代，2010，（32）.

篇3

縱觀中國房價國情，高房價的問題已經日趨在幾乎每個人心中留下了根深蒂固地觀念。針對于此現狀，不少猜疑接踵而至，但是，不管原因如何，歸根結底，政府應該為此買單。諸如，從政府層面來講，政府的腐敗不作為；從房產商層面來說，無疑是房產商老總的巧取豪奪；從國際層面來看，國外人士利用在中國發行外匯、股票等一系列衍生產品，借機尋找盈利機會；看似除了政府監管這一層面之外，還有別的其他原因，仔細分析，政府層面的責任不得不說是最主要的，同時也是最具有影響力的。

我們的政府在房地產價格的漲幅問題上究竟充當了什么樣的角色呢？或許，我們每位國人都應該熟知，政府利用一些宏觀調控的手段，比如說，嚴格控制有關部門針對于房產商需要的土地這一固定資本，也可以施行積極的財政政策，這樣有效地使銀行的貸款利率降低，使得房產商的投資成本下降，從而起到房價有所緩和的狀態。當然，以上的分析，只是一些\顯的知識概述。本文主要是要從政治經濟學這一角度，來對房價持續走高的問題進行剖析。

中國房價與政治經濟學的關系

作為既是商品，又是生活必需品的住房，當前過高的房價問題，所帶來的弊端也是日益加大的。這種現象，帶有嚴重不健康的經濟運行態勢，而且還會使得我們國家的貧富差距拉大，從而帶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導致國家社會發展不安定、不和諧。那么從政治經濟學角度來分析，中國房價的一直上漲問題，究竟有什么深層次的內在原因呢，本文將針對此展開相關的論述。

政治經濟學是一種特殊的經濟學，它主要是站在階級的角度研究經濟發展的脈絡。政治經濟學根據所代表的階級的利益為了突出某個階級在經濟活動中的地位和作用自發從某個側面研究價值規律或經濟規律。理論分為三大部分，即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其中與高價房產緊密聯系的，利潤率、地租理論以及其他相關理論都在政治經濟學當中有所體現。

房地產企業既然是以盈利為目的的企業，那么不得不考慮的就是企業的成本，其中包括有成本價格理論、地租理論、以及利潤率理論。通過分析這些理論來分析中國房價問題。從成本理論來看，在房地產構建中建筑材料、建筑設備折舊以及土地成本這些均作為不變資本，成為其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當然，除了不變資本，還有流動資本，包括沙土、鋼筋等。因為當前煤、電、油等能源價格的提升，相繼帶來的連鎖反應，使得原材料價格、運輸成本的增加進而帶來的建筑材料價格的提升。屬于固定資產范疇的建筑設備折舊，在房地產價格中所占的比重不高甚至是下降。這個趨勢，同樣適用于前面所講到的建筑材料這一成本所表現出來的趨勢，隨著中國勞動力技術水平的提高，在不考慮通貨膨脹的前提下，建筑材料成本依然是下滑趨勢，印證了馬克思曾說的：“隨著勞動力水平的上升，帶來的是與之相關的生產部門產品的價值降低，進而，生產費用減少。”但是，也說明了一個問題，建筑材料、建筑設備折舊都不是中國房價上漲的原因。

此外，成本學說還體現在可變資本中。房地產的價值是由建筑工人的勞動所創造的。期間，眾所周知，我們國家為人口大國，所以不缺乏的就是我國的勞動力?，F階段，在我們國家，尤其是農村地區，還留有大量的農民（作為剩余勞動力），與此同時，還有一些看似沒有直接在房產生產資料上做貢獻的，其實這部分人也在其中占有舉足輕重的作用。但是建筑工人的勞動、設計人員的勞動，根據當前現實情況的分析，兩者所占的比例在房地產價格中只降不升，在總體房價價格比重中幾乎是不受影響的。所以由此可以得出，可變資本中的建筑勞動和設計人員的生產勞動也不是構成我國房價上漲的本質原因。

對于地租理論，土地成本費用要和建筑物機器折舊費連在一起進行計算考量的。而非是計算入無形資產，這樣會破壞產權人在土地試用到期之日的重新購置。在中國，國家的土地所有者是國家。土地使用權出讓的定義為：房產商以一定的資金形式向土地的所有者一一國家，交付一定的租金，來獲取土地的使用權。并且土地使用權在房地產生產中被一次性使用完，所以也是一種固定資本的表現形式。然而，土地所在的城市、地區、所處的地理位置、以及用途等方方面面的條件決定了土地的地價款。換句話來理解，即為在不考慮房屋本身構造的前提下，土地價格的高低與所處位置的是否發達程度以及距離市中心的遠近程度呈正相關的。由此，我們可以考慮到政治經濟學中提到的級差地租這一概念，涉及與此的有絕對地租和級差地租。這一概念的涵義就說到了它是針對于絕對地租而言的一種相對概念。其中，中優等地生產的農產品價格和劣等地農產品的社會價格之間的差額構成了超額利潤。

從利潤率角度來看，在經濟學和金融學領域，利潤率是資本主義企業，或資本主義經濟作為一個整體的投資項目的相對收益。這一概念正是體現了政治經濟學中的利潤率公式。利潤率反映企業一定時期利潤水平的相對指標。研究分析利潤率這一概念，對于明確企業的收支狀況以及企業間的橫向比較都具有不可多得的作用。回到房地產問題而言，作為一項特殊的商品，房產，開發商在投資房產時候，要求企業有更高的利潤率。顯然，利潤率成為房產商衡量經濟效益的重要指標之一，本身房產商有著房價的價格權，當風險來襲，那么，自然而然房產商對于利潤率的要求程度也是在不斷變化著的。

一般來說，房產商銷售土地到下次再次進行土地購買生產都需要四至五年的周期。對此，我們不得不進行反思的是，任何企業只要是以盈利為目的的，都是具備一定風險的，但是房產商往往每次都能順利度過難關。其實，這正是周期的秘密。蘊含了政治經濟學理論，這也是房產商進行投資的一系列周期與房產商實際運營操作之間的關系。

中國房價引發的相關問題

列寧說：“奴隸就是勞動工人把勞動果實交給除自己之外的其他人”。本身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充分說明了經濟基礎的重要意義，那么，經濟無論對于國家而言，還是對于我們居民個人而言，都是必不可獲缺的物質保障。此外，經濟給國家、個人帶來的影響也是不可小覷的。如何協調政治與經濟兩者之間的關系，歷來都是各個民族演進過程中遇到的最大難題。

國家政治保護制度和官僚集團進一步瓜分人民財產利益的再分配政策，國家的這種強盜行為若換成私人，則稱為“偷盜”，是違法亂紀的行為，要受法律處置的；人民被政府所管轄，我國政府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高房價還需要政府這個強有力的主體及時進行調控、管轄，否則不僅對國家經濟發展還是人民帶去的只能是愈演愈烈的災難。

篇4

在當前國內外較為嚴峻的經濟形勢下，如何繼續有效地運用包括積極財政政策在內的宏觀調控手段促進我國經濟持續增長是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而其中宏觀稅負水平的合理確定則是關系到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運用的重要環節。在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的適度合理標準時，不僅要考慮到國際經濟因素的重要影響，尤其是應對當前世界新一輪減稅浪潮所引發的國際稅收競爭的挑戰。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國家所面臨的國際經濟環境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各國政府在運用宏觀政策管理經濟過程中，必須面對變化的社會、技術、經濟等方面的約束條件。這些約束條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國際稅收競爭，它的存在使得國家自主改革稅收制度和運用稅收政策的能力遇到新的挑戰。國際稅收競爭的一個直接效應就體現在對一國宏觀稅負水平的影響上。當前國際稅收競爭已出了不少新動向，而這與國際資本流動新特點與國際經濟形勢日趨嚴重這兩方面密切相關。最近幾年，國際資本流向最突出的特征是全球資本持續、大規模流入美國，導致美國金融市場長期繁榮，并為美國經濟增長提供源源不斷的資金支持。但自2000年下半年以來，國際經濟出現了許多變化。在全球經濟增長放緩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市場也面臨著新一輪的調整。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新興市場經濟國家都在謀求通過各種方式吸引國際資本，刺激國內投資和需要，拉動經濟增長。而稅收工具則成為各國宏觀經濟調控手段的重要組織部分。當前的世界經濟正在引發新一輪的大規模減稅運動?？梢哉f，在經濟全球化的現實背景下，稅收競爭已成為提升一國國際競爭力的重要環節。我國應積極應對國際稅收競爭挑戰，合理適度地運用稅收競爭政策，也包括應加快稅制改革與完善的步伐，合理地確定宏觀稅負水平。結合軌跡稅收競爭的新態勢，從稅收在我國積極財政政策運用中的內在作用和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國際財稅背景這一新角度，來研究當前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問題。

從總體上說，我國自1998年以來執行的積極財政政策在這三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或已在實踐中不斷總結經驗并加以完善。其一，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效應是有目共睹的。這既表現在我們對這一政策實施對當時形勢的準確判斷，又表現在政府執行中對政策取向與政策組合的合理選擇。其二，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風險控制，這幾年的實踐也已證明是成功的。中央對于這種帶有階段性、應急性特點的財政政策，已經明確指出并充分考慮到這一政策可能帶來的財政風險，在發債空間的把握、國債項目建設質量的保證、抑制通貨緊縮趨勢與防范通貨膨脹新苗頭并重、短期財政政策運用與財政資源長期可供給性的協調等方面取得了令人信服的成績。其三，關于積極財政政策的適時調整是一政策持續成功的重要方面，這幾年成功的實踐包括了對這一政策力度的控制、具體措施的選擇、與穩健貨幣政策等相關政策的配合等。在充分認識我國積極財政政策所取得巨大成就的基礎上，我們也應看到從如何保持積極財政政策可持續性這一特定角度出發，特別是隨著積極財政政策運用的外部環境因素的變化，現有的政策組合選擇中仍存在一定的改進空間。

只有充分發揮稅收作用的積極財政政策，其可持續性才是完備的，因此應將稅收制度和稅收政策內在化于積極財政政策之中，并結合稅收這一內在因素的外部環境變化來調整積極財政政策。應該說，稅收在近年來我國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與宏觀調控中已經發揮了相當重要的作用。收入穩定增長為積極財政政策的運用提供了財力支持，我們實行了鼓勵投資于消費的一系列稅收措施，出口退稅體制的不斷改進與運作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應。與此同時，我們也認識并論證了在一定歷史階段上暫時不采用減稅手段作為積極財政政策方式之一的客觀性。但是，現在的問題在于，從稅收角度來考慮積極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我們要充分注重國內外經濟形勢變化對積極財政政策進行調整的必要性，清醒認識以舉債為主要手段的積極財政政策可能積聚的財政風險，認真探討宏觀稅負水平進行必要調整是否會有助于積極財政政策發揮最大效應。

篇5

關鍵詞：裝備制造業 產業集中度 市場集中度

裝備制造業作為我國“工業的心臟”和制造業的核心要件，一直是社會物質生產的基本力量，早在2011年我國裝備制造業無論是生產規模還是工業產值就已居全球首位。2014年初，總理在兩會提到：“中國經濟要升級，出口產品也要升級，我們不能總是賣鞋襪、衣帽、玩具，中國裝備走出去要在世界市場上接受競爭的檢驗，提質升級”。所以在這樣的政治背景與經濟環境下，分析我國裝備制造業產業集中度、探索如何提高我國裝備制造業市場競爭優勢是緊跟中國經濟發展的一個重要研究命題。

我國大多數學者都是通過2位數產業即大行業的數據進行市場集中度的計算。例如，白文揚和李雨（1994）測算了從1980年至1992年我國工業整體市場集中度水平，以及各不同行業的市場集中度。劉佳等（2006）通過對2002和2003兩年裝備制造業4企業集中度和8企業集中度的實證分析表明，我國6個裝備制造業子行業的CR8都小于20%，從而得出裝備制造業屬于原子型的市場結構類型。胡靜寅（2009）通過對2002到2006年我國裝備制造業市場集中度的計算得出，除交通設備制造業外，其他裝備制造業子行業的CR4、CR8都分別小于30%、40%，所以得出，裝備制造業子行業大多屬于低集中競爭型行業或原子型行業。通過2位數產業的數據進行集中度的計算往往造成結果比實際情況偏低，因為由于大行業包含的子行業的產業性質和產業特點往往差異較大，所以從市場和產業的界定來看普遍比較寬泛，由于2位數產業內的產品并不能滿足替代性的要求，因此根據2位數產業數據得出的結論在一定程度上會低估裝備制造業實際市場集中水平。目前國內學術界只有魏后凱及李紹東計算過4位數產業的市場集中度判定裝備制造業市場結構。魏后凱（2002）基于1995年全國工業普查數據庫及521個四位數小行業的數據計算中國制造業CR4并根據測算結果將28個制造業分為三大類：CR4加權平均值在15%以下的行業為低集中度行業，共有11個；CR4加權平均值在15%以上，30%以下的行業為中等集中度行業，共有11個；CR4加權平均值在30%以上的行業為較高集中度行業，共有6個。李紹東（2011）通過四位數產業數據考察了2007年我國裝備制造業市場集中度，通過實證得出我國裝備制造業的市場集中度處于一個較高的水平，整體處于中、高寡占型市場結構。

從總體上看，目前我國關于裝備制造業產業集中度的研究仍較為缺乏，所以本文主要根據集中度指標從產業角度、區域角度及縱向角度分析并權衡我國裝備制造業產業集中度。

1.產業比較

本文基于樣本來源的特殊性，以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為基礎，根據行業代碼選取裝備制造業209個小行業的15多萬個企業的原始數據作為市場集中度的計算依據。從表1的計算結果可以看出，我國裝備制造業市場集中度水平不高，無論是CR4還是CR8都未超過30%，在七個子行業中市場集中度明顯比其他子行業高的是通信設備、計算機及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和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說明大企業具有相對較強的規模優勢，在市場競爭中具有競爭優勢；最低的是金屬制品業，且CR4僅10.77%，說明市場競爭相對激烈，大企業競爭優勢不明顯?？偟膩砜?，第一，七個子行業市場集中度絕大多數偏低，說明前幾名企業的規模優勢不明顯；第二，4位數行業存在CR8等于100%的情況，說明裝備制造產業中存在企業數目不足8家的情況，例如，交通運輸設備制造業的潛水及水下救撈裝備制造業和其他飛行器制造業，儀器儀表及文化、辦公用機械制造業的農林牧漁專用儀器儀表制造業。若按照Bain及植草益市場類型的判斷標準來看，無論是裝備制造業還是子行業的市場類型都屬于競爭型的市場（CR4及CR8都小于50%），說明我國裝備制造業市場競爭很激烈。

表1 2011年我國裝備制造業市場集中度

數據來源：根據2011年中國工業企業數據庫的原始數據計算而得

2.區域比較

以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有關數據為基礎，通過區位熵的集中度指標分析我國省際間裝備制造業產業集中度情況。通過計算結果可以看出，2011年我國裝備制造業β值超過1的地區只有10個省份，其中東部地區占6個，以上海β值最高（1.7314），其次依次是廣東（1.5024）、北京（1.4625）、江蘇（1.4417）、天津（1.0893）及浙江（1.0394）；東北部地區2個，即吉林（1.1162）和遼寧（1.0093）；中部、西部地區都僅有一個省份的β值超過1，分別為安徽（1.023）、重慶（1.5639）。裝備制造業β值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科技水平較強的發達地區與沿海經濟強省，例如北京、上海、重慶等，以及國家產業扶持政策明顯傾斜的地區，如東北老工業基地，欠發達地區β值相對較低，產業沒有形成較高的集聚度（如表2所示）。具有較高的裝備制造業產業集聚水平的省份與其他省份具有較明顯的差異，這也印證了我國政府干預東部、東北部地區產業發展，并給予大量扶持政策與保護壁壘的遺留痕跡。

表2 2011年我國裝備制造業地區產業集中度測算結果

3.縱向比較

對我國裝備制造業集中度的縱向測度主要是采用空間基尼系數來分析我國裝備制造業產業集中度的十余年變化趨勢。通過對2001年至2012年《中國統計年鑒》、《中國工業統計年鑒》有關數據的整理與計算來進行比較。通過分析可知，我國裝備制造業產業集中度縱向變化歷程可分三個階段，在2000-2001年間，我國裝備制造業集聚度呈平緩爬升特點，說明產業集中度較平穩變化；2002-2007年間，集聚度開始出現快速增強，年平均增長率達到22.8%，說明產業集中度水平有了增強趨勢；2008-2011年間，集聚度雖然也在增長，但增長幅度較小，甚至在2011年出現負增長，年平均增長率為-0.27%，說明產業集中度出現減弱趨勢?？偟膩砜?，我國裝備制造產業集聚度在2000至2007年間較高，企業有明顯的聚集現象，說明由于這段時期產業發展前景良好，各種經濟要素不斷匯聚，提高了產業專業化分工協作效率，產業發展優勢明顯，出現這種結果可能是因為在進入21世紀初期，我國為融入世界經濟而逐步加快了經濟全球化所需要的市場經濟體制及其運行機制，為裝備制造業的發展提供了發展契機與動力，產業扶持政策的相繼出臺，以及“十一五”規劃提出“加快發展先進制造業發展戰略”，都為我國裝備制造業提高國內外市場競爭力奠定了基礎。自2008年伊始，我國裝備制造業集聚程度下降，說明這個產業在我國的分布比較分散，沒有形成產業集聚發展，產業發展優勢弱化，其造成原因可能是由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造成裝備制造業眾多中小企業退出市場，只有那些資本雄厚或有先進技術保身的大企業仍留在市場中，造成產業整體發展水平明顯下降，地方化程度不高造成市場分散而導致裝備制造產業發展速度減緩，但是在國家以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目的的一攬子宏觀經濟政策的積極作用下，推動了我國外貿穩步復蘇，從而推動了我國裝備制造業在2010的產業集中度達到歷史最高（如圖1所示）。

圖1 我國裝備制造業集中度變化趨勢

4.主要結論

本文通過集中度指標的三種算法分別從產業角度、區域角度、歷年變化三個方面實證測度我國裝備制造業市場集中度目前的情況。通過市場集中度指標得出我國裝備制造業無論是整體還是子行業的市場集中度普遍都不高，市場類型屬于競爭性的市場結構，市場競爭相對激烈，產業內大企業發展優勢不明顯。通過區位熵指標得出我國裝備制造業產業集中度發展不均衡，集中度較高的地區普遍集中在科技水平較強的發達地區或經濟強省，以及國家產業扶持政策傾斜的東北工業基地。通過空間基尼系數指標得出十余年間我國裝備制造業產業集聚度呈現出三個階段的發展變化。

參考文獻：

[1]張紅、王悅.基于CR指標集成的中國房地產產業集中度測算與比較[J].清華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2013（5）：630

[2]劉佳、李宏林、張舒.中國裝備制造業市場結構：理論和實證――基于產業集中度的探討[J].東北財經大學學報，2006（2）：17-19

[3]胡靜寅.市場結構與我國裝備制造業的自主創新[J].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2009（12）：42-46

[4]唐曉華、霍曉姝.創新對我國裝備制造業市場勢力影響的動態研究[J].產經評論，2014（3）：17-26

篇6

[關鍵詞] 政府結構； 職能部門；參與機制；地域因素

[中圖分類號] D6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0863（2013）04-0035-05

決策的本意是決定的策略或辦法。當決策的主體是公共權力機關時，決策就是公共政策。本文所討論的政府職能部門決策參與機制，是指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公共政策制定的機制。政府本級的政策制定不僅僅是政府本級的一項決策行為，還是涉及到政府體制內外諸多影響因素的政府行為。其中，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政策制定的機制是決定政策績效的重要影響因素之一，也是政府制度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決策參與機制與政府結構密切相關，通過對政府職能部門決策參與機制的分析，可以了解政府結構的設置是否合理，職責劃分是否得當，政府運轉是否協調和高效?？梢詮奈⒂^層面考察政府結構，為調整政府結構提供重要的決策參考。不同的地域政策系統，由于其內部結構不同，外部環境相異，各種影響因素相互作用的程度不同，自然也會在宏觀上表現出不同的功能特點。以地域因素為主要考察變量，能從新的角度構建政策分析和政策知識生產的新語境，在政府職能部門的決策參與機制、政府結構特征和內外關系方面獲得新的結論。

一、實證材料的獲取

本文以不同類型地區和不同類型省份兩類地域維度為考察對象，對我國政府職能部門的決策參與機制進行分析，以解釋地域因素對決策參與機制的影響。在本文中，不同類型地區是指東部、中部、西部和東北部，不同類型省份則是指普通省和直轄市。如果說不同類型地區是一個描述經濟發展程度的空間，那么不同類型省份則是一個體現政治制度安排的空間。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非均衡性不言而喻，政治、經濟等因素所起的作用更是首當其沖?；趦煞N不同地域維度的分析能夠更好的認識我國政府職能部門決策參與機制的差異，因地制宜的推進政府結構調整，解決由政府職能部門決策參與機制不完善所帶來的各種問題。

為了考察地域因素對我國政府職能部門決策參與機制的影響，本研究對上述兩種地域維度的公務員分別進行了問卷調查。所設計的問題是：您所在部門或組織主要通過以下何種機制參與政府決策？備選答案有6項，分別是“政府主動征求意見時積極回應”；“受委托進行部門立法或牽頭制定規范性文件”；“通過分管領導反映部門意見”；“部門政策文件會簽時表達觀點”；“進行政策調研，并將調研報告提交政府決策層”；“其他”。向用于研究的不同類型的地區共發出問卷3275份，收回有效問卷3175份；向用于研究的不同類型的省份共發出問卷2600份，收回有效問卷2546份。

不同類型地區的公務員和不同類型省份的公務員對于其所在的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決策機制的認知情況見表1。

公務員對于其所在的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決策機制的認知，實際上就是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決策實際狀況的心理反映。由于數據來自于行政管理第一線的實證調查，是公務員親身觀察和體驗的結果，因此具有高度的可靠性，可以視同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決策的實際過程來處理。以下的討論將圍繞表中數據展開。由于表中數據只是一種特定政策實踐形態的表征，挖掘其蘊含的深層次規律將是本文的討論重點。對于政府職能部門決策參與機制的評價，應該著眼于兩個重要參考標準。一是政策信息的傳遞結構，這直接決定了政策信息能否順利獲得和輸出，二是機制本身能否有效調動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決策的主動精神。這直接決定了政府職能部門的參與績效。以下圍繞這兩個方面展開討論。

二、不同類型地區：政府職能部門決策參與機制的信息傳遞

對表1中各類地區公務員在各參與機制上表示認同的人次百分比分布繪圖，可以發現不同地區公務員對各種參與機制認同的人次分布具有很高程度的相似性。見圖1。

圖1 四類地區的公務員對各種參與機制認同的人次分布 這種相似性主要體現在如下方面：在四類地區中，公務員對1，3，5 三種參與機制的認同比例都非常高，而對2，4，6 三種參與機制的認同比例都比較低。這是對四類地區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決策機制在認同方面的主要相同之處。對四類地區的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所有的地區與地區之間的相關系數都在0982至0997之間，同樣可以證明各類地區的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決策機制具有高度相似性。這種現象與政策訴求的傳遞方向有關。從政策訴求傳遞的方向來看，1，3，5 三種參與機制均屬于縱向傳遞，即發生在政府構成部門向政府本級的自下而上的傳遞；2，4，6 三種參與機制中，除了第6種參與機制的政策訴求傳遞方向不明確之外，其余兩種參與機制中政策訴求傳遞過程的第一步都屬于橫向傳遞，即發生在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橫向傳遞。上述現象可以表述為，四類地區公務員之間相比，對于以縱向傳遞為特征的參與機制認同度都比較高，而對于以橫向傳遞為特征的參與機制認同度都比較低。這種現象與我國的決策權力結構強調縱向決策權力劃分而忽視橫向決策權力的職能整合不無關系。

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政府職能的擴展，現代政府與傳統政府的分野逐漸清晰，最明顯的區別之一是政府結構由重視直線制到更加重視職能制。因此，現代政府應該是一個更加重視信息溝通尤其是政府職能部門之間橫向信息溝通的政府。從政府結構的層面理解，縱向信息傳遞強化集權，橫向信息傳遞強化分權。真正高效率的政府，必須在集權和分權之間求得一個穩定的平衡，所以在政府內部應該是全方位的信息傳遞暢達。不僅縱向政策信息傳遞暢達，而且還應橫向政策信息傳遞暢達。僅僅有縱向政策信息傳遞暢達，勢必影響政府內部的橫向溝通績效及政府的回應性。官僚制結構的最大失敗之一就是橫向信息傳遞不暢達。這種現狀雖然強化了下級對上級的服從，促進了官僚制結構的穩定，但另一方面卻直接影響到官僚制的效率，是官僚制遭到詬病的原因之一。我國屬于直線職能制的政府結構。這就意味著，除了保持縱向信息溝通的質量之外，還必須加強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橫向信息溝通，這是由我國政府結構的特征所決定的。

直線職能制政府與直線制政府的不同主要在于具有政府職能部門，因此必須具有與政府職能部門的存在相適應的、有效的信息傳遞方式。沒有完備的橫向信息溝通，也就沒有高效的政府職能部門，因為很難保證其職能的有效發揮。在高度集權的管制經濟背景下，各種信息的傳遞主要以縱向的政府行為為主。隨著改革的深入和市場的發展，公民對政策信息提出了多樣化的需求，實質上也是對政府政策制定中的橫向信息傳遞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對強化政府職能部門在政策信息方面的互動關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加凸顯了政策信息的橫向傳遞在參與機制中的重要性。在信息技術高度發達的今天，可以利用信息技術等方法進行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政策訴求進行整合以實現制度創新。此外，加大政府職能部門之間政策訴求的溝通力度，還能夠均衡政府職能部門的影響力，制約某些政府職能部門過大的行政權力，實現政府職能部門之間的網狀信息傳遞格局，有效避免“文件打架”、職能重復等積弊。

三、不同類型地區：政府職能部門對決策參與機制的偏好

對分布在諸參與機制上的認同人次的相關數據進行Kruskal Wallis檢驗，可以得到：

結果表明，在第4、5兩種機制上，不同地區公務員的看法存在顯著差異。這種差異更多的體現在政府職能部門利用某一種參與機制參與政府本級決策的主動性方面。為了探討這種主動性，定義政府職能部門的主動參與指數如下：

β：政府職能部門關于某一種參與機制的主動參與指數

a：在某一種主動參與政府決策機制上分布的認同人數的百分比

將所有選項分為三組。第一組的類型為被動參與政府決策選項。包括“政府主動征求意見時積極回應”，“受委托進行部門立法或牽頭制定規范性文件”兩項；第二組的類型為主動參與政府決策選項，包括“通過分管領導反映部門意見”，“部門政策文件會簽時表達觀點”，“進行政策調研，并將調研報告提交政府決策層”等三項；第三組只有“其他”一項。

根據上述主動參與指數的定義，對不同類型地區的政府職能部門關于某一種參與機制的主動參與指數進行計算。計算結果見表3。

不同地區之間政府職能部門的主動參與指數有差異，原因可能與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相關。為了證明這個命題，將各個地區2008年的人均GDP與主動參與指數進行相關分析。分析結果表明，除了“通過分管領導反映部門意見”的參與機制外，人均GDP與對于“部門政策文件會簽時表達觀點”的人數呈現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962。人均GDP與認同“進行政策調研，并將調研報告提交政府決策層”的人數呈現正相關關系，相關系數為0.510。顯然，在這兩種主動參與政府決策的機制中，前者的主動參與指數與人均GDP具有高度的正相關關系，后者的主動參與指數與人均GDP具有中度的正相關關系。之所以出現不同地區之間政府職能部門的主動參與指數有差異的現象，地域因素只是一個顯變量，地區之間經濟發展不平衡則是真正的潛變量，正是經濟這個潛變量在其中起著至關重要的影響作用。之所以出現一個高度相關、一個中度相關現象，說明經濟發展對不同的政府決策參與機制的影響程度并不是均等化的，而是有著很大的不同。由此可以認為，不同的政府決策參與機制的完善對于經濟發展的依賴程度是不同的。

經濟發展與民主化意識的增長具有很高的關聯度。經濟越發達的地區，民主意識越強烈。政府職能部門的主動參與指數與GDP的相關關系表明，這種現象不僅僅表現在政府體系外部，也表現在政府體系內部，表現在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決策的主動精神上。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決策的主動精神正是創造這種空間的意識基礎之一。對于一個正在實現現代化轉型的國家，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決策的主動精神能夠對全社會的政治民主化起到鮮明的昭示作用和促進作用。對于發達地區來說，政府職能部門的主動參與精神在一定程度上還可以彌補由于決策參與機制不完善所帶來的參與不足；對于經濟欠發達地區來說，政府職能部門的主動參與精神不足的事實，凸顯了在這些地區加強參與機制建設的重要性。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決策體制改革呈現出的基本趨勢之一，是“從被動參與決策向自主參與決策的轉變”。[1]各種不同類型的地區加強參與機制建設都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但上述分析結果表明，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加強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決策的機制建設，應該放在優先地位進行考慮和實踐，而未必僅僅顧慮經濟發展程度對參與機制完善的影響。經濟發展能為民主政治創造有利的基礎和條件，但并不是民主政治發展的唯一決定因素。如何通過制度創新完善政府職能部門的決策參與機制，是新一輪大部制改革中，進行頂層設計難以回避的問題。

四、不同類型省份：政府職能部門決策參與機制的信息傳遞

對表1中不同類型省份公務員在各參與機制上表示認同的人次百分比分布繪圖可看出，與不同類型地區一樣，直轄市與普通省的公務員對各個參與機制認同的人次分布也具有很高程度的相似性。見圖2。

圖2 直轄市與普通省的公務員對各種參與機制認同的人次分布 人次分布的相似性能夠折射出直轄市與普通省的公務員對于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決策機制認知的相似性。直轄市與普通省的公務員對1，3，5 三種參與機制的認同比例都非常高，而對2，4，6 三種參與機制的認同比例都比較低。這是直轄市與普通省的公務員對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決策機制的共同看法。即對于以縱向傳遞為特征的參與機制認同度都比較高，而對于以橫向傳遞為特征的參與機制的認同度都比較低。對直轄市與普通省的數據進行相關性分析，相關系數為0.997。這種看法的共同性并不是偶然的產生的，有必然的決定因素在起作用。從地域因素來考慮，無論是按照經濟發展水平劃分的不同類型地區，還是按照行政區劃原則劃分的直轄市與普通省，公務員在這一問題上的看法具有驚人的相似性，這說明高度的相似性不是由地區類型和省份類型所能夠影響或決定的，而是由一個其他關鍵因素所決定的。

這個關鍵因素即我國的政府結構特征。目前的政府結構強調縱向決策權力劃分而忽視橫向決策權力的職能整合，忽視政府職能部門的橫向信息傳遞和政府職能部門的橫向溝通。其深層次原因前已述及，這里不再贅述。但值得注意的是：這種現象所反映出的問題不僅僅是政府部門間的信息傳遞問題，而是一個政府內部的協調機制運轉是否靈便的問題。如果沒有得到認真解決，整合多部門分割問題只能是停留在簡單的合合分分層面，很難有實質性的突破。整體政府已經成為現階段國際上政府結構改革的方向之一，其網絡結構及其注重橫向溝通的優勢已經在協調政府職能部門的過程中得到了清晰顯現。借鑒整體政府實踐中政府結構設計的合理成分，應該是行政體制改革中需要加以探索的問題。最近成立的國家海權辦公室，應該認為是在協調機制方面的一種積極探索，但要解決政府協調機制的根本問題，應該從政府結構的整體設計上多花工夫。

五、不同類型省份：政府職能部門對決策參與機制的偏好

行政區劃是一種有意識的國家行為和行政制度。自元朝開始，“省”的建制在中國已經沿襲了七百多年。作為我國行政體制的基本組成制度之一，普通省是連接中央與地方的中介層級，省以下管轄市、縣、鄉三級政府。直轄市是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具有特別重要地位且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轄的城市。我國在1978年利用憲法的形式規定直轄市分為區、縣。從而明確定位了直轄市為轄縣的省級行政單位，界定了普通省和直轄市在政府結構序列上的層級區別。即普通省的政府結構序列比直轄市多出一個省轄市的政府層級。任何行政區劃所引起的社會變化都會在其轄區內的政治經濟發展中得到直接反映，政府結構序列上的層級區別直接影響到普通省和直轄市的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決策機制的偏好。

分別考慮直轄市和普通省公務員對所在部門參與政府決策機制的偏好。依然按照前已定義的政府職能部門的主動參與指數，分別計算出各個主動參與機制的主動參與指數。然后分別將直轄市和普通省的主動參與指數分別構成數列并模擬為直線，求出其斜率。見表4。

顯然，由普通省主動參與指數數列構成的直線的斜率大于直轄市。這意味著，如果參與機制向參與主動性增強的方向發展，那么，在普通省獲得認同的公務員人數的增加比率將高于直轄市。由此可以推斷，直轄市的主動參與精神不及普通省，普通省的主動參與精神高于直轄市。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決策的積極性，在普通省和直轄市兩種不同的行政區域內表現出了一定的不同。表1中除了主動參與機制之外，還存在被動參與的機制。為了進一步探討整體狀況，對相關數據進行秩和檢驗，結果說明，不同省份類型的公務員在對于“政府征求意見時積極回應”這一被動參與機制的看法上存在顯著差異（P = 0.022）。表1中的數據顯示，直轄市對該機制的認同人數占總人次的80%，而普通省對該機制的認同人數占總人次的73.4%。由此看出，直轄市的公務員對于被動參與機制的認同度大于普通省。換言之，秩和檢驗的結果從另外一個方面證明，直轄市的主動參與精神總體上不及普通省。

行政區域是行政管理的載體，也是具有地域局限性的政策活動的空間，這是由行政區域的社會經濟及政治活動帶有很強的地域系統性所決定的。行政區域內行政管理體系的層次差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影響和制約著政策制定系統的縱向復雜程度?！安煌愋偷男姓^域的政治發展在國家層面上是基本均衡、協調一致的，但由于地緣生態因素、區域行政因素、區域經濟因素、區域文化因素的作用，而在區域層面上存在差異性。[2]”由于普通省地域遼闊，省內不同地區之間的政府職能部門所面臨的經濟、社會各種矛盾比較繁雜，主動參與政府決策，可以為尋求符合自己特定利益的政策、解決所面臨的特殊問題提供更多的機會。這為普通省的政府職能部門積極參與政府決策提供了更強烈的利益動機。而直轄市地域狹小，直轄市內各區之間政府職能部門所面臨的問題區別不大，遠遠沒有普通省所面臨的問題復雜，從而使其參與政府決策以尋求符合自己特定利益的政策的動機遠沒有普通省強烈，所以，直轄市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決策的主動性必然會被大打折扣。應該說，地域狹小是造成直轄市政府職能部門參與動力不足的原因之一。

由于政府層級的不同，相對而言，普通省的上級政府職能部門對下級政府職能部門的控制力較弱，這無疑將有利于培養普通省公務員的主動參與精神；按照管理學的一般原理，上級對下級的控制力度隨管理層級的減少而強化。行政層級的減少必然意味著行政集權的強化。雖然這種強化在保證政府調動資源和政令統一方面可圈可點， 但其對政府職能部門或基層單位分權力度不夠的弊端也常常相伴而生。在管理國家和地方行政區域內部公共事務方面，政府是進行政策制定的主導性主體。直轄市由于行政層級較少，政府本級對政府職能部門的控制力較強，壟斷型行政模式的特點分外突出。比之于普通省的政府，直轄市政府更明顯地表現出“‘父愛主義’的臆設” [3]，在構建公共政策問題，創設政策議程，規劃公共政策并監督政策執行過程等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恰恰不利于政府職能部門的公務員主動參與精神的養成。所以，對于直轄市，要重在培養公務員的主動參與精神，加強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決策的機制建設。

如果說，從整體來看直轄市的經濟發展程度要高于普通省，往往作為區域性的經濟增長極，在帶動國家或區域經濟發展中起著普通省所難以替代的作用。那么按照經濟越發達，參與意識越強烈的一般原理，直轄市公務員參與政府決策的積極性要高于普通省。經濟發展與工業化、城市化和公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的互動，不僅會促進社會結構的變遷并且會強化民主化的價值觀，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發展，這似乎應該成為一個普遍現象。但是，“沒有一個單一的因素（變項）足以解釋所有國家或一個國家的民主發展，也沒有一個因素對所有國家的民主發展是必不可少的。每一個國家的民主化是各種原因結合的結果。[4]”行政區域不僅有地理、經濟的因素，更重要的是一個政治綜合體，政治因素具有更為凸顯的地位。經濟發展不是決定政治民主化程度的唯一因素。中國是一個以行政權力為先導的社會，在特有的行政語境下，行政權力、政府層級等因素對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機制的影響往往會超過經濟因素。也正是這種原因，導致了直轄市的參與精神不及普通省。

六、結語

本文分別以不同類型的地區和不同類型的省份為研究變量，考察地域因素對于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決策的參與機制的影響。參與機制分為兩個維度來考察，一是政府職能部門決策參與機制的信息傳遞，一是政府職能部門對不同類型的決策參與機制的偏好。通過實證分析可知：我國政府結構設計中忽視橫向信息傳遞和政府職能部門的溝通機制，不利于實現政府的整體協調。公務員對于以縱向政策訴求傳遞為特征的參與機制認同度較高，對于以橫向政策訴求傳遞為特征的參與機制的認同度較低，這是由政府結構所決定的，而不是地域因素所能夠決定的。地域因素可以影響政府決策機制的其他方面，與地域因素的影響力密切相關的是：不同地域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經濟發展對不同的參與機制的影響程度不同，不同類型決策參與機制的完善對于經濟發展的依賴程度也不同；就政府職能部門參與政府本級決策的主動性而言，直轄市不及普通省，經濟欠發達地區不及經濟發達地區。這是區域幅員、行政權力、政府層級，經濟發展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

[參考文獻]

[References]

[1]周光輝. 當代中國決策體制的形成與變革[J].中國社會科學，2011（3）.

Zhou Guanghui.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the Decision-making System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2011（3）.

[2]宋月紅. 當代中國行政區域類型及其政治發展動因之分析[J].學習與探索，1998（4）.

Song Yuehong.An Analysis of the Types of Administrative Region and the Motivation of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Study & Exploration ，1998（4）.

[3]楊愛平，陳瑞蓮. 從“行政區行政”到“區域公共管理”——政府治理形態嬗變的一種比較分析[J].江西社會科學，2004（11）.

Yang Aiping Chen Ruilian. From Administering Ddministrative Divisions to Regional Public Administration： Acomparative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in the Pattern of Governance by the Government， Jiangxi Social Sciences，2004（11）.

[4]陳炳輝. 經濟發展、文化傳統與政治民主化——亨廷頓的民主理論評析[J]. 廈門特區黨校學報，2007（3）.

篇7

關鍵詞:開放型指數基金;跟蹤誤差;績效分析;H-M模型;T-M模型

中圖分類號:F276. 3文獻標識碼:Adoi:10.3969/j.issn.1672-3309(x).2010.09.25文章編號:1672-3309(2010)09-69-04

指數基金是以指數成份股為投資對象,按照證券價格指數編制原理構建投資組合進行證券投資的一種基金。相對于其他開放式基金,指數基金具有交易費用低廉、延遲納稅、監控投入少、操作簡便并能有效規避投資風險等優點。對指數基金業績的評價有兩方面:一是通過研究指數基金的跟蹤誤差,分析影響跟蹤誤差的因素;二是各指數基金之間以及指數基金與其標的指數的業績比較。

一、相關性分析

根據指數基金構造方法,建立指數基金凈值收益率對跟蹤指數收益率的一元回歸模型: y=?琢+?茁x+?著。其中,變量x為標的指數收益率,y表示指數基金的收益率,?著為殘差項。根據抽取的樣本計算?琢,?茁的估計值a,b,并通過t檢驗來考察回歸系數b的顯著性。

(一)跟蹤誤差

指數基金在其合約中會規定如何擬合指數,降低基金與指數間的誤差,但由于標的指數流動性和投資策略的影響,指數基金擬合效果也存在一定差異,因此可以用跟蹤誤差來反映指數基金對標的指數的擬合效果,具體測量方法有兩種:

1、絕對值法。即算出指數型基金收益率與標的指數收益率間的差的絕對值的平均值,其公式為:

其中,t=1.2.3…n(n為樣本數量),rit為指數基金在t期的收益率,rmt為標的指數在t期的收益率。

2、標準差法。將跟蹤誤差設定為指數型基金的收益率與標的指數收益率之間的標準差,公式為:

。其中,t=1.2.3…n(n為樣本數量),rit為指數基金在t期的收益率,rm為標的指數在t期的收益。

(二)單因素績效分析

單因素模型以Shape指數、Treynor指數和Jensen指數3個指數模型為代表,這3個模型都是以CAPM模型為基礎,以風險調整后的收益率來評價基金的業績,比較適用于評估基金的整體績效,同時也大大簡化了基金整體績效評價的復雜性。

1.Shape指數。以資本市場線(CML)為市場基準組合,用投資組合的超額收益除以其標準差,求出單位風險水平上獲得的風險溢價收益,以此來評價基金的績效。其公式為:。其中:ri為基金i的平均收益率,rf為無風險收益率,?滓i為基金收益率的標準差,該方法既考慮了系統風險,又考慮了非系統風險。Shape指數越大,說明單位總風險獲利能力越高,從而投資績效越好。

2.Treynor指數。利用證券市場線(SML)為市場基準組合來評價基金的績效。其公式為: 。 其中,ri為基金i的平均收益率,rf為無風險收益率,?茁i為基金投資組合的系統風險。該方法強調系統風險,Treynor指數越大,說明單位系統風險獲利能力越高,從而投資績效越好。

3.Jensen指數。該指數為絕對績效指標,它將投資組合的收益率與承擔同等風險水平的均衡收益率(即市場收益率)進行比較,計算差值,然后根據差值的大小對投資績效作出評價。其公式為:。

其中,ri為基金i的平均收益率,rf為無風險收益率,rm為市場基準組合的平均收益率。如果?琢i>0,說明基金的投資收益率高于市場投資組合的收益率,投資績效良好;如果?琢i

(三)選股與擇時能力分析

1.T-M模型

Treynor和Mazuy在證券市場回歸模型ri-rf=a+b(rm-rf)+e中加入一個二次項得到以下模型:

式中:a為選股能力指標,c為擇時能力指標。如果回歸得到的a值和c值為正,并且是顯著的,說明選股能力和擇時能力的存在。二次項系數c顯著大于0,說明當市場收益率提高時,基金投資組合的收益率提高的更快;而當市場收益率降低時,基金收益率降低的幅度要小一些。這表明基金經理能夠預測市場變化,顯示出一定的時機選擇能力。

2.H-M模型

Henriksson和Merton在T-M模型的基礎上提出了一個比較簡單的模型,表達式為:

在上式的基礎上,引入一個虛擬變量(Dummy ariable)D,當rm>rf時,D=1;當rm

當證券市場為牛市時,(rm-rf)系數值變為b+c;當證券市場為熊市時,(rm-rf)系數值為b。通過這一模型也能說明基金管理者的選股和擇時能力。

二、實證檢驗

本文所選取的6只指數基金成立時間均在3年以上,所跟蹤的指數既有滬深300、深證100等滬深兩市主流指數,也有中小板及公用事業指數,使得樣本更具一般性。樣本的跨度時間設定為2006年6月2日至2009年4月7日,并根據市場情況分為上升階段(2006年6月2日至2007年7月17日),下降階段(2007年7月18至2008年9月17日),盤整階段(2008年9月18日至2009年4月7日)。在這一評價期內,樣本中每只基金共有693個日凈值數據。將樣本跨度分為這3個階段,有利于對指數基金的績效表現做更全面的考察,另外,這樣也有助于單只基金績效的縱向比較。

表1樣本基金概況

運用Eviews軟件,對6只樣本基金在樣本區間內的日收益率與相應的標的指數日收益率進行一元回歸,得到判定系數R2和?茁的估計值。具體回歸方程見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各樣本指數基金的相關系數都在0.9左右,上證50ETF和易方達深證100相關系數接近于1,說明6只指數型基金與其標的指數相關性很大。華安180的相關系數最小,說明其在跟蹤標的指數方面相比其他5只基金略輸一籌,這與其是增強型指數基金有一定關系,基金管理人實施了相對主動的投資策略。

回歸系數表示指數基金的收益率有多大程度可以由標的指數的收益率變化所決定,如果回歸系數為1,則代表該指數基金的投資組合是完全復制標的指數的成份股。從這6只指數基金的回歸系數上來看,指數基金可以很好地分散非系統風險。

根據基金和標的指數的日收益率,運用絕對值法和標準差法計算6只開放式指數基金的跟蹤誤差,結果如表3所示。分析表3數據,可以發現華安180、易方達上證50、融通100這3只增強型指數基金的跟蹤誤差普遍高于上證50ETF、易方達深證100、嘉實300這3只被動型指數基金的跟蹤誤差,可見在指數化投資中,減少人為的調倉運作,可以更加貼切的擬合標的指數。通過觀察融通100和易方達上證50可以發現,當股市處于上升或下跌階段,這兩只指數基金的跟蹤誤差都會較盤整階段大,可以認為其屬于增強型指數基金,在上升和下跌階段會有明顯的調倉動作,使得跟蹤誤差偏離增大。

在整個樣本區間內,嘉實300指數基金的平均跟蹤誤差最小為0.00041,且無論股市處于上升、下跌還是盤整階段,其跟蹤誤差始終未發生較大變化。而融通100指數基金在整個樣本區間內的平均跟蹤誤差高達0.00889,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增強型指數基金的主動性。

當大盤處于上升階段,6只指數基金的Shape指數、Treynor指數都大于0,其績效高于無風險收益。對比6只指數基金的Shape指數、Treynor指數均小于所對應指數的Shape指數、Treynor指數,這說明在大盤上漲階段,指數基金績效的市場表現不如市場組合。上證50和易方達深證100這兩只被動型指數基金的Shape指數、Treynor指數高于其他4只指數基金。6只指數基金的Jenson指數都大于0,說明在大盤上漲階段,指數基金的投資收益率高于市場組合的投資收益率。

從表5看,當大盤處于下跌階段,各指數基金的Shape指數、Treynor指數都小于0,說明其在這一階段的績效低于無風險收益率。6只基金中,嘉實300的Shape指數最低,各只基金的Treynor指數差別不大,可見在大盤處于下跌階段,基金的表現差異性不是很大。

當大盤處于盤整階段,各指數基金的績效表現差異比較大,融通100基金、嘉實300指數基金的Shape指數、Treynor指數為負值,而其余4只指數基金的Shape指數、Treynor指數都為正值,這與在盤整階段指數基金的管理者的操作有一定關系。

1.T-M模型檢驗

從表7可以看出,當大盤處于上升階段,融通深證100指數基金的擇時系數為負,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融通深證100指數基金的擇時能力較差。在這一階段,易方達上證50指數基金的選股系數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其具有一定的選股能力。這與其增強型指數基金有很大關系,說明該基金管理者在股市處于上升階段能主動選擇漲勢更好的股票,調整投資組合從而獲得更大收益。在大盤處于下跌和盤整階段,各只指數型基金的選股系數和擇時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這與其指數化被動投資有很大關系,基金管理者的主要操作受到一定限制。

2.H-M模型檢驗

當大盤處于上升階段,融通100的選股系數為負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其具有負向選股能力,選股能力較差。在大盤處于下跌階段,易方達50的擇時系數為正,且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說明在大盤下跌時,其有一定的抗跌性,在大盤處于下跌階段能根據情況調整倉位減少損失。當大盤處于盤整階段時,6只指數型基金的擇時與選股系數均未通過顯著性檢驗。

通過T-M模型和H-M模型分析,指數基金因其被動型的投資管理方式,選股與擇時能力很難通過顯著性檢驗。

3.通過對6只指數型基金績效的實證分析,主要有以下結論:

(1)指數基金與其標的指數有很強的正相關關系,通過指數化的投資方式,指數基金能夠有效降低非系統性風險;

(2)從風險調整收益角度看,單因素模型對指數基金的績效有較強的解釋能力,6只樣本指數基金的Shape指數、Treynor指數、Jenson指數相對于跟蹤基準表現較好;

(3)增強型指數基金相較被動型指數基金,在投資管理上更為靈活,但根據分析其整體績效卻不一定優于被動型指數基金的表現;

(4)通過T-M模型和H-M模型分析,指數基金因其被動型投資管理方式,選股與擇時能力很難通過顯著性檢驗。

三、相關建議

1.證券監管部門應加大對證券市場信息披漏情況的監管,杜絕披露虛假信息與隱瞞真實信息的情況。因為指數基金的理論基礎之一為有效市場假說,為了提高股市的效率,應進一步加強信息披露制度建設,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提高股市效率,為指數基金發揮其特有優勢構建一個高效的股票市場。

2.基金公司內部應建立一套完整的績效評價體系,并根據市場發展對其進行改進,提高自身的投資管理能力。

3.對投資者來說,受益與風險正相關,這對于指數基金也不例外,因此應保持理性心態,強化風險識別能力。 (責任編輯:吳之銘)

參考文獻:

[1] 顏寒松.基金管理公司投資策略[M].上海: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0.

[2] 吳曉求.證券投資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

[3] 嚴武、洪道麟.我國指數基金運作與績效研究[J].統計研究,2000,(12): 21-25.

[4] 張琪.我國指數基金績效實證分析[J].南開經濟研究,2002,(06):31-35.

[5] 葉世綺、蘇美紅.我國開放式指數基金績效分析[J].經濟論壇,2005,(09): 2-14.

[6] Eric D.Chang and Wilbur G Lewellen.Market Timing and Mutual Fund Investment Performance[J].Journal of Business, Vol.57,1998:49-60.

篇8

【關鍵詞】國際收支；貨幣供給；傳導機制

一、引言

近年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后，我國經濟發展迅速并且呈現出穩定增長的趨勢。與此同時，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不斷加快的大背景下，我國積極參與國際經濟的合作與發展對外經濟也取得了迅猛發展。目前，我國已是世界上的第一大出口國和第二大進口國。隨著我國進出口規模的不斷擴大，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組成的“雙順差”的國際收支失衡也在繼續擴張，繼而帶來的是外匯儲備的不斷增多，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在促進我國經濟積極發展的同時，也對貨幣供給和宏觀經濟的運行帶來了一些消極影響。因此，有必要研究我國國際收支的變動與貨幣供給的關系，從而確保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二、文獻綜述

針對國際收支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這一問題，國內外學者從理論和實證角度對其進行了研究。國外學者對這一問題研究最早的是貨幣主義學派提出的貨幣供給量決定論，Johnson（1972）等學者認為，一國國內的貨幣供給超過需求時，超過需求部分的貨幣就會流向國外，從而使本國現金減少，國內貨幣供給量的變動決定了該國的外匯儲備需求，因此本質上國際收支失衡是一種貨幣現象。還有如克魯格曼（1999）基于內外經濟均衡的“三元悖論”，認為開放條件下國際收支變動所帶來的資本流動和匯率變動，將對一國貨幣供給的穩定性產生影響。

國內學者在理論上（田華臣，張宗成，2005；陳岱孫，2011）從貨幣均衡模型、國際收支對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影響、IS-LM模型與不可能三角等不同角度對國際收支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進行了研究，基本的結論是我國國際收支的變動對貨幣供給的影響較大，從而增強了我國貨幣供給的內生性。同時，國內學者還進行了實證研究（周鐵軍，劉傳哲，2009；黃武俊，2010），這些實證研究的結論是我國國際收支與貨幣供給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并且國際收支通過外匯儲備對貨幣供給的影響較大。

綜上所述，隨著近年來中國國際貿易順差的擴大，國際經濟學界開始較多地關注中國的國際收支問題，但對中國的貨幣供給研究很少。而國內經濟學界雖然對中國的國際收支與貨幣供給關系進行了多方面多角度的研究，給后續研究帶來了很多啟示，但是結論并不一致，且缺乏對其傳導機制的研究。本文試圖運用實證方法，運用2008～2014年的相關數據對中國國際收支對貨幣供給的影響進行實證檢驗，并揭示其傳導機制，為改善中國的貨幣供給提出政策建議。

三、中國國際收支影響貨幣供給的理論分析

我國央行以“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并以此促進經濟增長”作為貨幣政策目標。其中，“保持貨幣幣值的穩定”包含兩層含義：一是保持國內物價穩定；二是保持人民幣匯率穩定。要實現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目標，必然涉及匯率制度安排。因此，中國國際收支影響貨幣供給的傳導途徑主要有兩條：一是國際收支狀況的變化直接或間接影響貨幣需求，最終影響貨幣供給，簡稱“貨幣需求機制”；二是中國匯率制度安排直接影響到貨幣供給，簡稱“匯率安排機制”。

（一）貨幣需求機制

根據貨幣供給內生論的觀點，貨幣供給決定于貨幣需求。而國際收支中的經常項目和資本與金融項目的變化，將直接或間接地引起貨幣需求的變化。首先是對外貿易帶來經常項目變動，形成對貨幣的直接需求。對外貿易活動擴張導致的實體經濟增長要求與之適應的貨幣信用形式表現為貨幣需求量增加。具體表現在：貿易擴張帶來總需求上升，物價穩定要求下，總需求上升引起貨幣需求上升，最終導致貨幣供給的增加。其傳導機制是：出口量國內生產規模生產資金需求貸款貨幣供給。其次是直接投資活動帶來資本與金融項目變化，形成對貨幣的間接需求。資本流入，尤其是外國直接投資增加了國內的配套資金，誘發了更多的國內投資，從而提高了閑置資金的使用效率，同時在投資乘數的作用下，引起貨幣需求增加，進而導致貨幣供給增加。

（二）匯率安排機制

匯率安排機制是從供給側分析國際收支對貨幣供給的影響。在“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的目標下，1994年中國確立了人民幣匯率“有管理的浮動”和結售匯制度，并形成了與之密切相關的外匯儲備形成機制，從而使匯率制度和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成為影響貨幣供給的重要因素。其傳導機制是：國際收支變化外匯儲備變化外匯供求關系變化穩定匯率要求下，中央銀行進入外匯市場買賣操作基礎貨幣投放變化貨幣供給變化。

四、我國國際收支與貨幣供給關聯性的實證分析

（一）變量的選擇與說明

根據對中國國際收支影響貨幣供給的傳導機制的分析，國際收支對貨幣供給產生影響的傳導途徑有“貨幣需求途徑”和“匯率安排途徑”，但前者從屬于社會總需求的一部分，最終通過國際儲備表現出來，而國際儲備又會通過“匯率安排途徑”影響基礎貨幣，最終影響貨幣供給量?；诖?，本文選擇M2和基礎貨幣MB作為貨幣供給的變量；選擇國際收支狀況的直接反映指標――外匯儲備FR和國際收支狀況在貨幣形態上的反映指標――外匯占款PFE作為國際收支的變量，分別從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量M2的關系和外匯占款與基礎貨幣的關系這兩個角度上不同、實質關聯的兩個方面對中國國際收支影響貨幣供給的方向和程度進行實證分析。首先，我們采用X12法對相關變量進行季度調整，為消除異方差，對調整后的變量取自然對數，處理后的變量分別用LFR、LM2、LPFE、LMB表示。由于2005年7月至今我國實行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參考一籃子貨幣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所以本文選擇市場較為成熟的2008.1-2014.09月度數據作為樣本。數據來源于中國人民銀行網站。

（二）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量M2的關聯性分析

我們采用ADF法對外匯儲備和貨幣供應量M2序列進行平穩性檢驗，表1是相關變量平穩性檢驗結果。

檢驗結果表明，兩序列均為I（1）序列。因此，可以進行Granger檢驗，判斷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根據AIC準則，確定最優滯后期為2。

格蘭杰因果檢驗表明，LM2與LFR之間的因果關系并不顯著，說明外匯儲備是貨幣供給量M2變化并不顯著的原因。

（三）外匯占款與基礎貨幣的關聯性分析

檢驗結果表明，兩序列均為I（1）序列。因此，可以進行Granger檢驗，判斷變量間的因果關系。根據AIC準則，確定最優滯后期為2。

通過格蘭杰因果檢驗，我們發現MB不是PFE的Granger原因，而PFE對MB有99.9%的解釋能力，說明外匯占款是基礎貨幣變動的明顯原因。

五、結論與政策建議

（一）結論

首先，外匯儲備與貨幣供給呈一定的正向關聯性，而且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加，其對貨幣供給的正向作用也增強；結合中國現行的匯率制度和外匯儲備形成機制考察，可以得出：外匯儲備作為中國國際收支狀況的直接結果，其對貨幣供給的顯著影響具有制度條件下的高度可靠性和穩定性，這里的制度因素就是現行的外匯儲備形成機制和人民幣匯率穩定目標下的“匯率安排”。

其次，外匯占款與基礎貨幣呈現高度而穩定的正相關性，而且隨著外匯占款的增加，其作用于基礎貨幣的效力也隨之增強，說明在現行結售匯制度下，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加，外匯占款占基礎貨幣投放的比重不斷提高，對基礎貨幣的影響不斷增大，外匯占款成為中國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主渠道，使得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內生性進一步增強。外匯占款與基礎貨幣的高度關聯性成為中國國際收支影響貨幣供給的主要和直接的傳遞途徑。

（二）政策建議

1.貨幣供給決定于基礎貨幣和貨幣乘數兩大要素。在以外匯占款為主渠道的基礎貨幣投放格局下，要減輕國際收支失衡對貨幣供給的沖擊，短期對策是調控貨幣乘數，具體措施是調整法定準備金率。而從長遠看，必須弱化或切斷外匯儲備、外匯占款與基礎貨幣之間的傳導關系，其解決之道在于推進中國的外匯儲備管理體制改革，加速從強制結售匯制向意愿結售匯制過渡，或者尋找其他合適的渠道來形成外匯儲備，如由非央行機構（財政部或專設機構）發行人民幣債券籌措資金購買外匯儲備等。

2.對于處于“新常態”狀態下的中國，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應維持人民幣匯率穩定這一目標。匯率穩定有利于國際貿易和投資，更是因為中國影響自身貿易條件的能力不如發達國家；同時，為了控制通貨膨脹預期、防范由于本幣匯率的過度升值抑制出口進而導致經濟下滑，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更為重要。

3.若人民幣匯率不再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意味著央行可以不必為“穩定”匯率而進行入市干預，央行持有的外匯儲備也不會太多，不會成為中央銀行貨幣供給的占款部分。也就是說，國際收支活動不會通過“匯率安排機制”影響國內貨幣供給，只會通過本身經濟活動產生“貨幣需求”。

4.截至今年一季度末，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為3.19萬億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外匯儲備過大反映了我國國際收支失衡，并帶來一系列挑戰。要解決外匯儲備過多的問題應該堅持雙管齊下，解決好流量問題，控制好收支平衡。主要措施就是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使經濟增長由較多依賴投資、出口轉向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以及在穩定出口的同時增加進口，促進貿易收支平衡。另一方面要盤活存量，不斷創新和拓寬外匯儲備運用渠道及方式，提高外匯資源的使用效率。

參考文獻：

[1]周鐵軍，劉傳哲.中國國際收支與貨幣供給關聯性的實證分析：1996～2007[J].國際金融研究，2009，（3）

[2]王方靜.我國國際收支對貨幣供給的影響機制研究[J].金融經濟，2014，（6）

[3]王曉雷，劉昊虹.論貿易收支、外匯儲備與人民幣國際化的協調和均衡發展[J].世界經濟研究，2012，（11）

[4]范小云，陳雷，王道平.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J].世界經濟，2014，9（2）

[5]陳建奇.國際貨幣體系穩定性的技術條件及經驗證據[J].世界經濟研究，2015，7（4）

篇9

【關鍵詞】貨幣政策 傳導機制 信用渠道

一、前言

貨幣政策的傳導機制，是指中央銀行通過對貨幣政策工具的運用引起中介目標的變動，從而實現中央銀行貨幣政策的最終目標的過程。是貨幣政策在達到其目的操作經過中受到很多經濟因素的影響作用而形成的結果。簡單地說，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貨幣政策從開始操作到實現目標的中轉站一樣的操作過程，貨幣政策的核心是怎樣有效操作才能使目標得以實現。經濟學上指出，貨幣政策是通過信貸，匯率，利率，非貨幣資產四條途徑對宏觀經濟總值產生影響的。這四條途徑中的利率途徑是目前被認為最有效的，所以中央銀行總是調整或者影響利率的浮動，而利率的浮動主要是央行通過政策作用作用于貨幣供給總量而產生的。利率對經濟的影響是多方面的，環環相扣，比如這種變動會影響進出口變動，進出口變動對貿易產生影響，從而影響了國際投資規模，最終導致產量、價格等經濟指標的浮動。

二、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20世紀80年代，傳統的計劃經濟居于主導地位，政府主要通過控制現金投放和信貸規模來調整經濟，是銀行信貸渠道在起重要作用。進入90年代，央行開始逐漸將貨幣政策的中介目標由傳統的貸款規模向對貨幣供應量的控制，并與1998年取消信貸計劃。由此初步建立了“貨幣政策工具中介目標最終目標”的貨幣間接傳導機制和“中央銀行金融機構（金融市場）企業和居民國民收入”的間接傳導體系。目前可以認為，我國貨幣政策是通過貨幣渠道和信用渠道共同傳導的，而且貨幣渠道和信用渠道相對獨立，信用渠道對于產出的影響更加有效，是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要渠道。信用渠道以金融市場的不完善作為分析的前提，認為信息不對稱，金融資產不具有完全的替代性，貨幣政策的效果可以通過市場對特定借款人的授信能力以及授信條件的約束得到強化。信用渠道的傳導可以通過以下兩種途徑來實現：銀行貸款渠道和資產負債表渠道。

（一）銀行貸款渠道

銀行貸款與其他金融資產非完全替代，特定類型借款人的融資需求只能通過銀行貸款得到滿足，從而貨幣政策除由一般的利率機制傳導外，還可以通過銀行貸款的增減變化進一步得到強化。即：M銀行儲備可貸資金銀行貸款IY。

（二）資產負債表渠道

它在表現形式上和銀行貸款渠道非常相似。即同樣認為貨幣政策對經濟運行的影響可以經由特定借款人授信能力的制約而得以強化。但前者著重強調銀行在經濟生活中的獨特作用，后者卻著眼于特定借款人資產負債狀況的影響。

三、從信用傳導分析我國的貨幣政策傳導機制

就我國的現狀而言，目前商業銀行的機構密度較小，覆蓋面低于國外水平，銀行結構不合理，小型金融機構的比重過低，致使信用渠道存在渠道過窄的約束。首先，通過信貸服務機構的人口覆蓋率和企業覆蓋率這兩個指標，可以看到我國擁有的商業銀行數量遠遠低于發達國家，企業擁有的獨立銀行數量也低于發達國家。我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是顯而易見的。其次，從信貸組織結構來進行橫向比較，我國的信貸服務機構，尤其是商業銀行不僅數量偏小，而且組織結構不合理，大銀行不夠，小銀行明顯偏小。我國立足于基層和地方的小型信貸服務機構，小型銀行數量明顯偏小，信貸渠道的毛細血管不足，貨幣政策傳導到一定層面后，面臨“山窮水盡疑無路”的困難，難以到達實體經濟。

在國有銀行出于對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考慮而將機構權限集中化和分支機構儲蓄所化的背景下，據悉一度時期一些商業銀行的縣級支行只有十萬元的貸款權，十萬元以上歸地市級分行，50萬元以上歸省級分行，省級分行只有設備貸款權，無固定資產貸款權。1997-1999，國家銀行機構數量減少18125家，其他銀行增加78家，農村信用社減少8758家，城市信用社減少2880家，城市商業銀行增加90家，其中剔除中央銀行因為機構改革減少181家基層支行，2880家城市信用社合并改組為90家城市商業銀行，相互抵銷外，實際上減少金融機構9264家。進入2000年，各個國有商業銀行進一步加大了撤并機構的力度。在國有商業銀行撤退的同時，地方性中小金融機構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發展，反而因為非正規的地方及融機構被清理整頓在不斷減少，而且由于集榮機構爭相貸款給優質大型企業，但這些企業本來就不缺少資金，大部門中小企業難以獲得貸款，雖然有投資需求和融資需求，但是他們的信貸渠道并不暢通。

四、對完善我國貨幣政策傳導機制的建議

（一）疏通信用渠道傳導障礙

由于近期內，我國經濟金融運行的宏微觀環境不會有根本性改變，所以信用渠道的主導地位在一段時間內仍舊存在，此時要完善貨幣政策的傳導主要依靠疏通信用渠道的阻梗，完善信貸擔保體系和輔助設施，調整信用等級評定標準，重建良好的社會信用秩序。

（二）發揮貨幣渠道傳導的優勢

從長期來看，隨著經濟體制和金融體系的改革深化，我們要加快改革，培育理性的市場主體，為貨幣渠道最終成為政策傳導的主要途徑創造良好的寬松環境，首先，推進利率市場化，充分發揮利率渠道調控作用。我國金融改革的最終目標是要建立以信用關系為基礎的多樣化的利率體系，形成利率的市場決定體系。為此，應當逐步放開利率管制，形成完整的短期貨幣市場體系，然后放開屬于直接融資方式的債券利率，再按照央行的改革思路，先放開貨幣市場利率，再放開貸款利率，最后放開存款利率，逐步取消對利率變動的行政性限制，完善利率在調節銀行、企業、個人資金運用方面的杠桿作用。其次，應當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增強匯率杠桿對于經濟的調節作用。央行可以根據國際市場情況調整匯率，放寬匯率波動幅度，增強名義匯率的靈活性，從而減少央行貨幣政策實施的壓力，最后，疏通貨幣傳導機制還應當從完善貨幣市場，增強商業銀行對于宏觀形勢的靈敏度，推進國有企業改革這幾方面入手。

篇10

關鍵詞：腎病綜合征；診斷；治療；潑尼松；一般治療

【中圖分類號】R692.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783(2012)04-0214-01

腎病綜合征是一種常見的慢性疾病，在發病過程中，各器官的功能紊亂會導致蛋白尿，進而引起高度水腫和低蛋白血癥。它的早期診斷和并發癥的處理都至關重要，本文通過兩種不同方法治療腎病綜合征患者，均取得較好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選取38例經確診患有腎病綜合征患者，其中男17例，女21例，年齡16-65歲，平均年齡31歲，病程2個月-2.5年。隨機分為A、B兩組?；颊咭话阗Y料無顯著性差異，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1.2.1 診斷標準:根據“三高一低”原則進行診斷。診斷標準為下述表現之一：①大量蛋白尿(成人尿蛋白>3．5g／d；兒童≥50mg·kg·d)；②低清蛋白血癥(血漿蛋白

1.2.2 治療方法:兩組患者分別采用以下兩組治療方法： A組患者采用一般治療方法。具體操作如下[1]：①休息與飲食：一般不需要臥床休息，可根據病情好轉程度逐漸增加活動量，水腫或高血壓嚴重時應短期限制水納的攝入，等病情緩解后逐漸恢復正常飲食。②利尿：水腫嚴重患者給予利尿，可予口服雙氫克尿噻，久用時伴用螺內酯，更嚴重者可選擇用速尿。尿量增加時應注意水電角質紊亂。③預防感染：患者以呼吸道系統和泌尿系統感染多見，日常生活中應注意尿道口的清潔衛生，可用高錳酸鉀溶液清洗外陰，盡量少去公共場所減少感染的機會，如果發生感染應及時接受治療。④控制血壓：給予伴發血壓增高的患者血管緊張素轉換酶抑制劑，以改善腎小球局部血流動力學，減少尿蛋白，延緩腎小球硬化。

B組患者采用潑尼松進行治療[2]。操作如下：①療程：采用6-9個月的中療程；②劑量：誘導緩釋階段——潑尼松1.5-2.0mg/kd，每天分次口服，等尿蛋白轉陰后再鞏固2周；鞏固維持階段——逐漸過渡到隔日服用，如尿蛋白持續轉陰，再逐漸減量至0.5mg/kg治療3個月，后再繼續減量至停藥。

1.3 數據處理統計患者治療前及治療后7周血清總膽固醇(TC)、甘油三酯(TG)、24h尿蛋白量、血漿白蛋白(ALB)、血肌酐(Scr)、尿素氮(BUN)的變化情況，數據用SPSS軟件進行處理，當p

2 結果

兩組患者治療后各項指標均較治療前有明顯好轉，如表1所示。

3 討論 腎病綜合征是指一組臨床癥狀，包括大量的蛋白尿、低蛋白血癥、高脂血癥和水腫。臨床特點：三高一低，即大量蛋白尿、水腫、高脂血癥，血漿蛋白低。病情嚴重者會有漿膜腔積液、無尿表現。腎病綜合征潛在的病理生理學原因尚未完全清楚?；技毙阅I病綜合征的兒童出現水腫的主要機制可以用更加直觀的“充盈不足”學說來解釋[3]， 即由于大量蛋白尿的產生而導致滲透壓下降，從而引起水腫，對于成人來說，水腫的機制就更為復雜了，大量蛋白尿引起腎小管間質的炎癥反應，造成水納潴留，減輕水腫的生理機制遭到抵抗。腎病綜合征的典型癥狀就是進展性的下肢水腫和體重增加，當患者表現出新生的腹水或水腫而無心衰或肝硬化的癥狀時，可初診為腎病綜合征。而關于成人腎病綜合征的治療，目前尚無臨床指導或高質量的研究成果[3]。通過對該類疾病的特點進行分析，主要的治療方向可定為：對癥治療和主要治療。對癥治療就是針對水腫進行的消腫和利尿，可選擇適當的利尿劑治療，必要時還要考慮限制患者食鹽的攝入。而主要治療則是抗炎癥的治療，其中常用的治療藥物有糖皮質激素。西醫對于腎病綜合征的治療除休息、飲食治療、對癥處理外，主要是應用糖皮質激素，因其使用方便、價格便宜、療效可靠[4]，而從本文的研究中也可知道其療效較好。但不可避免的是，長期使用糖皮質激素會有明顯的副作用，主要有加重感染和水電解質平衡失調等。

參考文獻

[1] 涂茂華. 小兒原發性腎病綜合征診治體會[J]. 北方藥學,2010,7(3):57-58

[2] 于力. 兒童腎病綜合征的診斷和治療[J].中國全科醫學,2006,9(6):131-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