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經濟學研究方法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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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于設計工作過程的方法研究

環境設計的專業教學一般由基礎課和專項設計課程構成，到了高年級，課程設置更傾向于“真題真作”和“假題真作”的模式，以此來鍛煉和提高學生的綜合設計能力以及解決具體問題的能力，具有較強的實戰性。這一模式本身并無問題，但是在實際操作中卻產生了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首先，由于該專業學生大都來自美術類考試，他們的文化素質、邏輯思維，理性的綜合分析能力相對低較。同時，在教學上的師資儲備、教學條件和實習基地相對缺乏，在專業理論建樹和工程項目研究方面相對薄弱，導致學生實踐動手能力差，設計水平難以突破。這些弱點在就業方面已經逐步呈現出諸多問題。其次，傳統的環境設計教學多注重表現技法的傳授和形式語匯的表達，當學生面對實際項目設計時往往不知所措，缺乏實際指導設計實施的方法與步驟，感覺基礎課程的學習與項目設計脫節，形式語匯難以建構。事實上，包括視覺傳達設計在內的藝術設計各專業幾乎都未開設專門的設計方法研究等類似的課程，所謂方法大多依靠教師個人的經驗與認識水平。這種現象普遍存在，對整個設計專業已經產生了不利的影響。

1.1科學的工作方法

現代環境設計是一門綜合性極高的交叉學科。首先，環境設計的成果是以工程項目的建造為結果和過程的。因此，凡是涉及工程項目設計和建造的所有環節都將成為環境設計關注和遵循的必須原則。它是一個復雜、動態的系統，沒有一個科學、系統、整體的方法來支撐，這一過程很難得以推進。其次，在每一個具體的環節，又會有很多錯綜復雜的問題相互疊加和展現。這更需要設計者具有冷靜和睿智的頭腦，運用一定的方法予以化解和實施。學校教育的問題是，這一復雜的動態系統由于不能及時得以評價或是由于片面的評價和引導，往往失去了真實的意義。方法成為設計過程中的注解，而非設計必須遵從的原則。在面對實際的項目設計時，盲從和慌亂成為普遍現象。

方法學，就是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一般方法，是人們用什么樣的方式、方法來觀察事物和處理問題。簡單地說，藝術設計方法學研究主要解決設計師面對設計項目時“怎么辦”“如何開始”等問題。

對于任何一個環境設計項目，其復雜的設計過程概括起來可分為三個階段，即設計規劃（明確設計任務）、方案設計和施工圖設計三個階段。明確各階段的主要工作任務和目標，在此基礎上建立整體設計的進程模式。這一模式的建立首先依靠科學的方法的介入和指導。例如，在初期需要有設計調查這一環節，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事實是，它往往被忽視或流于形式，甚至僅僅被作為設計表達的表面注解和方案闡述時的理由。原因是，設計者缺乏正確的調查方法和途徑，結果自然是片面和“想當然”的，因此也就失去了指導設計的實際意義。例如，對于綜合市場的改造這一設計命題，微觀上從管理者、從業者和消費者不同的訴求和需要出發，和宏觀上從社區文化、市場競爭力與整體環境形象出發。對于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介入方式與方法不同，得到的指向和結果就會相差甚遠。其次，整體設計的進程模式還要依靠科學的分析和解讀。問題都擺出來了，接下來要做的是分析和梳理出重要的數據和信息，逐漸整理出設計的理念和基本思路。計算機可以幫助我們快速處理和分析數據，但不能為我們提供解決的方法，設計的進程再次回到了方法研究的范疇?？茖W的方法“可以將設計師從工匠的迷茫中解脫出來，從而投入工業的語境之中”。[1]在現代設計中，設計師在設計過程中的地位已經產生了變化，它不再將個性化和藝術表達作為首要條件，設計也不再是設計師一廂情愿的藝術表達，而是成為與委托方、其他工程師平等協作，參與并完成設計藝術生產的合作。這源于設計、科學、技術與生產相結合的結果。因此，沒有一個科學優化的工作方法，這一過程將會變得復雜。

1.2系統與整體的工作方法

系統與整體的設計方法不僅是現代工業設計的重要原則，也可以成為其他設計領域關注和采用的基本方式。它是指運用系統論的有關原理和方法，對設計過程進行整體、全面的把握，目的在于調整系統結構和各要素的關系，使系統獲得優化。從系統的角度分析設計中可能遇到的問題，有條理、有步驟、有計劃地開展設計全過程。

環境設計是復雜的、動態的設計過程，委托方意志的變化、投資額度的變化、市場反應的變化、原材料價格的變化，以及人力成本的增加，甚至施工環境的變化等，其間任何一個環節的變化都會直接影響到設計的進程。這中間有太多的問題需要思考、太多的環節需要關注、太多的問題需要解決、太多的關系需要協調。因此，更需要設計師樹立系統與整體的理念。整體性就是把設計過程中的任一對象看成各個要素，并按一定方式來構成的有機整體。作為整體的部分，要素與整體、環境以及其他各要素之間的相互聯系、相互作用，使系統整體呈現出各組成要素處于孤立狀態時所不具有的功能和性質。因此，在環境設計的教學中，教師要始終強調這種關系的存在，清醒地認識到它的重要性，用科學性的具體方法指導學生的設計實踐。學生也好，設計師也好主動地運用系統與整體的方法，從與人溝通的能力、談判的能力、協調能力、組織能力、決斷能力、合作能力的提高等細節入手，以分析、綜合、評價、執行的手段貫徹于設計各階段，使設計的問題得以凸顯、集中、深入和拓展，最終以優化與適合的方式完成。

2基于設計思維方法的研究

設計方法學的研究與藝術設計的關系有如哲學與具體科學的關系一樣，前者以觀念與方法論影響后者，而后者的進一步發展又推動了前者的發展，它們在相互促進中得以共同發展。[2]包豪斯注重藝術教育與技術教育相結合，把藝術設計看成創造性的藝術活動，強調藝術設計和藝術的密切聯系。藝術家與工藝技師具有同等的地位，在實踐的過程中存在相互統一和相互轉換的可能性?，F代設計已經不是能由某個具體單一的工種或藝術家來獨立承擔的工作。烏爾姆設計學院強調全面發展的創造個性旨在擺脫“純藝術家”的主觀性，和“純制作者”的狹隘性，從而實現藝術與技術的結合。然而，烏爾姆設計學院試圖把設計活動更多地建立在科學的推導和邏輯過程的做法，這又會導致對于設計師個體的藝術感受和認知的忽視。由于所處的時代語境和面臨的問題不同，對于現代設計教育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包豪斯和烏爾姆學院都在教學模式、課程體系方面就藝術如何參與現代設計中給出了解釋，進行了實踐探索，但又具有各自的局限性，即忽視了作為設計師個體的思維方式的不斷發展和進化。類似于將設計的過程定位于前提條件限定下的被動執行和流水線生產，忽略了藝術的創造性和藝術設計除功能之外的活力因素。

2.1設計思維方法的分類

在人類認識事物的過程中，科學思維與藝術思維是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它們都是在感性認識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發展的趨向卻不同。

藝術設計思維方法的研究主要包括兩方面的內容。一是對藝術設計思維的本質、現象、特征和類型進行比較分析。尤其是對藝術設計中的創造性思維的研究。二是對藝術設計思維方法進行系統的整合研究?，F代設計的科學本質及其目的性規定了設計思維的邏輯定向，即通過對各類相關因素進行充分的理性分析和理解，從而在設計中體現這種需要、目的或價值。其特點是把直觀或經驗所得的東西通過抽象概括形成概念、定理、原理等，使人的認識由感性個別到理性一般再到理性個別。邏輯思維在創新中對發現問題、直接創新、篩選設想、評價成果、推廣應用、總結提高等環節都具有積極的作用。

形象的創造要求藝術思維發揮獨特的作用，只有綜合的思維方式才能解決設計中的具體問題。這種綜合性體現了設計思維的辯證邏輯，即處理好抽象與具象、理性與感性、分析與綜合、歷史的與邏輯的、人與物等關系。設計是科學與藝術統一的產物。在思維的層次上，設計思維必然包含了科學思維與藝術思維這兩種思維特點，或者說是這兩種思維方式整合的結果。

2.2設計思維方法的研究

研究設計理論，必須研究方法上的處理方式、創造性的觀念和藝術的表現手法。如果說目的性、實踐性和規律性是一般方法的共性特征，那么情感性則是藝術設計方法最顯著的個性特征。設計方法學涉及眾多領域，是對設計方法的再研究，所以要盡可能多地產生讓人耳目一新的想法，從更加寬泛的視角對問題加以定性，以新的視點審視設計問題，避免過早定論，脫離以往的做法，實施轉化思路等。在各種復雜的設計過程中，科學的抽象思維得到的結果必須用形象的方式展現和反映出來，它最終仍是一個形象的建構問題。因此，藝術思維在設計的過程中不僅自始至終地存在著，而且起著主要的或決定性的作用。發散思維針對所給信息而產生的問題，要盡量從各式各樣的角度去解讀。它是一種跳躍式思維、非邏輯思維，是指人們在進行創造性活動或思考問題的過程中，圍繞一個問題，從已有的信息出發，從不同方向，多角度、多層次地去思考、探索，從而獲得眾多的解題設想、方案和辦法的思維過程。設計師可以對設計要求給出自己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確立設計目標，提出設計創意。從范疇化的角度來看，在謀求設計創新的過程中如何創造出新的環境設計范疇顯得尤為重要。在這一思考過程中，著眼于設計要求中心要素的思考容易受到既成概念的影響而落入慣性思維，運用周邊要素開展的思考則表現出一種擴張的態勢，并能從中找到更合適的設計方案。

3環境設計方法的嬗變

以科學理性為基礎的傳統認識論通過彰顯“智慧之愛”并未將認識論引向解放。在克服科學認識論弊端的前提下，認識論研究領域中各種學說不斷涌現。其中，生活認識論和社會認識論在批判科學認識論的基礎上建構其理論體系。生活認識論是“生活世界觀照下的認識論，這種認識論關注的焦點轉向人們生存的現實感性的生活世界”。社會認識論是“關于人們怎樣認識社會的哲學學說，它以人們認識社會的認識活動為對象，考察人們認識社會的特殊活動結構、進化過程和特殊規律”。社會認識論關注的是知識的產生及其社會性。從關注理性哲學的科學認識轉向關注人的生活和社會的認識，是認識論研究的層次深化和思路轉換，開啟了更廣闊的認識論研究視域。這一轉換為理解知識和知識的產生提供了獨特的視角，有效地指導了學習環境的設計和開發，從而促進知識創造學習環境設計的理論和實踐的發展。知識創造學習環境的設計是在社會經濟、科技的進步以及學習理論發展的基礎上，在以新認識論為基礎的知識建構論、學習擴展論和知識創造模型論、科學知識社會學等的支撐下發展起來的。

社會的發展使工作任務越來越強調知識性、跨學科性和復雜性?！叭绻慌c他人合作，單個人幾乎不可能獨自完成一項復雜的任務?！蓖瑯拥?，“學習也是一個高度互動和動態的過程”。在教育與培養的過程中，學生應考慮到這些特點。學生應在學校中學會如何與他人協同工作從而為進入職場做好準備。簡單地將學生分組并告訴他們在一起工作，不意味著能夠自然地發生協同合作。當前的學習環境設計沒有過多地考慮如何有效地調節學生之間的關系，以使每個人都能為獲得成功作出充分的貢獻。人類的特質之一是能夠集合共同的智力資源，一起解決問題，從而將創造知識的過程建立在群體協作的基礎上。但現有的學習環境設計“缺乏分工合作與整合工具”。

人類始終跋涉于認識世界的旅途中，從對外物的認識到對自身的認識，體現出人類認識能力的不斷深化。認識的結果是形成各種知識，因此認識論與知識論在某種意義上是統一的。知識是學習的核心內容，對知識的不同看法形成了不同的學習環境理論，因而不同的學習環境理論必定以某一認識論作為支撐。在當下，基于不同認識論基礎上的學習環境設計正表現為從“以知識為中心”到“以學生為中心”再到“以協同創造知識為中心”的發展軌跡，即從知識共享走向知識創造。因有理論的支撐和現實的需要，知識創造基礎上的環境設計必將成為環境設計的主流形態。

4結語

設計方法學是一門動態發展的綜合學科，對其研究與實踐應緊跟時代的變革而不斷地有所發展和創新。正確處理好教學改革中科學與藝術、經驗與分析、定性與定量、創造與適合等的關系則為關鍵。把空間形態、構成與人的行為狀態的研究作為環境藝術設計教育的出發點與研究對象，將現代設計方法論的研究體系與方式引入教育模式的探討，改變原有的以院校學科優勢、地域特征、教師經驗、感性認識為依據展開的傳統藝術設計教學模式，以動態的、發展的、系統的理論支持來研究現代環境藝術設計教育，并逐步形成基于系統理論指導的教育教學改革方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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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凌繼堯.世界藝術設計的若干問題[J].東南大學學報（哲社版），2000.

[4] 李立新.設計藝術學研究方法[M].南京：江蘇美術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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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網絡環境，物理教學，教學模式

 

作為一門自然科學，物理課程基礎性強，容量大（包括力、熱、光、電、原子、物理實驗），物理概念多且比較抽象，學生普遍反映難學。在教學過程中經常會涉及到一些看不見、摸不著的難于理解的知識、模型及物理過程，盡管老師花大量時間想方設法從不同角度，運用不同方法進行講解，但學生仍感覺到對知識吃不透、啃不爛，對有關的物理思想、物理過程更是想不清、弄不明，這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物理教學質量的提高。

基于網絡環境下的教學，一方面由于信息技術和網絡技術的發展，給網絡教育提供了強有力技術支持，另一方面也必將引起教育領域的深刻變革。首先，在教育觀念上，傳統的教學以教師為中心，以教材為中心，以課堂為中心，強調教師的“教”，而網絡教學可以突破時空的限制，以學生自身的學習為主，以學生已有的知識經驗為基礎，以學生的活動為中心教學模式，強調學生的“學”。其次，在教學模式上，網絡技術的發展，為學生提供了豐富的學習資源，它打破了學生只能在教室聽教師講課的單一局面，學生可以在圖書館、計算機室甚至在自己宿舍里，在自己認為合適的時候打開電腦進行學習。第三，網絡教學的實施也對教師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由于學生可以利用豐富的網上資源學習更多的知識，教師只知道書本上的知識是行不通的，教師應終身接受教育，要學會用系統科學的方法指導教學活動，應加強現代教育理論、學科專業知識的學習與研究，必須具備網絡操作技能和網上資源開發、利用等方面的能力，從而實現教師由教學型向科研型轉化。

在此，我結合自己的教學實踐，對網絡環境下的物理教學手段、方式談談自己的體會和認識。

一、網絡環境下物理教學的優勢

（一）能調動學生學習的自主性

由于網絡能為學生提供豐富多彩、圖文并茂、形聲兼備的學習信息資源，學生可以從網絡中獲得的學習資源不僅是數量大，而且還是多視野、多層次、多形態的。與傳統教學中以教師或幾本教材和參考書為僅有的信息源相比，學生有了很大的、自由的選擇空間，選擇的自由是自主學習的前提和關鍵。在網絡環境下，學生可以不再被那僅有的信息源（教師或教材）牽著走，他們可從網絡廣泛的信息源中選擇他們所需的學習材料；學生有可能按照他們各自的實際情況來設計和安排學習，使學生成為學習的主體；在網絡中學習還可以使信息的接受、表達和傳播相結合，學生通過他所表達和傳播的對象，使自身獲得一種成就感，從而進一步激發學習興趣和學習自主性。

（二）具有良好的交互性

傳統教學，雖然教師與學生、學生與學生共在一個空間，但在教學中相互之間的交互性卻極為有限，教學內容、教學策略、教學方法、教學步驟等都是教師事先安排好的，教師與學生之間較多發生的是一種從教師向學生的單向廣播式作用，學生很難有機會系統地向教師表達自己對問題的看法以及他們解決問題的具體過程；同班同學之間就學習問題進行的交流也是極少的，更不用說和外地的學生交流與協作；網絡教學的設計可以使教師與學生之間在教學中以一種交互的方式呈現信息，教師可以根據學生的反饋的情況來調整教學，學生不僅可以和自己的任課老師進行相互交流，而且還可以向提供網絡服務的專家請求指導，提出問題，并且發表自己的看法；學生之間的交流也可以通過電子郵件和BBS等網絡技術而實現，可以在網絡上討論任何問題，于是學生不僅從自己的思考過程中獲取知識，還從別的學生的觀點中獲取知識，從而達到建構和轉換自己知識的目的；學生還可以根據網絡電腦提供的反饋信息，在學習過程中不斷調整學習內容和進度，自由進退、自主構架論文提綱怎么寫。

（三）充分體現個性化學習

傳統教學在很大程度上束縛了學生的創造力，各種教學活動都是把學生置于共同的影響之下教學模式，讓他們讀相同的教材，聽相同的講授，參與相同的資料。教學的各種措施都是在同化人性，習慣于統一的內容和固定的方式來培養同一規格的人才，學生的個性得不到充分發揮，學生的學習需要不可能完全獲得滿足，教師只能根據大多數學生的需要進行教學，即使是進行個別教學，也只能在有限的程度上為個別學生提供幫助。網絡教學可以進行異步的交流與學習，學生可以根據教師的安排和自己的實際情況進行學習，克服了傳統教學中的“一刀切”的人為現象。學生和教師之間通過網絡交流，在學習的進行中就能及時了解到自己的進步與不足，及時地按要求調整學習，利用網絡可在任何時間進行學習或參加討論及獲得在線幫助，從而實現真正的個別化教學。此外，網絡中有大量的個性化教育資源，如專題網絡、教育專家個人網頁、專題新聞、專業學術組織的網頁、專業化的電子雜志等，這些網上資源為學生個性化學習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選擇余地。

二、網絡環境下物理教學存在的問題

（一）學生學習目的、態度存在問題

學生在網絡環境下的接受教育很大程度上受各種名利的驅動，有的為求得就業、再就業；有的為求得理想的單位、崗位；有的為求得職稱、職務；有的為求得工資待遇。如此種種，使得學生很大目的是為了學歷而學習，學習缺少勁頭，得過且過。

（二）自學能力薄弱

一是網絡環境下的教育的主要學習方式是自學為主，自學要靠學生平時擠時間自覺完成，工作、生活、學習難免會發生矛盾，而此時往往被放棄的就是自學。自學環節一旦薄弱，教師與學生在學習問題就得不到交流，面授、考試等其它環節也很難得到有效的實施。二是學生缺乏高等數學知識，缺乏高中物理基礎知識?！段锢怼返膶W習，必須要涉及矢量、微分、積分等數學思維，要用這些更精確的數學工具去分析物理現象和物理過程，而在教學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是學生對物理知識感到陌生，數學工具又不熟練甚至不會使用，至使在自學和實驗兩個重要環節中都面臨很大的困難。

（三）管理力度不夠

網絡環境下的學生大都是在職人員，由于現在很多單位都實行定員定崗，工學矛盾突出，不能保證充足的自學時間。必須完成的作業可能在會互相抄襲，考試時就會想盡各種辦法混過關，造成了管理上的困難。

三、網絡環境下物理的教學探討

（一）教學內容上的改革

包含兩個部分，一是教材方面，二是實驗方面。教材要添加近代物理內容，介紹當今物理學前沿的發展，如量子理論、相對論的時空觀等，啟發學生興趣，擴大學生的科學視野教學模式，開闊學生的思路。把近代科學技術成就和前沿課題的內容融入教材中，補充一些物理學與相關專業的交叉或補充的前沿的新發展內容，使學生在學習基本理論的同時了解現代科技發展的新信息、新動向。對經典物理部分進行處理，精選與現代科技、現代物理知識緊密聯系的內容，刪去陳舊部分，避免和中學物理的內容重復，將經典物理延伸至近代物理，增添新意。 除教材外，盡量編寫一本學習用的物理教學參考書，主要用于幫助學生理解基本概念、基本定理，學會分析問題和解決問題，提高把物理學的知識應用到實際中的能力。

實驗教學內容一定要推陳出新，時刻與新知識、新理論的發展相連接。圍繞培養學生的綜合實驗能力、實踐能力和創新思維能力，規劃設計新的課程體系、實驗內容和實驗方法。根據教學目的的側重點不同，可把普通物理實驗按基本型實驗、提高型實驗、研究創新型實驗三大模塊進行建設。

（二）網絡平臺的建立

網絡平臺的建設以滿足兩個方面為主，一是課程知識的學習要有充足的內容；二是能達到課程責任老師與學生之間、學生與學生之間交互式學習的需要。

早在20世紀90年代初，東南大學惲瑛教授就提出了“多媒體物理教學”的思想，雖然由于當時的技術所限，與今天所謂的多媒體物理教學在手段上還有所差別，但今天的“多媒體物理教學”思路與惲瑛教授提出的思想是相輔相成的，只是手段上更先進了。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開始，國內的一些知名高校相繼建設了物理教學專用的多媒體教學環境，并且在軟件建設上也投入很大，獲得了各方面的好評。正如長期從事電磁學及計算機輔助教學和研究的陳義成教授所言，“一些不能或不便用實驗演示的基本概念、思想方法、理論結論可用課件演示，這將會使得所討論的問題形象、生動、簡練，豐富了想象力，增加了感染力論文提綱怎么寫。”“使用電子課件上課，可增加課堂信息量，還可用節省下來的時間進行課堂討論，活躍課堂氣氛，加深對所學知識的理解和記憶；更能直觀、形象、簡潔地表現物理內容和思想方法。

多媒體課件或多媒體教學過程制作的流媒體文件，美國的“電子教室”及 “工作室物理”對我們的教學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這些教學課件的編寫，突出重點、簡明扼要，能夠吸引和指導學生進行學習。對于教學中的重點和難點，設置了詳細的解釋，以供學生調用，做到因人施教，力求實現物理教學的個性化。充分利用計算機多媒體技術的動畫效果，編寫生動的教學插圖，吸引并幫助學生進行主動學習。在教學課件中設置了人機對話，讓學生思考并回答各種問題，以充分調動學生的學習積極性。運用色彩、圖形、字體等的變化，以免引起單調、厭煩的感覺教學模式，從而使多媒體教學更加人性化。

（三）虛擬實驗室的建立

虛擬實驗室就是利用軟件虛擬儀器，建立虛擬的實驗環境，學生在這個環境中操作儀器，模擬真實的實驗過程，達到培養動手能力，深化理解物理知識的目的。

目前在物理實驗中，有些實驗往往由于受到實驗儀器本身及實驗條件、實驗環境的限制，或受時間、空間等問題的影響實驗不易做或者做出來效果不明顯，物理現象很難觀察到。如電容器的充放電過程、電磁震蕩中電場、磁場的變化過程、磁聚焦、磁約束等。虛擬實驗室系統可以克服實驗儀器數量和質量的不足以及實驗場地、課時數的限制，充分地利用網絡資源，讓學生得到和真實的現場實驗一致的體驗。通過虛擬實驗來觀察上面所述的現象及動態過程逼真地展現出來，就可以為學生學習物理知識，分析物理問題提供必要的感性材料，創造生動逼真的物理情景，提高學生的空間想象能力和物理思維能力，進而提高實驗教學效果。

四、展望

在網絡環境下開展物理的教學，做到制訂適合專業實際的教材，交互式的豐富多媒體課件，建立完善的網上虛擬實驗室，就使物理教學進入一種新的階段。當然，物理教學要在改革中創新，在創新中發展的，還有許多新的規律等待著我們去探索、研究、發展、完善。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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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徐曼，等.物理實驗教學改革的初步實踐[J]. 石家莊聯合技術職業學院學術研究，2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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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信息技術;教學模式;教學方法

一、通過信息技術的有效利用，在實際教學中易將枯燥的文字變得生動有趣

例如，在講授《北京亮起來了》這篇課文時，通過多媒體課件的運用，能夠讓學生在以去北京參觀的情境中學習。給人一種身臨其境的感覺。例如，當我們在講授《安塞腰鼓》這一課時，教師需要創設這樣一種學習情境：我們的祖國幅員遼闊，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民族有著不同的文化背景，也有不同的文化藝術表現形式。為了渲染喜慶的氣氛，不同的地域和民族，有不同的表現形式：敲鑼、打鼓、放鞭炮、吹嗩吶……這時教師可以利用多媒體技術展示各種各樣的鼓，有排鼓、大鼓、堂鼓、板鼓，讓學生逐一辨識;最后展示腰鼓以及中國的“腰鼓之鄉”――陜西安塞。再用多媒體展示電影《黃土地》中“威風鑼鼓”的片斷，讓學生切身感受安塞腰鼓的氣勢――蒼茫的天底下，隆起一座黃土高坡，數百名頭扎紅巾、敲著腰鼓的陜北漢子，伴著悠揚的嗩吶聲由遠而近，鼓聲由小到大，直至震天動地。漢子們行進著，狂舞著，腳下揚起黃色的塵?！裁词前踩?？不用多解釋，學生已經感受到了?？赐赀@段錄像，學生很容易就被安塞腰鼓的壯觀景象深深地吸引住，能夠很自然地進入到課文的閱讀中。

二、信息技術可以將抽象的文字轉化成具體的形象，從而解決教學的重點難點問題

例如，當我們在講授《人民英雄紀念碑》這一課時，學生可借助相關課件及網絡提供的信息，通過網絡教室獲得個別指導，以便較好地理解課文的重點難點，進而進行語言、思維訓練。

三、信息技術創設了開放的學習環境

信息技術應用于語文教學，有助于幫助學生實現個性化的研究性學習。它可以設置一個相對個性化的學習環境，使每個學生都能得到與教師與同學充分交流的機會，它可以針對學生自己的實際情況，按照最有效的個性化原則來組織學習，進行研究，將傳統教學方式進行揚棄。同時信息技術與語文學科整合，還有助于構建“交互性”的學習方式和氛圍。在網絡世界里，師生可以利用語文資源的開放性進行充分的溝通。比如，我們可以開辟“校園網”，也可以利用網絡等方式進行師生交互，直接對話，并實現多元交互和即時評價與反饋。學生可以根據自己的情況隨時加入，隨時退出。從而使教與學不斷轉換和整合，個性學習與交互信息互相配合，教學相長。

四、通過運用信息技術可以增大課堂教學容量有效提高教學效果

決定課堂容量的一個重要因素是學生的接受能力，多媒體手段給學生的多重感官刺激和直觀教學，加快了學生理解進程，相當于增強了學生的認知能力，從而縮短了學生對同樣內容的接受時間，為增大課堂容量提供了很好的條件。另一方面，課堂容量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板書方式、速度的影響，尤其是當需要板書的文字和需要做的圖比較多的課堂上，粉筆書寫和作圖對課堂的速度起到了較大的制約，利用多媒體技術存儲功能可以根據需要把一些圖形、題目、題目的分析或解答過程等預先存儲在電腦當中，課堂上適時地在學生面前再現出來，還可以利用計算機高速處理信息的特點，在課堂上快速、準確地進行作圖，為課堂增加知識容量。如高年級教學幾何圖形的認識和面積計算方法推導時，就可以大量運用多媒體技術，事先把要用的圖片制作好，上課時可以方便的調出來讓學生看。

通過計算機軟件，教師可以對教學內容進行控制，可以在任何時刻讓某段文字、某個圖形出現，也可以在任何時刻讓它們隱去;可以隨機作出圖像;可以對屏幕上出現的運動對象隨時干預，像電影定格一樣使之靜止在某一畫面上，以對某些需要強調的運動結果進行特寫;可以對圖形（或圖像）進行局部放大等等。這樣大大豐富教學手段，拓展了師生交流的渠道，提高了課堂效率。

五、多媒體電教手段促進充分發揮教師的主導作用和學生的主體作用

一些傳統電教手段如電影、電視、錄像等可以同時表現文字、圖形、影像、聲音、動畫等多媒體功能，而計算機最具魅力、最能顯示多媒體特點的技術――人機的交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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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低碳經濟的理論基礎研究

(一)低碳經濟的經濟學理論根基

GDP被認為是20世紀最偉大的發現，在各國之后的經濟學研究中，紛紛將GDP作為了經濟橫向比較的參考與依據，讓人們誤認為經濟學學科研究的內容僅僅是國家GDP增長方式。在經濟學發展歷史中，曾經出現過世界主義經濟學的觀點，這種觀點主要的思想是指在經濟學的研究過程中，本國的經濟發展是研究內容之一，世界經濟的發展也是其研究內容之一。在這種觀點之中包含了通過低碳經濟的發展減少全球二氧化碳排量的思想。

弗朗斯瓦魁奈在其《重農主義，或最有利于人類的支配力量》中首次提出了世界主義經濟學概念。亞當斯密與弗朗斯瓦魁奈有著共同的觀點，指出經濟學的研究應該立足在世界范圍之內。薩伊著有《實用政治經濟學》一書，該書中關于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內容進行了說明，指出整個人類社會的利益是其研究的主要內容隊經濟浪漫主義的奠基人西斯蒙第指出政治經濟學科的最終的目的就是使得人類的幸福得到增進。他指出政府成立的目的并不是對財富進行積累，財富積累僅僅是表面的形式而已，通過財富積累實現公民物質生活方面的滿足才是其真正的目的。而是要通過財富的積累為全體公民提供物質生活方面的快樂。在經濟發展中的這種全球化經濟的思維是低碳經濟思維的起源。

(二)低碳經濟與其相關學科之間的比較與繼承

1.低碳經濟與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綠色經濟

綠色經濟的概念首次出現在皮爾斯所著的《綠色經濟藍皮書》中。綠色經濟主要指的是對環境進行維護、資源進行保護的，對人體健康有益的平衡式經濟。循環經濟屬于利用生態學規律指導經濟活動的新形態經濟。生態經濟指的是生態學與經濟學結合而成的學科，研究的主要內容是生態與經濟所組成的系統中的結構、功能以及運動規定等。

從本質上講，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低碳經濟都是要求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能夠降低經濟投入、能源消耗以及污染排放，提高生產經營活動的經濟效益，這幾個經濟思想都是在30世紀后半期產生的。生態經濟指的是經濟活動的進行要以生態規律為指導。循環經濟指的是利用循環的理念指導經濟活動。綠色經濟指的是在總的國民生產總值中減去自然資源與環境污染等方面的消耗價值，實際上就是綠色GDP低碳經濟指的是經濟的發展不能夠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上升為代價，屬于生態經濟范疇。低碳經濟與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比較之后發現，低碳經濟更能夠體現出當前經濟發展過程中的矛盾與目標，抓住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主要矛盾。低碳經濟思想是在資源、環境、生態等面臨著巨大的問題與危機的情況下人類通過反省與總結提出的思想，重新認識了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低碳經濟與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之間雖然有著不同的內涵等，但是之間的關系是互補的，綠色經濟、循環經濟、生態經濟中的相關理論可供低碳經濟理論體系構建的過程中進行借鑒與參考。

2.低碳經濟與氣候經濟學

弗里德黑姆施瓦茨在《氣候經濟學》中指出了經濟與天氣之間存在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全球氣候變遷政策奠基人尼古拉斯斯特恩在《斯特恩報告》中對天氣與經濟之間的關系進行了進一步詳細的闡述，指出溫室效應的不斷加劇將對全球經濟的發展產生嚴重的影響，這種影響的嚴重程度將與世界大戰、經濟大蕭條時的影響不相上下。

氣候經濟學中是對經濟從氣候的角度進行研究，其研究的主要內容為氣候對經濟的影響作用。低碳經濟又主要是研究二氧化碳與經濟之間的關系。從內涵方面來講，氣候經濟學與低碳經濟具有相同的內涵，是對于同一種問題的兩種不同的表述方式。氣候經濟學是低碳經濟理論進行發展的基礎，低碳經濟理論的研究需要對氣候經濟學的研究成果進行關注與借鑒。

3.低碳經濟與資源環境經濟學

資源環境經濟學研究的主要內容為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系，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實現經濟效益與環境效益的統一及最優化。資源環境經濟學研究的主要領域包括:第一，環境污染所帶來的損失的估算，包括物質方面的直接損失，人類身體與精神方面的損害等;第二，對環境治理過程中投入帶來的產出進行評估，包括污染治理的直接效益損失，社會效益及生態效益損失等;第三，污染者付費制定及付費力度的制定;排污指標轉讓金額的制定。資源環境經濟學中認為資源是具有一定的價值的，而環境的損害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對這些價值與成本進行核算與解決。如果出現較高的碳排放，必然會都會環境造成一定是損害，只有實現低碳經濟發展才能夠對上述問題進行避免。因此，低碳經濟是存在著與資源環境經濟學相互交叉的內容的。當前，資源環境經濟學科的發展已經相對完善，低碳經濟在理論體系構建的過程中要對其進行充分的參考與借鑒。

(三)構建低碳經濟理論的設想

在經濟學的眾多分支之中就包含低碳經濟。因此，當前出現的經濟發展與二氧化碳排放之間不能夠協調的問題能夠通過經濟學中的內容進行解決，實現經濟與環境之間的協調發展。

低碳經濟從本質上講屬于生態經濟學。低碳經濟中涉及的學科較多，需要從跨學科的視野上進行綜合的把握。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第一，對傳統經濟學中的一些基本的方法進行繼承;第二，對其他相關學科的一些分析方法進行借鑒;第三，對制度學分析方法進行利用。

二、低碳經濟的經濟學價值

(一)為經濟發展的新模式提供理論基礎

人們的經濟活動強度在工業革命之前非常小，因此在經濟活動中產生的溫室氣體要比生態系統調節能力低，生態系統能夠對經濟活動中產生的溫室氣體進行調節，對經濟活動中所產生的負效應進行調節，實現經濟的和諧發展。經過工業革命之后，出現的機器大工業生產模式導致了生態系統調節能力幣、能夠負荷經濟活動所產生的溫室氣體，因此就出現了由于溫室氣體而造成的環境受到污染問題，環境問題導致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受到了嚴重的阻礙，更加嚴重的甚至會對人類的生存產生威脅。

傳統的經濟學理論研究中，其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實現財富的提高，現代經濟學研究的目的為提高本國GDP，這些理論都已經不再適合對經濟活動進行指導了。當前出現的循環經濟、生態經濟、綠色經濟等經濟理論，都各自具有自身獨特的內涵和主要研究的內容，因此在這些經濟理論中并沒有將低碳納人到研究的內容之中。在全球當前的環境問題中，溫室效應問題已經成為了主要的問題之一，出現這種環境問題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不合理的經濟發展模式。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需要完整的經濟理論體系作為指導。低碳經濟理論能夠為經濟發展模式的更新與發展奠定理論基礎，促進經濟發展模式的轉變，促進低碳經濟的發展。

(二)實現了對國際經濟學體系的完善

國際經濟合作理論的解釋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從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方面進行解釋，代表的比較優勢(亞當斯密)、相對比較優勢(李嘉圖)、要素稟賦理論(赫克歇爾、伯蒂爾奧林);另一方面是從新國際貿易理論方面進行解釋性在這些關于國際經濟合作理論的觀點中，都是將本國作為了研究的重點，發展國際合作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使本國的經濟總量得到增加，從而實現本國經濟競爭力的上升與增強，而其中的貿易僅僅是一種手段而已。從經濟效益角度進行分析，國際經濟合作對合作方都有利，然而從生態效益角度進行分析，會導致更多的合作負效應的產生，帶來更加嚴重的環境問題。在當前的國際合作過程中，主要是發達國家同著欠發達國家或者地區進行轉移，而其中轉移的主要內容包括制造等環節，在這些欠發達國家或者地區中，由于發展不充分導致了技術較為落后，能源結構并不合理等，使得在承接制造等環節的過程中帶來嚴重的環境問題，其中最為主要的就是溫室氣體排放問題。由于二氧化碳具有流動的特性，最終將成為整個國際的環境問題。低碳經濟中關于國際合作發展的相關思想能夠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國際經濟合作的困境。而且低碳經濟理論中對國際經濟學原有的經濟研究視角進行了拓寬，兩者之間的融合使國際經濟學將研究的視角定位在了整個國際社會整體方面，實現了真正意義上的國際經濟學。

(三)對消費方式的轉變起到了引導作用

在當前的經濟發展模式中拉動經濟發展是三駕馬車，即消費、投資、出口，歸結起來是物質消費拉動了經濟的發展。在當前的能源結構并不合理，如果要促進物質消費進行發展，那么在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伴隨著二氧化碳的產生，要想在發展的過程中對于不斷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進行控制，又必然會影響到物質消費的發展。物質消費的刺激與低碳經濟的發展之間存在著目標沖突問題。物質消費的主體是發到國家與發達地區的居民，這些消費主體的消費需求中，生理需求已經不是最主要的方面了，而已享受型、炫耀性的需求正在不斷增長的過程中，并且占據了主要的位置。低碳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改變的不僅僅是生產方式，還包括生活方式、消費方式。

(四)實現了相關經濟學研究內容的豐富

低碳經濟在不斷進步的過程中，輔的工具出現了很多。雖然當前并沒有對這些概念實現完善，但是這些概念已經成為了金融學、國際貿易等方面的新內容。由于氣候問題在解決的過程中具有復雜性，因此就要求經濟學家必須對風險、不確定性等最為基本的經濟學概念進行重新的審視，對這些傳統意義上的概念進行重新界定。

篇5

統計學就是收集數據、整理數據以及分析數據的方法論學科，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支持經濟學的實證研究，保證其能夠對所需要應用的數據進行有效整理與收集，進而形成統計思想，達到預期的研究目的。

關鍵詞：

經濟學；研究；統計學思想

在對經濟學進行研究的過程中，統計學思想是至關重要的部分，其中包含著估計思想、擬合思想、均值思想等，有利于提高經濟學研究效率，凸顯出經濟學的研究價值，為其后續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1經濟學中統計思想分類

1.1統計思想之估計思想

統計思想是一門具有綜合性特點的學科，其涉及的內容較廣，研究重點有所不同，使得主要的思想部分受到廣泛關注。然而，在統計思想中估計思想是最為主要的組成部分，主要因為估計思想是一種認識方式，能夠將利用樣本對統計的總體進行預測，在一定程度上，能夠有效提高預測準確度。與此同時，樣本是統計中最為重要的部分，在顯示總體屬性的基礎上，可以利用樣本的研究結果預測總體概況，但是，統計樣本很容易受到各類因素的影響，導致統計數據與總體數據出現偏差。

1.2統計思想之擬合思想

擬合思想就是在統計期間，能夠對不同類型的事物的表象關系進行分析，保證能夠擬合出事物的前后順序，使得錯綜復雜、難以分辨的信息規律凸顯出來，進而形成良好的發展趨勢。

1.3統計思想之均值思想

對于統計思想而言，均值思想就是根據統計學的基本特征凸顯出事物的一般性規律，使得經濟學研究人員可以全面了解事物發展規律，避免出現各類干擾因素影響其統計準確性，進而提高經濟學研究質量。

1.4統計思想之聯系思想

經濟學研究中各類事物都存在著密切的聯系，只有應用統計聯系思想，才能保證人們在處理問題的時候，可以注意事物之間的聯系，提高變量考察效率[1]。

1.5統計思想之差異思想

統計學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概括性，與差異思想存在密切的聯系，主要因為差異思想可以引導經濟學研究人員能夠根據事物之間的差異，對事物進行統計與概括，進而形成良好的數據研究體系。

2經濟學研究中統計思想的應用路徑

2.1經濟學研究風險決策時應用統計思想

在經濟研究決策期間，經常會存在不確定的因素，使得經濟活動承擔一定風險。由此可見，在經濟研究決策之前，必須要利用科學的方式制定工作制度，保證能夠向著正確的方向前進。首先，在日常經濟活動中，企業要利用正確的決策規避盈利虧損。其次，企業要正確估量經營中可能出現的經濟損失，保證能夠制定完善的措施規避企業的損失。最后，企業可以利用統計學的概率論原理，形成豎形圖像實施分析工作，進而提高企業的發展效益[2]。

2.2經濟學研究市場調查中應用統計思想

經濟學研究人員在市場調查過程中，必須要全面分析統計學的應用特點，保證能夠有目的性的對市場調查內容進行分類，并且提高數據記錄效率，使其達到系統性目的。同時，經濟學研究人員還要正確分析所搜集的市場信息，及時發現企業的缺點，并采取有效措施彌補，為企業在市場中的發展提供正確方向。另外，經濟學研究人員還要利用統計學思想全面判斷市場需求，提出更多的可行性戰略條目，例如：取樣調查、抽樣調查等，使得統計思想能夠更好的應用在經濟學研究領域中，為其發展奠定堅實基礎[3]。

2.3經濟學研究經濟預測時應用統計思想

在統計學理論中，經濟預測與風險預測是有所不同的，經濟預測就是對未來各類不確定的經濟因素進行分析，保證能夠利用科學的手段實施經濟預測工作，避免對經濟進行臆想與胡亂猜測[4]。同時，在經濟預測期間，不可以出現利用直覺與經驗預測的問題，必須要根據經濟預測要求，科學、精確的實施計算工作，在搜索各類相關資料的同時，不斷分析與判斷未來的經濟發展趨勢。企業決策者可以利用統計思想中經濟預測手段加深對企業未來經濟的了解，以便于做出更加完善的決策。經濟預測指標包括以下三種：一是經濟預測范圍。二是經濟預測時效。三是經濟預測性質。每個標準都有自身存在的意義，可以促進經濟學研究效率的提高。

3結束語

在經濟學研究期間，相關研究人員必須要全面分析統計思想，確保能夠將其有效應用在研究工作中，在提高研究質量的基礎上，凸顯經濟學研究價值，為其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作者：許歡 單位：唐山人民醫院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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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毓欣.本世紀公共經濟學研究重點的統計揭示--基于《公共經濟學雜志》2003-13年間的分析[C].中國財政學會2013年年會暨第十八次全國財政理論討論會論文集.2013:704-709.

篇6

1 生態城市的內涵和主要特點

1.1 生態城市的內涵

生態城市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起的“人與生物圈(MAB)”計劃研究過程中提出的一個概念,是城市生態化發展的結果;是社會和諧、經濟高效、生態良性循環的人類居住形式,是自然、城市與人融合為一個有機整體所形成的互惠共生結構。簡而言之,生態城市是一類生態健康的城市。

1.2 生態城市的主要特點

生態城市與傳統城市比較,主要有以下幾大特點:

1.2.1 和諧性

生態城市的和諧性,不僅反映在人與自然的關系、自然與人共生、人回歸自然、自然融于城市等方面,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人與人的關系上。

1.2.2 高效性

生態城市能提高一切資源的利用效率:物盡其用、地盡其利、人盡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使物質、能量得到多層次分級利用,廢棄物循環再生,使各行業、各部門之間共生關系得以協調。

1.2.3 可持續性

生態城市是以可持續發展思想為指導的。同時兼顧不同時間、空間,合理配置資源。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保證其健康、持續、協調的發展。

1.2.4 整體性

生態城市不是單純追求環境的優美或自身的繁榮,而是兼顧社會、經濟和環境三者的整體效益,不僅重視經濟發展與生態環境的協調,更注重對人類生活質量的提高,是在整體協調的秩序下尋求發展。

1.2.5 區域性

生態城市作為城鄉統一體,其本身即為一區域概念,是建立于區域平衡基礎之上的。而城市之間是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只有平衡協調的區域才有平衡協調的生態城市。 2 中國目前的城市環境狀況和生態環境建設的起步

2.1 目前的城市狀況

“九五”期間是環境保護大發展的五年,集中體現在:黨和國家高度重視環境保護、全民族環境意識普遍提高、環保措施力度加大、環保投入大幅增加、環境質量有所改善等方面。但是,環境污染依然嚴重,生態惡化的趨勢沒有得到有效遏制。水環境污染相當嚴重,全國有36%城市河段的水質為劣5類,多數城市地下水受到一定程度的點狀和面狀污染;大氣污染十分突出,受監測的341個城市中,有66.7%的城市空氣質量超過國家二級標準;固體廢物、城市垃圾、“白色污染”仍然嚴重;全國城市垃圾真正達到無害化處理的還不到總量的10%;城市噪音擾民十分普遍,2001年監測區域55.7%的城市噪音處于中度以上污染。嚴重的環境污染導致市民發生多種疾病。

2.2 生態環境建設的起步

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開始生態環境建設的探索。1999年海南率先獲得國家批準建設生態省,2001年吉林和黑龍江又獲得批準建設生態省,陜西、福建、山東、四川也先后提出建設生態省。許多城市如上海市、長沙市、宜春市、揚州市、威海市、深圳市等都先后提出建設生態城市的奮斗目標。最近幾年,中國城市規劃學會,中國生態學會以及他們的地方學會舉辦了多次全國性地方性學術討論會,將學術研究與交流推到了。第五屆國際生態城市大會于2002年8月19日至23日在深圳市召開,《生態城市建設的深圳宣言》是這次大會的主要內容,將對世界城市建設與發展以及人居環境的改善起到積極的指導作用。

3 中國如何進行生態城市建設

3.1 生態城市建設的指導思想和目標

筆者認為,生態城市建設的指導思想是:以城市生態學和環境經濟學為理論指導,以可持續發展為主題,以城市規劃為藍本,以環境保護為重點,以城市管理為手段,建立政府主導、市場推進、執法監督、公眾參與的新機制,建設經濟、社會、生態三者保持高度和諧的城市。

生態城市建設的目標是:創建清潔、優美、安靜的城市,全面實現可持續發展。建設高效的生態產業和人們的需求與愿望得到滿足、和諧的生態文化與功能相整合的生態景觀,實現自然、農業和人居環境的有機結合。

3.2 生態城市建設的對策

生態城市建設是人類文明進步的標志,是城市發展的必然方向。它不僅涉及城市物質環境的生態建設、生態恢復,還涉及到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政策法規等方面。我國是發展中國家,綜合國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質、意識觀念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較大。針對環境差、底子薄、人口多的國情,提出以下生態城市建設的對策。

3.2.1 轉變思想,提高環保和生態意識

從不可持續發展思想向可持續發展思想轉變。其內涵包括:從追求近期的直接經濟效果轉向追求長期的間接經濟效果;從追求單一的經濟高效率轉向追求經濟、生態合并的高效率。這是生態城市建設的思想基礎。沒有這個轉變就不可能有憂患意識、危機感和責任感。這對決策者和企業家尤為重要。因為決策者的思想影響一片,企業家影響一個企業,企業往往是環境污染大戶。我國目前的干部制度是任期制,任期內的績效考核主要還是經濟績效。這很容易使干部產生急功近利的思想。要完成這種思想轉變必須把干部任期內對環境和生態保護的功與過作為績效考核內容之一。

提高公眾的生態意識,就是使人們認識到自己在自然中所處的位置和應負的環境責任,尊重歷史文化,改變傳統的消費方式,增強自我調節能力,維持城市生態系統的高質量運行。提高公眾的生態意識除了用各種形式加強宣傳和

教育外,還應:(1)讓市民親身感受到環境和生態保護帶來的好處;(2)使市民形成“向自然資源索取是有代價的,污染是要付費的”的概念;(3)營造社會公德大環境,規范那些不規范的環境行為。 3.2.2 加快理論研究,制定生態城市指標體系

現在可持續發展到處都在講。但是,如果沒有能夠指導可持續發展實踐的經濟理論和具體的評價指標,又如何知道決策和實踐是有利于可持續發展的呢?長期以來,城市建設的理論和政策都是重資源開發,以發展國民經濟為主線兼顧市民的基本生活要求。因此,必須針對我國國情建立一套適用于生態城市建設的科學理論和指標體系。

(1)生態城市應采用整體的系統理論和方法全面系統地理解城市環境、經濟、政治、社會和文化間的相互作用關系。環境經濟學的研究內容已經包括經濟活動的環境效應和生態效應。也有較好的社會基礎,為不少人所接受。政府應積極支持和組織環境經濟學家和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探討、研究,使環境經濟學研究的領域擴大,發展成為包括“新財富理論”的多科學、多層次、多分支、交叉性綜合性學科。其領域包括工業經濟學、農業經濟學、森林經濟學、海洋經濟學等以及這些領域的生態經濟學理論。以環境經濟學和城市生態學指導生態城市建設,同時指導國民經濟發展。這是一個機遇,中國應該走在世界前列。

(2)生態城市建設的目標是多元化的。分解為人口、經濟、社會、環境、生態目標、結構優化目標以及效率公平目標。這些目標又應按生態城市建設的階段(初級、過渡、高級階段)分解為階段性的目標,形成評價指標體系。用它在建設的各個階段來衡量城市生態化速度與變化態勢、能力和協調度。設計的指標應靈敏度高、綜合性強,既有持續性指標、協調性指標,又有監測預警指標。選擇指標的原則應注意因子的綜合性、代表性、層次性、合理性、現實性。在生態城市評價指標體系的指導下來編制城市規劃條例、械市建設條例和城市管理條例。

3.2.3 建立生態城市環境保護新機制

環境質量是生態城市建設的基礎和條件。環境保護是城市生態建設、生態恢復和生態平衡維持的重要而直接的手段。建立政府主導、市場推進、執法監督、公眾參與的環境保護新機制是生態城市建設的保障。

城市政府的主要職責是規劃好、建設好、管理好城市。應該集中力量做好城市的規劃、建設和管理。加強各種公用設施的建設、進行環境的綜合治理。從社會主體角度看,社會行為可分為政府行為、企業行為與公眾行為。這三種行為決定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狀況。而不可持續發展或可持續發展都決定于這三種行為。在過去的發展模式中政府、企業、公眾的行為都沒有考慮到自然環境的有限性及其對經濟活動的制約,沒有把自然環境納入到經濟系統中,致使人類對生態環境的影響深度與廣度不斷增大。

政府應成為生態城市建設的主導力量,應加大力度、有效的引導、規定、維護、激勵整個社會保護和建設生態環境的行為:(1)國家應提升國家環保主管部門的職能和地位。實質性的參與國民經濟決策活動,重大項目從初步方案擬訂就應征求國家環?？偩值囊庖?(2)加強生態環境保護監督隊伍的建設,完善體系、加強力量、提高人員素質和敬業精神;(3)在國家、省、市各級政府中設置生態城市建設和管理的協調機構,負責政府各部門間管理職能的協調和監控,以推動生態城市建設計劃的實施;(4)強調城市政府在生態環境保護的社會行為中的地位和責任。制訂和實施生態城市建設的相關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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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中國的全面深化改革需要科學的現代經濟學理論做指導，而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又離不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但當前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過程中，存在重模型，輕思想、重理論，輕實際、重國際，輕本土的突出問題。本文認為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要與本土化相結合，并針對存在的突出問題提出推進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政策建議。

【關鍵詞】

經濟學教育；國際化；本土化；途徑

一、引言

一個經濟大國的崛起離不開經濟學家群體的成長，而這個經濟學家群體及其影響下的經濟學教育的扎實程度，從某種意義上決定著崛起的基礎和方向（程遠，2012）。因而，經濟學教育的進步和發展對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尤為重要。

經濟學是現代的一個獨立學科，其研究一個社會如何在資源稀缺的情況下有效配置資源進行生產有價值的物品和勞務，并將它們在不同的人之間進行分配。經濟學的推廣離不開教育，目前，在中國高校開展經濟學領域的課程已習以為常，甚至經濟學已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重要科學領域。然而，中國的經濟學教育與發達國家存在較大的差距。中國經濟學界一直在探索如何提升中國經濟學的教育與研究水平，推動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而國際化辦學是一條迅速而有效的途徑（洪永淼，2007）。

二、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原因

所謂的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是指以國際標準指導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的改革，秉承“汲取精華、去其糟粕”的原則，大膽引進、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教育理念、課程體系以及經濟理論、研究方法、研究手段等，加快中國經濟學的現代化進程（洪永淼，2007）。盡管國際化的過程中存在著不少問題，但正如楊瑞龍（2006）指出，中國經濟學教育還是要繼續提升國際化的程度：

首先，現代經濟學教育誕生于西方，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甚至更長時間，在歐美國家已經形成了一套成熟的經濟教育體系，主要包括：培養模式、教材體系、研究范式等。由此，在中國推進經濟學教育的現代，西方發達國家成熟的教育體系值得我們學習與借鑒。

其次，中國的改革是建立與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理清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的過程。而西方經濟學研究范式，是當前研究市場經濟的一般運行規律的一個最完善與最成熟的理論體系。中國的改革將不斷深入與推進，就需要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方法、體系及教育中的成熟之處。

再者，我們需要一個學術與教育的交流平臺，在此平臺下可以交流共同知識，相互促進。經過三百多年的發展，現代經濟學的研究與教育體系已經構建成一個大家相互交流的知識平臺。為以中國為研究對象的經濟學研究成果推向世界，就必須遵循國際通行的學術規范。這也正是洪永淼（2007）所指出的，中國經濟學的國際化，要積極參與國際學術合作與競爭，通過在國際主流學術刊物上、舉辦和參與國際學術會議、開展聯合辦學與合作研究等多種渠道，使中國經濟學的教育與研究成果產生廣泛的國際影響，并通過國際學術交流，爭取并利用國際學術資源，為中國經濟學的發展和中國經濟改革服務，這是一個與國際完全“融合”并產生巨大效用的階段。

最后，站在功利的角度，西方經濟學現在成為“顯學”，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就會越來越發現西方經濟學成熟的分析框架，對推進改革的指導作用越來越重要。就因為經濟學的重要性，我們必須發展經濟學教育，推進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

三、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突出問題

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是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必由之路，然而，在國際化過程，中國經濟學教育遇到不少問題，突出的有如下幾點。

（一）重模型，輕思想

自邊際革命以來，西方經濟學的分析不斷引入了數學以及物理學的方法，尤其是自上世紀四十年代，以保羅?薩繆爾森為首的西方經濟學家的推動下，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更是試圖進一步效仿數學和物理學的精巧框架，使經濟學在形式化上不斷取得新的突破。姑且不論這一傾向的對錯與否，但中國經濟學研究和教育的國際化過程中，這種傾向尤為嚴重，盲目的向世界前沿靠攏，導致我們在對經濟學的理解上遺漏了許多重要的思想（姬超和顏瑋，2013）。當前，整個中國的經濟學研究與教育界都似乎存在著越是繁冗的數學推導和計量檢驗越能提升文章的層次，越能顯現個人的水平的現象。這是全然混淆了目的和手段的差別。對于經濟學科的數學化傾向要值得深思，但中國經濟學界卻仍然亦步亦趨，盲目追求復雜的形式化手段，要么采用很復雜的數學公式講述很淺顯的研究結論，要么研究過程經不住推敲，不夠嚴謹。在這種浮夸和虛無的學術環境下，中國經濟學科愈發顯得支離破碎，看不到研究的意義何在，研究的范式何在，等等。在本質上，中國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和教學框架始終未能有所超越或發展，仍然局限在西方的理論框架之下。

（二）重理論，輕實際

任何學科的發展與教育都應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合，但在中國經濟學的教育與學習過程中，我們都過分重視理論，卻忽略了現實的復雜性和多變性。盡管西方經濟學的分析中，都要強調每個理論的假設前提，但對于這一點我們似乎重視不夠，導致經濟學的教育常常忽視這點，導致學生輕率地將理論用于實際。比較明顯的例子是，人們對經濟學理論似乎總是充滿信心，當現實情況與推理不符時，卻往往將這種原因歸為行為人的非理性，卻忘記了推理的根本前提是理性人假設。雖然西方經濟學理論也是經歷了一個逐漸發展和完善的過程，但中國的引進與教學，似乎更注重理論的引進，而忽視了實際的應用。事實上，作為發展中大國，中國近幾十年的發展日新月異，而且，中國有自身特色，其在體制、文化、資源、規模等各方面都具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發達國家的特點，如果盲目國際化，照搬西方經濟學的理論，照搬西方經濟學的教育模式，過分強調理論，也會導致學來的理論指導不了中國發展的實際。

（三）重國際，輕本土

中國經濟學教育要不斷推進國際化已得到認同，但是在國際化的過程中，我們更多地強調國際化，而忽視結合中國本土特色?？梢哉f，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進程中，食洋不化、生搬硬套等問題的大量出現。國際化并非經濟學教育現代化的全部內容，要實現中國經濟學教育的現代化，還必須強調本土化。國際化是指中國的經濟學要走向世界，世界各國的經濟學要進入中國，中國經濟學與世界范圍各國的經濟學相互交流、相互學習，并在交流學習中取長補短。但是，國際化是手段，目的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所以國際化必須與中國實際相結合，強調中國化或稱本土化（逄錦聚，2010）。即，國際化是基礎和前提，而本土化是目的和歸宿，兩者之間應該形成一種相互促進、相互融合的關系（宋雪玲，2010）。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決定了中國經濟學教育的本土化?，F代西方經濟學所形成的社會環境與中國的現實存在巨大的差距，照抄照搬西方經濟學理論不僅不能解決中國現實問題而且還可能引入誤區。故，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進程中，要結合本土化，而在經濟學教學中，教師必須要深入研究與掌握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的現實，從現象的背后中歸納、抽象出能夠解釋中國的理論。只有把這些東西教給學生，才能培養出學生獨立的分析與解決問題的能力。

四、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途徑

中國改革的推進離不開經濟學理論的指導，而經濟學理論的發展又離不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但結合中國國情的特殊性，國際化的過程中也同樣需要強調本土化。由此，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要與本土化相結合。

（一）推進經濟學教育理念的國際化

要有廣闊的學術視野，著力構建一個學術自由、兼容并蓄的機制。在此過程，要推進與國際接軌的中國高校管理體制的改革與創新，包括：人事制度、資源分配制度、財務制度、教學與學生培養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對外交流制度等。考慮到這將是個的漫長過程，且需要有一個穩定的環境和廣大師生觀念的轉變、支持以及足夠的資源等客觀條件，可考慮實行“雙軌制”制度創新。

（二）提高經濟學教育師資隊伍的國際化水平

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需要引進與培養一支具有國際視野和競爭力并熟悉現代經濟學分析的人才隊伍。引進優秀的“海歸”是構建這樣隊伍的重要辦法。優秀“海歸”長期在國外學習、工作和生活，熟悉東西方文化與國際規則，他們本身就是國際合作與競爭的一分子，如果能切實做到與本土結合，將是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國際化的骨干。然而，引進這些高水平“海歸”的成本非常高，這需要有靈活的人才招聘和人事制度的政策，比如，提供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待遇與工作條件。那么，“雙軌制”的人事制度將是一個可行的辦法。事實上，近年來，國內不少高校已經開始了這方面的嘗試，從而加快了中國經濟學教育的國際化進程。

（三）創新體系，國際化與本土化相結合

中國經濟學教育國際化的目的在于，采用科學嚴謹的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來解讀中國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并指導中國改革的深入推進。一方面，經濟學的研究強調本土化，即分析中國問題，并將中國問題及中國發展的經驗推向國際，另一方面，建立國際化的經濟學教育與研究體系，要保留自身的特點，才不會在國際化進程中迷失自己的方向，也才有可能在世界經濟學界凸顯中國經濟學的存在與貢獻。

（四）有效爭取與利用國際學術與教育資源

發達國家與地區有著豐富的教育與學術資源，大多也對研究中國問題很有興趣，這為中國經濟學教育開辟了利用國際學術與教育資源的可能性。在互利的基礎上，積極探索有效的各種合作研究、合作辦學和交流計劃，最大限度地爭取和利用國際學術與教育資源為我服務，彌補很多中國高校經濟學科資源的不足。通過爭取和利用國際資源，也能更好地學習國外的先進經驗，以提升中國經濟學教育與研究水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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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楊瑞龍.中國經濟學要在國際化過程中講本土化.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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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循環經濟；邏輯；啟示

從鮑爾丁的“宇宙飛船”理論到大衛·皮爾斯和圖奈的“循環經濟”，表明人類在思考自身的物質文明創造到底應該怎樣與自然環境相協調。經濟發展，生態平衡與社會進步這三者似乎存在著難以調和的矛盾。關于如何發展循環經濟，國內外學者紛紛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本文從古代相對樸素的循環思想開始，梳理循環經濟的自然邏輯，借鑒前人的智慧，與現代經濟理論與科學技術相結合，嘗試探尋循環經濟的發展方向。

一、古代中國農業發展帶來的樸素循環經濟思想

中國是世界上最早進入封建社會的國家，其中，生產力進步是奴隸制往封建制過渡的源動力。中國的農耕文化也隨之發展壯大。與農耕聯系最緊密的就是賴以生存的自然環境。在適應自然的過程中，先賢們總結了大量的經驗?！吨芤住返闹饕枷刖褪顷庩栂嗪?、天人協調。《黃帝內經》則通過外在經驗總結發現人體與我們所處的天地有異曲同工之妙，人體自成一方世界，人若想健康長壽，必須使自身世界與外部世界相合，遵循自然規律。《莊子·齊物論》中有“天地與我并生，萬物與我為一”?！吨杏埂氛Z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边@部儒家經典也向我們闡釋了對待天地自然應有“中和”之境界，非如此，天地不能各行其位，萬物不能各得其所。漢代大儒董仲舒提出“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遣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宋儒也提出了“天人合一”，認為人與天地萬物本為一體，既如此，人豈能舍萬物而只逐自身利益？明代王陽明提出了“夫圣人之心，以天下萬物為一體，其視天下之人，無外內遠近，凡有血氣，皆其昆弟赤子之親，莫不欲安全而教養之，以遂其萬物一體之念”。而關于立法，早在周朝時就有“野禁”和“四時之禁”?？梢姽湃藢沙掷m發展見解頗深，使我們這些自詡進步卻“竭澤而漁”的現代人汗顏。

二、現代意義循環經濟思想的產生

20世紀60年代掀起的環境保護運動，意味著現代意義循環經濟的思想落地生根。1962年，美國海洋生物學家蕾切爾·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出版發行，讓人類首次意識到經濟增長對于環境的危害?？夏崴埂U爾丁（1966）提出宇宙飛船理論，人類無休止地單向線性經濟增長方式將很快耗盡自然資源，必須及時改變發展方式，延長地球生態系統的運轉壽命。1968年，來自歐洲各國的幾十名科學家、社會學家、經濟學家和計劃專家，在羅馬召開會議，共同探討全球性問題，組成了著名的“羅馬俱樂部”，并于1972年發表第一份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聯合國在1972年6月召開了“人類環境大會”，并簽署了《人類環境宣言》。1990年，英國環境經濟學家大衛·皮爾斯和圖奈在《自然資源與環境》一書中首次提出“循環經濟”（Circular Economy）這個名詞。各國學者紛紛開始致力于研究循環經濟理論，為世界經濟可持續發展提供必要的理論基礎。

關于循環經濟，學界尚無統一的定義，但是對于循環經濟的特性，已經取得了廣泛的認可。吳季松（2006）認為循環經濟就是在人、自然資源和科學技術的大系統內，在資源投入、企業生產、產品消費及其廢棄的全過程中，不斷提高資源利用效率，把傳統的、依賴資源消耗線性增加的粗放鏈式經濟，轉變為依附于自然生態良性循環來發展的集約閉環經濟。馮之浚（2006）指出循環經濟不僅是一種新的經濟發展模式，也是一種新的經濟增長方式，是按照自然生態物質循環方式運行的經濟模式，需要實現經濟活動的生態化，其本質上就是一種生態經濟[3]。廖紅（2002）認為循環經濟是物質閉環流動型經濟、資源循環經濟的簡稱，本質上要求運用生態學規律而不是機械論規律來指導人類社會的經濟活動[4]。

三、循環經濟的邏輯基礎

回顧經濟學研究歷程可以發現，經濟理論在精神層面上存在退化的情形，即現代經濟學的發展忽視了多元化思考，使本應該思考人與自然的“二元關系”的學科退回到“一元”研究的路上。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經濟運行中存在一只“看不見的手”，他強調了市場的自行調節機制，反對政府干預。斯密的觀點影響深遠，在他之后，大衛·李嘉圖進一步發展了自由競爭理論，馬克思發現自由經濟存在周期性經濟危機的必然性并提出計劃經濟理論，凱恩斯則提出政府干預市場經濟的宏觀調節方法。這些經濟理論我們并不陌生，正是這些理論，將經濟學帶回到了“一元”發展的軌道上。在發展經濟時只考慮經濟問題，以追求最大化利潤為目標。正如畢達哥拉斯學派曾認定的“萬物都是數”存在片面性一樣，所有經濟問題都可以依靠經濟理論解決這樣的論斷顯然是缺乏邏輯合理性的。

四、工業革命后人類發展的誤區

工業革命對于人類進步的作用無法抹滅，但是任何事物發展都會存在兩面性，它也將人類延續了數百上千年的生活生產方式徹底改變，從這方面來說，工業革命的正面作用就打了些折扣了。學界在探討世界人類的發展過程中往往單純注重經濟學層面上的解釋。筆者希望解讀生產力發展生產方式轉變給人類帶來的物質進步如何使我們失去一些最寶貴的事物。

文化傳承的變化是問題之一。以中國為例，中國在過去三十多年間取得了驚人的成就，而作為生活在這個大變革時代的我們，親眼見證了太多的變化。走街串巷的貨郎擔，以及形形的篾匠、鍋匠、傘匠等等，在此無法一一列舉，這些以前隨處可見的匠人漸漸從我們的生活中消失了。日本作家鹽野米松（1999）采訪了日本各地尚還存留的一些手工匠人，他們都是極普通的人，既不是有著“國寶”稱號的藝術家，也不是擁有特殊技藝的大師級人物，但是這些人卻還保留著曾經與每個人息息相關的工藝。

物種的滅絕也是人類進步的代價。英國生態學家杰米里·托馬斯的報告稱，在過去40年中，英國本土的鳥類種類減少了54%，本土野生植物種類減少了28%，本土蝴蝶種類更是減少了71%。中國瀕危物種科學委員會常務副主任蔣志剛博士也認為，自工業革命開始，地球就已經進入了第六次物種大滅絕時期。蔣志剛還評估了中國陸生脊椎動物的生存狀況，結果表明列入滅絕級的物種有5個，功能性滅絕級的物種有30個，瀕危級的物種有343個，受脅級的物種有459個[5]。這些數字都顯示著人類對于同樣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物種的殘酷傾軋，而將人類推上這條路的直接原因就是無止境的物質經濟創造。貪婪是人類擺脫不了的原罪之一，當爆炸式的增長開始的時候，人類鮮有時間去思考關于如何自制的問題，而這就必然使人類在自我滅亡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世界經濟在20世紀經歷了頻繁危機，雖然這些危機也一次次被人類化解，但都并非治本之道。

五、發展循環經濟的思考

生產方式變革，進而導致生活方式變革，此中人類的得與失，可以用微觀經濟學中邊際效用加以解釋。生產力發展可以帶來效用，而這種效用需要以環境破壞、資源消耗、以及更多文化傳承的斷絕為代價。在初始階段，生產力的發展可以讓人類更加滿足，而不去計較其他的得失，然而總會存在這樣一個點，生產力的增加正好與我們失去的東西相抵消，而隨著時間的推移，生產力發展所帶來的滿足已經無法抵消我們所失去的東西了。而這個點已經早就過去，只是人類后知后覺。

經濟發展給人類帶來的不僅僅是物質生活的豐富，也給人類的精神帶來了很大的挑戰。美國在二戰以后國民經濟呈較快上升趨勢，物質生活水平有顯著提高，新的經濟模式形成了龐大的中產階級，新的安逸和富裕把青年人的注意力引向現代世界的樂趣之上……金錢越來越成為生活的中心，功利主義消化了理想追求[7]。無獨有偶，日本在20世紀70年代成為了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而由于自動化生產方式和銷售方式的普及、農村共同體的崩潰和都市化的發展……許多在富裕生活中成長起來的日本青少年，在追求享樂的同時，在所謂的幸福生活的后面，是失去了自然、同伴和成人的孤獨，是失去了目標意識的空虛和無聊，是感情的干涸和心靈的貧困[1]。中國的經濟在改革開放以后也進入了一個井噴式發展的時期，遍地開花的“標準化快餐式”服務，在侵蝕人們的本心，每個人的個性逐漸被磨滅，剩下的只是如同工廠生產線上流出的標準化產品。

循環經濟的推進，需要以一個有機整體的姿態進行發展。天地運行有其規則，人類應該順應這些規則，在這些規則之下，在不破壞正常的萬物循環的基礎上，才能實現可持續的發展，才能保證人類不會被自然所淘汰。諷刺的是，人類所面臨的淘汰并不是因為人類無法適應自然而遭受的落后淘汰，恰恰相反，是因為人類過于進步，超過了自然的承受能力而引起的逆淘汰。所以，在尚可挽回的時候，我們應該盡最大努力使人類前進的腳步與自然規則相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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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美國經濟學家肯尼斯•鮑爾丁發表了題為《一門科學———生態經濟學》的論文，在反思傳統經濟學的基礎上，明確闡述了生態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并首次提出了“生態經濟協調理論”［1］，標志著生態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學科正式誕生。生態經濟協調理論認為，人類社會經濟活動無時無刻不在與生態系統發生關系，且社會經濟系統的運行始終建立在生態系統基礎上，并與生態系統構成了耦合關系復雜的生態經濟復合系統，在該系統中，不斷增長的社會經濟系統對生態系統資源環境需求的無止境性與相對穩定的生態系統對資源環境供給的局限性構成了連續發展過程中貫穿始終的矛盾，該論斷同樣適用于海洋生態經濟這一特殊復合系統。20世紀60年代中后期，隨著人類對海洋認識的不斷加深，人類社會開始了以捕魚、海運、鹽業等為重點的初級海洋產業發展時代，國內外關于海洋生態結構、功能、生物生產力、食物鏈等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不斷增多，海洋經濟學研究也逐漸萌芽。20世紀90年代，海水養殖的普及、海洋油氣資源的大面積開發以及海洋旅游產業等新興產業的迅速崛起，促使人類進入了現代海洋產業發展時代。然而，隨著人類開發海洋資源、發展海洋產業的規?；七M，海洋生態系統運行狀況卻愈加惡劣，人為因素引起的海洋災害不斷增多，海洋資源枯竭、水域污染與生境破壞日益嚴重，海洋自然凈化能力、平衡能力不斷衰退。鑒于海洋經濟增長與海洋生態保護矛盾的日趨尖銳，20世紀90年代后期尤其是進入21世紀，國內外對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不斷增多。

縱觀已有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國內外學者研究對象涉及到沿海國家、沿海城市、海岸帶、海島、濱海、近海、海洋、漁場等眾多地理空間區域，研究視角大多從海洋(包括沿海、海岸帶、海島等研究對象)的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出發，基于海洋經濟需求與海洋生態供給這一根本矛盾，形成了多種海洋生態與經濟發展關系模型和可持續發展評價模型，并在海洋生態經濟綜合協調管理措施上不斷創新突破，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為海洋實際開發管理工作提供了一定支持?？偨Y研究成果可以發現，國內外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主體研究邏輯思路為:以海洋的生態經濟價值貢獻為起點，剖析當前海洋生態經濟矛盾和危機，評估海洋生態安全及產生問題根源，構建海洋生態經濟關系模型，進行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研究，提出海洋生態經濟問題協調、治理或綜合管理的辦法與措施。所運用的研究方法涵蓋:系統分析方法、生態經濟學方法、地理學方法、數學模型方法、地理信息系統方法、管理學方法等。由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起步較晚，各方面研究目前仍處于交叉進行階段，不存在明顯的階段性特征，因此，按現有研究邏輯和內容劃分，本文將該領域的國內外論文研究成果分以下五個方面綜述。

1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研究

海洋生態經濟價值與貢獻研究是海洋生態學、海洋經濟學以及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乃至人類開發海洋的基礎，國外學者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的研究已積淀了較為深厚的理論成果，并初步形成了相對成熟的評估體系和方法。如Costanza等［2］在構建海洋生態經濟價值類別體系的基礎上，詳細剖析并評估了全球海洋的生態、經濟和社會價值，得出全球海洋生態經濟價值為461220億美元/a;Martinez等［3］研究了沿海區域的生態、經濟和社會重要性，提出應推進繼續海洋生態經濟評估工作，以確保沿海實現最有價值的可持續發展;Beau-mont等［4-5］識別并定義了海洋生物多樣性所能提供的物質與服務，提出該物質和服務的有效利用對海洋生態系統的運轉能夠起到基礎性作用;Kildow等［6］探討了衡量海洋對國民經濟貢獻的重要性，指出由于各國相關定義和方法的差異，以現有資料測量、比較與海洋有關的經濟活動價值仍較為困難。

在海洋生態經濟價值和貢獻研究方面，國內學者最初主要從理論探討的角度進行定性分析，近幾年許多國內學者開始借鑒國外學者研究成果，并將生態經濟學有關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價值評估的方法(如市場價值法、影子工程法、機會成本法等)引入，形成了諸多定量實證性結論，尤其是隨著2005年國家海洋局啟動“海洋生態系統服務功能及其價值評估”研究計劃的實施，國內學者相繼在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概念界定、經濟屬性概括、服務類別劃分及經濟價值實際評估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突破。如張朝暉等［7］從海洋生態系統的組分、生態過程及生物多樣性等3個方面分析了海洋生態系統能夠產生和支持的生態系統服務，并將海洋生態系統服務歸納為15種類型;高曉路等［8］研究了天津市海岸帶環境的空間價值差異，并對海岸帶產業開發和生態環境保護政策的效果進行了比較，發現天津海岸帶工業開發通常以生態環境破壞為代價，而漁業開發則能帶來正面綜合效益;石洪華等［9］以桑溝灣為例對養殖型海洋生態系統的服務功能與價值進行了系統評估，結果表明2004年桑溝灣生態系統服務功能的價值為10．51×108元;盧霞等［10］根據TM遙感影像及海岸帶資源綜合調查結果，采用國外學者Cost-anza分類系統和服務單位價值，估算出連云港海岸帶生態系統功能總價值為22．55億美元/a;王麗等［11］應用條件價值法對羅源灣海洋生物多樣性維持服務價值進行了評估，并指出家庭年收入、對生物的了解程度和環保意識是影響生態價值評估的主要因素。

2海洋生態經濟問題與危機研究

隨著科學技術發展和海洋自然科學研究推進，人類對各類海洋資源、環境的開發利用程度不斷提高，新興海洋產業陸續崛起，然而，面對海洋生態環境日益惡化、自然資源不斷枯竭、水域生境持續破壞的現實狀況，國外學者普遍認為海洋生態穩定運行與人口急劇上升、消費超常增長的矛盾已接近不可調和的程度，人類必須重新審視人與海洋的關系，改變海洋經濟原有粗放式發展模式，以扭轉當前全球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面臨的危機。

Costanza［12-13］認為人類活動已開始接近海洋的限制，有必要制定海洋可持續利用的共同愿景，同時提出沿海災害對生態、經濟和人類社會造成了巨大損失，其產生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目前受人類經濟利益盲目驅動的經濟體系可能正在破壞人類的可持續福祉;Clausen等［14］從跨國的角度分析了導致全球海洋和淡水魚生物多樣性下降的人口、經濟和生態因素，提出海洋和淡水魚生物多樣性正面臨前所未有的威脅，由此也導致了全球漁業不可持續發展的危機;Kildow等［6］認為當前海洋生態與各產業正面臨諸多困難與麻煩，亟需對海洋和沿海不同地區采取經濟、生態恢復措施。國內學者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問題與危機的研究主要應用歸納演繹方法，從現有海洋經濟效益和生態問題兩個角度出發進行研究，涉及內容較多、層面較廣，但學者們也普遍認為我國海洋經濟需求無限與生態供給有限的矛盾愈加尖銳，局部沿海區域和海域生態經濟危機已十分嚴重。如楊金森［15］從海洋荒漠化危險、海洋產業衰退、沿海經濟和社會發展受到的威脅、海洋生態環境的突出問題等多個方面系統剖析了我國海洋生態經濟系統當前正面臨的可持續發展危機;樓東等［16］在分析我國海洋資源現狀的基礎上，應用灰色系統法對海洋產業進行了關聯分析和預測，認為我國海洋產業結構不盡合理、區域發展不平衡、科技貢獻率低、海洋災害影響大，是制約我國海洋生態經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吳次方等［17］認為隨著經濟發展和人口增長，我國沿海城市的生態危機在不斷加重，主要表現為大氣污染嚴重、固體廢棄物堆積、熱島效應、地面沉降、濕地消失、水資源污染與短缺、近海污染、赤潮頻發、海平面上升、生物多樣性減少等方面。#p#分頁標題#e#

3海洋生態安全評估及機理研究

為深入研究海洋生態惡化的程度與產生的根源，國外學者在主張推進海洋資源環境普及調查的同時，也將海洋生態安全評價與機理作為研究重點，研究成果呈現出細致、深入的特點。如Garry等［18］計算并分析了新西蘭地區歷年的生態足跡;Bolam等［19］全面評估了英格蘭和威爾士海岸線周圍疏浚物處理的海洋生態環境后果;Vassallo等［20］應用微觀泥沙和底棲生物群落評價了亞得里亞海南部沿海地區海洋生態系統的健康性;Borja等［21］綜合回顧了全球河口和沿海生態完整性評價的工具與方法;Day等［22］應用GIS系統和空間分析法，對澳大利亞海域斯潘塞灣的生態分級進行了空間分布研究，為澳大利亞的海域治理提供了輔助支撐。由于海洋生態系統的持續衰退，國內學者關于海洋生態安全評估的研究也在不斷增多，現有研究大多借鑒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的研究方法與模型，但研究成果通常偏重于某沿海地區或海域生態安全的現狀評價，缺乏細節性、跟蹤性、系統性的研究結論。如楊建強等［23］應用結構功能指標法對萊州灣西部海域海洋生態系統進行健康評價，得出其健康程度一般，部分海域已達較差狀態;吳次方等［17］以長江三角洲為例評價了我國沿海城市的生態問題，認為生態危機產生的根源在于人類認識論、科學技術發展、資源產權不明晰和制度缺陷;劉偉玲等［24］利用生態足跡法計算出遼寧省及其沿海6市2003～2005年的生態足跡均超過了生態承載力，且生態赤字有逐年增加趨勢;王曉紅等［25］應用EwE5．1軟件對南海北部大陸架海洋生態系統演變進行了比較分析，發現近20a的過度捕撈已導致生態系統和漁業資源逐漸退化;陳斌林等［26］在對連云港近岸海域進行生態環境調查和評估的基礎上，運用因果鏈分析法，闡述了社會經濟發展對自然環境造成惡劣影響的機理;吝濤等［27］通過探討響應力與生態安全問題因素的作用機制，建立了用以分析海岸帶生態安全響應力反饋效果、反饋效率和充分性的定量評估體系，并以廈門為例進行案例分析，發現廈門整體生態安全響應力尚處在較理想水平。

4海洋生態經濟關系模型與可持續研究

近幾年，國外學者越來越多地應用數學模型模擬并分析海洋生態與海洋經濟之間的相互作用關系，評價各類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并初步形成了若干規律性總結及共識，為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的進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礎。如Grasso［28］分別運用動態優化模型與模擬模型建立了海岸紅樹林生態系統中森林和漁業生產的生態經濟模型，研究了兩種模型方法在解決紅樹林資源使用問題時的交叉及融合;Jin等［29］通過合并生態與經濟分析模型，開發出了用以研究沿海地帶生態經濟系統的輸入輸出模型;Verdesca等［30］從經濟系統和環境系統之間能量交流的視角出發，應用有效能與經濟分析相結合的方法，構建了描述生態系統狀態和其經濟附加值之間關系的指標體系，并應用該指標體系對SaccadiGorolagoon海岸帶生態經濟系統進行了可持續性評價;Claire［31］深入研究了海洋保護區的生物經濟模型，但認為當前學者對海洋保護區的生態經濟關系分析結果較為悲觀;Finnoff等［32］構建了連接生態與經濟的一般均衡模型，并將其應用于瀕危斯特勒海獅的替代品及配額制定，提出應改變所有人口和經濟變量以恢復海洋生態系統;Ho-agland等［33］對全球64個大海洋生態系的社會經濟、海洋產業活動、漁業和水產養殖、造船和石油開采、海洋旅游業五個方面進行定量分析，得出全球各個大海洋生態系的海洋活動和社會經濟發展情況之間的關系曲線，并對64個大海洋生態系統的海洋產業活動與社會經濟發展進行了分類;Ian等［34］認為海洋生物物理與人類社會之間存在密切的相互依存關系，并由此提出了一個研究海洋系統的生態經濟方法和模型。

隨著海洋生態危機與海洋經濟增長矛盾的日益尖銳，國內學者也開始意識到將海洋生態與經濟視為統一整體進行研究的必要性，依據海洋生態學、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學科，不斷延伸海洋生態經濟復合系統的內涵，并引入多種計量模型，深入剖析海洋生態與經濟的相互作用機制，評價復合系統可持續發展水平，使研究成果不斷深入。代表性成果有:陳東景等［35］基于生態足跡指數和人文發展指數構建了可持續性評價框架，并對我國海洋漁業資源的開發利用進行了實證評價，結果顯示1991年到2003年我國的漁業資源開發以粗放投入為特征，對生態經濟系統運行產生了越來越大的壓力;蘇偉［36］通過對1996～2005年北部灣廣西沿海區域經濟系統和水環境系統13個指標的計算，得出泛北部灣經濟區廣西近岸海域環境與經濟發展屬于協調類型;李懷宇［37］運用非線性動力學理論法對海洋生態系統和海洋經濟系統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并運用DEA法對天津市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進行了評價，得出無機氮類污染物對天津地區影響海洋生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污染物，而天津市海洋生態經濟尚有潛力可挖;岳明等［38］在建立海岸帶生態經濟耦合系統模型的基礎上，以非線性動力學理論為指導研究了海岸帶生態系統與經濟系統之間的反饋機制，探討了海岸帶生態環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協同演變;狄乾斌等［39］運用復合生態系統場力分析框架對遼寧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水平、演進特征及其系統耦合模式進行了探討，結果表明由于海洋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和海洋資源環境保護的加強，1997～2005年遼寧省海洋經濟可持續發展能力有所增強。

5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與綜合管理研究

進入21世紀，西方國家更加關注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并逐步將海洋生態經濟的綜合管理納入國家日常工作范疇，實踐經驗的積累為學術界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資料，使得該領域研究成果不斷增多。如Costanza等［40］探討了海洋生態與海洋經濟的重要性及其當前面臨的問題，并從經濟學角度分析了海洋生態、科學和政策之間的聯系，提出了一套海洋可持續管理的核心準則;Bene等［41］關注了海洋生態經濟系統在危險狀態下的生存能力，建立了有關海洋可更新資源及其開發利用管理的動態模型;Cicin-Sain［42］從海洋保護區的角度回顧了沿海和海洋綜合管理的理論與實踐，認為海洋保護區對海洋綜合管理的有效實施意義重大;而Lloret等［43］通過對近50a來影響地中海沿岸CapeCreus區域各種生態要素的人類活動進行分析，認為在當地建立海洋保護區并不足以保證海洋資源和物種的可持續性，應將其與綜合海岸帶管理規劃相結合;Chang等［44］將海岸帶系統分為四個子系統:社會經濟子系統、生態子系統、環境子系統和管理子系統，在對各子系統內部要素進行協調的基礎上，建立了海岸帶綜合管理決策支持系統的系統動力學模型，并應用其對墾丁珊瑚礁生態系統的可持續性進行了分析;Garmendia等［45］認為傳統自上而下的官僚管理方法并不足以解決海洋自然資源可持續利用的沖突問題，提出應將不同專業知識和價值觀進行整合，應用社會多準則評價方法作為海岸帶綜合管理的決策支持工具，以避免管理過程中的價值沖突和不確定性。#p#分頁標題#e#

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與海洋綜合管理模式創新是近年來國內學者在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領域的重點研究課題，尤其是許多國內學者將管理信息系統理念與技術引入海洋生態經濟協調治理和綜合管理研究中，對以往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突破。如陶建華［46］介紹了基于生態環境與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海岸帶管理模型，并將其應用于渤海灣天津海岸帶管理中;葉屬峰等［47］通過對長江三角洲區域海洋經濟發展及其對海洋生態的依賴性進行深刻剖析，闡述了海洋生態修復建設對長江三角洲區域海洋生態經濟持續發展的積極作用;李純厚等［48］在系統分析我國海水養殖環境質量的基礎上，總結了已有的海洋生態修復技術，具體包括物理修復技術、化學修復技術和生物修復技術等;郭嘉良等［49］為實現對海洋生態經濟健康相關因素監測值系統化管理，嘗試性地構建了海洋生態經濟健康管理信息系統;陳豫等［50］在分析了數學模型的輸入、輸出和處理方法的基礎上，利用ASP．NET技術和SQLServer設計開發了一個基于數據庫的海洋生態模型管理系統;陽立軍等［51］在分析海洋生態、環境、資源和經濟相互關系的基礎上，提出在海洋開發過程中需維持各要素之間的動態平衡，應當實施海洋開發的集成戰略;倪一卓等［52］以東海海岸帶綜合管理為例，基于C#語言和ADO．NET技術等構建了東海海岸帶管理協議支持工具。

此外，為解決海洋生態經濟發展當前存在的問題，國內外許多學者還從海洋資源產權管理(如賀義雄［53］等)、海洋生態補償制度(如韓秋影［54］，張繼偉［55］等)以及海洋產業升級優化(如Smith［56］，朱堅真［57］等)等角度進行了研究，研究成果日漸豐碩，為海洋生態經濟矛盾的緩解提供了借鑒和支持。

6已有研究成果評價

縱觀國內外對海洋生態與經濟的關系研究不難看出，國內外學者都十分重視海洋生態與經濟之間的相互影響及其協調發展，深刻認識到現有問題對人類可持續發展的阻礙，從不同角度、不同專業領域研究分析了生態、資源、經濟在海洋系統中發展的若干重大課題，并采用各類技術支持手段、多種定量模型、各類評價指標體系等輔助工具使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研究的內容與方法不斷更新與完善，研究領域不斷延展，但總體而言，關于海洋生態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還存在以下不足。

(1)理論體系尚不健全。理論研究成果是客觀實踐的主觀反映，由于現代海洋產業發展起步較晚，現有海洋經濟與生態數據統計體系尚不健全，盡管已有海洋地質學、物理海洋學、海洋物理學、海洋化學、海洋生物學、海洋生態學、海洋環境科學、海洋經濟學、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等一系列學科理論支撐，但海洋經濟增長與海洋資源消耗、海洋產業發展與海洋環境保護、沿海人口激增與生態容量有限等諸多社會生產力與自然生產力間的矛盾還未在整體上充分展開，海洋生態與經濟相互作用關系的本質規律尚未全面暴露，使得該研究領域的諸多基本問題不能達成統一共識，研究成果分布零散，未能進行較為系統的理論概括、形成全面的海洋生態經濟學理論研究框架體系。

篇10

作者簡介：宋敏，博士，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土地資源經濟與管理。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青年基金項目（編號：10YJC790218）；中南財經政法大學人才啟動基金資助課題（編號：31540910812）。

摘要

本研究采用文獻回顧法、歸納法，從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分析與測度及政策工具在農地城市流轉調控中的運用兩個方面，對國內外相關研究進行了歸納與總結。結果表明，現有研究從內容和方法上都有待進一步的豐富和深入：在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理論分析和定量測算方面，其外部性的內涵、分類與邊界等尚未得到嚴格的界定與劃分，評估技術的選擇和應用尚存亟待回答的問題；在基于外部性內化的農地政策流轉調控政策工具的運用方面，尚需在分析思路、政策工具的系統化和細節設計方面有所深入；在實證研究方面，亟需結合我國國情結合具體事例探討政策工具運用的預期效果及不同政策工具可能的交互作用；此外，應考慮不確定與信息不對稱對調控政策工具運行效率的影響。因此，我國學者應借鑒國內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經驗，從外部性內化的角度設計適于我國國情的政策工具，從而為農地城市流轉調控提供可靠的理論依據，以達到合理規制農地轉用秩序的目的。

關鍵詞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內化；調控；政策工具；評述

中圖分類號F301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04(2012)01-0123-07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201.020

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存在導致其社會成本收益與私人成本收益不一致，從而使流轉秩序偏離了社會福利最優的社會公共政策目標?？沙掷m的發展觀要求必須將資源環境問題作為經濟發展的內生變量進行考慮，自上世紀70年代以來，外部性理論開始與生態經濟學、環境經濟學接軌，外部性的內部化成為環境經濟學和環境政策學的最主要目標[1]，而管制工具（技術標準或執行標準）、市場化工具（稅費及補貼等）和公民參與工具等政策工具正是解決上述問題的有效途徑。傳統資源經濟學認為，私人成本與社會成本的分歧需要政府通過配額、稅費、補貼的數量進行調節，以提高資源的利用效率，然而問題在于配額、稅費、補貼的數量究竟是多少才能準確內化外部性[2]。現有研究尚未很好的回答上述問題，因此，對農地城市流轉的外部性進行梳理，并從外部性內化的角度尋找適當的政策工具，對于實現農地城市流轉的調控目標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

伴隨著我國城鎮化與工業化的快速發展和經濟的高速增長，農地尤其是耕地卻表現出向市地加速流轉的失控態勢，呈現數量過大、速度過快的特征，對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忽視導致生態環境退化、社會問題頻發，嚴重威脅區域生態環境和社會穩定。盡管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以來，我國采取了諸如制定了土地管理法、基本農田保護條例、實施耕地總量動態平衡、土地用途管制、農地征收管制等一系列實踐行動來緩解經濟發展與農地流失的矛盾，但事實表明，這一系列政策措施并未達到預期效果，反而有可能蛻變為滋生尋租的土壤[3]。作為“地根”參與國家宏觀調控的土地是國家掌握和可調控的最重要資源，因此，從外部性內部化的視角，選擇和設計適于我國農地城市流轉調控的政策工具，對于建立起合理的環境經濟利益關系和可持續發展經濟利益關系，最終實現土地資源的可持續利用等目標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及其內化一直是經濟學研究中的重要議題之一，國內外學者雖對土地利用活動的外部性有所關注，也對用于農地城市流轉調控的部分政策工具有所探討，但從外部性內化的角度對農地城市流轉調控的政策工具進行的系統性研究卻比較鮮見。目前的相關研究主要包括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分析與測度以及政策工具及其在農地城市流轉調控中的運用。

1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分析與測度

1.1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理論研究

農地城市流轉對社會及生態環境方面的影響是國內外學者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研究的重點。早在上世紀80 年代Coughlin就曾對美國東北部的5 個市進行問卷調查，發現農地城市流轉存在著自然外溢、法律與政治外溢、經濟外溢[4]；之后，Bennett等[5]、Stobbe[6]等學者也提出可將城市邊緣區的“外部性”具體劃分為外部效應及公共物品兩大類別，而其性質和大小與個體偏好密切相關。農地城市流轉從表象上看，是土地用途的徹底改變，實質上是對農地的過度破壞，意味著原來處在農地狀態下的外部效益的不可逆性消散，這可視為農地城市流轉的負外部性，Hodge[7]、Cahill[8]、Prety[9]、Batie[10]、Hall等[11] 、Messina和Bosetti[12]、Kallas等[13]等眾多學者都對此進行了探討，但他們通常將其稱為農地的非市場價值，并采用特征價格法（HPM）、旅行費用法（TCM）和意愿調查法（CVM）等非市場價值評估技術對其中的某些外部效益進行了測度；另一方面，Veseth[14]、Veisten[15]、Ding[16]、Cho等[17]等學者則更關注農地城市流轉的另一類負外部性，他們認為，開發農地使之變為城市建設用地后，會產生諸如交通擁擠造成的時間價值損失、交通噪聲及尾氣過度排放造成的環境污染、周邊農戶對農地開發產生預期而導致放棄耕作、侵害社會穩定等外部成本，而這都尚未受到足夠重視。相對而言，關于農地城市流轉正外部性的研究較少，Bennett等[18]、Campbell[19]等指出農地開發為市地后會帶來企業和人口的集中，從而在技術、知識、信息傳遞、人力資本貢獻等方面產生正外部性。

我國學者有關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關注起步于近年間。霍雅琴和蔡運龍[20]、蔡銀鶯等[21]、宋敏和張安錄[22]、牛海鵬和張安錄[23]、胡漪[24]等學者致力于農地（耕地）正外部性的相關研究，他們認為農地（耕地）利用效益體系中的生態和社會效益具有強烈的外部性，而對其的忽視正是加速農地城市流轉的重要原因之一。另一些學者則關注了農地流轉為市地后的外部性問題，如臺灣學者陳燦明[25]、劉祥熹[26]均對農地城市流轉的選擇價值和外部效應進行了實證分析，前者以臺北縣、臺中縣及高雄縣三縣為例展開研究，認為一旦農地轉用為非農業用地（其中以住宅、工商用地為主時），可能產生空氣污染、噪音及交通擁擠等外部成本，如果土地的公告現值或市場交易價值不能反應其減值效果，則將使得土地利用越來越缺乏效率。近年，大陸學者也展開了類似研究，李曉云[27]提出農地城市流轉決策應考慮社會群體福利的改善和代際內、代際間資源的分配與延續，主張對農地城市流轉的外部性予以量化，并應用于決策；宋敏[28]認為農地城市流轉同時存在正外部性（技術性外部效益及金融性外部效益）和負外部性（額外交通成本損失、污水排放、對周邊農民農業經營行為的負面影響等），并首次對其進行了系統的分析和量化，楊欣等[29]也有類似研究；陳竹等[30]通過重新定義外部成本使其與非市場價值區分開來，并在微觀尺度上通過均質地塊的實證研究首次界定了“內部”和“外部”（即外部性的發出區域和接受區域），從而得以在確定農地流轉外部性區域的內邊界和外邊界方面取得一定進展。

1.2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測度的方法選擇與運用

國外學者較早的將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的許多評估技術運用到了農地城市流轉某一方面的外部性測度中。Fleischer和Tsur[31]、 Queslati等[32]、Brouwer和Martijn van der Heide[33]， Takatsuka等[34]運用特征價格法（HPM）、旅行費用法（TCM）和意愿調查法（CVM）等評估技術量化了農地在生態保育、提供景觀等方面的價值。由于農地城市流轉的外部性極其復雜，如何處理外部性的加總和分解等問題一直是影響外部性大小測算準確性的重要制約因素，與此相關的探討也仍在持續，早在19世紀80-90年代，Hoehn和Randall[35]、Hoehn[36]、Madden[37]、Randall[38]等學者就強調過有關環境物品評估的非線性效用函數的作用，這些研究都證明環境復合物品的需求中存在替代效應和互補效應，而這有可能導致對最高支付意愿（WTP）的結果做出過高或過低估計；但另一方面，Adamowicz等[39]、Colombo等[40]、Jin等[41]卻傾向性于支持相反的觀點，他們比較了由CVM得到的綜合環境物品總價值以及由其具體的效用值（通過選擇模型方法估算）相加得到的總價值，結果證明，可以將線性相加的函數形式作為評估環境物品價值的真實效用函數的一種可靠的替代方法。正是基于這一觀點，Kallas[13]等以Tierra de Campos為實證區域將傳統的CVM與AHP技術相結合對農地總的外部性和各部分屬性分別進行了測算。

我國學者對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測度的研究較為滯后，系統測算幾乎還是空白，較常見的是對農地生態效益和社會效益的分別評估，如孫海兵等[42]、楊志新[43]、蔡銀鶯等[21]、宋敏和張安錄[22]、謝高地[44]等分別運用市場價值法、替代工程法、影子價格法、林成本法、碳稅法、工業制氧法、田間試驗和生物量訂正、可持續發展影響評估（SENSOR）等方法在不用研究區域從農地生態系統服務價值及其外部性的角度進行了實證研究，并且喻燕和盧新海[45]還從意愿調查設計、數據分析和結果檢驗三方面對CVM方法提出了改進建議，對提高其有效性與可靠性具有重要意義；而宋敏[28]、楊欣等[29]則在小尺度范圍內對農地城市流轉的正、負外部性嘗試性進行了系統分析與測算。

2政策工具在農地城市流轉調控中的運用

許多學者認為，政策工具是解決因外部性存在而導致的農地城市流轉失序的重要途徑。其理論淵源可以追溯到 Pigou等對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之間差異的分析并首倡給具有正外部性的活動予以補貼[46]。瑞典經濟學家托馬斯•思德納首次系統研究了政策工具在環境與自然資源管理中的運用，他將政策工具分為六大類：環境的直接規制；可交易的許可證；稅收；補貼、押金；產權、法律工具和信息政策；國家政策和規劃[47-48]。盡管在早已完成城鎮化與工業化的歐美發達國家，土地利用結構急劇變動的時期已經過去，農地與建設用地之間的矛盾相對緩和，土地利用系統處于相對穩定狀態，但一些學者認為在農地城市流轉仍然頻發的城鄉交錯區，對調控和規制農地流失的公共政策或措施的需求依然強烈[49-50]。在政策工具的具體運用方面，由于歐美國家關于農地保護的法律法規比較完善，因而調控措施多以經濟性規制和關注農地生態價值的社會性規制為主，以達到保護農地和開敞空間、維護土地生態景觀的目的，其中：①經濟性規制如：Lynch等[51]、Chang等[52]提出利用強制稅、影響費（Impacting Fee）及減免條令（Mitigation Ordinances）等市場化政策工具加強對農地的保護，以限制農地的過度流失；Kooten和Gerrit[53]認為征收可轉讓稅（Transfer tax）對于解決土地利用沖突是有效的；Wu等[54]認為優惠稅收評估（Preferential Tax Assessments）和增加公共基金（Public Funding）等法律或政策措施的實施對保護北美地區農地資源的作用非常顯著；Cho等[17]則分析了地價稅（Land Value Tax）對土地開發和城市擴張的影響。②社會性規制方面，Van der Vlist[55]、Haaren和Reich[56]分析了荷蘭與德國政府如何通過土地規劃將農地的非市場價值“內化”到現有的市場體系；Stobbe[6]研究了省際區劃體系（ProvincialWide Zoning System）在城市近郊區農地城市流轉調控中的運用。相對來講，在人地矛盾突出的亞洲，經濟發展水平較高的日本、韓國等國也已開始關注農地資源過度損失所導致的生態環境退化和社會問題，繼而采取了購買農地保持權[57]、稅收分享政策[58-59]等一系列市場化政策工具調控農地城市流轉。

相較而言，我國學者的已有相關研究并不多，孫遠太[60]、王迎春和陳祖海[61]、曾軍榮[62]、鄧江波[63]、趙海霞等[64]、金書秦等[1]、張學剛與王玉婧[65]等學者僅從宏觀上定性討論了政策工具的選擇、利益相關者視角下的政策執行、各類政策工具的特點以及環境保護（環境政策）與外部性等相關問題。但有關政策工具在農地城市流轉調控中具體運用的文獻尚不多見，已有的文獻多集中在農地（耕地）生態補償機制和農地（耕地）保護的外部性內部化問題兩方面，如陳瑞主和吳佩瑛[66]、牛海鵬和張安錄[23]、蔡銀鶯和張安錄[67]等；少數學者如喬榮鋒[68]建立了一個較為完整的農地城市流轉管理控制系統，其核心在于促使農地城市流轉后區域的總體福利水平（以經濟價值、生態價值和社會價值的總和衡量）得以增加，其調控手段僅提及規劃管控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兩種政策工具，且并未作深入討論；楊惠和熊暉[69]認為，農地農用所產生的環境生態、糧食安全等外部效益被視為理所當然歸屬于社會公眾所有的“公共利益”，從而使得當前對農地財產權的界定引發了嚴重的利益分享不公，致使管制效率低下，因此需要在農地管制中引入激勵相容理念,在禁止規范之外建構一套合理可行的激勵機制,由政府代表社會大眾進行必要的補償或財產權交易，以真正達成農地保護的目的。金晶和曲福田[3]建設性的提出應分別以內生性政策（行政性規制、經濟性規制和政策性規制）和外生性政策（激勵性規制和放松規制）來調控和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和政府失靈問題，他們在反思我國現行調控運行體系的基礎上，提出了改良現行政策框架的設計路徑，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首次從理論上較為系統的提出了一個環境政策調控框架，具有重要的理論意義。

3結論與討論

綜上所述，國內外學者關于農地城市流轉的外部性及基于外部性內化的調控政策工具做了許多研究和探討工作，但在研究內容及研究方法上存在較大的差異。從研究內容上看，國外學者多是就某一類或一種工具的使用進行實證分析，缺乏對各種政策工具執行效果的系統研究和比較研究；而我國目前針對農地城市流轉調控的政策研究則剛剛起步，系統性研究更是有待開展。在研究方法方面，國外學者比較注重結合實際案例對某種政策工具的實施過程和實施效果給予定量評價，更具有現實意義和可操作性；而國內研究還處于建立理論性政策工具體系框架的探索階段，尚未建立起系統的方法論體系。具體而言，有以下四個方面存在不足并有待進一步討論和深入研究。

3.1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理論研究和定量測算

目前國內外對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孤立或分散研究比較多，但對其進行理論分析和定量測算的系統性研究非常少，國內更顯匱乏。首先，就理論分析來看，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內涵、分類與邊界等尚未得到嚴格的界定與劃分，常與相關概念發生交叉或混淆（如農地的外部效益與農地的非市場價值）；農地城市流轉正、負外部性的系統分析以及外部性內、外邊界劃分（區分外部性的發出區和接收區）的理論探討尚顯不足，這導致研究的理論框架存在缺陷，極易導致實證結果的偏誤。其次，就定量測算來看，由于外部性的影響極為復雜，在加總或分解過程中難免存在重復計算或漏算的情況，總的外部性與其分項之間到底是否呈線性關系抑或其他？在實際測算時，應如何選擇適當的評估技術？

上述問題都是設計政策工具以調控農地城市流轉無法回避的基礎性問題。因此，應當著重對農地城市流轉過程中外部性的發出者/接收者的范圍、外部性的性質及類別進行界定，繼而運用適當的評估技術對外部性的大小進行可靠的測度，以便為基于外部性內化的農地城市流轉調控政策工具的設計提供依據。

3.2基于外部性內化的調控政策工具的系統性與技術性設計

目前國內外有關政策工具在農地城市流轉調控中的相關研究多是沿用產權學派或制度變遷學派的分析思路選擇政策工具以規范人們的土地利用行為，并多以規范和定性分析為主，只是籠統的提出一些政策性建議，從外部性內化的視角系統設計農地城市流轉調控的政策工具非常少見。另一方面，由于對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缺乏準確的把握和測度，導致現有的政策工具不能針對性的解決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的內化問題，因而在提高土地資源配置效率方面的調控績效乏善可陳。

新古典經濟學和傳統的資源與環境經濟學等相關理論已肯定了政策工具在調節資源利用效率方面的作用，那么，在農地城市流轉中如何基于外部性內化的視角進行政策工具的系統性設計，同時確定配額、稅費、補貼、支付制度等技術性細節無疑是需要我們通過進一步研究來設計和探討的。從整體看，由于農地城市流轉本身具有復雜性和系統性等特征，因此同時配合兩種或兩種以上政策工具（譬如協商與征稅的配合使用，許可證體系、地方環境規制及補貼的配合使用等）對外部性進行內化，從而實現農地城市流轉的調控是非常有可能的，那么如何選擇適當的政策工具并進行合理的組合與排列，其之間的相互影響會產生何種預期績效必須通過調控政策工具體系的設計予以解答；從局部看，每一種政策工具得以運用于實際調控的前提之一在于完備的政策工具細節設計，以征稅這一政策工具為例，征稅對象、稅收形態、稅率等問題都必須予以解決，否則就會失去現實意義且缺乏實際操作性。

3.3基于外部性內化的農地城市流轉調控政策工具設計的實證研究

已有的關于政策工具在農地城市流轉調控中運用的文獻絕大多數都側重于定性的描述或理論模型的構建，結合具體農地城市流轉實例的實證研究非常少見。

然而，只有對政策工具的實際有效性進行檢驗，對各種政策工具運用的預期效果和交互作用進行充分的分析和討論，才能夠為農地城市流轉調控提供可靠的依據，以達到合理規制農地轉用的目的。當前我國農地城市流轉所處的社會經濟背景與歐美等國在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所處的環境非常相似，但由于土地制度和國情的迥異，在借鑒他國經驗的基礎上，選擇并設計符合我國制度背景和經濟社會發展階段特征的政策工具以調控農地城市流轉的有序進行已迫在眉睫。

3.4不確定性與信息不對稱對農地城市流轉調控政策工具運行效率的影響

以往關于農地城市流轉調控政策工具的研究很少關注不確定性與信息不對稱對政策工具實施效率的影響。農地城市流轉作為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巨系統，其自身在社會、生態等方面產生的外部性具有不確定與信息不對稱的特點，此外，政策工具在運用時也具有不確定和信息不對稱的特點（如政策工具運用的邊際成本與邊際收益通常在事后才能較為準確地獲知），由此帶來的信息缺乏以及問題使得農地城市流轉外部性內部化及調控政策工具設計變得非常復雜而又困難重重。因此，未來研究在對農地城市流轉調控政策工具進行設計與運用時，應當充分考慮不確定和信息不對稱對政策工具運行效率的可能影響，以避免出現道德風險、逆向選擇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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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f Policy Instruments Used for Regulating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alization of Externalities

SONG Min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Zhong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Wuhan Hubei 430073，China）

Abstract

In this paper, methods of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duction are employed. Specifically, previous domestic and overseas are summarized and concluded from two aspects. One is the analysis and measurement of externalities in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the other is the policy instruments used in regulating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contents and methods used in previous literature should be further improved. In terms of theoretical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estimation on externalities o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