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江南經濟開發的過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我想，除占有資料不同從而形成不同觀點的情況以外，召院上的差異恐怕也是導致結論上分歧的一個重要原因。因此，想利用本書出版的機會，討論一下本專題的研究方法問題。

首先是判斷標準問題。所謂經濟重心的轉移問題，實質上就是經濟不平衡性的動態變化問題。例如從戰國開始，關中地區、河北、蜀，都曾被譽為“天府之國”，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先是不再有河北是“天府之國”的說法，唐以后關中也不再有“天府之國”的說法，只剩下四川(主要指川西平原)仍稱“天府之國”。又如河北，一直到三國時期仍然為甲兵強盛、經濟富庶地區，但曹魏以后其經濟地位顯然江河日下，安史亂后更因藩鎮割據、契丹崛起和南侵而備受。再如淮南地區，本為開發中的經濟區，至唐代進入發達地區行列，與江南(主要指江南東道)并稱“江淮”。但是，北宋末、南宋時期，宋金對峙，淮南由經濟腹地變為前線，經濟的發展自必受到嚴重影響，處于長時期停滯和衰落中。

中國古代各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動態變化在唐宋時期的反映就是經濟重心南移這個大趨勢，這就是判斷問題的前提。

接著是判斷的標準。在本章第一節《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探討》中，我們提出兩個判斷標準或者依據，這就是：一、區別經濟開發與經濟重心的標準。“所謂經濟開發地區，顧名思義，原來的經濟不發達，尚未開發或尚未全面開發，具有經濟發展前途即經濟潛力，但尚未形成強大的經濟實力，不足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而經濟中心地區，按當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來說，在全國是最先進的。表現為生產的廣度和深度超過其他地區，與國計民生關系密切的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與質量名列前茅，可比的工農業產值最高，商品經濟繁榮并達到一定程度，反映在財政收入方面，該地區也是財政收入的倚重地區，即主要財源所在”。二、經濟重心轉移過程完成的標準?！拔覀冋J為，第一，經濟重心所在地區生產發展的廣度和深度超過其他地區，具體表現為：人口眾多，勞力充足，主要生產部門的產量與質量名列前茅；商品經濟發達。第二，經濟重心所在地區生產發展具有持久性與穩定性，不只是在一個較短時期內居優勢地位，而是有持續優勢的趨勢，就是說其優勢為后世所繼承。第三，新的經濟中心取代了舊的經濟中心后，封建政府在經濟上倚重新的經濟中心，并在上有所反映”。

以上兩個標準提出以后，曾有學者對“經濟重心轉移過程完成的標準”提出質疑，認為“標準”的第一點未量化，仍然只能給人一個模糊的概念；“標準”的第三點把經濟中心的轉移與政治中心的變化聯系起來，勢必將經濟重心南移的時間推遲，因為政治中心的變化屬于上層建筑范疇的問題，經濟重心南移屬于經濟基礎范疇的問題，二者不會同步地發生變化[1]。

學的任務是揭示歷史發展基本趨勢呢，還是盡量做到窮極細微末節的“具體化”呢?我認為應該堅持揭示歷史發展基本趨勢的研究原則，而避免做條件不夠的“具體化”研究。關于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早已被學者們提出了，問題是南移過程在什么時候基本完成?如何確定南移過程的完成?以及南移與政治中心變化有什么關系?這些問題是圍繞揭示歷史發展基本趨勢這個大目標提出的。至于“具體化”與量化問題，它是為歷史研究的大目標服務的。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在談到第二代歷史學家相信“人類歷史中全部最細微事實的集合終將說話”的觀點時指出，“問題在于得失是否相當，因為這些成果的取得往往經過了數量極大而且難以綜合處理的資料積累”[2]。就是說，歷史需要準確的事實作為根據，但又不是走窮究細微末節的路子，以免失去大目標，疏于。再則，量化計算需要精確的統計資料作基礎，經過計算機處理方可獲得數據，這一點不易做到。

所以，關于判斷標準的討論涉及到的一般，即的重點放在古代重心南移趨勢這個大目標呢，還是舍此而去具體的量化數據。

其次是比較方法問題。既然經濟重心轉移問題實質上就是經濟不平衡性的動態變化問題，那么，地區經濟發展趨勢的比較就變得重要了。陳衍德同志和我在《試論唐宋四川經濟發展的若干問題》一文中即進行過這種比較分析嘗試。我們選擇了局部和全局的比較方法，而不是選擇局部與局部或全局與全局的比較方法。所謂局部與全局的比較方法是指把四川地區經濟的變化和全國經濟變動大趨勢作比較，初步研究結果是：“當全國出現大的動亂時，四川經濟地位便相對上升，而全國普遍安定時期，四川經濟地位便呈相對下降的趨勢?！崩纾彩穪y起，中原動蕩，全國(主要指黃河流域)的經濟形勢惡化，四川以其“內外險固”的地理條件和“土富人繁”的經濟條件，得以成為全國性動亂中的一片綠洲。唐末五代，中原江淮遍地狼煙，而四川相對安寧富足，其經濟地位不言而喻。而北宋初中葉，全國經濟形勢比較穩定，中原與江南經濟形勢比較好的情況下，四川則僅為爾爾而已[3]。

本書所作的另一種比較是全局對全局的比較。也就是把南北方的經濟發展大趨勢以及反映總體經濟實力的表現加以比較，論證中國古代的經濟重心已經移到江南地區。這種比較的結論并不說明北方某個局部地區一定比不上江南的某個局部地區，事實上江南不少山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仍然不高，尚處于我們所說的經濟開發階段而未達到當時公認的“富庶”地區。所以在討論本書主題時，不可以從局部地區的比較上否認江南的總體經濟優勢。

當然局部與局部的比較在把握大趨勢下仍然是非常重要的。所謂南方如江東、兩浙、江西、荊湖南路各有不同的發展優勢與發展水平。本書在分析時往往把嶺南如廣東、廣西、福建也包括進去，即經濟重心南移所及為長江以南和嶺南地區。

篇2

【中圖分類號】TU187【文獻標識碼】【文章編號】1674-3954（2011）03-0079-01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步伐，房地產開發市場在全國各地的表現出強勁的發展勢頭，在建設工程項目中如何克服建設工程款未能及時到位的情況下，在確保工程質量的前提下，對建設工程項目的總進度目標進行控制是該工程項目能否按期交付使用達到預期經濟目的和社會效果的價值根本。

在重點工程建設中，做為項目工程的管理部門，總進度目標論證的核心工作是通過編制總進度綱要論證總進度目標的實現的可能性。結合我市重點工程江南經濟開發區麗園小區的整體配套工程的實例，說明在重點工程建設項目中，總進度控制是控制工程建設工程成本最為重要的環節。

工程簡況：江南麗園小區是市政府棚戶區改造項目中的重點工程，由市風源投資公司投資、江南回遷樓開發建設開發辦公室管理、吉林省東南工程咨詢管理有限公司監理。由A、B兩區、26棟住宅樓，煤氣調壓站、水加壓站、換熱站、垃圾中轉站、低壓臺區階段性轉帶工程、有線、電信傳輸工程組成。

一、利用行政手段提高項目效率達到控制項目總進度目標

麗園小區項目是新經濟開發區的新建項目，城市一次網中的煤氣、供水、供暖及市政下水管網并未形成，園區內二次網與一次網同時進行施工，沒有有效的施工控制方案，根本無發完成市政府40天內各單項工程驗收并滿足回遷進住的要求，做為項目部的管理團隊，及時與監理單位就供暖、供水、煤氣、供點等多個相互關聯的施工進度計劃各環節進行量化、細化以保證施工過程的連續性。充分把握市長現場辦公的機遇與城建局、電業局、公共事業局主要領導落實資金及工機具的安排，限定試車、供水、供暖、供電的最終時間。對于施工過程中煤氣二次網因設計及施工要求無法按時完成的情況作出補充說明，對電業施工單位的不配合提出限制及要求，對供暖二次望施工次序及換熱站的資金撥付情況及時說明。合理利用《市政府棚戶區改造紀要》指示精神達到科學嚴謹的完成工程項目的總規劃目標控制的目的。

二、體現以人為本的宗旨，合理控制工程的進度

由于工期緊，工程量大，各施工方投入的人工、材料、機具的不平衡勢必導 在各標段平行或交叉施工中出現各樣問題與矛盾，項目指揮部分別就各種情況的出現提前做出預判，及時與各方溝通以達到保證施工現場的平穩有序。對夜間施工的隊伍提前統計人數，要求監理人員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著重抓好安全監督工作，甲方工作人員做好后勤保障工作，按時送水送飯。對施工方未能及時撥付工程款的單位，采取特事特辦的原則，就單項工程的目標工程撥付情況及時結清工程款項，提高各分項工程的勞動效率。對有特殊困難的單位提供專項資金。對技術難點、問題及時與設計單位、施工方、監理單位召開現場會，確定可行性方案，從而保證項目進度目標的整體控制達到預期目標。

三、利用項目管理的技術指標控制施工進度的整體平衡

對于麗園小區項目而言，施工企業的生產進度計劃與建設項目的施工進度規劃雖屬于兩個不同系統的計劃，施工進度計劃的編制有一個自上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往復次的協調過程，在編制施工總進度規劃時，應使進度目標逐層分解和細化，使計劃的編制由粗到細，逐層協調，在動態的施工過程中，達到控制施工進度的目的，如只重視進度計劃的編制而不能在實際施工過程中進行必要的調整，則進度也無法得到控制，進度控制的過程是在確保進度目標的前提下，在項目進展的過程中不斷調整進度計劃的過程。運用比值法、直方圖、網絡圖數據模型保證整體施工進度計劃的安全性。合理調整施工進度的計劃的節拍，并確定為實現進度目標的控制節點的進度目標，作為進度控制的依據。

四、建立健全應對突發事件的管理機制保障工程進度控制

篇3

責任單位：經貿局、經濟開發區、鎮鄉、街道

配合單位：國土資源局、建設局、外經貿局、統計局

工作要求：

1.扎實開展鄉鎮園區“五比”競賽活動。各鄉鎮園區迅速開展以比擴容、比配套、比項目、比質量、比管理為主要內容的園區建設“五比”競賽活動。力爭征地6500畝，平整3500畝，基礎設施投入3億元。鄉鎮規上企業（2000萬以上）凈增30家以上，鄉鎮規上工業產值、工業投入、稅收分別實現280億元、30億元、14億元。

2.扎實推進經濟開發區整合提升。經濟開發區要迅速推開蘭江片登勝路兩側和江南片新周路以北、迎賓大道以西地塊，加快基礎設施和綜合服務配套，拓展工業用地4000畝，新增規上企業25家以上，規上工業產值突破200億元，實現工業稅收6億元，外貿出口3.7億美元，完成工業投入27億元以上，爭取全年引進工業資金18億元以上。

3.緩解土地制約瓶頸。建立用地指標安排與鄉鎮復墾掛鉤機制，制訂考核辦法，提高補助標準，調動鄉鎮土地復墾的積極性。實施工業用地招拍制度，開展低效用地清理專項行動，全年清理低效閑置用地1000畝，其中經濟開發區清理500畝，鎮鄉、街道清理500畝。

二、開展項目落地專項行動，加快項目投入產出

責任單位：外經貿局、經貿局

配合單位：發改局、人行、經濟開發區、鎮鄉、街道

工作要求：

1.開展項目落地專項行動。梳理項目落地過程中的難題，建立項目落地一對一服務機制，明確時間節點與進度要求，定期督查，加快項目審批、落地。

2.開展達產達效專項行動。對近3年來招商引資項目進行一次回頭看，由園區辦牽頭，從優化服務、規范管理、履行合同三方面，復核項目運作狀況。

3.加大工業性投入。發揮產業政策導向作用，引導企業投入向高科技、高附加值等產品傾斜。積極推進低碳、環保、節能等項目建設，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扎實推進大項目建設，加快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全年完成工業性投入55億元以上，其中制造業投入完成52億元以上。經濟開發區完成工業性投入27億元，鎮鄉、街道完成工業投入30億元。

4.全年實施60項總投資44.3億元的市重點技改項目，年內完成技改投入18億元，建成投產47項。

5.認真開展銀企對接活動，全年舉辦1~2次銀企合作洽談會，積極爭取金融機構的項目信貸支持。

6.加大項目儲備和包裝力度，爭取列入省重點工業項目8只以上，獲得更多的省統籌指標及專項財政貼息。

三、優化駐點招商布局，提升招商選資水平

責任單位：外經貿局、經濟開發區、鎮鄉、街道

配合單位：市機關各部門

工作要求：

1.任務目標：爭取引進企業60家以上，引進工業資金35億元（含外資3500萬美元），力爭40億，并在引進“大好高”項目上取得較大突破。

2.優化駐點招商：實施駐點招商與產業招商相結合的“8+2”模式，分別在臺州、紹興、寧波、昆山（太倉）、東莞、溫州、杭州、永康等八個重點區域進行駐點招商。同時新設立新型棉紡織和銅鋁延伸2個產業招商組，分別由一名市級領導牽頭負責。

3.發展總部經濟，推進回歸工程。2011年爭創總部經濟稅收1億元以上，在蘭新設立公司10家以上，回歸創辦企業15家以上。

4.完善項目考核：完善項目信息第一報告制度，負責每月向市招商引資領導小組辦公室匯報項目進展情況，每月召開招商引資工作例會，招商項目逐月對賬，對5000萬元以上項目個數列入鎮鄉、街道招商引資考核。

四、繼續擴大對外貿易，實施外向帶動戰略

責任單位：外經貿局

配合單位：人行（外管）、檢驗檢疫辦、海關聯絡處、財政地稅局、國稅局、經濟開發區、鎮鄉、街道

工作要求：

1.爭取新增自營出口企業20家以上，超千萬美元出口企業達18家以上。完成外貿進出口總額9億美元，其中出口7.5億美元以上；實現境外投資300萬美元，完成境外勞務輸出200人次。

2.增強海關聯絡處作用，實現“大通關”運作，為外經貿企業順利開展各項海關業務提供服務。

3.全力為企業搭建國內外參展平臺。計劃爭搶廣交會攤位110個，華交會攤位10個，境外參展展位80個。

4.充分發揮國際商會和牛仔面料對外貿易省級預警示范點作用，搭建起外經貿企業大服務平臺。

五、積極推進棉紡織產業集群轉型升級示范區建設

責任單位：經貿局、紡織行業協會

配合單位：外經貿局、科技局、經濟開發區、人勞社保局、教體局、財政（地稅）局、工商局、質量技監局

工作要求：

1.加快推進棉紡織產業集聚升級，編制和實施《市紡織產業“十二五”發展規劃》、《關于推進市棉紡織產業集聚升級工程的意見》，不斷提升我市棉紡織產業競爭優勢，促進工業經濟轉型升級。

2.建設紡織品綜合市場和省棉紡織品質量檢驗中心，加快建設紡織綜合市場。強化服務指導，建立配套政策，推動紡織業集群化發展。

3.扎實開展重大項目和龍頭企業帶動工程，加快棉紡織產業集群向高附加值、高技術含量、高產業集聚度，低能耗、低污染的現代化棉紡織產業轉型升級。

4.強化紡織行業協會功能，提升服務功能，促進行業自律，引導行業可持續發展，推廣毛巾行業聯盟企業標準。

5.加大行業結構調整力度，增強企業應對危機能力，促進企業技術創新體系建設，爭列市級以上企業技術中心3家，信息化示范（試點）企業2家、市級以上新產品10只。

六、培育壯大企業主體，進一步優化發展環境

責任單位：經貿局、行政服務中心

配合單位：鎮鄉、街道，經濟開發區、外經貿局、財政（地稅）局、科技局、統計局、人行

工作要求：

1.加大涉企政策宣傳力度，繼續推行難題交辦制度，幫助企業協調解決發展中存在的困難和問題，及時兌現工業扶持政策，引導企業轉型升級。繼續推行市領導聯系優強企業制度，鼓勵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結構，推行精細化管理。

2.培育一批上規模的優強企業，全年力爭銷售額超億元企業突破90家，“億千”企業突破35家，“雙五”企業突破30家。新增企業150家，新增規模以上企業50家。全市規上企業產、銷增長25%以上，力爭30%。

3.加強優勢企業經濟運行監測分析，對優強企業和成長型企業生產、經營遇到的重大問題及時予以協調解決。

4.梳理調研全市企業分布結構，確定新興培育行業。確定一批成長性好、創新能力強、有特色優勢中小企業列入重點培育的成長型中小企業庫，并在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基金中安排不少于30%的資金，專項用于支持特色優勢中小企業技改項目和技術創新的項目補貼。

七、抓好節能降耗和循環經濟工作

責任單位：經貿局

配合單位：鎮鄉、街道、經濟開發區、發改局、環保局、質量技監局、統計局

工作要求：

1.進一步推進工業固定資產投資項目節能評估工作，嚴格項目準入，萬元工業增加值能耗控制在1.0噸標煤以內（國家鼓勵類項目按行業標準執行），確?！笆濉逼陂g單位GDP綜合能耗下降18%。

2.進一步完善節能項目庫建設，加大財政節能獎勵政策，鼓勵企業合同能源管理項目。

3.開展能源效率標識專項檢查和能耗限額標準執行情況的專項督查。對不達標企業立即停產改造，改造無望或經改造仍不能達標的企業列入淘汰名單。

4.注重推行工業循環經濟、清潔生產。加強重點用能企業的監管，列入重點用能企業全面開展清潔生產審核（10~20家），同時加強能源檢測（監察），不少于20家。

5.進一步完善集中供熱布局，加快浙能電廠熱電聯產建設步伐，繼續擴大城西集中供熱范圍。

八、實施名牌戰略

責任單位：工商局、質量技監局

工作要求：

1.深入實施品牌戰略。年內新增省市著名商標10件，省級名牌產品2只，制定年度商標品牌戰略具體推進計劃，并開展組織實施且有量化目標。

2.開展商標搶注活動。明確創牌對象，實行一對一全程幫扶，對無商標工業企業進行摸底調查，引導外向型企業、無商標工業企業加強國際、國內商標的申請注冊，繼續完成10%無注冊商標工業企業的商標申報任務。

3.實施“以質取勝”戰略。開展質量獎評審活動，評出1～3家市市長質量獎企業；積極爭創1家市市長質量獎企業。年內扶持培育并申報省質量趕超項目1～2個，積極爭創1個項目。

九、推進技術創新

責任單位：科技局、經貿局

配合單位：鎮鄉、街道、經濟開發區、財政局、國稅局

工作要求：

1.著力構建科技創新體系，努力提高企業創新能力。全年新增市級以上科技型企業10家以上，其中國家高新技術企業1～2家。全年新增各級研發和技術中心20家以上，其中省級研發（技術）中心2家以上。

2.大力實施技術創新工程，積極推進科技強市創建。全年爭取市級以上科技項目50項以上，開發市級以上新產品120只以上，專利申請量660件以上，其中發明專利50項以上。

3.不斷加大科技合作力度，進一步促進企業技術創新。舉辦各類科技對接會活動，加大院校與企業合作的力度，有針對性地開展科技合作。充分發揮工業大學技術轉移中心作用，鼓勵企業與大院名校共建研發機構。

十、強化安全監督，努力實現安全生產“三個零增長”

責任單位：安監局

配合單位：鎮鄉、街道，經濟開發區，經貿局、公安局、交通局、建設局、教體局、總工會、旅游局

工作要求：

1.進一步落實企業安全生產主體責任，減少一般事故，遏制較大以上事故，確保全年事故起數、死亡人數、直接經濟損失實現“三個零增長”。

2.深化安全生產隱患排查整治工作，繼續推進消防及“三合一”、道路及水上交通、建筑施工、危險化學品、礦山、電力設施等重點行業和領域的安全專項整治。

3.強化安全教育培訓力度，大力開展“安全生產月”等活動，加強企業主要負責人、安全管理人員、特種作業人員和從業人員的安全教育培訓，著力提高安全意識和事故防范能力。

十一、加強電網建設，提高供電保障能力

責任單位：供電局

工作要求：

1.加強新農村電氣化建設。建成投運110千伏香溪變、擴建110千伏蓮花變，開工建設110千伏女埠變，建設500KV信安至線路，提高變供電能力及供電可靠性。

2.加快城農網建設改造工程。新建改造10千伏線路174.72公里；改造或新增農村臺區246個。

十二、加強對進出口企業的質量監管，促進外向型企業轉型升級

責任單位：出入境檢驗檢疫局辦事處

配合單位：鎮鄉、街道、經濟開發區、質量技監局、外經貿局

工作要求：

1.加強涉及安全、衛生、健康、環保、假冒偽劣等出入境貨物的檢驗檢疫和監管，按要求對出口企業開展新的分類管理，使一類企業達6家以上，完成出入境檢驗檢疫3億美元以上。

2.加快對外貿易便利化進程，直通放行企業達40家以上，對出口企業100%實行電子監管。

3.幫助出口企業采取有效措施應對國際技術貿易壁壘，使出口產品無質量問題國際通報和退貨，幫助企業積極利用自貿區優惠原產地證書，提高外向型企業的國際市場競爭力，促進外向型經濟發展。

十三、開展“企業文化年”和“職工技術創新”活動，創建勞動關系和諧企業

責任單位：總工會、人勞社保局

配合單位：鎮鄉、街道，經濟開發區、經貿局

篇4

【關鍵詞】經濟區／綜合性／經濟中心

一、歷史經濟區域概念的產生

經濟區是由多種自然地理要素，包括地形、土壤、氣候、資源的相對一致性和與之相協調的人文環境（歷史文化傳統、勞動力的數量和質量、科學技術）所決定，以勞動地域分工為基礎，各具產業特色的地理區域。經濟區域與經濟區域之間商品流通是經濟區域形成的必要條件。我國國土遼闊，各地區之間自然條件有很大的差異，由此而導致經濟和人文現象的差異同樣是十分明顯的。根據我國的自然條件（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可以劃分為東部季風氣候區、西北干旱和半干旱區、青藏高原高寒區三大自然區，這三大自然區決定了我國經濟區格局的基本框架。同時這三大自然區內部也同樣存在自然和人文環境要素的差異，在歷史上先后出現過不同社會產業的地域分工，這種產業分工和差異便形成了不同的經濟區。

在我國古代社會的早期，由于經濟開發不足，生產力低下，區域間產業分工不明確，商品經濟還處于萌芽狀態，區域間商品市場體系沒有形成，經濟區的邊界是模糊的、不明確的。大致到了春秋戰國時代，隨著金屬工具的用于生產，農業、手工業生產力的提高，各地根據本地的自然條件所生產的具有本地特色產品的產業興起，除了滿足本地區需要外，可以將多余的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并從中獲利，于是形成一定規模商品交換和貿易，產業的區域分工初步形成，開始出現經濟區的雛形。正如馬克思在《經濟學手稿》中所指出：“由于自然條件不同，即由于土地肥力、水域或陸地、山區和平原的分布不同，氣候和地理位置，有用礦藏的不同以及土地的天然條件的特點不同，又有了勞動工具的天然差別。這種差別造成了不同部落之間的職業劃分，我們一般應在這些部落相互進行的交換中發現產品向商品的最初轉化。”（注：《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34頁。）到了戰國時期，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這種產業區域分工已經客觀存在，經濟區域的概念在當時人們觀念里也有所反映。例如《尚書·禹貢》中以山嶺、河流、藪澤、土壤、物產、貢獻以及交通道路劃分的九州，不僅是一種綜合的地理區劃，實際上也是經濟地理區劃；司馬遷《史記·貨殖列傳》第一次將漢朝全境分為山東、山西、龍門碣石以北和江南四大產業區，漢成帝時劉向的《域分》、朱贛的《風俗》，《隋書·地理志》各州后序，《宋史·地理志》各路后序，雖然都是以“物產風俗”劃分的人文風俗區，實際上也是經濟地域差異引起的人文地域差異的反映。因此可以說我國古代經濟的地域差異在人們的觀念里已經存在了。唐宋以后，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間產業分工明顯，商品貿易頻繁，經濟區域的特征更為顯著，這在區域差異比較大的南方地區更為突出。南朝以來以至唐宋延及明清時期的所謂“三吳”、“江南”、“兩浙”、“荊湖”等等已不僅是政區名稱，更貼切的是經濟區域的名稱。明人王士性《廣志繹》根據浙江省內不同自然、經濟條件分為若干亞區，其云：“浙十一郡惟湖最富，蓋嘉、湖澤國，商賈舟航易通各省，而湖多一蠶，是每年兩有秋也”；“臺、溫二郡，以所生之人食所產之地，稻麥菽粟尚有余饒。寧波齒繁，常取足于臺，閩福齒繁，常取給于溫，皆以風漂過海，故臺、溫閉糴，則寧、福二地遂告急矣。”這就是說，在浙江省內還分為若干經濟亞區，各經濟亞區間的商品交換已成為人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明清時代大體上各省自成一大經濟區，而省內又按自然條件分為若干亞區，這種亞區又可能跨省而成，如所謂“江南”即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而言，雖然對“江南”范圍的界定有不同看法，如有人認為蘇、松、常、鎮、寧、杭、嘉、湖、太八府一州為江南經濟區（注：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有人認為應該是蘇、松、常、杭、嘉、湖。（注：陳學文：《明清時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經濟與市場網絡》，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頁。）不論怎樣，“江南”一地作為一經濟區是客觀存在的。所以宋代以后，由于商品經濟的發展，地區產業差異更為明顯，經濟區的存在更為明確，經濟區的等級、層次更為繁復。對此進行研究，是我們全面認識中國傳統社會經濟、文化的區域差異和區域整合問題的重要切入點。

二、歷史經濟區域形成的歷史和地理條件

在我國人類社會早期，地域、部落之間農業、畜牧業分工并不是很明確的。至少在黃河流域古代社會的早期，原始農業、畜養、采集、狩獵同時并存。我們從考古發現和文獻資料中都可以看到，從新石器時代開始到古代社會早期，華夏地區以及周邊草原森林地區產業中兼有原始農業、畜養和狩獵的痕跡。以后隨著生產力的提高，采集經濟向原始農業發展，狩獵經濟向畜養、游牧經濟發展，標志著攫取經濟向生產經濟進步，以后逐漸形成以農業為主兼營畜養的部落與地區和以畜牧為主兼營農業的部落與地區。這種選擇和變化，很大程度決定于所處的自然條件，如春秋戰國以后，北方草原區形成畜牧區，東部季風區形成農耕區，東北高寒區還停留在采集狩獵階段等等，由此形成的這種經濟區本質上也就是自然－經濟區；這種經濟區之間的物產互補和交流成為當時人們生活的必需?！盾髯印ね踔啤罚骸氨焙t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東海則有紫＠①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可見在春秋戰國時代中原與周邊地區在產業差異上的互通有無是很頻繁的，不可或缺的；從自春秋戰國至漢代初年，農耕區和畜牧區之間、農耕區內部商品經濟已經相當發達，一直延續到漢代，《漢書·食貨志》說：“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就是說漢代初年，商品貿易在社會上還有很大影響。由此可見，不同產業區域之間商品貿易是經濟區形成的必要條件。其次，我國是一個多民族國家，特別是西部、西南部和北部地區，主要是漢族以外少數民族的聚居地，由于民族發源地的自然條件決定了該民族經濟的特點，如北部蒙古高原上袤廣綿亙的草原哺育了游牧民族，西南橫斷山脈地區的深谷密林決定了采集和狩獵成為當地民族的主要生產方式，東北高寒森林地帶原始民族必然以采集和狩獵為生。以后隨著民族活動的頻繁，生產活動變化，如游牧民族所到之處，往往將畜牧業帶至該地，而漢民族所到之處，無不墾地種植。因此民族經濟也成為我國區域經濟的一個特色；而這種民族區域經濟間的互通貿易，很早就開始，一直延續到整個歷史時期。馬端臨《文獻通考》卷二《市糴一》：“互市者，自漢初與南越通關市，其后匈奴和親亦通市，后漢與烏桓、北單于、鮮卑交易。后魏之宅中夏，亦與南陲立互市。隋唐之際，常交戎夷通其貿易，開元定令載其條目，后唐復通北戎互市，此外，高麗、回鶻、黑水諸國，亦以風土所產與中國交易。”民族區域之間的貿易，也是反映不同經濟區的一個方面。其三，由于我國很早就形成中央集權的統一國家，為全國根據不同地區不同自然條件發展不同產業門類提供了條件，同時出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也就是中央政權對地方經濟管理上的需要，尤其是當地方政權特別關注地方經濟發展時，有過多的干預，于是經濟區的劃分和調整往往與政治形勢和政區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同時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多次分裂局面，原先在統一政權的同一經濟區，分裂后必然形成不同的經濟區。行政區和經濟區有密切的關系。故而我國歷史上的經濟區往往包含自然

、民族、政治三方面的特色。我國歷史上早期的經濟的區域差異，可按自然條件分為農耕、游牧、漁獵三大經濟區。這三大區實際也是漢族政權和游牧民族、采集狩獵民族的活動區。漢文帝給匈奴單于書云：“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注：《漢書》卷四《文帝紀》，中華書局標點本。）這就是自然區、民族區、行政區和經濟區合一的反映。

在這三大區中，從自然、人口、資源、文化各種條件而言，東亞季風區的農耕區都占主要地位。這里人口最多，幾占全國人口的90％以上，資源最豐富多樣，生產力最先進，最早進入文明社會。因此這里最早出現經濟的區域差異，其先決條件是農耕發展到一定程度，有足夠的糧食提供給社會，可以使一部分人從事適應本區自然條件的其他產業，以其產品與他區進行交換，首先就是經濟作物商品化，也形成經濟區之間貿易的主要內容。例如《史記·貨殖列傳》載，戰國秦漢時代時“水居千石魚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濟之間千樹獲；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各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鐘之田，若千畝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這種經濟作物的區域差異才能初步形成經濟的區域性。其中又可以自然、社會、人文等因素的差異分為若干亞區，各經濟亞區因其經濟在全國的影響，在全國的地位也不同。以后，隨著自然環境變化以及人類適應自然能力和生產力的提高、社會分工的細化，商品流通的加強，以及地緣政治因素的變化，不僅經濟區邊界會發生調整，同時也會引起經濟區在全國地位的升降。無論大區和亞區的經濟區域調整、變化的因素也是多種的，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一是自然因素（主要是氣候和地貌），就是自然條件發生重大變化引起經濟區的調整，例如蒙古高原上一次巨大風暴、寒流，使生存在高原上的游牧民族大規模南遷，形成游牧區的南擴；黃河一次重大改道，就可能引起河北、河南經濟區的調整，一次大規模的洪澇干旱災害引起環境變化和人口遷移，就可能引起一些經濟區地位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地位的上升。二是政治格局變化引起的經濟區調整，如長期大規模的戰爭，可能造成一些經濟區的衰落和一些經濟區的興起，如關中地區自兩漢末年戰爭的破壞，其經濟地位明顯衰落；南北政局分裂時期以秦嶺、淮河一線為南北分裂界線和以長江為南北分裂界線，經濟區的格局就不同。又如首都所在地的確定和轉移都可能引起經濟區的變化。這在我國傳統的中央集權的國家里，由于管理體制上的原因，這種變化是很顯然的。三是人口和民族遷移活動引起的經濟區格局的變化，如農業民族的北移和游牧民族的南進，農耕民族向西南、東北地區的擴展，就可能引起經濟區劃的變化。秦漢時內地人口的移向北邊，“定襄、云中、五原，本戎狄地，頗有趙、齊、衛、楚之徒”（注：《漢書》卷二八下《地理志下》，中華書局標點本。），必然引起高原地區草原的農耕化，反之，魏晉時期匈奴入居中原，自然會將原有的耕地辟為牧地。西晉永嘉之亂、唐代安史之亂、北宋靖康之亂引起的我國歷史上三次人口大南遷，對南方地區社會經濟變化起了重要作用。四是產業分工的細化，如生產力的發展，科學技術的提高，自然資源的重要性的顯露，手工業的發達，商品經濟的發展，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如宋代以后長江以南地區蠶桑、植棉、茶葉業、礦冶業和造紙、瓷器業等其他手工業的興起和發展，原料和產品生產地的分離，商品市場網絡的形成，從而引起經濟區的變化和細化。經濟區之間分工和差異主要表現為商品交換貿易，早期的交換和貿易主要在大區間進行，以后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農業、手工業分工的細化，同一大經濟區內經濟亞區間的商品貿易量也會增加，于是中心城市和交通路線的布局也隨之變化，最后引起經濟區格局的變化。

我國古代不同經濟區，對封建社會經濟的發展具有很大影響。20世紀30年代冀朝鼎曾作文提出基本經濟區的概念，“中國歷史上的每一時期，有一些地區總是比其他地區受到更多的重視。這種受到特殊重視的地區，是在犧牲其他地區利益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這種地區就是統治者想要建立和維護的所謂基本經濟區?！薄爸袊慕y一與中央集權問題，就只能看成是控制著這樣一種經濟區的問題：其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對于提供貢納谷物來說，比其他地區要優越得多，以致不管哪一集團，只要控制了這一地區，它就有可能征服與統一全中國。這樣的一種地區，就是我們所要說的基本經濟區?！奔疵總€時期封建王朝都有一個或幾個基本經濟區，是這個王朝生存的經濟基礎。當基本經濟區衰落時，這個王朝也由此衰落。而新王朝的崛起必需尋找新的基本經濟區。（注：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8、10－12頁。）由于當時資料條件的限制，冀文在具體論述上尚有可商榷處，但其基本觀點是可取的。從這個問題上剖析進去，我們將發現對古代中國經濟區及其演變的研究，是對中國古代王朝興衰的原因深層次認識的重要條件，同時也能對今天全國區域經濟的形成和變化的歷史背景有深刻的理解，從而有利于現有經濟區域的改造和規劃。

三、歷史時期經濟區域劃分的幾條原則

我國歷史時期劃分經濟區有些什么標準呢？這是需要研究的問題。李伯重《簡論“江南地區”的界定》中說：“關于中國古代經濟區域的劃分標準，我國史學界尚未有深入討論。在海外學術界，則主要有兩種意見。一種以行政區劃為基礎，另一種則以自然條件為根據。顯然，對于經濟史研究來說，后一種意見比較恰當。這種見解首先由施堅雅先生作出系統的理論闡述，后又由斯波義信先生加以發展和改進，成為一種比較成熟的區域研究理論。施氏的理論主要著眼于水路交通，故其理論的核心可簡述為‘地域即河川流域’說。斯氏則在重視水路交通的同時，也強調生態系統的作用，從而把施氏‘地文地域’說發展為‘地文－生態地域’說。我們認為施氏、斯波氏的理論是站得住腳的。但是還需要補充一點，即：我們所劃的經濟區域，在古人心目中，應當也是一個特定的概定（念？）。換言之，得到歷史的承認。鑒于以往學術界對于江南地區的界定缺乏共識，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據上述理論與意見重作劃分。在確定其合理地域范圍之前，有必要將我們所依據的劃分標準，作一簡要說明。首先，這個地區必須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必須是一個自然－生態條件相對統一的地域，換言之，在其外部應有天然屏障將它與毗鄰地區分隔開來；而在其內部，不僅應有大體相同的自然－生態條件，而且最后還屬同一水系，使其內部各地相互發生緊密聯系。其次，這個地區在人們心目中應當是一個特定的概念。也就是說，不僅由于地理上的完整性與自然－生態條件的一致性，而且也由于長期歷史發展所導致的該地區內部經濟聯系的緊密與經濟水平的接近，使此地區被視為一個與其毗鄰地區有顯著差異的特定地區?！蔽覀冋J真讀了李伯重先生的論文，認為他將他所定的標準對明清時期“江南”地區劃分作為一個經濟區是完全正確的。但這個標準是否適合歷史上不同時期的所有經濟區呢？我們認為還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這里需要補充一下，施氏的經濟區域理論是從他研究歷史上城市體系角度出發的，他在《中國歷史結構》一文中對中國歷史上大經濟區的觀點，大體上可概括為下列幾點：一是“每一大區經濟都是在某一自然地理大區中形成并完全被包容其中，這種自然地理大區是依流域盆地而劃分的?！倍沁@些區域的核心區，都處于河谷中的低地，中國傳統社會里，以農業生產為主，而核心區的可耕地自然條件最好，交通運輸最為便利，成為交通樞紐。因此核心區比邊緣區商品化程度更高。每一區的中心城市都興起于核心區，并以不同層次，不同核心區構成不同層次的城市網絡。于是在“每一個主要的自然地理區域中，都形成了一個獨立的城市體系亦即彼此來往頻繁而集中的城市群，城鄉之間的聯系也很多，但大都局限在區域內?！比谴髤^經濟應看成為復合的體系，內部是有差異的、相互依存、一體化的，盡管這些特征在邊緣地區較核心地區松散。（注：王旭等譯：《中國封建社會晚期城市研究》，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2頁。）

施氏的理論是有其可取之處的，例如任何一大經濟區是有其核心區和邊緣區，但核心區是否必然是該大區的河谷低地，則未必然，應視某一特定時代的其他人文因素而定。此外，認為一大經濟區內部是有差異的復合體的觀點也是可信的。斯波先生在施氏的理論上加入了生態系統作為考察的依據，即將人類活動引起生態系統變化的因素作為參照模式，比施氏理論又較為全面。但他們所研究的對象，在時代上偏重于宋代以后，地域上偏重于江南。這種模式是否適合整個歷史時期，是否適合全國的范圍，還有待于進一步的研究。總之，以往關于經濟區域劃分的種種理論有其正確的部分，也有其不全面的缺陷。首先，單單強調自然區域的條件，可能會給予人們一種誤解，似乎歷史上的經濟區是一成不變的。因為歷史時期除了黃河下游河道遷徙以外，其他自然地理要素只有量的變化，沒有質的變化。那末是不是可以認為二三千年來我國經濟區的格局基本沒有變化？顯然是不能的。其次，我國歷史上農耕民族與游牧民族勢力曾互有進退，同一自然生態區如鄂爾多斯高原，當游牧民族占有時，則成為畜牧區，這就可能與其北面的河套平原形成一個經濟區；當農耕民族占有時，往往變成農耕區或至少是半農半牧區，則可能與其南面的陜北高原形成一個經濟區。可見民族活動對經濟區的變化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其三，歷史上經濟區有過不小的變化，當經濟開發不足，商品經濟不發達時期，經濟區的地域比較大，核心區與邊緣區的距離較遠。不同的自然地理單元可能存在于一個大經濟區內；當經濟開發充分，農業、手工業生產力大大提高，產業分工細化，商品經濟繁榮發展時，經濟區就可能劃小，原先一個大經濟區就可能劃分為幾個經濟區，如兩漢時期的“江南”經濟區與明清時期的“江南”經濟區地域就不同。其四，我國歷史上曾出現過相當長時期的政治分裂局面，同一自然地理單元在不同的政權統治下，就可能分屬不同的經濟區。如河北平原和山西高原在宋遼時曾分別屬于兩個政權，因此河北平原或山西高原在宋遼時就不可被認為是一個經濟區。由此可見，劃分經濟區除了重要的自然生態條件外，人文因素還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然而我國古代劃分經濟區域應該有那些標準呢？我們認為自然生態的相對一致性、完整性無疑是最基本的條件，但僅此還遠遠不夠，因為歷史時期人文環境的變化十分復雜，不同時期經濟活動差異又很大，所以不同時期的經濟區域的劃分還應該考慮以下幾個條件：一是勞動分工的地域差異，即本區與他區在主要產業上的差異性，從大處而言，如農耕區、畜牧區、漁獵采集區和農牧交錯、狩獵采集混合經濟區等等；從小處而言，農耕地區內又可分若干亞區，如水稻作物區、干旱作物區、經濟作物區等等。二是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基本上還是處在自給自足封閉式的小農社會，某一地區的基本生活用品，不可能全部依靠他區的供應。因此各經濟區在主要產業分工的前提下，還有其他產業輔助，以使其成為一個可以獨立生存的地區，如關中地區固然是一個農作區，然“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物之類，不可勝原，此百工所取給，萬民所＠②足也。又有jīng＠③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姜芋，水多蛙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豐鎬之間號為土膏，其賈畝一金”（注：《漢書》卷六五《東方朔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巴蜀地區“沃野千里，土壤膏腴，果實所生，無谷而飽。女工之業，覆衣天下。名材竹干，器械之饒，不可勝用。又有魚鹽銅銀之利，浮水轉漕之便?！保ㄗⅲ骸逗鬂h書》卷一三《公孫述傳》，中華書局標點本。）如清代江南蘇、松、太、常、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當無異議，其農作有稻、棉、桑三種作物相對集中，魚鹽之產也很豐富，同時又是棉、絲紡織業中心。珠江三角洲當為一經濟區，水稻為其主要農作，但其經濟作物專業化十分突出，果樹、甘蔗、荔枝、香蕉等熱帶水果以及基塘養魚，成為農村主要產業，清代中期以后地區經濟發展迅速，這正是商品經濟發達的結果。明清時期華北平原（冀、魯、豫）除了糧食作物（麥、豆、高粱）外，還有經濟作物棉花、煙草、棗梨、藥材、釀酒產業。因此產業的綜合性也是古代經濟區的特色之一。三是在大產業分

工前提下，還有產業的專業化方向，如農業區中有水稻產區、旱作產區、漁業區、經濟作物產區、礦業區，經濟作物區中有蠶桑區、植棉區的差異等等的專門化，以此專業化產品得與他區進行交換與貿易。《鹽鐵論·本議》：“隴蜀之丹漆旄羽，荊揚之皮革骨象，江南之nán＠④梓竹箭，燕齊之魚鹽旃裘，兗豫之漆絲chī＠⑤＠⑥，養生送終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駕馬，以達陵陸；致遠窮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苯沂玖烁鞯貐^特定產業及其互相間的物資交流，成為人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四是經濟中心城市及其輻射范圍，即全區生產、交換、消費等經濟活動最集中的城市和以此城市為中心形成的城市網絡和交通網絡。《鹽鐵論·力耕》：“自京師東西南北，歷山川，經郡國，諸殷富大都，無非街衢五通，商賈之所臻，萬物之所殖者……宛、周、齊、魯，商遍天下。故乃商賈之富，或累萬金，追利乘羨之所至也。”《鹽鐵論·通有》：“燕之涿、薊，趙之邯鄲，魏之溫、軹，韓之滎陽，齊之臨淄，楚之宛、陳，鄭之陽翟，二周之三川，富冠海內，皆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諸侯之衢，跨街沖之路也。故物豐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备叛灾瑒澐纸洕鷧^域應有區域性、綜合性、專業化、中心城市四條標準。

四、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的關系

經濟區與自然區、行政區是完全不同的概念。自然區的劃分，是根據巖石、地貌、氣候、水文、土壤、植被等自然地理要素相對一致性所劃分的區域。行政區則是按照統治者為加強地方統治的政治原則所劃分的區別；有時為發展經濟、鞏固統治，可以考慮自然地理要素，有時則為了加強中央政權的控制力，有意違反自然地理原則。這在中國歷史上事例很多，如漢代的長沙國，元代的陜西、湖廣、江西行省劃分，明代的南京劃分等等。經濟區則是根據產業的地域分工和商品貿易經濟原則劃分的，已見上述，不再贅述。行政區是封閉的、內向的，經濟區則是開放的、外向的。這三者是出發點不同的三類地理區劃。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一書中說：“經濟地理與行政地理不是一個概念，但二者聯系十分密切。行政地理的劃分一般以經濟地理為基礎的，所以研究歷史地域經濟，仍須以政區的劃分為空間區劃。”（注：程民生：《宋代地域經濟》，河南大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7頁。）這種處理方法似乎過于簡單了些。當然，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自然地理條件，這一點似無需贅述。同樣，經濟區的劃分不能不考慮行政區的要素，因為在中國這樣一個中央集權體制下的國家，政府的行政體制常常要控制和干涉經濟活動，使經濟區服從于行政區，尤其是宋代以后中央集權空前加強，地方行政長官為了加強稅收、協調地方經濟、用行政手段支配社會經濟部門的管理，如在同一政區內發展同類經濟，統一施行對自然環境的利用改造，以及頒布適應地方條件的經濟政策等等，使經濟區與行政區協調起來。所以明清時期經濟區與行政區大致吻合。正如楊國楨在《清代社會經濟區域劃分和研究架構的探索》一文中說：“清代社會經濟區域的調整和行政區域的變動是并行不悖的。社會經濟區域的劃分，可以借用行政區域的劃分系統。比如說，我們可以行政縣、鄉、村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基層單位，而把行省作為社會經濟區域的地方單位?！保ㄗⅲ骸肚宕鷧^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版，第37頁。）但這只能是在基本屬于同一自然經濟的結構條件下，凡行政區與自然區違背的情況下，經濟區就未必與行政區合一，如明清環太湖流域的

蘇、松、常、太、杭、嘉、湖自成一經濟區，就不受江蘇、浙江兩省的限制。施堅雅也說：“經濟發展和朝代更迭很難一致，正如區域經濟并不完全受帝國行政單位影響一樣，事實上，它們的相似之處是很接近的?！保ā吨袊鴼v史結構》）可見雖然明清以來，經濟區與行政區比較一致，但當地方經濟進一步發展時，經濟區必然要突破行政區的框框。

自然區的變化是緩慢的，有時需要數百年甚至上千年。行政區的變化則為常見，歷史上一次改朝換代，往往會引來行政區的一次大變動，有時一個朝代內前后也有大變化，如漢、唐。但經濟區則不一定因行政區的變動而變動，如明、清。經濟區的發展有其繼續性、穩定性的一面，它不是隨著政權更遞、行政區的變化而變化，而是隨著生產的發展，產業地域分工的演變而演變。這就有一個量變到質變的過程。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產業結構發生了變化，地域分工有了新的調整，商品貿易開創了新的局面，新的經濟區的出現將是必然的結果。

五、研究歷史經濟區形成發展變化的意義

經濟發展是社會發展的基本要素。我國由于地域廣大，自然差異明顯，各經濟區的形成、發展的特點都是不同的。《中國人文地理·中國經濟地理》一書中指出：“為謀求國民經濟在全國各地能因地制宜地合理發展，為編制全國和各地區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以及為進行國土規劃提供科學依據，有必要按社會勞動地域分工的特點，進行經濟區的劃分。目的是指明各經濟區在全國勞動地域分工中的地位，揭示各經濟區經濟發展的長遠方向、主要矛盾和解決途徑。根據經濟區是經濟生產分工的地域單元的特點，在劃分時要注意把經濟發展與發揮地區優勢相結合，地區生產專業化與綜合發展相結合，地區自然、社會、經濟條件的相似性與合理的經濟聯系相結合，地區經濟現狀與發展遠景相結合，經濟中心城市與其經濟輻射所及的地區相結合，地區經濟發展與改善環境質量相結合，不同層次的經濟區和相應的行政區相結合?！保ㄗⅲ骸吨袊宋牡乩怼ぶ袊洕乩怼?，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3頁。）我們研究我國歷史時期社會經濟區形成和演變的目的：一是了解我國歷史上經濟發展過程的特點。我國在近代化以前，就總體而言基本上是一個自給性封建小農社會，商品經濟不發達。但整個歷史時期情況并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有幾經起伏的過程，這在經濟區的發展過程中，很能看出其痕跡。二是了解各經濟區形成的自然和社會條件及其產業特點，分析各經濟區興衰、演變的過程及其內在因素和規律。三是揭示歷史上不同經濟區在整個社會歷史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從而進一步理解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各地區的自然和經濟基礎，以及有關人文信息的經濟背景。四是由于經濟區有繼承性和穩定性，研究歷史時期各經濟區的形成、演變的原因和規律，對今天經濟區的劃分和規劃，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纟右去

＠②原字“印”去一

＠③原字左禾右亢

＠④原字左木右冉

篇5

一城市、市鎮經濟研究

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是本區域清代經濟史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漢口、景德鎮和沙市等大城市，90年代以后，研究的視角由上而下，注意到中小城鎮、墟市以及對市鎮體系的考察。近年來，還出現了對一個省乃至長江中游全區域市鎮經濟的綜合研究。這種研究趨勢的發展的特點也從一個側面證明了長江中游區域城鎮體系的層級特點，即屬于全國性或全區域性的中心城市規模大，數量也與本區域在全國的地位相匹配；初級市場——大量的介于縣與村之間小市鎮(集市)數最多、分布廣；而處于大城市和小集市之間的中間層級的城鎮數量少，起不到在前兩級之間的承接作用。

漢口。關于長江中游地區城市和市鎮經濟的研究以漢口最多。吳量愷在研究清前期國內市場時已注意到漢口在全國商品轉運、銷售中的重要地位②，并以漢口為例說明城市經濟和商業貿易之間的關系③。其后，吳量愷又在對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研究中指出，清代漢口等湖北沿江口岸城市已成為全國性的轉運中心、各地商貨的集散中心和各地商人活動中心，其城市經濟的發展與商業貿易的發展是互為條件的。轉運貿易的興盛促使湖北自然經濟發生分解，刺激了商業性農業的發展，也對全國經濟局勢產生影響④。

陶建平的研究認為，至遲到康熙年間，漢口已成為一個商業網絡極為遼闊的大商鎮，其形成原因可以從物資依托、地理優勢、社會氛圍和武漢原有的貿易基礎方面考慮。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對商品生產的發展、商人組織的涌現乃至當地的民生民俗以及漢口的文化教育、公益事業的發展都起了影響和促進作用⑤。宋平安從市場、商業組織、貿易及其機制、交通諸方面對明清漢口商業經濟體系進行了探討，認為作為轉口貿易型城市，清代的漢口已處于其商業經濟的“黃金時代”，漢口商業經濟的發展，加速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自然經濟解體的速度，但解體是相對的，由于農業經濟的制約，轉運型貿易城市無法真正自立。漢口商品經濟的繁盛反映了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商品經濟發展的一般狀況與命運⑥。石瑩認為清代前期漢口鎮興起并發展為全國四大名鎮之一，正是“兩通”(交通、流通)發展的結果。并對清前期漢口商品市場的形成、規模及主要功能等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漢口市場具有明顯的消費性特征，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作為一個典型的商業城市，依靠轉運貿易形成的商業繁榮，其商品流通的性質不是資本主義的，而是封建經濟的重要補充⑦。關文發從漢口商業發展的歷史因素、背景條件和地理優勢對漢口商業崛起的原因進行了探討，認為漢口之興與漢陽奠定的基礎有直接的關系，鸚鵡洲的湮沒間接地促使漢口成為大市，明代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則是漢口興盛諸因素中最重要、最直接的因素，為漢口的地理優勢轉化為商業優勢提供了前提，實現了漢口歷史上的第一次起飛。關文發探討了商業的主體結構以及商業行幫等問題，指出漢口主體行業的發展與其地得“水”之利和得“中”之勢有關，但是由于生產技術條件的限制，漢口工業與商業發展不平衡。漢口商幫對于漢口市場環境的形成、對于漢口成為全國性的中心大市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⑧。梅莉、張國雄通過對歷史上武漢市場轉移的考察，也認為由于成化年間的漢水改道，商業市場更明顯地向漢口集中，使漢口后來居上，成為著名商業中心。漢口在短短幾百年間的崛起，其原因在于兩湖平原大開發帶來社會經濟的進步和商品生產的發展，為城鎮商業繁榮提供了物資依托，唐、宋商業的繁榮為明清商業網絡的形成提供了基礎，同時還在于漢口所處的地理交通優勢適應了社會生產對商品市場的需求。清代的漢口已是全國性商品市場，其主要功能是中轉貿易，也是各地商人廣泛集中活動的中心⑨。

此外，范植清考察了前漢口商業資本發展的狀況與原因⑩。王永年對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以及對外貿易和商業發展作了研究⑾。彭雨新和江溶就美國學者羅威廉對漢口商業行會的研究作了介紹⑿。任放對漢口城市近代化的研究⒀以及陳鈞對漢口商業文化的研究⒁，皮明庥對武漢城市史的研究等⒂，把清代漢口經濟研究更推向縱深。

景德鎮和沙市。在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方面，80年代初，梁淼泰就撰文指出，景德鎮的興起，不是因為它在政治上或軍事上有何重要地位，也不是因地處要沖而繁榮，景德鎮之所以成為城市，全憑瓷業的發展，是一座單一的手工業城市。但它又與明清時期江南的手工業城鎮不同，就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而言，明清時的景德鎮已基本上完成了這一歷程而走在江南其他市鎮的前面，成為一座次等城市⒃。90年代初，梁氏將其景德鎮研究總結為一部專著⒄。蕭放考察了自宋迄清八百多年景德鎮作為工商業城市逐漸形成和發展，以及與農村分離的過程。指出清代是景德鎮走向繁榮的階段，這一時期瓷業發展的特點是以小型民營手工工場為主，出現了燒造聯合的較大的手工工場。景德鎮同農村分離的過程在前尚未完成，但已預示著有向近代城市轉化的趨勢⒅。曹國慶的研究指出，明清時期，徽商尤其是徽州瓷商在景德鎮活動非?；钴S，這與瓷業生產的發展帶動了商業貿易的繁榮，景德鎮瓷器原材料對徽州祁門瓷石的依賴，以及徽商的經商才能等多種因素有關⒆。曹國慶與蕭放還根據實地調查材料，結合有關文獻討論了景德鎮的瓷業生產、商業貿易、行會、城市社會生活，以及與周邊地區的關系等問題⒇。此外，近年關于景德鎮的綜合研究，還有方李莉的《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21]。

在長江中游城市和市鎮經濟研究中，關于沙市的研究僅次于漢口和景德鎮。徐希凱討論了清末民初時棉花貿易在沙市的地位及其與沙市城市經濟之間的關系[22]。吳量愷在研究湖北沿江口岸城市時同時指出，沙市與漢口一樣具有轉運貿易性質[23]。陳關龍利用地方志及竹枝詞等史料對明清時期沙市的商品市場進行了探討，認為沙市經歷了明清之際的蕭條及清初百年生聚之后，咸豐同治時商品市場繁榮，并分析了其繁榮和貿易發達的原因、清末開埠后傳統市場的被沖擊，以及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盛衰的原因[24]。梅莉、張國雄的研究綜合了前人的大部分論點，在考察商品市場和商幫的基礎上指出，沙市的商品結構與漢口相似，帶有明顯的消費特征，貿易的功能主要是轉口貿易，這與其地理位置有關，隨著兩湖平原開發的深入和漢口的興起，沙市的地位削弱[25]。

其他城市、城鎮經濟研究。關于宜昌，吳量愷的研究說明，它與漢口、沙市一樣，屬于湖北沿江口岸的轉運貿易城市，但地位與功能稍次[26]。段超考察了宜昌城市在清展的各個階段，認為宜昌是一個轉口性極強的貿易城市，并進一步闡述了轉口貿易城市的發展和國內經濟狀況、社會環境、運輸狀況及地理環境的關系[27]。

蕭放討論了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景德鎮、河口鎮、吳城鎮、樟樹鎮)發展的共同特點以及各自在工商業和貿易中的側重[28]，并且就樟樹鎮藥業的發展作了詳細的個案研究[29]。 20世紀90年代以后，國內對于初級市場形態以及偏遠地區的市鎮和墟鎮的考察逐漸增多。徐曉望在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中討論了江西農村墟市的分布和市場一般情形[30]。王根泉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墟鎮的數量、規模、層次以及分布特點[31]。曾學優探討了贛江中游的農村小市場、縣級市場和地區市場，實際上也是關于市鎮、城市的研究。他的研究分析了贛江中游地區市場分布的特點，指出清代贛中地區已初步形成農村市場網絡[32]。謝廬明利用歷史文獻和田野調查資料，對明清時期贛南農村墟市的數量、類型及特點進行描述和分析，探討了近代社會變遷對贛南農村墟市的影響，并分析了當地農村墟市在近代市場化過程中遲緩的深層次原因[33]。

李華在關于清代湖南商業的研究中對長沙、湘潭、衡陽、清泉縣城、衡山縣城等的商業發展形態進行了分析，填補了這些地區城市經濟研究的空白[34]。王朝輝以永順縣王村鎮清末至民國年間桐油貿易與港口勃興為切人點，討論了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35]。張家炎的研究認為，明清時期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吸引了外地和本地商人的活動，有利于加速該地區農產品商品化的過程，同時也促進了該地區農村市鎮的繁榮，然而其商業只限于初級農副產品輸出和境內外物資簡單轉運貿易，市鎮功能過于單一，不利于農村經濟突破種植業為主的結構，使得江漢平原始終只以農業見長[36]。

此外，許檀關于明清農村集市的研究中對長江中游也有所涉及，指出湖廣、江西的農村集市與華北大體相同，是在明代中葉起步，清代中葉時形成一個涵蓋廣闊、運作自如的農村集市網[37]。

關于本區內較大范圍市鎮經濟的整體性研究，較早的是劉石吉對明清江西墟市和市鎮的研究[38]。90年代以后，尤其是近年來許檀的研究以及一批碩士、博士論文的研究，將長江中游區域市鎮經濟史研究基本覆蓋。許檀對江西商業城鎮的研究認為，由于贛江航道在江西商業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明清獨口通商，大庾嶺商道在全國南北貿易中的地位也愈加重要，他并考察了大庾嶺商道沿線的七個商業城鎮的興盛及其與大庾嶺商道的關系[39]。巫仁恕和傅樂園分別探討了明清湖南、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40]。任放則考察了明清整個長江中游地區的市鎮經濟，包括其依托的自然和人文環境、市鎮網絡、墟場和集期、專業市鎮、市鎮與倉儲、市鎮管理機制、市鎮功能以及以漢口為代表的市鎮經濟的近代轉型，內容非常全面，部分研究的開拓和深入為前人所未及[41]。方志遠在其專著《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42]中對本地區城鄉市場進行了層級劃分(作者文中稱為“有形市場”，實為學者所研究的城市或市鎮)，并考察了其分布和特點、專業市場(市鎮)以及決定其規模的諸因素。

二市場、商品流通和商人的研究

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全國性清代經濟史研究中，涉及到長江中游地區市場(廣義的市場)和商品流通的考察，首先有吳承明《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和《論我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內市場》[43]對清代長江中游地區在國內市場中的地位、糧食和棉布流通的地位進行的總體性考察，其結論對隨后的研究具有深遠的指導意義。吳量愷對清代前期國內市場進行了考察[44]，認為清朝前期區域性市場已發展為全國性市場，商人遠距離活動活躍，并指出了全國商品糧運銷中湘鄂地區的作用。方行對市鎮經濟功能類型的分析，也注意到了湖南“保障供給”型市鎮和江西“商品集散市場”功能性質的市鎮，但論述的重點是江南地區“多功能全面發展”的市鎮[45]。傅衣凌認為明清時代國內市場已經初步形成，較早地論及湖南、湖北、江西的初級市場，如洪江、劉家隔、樟樹鎮，專業市鎮如漢口、江西景德鎮和東鄉縣，以及江西鉛山的商品市場、江西、洞庭商人等。勾畫了明清長江中游在全國市場中的地位和商品流通的概貌[46]。另外，陳學文的《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也部分涉及到長江中游的商品流通[47]。

隨著清代經濟史其它領域研究的展開，對長江中游的研究也更加拓寬深入。如徽州學研究中關于長江中下游商品流通的研究，使長江中游的地位顯得重要起來。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是對80年代中期以前徽商研究的總結，其中“徽商在長江流域的經營活動”涉及到了長江中游和下游的商業流通情況；“徽商在茶、木、糧、典和棉布業中的經營活動”探討了除鹽業以外，徽商所從事的大宗商品的長途販運貿易活動，包括徽商與茶葉貿易、徽商與木材貿易、徽商與糧食貿易、徽州典商述略、徽商與江南棉織業幾個部分[48]。此外，王廷元和李琳琦分別對徽商與吳楚貿易、木材貿易進行了專題研究[49]。

除了徽商研究中的長江中下游長距離商品貿易外，對本地區商品流通的專門研究，目前僅限于糧食、食鹽和棉花的流通。其中關于糧食流通，較早的是80年代初陳支平對清代江西糧食運銷的研究。他詳細考察了江西產生省內糧食運銷的原因和特點、省外糧食運銷的方向和路線，估算了外運糧食數量，并指出其對東南沿海和本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及其有限性。這一研究可稱為研究區域糧食運銷的優秀范例，亦為本研究領域長期無人超越的里程碑[50]。此后，大量的糧食貿易研究圍繞著“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展開。吳琦在對清代湖廣漕運的研究中，論述了湖廣漕運(主要是糧食)與商品流通的關系及其對城鎮發展的促進作用，尤其是對本地區商業城市繁榮的推動作用[51]。鐘永寧用計量方法討論了18世紀湖南糧食輸出的可行性問題[52]。張國雄對兩湖糧食外運的研究認為，“湖廣熟，天下足”這一經濟現象產生于明代中后期，盛于清代，外運糧食有漕糧、官府采買和民間商販三種結構，其集中的方式、解決的問題以及產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在同時期的余糧輸出省中，兩湖居首位，地位高于四川、江西等省[53]。這一觀點在張國雄與梅莉合著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也有表述。張建民在其關于“湖廣熟，天下足”的討論中也考察了長江沿岸的米糧流通[54]。方志遠的近著對以上觀點作了總結研究。此外，張巖考察了漢口糧食的省外省內運銷情況及其性質和影響[55]。最近，鐘興永在對湘米貿易的研究中，對清代湘米產量和輸出渠道、省內湘米市場網絡、湘米交易方式、貿易價格以及湘米貿易發展的原因等作了更為細致的考察，填補了該領域研究的空白[56]。至此，對長江中游糧食貿易的研究基本全面。

方志遠對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流通的研究非常詳細，包括淮鹽的行鹽區與行鹽額、政府對淮鹽和私鹽販運的不同態度，以及淮鹽在湘鄂地區行銷的狀況[57]。關于棉布流通情況，劉秀生論述了清中期湘鄂贛地區棉布生產的自給性，討論了其區域內市場和外銷市場圈，從而考察湘鄂贛市場圈在清代全國布匹市場格局形成中的決定性影響，以及形成這種格局的原因。這一研究別開生面，很有價值，對于商品流通研究具有指導性意義，無論就其研究方法還是研究結論而言，均可稱為這一研究領域的上乘之作[58]。對于其他經濟作物作為商品的流通，目前雖未見到專門的研究，但一些學者的研究已對本區域的藍靛、甘蔗、苧麻和茶葉的流通有所涉及[59]。

關于商人的研究和城市、市鎮經濟研究以及商品流通的研究密不可分，時常交織在一起。如前引王廷元、李琳琦對徽商的研究和曹國慶對景德鎮徽州瓷商的研究。張海鵬的《徽商研究》更涉及徽商在長江中游的活動、經營行業、經營方式、商業資本流向情況。李華對湖北的地方商人、湖南的本地和外籍商人都有專門的研究。他認為清代湖北農村由于經濟作物的大面積種植，農產品的商品化，吸引和刺激了各地商人的到來，其中，外地商人多于本地商人，外省商人勢力大于本省商人，商品交易的頻繁還促進了大小市場和專業市場的形成，但占絕對多數的仍是小市場，進而指出湖北農村經濟在全國的地位。在清代湖南的城鄉則活躍著除本籍商人之外的十幾個外省商幫，為其他省份所少見，這一現象意味著湖南商品經濟的活躍和社會經濟增長水平的高度發展，有清一代湖南的社會經濟已發展到僅次于長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的地位。在湖南活動的各商幫中，本地商人似乎最為強大，他們不僅在本省經商，且在鄰省城鄉活動，湖南商人在當時全國眾多商幫中處于中等以上的地位[60]。前引方志遠近著對湘鄂贛地區的商人亦作了總結性研究，內容涉及商人的社會構成與資金來源、經營行業與方式、經營觀念與利潤投向以及商人組織與市場管理。

三農村經濟的研究

關于農村經濟的研究，80年代較少，90年代學者對這一領域的關注開始加強。這方面的專著，首推傅衣凌的《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61]，他在書中關于城鄉商品經濟、江西工商人口流動的研究，具有開拓意義。陳學文、鄭昌淦以及劉秀生等學者在全國性商品經濟研究中對長江中游經濟均有涉及[62]，可視為清代本地區在全國經濟地位的一種反映。對于本地區的研究專著有吳量愷的《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63]，龔勝生的《清代兩湖農業地理》[64]，以及近期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關于農村經濟的論文，也大量集中于糧食研究。譚天星就兩湖糧食產量、糧食商品化、農業生產技術水平以及兩湖農業經濟發表了多篇論文[65]，是較早關注這一領域的學者之一。江漢平原農業研究方面，張家炎的貢獻尤多，除前文介紹的關于農業開發對當地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影響的研究之外，主要集中于清代江漢平原地區的水稻生產、作物結構特征以及該地區農業發展的地區特征、湖北雜糧作物等方面，指出了江漢平原糧棉兼重、各種類型均有發展的特點。他并撰文比較兩湖平原和長江三角洲農業的發展，圍繞“蘇湖熟，天下足”和“湖廣熟，天下足”諺語的轉化，討論了兩地農業重點的次第轉變、勞動力轉移的不同途徑及其對當地農業經濟轉變的正負作用、城鎮工商業對農業的不同反饋作用，已從描述、分析的研究積累上升到理論總結的高度[66]。張國雄是又一位對“湖廣熟，天下足”有專門探討的學者，在前引張氏與梅莉的合著中可以看出，同時他還專門發表了討論該諺語的經濟地理特征和產生條件的論文[67]。龔勝生除了前文介紹的對兩湖農業地理的研究外，還專門考察了清代兩湖玉米和甘薯的分布。并在對兩湖米價的考察中指出，清代兩湖米價經歷了一個由高而低又由低而高的趨勢過程，這個趨勢過程與其耕地負荷量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實質上反映了人地關系的演變，清代兩湖米價的長期上漲還對其民生狀況產生了深遠影響。另外，龔勝生對本地區耕地結構的研究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在對明清載籍耕地類型進行的探討中，龔氏闡述了該地區耕地結構的特點及形成原因，指出自然條件的制約是該地耕地梯度差異形成的主要原因，水田比重是影響該地區明清商品大米輸出諸因素中的主導因素[68]。此外，李華研究了湖南的稻谷生產[69]，梅莉探討了湖北的農業區域特征[70]。

關于本區域經濟作物的研究，龔勝生考察了兩湖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和棉花的集中產區[71]。梅莉對湖北茶葉的集中產區進行了專門的研究，并提出明清湖北茶葉發展的兩個階段，分析了各階段的發展情形和原因[72]。李華對湖北、湖南經濟作物均有研究，并指出了湖北經濟作物種植與商人活動、商品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73]。關于江西經濟作物的研究也有不少，曹樹基的研究較早地涉及到贛南和贛北經濟作物的種植。[74]其后于少海在對贛南商品經濟的考察中再次討論了贛南的經濟作物。[75]前引王根泉等的文章還考察了江西撫州府地區經濟作物的種植。[76]昌慶鐘、李衛東等則對清代江西省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作了全面的探討[77]。至此，對于湘鄂贛三省這一領域的研究已基本覆蓋。最后，值得一提的仍是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該書內容博大，除前引各方面專題均有總結性研究外，于湘鄂贛經濟作物和加工的研究可謂用力匪淺，在茶葉、棉花的研究之外，又開辟了對苧麻、藍靛、煙草以及其他作物種植與加工的研究。

90年代還出現一些對于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如方行、李華對湖南的研究[78]，前引王根泉等對江西撫州商品經濟發展水平的研究[79]，徐曉望對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總體性的研究[80]。此外，梁淼泰對江西浮梁縣農村商品的考察最為細致，他認為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商品經濟繁榮，浮梁農村則自然經濟穩定，一個地區之內，先進的手工業和低下的耕作水平長期并存，很不相稱，城市雖能帶動農村輸出大量農村商品，卻不能引發農村經濟性質的變化[81]。

四 手工業和礦業研究

這方面的研究主要有李華對湖南采礦業的考察[82]和梅莉對湖北紡織業的研究[83]。江西手工業的研究則主要集中于景德鎮瓷器的研究，此處不再贅述。

本區域手工業和礦業整體性的研究以方志遠的《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中相關專題的考察最為全面，其內容包括制瓷業、造紙業以及各種經濟作物加工業(棉布加工業等)。文中比較了主要手工業與經濟作物加工業的異同，指出其共同性是使用簡單的工具、具有一定的科學含量，但基本上屬于手工生產，其動力均為原始動力。差異性則表現在生產方式、商品化程度以及社會效應等方面。該書還考察了本地區的礦冶業及其生產方式。

五 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研究

清代也是長江中游部分地區的經濟大開發時期，這方面的研究較早的有80年代曹樹基對流民與江西山區開發的考察[84]，但這時的研究只注重開發對經濟的促進作用，還未對其引發的環境問題進行考察。隨著研究的深入和展開，經濟開發在產生經濟效益的同時，其生態效應的問題也日益受到學界的關注。張建民較早地在這方面作了探討，認為清代湘鄂西部山區人口的急劇增長推動了開潮，而落后的開發手段和水利條件，加上在不宜糧的山區進行以糊口為目的的開發，造成單一的生產、超薄型平面墾殖、以消耗甚至破壞自然資源為實現經濟增長手段的經濟特征。這種開發雖實現了量的增長，但最終造成森林等資源的破壞和浪費、與此相關的多種經營的枯竭以及在當時即已出現的水土流失現象或傾向。另外他還就江漢平原、洞庭湖區垸田與水災進行了考察，注意到了清后期該地區生態惡化的問題[85]。

此后，宋平安對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的互動關系進行了分析[86]。龔勝生探討了清代兩湖人口壓力下的環境惡化問題，認為兩湖在乾隆時期出現了人口壓力，根本原因是清中期的社會安定、人口增長，使得人均耕地下降。人口壓力的緩和主要靠剩余人口擴散——土地開墾來實現，從而引起生態環境的惡化。對此清人雖已有認識，但囿于時代的局限和現實的困難，未能采取有效的防治措施[87]。張國雄對兩湖農業的研究也注意到經濟開發與環境變遷的關系[88]，在《兩湖平原開發探源》中又分析了兩湖平原水旱災害的變化及其與垸田經濟的關系，以此考察大開發過程中經濟效益與生態效應的相互影響，從而使兩湖經濟研究又上升到新的高度。

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關于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已經取得可喜的成就，尤其是近年來關于本地區市鎮和商品經濟綜合研究的出現，說明在這一領域的研究正在朝著趕超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的方向邁進。但與同期江南經濟研究、珠江三角洲經濟研究相比，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仍然處在弱勢。無論是經濟現象的描述和分析，還是理論高度的總結，無論是數量或是質量，無論是方法論還是研究思想，本區域的研究都有待學者繼續探索。

綜上所述，清代長江中游經濟史的研究還存在著以下不足，筆者在此提出，以供商榷。

一是各領域研究不平衡。對城市和市鎮的研究比重較大，也出現了一些總結性研究成果。但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大城鎮，尤其是沿江港口和景德鎮的研究，對于廣大的中小城鎮，雖有涉及，但從整體來看，還遠遠不夠。對商品流通和農村商品經濟的研究在整個區域經濟研究中的比例適中，但其中的研究又是只關注到糧食、棉花、茶葉幾個大類，最多的還是集中于對平原稻米的研究上。對于各類商品的生產圈、輻射圈、流通路線及其在清代的變化之類的研究基本還是空白。另外，對于手工業、礦業的研究還很薄弱。

二是同類研究中的重復內容很多。不知是學術態度的問題還是學術信息不暢，筆者在閱讀前人研究成果的過程中，往往發現雷同的研究思路甚至結論。因此，本領域的研究也亟待學者加強學術交流，拓寬視野，共同推進。

三是研究手段和思想的陳舊。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的確有一大批論文堪稱優秀之作，但也有不少研究創新不足，從而無法在理論上升華。

今后的研究，竊以為可以從以上薄弱環節出發，克服以往研究中的弊病和障礙，使本領域的研究達到新的高度和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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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日]重田德：《清初湖南米市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956年10期。[日]森田明：《關于清代湖廣地方的定期集市1，《商經論壇》1964年第3卷第1期。

②[44] 吳量愷：《清朝前期國內市場的發展》，《科會科學輯刊》1986年第2期。

③ 吳量愷：《明清時期城市經濟的繁榮和商業貿易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6年2期。

④[23][26] 吳量愷：《清代湖北沿江口岸城市的轉運貿易》，《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⑤ 陶建平：《明清時期漢口商業網絡的形成及其影響》，同上。

⑥ 宋平安：《明清時期漢口城市經濟體系的形成與發展》，同上。

⑦ 石瑩：《清代前期漢口的商品市場》，《武漢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89年2期。

⑧ 關文發：《試論清代前期漢口商業的發展》，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⑨[25] 梅莉、張國雄：《兩湖平原開發探源》，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⑩ 范植清：《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發展》，《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82年2期。

⑾ 王永年：《論晚清漢口城市的發展和演變》，《江漢論壇》1988年4期；《晚清漢口對外貿易的發展與商業的演變》，收入章開沅、朱英主編《對外經濟關系與中國近代化》，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0年。

⑿ 彭雨新、江溶：《十九世紀漢口商業行會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4年4期。

⒀ 任放、杜七紅：《傳統市鎮近代化芻論——以漢口鎮為個案的研究》，《人文論叢》2000年號。

⒁ 陳鈞、任放：《世紀末的興衰——張之洞與晚清湖北經濟》，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陳鈞：《武漢近代商業文化的結構分析》，載《近代武漢城市文化散論》，香港天馬圖書有限責任公司，1994年。

⒂ 楊蒲林、皮明庥：《武漢城市發展軌跡》，天津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0年；皮明庥：《近代武漢城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皮明庥、吳勇：《漢口五百年》，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皮明庥：《一位總督·一座城市·一場革命——張之洞與武漢》，武漢出版社，2001年。

⒃ 梁淼泰：《明清時期景德鎮城市經濟的特點》，《江西社會科學》1984年7期。

⒄ 梁淼泰：《明清景德鎮城市經濟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⒅ 蕭放：《宋至清前期景德鎮的形成和發展概述》，《江西社會科學》1987年3期。

⒆ 曹國慶：《明清時期景德鎮的徽州瓷商》，《江淮論壇》1987年2期。

⒇ 曹國慶、蕭放：《景德鎮考察記》，《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8年1期。

[21] 方李莉：《飄逝的古鎮——瓷都舊事》，群言出版社，2001年。

[22] 徐希凱：《清末民初的沙市棉花貿易與城市經濟》，《江漢論壇》1988年4期。

[24] 陳關龍：《明清時期沙市商品市場探索》，《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7] 段超：《試論清代宜昌城市的發展》，《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28] 蕭放：《試論明清時期江西四大工商市鎮發展的特點》，同上。

[29] 蕭放：《明清時代樟樹藥業發展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1期。

[30][80] 徐曉望：《清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4期。

[31] 王根泉：《明清時期一個典型農業地區的墟鎮——江西撫州府墟鎮試探》，《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0年2期。

[32] 曾學優：《清代贛江中游地區農村市場初探》，《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6年1期。

[33] 謝廬明：《贛南的農村墟市與近代社會變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1期。

[34] 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35] 王朝輝：《試論近代湘西市鎮化的發展》，《吉首大學學報》1996年2期。

[36] 張家炎：《明清江漢平原的農業開發對商人活動和市鎮發展的影響》，《中國農史》1995年4期。

[37] 許檀：《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及其意義》，《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時期農村集市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7年2期。

[38] 劉石吉：《明清時代江西墟市與市鎮的發展》，《第二次中國近代經濟史會議》，臺北中研院經濟所，1989年；或見《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紀念明代史論叢》下卷，東京汲古書院，1990年。

[39] 許檀：《明清時期江西的商業城鎮》，《中國經濟史研究》1998年3期。

[40] 巫仁?。骸睹髑搴鲜墟偟慕洕l展與社會變遷》，臺灣大學1991年碩士論文；傅樂園：《明清時期湖北的市鎮發展與變遷》，武漢大學2001年碩士論文。

[41] 任放：《明清長江中游市鎮經濟研究》，武漢大學2001年博士論文。

[42]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人民出版社，2001年。

[43] 收入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與國內市場》，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

[45] 方行：《清代前期農村市場的發展》，《歷史研究》1987年6期。

[46]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變遷論》，人民出版社，1989年。

[47]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湖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48] 張海鵬：《徽商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年。

[49] 王廷元：《略論徽州商人與吳楚貿易》，《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李琳琦：《徽商與明清時期的木材貿易》，《清史研究》1996年2期。

[50] 陳支平：《清代江西的糧食運銷》，《江西社會科學》1983年3期。

[51] 吳琦：《清代湖廣漕運與商品流通》，《華中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1期。

[52] 鐘永寧：《試論十八世紀湘米輸出的可行性問題》，《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53] 張國雄：《明清時期兩湖外運糧食之過程、結構、地位考察》，《中國農史》1993年3期。

[54] 張建民：《“湖廣熟，天下足”述論》，《中國農史》1987年4期。

[55] 張巖：《清代漢口的糧食貿易》，《江漢論壇》1993年4期。

[56] 鐘興永：《清代湘米貿易論略》，《中國農史》2001年1期。

[57] 方志遠：《明清湘鄂贛地區食鹽的輸入與運銷》，《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2001年4期；或見《明清湘鄂贛地區的人口流動與城鄉商品經濟》。

[58] 劉秀生：《清代中期湘鄂贛棉布產銷與全國棉布市場格局》，載葉顯恩主編：《清代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中華書局。1992年。

[5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江西社會科學》1992年6期；陶德臣：《晉商與西北茶葉貿易》，《安徽史學》1997年3期。

[60]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2期；《清代湖南的外籍商人》，《清史研究》1991年1期；《清代湖南商人的經商活動》，《中國經濟史研究》，l992年1期。

[61] 傅衣凌：《明清社會經濟史論文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 陳學文：《中國封建晚期的商品經濟》；鄭昌淦：《明清農村商品經濟》，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年；劉秀生：《清代商品經濟與商業資本》，中國商業出版社，1993年。

[63] 吳量愷：《清代湖北農業經濟研究》，華中理工大學出版社，1995年。

[64] 龔勝生：《清代兩湖農業地理》，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6年。

[65] 譚天星：《清前期兩湖地區糧食產量問題探討》，《中國農史》1987年3期；《簡論清前期兩湖地區的糧食商品化》，《中國農史》1988年4期；《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生產技術水平初探》，《農史研究》第9輯；《清前期兩湖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原因及其影響》，《中國農史》1990年1期。

[66] 張家炎：《清代江漢平原水稻生產評析》，《中國農史》1991年2期；《清代中期江漢平原作物結構研究》，《古今農業》1991年3期；《明清江漢平原農業經濟發展的地區特征》，《中國農史》1992年2期；《清代湖北的雜糧作物》，《古今農業》1996年1期；《明清長江三角洲地區與兩湖平原農村經濟結構演變探異》，《中國農史》1996年3期。

[67] 張國雄：《“湖廣熟，天下足”的經濟地理特征》，《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湖廣熟，天下足”的內外條件分析》，《中國農史》1994年3期。

[68]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的玉米和甘薯》，《中國農史》1993年3期；《從米價長期變化看清代兩湖農業經濟的發展》，《中國經濟史研究》1996年2期；《明清之際湘鄂贛地區的耕地結構及其梯度分布研究》，《中國農史》1994年2期。

[69] 李華：《清代湖南農村的稻谷生產及其商品化》，《中國歷史博物館館刊》1989年10期。

[70] 梅莉：《明清湖北農業區域特征分析》，《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3年4期。

[71] 龔勝生：《清代兩湖地區茶葉的種植與分布》，《古今農業》1993年3期；《清晚期兩湖纖維作物的種植與發展》，《古今農業》1995年2期。

[72] 梅莉：《明清湖北茶葉及其生產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4年2期。

[73] 李華：《清代湖北農村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地方商人的活躍》；又《清代湖南農村經濟作物的發展》，《清史研究通訊》1989年3期。

[7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5年4期；《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75] 于少海：《試論明清贛南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師范大學學報》1997年2期。

[76][79] 王根泉、魏佐國：《明清兩代江西撫州地區商品經濟發展的水平》。

[77] 昌慶鐘：《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發展的原因》，《南昌大學學報》1993年3期。李衛東：《清代江西經濟作物的發展及其局限》，《中國農史》2001年4期。

[78] 方行：《清代前期湖南四川的小農經濟》，《中國史研究》51991年2期。李華：《清代湖南城鄉商業的發達及其原因》，《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1年3期。

[81] 梁淼泰：《明清時期浮梁的農村商品》，《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9年1期；《明清時期浮梁的田畝數和畝產量》，《江西大學學報》1988年1期。

[82] 李華：《清代湖南的采礦業》，《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3期。

[83] 梅莉：《清代湖北紡織業的地理分布》，《湖北大學學報》1993年2期。

[84] 曹樹基：《明清時期的流民和贛北山區的開發》，《中國農史》1986年2期。

[85] 張建民：《清代湘鄂西山區的經濟開發及其影響》，《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87年4期；《清代江漢一洞庭湖區堤垸農田的發展及其綜合考察》，《中國農史》51987年2期。

[86] 宋平安：《清代江漢平原水災害與經濟開發探析》，《中國社會經濟史研究》1990年2期。

篇6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保?）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

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凹坌敝赣捎谝兀ㄖ饕侨丝冢┑募卸a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簳r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

。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篇7

1、城市（鎮）規劃建設控制區的范疇是指各建制鎮區，經濟開發區和臨滬經濟區劃定區域，具體范圍授權建設規劃部門公布。

2、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的范疇是將全市農村現有分散的眾多自然村落（點）逐步撤并，規劃建設具有江南水鄉文化特色、現代氣息和適合生產、人居的新型村莊、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社區周邊自然村盡可能規劃到社區建設。具體范圍授權建設規劃部門公布。

二、實施形式

1、城市（鎮）規劃建設控制區內農村居民住宅被拆遷或農戶申請新建翻建住宅的，一律采取預拆遷辦法，通過公寓房或貨幣化進行安置，不再安排宅基地。公寓房建設按城市（鎮）居住小區要求進行布局，符合城鎮居民居住小區規劃和功能建設標準，由政府組建開發公司統一建設，也可采取由政府向房產開發商回購的方式。

2、城市（鎮）規劃建設控制區外，因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連片整村（組）被征地拆遷的失地農戶，包括現有無地組農戶被拆遷的、無土地承包權的非農居民的農村合法住宅動遷的，一律進入城鎮（區）、社區公寓房或貨幣化進行安置，不再安排宅基地。

3、城市（鎮）規劃建設控制區外，符合使用宅基地條件的農村居民（戶），包括已居住在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內的農戶，需新建、翻建、改建住房的，就近安排進入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推廣建復合式或聯體式住宅，鼓勵放棄宅基地入住城市（鎮）區公寓房。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住宅房可采用統一建設或農村居民自建辦法。自建住宅的，嚴格執行《關于印發<市宅基地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政發[]39號）規定的標準，由建房戶提出申請，村委會簽署意見，鎮人民政府審核，報市人民政府批準，在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內安排宅基地。房屋的建造形式必須服從所在地人民政府的統一管理。

三、政策措施

（一）提高入住公寓房失地人員的保障待遇。

1、享受對象和條件。

（1）動遷后入住公寓房（含貨幣化安置，下同）并放棄農村宅基地、具有享受本村（組）“土地換保障”待遇資格的失地農村居民（戶），包括：<1>城市（鎮）規劃建設控制區內，在冊的農村居民被征地且其合法住宅采取預拆遷辦法給予安置后入住公寓房的農村居民。<2>城市（鎮）規劃建設控制區外因經濟社會發展需要連片整村（組）征地拆遷的失地農戶，包括現有無地組農村居民住宅搬（拆）遷的農戶安置入住公寓房的。<3>具有農村土地承包權和農村合法住宅的非農人員，被征地后按動遷安置辦法入住公寓房的。

（2）以戶為單位，因失地已享受“土地換保障”待遇的農村居民，自愿放棄宅基地入住公寓房的。

2、優惠待遇。凡在政府規定期限內動遷和自行拆除農村原住房的可享受：

（1）農村居民戶籍轉為城鎮居民戶籍，享受城鎮居民待遇。

（2）對年滿男60周歲、女55周歲到齡已享受“土地換保障”待遇的人員（含撤隊保養和原征地保險人員，下同），在原有“土地換保障”的基礎上，增加養老金。在原“土地換保障”標準和發放渠道不變的基礎上，對上述人員每人每月增發150元。

（3）對年滿16周歲以上，男60周歲、女55周歲以下的因失地享受“土地換保障”人員，設置進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接軌通道，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體系。

<1>從現在起符合本辦法規定的新被征地失地農村居民安置不再實行“土地換保障”，暫按每人15000元標準增繳社會保險金后，直接進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體系，到齡后按月享受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待遇。

<2>對年1月以后被征地享受“土地換保障”220元/月失地人員，暫按每人15000元增繳社會保險金后，直接轉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系，到齡后按月享受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待遇。

<3>對年底前的已被征地人員，按“土地換保障”規定享受200元/月和180元/月的失地人員，在個人補繳3390元、5650元，暫按每人增繳15000元社會保險金后，直接轉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系，到齡后按月享受城鎮職工養老保險待遇。

<4>對按《關于在市級開發區征用土地未安置人員實行養老保險的試行意見》（政發[]261號）參加“征用土地未安置人員養老保險”（即繳納6600元到齡月領不足220元給予補足220元，超過220元按實計發）的人員，按自愿原則，增繳每人15000元社會保險金后，轉入城鎮職工養老保險體系，到齡后按月享受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待遇，或繼續享受原政策待遇。

<5>對已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上述人員，可以選擇增繳每人15000元社會保險金后，折算相應城保繳費年限和個人賬戶，到達退休年齡時增加其退休金標準，也可以選擇享受原有政策待遇。

（4）納入城鎮企業職工醫療保險。凡可參加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上述人員，按市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醫療保險的政策規定，可同時參加市城鎮企業職工基本醫療保險。費用由個人承擔。

（5）未納入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的上述有關人員，可按《市年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工作意見》的規定，參加合作醫療保險。

（二）農村居民入住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的權益保障。

1、進入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安置的農村居民，原有的土地承包經營權不變。農戶愿意流轉土地，可自主流轉也可委托原村民委員會對其承包土地進行流轉經營，土地流轉經營凈收入全部歸該農戶所有。

2、農村居民在原村組集體經濟組織享有的經濟權利不因遷居而改變。在享受經濟權利的同時，承擔相應義務。

3、對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建設占用土地，一律按市政府規定的土地補償標準和辦法向土地所在的村組農村居民足額補償到位。土地征用時要對農戶的承包田和自留地要進行調整，無法調整的，補償要到有關農戶。

4、符合自建房條件的農村居民自建房屋必須進入規劃確定的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對進入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建造房屋的農戶，兩個月內原住宅必須自行拆除。先拆后建的，在建設期間可由政府按拆遷政策給予一定的過渡補償。

（三）拆遷補償安置標準。在城市化和經濟社會發展過程中需對農村居民住宅進行拆遷的，拆遷辦法和補償安置標準，根據上級現行政策，由市建設局、市政府動遷辦制定具體實施辦法，各鎮（區）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

（四）稅費減免。

1、入住公寓房的住戶，在辦理房產證、土地證中涉及的契稅享受城鎮居民動遷同等減免待遇。

2、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建設過程中涉及的城鎮基礎設施配套費、管理費、公路道口搭接費、墻改押金、散裝水泥押金、房產、土地登記發證費、質監費等政府性收費項目予以全免。

四、資金統籌

1、已到齡人員每月增發150元資金，市鎮兩級財政各按50%承擔，經濟開發區、臨滬經濟區由區財政全額承擔。

2、其他人員增繳的每人15000元社會保險金，為政府對放棄宅基地、入住公寓房的農村失地居民房屋拆遷后的特殊補貼，由動遷地政府全額承擔。

3、對年底前已被征地享受“土地換保障”的失地人員，在“土地換保障”轉城鎮職工基本養老保險中應有市鎮（區）承擔的資金，市鎮各按50%承擔，經濟開發區、臨滬經濟區由區財政全額承擔。

五、組織實施

（一）用地報批。

1、經報批后確定的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若不符合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的，由規劃、國土部門按規定申請調整。

2、城市（鎮）規劃區內公寓房建設用地和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公寓房用地必須辦理用地有關手續。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宅基地用地通過掛鉤周轉指標解決，由所在地政府辦理報批手續，并按規定對擁有土地使用權的村組農村居民進行補償安置。

3、農村居民在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自建房用地，嚴格執行《關于印發<市宅基地管理暫行辦法>的通知》（政發[]39號）規定，實行大、中、小套用地審批規定。

（二）基礎設施建設。

1、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由市建設部門負責布局，村莊規劃由各鎮（區）政府負責，規劃設計依規定報批途徑批準確定。

2、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基礎設施建設，應由專門機構負責，通過招投標辦法實施，也可由各鎮（區）組建公司組織實施。涉及的電力、廣電、電信、自來水、污水、燃氣等設施投入按照“誰經營，誰投入，誰負責”的原則，由行業負責，進入用戶的按城鎮居民負擔辦法由用戶負擔。

（三）資金保障。

1、市鎮（區）財政加大投入。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基礎設施建設由有關行政村負責籌措，各鎮（區）財政予以支持，市級財政適當補助（經濟開發區、臨滬經濟區除外），各相關部門積極配合，共同推進。今后對規劃撤并村莊不再進行配套建設。

2、市場運作。農村居民集中居住區經營性用地按有關規定辦理手續，出讓所得資金用于基礎設施建設。

篇8

關鍵詞：景觀劃分研究

中圖分類號：U412.36+6文獻標識碼： A

一、景觀特色帶劃分一般原則

高速公路景觀呈序列性，在車輛行駛過程中司乘人員一般很難感受到周圍景觀的細部特征，僅能體驗到行駛過程中景觀序列的轉變。因此，在進行公路景觀設計時，可將這些景觀序列進行劃分，體現沿途景觀的變化之美。

景觀特色帶是指公路沿線具有同類景觀、視覺資源的區域，對在途公眾氣到視覺興奮和審美娛樂的功能。

在進行景觀特色帶劃分時，首先應確定高速公路沿線景觀設計的主要節點和序列行駛，根據主要節點劃分出主要景觀單元、次級景觀單元和景觀分水嶺等特征點；然后在景觀設計中結合各個層級景觀單元特點，考慮相鄰景觀單元之間類別（自然類、人文類等）差異的大小，對其進行組合、歸并，劃分出風格各異、協調統一的景觀特色帶。

其次，如有需要，可將其他小城鎮、立交橋、收費站等作為次要節點進行劃分，將各路段劃分成更細小的景觀單元，如景觀過渡帶和景觀特色點。同時，考慮景觀單元之間的差異性，從風格形式、質感色彩。比例尺度、協調統一等方面綜合考慮，進行詳細設計。

劃分出景觀特色帶后，各景觀帶沿線公路設計應與周圍環境相融合，必要時應設置休息區、觀景臺等輔助設施，為在途公眾提供休息、觀景的場所。

二、南京繞越高速東南段生態景觀廊道特色帶劃分

繞越高速東南段是規劃中的國家主干線的組成部分，同時是江蘇省高速公路網，南京市第二繞城公路的重要組成，圍繞城市由西南貫穿至東北，是南京城市的窗口區域。是江南地區出入交通、過境交通和城市間交通的重要樞紐，既是南京市的一條快速通道，又是國家規劃中滬蓉國道主干線的組成部分。

1根據前述的景觀特色帶劃分原則，對繞越高速公路東南段沿線多次考察和大量資料收集、分析基礎上，本文系統、深入分析了沿線景觀設計各節點和序列順序，繞將整條公路景觀設計分類如下

從路基形式上可分為：填方，挖方，橋梁段；從地域類型分為：牛首祖堂風景區；經濟開發區；科技園區；城鄉過渡區。

2景觀功能定位及設計理念:

2.1景觀建設的意義及必要性

1）提升道路自身品質：本項目作為國家主干線滬蓉國道的組成部分，同時是江蘇省高速公路網的組成部分，是南京城東南重要的展示窗口。全線經過了眾多風景名勝區、江寧經濟開發區、大學城、重要的城鎮等，是一條經濟命脈、一條優美、人文的大道。因此，必須引入高層次的景觀設計才能與其重要性相匹配，對提升道路的通達性、美觀性、生態性、以及駕乘舒適度等都有巨大幫助，對于提升道路的整體地位，提成城市形象也有巨大的推動力。

2）改善沿線居民生活環境：通過對沿線100米及以外的居民生活的調研，發現道路的建設以及通車后都對他們的生活帶來了負面的影響。通過對沿線細致調研的基礎上，運用各種景觀處理的手法及以人為本原則的指引下，將環境與居民生活的影響降至最低，此外，景觀設計更加注重沿線居民生活質量及工作環境的提高，宛如回歸美麗的大自然中一番。

3）改善城市生態環境：城市作為一個巨大的生態群落，人的行為對其影響越發明顯。本項目的景觀設計展現了遵循城市生態規律，提升城市生態環境的設計思路，為更多的建設做出樣板工程，將沿線生態環境，乃至城市生態群落提升到新的高度。

2.2景觀功能定位

本項目景觀功能多樣化，富有針對性，抓住以人為本的思路，服務更多的人群。

一類服務人群：道路上的司乘人員

繞越作為南京的外二環線，與多條高速相連，通達性強，是城市窗口區域，景觀設計定位為集環境恢復、綠化觀賞、文化休閑為一體的綜合型環城景觀帶。為司乘人員展示一條美觀、生態的景觀大道。

二類服務人群：沿線居民

充分利用沿線100米范圍內的景觀用地，改善沿線居民的生活品質，以生態綠廊設計為主軸，增設街頭游園、生態濕地園等景觀節點，進一步平衡城區綠地結構，增加城、郊居民的生態休閑場所，展示南京城市形象，營造綠色、繁榮、和諧的景觀。

三類服務人群：城市所有居民

改善環境品質，提高整個城市的生態效應，更帶來土地升值和投資環境的提升，加快了城市化、現代化的進程，提升了城市整體經濟、社會效益。

2.3設計理念

本次設計增加了景觀用地，使得微觀的道路景觀被提升為宏觀的景觀廊道，同時綠量的增加和豐富使得該廊道生態環保，所以我們將設計理念提升為：“生態景觀廊道”，既能強化和延伸原道路景觀設計，又響應了南京市“綠色南京”的環境建設目標。

2.4景觀處理手法

本次采用的景觀處理手法概括為“保、還、借、造、障”。

1）保：保護現有景觀資源，維持穩定的生態結構，合理規劃、因地制宜；

2）還：對于開挖和破壞的山體迎坡面和沿線原有植被采用生態恢復設計手法；

3）借：對于沿線景觀優美的丘陵、水體等路段采用開敞式布局方式，借景；

4）造：對于沿線景觀元素單一或景觀需要提升的路段，采用造景設計手法；

5）障：對于臨近住宅、廠房或景觀效果較差的區域，采用遮擋式障景設計。

3景觀方案設計

3.1景觀綠軸設計：

3.1．1道路紅線內景觀設計分析

道路紅線內景觀設計是根據原道路周邊環境進行的處理，特別是一些周邊景觀較差區域采用了遮擋的處理方式，邊坡、邊溝內外兩到三排種植喬灌木，現周邊建設了100米的景觀廊道，景觀處理上須紅線內、外協調、統一。

3．1.2景觀綠軸設計

1)、普通段：

①形式一

適用于低填淺挖方段

由于低填方路段行人視點較低，前排可采取用小喬木及低矮灌木整齊劃一種植或自然配置的形式，向后依次種植逐漸增高的喬木，形成整齊劃一的綠化背景，植物采取行列式栽植，常綠與落葉間植，形成層次鮮明、統一中有變化的植物群落景觀。

②形式二：

適用于高填方及主線橋梁段

基于路基高度和行人視線局限，高填方區路段沿線綠化形式以高大喬木種于前排，向后依次種植以喬木、灌木品種，以保證駕乘人員近遠視線效果。

2)、水域段：用于沿線大面積魚塘、水體、取土坑區域，設計通過將水體整合，岸線曲化，沿水種植垂柳等親水植物，通透式布置植栽，將優美的景色引入到駕乘人員的視線中，后側布置微地形及背景林，形成遠山近水的景觀效果。

3)、民居段：景觀設計主要為沿線居民提供良好的生活環境，采取隔音降噪的障景處理方式，在民居與主線間種植雪松、竹子等進行景觀遮擋；民居間的空地點植大規格的如銀杏、廣玉蘭、桂花等觀賞樹木，為居民營造新觀景點。

4)、工廠區段：對于大片密集的廠房處理手法同民居段，在植物配置上以大片抗污、隔塵喬木規則種植為主。

5)、陵園段：路線經過了多處陵園段落，景觀處理上以遮擋為主，配合區域的環境，采用較為規則的組團式種植，或呈矩形，或傾斜，或呈弧線狀，打破后側陵園成排種植的呆板，植物選擇松、柏類品種，以體現莊嚴肅穆的氛圍。

6)、沿鐵路段：道路中的部分段落與鐵路并行，對司乘人員和周圍居民干擾較大，設計主要采用遮擋手法。適當營造微地形，鐵路兩側中間采用林帶組團種植，兩側點綴花灌木，豐富司乘人員視線，減少公路、鐵路對居民的干擾。

7)、林地段：沿線有多處意楊、桃樹等林地，景觀設計可以結合林地的品種進行優化設計，如可在意楊林前增植常綠的喬木和色葉花灌木等，營造豐富的季相景觀。

3.2、景觀核心區設計：

景觀核心區的設計主要分為對原互通內側景觀提升，對新增互通外側用地進行加強設計兩部分內容。

1）互通內景觀設計：

a、在原背景林中點植幾棵大樹，增強氣勢。

b、原片植喬木區域大小規格搭配種植。

c、沿路基部分區域增加觀賞型小喬木。

d、水岸邊增加耐水濕灌木。

e、互通大區域的中心位置增加了成片常綠喬木，保證冬季效果。

2）互通外景觀設計：

結合原設計理念，采用自然及規則的布局相結合。在靠近村莊，廠區的一側用地到建筑邊緣，種植雪松和竹子對其進行遮擋。遇到附近有魚塘等水面的適當進行擴大，景觀處理上強化水系，營造蜿蜒曲折的水系，種植各種水生植物，形成主體景觀，同時結合地方區域原有的桃園和梨園，種植桃和梨形成自然的果園景觀。

4建筑立面改造設計：

4.1、建筑立面改造的必要性：

建筑立面改造的優勢主要可以歸納為：1）事半功倍，經濟節約；2）有助實現景觀理念；3）提升城市形象。

建筑立面改造可以在不改變建筑本身結構的基礎上，短時間內提升建筑的整體立面效果，是達到建筑風格統一，體現設計理念，提升城市形象，提高居民居住環境的便捷手段。如杭州、?？凇⒐枮I等城市對一些街道的建筑立面進行統一改造，形成統一的風格，快速的提升了城市整體形象。

4.2、改造措施：

本項目路線主要分為牛首祖堂風景區、經濟開發區、科技園區、城鄉過渡區，針對這四種類型的區域提出想切合的改造建議。

本次設計基本以淺灰、黑、白色為主色調，配以點綴的朱紅和原木色，結合區域的不同，全線建筑風格統一中有細節變化。

牛首祖堂風景區以古色古香、風韻十足的古園林建筑形式為主題。民居外立面以粉墻黛瓦為主，窗子表面配以朱漆，在面向主線的墻體上鑲嵌類似于游廊的立柱，立柱配以朱漆，形成游廊的效果。

廠房的處理以簡潔明快的風格為主題。外立面同樣以白色為主調色，房頂以灰黑色勾邊形成輪廓，中間加以金屬防木框架，在面向主線一側做一面金屬材質的帶有中國元素的景墻使得立面更加豐富。

5結語

本文對公路沿線景觀帶的劃分及設計進行了研究，提出必須以分析沿線自然、人文景觀特色為基礎，同時結合全線各個主要節點的實際情況，在實施中針對現場實際用地情況及周邊情況對設計進行了優化和完善，以期營造出合理的公路景觀特色帶，帶給在途人員“人在畫中游”的感官感受，切實突出高速公路“生態路”、“旅游路”、“示范路”的特點，做到“一路一品牌”，“一路一特點”。

篇9

中國經歷了30多年高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整個社會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化和市場化帶來的新的社會格局和利益格局讓社會經歷著復雜的倫理方面的沖擊。洋湖原來只是個美麗的江南水鄉小鎮，伴隨著近年中部城市大開發，長沙城最后一塊處女地岳麓區經濟的高速發展，如今國內外一線地產、酒店品牌紛紛搶灘登陸洋湖，現在的洋湖可謂塔吊林立，儼然成為長沙最熱的地塊之一，外商在洋湖拿地價格屢創新高，建設形式一片大好。洋湖人如今所面對的利益關系和生活形態的變換是前所未有的，使得原有的許多觀念都在經歷深刻的變換和調整，這種變換和調整還在不斷持續。

因此，在洋湖城市化過程中出現了許許多多在計劃經濟或者市場經濟初期中難以理解和難以想象的問題，現實中也存在一些唯利是圖、誠信喪失、道德淪喪的現象往往觸目驚心。同時，通過法律契約調節的一些問題和當時村社區人們通過道德的理解也發生過一些矛盾，引發了不小困擾。這些有關道德和現實利益的問題更像是一個剪不斷理還亂的“問題群”。在城市化初期，洋湖人的“幸福感”和“認同感”所出現的問題和困擾其實是來自對他人的不信任和情感與精神需求的缺失，以至于總覺得利益分配不均衡，不公平。在整個城市化初期我們整個洋湖都亟需一種精神來支撐。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可是，為人民服務是無限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之中去?！睂θ顺錆M善意，樂于助人，承擔責任，對別人的痛苦有高度關切的精神，在洋湖街道的悉心組織下，我們洋湖人集體宣誓，互幫互助，處處都要有人文關懷，我想這是任何一個社會都需要的，更是今天整個社會發展的內在需要。洋湖人定下目標要建構的是一個充滿人性光輝的街道，是一個把善意和美好作為基礎的街道。洋湖人在這些年高速的經濟成長中其實都已經充分地意識到，僅僅有物質的豐富和欲望的滿足，洋湖是不可能有正常發展的。而雷鋒的精神，他充滿了善意和對于他人的關切的品德，其實正是他們所迫切需要的。雷鋒所體現的美德，其實正是市場經濟的社會所必須倡導和堅持的。因此，今天對于雷鋒精神的需要，正是洋湖人對于美德和善意的需要，更是整個社會和諧美好共建的需要。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潤了一寸土地？如果你是一線陽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今天洋湖人在繼承和發展雷鋒的精神的時候，為了更好地內化為新的實踐，洋湖人做到了以下兩點：一是通過具體的禮節和規則的確立，讓一種利己利人、達己達人的理念通過個體的日常生活表現出來，通過街道的的教育和倡導使之成為洋湖人的基本行為模式。這是通過細節的倡導和要求使得正面積極的生活方式內化為人們自覺的追求，也是在日常生活中倡導對于契約和法律的尊重。二是洋湖人通過社區服務和志愿服務的具體實踐，使得他們之間的“守望相助，互相扶持”成為一種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讓洋湖人通過社區或具體的生活關系感受到生活中的善意。這些都是群眾、媒體和街道的倡導與推動，更是公眾自覺意識的確立，也正是這樣，洋湖人才能超越今天存在的“道德焦慮”，街道轄區內出現了首個全國文明村山塘村，以點帶面，爭學雷鋒，創優爭先。

篇10

[論文摘要]本文首先分析了五省在旅游發展中遇到的障礙因素，并探討了如何克服障礙，促進西北五省旅游業的發展，從而推動經濟的全面發展。西北五省旅游資源豐富，西部大開發的實施為其旅游發展帶來了契機。

[關鍵詞]旅游業障礙

中國是當今世界上當之無愧的旅游資源大國，而西北又是中國的旅游資源寶庫。陜西、甘肅、寧夏、青海和新疆西北五省區面積共三百一十點七六萬平方公里，占全國總面積近三分之一；人口共八千九百零二點五八萬人，占全國總人口不到百分之七。在這塊地廣人稀的沃土上，擁有豐富而又獨具特色的旅游資源。五省區六大類型旅游資源齊備。在68種基本旅游資源類型中，擁有率超過90%。不僅擁有地文景觀、水體景觀、生物景觀類型資源，而且還有古跡建筑、消閑求知健身和民俗風情類型資源。陜西省13個王朝在此建都，79個帝王在這里執政，歷時長達1100多年，留下了數不盡的古代遺跡和文物珍寶，已發現有七十二座帝王陵，現有各類文物點三萬五千七百五十處、博物館七十四座，館藏各類文物五十六萬件(組)，其極為豐富的地上地下文物遺存，被譽為天然的歷史博物館，其中秦始皇兵馬俑更被譽為“世界第奇跡”。

地處黃河上游，同樣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化發祥地之一的甘肅省，以石窟、寺廟、長城、祁連雪景、黃河奇觀和草原牧場等構成其獨特的人文、自然景觀。其境內的敦煌莫高窟、永靖炳靈寺石窟、天水麥積山石窟、嘉峪關城樓、出土的銅奔馬，均被列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自古就有“塞上江南”美稱的寧夏回族自治區，邊塞風光與水鄉景色交相輝映，絲綢古道、西夏文化、回族風情、歷史名城融為一體，有東方金字塔之稱的西夏王陵、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須彌山石窟，以及獨具特色的回族風情。

青海省地處青藏高原，地域遼闊，民族眾多，歷史悠久，湖光、山色、雪景、林海、草原風光、江河源頭、民俗風情、宗教文化，一應俱全，包括中國西北最大的清真寺之一的西寧東關清真大寺，中國著名的六大喇嘛寺之一的塔爾寺，為中國最大的咸水內陸湖青海湖。此外還有孟達山、柴達木、馬廠塬遺址、西海郡古城遺址等

古稱西域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共有四十七個民族，多民族的特點令其擁有多姿多彩的民俗風情，古“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又令其擁有豐富的歷史文化古跡，同時具有雪山、草原、沙漠、盆地、河谷等自然景觀。新疆有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41處，著名的旅游點樓蘭古城，高昌古城，交河古城，旅游景區468處，開發了包括天池，咯納斯，葡萄溝，南山等一披在國內外有影響的旅游產品。

西部大開發的實施給西北地區旅游業跨越式發展帶來了發展契機，促進了旅游業在該地區經濟中戰略地位的形成，但是，西北地區旅游業要實現跨越式增長必須首先克服制約具增長起步的障礙因素，為此需要政府采取具有針對性的戰略舉措。

一、障礙因素的具體體現

1.觀念滯后

在市場經濟背景下，實現西北地區旅游業的跨越式發展，必然要實現旅游要素產權主體、市場交易主體和開發經營方式的多元化，這決定了西北旅游業首先要進行觀念的創新。西北旅游業目前高成本低效率的開發模式是與陳舊的旅游業發展觀、資源觀密切相聯的。目前西北地區旅游業發展仍在走與東部地區旅游業“同構化”的道路，照搬東部的經驗，尚未挖掘西北特色，走出一條新路子。西北旅游業觀念陳舊的原因在于，西部經濟發展落后，西北地區國有經濟改革進程普遍慢于東部沿海地區，國有經濟比重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西北地區旅游業跨越式發展必然要求觀念和思想的大解放，摒棄傳統的思維定勢，突破傳統的觀念障礙。

2.體制問題

西北地區旅游企業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滯后。旅行社與旅游管理部門、或政府有關部門的脫鉤工作遠沒有徹底解決，旅游企業走向市場的過程還沒有完成。在西北地區，在旅游管理體制方面，盡管經過一系列的改革，政府管理機構雖然有所精簡和調整，但離政府主導型旅游發展戰略對政府職能轉變的要求尚有較大差距。在市場參與方面，一些政府投資興辦并管理的旅游企業仍受到政府種種保護，導致了旅游業的壟斷經營和不公平競爭，降低了旅游資源配置效率；在市場管理方面，政府部門無法有效地對旅游經營活動進行有效的監控，致使欺客、“宰客”的現象仍大量發生，使得一些外地游客視西部一些名勝游覽線路為“畏途”，最終放棄旅游計劃。

3.資金問題

資金是旅游資源、旅游景點、旅游設施開發的保證。五省區有許多待開發的旅游資源和景點。這些旅游資源和景點，或因自然作用，或因人為破壞，需要恢復和修補，資金短缺限制了對這些資源的恢復、修補和開發。此外，因為資金短缺，旅游設施的硬件建設也受到影響，如賓館、飯店、交通等硬件設施嚴重不足，出現住宿難，吃飯難，行路難的三難問題，游客的接待能力，旅游市場開拓能力直接受到限制。

4.交通問題

五省區國土面積大，旅游景點之間的空間跨度相應比東部和中部大，因此對交通發展要求高。一個容航空、鐵路、公路和水運為一體的立體、快速、便捷的交通網絡，不僅可以讓游客進得來、游得到、出得去、省時間，而且也是五省區旅游業大發展的基礎。從目前的情況看，航班班次少，主要城市的通航有待開發；火車不僅慢，而且舒適度差；省內交通不暢的問題比跨省交通存在的問題更嚴重。旅游高峰期間，所有的票都緊張。交通運輸工具老化，不能滿足日益增加的運力要求，已成為制約旅游發展的重要瓶頸。

5.產品結構單一化

西北地區旅游資源具有突出的多元化特點，具有開發多元旅游產品得天獨厚的條件，但對旅游資源開發利用非常不足。在東部地區，旅游業已形成了觀光旅游、度假旅游產品和特種旅游產品并存的多元化產品供給結構，而西北地區旅游的產品仍以觀光旅游產品為主。即使在觀光旅游產品中也仍存在著大量的重復現象，以相互簡單模仿為基本特征的“塑像熱”、“造廟熱”、“仿古一條街熱”、“人造景觀熱”輪番出現，致使旅游產品間的特色無法形成互補效應，產品的市場吸引力在相互抵消中下降。在激烈的國際和國內競爭中，西北資源優勢被開發不足的劣勢所抵消。應充分認識到旅游產業對西部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充分認識旅游業發展在西部中的重要地位，克服障礙因素，積極促進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二、實現西部地區旅游業跨越式發展的對策

1.統籌規劃，合理分布

西北旅游資源較為分散，有關部門應樹立“大旅游”和“旅游區域”的觀念，選擇一批在國際市場上前景看好的旅游項目，統籌規劃，成片開發，力爭打破行政壁壘，接通西部黃金旅游線同時注意景點合理布局與線路合理規劃。

2.加強基礎設施建設

由于國家財力有限，西北地區經濟又相對落后，應廣拓渠道，加大基礎設施建設力度，提高西北旅游景區的可進入性。在保證資金利用效率的前提下，可利用國家基建資金、扶貧資金、國債和外資（甚至可以設立西部國際旅游開發基金會，向國內外廣泛集資），對重點景區進行建設，尤其要改進西北國際旅游交通結構，重點建設景區與交通干線之間的道路，使客源流向由單向運轉變為環路運行?？蛇x擇條件成熟的城市作為大型國際直航口岸，直接通往東南亞及歐美客源市場。

3.實施產業化發展戰略

各部門要進行有效配合，適當延長產業鏈，使之在一體化框架內銜接互動，并引向更深層次。不妨在西北建立若干旅游經濟開發試驗區，逐步開放旅游市場，探索國際旅游產業化發展的新模式。

4.精心定位，加強宣傳

要注意東西部旅游資源的互補性，搞好定位，防止資源浪費。同時要突出特色，改進宣傳手段，盡可能結合互聯網等現代化手段進行促銷。

5.重視人才資源

地方政府要發揮服務功能和主導作用，制定優惠政策，靈活用人機制，要爭取引進一批熟悉國際旅游業務，掌握現代經營手段的專業適用型人才。

6.完善監管機制

旅游業將在西部大開發中發揮特殊作用，成為西部大開發中率先突進的產業，西北地區的旅游業要想成為真正“興西富民”的支柱產業和最具活力的經濟增長點，就必須克服制約發展的障礙因素，積極促進西北地區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

目前，西北地區國際旅游業無序競爭現象較為嚴重。國家應努力完善監督管理職能，引入公平競爭機制，維護國際旅客的合法權益，保護旅游業的純潔性。

參考文獻：

[1]揚長春:中西部地區的對外開放[M].北京：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出版社，2000:113～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