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動帶來的好處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人口流動帶來的好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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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口；流動；教育；影響

一、流動人口對社會的影響

流動人口的增加對城市的經濟建設和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流動人口對于城市是有積極的影響也有消極的影響，流動人口解決了城市很多的困難，為城市的經濟建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流動人口可以提供足夠的勞動力和人才，未來城市的的發展還是離不開流動人口的努力，流動人口也是消費人群，對城市經濟有促進作用，流動人口對城市的文化發展也有好處，因為不同地區文化美食都不相同，外地人口的進入也會將文化帶入城市中，促使城市文化多元化。流動人口還可以提高社會效益，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但是人均耕地少，如果只靠著種地百姓很難富起來，國家很難強大起來，而且農村也用不了那么多的勞動力，但是城市的勞動力是短缺的，這就形成了如今的流動大軍，只有將農村的剩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為城市建設做貢獻，才能維持社會的穩定和團結。

二、流動人口對教育的好處

流動人口對教育的影響積極地，外出務工人員對流出的職業教育是有推動性的，流人地可以對本地勞動者進行文化素質教育和職業技術培訓，也可以提高職業技術教育的層次和質量。人口得流出減輕了流出地政府對普及九年義務教育的壓力，由于流出人口大多為年輕人，有的未婚，有的子女會隨父母流動，對于經濟貧困地區人口向發達地區流動，可以給子女好的教育環境，流動人口可以對城市的經濟起到促進作用，同時對教育也有良好的促進作用。

三、我國流動人口子女教育現狀及存在問題

隨著我國城鎮化進程的發展，流動人口每年都在增長，雖然流動人口為社會和城市作出貢獻，但是其子女教育問題卻成為難題，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確保他們接受平等、優質的教育是全社會關注的焦點，也是政府的責任，如果流動人口的子女教育問題沒有解決，那么流動人口就會減少，這將直接影響著城市的發展建設，和人才流失問題。流動兒童學校以相對低廉的收費吸引并解決了外來務工子女入學難的困難，簡陋的辦學條件，缺乏配套的師資設備，流動性強的師生資源，，政策規定無證辦學應被取締，但是取締以后學生就沒有地方上學。

由于城市的學校外地人上學都要交借讀費和贊助費，而對于大多是外出打工的人來說這是一筆不小的數目，甚至有的根本拿不出這些錢，而收費低的學校環境差，教學質量低，沒有合法的辦學手續，還有就是部分外出務工人員的素質低，對子女教育不關心，最后導致失學嚴重的問題。

有些流動人口會將老人和子女留在家鄉，而由老人照顧孩子，這樣孩子是什么也不缺，但是他們缺少關愛，與其他同學交流少，性格孤僻，對于學習沒有足夠的動力，由于公立學校借讀費和贊助費過高，但是家長為了孩子能有好的教育學習環境，認可拿出多年積攢的存款供孩子上學，但是孩子上學后得不到老師的重視，在那些私立學校由于學?；A設施差，教學環境和教學質量差，孩子不能很好的得到教育。

從農村進入城市的流動人口子女，與城里孩子的生活和成長環境不同，興趣愛好也不相同，彼此相互排斥，在學習方面也會比城市孩子差上一些，這種差距感會使他們感到自卑和心理壓力，進而影響到學習，導致學習成績下降。流動人口來自不同地區，各種方言也不同，流動人口子女在上課的時候不敢發言，怕同學笑話其說話時的方言，隨著時間的延長，流動人口子女就會產生厭惡學習、害怕學習的情緒，造成學習成績下降，甚至退學。

近年來，我國城鄉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性呈現出不斷擴大的趨勢。農村的外出務工人員不斷地增多，有些人對把子女帶到打工地，在所在地進行學習教育，但是政府的管理不完善是產生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主要原因。在一些公辦學校中，教育資源和教學力量相對集中，而其他教育機構的教學設施和教學質量不足，政府也沒有大力支持，民辦學校為了減少開支獲得最大利益就會加收各種費用。公辦學校里的資源得不到完全釋放，而私立學校沒有資源可用，致使流動人口子女不能享用良好教育資源。

四、解決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問題的對策

統籌經濟的協調發展，緩解城鄉和地區經濟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國家、政府應當加強對落后地區和農村的資金、技術、人才投入，對經濟落后的地區進行開發建設，當地發展好了就業機會高了，當地農民就會在附近找工作，而不會去跑向外地，這樣人口流動性減少，子女教育問題就不那么困難了。政府加強對流動人口子女的就學管理問題，處理好流動人口子女就學時出現的困難，政府應要求社會各界一起努力，多部門互相配合，真正將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多層次地進行保障。

社會和個人辦學應當滿足最低的教學條件，保證教學質量，使辦學向著規范、優質的方向發展。要加強辦學管理。當前一些學校并沒有經過相關的部門認可，教學環境和師資力量不足，所以應當提高辦學標準，規范辦學質量，政府應加大管理制度，加強對辦學者、教師的資格認定，對于違背辦學、教學規定的實施嚴厲處罰。

人口流動未來的走向

我國實行城市化建設使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推動了城市的發展，也給城市帶來了有效地勞動力，如果沒有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就很難實現城市化的發展，只有讓流動人口沒有后顧之憂，對社會和所在城市感恩，才能更好地對城市化建設做出貢獻，社會和政府總是提倡人人平等，但是流動人口的子女也是祖國的未來，也應該有良好的教育。政府應加大力度，出臺相應政策，對流動人口子女教育實施可行有效地方法，讓社會更加穩定團結。

參考文獻

[1]朱景坤.城鄉二元結構與農村義務教育發展對策[J].現代教育科學，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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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城鄉勞動力流動；持續數據模型；婚姻不穩定

一、引　言經濟學家和政策制定者都認為勞動力流動在發展中國家是降低貧困的有效手段(Todaro，1985)。轉型的中國創造了世界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從農村向城市的勞動力流動(Zhao， 1999)。

據統計，中國外出打工人員增長速度很快，每年勞動力流動數量超過1億(DeBrauw等， 2002)。

只有在遷移收益足夠彌補所有遷移人的損失時(例如，附屬遷移者在遷入地不能找到工作而蒙受的損失)，舉家遷移才會發生(Mincer， 1978)。中國大多數外出打工者都是個體打工，而不是舉家搬遷。通常情況下，丈夫外出打工，妻子留守在家。有研究發現中國農村出現了農業女性化現象(胡玉坤， 2006)。中國健康營養調查數據(CHNS)顯示有5·1%的已婚男性離開家到另一個地方去尋找工作，已婚女性的這一比例只有0·51%，夫妻雙方一起到外地找工作的比例僅為0·2%。中國有句諺語“若是兩情久長時，又豈在朝朝暮暮”?這個論斷成立嗎? Lehrer(1996)發現因為城市人口集中，再婚市場前景好而離婚率更高。Mincer(1978)的研究發現捆綁式家庭勞動力流動導致離婚率上升。Becker(1973)提出婚姻市場上存在著正向(或負向)的“配對效應”假說(中國的“門當戶對”就是一種正向配對效應)。作為人力資本積累的一種方式，勞動力流動，特別是個體勞動力流動會打破婚姻的“配對效應”均衡，從而影響婚姻的穩定性。離婚會影響當事人的福利，特別是對留守婦女福利有不利影響。Zeng等(2000)指出中國在1982~1990年期間，離婚傾向提高了42%;他還發現中國離婚呈現出明顯的地域特征，即東部沿海地區離婚率低，西北和東北地區離婚率最高。中國民政部數據顯示近年來中國離婚率加速上升，在1987~2008年的21年時間中，離婚率從0·55‰上升到1·71‰。與西方國家相比，盡管中國離婚率依然相對較低，但是其增長速度卻很高。下降的結婚率和上升的離婚率導致了離婚—結婚比率的上升，在這21年時間里，該比率從6·28%上升到20·67%。

這意味著2008年離婚人數是結婚人數的1/5。此外，除了2004年以外，流動人口離婚率高于非流動人口，而且差距越來越大。盡管在中國勞動力市場和婚姻市場上同時出現了這些變化，但到目前為止，經濟學家還很少研究中國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婚姻穩定性的影響。

本文研究勞動力流動對婚姻穩定性的影響，具體研究目標如下:第一，分勞動力流動狀況描述不同類型家庭離婚率變化趨勢;第二，研究婚姻不穩定的決定因素，重點分析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婚姻穩定性的影響;第三探討離婚的性別含義以及政策意義。

二、婚姻穩定性決定因素的概念模型我們應用婚姻經濟學理論(Becker， 1973、1974、1977; Lehrer， 1996; Blau等， 2006)分析離婚的決定因素。

(一)婚姻收益以及婚姻的搜尋成本根據Becker的婚姻經濟學理論(1973; 1974)，與保持單身相比，婚姻可以使夫妻雙方根據比較優勢，在家庭內部實現專業化分工。基于分工理論，夫妻雙方工資等的“配對效應”特征將是反向的。但是，其他經濟學家提出異議，他們認為隨著女性接受教育水平和勞動參與率的提高，傳統的家庭分工被打破(Blau et al·， 2006)。而婚姻依然可以通過以下途徑獲得優勢(Lehrer， 1996;Blau et al·， 2006): (1)規模經濟，例如，兩個人一起做飯要比兩個人單獨做飯成本低得多; (2)公共產品，例如，全家人可以同時分享取暖設備; (3)正的外部性，例如，和配偶一起看電視比單獨看電視會更快樂。Blau等人還發現平均而言，已婚成人往往身體更健康，更富有愛心，更容易與人相處。根據Becker(1977)的理論，人們從婚姻中獲益越多，離婚率就會越低。當然，婚姻所帶來的好處是因人而異的，婚姻所帶來的收益大小往往與夫妻雙方的個人特質有很大關系?；橐鰩淼暮锰庍€與夫妻雙方的“正向配對效應”特征有關，即如果夫妻雙方在智商、教育水平、種族、民族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他們從婚姻中獲得的收益可能會更高(Becker， 1974)。

實際生活中，由于婚姻市場存在著搜尋成本，許多婚姻是不“理想”的。正如Lehrer(1988)所言，一個人一旦決定進入婚姻市場，他/她必須要負擔搜尋成本，包括因推遲婚姻而損失的機會成本，時間以及為約會等所花費的支出。最優選擇就是在婚姻市場上搜尋的邊際成本等于搜尋所帶來的潛在邊際收益(Keeley， 1977)。Becker(1977)指出，搜尋的邊際成本越高，實際婚姻與最優婚姻的偏離度就越大，從婚姻中所獲得的好處可能就越少，離婚概率就越高。

(二)婚姻破裂

即使一樁婚姻在特定時間特定地點是最優的，當事人對婚姻的收益—成本評價可能會發生變化，如果離婚和再婚的成本足夠低，婚姻就會破裂。問題是:什么樣的婚姻更容易破裂?農村勞動力向城市流動是否會影響婚姻的穩定性?在一個靜態框架下，如果離婚后的凈收益大于維持婚姻關系的凈收益，婚姻就會解體。下面，我們分析影響婚姻穩定性的決定因素。

1·與婚姻有關的人力資本

Becker等(1977)強調與婚姻有關的人力資本對婚姻穩定性的作用，這部分人力資本價值會隨著婚姻解體而迅速下降。Chiswick等(1990)把與婚姻有關的人力資本區分為可傳遞人力資本和不可傳遞資本，前者包括房屋、汽車，以及家庭生產技術等，后者包括孩子等。盡管可傳遞和不可傳遞人力資本在婚姻破裂時都會貶值，但是前者可以從一個家庭轉移到另一個家庭，從而可傳遞性人力資本對再婚有正向作用，而后者由于不具有可傳遞性，會對再婚產生不利影響，有利于現有婚姻的穩定。

2·不可預期事件和偏好變化

Blau等(2006)提出不可預期事件，例如夫妻一方收入的突然上升或者下降會打破原有婚姻平衡，造成婚姻摩擦。個人偏好和需求也會隨著時間而變化，特別是在社會道德標準發生大幅度變化時，例如，無過錯離婚法案的通過可能會提高離婚率。

3·夫妻雙方的其他個人特征

初婚年齡影響婚姻的穩定性。初婚年齡太小意味著在婚姻市場的搜尋時間較短，從而對對方的了解較少，結果實際婚姻質量偏離理想婚姻較大，離婚率較高(Becker， 1981)。年齡、民族與教育水平差距過大對婚姻穩定性也有不利影響。穩定性婚姻往往具有年齡相近、民族相同、教育水平相似等特點(Becker等， 1977)。居住地點也是影響婚姻不穩定的因素之一。城市居住人群集中，再婚成本較低，再婚市場潛景更好，因而離婚率就更高(Cherlin， 1977)。

(三)勞動力流動與婚姻不穩定性

以個人為主的勞動力流動會降低原有婚姻收益的期望值，提高預期收益方差。根據婚姻經濟學理論，對婚姻的期望收益和期望收益方差是影響婚姻穩定性的兩項主要決定因素。在隨機分析框架下，婚姻的期望收益越高，期望收益的方差越小，離婚率越低。

勞動力流動會降低婚姻的期望收益。首先，以個人為基礎的勞動力流動會喪失婚姻帶來的規模經濟，喪失共享公共產品的收益;其次，以個人為基礎的勞動力流動會提升其人力資本水平，提高流動一方的相對收入水平，人力資本水平和收入差距擴大會打破婚姻原有的“配對效應”。因為城市人口比較密集，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流動會降低再婚者的搜尋成本;居住和工作場所變化會降低再婚成本，提高原有婚姻的預期收益方差。結果，個人勞動力流動提高了離婚風險。

在當代中國有流動人口的家庭分工中，男性外出打工掙錢，女性往往留

守在家。Smock(1994)發現離婚對女性造成的傷害更大。在中國農村，留守女性受到的傷害可能就更大，離婚后留守婦女和兒童很可能陷入貧困。人們也許會問，為什么女性愿意留守而讓自己的丈夫外出打工，這可能是因為戶口限制而不能夠舉家搬遷;還可能因為夫妻雙方很難同時在一個城市找到工作;或者是作為家庭分工、分散風險的一種模式。無論是什么原因，在家庭做出如此決定時，家庭的期望收益大于期望成本。

三、研究方法

為了實現研究目標，我們利用CHNS數據，使用描述性統計方法，把已婚女性分為兩組:有流動勞動力人口家庭和無流動勞動力人口家庭，我們把夫妻雙方都居住在原居住地的家庭定義為無流動人口家庭，把至少一方在外打工家庭定義為有流動人口家庭。我們首先描述兩類家庭的離婚率變化狀況。其次，我們利用持續數據模型(Kiefer， 1988)分析離婚的決定因素，在本文，我們同時運用了非參數和參數估計方法。在非參數估計中，第t年機會比率等于當年離婚數目除以之前一直未離婚家庭數目，這可以用卡普蘭—邁爾(Kaplan-Meier)曲線來表示。

這一非參數估計方法可以顯示離婚率如何隨婚姻時間長短而變化。

本文利用持續數據模型(Kiefer， 1988)分析離婚的決定因素，我們用h(t)dt表示婚姻期內機會方程，即當事人i在t期內維持既定婚姻，而在時期(t， t+dt)內離婚的條件概率。離婚的機會方程可以寫作:h(t)=h[X(t)， t]，在這里，X表示在(t， t+dt)期內影響離婚概率因素的向量。具體地說，該向量包括以下因素:第一，有無勞動力流動人口，家庭內有勞動力流動人口記作1，否則記為0，有無勞動力流動人口是本模型的核心變量?？刂谱兞堪ㄒ韵氯? (1)夫妻雙方的個人特征，例如，初婚年齡，教育水平，年齡差異，教育差距以及夫妻雙方工資收入等。

(2)家庭特征，包括孩子數量和孩子性別等。(3)社區特征，包括社區內從事農業勞動人口的比例以及電話普及率等。

假設離婚率在婚姻持續期內服從威布爾分布(WeibullDistribution)①，于是婚姻持續時間的機會方程可以寫為:h(X(t)， t) =exp[X(t)′B]αtα-1，α>0(1)

這里，β是待估計參數向量，α顯示機會方程如何隨著婚姻持續時間的變化而變化，α>1，α

四、數據與描述性統計分析

本文數據來源于中國營養健康調查(CHNS)1991年， 1993年， 1997年， 2000年和2004年的數據，該數據為面板數據，每年調查的樣本量為4000戶左右，地理上分布于中國9個省，即黑龍江、遼寧、山東、河南、江蘇、湖北、湖南、貴州和廣西，覆蓋了中國東、中、西部。該數據提供了豐富的社會經濟信息，信息收集分為三個層次:個人、家庭與社區。

CHNS數據庫記錄了家庭中每個人的勞動力流動信息，包括勞動力流動狀況和離家時間，還包括家庭成員個人特征信息，如年齡、民族、就業狀況、職業以及教育水平和教育年限等。

CHNS還對52歲以下已婚女性的婚姻史進行了詳細調查，在這部分調查中，目前婚姻狀態，初婚時間，離婚時間以及再婚時間都有詳細記錄。對于離婚1次以上者，我們把樣本拆分為獨立樣本②。有了以上信息，我們就可以使用持續數據模型分析離婚的決定因素了，我們的分析集中于52歲及以下農村戶口已婚女性。

表1列出了主要變量的平均值以及統計性特征，不難發現，離婚率和勞動力外出打工比率都在上升，平均而言，農村女性教育水平較低，平均只有6·5年，男性教育水平相對較高，大約比女性高2年多。平均來看，男性比女性大2歲左右。在中國，大約不足6%的跨民族婚姻。

夫妻間年齡、教育年限以及民族差異被用來控制可能的正向/反向配對效應。在中國農村，平均初婚年齡為22歲，根據婚姻經濟學理論，初婚年齡是婚前搜尋信息充分與否的變量。

然而，在中國農村，情況可能會不同，因為在中國農村，父母在兒女配偶選擇方面發揮很大作用，父母希望通過孩子的婚姻建立社會關系，他們會通過各種渠道了解對方的家庭背景、人品等信息。鑒于農業收入的不可分性，本文用社區男性(女性)平均工資作為男性(女性)收入的變量，平均而言，男性真實月工資收入高于女性。在中國農村，平均每戶有2個孩子，整體而言，兒子數量多于女兒。孩子數量被用作與婚姻有關不可傳遞人力資本的變量。在社區層面，大約50%的勞動力主要從事農業勞動， 75%的村莊有電話服務。居住地是影響離婚率的重要因素，我們利用農業勞動人口比例和電話普及率作為居住環境的變量。

五、研究結果

為了顯示城鄉勞動力流動對離婚概率的影響，我們首先利用非參數估計方法，分家庭是否有外出打工人員做卡普蘭—邁爾(Kaplan-Meier)生存曲線，見圖1。

圖1顯示在5年婚齡以內，無論家庭是否有外出打工人員，婚姻都比較穩定。在婚齡高于5年后，有流動人口家庭的條件離婚概率一直高于無流動人口家庭。在婚齡達到大約12年之后，離婚概率隨著婚齡的提高而下降。

利用CHNS數據和持續數據模型，我們估計了參數模型，為了檢驗結果的穩健性，本文還進行了Cox半參數估計(Cox， 1972)，估計結果見表2。兩個估計結果很相似，文中解釋以參數估計結果為主。統計檢驗結果說明參數估計和半參數估計結果在1%的顯著性水平上都是顯著的。持續數據模型結果顯示，在10%的顯著性水平上，城鄉間勞動力流動提高了離婚率，幅度高達63·75%。

與預期類似，女性受教育水平降低了離婚可能性，這可能是因為教育水平高的女性更可能找到“理想”丈夫。夫妻間個人特征差異對婚姻穩定性有顯著影響。年齡差距每提高1年，離婚概率就上升14%;不同民族間婚姻破裂的概率顯著提高;但教育水平差異沒有顯著降低婚姻不穩定性。初婚年齡對婚姻穩定性也沒有顯著影響。與理論預期相似，孩子數量顯著降低離婚概率;有趣的是，男孩對降低離婚概率起到的作用在數值上大于女孩，這可能與中國人的男性性別偏好有關。具體地說，有男孩會把離婚概率降低30%，而有女孩能夠降低20%，二者分別在1%和5%顯著性水平上顯著。男性和女性實際月收入對離婚率沒有顯著影響。在社區水平上，村莊中務農人口比重越高，離婚率越低;而電話普及率提高了離婚概率①。參數估計結果中α值顯著小于1，說明整體上離婚概率隨著婚齡的延長而降低。

六、結論與政策含義

在中國，越來越多的農民進城打工，絕大多數打工者是男性，無論是出于家庭內部預防風險的一種分工形式，還是因為城市勞動力市場的限制，或者因為戶籍制度限制，還是孩子在城市上學難等原因，打工者往往把妻子和孩子留在家里(被稱為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這一問題已經引起了學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注意，然而，經濟學家就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婚姻穩定性影響問題的研究還不多。家庭是社會穩定的基礎，離婚會給當事人帶來傷害，因勞動力流動而引致的離婚大大提高了留守婦女和留守兒童陷入貧困的可能性，還影響社會穩定。本文試圖對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婚姻穩定性的影響進行初步研究。

研究結果顯示，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勞動力流動顯著提高離婚率達60%以上，這意味著勞動力流動者面臨家庭破裂的風險更大，打工者子女更容易陷入單親家庭的困境。所以，外出打工在提高預期收入的同時，必須承受更高的離婚風險②。

本研究具有豐富的政策含義。鑒于越來越多的富余農村勞動力進城打工是一種趨勢，國家有必要降低家庭遷移壁壘，實現更多農民工舉家搬遷至城市，逐步實現城鄉一體化。例如，政府可以取消戶籍制度，增加城市教育資源供給，保障農民工子女入學入托問題，對家庭遷移農民工提供城市住房補貼等。

本研究只是初步結果，還存在很多問題，第一，受數據限制，我們還不能夠檢驗城鄉勞動力流動對婚姻不穩定性的傳導機制。第二，勞動力流動指標本身可能是內生的，即夫妻感情不好的家庭成員更傾向于外出打工，目前，我們還沒有找到合適的工具變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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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9944（2017）14-0305-03

1 引言

相對于城市常住人口，大多數的流動人口對相關健康知識的掌握較為缺乏，再加上流動人口的經濟條件普遍較差，導致流動人口的公共衛生管理利用率相對較低，從而流動人口衛生服務的管理工作不能有效實施。

2 流動人口問題成為社會熱點問題

從20世紀開始，對流動人口的研究從未停止，直到現在已有近120年的歷史。人口經濟學指出，人類的出生、死亡以及遷移等會決定人口本身的規模是增大還是減小，也對人口的結構變化起導向作用，這對整個社會的經濟發展產生著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為人口的流動表示人類的生存和進步，而隨著人類出生率和死亡率趨于穩定，人口流動成為影響社會經濟變化的重要因素。

據我國公安部門統計，1978年底我國流動人口的總量還不曾達到1500萬人，到1992年，我國的流動人口總量已經達到8000萬人，而到了2000年，人口普查顯示：我國流動人口居然已經突破1.2億人。一方面，城市中大量涌入的農村人口可以很大程度上促進城市的建設發展，另一方面，這也會對城鄉結構造成有力的沖擊。因為我國絕大多數地區的資源規劃是以固定戶籍人口為基礎的，而農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會大大影響流入地的各種資源配置，從而引起許多社會問題。而且流入城市政府常常在經濟建設上依賴流動人口，又會或多或少地產生抵觸心理，認為他們會影響當地的社會生活。

除了工作原因，旅游也是產生流動人口的主要原因。自從1999年開始，每年的“五一”黃金周和“十一”黃金周都會在短時間內產生數以千萬計的流動人口，這一方面能給旅游等行業帶來非常可觀的收入，但是同時，也會產生各方面的問題，比如造成交通堵塞、住宿和衛生管理問題，甚至會發生各種公共衛生應急事件。

近年來，國家和各級政府的相關部門也陸續出臺了如《暫住證申領辦法》、《關于城鎮暫住人口管理的暫行規定》等法規來加強對流動的人口管理。

3 流動人口容易發生的公共衛生問題

健康是每一個人最基本的個人權利。保障每一個社會居民的健康權，不僅是為了社會公共衛生事業的發展，也是一個社會重要的目標。 為了使每個國家一級地區的每一個民眾都能享有基本的健康權，提高總體的健康水平，世界衛生組織在20世紀70年代末提出了全球性社會目標希望“2000年人人享有衛生保健”，并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將“初級衛生保健服務”作為主要途徑。我國也做出了承諾來支持該社會目標，并且把改善農村基本衛生狀況作為主要目標。隨著在全國各地深入開展初級衛生保健工作和在全國范圍內實施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將使農民實現享受基本醫療服務權利。但是一個棘手的問題日益突顯：當農民作為主要的流動人口流入城市后，如何來保障他們應該享有的衛生保健和基本醫療服務？當前來看這還是一個管理的盲點。流動人口公共衛生管理中存在的主要問題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3.1 孕產婦保健

一個地區的孕產婦的死亡率是評估該地區婦女是否處于健康狀態的非常重要的一個指標，這個指標能充分體現國民的健康水平，于是，加強婦女產前的保健活動，對于有效降低產婦死亡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有研究分析表明，主要因為產科原因，非戶籍孕產婦的死亡率比戶籍孕婦高出不少，而且其中大部分是可以避免的。

3.2 流動人口傳染病的管理

3.2.1 HIV/AIDS

艾滋病現在已經成為全世界最關注的傳染病，我國在1985年首次發現AIDS病例，目前艾滋病已經進入快速增長期，其中流動人群是艾滋病的高發人群。

3.2.2 結核病

結核病是世界衛生組織公認的傳染病第一殺手，已經成為嚴重的全球性公共衛生問題，它嚴重地危害著人類地身體健康，使人們處于疾病與貧困的惡性循環之中。而流動人口中肺結核的發病率遠遠高于戶籍人口的發病率。由于流動人口一些經濟、工作等特點，他們很難對結核病進行規范性地治療，甚至有時候他們會為了就業而隱瞞病情，從而成為結核病主要的傳染源。

3.2.3 麻疹

我國現在已經基本控制了麻疹的傳播。但是由于流動人口很少接受計劃免疫接種，而且即使接種可能也不規范，所以麻疹病例時常在流動人口中出現，并導致流動人口主要聚集地麻疹的流行。流入地對流動人口麻疹的控制已經成為麻疹控制的重點。董蒲梅等分析了鄭州市2000～2001年麻疹確診病例后得出，在2000、2001年，市區確診病例中流動人口占57. 23%。由于流動人口群體中的兒童沒有得到及時的免疫接種，極易為感染麻疹埋下隱患。

3.2.4 瘧疾

瘧疾是一?N社會性疾病，它由蚊媒傳播，而且它與人們的社會活動有著密切的聯系。在20世紀50年代之前，瘧疾是我國的主要傳染病之一，現在經過40多年的防治，我國許多省份已經徹底消滅了瘧疾。但是，由于流動人口大多來自于瘧疾流行地區，所以他們的遷移往往會導致其流入地的瘧疾流行，還有許多人因為社會經濟活動以及各種原因而進入瘧疾流行區，然后他們在感染瘧疾后又進行遷移活動轉而成為傳染源引起下一個流入地或其原來流出地瘧疾的流行。

3.3 職業安全

流動人口中大多數人一般是體力勞動者，一些企業為了減少開銷，在工人工作中沒有實施相關的勞動保護，再加上勞動者自身缺乏防護意識，所以存在著各種安全隱患，常常會發生很多職業安全問題，甚至會導致勞動者致傷、致殘和致死等嚴重后果。

3.4 食物中毒

一般情況下，流動人口普遍收入較低，所以他們就餐經常會選擇一些沒有營業證、環境簡陋的餐館，這些餐館的食具不經常消毒，而且食品經常交叉污染，很容易引起食物中毒。根據相關數據分析，在一個城市總的食物中毒人群中流動人口會占到一半以上。

3.5 兒童計劃免疫

由于一般情況下，兒童的免疫接種是按照戶口來進行分地區管理的，但是由于許多父母流動而使兒童脫離了原戶籍的所在地，而其流入地的流動兒童計劃免疫管理可能不是很完善，再加上流動兒童的父母大多缺乏保健預防知識，不是特別重視相關的兒童計劃免疫工作，導致兒童計劃免疫率較低。

4 我國的流動人口公共衛生管理成效

4.1 與戶籍居民衛生服務有所差距

在很多比較發達的城市地區，流動人口公共衛生問題已經被逐漸重視，但是與戶籍居民衛生服務相比仍然有不小的差距，這主要表現為相關經費投入不足，尤其是一些衛生院以及區疾病防控中心的補貼較少，很難切實實行流動人口的疾病預防工作。除此之外，由于流動人口非常多，而且暫住人口登記不充分，導致很難順利地進行相關管理工作。另一方面由于從事流動人口公共衛生管理工作的人手不足，不能設置固定人員來服務與監測傳染病患者。關于流動人口傳染病的監測范圍依然有待擴大。而且由于流動人口的流動無序可循，這又大大增加了控制傳染病的難度。由于受流動人口的經濟工作以及生活環境的影響，他們往往在就醫時選擇一些收費較低的私人診所，或者自購藥品，導致疾病不能及時得到有效的醫治，但是醫院就診又是傳染病主要發現途徑，所以流動人口中的傳染病往往不能早發現早治療，不能得到及時的控制，更對社會公共衛生構成嚴重的威脅。由此可見，必須重視監測流動人口的傳染病情況，按照傳染病具有周期性的特點，針對流出地的傳染病流行情況，科學制定傳染病監測方案。

4.2 現有服務利用率差

我國現在部分發達城市對于流動人口的公共衛生管理主要是減少孕產婦死亡、傳染病控制和兒童免疫等方面。比如北京市主要給外來務工人員進行免費流腦疫苗和麻疹接種，而且還給新發現的結核病患者免費提供抗結核藥物，并設立了定點醫院來主要為流動孕產婦服務。但是由于流動人群各方面都不固定，而且他們的健康意識較差，相關部門很難開展相應的服務以及監測，造成結核病患者不能連續保持治療、兒童不能持續按要求接種等。一般情況下，流動人口在1年內很少體檢，遠遠不及國家相關醫療衛生服務的基本標準，說明流動人口并沒有完全享受到國家的公共衛生改革成果。

4.3 健康宣教不到位

在衛生服務的整個過程中，宣傳教育是比較重要的一個環節，它貫穿了衛生服務的整個過程。而在我國，宣教不到位導致的流動人口健康意識差等問題依然普遍存在。流動人口是接受宣傳教育的一方，需要積極地參與、主動地配合宣教，但是很多流動人口因為工作、生活以及個人素質等問題，常常不會自己主動接受教育，不能認識到公共衛生問題的重要性，導致健康宣教收效甚微。流動人口常流動的特點，也決定了健康教育不能連續地進行。

5 關于解決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問題建議

5.1 以醫改精神統領研究工作導向

我國現存的一個問題是對公共衛生服務的概念不統一，內涵一般都局限在傳染病、計劃免疫、孕產婦保健等方面，普遍存在著不同程度的不統一的問題。2009年出臺的《關于促進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逐步均等化的意見》，明確了以下9項國家基本公共衛生服務項目：①建立居民健康檔案；②健康教育；③預防接種；④傳染病防治；⑤兒童保?。虎拊挟a婦保健；⑦老年人保??；⑧慢性病管理；⑨重性精神疾病管理。在此基礎上，各級地方政府也接連做出行動，紛紛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陸續出臺了一些規定，用以提示相關研究人員和政策制定者，應該根據醫療改革的需要，切實實行對流動人口公共衛生服務的研究和實踐，重點關注政策保障、可操作方案等方面。

5.2 研究流動人口流動性的特征

當前我國的研究者大多將研究的重?c集中在流動人口公共衛生服務的內容上，而他們卻忽視了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由于流動人口具有很強的流動性所以與所提供的服務不相適應而造成服務利用不足。相關研究需多探索如何一方面適應流動人口的流動性，另一方面還能持久有效地服務，真正實現讓流動人口公共衛生服務流動起來。當然，要實現這一愿望，流動人口積極主動地配合是關鍵。一方面，要研究怎樣才能使流動人口通過對其宣傳教育的方式讓他們能真正認識到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的好處，另一方面，也要研究相關法律法規是否會對流動人口尋求基本公共衛生服務產生約束。

5.3 研究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投入的規律

當前我國的公共衛生服務人員的人數是按照戶籍人口來配備的，而且經費也主要是以戶籍人口數量和對流動人口的估計數量為標準來進行配備的，所以由于現在的流動人口大大增多，導致現有的服務人員和經費己經不足以滿足流動人口基本公共衛生的服務需求，這對相關公共衛生服務工作來說就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各級政府應從當地的流動人口的實際情況出發來加大投入相關資金和加強一些政策研究。一些研究者提出，應該研究如何收取費用，不但能減小政府的經濟壓力，還能使流動人口都享有基本公共衛生服務權利。

5.4 研究流動人口的動態管理

在流動人口的公共衛生服務管理中，還需要研究相關地方人民政府的職責以及相關醫療衛生機構的職責，在各個部門之間實現流動人口信息共享，還可以開發關于流動人口的信息共享平臺，使不同的地區、不同的部門擁有不同的權限，在需要的時候可以很方便地在信息平臺上添加或者獲取流動人口的信息，從而方便、快捷、高效地掌握流動人口相關動態。

5.5 進行政策研究加大對流動病患者的救助和關懷

一般情況下，大多數流動人口是從事體力勞動的，他們雖然為國家的建設和發展做出了很大的貢獻，但是由于流動人口這個群體的經濟收入普遍較低，在生病時不能得到及時有效地治療，導致一些傳染病或職業病對患者家庭帶來很嚴重的影響，所以國家在研究和制定相關法律或政策時，應該有意識地考慮到對流動人口的具體情況的特別研究，以此來加大對流動人口的救助和關懷，防止由于經濟原因而導致的疾病擴散。

5.6 研究借鑒國內外的經驗與做法

現在的社會大環境下，世界各國為了解決由經濟、社會發展帶來的人口流動加速的問題，都對流動人口的公共衛生服務的管理工作作出了比較先進的研究，美國人口流動率一直位居世界前列，而他們的每一個居民都享有幾乎相同的公共衛生安全保障的權利，這是因為美國對流動人口先進的管理方式，他們主要依靠社會保障號對流動人口進行管理。社會保障號管理系統己經在美國境內實現全面聯網，用于為全體居民提供公共救援和醫療援助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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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記者踏上這片南鄰黃土高坡、北接鄂爾多斯草原的陜北土地,眼前呈現的是公路上絡繹不絕的運煤掛車,相映成趣的樓群與吊車,以及建設中的科技新城。對于快速發展中的榆林而言,每天的太陽都是新的,每天都有新故事發生。

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的應用,正在幫助榆林有效地管理越來越多的流動人口,為榆林市建設平安城市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1個系統監控2100家旅館

郭子祥是榆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隊負責旅館住宿治安管理的一名民警。原來,要想了解各個酒店、旅館的旅客住宿、治安情況,郭子祥得翻查每家旅館填報的一摞又一摞厚厚的住宿人員信息登記表,然后挨個走訪旅館,了解治安情況。

因為過去公安局對旅館進行管理的流程是,旅館業主將入住旅客的相關信息登記在專用的記錄本上,這些信息包括旅客的姓名、身份證號、家庭住址等。每天晚上,業主要捧著厚厚的登記冊送到管轄區內的派出所,換回前天送過去的登記冊。這種落后的方式極其不方便――如果登記薄上的字跡潦草、信息登記不完全,派出所還要給業主打電話確定或完善,效率很低。

而現在,郭子祥只要打開電腦,就能實時掌握全市2100家大大小小旅館的情況,每家賓館的入住率、入住旅客的姓名、身份證號碼以及照片等信息都一目了然。

能做到如此,靠的是榆林市公安局建設推廣的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

“資源帶動經濟發展,經濟發展帶來流動人口?？焖僭鲩L的流動人口可能給社會治安帶來隱患?！庇芰质泄簿殖崭本珠L白玉功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一個地方的經濟上去了,前來旅游、務工的人員就會越來越多,給當地治安帶來很大壓力。在有著360萬人口的榆林市,共有大大小小旅館2100家,每天的流動人口有2~3萬人,白玉功介紹說。

為了管好日益激增的流動人口,保障當地社會治安,榆林市公安局必須改變以往那種依靠紙質傳遞信息和民警巡查的粗放式管理方式。于是,按照公安部的要求,榆林市于2006年開始正式安裝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

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操作非常簡單。系統前端是部署在各個旅館的一套電腦設備和專用軟件,以及特種掃描儀。系統供應商北京博雅英杰科技公司在公安部的標準之上,增加了無線傳輸、自動識別、人臉比對功能。旅客進入酒店或旅館辦理入住時,酒店或者旅館的服務人員將旅客身份證放在特種掃描儀上,點擊軟件的掃描按鈕,30秒內即可掃描完身份證并上傳信息。通過無線網絡,服務人員將旅客身份信息數據上傳到公安局的后臺服務器。

收集到這些數據之后,榆林市公安局后臺服務器將這些數據與公安部權威的人口數據庫的數據進行比對確認。完成一次信息比對只需30秒,可以確認旅客的真實合法身份,如果旅客身份有疑,系統就會報警。

從抵制到主動應用

榆林市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分為高、中、低三個檔次,價格分別為9800元、8600元和6800元,設備包括一套電腦、一臺特種掃描儀和一個無線傳輸設備。價格差距體現在設備的配置上,價格越高電腦配置越高。

但是,旅館是營利性組織,讓旅館業主出錢購買電腦并安裝系統,卻看不到由此帶來的好處,開始旅館業主們對此抵觸情緒很大。因此,開始時榆林市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的部署、應用過程并不順利。從頭到尾參與了此系統的推廣應用的榆林市公安局治安支隊長李希鴻對此深有感觸。

“安裝設備后,旅店業主還要花費人力成本去維護,還要擔心使用問題,他們為什么要裝?”李希鴻說,這是當時絕大多數旅館業主的心態?！凹幢闶窃O備安裝了,大家也不怎么用。”李希鴻補充說。后來,榆林市公安局規定,旅館在開業前必須安裝這套系統,否則工商部門不予登記。這個前置性規則,極大地推進了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的建設力度。此外,系統從建設到應用的過程中,榆林市公安局采用的以培訓為重點、以應用為核心的策略,取得了實效。

現在,系統在榆林市旅館的安裝率達到了100%。白玉功認為,除了強制要求、宣傳教育等手段取得很好成效之外,系統真正發揮了作用是其中的關鍵。經過多年的推進,榆林市旅館業主對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的態度已經從當初的抵觸、不愿安裝,轉變到現在的積極配合安裝。旅館業主變被動為主動,是因為他們嘗到了甜頭。

白玉功介紹說,現在榆林市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的應用范圍已經從旅館開始延伸到工礦企業和網吧,系統分別對工礦企業的外來務工人員和流動人員進行管理。“那些業主自己就提出需求了。他們從過去對系統不理解,轉變到現在主動來找我們要求安裝。而我們也從過去業主不改就處罰他們的一個管理部門,慢慢轉變成一個服務型部門――業主一有問題我們就及時予以解決?！卑子窆Σ粺o感慨地說。

此外,據記者了解,榆林市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之所以能應用起來,還得益于系統采用了無線傳輸方式,不受網絡線路的限制。只要在手機信號覆蓋的區域,系統就能傳輸信息。酒店登記的信息在30秒內就能傳遞到公安局后臺數據庫,而不像采用有線傳輸方式的同類系統那樣,受線路覆蓋率局限,導致系統安裝率低。

發現并輔助抓獲逃犯188人

2009年12月11日18時30分,榆林市公安局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通過數據比對顯示:神木縣興泰招待所048房間入住了一名網上逃犯。接到報警后,神木縣公安局治安大隊立即組織警力迅速出警,在興泰招待所048房間將涉嫌詐騙的網上逃犯陳剛抓獲。這是榆林市公安局上馬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后又一次見到實效果。

榆林市公安局從2006年開始正式安裝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目前已經取得了顯著成效。榆林市公安局的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10年5月26日,榆林市全市旅館所安裝的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聯網率達到100%,各單位共向市局數據庫傳遞旅客信息2164961條;系統先后為刑偵等部門提供了查詢386人次,發現可疑情況報警256次;通過系統發現并輔助抓獲網上逃犯188人(其中包括12名故意殺人犯、14名交通肇事致人死亡逃逸案犯、26名涉嫌經濟詐騙案犯,其余為故意傷害、盜竊等案件嫌疑人員)。

白玉功說,榆林市旅館業治安管理信息系統的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摸清了榆林市區旅館的數量。目前,系統在榆林旅館業的安裝率達到了100%,使用率達到90%,公安部門每天接收到的信息達到5萬條。這使得榆林市的旅館治安環境明顯好轉,犯罪率下降,利用賓館酒店從事不法活動的行為減少,提高了整個行業的美譽度。

篇5

關于分配不均的“舊”理論認為，借助稅收體系的再分配措施，削弱了激勵因素并損害了經濟增長。但分配不均和增長之間的關系，遠比這個簡單的權衡理論復雜和多面。多種影響渠道和反饋機制導致難以下定論。

比如，美中兩國都存在較嚴重且不斷加劇的收入分配不均。雖然我們不應因此認定增長和分配不均要么不相關，要么呈正相關，但一口咬定分配不均對增長無益顯然與事實不符。

此外，從全球范圍看，隨著發展中國家不斷走向繁榮，分配不均在減輕。這可能看似違反常理，但卻講得通。全球經濟的主導趨勢是“二戰”后開始的趨同進程。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占全球總人口的85%，而其中大部分人第一次感受到了持續的快速實際增長。這種全球趨勢壓倒了各國內部分配不均的加劇。

即便如此，相當一部分國家的經驗表明，較高程度且不斷加劇的分配不均，尤其是機會的不均等，確實會損害增長。其中一個理由是不均等狀況削弱了關于增長型戰略和政策的政治和社會共識。這可能導致政治僵局、沖突或不明智的政策選擇。

代際流動性是機會均等的一個關鍵指標。不斷加劇的收入分配不均不一定導致代際流動性降低，其是否會導致代際流動性降低很大程度上取決于那些支撐機會均等的重要手段，主要是教育和醫療是否惠及所有人。比如，如果公立教育體系開始失靈，那么處于收入分配上層的人群往往會代之以私立體系，這會對代際流動性造成負面影響。

分配不均狀況和增長之間還存在其他聯系。較嚴重的收入和財富分配不均，常常導致和強化政治影響力的不平等。政策制定者們不愿嘗試制定包容性的增長模式，而是試圖保護富人的財富和尋租優勢。總體來說，這意味著對貿易和投資流不大開放，因為貿易和投資流會帶來不受歡迎的外部競爭。

這意味著各種不均等不應被一視同仁。基于成功權力尋租與獲取資源和市場機會特權的不均等，對社會的凝聚力和穩定以及增長型政策極為有害。在一個總體來說精英制的環境中，基于創造力、創新或獨特天賦的成功通常不會被仇視，而且被認為破壞性要小得多。

高速增長有好處。在高增長環境中，由于幾乎所有人的收入都有所增長，所以人們會在一定程度上接受分配不均的加劇，尤其是在精英制的環境中。但在低增長環境中，快速加劇的分配不均意味著許多人的收入沒有增長，或者在絕對或相對意義上減少，人們就無法接受分配不均的加劇。

分配不均加劇的后果可能誘使政策制定者走上一條危險的道路：利用借債，有時輔之以資產泡沫來維持消費。歐洲是利用政府借債去填補私人國內和外部需求不足所導致的需求和就業缺口。鑒于后者與生產率和競爭力問題有關，并由于共同貨幣進一步加劇，可見此應對政策并不恰當。

人們對中國債務水平的快速上升也有類似擔憂?；蛟S債務看似是應對分配不均或低速增長最省力的辦法，但應對分配不均加劇的方法有好有壞，而使用杠桿是最糟糕的辦法之一。

當務之急是對窮人和失業者發放收入補助，因為這些人是危機以及潛在失衡和結構性問題的直接受害者。其次，尤其隨著收入分配不均加劇，使人人享有高質量的公共服務極端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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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數民族規模性的人口流動改變了民族地區基層治理的過程和結構，對民族地區的政治生活產生了影響。經過城市現代文明的洗禮，少數民族人口的民主意識、參政意識、主人意識、權利意識等有了增強。然而，大量少數民族人口外出使得民族地區的參政主體缺失，不利于基層干部隊伍選拔與建設，還對民族地區非正式權力組織帶來沖擊。

(一)少數民族人口長期外出，無法實現有效的基層政治參與

少數民族人口的有序政治參與是實現政治權利的重要形式。民族地區的民主政治發展與少數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參與的廣度、深度是分不開的，少數民族人口有序政治參與也是民族地區政治現代化的標志。所謂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是指公民在認同現有政治制度的前提下，為促進國家與社會關系良性互動、為提高政府治理公共事務的能力與績效而進行的各種有秩序的活動，它包括各種利益表達、利益維護的行動。［7］然而，民族地區大部分青壯年少數民族人口長期在外務工經商，其工作生活重心在流入地的城市，致使其在家鄉的基層民主政治活動中缺席，使得民族地區基層民主政治的參與主體缺失。因為長期外出，大部分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在民族地區難以享受到民利，較少行使民主選舉、民主決策及民主監督等公民基本權利，這對民族地區民主政治建設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一般來說，青年的政治意識正在漸進成熟階段，他們能夠接受新東西、新觀念，但是往往政治責任感不牢固，參與政治活動的興趣不高。尤其是一些長期外出打工的年輕少數民族流動人口返回民族地區后，對于民族地區公共事務的興趣不大。調查發現，哈尼族村寨的年輕人即便偶爾回來，時間較短，對村寨公共事務并不關心。［8］當然，他們即便是在流入的城市中也無法享有應有的政治權利，而在流出地又無法真正享有政治權利，成為民主政治權利享有的“盲區人群”，陷入到真正的權利貧困境地。民族地區留守的弱勢群體對政治活動的熱情也不高，“當前民族地區由于大量年輕人外出，而留下的人很多缺乏社區認同感，不愿參加社區活動?！保?］(P176)留守人群不愿意參加社區政治活動，而流動人口無法參與，民族地區的基層政治活動難免流于形式。

(二)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隊伍建設產生了一定影響

在民族地區鄉村中，黨支部、村委會等正式權力組織中的干部是國家政權在民族地區的代言人、決策者，不僅代表著國家在基層社會中的形象，還影響著民族地區的政治經濟生活。把一些有能力的少數民族精英選拔到基層政權中，對貫徹執行國家政策、帶動百姓富裕、推動民族地區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青壯年因為文化程度較高和外出務工的經歷，民主意識和政治認知等高于其他年齡層的人們，具有更高的政治素質。有研究者發現，西北少數民族地區文化程度高的青年少數民族人口，對政治符號的認知水平明顯高于老年人，其中男性又比女性高出13%左右。［9］(P107)但這個相對精英階層的人口卻大規模流出，而留守在民族地區的人口大多整體素質較低，致使難以選出較高水平的基層干部，影響到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隊伍的精英化與能人化。此外，早期流動的一部分少數民族人口中，有一些就是民族地區農村基層干部，他們多為思想活躍、思路清晰且有一定知識的農村精英。他們的外流導致民族地區農村基層干部隊伍不穩定，再加上稍有能力者多在外打工且不愿擔任村干部，使得農村干部后繼乏人，極大地削弱了民族地區農村基層干部力量，使得基層政權運營處于胡亂維持狀態。雖然某些少數民族精英的回歸為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隊伍建設注入了新鮮的血液，促進了民族地區民主政治的發展。但是，少數民族人口流出的規?；?、精英化程度遠遠高于回歸的數量，這使得民族地區基層干部選拔范圍變得狹窄。部分少數民族人口因為外出不僅取得較豐厚的經濟收入，擁有較廣的人際關系網絡，而且對國家法律法規政策等了解加深，政治素養得到較大的提升。但是，他們參與基層政治活動的愿望并不強烈，只愿意成為經濟好手，而不愿意參加到基層政治中。已有經驗研究顯示，廣西仫佬族流動人口中的農村精英絕大多數忙于商業活動與生意，對參加競選村干部沒有什么興趣。［1］(P112)這不利于民族地區基層政治的發展。

(三)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導致民族地區非正式權力組織功能弱化

大部分民族地區的基層權力格局中，呈現出正式權力組織與非正式權力組織并存的形態?；鶎拥恼綑嗔M織如黨支部和村委會代表的是國家基層政權，非正式權力組織如鄉老集團、宗教組織等代表的是宗族、宗教的權力等。傳統上，非正式權力組織中的鄉老享有民間承認的權威地位，宗教組織掌握著民族地區宗教的話語權。然而，少數民族人口流入城市中，自身思想觀念等都產生了變化，打破了民族地區傳統、同質的社會狀態，促使民族地區社會權力結構功能的變遷，民間權威逐漸由傳統老人型向經濟精英型讓渡。鄉老對于社區公共事務決策及協調的功能開始弱化，部分民族地區的宗教組織也開始萎縮、衰落，正式權力組織在民族地區公共事務中的作用逐漸突顯，民族地區基層社會治理模式由禮治型向法治型過渡。例如，在新坪藏族地區，人們對于民間糾紛的調解上，傳統社會主要依靠鄉老們調解?，F在則不同于過去全部依靠鄉老的調解，出現了尋求基層正式權力組織解決的情形。34.3%的人找村干部解決，23.9%的人找傳統權威即鄉老解決，41.8%的人私下解決。［2］(P237)同時大量人口外流使得民族地區的一些宗教組織出現傳承危機，宗教組織的聲望逐漸下降，難以發揮其原有的功能。比如，新坪藏區非正式權力組織包括宗教組織“苯苯”階層、“吉巴”、“牌子”和鄉老集團?！氨奖健背尸F衰落趨勢，年輕的“苯苯”開始外出打工，“吉巴”、“牌子”組織趨于癱瘓，原有的一些功能現在逐漸無法發揮。［2］(P235)由于民族地區的大部分非正式權力組織在少數民族人口的社會生活中發揮著協調矛盾、間接影響社區事務決策等作用，是維系民族地區傳統文化的重要力量。民間非正式權力組織的弱化對于民族地區傳統社會的正常運行、社會力量的整合、基層事務的開展以及傳統文化的傳承與保存是非常不利的現象。

二、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對民族地區文化傳承的負效應

過去，民族地區因地理環境封閉、交通閉塞、人口流動較少等原因，文化的變遷與傳播等較為緩慢，文化傳統、、儀式實踐等有著較強的穩定性與較高的權威性。隨著人口流動規模增大，民族地區信息流通更快速、更加開放，原來的禮儀規范、儀式實踐、風俗習慣等受到外界的沖擊而發生改變。我們知道，文化傳播是促進文化變革和創新的活性機制?；貧w民族地區的流動少數民族是外來文化傳播的載體和文化發展的推動力。他們把城市的現代文明、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現代化的文化帶到民族地區，當地人們的思想意識和傳統觀念受此影響發生變化，促進本元文化的生成和發展，從而使民族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10］頻繁的人口流動造成民族地區傳統民族文化的傳承主體群體萎縮?！皩τ谄湓瓕偃后w來說最顯著的變化就是主體流失，群體萎縮，表現在文化的后果上，就是原屬群體的社會文化傳承主體逐步減少，文化的承繼問題凸現?！保?1］在外來文化的強烈沖擊下，民族地區的傳統文化正逐漸失去市場，其傳承遭遇危機。

(一)民族語言使用空間日益萎縮，甚至有消失的危險

受少數民族人口流動的影響，作為民族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民族語言，其使用的場所逐漸在減少，比如，“朝鮮族人口流動引致的朝鮮族居住形式和各地區人口比重的變化，將朝鮮族傳統文化特別是對朝鮮族語言文字、風俗習慣等方面產生深刻而深遠的影響?！保?2］民族地區的很多年輕人多不會說民族語言，致使某些民族語言有消失的危險。有研究者以朝鮮族為例指出，“由于朝鮮族遷往城市的速度加快，民族語言環境正在逐漸消弱，朝鮮族后代正在面臨喪失民族語言的趨勢?！保?3］其他民族地區存在類似的情形。比如，在湖北苗族地區，人口的大量流動削弱了教育的民族文化傳承功能，一些孩子隨父母流動到流入地漢族學校讀書，一開始就處在與民族語言文化完全隔離的狀態之下。即使留守兒童，其父母也要求他們說漢語，學好普通話，并且囑咐長輩不要跟孩子說土語(即民族語言)，認為土話跟不上形勢，教娃娃講土話，長大后吃不開，與外面交流不方便。［14］因為流動，年輕人體會到民族語言的不便以及普通話的好處，感到民族語言的消失是必然的;而老年人雖然擔心民族語言失傳但為了孩子們的長遠發展而沒有辦法教授民族語言。顯然，人口流動的因素導致民族語言失去了傳承的場域與主體，跟隨父母在外流動的孩子沒有機會學習民族語言，而在家鄉的留守兒童同樣則不讓學習民族語言。

(二)民族地區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承主體出現流失與斷層

隨著民族地區人口流出加劇，民族傳統文化承繼主體大量流失。對非物質文化遺產而言，無論是口頭傳統還是儀式實踐等都存在文化傳承斷層問題?？陬^傳統的傳承主體逐漸缺失?？陬^傳統是民族集體記憶及身份認同的重要媒介。調查發現，哈尼族古老的火塘邊唱哈巴被現代流行歌曲代替，一些古老的民族神話傳說、史詩歌謠等出現無人繼承的情況。村寨核心文化人物和傳統文化代表莫批離開村寨外出打工，致使村寨的儀式無法進行。巫師年齡普遍偏大，而青年人則對古老的儀式興趣不大，哈尼族的口頭文化遺產青黃不接無法傳承，有失傳甚至消失的可能。［15］其他民族地區的很多口頭傳統文化亦面臨著消失的危險，較少有年輕人愿意花費時間學習類似東西。傳統儀式實踐及生活實踐的主體面臨流失。各類實踐活動都需要人操作實行，由于民族地區外出務工的人口增多，傳統生活實踐傳承主體相應減少，出現后繼乏人的情況。例如，坡芽村外出打工的年輕人走出了壯族文化所包圍的傳統社會，融入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文化氛圍。大多數人已經不再會唱壯族民歌、不再穿本民族的服飾、不再做鞋墊送情人、不再會織布……［16］(P136)同樣朝鮮族的人口外流，也使一些傳統的民族體育實踐開始衰落。例如，朝鮮族傳統體育項目秋千和跳板，過去很受群眾喜愛，一般朝鮮族集居的地方都有秋千架子。隨著秋千和跳板運動逐步消失，盡管國家每4年舉辦一次全國少數民族傳統體育運動會把秋千納入競技項目，但是現在要練秋千的人越來越少。［17］這表明民族地區傳統非物質文化遺產實踐的載體變少，民族傳統文化失去傳承主體進而越發沒有市場。民族地區傳統的勞作實踐隨著人口的大量流出而面臨發展困境。比如，紅河哈尼梯田2013年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大量哈尼族人口外流使哈尼梯田面臨發展危機，甚至出現無人耕作而廢棄的情況。作為梯田耕作主力的哈尼族青年成為了打工仔，精壯勞動力的流失使得哈尼梯田逐漸荒棄。哈尼族青年一代遺忘了祖先傳承下來的很多傳統技藝如手工藝技能、稻作技能，農業遺產有滅絕的危險。［15］在其他民族地區，民族傳統實踐活動同樣遇到傳承無力的情形，甚至其文化內涵因為外在環境的變化而發生了功利化的改變，民族地區的傳統價值觀與受到了沖擊，“就連原本非常神圣的一些原始宗教儀式，現在也成為了一種為獲得經濟利益而進行的表演行為，而使其內隱文化的觀念內涵失去了依附的基礎?！保?8］

(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攜帶的外界文化沖擊了民族傳統文化

基于少數民族人口外流與回歸而帶來的外界文化對民族地區傳統文化形成了巨大的沖擊。美國著名人類學家萊斯利•懷特認為，“文化是一條交互作用的要素所組成的河流，某一特性對其他特性有作用，它們反過來又對這一特性有反作用。某些要素已陳舊過時并被淘汰;新的要素又補充進去，新的排列、組合和綜合持續不斷得以形成?！保?9］(P373－374)人口流動使得民族地區傳統民族文化發生變遷，民族文化因子不斷被創造也在不斷流失，一些傳統習俗開始消失。外在物質文化受到的影響最明顯。民族服飾穿著的時間日漸減少，很多人改穿流行服飾，只有在重要節日、婚喪嫁娶時才穿民族特色服飾。民族地區飲食文化發生較大變化。食材、食物中多了流入地的飲食習俗，少了民族特色。外來文化的沖擊打破了原本的飲食結構。比如，藏族地區的傳統食物所占比例已大大減少，糌粑、酥油茶等已從餐桌淡出，主食變為了大米和面食;飲料種類增加了諸如可樂、碳酸汽水等;開始經常吃各類時令蔬菜等。一些少數民族傳統餐具逐漸被日常餐具取代。民族文化空間也發生了變遷。民族地區人們的價值觀、思維方式及審美取向等受人口流動而有所改變，使得傳統文化空間正在不斷地縮小甚至消失，其中住宅建筑空間變遷較為明顯。房屋的形制與結構發生了變化，傳統吊腳樓與干欄式建筑被現代瓦房與樓房取代，比如，近十年來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小王村建房者不再建“土筑瓦蓋”的干欄式建筑或土家吊腳樓，而是修建小洋樓。32戶人家中，有16戶修建了小洋房或者平房，土家吊腳樓淡出了小王村村民的生活。［5］這與人口流動所接觸的高層建筑審美文化有關。房屋的內部設計、裝修等不再按照民族傳統的房間格局布置，導致一些民族特色建筑空間不斷消失。比如，火塘被看作一個小型的家庭公共空間，一家人圍坐在火塘旁吃飯、烤火或者聊天等，還舉行一些民族特色活動，如哈尼族在火塘邊唱哈巴，彝族祭祀火塘等。現在民族地區的新式住宅中較少修建傳統火塘，圍繞火塘所展開的活動也相應減少。像仫佬族聚居的鳳梧村地區，新式樓房中不再設有火塘，火塘逐漸消失。［1］(P140)一些曾經發揮特殊功能的傳統房屋正在消失。例如，坡芽村中的新建房屋中不再修建女兒房。在傳統的壯族社區，每家每戶在大門外的左右兩邊建蓋有側房即女兒房，是專門給成年的女兒夜晚對歌、談戀愛準備的。由于人口流動數量的上升，壯族人戀愛方式也相應發生變化，因為夜晚對歌、談戀愛的習俗漸漸消失，女兒房慢慢失去原有的功能意義。［16］(P136)民族地區具有特定文化特色的古建筑民居正在逐漸被現代建筑取代，失去了以往的民族風情。民族地區的公共建筑空間發生了較大的變化。作為民族地區村落公共活動的祠堂與作為民族信仰中心的廟宇等，在人口外流的影響下，呈現出兩個極端的發展情形:要么是由于人口外流過多，人們把重心放在務工經商與個人家庭上，對公共祠堂與宗教場所少人問津，導致這些作為公共活動空間的場所逐漸敗落;要么是很多人在城市里獲得了財富，復興傳統民族文化的意識覺醒，進而組織起來把公共祠堂與宗教場所按照現代審美標準修建得富麗堂皇，而失去了其作為民族傳統建筑的符號意義與文化內涵。

三、少數民族流動人口對民族地區社會穩定的負效應

隨著少數民族人口的外流及其回歸，民族地區的社會結構發生了變化。局部地區出現了貧富差距拉大與貧富分化趨勢，社會分層現象日漸顯現。傳統意義上的婚姻變得不穩定，夫妻關系受到沖擊。民族地區出現了一些新的社會問題，比如留守婦女問題、留守兒童問題、老年人問題以及、盜竊搶劫財物等違法犯罪問題，民族地區社會穩定面臨一定的壓力。

(一)通婚圈擴大導致民族地區出現“娶妻難”問題

受人口流動的影響，民族地區通婚圈不斷擴大，跨地域婚姻增多，比如，在廣西壯族地區那善屯，屯內婚、村內婚、鄉內婚減少，跨鄉婚、跨縣婚、跨省婚增加，通婚圈逐漸擴大。［20］民族地區外嫁其他省市的女性人數上升。比如，在土家族聚居區，“出現了遠嫁遠娶現象，各村都有數對遠距離異族通婚者，他們涉及云南、貴州、重慶、湖北、安徽、浙江、河南、湖南等省市?！保?4］通婚圈的擴大還表現在族際通婚數量的上升。比如，廣西仫佬族鳳梧村，目前村內仫佬族人與壯族通婚的有32對，與漢族通婚的有18對。［1］(P120)由于民族地區婚嫁年齡的男女性別比相差不大，再加上外嫁女性的數量增加，一些未婚男性青年被排除在傳統通婚圈外，有些地方出現“娶妻難”甚至“光棍村”。一些人在本地找不到媳婦轉而迎娶外地媳婦或者入贅外地家庭等;或者在同一年齡組內找不到轉而到下一年齡組尋找對象，出現“婚姻擠壓”問題。比如，新坪藏族地區的通婚圈擴展后，但是女子外嫁的現象日益突出，漢族女子內嫁的比例并沒有增加，反而外出入贅男子的比例上升，這就意味著，通婚圈的擴展在事實上只是加大了新坪藏族女子的通婚范圍，對男子而言，通婚圈的擴展又造成了他們自身通婚范圍的萎縮。［2］(P137)朝鮮族地區同樣存在類似的情形。未婚女青年大量外流，農村男青年“娶妻難”問題有所突出……某些男性青年因找不到對象而對社會產生怨憤情緒，影響了地方社會穩定。［21］顯然，女性的大量外流，導致農村未婚男女比例嚴重失調，在很多農村看不到未婚女性，致使很多適齡男性找不到結婚對象，出現了“光棍村”現象。［22］民族地區找不到對象的男性青年對于當地社會而言是一個潛在的“問題群體”，不利于當地社會的穩定與發展。對于那些有著民族通婚禁忌的少數民族而言，他們習慣在本民族內通婚，若是在本民族內找不到對象，一些人將會到外民族如漢族中尋找對象，最終會導致少數民族傳統文化的繼承與延續出現問題。此外，受人口流動的影響，民族地區的婚俗逐漸朝著簡化和城市的方向變遷，這不利于民族傳統婚俗文化的傳承與保存。

(二)人口流動導致民族地區家庭穩定受到影響

少數民族人口流動影響到民族地區的家庭關系穩定，部分家庭夫妻之間的關系日趨緊張，最終婚姻破裂，家庭解體。比如，“在朝鮮族流動人員家庭中，因客居異地條件差、經營上的矛盾、借貸問題、經營失敗而破產等多種原因，出現一些家庭不和甚至離異的現象?！保?2］至于離婚的原因則是與女性外出、長期分居、感情破裂等有關?！伴L期的夫妻分離導致了離婚率的急速上升，直接影響和動搖家庭的根基，嚴重影響延邊地區社會的穩定發展。”［22］當然也與男女差距拉大有關。夫妻中一方外出打工后，外出務工的丈夫進城見了世面，獲得更大的現代性，而留守的妻子則沒有改變任何情況，導致丈夫往往看不上家鄉的妻子導致離婚。

(三)基于人口流動帶來的某些新社會問題影響民族地區的社會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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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鄉村旅游 城鄉關系 二元對立

一、鄉村旅游開發的社會背景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為實現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美好夢想，造成了大量失地農民，使農民的利益受到損失，但最終仍然實現了當初的追求。相對于西方而言，中國的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道路走的異常艱辛，中國農民的利益損失更大。據統計，1978年前農業部門為工業化提供的資金為4881億元， 另據統計，改革開放前的幾十年時間里，國家僅靠工農產品“剪刀差”，就從農民那里拿走了6000億元以上。農村、農業在為工業化、城市化付出如此大的代價之后，受戶籍制度的限制，絕大部分農民仍無法享受到工業化、城市化帶來的好處。20世紀80年代的鄉鎮企業、小城鎮建設，農民成了發展的主體，但由于國家在制度、政策方面向工業和城市傾斜，使得鄉鎮企業的發展除了勞動力資源豐富之外，資金、技術等重要生產要素嚴重缺乏，影響其正常發展和茁壯成長。即使是位處上海、杭州、無錫等輕工紡織業發達城市周邊的蘇南一帶的鄉鎮企業，也只能使用城市工廠淘汰的機器設備和臨時性的聘請這些工廠的工程師來進行技術指導。即使如此，中國的絕大部分地區仍然沒有這種條件來發展鄉鎮企業，因而，蘇南模式的復制性不強，無法在全國范圍內進行推廣。

隨著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入，長期生活在傳統農業社會、接受傳統思維教育的農民可以自由進入到高度工業化、現代化的城市務工、經商、辦理服務業。首先，受多方面因素的影響（如戶籍制度、知識儲備和勞動技能、勞動力供過于求），這些進入城市的農民在工資水平、福利保障以及社會地位等方面仍然無法獲得與城市人一樣的待遇。其次，絕大部分農民無法在城市完成勞動力的再生產，一方面是受其工資水平低、福利保障少的影響；也就是說依靠他個人的工資收入無法在城市購買住房、結婚生子并生活下來。所以，上至贍養父母，下到子女上學等只能在農村完成。另一方面是受戶籍制度的影響，城市的優質教育資源暫時還無法覆蓋到農民工的子女，甚至是連接受教育的機會都沒有提供。從而，他們必須讓自己年老的父母住在鄉下：一個生活費很便宜的地方。他們也必須讓自己的子女在鄉村長大，在鄉下接受教育和醫療。妻離子散、遠離雙親的生活場景使得孤身一人在城市務工、經商、辦理服務業的農民只能通過電話或春節回家時和親人有短暫的交流。作為父母，子女教育的不在場，給其幼小的心靈留下創傷；作為子女，贍養父母的缺席，剝奪了老人享受天倫之樂的權力。同樣，對農民工個人而言，傳統農業社會的生活方式、價值理念與燈紅酒綠的城市生活遭遇之際，就是農民工的精神、理想受到嚴重沖擊之時，甚至可能導致越軌行為的出現。

如此看來，農村、農業、農民的問題依然嚴重，如何讓9億農民也能分享中國現代化的好處，成為建立在高水平工業化、城市化之上的現代化的一個重要挑戰。但是，在接受挑戰和追逐夢想的過程中，我們應該清醒地認識到以下兩方面問題。

首先，中國現代化不可能像西方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第一，受地球環境資源總量的限制，中國是有13億人口的大國，如果13億人都過上西方資本主義那樣高消費的生活，那么全世界的能源和資源僅供中國使用都還顯得不夠。更重要的是，除中國之外，印度、越南以及所有其他發展中國家都希望能過上這樣的生活，這將對地球的環境和資源、能源構成嚴重的威脅。第二，人口多是中國的基本國情。根據陳錫文的估算，中國即使以最快的工業化、城市化速度將農村人口轉移到城市去，到2035年，中國仍然有8.5億人生活在農村，占到全國人口總量的50%左右。由此看來，這種單向的由農村往城市流動的方式仍然很難解決中國在現代化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但是農村這些無法流向城市的人口的基本生存和生活保障還是必須要考慮，為此，中國在2006年取消了農業稅，即使如此，農業的產業特點決定――將種糧食作為主業的農民仍然無法獲得豐厚的經濟收益。那么如何使農村人增收致富便成為整個國家（或社會）當前及未來無法避免的一個問題。

其次，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實踐已經證明，當工業化、城市化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第三產業是整個產業結構中的重點發展對象。其產業帶動效應及其他影響力不亞于第二產業（工業），特別是旅游業。根據相關研究，如果旅游業提供1個就業崗位，其產業鏈上就可能解決5個人的就業問題。從這個方面來說，在改善就業結構的同時還增加了相關人群的經濟收入，調整經濟收入結構；其次，由旅游業帶動的社會流動，就不僅僅是指城鄉流動，還可能包括整個世界的流動。同樣。2005年以來，全球每年有超過8億人次的國際游客，更有超過100億人次的國內游客。在游客流動到旅游目的地進行文化消費、自然環境消費的同時，還會帶動各種資源的流動。從此現象中我們可以看出由旅游引發的社會流動中的人的流動和資源流動的耦合關系，即人和資源都向旅游目的地流動。為旅游目的地的經濟發展、社會建設以及統籌城鄉發展和城鄉一體化建設都可以起到巨大的推動作用。在占全國總人口50%強的農村人口長期生活的地區里，對工業化、現代化水平都較高的城市而言，豐富多彩的文化資源以及環境優美、絢麗多彩的自然資源是其最大的優勢。從旅游業的構成要素來看，文化資源和自然資源是其兩種核心要素，也是發展旅游業的靈魂。特別是對于國土面積廣闊、地形地貌多樣、民族種類眾多的中國西部農村來說，各具特色的地方性文化資源及清新的環境為發展鄉村旅游的提供了得天獨厚的條件。

二、 鄉村旅游的產業特征及優勢

素有“朝陽產業”之稱的旅游業，特別是鄉村旅游業，對中國農村，尤其是西部農村，其在調整產業結構、促進農民增收、充分利用農村勞動力資源等方面的影響更加明顯。

首先，鄉村旅游具有“鄉土不離”的產業特征，其產業的拓展，完全建基于具有地方特色和鄉土特色的歷史和民族文化資源之上。“對于中國西部農村而言，較之于傳統農業，鄉村旅游克服了土地作為生產要素所固有的報酬遞減率的先天制約；較之于工業生產，又克服了與工業化比肩同行的城市化所要求的漫長積累過程?！?其雖扎根鄉土，但為農民提供了非農性質的工作崗位及收入途徑；其雖為新興產業，但為維持傳統村落共同體的原貌奠定了基礎。同時，建立在地方性文化之上的鄉村旅游，避免了與農業和工業爭奪發展資源的尷尬境地，更重要的是為自身在整個產業結構中的劣勢地位尋找到新的擴展空間。

其次，從現代社會人們的需求上看，鄉村旅游以其獨特文化資源的魅力，安撫、慰籍著現代人日益撕裂的神經，使現代人返璞歸真、回歸自我的訴求具有了現實的可能。2丹麥未來學家蒙爾夫?倫森認為，人類在經歷狩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和信息社會之后，將進入一個以關注夢想、歷險、精神及情感生活為特征的夢幻社會，人們消費的注意力將主要轉向精神需要。3人們的這種精神需要在黔中屯堡社區基本可以得到滿足：在現代社會體會明朝遺韻，給你穿越時空隧道的，擺脫生活壓力，尋找失落的精神家園；在云貴高原體驗江南風味，給你天馬行空的享受，擺脫都市疏離感，尋找滿足與踏實感，求證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地位。從這個角度來看，曾經一度處于劣勢地位的現代性意義上的屯堡社區的工業化和城市化進程，豐富多彩、歷史韻味濃厚的屯堡文化相反成為了后現代話語體系下的文化優勢。

再次，面對現代農村社會在轉型時期過程中產生的諸多社會斷裂，鄉村旅游為其提供了阻止的契機。大規模的城市、城鎮建設和工業擴張占用了大量土地，促生了大量失地農民，從而大規模的涌入城市，形成日益受人關注的“農民工”隊伍，受戶籍制度的限制以及知識儲備和勞動技能的約束，農民工的工資水平、社會地位、社會福利都處于社會的最底層。這種情況為社會斷裂提供了現實的重要土壤。而鄉村旅游的開發，由于其鄉土不離的產業特征，農民在不脫離鄉土的前提下能夠從事非農勞動，同時還可以達到增收的目的。從而，“傳統的生活格局被打破，他們不再是耕田犁地的農民，而是新型的鄉村旅游企業的員工。”4更重要的是，鄉村旅游的場域具有減輕因離土離鄉走入現代化的陣痛以及降低觀念轉型的精神、心理成本的功能，為農民更好的適應農村社會轉型時期的新情況提供了新的契機。

最后，鄉村旅游為保護鄉村自然環境、人文環境以及文化傳承創生了符合時代特性的機制和模式。面對工業化、城市化、現代化的沖擊，以及在現代性與后現代性的張力中，鄉村自然環境、人文環境受到嚴重的破壞，同時，地方性文化的傳承機制也受到嚴重的挑戰，鄉村旅游是舒緩這種嚴峻形勢的中間過渡地帶?！八梢允固幵谑澜珞w系‘邊陲’的中國西部農村跨越式的進入‘中心’地帶。原本處于‘中心’地帶的國家和人們，對現代性惡的一面的發現和拒斥，也可以成為中國西部農村發展之警示，并引入操作之中，從而真正意義上拒斥現代性的負面效應?！?

參考文獻：

[1]盧云輝 孫兆霞 轉型期西部農村發展的制度支持缺失問題探析――以鄉村旅游開發為例 [J] 貴州社會科學 20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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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居大不易，人口膨脹，大城市病纏身，已成為一個相當棘手的問題。

北京的常住人口有多少？保守估計應該已突破2000萬了吧。2009年底的數據為1972萬人，而上海2010年末的數據約為2300萬人，以這兩個數據為參照，北京人口突破2000萬的可能性非常大。而按照《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所確定的目標，北京2020年常住人口總量應控制在1800萬人，這個目標已提前10多年突破。

適量青壯年勞力的涌入對北京大有好處，但人口膨脹卻又反過來帶來負累，可能引發一系列社會問題。

讓人感受最深的，是北京的交通擁堵，中國首都已被稱為中國“首堵”。目前，北京的汽車保有量已逼近500萬輛，道路幾乎條條擁堵，北京的版圖又很大，人們如果從東六環跑到西六環，一去就是七八十公里，很多人辦事的時間大多消耗在路上。交管部門的信息顯示，在平日早高峰，早6時30分到8時30分，北京的擁堵路段可多達100條左右，城市主干線和城市快速路上的汽車時速低于20公里。對此，作家鄭淵潔調侃道：“有一次在北京堵車3小時，內急無法解決。后來每次駕車都戴紙尿褲……”此事真假不必追究，以筆者的親歷看，有過去學校接孩子，來回不到40公里整整花費了5個小時的紀錄，那種感受令人崩潰。

城市本該是一個提高效率的地方，但目前卻有點適得其反。城市大，交通堵，效率大大降低。

此外，由于車多，排放廢氣多，空氣混濁，陰霾天增加，城市環境急劇惡化，人們對生活環境的幸福感開始下降。

人口膨脹還會對城市的能源、土地、水、住房、教育、醫療與就業等資源供應構成巨大壓力。以北京的用水為例，因北京水資源短缺，有專家認為人口上限為1800萬。另據調查，北京市加上南水北調的供應量，未來自有水資源供水能力約為35.6億至37.1億立方米，以現在人口增長趨勢看，未來10年內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將不足300立方米（300立方米是國際公認的不應突破的底線），不足部分只好靠消耗水庫庫容、超采地下水維持。

北京的人口上限是否真的就只能是1800萬，這個結論有待商榷。因為城市是個開放系統，能源資源可以從系統外獲得，所以城市發展的約束條件是可以改良的。比如良好的規劃設計可以改良交通，南水北調工程可以加大北京用水供應。所以，一個城市人口究竟多少合適，沒有哪個部門說了算，也沒有專家能說了算。

真正能夠說了算的是誰呢？是市場。因為市場是供需關系的反應，城市人口與城市資源存在供需關系，如果人口增多，則需求放大，需求放大而供應不足，則資源價格必然上升，資源價格升降會影響市民的生產生活成本，從而影響其去留的決策。所以，從理論上說，在標準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城市中的市場價格，其本身就是“城市最優化規?！钡囊话褬顺?。

所以，市場化調節機制也被多數發達國家認同為最優的人口調節機制，而行政的調節機制往往會失效，其主要的原因是，城市市場信息極其龐雜，沒有任何組織與個人能準確與及時掌握，而在運行良好的市場機制中，來自市場的成千上萬的交易則能準確地掌握這些信息并能最及時地做出較準確的反應。市場最容易發現剩余與短缺，并發現價格。

從公平的角度看，市場調節也通常優于行政調節。市場雖然也不能完全做到公平，但它比行政更可能保證開放、透明、公開，保證自由交易。所以從理論上說，市場調節機制是城市人口調節的最佳機制。

然而，北京目前的人口控制思路，大體上還是依賴行政手段。

比如“以房管人”，在購房方面，北京出臺樓市調控15條，規定外地人購房須提供連續5年納稅或社保證明，限購以認房為標準；在租房方面，北京以“人防工程”的名義清理地下空間，這讓一些經濟收入較低的外地人租房更加困難。此外，北京對汽車的限購，也有類似的特點。這都說明，最近的北京房控政策，開始剝掉市場的面紗，而顯露出明顯的行政色彩。

再說“以業控人”。今年初，北京市提出將對小百貨、小食雜店等17類業態提升審批準入，約涉及30萬戶商業主體、100萬名流動人口。此項政策顯然能縮減這些“低端”行業的外地從業人員。

如果說“以房管人”、“以業控人”針對的主要對象為非戶籍流動人口，那么嚴控進京指示，則主要針對戶籍人口進行調控，可算是過去“以戶管人”的延續。北京的進京指標近年總體上呈現縮減趨勢，按計劃，2010―2020年間，北京只增加 104萬戶籍人口，平均每年只有約10萬個戶籍指標增長空間。

北京的這種行政化人口調控，差不多是向過去自計劃經濟以來“以戶管人”與“以證管人”的舊思路靠近。這一思路，不僅實際上已被歷史證明是行不通的，而且中國城市化中人口膨脹之所以如今“厚積薄發”，恰恰是歷史欠下的舊賬埋下禍根。誰不知道北京好考大學？三甲醫院北京最多？誰不知道北京的戶口值錢？這都是過去幾十年實行戶籍制度、全國性資源過于向北京集中而“歷史形成”的，如今大量人口涌入，不正是有因有果之事嗎？這就不難理解，為什么北京市的人口控制搞了近30年，鍥而不舍卻 “屢控屢破”，因為“以戶管人”與“以證管人”是揚湯止沸，短期的策略與長期的戰略目標形成背離。

人口在一個國家內部自由流動，是世界各國的普遍現象，人口不能自由流動是罕見現象。戶籍制度作為一個特定歷史條件的產物，它本來先天帶著缺陷：它人為地造成中國城鄉二元分割的分水嶺，導致城鄉差別日益擴大，它不僅侵犯了公民的合法權利，而且使得我國城市化曾長期處于停滯狀態或者失控狀態，一度成為經濟發展與社會進步的絆腳石。

從法律角度說，《勞動法》規定勞動者享有平等就業和選擇職業的權利，《就業促進法》要求各級人民政府創造公平就業的環境，消除就業歧視，所以，一個“外地人”到祖國首都尋找謀生機會，這是《勞動法》給予的權利，而北京應該提供給他各種方便，而不是歧視、刁難和處罰，這是《就業促進法》要求。勿庸置疑的是，“戶口”背后的行政力量左右的人口調控，卻帶著公民岐視登上舞臺，這不能不說是一件很讓人困惑的事情。

還要澄清的是，簡單地將城市病歸結為人口規模，歸結于外來人口，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缺乏科學依據的，因為城市的擴張在多大程度會讓城市生病，關鍵還是看科技和管理。比如說，流動人口可能導致犯罪率高的問題，它也不能歸結于流動人口問題，不能簡單粗暴地說流動人口素質低。流動人口犯罪其實往往是城市對流動人口管理失效、服務不到位導致的。換句話說，如果政府對北京市民管理失效、服務不到位，同樣也會出現社會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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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嘉善縣農民工的新情況

嘉善縣位于浙江省東北部，與上海、江蘇接壤，處長三角核心地區，距離虹橋機場45分鐘車程，20分鐘高鐵即可到達上海，全縣面積506平方公里，2015年常住人口73.3萬人、戶籍人口38萬人。嘉善是典型的發達地區，2015年完成地區生產總值425.5億元，人均109811元（按年平均匯率折算為17631美元），為全國的2.2倍，三次產業比重為5.5∶55.1∶39.4。

（一）雖是小城市但外來人口占比高、規模大，制造業和建筑業是吸納農民工的主體

便利的交通區位條件使嘉善已充分融入上海半小時經濟圈、工作圈和生活圈，隨著長三角城市群以及嘉善經濟社會快速發展，嘉善外來人口規?？焖僭鲩L，由2000年的4.31萬人增長到2015年的34.6萬人（其中農民工25萬人，占72.3%），新老居民比達到100：89。盡管嘉善是小城市，但外來人口數量大、比重高，主要來自安徽、四川、河南等臨近內陸人口大省，分別占嘉善外來人口的18.48%、17.16%、9.6%。這些農民工在三次產業的就業比例為1.2∶72.3∶26.5，以第二產業的電子信息、裝備制造等企業打工為主，近年來建筑業、批零業、住宿餐飲業吸納農民工的數量也在大幅上升。

（二）外來人口在2010年達到峰值后，近幾年開始減少

大量外來人口集聚不僅使嘉善在城市住房、教育、醫療、社會保障、交通、社會治理等公共服務和基礎設施承載力面臨較大挑戰，也使勞動力等要素成本快速上升和高企，在主觀和客觀雙重因素作用下，嘉善人口結構發生重大變化，常住人口開始呈回落態勢，外來人口也從2010年最高時的41.38萬人逐步下降至2015年的34.6萬人，降幅22.6%。政府推動的產業結構調整是嘉善外來人口的減少主要原因，一是嘉善對電鍍、印染、造紙等過剩行業實施清理，關停淘汰噴水織機8000多臺、淘汰改造工業自備鍋爐100多臺。二是嘉善大力推進和實施“機器換人”項目467個，直接減員2.8萬多人，勞動生產率提高18.9%。同時，項目審批中對新建、擴建項目“畝均、人均、科技”等標準要求，也減少了新增產業項目數量。

（三）農村戶籍吸引力提高，出現城市向農村的人口“逆流動”

嘉善一直致力于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2015年城鄉居民收入比為1.7∶1，遠低于全國。在嘉善，農村戶籍意味著享有土地、直a、分紅等特有權利，許多考上大學的農村學生不再將戶口遷出，一些城市人也開始向農村轉戶。對這種人口“逆流動”，嘉善也在積極探索“城鄉人口雙向流動機制”進行規范，需滿足四個條件方可：一是轉戶者非機關事業單位工作人員，二是夫妻及子女在城區無商品住房，三是實際在農村居住的人員，四是農村宅基地上有此人名字和份額。

（四）農民工落戶意愿出現分化，新生代和外來農民工意愿較高

根據嘉善縣2016年3月和4月開展的“新居民”落戶意愿調查結果顯示，外來人口的落戶意愿顯著，在總共收回的3016份問卷中：有長期居住生活意愿占37.30%、沒有占33.32%；有戶口遷入意愿占17.57%、沒有占54.78%；希望落戶縣城的占59.85%、中心鎮占33.52%。而落戶的動力主要來自于子女教育（46.40%）、就業及個人發展（24.62%），入戶最大困難是房價太高（30.42%）、戶口放老家有好處（15.56%）、生活成本高（14.88%）、收入不穩定（14.16%）。在訪談中了解到，轉戶意愿高的主要是那些處于管理崗、技術崗，有一定經濟實力和收入能力的新生代外來農民工，如加強政策支持，意愿還有望提高，而本地農民工轉戶意愿不高。

（五）外來人口落戶數量非常少，受教育資源驅動，落戶地點主要在縣城

嘉善縣2009年制定了《嘉善縣城鄉一體化戶籍管理制度改革戶口遷移實施細則（試行）》，明確了戶口遷移的有關政策，細則實施（2010年）以來，嘉善縣外遷入落戶13295人，相當于外來人口的3.84%，其中，縣外農村遷入5649人，占42.5%。而縣外農村遷入人員中，通過購房落戶的2890人，通過夫妻投靠、子女隨遷、子女投靠父母、年老父母投靠子女的有2759人，基本各占一半?？h外遷入的農村人員主要來自安徽（26.8%）、四川（12%）、河南（8.6%）、福建（7.8%）、江西（7.2%）、江蘇（7.1%）、湖北（6.5%），落戶地點主要在縣城的三個街道，合占80.2%，主要是因為其就學條件更好、更具吸引力。

二、嘉善縣推進農民工落戶面臨的問題

（一）本地農民轉戶城鎮意愿低，制約城鎮化水平提升

隨著社會保障和公共服務完善，嘉善本地農民大多不愿意轉為城鎮戶口，在一些村，農村戶口的“含金量”十分可觀，每人每年的集體分紅可達5萬元，2015年，嘉善縣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6.1%，比全國低了3.8個百分點。這種“實惠”的鄉城倒掛現象在我國東南沿海發達地區較為普遍，這些富裕起來的農民在城市、甚至特大城市買了房，但并不想轉戶到城市，依然希望繼續生活在農村，與國家提高戶籍人口城鎮化率的目標形成反差。

（二）外來農民工雖有落戶渠道，但門檻依然較高

2015年12月，浙江省就出臺了戶改實施意見，提出要全面放開縣（市）落戶限制，在縣級市市區、縣人民政府駐地鎮（街道）和其他建制鎮（街道）有合法穩定住所（含租賃）的人員，本人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配偶、未成年子女（包括無生活來源的未婚子女，下同）、父母，可以在當地申請登記常住戶口。

而嘉善的實施細則則增加了3個條件：依法取得房屋權屬證明的成套住房（人均建筑面積不低于當年度政府公布的申請廉租房人均面積）；在城鎮實際居住一年以上；有穩定職業或生活來源（即被機關、團體、企業、事業單位依法錄用或聘用，具有相對固定的工作和經濟收入并依法繳納社會保險金，或依法取得工商營業執照，從事相關經營活動，具有相應的經濟收入并依法繳納社會保險金）。其中條件和可以通過努力實現，但條件的難度大，嘉善外來農民工中78.98%租房，買房的很少。

對于沒有達到落戶條件（買房、穩定工作）的，還有一個渠道是積分落戶。但在分值的設置上，普通農民工很難得到高分。在500分的總分中：文化程度占60分，其中高中僅為5分；住房狀況占30分，未購房為0分；專利創新占50分，農民工基本上很難拿到分；投資納稅占40分，納稅每滿1萬元得1分，雇傭10個人得1分；上述180分中，普通農民工一般只能得到不足10分。

（三）部分農民工具備落戶（購房）能力，但政策支持不夠

2016年4月，嘉善縣城的房價在8000元/平方米左右，而更靠近上海、公共服務也不錯的大姚鎮房價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購買一套90平方米的房屋約需45萬元，其中首付13.5萬元，商業貸款按揭30年，每月需還款1672元。在大姚鎮打工的農民工，月收入普遍在3500元以上，夫妻雙方收入達到8萬元/年的也不在少數，普遍具備家庭每月還房貸2000―4000元的能力。但由于對未來的不確定性，再加上缺少金融政策上的支持，許多具備購房能力的農民工難以、或不敢購房，還沒有資格辦理住房按揭貸款，其在農村的宅基地和房屋也無法辦理抵押貸款。

（四）率先推出“三權三抵押”，但未能助力城鎮化

2014年，嘉善縣在浙江省率先探索農村產權“三權三抵押”改革，推出融農村集體經濟股權、農民住房財產權、土地承包流轉經營權“三權”為一體的農村綜合產權抵押產品，形成了以“三權三抵押”為核心，配套農村產權確權賦能、活權運轉和交易服務三大平臺的“一核心、三平臺”制度體系。截至2016年3月，累計辦理“三權三抵押”貸款172P，發放貸款總量超2億元。調研中發現，嘉善的“三權三抵押”改革，主要增加了當地農民的融資渠道，這些農民在擁有更多資產后，進城落戶的意愿并沒有得到增強，反而有所下降。也就是說，在沿海發達地區，土地制度安排的調整，并沒有讓城鎮化得到加速，反而阻礙了城鎮化推進。

（五）制度性缺位讓地方政府推進農民工落戶的積極性不高

調研中發現，數量眾多的外來農民工，雖為嘉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也給城市管理帶來很大壓力，社會治安、城市執法等每年要額外支出5億多元，而目前中央和省級財政對此沒有專項補助。地方政府擔心一旦全面放開戶口，在城市管理上支出將進一步增大，經濟形勢好、財政增長較快時尚能維持，地方財政不好時則會陷入困難。因此地方城市更傾向于分步驟、有選擇地推進落戶，通過居住證、積分落戶等緩解短期內的落戶壓力，在積分門檻設置上傾向將所謂的“低素質非人才標準的人口”擠出去。下一步，如何采取有效政策，促進中央政府在中央財政轉移支付、城鎮建設用地指標、財政性建設資金與農業轉移人口落戶數量掛鉤機制等方面推進改革，真正能夠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

三、從嘉善看沿海地區：對農民工落戶的啟示與建議

（一）增強農民工管理服務供給有利于促進落戶

為加強和創新居民（外來農民工）管理服務工作，嘉善構建了縣級、鎮級、村級三級新居民管理服務機構，突出抓好企業工作站和社區需求服務站建設，實現網格化管理全覆蓋。例如，魏塘街道魏中村在浙江全省率先成立了新居民管委會，并探索了“以新管新”模式，村集體提供勞動就業培訓、社保、計生、人口統計等公共服務，鼓勵村民自蓋公寓供農民工出租使用；姚莊鎮推進建設城鄉一體新社區，實施生產以村為主、生活以社區為主的雙重管理模式，并建設標準化的公寓住房和配套用房。通過加強對新居民的服務管理，使外來農民工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嘉善的經驗表明，加強對外來人口的服務管理特別是對跨地區農民工群體集聚的地區，通過提供服務供給水平，保障農民工“安居樂業”，逐步推進農民工融入當地社會生活，變相降低農民工落戶的綜合成本。

（二）推進落戶要與承接特大城市人口疏解相協同

在嘉善，子女教育是外來農民工遷入戶口的主要原因，除此之外，也有一部分在上海工作卻沒有上海戶口的人，為了解決小孩的讀書問題，對于落戶嘉善意愿非常強烈。因此嘉善不僅需要解決自身境內的農民工，也要接受來自上海的疏解和分流。從全國來看，大都市周邊的中小城市農民工落戶壓力普遍較大，一方面，如果按照現行落戶政策框架，僅就城市規模而言，這些中小城市無疑需全面放開戶口，但地方在實際中這樣做很難；另一方面，這些中小城市的落戶政策應與承接周邊特大城市人口疏解結合起來，有一定的政策導向，結合實際情況，漸次承接。

（三）新生代農民工應成為落戶政策重點關注的重點

在與當地企業新生代農民工代表座談中了解到，新生代農民工普遍面臨既落不了戶、又回不去老家農村的兩難境地，已不適應農村生活和農業生產，在城市面臨幼兒看護、入園入托、子女就學、穩定住所等實際問題。相比之下，年齡大一點的80后要比90后落戶意愿強烈一些。與此同時，新生代也是城市未來人力資本和城市勞動力增長的主力軍，有利于提升城市發展的人口紅利。嘉善的啟示是，在當前人口結構變動的大趨勢下，應該更加關注新生代農民工，加快讓他們融入城市、落戶城市，提高就業能力和生活水平，對于新生代農民工自身和城市政府都能帶來巨大實惠，意義重大。

（四）深化制度改革提高本地農民工群體落戶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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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失業定義中的“工作時間”定額太低

在我國的調查失業定義中，把在調查標準時間前一周內從事有收入的勞動時間不足1小時者均視為失業人口。而國外的情況是：美國規定為在調查周內工作不滿15小時，法國規定不滿20小時者即為失業，他們的工作時間均超過正常工作時間的1/3甚至達到一半。這樣一來，我國的工作時間標準就顯得偏低，而且現實生活也證明了這一點。因為一周工作一小時，按照我國目前的工資水平，一個普通人顯然不能維持其正常的生活。

（二）統計范圍狹窄

我國目前對外公布的只有城鎮登記失業統計，它以戶藉為依據、是二元戶籍管理制度的產物，是戶口與就業等各種社會待遇掛鉤的結果，其統計的范圍與國際通行的失業統計相比要小很多，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不包括城鎮非常住人口。我國的失業統計按常住人口登記的原則進行勞動力抽樣調查，而事實上，我國人口流動數量巨大，每年光是從農村流向城市的農民工就有數千萬，如果不對這部分人口進行失業統計，那么由此造成的后果是：政府不能知道流動人口的失業率，對其無法控制；而流動人口本身不能知道自己在本地區是否存在很高的失業率，不能對自己的工作流向有很好的了解，造成了盲流現象和社會的不安定。

第二，沒有把鄉村人口納入失業率的統計。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鄉村人口占人口總數的60%以上，見表1。

而在我國的從業人員中，鄉村人口則占了70%以上的比重，見表2。

占人口總數及從業人員數如此大比重的鄉村人口的失業情況在我國卻一直沒有得到反映，可以說是失業統計的重大缺陷。而我國鄉村確實存在著一定數量的失業，只不過我國的農村剩余勞動力隱蔽性強，因此長期以來沒有被重視，但這絕對不意味著我國的失業統計就能忽視這一點。此外，我國擁有1.3億左右的鄉鎮企業從業人員（注：1996～2000年，我國鄉鎮企業從業人數分別為：13508、13050、12537、12704、12820萬人。參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1》第107頁，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而且數量每年有所變動，這說明，作為市場經濟中的一分子，鄉鎮企業從業人員也面臨著市場的考驗和失業問題。我國的失業統計應該注意這些問題。

表1中國歷年人口數及其構成（單位：萬人，%）

附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1》第91頁，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

表2中國歷年從業人數及其構成（單位：萬人，%）

附圖

數據來源：國家統計局所編《中國統計年鑒2001》第107頁，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

第三，抽樣比率太低。我國在城鎮勞動力住戶抽樣調查中，只抽取了2.5萬人。以2000年城鎮人口45594萬人（已經剔除了不以戶記的軍人數250萬）計算（注：參見國家統計局：《中國統計年鑒2001》第94、101頁，中國統計出版社出版。），抽樣比大約為1/18238，而美國的則為1/1600?？梢娺@個比率太低了。

第四，失業統計的年齡界限僵化。我國的調查失業統計的年齡界限與國際一致，但是登記失業年齡界限卻很不合理，僅限定為男16～50歲，女16～45歲，上限連退休年齡都不到（我國法定退休年齡是男60歲，女55歲），這一方面使得很多在勞動年齡內（一般是16～65歲）的人都沒有包含進去，另一方面，很多超過退休年齡的人仍然具有勞動能力并且有工作要求，他們完全符合失業的定義，但是卻沒有被包含到失業人口中去。這必然使得城鎮登記失業人數與失業率和實際值偏離較大。

（三）指標設計不完整

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沒有反映“就業不足”和“隱性失業”現象。就業不足的統計定義是指非個人原因，在調查周內工作時間不到標準時間的一半（即20小時），并愿意從事更多工作的人員。按此標準，我國就業不足人員是大量存在的，如單位的富余人員。農村的剩余勞動力等等。就業不足從工作時間上講是處于就業狀態（超過正常工作時間的1/3），但是這種就業并不讓人滿意，人們仍然有尋找更多工作的意愿，因此失業統計中應該另設指標對此進行反應。

隱性失業的通俗解釋是：形式上就業，實際上沒有就業。經濟學解釋就是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者負數的就業。這種情況在我國城鄉非常普遍。當然，隱性失業人口中的絕大部分是就業不足人員，二者在很大程度上基本相同，只是隱性失業更為嚴重和隱蔽，因為他的勞動時間也許達到了就業的定義，但是他創造的邊際利潤卻等于零或者為負。對這部分人的測定和統計，顯然更為困難，但是完全不反映這個現象絕對是失業統計的不足之處。

第二，在失業指標設計上，缺乏深度和廣度。我國的失業統計僅有失業人數和失業率指標，然后是根據年齡、性別和失業原因等對失業進行的簡單分析的表格，缺乏大量的具有深度和廣度的其他數據，如按產業、地區、失業時間長短等劃分的失業數據。我國正在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查，由此帶來的就業和失業情況究竟如何，對政府制定政策有很大影響；我國地區間發展速度不同，失業水平也是不同的，但是缺少具體數據的支持，這也不利于當地政府進行調控和人們理性選擇就業地區；分析失業時間的長短也能判斷我國的經濟周期等情況，反映了失業和就業的連貫性。但是失業統計體系卻缺少這些數據，這使得它的使用價值大大降低了。

（四）操作性問題

第一，時效性不強。我國失業人口統計資料（主要是城鎮登記失業情況）是以年末最后一天的失業人員計算的，不能反映全年的失業情況，部分失去了政策依據的價值。試想，在年末一個失業一年的勞動者和一個失業一周的勞動者怎能同日而語？然而他們被等同的計入了失業人數。

目前主要市場經濟發達國家失業率調查的頻率是：美國、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亞、韓國是每月調查五次，英國、法國、德國是每年調查一次（這三個國家的月度失業數據為登記數）。我國顯然還存在差距。

第二，登記失業并不完善、嚴密。國家統計局的統計僅限于在當地就業服務機構正式登記的失業人員，沒有正式登記的就不算在失業之列。這樣的標準有兩個缺陷：一是失業、下崗人員如果沒有及時進行登記，在統計時就難免被遺漏；二是導致了以“登記與否”為依據，而不是根據“勞動事實”來登記失業。例如：部分進行登記的人員可能仍在從事有報酬的工作，且工作時間超過規定的時間（比如一小時），如零工、攤販（事實上的就業者）等卻被統計在失業者之中；有的登記失業人員在找到工作以后不去勞動部門消除登記。這些情況都影響了統計數字的準確性。

二、我國失業統計的改革

（一）失業口徑的界定

第一，提高“工作時間”的定額。用“一小時”的工作時間來確定就業和失業界限，這個定額太低了，因此，建議按照正常工作時間的1/3來定額，我國實行的是8小時5天工作制，因此可以把在調查周內工作13或者14小時以內作為失業的標準之一。

第二，放寬年齡上限。我國的失業統計年齡上限應該和國際一樣，即65歲及以上者。隨著我國城鄉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的壽命普遍延長，很多到了退休年齡的人有繼續工作的愿望，同時也具備這個能力。因此

，對于其他符合失業定義的人應該統計在內。

（二）具體操作方法

第一，在城鎮和農村實行兩套失業統計制度，同時兼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需要，并注意官方與民間結合。在城鎮全面實行失業抽樣統計制度，而在農村的鄉鎮企業中實行失業抽樣統計制度，對完全依附在土地上的農業失業人口則采取推測的方法。具體做法如下：

對城鎮采取住戶抽樣制，加大抽樣比率。我國的城鎮人口數量大，同時經濟條件有限，因此不可能像美國那樣實行1/1600的抽樣比率。但是，1/18238的比率也顯得太低，因此，可以考慮實行1/5000的抽樣比率，同時要注意樣本的代表性，而且要兼顧國家和各級地方政府對資料的要求，比較合適的方法是各地區在完成國家調查任務的同時，在國家樣本的基礎上適當的增加樣本以達到在本地區也有代表性，這樣能以最少的經濟投入取得最滿意的統計結果。

在農村，對鄉鎮企業、私營企業和個體勞動者的失業情況進行抽樣調查，以此推算其中的失業人數和失業率，這時也要考慮樣本的代表性；而對依附在土地上的農業失業人口，由于其隱蔽性較強，因此可以考慮按照推算隱性失業的辦法來進行推算或者估計。具體方法見本小節第3點。

另外，雖然我國的失業統計數據是由官方，但這并不排斥官方與民間各種機構的合作。譬如，對失業統計理論的研究、對失業調查項目的展開等等，都可以由政府采取招標的形式進行，這樣能保證專業人士的參與，而且具有一定的效率和效果。

第二，以常住失業人口統計為主，同時監測流動人口失業情況。在我國戶籍改革并沒有實現“城鄉實行統一的戶籍制度”的目標前，失業統計最好以常住人口抽樣調查為主，同時監測流動人口的失業情況，這樣做的好處是，可以使失業統計更完整，同時能從宏觀上指導和調控流動人口的就業，避免出現不必要的盲流現象和社會問題。區分常住人口和流動人口的標準是在調查小區居住時間半年以上（或者居住不滿半年，但是離開戶口所在地半年以上）。而我國進行常住人口登記的調查小區范圍是：設區的市所轄的區、不設區的市所轄的街道以及不設區的市所轄鎮的居民委員會和縣轄鎮的居民委員會管轄范圍內的地區。以時間期限和地理范圍為標準，可以抽取那些管理得比較完善的地區進行流動人口的失業統計，以此來推算全部流動人口的失業情況。在計算出常住人口失業率和流動人口失業率后，通過觀察二者的高低（具體數字的高低各地區會有所不同），能對本地區的就業進行一定的指導。

隨著我國戶籍改革的到位和常住人口、流動人口的信息聯網（注：公安部治安管理部門提供的數據顯示，截至2001年底，經過兩年多的建設和實施，全國約有250個城市建成“百城聯網工程”，約有6.5億常住人口信息實現了網上查詢。），我國的失業統計抽樣調查體系將會更準確和完整。到那時，如果能實現不重復登記，那么各個城鎮地區的失業率的加權平均數就是全國范圍內的失業率，其權數為該地區的全部失業調查人口占全國失業調查人口的比重。

第三，對“隱性失業”做出補充統計。我國城鎮和農村都存在“隱性失業”，但是他們的表現方式是不同的，城鎮主要是低效勞動，農村則是邊際產出為零或者負數的勞動，因此，對他們的推算或者估計方法有所不同。

在估算城鎮隱性失業人口時，目前用的比較多的是采用實際有效工時推算。例如，2000年城鎮從業人員為21274萬人，如果有效工時是制度工時的80%～85%，那么隱性失業人數大約為對3191.1～4254.8萬人。而有效工時占制度工時的比重，需要通過模型或者函數測算出來。

對于農村的隱性失業人口估算，主要有三種方法：一是國際對比法，即在農業產值比重相當的國家或者歷史時期下，找出一般農業勞動力比重標準，然后將中國的農業勞動力比重與此標準對照，多出來的部分就是農業隱性失業。二是抽樣調查估算法，即通過對部分農村地區進行抽樣調查得到的樣本特征來推斷整個農村的隱性失業率。作為這項調查的單位由國家統計局、國家計委、勞動和社會保障部等權威部門。國家統計局曾用這一方法測算出1994年我國的農村隱性失業人數為1.1億，隱性失業率為25%。三是各種模型推算法。筆者傾向于使用抽樣調查估算法，因為這可以作為以后農村失業抽樣調查的理論基礎，為下一步的失業統計改革打好基礎。

第四，對不同地區、不同行業的失業統計應該有所不同。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可以完善發達地區的失業統計系統，譬如在調查頻率、調查范圍上首先與國際接軌；對于不同的行業，可以規定不同的就業和失業標準，可以采取不同的統計方法，而且在對失業結構作進一步分析時，可以有針對性地設計一些指標，從而對該行業失業問題的解決起到一種宏觀指導的作用。

第五，加大調查頻率。我國對外公布的城鎮登記失業率是以年計的，這對現實的就業情況沒有很大的實際用途。另外，我國的流動人口失業情況調查的對象是在調查區居住半年以下的流動人口，更是要求時間上的及時性。但是我國疆土大、人口多，不可能實現一個月對外報告一次的頻率。因此建議每季度報告一次，這樣能對現實的就業進行比較好的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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