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人口現狀及問題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流動人口現狀及問題，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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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廣州市流動人口基本狀況 

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流動人口也大規模地向城市遷移。自20世紀80年代起，廣州作為中國東南沿海較早發展起來的省會城市，經濟得到飛速發展，匯集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流動人員，大量的外來務工人員在廣州生活工作，廉價的勞動力推動廣州市經濟的迅速發展，生活水平和生活環境的進一步提高吸引著愈來愈多的流動人口進駐廣州生活和工作。 

廣州的流動人口有其自身的特點： 

1流動人員基數大且空間分布不均 

據廣州市來穗人員服務管理局通報，“截至2013年年底，廣州登記在冊流動人口686.7萬人，廣州實際居住的流動人口為837萬人左右，反超常住人口。”[2]廣州市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番禺和白云兩區，其他城區基本持平。在每個城區中，流動人口傾向居住在城中村，如東圃、石牌等。 

2流動人員來源地結構 

廣州市流動人口來源于省內的其他城市占廣州市流動人口的近一半，省內其他城市流動人口多向珠三角流動，而廣州則位居樞紐地位。因地理位置緣由，廣州市流動人口來源于省外的省份主要是湖南、廣西、湖北、江西和四川等省份。 

3流動人員文化程度 

因產業發展的緣由，廣州市流動人口多從事勞動密集型產業，流動人員文化程度不高，基本為初中和高中水平，在一些高新技術區和CBD，其流動人口學歷比較高，隨著廣州市的進一步發展和產業深化轉型，流動人口的文化程度將會越來越高。 

4流動人口職業結構 

廣州市各個地區經濟發展的側重點和經濟機構不同，直接決定了各區的流動人口的職業結構。天河區的流動人口主要從事商業和服務業;白云區流動人口主要從事制造業和批發零售;荔灣區的流動人口主要從事個體商戶和零售;花都區的流動人口主要從事工業。 

5流動人員的經濟狀況 

流動人口的收入與其職業是對應的，流動人員的收入普遍較低，部分流動人口的收入達不到本地的最低工資標準，從各區看，天河區的流動人口收入較高，其余各區相對較低，流動人口的大部分人文化水平和教育水平不高，從事低層勞動密集型產業。 

（二）廣州市流動人口繼續教育現狀 

流動人口的特殊性使得其繼續教育與其他繼續教育有著顯著差別。廣州市流動人口繼續教育與其他繼續教育一樣統一受廣州市政府的繼續教育管理，沒有對流動人口繼續教育和社會上其他人群的繼續教育明顯地區分開來，統一享受廣州市政府的提供的繼續教育資源和服務。而另一方面，廣州市其他社群的繼續教育如公務員、軍官、教師等有專門的繼續教育設備、網絡平臺、資金和服務體系，流動人口繼續教育沒有系統的服務體系，主要是對流動人員的人口管理。 

廣州市政府對流動人口繼續教育出臺了一些積極的舉措。 

一是整合高校資源。廣州市政府積極發揮社區功能，與地區高校聯合辦學，為流動人員的繼續教育提供正規教育平臺。廣東工程職業技術學院與社區政府成立“廣東工程職業學院登峰街社區教育學院”，廣州市城市職業學院融合社區教育和成人教育成為廣州社區學院，現已在各區成立了分院，如白云區分院。 

二是針對流動人員的素質教育。社區教育辦學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提高流動人員的文化素質。社區教育不僅為流動人員提供學歷傳統教育，還為流動人口提供各種技能培訓教育、心理輔導、社會職業分析等教育，使他們全方位提高個人素質，提高生活能力和生活水平，融入廣州市民生活。 

廣州市在充分認識到提高流動人員文化素質對廣州市發展的重要意義后，積極關注廣州市流動人員的社會需求，配合廣州市城市化建設，逐步增加對流動人口繼續教育的項目支持。政府通過立項使得流動人員繼續教育問題得到技術和資金支持，使繼續教育資源分配實現最大的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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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流動群體 就業培訓 社區培訓

流動人口，是指離開戶籍所在地，以工作、生活為目的異地居住的成年育齡人員，國外一般稱為人口流動。我國流動人口的產生是經濟轉型的產物，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率先在農村施行，的實行和農業產業化的推進解放了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雖然農村鄉鎮企業的興起吸納了一大批農村剩余勞動力，但是仍有大量的勞動力剩余。隨著經濟體制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城市經濟快速發展，公司與企業的興起需要大量的勞動力，農村的剩余勞動力正好彌補了這個空缺。為謀求更高的生活質量和更好的發展空間，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由原住地流向城市，俗稱“農民工”，流動人口的主體就是農民工[1]。

一、流動群體就業現狀

在由農村向城市轉移的過程中，農村剩余勞動力融入城市的道路走得并非一帆風順。我國長期以來實行的二元經濟格局，使得農村剩余勞動力在受教育和就業培訓方面與城市人口相比存在較大差距。大多數流動人口來自于經濟社會較為落后的農村地區，在進入城市務工過程中面臨著職業、生活方式、社會交往關系等一系列的轉變和適應。流動人口在城市非農就業轉移過程中，較低的受教育程度成為制約他們實現非農就業轉移的瓶頸，影響了流動人口在城市尋找工作的難易程度及工資收入水平，是需要提供就業培訓幫助的弱勢群體。

二、流動群體職業技能培訓現狀及問題

當前，政府對于流動群體職業技能培訓予以了相當的重視，并采取了一定的措施，其中，興辦了多種類型的勞動力培訓市場，用于對流動群體進行有針對性的技能培訓，以期能夠推動他們順利適應城市經濟發展的要求。

公辦勞動力培訓市場由政府出資、政府主導或委托相關培訓機構對剩余勞動力進行技能培訓。但相對于中國龐大的流動人口規模來說，政府提供的針對流動人口技能培訓的專項資金無異于杯水車薪，從而使農村勞動力轉移所需要的就業培訓面臨著資金缺乏的困境。

除了公辦培訓機構以外，在勞動力培訓市場上，各種各樣營利性民辦專業培訓機構迅速成長，為農村剩余勞動力接受培訓提供了多種渠道。然而在現實中流動人口進入民辦培訓機構的比例很低，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多數民辦培訓機構以營利為目的，在培訓過程中收取了較高費用，這筆較高的培訓費用成為流動人口接受就業培訓的主要障礙[3]。

綜合起來，流動人口職業技能培訓方面所表現出來的問題很明顯地體現在兩個方面：

其一，培訓費用問題。培訓費用是目前流動人口參加就業教育培訓的首要問題。就業教育培訓是流動人口實現非農就業的關鍵，但流動人口、政府部門和用人單位由于各自的原因，不能提供足夠的資金支持。

其二，培訓技術含量低?？萍及l展和技術進步對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和掌握技能水平的要求越來越高，用人單位需要的是具有較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較高技能的員工?，F有針對流動人口的培訓主要是技術含量低的手工技能培訓，具有培訓時間短、內容簡單、見效快的特點。這些低層次的技能培訓無法真正提高流動人口的素質，難以適應市場競爭的需要。

三、以社區為中心構建流動人口培訓體系的優勢

20世紀90年代以來，隨著我國單位制影響的逐漸式微和社區建設運動的興起，原有的以“單位”為基礎的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被打破，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匯聚到城市社區，伴隨而來的是更多的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事項沉淀到社區，社區日益成為社會建設和經濟發展的著力點。以社區為中心構建針對流動群體的職業技能培訓體系具有如下無可比擬的優勢：

1、具有一定的針對性

目前，就城市而言，下崗失業人員及農村剩余勞動力百分之八十以上居住在各個社區，對于這些下崗失業人員和新生勞動力的情況及求職需求，社區了解得較為具體細致。同時，對社區內的企業用工情況及社區所需開發崗位情況也心中有數，社區職業技能培訓機構可以根據求職者的實際情況和企業用工情況，開展有針對性的培訓，能夠提高培訓的就業率。

2、具有一定的靈活性

社區職業技能培訓機構，對所培訓對象，可以采取靈活多樣的培訓方式。對于保潔、保安、家政服務等崗位，由于技能需求不高，可以舉辦短期培訓班，只要達到上崗要求即可畢業上崗。對于技術含量較高的崗位，如電器修理、影視制作、企業營銷、生產管理等，可以外請高級教師講課，培訓時間可以長一些，也是以達到上崗條件為目的。

3、具有一定的方便性

生活在社區的下崗、失業人員及農術剩余勞動力，有相當一部分人是家庭主要勞動力，家庭生活也需要他們去維系。所以，長期到離家較遠的職業培訓中心參加培訓，有一定操作上的困難。而參加社區培訓，一方面只需短期培訓即可上崗，社區培訓更為方便些；另一方面社區培訓機構離受訓人員家近，出入方便；三是社區培訓機構人員與受訓人員比較熟悉，容易進行思想溝通，方便就業指導，并能夠幫助轉變一些人不正確的擇業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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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流動人口與日俱增。流動兒童的免疫接種問題，已成為制約我國計劃免疫工作深入開展的關鍵，被視為當前計劃免疫工作的一大難點，就其現狀作一簡述。

關鍵詞：流動兒童；計劃免疫；現狀；對策

中圖分類號：R18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3-2197（2009）03-0132-01

目前，我國流動人口規模已達1.4億，超過了總人口的10%。流動兒童面臨著兒童權利、義務教育、衛生保健等方面的問題。如何讓流動兒童接種疫苗，公平地獲得健康保障，筆者就其現狀簡單介紹如下。

1 流動兒童的概念及免疫狀況

1.1 流動兒童的概念

當今對流動兒童沒有一個明確的定義，一般是指“戶口不在居住地，或戶口在本地而人在外地居住，連續時間在3個月以上的兒童”。對某一地區來說，流動兒童包括流入兒童和流出兒童，就流動兒童的來源界定也有多種方式，如以省、市、縣（區）、鄉、村為界，不同地區根據當地的特點或研究需要有不同的界定。

1.2 流動兒童的免疫狀況

流動兒童的建卡、建證率和“四苗”接種率、“四苗”全程免疫覆蓋率均顯著低于常住兒童，而散居流動兒童“四苗”全程免疫覆蓋率又顯著高于聚集地流動兒童。調查上海市外來流動兒童計劃免疫5種疫苗的合格接種率僅為41.02%，遠低于本地戶籍的兒童；深圳市寶安區對社區外來兒童接種率調查顯示，來深圳居住時間的長短對接種率有直接影響，越早到來，接種率越高。城市中的大型農貿市場、建筑工地等流動兒童聚集地接種率最低。調查顯示，流動兒童居住時間越長，建卡率和接種率越高。

2 流動兒童計劃免疫管理的策略探討

2.1 加強管理，健全法制，加強多部門的合作

計劃免疫是一項國家指令性工作，又是面廣量大、艱巨復雜的社會系統過程。政府立法有利于增強群眾的法制觀念，強化計劃免疫監督管理的力度，為計劃免疫工作的持續發展提供法律保證。

2.2 領導重視，狠抓落實

每年應將流動兒童計劃免疫管理納入年初工作計劃及年終考核指標。從行政、業務上狠抓落實，促使各鄉鎮衛生院積極主動，想方設法地采取各種措施搜索流動兒童，減少免疫空白點。2.3 廣泛宣傳，普及免疫知識

根據流動人口的特點，有針對性地進行宣傳，充分利用廣播、電視、報刊、宣傳單、標語、接種證等多種形式，多方位地反復開展計劃免疫知識的宣傳教育，讓兒童家長主動到衛生部門登記造冊免疫接種，由現在的被動搜索變為主動上門要求免疫服務。

2.4 增加投入，確保工作的開展

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和流動人口的增加，尤其在流動人口比重大的地方，計劃免疫人員的配備和經費都面臨很大的壓力。爭取政府的重視，增加經費和人員的投人，設立流動兒童計劃免疫管理專項經費，保證冷鏈設備、疫苗運轉、人員培訓、社會宣傳、工作人員勞務費等經費的落實，才能保證計劃免疫工作的全面發展。

2.5 提高基層接種隊伍的素質

免疫服務的滿意度對流動兒童的基礎免疫有著重要的影響作用。計免醫師在接種過程中規范操作的情況、能否向群眾傳遞正確的兒童計劃免疫知識及處理異常反應的能力等均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家長對免疫服務的滿意度。故加強對接種人員的培訓，提高接種隊伍的素質，使所有人員持證上崗，將對提高流動兒童免疫接種起到推動作用。

總之，流動人口是商品經濟體制的必然產物，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工業化、城市化建設快速發展，生產的社會化、集團化程度越來越高，勞動力出現過剩。在這規模宏大的流動人潮中，也夾雜著不少的兒童成為計劃免疫的流動兒童，人口大流動將是我國今后相當長一段歷史時期內的一種必然社會現象，做好流動兒童的計劃免疫工作既是歷史的要求，也是現實的需要。

參考文獻：

［1］ 陸碧茹，丁燦華.流動兒童計劃免疫現狀及管理策略［J］.現代預防醫學，2007：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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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流動人口；家庭教育；文化資本

布迪厄認為，文化資本是“那些非正式的人際交往技巧、習慣、態度、語言風格、教育素質、品位與生活方式”。為進一步理解文化資本，他闡述了文化資本的三種存在狀態：一是具體的狀態，二是客觀的狀態，三是體制的狀態。文化資本對兒童學業有重要影響。布迪厄在研究出身于不同社會階級的孩子取得不同學術成就的原因時發現，出身于不同階級和階級小團體的孩子在學術市場中獲得的特殊利潤，是對應于階級與階級小團體之間的文化資本的分布狀況的。因此在布迪厄看來，受教育者在走進學校接受教育之前并不是都是一樣的教育水平下，他們都或多或少地擁有各自的文化資本（來源于家庭的），而文化資本的多與少預示著他們將來在教育成就上的大小。流動人口家庭的文化資本情況如何呢，下面按照布迪厄的分類進行分析。

為研究流動人口家庭的家庭教育現狀，我們以昆明Y社區三所農民工子弟小學為基地，全面開展了一次訪問、座談、問卷等諸多形式的調查。本次調查除訪問、座談外，還問卷調查全校200名學生的家庭。問卷由學校帶給家長，家長填寫后再由學生帶回學校匯總，從問卷發放到收回和情況匯總分析看，家長對本次調查是十分支持認真配合的，反應信息是可信的。流動人口子女學生195名，流動人口戶籍分布是：四川68人，貴州22人，湖北8人，福建3人，昭通27人，會澤28人，山西1人，河南11人，重慶23人，廣西4人。

一、流動人口家庭教育文化資本現狀及存在問題

1.具體狀態的文化資本

具體狀態的文化資本包含父母的知識、修養、技能、能力等等方面內容，操作化較困難，在此筆者僅僅討論社會排斥對于家庭文化代際傳遞的負面影響。

隨著兒童年齡的增長，他們對于世界有了一定的了解，如通過電視、老師、同伴、相關他人來了解這個世界，來了解父母在社會中的“形象”，在我國城市中，對流動人口的“污名化”過程相當的嚴重，不修邊幅、臟、隨地吐痰、渾身臭味、不文明等似乎理所當然的加在他們身上。在調查的時候，筆者發現有些孩子對于父母的職業和身份有掩飾的傾向，怕被別人嘲笑，這種“污名化”也影響著父母在子女心目中的位置，影響教育的效果，讓孩子們認為父母就是臟的、沒有修養，能力低下的，這些沖淡了父母身上很多堅強、樂觀、豁達等優點。導致家庭文化代際傳遞面臨著困境。

2.客觀化文化資本

客觀化文化資本是以圖片、書籍、音像、工具等為代表的文化商品形式。在布迪厄看來，所謂文化產品，正是客觀化的文化資本和經濟資本的統一?！拔幕a品既可以表現出物質性的一面，也可以表現出符號性的一面。在物質性方面，文化產品預先假定了經濟資本，而在符號性方面，文化產品則預先假定了文化資本?！绷鲃尤丝诩彝ナ杖氲?，物質生活極端貧困，他們的花費往往集中在維持生存的物質生活消費上而非文化消費上。

由于學校老師的要求每個小學生都必須有字典，字典是孩子學習的重要工具占有量達到68.2%，報紙的占有量為24.1%，作為科普讀物的百科全書是重要的開闊視野的工具但是占有量僅為6.2%，地圖作為了解世界的重要媒介占有量也僅為8.7%?？梢?，除了學校要求的字典以外，其他的文化用品的占有量都很低。

備注：樣本量為195個流動人口家庭

電子文化產品不僅可以啟迪孩子的思維陶冶孩子的情操，而且還可以開發他們對于科學的興趣。如表1所示在流動人口家庭中電視十分普及的，87.7%的家庭有電視，但是在筆者走訪的時候發現電視機總是開著，孩子寫作業的時候也開著，而且聲音開得很大，選擇觀看的節目也是一些臺灣的很長的連續劇。而對于一些新聞類節目和科普節目他們很少觀看。

家里的課外書的擁有量是衡量家庭物質文化資本的重要指標。我可以從表2看到18.5%的家庭連一本課外書都沒有，擁有10本以下課外書的家庭占到74.5%流動人口家庭的圖書占有量十分有限。小學階段正是學習和閱讀的旺盛階段，良好的閱讀習慣對于以后學習能力的提高和學習習慣的養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是流動人口家庭的課外書的擁有量十分有限。

3.體制化文化資本

體制化文化資本主要指通過正規教育獲得的學歷資本。具體說，即通過學術資格、文化能力證書等方式從體制上予以承認的、得到保障的文化能力。體制化狀態的資本與自學者的資本最大的區別在于，前者以社會公認的證書賦予其擁有者一種文化的、約定俗成的、經久不變的、有合法保障的價值，后者則不能給予其擁有者類似的保障。

流動人口的低學歷使其子女在代際傳遞過程中處于弱勢。在城鄉二元分化的經濟體制下，城鄉教育投資體制也是二元分化的，這導致農村教育水平落后于城市。來自農村的流動人口必然受農村教育水平的制約，學歷水平必然不高。如表3所示，母親不識字比率很高占到總數的29.7%，會基本讀寫的占26.2%，小學畢業的占27.2%。父親的受教育水平明顯高于母親，不識字率僅占3.6%初中以上畢業的比率高于母親。但是總體看來流動人口學歷水平處于劣勢地位。

二、改善流動人口家庭教育的對策

1.完善教育立法，將流動兒童家庭教育納入法制軌道

制訂一部《家庭教育法》，與《義務教育法》、《未成年保護法》等一道規范我國的基礎教育，通過家庭教育的立法形式，將流動人口子女的家庭教育納入法制軌道，使全社會更加重視家庭教育，促進我國教育的可持續發展。

2.發掘社區力量大力改善流動人口家庭教育環境

首先，利用社區的力量，招募大學生志愿者，發動社會愛心人士為流動兒童建立公共的閱覽室。彌補流動人口家庭閱讀書目不足的缺口。

其次，發動學校的力量定期為流動兒童做問卷調查，發現學生的心理問題，由社工進入幫助父母進行處理。建立社區兒童少年教育和監護體系，增強和發展社區教育的作用。

3.建立以家長學校為平臺的培訓機構，對家庭教育進行科學指導

家庭教育主要是父母與子女的互動活動。家長的素質直接關系到家教水平。由于流動人口整體素質偏低，嚴重影響到家庭教育質量的提高，不利于流動人口子女的健康成長。因此加強對家庭學校的管理，使家長能得到較為全面、系統、科學的家庭教育指導，對流動人口家庭教育特別重要。

參考文獻：

[1]郭凱.《文化資本與教育場域——布迪厄教育思想述評》《當代教育科學》，2005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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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安現狀及特點

（一）流動人口多，管理難度大城中村地處城市中心，交通方便，就業機會較多，村民有多套房屋出租，具備大量廉價的出租房，吸引了大量的外來流動人口就業，致使城中村人口呈現流動性大，管理難的特點。例如，在貴陽主城區的城中村沙河村居住的人口中，常駐人口有4000余人，暫住人口卻達2萬余人，達到1：5的比例。由于流動人口主要集中在村民的房屋出租區，村集體在流動人口管理上就存在很大的難度，對治安綜合治理也提出了嚴峻的挑戰。

（二）刑事犯罪案件多發城中村人口密度大，流動人口多，加上街多巷深，過道多昏暗窄小，使得違法犯罪活動猖獗，其案發主體、時間、地點、性質復雜多樣：從違法犯罪主體看，多為外來流動人口，也有少數的本地人員，犯案者大多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從案發時間來看，犯案人員多數借著夜色幕掩蓋流竄作案，其中案件多發時段為夜間及凌晨；從案發地點來看，在城中村特殊的接到環境掩護下，違法犯罪地多集中在村內狹窄昏暗巷道或人少的路面，具體路段也呈現出多變性；從案件性質上看，在城鄉邊緣結合地帶的違法犯罪既有城市現代犯罪的特點，也有農村地區傳統犯罪的特點，但主要以販毒、盜竊、搶奪、搶劫等傳統違法犯罪為主。

（三）征地拆遷糾紛不斷隨著城鎮化進程的不斷加快，城中村失地農民在房屋拆遷問題上的各種糾紛層出不窮。一是村民由于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希望從拆遷中得到最大利益的補償，因而鋌而走險違法種房；二是少數村民對拆遷補償要求不合理，與拆遷部門產生了一系列的矛盾和問題；三是一些房開商有選擇性地拆遷，導致同一個村民組，內出現拆一棟留一棟的廢墟現狀，村民生活不方便，使未拆遷戶怨聲載道。征地拆遷糾紛在村集體協商無果后，走司法程序等途徑的較少，而聚眾上訪多，給城中村社會治安帶來極不穩定因素。

二、治安問題成因分析

（一）規劃建設不合理，基礎設施落后。由于城市化進程加快，城市面積不斷擴大，城中村村民生活居住空間不斷縮小，致使城中村廣泛分散在現代化的城市之間，形成了錯綜復雜的地理環境。一是村民居住分散，居住環境相對較差。城中村村民多分布在地勢較高的坡地或房開商看不上眼的較偏僻位置，生活工作不便。二是房屋建設無規劃，突擊“種房”現象嚴重。城中村村民在沒有合理規劃的情況下建設房屋用以出租，導致了頂風修建各種違章建筑，甚至出現“樓上樓”現象。三是路多巷深，昏暗難行。長期以來沒有合理的建設規劃，缺乏城市道路管理部門的重視，路窄巷黑的現狀不僅給居住者帶來通行的不便，而且也給違法犯罪活動提供了作案的庇護。

（二）流動人口多，人員良莠不齊。城中村大部分流動人口多是處在社會的底層和城市邊緣的人群，文化素質不高、收入較低、構成復雜、流動頻繁、居住密度大，來到城市后較大的貧富差距造成的落差感和周圍關懷的缺乏，甚至還有受到各種歧視，容易導致他們積累不滿情緒，如果他們長期不能通過正常方式渲泄這種情緒不良情緒，或者為了滿足其超能力所及的物質需要時，就很可能走上違法犯罪的道路。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流動人口密集的地方，在逃犯、吸毒人員等重點人口隱藏其中，不易查出，管理和打擊都十分困難。

（三）房開商不合理拆遷。征地拆遷一直是導致城中村治安綜合治理困難的一個重要原因，處理不好易引發社會治安問題。具體原因上，一方面，房開商選好地、留劣地，或是因村民本身房屋建筑面積、耕地面積的不同，在拆遷補償后造成同一個村民組或者一個家庭出現嚴重的貧富差距，導致村民心理上的不平衡。另一方面，部分村民得到“巨額”的拆遷補償款，由于沒有長遠打算和投資經驗，甚至有的大肆揮霍，用于賭博或者炫富，拆遷補償款很快被揮霍殆盡，加之沒有謀職技能，高不成低不就，找不到穩定工作，也給社會穩定埋下隱患。

三、對策及建議

（一）加快經濟轉型，強化綜治建設。城中村在向城市過度轉型過程中的首要任務是做好村集體經濟的轉型升級。城中村集體單一的租賃買賣必須向現代第三產業服務業轉型，壯大村組經濟。集體經濟豐盈后，才能投入更多到社會治安基礎設施的建設中：一是要合理規劃村內建設，修繕“行路難”的村級公路和高坡深巷，提高村民的出行安全感。二是要及時合理地設置村內照明設施，對巷多路黑的地段安裝路燈，各路段全面覆蓋。三是有針對性地在案件易發高發路段、街頭巷口安裝監控攝像頭，嚴密監控，降低發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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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流動是伴隨著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而出現的一種必然現象，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進步的表現。大量的外來人口成為城市發展不可或缺的中堅力量，但同時也為城市人口管理提出了新的要求。

何金定認為流動人口是指不改變長久居住地(即法律上的戶籍所在地)、以謀生為目的、在外時間較長的人口。 而韓琳認為流動人口是指流動人口是相對于常住人口而言，通常指“臨時離開戶籍所在地，跨越一定的轄區范圍，前往它地不時返回的人口?！北疚乃芯康牧鲃尤丝趧t是指按照何金定的界定。

流動人口的成因主要有兩點。第一、農村經濟難以吸收大量剩余勞動力。城市的職能多、服務面廣、第三產業比較落后，隨著城市基本建設日新月異地發展，城市對勞動力地需求更加迫切。

第二，社會經濟的活躍和政府優惠政策的吸引為人口流動創造了契機。商品經濟的發展，使社會經濟區域件的橫向聯系范圍日益擴大。另外，用工制度的變革，開放集貿和勞務市場等政策的實施，尤其使沿海的一系列發展第三產業的優惠政策，對外地人口和勞動力很有吸引力。

2寧波市流動人口管理現狀及存在問題

2.1寧波市流動人口基本情況

2.1.1寧波市流動人口總量情況

寧波市外來流動人口總體規模10年來增長4倍多，這些人中絕大部分是外來從業人員。至2006年底，外來流動人口達到331萬人，與戶籍人口比為59.1∶100，總量首次居全省首位。據測算，至2020年，外來流動人口將超過600萬人。增長趨勢見下圖。

2.1.2寧波市流動人口構成情況

2.1.2.1 2006年底，從來源分布看，以省外人口為主流。全市流動人口中有16.28萬人來自浙江省內，有180.2萬來自省外，占總數的84.7%。其中，來源最多的省份是安徽，達43萬，占總量的23.86%。接下來依次是四川、江西、貴州、河南、湖南、江蘇、山東、重慶、陜西、廣西等省市自治區。

2.1.2.2 從年齡結構看，26-45周歲的勞動力居多，達106.04萬人，占總人數的52.25%；16-25周歲的次之，人數為75.70萬人，占總人數的37.3%；46周歲以上的相對較少，共有21.22萬人，僅占總人數的10.45%。

2.1.2.3 從文化程度看，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的人數多達163.17萬人，占總人數的80.4%；高中及中專文化程度的人數為30.39萬人，占15%；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只有9.40萬人，僅占總數的4.6%。

2.1.2.4 從勞動技能看，在工作實踐中自學成才，稍有技術特長的為139.98萬人，占總人數的69%；有初級技能的為46.07萬人，占總人數的22.7%；具有中、高級技能者為16.91萬人，僅占總人數的8.3%（數據來源：寧波市公安局）。

2.1.3在寧波市的流動人口生活情況

2.1.3.1收入情況。2004年，在寧波城市中的流動勞動力的平均月收入約為1042元，其中，月收入在666.66元以下的占流動人口總數的51%；在666.66-1000元的占31%；也有少部分月收入超過1666.66元的，占9%。

2.1.3.2精神生活情況。迫于工作和生活壓力，流動人口精神生活貧乏。

2.1.3.3流動人口的子女入學情況。至2004年秋季，在寧波市接受義務教育的流動人口子女達到13.25萬人，入學率達到99%以上，其中在公辦小學就讀的有7.40萬人，在社會力量辦的流動人口子女學校就讀的有5.85萬人（數據來源：寧波市公安局）。

2.2寧流市流動人口管理和服務的主要措施

寧波市政府在流動人口的管理與服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在教育方面，以全日制公辦中小學為主，采取多種形式，依法保障流動人口子女接受義務教育，基本上解決了流動人口中適齡兒童少年的義務和學前教育問題。在治安管理方面，對流動人口及其落腳的出租房、中小旅店、建筑工地、勞務市場等部位開展不間斷檢查，及時發現、打擊違法犯罪分子，消除治安隱患。在疾病控制、衛生保健和醫療服務方面，為流動人口婦女兒童提供同等的保健服務和社區衛生服務，并建卡、建冊，實施系統的動態管理。在就業方面，積極收集、登記各企業的用工信息，通過各種途徑向流動人口提供就業信息。在社會保障方面，減免相關費用，切實保障流動人口合法權益。逐步從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失業保險、工傷保險、生育保險等各方面完善流動人口社會制度。在戶籍管理方面，先后制訂出臺了《寧波市城鎮暫住人口管理辦法》、《寧波市農村和外來勞動力進城務工管理暫行規定》等一系列法規、規章和規范性文件，為加強外來流動人口治安管理工作提供了充足的法律依據。

2.3流動人口對寧波市的不良影響

第一、對城市基礎設施、環境產生影響。由于歷史的原因，城市基礎設施相對滯后于經濟的發展，而龐大的流動人口對于基礎設施的需求與城市居民相當，在某些方面比市民的需求量還大，從而加劇了城市基礎設施的供需缺口的矛盾。外來流動人口的衛生意識普遍較差，如存在從事飲食行業的外來流動人員并無健康檢查證、經常亂丟垃圾、不少外來盲流人員在景區、鬧市、車站、碼頭等處流浪乞討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城市環境

第二、對城市治安、本地勞動力的就業產生影響。外來流動人口構成復雜，有些外來流竄犯罪分子混跡其中，從事各類違法犯罪活動，影響了社會治安秩序；大量外來勞動力的進入，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勞動力供給儲備庫，這在滿足城市建設和發展需要的同時，也對城市勞動力就業帶來了很大壓力。

3 對寧波市流動人口綜合性整治的對策與建議

3.1轉變觀念，積極創造親和氛圍。

在我國，長期以來城鄉差別巨大，城市居民有著強烈的優越感，種現在在沿海發達地區更為明顯。這妨礙了流動人口與居民的交流，甚至引發惡性沖突。并且，由于許多流動人口素質較差，犯罪違規現象嚴重，這又增加了居民對流動人口的恐懼感。于是居民對流動人口更加排斥，這樣易形成惡性循環，不利于社會的穩定團結。

政府及有關部門應充分利用輿論手段，在全社會營造起一個親和的氛圍?？赏ㄟ^媒體（報紙、電視、廣告牌、宣傳畫等）和其他宣傳教育手段宣傳流動人口對寧波的積極貢獻，倡導本地居民與流動人口的和睦相處，一方面可使流動人口感受到寧波的可親友善，另一方面也可使流動人口盡快熟悉寧波，融入寧波，和睦友好的氛圍有利于社會的團結與穩定。

3.2優化流動人口居住環境。

目前寧波的流動人口，除一小部分有穩定高收入的人外，大部分的流動人口收入較低且不穩定，他們基本上居住在租借的破舊房屋或自行搭建的臨時性房屋中，居住條件惡劣，不僅對身體健康不利，而且還存在一定的安全隱患。政府可引導房產開發商在城郊結合部集中規模開發消費對象為流動人口的簡易、低價實用住房。這樣不僅流動人口居住條件大大得到改善，又減輕了流動人口的經濟負擔，房地產商也可從中獲利，并且，流動人口集中居住，為有關部門規范管理提供可能。

3.3開發勞務市場，提高流動人口素質。

目前，流入寧波的流動人口就業，特別是那些文化水平較低的從事體力勞動的流動人口，大多數是通過非正規渠道找到職業的流動人口，不僅雇主所給薪水較低，而且有的連最基本的人身保障都沒有，因此政府部門或相關機構可建立綜合性、專門性的流動人口勞務市場，符合條件的流動和用工單位才可以進入勞務市場，方便流動人口和用工單位進行雙向選擇。

另一方面，為了提高流動人口的素質，政府可以成立一定的流動人口培訓組織機構，將流動人口集中起來加強教育，并傳授各種技能，使他們有提升自己能力的機會。

3.4建立科學合理的管理制度。

3.4.1建立流動人口信息資源庫。

公安、民政、計生、衛生、教育、勞動等部門要在政府的領導下相互協調配合，整合部門管理服務信息資源，實現流動人口管理信息的跨部門共享。

3.4.2搭建流動人口信息交換平臺。

現在城市流動人口的信息基本是單向流動的，流出地政府無法獲取流動人口的信息，流入地政府也很難了解流動人口的信息，建立一個全國統一的流動人口信息網絡平臺就很有必要。同時，政府和社會可建立流動人口專用網站，創辦相關的專門刊物，為流動人口提供及時、便捷的服務。

3.4.3建立城市流動人口IC卡管理系統。

由于流動人口數量多，流動復雜，政府可以設計IC卡暫住證作為流動人口的身份識別證，內部存儲流動人員的就業、健康、婚育、福利保障等信息，卡內信息與資源庫信息保持一致。各管理部門建立讀卡設備，同時配套相關的信息保密制度，保證各部門準確掌握有效信息

城市化建設、市場化建設、工業化建設等方方面面已離不開流動人口，而人口的流動又必須有序，否則會出問題。要做到有利、有序就必須加強管理與服務，管理與服務的主體是政府，政府必須使流動人口管理與服務工作有序、健康發展。

篇7

[關鍵詞] 孕期保健;社區;管理;效果

[中圖分類號]R17 [文獻標識碼] C[文章編號] 1673-7210(2010)01(b)-139-03

Analysis on effect of community integrated management for pregnancy in internal migrants

LI Xuemei1, XU Zaoqing1, ZHOU Zhiheng2, YANG Dongqun1, TANG Yanfen1, CHEN Yingxin1

(1.Department of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Shiqiao Hospital of Panyu District, Guangzhou 511400,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and General Medicine, Guangzhou Medical College, Guangzhou 51018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integrated management for pregnancy in internal migrants. Methods: The pregnant women who made prenatal care in shiqiao hospital over a period from july 2007 to july 2009 were investigated. 788 pregnant women received community integrated management, which include special lectures, one-to-one health education, self-care at home, follow-up regularly, mental consultation, consultative clinics on aristogenesis and high-risk pregnancy and post-parturiant follow-up. They were tracked and followed-up untill Postnatal-one-week. The related results about pregnancy would be analysed. Results: Before management, the rates of mastering the knowledge on perinatal care in internal migrants pregnancy women were 6%-50%. Among the pregnancy women, 68.9% liked the health education, 72.0% followed-up regularly, 6.0% hoped to childbirth in family. After management, the rates of mastering the knowledge on perinatal care pregnancy women were over 90%. The attitude and behavior on perinatal care pregnancy women were obviously increased .There were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pregnant women's knowledge, attitude and behavior about maternal health before and after management(P

[Key words] Prenated care; Community; Managemen; Effect

近年來,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及醫療保健條件的改善。圍生期保健水平也得到逐步提高,孕產婦及圍生兒死亡率逐年下降。然而,流動人口中孕產婦的圍生期管理仍是一個薄弱的環節[1]。故此,加強流動人口孕產婦的衛生保健是當前基層婦幼保健工作的重點內容[2]。為了提高本地流動人口孕產婦的衛生保健水平,我科從2007年起開展了流動人口孕產婦社區綜合管理模式的探討,并取得了滿意的效果,現報道如下: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擇 2007年7月～2009年7月來我院產前檢查的流動人口孕婦中,自愿參加的孕婦788例作為研究對象,開展社區綜合管理。

1.2 方法

1.2.1 問卷調查對第一次來進行圍生期保健的婦女建立個人健康檔案,并進行問卷調查,內容包括一般人口學資料,家庭一般資料,孕產保健的相關知識、態度和行為。經過調查后,對孕產婦進行初步的評價;在孕產婦35周后再一次進行孕產保健的相關知識、態度和行為的調查。

1.2.2 定期開展專題講座孕婦除進行常規圍生期保健檢查外, 還預約她們上孕婦學校安排專題講座,并利用多媒體、采用參與、互動和角色扮演的形式進行健康教育。以衛生部兒童早期綜合發展項目《孕期培訓教材》為參考用書, 培訓內容包括孕期保健、孕期營養、孕產期心理衛生、孕期口腔保健、胎教、分娩知識、產褥期保健和新生兒護理的相關知識。

1.2.3 一對一個體針對性補充健康教育對一些經過調查評價后,針對認知和行為上有問題的孕產婦進行個體化的教育,如營養干預,運動干預,心理干預和個體督導。

1.2.4 家庭自我監護經過健康教育,教會孕產婦家庭自我監護的方法,并要求她們在家里進行監測,包括飲食,運動,體重,胎動和個人相關指標,如有孕高征的婦女自我監測血壓等。

1.2.5 嚴格定期隨訪要求孕產婦一定要如期來進行定期產前檢查,對于一些忘記或者不方便來檢查的孕婦進行電話咨詢,必要時進行家訪。

1.2.6 孕產婦心理疏導有心理輔導經驗的婦產科醫師有心理問題的產婦進行一對一心理干預;設立心理咨詢熱線,隨時為有心理問題的產婦提供心理輔導;定期舉行家庭會談,包括其丈夫、公婆、父母進行心理宣教和觀看育兒知識錄像,以增加家庭支持,減輕心理壓力。

1.2.7 優生優育及高危妊娠咨詢門診及產后回訪根據孕產婦的情況,設立優生優育及高危妊娠咨詢門診,開展咨詢和相關的醫療保健服務,對產后婦女進行嚴格的產后訪視制度。

1.3 評價方法

比較社區綜合管理的孕產婦干預前后的相關指標的差異,比較社區綜合管理的孕產婦和過去本科室孕產婦相關指標的差異性。

1.4 統計學處理

運用SPSS統計軟件建立數據庫,并錄入調查數據,經核對后進行統計分析,各率或構成比的比較用χ2檢驗或fisher's精確概率法。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被管理的孕婦年齡21～37歲, 平均25.7歲。文化水平方面:小學以下文化水平者7.3%,初中文化水平者69.9%,中專或大專高中者18.5%,大專以上者4.2%;職業構成方面:家庭主婦20.8%,工人43.3%,職員20.5%,個體戶5.3%,其他10.1%。

2.2 管理前后孕產保健相關知識比較

流動人口孕產婦在第一次產檢(管理前)的孕產保健相關知識知曉情況較低,其中關于分娩過程的知曉率(6%)最低,而關于母乳喂養的好處的知曉率最高(49%);經過社區綜合管理后,孕產保健相關知識的知曉率得到明顯的提高,其中關于孕婦的運動、孕期的性生活、孕期體重增加的范圍和分娩前的征兆的管理后知曉率為100%,管理前后各知曉率有顯著性差異(P

2.3管理前后孕產保健相關態度的比較

流動人口孕產婦在綜合管理前,僅68.9%孕產婦愿意參與健康教育活動,87.9%孕產婦有問題時愿意主動回醫院檢查,6.0%孕產婦希望在家分娩,僅有72.0%的孕產婦有定期隨訪;經過社區綜合管理后,孕產婦保健相關態度均得到了明顯改善,其中被管理的孕產婦均愿意在有問題的時候主動回醫院檢查、愿意到醫院分娩、定期隨訪;管理前后孕產保健相關態度的構成比有顯著性差異(P

表 2 流動人口管理前后孕產保健相關態度和行為的比較(n=788)

2.4流動人口管理前后孕產相干質量指標比較

產后一周的家庭訪視,觀察孕產相干質量指標發現,經過社區綜合管理的流動人口孕產婦女的剖宮產率為16.9%,產后出血率為1.8%,新生兒窒息率為1.5%,均低于我科2007年全部孕產婦質量指標,而母乳喂養率為98.9%,高于我科2007年的孕產婦母乳喂養率,有顯著性差異(P

3 討論

孕產婦保健作為孕、產期保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保護孕、產婦健康和促進安全分娩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孕期保健的質量是衡量一個國家、地區醫療衛生狀況、婦幼保健工作的重要指標。研究顯示,孕產婦死亡及圍生兒死亡、低體重兒,早產等不良妊娠結局與缺乏孕期保健有關[3]。規律的進行孕期保健,可以發現和確定有高危因素的孕婦,為孕婦提供專業服務者的幫助。目前,我國的孕產期保健絕大部分工作由基層醫療單位承擔,故此孕、產婦的管理在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重點人群的管理工作中占有舉足輕重的地位[4]。

隨著我國婦幼保健?？品蘸蜕鐓^衛生服務工作質量的提高,目前我國的戶籍人口孕期保健工作取得了滿意的效果。然而,由于流動人口孕產婦普遍存在文化素質低、經濟困難、缺乏孕產期保健意識與知識、職業和居住地不穩定等特點,管理相對困難,并且流動人口孕產婦一般不愿接受孕期監護和住院分娩,極易發生孕產婦死亡,所以流動人口孕產婦的管理是當前婦幼保健工作的一大難點[5-6]。市橋鎮是廣州市番禺區流動人口較為集中的一個鎮區,流動人口多,其中育齡婦女占較高的比例。因此加強流動人口孕產婦管理降低孕產婦和圍生兒死亡率,最大效率地提高她們的健康水平是目前亟需解決的公共衛生問題。

孕產期保健是一個復雜的、多元的過程,需要社區衛生服務中心、當地其他衛生部門及孕產期家庭三者配合完成。國內外的研究也證實,基于社區衛生服務機構的孕產期保健方式是做好社區孕產期婦女保健的有效途徑[7-8]。國內也有大量研究進行了孕產期保健方法和效果的探討,大多采用健康教育法、孕婦學校[9]、孕期訓練[10]和系統管理[11]等方法,并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進行綜合管理模式研究的報道不多。我院自2007年起建立了流動人口孕產婦綜合管理模式,及時收集流動人口孕產婦的信息并納入系統管理,形成政府、社區、醫院一體化的管理體系,大力對本院服務范圍的流動人口孕產婦進行社區綜合管理:定期開展專題講座、一對一個體針對性補充健康教育、家庭自我監護、嚴格定期隨訪、孕產婦心理疏導、優生優育及高危妊娠咨詢門診及產后回訪等。經過對流動人員孕產婦進行社區綜合管理,使流動人員孕產婦的孕產保健相關知識知曉率從管理前的50%以下提高到管理后的90%以上,孕產保健相關態度和行為也得到明顯的改善,剖宮產率比本科室2007年下降超過10%,母乳喂養率上升近10%,綜上所述,本管理模式效果滿意,適用于縣、鄉級基層醫療機構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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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關鍵詞】 HIV/AIDS 生存現狀 需求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living conditions and assistances of HIV positive and AIDS patients in Dongguan by follow-up visit and then provide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constituting Four Free and One Care Policy. Methods Uniformed questionnaires was used to gather useful information through face-to-face or phone interviews with HIV/AIDS patients that were diagnosed before 2007 in Dongguan. Results In all 1503 HIV/AIDS patients， 92.75% were floating people， 66.10% were injection drug users. In this investigation， 161 HIV/AIDS patients lived in Dongguan were visited and the visiting rate was 11.37%. And also， the visiting rate of local people was much higher than that of floating people (χ2=205， P

【Key words】 HIV/AIDS; living condition; assistance

東莞市自1991年發現首例輸入性艾滋病病例，截至2007年12月，已累計報告HIV感染者1503例，其中流動人口1394例，占92.75%。由于其流動性大，掌握我市實際的艾滋病疫情及其在我市的生存狀況，一直是我市艾滋病管理工作的一大難題。為了更好地掌握我市現存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的實際疫情，為制定一套適合我市艾滋病實情的HIV/AIDS管理機制及落實國家“四免一關懷”政策措施方案提供科學依據。我中心于2008年1～5月對我市2007年前發現的1503例HIV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屬現在的生存環境、身體狀況、需求情況等進行了追蹤調查，調查結果分析如下。

1 材料與方法

1.1 調查對象 截止2007年12月底，全市各級HIV哨點監測及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和全市各級醫療衛生機構HIV常規監測所報告的發現時居住在本市范圍內的所有HIV抗體陽性者。

1.2 調查方法 采用統一設計的調查表，以面對面調查和電話調查的方式對HIV抗體陽性者進行調查。由經過集中培訓的各鎮區衛生專業人員作調查員，調查中使用統一的調查語，在知情同意和保密的情況下進行隨訪問詢，調查內容包括被調查者在調查時的健康狀況、生活狀況和需求情況，同時為其提供定期的自愿免費CD4檢測和密切接觸者HIV抗體初篩和確證檢測。

1.3 統計學處理 將所有資料輸入EPIDATA310。采用STATA810軟件進行統計分析。

2 結果

2.1 追蹤隨訪基本情況 截至2007年底，東莞市全市共檢測到HIV抗體陽性者1503例。1991～1994年5例，1995～2000年46例，2001～2007年1452例。通過本次調查，共確認診斷AIDS 105例（本地戶籍12例，流動人口93例）。確認死亡87例（本地戶籍27例，外來流動人口60例）。性別分布:男1192例（本地戶籍89例，流動人口1103例）；女311例（本地戶籍22例，流動人口289例），男女比例為3.8:1（本地戶籍為4.05:1，流動人口為3.82:1）。年齡分布：年齡最大80歲，最小2天，平均年齡30.14歲，以20～29歲年齡組764例(50.83%)為主，其次是30～39歲年齡組530例(35.26%)， 40～49歲年齡組96例(6.38%)， 20歲以下年齡組67例(4.46%)，50歲及以上年齡組46例(3.06%)。地區分布：本市戶籍111例(7.39%)，省內流動人口165例(10.98%)，省外流動人口1204例(80.11%)，港澳臺及外籍人員23例(1.53%)，全市32個鎮（區）均有病例發現。發現途徑分布：主動監測發現690例(戒毒所監測發現477例，監獄、收教所和看守所監測發現186例，血站監測發現27例)，占45.91%；免費咨詢檢測門診發現20例，占1.33%；全市各級醫療衛生機構被動檢測發現793例，占52.76%。感染途徑分布:1503例HIV抗體陽性者中，經靜脈吸毒感染811例（本地戶籍57例，流動人口754例），已確認死亡33例（本地戶籍16例，流動人口17例）；經性接觸感染292例（本地戶籍48例，流動人口244例），已死亡29例（本地戶籍8例，流動人口21例）；既往有償采供血感染92例（全為流動人口），已死亡6例；經母嬰途徑感染32例(包括18個月以下抗體陽性，未得到最后確認者)（本地戶籍3例，流動人口29例），已死亡3例；感染途徑不詳276例（本地戶籍3例，流動人口273例），已死亡16例（本地戶籍3例，流動人口13例）。

2.2 在訪人員情況

2.2.1 基本情況 本次共隨訪到隨訪時生活在東莞的HIV抗體陽性者161例，占應訪人數的11.37%。性別分布： 男117例（72.67%），女44例（27.33%）?；橐龇植迹何椿橐?3例（32.92%），已婚姻103例（63.98%），離異5例（3.11%）。年齡分布：19歲以下4例（2.48%），20～39歲114例（70.81%），40歲以上43例（26.71%）。傳播途徑分布：經性途徑感染88例（54.66%），占應訪人數的33.85%，其中本地戶籍37例，占應訪人數的92.5%，外地戶籍51例，占應訪人數的23.18%；注射吸毒感染55例（34.16%），占應訪人數的7.07%，其中本地戶籍10例，占應訪人數的24.39%，外地戶籍45例，占應訪人數的6.11%；血途徑感染6例（3.73%），占應訪人數6.98%，全為外地戶籍；可疑母嬰途徑感染3例（1.87%），占應訪人數的11.54%，全為本地戶籍。戶籍分布：本地戶籍50例（31.06%），占應訪人數的59.52%，流動人口111例(68.94%)，占應訪人數的8.33%，本地戶籍在訪率明顯高于流動人口(χ2=205，P

2.2.2 生活現狀及需求情況 訪到的50例本地戶籍在訪者，主要靠個體經營、村里分紅及房屋出租生活，生活環境較好。需求方面:3人提出希望幫助解決工作，占6%；5人提出希望得到錢或物方面的幫助，占10%；2人提出希望了解更多的艾滋病知識，占4%。訪到的111例流動人口在訪者中，有44人生活在監獄和看守所內，為被羈押人員，這部分人員在需求方面未提出要求。其余67人，除5人為個體經營者、1人為教師，生活狀況尚可外，其余人員中，21人無業，40人以打工為生，生活狀況較差。需求方面:提出希望得到錢或物方面幫助的25人，占37.31%； 提出希望幫助解決工作的10人，占14.93%；希望發病后能在東莞得到免費治療的28人，占41.79%；希望子女能在東莞得到免費讀書的10人，占14.93%；希望了解更多的艾滋病知識的10人，占14.93%；18人明確表示，近期或發病后將回老家，占26.87%；9人表示將離開東莞去其他地方，占13.43%；28人表示將會留在東莞生活，占41.79%。

2.2.3 治療及CD4檢測情況 161例在訪人員中，確認正在接受免費抗病毒治療的有16例，其中2例為本地戶籍，1例在本市定點收治醫院接受免費抗病毒治療，1例在香港接受免費抗病毒治療；14例為流動人群，9例在東莞監獄中接受免費抗病毒治療，5例由老家定點治療部門發藥接受免費抗病毒治療。對本次在訪人員中的103例進行了CD4檢測，檢測結果: CD4細胞﹤350個的有73例，其中CD4細胞﹤200個的有38例。

2.3 失訪人員情況

2.3.1 基本情況 本次隨訪調查中，除已死亡人員外，有1255例（88.63%）HIV抗體陽性者失訪，占應訪人數的88.63%。本地戶籍失訪34例（2.71%），占本地應訪人數的40.48%，其中，注射吸毒感染者失訪31例，占本地應訪注射吸毒感染者的91.18%；性途徑感染者失訪3例，占本地應訪性途徑感染者的8.82%。流動人群失訪1221例（97.29%），占流動人口應訪人數的91.67%，其中，注射吸毒感染者692例（51.52%），占流動人口應訪注射吸毒感染者的93.89%；性途徑感染者169例（13.84%），占流動人口應訪性途徑感染者的76.82 %；不詳254例（20.80%）。18個月以下HIV抗體陽性者26例，占2.13%。

2.3.2 失訪原因 失訪的34例本地戶籍HIV抗體陽性者中，31例因吸毒長期離家在外，無人知其下落而導致失訪，1例因出國在外而失訪，2例因在外地勞教而失訪。失訪的1221例流動人群HIV抗體陽性者中，有672例為哨點監測在戒毒所、看守所和監獄內發現，除44例還在東莞本地監獄和看守所內被羈押外，其余628例均因出所后下落不明而失訪；另有90例確認已回老家而失訪，其余449例均為發現時留下的住址為出租屋或打工的工廠名，隨訪時已離開，部分留有手機號碼的均因號碼已變為空號或號碼已停用，而導致失訪。

3 討論

艾滋病已成為全世界面臨的主要公共衛生問題之一，艾滋病的流行不僅給人類的健康帶來威脅，而且給社會的發展和穩定帶來了極大的影響［1］。自2000 年以來，亞洲成為艾滋病增長速度最快的地區［2］ 。據專家估計，如果不迅速采取有效防治措施，到2010 年，我國HIV 感染人數將超過1000 萬［3］ 。東莞市自1991年報告首例艾滋病以來，艾滋病感染者數量逐年增多，進入快速增長期， 感染者以注射吸毒和流動人口為主。

東莞市地處廣東省珠江三角洲，經濟發達，人流物流和經貿往來頻繁，是一個流動人口集中的城市。由于其產業結構的原因，本市的流動人口以青壯年居多，其正處于性活躍期，且大部分來自農村，受教育水平低，缺乏必要的艾滋病/性病的預防和自我保護知識，加上其所從事的工作多是高強度、低收入，生活枯燥單調，極易導致高危行為的發生或從事高危職業，是我市HIV感染的主要人群（92.61%）。本次調查外來流動人口中的HIV感染者失訪率明顯高于本市戶籍的HIV感染者(χ2=205，P

本次在訪人員CD4檢測顯示，感染者健康狀況正在惡化， 70.87%的人CD4

我國于1989年首次報告HIV在吸毒人群中出現流行，一直以來注射吸毒是主要的傳播途徑，占報告人數的68%［5］。我市歷年發現的HIV感染者中，經注射吸毒感染的HIV占66.10%（除去傳播途徑不詳者）。本次調查中，因注射吸毒感染HIV者，不論戶籍，其失訪率均遠高于其他途徑感染者(χ2=38.56和54.74，P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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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流動人口聚居區；治理；管理模式；合作式管理

中圖分類號：C924.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7408（2012）03-0043-04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以農民工為主體的流動人口已經達到1.8億人。其中，深圳市流動人口已經超過1000萬；廣州市流動人口接近600萬；北京市流動人口保守估計600萬。[1]如此龐大的流動人口散落在城市的各個角落，形成了一個特殊的“社區”――流動人口聚居區。在研究中，學者還會以其他名稱對這一“社區”加以概括，比如“都市村莊”、“邊緣社區”、“城中村”或“城鄉結合部”等等。本文中的流動人口聚居區指的是以農民工為居民主體，以出租屋為主要居住場所，主要集中于城鄉結合部地區而形成的一定規模的流動人口聚居區域。不可否認的是，流動人口為我國的現代化建設和城市化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同時也產生了一系列的社會問題，其中流動人口聚居區存在的社會問題尤為嚴重。對于各地政府部門來說，如何有效地對流動人口聚居區進行管理已經成為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一、當前流動人口聚居區管理中存在的問題

問題一：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上重防范、輕保護。流動人口聚居區多處于城鄉結合部，具有亦農亦城的特點。正是流動人口聚居區性質上的“含混”導致政府在進行管理時的混亂。目前城市和鄉村的管理體制實行的是城鄉人口分管，即在傳統社會管理體制中由街道辦事處對具有城市戶籍的市民進行管理和提供服務，鄉鎮政府為具有農村戶籍的村民提供全方位的管理和服務。但是流動人口聚居區亦城亦鄉的特殊性給政府的管理帶來了難題，無法采用單純的城市管理或者農村管理體制來進行。同時，在對人口的管理上，政府采取了“兩分法”，即對于具有本地戶籍和具有外地戶籍的人口規定了不同的義務，分別進行管理。從當前的管理來看，各地政府把流動人口聚居區管理的重點無一例外地放在了流動人口上，這是一種防范式的管理思路。據有關統計顯示，北京市70%的犯罪者是流動人口，被侵害人中70%也是流動人口；深圳近10年來犯罪嫌疑人98%為流動人口，被犯罪侵害的對象中流動人員占95%以上。從以上數據可以看出，違法犯罪人大部分是流動人口，但受侵害的人員也大部分為流動人口。由此可見流動人口自身的安全并不能得到充分保障，應該肯定的是大部分的流動人口是合法的公民，他們之所以選擇在異鄉生活有很多無奈的原因，現實中社會對他們的經濟支持度低，社會保障程度低，導致他們無法有更好的選擇。流動人口比任何人都希望建立一套有利于他們發展的社會秩序。而目前防范式管理思路下建立的社會秩序，并不能有效地維護他們的權益。

問題二：將流動人口作為管理客體，沒有充分調動其參與管理的積極性。在現行管理體制下，政府是管理主體，流動人口是管理的客體。政府對城市人口管理有兩大法寶：戶口和單位，對于位于城鄉結合部的流動人口聚居區卻完全派不上用場，因為農民在進城時恰恰缺少的就是戶口和單位。缺少了這兩大法寶，政府在管理上就顯得很吃力，不得不以其他的方法加以替代，比如通過辦理暫住證（通過摸底辦證、函查和驗證、退證）、以房管人（通過登記出租房來管理流動人口）、以業管人（以工作屬地管理為主，通過工作單位來管人）、以人管人（通過落實特定人員的治安責任來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等方式來進行彌補。這些方法在實際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均沒有調動起流動人口參與管理的積極性。實際上，流動人口不僅應是被管理者，更應是管理的參與者。應當認識到，人口的合理流動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和市場經濟體制的內在客觀要求。在城市建設和發展過程中，流動人口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他們已經成為城市的各項建設中一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然而在城市的各項制度參與上卻依然處于弱勢地位。為了在城市中謀生發展，流動人口不得不去適應城市里的其他社會成員以及社會秩序。但是當流動人口不適應現代性城市的社會秩序時，在優勝劣汰的競爭法則下，不適應的群體就會被排斥在社會主流之外，因而被逐漸邊緣化。根據不軌行為理論：一個人如果社會一體化程度差，或是處于社會邊緣，就更容易行為不軌。因此，政府應當充分調動流動人口在管理參與上的積極性，在制度上設立一些流動人口參與管理的渠道，建立有效的溝通機制以防止流動人口的邊緣化，從根本上改善流動人口聚居區的社會狀況。

問題三：沒有充分認識到非正式組織和權威在流動人口聚居區所起的作用。流動人口聚居區很難劃入單純的城市或者農村，在這里居住的大都是農民工。因此，如果以身份作為劃分標準，很容易把他們歸入農村，但他們所從事的卻又是和農業生產完全無關的城市職業，因而又具有一定城市居民的特征。有人稱流動人口聚居區為“異質”區，即它既具有農村的一些特質，同時也具有城市的一些特質。因而，流動人口聚居區不可避免地存在兩種秩序：鄉土秩序和城市秩序。鄉土秩序的核心就是“不流動”，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主要依靠差序格局的人倫關系來處理。約束村民主要的是非正式組織和非正式權力。因此，這里的禮治和長老的統治是權威基礎。而在城市秩序中起主要作用的還是正式的組織和規則。由此而導致在流動人口聚居區主要是混合型的權威起主要作用，即其權威存在的方式既有法理的成分（管理者通過合法途徑產生），有魅力的成分（存在德高威望的管理者），也有傳統型權威的因素（少量保留了農村的宗族性和家長制）。但是，長久以來，政府在對流動人口聚居區管理中往往忽略了非正式組織和規則所起的作用。具體分析傳統管理模式無疑是偏向法理型社會的管理模式，也就是“命令――服從”的模式。這種模式更多的是強調法律和制度，在這個模式下假定所有的人都會各歸其位并積極履行各自義務。但現實的情況并不如此，以政府要求外來人口辦理暫住證這一行為為例，“命令”一旦下發，并不能使所有的人出于對政府權威的認同而“服從”。因為在這里其他權威模式依然存在：比如村民之間比較講究人倫關系，因而宗法式的家長制權威起到很重要的作用。除此之外，還有必要一提的是，在流動人口聚居區還大量存在因同一利益而形成的非正式組織（“同鄉會”等），在這些組織中的組員更認同團體內部的非正式的權威。人是需要結群的動物，從農村來到城市的流動人口更需要社會群體的幫助。流動人口身處舉目無親的城市中，單靠個人的能力很難在城市里立足并生存下去。因此，他們往往結伙結群，互幫互濟，相互照應，以群體的力量來彌補個人力量的不足，因此拉幫結派也成為他們自我保護的一種手段。據深圳市公安局介紹，近幾年深圳形成了屬于“同鄉村”概念的群體有643個近200萬人，“同鄉村”不時發生群體性、暴力性、突發性、集體對抗政府的嚴重事件，給社會管理帶來很大沖擊。由此，作為混合權威作用的流動人口聚居區，如果僅靠政府這一種權威來進行管理，很顯然有些勢單力薄。

二、治理背景下流動人口聚居區合作式管理的提出

隨著西方各國政府管理體制的改革，“統治”這種歷史悠久的傳統治理方式已經成為過去。“更少的統治，更多的治理”已經成為許多國家行政改革和發展的目標。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西方政治學界，“治理”理論成為指導公共管理實踐的一種新理論。這種新的理論意味著人類政治過程的重心正在從統治走向治理，從善政走向善治，從政府的統治走向政府的治理，從民族國家的政府統治走向全球治理。[2]關于治理涵義的討論比較多，但比較起來，筆者傾向認同下列觀點：治理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它特別關注在一個限定的領域內維持社會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權威的作用和對行政權力的運用 。[3]從這個定義中我們可以看出，治理更是一種管理，這種管理與傳統管理的區別在于政府在管理中已經不再是高高在上，它更強調的是在平等的基礎上發揮政府在行使行政權力過程中的引導功能，而這種引導則是通過政府與公民社會的合作、政府與非政府的合作而實現的。這種合作是建立在公民和社會對公共事務的參與上。這實際上也是一種國家權力向社會的回歸。

隨著治理理念的提出和實踐以及流動人口權利意識的日漸覺醒，傳統的流動人口聚居區那種建立在單向管理、純政府管理基礎上的管理模式也必然隨之動搖，取而代之的是合作式管理。它強調在流動人口的管理過程中，不只是由政府一個主體參與管理，更希望由公民、基層、民間組織共同參與制定政策，借此形成與政府的互動對話，實現共識的凝聚。因此它是一種基于共同參與、共同出力、共同安排、共同主事等互動關系的伙伴情誼的管理形式 。[4]這種新的管理除了有助于克服傳統管理存在的一些弊端之外，還可以進一步解決以下問題：

第一，有效解決流動人口聚居區公共資源嚴重不足的問題。公共資源受到國家財政預算水平的制約，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國家財政預算在制定的過程中是按照當地戶籍人口來計算的，并未把大量的外來人口考慮進來，首先表現在人員的配置上，其次表現在經費上。實際情況是：在流動人口聚居區，人均可享受到的公共資源少之又少，尤其是在那些出現人口“倒掛”現象的聚居區，公共資源則更短缺。以北京市朝陽區和大興區為例，朝陽區流動人口總量在200萬以上，占北京市同期流動人口登記總量的25%，為北京市流動人口最多的區縣，已超過180萬的戶籍人口，成為人口倒掛區。全市城鄉結合部地區50個市級掛賬整治流動人口聚居村朝陽占9個。此外，大興區的廡殿村人口倒掛比例最高，達到12:1 。[5]這也就意味著，流動人口的數量已經大大超過了本地居民的數量。如果還以本地居民的數量來配備管理人員，很顯然會造成管理任務繁重與公共資源緊缺之間的矛盾。其次，就經費而言，同樣是保障不足。以北京市大興區為例，目前實行的是每登記一名流動人員，按20元/年?人的標準由財政撥付管理費用的政策。制定并實行以轄區內出租房屋稅款返還補貼管理經費不足的政策，因返還環節周期長而很難保證按時足額給付到位（稅款先由地稅局入庫，返給財政局，再返給公安局，再返給各單位），往往去年的稅款今年下半年才能部分到位。由于經費緊張，造成部分工作難以正常開展。 [6]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可以選擇的路徑實際上也不多，一是期待國家對地方政府的保障大幅度提高，增強管理力量；二是通過政府內部調整人員分配格局，加大對流動人口聚居區管理人員的投入；三是充分利用外部資源，協助政府共同做好管理工作。分析比較三種選擇，我們發現第三種途徑是一種最優的選擇，它既不需要國家加大投入，又節約了公共資源。

第二，更有效地為流動人口提供公共服務。當前我國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已經明確提出要建設服務型政府。服務型政府要求政府從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會本位、民本位轉變。合作式管理很顯然就是以社會本位、民本位而構建起來的模式，而傳統的管理則帶有政府本位、官本位的典型特征。傳統管理將政府和流動人口之間置于不對等的地位，政府名為其服務，但卻經常使他們陷于政府服務的真空之中。在流動人口聚居區，當流動人口需要“服務”時，他們往往首先想到的是向老鄉組織、親朋好友尋求幫助而不是向政府尋求幫助。而合作式管理將政府和流動人口置于平等地位，通過雙方合作，社會參與，達到共同治理社會的目的。在這一模式下，政府可以以指導代替領導，協助流動人口聚居區建立自我服務與自我治理組織，從與流動人口的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系變為“伙伴關系”；通過引導流動人口聚居區人口承擔管理的相對責任，提高社會風險集體分擔的能力。因此在合作式管理模式下，許多公共事務，政府有可能并不直接提供服務，而是通過在政府指導下流動人口自治組織有組織地開展自我服務而完成。

第三，有效解決流動人口聚居區的高違法犯罪率問題。近年來，流動人口違法犯罪問題日益突出，嚴重影響了城市特別是城鄉結合部地區的安全狀況。北京市社會科學院2006年對北京市五環內112個行政村的調查表明，在城鄉結合部的農村地區，治安狀況普遍不好。問卷結果顯示，52.2%的村（居）民（927人）將“治安不好”列為本村存在的主要問題，44.9%的流動人口（719人）也認為“治安不好”是所在行政村的主要問題之一。 [7]從以上的數據可以看出，流動人口聚居區的違法犯罪問題已經成為影響社會穩定人民安居的嚴重問題。從犯罪學的理論上看，在犯罪發生之前，用割斷可能促使犯罪產生的外部條件的方法來達到防患于未然，進而控制犯罪發生，其社會成本較小且社會效益大。一般說來，個體在外界環境因素的壓力和內在因素的驅使下，逐漸形成犯罪傾向。但他的犯罪傾向是否能夠最后實現，還要看有無適當的條件和機會?？刂品缸锂a生的原因部分(社會原因和個人原因)與控制促進犯罪外在條件，都會收到犯罪控制的功效，兩者具有同等重要價值。但從實踐上看，控制促成犯罪的外在條件比控制犯罪原因在犯罪控制的巨大工程中更易見成效。違法犯罪的源頭在社會，因此如果從聚居區內部對可能誘發犯罪的外在條件加以控制，則違法犯罪行為就會大量減少。合作式管理模式注重調動社會上一切可以利用的治安力量，加強與他們的合作，對可能產生社會治安問題的社會矛盾和消極因素做到“早發現、早干預”。在合作式管理模式下，整個社會更是一張社會防控的大網，每個合作的組織或者機構都可能成為政府這一專業管理力量的有益補充。

三、流動人口聚居區合作式管理的路徑

在城市的治理過程中將行政力量、社會力量、自治力量有效進行整合，互動互補，已成為發展的趨勢。筆者認為，在合作式管理模式下，可以建立以政府管理為主導，以自治組織自我管理為主體、以民間組織協助管理作為補充的流動人口聚居區管理體系。

1.以政府管理為主導。從目前來看，當地政府仍然是流動人口聚居區管理的主要責任機關，其具體承擔管理職能的主要是流動人口聚居區的基層政府和公安機關。但目前這兩個機關在管理中存在兩大問題：一是兩個機關工作目標不一致。公安機關對流動人口采用嚴管的思路，其主要目的是防止流動人口的違法犯罪，維護當地社會治安；而基層政府主要考慮的則是流動人口的勞動就業和社會保障問題，同時由于地方經濟在一定程度上依賴流動人口的推動，使得基層政府往往不太重視與公安機關配合對流動人口的管理。二是職權不明導致職責不明。基層政府與公安機關在流動人口聚居區的管理上，權限如何劃分、如何銜接均缺少相關的規定。當問題出現時，究竟應當追究公安機關還是基層政府的責任，往往出現扯皮。因此，筆者認為解決這些問題的具體做法是：在基層政府建立流動人口聚居區管理的專職機構和領導機構，并建立專職機構的工作機制和責任制度。明確這一工作專職機構的職能權限，包括其所應當從事的工作內容和義務，明確在開展工作中所應當承擔的責任，每年確定工作規劃和目標；專職機構中應當有公安機關指定的工作人員協助工作?；鶎诱⒘鲃尤丝诰劬訁^工作績效考核制度，將這個制度作為基層干部考核的一個重要方面。當流動人口聚居區出現治安問題時，要協同公安機關共同解決。當前很多城市設立的流動人口管理委員會就是類似的一個專職機構。對于這樣的一些專職機構，應當明確其主要作用不僅在于協調和指導流動人口的管理工作，而且要注意充分調動民間資源，變單向管理為雙向的合作，為流動人口聚居區的自我管理提供充分的支持。

2.以自治組織自我管理為主體。目前，在流動人口聚居區存在的自治組織主要是居民委員會和村民委員會。居委會和村委會履行的是基層群眾自治職能，它不是政府的派出機構，不能代替政府開展群眾工作。但面對人員與資金來源由上級批、轉這一現實情況，居委會或者村委會無法拒絕上級交辦的工作，因而其自治功能受到很大制約。解決這一問題有兩個思路：第一，將居委會和村委會從大量行政性事務中解放出來，真正發揮其自治功能；第二，在居委會和村委會這種“官辦”性質較濃的自治組織之外，建立另外的“民辦”性質較濃的自治組織。筆者認為可能后一種方法對管理流動人口聚居區更為有效。在流動人口聚居區，流動人口多表現出了較強的“自組織”性。所謂的“自組織”是指他們“有強烈的制度和組織需求，而政府還沒有準備好提供這種服務，就意味著產生了一個制度和組織的空白點，就會生長出一種替代”。雖然這種自發性替代并不正規，但這種不正規的制度卻為流動人口入城和生活于城市提供了最基本的服務和秩序。 [8]國內外社區發展的實踐表明，成熟完善的社區是貧困群體改善弱勢境遇的重要依托，也是弱勢群體的精神家園，因此，貧困群體對社區的依賴程度遠高于其他社會階層。流動人口聚居區這一特殊社區急切地需要一個屬于流動人口自己的自治組織。在這一方面，南京南苑街采取的委托管理方式值得參鑒。其具體做法是:由地方政府指導，有意聘請流動人員中素質比較高者，組建成流動人員服務中心，以此加強流動人員的管理。他們的具體做法是“以外管外”:在流動人口中聘請黨員、團員以及在地方擔任一定職務的人員從事管理或協助管理，建立流動人口黨支部、民兵連、團支部、婦代會、計生協會等；建立由流動人口組成的法律維權站、法制培訓中心，通過組織法制課堂、調節合同糾紛、社會治安宣傳等一系列活動，加強流動人口對流入地的認同，提高思想覺悟與法律意識。管理者通過對流動人口的維權以及日常矛盾的調解獲得被管理者的信任。 [9]

應當指出的是，在合作式管理模式下，政府與流動人口自治組織之間的關系應由當地政府通過法規、規章或其他規范性文件的形式予以明確，流動人口自治組織應該既有權利又有義務。這種新型的合作式關系具體表現在:一是對雙方主體地位的雙向認同。政府與自治組織之間需要形成一種共識，政府是行政管理主體，自治組織是自治管理主體，相互之間不能替代； 二是對雙方管理范圍和權限的雙向認同。作為自治組織，必須有自己相對獨立的管理范圍和管理權限；作為行政管理主體，政府也必須明確界定自己的管理范圍和管理權限。三是對雙方功能的雙向認同。作為管理的行政主體，政府必須執行法律、法規和政策，切實履行自身的管理功能和公共服務功能；對流動人口自治組織進行引導，提供政策及必要的經費支持，同時提供一些業務指導。作為自治主體，自治組織必須組織和協調居民履行《流動人口聚居區自治章程》和《居民公約》，強化“四自”功能，即自我教育、自我服務、自我管理和自我約束功能，對聚居區的治安狀況也必須承擔一定的責任。

3.以民間組織協助管理為補充。如果把流動人口聚居區看作是一個社區的話，那么在這個社區中必然存在一些社區民間組織。社區民間組織是指在社區范圍內介于社區自治組織與社區居民之間，以本社區居民為主體，以滿足社區居民的不同需求為目的，由居民自主成立并參加，不以營利為目的，主動自愿承擔社區公共事務，向社會提供服務的群眾團體隊伍或組織。社區民間組織是自發形成的群眾團體隊伍或組織，通過信息的交流、融通，構建起了連接社區居民與社區自治組織和政府之間的橋梁。 [10]在當前條件下，社區民間組織大致分為五類:一是基層文化、教育、體育活動類；二是社區福利類；三是維護權益類；四是志愿類；五是社區服務類。筆者認為，在政府的引導下，完全可以建立類似流動人口聚居區“治安理事會”、流動人口聚居區“治安志愿者協會”這樣的民間組織。

與前面所提的流動人口聚居區的自治組織相比，社區民間組織更具有目的性。自治組織的主要職能是全面開展對流動人口的管理，而社區民間組織則是偏重聚居區某一方面的管理。比如在很多流動人口聚居區都存在治安理事會。治安理事會的性質就是社區民間組織，它最主要的功能有三項，即組織、協調和服務。組織功能是要求治安理事會能夠有效組織理事會的內部資源，深度挖掘潛在的治安力量，組織志愿者，開展有利于維護社區治安的各項活動，比如在人員聚集的公共場所，義務開展治安巡防工作，及時發現和舉報違法犯罪；組織力量進行夜間巡邏。協調功能是指治安理事會能夠與政府合作，協調政府與流動人口之間的關系，與政府實現信息共享，建立多種形式的聯動、協作機制，充分利用社區內的人、財、物資源來維護社區治安。服務功能指的是治安理事會可以面向流動人口提供各種關于治安的直接服務。比如，向居民通報治安情況、普及相關的法律知識、提供相關的法律咨詢、普及自我防護常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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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 早期宮頸癌篩查；普及方法；外來女工；效果

[中圖分類號] R737.33 [文獻標識碼] C [文章編號] 1673-7210（2013）04（c）-0133-03

宮頸癌是臨床中嚴重危及婦女生命的惡性腫瘤之一，而宮頸癌篩查是早期有效診斷宮頸癌及癌前病變的方法，對于改善患者預后的作用極為突出。研究顯示，較多婦女對于宮頸癌篩查的重視程度較低，而這對于宮頸癌的早期診斷及預后改善均極為不利，尤其是流動人口這方面表現較為突出[1]。因此，對于流動人口宮頸癌篩視程度的干預非常必要。沙井作為外來女工人口眾多的地區，這方面的工作尤為重要。本研究就沙井外來女工早期宮頸癌篩查的普及方法進行分析研究，現將結果總結分析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2012年1～6月于沙井社康中心進行診治的600名外來女工為對照組，選擇同期另外600名外來女工為觀察組。對照組600名外來女工年齡22～57歲，平均（40.9±6.7）歲，其中，已婚486名，未婚但有性生活114名；文化程度：大專及以上82名，高中和中專157名，初中和小學261名。觀察組600名外來女工年齡22～58歲，平均（40.8±6.9）歲，其中，已婚487名，未婚但有性生活113名；文化程度：大專及以上82名，高中和中專156名，初中和小學262名。兩組干預對象的年齡、已婚和未婚構成、文化程度等方面比較，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均P > 0.05），具有可比性。

1.2 方法

對照組采用常規的健康教育形式對外來女工進行宮頸癌危害及篩查等方面知識的干預，另外，積極解答其疑問。觀察組則采用多形式的健康教育進行干預，不僅進行相關知識的重點細致講解及發放相關知識單頁，另外采用電視宣教片、講座、板報和專欄等多種形式進行宣教，并且采用趣味性的表現形式，引起女工的學習興趣，使其能夠更好地了解宮頸癌的危害性，提高對早期篩查的重視程度，從而進一步提高其篩查的意愿性。兩組外來女工分別于干預前及干預后進行宮頸癌、宮頸癌篩查知識知曉程度及篩查意愿方面調查，并將不同文化程度者的上述指標進行比較。

1.3 評價標準

①宮頸癌及宮頸癌篩查知識知曉程度采用調查問卷的形式進行評估，均為自制問卷，經驗證具有較高的信度、效度，問卷分別涉及上述兩方面的細節知識，且總分范圍均為0～100分，其中，85分及以上為優良，60～84分為一般，60分以下為較差。②篩查意愿也采用問卷的形式調查，包含意愿較高、意愿一般及無此方面意愿三方面。

1.4 統計學方法

采用SPSS 13.0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計數資料用率表示，組間比較采用χ2檢驗，以P < 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兩組不同文化程度女工干預前后的宮頸癌知識掌握程度比較

干預前兩組不同文化程度女工的宮頸癌知識掌握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而干預后觀察組女工宮頸癌知識掌握優良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1。

2.2兩組不同文化程度女工宮頸癌篩查知識知曉程度比較

干預前兩組不同文化程度女工的的宮頸癌篩查知識掌握情況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而干預后觀察組女工宮頸癌篩查知識掌握優良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2。

2.3 兩組干預前后的篩查意愿率比較

干預前兩組不同文化程度女工的篩查意愿率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 > 0.05），而干預后觀察組篩查意愿較高者比例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 < 0.05）。見表3。

3 討論

宮頸癌是近些年來發病率越來越高的一類婦科惡性腫瘤，在我國其發病率占女性惡性腫瘤的第2位，如能早期發現、診斷及治療則可起到顯著改善預后的目的。宮頸癌篩查是早期診斷及發現癌前病變的有效方法，其臨床應用價值極高[2-3]，但較多婦女對于宮頸癌篩查的認知度較低，尤其是流動人口，受多種因素的影響，其對宮頸癌篩查認識度尤其低，且對疾病的重視程度也相對較低[4-5]。另外，由于流動人口接受相關疾病知識教育的機會較少，故其主動進行宮頸癌篩查的概率低，而這對于宮頸癌及癌前病變的早期診斷極為不利，極大地影響到其預后。因此，筆者認為對流動人口進行宮頸癌篩查知識的普及極為重要。沙井街道作為一個外來人口較多的地區，其外來女性流動人口占當地婦女總數的比例高達78.2%，此類人群普遍具有文化水平相對較低且流動性大的特點，導致其對宮頸癌篩查的認知程度相對較低，且受經濟現狀及觀念的影響，流動人口女性不僅不能主動進行宮頸癌篩查，有部分人群對該檢查方式甚至存在抵觸情緒[6-7]。因此，對流動人口女性進行宮頸癌及宮頸癌篩查認知現狀的調查及問題干預極為重要。

本研究就沙井外來女工早期宮頸癌篩查的普及方法進行研究，以期為篩查普及方法的制訂及實施提供依據。結果顯示，采用多形式化的健康教育較常規教育方式可更大幅度地改善不同文化程度外來女工的宮頸癌、宮頸癌篩查知識知曉率。另外，觀察組干預后女工的篩查意愿也得到較大幅度地提升。這可能是由于多形式的健康教育有效調動了女工對宮頸癌及篩查知識的學習興趣[8]，從而提高了其對相關知識的理解和掌握程度，加強了對于疾病和篩查的重視[9-11]，最終實現提高宮頸癌篩查率的目的。

綜上所述，筆者認為多形式健康宣教有利于改善外來女工對早期宮頸癌篩查的認知程度，從而有效提高其篩查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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