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學的理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態學的理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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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iology Marxism is a new theory conformation ofWestern Marxism on contemporary, the purpose of which is to analyze the reason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and ecological crisis of modern capitalist, and to explore ways to solve those crises. Ecological Crisis Theory of Biology Marxism is a kind of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n contemporary global issues as well as the dilemma human being is now confronting during thei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It has a important value and also a great revelation effect on our socialist construction.

關鍵詞：生態危機；生態學；當代價值

Key words: the ecological crisis；Biology Marxism；contemporary values

中圖分類號：A8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6-4311（2011）22-0322-02

0引言

生態學是20世紀70年代以來形成的西方的最新分支學派之一。它關注當前嚴重的生態問題，從資本主義制度、異化消費和科學技術三個層面對生態危機的成因進行剖析，形成了獨具特色的生態危機理論。在全球生態環境日益嚴峻的今天，研究生態學的生態危機理論對于正確認識當前全球性的生態危機，豐富與發展，以及對我國的可持續發展都具有一定的啟迪意義。

1生態學的生態危機理論

1.1 生態危機和資本主義制度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追求利潤是生產的唯一目的，為了實現利潤的不斷增長，資本必然會不斷擴張。但是地球是一個有限的生態系統，它所提供的自然資源是有限的，這說明人類影響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也表明無限擴張的資本和有限的地球生態系統必然會發生沖突。生態學指出，資本主義不惜一切代價追求經濟增長，這勢必會造成自然資源的快速消耗和環境污染的日益加重，因此，生態危機發生在資本主義制度下具有必然性。資本主義生產是“以無限價值擴張為目的的，它絲毫不考慮這種擴張所帶來的政治的、經濟的、地理的或生態的后果?！盵1]“這種把經濟增長和利潤放在首要關注位置的目光短淺的行為，其后果當然是嚴重的，因為，這將使整個世界的生存都成了問題。一個無法避免的事實是，人類與環境關系的根本變化使人類歷史走到了重大轉折點。”[2]雖然資本主義通過科學技術采取一些措施來解決生態問題，但這些措施是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進行的，其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證利潤的順利再生產，所以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1.2 生態危機和異化消費由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的勞動是一種異化勞動，人們在勞動中“缺乏自我表達的自由和意圖，就會使人逐漸變得越來越柔弱并依附于消費行為”。[3]感受不到自由和幸福，反而覺得痛苦。為了宣泄勞動中的不滿和痛苦，人們購買和消費商品。這種商品消費并非人的真實需要，而是一種逃避異化勞動的異化消費，是“一種為補償自己那種單調乏味的、非創造性的且常常是報酬不足的勞動而致力于獲得商品的一種現象?！盵4]與此同時，資本主義為了追求利潤不斷擴大再生產，并借助廣告和大眾傳媒大力宣揚消費主義觀念，向人們源源不斷地提供商品，這在很大程度上助長了異化消費。這種消費消除了人們對異化勞動的不滿，麻痹了人們的斗志，延長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壽命。它制造了虛假的市場繁榮景象，造成生產的盲目擴張和資源的極大浪費，導致環境受到嚴重污染，生態平衡被破壞，最終形成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危機。

1.3 生態危機和科學技術生態學認為，科學技術與生態危機的關系很復雜，只有對科學技術的性質進行分析，才能正確的理解科學技術對生態的后果。在生態學看來，科學技術不僅僅是人征服自然和控制自然的手段和工具，它反映了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環境的關系。技術本身是可分的，可以分為“以資本主義生產邏輯為標志的技術”和“溫和的技術”。前者建立在對工人和自然進行合理性統治的基礎上。后者主要指分散性技術，包括日光、潮汐、風力和生物能等技術，它們服從于人類的控制，具有潛在的反資本主義和民主性質。生態學指出，資本主義的根本特征是資本積累，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它不斷地進行擴張，只有有利于資本擴張的技術才能得到發展，而不利于其擴張的技術則被排斥。因此，“資本主義呈幾何級數的增長和與之相伴隨的對稀有資源的不斷增長的消耗導致了快速的復雜化了的環境問題?！盵5]在生態學看來，造成生態環境問題的原因不在于技術本身，而在于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

2時代意義

生態學關注當代全球環境問題，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上不乏真知灼見，具有很強的時代意義。一方面，生態學透過生態環境問題，看到了資本主義制度對人和自然的嚴重損害，揭示了造成生態危機的根本原因在于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倡導生態保護，在維護和平、環境保護和建立國際新秩序等國際活動中發揮著積極的作用。另一方面，生態學不僅在學理上對進行了理論探索，為的豐富和發展做出了貢獻，而且把與當前生態環境及其危機問題具體結合起來，引起了人們的普遍關注，為人們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提供了新的視角。

3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啟示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我國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是一項史無前例的偉大創舉。總的來看,“我國人口多，資源相對不足，生態環境承載能力弱，這是基本國情。特別是隨著經濟快速增長和人口的不斷增加，能源、水、土地、礦產資源不足的矛盾越來越尖銳,生態環境的形勢十分嚴峻”。[6]我國絕不能再走西方國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而必須立足于維護全球生態平衡，走資源、環境、經濟、社會相協調的發展道路。不言而喻，生態學對生態危機的深入研究對于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深刻的啟示。

3.1 對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啟示

3.1.1 必須從實際出發，謀求人與自然的和諧按自然規律去合理利用和開發自然，徹底轉變以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的粗放型經濟發展方式，同步開展經濟建設與生態環境建設。這一點對于我國實施的西部大開發以及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更具有實踐上的意義，絕不能把大開發演變成大開荒、大開采和大開礦，而應該走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3.1.2 正確地運用科學技術來改善生態環境必須揚棄傳統的技術使用方式，采用既有利于實現人類利益，又有利于保護自然環境的技術方式。這就需要我們加強環保技術的研究和開發，促進生產與環境的協調發展。同時，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探求生產資料循環利用的技術，為我國生態建設提供堅實有力的技術保證。

3.1.3 加強人口數量的控制，緩解人口對生態的壓力人口增長過快，人口數量增加，直接引發社會需求擴大，勢必加重自然環境的負擔，從而導致生態環境惡化。因此，必須堅持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鼓勵晚婚、晚育、少生和優生，努力降低人口自然增長率，以減輕人口對生態環境的壓力，保持人口增長與生態環境的平衡，實現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3.2 對我國精神文明建設的啟示

3.2.1 深化文化體制改革，大力發展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堅持以發展為主題，以改革為動力，促進文化事業全面繁榮和文化產業快速發展。積極發展先進文化，支持健康有益文化，努力改造落后文化，堅決抵制腐朽文化，創造出豐富多彩的群眾所需的精神產品，滿足并提高人民群眾日益發展的精神需求。

3.2.2 堅持弘揚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精神支撐。在五千多年的發展中，中華民族形成了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團結統一、愛好和平、勤勞勇敢、自強不息的偉大民族精神。面對世界范圍內各種思想文化的大激蕩，必須大力弘揚民族精神，把其納入國民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設中，使全體人民始終保持昂揚向上的精神狀態。

3.2.3 積極發展教育事業，提高全民科學文化水平，提升精神需要層次文化是精神的載體，沒有高層次的科學文化知識的修養，何談精神需要的發展。因此，要大力推動教育事業的發展，促使全民科學文化水平的提高，重新喚起人們對精神的那種親切的感覺。同時，要加強對人們精神需要的引導，使人們追求健康合理的精神生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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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約翰?貝拉米?福斯特.生態危機與資本主義[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

[3]本?阿格爾.西方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4]本?阿格爾.西方概論[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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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在對生態倫理學進行界定的基礎上，結合生態倫理學所涉及的主要流派對其內部自然觀念的發展變化進行梳理，指出生態倫理學發展的基本理論趨向；進而厘清生態倫理學的基本發展路向，即個體主義路向和整體主義路向。 

關于生態倫理學的界定問題，國內一些學者認為生態倫理學是環境倫理學內部以生態學為依托對傳統倫理學進行改造的環境倫理學?！€有一些學者認為，生態這一概念的基本內涵是指自然界有機體之間的相互聯系和生態系統，所以生態倫理學強調人只是生態共同體中的一員，而非其中心。正由于生態倫理學以生命實體乃至整個自然為研究范圍，關注生態系統中所有自然存在物，強調生態的整體利益，所以理論相對較為激進，因此在環境倫理學中具有獨特的理論地位。

就生態倫理學的特點和關注的問題而言，可以把動物權利論／解放論、生物中心主義和生態整體主義涵蓋在其研究范圍之內。其中，生物中心主義立足傳統倫理學理論，以生命個體的權益作為自己關注和研究的重點，而生態整體主義立足于生態學，以生態整體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試圖把倫理關懷的范圍由生命個體拓展到整個自然系統。

在生態倫理學內部，針對自然的倫理觀念從生物中心主義到生態整體主義經過了一個從關愛生命實體到關愛整個生態系統的過程，其目的都是要擴展人類道德關懷對象的范圍。而這種自然倫理觀念的轉變恰恰體現出它的兩條基本致思理路，即個體主義路向和整體主義路向。

一、生物中心主義視角：從個體生命角度出發的生態倫理學

生物中心主義包括施韋澤‘傲畏生命的倫理學”、泰勒“生物平等主義倫理學”以及辛格“動物解放的倫理學”、雷根“動物權利論的倫理學”，它們的基本觀念是把人以及人之外的其他生命個體納人道德關懷對象的范圍之內。

1923年，施韋澤提出一種以生命為中心的敬畏生命的倫理學，沖破了傳統倫理學只限于關注人與人之間行為和關系的觀念束縛，力圖把善賦予其他的生命。在他的哲學視域里，一個人能否成為真正有道德的人，不在于他是否是一個理性的存在物，不在于他是否具有內在的善，而在于他是否把一株植物、一個動物的生命看得與自己的同胞的生命同等重要，自然界中的一切生命沒有所謂的高低貴賤之分。敬畏生命的基本原則就是：‘菩是保持生命、促進生命，使可發展的生命實現其最高價值。惡則是毀滅生命、傷害生命，壓制生命的發展。這是必然的、普遍的、絕對的生命原理。”這一倫理觀念的顯著特點就是要求我們對生命采取一種敬畏的態度，其目的是通過直覺、體驗等培養、提高我們的德性。本質上，這種倫理觀對以往的傳統倫理觀提出了革命性的挑戰，使人們發現倫理在本質上不是有限的，而是無限的。

泰勒尊重自然的倫理思想是對施韋澤敬畏生命倫理思想的延續和發展。生命在施韋澤的觀念中不僅僅指的是人類的生命，還包括自然界的其他物種，像動物、植物等。泰勒繼承和發展了施韋澤的生態倫理學思想，以善為基礎概念提出，任何生物均是由自己的本性決定了它們都擁有自己的善，善是對其生命事實的描述，所以，人類與其他的生命形式一樣都擁有絕對平等的天賦價值和道德價值。

從理論形態上看，這類生態倫理學關心的對象僅限于生命個體，只重視生命個體的權利和價值，而對生物共同體所具有的實體屬性卻視而不見，而且也沒有看到人對生物種群及生態系統的道德責任。但是，無論是動物權利論還是動物解放論，乃至生物平等主義都是從關愛個體生命出發，試圖重建人類對自然的倫理觀念。

二、生態整體主義視角：從生態整體角度出發的生態倫理學

生態整體主義以生態學思想為理論范式，利用生態學的基本原理把自然界的有機體、有機體及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生態過程和生態系統整體都預設為道德主體。其目的是通過道德主體范圍的拓寬，對生態環境問題做出倫理解答。生態整體主義主要有三個流派：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奈斯的深層生態學和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倫理學。

三個流派通過對問題的解答，力圖轉變人們對待自然的態度，建立一種生態的、整體的觀念。例如，利奧波德大地倫理學的基本思想是要擴展道德共同體的邊界，他說“土地倫理只是擴大了這個共同體的界限，它包括土壤、水、植物和動物，或者把它們概括起來：土地”0141193生物共同體的完整、穩定和美麗被大地倫理學視為最高的善。利奧波德同時認為現代生態學已經證明人類只是生物共同體中的一員，他曾這樣表述道：“……土地倫理是要把人類在共同體中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現的角色，變成這個共同體中的平等的一員和公民。它暗含著對每個成員的尊重，也包括對這個共同體本身的尊重。””我們人類要學會像山一樣思考，大地倫理學的建構不能缺少人類對自然的情感體驗，共同體的拓展過程不光要依托生態學所提供的知識，而且也需要我們的情感。

從理論形態上看，同前類生態倫理學相比，生態整體主義認為不僅生命個體具有道德主體的地位，而且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也是一個道德主體，所以人類應把自己倫理關懷的范圍從個體生命延伸到整體生態系統，應對整個生態系統負有道德義務和責任。為此，生態整體主義的哲學家們都從整體生視角出發，依托生態學的相關知識，力圖對生態系統所具有的道德主體地位的合法性進行確證。他們認為，生態系統作為一個整體是其他有機個體得以生存和發展的條件，在其中無論是有機物，還是無機物都處于相互依存、內在關聯之中，生態系統本身固有的整體性、過程性、相關性使其具有不依人為判據的內在價值，所以自然本身就是一個價值主體、倫理主體。

正是基于上述兩個理論視角，生態倫理學內部形成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兩條基本進路。這一方面是源于生態倫理學內部自然倫理觀念的變化；另一方面是生態倫理學作為一門應用倫理學，擔負著一個責任，即為解決環境危機所表征的一系列問題提供指導人類行為的道德準則，但在理論實踐上，它卻無現成的倫理原則可以直接運用。造成這一狀況的原因就在于，從起源上說，應用倫理學不是單獨發展了傳統倫理學中‘原理’之后的‘應用’這一部分，而是起源于現實生活中無法‘應用’傳統倫理學的原則來加以理解和解決的問題領域，換言之，是起源于現有的原則在同一問題上的相互沖突、以至相悖而使現實實際上無原則的問題領域”。所以，生態倫理學采用了多元化的方法來探尋解決問題的途徑，個體主義和整體主義是它的兩條基本路向。

三、生態倫理學的基本進路：個體主義路向和整體主義路向

如何把道德身份拓展到人之外的其他自然存在物，既是個體主義路向，也是整體主義路向必須回答的首要問題。一般意義上，傳統倫理學只承認人的道德身份，認為人對自然并無直接的道德責任和義務。所以，道德身份范圍的拓展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如何拓展的問題，是生態倫理學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

針對這一問題，作為個體主義路向主要流派的動物解放論、動物權利論和生物中心論是以人之外的生命個體作為道德的主體，從個體生命的權益、價值出發論述它們應具有何種道德地位、道德權力和責任等問題。在本質上，這些理論是建基于傳統倫理學的情感范疇框架之內，用人的情感來感知動物，所以具有西方傳統情感主義的理論特質。就具體而言，個體主義路向的生態倫理學是對邊沁、密爾的功利主義思想和康德的道義論思想的借鑒和運用，其實質是對傳統倫理學理論及概念的延伸和移植。例如，辛格對平等的基本準則進行重新詮釋和擴充，試圖使平等原則運用于其它物種，論證了所有動物擁有平等權益的正當性。他提出，各種動物之間感知能力、智力水平的差異并不能成為他們能否享有平等原則的依據。這一思想直接源于邊沁功利主義倫理學，邊沁認為感受痛苦和享受快樂的能力是獲得權益所不可或缺的條件。

整體主義路向在對個體主義路向進行批駁時，首先肯定了個體主義路向以生命本身作為判據對道德身份的拓展，是倫理思考的重要轉折點。這一思想把道德關懷的對象由人推及到自然界的大多數生命存在物，從而賦予倫理學新的理論意義。但是這一思想過于強調生命個體的權益，而沒有考慮非生命自然存在物和生態共同體的實在性以及整體性，使其理論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所以無論是理論上還是實踐上都顯得過于片面。而‘一個完整的倫理學必須給非生命的自然物體(比如河流和山川)和生態系統予以道德關注……生態倫理學應當體現‘整體性’，比如物種和生態系統以及存在于自然客體間的關系等生態‘總體’應當受到倫理上的關注”。整體主義路的這種觀念的確立，完全得益于生態學思想蘊涵的整體性。現代生態學的深入發展，使人們逐漸認識到自然界中的物種是普遍聯系的和相互依存的。受到現代生態學對生態系統的生物物種之間相互依存關系以及生物與非生物環境間緊密關系和相互作用的啟發，整體主義路向的學者通過強調系統的整體『生使道德身份拓展到人類以外的其他非生命存在物。他們基于生態學的相關知識提出，這些非生命的自然存在物是生態系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系統整體的觀點來看，它們本身就具有價值，這種價值是道德身份的判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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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位理論 學生管理 工作優化

生態學是研究有機體及其周圍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把生態學原理與方法運用到教育研究中，早期的探索始于20世紀30年代。美國教育學者沃勒提出了“課堂生態學”的概念。60年代，英國學者阿什比提出“高等教育生態學”的概念。國內外許多學者從教育與環境的關系，運用系統的觀點對教育生態學的內涵、基本原理進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討。在眾多的生態學理論中，生態位理論一直處于十分醒目的地位，生態位理論現已被普遍認為是生態學的核心思想。生態位是指群落中某種生物所占的物理空間、發揮的功能作用及其在各種環境梯度上的出現范圍。筆者擬將生態位的基本理論引入高校學生管理工作之中，以期能提供一些高校學生管理工作的優化思路。

一、高校學生管理生態系統的定義

高校學生管理生態系統是一個“自然――社會――人”組成的復合生態系統，即在一定學生管理環境下，學生工作管理者根據學生管理的目的，選擇合適的管理體制和管理方法，通過與學生的相互影響達到學生管理工作的目的。從生態位理論的角度來說，高校學生管理生態系統的良好狀態應以生態位理論為理論基礎，以師生關系為核心，以學生管理工作目標為指向，以管理體制為載體，以管理工作環境為中介，彼此之間相互協調的運作狀態。

二、高校學生管理生態系統的結構分析

高校學生管理生態系統包含五個要素，即管理目的、管理工作者、學生、管理體制和管理環境。一個良好的管理生態系統必須滿足一定內在指向性要求，主要指師生關系和諧、管理目標明確、管理體制合理和管理環境融洽等方面。此外，它還受制于來自學校、家庭、社會等諸多外部環境要素的制約。立足于生態位理論，生態系統內部各組成要素必須各處其位，不能出現錯位、倒位、空位。如果出現上面的問題，那么學校學生管理生態系統盡管具有自組織性可以勉強維持現狀，實際上，內部的平衡與和諧狀態已經被破壞，整個系統的功能難以發揮。無論采取什么樣的措施改革學生管理工作，其最終的目標是調整學生管理生態系統各要素之間的關系，使其能處于各自的生態位，保證整個系統在外界環境的影響下能夠維持自身的平衡與穩定，最終實現學生管理工作的優化。

三、基于生態位理論高校學生管理工作優化對策

1．明確學生管理工作者生態位

目前，高校學生管理工作還遺留著計劃經濟時期的某些痕跡，表現在過分強調學生管理工作的政治功能，認為學生工作者的主要職能是政治工作，具體就是做好學生的穩定與品德教育工作。雖然近些年來，人們已把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作為學生管理工作的目標，但在實際工作中，在一些人眼中，學生管理工作隊伍就是徹底的政治管理工作隊伍。因此，學生一有問題，就指責學生管理工作者工作不力，學生管理工作者成為名副其實的“消防員”、“救火者”；如果學生有較長時間比較穩定，沒有出現什么問題，學生管理工作者又有可能被人慢慢遺忘，其存在價值也會被人大加懷疑。對學生管理工作存在的這些偏見，是計劃經濟體制下人們觀念的延續。要改變這種狀況，必須明確學生管理工作者生態位，這就要求學生管理工作者具備一定的素質，履行相應的職責，發揮既定的作用與功能。

學生管理工作者的基礎生態位要求其應該具備“傳道、授業、解惑”的素質和能力。在學生管理工作過程中，學生管理工作者基礎生態位主要體現在現代的管理理念、合作意識和反思品質。全球一體化的出現，多元文化間的適應和融合，都要求管理工作者應該轉變相對保守落后的管理理念，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重新構建一種具有現代性與傳統性相結合的管理理念，營造一種凝聚和激勵學生學習生活的氛圍。師生之間良好的合作意識是形成好的班集體的重要因素。合作的結果是雙贏，合作的過程是接納而不是接受。學生工作管理者應該與學生之間建立一種平等的朋友關系，學生管理工作者應該多與學生溝通、交流，多下學生宿舍，走進學生心靈深處。反思品質是要求學生管理工作者不要迷信權威，盲目模仿，而是要本著實事求是的原則，把握本質，結合實際，形成一套高效的管理方法。

2．明確學生的生態位

當代大學生總體上不僅個性張揚、樂于表現，而且目標明確、意識客觀。他們善于釋放自己內心的情感；有參與社會事務的期待和需要；憧憬校園生活，期待發展突破；職業發展目標明確。基于以上特點，明確學生的生態位，對于學生管理工作良好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學生的生態位體現了學生是學生管理工作的主體。學生除了有年齡、性別等基礎生態位上的差別以外，還存在著在思維水平、認知方式、智力水平、現有的知識結構和已形成的學習生活風格等在實際生態位和潛在生態位的可能性差異。在高校學生管理生態系統中，每個學生都有自己的生態位，每個人的生態位都有其一定的優勢，都可以作為一種管理資源。學生管理工作者應該考慮學生基礎生態位的差異、實際生態位和潛在生態位的可能性，來組織和安排管理工作，使學生管理工作高效開展起來。

事實上，學生管理工作者不能也不應該輕易地試圖改變學生的基礎生態位，而應該視每個學生的生態位為一種管理資源，在對整體實施相同管理的基礎上，不同學生間進行個性化管理。因此，學生管理工作者在開展工作時，必須首先要了解和遵循學生基礎生態位，確立正確的管理觀、學生觀，最終為學生的全面發展奠定基礎。

總之，高校學生工作的開展和具體實施離不開學生工作管理者和學生，兩者是學生管理工作的主體是實踐證明的結果。當前，高校學生管理工作面臨諸多的困難，比如學生管理工作定位不明確，缺乏理論支持，工作內容體系不科學，學生管理工作隊伍建設不規范等。面對這些困難，我們需要發揮學生工作管理者和學生的主觀能動性，這樣就能合理地利用兩者的生態位優勢，一定程度上還可以解決或消除其他要素生態位存在的空位、錯位、越位問題。事實上，高校學生管理工作生態系統自組織性就體現和說明了學生工作管理者和學生生態位的靈活、主動等特征。充分利用主體的生態位優勢，通過物質獎勵和精神關懷等不同手段來更好地認識、了解和調動兩者的主觀能動性，保證高校學生管理工作的高效開展。

參考文獻：

[1]范國睿.教育生態學[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

[2]李化樹.教育生態學探討[J].教學與管理，1995.

[3]楊萌，劉新民，張沖.基于生態位理論的學校體育教學優化[J].教學與管理，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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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多元化;學習理論;生態;融合;課堂

【中圖分類號】G40-057【文獻標識碼】A【論文編號】1009―8097(2010)03―0021―04

為了更好地認識人類學習的過程,研究者們近百余年來對學習理論的探索發展繁盛,各種學習理論紛紛問世。然而,無論是行為主義、信息加工、建構主義、還是目前流行的社會文化觀等,每一種學習理論只不過是選取不同的視角為切入點,描述和解釋了學習現象的某些方面或某一層次,都無法為我們提供對學習的全景的認知和理解[1]。鑒于此,本文試圖從生態的視角闡釋多元化學習理論融合,以提高人們對學習過程的整體性認識。

一 人們對學習過程的認知發展

人們對自身學習過程的認識和理解是一個隨時間逐步發展提高的過程,可分為以下四個階段:

1低級的綜合認識階段:原始社會時期,生產力水平低下,人類的認知水平僅限于籠統模糊地形成對學習過程低級的、整體性的認識。

2低級的分化認識階段: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力的發展,人類的認知有所提高,逐步開始了對學習過程簡單的,局部的認識過程的探索。

3高級的分化認識階段:當社會發展到一定的高度,人們有能力紛紛從不同的視角提出各式的學習理論,展現出學習理論的豐富性和多元化,深化人們對自身學習過程的理解。

4高級的綜合認識階段:流派紛呈的多元化學習理論有各自看待學習的視角,各具優勢和不足,這就促使人們試圖集各家理論之所長,探求對學習過程高水平綜合性的深化理解。

當前,人們對學習過程的認知正處于上圖所指的“高級的分化認識階段”,即學習理論的研究與實踐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多元化的時代,各種學習理論充盈著我們的頭腦,如行為主義、信息加工、認知主義、建構主義、人本主義、社會文化觀、情景學習理論等等。再加上社會文化價值觀的日益多元化,學習中技術資源工具的日益多元化,正體現了學習研究領域前所未有的豐富和深入。在這個多元化的時代,為了增強對學習過程的整體性認識,人們對學習過程的認知水平需要加速向“高水平綜合性認識階段”挺進,那么學習理論就面臨著一個最突出的任務:融合,有機地融合各種學習理念、學習方法和技術資源工具,實現學習過程和效果的最優化,從而促進學生全面和諧的發展。[2]

二 生態學習觀的提出

雖然多元化學習理論的出現不僅表明學術上的繁榮,更顯示著人們對自身學習過程認識的深化和提高,然而,多元化學習理論大好景象的背后也暴露出了人們的一些認識上的問題。

1認識二元論

認識論二元取向是一種非常簡單的信念,只有好與壞、對與錯、真理與謬誤之分。持這種取向的人將多元化的各學習理論之間看成是相互對立的。[3]人們都有一種拒斥他人理論以保護自己理論從而證明自己理論徹底完美性的自然傾向。一種觀點的支持者總是妄圖自己的理論可以包涉人類學習的所有方面,拿自己理論的優勢抨擊他人理論的不足。最近幾年,建構主義在理論與實踐中不斷地出現,有些人將它存在的合理性建立在對行為主義、認知主義學習理論及其教學實踐弊端的批判上,堅信學生應該建構他們自己的知識。任何與之相背離的觀點都被視為消極被動、單調乏味[4]的學習。當然,通過對一種理論不足之處的批判從而提出新的理論是提高人們認識事物能力的常規渠道,這是無可否認的。但認識論的二元取向是我們所不能認可和接受的。

2范式轉換論

盡管有關學習的新理論層出不窮,但這并不意味著對以往理論的排擠和徹底的遺棄。然而,有些人對學習理論發展的認識持范式轉換論[5],即一個理論替代另一個理論,認為后者比前者更具先進性,可以取而代之,認為百多年來對學習的理解經歷的是一個高過一個的革命浪潮,每一場革命都想要徹底根除以往的任何影響。例如:認知主義對行為主義的革命被視為第一次認知革命,到了20世紀的最后10年,又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第二次認知革命即社會文化觀。如果說認知主義的出現重點在于個體學習者對知識的主動加工和建構,社會文化觀則開始重視在社會、文化和歷史的情境脈絡中發揮認知的功能,這是我們所能認同的觀點,但范式轉換論的思想,是我們所不能認可和接受的,如同我們對待上文中認識論二元取向的態度。

3學習過程的復雜性

有時候人類的學習行為確實是由獎賞塑造而成的,人們也的的確確是在加工信息,而同時又在與他人一起協商著理解以調適自己去適應環境。從局部看來,傳統的學習理論對于某些情境、針對某些內容和某些學生,對學習做出某一角度和某一層面的闡釋的確是行之有效的,可以被用來指導人們的學習實踐。然而,學習是一個非常復雜的現象,這是毋庸置疑的。一項任務的學習,往往需要通過對事實、技能和策略等多種知識的綜合才能得以掌握。單靠一種學習理論就企圖對學習做出全面的解釋,這是無能為力的,更不能拿一種學習理論來推演所有的學習形式。

4學習理論的適切性

面對蓬勃發展的多元化學習理論,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到:無論行為主義、信息加工、認知主義、建構主義、人本主義、社會文化觀或者情景學習理論等,都有其合理性和適切性,都有各自闡述學習的聚焦點,關注的是人類學習的不同側面和層次,都曾給予教育實踐重要的啟迪。例如:行為主義關注行為訓練,通過有效刺激與反應的聯結、及時連續的反饋,來培養人的熟練技能和動作,比較適合客觀事實的記憶、簡單規則的匹配、基本技能的掌握等學習任務。認知學習強調觀念性知識的習得,鼓勵學生在一般理念和概念之間關系的基礎上建構理解,比較適合規則的推導、程序的建立等較高認知加工的任務。建構主義追求人的高級學習能力,如問題解決、批判性思維等,比較適合一些結構不良領域的復雜知識的學習。目前流行的社會建構主義、情境學習等理論則十分注重社會往、真實的實踐情境對個體學習的重要性。

面對學習現象本身所具有的復雜性以及由此產生的學習理論的多元性,認識二元論及范式轉換論的極端思想不利于學習理論的向前發展,也會造成實踐工作者的無所適從。我們不能說哪一種理論是“最正確的”、“最完美的”,因為沒有哪一種理論可以包打天下,它們只是以不同的視角,在不同層面來研討人類的學習。美國著名教育心理學家格里諾等人曾精辟地指出:行為主義傾向于從技能的獲得來看學習,認知主義傾向于從概念理解與思維以及理解的一般策略的增長來看學習,情境學習理論則傾向于從更有效地參與探究以及對話的實踐活動來看學習。然而都曾給予教育實踐以重要啟迪的行為主義的技能取向和認知主義的理解取向卻經常被一些人描述成相反的兩極,符合一個觀點的學習排斥符合另一個觀點的學習。實際上,行為主義和認知主義實踐的主要優點和價值,可以包括在以情境學習理論為基礎的實踐中。由此格里諾等人暢想學習理論的融合――用情境學習來統整行為主義和認知主義。[6]這一做法給了我們很大的啟發:鑒于學習現象的復雜性以及時下學習理論的多元化,我們不應該再對行為主義等傳統學習理論進行不加分析的攻擊,不應該再將建構主義與客觀主義極端化的對立,而應該以開放的、辯證的、統整的態度來審視人類以往對學習理論的研究,以生態的視角看待學習,即生態學習觀,以期能夠加速人們對學習過程的認知由高級的分化階段向高級的綜合階段的演變,促進各種學習理論的有機融合,還原學習現象的自然性與真實性,以增強人們對學習的整體性理解。

三 生態學習觀的內涵

與行為主義學習觀相比,生態學習觀堅持作為主體的學習者不是消極被動地受制于其環境中的物理刺激,而是積極主動地與其學習的環境交互作用:與信息加工理論相比,生態學習觀沒有將學習者視為汲取、存貯和再現信息的熟練的信息加工機器,而是攜有一定生命印跡的、“有情有意”的知識意義的積極建構者;與社會文化觀相比,生態學習觀強調個體與共同體在學習過程中的相互貢獻、相互形塑。[7]從與一些傳統學習理論的比較中可以看出:雖然目前提出生態學習理論還不成熟,尚需進一步的研討,但完全可以把生態學習觀看作審視人類學習活動的一種新視角――追求學習的整體性、開放性、交互性、多元性、適應性和可持續性。

自然生態系統是在一定時間和空間內,生物與其生存環境以及生物與生物之間相互作用,彼此通過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交換所形成的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這樣的系統總是開放的,生活著多樣性的物種,它們相互之間以及與環境之間保持著相互依存的動態平衡關系。這樣的系統具有一定程度的自組織性和適應性,但同時也容易受到破壞,需要遵循一定的自然法則。從此角度出發,生態學習觀將學習過程視為一個由學習者、教師同伴、學習活動、工具資源、社會及物質環境構成的活動系統,使原來處于分散狀態的各要素相互聯系,互相促動,協同合作,共同形成相互依存的有機整體。系統內各學習者之間、學習者與教師、研究者以及其他成員和社會文化之間存在復雜的互動關系,每個人既是知識的生產者,也是知識的消費者。這樣的系統包含著豐富的物質性學習環境(如學習資源、工具),包含有效的社會和文化互動(如規則、方法)。

然而,無論是教師的直接教學,還是個人自我指導式的學習或者合作參與式的學習,都離不開作為信息探測者的學習者通過積極主動的活動,借助有目的的反思實踐,與其情境(社會及物質環境)進行交互,也就是說,學習者的意圖、活動、反思構成了一個交互作用的閉合環,所有的意義建構都要通過這樣的互動得以實現。

生態學習觀在認可物種豐富性與多樣性的前提下,既希望相互競爭,適者生存,更追求互依互惠,多元共生。多元異質的學習生態系統中充斥著不同類型的個體,有著異樣的思想和多樣化的需求。異樣的學習個體,借助個性化的工具和豐富的信息資源,通過學習活動相互關聯,民主、平等地生活在充滿活力、人性化和高度社會化的同一系統中,體現著該系統共性中的個性以及個性中的共性。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閱歷,都有自己的能力傾向,也都有可能成為某方面的專家。各成員相互尊重學習活動中每個參與者的專家身份,倡導你追我趕,彼此較量,相互爭勝,鼓勵對話與合作,分享各自專長以彼此互補,利用自己的專長幫助他人,利用他人的專長發展自己,通力協作既可解決單憑個人所無法完成的任務,又可分享集體的智慧以增強個人的知識與專長,從而形成相互競爭,適者生存與互依互惠,多元共生的學習共同體。

隨著生態系統中新的人員、思想、技術、工具的不斷出現,學習環境時刻在發生著動態的演化,個體在與環境進行建設性的交互中,通過自我調節,不斷地學習、適應和創造。緣于系統內各不同組成部分之間強大的相互關聯性,各“物種”之間通過彼此的信息交流互動,獲得協同發展。為達到系統的平衡,個體/群體必須與外界不斷地進行信息交換,以實現系統的可持續發展。學習者就是在這樣的生態系統中,實現有效地學習、幸福地生活和可持續地發展。

四 對課堂的深化認識

反思我們一生中所接受的教育,絕大部分來自于學校課堂的正規學習,作為學校教育教學活動基本單位的課堂就成為了學生在校學習的主陣地。因此,深層解析課堂學習的內涵,對推動現代學校教育教學之改革,還原課堂學習過程之本真以及增強課堂學習之實效性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

1課堂共同體

人們對課堂的理解大致經歷了以下三種認識觀的轉變。第一種是把課堂理解為教學活動的場所――教室,僅將課堂看作聚集了大量學生,教師為之上課的地方。第二種是把課堂理解為課堂教學活動,就是發生在教室里的教與學的活動,先是注重教師的教,強調教師的主導作用,后來轉向注重學生的學,強調學生的主體作用,再后來就發展到既注重教師的教,又注重學生的學,也就是所謂的“學教并重”,倡導“教師主導,學生主體”,力求教與學的最佳結合。第三種把課堂理解為學習共同體,一個由教師和學生組成,彼此之間經常進行溝通交流,共享學習資源[8]并及時尋求外部人員的幫助,以學習活動為主的生活共同體。突出強調了以下四點:①課堂既是學生生活和成長的地方,也是教師開展教學活動,提高自身專業水平的地方。②課堂學習從注重教師單一的“教”向注重學生的“學”的突破。③各成員之間需要形成相互影響、相互促進的和諧人際聯系。④學習活動是一種特殊的生活過程,不能把學習活動從現實生活中剝離開來。課堂作為學習共同體的理解是人們對傳統的以班級授課制為基礎,以課本知識為本位,以教師為主宰的課堂學習進行批判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種以學生為本位的課堂學習生活世界的觀點,是現代學校教育發展中的新理念。

2課堂生態觀

隨著基礎教育改革的進行,教育工作者基于學生的全面發展,逐漸形成了一種運用生態學的基本原理和方法來審視并解釋課堂日常生活現象的研究視角――課堂生態觀,不僅僅把課堂理解為共同體,更傾向于把課堂看作一個生態系統,將諸如系統性、開放性、多樣性、交互性、適應性、動態平衡性、可持續發展性和相互競爭,適者生存與互依互惠,多元共生等生態理念貫徹于課堂之中。這是對學習超載、權力控制、關系失衡、無視人性、缺乏生機[9]的傳統課堂的解構和合理性超越。課堂生態中蘊涵著尊重差異、平等友愛、多維互動、充滿活力、自然和諧[10]與全面發展等多方面的內涵。課堂應當回歸自然,回歸生活,不斷地與外界互動,通過物質循環、能量流動和信息交換實現自身由“知識課堂”向“生命課堂”的轉變,使學生在動態開放的生態系統中學會認知,學會做事,學會共同生活和學會生存。由此,作為學校教育教學活動基本單位的課堂,要想高質量地完成育人的任務,不僅要成為師生學習的共同體,而且還要成為生態化的共同體。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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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pretation of the Ecological Concept of the Integration of Diverse Learning Theory

――Also on the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to the Classroom

ZHANG PingZHAO Hong-yue

(Institute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nxi ,710062,China)

篇5

美學在中國，曾經是一個顯學，從上世紀80年代后就開啟風氣之先，成為了中國學界之立獨行，勇于改革的一門學科。雖然時至今日，美學已經逐漸有淡出學界的視野，但我們從美學的發展的歷史之中回顧這一學科，會發現美學所經歷的一場場深有影響的對話。而這些美學對話已經不僅僅的限在這一學科的內部，而是一個時代學界理論范式的轉換與創新。

為此，不妨把目光轉向了范式理論。范式，是托馬斯·庫恩提出的術語：

指一個特定的時間的特定科學實踐者普遍具有的一套假設，它構建一種更大的理論或者觀點（比如，牛頓物理學、愛因斯坦物理學）。

在社會科學中，這個詞語具有很類似的意義。（比如說，在人類學領域，進化論和功能論都是人類學范式。）[1]

按照庫恩所說，范式是在其中包含了許多小理論的大理論。當小理論已經不再具有了世界意義，那么危機就會出現，這樣的危機最后會導致某種范式的傾覆，或者作為一個特別的個案，合并到更新更大的范式之中。

我們的話題由此而進入——從“范式”的轉變過程來看待“生態美學”的出現。

二、實踐美學與生命美學之論爭

中國美學界自從60年代起，就一直是以實踐美學為主導。可以說，實踐美學是我國2O世紀五六十年代和七八十年代兩次美學大討論的重要成果，標志著那時期我國美學的發展水平，而即便在當前仍有其價值。但它也不可避免地帶有機械唯物論和傳統認識論的時代局限。

而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學界受西方存在主義，生命哲學的影響，產生了以生命哲學為基礎的生命美學。生命美學的提出，是“實踐美學”理論范式在發展過程中一個新的成果。生命美學的探索之路開始于對實踐美學的質疑和批判。潘知常、封孝倫、范藻等學者在肯定實踐美學成就的同時對實踐美學在的問題提出了質疑。這些質疑點直指實踐美學范式的要害所在，從研究對象，邏輯起點，思維方式三方面揭示出實踐美學范式遮蔽的問題：

（1）研究對象。潘知常認為關于美學的研究對象，在美學研究中始終未能解決。美學研究明確確立的研究對象有美、美感或審美關系，但不論是以美為研究對象．以美感為研究對象，還是以審美關系為研究對象，都是以一個外在于人的對象作為研究對象，因而都是以人類自身的生命活動的遮蔽和消解為代價。這樣，也就最終地確定了一種對美學的理解方式和對話方式：以理解物的方式去理解美學．以與物對話的方式去與美學對話。而美是審美活動的產物，美只相對于審美活動而存在，只存在于審美活動中?！懊朗亲杂傻木辰纭薄2]

（2）邏輯起點。實踐美學認為應從實踐活動人手研究美、美感或審美關系，提出“美是人質力量的對象化”等命題。生命美學認為應從人的生命活動人手去研究審美活動。封孝倫認為，實踐美學忽略了實踐的前提：人類的生存。[3]

（3）美學研究的思維方式。潘知常對包括實踐美學在內的中國美學研究的思維方式進行了審查，發現美學研究一開始走在一條錯誤的道路上，即固執地從主客二分的角度出發，來提出所有的美學問題。他認為，主客關系并不是人與世界關系的全部．只是人類以知識論作為闡釋框架時所界定的世界，側重的是人與世界之間的外在關系以及對于世界的必然性的領域的把握。在這種主客關系之中根本沒有真正的美學問題．真正的美學問題在側重對于人類與世界的內在關系以及對于世界的超必然性的領域的把握的超主客關系之中。從主客關系出發來研究美學將使人在世界之外思考，忽視了人類自身。這樣的美學將是“無根的美學”、“冷冰冰的美學”。[4]

而張弘對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造成的傳統美學的困境也進行了分析，指出實踐美學以這種思維方式審視美學無法擺脫困境，他以人與世界同一的存在一元論拒斥心、物二元對立，以存在論差異原則區分美的事物與美的存在，力主“存在論美學”。

在梳理中我們發現，潘知常從人的生命活動人手側重于對美學研究中心審美活動的分析，而封孝倫則緊緊抓住生命來建構體系，對生命美學的認識應是把他們作為整體來認識。作為整體，封孝倫對生命哲學作了較完備的闡述，使生命美學有了一個很好的哲學基礎。潘知常的分析則切中美學之為美學的根本問題。同時．他們對美學中的重要問題如美學的思維方式、自由問題等作了重新闡釋。將他們的理論進行整合。生命美學帶來了思維與話語的雙重變革。毋庸置疑，這是一種美學新的范式的變革，當新的理論范式出現后，它所帶來的對中國美學的建設性的意義是重大的。

總結生命美學的出現的歷程，從對實踐美學的批判、對另謀新路的嘗試，帶來美學研究在20世紀90年代的多元化。需要注意的是。這一時期借鑒更多的西方理論是現象學、存在主義等。更多從胡塞爾、海德格爾，哈馬貝斯那里吸取理論資源。以主體間性理論、存在美學、此在分析來看待世界；同時與中國傳統美學中的天人合一觀、與古典美學對生命的關注對自由的向往相結合來闡釋美學。中國生命美學作為多元化美學觀念中的一種，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始了自己的探索之路。

三、后現代的范式——生態美學

如果說，生命美學的出現，是在中國美學界面對的，更多是建國后留下的傳統思維的禁錮，是在中國改革開放的語境。那么，二十一世紀初，生態美學出現的語境，面對的是消費社會，全球化的語境，面對著的是現代性的困境。在二十一世紀語境中，美學界更多心系于整個人類中越來越窘迫的命運，現實越來越強大的壓力。

曾繁仁先生在《走向更加深入和成熟的我國生態美學研究》[5]一文中，指出了生態美學對實踐美學的繼承與超越。

生態美學從堅持唯物實踐觀的多重角度繼承了實踐美學，但也超越了實踐美學。其超越之處是：(1)由美的實體性到關系性的超越。實踐美學力主美的客觀性，而生態美學卻將美看作人與自然之間的一種生態審美關系，從而將其帶入有機整體的新的境界；(2)由主體性到主體間性的超越。實踐美學特別張揚人的主體力量，將美看作“人的主體性的最終成果”，而生態美學卻將主體性發展到主體問性，強調人與自然的“平等共生”；(3)在自然美的理解上由“人化自然”和“自然的祛魅”到人和自然的親和與自然的部分“復魅”的超越。實踐美學完全將自然美歸結為社會實踐中自然的“人化”和“祛魅”。而生態美學卻承認自然美中自然的應有價值，進行部分的“復魅”，主要是恢復自然的神圣性、部分的神秘性和潛在的審美性。[6]

從曾先生的文章，可以很清晰地把握，生態美學這一新的理論范式帶來的建設性意義。它對存在論的繼承，對實踐美學的批判，進一步回應了現實所給出的嚴峻問題。從現實的環境問題，到人的主體問題，從人與自然相互關系到人自身生存和存在的問題，生態美學已經脫離舊有的理論范式的限制，走出了一個新的方向。而這個方向是具有很強人文意識，現實的關懷感的。

四、共生——生態美學的理論與價值維度

接上所述，其實生態美學要面對的問題是可以簡單地簡化為三個關系——人與自然，人與自我，人與社會的關系——的解決。這三大關系是后現代問題的一大核心點，特別是在全球化，消費主義流行的語境里。而生態美學給出的理論維度究竟是如何回答了這些難題呢？　生態美學有一個很高價值尺度——共生。將共生作為一種美學的價值尺度和理論維度，王爾勃先生旗幟鮮明地提出了這一觀點。[7]“共生”(symbiosis)原是一個生物學術語，指兩種不同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相依生存，對彼此都有利。它是由德國植物病理學家安東·豆·培里于1879年提出的，培里在非常廣泛的意義上把“不同生物一起生活”稱之為“共生”。國內外學者都已指出，文化多樣性是建立在生物多樣性基礎之上的?！岸鄻庸采奔仁巧镂锓N之間的一種互利關系，那就也可以成為人與人之間以及人與自然之間相互依存、和諧統一的關系。

在進入后主體性哲學時代，人們并沒有否定主體性的意義，而是主張通過“主體間性”完成對主體性的建構和補充。從胡塞爾、海德格爾到哈貝馬斯，這種意向越來越清楚。生態哲學作為后主體性時代的哲學，是對主體性哲學的發展與揚棄，但它決不是對人的主體性的背離與倒退。否定“人類中心主義”是要糾正人類的片面性，而不是放棄認識世界、改造并調節世界這一“自然之子”的責任與使命，更不是否認“自然向人生成”的宇宙進程。

從后現代話語的多聲部而言，單一的聲音是獨語，是霸權。這是不和諧的，并不利于發展。在今天，邊緣與中心不斷在掀起了一場場對話。邊緣對中心的解構不是要確立另一個中心，而是要保持對話。正如，身在中國邊緣地區——嶺南成為關注的重點。這種關注不是中心居高臨下的姿態去看待與中心相異的他者所在，而是嶺南地區自己發出聲音。這個聲音是由一大批偏居西南一隅，具有文化自覺的學者所發出的。特別是廣西民族大學文學院一大批學者們，他們從關注自身的地域文化，地方傳統出發，發揚了嶺南文化特有的兼容性，吸納性，發出另一種聲音，使后現代多聲部的語義場里真正顯示出特有的生命力，達到了互補和諧。黃秉生教授從壯族審美文化研究中總結出了，民族生態的審美范式——依生，競生，共生。黃教授這三大理論范式，對于生態美學，生態文化的理論視野作出高屋建瓴式的總結[8]。袁鼎生老師溶合了生態學，哲學，美學，明確提出了“生態場”，拓展了生態美學的研究空間，他更是致力于建立一個嚴謹的，龐大的生態美學的體系，為當今日益為工業文明所困頓所擠壓的人類社會探尋人類的出路。[9]張澤忠老師植根于自身侗民族的文化土壤，從侗族的歌舞，侗族的建筑，從哲學，美學，人類學等交叉學科中去探究了侗民族文化“元語言”，探究了侗民族自身的文化時空秩序，生存倫理智慧，使一個邊緣的民族的文化在當今世界發出了獨特的聲音，讓世界領略了多元文化之中來自邊緣，他者的詩意盎然的文化。[10]這正是后現代精神的啟示，從多元中求“共生”，講究華夏文化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向度。

簡言之，文化應該通過主體間性、通過交往使得主體性在和諧的狀態中得以實現，這正是“共生”向我們啟示的根本的價值理想。

篇6

關鍵詞：環境問題；生態現代化；反資本主義運動

中圖分類號：B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15-0024-02

戴維·哈維（David Harvey）是國際知名的社會理論學家，英美著名的者。在其著作《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中，哈維以犀利的眼光、嚴謹的邏輯和翔實的材料批判了“生態現代化”觀念，表現出強烈的生態政治學思想，并且認為這是反資本主義運動最好的形式。

一、邏輯前提：作為社會背景的環境問題

在西方思想史的語境中，統治自然的觀念自古有之，且可以追溯至基督教經典《圣經·創世紀》?！霸诨降慕y治教義中具有意識形態根基”（維柯語），然其真正盛行是經過文藝復興運動和資產階級革命之后的啟蒙運動。啟蒙思想家培根提出著名的“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他認為，人類追求科學的目的不僅僅是戰勝自然，而且也是支配自然，統治自然。至此，統治自然的觀念也隨著自然科學的興起而強化，且開始盛行?！皢⒚蛇\動的宗旨是這世界的去魅，神話的消解和用知識代替幻想?！盵1]302其功績暫且不說，然而卻留下了人是萬物之主，人應該統治自然的觀念。啟蒙思想中統治自然的觀念也具有顯著的異質性，例如盧梭和維柯。在后來各種思潮中也存在著大量反對啟蒙運動統治自然的觀念，然而在今天，統治自然的觀點仍然占據對自然評價的主流模式，而這種主流模式實際上是由資本主義創造的，通過啟蒙政治經濟學話語發展起來的。把自然視為“資源”并把規定稀缺資源的合理分配作為自己的理論任務，從而導致了效用最大化目標以及金錢作為萬物尺度等問題出現。長此以來自然的承受力明顯下降，自然環境不斷惡劣，人類生存遭到威脅。人們普遍開始關注環境，然而自然或環境僅僅只是物理的存在的介質，或兩者是完全等質且不同的稱謂，抑是兩者只能是簡單的利用或保護關系。

“環境問題”，已經成為當今世界政治與經濟最為沖突的集中場所之一。從宏觀上講，它既包括國家與國家之間、不同種族與民族之間，也包括在不同地區之間的沖突中。從微觀上講，環境問題既表現在生態學與政治制度的爭論中，也表現在社會實踐、理論知識，當今與未來不斷的爭論中。對上述問題的考量必然帶來對這一氛圍的質疑。在這樣的氛圍之下生態政治學便產生了，這也構成了哈維創作《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的直接背景。哈維與眾不同之處在于，他認為環境問題在表面上看起來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理論領域，但也存在著極大的背景隱喻，即環境問題背后的社會政治經濟體系問題。

對于積極地在知識和政治上勾勒資本主義變遷和社會主義運動的哈維來說，全球化背景下的環境問題不是一個沉默的論題，在他看來，環境或生態及其相關話語不應簡單地采取拒斥的態度。“為了以任何有意義的和確定的道路來改變世界，我們需要不僅理解而且需要創造永恒——組織、制度、學說、計劃、形式化了的結構，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我試圖在人類行為得以展開的具體的歷史和地理條件中為政治尋求一種更加堅固的基礎。”[2]10早在其作《后現代的狀況》中就有這種設想，在此他初步完成了這種理論規劃和政治話語目標。

二、直接動因：對“生態現代化”研究性的批判

人類經濟增長與環境的對立，經濟行為危害到了自然，全球已經出現了生態危機。生態現代化的提出是想促進一種理念，社會應該對于環境調節和生態保護采取一種非被動的姿態，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預防為先，治理在后。在這樣的狀況下，實現生態現代化意味著需要建立系統的管理體系、制定明確的規范制度以及可操作的程序，同時也要求國家政治介入。生態現代化認為這樣做就可以實現經濟增長和社會發展的“可持續”。

當今不可逆轉性問題變得更加顯著，不僅包括生物多樣性，而且也包括整個棲息地的消失、資源枯竭、土壤荒漠化、森林減少，諸如此類。對深層次環境風險的強調，伴隨著這樣一種不斷提高的認識：人類行為的無意識生態后果是影響深遠的、長久的，并且具有潛在的破壞性。在我們生活的“風險社會”中，人們越來越認識到，專門及事后的彌補行為往往會產生一些失衡和無效的后果。生態現代化拒絕以零和來看待環境和經濟增長之間所謂的權衡，它的倡導會促進效率，且有利于長期保護資源基礎。在生態現代化爭論中，環境問題已經不再被視為某個國家或民族的事情，而是具有一般國際事務性質，在管理和保護中將不同規模的政府層次作為合作伙伴包括進來，這種建立某種權利不言而喻的承認產生環境問題的多種空間規模。自此，環境問題進入到了政治議程之中，從景觀破壞、遺產掠奪、野生保護、空氣質量和水質的控制、有毒物的影響、垃圾處理到消費配調控等一系列問題。環境問題不僅延伸到各個階級身上，而且也成了大眾問題。哈維認為，這種說法是有道理的，且在很大程度上生態現代化這種倡導也是正確的。

但是哈維關注的是生態現代化中的話語轉向。他認為，從普通環境問題向生態現代化話語轉向的過程中，環境問題已經穿越了國界，需要全世界人來關注，更需要一種廣泛的集體行動。然而，“一方面，生態現代化為它們和政治—經濟權力統治形式之間競爭性友好關系提供了共同的話語基礎。但是另一方面，它假設了某種理性，這種理性減弱了更純粹的道德論證的力量，并使多數環境運動面臨政治籠絡的危險”[2]434。就是說，全球性的環境問題可以使得各個國家不分意識形態，有著對話的基礎，然而也可能會使這種對話歸屬于某個政治集團，這樣就產生了一般話語力量的缺乏。

三、深層動因：反資本主義運動

哈維在《正義、自然和差異地理學》的導論中明確說到：“我最終集中于作為中心點的‘社會正義’這個價值，也是僅僅部分地因為個人的歷史原因，它使我能夠重游自己的第一本‘’著作—《社會正義和城市》—的領域，那本書是在二十年前寫成的。我也確信，這是反資本主義斗爭能夠堅持的最好的評價地形（形式）”[2]13。

反資本主義運動主要是反對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反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體系，“反資本主義的斗爭，是關于生產中資本和勞動之間階級關系的廢除，這種階級關系允許由資本帶來的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分配。反資本主義斗爭的最終目標其實很簡單，就是廢除那種階級關系。甚至特別是這一斗爭被看到時，就像它不可避免地會通過民族、種族、性與相別表現出來那樣，它最終會侵入到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中，將其中心的階級關系毒瘤清除”[3]。而試圖構造一個建立在多元文化基礎上的沒有貧困、壓迫、屈辱和團體暴力的人類社會。柏林墻的倒塌和蘇聯的解體曾經被認為是市場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歷史將此終結，然而，數十年后，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拒斥資本主義制度。

正如哈維所言，在不同地方和不同階級中都會發現反資本主義的力量。這即意味著，在世界上，每個地區都會發現對資本主義的不滿和憤怒，各地都存在著反對貧窮、壓迫、剝削和環境惡化的城市社會運動。在哈維看來，種種反資本主義運動具有戰斗性，然而卻不能超越不平衡地理發展的特殊形式。當然，許多反資本主義的運動，并不是社會主義，它們的性質可能被視為極權主義的、宗教的和新法西斯主義的。這些運動缺乏一致的方向和統一的綱領，這樣往往會互相影響互相阻礙，使資本主義分而治之。由此可見，反資本主義是不平衡發展的，需要一種更加敏感的陣地和明確的方法和策略。它必須同不平衡時空發展的強大過程保持一致，其中也包括城市化進程；也必須認識到，社會主義運動的傳統目標，即控制國家權力是不夠的，而且需要把不同派別統一起來。所以哈維不斷引用雷蒙德·威廉斯的“戰斗的特殊主義”口號，其意即是在一種“適當的”規模之上尋求把各種特殊利益結合起來的爭取反對普遍物化和資本統治的社會主義道路。馬克思以同樣的方式發現了這種必要性，即各國工人應該團結起來與他那個時代的全球化過程進行斗爭。在此我們可以看到，通過對反資本主義運動潛力的理論理解，它能夠把各種斗爭與不同的多重目標綜合起來，從而形成一個具有全球目標的更為普遍的反資本主義運動。哈維指出，傳統對實現這樣一種綜合工作具有巨大的貢獻，部分的原因在于，它創造了各種理論工具，人們可以借助它們在多種差異中發現政治共同性?！拔覀儽仨殑撛斐鼋M織、制度、學說、計劃、形式化的結構以及諸如此類的東西”[2]495。

參考文獻：

[1]尼古拉斯·布寧，余紀元.西方哲學英漢對照辭典[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篇7

關鍵詞 ：景觀生態學 景觀規劃 原理應用分析

隨著全球經濟急速發展，地球面臨的負擔也與日俱增，人口、資源、環境等

社會問題日益嚴重。伴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區域的開發和建設不斷得到加強，自然景觀逐漸被人文景觀所代替。這些如雨后春筍般茁壯成長的景觀生態問題使得我們再也無法忽視其存在，從而令景觀生態學理論在景觀規劃中備受推崇。景觀生態學理論是解決環境和發展問題的重要社會研究課題，它的提出和運用，為景觀和生態兩門學科相融合提供一個契機， 也為維護生態環境的良性循環和大城市區域經濟或資源的合理開發，為人類建設理想的城市生態環境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景觀生態學是研究景觀生物群落與主要環境條件之間錯綜復雜的因果反饋關系的學科。研究景觀結構單元的類型組成、空間格局及其生態過程的相互作用，強調空間格局、生態過程及尺度之間的相互作用;其景觀結構和功能原理、景觀異質性原理、生物多樣性原理、景觀變化原理對城市生態園林的建設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1，2]。

景觀要素可分成3種類型：斑塊（ 嵌塊體），廊道（ 走廊），基底（本底），這就構成了景觀生態學的“斑塊―廊道―基底”理論。

斑塊：與周圍環境在外貌或性質上不同，并具有一定內部均質的空間單元。其基本原理是對城市內各類林塊綠地進行合理的調整并能夠最大限度地釋放塊狀綠地的作用， 斑塊的大小、數量、形狀、格局有特定的生態學意義，一般而言，大型斑塊與小型斑塊相比，大型斑塊能夠承載更多的物種，大斑塊更有能力持續和保存基因的多樣性。單位面積上斑塊數目即景觀的完整性和破碎化。景觀的破碎化對物種滅絕有重要影響;斑塊面積的大小不僅影響物種的分布和生產力水平，而且影響能量和養分的分布。園林綠地系統中的斑塊一般指各級公園、各企事業單位、居住區等。

廊道：是景觀唯一的線性要素，它具有連續性，由于人類的種種活動使得自然景觀被分割得很零散，從而造成景觀的功能受阻，所以連接零散的斑塊就唯有依靠廊道來完成。廊道有著雙重性質：一方面將景觀不同部分隔開，對被隔開的景觀是一個障礙物;另一方面又將景觀中不同部分連接起來，是一個通道。廊道在城市綠地系統中不僅要維護綠色斑塊之間的聯系，如山林斑塊、濕地等綠色斑塊之間的空間聯系，還要維持城內綠色斑塊與作為城市景觀背景的自然山地或水系之間的聯系，將城市內部的綠地與城郊的自然環境有機地聯系起來，不僅有利于城鎮空氣庫存與外界的交流，引入外界的新鮮空氣，緩解熱島效應，改善城鎮氣候，而且可以保護環境廊道并有效增加動植物物種的多樣性，特別是為野生動物提供保護和安全的遷移路線，并保持自然群落的連續性，從而實現人與自然的共生、和諧。這些空間聯系的主要結構是廊道，包括“藍道”和“綠道”等形式，如水系廊道、防護林廊道和道路綠地廊道等。綠廊串聯著居住區、藝術中心、體育中心、教學園區和商業區等不同的城市區域[3]。

基底：在三因素中，基底是占面積最大、連接度最強、對景觀控制作用也最強的景觀要素。作為背景，它控制影響著生境斑塊之間的物質、能量交換，強化和緩沖生境斑塊的“島嶼化”效應;同時控制整個景觀的連接度，從而影響斑塊之間物種的遷移。城市綠地系統中，居住區等基底應實行“ 大集中，小分散”的原則，使基底處于斑塊和廊道的包圍之中。應使人民生活在綠色之中，最大限度地貼近自然，體現“城市在綠中”的特色。

景觀規劃要根據景觀生態學原理和方法，合理地規劃景觀空間結構，使廊道、嵌塊體及基質等景觀要素的數量及其空間分布合理，使信息流、物質流與能量流暢通，使景觀不僅符合生態學原理，而且具有一定的美學價值，而適于人居。景觀生態學的的“斑塊―廊道―基底”理論，在景觀規劃中有著重要的意義，他們的運用，對走可持續發展道路大有裨益。在景觀規劃中，會遇到不同的情況，所以應該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在各個城市中，廊道既是各種流的通道，又是造成景觀破碎的原因和前提，同時還決定著城市景觀的輪廓，因而，城市廊道的發展引導著整個城市景觀格局的發展。在進行綠色廊道的植物配置時，應主要以鄉土植物為主，以地帶性植被類型為設計依據，盡量保持自然的本底。不同道路應當體現不同的主題與特色，如歷史特色、現代化內涵、文化連續性等[4]。

在景觀規劃中，需要運用到的景觀生態學理論無處不在，城市中需要一些大的塊狀綠地，使之有能力持續地保存基因的多樣性，同時，斑塊的大小、數目、形狀和位置都從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綠地作用的發揮，故應合理布局，達到最大效益。大的綠地斑塊可以保護更多的生物物種，構成地區物種源地，還可涵養水源，

調節城市氣候，提供游憩機會，發揮多方面的作用。小的綠地斑塊可增加城市的景觀異質性，為物種提供遷徙地和擴散暫歇地，刨造豐富的生境資源和生態位。大中型綠色斑塊雖然數量少，但總面積卻比小型斑塊大，故應以大中型綠色斑塊為主，小型綠色斑塊為補充，相對均勻地分布于城市綠地系統中，最大程度地發揮其生態環境效益[5]。

在景觀方面，廊道作為城市結構的主要部分之一，本身具有鮮明和完整的形象。它不僅僅是一系列個別景觀的組合，更具有強烈的整體性。就功能而言，廊道把綠色最大限度地帶給居民。它是城市生態系統的重要一環，對環境質量有提高作用，對居民的日常生活起著調節作用，具有重要的使用價值。從空間上看，廊道起到既劃分又聯系城市空間的作用，是不同城市區域聯系的紐帶[6]。

景觀發展的每一階段都與其特定的社會發展需要相適應，都是在不斷地迎接社會挑戰中開拓專業領地，新的歷史時期賦予其新的歷史使命，既是嚴峻的挑戰，同時也是難得的發展機會。將景觀生態學理論中的和諧發展理念融入到景觀規劃中，可以使理論和實踐進一步融合，只有這樣才能滿足社會的需要，從而創造出更高質量的生活環境。在景觀規劃中，必須注重大型綠地斑塊的建設，同時也應注意布置小的綠地斑塊作為補充，斑塊之間的聯系越緊密，斑塊之間物種交換就越頻繁，整個生物群體的抗干擾能力就越強。根據生態廊道功能的不同，結合各自的特征，合理布置城市綠地各種類型網絡的寬度和網絡中綠地的構成。只有將這些景觀生態學的基本原理正確而充分的應用到景觀規劃建設中去，實施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可持續發展戰略，這樣才能建設出一個最適合人類生存和發展的城市生態園林環境。

參考文獻：

[1]唐東芹，傅德亮.景觀生態學與城市園林綠化關系的探討[J].中國園林，1995，15（3）：40-43.

[2]李曉文，胡遠滿，肖篤寧.景觀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保護[J].生態學報，1999，19（3）：390-407.

[3] 宣功巧. 運用景觀生態學基本原理規劃城市綠地系統斑塊和廊道景觀生態學與生物多樣性保護[J]. 浙江林學院學報2007，24（5）：599―603.

[4] 冀鵬飛. 關于景觀生態學理論在城市景觀規劃中的應用分析[J].科技資訊，2012，NO.04.

篇8

關鍵詞： 生態倫理；特質；邏輯困境；東方文化

中圖分類號：B82-0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1502（2013）06-0059-07

生態倫理學也稱環境倫理學，其突出的特點是強調自然界的內在價值，將人對自然存在物的義務納入倫理學關注的視野，進而將傳統倫理學關注的人際義務擴展到代際之間。[1]在西方，生態倫理學經過史懷澤、利奧波德、諾頓、默迪、辛格、泰勒、羅爾斯頓等人的建構與創新發展，已形成穩定的理論基礎與理性的學科原則，在社會思潮中占據重要的一席之地。然而，隨著學者對西方生態倫理學研究的深入，其內在的一些邏輯困境也開始顯現。困境的存在，已嚴重阻礙了西方生態倫理學向縱深發展。探求其邏輯困境產生的原因，找到化解之路，勢在必行。

一、西方生態倫理學結構特質與邏輯困境的產生

西方生態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是人與自然的關系，它將自然容納于社會，讓人類與自然形成地位平等的關系。在西方生態倫理學看來，生態系統是道德主體，生態價值具有獨立的不依賴于人類的倫理意義。之所以形成這樣的觀點，源自其獨具的價值觀與倫理認知。西方生態倫理學認為，傳統的價值觀以人的利益為尺度，對人類有利，即有價值；對人類有害，即有負價值。顯然，這種價值觀把人的主體意識絕對化，將自然界僅僅看作是人征服、占有或使用的對象。但實際上，自然萬物在長期周而復始的生存競爭中，既實現了自身生存利益，也創造了其他物種的生存條件。也就是說，每一個自然生命體都具有完善生態系統整體功能的價值，即“生態價值”。

著眼于“生態價值”視閾，人類并非唯一的價值主體。例如，在“草對于羊”的價值關系中，羊便成為價值主體；在“特定樹種對于整個森林生態系統”的價值關系中，整個森林生態系統同樣具有價值主體屬性。人與自然界一樣，都是生命的存在，它們彼此相互需要，表現出相互依賴的特性。這種特性是一種價值性，它與人類的需要和評價無關，是宇宙萬物的內在價值。自然界所具有的價值源于自身，并非是人類實踐賦予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人與自然價值平等。

與人類一樣，自然也擁有權利。所謂 “自然權利”也稱為生態權利，即生物擁有要求人類履行其尊重與維護生物生態權利之義務的權利，抑或擁有要求人類給予其道德待遇和道德關懷的權利。自然權利是自然意志的表現，它源于自然運行的法則，是自然力量的象征，違反自然法則的行為就是侵害自然權利的行為，就會遭到自然的報復。在自然權利上，所有的生物均無高低貴賤之分。從維持生物存在的角度看，人類所具有的一切，同長頸鹿的脖子、鳥的翅膀是等價的，沒有高低好壞之分。[2]所以，人類必須確認生物和環境在自然界中存在的權利和地位，維護與善待生態系統。即使與自然產生矛盾，由于與自然間存在共同利益，人類也不能破壞環境、掠奪自然。

應該說，西方生態倫理學的誕生是倫理學界一次巨大變革。它拓寬了倫理學的疆界，將自然界引入倫理學研究對象中，隨之道德行為的實踐領域也從人與人、人與社會之間擴大到人與自然之間。它提出從全人類共同利益的視角出發，規范人類對自然的行為，樹立全球意識，確保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的觀點。并且擴展了“利益”的概念，讓“自然利益說”成為可能，改變了只有人才有利益的傳統觀念。它強調人與自然協同進化，堅持從生物圈內在結構屬性發現人與自然的倫理道德關系，為可持續發展找到堅實的理論依據。

實際上，西方生態倫理學是對近代以來全球性生態危機反思的結果。它并非單純的理論創造，而是更多地立足于社會發展的現實需要，具有很強的針對性。不過，若仔細剖析其理論致思與實踐主張，便可發現其中一些觀點、推論存在矛盾，進而引發了學說上邏輯困境。

第一，西方生態倫理學賦予自然萬物具有與人類相同特征的倫理主體地位，無論在理論層面，還是實踐層面都難以實現。一般來說，倫理關系構成的要素是，存在多個不同的主體，并且不同主體之間擁有相應的權利義務關系，通常以“中介”的存在來實現。倫理關系本質上就是這樣一種主體與主體之間的權利與義務關系，倫理主體享有道德權利，同時應當自覺地、能動地履行道德義務，必須具備履行道德義務和享有道德權利的能力和資格。[3]人類具備倫理主體的資格，對此毫無疑問，而自然萬物的倫理主體資格是如何得到的呢？西方生態倫理學或是從所有的生物都擁有“生存意志”出發，或是從人類應對有感覺動物存在義務為基礎，強調非人類存在物具有生存的權利，也就必然成為權利主體和道德主體。但真的是這樣嗎？

西方生態倫理學在這里過多地強調了人類對自然萬物應承擔的道德責任，但忽略了自然萬物在享有被人類尊重之權利的同時，卻無法履行尊重人類的義務的現實。不平等的權利義務關系自然無法維持那種讓人與自然之間倫理平等的關系存在。事實上，人類是自然進化的最高級的生物體，他來自于自然，又高于自然。自然永遠也不能獨立主張自然的權利。因此，帶有主觀性的規范倫理最終還是由人來定奪，所有的平等也就是人所理解的平等，自然終究是沒有也不可能獲得與人平等的地位。[4]

從實踐層面上講，西方生態倫理學從人類與自然萬物倫理主體地位平等的視角，認為不能把自然萬物僅僅看作供人類開發利用的對象，保護環境、維持生態平衡的理想辦法是不要對自然過程進行人為的干預。顯然，這一要求與人類社會需要開發自然以獲得向前進化的生存實踐方式是相違背的。讓人類對自然“不干預”，實質上是抹殺人的主體性、能動性，必然導致人類在自然面前無所作為，失去發展空間。況且，自然萬物的進化需要人類的“干預”。人類正是在不斷探索自然界的奧秘同時，與自然萬物協同發展，共同和諧進步的。

第二，西方生態倫理學將主體人格賦予自然萬物，用調節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倫理規范來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在許多時候會遭遇無法自圓其說的尷尬。尤其是當需要從哲學層面論證時，它通常只能以主觀性的想象與直覺判斷作為依據，結論難以讓人信服。例如，該學說的一個基本觀點——人來自于自然必然與自然萬物間存在某些共性東西，因此，自然萬物即與人類一樣，可以作為倫理的平等主體，可以直接把人與人之間的倫理規范拓展到人類與自然萬物之間。這樣的思維理路顯得過于簡單，而且存在很多破綻。因為人類的進化在許多方面都優于自然萬物，同時失去人類的參與，自然萬物根本無法獨立申述權利。我們知道，權利的產生與意志是不可分的，只有具備意志的主體才能夠具有行使權利的行利。當然，權利行使者還應有自我意識，能夠將自身同其他非主體區別開來，只有這樣才可能產生對權利的渴望。從這個意義上說，自然萬物尚不具備擁有權利的基礎。人類之所以要保護自然，并非是因為自然萬物有存在的權利，而是由于保持自然生態的穩定和平衡對于人類的可持續生存和發展具有價值。[2]

又如，西方生態倫理學摒棄傳統，運用全新的理念和思想理解自然，建構新的倫理學科范式，包容天地萬物，強調人類對自然環境的道德責任。為了說明問題，其引入了大量的道義論與功利論觀點。著名學者利奧波德，為了說明人與自然之間存在倫理關系，便站在道義論的立場提出了“大地倫理”理論，認為倫理的意義在于確認和保障共同體成員之間的合作行為，這個共同體是由人和自然物共同組成的。而另一學者史懷澤認為，倫理的首要原則就是敬畏生命，現代倫理學的主題沒有變化，變化的是人們對善惡本質的理解在升華：保存生命，保持生命，促進生命的發展就是善，損害生命，毀滅生命，破壞生命的發展便是惡。[5]顯然，這里的“生命”與“功利”存在著等價關系。

無疑，道義論與功利論的引入大大加強了西方生態倫理學的合法性基礎。但一個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出現了：道義論與功利論二者在道德理念、道德標準、道德追求乃至倫理精神等方面均不相同，以它們為理論根基得出的結論必定會存在矛盾與沖突。從本質上說，道義論把人與自然之間存在倫理關系理解為一個“應然”的問題，它無法解釋人的道德理性以前為什么會疏忽和遺忘原本存在的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功利論則認為人與自然之間的倫理關系折射的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關系，最終走向了人類中心主義。[5]（68）道義論主張道義高于功利、道德先于利益；功利論主張功利優于道義、利益先于道德，其實二者各自均有其片面性。但如何克服二者理論缺陷，使功利論和道義論結合起來，相得益彰，西方生態倫理學顯然對其束手無策，有的只是主觀的想象及簡單的臆斷。

二、化解邏輯困境的基本條件

無疑，內在的邏輯困境已使得西方生態倫理學的發展空間受到了限制?；饫Ь常瑸閷W科生長找到支撐點，已是西方倫理學必須解決的問題。那么，科學的方法是什么？化解邏輯困境的基本條件有哪些？若仔細剖析可以發現，西方倫理學所面臨的困境本質原因是其對某些倫理學基本問題、理論主張解釋不清。

首先，關于“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的爭論，沒有給出明確的結論。自西方生態倫理學產生之日起，其理論的出發點是堅持人類中心主義的原則立場，還是以“非人類中心主義”原則為核心，便一直爭論不休。此問題的實質涉及以下幾個方面：到底什么是人類中心主義？不堅持人類中心主義如何建構發展生態倫理學的理論體系？如果說人類中心主義導致了生態危機的出現，那么不反對人類中心主義，生態倫理學的實踐精神是否還有價值可言？

需要承認的是，簡單地把適用于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倫理學套用到人與生態環境之間的關系上，是一種粗糙的做法，難以獲得學科合法性地位。沒有人的參與，那些與人類無關的自然事件發生，是無道德價值可言的。人類中心主義強調人的倫理價值，主張“人是目的”，確有一定的合理性。那種簡單的用“非人類中心主義”取代“人類中心主義”的做法，表達的只是學者想要取消人類在自然面前妄自尊大的心態，但卻不是一種客觀的論證和演繹，人與自然萬物間能夠存在道德價值關系的客觀基礎問題并未準確地揭示出來。

非人類中心主義主張“內在價值論”，其反對自然萬物對人的生存和發展需要的滿足只具有“工具價值”意義而沒有“內在價值”。它認為，自然萬物與人類從本質上講“價值同根”。但問題是，即使將自然萬物視為道德主體，如不“以人為中心”，人類也無法規定自己對自然萬物的權利和義務，更不要說自然萬物對人類的權利和義務了。其實，自然萬物所具有的主體性或目的性本身均是人類所“賦予”的，而在這一“賦予”的過程中，所體現的恰是人類的主體性和目的性。

當然，人類中心主義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它將倫理的重心完全集中于人類，認為人與自然的相互作用實際上是人類占主導，人類是自然的管理者，人類保護自然是出于保護自己的目的，非人類的自然萬物是無所謂公共利益的。[6]其結論，在一定程度上亦抹殺了自然的價值與權利。

“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均存在局限已是不爭的事實，調解二者的觀點沖突對于西方生態倫理學進一步發展至關重要。筆者認為，在調解過程中有兩個問題必須明確：一是人類整體利益與自然利益密切相關，生態倫理的發展需要以人類正確對待自身的利益為基本原則，絕不可孤立地、主觀地對待人類或自然的利益；二是主體性原則不是倫理思維和道德實踐發生的唯一前提，所謂的“道德主體”還要作為客體受制于各種因素，即主動性與受動性的統一是倫理形成的客觀前提。以“人類中心主義”為基本立場，并不是說人類可以把自然事物視為絕對的客體，或單純的工具性對象。堅持“非人類中心主義”觀點，也并不意味著只可從自然萬物的內在價值和生存權利能否實現的“單向度”判斷人類對自然界的行為是否道德，具有合理性。

表面上看，“人類中心主義”與“非人類中心主義”似乎在理論上格格不入，但在實踐中，二者在解決現實生態問題上往往能夠達成共識，如環境保護，可持續發展等。這一特點，為最終解決二者的矛盾奠定了基礎。堅持“生態和諧論”，也許是化解爭端的最好途徑。在人與自然之間建立充滿和諧與溫情的“民主式”平等關系，突出人的作用，用倫理原則調解人類與自然萬物間的關系，通過發揮道德意識在保護自然環境方面的作用，培養人類新的生態道德義務觀念，規范行為，讓生態系統向著有利于人類生存和發展的方向不斷進化?？梢試L試運用“擬人化思維”——人類在現實生活中看待自然物，并不是全部地把它們視為人，或視為與人具有平等地位的道德主體，而是根據具體情況，客觀地分析自然物與人類的相互關系，尤其是與人類生存和發展需要之間的關系，從而自由自覺地發生著使之擬人化或非擬人化的現象。如在一定時期，人類可以依據自己生存和發展的客觀需要，將一些兇禽猛獸視為禍害，加以清除，而在另一時期，卻可將之視為人類的朋友給予大力保護。這樣，那種將人降格為物，或將自然物作為可以任意處置的對象便不會存在。當然，也不會出現由于把自然物提升為與人平等的價值主體或倫理道德主體時要求它們承擔相應的道德責任的問題。[7]

其次，對于生態學與倫理學的關系問題的解析，模糊不清。在西方生態倫理學中，諸如利奧波德的“大地倫理學”、羅爾斯頓的“環境倫理學”等，雖然論說視角不同，但都有著共同的邏輯預設——生態學與倫理學同一，或者說生態學是一種倫理學。他們的基本思路是，人與自然關聯倫理學關聯等同生態學關聯倫理學就是生態學。既然人來源于自然，那么附著于人身上的倫理價值也應同屬于自然，所以倫理學與生態學具有一致性。由此出發，西方生態倫理學總是從自然生態規律出發，從客觀事實中直接導引出人對自然的責任和義務，即從“突然”中直接推出“應然”，從事實直接推出價值。[8]于是問題就出現了——事實判斷與價值判斷之間實際上不存在因果聯系或者說不存在必然的邏輯聯系，也就是說，生態學等同于倫理學的結論是以科學取代了倫理學，這無疑會引發生態倫理學難以擺脫的理論困境。

生態學與倫理學同一的命題實際上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在概念上的混淆。生態學多是運用實證性的科學方法對自然有機體及相應環境進行分析研究，揭示生態系統內在規律，目的是讓人類更好地開發自然、改造自然，是一種關于生態事實真假判斷的自然科學。與之相比，倫理學多運用歷史的方法、階級分析的方法，對人類社會的道德關系問題進行分析研究，揭示的是人類社會倫理道德關系發展的規律，目的是協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更好地促進社會人際關系發展、推動社會進步。它是一種關于行為是否“應該”的判斷，注重類屬性、主體性，是一門哲學社會科學。[9]

生態學講究科學理性，它對人類社會產生積極作用需要與人的價值目標聯系起來；倫理思維和道德行為要產生實際效果，也必須與事實關聯。不可否認，在現實中生態學與倫理學、自然科學與哲學社會科學之間的確存在許多交叉之處。然而，它們之間畢竟具有學科異質性，相互的連結并非是直接的，需要有“中介”作為橋梁進行溝通。從自然科學轉向社會科學，從生態學轉向倫理學，往往“實踐”會發揮極為重要的作用。事實上，只有通過“實踐”，生態學的“生態”與倫理學的“倫理”才能有機聯結起來，生態倫理學才能成為現實的科學。

再次，對于一些重要范疇的界定存在歧義。如生態權利、生態價值與生態利益。西方倫理學高舉生態權利與生態價值的旗幟，認為自然界中的一切有機物和無機物，一旦存在，便有按照生態學規律繼續存在下去的權利；自然萬物固有著內在價值，它維持著整個生態系統的穩定與平衡；生物體的發展以自身生態需要的滿足為前提，自然有著與人類一樣的自身利益等。這里，學者們似乎忽略了一個問題：權利、價值與利益等概念都是歷史范疇、文化范疇，其內涵并非一成不變。當他們反復強調范疇的重要性時，卻少了具有操作性的現實細節規定，時代與文化的變遷元素，顯然缺失了。

又如其對于生態倫理與社會倫理的區分亦有問題。西方生態倫理學中的主流看法是，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折射或延伸，因而生態倫理學就是社會倫理學的一個理論分支。這一結論明顯存在需要推敲之處。人際間的關系與人同自然的關系雖然緊密，但卻很難說彼此存在相互包容的狀態，絕不可認為，生態倫理局限于社會倫理的范圍之中。況且，每當人類生存方式、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發生改變時，倫理道德的內涵必然隨之發生變化。西方生態倫理學的興起，正是人類謀求生活于社會與自然和諧狀態的產物。從這個意義上講，生態倫理其實是社會倫理發展的一個必然結果。

最后，關于“是”與“應當”關系的推論過于牽強。西方生態倫理學長期存在一個思維定式：自然物的“存在”本身即代表了它們的價值。也就是說，只要是存在的，就是有價值的；只有“無”才是沒有價值的。依照這樣的思路，價值論和存在論似乎被等同起來。但是從“是”中真正能推出“應當”嗎？“是”是關于對象世界的本質、規律、狀況等的客觀描述；“應當”是人對自身行為的要求、愿望等的表達。實際上，在人類的思維過程中，價值論以認識論為中介與本體論實現統一。在這個統一中，“是”作為基礎，人類對“是”的認識是為了造福自身，因而“是”也具有價值因素?！皯敗闭菐в兄饔^目的性、能動性的“是”?！笆恰迸c“應當”的關系體現的是客體主體化與主體客體化的過程，其還需要有一個“實踐”作為連結。在實踐中，人類才可知道外部世界“是什么”，懂得自己“應該如何”。由此可知，西方生態倫理學中的“是”與“應當”的推論，遺漏了關鍵的一步。

應該說，若能真正搞清楚上述幾個問題，西方生態倫理學理論學說中的邏輯困境，基本可以得到較好的解決。然而，還存在另一個隱憂——在強調人與自然、科學與價值分離和對立的西方文化傳統中，讓人類與自然萬物和諧生長，事實和價值之間不再有難以撼動的緊張關系，并不容易。西方學者雖然提出了一種與西方文化傳統完全不同的生態價值觀和生態倫理觀，但是其思維方式和理論構架還停留在西方文化傳統設置的藩籬之中。這也注定了西方生態倫理學的發展之路，必然不會平坦。

三、“東方轉向”：一種可行的出路

在東方，傳統文化中包含了豐富的“人與自然相和諧”的思想。它肯定天地萬物有其自身內在的價值，強調善待自然。它追求的目標是“天人相合”的境界，使人與自然的“身份界限”不再截然分明。這樣的“先天”優勢營造出極為適合生態倫理學生長的氛圍，其內在的生態智慧為文明社會中人類世界與非人類世界之間有機聯結、和諧范式建構提供了充要條件。

作為東方文化的代表，中國道家思想的基本理念是天地萬物是統一的整體自然存在。它認為，人與自然萬物有著共同的本源——“道”。所以自然界中一切生命，雖表現形式不同，但就生命本體而言都是平等一致的。既然生命是平等的，那么人對待自然的態度，就應當像善待他人那樣，善待萬物。在具體的道德規范中，道家主張“好生惡殺”，人類要學會“知足”、“知止”，抑制貪欲，對自然的開發適可而止。此外，道家還提出了“道法自然”的生態倫理觀和生態行為準則。主張以自然的方式對待自然，應該讓自然萬物以自己固有的方式生存和發展，不能將人類自己的主觀價值尺度強加于自然。人對待自然應像水那樣，有益于萬物，而不居功自傲。[10]

道家學說對于生態倫理的啟示是：天地萬物包括人類都以道為最終的歸依，大自然的所有構成部分在本源上是同一的，因此人與大自然之間的生物學鴻溝及道德鴻溝是不存在的。道家認為宇宙是一個包括人和自然在內的互補、平等及均衡的“天人合一”式生態系統，根本不存在人與自然的二元對立的問題。同時，“自然”既是一個實體“自然”（自然界），更是一種對象“本然”的屬性，即“自然”是一種“本然”，它沒有原因、理由，不是由別的東西變化而來的，它“本來”就是這個樣子。道家堅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1]

以道家思想審視西方生態倫理學，可以發現，所謂“自然內在價值”論是有問題的。按其說法，自然界有“內在價值”，它就有存在的權利，人就有保護自然的義務。但它其實是將自然的價值理解為與人無關的“自在價值”，從而在價值問題上割斷了人與自然的聯系，陷入了人與自然之間的“價值二元論”。道家的智慧是，自然物有著內在的“道”，人類必須按照“道”的要求去對待它，遵照“物道”本身就是“做人之道”，這是人之所以“為人”、“得道”的基本條件。

東方的儒家思想同樣主張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認為天是自然之天，人是自然之人，因同屬自然所以具有相通相合之處。故人與萬物是共生同處的關系，應該和諧相處。儒家將“生生”，即尊重生命、長養生命、維護生命作為人的“大德”，由自我生命的體驗，轉而同情他人的生命，并推及對宇宙萬物生命的尊重，進而效法大自然的厚德載物，博大無私，是儒家生態倫理思想基本的內在理路。儒家對于自然的利用，講究“取用有節，物盡其用”，并從天地自然萬物所具有的適可而止的節律得出了人事行為要有“節”的結論。[10]（40）當然，儒家思想中最值得西方生態倫理學借鑒的是其“中庸”思想?！爸杏埂币蠓彩隆叭∑渲小?，不走極端，避免偏執，體現“中道”精神。要在對立的沖突中尋找各方的契合點，以“適度”作為行動準則。西方生態倫理學或是以“人類中心主義”消解自然，或是以“非人類中心主義”消解人類，其各自堅持的結果均不能讓人與自然和諧相處。以儒家中庸精神，化解矛盾的兩極，確實具有可行性。

除道家、儒家思想外，產生于印度的佛教也富有生態倫理學可資利用的資源。佛教提倡宇宙中的萬事萬物相互關聯的整體性觀念、愛物護生、主張宇宙和其他一切生命跟自我之間的調和與融合的思想、克制私欲、祛除妄念、提倡簡樸生活的理想。[12]并且以“緣起論”作為自身生態倫理思想的哲學基礎，認為整個世界是相互聯系，不能分割的。任意割裂事物間的關系，就不能對其本性有正確的理解。人們要了解事物的本質，必須將其置于整體中，在眾多條件的規定下，才能確定人類與所有生命物種在生態系統中的相互依存關系是一個事實。因而，人們必須保證生態系統的完整性、穩定性，從道德上關心生態系統。顯然，佛教的主張與西方生態倫理學在認識論上有著深刻的會通。

綜上可知，東方傳統文化與西方生態倫理學間有著諸多共通之處，其對生命和宇宙的理解，可極好地推動西方生態倫理學由淺層向深層演進。從某種程度上說，東方傳統文化甚至可以說是生態倫理學的發源地，西方生態倫理學的“東方轉向”更像是一次“還鄉”過程。然而，既然東方傳統文化如此適宜生態倫理學的生長，為何未能演生出“東方生態倫理學”呢？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東方古代學者尤其是中國學者多喜談觀點，但不重著述立說，對于相關問題的邏輯論證不足，從而嚴重影響了生態倫理理論的建構與創新，無法形成系統體系；道德哲學的發展以修養方法見長，缺少西方嚴謹的知識論，所謂“不為知識而知識”，結果使得自己許多關于生態倫理的論說難以讓常人信服；對于生態問題的理解太過于將人與宇宙相融，將主觀與客觀的界限模糊化，將學說變得玄而又玄等。

通過分析，可以看出西方生態倫理學“先天發育不全”，而東方生態倫理文化“后天營養不良”，所以集二者之優長，讓彼此的理論學說相互補充、相互促進，即所謂的西方生態倫理學“東方轉向”，合乎學說發展規律，順應時代潮流。當然，畢竟從屬于兩類不同的文化，東西方思想融合的過程中還要注意兩個問題：

問題之一：倫理的“民族性”問題。不同的國家地域，有著不同的民族文化，倫理思想亦具有多樣性。東方生態倫理需要吸收西方生態倫理學對自身有益的元素，能夠與東方文化相融的部分。然而，究竟是何種元素、哪些部分，現在還是一個未明確的問題，學者對此的研究尚需深入。西方倫理學進行“東方轉向”，其實主要發生在生態倫理學的深層結構中。那些淺層生態倫理學或現代人類中心主義的生態倫理學依舊固守原有的西方文化傳統和技術優勢來設計解決生態問題、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讓它們也參與到“東方轉向”中并不容易。[12]

問題之二：倫理的“時代性”問題。東方傳統文化產生于早期農業文明時代，西方生態倫理學說發展于工業化盛行的時期。隨著社會實存的變遷，社會中原有的“適合”、“不適合”生態倫理生長的因素，或多或少地均發生了改變。在日新月異的今天，我們應以什么樣的態度對待原有的理論學說，以什么樣的思想建構新的生態倫理文化，這還是一個需要反復探討的問題。因此，切不可操之過急，貿然地、強行地融匯東西生態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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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康宇.儒釋道生態倫理比較[J].天津社會科學，2009，（2）.

篇9

摘要:本文從生態學和生態外語教學的角度探討大學英語網絡多媒體教學，指出其存在三方面的生態問題：教師與環境的矛盾，學生與環境的矛盾，師生互動等，并提出相應的對策。

關鍵詞：大學英語；網絡多媒體教學；生態學；生態外語教學

作者簡介：張金平（1975-），女，河南南陽人，南陽師范學院外國語學院講師，碩士，研究方向為外語教學。

[中圖分類號]：G642[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1)-21-0047-02

一、引言

近年來，網絡和計算機的普及、信息技術和課程整合打破了傳統課堂的局限， 提供了個性化、交互式、立體化、自主性、可管理的學習環境， 使教學體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隨之而來的網絡多媒體環境下的外語教學也在迅速發展，引起了外語教學領域的特別關注。研究發現，多媒體網絡技術在給大學外語教學帶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的同時，也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

生態學理論被借用至社會學領域，衍生出教育生態學，倡導用生態觀點觀察和研究教育教學現象。外語教學生態學是一種正在形成與發展中的學術領域，它為外語教學提供了一些全新的理念。為此， 本文在承認網絡多媒體教學優勢地位的基礎上， 從生態學和生態外語教學觀的角度審視網絡多媒體環境下的大學英語教學，指出其存在的生態矛盾并提出相應的對策，期望為網絡環境下的大學英語教學提供借鑒。

二、網絡多媒體教學的優勢

毋庸置疑，網絡多媒體立體化教學體系較傳統教學體系相比，有著無與倫比的優勢。首先，在當前高校連年擴招的形勢下，網絡和多媒體技術減少課堂面授的課時，適度大班面授，緩解師資緊張的矛盾。其次，網絡和多媒體技術的使用大大改善了課堂內的語言環境，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動態的、多變化的、更加真實自然的語言環境，發展了學生的語言理解運用能力，有效地激發了學生的熱情和興趣，為提高學生英語聽說實用能力，擺脫應試教育，提供了理想的教學環境。再次，多媒體教學課件呈網狀非線性的信息組織結構特征，多樣化的表現形式， 各類有效的信息呈現方式，充分體現出了教學環節及內容的多層面特征，使語言教學更加生動形象、直觀易懂， 使外語教學更富有趣味性、成效性，使學生更加積極主動地學習。最后，依托于現代信息技術的立體化教學體系以建構主義學習理論為指導，為學習者的自主學習提供了物質保證。學習者可根據自己的實際水平自定學習步調，及時調整學習進度和學習策略；教師在教學過程中采用全新的教育思想、教學模式、教學方法和教學設計，向幫助者和促進者轉變，保證了學生在學習活動中中心地位的實現以及向信息的加工者和知識意義的建構者的轉變，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自主學習，大大提高學習效率。

三、生態學、大學英語課堂生態與生態外語教學觀

生態學的基本精神是“系統”、“平衡”、“聯系”。[1]生態后現代主義主張生態世界觀，即世界是由關系網絡組成的有機整體，現實中的一切單位都是內在地聯系著的，所有單位或個體都是由關系構成的。在這個整體中， 作為關系者的事物和事物間的關系都是真實地存在著的，任何一物的變化必然引起這些復雜關系網絡的變化。這種相互包含的關系是一種內在的有機聯系，而不是實體與實體之間機械的外在相互聯系。[2]

大學英語課堂生態系統由三個生態因子組成：教師、學生和課堂環境。其中教師與學生是系統中最主要的能動因素和主導因素，雙方的良性互動決定了系統的發展水平，是系統中的生物因素；系統的非生物因素即課堂環境是課堂活動得以實現的基礎，包括物理環境、教學目標、內容、方法、手段、教學氛圍等，這些非生物因素不僅僅為外語教學提供基礎，還是促進教與學的重要外因。這三個因子既相互獨立，又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相互適應，他們在合作與共生中使大學英語課堂形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生態整體，共同完成育人的功能。[3]

生態外語教學觀強調外語課堂的能動性，指出整個課堂教學是一個不斷變化與發展的過程，其生命力來自于課堂內多種因素的互動，以及由這些互動產生的教與學的發展。生態外語教學觀充分重視并強調師生與自然、社會中物質與人文環境間的互動，認為外語課堂中存在多種因素，且他們互相依存與制約，構成了一個生態系統的整體。這些因素有無形的（如政府和教育部門對外語教學的態度），但主要還是有形的；它們表現為一對對矛盾，互相交錯在一起，如何認識和處理每一對矛盾的雙方以及他們與其他矛盾的關系，往往確定了外語課堂教學的方向、特點和成效，對外語課堂教學的成敗至關重要。[4]

四、從生態教學理論看大學英語網絡多媒體教學

網絡多媒體技術因其自身的特點和優勢的確為深化大學英語改革，提高教學質量指出了一條有效途徑，但與此同時，也有學者發現，多媒體教學效果不明顯，網絡多媒體教學班的成績反而還要低于其他模式的教學。[5]從生態教學的角度來看，網絡多媒體技術介入教學環境，為大學英語教學的生態系統注入了新的元素，使促進更好的教與學的過程成為可能，但另一方面，它是否也為大學英語教學系統帶來了新的矛盾？我們又該如何正確地認識和處理這些矛盾，以使大學英語教學生態在矛盾的運動和變化（即互動）中求得平衡呢？

4.1、教師與環境的矛盾

生態的外語教育環境就是以外語教育為中心，對外語教育的產生、存在和發展起制約、調控作用的多元環境體系，它們之間相互影響，共同促進整個外語教育生態系統的平衡和發展。現代化教學設備的應用為大學英語教學提供了超越時空的教學環境，但同時也給大學英語教師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果教師的理論水平和技術技能跟不上，也就談不上理想的教學環境和教學效果。而據筆者所在的大學情況來看，有相當一部分教師對網絡多媒體技術和先進的教育教學理論如建構主義等的了解和掌握都是自學，缺乏系統全面的培訓和學習；教師不具備信息化教學設計的技術與技能，無法將教學技術與教學實踐有機地結合起來；網絡與軟件的突發性問題與障礙、劣質軟件等因素都會造成教師與教學環境之間的關系產生矛盾，而這種矛盾關系又影響了諸如師生關系，學生與媒體環境的關系的正常運作或互動，從而對教學生態系統產生消極影響，不利于教學效果的改善。高艷在對英語多媒體教學模式的實驗研究中就發現“相同環境下不同教師的教學效果不盡相同”， “雖然教學效果的好壞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和控制，但是教師是眾多因素中的關鍵”。[6]因此，在推行網絡多媒體教學模式的同時，我們不僅要有硬件設備的投入，也要為師資理論水平提高投入，對教師進行提前培訓，鼓勵他們能夠根據自己教學的實際需要，結合多媒體和教材的特點，設計出具有多媒體特色，有助于學生參與、思考、探索的多媒體課堂教學軟件，提高教師與教學媒體和教學內容之間關系的協調和平衡性。

4.2、學生與環境的矛盾

生態外語環境觀非常重視外界環境對外語教學的影響，外語學習效果實際上就是學生利用外界環境提供的機會與條件適應環境的結果?；诰W絡的多媒體教學為學生提供了理想的自主學習環境，然而，不少學生在面對海量的網上學習內容時， 卻感到眼花繚亂， 不知所措。有些教師在備課中也易出現一味強調加大教學信息量的現象；Stephen Krashen 的“i + 1”(i 為現有水平，1 為略高于i 的水平) 理論告訴我們，在語言教學中，教師的講解必須保持適當的節律，防止學生焦慮狀態的出現。要給學生提供他們感興趣或與他們有關的最佳節律的信息輸入(input) ，這些輸入必須十分簡練，讓學生能很快理解，才能獲得良好的教學效果。[7]在短時間內傳遞給學生過量的信息，不但無益于理解吸收，還會使學生疲憊不堪，產生課堂焦慮。如果多媒體計算機教學過多地采用圖、文、聲及動態的視頻，又會產生色彩動畫的視覺污染， 擾亂學生的視聽， 甚至使學生撇開授課內容，注意力都集中在捕捉自己所感興趣的音效及畫面上。

總之，過多的信息或信息處理不當都會使學生與課堂環境之間的互動出現失衡。所以面對網絡和光盤課件上極為豐富的信息資源，教師有必要對學生進行適當的引導和監管，使學生明確自己的學習目標和學習計劃，引導學生針對自己的實際情況，有重點、有選擇地獲取信息，并配之以適當的檢測手段，可以機上檢測、口頭檢測和試卷檢測相結合。在設計多媒體課件時首先要考慮教學內容，找準教學的難點和重點，然后再考慮選擇恰當的素材，用多媒體技術將教學過程呈現出來。教師在這里應該發揮其應有的主導作用，成為教學環境的營造者，為學生與課堂環境間的互動和平衡做出貢獻。

4.3、師生互動

在外語課堂教學中存在著各種因素，由于它們之間可能產生交互作用，外語課堂才具有潛在的生命力。一旦這些因素的互動被激活，課堂就生機勃勃，教學也充滿著活力，教學目標的實現才有可能。而教師與學生的互動(包括師生互動與生生互動)正是外語課堂教學諸因素互動的核心。師生互動與生生互動的開展直接影響甚至決定了其他因素是否能產生積極的交互作用，師生間與學生之間是否能積極、有效地互動影響著教學內容的貫徹、教學方法與手段的實施，乃至教學目標的實現。[4]

在實踐中我們發現，采用多媒體網絡的大學英語課堂的教學手段主要是電腦，由于學生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電腦上，無暇顧及老師的表情和肢體語言，學生感受不到課堂教學的活力和情感，對教師的講解和表達的關注度相對下降，教師在課程的講授任務減輕的同時也削弱了其課堂參與互動的作用；目前我國非英語專業大學生的自主性英語學習能力普遍較低，[8]有些學生甚至利用網絡教室聊天甚至打游戲。由于教師缺乏對“自主學習”概念的認識，教學中容易走極端，或者是不能很快轉變傳統的“保姆”式角色，對學生的自主學習不放手，把課堂教學變成新技術手段下的“滿堂灌”和“填鴨式”； 或者是對學生的自主學習放任自流，沒有任何的指導和監督，使得學生也無法從教師那里獲得足夠的輔導與幫助；在使用多媒體教學過程中，教師和學生交流被課件與學生的交流所代替，教師在講臺上聲情并茂、抑揚頓挫、充滿活力和情感的講解及富有個性化的語言表達的消失，使學生受感染的程度大打折扣。所有這些，都會嚴重影響教師和學生的能動性發揮，影響到師生互動與學生間互動的質和量。

外語教學不僅僅是語言詞匯和結構的灌輸，它更是一種信息和情感的互動，教學過程正是在各種關系的互動中得以順利實施。在教與學相輔相容的整個過程中，教師和學生要共同探討決定教學大綱和教學內容，教學生需要的、學學生想學的；教師除了電子郵件與學生交流、BBS上與學生交流，教師還應提供更多的輔導時間和辦公室答疑時間，指導學生有效地利用網絡學習，以確保自主學習能夠有序、高效率地進行。教師要做好課程的設計者，任務的設計者，任務實施的組織者、評估者，要通過以上各種角色的扮演參與學生學習的全過程，實現以學生為主體，以教師為主導的多種關系的對話，這種與學生共同交流、碰撞、溝通的良性互動才會使外語教學過程始終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五、結語

生態教學觀不是孤立地強調外語教學中某一方面的關系，而是較全面地分析外語教學中諸因素的關系，提出這些關系之間互相依存又互相制約的關系。任何一種關系處理得好，將有助于另一些關系的發展，最終有利于教學質量的提高；任何一種關系處理不當，也會影響其他關系的正常運作。[4]例如，以上分析中，教師與課堂環境的矛盾就會影響到師生互動、學生與環境的互動等，而學生與教學環境的不和諧也會對師生互動造成消極影響；左煥琪就指出，教師與學生的關系是外語課堂教學中最重要的關系，但若無教學內容、策略、方法與現代教學手段這些環境因素的配合，再好的師生關系也無濟于事；現代教學技術手段對外語課堂教學質量的提高起著重要作用，而離開了良好的師生關系、適當的教學內容與方法，再先進的技術也無濟于事。[4]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生態教學觀僅將高科技教學手段視為課堂教學中與其他因素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可利用的資源之一，并不依賴高科技教學手段。事實上，過分依賴現代教學技術只會產生“生態位”越位，造成消極的教學效果。因此，在大學英語教學中，不能夸大網絡媒體的作用，更不能把網絡多媒體條件等同于教學質量；而應在重視多媒體網絡教學的前提下，遵循語言教學的基本規律，以生態學和外語生態教學觀的理論指導大學英語教學，發揮高科技教學手段的優勢和正面效應，才能促進網絡和多媒體教學與其他教學關系之間的配合與平衡，避免教學生態失衡，達到理想的教學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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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摘要：多媒體教學營造生動形象的微生態情境，把教學材料轉化成形象直觀的教學微元，構建了各微元充分互動的微生態，把學生變成教學微生態系統中的核心主體。同時，多媒體易使教學微生態中各微元關系機械性僵化，因此，基于教學微生態理論的多媒體教學，必須明其長、知其短，方能揚其長、避其短。

關鍵詞：多媒體；微生態；效應

中圖分類號：G642.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4-9324（2016）50-0251-02

基于教學微生態理論的多媒體教學效率研究，是將教育生態學的動態鏈與教育理論相結合，探討多媒體教學各微元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對教學效率的影響。一方面，多媒體教學利用其能動會畫的特點，圖文并茂地進行實物模擬，讓數學生動有趣形象直觀，便于教師把模糊的概念形象化描述、把抽象的知識模型化展示。另一方面，“興趣是最好的老師”，多媒體教學把學生引入豐富多彩的教學情境，刺激視覺、聽覺、多種感官參與教學活動，自然會提高學生的動機水平。當然，由于不同教學內容的特點千差萬別，多媒體教學也天生會在某時某地水土不服。因此，靈活地運用多媒體，必須明其長、知其短，方能揚其長、避其短。

一、多媒體教學營造生動形象的微生態情境

教育家戴爾的“經驗之塔”，提出學生對知識的理解是依賴于具體的實際經驗。把數學中抽象的知識轉化為具體的模型是多媒體軟件的優勢。采用多媒體教學能夠根據學生認知特點，引入豐富多彩的教學情境，讓課堂多姿多彩生動活潑。比如，對八年級第十七章勾股定理（一）學習時，適當引入教學情境是關鍵。對此，我們做如下實驗，在A班利用多媒體將畢達哥拉斯的一些歷史成就和及其觀察發現的過程展示給學生，用動態彩圖來刺激學生視覺神經參與，利于學生觀察和區分各部分的面積，學生分組討論后提出猜想a■+b■=c■。A班猜想正確的學生有35人。在B班，不使用多媒體教學，利用傳統的教學方式，同樣介紹畢達哥拉斯的歷史成就，介紹畢達哥拉斯觀察地板圖的過程，引導同學進行觀察討論并猜想得出a■+b■=c■。在此過程中B班學生只有18人猜想正確。課后回訪學生對畢達哥拉斯的了解程度，A班39人表示印象深刻，而B班25人大致了解，還有15人表示沒什么印象。通過勾股定理（一）的情景導入來看，繽紛多彩形象生動的多媒體情景導入，更能刺激學生的視覺，調動學生的積極性，加深記憶，提高教學的效率。

二、多媒體構建了各微元充分互動的微生態

繼續學習勾股定理（一）中，A班同學提出猜想后，教師引導學生通過畫圖度量驗證猜想a■+b■=c■。啟發學生畫一個直角三角形，一條直角邊為3cm另一條邊4cm的，連接斜邊，量出斜邊長為5cm。再讓學生畫一個直角邊分別為5cm、12cm連接兩邊得到又一個直角三角形，量出斜邊長分別為13cm。學生觀察數字之間的關系并很快驗證了猜想a■+b■=c■。同學們的結論是否正確？老師運用多媒體按趙爽弦圖作證明演示，通過圖形的切割、拼接，巧妙地利用面積關系證明了猜想，得到勾股定理。在B班教學中，同樣讓學生先畫直角三角形，畫完圖后讓同學猜想直角三角形的邊與邊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系，一半學生很迷茫。教師用板書證明勾股定理時，在畫圖和計算過程中有12人表示此過程太復雜完全聽不懂。對比兩班不同的教學方法，可知中學生在認知上更容易接受多媒體方式，而利用多媒w教學可創建生動直觀、動感十足的幾何情景，從而構建學生、教師、知識成分、電子媒體等多微元充分互動的微生態。多媒體數學課堂上，教師指導點撥，學生討論交流，多媒體動感展示，知識成分具體而生動地生成，這樣的教學場景生動活潑、積極向上，是一幅正能量十足的多維畫卷。

三、多媒體教學把學生變成教學微生態系統中的核心主體

由于遺傳物質與環境的共同作用，每個學生都是獨特的，而身心發展的差異性又決定著學生對知識的理解度各不相同。課堂教學無法滿足不同學生的不同認知需求。因此教研不應該只停留在概念、問題解決策略等方面的研究，更應該探討如何引導學生提出問題、解決問題的方法和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引導學生理清數學解題思維路徑、抓住數學問題的核心、聯系新舊知識結網成面，達到舉一反三，從而提高學生自主學習能力。例如，在引導學生對勾股定理的逆定理進行證明時，通過多媒體演示畫出兩個全等的直角三角形的過程。讓學生回憶并討論，為什么只需一條直角邊和一條斜邊對應相等（HL）就能證明兩直角三角形全等。在學生積極討論相互交流的過程中，聯系新舊知識結網成面。因此，運用多媒體教學設計有利于學生數學思想的生成和知識遷移的實現，在這一過程中，教師利用多媒體工具引導學生獨立思考、勤于動手，既鞏固舊知識又發現新思想，既解決問題又獲得成功的，這樣，學生就自然地成為了教學微生態系統中的核心主體。

四、多媒體把數學材料轉化成形象直觀的教學微元

多媒體教學設計把抽象的數學問題經過動態模擬變得形象逼真，是抽象問題的直觀呈現。例如，在學習函數圖像時，通常要通過列表、描點、連線、三個步驟畫函數圖像。如果用粉筆在黑板上畫y=2x、y=2/x、y=x■的圖像。會浪費大量的時間在列表、描點、連線三個步驟上，大大降低課堂效率，數學課堂則變得死氣沉沉，缺乏活力。加上手工畫圖準確率的局限性，也會降低學生學習欲望，甚而產生抵觸情緒。利用多媒體進行函數圖像教學不僅可以節約課堂時間，對一些復雜的函數，計算機也能準確直觀地畫出函數圖像。短平快的畫法展示有利于學生抓住畫圖的關鍵，一條條曲線的動態化生成深深刺激著學生的數學美感。再如，在學習勾股定理的應用時，探究無理數■的大小，利用多媒體在平面上畫一個斜邊為■的直角三角形，經過多媒體的動態演示，畫弧與數軸的交點即■的位置。隨后要求學生畫出■、π的位置。A班多媒體教學節約時間，課堂有大量時間做練習，再通過老師的點撥，學生茅塞頓開。A班學生有33人在數軸上找出了■相應的位置。B班用粉筆加黑板教學，老師在黑板上畫出弧與數軸的交點，并指出這個交點就是■在數軸上的位置，有一部分學生始終不能理解。再要求學生在數軸上畫出■的位置時，B班學生只有25人正確畫出了位置。對比兩班，在A班的上課過程中，學生的情緒高漲、氣氛活躍，學生對數學的學習興趣強烈、思維敏捷。B班學生情緒低落，思維上反應遲緩，空間想象困難，部分學生表現出對數學的抵觸情緒。不同教學方式的對比與反思，我們發現，利用多媒體教學，能夠把抽象的數學材料轉化成形象直觀的教學微元，的確能夠提高學生的學習效率.

五、多媒體易使教學微生態中各微元關系機械性僵化

由于中學生的認知心理具有鮮明的選擇性和注意力的不穩定性，多媒體教學讓課堂變得豐富多彩的同時，過于華麗的教學手段也會分散學生的注意力，特別是對于一部分思維活躍注意力又不穩定的學生，其關注點很難集中于教學內容本身。多媒體教學在調動學生注意力和積極性方面雖有諸多正效應，但是，冰冷的屏幕往往成了教學的“主角”，師生之間的情感交流易被減弱，師生互動的質量下降。特別是，教師在黑板上的數學計算演示減少，數學的推演過程得不到體現，數學思維路徑的暴露不夠充分，數學教學變成了“電灌”?？傊?，多媒體教學的“冰冷”特質使各教學微元之間的關系機械性僵化，特別是對于注意力不穩定的學生，不但不利于其思維能力的提高，反而可能使他們對數學的學習興趣下降，學習效率降低。因此，在發揮多媒體給教學帶來的種種正效應的同時，我們必須研究降低這種機械性僵化的負效應。

總之，基于教學微生態理論的多媒體教學，必須明其長、知其短。靈活地運用多媒體，方能揚其長、避其短。

參考文獻：

[1]吳鼎富.教育生態學[M].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