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系統理論概念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生態系統理論概念，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人在情境中；生態系統理論；增權理論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5-0130-02

一、人在情境中

20世紀初 Marry Richmond 和Jane Addams 在慈善組織會社和睦鄰組織運動中都推行“人在情境中”的理論范式。例如，Marry Richmond在1917年出版的《社會診斷》中提出“在情境中理解行為”，強調利用環境資源以促進案主的改變和提升（Goldstein，1995；引自曾華源等，2002）。這一點奠定了社會工作從環境角度理解和干預個人以及個人行為的框架，檢視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提升個人適應環境的能力成為社會工作實務的主要目標和手段。之后心理暨社會學派的漢密爾頓提出了“人與環境”一詞，并用其來界定社會工作的特質。20世紀50年代的心理社會學派的托爾（Towle）正式提出了“人在情境中”的概念（許莉婭等，2004）。隨著社會工作對于社會問題的關注不斷提升，“人在情境中”逐漸成為社會工作的主要實務原則。Holis（1964）明確指出個案工作的核心觀點在于“人與他的情境”（person and his situation）。到了80年代，在對個案工作的概念界定中都廣泛提及人與情境視角，關注社會與個人的背景（Goldstein，1996；P91；引自Cornell，2006）。隨著精神分析和心理診斷治療日益受到人們的質疑和挑戰，社會工作于是將“人在情境中”這一概念納入到其定義之中。在1987年，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等權威機構將社會工作界定為以“人在環境中”為基礎的知識和理論以及服務（Northen，1995，P8；引自Cornell，2006）。“人在情境中”成為社會工作理論和實務的核心。

“人在情境中”在英語中有兩種表達方式，一種是“person-in-situation”，另外一種是“person-in-environment”。

心理暨社會學派使用的就是 “person-in-situation”這一表達方式，強調情境為個人的“situation”。該學派的“人在情境中”指個人受到其生存環境內的諸多因素的影響，并且人的內心事實及所處的社會環境經常處于交互作用狀態，因此必須注重人的心理因素和社會因素（許莉婭等，2004：23）?！皃erson-in-environment”由美國社會工作人員協會于1994年正式使用，“人在環境中”指用以描述案主的人際、環境、心理與身體健康狀況的知識系統，該系統兼顧了案主的問題和能力，強調問題不止來源于個體特質同時也存在于個人與環境的復雜性（Karls&Wanderl，1997；引自曾華源，2006）。

盡管“人在情境中”的表達方式不一，詞匯背后關于人與環境關系的假設也不相同，綜合而言，無論哪種表達方式都包含了三個層面：人的層面、環境的層面、人與環境關系層面。不同的理論對人的層面、環境層面以及人與環境的關系都有不同的看法。下面將根據這三個維度比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

二、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的比較

（一）人的層面

生態系統理論相信人的能力，認為個人是主動的有目標的，有能力為自己做最好的決定和選擇，實現自我的發展。人的發展能力包括人際關聯能力、勝任力等。人際關聯指個人擁有與他人建立關系的能力，這種能力始于親子間的依附關系的建立，并因此建構了個人在未來生命周期內所發展出來的各種互惠性的照顧關系。勝任力指通過個人與環境的互動而建立的個人掌控環境的能力，包括自我的效能感、建立人際關系、做決定的能力、獲取資源和支持的能力（鄭麗珍，2002：258）。

增強權能理論認為應將人視為有能力、有價值的人。每個人都不能缺少權能，個人的權能不是他人給予的，而是要通過社會互動不斷增加。個人需求不足或者出現問題無法實現自我，主要是因為人受到來自于環境本身的壓迫，而產生無力感、邊緣化、缺權化（鄭麗珍，2002），因而無法與環境進行交流，缺乏掌控自己生活空間行使決策權力的機會。增強權能取向的社會工作主要關注的對象是社會中的弱勢群體。

在人性的層面上，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強權能理論都對人持積極的肯定態度，相信人的價值和能力。將個人的問題與環境的狀況聯系起來，避免對人問題籠統道德化的歸因。

（二）情境層面

生態系統理論借用生態學中的“棲息地”一詞來指代環境，棲息地指個人所在的文化脈絡中的物理以及社會環境。首先，環境是結構性的。環境系統化分為不同層次。其認為個人所在的系統層次是一個層層相扣的巢狀結構，大致可以分為四個層次：微觀、中介、外在、宏觀系統（Bronfenbrenner，1979；引自鄭麗珍，2002：260）。同時，生態系統也將時間納入到情境場域之中，主要指人的生命周期（life coerse）。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個人生命歷程隨著社會改變而改變，不僅包括家庭、學校、工作以及社區的改變，還包括社會思想、價值和觀念的改變（Riley， 1997；引自Germain&Gitterman，1995）。時間維度又可以具體包括：個人時間、歷史時間以及社會時間（Germain&Gitterman，1995）。

增權理論的目標在于協助案主獲得掌控生活空間和發展的動力，以降低社會情境的壓迫。其所說的社會情境主要指社會經濟結構下形成的情境，包括主流意識信念、社會階級地位落差、社會權利不均、社會標簽和控制因素等（鄭麗珍，2002b；引自曾華源，2006）。處于弱勢或邊緣地位的人們無法有效地從主流的社會環境中獲取維持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資源。社會主流環境排斥弱勢群體，他們的社會地位不斷地被邊緣化，缺乏向上流動的機會，弱勢群體感到改變無望，產生無力感。

在情境層面上，生態系統理論對于情境的定義非常廣泛，基本上將個人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納入到其中，建立了一個綜融性的系統體系。盡管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所包含的情境意義廣泛，但其更強調面向人的情境，人生活的環境呈現由近及遠的分層分布狀態。相比之下，增權理論則更強調社會制度性和結構性的環境，個人的自我實現無法實現其原因在于社會制度和機構的不公平，處于弱勢地位的人們受到制度的壓迫和鉗制，無法獲取成長和發展的社會資源和機會。

（三）人與環境關系層面

生態系統理論認為自身與其他理論的不同之處在于“生態思維（ecological thinking）”（Germain & Gitteman，1995），認為人在情境中是一個聯合的交流系統，人與環境互相影響，形成一種互惠性的關系（鄭麗珍，2002：257）?；セ菪缘年P系體現在人與環境之間并不是單向的因果關系，而是雙向相互影響的。人的改變會影響環境，受到影響的環境同時也會反作用于個人。人作為環境的主體，個體問題在于個體能否適應環境，也取決于個體與環境間是否能維持良好的調和度。首先，個體依賴于環境。個人在不同的成長發展階段需要從其生活的環境之中獲取足夠的資源和支持。如果個人勝任能力不足，就將無法從環境中獲取資源以滿足其需求，從而導致個體的問題。其次，個人需要適應環境。個人為了持續地從系統中獲取資源以維系自身，需要與環境保持適度的關系，這一關系在社會生態系統中稱之為“調和程度（person-environment fit）”（German&

Gitterman，1995）。人尊重環境，如果個體從環境中獲取資源超過了環境的能力，那么就會逐步造成環境各系統的污染。人類一旦無法從環境中獲取維系生存和發展的資源，生理、認知、情緒和社會發展功能都會受到影響，甚至出現解組或死亡（鄭麗珍，2002）?？紤]到環境本身的結構可能也會對人產生的限制與障礙，即環境對于個體也產生反作用。

增權理論相信個體的問題不在于個體本身，而在于環境的壓迫和限制。環境中存在著直接和間接的權能障礙。直接權能障礙限制個體獲取物質資源，間接權能障礙指缺少維系社會均等的資源結構和社會價值，個體缺乏參與社會的機會，從而無法實現自我價值（鄭麗珍，2002）。缺乏權能將導致無力感，個人因而無法有效地與環境進行交流，長此以往，弱勢的個人將陷入這樣的惡性循環之中，他們在心理上會逐漸接受并內化主流環境對于他們的標簽，逐漸缺乏改變的動力，弱勢群體更加被邊緣化。

回到人與情境的關系層面上，社會生態系統理論所展現的是人與環境之間的互為主體關系，人在情境中表現為人與環境之間的互惠交流關系。人通過提升勝任能力與環境建立良好的關系，環境也會產生好的人際關系（曾華源，2006）。增權理論關注人與環境之間是循環關系（曾華源，2006）。其邏輯在于：社會結構的壓制導致微觀層次個人的無力心理狀態，這種狀態轉而影響個體的社會參與。個體想要改變自己的境遇，首先要通過意識的提升，看到環境對于人的壓制，提升改變的能力，才能去改變社會結構。

三、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介入策略比較

對于界定問題的來源會影響社會工作處遇模式的方向和策略。根據上文的討論，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對案主問題的成因持不同的觀點，因而也形成了不同的介入模式。

依據社會生態系統的觀點，在生命歷程中的事件會被界定為“問題”的，經常是發生在人與環境復雜的交流系統中所引起的落差或失衡，并進而產生壓力或危機的感受，稱之為“生活的問題”（German&Gitterman，1980，1996；Pardeck，1996；Hartman，1983；引自鄭麗珍，2002：265）。具體而言，生活問題可以分為三種類型：（1）困難的生活轉型或創傷性實踐，指的是個人與家庭生活周期階段的交替和演變，包括生理和社會的變動，預期與非預期的，長期或突發的，這個會帶來個人地位和角色的改變；（2）環境壓力，個人從環境中獲得資源以增進自己的適應能力，但環境本身的結構也會阻礙個人的適應性發展，比如不平等的機會、難以應付和沒有回應的組織都會影響個人的生活；（3）功能失調的人際過程，包括剝奪、不協調的期望，不良的人際過程都會影響個人生活的結果和對環境的應對（Payne，2005；引自何雪松，2007：91）。

基于此，生態系統理論提出了“生命模型”的社會工作實務模式。生態系統理論認為干預的對象包括個人、家庭、次文化、社區等各個層次系統，綜合各種工作手法，通過多元和多面向的干預策略而增進個人適應能力或者加強或建立社會支持以達成個人與環境的調和度。具體的干預手段例如：增進適應性的技巧以降低個人源于壓力而產生的挫折感；增進個人的能力以去除環境障礙，增進個人的人格動力等。當然，生態系統理論看到了環境本身可能對個人造成影響與困擾，強調環境改變的重要性，但是生態系統理論將環境分層，環境改變的重點是個人生活所處的微觀與中觀層面，對于大的社會制度等宏觀情境的改變社會工作顯得有些無能為力。

增權理論認為個人的問題在于社會環境與結構，而不在于個人本身。個人受到環境的限制和壓迫以及長期的負向對待，因而缺乏權能與資源發展和實現自己。那么，增權理論的干預策略在于增強“權能”。“權能”，即權力與能力，指的是可以掌控自己的生活空間與發展的各種有利動力，也指個人對自己受壓迫處境的意識提升。社工主要從三個層面上進行增權：（1）個人層次，使個人覺得他有能力去影響或解決問題；（2）人際層次，指幫助個人獲得和他人合作促成解決問題的經驗；（3）環境層次，改善社會制度或結構。

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的介入焦點都包括個人和環境，但是生態系統理論更強調個人的改變以適應環境，強調適應性仍說明了生態理論假設有一個基本的社會秩序，而壓制了激變社會變革的可能性（Payne，1991；引自周玫琪等，1995）。增權理論試圖增強個人的權能以改變受到壓制的環境，相比之下更注重社會環境的改變。

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對于“人在情境中”的詮釋不同，但是兩者在社會工作實務中是融合的。生態系統理論在策略上同樣也強調增權。增權是生態系統理論生命模式的重要實務原則之一（for example， Lee， 1994； Simon， 1994； Solomon， 1976， 1982；引自German&Gitterman，1995）。增權策略適用于“生活模式”的各方面。例如，對于個體進行增權，提升個體的自尊、勝任力、人際關系能力等（German&Gitterman，1995）。同樣，在增權理論取向的社會工作實務中，利用生態系統對于環境的結構化框架分析案主面臨的境遇，為增權提供了介入方向。

四、小結

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都強調“人在情境中”，關注個人和環境的關系。通過人的維度對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和增權理論進行比較，發現兩者對于“人在情境中”的理解和詮釋不盡相同。毋庸置疑，兩者都對“個人問題”和“公共議題”進行了區別化對待，看到了個人問題背后存在的環境因素，避免了對個體道德化的歸因。生態系統理論為社會工作提供了人與環境綜融性的分析框架，但是生態系統理論在實際的操作上有諸多的限制，強調對于案主適應環境，使個體仍然順從于主流的社會壓力與結構，忽略了案主的主動性。相反，增權理論彌補了生態系統理論，首先強調環境中的壓迫與限制，試圖由個體的自我成長匯集成大的社會改變和社會運動（Torre 1985，引自鄭麗珍，2002）。

通過對應性的比較分析，盡管生態系統理論與增權理論各自的假設與理念存在差異，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在社會工作實務中沒有哪一個理論是完美無缺的，這提醒我們必須以整合理論的視角看待人的問題與需求。

參考文獻：

[1]何雪松. 社會工作理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佩恩.當代社會工作理論：批判的導論[M].周玫琪，等，譯.臺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1995.

[3]宋麗玉，曾華源， 施教裕， 鄭麗珍.社會工作理論——處境模式與案例分析[M].臺 北：臺灣洪葉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2002

[4]許莉婭 .個案工作[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5]曾華源，黃俐婷.心理暨社會派、生態系統觀點及增強權能觀點對“人在情境中“的詮釋比較[J].東吳大學學報，2006，6（14）：63-89.

篇2

關鍵詞：檔案學；生態學；檔案生態研究；述評；展望

20世紀90年代末，檔案界開始關切檔案生態研究，嘗試從生態學角度分析檔案系列問題，初步提出了相關命題，開了檔案生態研究的先河，為后期檔案生態研究奠定了學術基礎。今天，生態學普遍應用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成果凸顯。在圖書、情報、檔案領域，利用生態學理論分析專業問題也不再陌生，相關概念如圖書館生態、信息生態、情報生態及檔案生態、檔案信息生態系統、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等被不斷提及并被學術界持續關注，同時，國家各層次相關社科基金也紛紛為此研究立項，支持學術界持續、深入地開展相關研究。為此，本文將在文獻綜述基礎上，梳理并分析檔案生態研究現狀和發展趨勢。

1檔案生態研究發軔

單純從生態學融入人文社會科學的角度觀之，環境問題是人文社會科學引入生態學理論的重要基點。正是在全球化的浪潮中，全球環境問題、地區環境問題等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生態學思想也恰好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由此，環保問題、生態安全問題、轉基因問題、物種問題等，成為生物學家和社會學家共同關注的問題。在此基礎上，相關的交叉學科不斷涌現，相關的交叉研究層出不窮，相關的交叉成果琳瑯滿目。檔案界也正是在此背景下，在信息生態的關注中開始關注并研究檔案生態問題，提出了檔案信息生態、檔案文化生態、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等研究命題，為檔案生態研究開了先河。

1.1生態研究及其應用。生態學（Ecology），是德國生物學家恩斯特•海克爾于1866年定義的一個概念：它是研究生物體與其周圍環境（包括非生物環境和生物環境）相互關系的科學。英語ecology是由希臘語詞匯“Οικοθ”（居住在同一家庭中的人）和“Λογοθ”（學科）組成，意思是“研究居住在同一自然環境中的動物的學科”，目前，已經發展為“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系的科學”。[1] 20世紀40年代以來，生態學發展迅速，應用廣泛，研究對象與領域不斷拓展，相關分支學科不斷涌現。[2]生態學發展至今，其內涵和外延都有了變化，尤其是隨著全球人口猛增，環境問題和資源問題不斷凸顯，促使當今生態學研究日益從以生物為研究主體發展到以人類為研究主體，從自然生態系統的研究發展到人類生態系統的研究，因此，生態學的定義應當反映這種變化，把研究人與環境的相互關系包括在內。為此，在集成眾多生態學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鄒冬生、高志強認為，當今生態學可以定義為：生態學是從系統的高度，研究生物與其環境之間相互作用關系的科學，其中的生物包括人類、動物、植物和微生物，而環境則包括自然環境、人工環境以及社會經濟環境；[3]曹湊貴認為，生態學可定義為“研究生物生存條件、生物及其群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過程及其規律的科學，其目的是指導人與生物圈（即自然、資源及環境）的協調發展”。[4]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全球化的推進，生態問題成為全球問題之一，生態學也從誕生時的生物學范疇衍生到政治、經濟、文化、社會領域，尤其是在政治學與經濟學領域，生態學的應用可謂百花齊放，各類成果不勝枚舉。筆者認為，生態學由自然科學進入人文社會科學，最大的功效是為人文社科提供了思維導圖，使人們嘗試運用生態學理論從觀察自然界轉移到觀察社會生活，如企業生態、政治生態、社會生態以及文化生態等。其中，生態位理論尤為明顯，生態位概念揭示的是生態個體、種群和物種生存與競爭的普遍規律，該理論20 世紀80 年代開始被引入社會科學研究的領域，成為研究人類社會巨系統中的一個分析工具。[5]

1.2檔案生態研究。檔案生態問題，不言而喻，正是借用生態學理論和思想，參考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成果，積極地將生態思想引入檔案學研究領域的專業學術研究，根本目的，是在拓展檔案學研究視野基礎上，為檔案事業的發展出謀劃策或者是提供思維導圖。而如何去實現，如何去選擇生態學的理論，怎樣使得生態理論和思想與檔案研究之間取得關聯等，這便是檔案研究者、檔案從業者需要面對和思考的直接問題。隨著生態學知識在圖書情報檔案界的應用，除圖書館生態、信息生態、情報生態研究外，檔案生態研究也業已初步展開，并取得一定成果。據筆者通過中國知網以“檔案+生態”為關鍵詞，以“題名”為限定條件進行檢索統計，截至2011年8月，顯示相關文章98篇，與檔案生態研究直接相關文章近20篇，其中，有關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研究最能體現檔案生態研究之思想，不僅積極引用借鑒生態學知識思考檔案問題，在此基礎上，提出了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理念，為學術界認識和研究檔案問題奠定了基礎。據統計，在目前有關檔案生態研究的文獻中，明確提出“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有3篇，分別為薛春剛《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種金成《檔案信息生態失衡問題研究》 [6]及葛翠玲的《檔案信息生態失調原因探析》[7] ，其中，薛春剛一文[8]對檔案信息生態系統進行了初步界定：它是指以實現檔案信息的產生、積聚、傳遞、開發、利用等為目的，具有特定的結構和秩序的由各種要素組成的相互關系的總和，其組成要素有人、信息、設備及指導其運行的檔案學術理論等。并指出，理想的檔案信息生態系統應該是平衡的、穩定的系統，是“人造系統”、“開放系統”以及“動態系統”，突出強調人、信息傳遞、環境變換在檔案信息生態系統中的表現。

目前，生態學理論和知識在學術研究領域得到廣泛應用，成為跨學科研究的典范之一。借鑒生態學知識開展專業研究，不僅適用于歷史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傳統人文社會學科，也同樣適用于新興社會學科。盡管檔案生態研究業已開展了初步研究，但不可否認的是，檔案生態研究仍然處于起步狀態，但研究的問題深度不夠，成果不多，有關專著更是鮮見。為此，筆者以為，擺在檔案生態研究面前的首要問題，是進一步推動檔案生態研究的開展，使得檔案生態研究在廣度與深度上同時得到提高，即有更多的人參與檔案生態研究，更多的成果體現檔案生態研究，更多的問題驅動檔案生態研究。

2檔案生態研究現狀

通過“檔案生態研究發軔”的論述，我們對檔案生態研究的主題有了基本把握，也對檔案生態研究的前因后果有了初步認識，為今后檔案生態研究提供了參照。接下來，筆者將以傳統文獻綜述的方式詳細分析檔案生態研究現狀，為檔案生態研究的未來提供系統的文獻梳理和問題導向。

2.1文獻回顧。檔案作為社會存在一分子，檔案工作作為社會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檔案與生態有自然的內在關聯，實際上，我們從傳統檔案管理實踐來看，作為檔案管理重要內容之一的“檔案保護”問題，其實，涉及諸多自然科學知識，尤其是生物學知識和傳統生態理念，這在《檔案保護技術學》這門課程上得到鮮明體現。同時，告訴我們，利用生態學知識開展檔案保護工作，也是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重要手段之一。前文中，筆者通過中國知網檢索統計，截至2011年8月，顯示相關文章98篇，其中，與檔案生態研究直接相關文章近20篇。而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層面上，金波教授《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課題、卞昭玲教授《信息生態學理論與我國居民電子健康檔案管理研究》課題，分別在2008、2010年度獲得立項研究。通過分析檢索出的文章，我們發現，檔案生態研究起步于20世紀90年代末期，其中，《利用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9]一文，是檔案界最早從生態角度開展檔案研究的專業論文，作者從檔案的角度，分析了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的系列問題，盡管，不是我們所說的檔案生態研究，但對我們后期開展檔案生態研究具有啟發意義；而《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10]一文，應是檔案生態研究的開山之作，該文旗幟鮮明地從生態學角度探討檔案信息生態問題，并首次從生態系統的高度，認識檔案事業可持續發展問題，誠如其文所說，意在“著重探討影響檔案信息生態系統平衡的諸因素，及保持和恢復檔案信息生態系統平衡的途徑”。

新世紀以來，在上世紀末研究基礎上，生態思想進一步被檔案學界借鑒和引用。有人撰文提出建立“生態檔案館”，[11]當然，這純粹是從建筑生態的角度認知檔案館建設低碳、環保問題，是傳統檔案保護技術研究的傳承；有人提出，要關注“檔案生態位”， [12]分析了檔案作為社會信息群中的一個子系統，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獨樹一幟的原因，指出，“檔案，作為社會信息群中的一個子系統，……以它的真實性、開發性、系統性、滯后性等特點，區別于其他信息，而在社會信息系統中獨樹一幟，并由此，形成它獨特的‘生態位’――司法工作的憑證，戰略決策的依據，科學研究的參考，宣傳教育的憑據等”，雖然文章較短，但“標題黨”效應明顯，明確地將處于生態學核心理論之一的“生態位”理論引入檔案學研究，并提出“檔案生態位”問題，至今不乏參考意義。事實上，這已經涉及檔案與其他事務之間的生態生存問題，可以說，已經很“生態”了；有人提出“生態式思想與檔案館管理制度”，[13]此文已經將生態思想貫徹深入到檔案管理制度層面，具有一定的研究深度；還有提到“我國檔案業務工作環節的生態學考察”，[14]此文引入生態式管理理念，可以彌補傳統“科學管理”的不足。生態式管理追求管理的整體功效，向一切等級制挑戰，它使人生發新的潛能，使檔案工作可持續發展，這已經從檔案業務環節內部開始了檔案生態考察，為我們全面認識檔案管理工作開啟了新的分析視角；同時，將文化生態有關理念引入檔案學研究，也成為新的研究增長點?！稄奈幕鷳B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15]、《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16]、《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17]以及《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18]等文，這些研究，已經集中體現了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的初步成果。《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建構》[19]一文，通過生態學的理念，全面引入到數字檔案館的研究中，把數字檔案館作為一個有機的生態系統，系統分析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各生態因子及其相互關系，建構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結構模型，為數字檔案館建設與研究提供參考。而本文也正是作者主持國家社科基金“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編號08BTQ040）的項目成果之一。而作者近年來以課題為支柱，已經指導多篇有關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的碩士學位論文，有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環境、結構、保障機制、運行機制以及評估等系列研究。南昌大學張東華則在《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及其策略研究》[20]一文中，論述了保持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的意義，分析了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失衡的表現及原因，并提出了保持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的應對策略。

2.2研究述評?？v觀上述文獻回顧和分析，我們看出，目前，檔案生態研究還處于起步階段，相關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多，尤其是專著除了傳統檔案保護技術學教材外更是鮮見。從國家社科基金的立項來看，反映了檔案生態研究在檔案學學術領域受到重視，且相關課題也被提到國家層面，需要開展深度研究以解決實際問題。從已有的成果分析來看，我們認為，主要研究突出表現在初步的借鑒層面，缺乏深度的專業研究且研究層面比較分散，呈現零星研究狀態，缺乏系統深度研究層次?？上驳氖牵陙?，國家社科基金已持續關注檔案生態研究，相信隨著這類以課題為中心的檔案生態研究，將會呈現出不一樣的成果。

筆者以為，借鑒生態學理論研究檔案問題、探索檔案發展等，這其實是涉及學科嫁接這一基本問題，不算創新。若想提升至創新層次，迫切需要直面“如何選擇、如何關聯”問題，進而回答“如何實現”，即通過學科嫁接或者理論嫁接抑或思想嫁接，最終是“為我所用”，使生態理論為檔案事業作“嫁衣裳”。雖然，檔案生態問題客觀存在，但實際上，檔案生態卻仍是個新生問題，相比相關學科而言，我們的交叉研究剛剛起步，我們的專業關注還很薄弱，我們的專業視野還很狹窄。為什么說客觀存在？我們知道，生態問題與環境之間息息相關，檔案與環境之間關系也很密切，相關的研究也很多，但缺乏理論深度和社會高度，生態學的問世及應用為檔案與環境研究提供了理論視角和思想路線。作為新生問題，只緣從生態學視野關注、研究檔案問題的太少，已經提出的檔案生態問題聲音太弱，迫切需要檔案人開始高度關注，積極研究，充分應用相關研究成果，形成檔案生態理論和思想，促進檔案工作發展。

3檔案生態研究展望

檔案生態研究，盡管在20世紀90年代末業已開啟，在新世紀初得以全面展開，并在國家社科基金立項課題層面進入深入研究序列，可見，生態學與檔案學之間的關聯研究，業已獲得了國家層面的認可。但從目前的研究成果來看，相關深度研究仍然缺乏，其研究空間仍然廣闊，需要學人在前期研究基礎上繼續深入研究，不斷拓展檔案生態研究的廣度和深度。筆者以為，在未來檔案生態研究層面，可以從以下諸角度開展研究。

3.1檔案事業生態環境研究。目前，檔案事業發展迅速，特別是在信息網絡技術驅動下，檔案事業發展呈現諸多新特點，如新領域的開拓（數字檔案館的建設與發展所帶來的系列專業問題）、新環境的呈現（檔案事業發展環境需要直面信息網絡技術驅動下的網絡社會現實環境）、新問題的困境（檔案事業在“傳統與現代化”的轉型歷程中出現的各類問題，如檔案信息化、檔案信息資源組織、電子文件的采集與長期保存、數字檔案館等結構與功能等）等，所有這些新領域，均可歸結為檔案事業發展的生態環境問題，需要學術界有針對性地開展專題研究，一方面，從生態學的視角分析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的新問題，另一方面，通過跨學科的介入拓展傳統檔案學研究的范圍。

3.2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實際上，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基于生態系統的角度觀察與分析數字檔案館系列問題，而提出的跨學科性研究課題。該課題，在金波教授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推動下，目前，已經取得初步成果。就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課題本身而言，我們認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的提出，是建立在生態系統理論對數字檔案館建設與發展的戰略影響的前提下提出的全新概念，這也是近年來，生態學理論與生態系統理念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具體應用的進一步發展。面對未來，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培育與發展問題至關重要，這不僅涉及數字檔案館的進一步可持續發展問題，且關切到中國檔案事業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等各領域的全面推進與發展。我們可以從生態系統理念的角度，提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理念，并從戰略上規劃數字檔案館發展，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培育與發展指點迷津。可以預見，隨著數字檔案館建設投入的加大和相關研究的深入，該課題將會面對更多新情況，需要學人持續跟進，從生態學、系統學角度進一步研究和分析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相關的各類問題。

3.3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目前，文化生態研究是人文社會科學領域的重要研究內容，據百度百科解釋，文化生態核心思想有三：[21]①廣義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所顯露的美好的姿態或生動的意態；②狹義指社會的意識形態以及與之相適應的制度和組織機構；③泛指人類在社會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狀況和環境。檔案作為人類文明的承載，它自身蘊含著豐富的文化特性，通過文化生態的引入分析檔案文化生態問題。目前，檔案界在檔案生態研究成果中已有初步涉獵，有涉及檔案文化市場研究的，如《從文化生態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有從中國傳統檔案文化角度分析的，如《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與《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以及《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這些研究，已經集中體現了檔案文化生態研究的部分成果，但還有待于進一步展開系統深入研究，從文化生態學視角，深度探討文化屬性層面的檔案及檔案文化與“大文化”、“文明”等關聯命題。從檔案自身文化屬性以及文化生態研究趨勢來看，系統從生態學、文化學等角度，分析檔案文化生態課題具有廣闊的空間，它不僅有利于拓展檔案學自身研究的領域，而且，可以提升檔案學研究的深度，也是傳統檔案文化研究的升華。

3.4檔案生態管理研究。生態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也有學者稱之為“eco-management”），20世紀70年代起源于美國，20世紀90年代，成為研究和實踐的熱門。由于自身的復雜性，生態管理無論是作為理論還是實踐至今仍處于發展中。生態管理的理論基礎非常廣泛，它跨越了生態學、生物學、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環境科學、資源科學和系統論等學科領域。[22]生態管理思想是生態管理理念的集中體現，認為“生態系統是自然-社會-經濟復合而成的系統，對于它的管理與調控，必須在遵循生態學原理的同時，受到社會、經濟規律的調節和制約”，需要通過生態管理思維達到“維持依賴于自然資源的社會經濟修通之間的一種平衡”。 [23]鑒于生態管理在社會領域的廣泛應用，作為從生態學、系統學等多學科角度綜合提出的檔案生態研究命題，生態學自然對其影響深遠，不僅是此概念提出的直接動因，為其進一步發展提供了動力源泉。傳統檔案學學科體系中，檔案管理學處于核心地位，這與檔案管理活動的實踐性以及檔案學起源于檔案管理實踐密不可分。在生態思維大力引入管理實踐的今天，作為管理性特征突出的檔案管理實踐來說，引入生態管理思想具有邏輯的合理性。我們認為，在未來檔案生態研究中，引入生態管理思想滲透入檔案管理實踐具有必要性，借鑒生態管理理論研究檔案管理活動具有實踐的可行性。

檔案生態研究盡管已經起步并有諸多成果問世，但學無止境，檔案實踐也在不斷地變化發展著，需要學界同仁持續跟進，進一步探索檔案生態研究的前沿課題，不斷拓展檔案生態研究領域，為檔案事業建設與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注：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研究”（08BTQ040）成果之一。

參考文獻：

[1]維基百科.生態學 [EB] [2010-12-16]：zh.省略/wiki/%E7%94%9F%E6%80%81%E5%AD%A6.

[2]鄒冬生，高志強主編.生態學概論[M].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3～6.

[3]鄒冬生，高志強主編.生態學概論[M].湖南科學技術出版社，2007:1～2.

[4]曹湊貴.生態學概論[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

[5]莊悅群.從生態位到可持續發展位:概念的演進[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05(4 )：1.

[6]種金成.檔案信息生態失衡問題研究[J].云南檔案，2011(3)：53～54.

[7]葛翠玲.檔案信息生態失調原因探析[J].蘭臺世界，2007(7下)：35～37.

[8]薛春剛.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J].檔案與建設，1998(4)：12～14.

[9]劉越男.利用農業科技檔案為生態農業建設服務[J].檔案學通訊，1997（4):37～40.

[10]薛春剛.檔案信息生態系統的平衡與檔案事業的可持續發展[J].檔案與建設，1998(4):12～14.

[11]縱浩.論生態檔案館.宿州學院學報[J].2005(1):103～104,142.

[12]吳端端.檔案的“生態位”.中國檔案[J].2003(7):38.

[13]李偉.生態式思想與檔案館管理制度.蘭臺世界[J].2005(8)：85.

[14]徐欣云，黃建連.我國檔案業務工作環節的生態學考察[J].檔案學通訊，2009(2):26～29.

[15]吳文斌，李亞珍.從文化生態學視角看檔案文化市場的構建 [J].蘭臺世界，2007(7上)：13.

[16]陳愚.文化生態與中國傳統檔案文化[D].成都:四川大學，2005年5月.

[17]楊道玲.文化生態對中國傳統檔案文化的影響[J].上海檔案，2003(4)：36～39.

[18]程穎.試析檔案文化的社會生態系統屬性[J].湖北檔案，2010(10)：12～14.

[19]金波，湯黎華，何偉祺.數字檔案館生態系統的建構[J].檔案學通訊，2010(1):54~57.

[20]張東華，魯志華.數字檔案館信息生態平衡及其策略研究[J].湖北檔案，2010(8)：12~14 .

[21]百度百科.文化生態[[2011-7-13] .baike.省略/view/897522.htm.

[22]百度百科.生態管理[2011-7-14] .baike.省略/view/3601184.htm.

篇3

一、金融生態的理論發展

（一）、生態系統學

按照生態學對于自然生態系統的仿生，生態系統指由生物群落及其賴以生存的物理環境共同組成的動態平衡系統。1935年英國生態學家泰斯勒認為生態系統是指生物有機體及周圍一切空間和所有直接或間接影響生物有機體的環境共同組成的，生物與生物之間生物與非生物環境之間互相影響、互相協調，共同形成的具有統一功能的系統。

自然界有多種多樣的生態系統，但各類系統基本上有兩部分組成，即生物群落和物理環境，或叫生命系統和環境系統。其中生物群落是有生產者、消費者和分解者構成，物理環境是各種生物賴以生存的空間和條件。所以生態系統是有生產者、消費者、分解者和物理環境體系構成。

生物群落和物理環境是相互影響和彼此依存的動態關系。這種動態平衡是在生物體演進過程中不斷發展、變化的。這樣的生態系統分布在不同的地域，就具有不同的生物群落和物理環境，所以不同的生態系統就具有地域性的特點。而生態系統不同的角色各司其職，相互維持與制約，循環往復，并進行自我修復，具有自我修復和完善的功能。

（二）、生態經濟學

生態經濟學，是研究生態系統和經濟系統的復合系統的結構、功能及其運動規律的學科，即生態經濟系統的結構及其矛盾運動發展規律的學科，從經濟學和生態學的結合上，圍繞著人類經濟活動與自然生態之間相互作用的關系，研究生態經濟結構、功能、規律、平衡、生產力及生態經濟效益，生態經濟的宏觀管理和數學模型等內容，旨在促使社會經濟在生態平衡的基礎上實現持續穩定發展。

美國海洋學家萊切爾卡遜在1962年首次真正結合經濟社會問題開展生態學研究。幾年后，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正式提出“生態經濟學”的概念，他認為生態系統是穩定的，經濟系統是增長的，生態系統供給的穩定性和經濟系統的渴求增長性之間的矛盾必須要經過協調才能更好的發展。

生態經濟學研究的內容主要有生態經濟基本理論、生態經濟區劃、規劃與優化模型、生態經濟史。這些研究內容就主要包括了社會經濟發展同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的關系，人類的生存、發展條件與生態需求，生態價值理論，生態經濟效益，生態經濟協同發展等。（三）、金融發展理論

1、金融發展理論的概念

主要研究的是金融發展與經濟增長關系的關系，即研究金融體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場）在經濟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體系和金融政策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進經濟增長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資源以實現金融的可持續發展并最終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2、金融發展理論的發展

格利和E.S.肖分別發表《經濟發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機構與儲蓄——投資》兩篇論文，從而揭開了金融發展理論研究的序幕。他們相信金融的發展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手段。雷蒙德·W·戈德史密斯在《金融結構與金融發展》一書中指出，金融理論的職責在于找出決定一國金融結構、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經濟因素，確立了衡量一國金融結構和金融發展水平的基本指標體系，奠定了金融發展理論的基礎。金融發展理論的形成。羅納德·麥金農和E.S.肖提出的“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論認為適當的金融改革能有效地促進經濟的增長和發展，使金融深化與經濟發展形成良性循環，是金融發展理論的行程。金融約束是指政府通過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間部門創造租金機會，以達到既防止金融壓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銀行主動規避風險的目的，進入新金融發展理論研究。金融政策包括對存貸款利率的控制、市場準入的限制，甚至對直接競爭加以管制，以影響租金在生產部門和金融部門之間的分配，并通過租金機會的創造，調動金融企業、生產企業和居民等各個部門的生產、投資和儲蓄的積極性。政府在此可以發揮積極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為銀行體系創造條件鼓勵其積極開拓新的市場進行儲蓄動員，從而促進金融深化。

二、金融生態的內涵

參照生態學對生態系統的分析，根據自然生態系統的構造原理以及自然生態系統長期演化的結構特征和功能特征，可以把金融生態系統理解為金融主體及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金融生態環境共同構成的動態平衡系統。

金融主體，既包括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生產者，即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這些直接提供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主體，如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基金公司，也包括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消費者，主要是指接受金融產品與金融服務的個人、企業、機構和政府，還包括那些保證金融交易得以順利進行那的第三方，如律師事務所、會計事務所、金融咨詢評估機構等，也包括以制定政策，確定規范，進行調控和實施監管為職能，從而直接影響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的運行，同時也直接影響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供應之種類、規模、價格、質量、范圍等的金融決策機構和金融監管機構。

金融生態環境，指的是由居民、企業、政府和國外等部門構成的金融產品和金融服務的消費群體，以及金融主體在其中生成！運行和發展的經濟、社會、法治、文化、習俗等體制、制度和傳統環境。

徐諾金認為金融生態，又可稱為金融生態體系，是各種金融組織為了生存和發展，與其生存環境之間及內部金融組織相互之間在長期的密切聯系和相互作用過程中，通過分工合作所形成的具有一定結構特征，執行一定功能作用的動態平衡系統。

同自然生態系統一樣，在這個金融生態系統中，金融主體和金融生態環境也是相互依存和彼此影響的。一方面，金融生態環境是金融主體得以生存的活動空間，它決定著金融主體的生存條件、運行方式和發展方向；另一方面，金融主體則以主動及被動的方式接受金融生態環境與制造其生態環境。（作者單位：貴州商業高等?？茖W校）

貴州商業高等?？茖W校2011年校級課題一般項目《貴州省金融生態環境評價研究》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篇4

“商務生態系統”這一概念首先是由JamesF.Moore在他的著作《ThedeathofCompetition：LeadershipandStrategyintheAgeofBusinessEcosystem》中提出的[1]。這個概念的靈感來自于自然界的生態系統。生態環境學認為，生物之間存在一種相互依存、相互制約、互為環境的關系，并且生物的多樣性和共生性是生物界生存和發展的普遍要求和規律。眾多的生物以自己的生存和發展，為其他生物提供共生的環境和條件，同存于一種共生體之中，共同進化和優化。JamesF.Moore指出商務生態系統正是模擬了自然生態系統中的以上這些機制。眾多的商家、企業作為有生命的經濟實體，同時還作為經濟細胞，組成和推動著整個國民經濟乃至整個國際經濟的發展，形成一種功能協調、優勢互補、和諧增長的共生共榮的生態環境。

二、電子商務環境下的新商務生態系統

電子商務環境與傳統商務環境相比有顯著的區別。從傳統意義上說，企業必須在一個特定的行業內進行競爭。但電子商務環境下，一方面，原來處于各個封閉“湖泊”中的不同行業，由于Internet這條“電子運河”而溝通起來，競爭范圍改變了。另一方面，雖然目前有些企業采用了MRPⅡ、ERP、CRM、SCM系統等，但合作伙伴之間的電子化連接（Electroniclinkage）及企業與顧客之間的接口薄弱，難以實現信息實時的、同步的共享。通過先進的電子商務技術（如XML、OBI等）和網絡平臺，可以靈活地建立起各種組織間的、高效的電子化連接，如組織間的系統IOS（Inter-organizationalsystem）、企業網站、Extranet、電子化市場EM等，將伙伴企業各個業務環節孤島連接在一起，從而大大改善商務伙伴間的通訊方式，使組織間的信息和知識的交換量與交換速度大大提高，為形成新商務生態系統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在電子商務環境下，針對企業發展戰略的復雜性，新商務生態系統不僅是一種實施電子商務的戰略途徑，也是一種管理理念的創新[2]。在電子商務環境下，企業戰略的制定應考慮如何建立新的商務生態系統。與系統中的各成員共創新的集成化商務模式和技術標準，共享知識，協調與各成員的關系，并根據商務生態系統發展不同階段（開拓商務生態系統、商務生態系統的擴展、對商務生態系統的領導、自我更新）的特征和自己在系統中所處的地位，培養自身的核心能力，而不是急于攻擊其他企業的領導地位或驅逐弱者。商務生態系統的核心企業會給企業帶來更強的生命力[3]。

三、新商務生態系統的研究狀況及其與當前其他管理思想的區別

商務生態系統亦區別于以產品或任務為目的而組織的動態聯盟（VirtualEnterprise），動態聯盟是建立在機遇產品基礎之上，由多個各有專長的敏捷型企業利用各自的特長聯合起來進行機遇產品的經營生產，產品生命周期一旦結束，聯盟也自行解體，動態聯盟把追求最大程度的敏捷性作為目標。從系統論的角度，商務生態系統則是為適應環境變化而組成的共同體，其形成原因與動態聯盟是有區別的。

四、電子商務生態系統應用分析

（一）英特爾公司的電子商務生態系統

英特爾的投資范圍涉及世界各地多達425家高科技或與之相關的公司，是個實力雄厚的風險投資商，其通過龐大的投資來形成企業協作網絡從而實現互聯網戰略的方法令人耳目一新。英特爾公司為了完成從芯片生產商到互聯網建筑模塊生產商的轉變，僅在2000年，英特爾就收購了12家公司和企業，收購總額約60億美元。

英特爾龐大的戰略投資計劃始于20世紀90年代初期，最初是在PC機和芯片相關技術領域進行投資?，F在主要是在一系列有助于全球性互聯網基礎設施以及互聯網內容和服務發展的領域進行投資。在進行投資時，英特爾著眼于一個整體的生態均衡環境，進行系統化投資，以彌補服務器、客戶端、網絡、服務和內容等方面的技術或內容的“差距”。接受英特爾投資的企業不僅可從英特爾的財政資助中獲益，還可利用其帶來的大量與互聯網相關的計算平臺和網絡的專門技術，并可與其他同行協同制定技術標準。通過和那些不斷開拓前進的公司合作，英特爾的工程師可更大范圍地接觸各種理念，這對公司未來的產品和技術開發產生了非常有益的影響。

（二）阿里巴巴的電子商務生態系統

阿里巴巴不是單獨依靠自己的企業在為消費者創造價值，阿里巴巴現在的成功是通過自身建設的平臺來主導整合龐大的系統成員架構了一個強大的商業生態系統[4]。

阿里巴巴通過提供誠信通服務產品建立誠信體系使得整個系統從中受益，而且誠信通產品對誠信的評估標準和程序很大一部分授予給了用戶和合作伙伴，例如，誠信通產品中的商家認證交給新華信、華夏和鄧白氏等第三方認證機構，誠信檔案由網商主動反饋的記錄構成，阿里巴巴并不需要維持復雜并且昂貴的中央監控和誠信評價系統。

阿里巴巴對網商提供各種服務來幫助網上交易。例如，防騙打假的培訓，提供貿易通產品幫助網商即時聯系，阿里巴巴對網商的服務從保姆式轉向教練式，鼓勵網商參與到信息的維護中來，使網商成為系統中的主角，并有配套工具方便用戶。

阿里巴巴更大的價值空間是由系統中的成員來創造完成。正如自然生態系統中陽光、空氣、水和土壤不可缺少，阿里巴巴捏合的誠信、商機、互動和規模這四種要素對于其商業生態系統也是缺一不可，而且神奇的是，僅僅這四種要素就能孕育出網商生命體自我成長。

阿里巴巴不但在創造價值，他還與生態系統中的其他成員分享自己所創造的價值。阿里巴巴向網商提供服務產品收取的費用相對于阿里巴巴為網商創造的價值是物有所值的，統計數據顯示，阿里巴巴誠信通會員的成交機會是普通會員的6倍，這給會員帶來的價值遠大于他們的支出，因此阿里巴巴付費會員迅速增長。

（三）易趣和淘寶商務生態系統的競爭

在淘寶決定進入市場之前，易趣是明顯的領導者，獨霸C2C交易市場。淘寶進入這個市場之前，由于無法與易趣抗爭于是采取了瓦解易趣商務生態系統的策略：免費。用戶交易、登陸都是免費的。這招武器很有威力，雖然一開始易趣的主流賣家不會流失到淘寶，但是那些無法在易趣掙到錢而又要交店鋪費的小賣家和學生賣家都會加入淘寶，包括易趣有些賣家同時也會在淘寶開店，因為這是零成本和有收益期待的?？偨Y來說淘寶的策略就是：燒錢開路，鋪入大量資金營銷。淘寶期待的是什么呢？實際上是形成一個更大的商務生態系統，引發網絡正反饋循環：隨著人氣的增多，交易增加，賣家會更積極投入增加；賣家增加反過來又吸引買家不斷加入登陸平臺。

淘寶網總價值：投入的資本+網絡的價值=易趣的總價值：運營的收益+網絡的價值。

奧秘在于：為了維持這個等式，最初淘寶需要投入大量的資本，但是隨著時間的推演，易趣沒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淘寶網網絡價值的增值（網絡價值很大程度上可以用用戶規模和交易量來衡量），于是同樣的等式下，淘寶網絡價值的增長大于易趣網絡價值的增長，而由于運營的收益與網絡價值是正相關的，為了維持等式，淘寶網投入的資本量會越來越小，或者說投入同樣的資本量，淘寶的網絡價值會越來越大，這個時候原有的平衡就會被打破，易趣要么有所投入，要么找到增加網絡價值的新方式，例如，易趣目前所做的將國內平臺和國際平臺對接，為用戶增加外貿機會的舉措以及重新準備投用第三方擔保支付模式等等。

五、電子商務生態系統的啟示

未來的競爭不是企業和企業之間的競爭，而是商務生態系統和商務生態系統之間的競爭。企業所處的環境是變化的，沒有人能夠完全預知未來，一切取決于企業的智慧和應對策略。但是有一點是明確的，哪個企業勝出取決于哪一方的系統更有競爭力更有價值，雙方都要慎重考慮自己的生態體系是否更有競爭力。

現在的企業從事電子商務從更確切的角度講，不是采用了一種新的工具和技術或營銷手段，而更是在接受一種新的商業理念的啟蒙，從接受電子商務實踐電子商務的那一刻起，整個企業都會隨之發生變化，進入了一個轉型的軌道。

電子商務是ICT和商業這兩個互相具有強關聯性的要素直接碰撞的果實。因此，電子商務產業內必然首先遇到并首先實踐一個或幾個核心企業，在前所未有的空間內大規模相互協調，將資源集中起來，甚至將消費者也融合進來形成一個共同進化的生態體系。

商務生態系統超越了傳統的行業界限，它既可以在常規的行業界限內部成長，也可以跨越常規的行業分界線，這種理論方法適合于電子商務突破行業范圍的特性。商務生態系統理論不僅提供了理解電子商務環境下的各種戰略聯盟的方式，也可以從新的角度系統地思考企業未來的發展趨勢，幫助企業制定正確的戰略，預測潛在的變化，采取恰當的行動，并有效地規避和減少風險，從電子商務中充分獲益。

參考文獻：

[1]詹姆斯·穆爾.競爭的衰亡[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2]王興元.商業生態系統理論及其研究意義[J].科技進步與對策，2005，（2）：175-177.

[3]趙湘蓮，王娜.商業生態系統核心企業績效評價研究[J].統計與決策，2008，（7）：72-75.

[4]楊艷萍，李琪.電子商務生態系統中企業競爭策略研究[J].科技和產業，2008，（9）：72-74.

篇5

一、問題的提出

女性貧困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一個社會問題。早在20世紀70年代后期，美國瓦倫丁?M?莫格哈登博士最先提出了“貧困女性化”概念，分析了貧困女性化的原因和趨勢[1]。 1995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人類發展報告》也指出，貧困具有明顯的性別差異，全世界13億人口生活在貧困中，其中婦女占70%，多數是在發展中國家，貧困有一張顯著的女性面孔。2005年中國婦女研究會消息稱我國貧困人口中有60%是女性，女性比男性更容易陷入貧困。2010年中國婦女研究會舉辦的“社會性別與貧困”論壇會再次提出，我國女性貧困化程度有不斷增加的趨勢。農村女性貧困具體表現為：女性參與教育、政治決策和社會經濟活動的機會和比例明顯少于男性，她們的教育權、社會參與權、文化消費等權利明顯不足。確切地說農村女性貧困更多的是文化上的貧困。因為文化貧困很難用數字量化和衡量，因此，往往被人們所忽視，這就造成了“長期以來我國農村的扶貧工作重心在于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忽視文化貧困治理” [2]，因而一直難以從源頭上徹底消除貧困。文化貧困容易產生，從而加劇經濟貧困。為什么會出現如此的結構性改變？導致農村女性陷入文化貧困的原因是什么？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的后果是什么？如何能夠有效改變這一狀況？將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置于社會生態系統框架之下，分析并嘗試解答上述問題是本文的立足點和出發點。

二、社會生態系統理論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受達爾文進化論思想的影響，把人類成長的生活環境（如家庭、社區等）看成類似生物周圍的生態系統，強調人的社會生活環境對于分析和理解人類行為的重要性，特別強調人與生活周圍環境之間各系統的相互作用及其對人類行為發生的影響。該理論的基本假設是：每個人自生來就有與環境系統互動的能力，人與環境的關系是互惠的，個人的意義是環境賦予的，要理解個人，就必須將其置于其生活的環境之中；個人的問題是生活過程中的問題，對個人問題的理解和判定也必須在其生存的環境中來進行。

最早提出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是著名的心理學家布朗芬布倫納。他用公式 D=f（PE）闡明人的發展是人與環境的復合函數關系，指出D （Development）即發展，P（People）即人，E （Environment）即環境，認為人的發展就是人與環境交互作用的結果，這些環境系統直接或間接地以各種方式和途徑影響著人的發展。這些環境系統從主到次分別是：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

微觀系統是指影響個人的生理因素和人格特質因素，中觀系統是指家庭、群體等組織，宏觀系統一般指大的社會系統。三個系統之間相互影響、相互作用、相互制約。其中個體微觀系統受到中觀系統家庭的影響比較大，同時，還受諸如社區、社區文化、制度的影響和制約。同樣微觀系統對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也有一定的影響。

微觀系統、中觀系統和宏觀系統構成一個大的社會生態環境共同作用于某一個體或群體，有學者將這一生態環境又做了具體歸類：即“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滋養性的環境能在適當的時刻和方式下，提供必要的資源、安全與支持給個人。不友善的環境則缺乏或扭曲了資源支持的提供，因而阻礙了個人的發展”[3]。依此，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并非完全是經濟原因所致，更主要是長期不友善的環境的壓迫及資源享受不公等原因所致。生態系統理論主張提供多層面、多元化的全人服務，為研究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措施提供了較為廣闊的框架，本文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從滋養性環境和不友善環境等外在影響因素，探討農村女性陷入文化貧困的成因，思考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對策建議。

三、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及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一）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內涵界定

聯合國開發署在《1997 年人類發展報告》 中正式提出“文化貧困”（human poverty）概念。報告指出，貧困不僅僅是收入低微、經濟貧困，更深刻的是人們在壽命、健康、居住、知識、參與、個人安全和環境等方面的基本條件得不到滿足，即知識缺乏、參與不足、能力低下、素質不高、權利無法保障、健康狀況差等的“文化貧困”。世界銀行研究報告明文指出：貧困不僅表現為饑餓、寒冷、無助，遠離政治生活、絕望、沒有尊嚴同樣也是貧困。2000年聯合國開發署進一步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人們生活中最基本的發展能力的喪失，包括文盲、營養不良、預期壽命不足、母親健康惡化、可控疾病感染，其間接衡量指標包括缺乏獲取維持基本生活能力需要的商品、服務和基礎設施（能源、衛生、教育、通信、飲用水）的途徑。

我國著名社會學家陸學藝[4]指出，文化貧困是指一些國家或地區文化滯后于時展并影響到其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學者秦存強等[5]人分析指出文化貧困的表現是：人們有一種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他們目光短淺，沒有遠見卓識；他們視野狹窄，不能在廣泛的社會文化背景中去認識他們的困難。

中國農村實事表明，女性較之男性往往更易陷于貧困，即我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相對于農村男性群體的事實存在[5]。 而且從本質上看，農村女性貧困并非是單純的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她們更多的是處于文化貧困狀態。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是就指這一特殊群體或個人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發展，從而影響到自身生存與發展的落后狀態。

作為占農村人口一半以上的農村女性，她們的文化貧困不僅在家庭內部形成代際惡性傳遞，對其后代產生難以克服的消極影響，而且嚴重延緩了農村的發展進程，制約著城鎮化的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文化貧困是一切貧困的總根源，消除女性文化貧困，將有利于從根本上消除物質貧困和經濟貧困，提升農村女性個人的文化素質，進而全面推進城市化進程和農業現代化的實現。

（二）農村女性文化貧困成因的社會生態系統分析

1.個體微觀系統自卑心理、依賴心理導致其主體意識缺失、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個體微觀系統是指個體生理的、心理的以及社會的系統，三者之間相互作用，影響或決定個體的生存與發展狀態。在分析農村女性文化貧困現狀及成因時，需要深入分析微觀系統三個要素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在許多女權主義者看來，女性生育的生理功能，是她們受剝削的根本，也是她們無法擺脫弱勢地位的癥結。因為從生理因素上看，女性較之男性，肌肉生長較為細膩，骨骼較小，力氣不足。由此限制農村女性多數只能留守農村，導致農村女性不僅經濟收入十分有限，而且生活范圍、生活內容也十分狹窄和單一，進而致使其形成消極的自我評價，自我效能感低、眼界狹窄、自卑心嚴重等心理偏差。在這樣的心理系統和生理系統的互相影響下，逐漸走向自閉，拒絕社會交往，進而逐漸被限制在農村社會公共領域之外，而農村女性這種參與公共生活不足的狀態又導致其對自身的社會價值認識不足，加重了其自卑心理。此外，農村女性自我認知生理性別意識的弱者定位，使女性人格表現出一定的依附性，她們缺乏自主、自立意識，缺乏獨立開辟事業的精神。而沒有屬于自己的獨立事業又會導致其經濟收入的有限和不足。這種物質貧困、經濟貧困致使其產生強烈的宿命感、無助感和自卑感，使其陷入視野狹窄、缺少主體意識、社會參與不足等文化貧困境地。

2. 中觀系統中婚姻家庭體制的負向影響，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欠缺的文化貧困狀態。家庭系統和社區系統是對農村女性生存發展狀態影響較大的中觀系統。由于傳統因素的影響，中國農村重男輕女的現象依然存在，這一現象的結果是農村女性婚前、婚后都很難獲得對家庭的土地、財產的支配權力，接受教育權也極易被剝奪。家庭因素對農村女性的影響主要表現在：（1）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農村家庭受傳統文化特別是儒家倫理觀念的影響較深，重男輕女依然存在，導致對女性充滿了偏見和禁忌，使農村女性的受教育機會明顯少于男性，對農村女性文化貧困造成了深刻影響。中國從事傳統農業勞動的女性人口中，大多數是文盲或半文盲。調查數據顯示：“文盲和僅有小學文化程度的農村婦女占農村婦女總數的609%，遠遠高于城鎮婦女227%的水平。農村婦女中文盲、小學、初中文化比例分別為677%、670%、512%，均高于農村男性相應的323%、330%、488%的水平；高中（中專）和大專以上學歷中，農村女性所占比例分別為388%、273%，遠低于農村男性612%和727%的水平”[6]。 農村教育的男女差異，造成農村女性知識和能力的欠缺，是導致農村女性易于陷入文化貧困的主要原因。（2）在婚姻家庭制度方面的一些約定俗成的規則使農村財產僅由男性子嗣繼承，子女隨父姓，婚嫁從夫居，對女性的經濟狀況與地位產生直接而深刻的影響。如，一些地方的《村規民約》中明確要求已婚婦女退回承包地，或規定出嫁女的戶口所在地進而剝奪其土地分配權[7]。 同時，從夫居的家庭體制導致了女性社會網絡資源的流失和弱化，農村女性一旦陷入困境，可獲得的社會支持十分有限。

3.宏觀系統社會資源不足、文化消費有限，體制結構不合理使農村女性處于“失權”文化貧困狀態。在探討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過程中，應在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將其放在特定的宏觀環境中分析?？v觀農村女性生活的宏觀環境，發現問題表現在：（1）農村女性可參與分配的社會資源缺乏。社會制度決定了社會資源在不同地區、不同區域、不同群體（如社會性別群體）和個人之間的不平等分配，從而導致了特定地區、區域、群體或個人處于貧困狀態[8]。 農村女性參與社會資源分配不平等待遇集中體現在物質資源、受教育培訓資源以及社會參與資源不足等方面。這些都表明農村女性在現實社會中無法與男性一樣享有社會資源和占有發展機會。（2）農村女性可消費的文化資源有限。目前大部分農村的文化設施比較落后，一些貧困地區沒有科技文化圖書閱覽室，沒有有線電視，沒有廣播影劇院等文化設施。更沒有針對農村女性特點的農業科技教育體系來對主要從事農業勞動的婦女進行全面、系統、有效的農業技術培訓。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農村女性文化、科技技能的獲得[8]。 農村貧乏的文化基礎設施和文化氛圍造成了農村女性的文化貧困。（3）二元分割的體制限制了農村女性的發展。城鄉二元結構是指“在同一國家由于種種原因而導致城鄉長期分設、分治、分管，致使二者在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出現明顯的差別特征”[9]。 由于二元結構制的存在，尤其是現代戶籍制度的限制，使大多數農村女性無法隨丈夫一起進城，不得不留守農村，長期生活在相對閉塞的文化環境中，沒有機會接受現代文明和先進思想，消磨了農村女性的主體意識和進取精神，致使農村女性的生存方式、生活模式得不到根本上的改變。

同時，由于城鄉二元的體制分割，專門針對農村婦女發展的扶持政策相對較少，農村婦女難以得到必要的資金、技術、信息、基礎設施等資源，這些都形成了強大的阻止農村女性發展的制度性障礙。加上社會性別歧視的存在，限制了農村女性個體的發展，使之在接受教育、個體主體性、思維方式、價值理念、行為模式以及生活樣式等方面處于落后于當代經濟社會總體發展水平的文化貧困狀態。

四、社會生態系統理論視閾下農村女性反文化貧困治理途徑

（一）微觀層面：在個體與社會的良性互動中，激發農村女性文化自覺，培養其主體意識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強調人的問題來自個人與環境之間交流的失衡，強調從服務對象的生態環境探尋問題產生的原因?；谏鐣鷳B系統理論，認為人的價值理念源于生活內容的基本觀點，要改變農村女性主體意識缺失狀態，全社會應共同努力積極創造條件，為女性主體意識提升提供一個良好的社會氛圍。應通過宏觀調控手段為提升女性主體意識提供良好的外部環境，切實解決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問題，使女性從實實在在的主人地位上產生主體價值；制定相應的保護政策，使女性與男性平等地開展競爭；通過各種社會化途徑幫助農村女性進行角色塑造，從而成為主體價值發展的導向與支撐。

女性的主體意識是女性對自身價值認可與追求的理性起點和支撐，是激活女性追求獨立、自主，發揮主動性、創造性的內在動力。女性的解放和發展關鍵在于女性主體意識的自我覺醒，即女性的文化自覺。“文化自覺”與“文化貧困”呈正相關關系，即擁有文化自覺意識會使文化主體對自身文化狀況有一個清醒的認識，能夠了解自身的文化處境，進而促使其主動獲取和接受先進文化。反之，文化主體文化自覺意識缺乏或不足，會極大影響或制約主體文化落后狀況的改變。由于歷史以及現實等多種因素的制約，加之社會性別因素的影響，導致農村女性長期以來習慣于“別人的附庸”這一畸形社會角色。改變這種狀況的關鍵對策就是要不斷提高女性自身的認識和評價水平，集個人、家庭和社會三方面的力量，積極宣傳健康、文明、進步的女性性別意識，努力實現農村女性自身觀念的轉變，通過文化和教育的影響，培養反文化貧困主體的自我覺察、自我反思和自我審視的能力，使她們從傳統角色模式中解放出來，樹立良好的現代性別意識，使其從內心深處產生改變其命運的自覺愿望，克服自卑心理和依賴心理，進而真正幫助其從根本上實現文化脫貧。

（二）中觀層面：改變家庭傳統觀念，倡導男女平等，發展農村教育

社會生態系統理論鼓勵弱勢群體多元化社會支持體系的構建。應建立“家庭――社會”聯動互動體系。研究與事實表明，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是影響農村女性智力開發的主要障礙。家庭生活和政治公共領域的決策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系[10]。 多數農村家庭血緣的邏輯依然是，只有男性后代才能綿延宗族，而女孩是外姓人，“嫁出去的女人潑出去的水”。受傳統父權制思想的影響，農村女孩從小就受家庭的歧視，受教育權力被剝奪，導致女性受水平普遍較低。按照生態系統理論，實現農村女性文化脫貧，需要政府主導下全社會的共同參與和努力。

1.在全社會大力倡導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在全社會層面開展男女平等，消除性別歧視教育，使男女平等思想深入每個家庭，讓“男女平等”理念從村民生活層面深入村民意識。在全社會營造一種尊重女性的氛圍，向農村女性和男性宣傳社會性別意識，喚起農村家庭性別平等意識。同時，在社會性別意識推廣的過程中，還需要電視、廣播等媒介積極介入，形成倡導性別平等的良好社會氛圍。

2.發展農村義務教育，消除文化貧困根源。保障農村女性實現文化脫貧的關鍵因素之一就是大力發展農村教育。鑒于中國農村地區教育資源不均衡，教育分布不合理以及男女參與學習的性別差異等因素，應大力發展農村義務教育，重點工作：一是發展女童教育，消除“重男輕女”傳統思想的影響，并通過法律保障以及制度安排確保農村女童教育機會得到真正的實現；二是發展多樣的農村社區文化[11]，通過潛移默化使其受到文化的熏陶；三要加強農村女性的職業技能培訓，提升其獲取經濟收入的本領。

3.通過政策法規減少父權制家庭制度對農村女性應有權力的剝奪。對于無法可依的家庭問題，國家有義務在保證社會性別平等和婦女權利不受損害原則下出臺相應的政策法規以減少父權制家庭制度對女性實現功能性活動自由的困擾；堅持有法必依的原則，特別是在關于土地分配與補償的問題上，國家應采取積極措施回應女性在村民自治過程中的利益受損問題；切實維護農村女性合法權益。同時要妥善處理好如農村女性土地承包權被剝奪、財產權受侵害等問題。

（三）宏觀層面：性別取向的公共政策、法律法規的制定是實現農村女性文化脫貧的根本保障

依照社會生態系統理論的觀點，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并非僅僅是微觀的個人現象，宏觀社會環境中的障礙是導致其問題出現的重要因素，因此，合理的制度政策及法律法規的制定對農村女性文化貧困問題的解決尤為必要。

篇6

關鍵詞：大數據;資源觀;快遞業;生態系統;文獻研究

大數據技術領域已經進入到應用創新階段，并正在形成一種普惠式社會化創新模式。2015年9月，我國了《促進大數據發展行動綱要》，提出要加快數據開放共享、推動資源整合，深化大數據應用和大數據戰略。地方政府也開始大力發展云計算、大數據產業。大數據對創新生態系統的影響涉及創新資源的來源、創新模式、創新產出等每一個環節，改變了常規的創新生態范式。在此背景下，創新生態系統將被作為一種新的創新范式被深入研究，而探究大數據背景下的創新資源共享機制問題也成了當前大力推進創新驅動戰略實施的一個重要課題。

1大數據相關研究現狀及評述

綜觀國內外相關的理論研究與實踐應用，大數據研究成果多側重于大數據的獲取、存儲、處理、挖掘和信息安全等信息科學方面。隨著大數據的日益興起和全方位的應用實踐，從企業管理的角度探討大數據的應用，特別是基于我國國情的實踐應用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1)大數據在管理學領域的未來發展方向研究：馮芷艷等(2013)拋出大數據背景下的三個重要研究方向，即社會化的價值創造、網絡化的企業運作、實時化的市場洞察；隨后徐宗本等(2014)結合大數據環境下管理與決策研究與實踐所呈現出的新特征，指出理論與實踐范式、產業與生態系統治理方面都面臨重大挑戰；黨倩娜(2014)、何軍(2014)等闡述了大數據對企業管理決策的影響，為大數據領域的創新發展提供了更為清晰的認識；楊善林，周開樂(2015)指出大數據是一類重要的戰略性信息資源，提煉了大數據資源中存在的諸多關鍵管理問題，為未來研究方向提供了很好的借鑒。李濤，高良謀(2016)深入探索了“大數據”時代下開放式創新發展趨勢，從研究方法、過程、層次三方面總結了未來的研究建議。(2)大數據在管理學領域的實踐應用研究：王舉穎，趙全超(2014)構建了大數據環境下商業生態系統協同演化的理論分析框架；王長峰(2016)建立了基于大數據生態系統的多元開放式企業創新平臺，充分利用各種大數據資源為企業創新研發服務。余義勇，段云龍(2016)構建了基于大數據的企業管理創新模型，并據此提出大數據下的企業管理變革模式。杜元偉(2016)、計國君(2016)等學者分別構建了大數據環境下雙層分布式融合決策的方法步驟及基于大數據驅動下供應鏈服務創新的決策框架。劉嬋，譚章祿(2016)結合企業大數據特性，提出大數據條件下企業數據共享方式的選擇準則。張影等(2016)針對大數據背景下的云聯盟數據資源多服務問題，構建了云聯盟數據資源服務組合模型。這些學者的寶貴建議有效地指明了大數據在管理領域的發展和研究方向，也很好地從管理領域不同視角論證了大數據資源的巨大潛在價值，但關于對大數據環境下具體的管理與決策問題研究尚處于站在不同角度或環節的探索階段，未形成系統研究體系。

2創新生態系統有關資源問題的研究現狀及評述

2004年“創新生態系統”概念被正式提出，創新生態系統研究的理論源起生態系統理論，研究的核心基礎理論包括：演化經濟學，戰略管理理論中的產業競爭理論、資源基礎觀、動態能力理論和關系視角理論，創新管理理論中的開放式創新?；趹鹇怨芾砝碚摰膭撔律鷳B系統研究強調資源對于創新生態系統中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影響。國內外學者也從不同視角研究了創新生態系統中有關資源的問題：(1)資源的定義：JorgMusiolik(2012)對創新系統資源進行了定義，認為系統資源是技術創新系統中成員間的交互產生的；(2)基于資源的系統構成：李恒毅，宋娟(2014)通過分析各類資源的形成機理、相互關系及其在系統構建過程中的作用，研究新技術創新生態系統的形成；姚錚等(2016)研究了新產品開發中不同程度網絡－技術資源組合對新產品開發市場績效與風險的作用機理，為提高產品創新中的資源配置效率提供了決策支持與理論依據；(3)資源的共享機制：戚湧(2013)等提出通過搭建高效資源共享服務平臺提高協同創新主體資源共享；張亞明，劉海鷗(2014)從共享理念、共享機制以及共享環境多個維度提出促進資源共享的對策建議。目前，對于大數據環境下創新生態系統的邊界確定、大數據資源在創新生態系統中的作用機理缺乏深入研究。未來，創新生態系統的研究需要進一步關注如下方面：首先，理論方面，亟待從理論與多理論的邏輯出發尋找解釋創新生態系統各層次不同主體與創新資源的關系、資源共享機制，各類資源的邏輯關系，基于資源的利益分配對策；其次，研究方法上，既能精確地分析創新生態系統內創新資源的變化，又能討論外部環境大數據資源的變化，并可分析各利益主體資源共享過程中的行為演變。

3快遞業研究現狀及評述

國外對快遞業發展的研究重點集中在：網絡設計和優化問題、技術市場監管和行業的回顧及展望。全球快遞協會(GEA)迄今為止已經對包括中國、美國、荷蘭、英國等在內137個國家的快遞市場容量、市場準入政策和關稅壁壘進行了分析。在快遞業總體發展研究中，2005年5月牛津經濟預測團隊的《TheImpactofTheExpressDeliveryIndustryonTheGlobalEconomy》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觀點，并被眾多快遞領域的研究者不斷應用。該研究報告以多個國家的真實案例和調查問卷數據為分析基礎，核心內容如下：對全球快遞業經營規模的現狀和未來發展進行了估計；對快遞業在促進貿易以及強化貿易優勢方面的作用進行了分析；對快遞業在促進企業生產效率提高和吸引投資方面的作用進行了分析；對快遞業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影響(直接影響)及其發展前景進行了預測；對于那些對快遞業發展有限制作用的政策進行了分析。國內對快遞業發展的研究重點與國外相比，大量研究集中在對快遞產業的競爭力戰略、發展趨勢及產業鏈方面。對中國快遞業發展的研究國內較具代表性的是由中國快遞市場研究課題組2006年著寫的《中國快遞市場研究報告》，該報告主要分了三個研究板塊：對快遞業的整體研究、專題研究和快遞業相關政策法規研究?？镄窬?2008)從動態演化視角研究快遞業，運用運輸經濟學和演化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分析并解釋了快遞業資源、產品、網絡經濟與快遞網絡形態互動反饋的內在機理。苑春薈(2011)基于產業鏈視角，從宏觀層面、中觀層面、微觀層面提出了相應的發展策略。昝興勇(2011)建立了快遞企業的價值鏈模型，設計了5種快遞價值鏈類型，詳細分析了快遞企業價值鏈對商業模式創新研究的適用性和科學性，并對快遞企業商業模型創新的機制進行了分析。季彤(2012)運用SCP范式理論歸納出了影響快遞業發展的微觀因素；運用產業關聯度理論確定了影響快遞業發展的宏觀因素；再者，運用灰色關聯度方法定量分析了相關產業與快遞業的關聯度，提出了與相關產業協同發展的建議和措施。杜艷(2013)對中國快遞產業鏈進行了全面分析，繪制了中國快遞產業鏈結構模型，并對快遞產業鏈的形成機理、存在問題和發展趨勢進行了深入分析，同時也提出了若干促進中國快遞業發展的政策措施建議。倪明，孫潛(2013)在回顧與總結當前快遞業運營模式的基礎上，結合SDN理論，提出快遞業新運營模式，并對其優勢進行分析。無論國際還是國內，關于快遞業發展的研究存在以下不足：一是對以產業鏈理論專門分析快遞產業發展的研究甚少；二是缺乏對互動環境下快遞業發展的動態分析。

4結語

基于前述文獻研究，基于大數據資源觀的快遞業創新生態系統構建必須緊扣創新系統理論強調的“主體之間相互依賴”和生態學強調的“主體與環境的相互作用”，審視“大數據”時代快遞業創新生態系統的運行環境、運營模式、合作方式、客戶市場等特征，剖析“大數據”時代創新生態系統演化的內在機理和外部機制，優化以“大數據”資源為基礎的快遞業關鍵創新業務和活動流程，分層次分體系構建一個良好的快遞業創新生態系統。

參考文獻

[1]馮芷艷,郭迅華,曾大軍,等.大數據背景下商務管理研究若干前沿課題[J].管理科學學報,2013(01).

[2]陳勁,金鑫,張奇.企業分布式創新知識共享機制研究[J].科研管理,2012(06).

[3]黨倩娜,羅天雨,曹磊.多維視角下大數據領域技術創新演進、前沿與特性[J].科學學與科學技術管理,2015(08).

[4]徐宗本,馮芷艷,郭迅華,等.大數據驅動的管理與決策前沿課題[J].管理世界,2014(11).

[5]王舉穎,趙全超.大數據環境下商業生態系統協同演化研究[J].山東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05).

[6]資武成.“大數據”時代企業生態系統的演化與建構[J].社會科學,2013(12).

[7]楊善林,周開樂.大數據中的管理問題:基于大數據的資源觀[J].管理科學學報,2015(05).

[8]符棟良,楊忠直,喬軍華.利益分配機制對研發網絡合作均衡的影響[J].工業工程與管理,2014(05).

[9]張廷海,韓瑋.產業集群協同創新的博弈均衡研究[J].科學管理研究,2014(03).

[10]李春發,李建建,李井鋒,等.基于委托關系的生態產業鏈均衡研究[J].管理科學,2011(03).

[11]胡園園,顧新.創新環境和開放程度對區域科技創新產出的調節效應研究[J].統計與決策,2015(02).

[12]蔣石梅,呂平,陳勁.企業創新生態系統研究綜述——基于核心企業的視角[J].技術經濟,2015(07).

[13]趙放,曾國屏.多重視角下的創新生態系統[J].科學學研究,2014(12).

[14]季彤.快遞業發展影響因素分析[D].南京郵電大學,2012.

[15]倪明,孫潛.快遞業運營模式研究[J].北京交通大學學報,2013,12(1).

[16]張敏,劉玉佩,朱明星.國際大數據領域研究熱點及其演化路徑分析[J].情報科學,2016(04).

篇7

[關鍵詞]生態城市 含義 研究狀況

一、生態城市的含義

生態城市這一概念是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發起的“人與生物圈(MBA)計劃”研究過程中提出的,但其概念迄今仍未達成共識。

1984年,原蘇聯生態學家揚諾斯基提出:生態城市是一種理想的城市模式,是技術與自然充分融合,人的創造力和生產力得到最大限度發展,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物質、能量、信息得到有效利用,生態良性循環的一種理想環境。同年,我國生態學家馬世駿認為:生態城市是自然系統合理、經濟系統有利、社會系統有效的城市復合生態系統。

美國生態學家理查德•雷吉斯特(Register)提出,生態城市追求人類和自然的健康與活力。他認為生態城市是生態健康的城市,是緊湊、充滿活力、節能并與自然和諧共居的聚居地。

歐盟提出了可持續發展人類居住區十項關鍵原則。楊開忠教授認為“生態城市是一個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生態保護三者高度和諧,技術與自然達到充分融合,城鄉環境清潔、優美、舒適,從而能最大限度地發揮人的創造性、生產性并有利于人們生存的城市?！?/p>

我國學者黃光宇教授等認為生態城市是根據生態學原理,綜合研究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并應用生態工程、社會工程、系統工程等現代科學與技術手段而建設的社會、經濟、自然可持續發展,居民滿意,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住區。我國著名學者黃肇義、楊東援在總結國內外生態城市理論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最新的生態經濟理論,提出了如下定義:生態城市是全球或區域生態系統中分享其公平承載能力份額的可持續子系統。它是基于生態學原理建立的自然和諧,社會公平和經濟高效的復合系統,更是具有自身人文特色的自然與人工協調,人與人之間和諧的理想人居環境。

二、國外生態城市的研究

1820年歐文提出“花園城”的概念,倡導花園城鎮運動;1898年霍華德在《明日的田園城市》一書中提出“田園城市”的理論,在城市規模、城鄉結合、人口密度、綠化帶等方面做出系統規劃,在其影響下,西方國家相繼出現一些花園城市。

20世紀以后,以美國芝加哥學者帕克的《城市環境中人類行為的幾點建議》(1916年)、國際現代建筑協會第4次會議通過的《雅典》(1933年)、卡爾遜的《寂靜的春天》(1962年)、世界思想庫羅馬俱樂部的《增長的極限》(1972年)、丹尼斯L.米都斯等的《只有一個地球》(1972年)為代表的著作,系統地闡述了社會學家和生態學家們對城市化過程中產生環境惡化的擔憂,這引起人們更加關注保護生態環境,關于生態城市的研究也進入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

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較早涉入城市生態學研究領域,20世紀80年代曾組織召開了多次有關該領域的地區和國際學術會議,并從九十年代開始,在世界范圍陸續召開一系列生態城市研討會。

1990年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的伯克利召開了第一屆國際生態城市研討會,與會的700多名專家學者就如何根據生態學原則建設城市提出了一些具體的、建設性的意見,并草擬了今后生態城市建設的十條計劃。

1992年在澳大利亞的阿德萊德舉辦了第二屆國際生態城市學術研討會。大會就生態城市設計原理、方法、技術和政策進行了深入具體地探討,并提供了大量研究案例。同年美國在加州的伯克利實施了生態城市計劃。

1996年在西非國家塞內加爾舉行了“第三屆國際生態城市會議”。會議進一步探討了“國際生態重建計劃”。2000年在巴西國家庫里蒂巴舉行了“第四屆國際生態城市討論會”。 2002年在中國深圳舉行了“第五屆國際生態城市討論會”。

2003年2月至4月,在中國深圳組織召開了“生態城市發展國際網絡討論會”,此次會議安排了生態城市規劃和管理、生態住宅和生態建筑、環城市生態系統工和固體廢棄物管理、綜合城市水管理、工業生態學問題、人類生態學和生態文明的能力建設等六個會組,在世界范圍內征集了更多的論文,有更多的人參與,把關于生態城市的研究推上空前。

三、國內生態城市的研究

我國關于生態城市的研究最早萌芽于古代“天人關系”的思想。這種“天人合一”的思想在我國古代城市建設過程中起到很大的影響作用。

近代以來,我國生態城市建設的研究起步較晚,1978年我國正式把城市生態環境研究列入國家發展計劃,許多學科,如生態學、城市規劃學、環境學,才開始從不同領域研究城市生態環境。馬世駿提出的社會――經濟――自然復合生態系統理論,為我國生態城市研究奠定了基礎,一直指導著我國的生態城市復合系統理論的研究和實踐。

1986年以來,我國建立了一些很有價值的生態城市示范點,推動了城市建設的轉型。1996年頒布的《國家環境保護“九五”計劃和2010年遠景目標》提出“要建成若干個經濟快速發展、環境清潔優美、生態良勝循環的示范城市”。

在黨的十六大報告中提出:“農村富余勞動力向非農產業和城鎮轉移,是工業化和現代化的必然趨勢。要逐步提高城鎮化水平,堅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走中國特色的城鎮化道路。”同時十六大報告還指出:“堅持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以工業化促進信息化,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也明確要求統籌城鄉發展、統籌區域發展、統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統籌國內發展和對外開放,確定了全面、協調、可持續的新的發展觀,要求不斷改善城市經濟發展模式,不斷增強可持續發展能力,改善生態環境,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人與自然和諧,推進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參考文獻:

[1]陳曉麗等.城市規劃原理.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00,(4.L).

[2]忙福德,倪文彥,宋俊嶺譯.城市發展史.北京: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

[3]黃光宇.田園城市、綠心城市、生態城市.重慶建筑工程學院城市規劃與設計研究所,1998.

[4]王佳瑋.基于生態城市建設的產業綠色化研究――以上海市為例[D].華東師范大學碩士論文,第10頁.

篇8

一、問題取向的流動兒童研究和實踐

20世紀90年代，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農民工家庭遷移成為人口流動新的趨勢，大批適齡兒童隨其父母進入城市，成為“流動兒童”。流動給兒童的成長和發展帶來了新的風險和問題。學術界針對這一現象，展開了大量的研究，除了詳實地描述流動兒童的生活和生存狀況外，還深入地探討了流動兒童在教育、社會融合、衛生保健等方面的問題。然而這些數量龐大的研究，主要都是“問題取向”的（deficit-orientation），也即是將流動兒童本身視為一種“社會問題”而提出，無論是研究者、實踐者還是社會政策制定者將注意力大多放在流動兒童面臨的問題上。“問題取向”視角影響下的流動兒童研究大都聚焦于兒童及其家庭的劣勢，與此相對應的干預實踐和社會政策的焦點也在于如何幫助流動兒童解決他們的問題，緩解其不足。無論采取何種模式（社會捐助或者政府幫扶），“問題取向”下的實踐和社會政策的基本做法都是期望透過他者的救助，來實現流動兒童生活、學習環境的改善，從而實現流動兒童教育公平、社會融合和個人發展。這種實踐和政策干預具有以下的特點：

（一）是補缺型和補救型的1994年和1995年，《天津教育》和《中國教育報》率先刊發了兩篇流動兒童教育問題的文章，這激發了教育部流動人口適齡兒童就學狀況的調研，也為1998年聯合頒布的《流動兒童少年就學暫行辦法》提供了現實依據。其后國務院辦公廳頒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進城務工就業農民工子女義務教育工作的意見》等一系列條例，以及近年來大量的社會組織投入到流動兒童社會服務，均是在將流動兒童視為問題的研究的基礎上，政府或社會作為流動兒童條件改善的關鍵性力量而不斷地得到強化。

（二）是分散化和孤立化的補缺型和補救型的特點，注定“問題取向”的干預和實踐的分散化和孤立化。筆者以“社會工作”和“流動兒童”為篇名在中國期刊網上搜索到的5篇論文，主題分別是流動兒童社會融入與社會工作介入、流動兒童心理健康與社會工作、流動兒童問題與社會工作回應、流動兒童學校和家庭教育對社會工作的啟示。這些干預實踐明顯呈現分散化和孤立化傾向，缺乏從系統的角度來考慮。這導致僅僅將社會工作作為一種方法，單純強調個案、小組和社區工作在流動兒童服務中的應用，從而陷入了“方法為本”和“工作者為本”的陷阱中。①

（三）兒童主體性缺乏如前文所述，問題取向的干預實踐和社會政策特別強調外界的介入，如：政府、非政府組織、社區、學校等，往往忽視了兒童的主體性，導致干預動力不足，造成很多干預不能發揮有效的作用。這使得我們一方面質疑政府政策和社會工作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流動兒童面臨的各種問題并沒有緩解。所以，本文認為問題取向的流動兒童干預實踐和政策，不利于充分發揮流動兒童及其生態系統的主體性，這對于增強兒童抵抗流動所帶來的風險的能力，是不可持續性的。兒童抗逆力作為一個社會工作新的實踐模式，可以有效地避免問題取向下的研究和實踐所帶來的問題。

二、兒童抗逆力與社會工作實踐

（一）兒童抗逆力：兒童研究從問題取向到優勢視角的轉型抗逆力（resilience，又翻譯為彈性、復原力、心理韌性）研究的興起與學者對風險（risk）的關注有關。在兒童和青少年研究中，風險用以形容表現不符合主流價值規范的學生，如：失學、犯罪、疾病等。早期的研究者主要采用“問題取向”的分析范式，關注風險所造成的不利影響，往往認為部分兒童在風險中所展示出的良好適應模式是非典型的，因此并沒有給予足夠的關注。隨著研究的深入，問題取向研究范式受到了學者的批判，認為由于聚焦到兒童及其環境的消極因素，容易造成問題化傾向，對兒童或者青少年的發展反而會造成不利的影響，如：有學者指出將兒童標簽化為“精神分裂癥兒童”比其行為偏差本身還要嚴重。①正是因為問題取向研究范式的不足，抗逆力理論由于采用一個全新的視角———優勢視角（strengthperspective）———引導研究者關注風險中個體的資源或優勢，從而實現了范式的轉換，激發了預防和干預的全新理念。對有抗逆力的兒童的研究也隨后展開，如：加梅齊和魯特（Garmezy&Rutter）通過追蹤研究發現，大多數的兒童，盡管生活在高危的環境中，仍然發展為健康的，符合傳統意義上的“成功”的年輕人②；韋爾內和史密斯（Werner&Smith）認為大多數兒童具有自我矯正的傾向（self-rightingtendency），即使在逆境中，仍然能夠發展出能力、自信和照顧等技能。③兒童抗逆力成為困境兒童研究和干預的新范式。兒童抗逆力概念在四十多年的研究歷程中，也發生了演變。兒童抗逆力最初被視為個體抵抗逆境的固定品質，主要是指在個體發展過程中提升其適應高危環境的成功的適應力。④但有學者認為抗逆力并不是一種要么有，要么沒有的固定品質，兒童在其生命周期的不同階段或多或少都具備一定程度的抗逆力。⑤鑒于此，有學者將兒童抗逆力視為兒童成功適應的結果⑥或者是危險因素和保護因素相互博弈的過程。⑦雖然抗逆力的概念還在不斷地發生變化，但是其核心始終包括三個部分：暴露在困境中；抵消困境影響的資源或者優勢的出現；展示積極適應結果。⑧所以，本文認為兒童抗逆力是指兒童在逆境中依靠自身和環境系統的資源或優勢，克服困難，展示積極適應結果的能力。這種能力受到個體和外部環境系統的影響，并且在兒童生命的不同階段表現出不一樣的形式。

（二）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20世紀80年代，兒童抗逆力研究者開始嘗試將研究成果用于推動高危兒童或青少年的干預和預防計劃，如：抗逆力在學校教育和精神健康服務傳遞中的應用等。有學者就提出抗逆力研究是對教育、青少年服務和以優勢為本的社會工作的真正回饋，它給那些為兒童、青少年和家庭服務的工作者提供了以研究為本的答案：找出能夠促使青少年的保護性因素，即可以促進青少年在面對壓力、不利和創傷之時健康和成功發展的發展性支持和機會。⑨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具有不同以往的干預理念、干預系統和干預原則。首先，在實踐理念方面，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聚焦于尋找困境兒童內在能力和系統優勢。有學者認為青少年抗逆力的核心理念是：高危青少年可以做得到、所有的個人都有內在的抗逆力、人和地方可以創造差異、言傳身教勝于一切、所有的工作都是以我們對內在能力的信念開始的。①這種對兒童自身能力、資產的關注，直接回應了兒童時期的發展性任務，這同減少兒童暴露在逆境中的危險一樣，都可以有效地幫助兒童克服發展中的挑戰。其次，在干預系統方面，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系統為兒童生活的所有系統。早期的兒童抗逆力提升實務計劃，很多干預計劃都在學校推行。因為兒童在學校呆的時間很長，所以學校是實施支持兒童和協助兒童克服環境壓力的干預計劃的極佳場所。在學校推行抗逆力干預計劃，能夠有效地推動兒童抗逆力的提升，并取得明顯的效果。②隨著抗逆力研究從個體取向逐步向系統取向轉變，有學者就指出，沒有任何一個單個的系統或者實踐能夠推動兒童抗逆力的成長，成功的實踐的關鍵因素是充分考慮學生的需要和實踐地點的優勢和劣勢，制定出整合傳遞系統。③這種整合性的服務系統，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從兒童所處的系統出發，從多個層面———學校、家庭、社區———實施干預；二是兒童抗逆力提升實踐應該與現有的兒童服務相整合（如：教育服務、文化服務等）。再次，在干預原則方面，兒童抗逆力視角下的社會工作實踐遵循綜合的行動原則。兒童抗逆力理論要求社會工作者在服務中遵守以下原則：在干預基礎方面，關注與兒童相關的理論和研究證據，強調理論和經驗研究的結合；在干預方法方面，認為兒童發展面臨的消極因素的減少和積極因素的提升同樣重要；在干預目標設定方面，關注干預兒童所處環境的影響，將干預目標和兒童的背景有效地整合；在干預手段方面，提供整合的而不是碎片似的服務，提升干預的可持續性。④#p#分頁標題#e#

三、“抗逆小童星”：一項提升流動兒童抗逆力的社會工作實踐

（一）項目簡介

“抗逆小童星”是南京大學社會工作碩士（MSW）教育中心與南京市建鄴區民政局共同合作的“增強兒童抗逆力實務項目”，服務時間為2010年10月—2011年10月。1.項目實施社區基本情況南京市建鄴區HY社區，現有居民4015戶，10562人，該社區主要是失地農民安置社區，整體收入水平偏低。HY社區內有一所外來工子弟小學，興辦于1999年，校舍在HY社區居委會樓上，共兩層樓，整個學校沒有操場、圖書室等基礎設施，只有一間活動室，供學生課間休息使用。該校共有學生600名，教師11人。由于南京市建鄴區2005年逐步實施“將流動兒童納入公辦教育”的規定，該校規模不斷縮小，且將于2012年上半年停辦。所以，對于在這一學校就讀的流動兒童而言，他們面臨的困境更突出，選取該校作為抗逆力提升實務項目的實施地，比較合適。2.服務對象基本情況“抗逆小童星”項目組通過前期評估，選取其中100名流動兒童參加“抗逆小童星”抗逆力提升社會工作實踐活動。服務對象的基本情況為：男生占64.0%，女生占36.0%；平均年齡為12歲；農村戶口占84.2%，非農戶口為15.8%；父母文化水平較低，在高中及以上的分別為19.1%，8.5%；家庭經濟條件較差，比較好或者好的僅占16.1%；流動兒童父母職業等級相對較低，大多數都是非正式就業，職業類型主要是賣菜、清潔工、卸貨工等。

（二）提升流動兒童抗逆力的社會工作實踐：理念、評估和干預策略

1.理念：生態系統理論與優勢視角結合下的整合型社會工作20世紀70年代，社會工作領域中生態系統理論（EcologicalSystemsTheory）得到廣泛應用，其對個體和環境系統雙重聚焦的整合視角，挑戰了傳統社會工作實踐中個體心理聚焦的視角。生態系統理論是強調個體和社會系統之間相互依賴、相互聯系的一種思考和組織的知識系統，其認為人類的發展不是在真空中，而是個體與社會、物理環境、階層和文化環境連續交換的產物，并且依賴于服務使用者的參與和分享。①該理論認為個體發展的生態系統共分為四個部分：微觀系統（micro-system）、中系統（meso-system）、外系統（exo-system）和宏系統（macro-system）。②生態系統理論對系統之間互動的強調，使得“人在環境中”的核心概念得以復蘇，為整合型的、通用的社會工作實踐模式奠定了基礎。20世紀80年代，社會工作領域中優勢視角成為新的范式，其被廣泛應用于兒童福利、家庭和老年人服務中。優勢視角聚焦于服務對象的資產（asset）或優勢，關注社會工作者與服務對象在問題解決過程中的相互協作，而不是社會工作者作為專家的角色來主導干預活動，同時干預任務也轉變為協助服務對象發現和增強他們潛在的能力，從而在逆境中成功地獲得發展。③抗逆力作為優勢視角的基本信念之一，自然也成為社會工作實踐的主題。20世紀90年代，將生態系統理論和優勢視角整合在一起，越來越成為社會工作實踐的主流模式④，此時期興起的抗逆力提升實踐，就是生態系統理論和優勢視角結合的產物。受這一社會工作實踐理念的啟發，本文將流動兒童問題置于廣闊的社會文化和制度背景下予以審視，將流動兒童抗逆力視為特定環境中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圖1反映的是優勢視角下的流動兒童生態系統：一方面流動兒童抗逆力直接受到微觀系統中家庭、學校和鄰里的影響，宏系統中的社會文化、社會制度和政治經濟狀況以及外系統中社會服務組織、基層政府、社工高校也會間接地影響流動兒童；另一方面流動兒童抗逆力還是各種力量互動的結果，如：系統之間的互動，或者是系統內部的互動。無論是系統本身還是系統內部或系統之間的互動，均包含影響流動兒童抗逆力水平的保護因素和危險因素（優勢/劣勢）。生態系統理論和優勢視角結合下的整合型社會工作包括兩方面的整合：一是系統整合，充分考慮宏系統、外系統、中系統和微觀系統對流動兒童的影響以及各組成部分的優勢/劣勢，發掘流動兒童及其環境系統的主體性；二是方法整合，從流動兒童及其系統的優勢/劣勢出發，綜合應用個案工作、小組工作、社區工作等專業社會工作方法，而不是專注于外部干預，割裂地考慮哪些適合個案工作，哪些適合小組工作，哪些適合社區工作。

2.評估：流動兒童抗逆力及其危險/保護因素的評估在抗逆力研究和干預過程中，對服務對象及其環境系統危險/保護因素的界定和評估是至關重要的。本文將流動兒童宏系統作為其成長和發展的背景，基于個體維度的抗逆力—易感性（vulnerability），系統維度的危險—保護因素兩個維度，評估流動兒童個體及其外系統、中系統、微觀系統的優勢和劣勢。①具體結論如下：

（1）個體抗逆力—易感性方面。流動兒童在面對風險時具備一定程度的抗逆力，但是54.3%的流動兒童的抗逆力水平較低，也就是說超過一半的流動兒童抵抗風險的能力較差，具有明顯的易感性。具體而言，流動兒童的樂觀感明顯好于歸屬感和效能感，低水平樂觀感的流動兒童占9.1%，而歸屬感的低水平率為26.8%，效能感為34.8%。這說明流動兒童對自我和周圍現狀積極的認知能力，明顯高于其對環境的歸屬感，而流動兒童對自我生活的管理能力是最差的。

（2）系統危險—保護因素方面。流動兒童生活系統中保護因素較少，危險因素較多。流動兒童生活系統中無論是危險因素還是保護因素主要集中于微觀系統，中系統和外系統的作用不夠明顯，系統之間的互動和連接也較少，這更惡化了流動兒童的生態系統。通過分析可知，直接的保護因素包括：連續的家庭照顧、父母穩定的婚姻關系、較好的父母關系、較高的學業期待、較高的班干部擔任率、良好的同輩關系；直接的危險因素包括：家校合作較少、父母較低的文化水平、較差的家庭經濟條件、較差的居住方式、粗暴的教育方式、較少鼓勵子女能力發展、較少參與子女生活、家庭文化氛圍不足等；潛在的保護因素有：社會服務組織、社區居委會、社會工作高校；潛在的危險因素有：社會支持因素缺乏等。

3.策略：危險聚焦/資產聚焦/過程聚焦流動給兒童的成長和發展帶來一系列的壓力事件。已有研究表明，如果兒童面臨的危險因素較大，保護因素不能很好地調節危險因素的影響，則兒童有可能出現情緒失調、行為失范、行為等問題；相反，如果兒童具有的保護因素能夠有效地調節危險因素，則兒童即使是在逆境下，同樣能夠獲得良好的適應結果。流動兒童抗逆力提升的主要目標就是：增強兒童個體和系統的保護因素、減輕兒童個體和系統的危險因素。抗逆力為本的兒童干預實踐，提供了一個干預的替代性框架，聚焦到兒童生活系統中的資源或者優勢，通過建立兒童的保護網絡和提升兒童能力，最大化兒童良性發展的可能?？鼓媪μ嵘C合起來有三種干預策略：危險聚焦策略（risk-focusedstrategies）、資產聚焦策略（Asset-focusedstrategies）、過程聚焦策略（process-focusedstrategies）。①本項目綜合應用了這三種策略，提升流動兒童抗逆力，如圖2所示。#p#分頁標題#e#

（1）危險聚焦策略，聚焦到減少或預防危險因素及其影響，主要涉及微觀系統的干預。這是指減少兒童暴露在危險中的經驗，針對流動兒童而言，主要是減少流動兒童家庭危險因素（親子關系鏈接不夠、父母投入子女生活較少等）、流動兒童學校和社區危險因素（較低的學業成就、單一的成就來源、社會支持缺乏等）。本項目采取的干預方法有：針對家庭危險因素，實施的方法有推動兒童親密關系的建立、增加父母投入子女生活的機會，比如：通過布置家庭作業的形式，讓子女和父母共同完成；在結束和開始時舉辦慶典，邀請家長參加，共同見證子女的成長；針對學校和社區危險因素，則是增加兒童的學業成就，擴大其成就來源，比如：讓兒童加入英語課外學習班、增加兒童上臺表演的機會、擴大其資源網絡。

篇9

關鍵詞：生態；水利工程；河道治理；護坡；原理

中圖分類號：TV85 文獻標識號：A 文章編號：2306-1499（2013）06-（頁碼）-頁數

近年來，氣候異?，F象不再偶然，全球性的洪水災害，持續干旱頻繁發生，海嘯和地震以及地震引起的洪水泛濫等災害不斷威脅著人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人類為了避免此類災害引起的人身傷亡和經濟損失，利用水利工程進行防護，起到了較好的效果。然后，在進行水利工程建設過程中，難免會對環境造成不同程度的破壞，而環境的破壞又會加劇這種惡劣氣候的進程，因此，在進行水利工程設計時，有必要將生態保護融入其中，減少一些不必要的經濟投入，從側面又響應了國家低碳的號召。進行生態水利工程的設計，可以在減輕洪水災害、持續性干旱災害等產生的破壞性外，還能夠用于發電、供水、形成巷口和水上交通通道，促進民生事業的發展和經濟的發展。因此，設計水利工程時務必要統籌兼顧環境、社會、經濟等因素，保持水利工程建設與生態環境的平衡，以可持續發展觀為導向，引進生態水利工程概念，探究生態水利工程設計原則，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處[1]。

1.生態水利工程、生態河道、生態護坡的含義

傳統水利工程主要以水文學、水力學、巖石力學、結構力學為主的工程力學體系。生態水利工程更加注重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更加關注人工工程對水體的影響， 吸收了部分生態學的理論與環境工程學的技術方法，成為一個跨領域的工程體系，具有極強的綜合性[2]。在水利工程中，往往需要對河道進行護坡、現澆砼護堤等進行工程設計與維護。因此，生態水利工程中包含生態河道治理和生態護坡的內容。生態河道治理是在利用生態修復技術，將河床和護岸等進行修復，恢復其生態的豐富多樣性和可循環性。生態護坡則是在保證河道護坡的基本功能的基礎上，利用生物的生長特性，形成水-土-生物之間的物質、能量和停息的良性循環體系[3]，

2.河道治理中生態技術利用的基本原理

2.1經濟安全性原則

生態水利工程特別是中小型河道進行治理時，必須堅持經濟性和安全性的基本設計原則。中小型河道的生態治理，是要將生態學原理引入其中，工程設計時要考慮河道的最大承受能力，河岸及護坡等的使用壽命，增加其安全耐用性。在進行河道的生態治理時，還要從經濟學角度加以分析，生態河道治理時，也要將工程項目的風險性的影響因素考慮進去，如本河道常年的水流情況，兩岸的生態系統情況，河道應急能力，護坡等的抗沖刷能力等進行監測和評估，將工程項目的風險性降至最低，實現經濟實用性。另外，在生態河道治理時還要實現經濟利益最大化，在保證其基本防洪通水能力外，還要能夠為日后的其它功能開發提供便利，如開發旅游、水利工程二次利用等。因此，生態水利工程設計時特別是進行生態河道治理時，要遵循經濟安全性的基本原則。

2.2充分發揮河流及護坡的生態自我修復能力

進行生態水利工程修建、維護時，特別是進行生態護坡設計時，都要遵循生態系統的自我恢復能力的原則。進行生態護坡設計時，設計人員必須對治理的河道現場進行調查，掌握第一手的現場資料，將邊坡原有的生物種群、土壤特性和常年的氣候條件等進行全面的了解，按照生物的生活習性，因地制宜，選配適應治理河道的生物，修復河道邊坡的生物多樣性，建立喬、灌、草三位一體的多層次的復雜結構，強調以灌木為主，中長期效果為主[4]，協調植物之間的關系，提高生物群體的生態恢復性，實現河道及護坡的自我恢復能力。通過生態護坡工程，利用植被對地表及地下水文進行滲透與反滲透，起到生態調解作用，實現河道生態治理后的自我恢復。因此，在生態水利工程設計時，要遵循自我恢復能力原則。

2.3遵循生態水域的生態系統性原理

河流不僅有其自身的生態和水文特性，還與周邊的森林、田地、鄉村等構成了一個生態系統，河流發揮著為生物提供生存空間的作用。水域生態是一個大的系統，廣義的水文系統不僅包括從發源地到河口的地下水與地表水系統，還包括河流串聯起來的湖泊、濕地、水塘、和洪澤區。水文系統與生物系統交織在一起，形成整個河流生態系統。如果河道受到影響，就會破壞它所聯系的整個河流的生態系統。在進行生態水利工程設計時，不能只僅僅考慮河道的水文問題，要充分考慮河流生態系統內各個要素之間的相互作用，及整個河流生態系統的修復問題。

2.4保護河流的生態多樣性

河道經過長時間的沖刷，無論植被還是地上、地下的水文都會發生惡性變化，影響河道的基本功能。因此，在進行生態水利工程設計時，尤其是河道治理中，必須保護河流的生態多樣性。河道生態治理工程設計時要考慮河道的寬度、河流的連續性、水位、流速、水溫等。河流的生態特點主要是：水-陸兩相和水-氣兩相的聯系緊密性；上中下游的生境異質性；河流縱向的蜿蜒性；河流橫斷面形狀的多樣性；河床材料的透水性等。水—陸兩相和水—氣兩相的緊密關系，形成了較為開放的生境條件；上中下游的生境異質性，造就了豐富的流域生境多樣化；河流縱向的蜿蜒性，形成了急流與緩流相間；河流橫斷面形狀的多樣性，表現為深潭與淺灘交錯；河床材料的透水性為生物提供了棲息所。所以生態河道治理工程在設計中要充分保護生物的多樣性，保護和恢復原先所有多樣性的生物棲息環境，為生物的多樣性提供生存環境，設計最合理的生態治理型式，避免由于工程的建設減少生物群落的多樣性，引起生態系統的退化[5]。

2.5生態河道的再次開發適用性

在進行生態河道治理工程設計時，要考慮到日后河道工程的二次開發，如旅游開發，發電供水開發等。因此，在保證河道生態系統性和防洪順水功能外，還要保證美觀的工程外形，和諧的生態系統，以及河道在供水發電等方面是否具有開發潛力。增加生態水利工程的經濟利益。

3.總結

生態水利工程是利國利民的民生工程，需要遵循經濟性、安全性、自我恢復性、保護河流多樣性、維護水域的生態系統性和二次開發的美觀適用性等基本原理，才能在保證生態水利工程基本功能外，兼顧生態的良性循環，改善人們的生存環境。尤其是在小河道治理工程中，更要需要融入生態系統理論，實現生態養河、生態治河。

參考文獻

[1]杜佐勝.生態水利工程的概念及設計原則[J].科技致富向導，2012，（35）.

[2]禹博.論生態水利工程的基本設計原則[J].河南水利與南水北調，2012，（18）

[3]趙鋒，胡可可.河道生態治理中的生態護坡應用[J].浙江水利科技，2010，（06）.

[4]譚繼忠，金光云.雞東縣穆棱河提防生態護坡工程初探[J].黑龍江水利科技，2009，37（03）.

篇10

關鍵詞：上海 創新 創業 生態系統

順應國家科技強國戰略的實施，上海提出了到2050年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愿景目標，打造全球知識策源地和創業高地。對此，建設良好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是必由之路。但是，和世界發達的紐約、倫敦、東京等全球城市相比，在創新要素集聚、生態環境營造方面還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本文基于國際全球城市建設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的主要影響要素和未來趨勢，提出上海下一步建設良好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的對策建議。

一、文獻綜述

Sassen在1991年的《全球城市（Global city）：紐約、倫敦和東京》一書中研究基于城市生產業，將“全球城市”定義為發達的金融和商業服務中心。周振華（2006）指出，全球城市網絡是全球城市重要的中間解釋變量，建立了全球城市與一般城市之間的聯系。李志剛、吳縛龍等（2007）指出，“全球城市”強調的是城市在城市特別是全球尺度上的經濟控制力和管理功能，上海可謂東亞最具潛力的全球城市。屠啟宇（2012）強調，未來“世界城市”的發展趨勢包括由金字塔形向“鐘形”結構發展的格局；以服務業為主向產業均衡形態發展的產業結構；包容性發展逐漸成為關鍵性標桿的社會環境以及向產業乃至城市總體定位滲透的文化等。

（一）城市創新系統理論

區域創新系統的概念主要來源于創新系統和區域科學的研究成果。中國學者趙黎明等以我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大環境為背景，以建立促進地區社會經濟發展的城市創新系統為主線，較早提出了城市創新系統理論。于曉宇、謝富紀（2009）指出，我國城市創新體系的構建不僅僅要考慮長期的科技政策背景和導向，也要考慮到本市創新體系過往的歷史和核心特征。2011年，Jorg Musiolikn等提出城市創新體系的功能主要包括促進創業活動、知識開發、通過網絡進行的知識擴散、幫助并引導創新參與者找到自身的作用點、市場形成、資源調動、法律制度的形成、積極的外部效應的開發。

（二）創業生態系統相關理論

Prahalad C. K.（2005）認為，創業生態系統是一個允許有著不同傳統和動機的私營部門和社會角色共同參與的一個框架體系，在這一體系內，它們扮演各自的角色，并在這一共生關系下創造財富。Florida（2009）解釋了創業生態環境運行過程――受過良好教育的專業人士和富有創造力的工人共同生活在一個高密度的生態體系中，直接互動，產生思想，將其變為產品和服務。林嵩（2011）認為創業戰略和創業支持要素研究在微觀層面回答了創業生態系統的部分微觀屬性特征；創業網絡研究從中觀層面回答了創業生態系統的部分屬性特征；創業環境研究從宏觀層面回答了創業生態系統的部分屬性特征。

二、全球創新創業生態系統的影響因素分析

伴隨信息通信技術的日益普及，以及知識存在形式和研發創新活動呈現出的新特征，外部資源（尤其是全球范圍內資源）的重要性和可實現性不斷提高，企業將獲取創意的范圍拓展至全球，通過嵌入全球創新網絡（GIN）有效獲取全球創新資源。

（一）全球化和網絡化

全球化呈現出兩大新趨勢：一方面是“區域化”的趨勢，即以TTIP、TTP、TISA為代表的區域化將成為全球化深化中不可逆轉的趨勢，并將呈現出區域管制化、數字化和專業化等特征；另一方面是“平衡化”的趨勢，即在全球化深化過程中，全球將著力突破世界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困境，實現“再平衡化”，所有國家將會進一步開放與合作。

網絡化對全世界及全球城市帶來的變化將體現在四個方面：海量微主體、低邊際成本、碎片化多樣化、后喻文化，這對創新創業環境都帶來深刻變化。同時也導致全球城市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全新的需求。

（二）科技進步和產業變革

生物產業、信息產業、材料產業或能源產業的單一產業突破很可能帶來累積效應，引發全社會的整體變革。如能源領域，太陽是未來人類最有希望的能源。每年地球從太陽那里獲得數千倍于世界上的人類所消費的能源，理論上說只要捕獲其中極小部分就能足夠提供我們所需的全部的電力，而且不會改變氣候、損壞環境和窮竭資源。成本、功率密度、能源儲存是決定太陽能發電未來的關鍵性挑戰。

（三）高技能創新型人才的“全球環流”

全球人才流動和集聚將出現一體化趨勢，同時全球人才虛擬化趨勢顯現，隨著科技的迅猛發展，人才將進行更為廣泛和頻繁的跨全球流動，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將形成高端人才的環流和聚集，北―南流動、北―北流動，南―北流動和南―南流動更為頻繁。

大量的高技能勞動力對創新集群的形成至關重要。研究顯示，以色列的企業與在硅谷或美國其他地區工作的以色列國民之間的頻繁聯系對于吸引跨國公司入駐以色列而言至關重要，Saxenian和Hsu（2001年）的研究也指出，臺灣裔的美國工程師成為硅谷與臺灣之間的紐帶，為臺灣新竹產業集群的成功做出了重要貢獻。

（四）風險資本跨境流動

在未來的創新系統和創業生態環境中，隨著新型金融工具的不斷開發，支持創新創業活動的風險資金體量將變得更為龐大，資本性質將更為國際化，資本結構將更為多元，資本的流動將更為開放和自由。其中，未來資本最重要的特征是資本勢位將逐漸下移，即原來只有富商或大企業資金才能流入風投市場，而未來通過金融創新，普通大眾的資金也將參與市場的博弈；而利用互聯網技術，全球化的資金將更為精確地指向任何高回報率的領域，并通過信息技術形成資本運用的高度協同。

（五）知識的全球化流動

未來30年，要素流動將呈現知識密集度高的特征。以往全球要素流動主要是來自低成本國家的勞動密集要素和資源豐富國家的商品密集要素。如今，知識密集要素的流動占到了全球要素流動的50%，而且這一比重還在繼續上升，增速是勞動密集要素的3倍。

隨著信息化水平的不斷提升與新科技革命曙光的日漸明朗，由知識流動主導支撐的“全球創新網絡”將在下一個三十年逐步成為未來全球化內涵的主要演化方向。

三、全球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未來趨勢分析

（一）創新主體多樣化，創業行為常態化

創業物種的多樣性是全球城市創新體系保持旺盛生命力的重要基礎，是創新持續迸發的基本前提。創業物種通過人才、資本、知識、技術為主要紐帶形成了復雜的價值網絡，在競爭性合作共生中不斷演化發展。多樣性共生的特征意味著創新主體與創新環境之間進行著頻繁的試錯與應答。因此，未來創新體系中的創新主體將形成囊括政府、企業、大學院所和用戶，并形成“四螺旋”產學研用“共生”的狀態，用戶將成為城市創新體系中的重要主體，這也使得整個創新體系將變得更為扁平化，而“體驗+服務+產品”將成為創新體系的價值實現載體，面對生產消費者（Prosumer）的崛起和產學研用社區生態化創新的新模式，從強調供給側政策轉向依據創新鏈綜合推進需求側、供給側和環境面政策的協同運用。

另一方面，隨著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創業的門檻將不斷降低，越來越多的個體有能力獲取創新資源，并以個體形式創辦企業。伴隨著越來越多以個體形式成立的小微企業將成為全球創新體系中最富活力的創新主體，其與大企業之間的關系將變得更為平等，并在科研機構、用戶群體的協同下全面參與到價值鏈的各個環節。

（二）創新活動全球化，創業活動社區化（本地化）

全球城市創新體系不再是孤立封閉的“生態圈”，而是建立了與外部的廣泛聯系。每一種創新物種個體或群落的發展進化均依賴于其他創新物種個體或群落以及周圍環境，人才、資金、信息將自由、高效流動，進而更加高效地匯集全球的創新力量。以色列特拉維夫創業生態系統堪稱高度開放性的典型代表。特拉維夫吸引著全世界的企業家、投資者和創新人才到此聚集。截至到2013年10月，已有數百家跨國公司在特拉維夫建立了分支機構或研發中心，包括google、微軟等世界級高科技公司，同時也有許多以色列創業公司被國際知名公司收購。又如印度的班加羅爾，在其科技園有注冊運營的企業超過130 家，其中65%以上為跨國公司，微軟、英特爾、IBM、通用電器、朗訊科技等全球多家500 強企業均在園區設有離岸軟件研發中心。

（三）創新系統開放化，創業生態繁榮化

未來創新體系是創新主體在全球范圍內搜索可利用的知識資源、關注資源使用權并且具備高度開放性的價值網絡創新模式。隨著城市逐漸成為區域中最具代表性的載體，成為全球價值網絡中最為重要的節點，城市創新體系將與全球創新網絡這一大系統產生更為全面、深入的交互活動。而未來城市創新體系只有深度融入全球創新網絡，參與全球范圍內的資源交互，協同創新才能最大程度地實現其系統價值。與此同時，到2050年是全球第三次工業革命深入發展的三十年，以“互聯網+”為代表的創業機會將不斷涌現，而創業的便利化使得全球范圍內的創業生態將呈現出空前的繁榮，這也為創新系統的進一步開放和輻射作用奠定了基礎。

四、對策建議

上海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創中心，需要培育全球化的創新創業生態系統，應當聚焦關鍵問題、突破制約瓶頸，分階段、有層次地推進創新生態環境的構建。

（一）在城市創新發展理念上，從工程化思維轉向生態化思維

生態化思維的創新發展，更強調增強回路和調節回路等反饋機制，注重創業生態物種、要素的多樣性、異質性，且更迭多，要素間關系更為復雜。重點要突出不同主體間的有機聯系，突出政府內部及與各要素的協同，高度重視“選擇機制”，如創業要素與“創業環境”（生境）間的選擇與適應問題。

（二）在系統運行機制上，要更注重系統可持續演化發展

全球城市創新系統與創業生態環境的形成是一個從低階到高階進化發展的過程，系統從單個主體集聚，不斷成長、發展、演化過程中，通過“漲落”正反饋機制中達到有序，從微漲落經過要素非線性作用逐漸放大為巨漲落，引起全球城市創新系統與創業生態環境新的有序結構和突變的產生。

（三）在與外部環境互動上，要以更加全面的開放來促進創新

促進創新要素的自由流動，促進對內對外的全方位開放，促進創新主體之間的對接、交流與交融。上海要充分借助自貿區的建設與發展，以開放競爭促進創新發展。通過多層次、多渠道、多方式開展國內外科技合作與交流，提升利用全球創新資源的能力，搭建全球原始創新的產業轉化平臺。

（四）加快建設以服務經濟為主的產業結構

充分結合市場對資源配置的決定性作用、對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性作用和政府對產業進化的促進性作用，重點發展提供全球化服務的生產業。聚焦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領域，以服務型制造推動支柱產業和主導產業持續向價值鏈高端遷移，從而使上海的產業創新生態系統成為中國產業群落演替和進化的重要“風向標”。

（五）引導企業培育創業生態系統

強化企業間共生合作，規范大企業并購中小企業的有關法規政策，引導、鼓勵上海制造企業強化研發設計與技術整合能力，實施開放式創新和嵌入式創新，從“大而散”的產業鏈內置模式，轉向“大而強”的產業創業生態系統模式。充分利用全球創新資源和生產要素，建構面向全球市場的產業創業生態系統。

參考文獻：

[1]Archibugi D，Howells J，Mi-chieJ. Innovation systems in a global economy [J]. Technology Analysis & Strategic Management，1999

[2]克里斯托夫?弗里曼著，張宇軒譯.技術政策與經濟績效：日本國家創新系統的經驗[M].南京：東南大學出版社，2008

[3]周振華.全球化、全球城市網絡與全球城市的邏輯關系[J].社會科學，2006 （10）：17―26

[4]陸偉芳，余志喬.從世界城市、全球城市到世界名城――一種理論的視角[J].城市觀察，2014（1）：146―152

[5]肖林.未來30年上海全球科技創新中心與人才戰略[J].科學發展，2015（7）：14―19

[6]李志剛，吳縛龍，高向東.“全球城市”極化與上海社會空間分異研究[J].地理科學，2007，27（3）：304―315

[7]屠啟宇.全方位把握世界城市發展新趨勢[N]. 解放日報，2012―4―9

[8]趙黎明，李振華.城市創新系統的動力學機制研究[J].科學學研究，2003，21（1）：97―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