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范文
時間:2024-01-09 17:34:09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制度的重要價值,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企業、單位一切生產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都是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因而企業、單位的立足之本便是經濟基礎,而要想獲得最大化的經濟效益以及社會效益,就必須要擁有一套健康、透明的財務管理制度,所以這就說明了加強企業財務管理以及建立切實可行的內控制度的重要性。
以下筆者將通過本文,并結合自身多年實踐工作經驗,通過詳細闡述內控制度,對如何規范財務管理行為,怎樣強化財務管理的水平,提升經營效率以及經濟效益作出一定分析。在此基礎上,深入分析了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對規范財務會計行為的重要性。
一、分析內控制度建立過程中的問題
完備的內控制度是企業實現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同時這對于企業提升工作效率以及保證企業正常運行具有極為重要的作用。此外,還需要進一步完善當前的內控制度,企業內控制度的負責人由于相關經驗不足,以及對企業工作的不重視,經常會出現人手和經費不足的問題。因此,應及時處理這些問題,這樣便會使企業工作效率得到大幅度提升。
二、財務會計行為的基本現狀
(一)“散”、“亂”、“差”問題嚴重
當前,部分企業在資金管理以及財務會計行為方面普遍存在著“散”、“亂”、“差”的問題?!吧ⅰ敝饕憩F在不管經濟實體的大小,甚至是基層生產廠也都設置了相對獨立的財務會計部門,這就造成占用大量工作人員,但工作效率卻極為低下的局面;“亂”主要表現在企業的賬戶設立相對混亂,很多不具備獨立開戶條件的部門也都開設了獨立的銀行賬戶,并且開戶行主要包含農、工、商、建、招、交等多家銀行,甚至有一些部門開設了多家獨立銀行的賬戶。“差”主要表現在企業在資金利用效率上很差。由于銀行賬戶數量眾多,且財務會計機構又相對分散,所以造成大量資金不能及時進行整合、利用,這樣便無法完成企業整體流動資金的正常運轉。
(二)紊亂的財務會計行為管理
直到目前,還有很多企業存在著各管理部門職責權利不明確的狀況,這直接引起了各管理部門的分流以及各部門之間相互推諉責任的問題。與此同時,各部門的財務會計部門在這種環境下也容易出現管理局面混亂對的情況,相關工作人員不清楚該聽哪一部門的管理。從某種意義上來講,管理部門間不明確的責權問題是導致財務會計管理局面混亂的直接因素,這一情況發生的同時也勢必會導致資金處理的不及時、不到位以及大量資金利用效率低下等問題。
(三)市場經濟和風險投資之間的問題
面對復雜的社會環境以及競爭日益激烈的市場環境,怎樣建立一套高效的內部控制系統,并在具體工作當中充分利用,發揮其積極作用,這是現階段我們應首要解決的問題。目前部分企業由于對市場運行規律的認識程度不夠以及相關財務會計管理經驗的匱乏,造成大量無效資金投入和死賬、爛賬等問題的出現,這些問題也無疑給財務會計工作帶來了較多麻煩。這種情況通常會造成一些財務會計對分內工作敷衍了事,未能發揮自身崗位的作用,結果導致信息記錄以及傳遞的失真。
三、加強內控制度建設對規范財務會計行為的重要性
(一)強化內控管理制度,處理好財務會計行為管理問題
財務會計在管理上長期存在的“散”、“亂”、“差”問題嚴重困擾著企業的發展,財務會計行為管理不到位也會對企業發展帶來消極影響。所以,應切實以強化內控管理制度為著手點,建立健全行之有效的內控管理制度,站在經濟主體的方向管束會計行為,把全部財務會計管理完成集中,對財務會計機構及其相關工作人員集中管理以及資金集中管理的方法,并使企業內部各部門間進行互相監督、互相促進、互相制衡,將企業內部財務會計行為控制在相對合理的范圍以內。這樣做的好處,不僅在于能夠有效將分散于各部門財務會計進行制度化管理,利于規范全部財務會計行為,也將會把企業的資金集中起來。這樣不管是在資金周轉還是在財務管理投資方面,都將變得更系統、更簡潔。
(二)加強監管力度,完善財務會計工作流程
加強企業內控制度建設,及時轉變觀念、走出誤區、完善標準、健全機制,在相對完備且切實可行的內控管理制度下,利用有關部門制度之間的互相制衡,針對財務會計管理采取督促和監管等措施。誠然,這不但需要監控企業內部的財務會計行為,更重要的是在內控制度得到完善的同時,整理、補充、優化財務會計的工作流程。這樣一方面降低了內控管理工作的難度系數,使監管與控制工作變得更為簡化,另一方面也使財務會計的相關工作變得更加輕松,進而使工作效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
篇2
關鍵詞 羅爾斯 正義論 醫療保障制度
中圖分類號:R197.1 文獻標識碼:A DOI:10.16400/ki.kjdks.2016.04.07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edical events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the medical staff, patients and their families have been severely hurt, it is urgent to take effective measur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Many experts and scholars think is unfair distribution of health resources lead to "see a doctor difficult, expensive" and "medical accident", how to carry out medical and health reform is imminent. Plays a vital role in the health care reform of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and medical system reform must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justice.
Key words Rawls; justice theory; medical security system
我國醫療保障制度是我國醫療衛生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的目標是通過合理的籌資與支付使有限的資金能更好地保障人民享有醫療保障的機會。不少專家學者從各個層面對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存在的公平性問題進行了研究,對如何解決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存在的公平性問題提出了許多有建設性的對策,但是缺乏了從倫理學角度進行的醫療保障制度公平性研究。要解決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實施過程中存在的公平性問題,最終實現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公平性,就必須遵循正義的價值標準。眾所周知,作為最具代表性的研究社會制度正義的正義論,羅爾斯正義論越來越多地被專門用來指導如何建立一種合乎正義原則的社會制度。
1 正義論的基本內涵
正義是人類社會具有永恒價值的基本理念和基本行為準則,但人們對于正義的觀念一直是眾說紛紜,不同哲學家給出過不同的界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幾種。
古希臘時期,以蘇格拉底、柏拉圖和亞理士多德為代表的先哲們就對正義提出了他們的看法。他們認為正義的基本內涵就是自由與平等。蘇格拉底將正義定性為個人的美德,他認為:“不愿行不義的事就足以證明其為正義”。柏拉圖則認為正義是一種合理的國家規則,他在《理想國》中提出:“我們在建立國家時,曾經規定下一條普遍原則,我想這條原則或這一類原則就是正義?!眮喞锸慷嗟吕^承了柏拉圖對于正義的認知,并對正義做了較為詳細的詮釋,他認為公正就是守法的和平等的,也就是要遵循美德的正義和規則的正義。
中世紀時期,以奧古斯汀和托馬斯?阿奎那為代表的神學家們將正義披上了神學的色彩,他們認為只有符合上帝安排的制度才能保證正義的實現,正義只是在調整人們彼此之間的關系,只有神才是正義的體現。托馬斯?阿奎那提出正義是:“一種習慣,依照這種習慣,一個人以一種永恒不變的意愿使每個人獲得其應得的東西。”
近現代時期,關于正義的觀點出現了具有代表性的契約主義和功利主義。契約主義以洛克、霍布斯和盧梭等為代表,他們認為正義是同契約、法律、制度相聯系的,正義的社會應該是受到契約約束的社會,同時也是受到法律保護的平等、自由的社會。功利主義以邊沁、密爾等為代表,他們認同正義的社會性,認為判定社會公正的唯一標準是社會整體福利是否得到增長,也就是說是否能夠使大多數人受益。
隨著市場化進程的推進和社會的進步,正義概念逐漸演變成為社會正義問題,社會正義問題卻越來越多的與國家制度緊密的聯系在一起,制度正義似乎成為了正義的代名詞,人們研究的正義問題也越來越多的表現為制度正義問題。
2 羅爾斯正義論的主要內容
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如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他認為,正義的主題是社會基本結構,即用來分配權利和義務的社會制度,人們在達成其他協議之前要先就社會制度的原則達成協議,而這種協議是在假定的原初狀態下選擇的結果。同時,羅爾斯認為他的正義論應該闡明社會制度需要遵循的正義原則,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兩個正義原則,即平等自由的原則,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
2.1 原初狀態
按照羅爾斯的設想,正義論主要是通過原初狀態證明的,即通過假設原初狀態的限制條件來詳細描述對選擇正義原則有意義的原初狀態,從而達到選擇正義原則的目的。原初狀態實際上是一種假設的的狀態,在這個假設狀態下社會是由多少自足的個人所組成的聯合體,他們在相互關系中都承認某些行為規范的約束力,并且大部分行為都會遵循這些行為規范。假定由于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能夠使所有人有可能過上比僅靠個人努力更好的生活,怎樣分配這些利益就會產生沖突,需要特定的原則來指導利益分配從而實現恰當的分配份額。
2.2 兩個正義原則
羅爾斯的第一個正義原則即是平等自由原則,它是指每個人對與所有人所擁有的最廣泛平等的基本自由體系相容的類似自由體系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①羅爾斯的第二個正義原則包括了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和差別原則,它的表述是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應這樣安排,使它們:(1)在與正義的儲存原則一致的情況下,適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差別原則);(2)依系于在機會公平平等的條件下職務和地位向所有人開放(機會的公正平等原則)。②
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一個正義原則是為了確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公民的基本自由有“政治上的自由(選舉和被選舉擔任公職的權利)及言論和集會自由;良心的自由和思想的自由;個人的自由和保障個人財產的權利;依法不受任意逮捕和剝奪財產的自由”。③這些表述都證明羅爾斯關心自由,并且是公民平等的自由。
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二個正義原則是為了保障公民平等的分配,由于權利、責任的不相等等方面的原因,財富和收入的分配上必然存在著原始的不平等,但它必須遵循參與社會合作后每個人應當分配到應得的利益的原則,如何保障不平等的分配下每個人分配利益的正義性就是羅爾斯正義論第二個原則所要解決的問題。差別原則允許在財富和收入的分配中存在的不平等,但這種不平等的分配必須有利于最不利者,也就是說要合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那么我們如何確定誰是最少受惠者?這個最少受惠者并不是指特殊的個人,而是由社會基本結構確定的某個社會群體。
3 正義論對我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的啟示
在羅爾斯正義論指導下,我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
(1)加大政府財政投入。原初狀態認為只要相互冷淡的個人對中等匱乏條件下的社會利益的劃分提出了沖突的要求,那么正義的環境就算達到了。人們的社會的基本善的分配是在無知之幕的情況下實現的,人們對家庭出身、自然天賦等一無所知,而正義的實現過程就是逐漸無知之幕的過程。而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在改革過程中就是需要逐漸無知之幕的過程,要逐漸改善中等匱乏條件的過程。如果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并非處于中等匱乏條件下,那么我們也就不再需要尋找正義的環境,而能保證全體社會成員均享受正當的權利。要解決這一問題,就必須加大財政對醫療保障制度的投入。
(2)建立全民醫療保障體系。平等自由原則保障的是公民的基本自由,要實現的是實質性的自由,而非形式上的自由,而且是平等的自由,這個平等要保障的是全民的平等,而非某個人的平等。在醫療保障的設置上強調全民醫保,要推動三醫聯動工作。即在確保城鎮職工醫保保障制度、城鎮居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農村新型合作醫療保障制度和醫療救助制度要覆蓋全體公民的條件下,推動醫療保障體制、醫療衛生服務體制、藥品流通體制這三個醫療衛生體系中互相影響和制約的重要組成部分。
(3)整合城鄉醫療保障制度。機會公正平等原則強調每個人要在公正平等的基礎上平等的獲得職務和社會地位,但是很明顯的在頒布《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之前,城鎮和農村實行的是完全不同的兩種醫保制度,要保障全體社會成員的公正平等權利就要實現制度設置的完全機會公正平等,就需要整合城鎮醫療保障制度與農村醫療保障制度。按照《國務院關于整合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制度的意見》的指示,整合城鄉醫療保障制度就是要實現六個統籌。第一,統一覆蓋范圍,城鄉居民醫保制度覆蓋范圍包括現有城鎮居民醫保、新農合所有應參保人員、農民工和靈活就業人員等等;第二,統一籌資政策和籌資動態調整機制,堅持多渠道籌資,逐步建立個人繳費標準與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相銜接的機制。第三,統一保障待遇,在保障適度、收支平衡等原則的指導下,均衡城鄉保障待遇,為參保人員提供公平的基本醫療保障。第四,統一醫保目錄,統一城鄉居民醫保藥品目錄和醫療服務項目目錄,明確藥品和醫療服務支付范圍。第五,統一定點管理,統一城鄉居民醫保定點機構管理辦法,強化定點服務協議管理,建立健全考核評價機制和動態的準入退出機制。第六,統一基金管理,城鄉居民醫保執行國家統一的基金財務制度、會計制度和基金預決算管理制度。還要建立健全基金運行風險預警機制,防范基金風險,提高使用效率。另外,還要強化基金內部審計和外部監督,堅持基金收支運行情況信息公開和參保人員就醫結算信息公示制度,加強社會監督、民主監督和輿論監督。
(4)完善醫療救助制度。差別原則認為,在分配不平等的條件下要實現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羅爾斯的正義論中差別原則是受到最嚴厲批評的,他與資本主義社會的理念格格不入。然而,在指導我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中卻是很有意義的。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就是為了保障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而在這方面醫療救助制度具有最明顯的效果。由于各方面的原因,醫療救助制度沒有引起重視,但毫無疑問,完善醫療救助制度對我國醫療保障制度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4 結語
醫療保障制度是我國社會保障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為維護我國改革開放之后貧富差距帶來的社會醫療衛生方面的資源分配不公、就醫條件差距大等等問題提供了保障,是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制度力量。但隨著社會市場經濟的發展和改革開放的推進,我國醫療保障制度在制定、實施和運行過程中出現了一系列問題,包括效率與公平的問題,碎片化問題等等。作為強調公民的基本自由,強調實現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羅爾斯的正義論對指導我國醫療保障制度的改革具有重要意義。
注釋
① [美]羅爾斯著.正義論.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3:60.
篇3
[關鍵詞]社會公正;和諧社會;價值訴求
[作者簡介]李詠梅,南京機電職業學院蘇州分院教師,蘇州大學博士生,江蘇 蘇州 215006
[中圖分類號]D089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728(2008)12-0014-03
一
和諧社會是千百年來人們追求向往的一種理想社會狀態,現今,我們又把和諧社會作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一個美好目標,是振奮人心的?,F在眾人關心的問題是如何才能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要解決這一問題,首先必須確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價值取向。同志指出,我們要建設的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應該是民主法治、公平正義、誠實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社會??梢?,和諧社會有很多的價值取向,但其中核心的價值取向是社會公正。
從和諧本身的含義來看。所謂和諧,就是事物發展變化合乎邏輯和規律。社會和諧就是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遵從、符合人類社會發展的客觀規律。規律是客觀的,規律面前人人平等,社會和諧本身就包含了公平公正的價值取向。早在古希臘時期,著名哲學家柏拉圖就提出“公平就是和諧”。亞里士多德又指出:“所謂公正,一切人都認為是一種由之而做出公正的事物的品質,由于這種品質人們行為公正和想要做公正的事情……守法和均等的人是公正的。”《美國百科全書》中指出,“公正是一個社會的全體成員相互恰當關系的最高概念”,它“不取決于人們關于它究竟是什么的想法,也不取決于人們對自以為公正之事的實踐,而是以一切人固有的、內在的權利為其基礎的;這種權利源于自然法面前人人皆有的社會平等”?,F代著名學者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要把正義作為衡量制度進步與否的首要標志,它是一個國家的公民和平相處的政治底線。英國學者米爾恩把公正看作社會成員之間對資源和利益的合理分配,公正表現為“給每一個人他所應得的”這種基本形式。從以上可知,以往的學者在探討公正問題時,總是和和諧聯系在一起的,公正是實現和諧的核心價值追求,沒有社會公平,社會決不可能達到和諧狀態。
社會公正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就要求我們對社會公正必須有正確的理解。社會公正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
(一)社會層面的公正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我國經過近三十的改革,經濟得到快速發展,效率顯著提高,令國人自豪。但是伴隨著經濟體制轉軌、社會結構變遷,出現了很多新情況、新問題,貧富差距、城鄉差距、區域差距、腐敗、權錢交易、偷稅漏稅、走私販私等,成為影響改革、發展和穩定的焦點問題。和諧社會首先是一個人與人之間形成融洽和諧關系的社會,社會成員、社會群體之間友好相處和和平相處,這是和諧社會的基本特征。但以上問題的存在使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越來越不和諧,其中貧富差距的擴大更是加劇了這一問題。目前,無論是按照基尼系數還是收入階層倍數的測算方法,我國收入差距都已較大并值得警惕。中國貧富差距擴大的曲線什么時候出現走向縮小的拐角點,是否會符合庫茲涅茨先擴大后縮小的“倒U型”收入分配曲線的規則,關鍵在于我國政府能否真正推行社會層面的公正。社會層面的不公正最直接引起社會的矛盾、沖突,不管是分配的不公平還是機會的不公平都是如此。因此,社會層面的公正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基本價值取向。
(二)資源公正是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價值取向。構建和諧社會需要社會層面的公正,但要做到社會層面的公正,又離不開資源公正?,F今,社會不公及其矛盾的產生主要是由于社會資源的分配不公造成的。因為,社會資源是有限的,如果不能平等而合理、公正地分配,就等于是在給了某些社會群體發展生存的機會與利益的同時,剝奪了另一些群體發展生存的機會與利益,如此,就不能使社會均衡和諧地發展,就必然導致社會矛盾的產生。
這里所謂的資源既包括公共自然資源,也包括社會公共資源。不管是自然資源的分配不公,還是社會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公,都會成就某些人的利益,損害另一些人的利益,從而引起社會貧富懸殊,產生社會矛盾。土地資源作為國有的公共自然資源,屬全社會的人民共有。但在城市化加速的過程中,城市拆遷及城市的擴大使大量農民失去土地,同時農民又得不到很好的經濟補償,成了被社會剝奪的對象,體現出明顯的資源分配不公。我們都知道我國西部地區自然資源豐富,但是西部地區的資源卻不是西部利用,而是成為了發達地區的礦石和原材料的供應基地。西部地區并沒因資源豐富而富裕起來,相反,卻把自己豐富的資源以低廉的價格買給了發達地區,促進了發達地區的快速發展,進一步拉大了東西貧富的差距,加劇了社會不公。再者,全國各地政府為促進經濟的高速增長,為了創造政績,不惜過度消耗大量的自然資源,以這樣的勢頭發展下去,總有一天將會把土地、森林、礦藏、煤炭等有限的自然資源消耗殆盡,從而剝奪了后人生存與發展的權利,造成代際間的不公正。
自然資源的分配不公會引起社會的不公正,產生社會矛盾,社會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公也會如此。就有形的公共資源而言,包括飲水、用電、道路交通、文化設施、醫療設施等公益項目,城市主要是國家投資,農村則主要靠農民自籌。無形的資源,公共福利制度,在城市已經形成,而對廣大農村來講,則是可望而不可即的。這都造成了社會的不公正。在社會公共資源的分配不公中,文化教育及醫療資源的分配不公是最為明顯的?,F代社會里,教育是一個人發展的起點,沒有教育只能意味著永遠的貧窮和有限的見識。有了教育,個人就可以創造收入,就可以進行有效的判斷,就可以完善自己的生活,就可獲得自尊和他人的尊重。教育對每個人都是重要的,教育作為社會公共資源應該為每個人享有,也應該公正地被分配。但目前,一些好的學校,先進的現代化的教學設施總是屬于城市的,農村的教育設施總是落后的。居住在北京的考生就能獲得比其他地區的考生更多的權利。首都的教育資源是屬于社會共有的,而不僅僅只是北京考生的。這是明顯的社會不公。目前的醫療資源分配也是如此,好的醫院、醫療設施及醫生都集中在城市。農民要看大病必須進城,同時還要承擔昂貴的醫療費用。有急病者由于路途遙遠送不到醫院而中途死亡,有的無力承擔昂貴的費用而受病魔摧殘,直至生命凋謝。而城里人的這一切則與之相反,這也是明顯的不公。一個社會最重要的社會公正就是
對整個社會的所有生命的關愛與尊重,而不是只對一部分生命的關愛和尊重,而對一部分生命的忽視與冷漠,更何況這一部分生命又是如此之大的一個社會群體。社會的公共資源是公共的,所以它原本就不僅僅只屬于強勢群體所有,它的一部分原本就應該平等均衡地屬于弱勢群體所有。因此,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把資源公正作為重要的價值追求。
(三)生態公正是構建廣義和諧社會的必要價值取向。廣義的和諧社會是整體的、長期的、開放的和諧社會,是生態環境、人、經濟與社會協調和諧發展的社會,要求人類不能把自己當作自然界的統治者和主人,而應把自己看作自然界這個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員。人和自然界中的一切都是平等的,人類要對待自然像對待人類自身一樣公正。但是,現代人走出了對自然的畏懼心理成為大自然的主人,“控制自然”的信念和欲望對人類行為的影響占據了主導地位,使當代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關系被歪曲成統治與被統治的畸形關系。當代的科學技術的發展無限地增大了人類對自然的征服力量,但人類在創造前所未有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同時,對全球生態環境的破壞也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出現了地球變暖、臭氧層破壞、生物滅絕加劇、酸雨蔓延、森林銳減、土地荒漠化、自然資源枯竭、大氣污染、水體污染、海洋污染、固體污染等生態環境的惡化,嚴重威脅著人類的生存和發展。人類與自然之間的不協調、不和諧,阻礙了生產力的發展和和諧社會的構建。
自然環境是人類賴以存在和發展的前提條件。目前,不僅社會和諧已超越了社會本身的領域,同人與自然的和諧具有緊密的關聯性和互饋性,而且,人際關系的和諧也是如此。因為,水和空氣都是流動的,一個地方對水和空氣造成了污染就要影響到周圍地區的水和空氣,從而引發區域矛盾,帶來政治上的危機。森林的銳減、礦產資源的枯竭使不同地區之間為發展本地區經濟展開了資源之爭。美國在中東地區發動的一系列的戰爭,其實質都是圍繞石油之爭而展開的。不管在我國國內還是在世界范圍內,生態危機引發的政治危機都越來越突出,成為和諧社會構建的制約因素。生態危機需要生態公正,和諧社會的構建也需要生態公正。離開了生態公正,社會和諧只能是暫時的、表層的社會和諧,不能實現真正意義上的、長期全面的社會和諧。
二
社會層面的公正、資源公正與生態公正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相互作用,相互影響。要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必須全面做到社會公正。
社會公正作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核心價值目標,要求我們要高舉社會公正的旗幟來推動社會的和諧。但要實現社會公正,涉及的問題錯綜復雜,如何來進行呢?要解決這一難題,應在全面把握社會公正的基礎上重點做好以下幾方面:
(一)把公正作為制度設計和安排的價值理念依據。一個社會的制度狀況直接影響這個社會的存在狀態和發展狀況,因此,一個社會制度的設計與安排,需要有基本的價值理念作為依據。在現代社會,制度設計與安排必須以公正為依據,否則,便會成為一個畸形化的社會。只有通過基于公正的制度安排,社會的各個階層和利益群體才能實現良性的互動,才能形成有效的、持續的整合與合作。通過對全體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劑,才能消除或是緩解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減少社會的動蕩。只有通過基于公正的制度安排,現代社會才能使絕大多數社會成員都受益,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發展。正如約翰?羅爾斯所指出:“雖然財富和收入的分配無法做到平等,但它必須合乎每個人的利益”。只有這樣,才能保證社會層面公正的實現,推動和諧社會的構建。
篇4
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時代,隨著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及中國社會的“現代性”特征進一步顯現,中國與世界聯系的多樣性、利益的多元性及互動的頻繁性進一步增強。中國作為一個巨大的“全球性國家”的“存在感”,無論是從國家內部的公眾愿望,還是從國家外部世界的現實需求來講,都具有極強的時代緊迫性。而在當代信息化世界,一個國家表達“國家存在感”的最有效方式,除了國家的整體“實力”,就是這個國家的“話語權”,我們必須要學會用自己的“說話方式”并用世界聽得懂的語言“講話”,要主動掌握控制世界輿論導向的能力,強化中國的聲音。
不言而喻,當代文明的突出特征是信息化和全球化,這種狀況導致的一個最重要結果是信息爆炸和“信息流”在全球范圍內的快速傳播,民族國家之間的“控制邊界”在信息流的沖擊下顯得七零八落?!靶畔⒅趁瘛闭诔蔀榘l達國家謀取自身利益的一種新手段,通過文化娛樂、知識或金融經濟、政治價值等信息滲透,試圖在全球范圍內打造“信息無邊界國家”,向全世界輸送和傳播帶有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特征的各種信息,一種新的“殖民主義”,即“信息殖民主義”正在形成,目的是使全人類在“心智”上都臣屬于西方,從價值觀到生活方式都按照資本主義理念的要求來重新塑造。而他們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他們基本控制了信息化時代的“權力”制高點,即“話語權”,持續地、高頻率地“大聲說話”。
實現一個國家“話語權”的最根本支柱有兩個,一是實力,二是價值觀或意識形態
事實上,從公元1500年第一次全球化浪潮開始,西方擴張性的殖民主義就非常注重對其主要擴張、侵略、殖民對象“東方”的研究,特別是對自己的近鄰阿拉伯世界的研究,有一門所謂的“東方學”,而從來就沒有一門與東方學相對應的“西方學”。從那時起,東方就被西方定義為落后的和野蠻的,而西方是進步的和文明的,在西方人的敘事結構中,東方被描述為“消極的、原始的、柔弱的、懶惰的”等等,牢牢掌握了對東方的“話語權”,東方成為一個“被定義、被利用、被觀照”的對象。并且,西方一再在阿拉伯世界挑起矛盾、對立和動亂,并在亂中謀取自身利益,這種狀況目前還在延續中。西方世界承續了自己“先天的”話語優勢,在信息化時代繼續擴大了這種優勢,企圖使人類文明繼續按照有利于自己“設定”的方向發展。
要改變目前西方世界的“話語權”優勢,我一直以為在當前的人類文明形態下,中國是目前世界上唯一有能力全面與西方“對話”的國家,為了國家和人類美好的未來,中國也應該肩負起用理性的聲音說話的責任,并成為主動掌握“話語權”的文明國家。
我們知道,從歷史經驗和政治哲學的高度來看,實現一個國家“話語權”的最根本支柱有兩個,一是實力,二是價值觀或意識形態。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和意識形態的鮮明性特征,決定了我們“話語權”構建的現實基礎,而“話語權”的構建也將對中國在未來世界中的地位形成起決定性作用。
在當代世界,有資格在現代“文明制度框架”內進行持續的、平等的、高水平“對話”的,只有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制度文明體系。中國作為新崛起的社會主義大國,自然而然就成為一些國家或一些人行使“話語權”的目標與對象,成為“被定義”的國家,中國、中國崩潰論等奇談怪論甚囂塵上,不絕于耳。中國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發展價值、發展方向遭到了任意的歪曲、詆毀、猜測、誤解,甚至謾罵。這就是說,在目前的“信息文明”發展階段,中國已經過了“韜光養晦”的時期,再也不能任由他人評判、分析和定義,我們必須積極地以自己的方式參與人類文明事務,主動地在決定人類命運的重大事務中“發聲”,成為維護世界公正和平的中堅力量,堅定地構建自己的“話語權”。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成為一個令人尊重的國家,成為人類文明進步的維護者和推動者。
構建好中國“話語權”,中國的聲音才會讓別人“認真聽”
首先,中國話語權的構建要立足于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明晰性,明確地、自信地、理性地表達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為特征的國家意志,堅定地按照自己的“話語價值”取向構建和形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敘事框架”、概念體系、語言形式。在當代文明形態中,話語的力量來源于“價值”的力量,話語權的實現取決于所傳播的價值的“普世性”,以“公正民主”為核心的社會主義基本價值,就是承續人類文明發展目標的“普世價值”,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要有充分的理論自信。我們之所以堅持“公正價值”和“公正制度”,堅持公正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堅持“公正的社會”和“公正的世界”理念,正是源于我們對“公正”這一普世價值的理論自信,源于我們對人類文明發展進程的深刻理解。在以公正為核心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分析框架中,在哲學形而上學層面上,我們堅持認為只有在一個公正合理的社會,個人的自由和全面發展才有保證。中國的話語權,其本質就是“社會主義的話語權”,我們要堅定地用“社會主義話語”講話,向全世界傳播我們的信念,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在現代文明框架中確立我們的話語權,我們的聲音才會讓人理解和聽得懂。
其次,中國話語權的構建,要以社會主義的制度體系為支柱,通過社會主義“公正制度”體系,明確表達社會主義的“公正價值”。我們知道,在當今世界的文明體系中,主要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文明體系具有較為明確的價值理念和“制度框架”,社會主義的價值或“話語體系”要有“說服力”,要讓人理解并信服,一個重要因素是社會主義“現實”的說服力,是我們向全世界所展示的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因此,中國話語權的構建,制度的運行和“改革”至關重要,按照“公正”這一社會主義核心價值目標所實現的“公正制度”安排,是社會主義“生命力”的最根本保證,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繁榮、和諧、穩定的根本保證,一個反映人類文明未來的“良性運行”的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們構建并掌握“話語權”的現實基礎。一個好的社會制度,一個實現了人民群眾幸福安康的社會現實,是最有說服力的“話語”。
總之,構建中國“話語權”,最根本的還是要通過“價值”和“制度”兩個方面打牢“話語”基礎,做好當代社會主義改革與發展工作,使人民滿意、社會公正和諧,向全世界充分展示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只有這樣,社會主義文明才會成為人類文明的基本選擇,“社會主義話語權”才會具有理論和實踐內容,中國的聲音才會讓別人“認真聽”。
篇5
關鍵詞:正義論;公平原則;啟示
一、《正義論》的背景和內容
羅爾斯于1971年發表的巨著《正義論》,在西方社會曾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此書一出很快就被譽為二次大戰后倫理學、政治哲學領域中最重要的理論著作。羅爾斯對正義理論進行了有史以來最系統、最精辟的分析,被稱為當代正義理論集大成者。①
二、關于正義的概念及作者的觀點
正義,歷來就是一眾說紛紜、各執一端的價值觀念。在最早的文字記錄中,正義指一般意義上的相當和正當,正義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為模式,后來正義逐漸與平等、慈善區分開來。但正義概念依然是一個寬泛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作出不同的界定,如柏拉圖在《理想國》中提出正義就是社會中各個等級的人各司其職,各守其序,各得其所。亞里士多德相信平等就是正義,但正義又分為“數量相等”和“比值相等”,前者指平均的正義,即在平等的個人之間各人的所得在數目和容量上都相等,后者指分配的正義,即在不平等的個人之間根據各人的價值不等按比例分配與之相稱的事物。休謨認為公共福利是正義的唯一源泉。穆勒斷定正義是關于人類基本福利的一些道德規則,如此等等。在當代世界,正義依然是人們爭論的中心,尤其是在社會發展迅速、矛盾突出和社會大幅度變革的時代。羅爾斯熱衷于介入正義問題的爭論,絕非出于純學術的偏好,而是響應社會的感召。正義問題的爭論之所以引起關注,也非源自人們的主觀情感,而是因為現代社會存在著大量的不正義現象,在科學技術高度發達的西方社會,不正義現象并沒有因經濟的繁榮迎刃而解,反而愈加突出,成為社會沖突層出不窮的一個根源。羅爾斯正是在這種氛圍下致力于正義研究的,其意圖顯而易見。如果《正義論》只是純學術的產物,那它就絕對不會引起這樣大的轟動。
在羅爾斯之前,西方倫理學正義理論的主導是功利主義,其主旨就是:如果一個社會的主要制度被安排得能夠達到總計所有屬于它的個人而形成的滿足的最大凈余額,那么這個社會就是被正確地組織的,因而也是正義的②。
羅爾斯對此是明確的,他開宗明義地講,正義的主題就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或者說得更準確些,就是主要的社會體制分配基本權利與義務和確定社會合作所產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第2節)。羅爾斯把既存的主導西方社會的正義理論分為兩大類:(一)功利主義的正義觀。羅爾斯將其概述為:如果社會主要體制的安排獲得了社會全體成員總滿足的最大凈差額,那么這個社會就是一個井井有條的社會,因而也是正義的社會(第5節)。功利主義的基本觀點是謀取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功利主義思考問題的思路是:每個人在實現自身利益時都會根據自己的所得來衡量自己的所失,社會的幸福由個人的幸福構成,個人的原則是盡量擴大自己的福利,滿足自己的欲望,社會的原則則是盡量擴大群體的福利,最大限度地實現所有成員的欲望構成的總的欲望體系;(二)直覺主義的正義觀(第7節)。直覺主義不從個人或群體的得失思考問題,而是通過對自身的反思來達到一些基本的原則,這些基本的原則是至高無上的。可以用來衡量各種互相沖突的正義原則。直覺主義不包括其他的衡量方法,人們依靠直覺,依靠那種在人們看來最接近正確的東西來衡量。直覺主義強調道德事實的復雜性使人們往往無法解釋人們的判斷,直覺主義認為,“確定不同正義原則的恰當重點的任何更高一級的推定標準,都是不存在的。”這兩種正義觀具有明顯的差別:一種依據功利,一種依據直覺。
羅爾斯對這兩者均不贊同。但他尤其反對功利主義。他認為在現代道德哲學的許多理論中,某種形式的功利主義始終占據上風。道德哲學是社會理想生活模式的基礎之一,不改變一個社會占主導地位的道德哲學,是不可能改變這個社會的各種體制的。從這點出發,羅爾斯便把功利主義的正義觀當作了批判對象。從事實上看,由休謨、邊沁、亞當?斯密和穆勒等人所傳播的功利主義觀念在西方社會歷來是占統治地位的,這些觀念原則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社會制度和經濟制度的基礎。然而這些體制并沒有克服社會上存在的深刻的矛盾。羅爾斯是一位改良論者,他相信要改良西方社會體制,關鍵在于改變占主導地位的功利主義的正義觀。這是羅爾斯為自己確定的目標。
為了設定原始狀態,羅爾斯進一步提出幾個核心概念:
正義的環境
在這種環境中人類的合作是可能的和必需的,客觀條件包括一個確確定的地理區域,體質狀態和精神狀態相似,存在著中等程度的匱乏,主觀條件包括各方都有大致相似的需求和利益,各方又有各自的生活計劃,而且還存在哲學、、政治和社會理論上的分歧,這樣人們就既有合作又有沖突,因而需要有一些原則來指導人們決定利益劃分(第22節);
正當觀念的形式限制
原始狀態中的人們還得接受某些限制,這樣他們才能有效地確定和選擇原則,這些限制是,原則應當是一般性質的而不應是特指的,首要的原則必須能夠作為一個井然有序的社會的共同藍圖;原則在應用中應對每個有道德人格的人起作用,限制的條件應當是公開的,讓每個人知曉,還要賦予各種互相沖突的要求以一種次序,最后從原始狀態推出的原則應當是決定性的,在它們之上沒有更高的標準(第23節)。這里規定了正義原則的性質;
無知之幕
這個概念是更為大膽的假設,以便能運用純粹正義程序的概念。原始狀態是一種假設,它要求人們擺脫現時現刻的各種感覺和知識,在現實社會面前拉上一道大幕,使人們純粹從零點開始思考正義的原則。無知之幕假定各方不知道他在社會中的地位、階級出身、天生資質、自然能力、理智和力量等情形,也沒人知道他的關于善的觀念,他的合理生活計劃和心理特征,各方也不知道這一社會的經濟或政治狀況。因為每個人所據有的社會地位、條件或個人氣質均會影響一個人對正義原則的判斷,必須用無知之幕將它們全部隔開,這樣原始狀態才能成立(第24節)(四)推理的合理性。原始狀態的方法要取得成功,還有一個至關重要的條件,這就是必須假定處在原始狀態中的人是有理性的。所謂理性,就是人們在選擇原則時都力圖盡量推進自身的利益,他們的選擇有前后相連的傾向,他們也具有建立正義感的能力,他們努力尋求一種盡可能高的絕對得分,而不計對方的得失如何(第25節)。當然,這樣的人也是理論上假定的人,而非現實生活中的人?,F實生活中的人有七情六欲,受社會及各種背景因素制約,不可能像羅爾斯在理論上假設的那樣行動。以上四方面的條件確定了原始狀態的基本屬性,由此可以演繹出正義原則。
在得出正義原則之前。還得解決人們如何達到正義原則的問題。羅爾斯首先確定一個前提:處在原始狀態中的各方都是平等的,在選擇的過程中,所有的人都擁有相同的權利,作為有道德主體;有自己關于善的觀念和正義感的人,他們彼此之間都是平等的。人們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確定正義的原則(第4節)。根據原始狀態及各項條件,羅爾斯推論出正義原則的一般表述:
所有社會價值―一自由與機會、收入與財富以及自尊的基礎――都應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價值的不平等分配對每一個人都是有利的(策11節)。
這個一般的正義觀又可分解為兩個層次,這就是羅爾斯最著名的兩個正義原則:
第一,每一個人都有平等的權利去擁有可以與別人的類似自由權并存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權。
第二,對社會和經濟不平等的安排應能使這種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個人的利益;而且(2)與向所有人開放的地位和職務聯系在一起(第11節)。
這兩個正義原則與羅爾斯對社會的基本結構相配套,第一個原則用于確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第二個原則用于規定和建立社會及經濟不平等。第一個原則包括公民的基本自由權等原則,與西方傳統的價值觀并無二致。爭議最大的是第二個原則,這第二個原則大致適用于收入和財富的分配,因為在社會上財富和收入的分配往往是不平等的,但這種不平等分配應對每一個人有利,于是人們使權力地位向所有人開放來實行第二個原則。第二個原則之所以引起爭議,是因為在私有制條件下,財富和收入的分配是絕對不平等的,那么平等原則如何才能實現呢?實質上羅爾斯的重點在這里,其改良主義的理論出發點也在這里。
確定了正義的兩個原則之后,羅爾斯便將它們貫徹于社會基本結構。羅爾斯將社會解釋為一種互利的合作事業,其基本結構是一種公共的規則體系,它規定了一種活動設計,這種設計使人們共同行動,以產生更大數量的利益。并按照收益中應得的份額把某些公認的權利分配給每一個人(第14節)。如何使正義原則演化為具體的制度,羅爾斯提出了“四個階段的順序”(第31節),第一階段人們接受兩個正義原則的選擇;第二階段召開制憲會議,確定政治結構的正義并選擇一步憲法,設定制度,這個階段主要是確定平等的公民權和各種自由權;第三階段為立法階段,在這個階段正義的第二個原則發揮主要作用;第四階段是具體運用規范的階段,法官和行政官員把制定的規范用于具體的事務,公民則普遍遵循規范。在這個部分,羅爾斯還深入討論了自由權概念、良心平等自由、寬容與共同利益、政治正義和憲法、參與原則、法治、自由權優先性的規定等課題,較為明晰地展現了他設想的理想的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
由此可見。羅爾斯的正義原則所要求的是,所有的社會價值自由和機會、收入和財富、自尊的基礎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對其中的一種價值或所有價值的一種不平等分配適合于每一個人的利益,那么,不正義就僅僅是那種不能使所有人都得益的不平等了。
與之相反,羅爾斯要求每個人都能從經濟和社會不平等中獲利。他的第一個原則的第一部分就是要求確立一種開放的社會體系,在這一體系中前途是向才能開放的,實行機會的平等原則,各種社會地位都向人們開放。那些有著類似能力或才干的人應有類似的平等的生活機會。那些處在才干和能力的同一水平上,有著使用它們的同樣愿望的人應該有同樣的成功前景,而不管他們在社會體系中的最初地位是什么,是屬于什么樣的收入階層。在社會的所有部分,對每個具有相似動機和稟賦的人來說,都應當有大致平等的教育和成功前景,那些具有同樣能力和志向的人的期望不應受到他們的社會出身的影響??傊?,羅爾斯作為公平的正義理論對功利主義的價值觀進行了批判,強調實現社會正義,強調必須注意社會公平,要研究正義問題,研究社會基本結構如何劃分在所有的社會價值分配中的恰當余額,強調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反對只講效率不注重公平與正義的錯誤傾向,開辟了政治哲學研究的新領域)))公平與正義問題,他的兩個正義原則,發展了自由與平等理論,具有人道的平等的精神價值。為我國社會轉型期正義理念及正義基本規則的確立與實施提供啟示。從而通過制度建設的正義和社會公正理念的弘揚,可以減輕或緩解社會轉型期的負面影響,盡可能地抑制住社會動蕩因素的生長,保證社會的正常運轉和健康發展。
三、轉型中的中國面臨的問題
中國現在處于一個變化時期,經過了改革開放一個相當長的改革,不論是在經濟領域還是在政治領域亦或是文化領域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績。我們在看到這些成績的同時還必須看到這些成績的背后所隱藏的問題。諸如腐敗問題、分配差距問題、司法公正問題等問題。
羅爾斯正義論的啟示:
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義的主要問題是社會的基本結構,是主要的社會制度安排。制度的制訂與設計要想科學必須有基本的價值理念作依據,這個基本的價值理念就是公平正義。我國的社會轉型是市場化、現代化的雙重轉型。關注這個社會轉型的正義性就是關注變革手段的性質、制度的方向定位問題,這需要一個指導轉型的正義觀。在改革過程中出現的政治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公、不合理的不平等狀況加劇,公民的權利得不到保障,社會穩定受到沖擊。這些負面影響因素固然有轉型過程中不可避免的成分,但很大方面是不少制度功能缺乏正義所致,當然可以通過完善制度安排(即深化改革)來克服,但必須思索轉型時期社會的基本正義原則。
一個公正的社會,才有穩定和發展,才有人的生產積極性,才能保持持續的高效率。任何時候都不能以犧牲公正為代價去換取表面的高效率。③我們國家改革開放的歷程可以很好地說明這一點。一個社會只要能夠提升其公正程度,那么,社會問題出現的種類與強度均會減少或減小,同時社會也可以增強解決已經出現的社會問題的能力。④我們不可因為發展優先的考慮而忽視公平、正義的原則問題,否則必然要為此付出更大的社會代價。
第二,羅爾斯正義論的第一個原則是平等自由原則。這不僅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首要的原則,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首要的原則。平等自由不僅是資產階級的需要和目標,而且也是整個人類社會共同需要和追求的目標。由于中國的城鄉二元體制,地區差距較大,發展極不平衡,行政權力、壟斷和既得利益極大地阻礙著市場的發展和自由以及公平競爭格局的形成,導致了很多不平等現象的大量存在,如農民沒有享受到改革開放的成果、男女性別歧視、公民在勞動就業權利和受教育權利上還很不平等。這些問題的存在都是不符合正義論的,也不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
結尾: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他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每個人都擁有一種基于正義的不可侵犯性,這種不可侵犯即使社會整體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⑤在我們對社會正義的探索中,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必將給我們的啟示。
注解
① 雷青海:《羅爾斯的正義原則及其啟示》第23卷第1期晉中學院學報Vol.23 No.1
② 羅爾斯.正義論[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3(2013.6重?。?P3
③ 朱文興:.論維護公平正義與構建和諧社會[J].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05,(3):67-70.
篇6
關鍵詞: 教育政策 公共利益 公正性 民主性 有效性
一、公共利益:教育政策的價值取向
《牛津高級英漢雙解詞典》對“公共”的解釋是,Public意指“公眾的、與公眾有關的,或為公眾的、公用的、公共的”[1]。因此,“公共”是相對于“私有”而言的,強調一個社會群體中不特定的多數人共同或公用,它立足于全社會共有、共享、共利、共需的利益要求。在古漢語中,“利”與“益”最初是分開使用的,“利”的本意是指工具之合用,表示對人有益的事;“益”乃溢之本意,表示所需物之充裕。此后兩字聯用,用于表示“好處”。在此基礎上,本文將公共利益界定為:一定社會群體中不確定的多數人存在與發展所必需的,與個體或局部利益相對并相關的價值體。它并非是單個私人利益的簡單疊加,而是依賴于公眾參與而達成的“重疊共識”。它具有開放性、差異性、廣泛性與不確定性等特點。
政治家戴維·伊斯頓認為:“公共政策是對全社會的價值做有權威的分配……一項政策的實質在于通過那項政策不讓一部分人享有某些東西而允許另一部分人占有它們?!盵2]因此,公共利益是公共政策的核心要素。作為政府或社會公共權威對社會教育利益和教育資源進行權威分配的方案,教育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公共利益調節功能。不僅可以表達各種利益主體的教育利益要求,而且還能夠對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教育利益矛盾和沖突進行協調和平衡,實現公共教育利益。
教育政策要真正發揮作用就必須以一定的價值認識、價值判斷和價值取舍為提前,教育政策的制定、規劃、執行和評估等過程都必須以一定的倫理道德價值體系為底蘊。亞里士多德指出:“依絕對公正的原則來判斷,凡照顧到公共利益的公眾政體就都是正當或正宗的政策;而那些只照顧統治者們利益的政體就都是錯誤的政體或正宗政體的變態(偏離)?!盵3]在對國家教育事業進行管理過程中,政府的基本任務就是運用政策工具正確處理個人與國家、集團、階層之間的關系,在多元矛盾與沖突中尋求共同基點——公共利益??梢哉f,對公共利益的追求,使教育政策獲得了存在合法性與合理性的基石,公共利益是教育政策的根本特性,是教育政策的首要價值訴求和歸宿。
二、教育政策公共利益取向實現的三個維度
要使教育政策公共利益取向真正從觀念走向實踐,需要通過公正性、民主性與有效性三個維度制定“善”的教育政策,從而確保教育政策公共利益取向的實現。
1.公正性
公正是任何制度成其為制度的基本前提和首要價值。離開了公正性,制度便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不能成其為制度。正如羅爾斯在《正義論》所言:“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一種理論,無論它多么精致和簡潔,只要它不真實,就必須加以拒絕或修正;同樣,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有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盵4]首先,作為教育政策決策主體,政府應表現為“中立”的立場。在眾多的利益集團的博弈中,政府應該沒有任何利益的偏向,遵循“重疊共識”的原則,各種教育資源的應平等分配,社會成員應當平等地成為教育領域的受益人。其次,教育政策應能夠保障受教育者教育機會的平等。由于人人享有的平等受教育權利只有在實踐中具體化為人人享有平等的教育機會才具有實際意義,因而如何保障教育機會平等就成為教育政策的核心價值取向。機會平等是指所有的人不分高低貴賤、窮富美丑,只要付出了足夠的努力,滿足了相應的條件,達到了規定的標準,都有同樣的機會來贏取同一個社會職位,也就是羅爾斯所說的“使所有職位對所有人開放”。再次,政府在維護大多數人利益,平等分配教育資源的同時,應該優先關注弱勢群體利益。如果為了實現所謂的公共利益,甚至不惜犧牲少數弱勢群體的利益,那依此取向而制定的教育政策從形成之日就有失公正性。在不違背基本的機會平等的原則之下,給予社會的弱勢群體以補償,讓他們不因為先天的或非個人的因素,而失去與強勢群體同等的受教育機會。只有這樣,才是真正公共利益的實現。
2.民主性
在多元主義(pluralism)理論看來,現代政府的教育政策建構過程,在本質上就是眾多利益團體代表各自成員的利益,進行利益聚合與表達、競爭、博弈和討價還價,最終達成妥協和均衡。在現代社會,教育政策的合法性基礎來源自社會公眾的普遍認同和接受。一項教育政策的建構,只有體現社會絕大多數成員的共同利益,才能得到廣泛的社會支持,它才能擁有合法性。約翰·托馬斯認為:“公民參與可以促進決策的有效性,并會帶來決策的有效信息增多、決策質量的提高、公民對決策接受程度的提高、公共部門服務的效率和效益提高、減輕人們對政府機構的批評等諸多好處,更加有力的公民參與促進了公民對政府決策的接受性,這就為政府提供了合法性基礎?!盵5]所以,具有公共性的教育政策在選擇和制定過程中,公眾對教育政策的制定應具有知情權、參與權與監督權,要求社會公眾的廣泛參與,集思廣益,必須反映不同利益階層、不同利益群體的要求。公共教育政策不得成為任何個人、集團、階級的私產,不得成為任何個人、集團、階級壓迫其他個人、集團、階級的工具。教育政策的形成過程就是一個公共選擇的過程。它是一個非市場的集體決策行為,是不同的利益相關者通過制定規則和程序達成“重疊共識”的過程。為此,必須建立民主參與的教育政策決策模式。一是內容上和程序上保障利益主體(公眾)以多種方式參與教育政策決策過程的權利,改變過去“受益者缺席”的狀況。規定和保障公眾有渠道參與決策的機會和自由發表意見的權利。二是建立政府、市場與第三部門相結合的權力制衡制度。建立公眾、民間非營利的中介機構和政策研究組織參與政策決策模式,保障作為教育政策利益主體的廣大公眾能夠充分參與決策過程,使教育政策能充分反映他們的公共利益取向。
3.有效性
一般來說,有效總是指活動的有效,是在對活動的結果判斷后作出的結論。教育政策的有效性是指教育政策順利、經濟地解決教育問題,調整教育領域里的利益關系,實現公共教育利益的過程。如果教育政策是無效的,則它不可能維持教育共同體的秩序,更不可能降低交易成本、實現公共教育利益。
教育政策有效性實現的前提是相關信息的科學與真實。失去了科學真實性也就不可能制定出有效的教育政策。政策科學的奠基人拉斯韋爾認為:“政策應該是一門有著基本實踐方向的科學。但它的目標并不限于科學本身,也不是單純為了提高決策的效力,同時也是為了人類自身的尊嚴提供有關‘需要改進的民主實踐’的知識和方法?!盵6]在現代社會,要制定一個有效率的教育政策,必然需要大量的準確信息。但是相關信息的獲得常常是有成本的,而且有些信息可能是付出了成本也不一定能得到。在通常情況下,如果決策者不能掌握全面而準確的信息,就會根據自己的一些主觀思想制定不切實際的教育政策,使教育政策的有效性大打折扣。
因此,收集全面而準確的信息,建立科學的決策程序,對增強教育政策方案的可行性或有效性有重大意義。其途徑為:一是應建立全面、精確、可信與共享的政策運行信息系統,為教育政策決策及修改完善提供科學信息知識基礎;二是加強教育政策科學理論研究,在政府決策人員、政策研究團體與社會民眾之間建立制度化的聯系,為教育政策決策提供政策科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三是建立教育政策問題預警系統,設置專門的預警研究系統,負責對已經產生或可能產生的教育政策問題進行監測、研究、分析和歸類,找出政策問題發生的原因及提出對策。當然,設計一個有效的教育政策,還必須與教育政策所作用的社會環境、社會生產力水平、人們的道德水準、社會文化心理等基本國情相匹配,否則所設計出來的教育政策就會流于空想,成為無效性的教育政策。
公共教育政策是以公共價值為導向,以公共利益的豐富為指向。它本身是公共“善”,又是為了公共“善”,是超越于任何非公共立場之上的。公共教育政策不僅意味著實現個體的權利,賦予每一個個體相同的教育權利,而且公共教育政策還要通過公共教育培養受教育者的公共理性、公共精神,使之不斷追求公共福祉的社會實踐,促成公共領域理性的發展。因而公共教育政策精神集中體現在它對公共利益的高揚與彰顯,體現出公正、民主與有效的價值取向。
參考文獻:
[1]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1196.
[2][美]戴維·伊斯頓.政治體系政治學狀況研究[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3:23.
[3][古希臘]亞里士多德.政治學[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5:132.
[4]約翰·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3.
篇7
關鍵詞:工資法律制度;社會正義;分配正義;歷史性
中圖分類號:D922.29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17-0287-02
一、工資法律制度本身蘊涵社會正義的基本要求
工資法律制度自起產生之日便成為平衡勞動者與雇傭勞動者之間勞資矛盾的重要杠桿。本身也擔負著維持社會正義的重要使命。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分析了工資的質,認為它是勞動力的價值或價格的轉化形式?!皹嫵蓜趧恿r值的內容主要有3項:(1)維持勞動者本身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2)維持勞動者家庭所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3)為使勞動力獲得一定技能所需的教育和訓練的費用?!笨梢姽べY的輻射范圍已不再僅限于勞動者本身,而擴大到其家庭成員與整個社會發生聯系。工資法律制度的本身合理性與正義性因而也會影響到整個社會制度的正義性。羅爾斯指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并進一步談到,“某些法律和制度,不管它們如何有效率和條理,只要它們不正義,就必須加以改造或廢除?!碧骄恳粋€法律制度背后所蘊涵的法理的正義性,應從這個制度本身出發,看到這個制度有無使得各種社會生活利益的沖突要求間得到恰到的平衡狀態,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我們便可以說這種法律制度緩解了矛盾沖突,維系了矛盾雙方的平衡,因而是正義的。
二、工資法律制度的設定逐次反映社會正義
工資法律制度是以設定權利和義務的方式來調節勞動者與雇傭者之間的關系,從而形成相應的法律關系,并將兩者納入到統一的法律秩序當中。勞動者付出勞動,雇傭者支付其對價,從而形成穩定的社會關系。在設定權利義務的過程中,要始終以公平和正義為指導,工資法律制度的正義與否就是看是否將權利和義務進行了合理的分配。這種正義的價值得以實現是由多個層次逐次完成的。
1.勞動者付出勞動應得到相應的工資作為回報或補償。這是最基本的工資法律制度的要求。馬克思曾指出:“勞動力的發揮即勞動,耗費人的一定的肌肉、神經、腦等等,這些消耗必須得到相應的補償?!倍鳛槿藗儤闼氐纳鐣涷炓部梢杂献畹蛯哟蔚恼x觀念,付出勞動理應得到合理的補償。
2.相同情況下,勞動者付出相同的勞動應得到相同的工資報酬,也是反對用工歧視的法理基礎。陜西省婦聯2011年公布了《女大學生招聘中性別歧視調查研究報告》。報告顯示,受訪女性就業率低于男性12個百分點,同時,約6成女性在求職時曾遭遇性別限制。而這種現象在我國屢見不鮮,并且今年來顯現出的“容貌歧視”、“婚孕歧視”甚至“星座歧視”,都在各方面企圖以與勞動實質關系無關的外在條件壓低人工成本。無差別、無歧視的工資法律制度也是倫理上的巨大成功,這種成功也代表著正義的實現。
3.由于自然稟賦的不同而獲得不同工資的勞動者內心所獲得的滿足感應當一致。合理的工資設計應以勞動者所付出的勞動可帶來多大的經濟價值為標準,但正義層面上的工資設定應該更關注勞動者付出勞動后所得到報酬是否與心理預期相一致所帶來的滿足感相統一。當然,前提是獲得崗位的機會是平等的。但由于每個人對“正義”的認識不同,獲得工資的心理滿足感也不同,這就要求在工資制度設定的程序上實現正義的要求,才能保證結果上的正義。羅爾斯指出,“正義或不正義是制度處理這些事實的方式”,“雖然財富和收入的分配無法做到平衡,但是它必須合乎每個人的利益?!倍峙溥^程的正義使我們不必考慮結果如何。
4.應對勞動者設定最低工資保障。從政府責任的角度來說,政府必須履行關注每一個置于其管理下公民的最低生存保障,此時有無最低工資保障已經上升到了社會制度正義與否的層次,對我國工資分配的原則“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應予以恰當解釋:在先天條件相同的條件下作為適用的前提。如果不給勞動者設定最低的工資保障,對那些先天條件弱于正常標準的勞動者無法保障自身的基本生存,從而也會成為資本家剝削勞動者的借口之一。在制定最低工資標準的參考因素中,參照勞動者本人及平均贍養人口的最低生活費用、社會平均工資水平、勞動生產率、就業狀況、地區間經濟發展水平差異等,這些都反映出社會正義的基本要求。實行最低工資保障也是從社會正義的角度自然衍生的制度。
三、如何維系“勞動者的正義”與“雇傭者的正義”
若要設定一個法律制度來考慮如何平衡勞資雙方之間的正義,便不得不要面對下面的問題:是更加側重于維護“勞動者的正義”,還是側重于維護“雇傭者的正義”。工資法律制度的出現使得二者得以平衡。公平的觀念會影響所代表的立場的支持者的行為指向不同,并且影響著對自身行為所獲得的期望不同。
圖1
羅爾斯提出,“經濟和社會的不平等,將通過最少受惠的社會群體的長遠前景來判斷?!眲趧诱吲c雇傭者之間的地位是不平等和利益上相矛盾的。雇傭者占有生產資料,勞動者無法打破這一壟斷。如果強調“雇傭者的正義”,他們期許使手上有限的生產資料來獲得最大的利益,使勞動者付出最大程度的勞動,并讓自己付出盡可能少的工資,自身便可得到財富積累的最大化(如圖1中B曲線);而如果強調“勞動者的正義”,則期許自己付出的勞動越多,所得到的工資越多(如圖1中A曲線)。如果僅依據前者,則經濟則無法長期繁榮的成長,因為在當代中國,勞動者不會出現限制人身自由的威脅和付出生命的代價去無償的勞作的情況。工資的減少會使得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產生巨大的減損。無人做工,則僅有生產資料,無法帶動經濟的發展。如果僅重視后者,則是一個無法實現的矛盾,沒有生產資料,如何創造社會財富,又何談工資的發放?而在工資法律制度的調整下達到平衡的O點時,二者得以平衡,使得雙方的利益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便可以促使經濟持續的發展并達到雙方都滿意的“正義”。
勞動者與雇傭者的兩大對立群體中,勞動者與雇傭者相比缺乏生產資料,可以設定為較為不利者,如果工資制度制定得當,那么勞動者依然會接受雇傭者在資產上的優勢地位而不會感到不正義,因為雇傭者的利益也是通過改善勞動者的前景的方式去獲得的,如果因為工資矛盾使得企業陷入混亂,那么,在雇傭者失去利益的同時,勞動者的狀態甚至會比之前更加惡劣。因此同樣會使“勞動者的正義”遭到破壞。因為“人們所放棄的某些基本的自由能從作為其結果的社會經濟收益中得到足夠的補償”。雇傭者付出了工資,放棄了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由,換來的是更多更持久的經濟價值和更大范圍的生產規模,即為其補償。而勞動者放棄的是對工資欲望無限擴張的自由,換來的是更加穩定的工作崗位與持續的工作機會,即為其補償?!昂芏喔髯酝七M他們自己利益的人相互讓步,以便他們能最好地以其讓步得到他們想要的最好的回報?!蔽覀冃枰霉べY法律制度來推進這樣的一種平衡,用對立的雙方所妥協的結果來達到他們最終的目的。這種平衡是勞資雙方互相放棄自己的自由來交換利益的最好的狀態。顯然,平衡并不僅僅包含相互的妥協,還包括勞資雙方用自己的力量加以抗衡。這種對峙的狀態也許也是一種平衡,但是通過相互的消耗,并不有益于“契約”(我們可以將工資法律制度在此看做雙方所達成的契約)的達成,而資本和勞動力由于這種內耗被浪費而顯得毫無意義,難為正義所容忍。
四、應對工資法律制度的正義性做歷史性的考量
工資法律制度本身并不是完美無缺,始終符合全體社會的公共利益的一項萬能的,一勞永逸的制度,其在應用的過程中也發生了一些適用上的不當。在我國改革開放之初,曾經開展過一場對工資制度改革的討論。當時工資制度中所存在的問題主要有:“低”(工資水平低)、“平”(工資關系上的平均主義)、“亂”(工資標準繁雜混亂)、“死”(工資管理體制統的過死)。這些缺陷使得工資制度在當時無法適應社會的實際需要,嚴重傷害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而當時所認為最主要的缺陷,無疑是“平均主義”,其本質是工資差別未反映勞動差別。蘇力提出,“我們評價一個制度無論如何不能以個別事件的實質性對錯為標準,而要做出總體上的利害權衡,而這種權衡是公眾在歷史中進行的?!痹谌藗冋J識到制度的缺陷后積極地對其進行修補與改正,使其適應社會發展的規律后,因其嚴密的邏輯性與設計上的精細,仍然可以再次代表社會公共利益的愿望,在不斷地以正義的觀念為指引對制度加以完善的過程中,正義的精神依然可以通過制度表現出來。每個歷史時期都有其特定的判斷標準,這種標準應當由當時符合社會中的“整體的公正”來判斷是否具有正義性。自1982年10月中國勞動學會召開工資制度理論問題討論會至今的20多年時間里,我們在工資制度的改革上是成效顯著的,在關注了工資的分配公平的基礎上更加注重了分配的效率問題。正義觀本身即是歷史的、演進的,衡量一個制度是否符合正義的標準也要始終將其放置于歷史的范疇中去考量。
參考文獻:
[1] 方敏,趙奎.解讀馬克思的工資理論[J].政治經濟學評論,2012,(7).
[2] 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200.
[3] 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等,譯.北京:社會科學出版社,1988.
篇8
互利文化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文化。人有自利的一面。社會生活和經濟在許多方面離不開互利合作。如果拋棄互利文化,單純強調自利文化,這個社會只有一個前途,那就是滅亡?;ダ幕嗽从谌祟惖纳屏急拘院偷赖虑椴?,更多的是源于單個人的弱小,而只有合作互利才更有利于人類的發展。另外,社會制度也要求人們互利合作。大量的經濟理論和實踐已經證明,互利合作是人們從事經濟活動,處理財務關系的最佳選擇。和諧財務文化肯定比沖突財務文化更有生命力。
二、和諧財務文化構建的基礎是財務關系文化
財務關系是由財務活動引起的人與人之間,經濟組織之間,人與經濟組織之間的經濟利益關系。如何處理財務關系,成為財務管理的重要內容,財務關系是否和諧成為和諧財務的重要標志。財務關系文化的好壞極大地影響和諧財務的基礎。試想財務關系人之間充滿著爾虞我詐,和諧財務文化就根本無從談起。
三、和諧財務文化構建的核心是誠信文化
誠信是人類社會健康發展的基本道德準則,是市場經濟的核心。誠信文化是市場經濟文化的核心,也是和諧財務文化的核心。誠信文化要求人們在財務活動中要誠實、守信、自覺約束自己的財務行為,在不損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利益。這樣財務才能實現和諧。相反,如果財務關系人之間誠信缺乏,必然造成信用危機,進而引起財務沖突,甚至引發財務危機和經濟危機。誠信文化作為和諧財務文化的核心文化,首先要求各個財務主體道德自律,履行自己的道德責任和財務責任。其次,需要法律的嚴格約束,失去法律約束的誠信是脆弱的。最后,營造良好的誠信文化氛圍,加大誠信的宣傳教育力度,提升整個社會人的基本素質。
篇9
關鍵詞:傳統文化;校園景觀;應用探討
1 傳統文化的含義
傳統文化是指人類在社會歷史發展過程中所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表現了民族歷史上各種思想文化和觀念形態。包括道德情操、風俗習慣、、學術思想、文學藝術、各種制度、科學技術等。中國傳統文化在思想、道德、風俗、心志、文化、藝術、制度、技術等方面都別具一格,特別是它自然淳樸、寧靜淡雅的審美觀,自然順暢、和諧共存的自然觀,真善平和、自尊自愛的思想觀,以及造型多樣、充滿活力的藝術形象,都值得我們進行了解及傳承。
2 傳統文化在校園景觀設計中的重要性
21世紀,中國大學迎來了一個快速發展的時期,校園景觀設計已經成為學校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內容。校園景觀既是高等教育實施的場所,也是高等院校的標志,學生需要具有安全感和舒適感的校園景觀來提供學習和居住的場所。校園的景觀布局規劃必須要在一定思想和理念的指導下才能體現出來,因此,傳統文化已經成為大學校園建設中不可或缺的構成要素之一,對當今大學校園景觀設計產生出重要的影響。
3 傳統文化在校園景觀中的應用
中華民族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因其獨特的自然條件、地域特征、社會制度以及,形成了中國獨特的景觀設計理念和風格。中國現代景觀設計應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從中汲取大量的養分,并進行創造性設計,才能滿足觀賞者的愿望,實現景觀的個性及特色,當然也包括校園景觀設計。校園景觀建設對于高素質人才的培養具有重要的意義。優美的校園環境和深厚的文化底蘊能夠深刻影響廣大師生,形成良好的文化素質及行為方式。
有關中華傳統文化在校園景觀中的應用的例子不在少數,比如北京大學校園標志性景觀之一的未名湖,將一座座建筑融化進湖水里,湖心島、鐘亭、博雅塔、石舫、臨湖軒、楓島、翻尾石魚雕塑描繪出一幅清新、恬靜的畫面。人們處在北京大學的校園之中,總是會沉浸在一種濃厚的文化氛圍中,它的每一處景觀都能體現出文化的進程。
在現代社會,高等教育事業處于快速發展的時期,大部分學校都在加快新校區建設,但有些學校的新校區建設,一味地求新求異,而忽視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傳承,使校園景觀建設缺乏應有的個性和傳統特色。因此,在設計校園景觀的過程中,應該把傳統文化的應用作為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來考慮,積極發揮傳統文化在大學校園中的教育功能。
將中華傳統文化融入到校園景觀設計之中,讓傳統文化在校園景觀中得到更好的應用,讓校園景觀具有中華傳統文化的深刻底蘊。廣大師生置身于校園景觀中,能夠感受到獨特的中華傳統文化積淀。因此,大學校園的景觀設計必須注重與中國傳統文化之間的結合,將優秀的民族傳統文化滲透到校園景觀設計之中,從而營造出獨特的校園文化氛圍,改善校園環境,塑造良好的育人品質。
4 結語
將中華傳統文化融入校園景觀設計中,不僅可以美化學校的自然環境,還可以營造出獨特的校園文化氛圍,使廣大師生共享獨特的精神家園。而如何把中華傳統文化更緊密地與當代校園景觀設計結合起來,最大限度地發揮出大學校園的精神和物質功能,已成為當今校園景觀設計能否成功的關鍵。
篇10
[論文摘要]經過現代性三次浪潮的沖擊以及科層制的建立,行政擺脫道德的糾纏,建立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的發展邏輯。然而,行政并非與道德無涉,不能簡約為行政技術主義。行政本身的合理性、合法性論證,不僅需要以單純技術為基礎的效率支撐,而且有賴于目的性價值的支撐,而道德始終是實現行政目的的必要條件。因此,行政必須超脫傳統的發展邏輯,以正義為導向尋求向道德的回歸。而要尋求道德的價值性辯護,毋寧是要建立起正義的行政制度以及呼喚公民的美德。
西方主流思想家尤其是自由主義者主張:在多元文化和現代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惟有以價值中立為基礎、效率為導向才是公共行政的發展邏輯。他們辯護現代實證主義哲學的“事實與價值兩分”之單純自然科學主義思維模式是保證行政發展唯一可行的方向。換言之,只有以價值中立的形式超脫倫理道德甚至一切差異性的文化價值觀念的糾纏,才符合行政的發展邏輯,才能實踐最有效的行政治理和贏取合法性。然而,這樣的發展邏輯在價值問題上的緘默不語無法解決多元競爭的沖突,更是無法論證行政本身的合法性。行政與其說需要目的性價值,毋寧更是需要道德辯護。而我們所要探討的主題與此關切:公共行政為何游離道德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
一、溯源: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
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是在對官僚制甚至是傳統行政發展邏輯的批判中獲得肯定的。在公共行政的實踐中,傳統行政機械化的發展邏輯使政府效率急劇下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成為“政府失靈”的原因之一。在此境遇下,無論是“新公共行政運動”還是“新公共管理運動”,皆以否定官僚制為政府重構的前提。換言之,是要通過這一批判性的否定為政府再造重塑地基。然而,對官僚制的否定,即使邏輯地符合公共行政對道德的訴求,卻始終擺脫不了傳統行政發展邏輯。在這一問題上,麥金太爾引領了我們的視線。他認為,現代行政發展的邏輯有一鮮明的脈絡:始于啟蒙時代的政治理想,中經社會改良者的抱負以及管理者的合理性證明,直至技術官僚的實踐。麥金太爾所描繪的是行政發展的顯性圖景,然其背后卻潛藏這樣的論斷:考據現代公共行政與道德的分離無可避免地讓我們回歸啟蒙時代,思索先哲的政治理想,而這探究的立足點恰恰就在于政治領域。
行政實踐并非與行政學的創立者們所想象的與政治全然無涉,而是扎根于政治與道德領域。即使是行政學的創立者們以“政治是國家意志的表達,行政是國家意志的執行”這一二分法作為行政學的方法論開端也難以否認:行政須以政治為先導,隱藏在行政背后的政治、道德是論證行政的目的性價值的必要條件。如此說來,從政治領域抽離出來討論行政和道德的分離問題,作為現代探討行政問題的普遍方式,盡管可以探討得細致入微,卻未必比近代的思維習慣更為高屋建瓴。由此,探尋“公共行政的發展為何游離道德”這一命題須回歸源頭,分析政治與道德分離這一行政游離道德的前提。
自亞里士多德以來,行政是政治作為實踐性的學科在技術操作上的應有之義。按照亞里士多德的闡釋,政治關乎城邦這一“最崇高、最有權威、并且包含了一切其他共同體的共同體,所追求的一定是至善”…。在傳統意義上,行政本身也包含追求至善這一本性。然而隨著政治與道德的分離,現代行政催生以來便消逝了這種本性,此時行政在名義上已擺脫了政治。著名的解釋學家列奧·施特勞斯曾斷言:政治與倫理的分離具有明晰的路線圖,經過始于馬基雅維利、中經盧梭、近到尼采的“現代性的三次浪潮”的連續沖擊,西方政治哲學及其傳統已在三次危機中難以挽回地衰落。古希臘所塑造的傳統哲學認為人本身是向善的,政治或者是行政本身就在于實踐這種至善,所追求的價值就在于城邦的道德,道德與政治并沒有被嚴格區分,而且兩者相互糾結、支撐與印證。然而,現代性的三次浪潮對這一傳統進行了釜底抽薪:“當馬基雅維利以政治權力取代政治美德、盧梭以自由(權利)作為政治原則、尼采用權力意志取代國家政治本身時,在古老雅典城邦的政治生活和古希臘哲賢的‘愛智’冒險中生長出來的政治哲學,便開始從‘權力政治學’向‘自由(權利)政治學’——經過霍布斯的‘自然權利政治學’和洛克的‘財產政治學’的預制——最后到‘權力意志政治學’的蛻變?!?/p>
按照施特勞斯的診斷,政治游離道德是一個“現代性事件”,主要由“三次現代性浪潮”的沖擊所導致。然而,沖擊后的行政還要有能夠實行價值中立、提高效率的實踐性或環境性契機。政黨分肥制便為之提供了這樣的機遇。威爾遜的行政“價值中立”原則便是針對當時美國的“政黨分肥制”,為了一勞永逸地擺脫其糾纏所做出的設置。他以完全超脫道德、政治甚至是法律領域的“事務性”來描述行政管理的領域,“它與政治的領域那種混亂和沖突相距甚遠。在大多數問題上,它甚至與憲法研究方面那種爭議甚多的場面也迥然不同。”恰是服從于解決“政黨分肥制”這一具體問題的“價值中立”原則與韋伯的“官僚制”相結合,把道德價值從公共行政領域中徹底剔除。
由此,現代行政發展邏輯在歷次的思潮碰撞中,在政治與行政的分離過程中,形成了這樣的理論抑或假象:行政與道德全然無涉。它試圖邏輯周延地表明:效率是價值中立的必然結果,而要實現效率,惟有尋求事實與價值兩分的價值中立。
二、問題:現代行政邏輯與道德之間
行政擺脫了道德、行政學脫離政治而產生毋寧是現代性事件,經過與道德的決裂以及機械論科層制的發展,公共行政嘗試依據科學和技術路線尋求自身發展邏輯的理性化,逐漸構建起自己的邏輯體系。然而正當現代行政構造起自足的技術體系,準備擺脫道德飛躍發展的時候,道德的問題卻又緊緊地糾纏著它,使之返回始發點。道德問題猶如現代行政背負的“原罪”,即使他們妄圖遺棄,卻又總是悄然復歸。這一“原罪”,便成為新公共行政運動及新公共管理運動進行政府再造的突破點。盡管它們的努力無法超脫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甚至恰恰表現了官僚制總體實現的結局,但闡明了行政邏輯的顯性危機。對這一問題的探究迫使我們回到現代行政發展邏輯鏈的始發點——價值中立的問題上回復這樣的追問:行政能不能徹底脫離道德的范疇?易言之,超道德的行政是否可能?
顯然,價值中立本身也是一種價值觀,并非沒有價值立場,而是為了確保自身的價值及效率性,“超越于包括道德倫理、宗教和其他一切非政治文化價值之外的獨立性,”l4追尋中立性的立場。從行政本身的建構來說,這樣的立場始終是難以存在,因為行政本身不是一種純粹的技術應用問題,而這正是由行政的意圖和手段所決定的。行政的目的并非單純機械性地分配資源,其作用本身潛涵著價值性的目的或關懷。盡管政府通過援引其之為社會變化的管理者的科學能力及純粹的技術,來證明其自身的合法性和權威性的方式曾經起到一定的作用,但是公共行政所面臨的是包括多元文化、多元價值觀的沖突所產生的難題,單純依靠簡單的技術能否解決價值沖突上的問題已是不言而喻。單純追求效率和中立價值的技術操作始終無法越過難以精確衡量隱性價值這一鴻溝,功利主義的困境深刻地表明了這個難題。因此,針對這一難題,法默爾不無義憤地說:“人在這種形式的合理性(為效率追求技術)中當然可以獲益,但要以拋棄實質的合理性為代價?!盻5因此,他建議我們應該擺脫這種困境,從后現代性而非現代性的心靈模式思考公共行政。然而,這種現代普遍理性主義規范論的視角只注意到了行政作為一種非人格的組織化、效率化的治理方式的外在特征,卻忽略行政作為社會組織化生活方式的內在價值特征和精神特性。
誠然,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的弊端不僅僅在于先天道德論證的缺失,其具體運作機制上也反映出超道德行政的謊言。行政的體制的建構以及行政機制效能的發揮都有賴于公民的政治參與,作為民主政治的基本特征之一,政治參與是現代政治發展的重要內容。沒有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參與和實踐,也就不可能實現全體公民對政府行政的共同認同和實踐承諾。每一個具有自由意志和獨立的理性判斷能力的人,不會在無強迫壓力的情況下認同和承諾任何外在于他自己意志認同的制度約束或規范限制。在公民對約束自己自由意志的行政機制的認同過程中,個人的理性判斷和價值篩選起著關鍵的作用,解決不了這個關鍵因素,行政效率也無從談起。然而,問題在于個體存在著差異,而且道德上的差異甚于生理上的區別。作為公民的個體在政治參與的實際進程時,不可能完全擺脫不同家庭教育、和道德理想的影響。恰好相反,這些差異巨大的非政治的因素常常深刻地影響著公民的意識和主張,乃至他們的政治選擇和政治行動。在這樣的矛盾中,單純依靠技術顯然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而會陷入非此即彼的困境,毫無效率可言。
如果在現代行政的邏輯中,以價值中立為出發點,僅僅為了追求科學能力的優越感和效率的提升,以單純的手段或技術來理解行政,而與正義與非正義、善或惡、美德、至善等道德問題全然無涉,那么行政本身也難以證明其合法性和基本的效率優越。
三、回歸:公共行政的道德價值性辯護
若缺少道德的價值向度,或者過度強調現代民主政治的“價值中立”或“價值無涉”而追求行政的道德無涉,那么行政的正當合法性也就成為問題。
如果我們把行政界定為以行政機關為主體,運用公共權力所實踐的具有強烈組織性能的治理活動,那么公共行政如何回歸道德的目的性價值辯護這一追問的實質意義就在于如何建構、論證行政權力及其運用方式的道德正當性及合理性基礎,實踐行政行為的道德準則,實現其價值層面上的意義。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純粹的價值中立以及效率不可取的境域中應該遵循一種什么導向?由行政本身的內在邏輯和需求探尋,這導向毋寧是公共行政中的正義。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開篇明義:“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正像真理是思想體系的首要價值一樣”。這一論斷同樣適用于行政領域。作為一種制度,首要的便是在紛繁復雜的價值沖突中能有效地維護政治秩序,獲得公眾的認可及同意,贏得合法性基礎。現代行政的發展邏輯在獲得合法性方面暴露了自己的缺陷,因為合法性的奠定和維護除了依靠政府單純的價值中立和效率之外,更多地基于政治制度本身內蘊的理性和人們對它的信念,“合法性作為政治利益的表述,它標志著它所證明的政治體制是盡可能正義的”。因此,合法性基礎實際上包含著對政治秩序有效維持這一合理性評價和道德性評價中的實質正義。而正義正是合法性的內在動因。以合法性的結構視之,管理者和公眾是合法性的結構載體,兩者不是純粹的單維構建,而是具有回應性的,共同使合法性呈現動態發展過程。并且隨著公眾價值的多元性、精神特性的差異化擴大,公民更多的是在現代民主法則的框架下,根據自己的道德判斷和利益來評價政治及行政,因此對公眾回應需求的滿足程度成為能否贏得認可和支持的重要關鍵因素,而這種需求最根本的是對正義的訴求。
然而,正義要成為現代行政的新導向還必須滿足這樣的事實:行政雖然不能以單純的效率為導向,但是卻不能缺乏效率。以正義原則為導向是否會降低行政效率?換言之,正義導向是否排斥效率?恰恰相反,正義導向之中涵蓋著最大的效率追求?!皩τ谝粋€社會來說,最大的潛在的動蕩因素是來自社會內部各個階層之間的隔閡、不信任、抵觸和沖突。通過對社會成員基本權利和基本尊嚴的保證,通過必要的社會調節和調劑,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隔閡可以得到最大限度的消除,至少可以緩解,進而可以減少社會潛在的動蕩因素?!鄙鐣蓡T之間價值觀等非政治因素的差異是客觀存在的事實,以統一的觀念整合人們的思想難以達成,重要的是應付這些非政治因素的滲透所采取的方式。行政的正義導向能夠為公眾提供平等地表達社會訴求、參與社會治理的機會,積極地發揮自己的潛能,“不僅在行政體系自身中呼喚出有效率的行動,而且能夠在它的管理對象那里,即在整個社會中激發出存在于社會成員之中的整合社會秩序、推動社會發展的潛能?!币虼?,正義的導向消弭了社會矛盾,增強社會成員的凝聚力,極大地激勵他們的主動J眭和積極性,使政府在獲得最佳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政府從日常社會事務的管理中極大地解放出來,降低政府的運行成本,呼喚出高效率。
因此,現代公共行政應該拋棄以往的邏輯,以正義為導向。然而,以平等、正義為主張的新公共行政或新公共服務并不能真正實現正義,法國學者皮埃爾·卡藍默對新公共行政追求正義的困境做出了很貼切的診斷:“僅僅進行機構改革是不夠的。必須‘改變觀點’,對當前治理模式的基礎本身提出質疑,即使這些基礎已經為長期的習慣所肯定?!眑l。。這實際上是一個大膽的結論,意味著公共行政也和人類的治理一樣處在根本的轉型之中,這促使我們重新思考行政正義導向的內在需求。羅爾斯認為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這實質上潛藏著這樣的論斷:正義毋寧是制度的正義。以此推之,行政的正義毋寧是行政制度的正義,實現行政正義導向的關鍵在于行政制度本身。
行政制度是行政最為重要的規則體系。只有通過制度的安排,對有限的社會資源進行合理的分配,公共行政才可能保持它的正義導向,才能實現良好的社會秩序。同時,也只有體現正義的制度才能成為協調社會各階層相互關系的基本準則,才能為全體社會成員所接受并自覺遵守,否則就淪落少數人謀取私利的工具。構建符合正義導向的行政制度是一個系統的工程,需要考慮到行政的制度選擇、制度設計和安排的正當性程度,深入研究制度的實際運作。這關涉到“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的社會客觀條件和環境,包括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條件和環境,比如,社會的政治自由程度、公共理性程度、制度創新的資源供應、社會公民的政治參與、政治責任和政治美德狀況,以及特別重要的是制度選擇、設計和安排與社會政治生活實踐要求的契合程度,等等?!薄_立行政制度的正義導向不僅是公共行政目標模式的變更,而且意味著公共行政的制度、運行機制和行為模式的根本性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