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農問題的解決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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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城鄉互動是指城市與鄉村在區域發展中,相互影響、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動態過程。城市的發展來自于廣大農村區域的支持,而隨著城市的成長壯大,城市有責任和義務幫助農村擺脫困境,促進與拉動農村區域增長,而廣大農村又是城市未來發展的巨大潛在市場,城市的可持續發展必須依賴于廣大農村,城鄉互動是城市和鄉村發展的前提。

農村問題,突出表現的是戶籍制度改革。以往戶籍制度將城鄉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鄉之間經濟發展、文化水平的較大差異;農業問題,主要是農業產業化的問題。市場經濟是以市場為導向、根據市場配置資源的經濟形態,農業的購銷體制不暢是農業不能快速發展的一個重要原因。有的農民抱怨種了東西賣不出去或賣得過于低廉,就是因為沒有遵循市場規律;農民問題是“三農”問題的核心,它包括農民素質問題和減負問題。素質問題主要是指文化素質。目前農民素質普遍較低,不僅影響農村經濟發展和農村城市化進程,而且制約城鄉互動和區域經濟的整體發展。

“三農”問題的根源在于農村人口過多、資源匱乏。對“三農問題”起制約作用的矛盾主有是兩個:一是人地關系高度緊張;二是城鄉分割體制而形成的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矛盾,“三農問題”的一切根子,都在這兩個矛盾上。

城鄉互動發展使城市要素、產業與職能向農村區域有序擴散,即通過市場機制,使資源、資金、技術等要素在城鄉地域空間上,在不同產業間有序流動和優化組合,促使城鄉經濟持續發展。這不僅為“三農”問題的解決提供動力與物質保障,而且為城市盤活閑置資產、產業結構調整、城市產業升級開辟新的路徑。

城鄉互動的發展改變了城鄉分割的體制和政策,進而消彌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實現農村市場化、工業化、城市化,逐步徹底解決“三農”問題。

城鄉經濟的互動發展,從區域社會整體利益和公眾的基本需求出發,將城鄉的生產和生活活動納入區域社會生態系統中,協調了城鄉兩大集團的經濟利益分配,不僅形成了安定的社會環境、共建、共有、共享的城鄉生態系統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而且為城鄉創造公平的發展環境和生存空間,保證了農民利益,為“三農”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堅實基礎。

城鄉互動發展在承認城鄉文化異質性和互補性等基礎上,用公認、理性、進步的文化價值觀將城鄉文化統一起來,把鄉土觀念和現代城市文明有機結合起來,有利于農民文化素質的提高、生活方式的改變、消費觀念的更新和農民市民化進程的加快。

2城鄉互動的機制

2.1“推力”和“拉力”

城市在發展過程存在兩種類型的作用力,即向城市中心集聚的向心力和從城市中心向外擴散的離心力。由于它們的非平衡運動,產生極化效應和擴散效應。通過極化效應促進中心城市的發展,中心城市再通過擴散效應帶動腹地的發展。隨著城市經濟發展和產業擴張,就業容量的增加,城市的“拉力”就會加大,進而促進農村勞動力的非農化轉移與充分就業。2002年全國農村轉移勞動力2358萬人,占農村勞動力總量的比重為4.9%,當年返回到農業的勞動力為1009萬人,當年凈轉移1349萬人。其中轉移到工業的占37%、建筑業的占15.6%、第三產業的占43.3%。據有關調查,北京的外來人口為530萬,上海的外來人口為456萬以上。而全國所有大中小城市中,沒有城市戶口的居民據估計不少于8000萬。特別是深圳、珠海等經濟特區的建立,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和其他一些地區鄉鎮企業的發展,更是帶來了人數眾多的外來勞動力。其中深圳經濟特區暫住戶口居民現在已達到280萬,是常住人口的2倍。而廣東省的東莞市、江蘇省吳江市的盛澤鎮,外來勞動力也都超過了當地居民的人數。

從農村社會經濟的發展過程來看,也存在推力和拉力。農村地區經濟的發展吸引了城市生產要素向農村的流動,進一步促進了農村經濟的發展。而隨著農村經濟的發展,產生的大量剩余勞動力,在經濟收入的驅動力驅使下,農民為了生存也不得不流向城市,這樣也產生較大的推力。江蘇省宿遷市到2003年4月底,輸出勞59.01萬人,占勞動力總數的26%。2002年寧夏轉移農村勞動力為13.5萬人、轉移102萬人,1997年至少有3400萬農民在全國縣城以上城市打工,全年打工收入將近2000億元,平均每人5642元,廣東外來人口每年至少給家鄉掙回30多億元(新華網)。這不僅為城市經濟發展注入了活力,而且進一步加強了城鄉互動關系。

2.2民營企業的發展和農村工業化

民營企業的發展可以促進農村產業結構的調整,打破農村搞農業、城市搞工業的傳統觀念,使農村地區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第三產業擴展,進而促進農村工業化和城市化的發展。2000年全國民營企業有2084.66萬個,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27.3%,解決就業人口12819.57萬人,其中安排城市下崗職工104.5萬人。農村非農勞動力為15164.6萬人,占鄉村勞動力的31.62%。2000年全國鄉鎮企業完成工業增加值18812億元,占全國國民經濟工業增加值的47.3%,全國工業增加值中接近一半是鄉鎮企業創造的。據農業部鄉鎮企業局統計,2001年我國鄉鎮企業工業增加值達20315億元,占全國工業增加值的比重達47.8%,比1989年增長了12倍,年平均增長為23.8%。

鄉村工業化水平的提高,一方面會縮小城鄉差距,從而減弱鄉村人口流遷的拉力和推力,促進鄉村城市化;另一方面,又會導致勞動者素質和遷移能力的提高,在城鄉居民收入和消費差距仍然存在的條件下,它又有助于鄉村人口向城市的遷移

2.3農村城鎮化和中小城市的發展

小城鎮吸納農村勞動力面廣量大,是農村勞動力轉移的重要載體。小城鎮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主要是通過鄉鎮企業的發展來實現的。所以,小城鎮建設的重點由數量擴張轉向產業發展,農村剩余勞動力轉化,推進工業化進程,將小城鎮作為縣域產業結構優化及鄉村工業化的增長極。

建制鎮非農人口占全國市鎮非農人口的比重較高,特別是1996年以前。這一方面說明了小城鎮發展對城市化的貢獻率,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小城鎮對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作用。通過農村城市化的發展,也可進一步說明了農村城市化的發展對城鄉互動的作用。

但小城鎮的吸納能力畢竟是有限的,還必須通過中小城市的發展,形成中小城市與小城鎮及農村各類要素的自由流動的網絡式的城鎮體系,從而帶動廣大農村地區經濟發展,實現城鄉良性互動。

2.4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

從世界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歷程來看,城市化是農業現代化的前置條件。農業產業化發展可以從經濟上徹底打破傳統農業所依賴的自然經濟基礎,使其面向市場,走上專業化、商品化、現代化之路。農業產業化和現代化的發展,必然帶來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非農就業比例的增加,促進了農村勞動力轉移和城市化的發展。

農業現代化的發展,一般是以農村中小企業的發展為先導,而中小企業的發展是實現農村剩余勞動力轉移的必備前提。資料顯示,中國的中小企業以鄉鎮企業為主力(占85%)。全國共有2344萬家中小企業。中小企業工業總產值和實現利稅分別占全國的60%和40%左右,中小企業提供了大約75%的城鎮就業機會“九五”末,鄉鎮企業就業人員達12820萬人,占全國農村勞動力的27.3%,其中安排城市下崗職工104.5萬人“九五”末全國農民年人均純收入2254元中有760元來自于鄉鎮企業,占33.7%。鄉鎮企業近10年以來,有7年每年從農村吸納富余勞動力,共吸納4853萬人。這不僅有利于土地流轉,而且更有利于進行農業機械化和現代化生產,提高勞動效率,增加農民收入等。

2.5體制和制度

有效的機制還必須靠完善的體制和制度來保證,所以要真正實現城鄉良性互動就要在就業制度、社會保障體系、土地產權制度等方面進行改革和創新。如改革和完善現有的土地承包制,允許農村土地的自由轉讓、抵押、出租和繼承等,充分發揮土地資源效益;建立農民與市民同樣的就業和社會保障制度;改變過去重城市輕農村、“城鄉分治”的觀念和做法;解除在計劃體制下附著在戶籍制度上的各方面障礙等。通過體制改革和政策調整削弱并逐步消除城鄉之間的樊籬,實現城鄉良性互動。

3城鄉互動模式

3.1城市帶動農村發展

根據國際經驗,一個國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達到800至1000美元時,便開始由工業“反哺”農業,而我國正處在這個階段。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城市帶動鄉村是世界經濟發展、社會進步的共同規律,城市帶動農村發展能帶出“雙贏”的結果。由于城市的發展,可使更多的農村勞動力、農村居民進入城市,同時城市更多的資金、技術、人才流向農村,實現城鄉良性互動,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

國家統計局一項統計表明,我國流動人口已經超過1.2億人。在全國流動人口中,跨省流動4242萬人,占35%。統計顯示,在跨省流動人口中,從四川、安徽、湖南、江西、河南、湖北6省流出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59.3%。主要流入廣東、浙江、上海江蘇、北京、福建六省市,流入人口占全國跨省流動人口的68.5%。

全國流動人口中,從城鎮流出的占27%,從鄉村流出的占73%。流入城鎮的占74.4%,流入鄉村的占25.6%。即1.2億的流動人口中,從鄉村流出的有73%,流入城鎮的有74%。

城鄉人口的流動,不僅解決了工作和收入問題,而且更重要是促進了城鄉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改變了農村經濟結構。2001年,農村勞動力就業結構中,農業(農林牧漁業)所占的比重為67.3%,非農產業所占比重為32.7%,非農產業所占比重比1989年上升了11.9個百分點。農民從事非農產業所得到的純收入由1989年的142.4元提高到2001年的1066.4元,增長6.4倍。農民人均非農產業純收入占農民人均純收入的比重由1989年的23.7%提高到2001年的44.7%。

3.2城鄉一體化

目前我國城鄉二元結構仍較突出,城鄉隔離使人口與資源之間的矛盾加劇,導致“三農”問題的解決難度與日俱增。要變城市因素的負面作用為正面推動,達到既能緩解農村剩余勞力,又能推動城市化進一步發展的雙重目的,就要打破城鄉隔離制度,實現城鄉市場、產業結構、保障體系和土地市場等一體化發展。農村經濟的發展離不開與城市經濟的互動,國內外的歷史發展表明,這種互動可以促使城鄉都得到有序的發展。浙江省農業勞動力占全社會勞動力的比重,從1980年的67.7%降低到2000年的37.2%,共下降了30.5個百分點。相應地城市化率也從1980年的14.9%,提高到2000年的48.7%,共提高了33.8個百分點,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12.5個百分點,這種城市與農村互動的良好發展勢態,為城鄉一體化發展樹立了楷模。

5年來我國城鄉居民實際收入水平差距的增長非常緩慢,年平均差距增長僅為5.25%;城鄉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差距增長也比較緩慢,年平均差距增長僅為0.85%。說明了城鄉差距正在朝著縮小的方向發展,即城鄉一體化發展趨勢明顯。

區域一體化發展是促進城鄉一體化和解決“三農”問題重要途徑。長江三角洲鄉鎮、村及村以下,工業產值占全國同一類型總數的38.8%,大部分縣及縣級市的鄉鎮工業產值已超過整個工業的一半,蘇南和上海郊縣則占三分之二,在農村工業總產值中,工業已占80%—90%以上。因此,使得長江三角洲一體化的集約化發展尤為突出。如上海人均GDP為四川、江西、安徽的6.39倍、6.35倍和5.87倍,浙江、江蘇為四川的2.62倍和2.32倍。

通過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最終將目前的產業三元(城市工業、鄉鎮企業和農業)、區域三元(城市、城鎮和鄉村)、勞力三元(城市工人、鄉鎮企業工人和農民)和產權三元(個人、集體和國家)推向一元。

3.3區域城市化

城市化不僅能解決農民轉移就業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變革了農村生產關系。區域城市化發展使我們重新認識城鄉關系、市民與農民的關系以及工業與農業的關系。實行城鄉間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重新配置,可以達到城鄉互補,共同繁榮。一方面,城市里有技術、人才、資金和文化教育設施;另一方面,農村有土地資源和人才資源,利用兩者的優勢,則使雙方的利益都得到了補償。牛文元認為,中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唯有靠實現城市化戰略才能夠最終完成。韓國區域經濟發展和城市建設的關系證明,確立區域城市化發展戰略是符合區域經濟發展規律的。

長江三角洲是我國現代城市發育最早、城市化水平最高、城市體系最完備的地區之一。長江三角洲地區2000年末人口為7469.54萬人,城鎮人口3072.44萬人,占總人口的40.94%,城市化水平比全國平均水平36.22%高出4.72個百分點,上海高達74.62%。GDP為13739億元,人均GDP為18393元。區內有大、中、小城市54個,1396個建制鎮,平均每1800km2就有一座城市,不足70km2就有一座建制鎮。2001年8月,浙江省在中國率先實行城鄉一體化最低生活保障,把農民納入最低生活保障網絡,2001年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達到4582元,江蘇蘇南農民純收入達到4990元,長江三角洲地區許多城市的郊區事實上已經連成一片。

3.4城鎮網絡化

城鎮網絡化是城鄉互動的有效途徑,所以要大力發展面向“三農”的新型城鎮體系,形成小城鎮與發展大中城市并舉的城鎮網絡化結構,進而從根本上徹底解決“三農”和整體內需不足的問題。如內蒙古全區已有建制鎮273個、鄉集鎮1216個,各類小城鎮人口達到625萬,占全區總人口的1/4以上,已初步形成以旗縣所在鎮為中心、建制鎮為骨干的小城鎮網絡。

隨著經濟的迅速發展和城鎮化的加快推進,以城鎮為主體的區域經濟結構正在演變為各具特色的城鎮群,或以大中城市為核心的多層次城市圈(城市經濟圈)。如以北京為核心的京津唐城市圈,以上海為核心的長三角城市圈,以廣州、深圳為核心的珠三角城市圈,長株潭城鎮群等。這些城市圈城市密度較大,網絡結構發達(如上述的長三角),也是近年來我國農民進城的重點流入地區,也是我國城鄉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和城鄉良性互動的典型區域。

4促進城鄉良性互動的措施

目前影響城鄉經濟良性互動發展的障礙有思想觀念、體制機制、資源、經濟結構和素質。因此要更新觀念,要跳出農村,通過城市化和新型工業化繁榮農村;跳出傳統農業,通過農業產業化和發展非農產業發展農業;跳出農民身份的束縛,實現農民非農化和提高農民現代化水準。

通過一系列制度改革來實現人民真正的平等權力,不再因血統、居住地、職業的不同而享有不同的就業制度和不同的社會保障制度生活,讓農民成為自由和平等的中國人,真正實現城鄉良性互動。

4.1處理好幾個關系

城鄉良性互動的前提是處理好農業與二、三產業的關系、鄉村與城市的關系、農民和工人的關系,使工農、城鄉、國民經濟協調發展。也就是實現“三農”的“裂變”,即農民怎么變成工人,農村怎么變為城鎮,農業怎么逐步實現工業化,其核心是如何推進農業的產業化,它是實現“三農”裂變的載體,只有處理好這幾個關系,并實現了農業的產業化(如創建一批農業科技產業園),才能真正體現農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才能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才能推動農村的現代化,從而從根本上解決農村問題。

4.2加快市場化發展、促進要素合理流動

中國農村經濟落后的主要原因是農民進入市場太難,阻礙太多,費用太高。所以要形成統一的城鄉市場和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這樣才能讓民間的資本、外來的資本與城鄉勞動力自由組合、優化配置,才能促進區域內和跨區域的人口流動,進而促進城鄉良性互動。

只有按著發展先進生產力的要求,促進城市的生產要素向農村流動,農村人口向城鎮轉移,加快城鎮化步伐,促進城鄉間生產要素的流動,才能真正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和城鄉經濟的良性互動,進而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

4.3城鄉統籌、相互促進版權所有

目前我國城市基本上搞的是市場經濟,而近10億人口的農村很大程度上依然沿襲著計劃經濟的傳統體制。資源要素未能在城鄉之間統籌配置,城鄉經濟發展不能形成內在的相互促進機制。

城鄉統籌可以改變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可以跳出傳統思路,站在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全局的高度考慮“三農”問題;可以成為解決就業問題的突破口,同時也是經濟發展戰略的重大轉變和解決“三農”問題新的希望。

4.4建立保障機制、促進經濟發展

篇2

關鍵詞:農業科技進步三農問題

“三農”問題,即農民、農村、農業問題,是以農民為主體、以農村為地域、以農業為紐帶,相互聯系的農民、農村、農業問題的總稱。當前,我國農村經濟的發展面臨著許多制約因素,人口增長與糧食供給矛盾、農產品結構性矛盾以及農村經濟發展所面臨的耕地資源緊缺、環境污染、農業生態惡化等,給農村未來的發展造成嚴重威脅。

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農村經濟的發展必須依靠科技進步。要想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必須從解放農業生產力入手,從科技進步入手,科技進步是解決“三農”問題的關鍵。

1.“三農”問題的成因

1.1人多地少勞動力過剩,農產品價格不高以及農村知識斷層

1.1.1中國農村勞動力絕對過剩

中國有占世界22%的人口,卻只有占世界7%的耕地,全國人均耕地面積不足1334平方米,其中:有666個縣人均耕地面積少于534平方米,400多個子縣人均耕地面積少于334平方米,加上荒漠化、沙漠化、城鎮化建設用地,人地矛盾惡化,也就是說,在中國農村普遍存在著勞動力絕對過剩的問題。

1.1.2中國農產品價格不高,農民增產不增收

改革開放以來,農產品的價格雖有抬升,但農產品的價格始終漲不過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價格,農民普遍存在著增產不增收的現象。因此,就全國而言,70%的農業人口生產出來的農業總產值卻只占國民生產總值的17%,這些農業產值在不考慮任何負擔的情況下,全部分攤給所有農民,也難以和城鎮居民持平。

1.3農村知識斷層

近年來出現的“民工荒”,表現為就業難與企業招工難,有人沒事干與有事沒人干同在。而這種所謂的“民工荒”在很大程度上是技能型工人的缺失,民工回流不是自動離棄造成的荒缺,而是被動淘汰后的黯然退出,實質上并不是真正缺乏普通民工,而是缺乏高級管理人員和高級技工,這種“民工荒”表象背后的實質是農村知識斷層。這種知識斷層有其深刻的歷史原因:首先是教育產業化剝奪了很大一部分農民子弟受教育的權利,因為在一日三餐溫飽問題尚待解決的廣大農村,能為子女接受中等或高等教育買單的家庭并不多,而作為職業技能教育,雖然是農民獲取技能的一條捷徑,但是由于長期以來對職業教育的忽視,職業教育的社會影響不大,廣大民工有意回避技能教育,放棄了素質提高的機會,他們即使從農村轉移出來,也只能從事一些掙錢少、又苦又累的體力活,經濟和生存狀況難以改善。

2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是促進三農問題解決的關鍵

2.1普及科技知識,增加農民收入

“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增收問題。增加農民收入的途徑很多,但提高農民科技文化素質是增加農民收入的根本途徑。農村經濟要發展,科學技術是關鍵,而科學技術要靠高素質的人來掌握和運用,沒有農民的知識化,就沒有農業的現代化。因此,農民科學文化素質的提高是一個根本性的問題。目前,我國農民的文化程度普遍較低,不能有效適應現代農業的發展要求。雖然也應用新技術,但受到文化素質、傳統農業意識的影響,對農業科技成果的認識不足,接受能力差,嚴重阻礙了農業科技成果的迅速普及推廣和轉化,也制約了農村經濟的快速發展。所以,要切實普及農業科技知識,在農業科研機構與農民之間真正架起溝通的橋梁,把“科教興農”落實到千家萬戶。深入開展科技下鄉活動,通過放映科普光盤,印制科普書籍,結合農時季節開展示范作業等措施,糾正過去的錯誤認識和做法;結合發展特色農業和生產實際的需要,開展針對性強、務實有效、通俗易懂的農業種植和飼養的科技培訓;全面開展農民職業技能培訓工作,提高農民轉移就業、轉崗致富能力。

2.2通過科技創新,加速農業增產

把促進農業創新作為農業科研的重點和方向,把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作為農業科技進步的戰略重點和調整農業結構的中心環節,集中力量,加大投入力度,著力提高原始創新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不斷增加農業科技含量。按照科學布局、優化資源、提升能力的要求,深化農業科研體制改革,加快建設農業科技創新基地,改善農業技術創新的投資環境,加強科研基礎條件建設,圍繞綜合開發,合理利用資源,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和農產品市場競爭力,推進農業健康、快速發展,實現農業增產增效。

2.3依靠科技進步,促進農村發展

我國是一個農業大國,人口大國,隨著人口的不斷增長,人均耕地面積仍會降低,農業資源依然短缺,要增強農業綜合生產力,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和農業競爭力,同時確保農民收入不斷增加,完成小康社會建設大業,必須加快科技進步的進程,促進農村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高度重視農業科技進步與合理應用,以市場為導向,立足資源和區域優勢,不斷深化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促進農業產業化升級,加強關鍵領域和重大技術的研究,重組我國較為分散的農業科研力量,提高全國農業科技資源的利用效率,將先進的科學與技術轉變為農民增收和農業致富的手段。構建農業科技創新體系,確保糧食安全,增加農民收入,總結我國農業科技發展經驗,準確把握新階段農業與農村經濟發展的特征和方向,明確目標,奮力攻關,以新的突破推動“三農”工作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金娟琴等:我國農業工程教育面臨的問題與對策[J].高等農業教育,2001,(6):42

篇3

近幾年,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已成為決策界和學術界普遍關注的熱點,上上下下都在討論“三農”問題,紛紛為其獻計獻策。到底“三農”問題出在哪里、癥結何在?有什么辦法能夠解決或緩解它?這是本文要研究的主要內容。

一、“三農”問題的核心與癥結所在

當前在農村社會經濟發展中出現了一系列需要關注和亟待解決的問題。例如,有農民收入問題、稅費負擔問題、勞動力轉移問題、土地市場制度問題、農村金融制度問題、糧食流通體制問題,還有農村市場消費、鄉村基礎設施建設、九年制義務教育、社會基本保障制度以及農民自組織等等問題。乍一看,怎么會冒出這么多問題來,使人覺得無從下手。其實,當前農業、農村暴露出的一系列問題,并不是近期才產生的,有許多問題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已出現了,不過那時問題還沒有累積到現在這種嚴重程度。另外,從這些問題之間的關系分析,農業、農村和農民中出現的諸多問題并不是并列關系,也不是在同一時期發生的,其中有許多問題是相互關聯,存在著衍生關系。比如,農民收入問題與稅費負擔、勞動力轉移、土地市場、金融制度就有著直接關系,同時也與糧食流通體制、農村市場消費等密切相關。因此,在陳述“三農”問題時,不能簡單地羅列問題,應該找出事關農業、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重大問題和核心問題來,分析其形成原因,并對癥下藥。

我認為,當前“三農”問題集中反映在三個方面:一是農民收入問題,二是農村市場消費問題,三是農村勞動力轉移問題,其他問題要么是由這三個問題引發出來,要么與其緊密相聯。目前“三農”問題已經和過去的“三農”問題發生了本質的變化。假如說過去有“三農”問題,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表現在宏觀層面上僅僅是一個農產品供給問題,或者說是食品安全問題;現在三農問題已經從食品安全問題演變成一個以收入、消費和就業為中心的經濟和社會問題。在現階段,歸結起來“三農”問題的核心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越來越大。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經濟的繁榮主要表現在城市方面,農村經濟發展要相對落后。同城市相比,農村發展落后首先體現在投資嚴重不足,基礎設施供給明顯滯后。自1998年中央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以來,雖然中央和各級地方政府向農業和農村投入了大量資金,明顯改善了農村基礎設施的落后狀況。但是,在利用財政資金改善城鄉基礎設施建設上,國家向城市投資多而對農村投資偏少。例如,1998年至2002年國家連續發行建設國債6600多億元,其中用于農業和農村的資金約為1897億元,占28.7%。2003年,國家又發行國債1400億元,用于農業、農村的資金為445億元,占31.8%。就是這2300多億元,還包括了大江大河工程治理、生態環境保護和建設投資等,而這些投資直接受益的是全社會,對拉動農村經濟發展的直接作用并不十分明顯。在國家集中大量資金投向城市基礎設施建設后,使得城市公共品的供給和現代化水平上了好幾個臺階。和國外比較,目前我國的城市特別是大中城市的現代化水平并不比發達國家差,甚至還超過一些國家??墒?,由于農村投資少,鄉村道路、人畜飲水、醫療衛生、文化教育和社會保障等公益性事業發展嚴重落后,同城市的差距越拉越大。這里,如果僅以基礎設施供給狀況衡量城鄉發展水平,那么當你進入中國的大中城市就好像到了發達國家,相反當你進入中國的農村又好像到了發展中國家。這種城鄉反差既存在于東部沿海地區,也存在于中西部地區。城鄉投資差距不僅反映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而且還反映在民間投資方面。在20世紀90年代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增長也遠遠落后于城市。從1990年到2002年,城市集體和個人名義投資增長了14.6倍,而農村集體和個人投資僅增長了5.5倍,城市比農村增長速度快1.7倍。農村投資增長慢,經濟發展速度必然也慢,進而農民收入的增長也不會快。1990年到2003年,農民人均純收入增長了76.9%,年均增長4.48%,比80年代增長速度(8.4%)幾乎慢了一倍。而同期內,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由慢變快,13年里居民收入增長了159.8%,年均增長7.6%,增速是80年代(4.5%)的1.7倍。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的收入越來越高,與農民的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比如,1985年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是農民的1.86倍,1990年為2.2倍,1995年上升到2.71倍,到2002年高達3.1倍。2003年,由于農民人均純收入增幅比上年下降了0.5個百分點,而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長了9%,導致城鄉居民收入差距擴大到3.23倍。受收入增長的制約,農民的消費增長也極其緩慢,同城市居民的差距也在拉大。從1993年到2002年,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名義上增長了2.58倍,而縣及縣以下僅增長了1.87倍。到2003年農民人均年消費支出水平是城市居民的1/3,消費差距比80年代擴大了40%以上。由于農民消費增長緩慢,農村市場需求明顯偏冷,導致其在全社會中的市場消費份額出現了萎縮的趨勢。例如,在1990年農村市場消費在全社會中的份額是53.2%,1995年降到40%,2002年進一步降到36.7%,2003年又進一步降到35%(見下表)。當前,農村投資不足,農民消費增長緩慢,已嚴重影響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因為,在12.92億人口中,有9.37億農民在緊縮投資和壓縮消費,勢必會給啟動內需拉動經濟增長帶來巨大的困難??梢钥隙ǖ闹v,在通貨緊縮的情況下,要想啟動內需首先必須將占全國2/3人口的農民的積極性調動起來,鼓勵他們投資,刺激他們消費,只有這樣中國的經濟增長才會有動力。面對城鄉發展差距,有人提出,目前中國的農村狀況比過去惡化了,農民的生活水平越來越差。這種說法有些偏激,甚至對農村缺乏起碼的了解。從實際情況看,當前農民的收入水平、生活狀況都比過去大大進步了。但是為什么三農問題又突然變尖銳了呢?關鍵是農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與城市居民的差距擴大到了某種限度,給人的感官視角造成了異常刺激,引起了社會部分群體的心理失衡,危及到社會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版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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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三農”問題 城鄉經濟一體化 和諧社會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結構的分化和發展不和諧問題凸現出來。其中城鄉分割、工農失調與城鄉發展不和諧不僅是國人關注的“三農”問題的實質,而且也關系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與和諧社會的構建。因此,探索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協調發展的新途徑是解決“三農”問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構建和諧社會的根本出路。

我國特有的城鄉二元體制,使我們在解決“三農”及城鄉一體化等問題時面臨著極為沉重的體制障礙。一方面農村經濟基礎薄弱,人多地少,資本積累與投入不足,產業化和市場化程度較低;另一方面工業化與城市化的大量資金源于農業積累、農業耕地被大量占用。在二元經濟和城鄉二元體制約束下,“三農”問題不可能單純靠中央轉移支付和從農業內部得到解決。本文就實施城市工商業向農業產業的滲透和擴散,最終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的協調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探索。

一、農業發展的金融支持

處于經濟轉型關鍵時期的農村地區面臨著嚴重的資本困境,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的支持作用下降,兩者的脫節和摩擦更加嚴重。在討論反哺政策時,總是強調向農村、農業“輸血”是不夠的。必須充分地培育農業產業的自生能力和競爭能力。另外,由于中國廣大農村普遍存在著信用質量低下,民間金融萎縮,農業產業缺乏競爭優勢,因而汲取資金的能力極其脆弱。相反,由于工業相比于農業具有普遍的比較優勢,農業資本從農村“外逃”至城市經濟。這表明農村金融的脆弱性極其嚴重,其影響農村金融體系的造血和輸血功能。為此加快金融體系創新,解決農村經濟發展中的資本困境問題,成為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中央政府通過財政制度改革提升國家財政能力,對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對農村的金融支持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現有的政府主導的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對經濟增長的作用出現梗阻現象,通過金融功能再造等多種手段建立一個健康的金融體系對于農村地區的發展振興具有重要意義。

二、農業發展的技術支持

農業發展必須走科技之路,這是我國人多耕地少的國情選擇,也是產業結構優化的自身選擇?;谖覈萍紝r業支持的現狀、特點和趨勢,結合國外和農業發達地區的先進經驗,我國應主要強調生物技術、化肥技術和農藥技術以及農產品加工技術對農業進步的影響。具體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建立農業項目科技進步基金;重視農業政策對農業科技進步和農業技術推廣的影響或作用;建立和形成對農民進行有效技術培訓的制度保證;建立農村科技合作網絡;加強農業技術專家的隊伍建設。通過科技支農實現從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發展科技農業,優化農村產業結構。

三、農業發展與人力資源配置

由于體制的、歷史的、制度的原因,“城市偏向”的慣性思維和慣,使得農村人力資本投資長期不足,農村人力資本存量偏低,農業科技人員數量少且逐年遞減,農村職業教育和成人培訓薄弱。由于醫療衛生條件差,農民“因病致貧”現象嚴重,使得更多學有專長的人尋找一切機會離開農村,到城市發展。人力資本存量不足已經成為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的嚴重障礙。人才短缺制約了農村二、三產業的發展,影響了農村科技的進步與應用,也對農村勞動力轉移的規模和層次造成不利影響,從根本影響了農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此可見,鼓勵城市學有專長的技術人才和企業家到農村發展,實現城鄉知識、信息、技術和人力資本的共享,優化城鄉勞動力結構和技術結構,提高城鄉的要素配置效率。加大農村人力資本的投資,建立合理的投資機制將對促進農村經濟以及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四、農業產業的自生能力

農村的發展不僅依賴傳統農牧業,如種植業、養殖業的產業化和市場化,而且還應引入新型的農業部門,如觀光旅游農業、休閑農業、教育示范農業、體驗農業、海洋農業、無土種植農業等,融生產、生活、社會與生態等多種功能于一身,從而在傳統農業內部發展出一個多功能、多形態的農業集成體系。隨著我國市場準入的擴大和開放型經濟的縱深發展,農村經濟結構、主要農產品供求結構、農民收入結構發生了相應的變化并在區域上呈現了差異,因此,創新農業的生產方式、組織形態,使農業產業結構向市場縱深發展;農業經濟向第二、三產業滲透,構造組織體系與生產經營方式的聯動機制,充分利用農業自然力的比較優勢,通過科技投入和政策支持,構建具有競爭優勢的農業“產業集”,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高農業產業的自生能力。

五、農業產業化與組織創新

農業產業化是一種綜合經營體制,是城鄉互動和彼此協調發展并不斷向外溢出技術、擴展社會資本的動態過程。借助一系列中介組織(如農業種植協會、龍頭企業等),把各類產品鏈、產業鏈、價值鏈延伸到市場,才能在農民、農業和農村中分離出異質型的人力資本和社會資本,并從農業內部發展出不同的專業化經濟組織,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根本轉型,最終徹底解決 “三農”問題。其中,產業鏈的構建成為農業產業化的核心環節。從制度和組織安排的方式上看,存在著兩種基本模式:合作社和“公司+農戶”。合作社大多是中、小農戶自愿聯合,集體加工或銷售?!肮?農戶”模式一般是以經營農產品加工和購銷業務的公司為核心,吸收附近農戶組成生產基地,實行生產、加工、銷售的一體化。借鑒國外先進經驗,總結我國農業產業化實踐探索最優組織模式。龍頭企業帶動型組織;中介組織帶動型組織;專業市場帶動型組織;主導產業帶動型組;科技帶動型組織。

六、工業反哺農業

隨著我國經濟發展和城市經濟增長,我國到了工業反哺農業的階段。在反哺過程中建立政府主導、企業參與、工農協調、城鄉統籌發展的“反哺與互動傳導機制”,把反哺看作是“直接反哺”和“間接反哺”的統一。前者是“政府有形之手”通過政府對農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干預,改善農民的收入結構、改進農村公共設施,實施優質的主糧生產區工程。后者是充分發揮市場的調節作用,通過農業產業化政策,培育農業的自生能力。與此同時,政府采取貸款優惠和稅收優惠政策鼓勵城市工業向農民、農業和農村提供知識、技術和產業服務,實現城鄉經濟一體化和工農產業的協調發展。間接反哺是把以農業、農村為依托的農業產業延伸至城市經濟的專業化分工體系與以城市工業為依托的向農業產業滲透和擴展的專業化分工體系聯接起來,更側重政府產業引導下的市場的無形之手對專業化和分工體系的調節作用。探求工業和農業發展的互動機制,是轉軌條件下中國農業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必要舉措。

七、城鄉土地統籌與土地合理流轉

從我國國情出發,分析和把握工業化、城鎮化過程中保護耕地同非農建設占用耕地之間存在的矛盾和問題,妥善處理統籌城鄉經濟發展和土地占用之間的關系;協調建設用地和保護耕地之間的關系;降低工業化、城市化的成本與保護農民利益的矛盾;在不同所有權條件下,消除地權歧視,統籌發展城鄉土地市場;建立土地集約利用長效機制;實現農村產業組織與農地產權制度有效結合,維護農民權益的問題。

解決我國的“三農問題”需要新思路,需要超越單純的工業發展優先的認知范圍。創新農業的生產方式、組織形態,通過多渠道支持,構建具有競爭優勢的農業“產業集”,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提高農業產業的自生能力。和諧社會的建設呼喚中國的全面轉型,推進社會全面轉型,而不是單純地一味強調經濟轉型。優化結構,統籌城鄉社會與經濟發展,這對于提高城鄉社會和諧程度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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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農業產業化是解決“三農”問題的必由之路

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和市場競爭日趨激烈,農民以家庭作為一個經濟實體進入市場,并按市場要求安排生產和進行商品交換的超小規模、高度分散的經營組織方式與大市場之間的矛盾便日益顯露,致使農民在流通中所獲利益和生產效率越來越低,農業的比較利益和競爭中地位逐步下降,農業發展速度和農民收入增長趨緩、城鄉差距有所擴大。只有發展農業產業化,把分散的一家一戶農民組織起來整體地進人市場,使農業生產和整個經營活動成為一個產業,即在農業產業內部實行生產、加工、銷售有機結合的一體化或貿、工、農一體的經營方式和公司+農戶的組織形式,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有效地化解和防范風險,使農產品的生產成本、收入、利潤、風險以適當的方式合理地分散在農民和公司之間。

二、發展糧食深加工是實現產業化、帶動主產區農民增收的重要途徑

圍繞農民增收問題,中央提出了促進糧食主產區種糧農民增收的緊迫性、重要性。為支持糧食主產區,中央主要強調了搞好糧食生產和促進糧食加工轉化增值。也就是說,在這個問題上,抓住了主產區的農業經濟發展就抓住了農民增收和糧食安全的關鍵。因此,糧食深加工作為農業產業化和促進農民增收的途徑被明確下來。

1.發展糧食加工業可帶動農業結構調整

糧食深加工業是農業產業化經營中最具有延展性的產業環節,因為糧食深加工會向農業生產指示出明確的生產原料數量和品種的需求,給農業生產帶來產業結構調整和品種優化信息。這是糧食加工的市場調整作用之一。據有關資料,農業結構調整的主要推動力來自產業化的作用,其中食品加工企業在產業化過程的比例約占40%。從產業鏈的角度看,位于上游的農業,按照加工市場的需求,向位于中游的食品工業提供加工原料,生產出來的食品經過下游的批發零售業和餐飲業,供應給廣大的消費者。在這種食物關聯體系中,加工工業是核心,它發展越快,對農業結構調整的帶動作用就越大。因此,發展糧食加工和食品工業,將有利于改變農業和農村經濟結構單一、產品單一的傳統格局,擴大用于加工的優質、專用農產品比例,提高產品質量,為加快農業結構戰略性調整發揮重要的推動作用。

2.發展糧食深加工可促進農業經營方式的改變

長期以來,我國糧食工業與農業種植業之間脫節的現象比較普遍,農民和糧食工業的加工企業之間沒有形成穩定的產銷關系和真正的利益共同體。培育一批糧食加工龍頭企業,靠加工企業與農戶之間建立牛產與銷售“訂單”式的關系,逐步形成新的糧食生產流通組織模式,并按照市場經濟價值規律,實行糧食品種優質優價,町以使糧食加工企業與生產者之間結成“風險共擔,利益共享”的經濟共同體,有利于保護農民利益和種糧積極性。為形成并穩定這種產業鏈條,近幾年一批糧食加工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還積極探索通過“公司十協會+農戶”、“公司+基地+農戶”、農民入股等方式,使加工企業和農戶形成穩定的產銷關系和利益共同體,基本實現了貿工農一體化,產加銷一條龍。

3.發展糧食深加工可增加糧食的附加值提高農民收入

在實施農業產業化過程中,以增加農業和農產品國際競爭力為切入點,憑借現代生物技術等一批高新技術發展糧深加工,以工業化推動農業產業化,以高新技術帶動傳統產業,提高農產品市場競爭力,是提高糧食生產比較效益和增加農業收入的重要手段。因此,只追求糧食數量來促進農民增收的利潤空間是有限的,而大力發展糧食深加工給農業、農村、農民帶來的利潤將是更大的。把高新技術應用在農產品資源的充分加工轉化上,做到綜合利用“吃干榨盡”,提高糧食及附產品的加工轉化率。通過不斷的向糧食深加工要產值、要效率,是提高農業經營效益的重要途徑。

4.發展糧食深加工可促進農村城鎮化進程、解決就業和帶動關聯產業的發展

糧食加工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具有產業鏈長、就業吸納能力大的特點。如在美國,目前雖然農業勞動力只有200萬人,但是食品上業的從業人員卻高達1100萬人,相當于從事農業勞動者的5倍。在日本,1990年農業和食品工業的就業人口分別占全同就業總人口的6.5%和11.7%。目前,我國從事農業生產的勞動力大約有3億人,食品工業的從業人員卻只有1000多萬??梢?,目前我國農村存在大量的剩余勞動力,在食品工業和糧食加工業發展還十分落后和有限,農村勞動力就業渠道不寬的情況下,發展食品工業和在主產區發展糧食加工業,可迅速帶動當地的交通運輸、環保、服務業等關聯產業的發展,增加農村富余勞動力向第二、第三產業就業的機會,有利于推進農村城鎮化建設,提高農民就業收入和發揮我國勞動力資源優勢、增強產品國際競爭力,加快實現農業現代化等多種功效。

三、政府在發展糧食深加工中的地位和作用

1.調整思路,探索解決“三農”問題的新途徑

從2002年農民收入來看,當年農民人均純收入2476元,其中生產性純收入2327元,分別由第一產業收入1168元,第二產業收入587元,第三產業收入572元構成。三個產業對農民純收入增量的貢獻分別是2%、50%和35%。由此可以看出,農民收入的第一來源種植業,雖是農民收入的主體,但對增收的作用不大,而第二產業給農民帶來的收入增加值和空間十分顯著。因此在當前土地逐年減少,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農民在單位土地上創造的價值已不能滿足日益增長的物質需要,將大批的農業生產者安置在農耕的土地上已不現實。管理部門在促進農民增收的問題上要跳出抓種植生產促增收的傳統觀念。在新時期,解決“三農”問題應有新思路,在大力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中,要緊緊抓住農產品加工業和糧食加工業的發展,以扶持大型加工龍頭企業為重點,把農民增收問題放到國民經濟的產業發展中進行總體考慮。在國民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中,提倡發展與農民利益相關的產業,并以此帶動農村經濟的相關產業。

2.政府進行宏觀調控,培育穩定的糧食市場是農民利益的重要保障

自1995年開始,我國糧食連年豐收,糧食等主要農產品出現新一輪增長高峰。但是隨著糧食供求關系的變化,不少農產品供過于求,糧食價格的連續下滑,導致農民來自農業的收入額減少,使以種糧為主的純農戶增收困難。自1998年到2003年,農民尤其是主產區農民農業純收入連續走低,這種局面不僅限制了農民購買力的提高和國內市場的擴大,而且也不利于糧食生產能力的穩定和提高。因此,在新形勢下,必須尋求保護農業和農民利益的新途徑和方法,以發展糧食深加工為切入點,以培育穩定的糧食需求市場為重心,通過擴大糧食加工需求量,帶動和穩定糧食價格,并以此為支點,調控糧食的生產與需求量,把農民的利益與相對穩定的市場要求聯系起來,以保證糧食生產能力的持續增長和國家糧食的總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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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合作金融組織;金融結構“二元化”;“三農”問題

中圖分類號:F32文獻標識碼:A

中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存在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其中一個領域的金融結構也存在“二元化”問題。在此情況下,追求利潤最大化的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不愿向農民貸款,使得農民貸款困難;與此同時,財政對農村投入也相對有限。在上述兩種情況下,如何才能使農民得到生產生活所必需的資金?這主要還得從農民自身來解決。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成功經驗表明,在農村中成立農民自己的合作金融組織對解決農民資金缺乏的難題有很大幫助,在一些落后的地方,效果更是明顯。

一、關于農村金融文獻綜述

(一)農業融資論。在20世紀八十年代以前,處于主導地位的農村金融理論是農業信貸補貼論。該理論支持信貸供給先行的農村金融戰略,其理論前提有:農村居民、特別是貧困階層沒有儲蓄能力,所以農村面臨的是資金不足問題;并且由于農業的產業特性,如收入的不確定性、投資的長期性和低收益性等,商業銀行等金融機構對農業的融資利率必須比其他產業的低,故農業也不可能成為以利潤為目標的商業銀行的融資對象。該理論因此得出結論:為增加農業生產投入、緩解農村貧困、縮小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結構性收入差距,并促使農村非正規金融的消亡,有必要從農村外部注入政策性資金,并建立非營利性的專門金融機構來進行資金分配。

根據這一理論,發展中國家廣泛實行了相應的農村金融政策,擴大了向農村部門的融資,并在當時取得了一些成效,促進了農村經濟的增長,但其弊端也很快顯露出來。例如,由于可以持續得到便宜的資金和利率上限的存在,使得專門的農業信貸機構和正規的貸款者無法動員農村儲蓄以建立自己的資金來源,進而過分依賴外部資金。而且,當低的利率上限使得農村貸款機構無法補償由于貸款給小農戶而造成的高交易成本時,官方信貸的分配就會偏向于照顧大農戶,于是大量低息貸款補貼被集中并轉移到了使用大筆貸款的較富有的農民身上,農村窮人卻得不到資金支持。另外,政府支持的農村信貸機構缺少有效監督借款者投資和償債行為的動力,加上管理低效問題嚴重,造成了借款的高拖欠率??傊?,就構建一個有效率且獨立的金融體系而言,這個理論本身及其施行效果是失敗的。

(二)農村金融市場論。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農村金融市場論逐漸替代了農業信貸補貼論,其理論前提與農業信貸補貼論則完全相反,認為農村居民以及貧困階層是有儲蓄能力的,因此沒有必要由外部向農村注入資金;導致貸款回收率降低的重要因素是農村金融機構運用資金的外部依存度過高;低息政策妨礙人們向金融機構存款,抑制了金融發展;非正規金融的高利率是理所當然的,因為農村資金擁有較多的機會成本和風險費用。

該理論完全依賴市場機制的作用,反對政策性金融對市場的扭曲,特別強調利率的市場化,主張在農村金融領域實施以下方面的改革:農村金融機構應以動員儲蓄作為其重要職能;利率必須由市場決定,且實際存款利率不能成為負數;農村金融的成功與否,應當根據金融機構的成果(資金中介量)及其經營的自立性和可持續性來判斷;沒有必要實行為特定利益集團服務目標的貸款制度;非正規金融市場具有合理性,不應一概取消,應當將正規金融市場與非正規金融市場結合起來。

該理論得到了人們廣泛的接受,在市場經濟國家中至今依然占主流地位。但是,僅僅取消信貸補貼能否消除那些目前影響發展中國家農村信貸體系的低效能問題,而通過利率自由化又能否使小農戶充分地得到正式金融市場的貸款,仍然是值得懷疑。

(三)不完全競爭市場論。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人們認識到市場機制并不是萬能的,仍需要一些社會性的、非市場的、外部的要素去支持它。不完全競爭市場論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性理論。該理論認為,發展中國家的金融市場并不是一個完全競爭的市場,尤其是放款一方對于借款人的情況根本無法充分掌握,如果完全依靠市場機制就可能無法培育出一個社會所需要的金融市場;而簡單地提高利率水平又會引發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從而加劇農村金融機構的資產質量惡化;為了彌補市場的失效部分,有必要采用諸如政府適當介入金融市場和借款人的組織化等非市場要素。

該理論為政府介入農村金融市場提供了理論基礎。但是,它又不同于農業信貸補貼論。它認為,盡管農村金融市場存在的市場缺陷要求政府以及提供貸款的機構介入其中,但任何形式的介入,如果要能夠有效地克服由于市場缺陷所帶來的問題,都必須要有完善的體制結構。因此,發展中國家政府和提供貸款的單位對農村金融市場的介入,必須關注改革和加強農村金融機構建設,排除妨礙農村金融市場有效運行的障礙等。同時,該理論也為新模式的小額信貸提供了理論基礎?;谝陨侠碚摶c,該理論也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議:在金融市場得到一定程度的發育之前,應當注重用政策手段將實際存款利率保持在正數范圍內,并同時抑制利率的增長,對于因此而產生的信用分配和信用需求過度問題,可由政府適當從外部供給資金;為促進金融機構的發展,應給予其一定的特殊政策;融資與實物買賣相結合的方法能夠有效地確保貸款的回收;利用借款人聯保小組以及組織借款人互助合作形式,可避免農村金融市場存在不完全信息而導致的貸款回收率低下問題;非正規金融市場一般效率較低,可通過政府適當的介入加以改善。

(四)哈耶克的局部知識論。除上述三種較為流行的觀點外,哈耶克的局部知識論在農村金融發展理論的研究中也是比較有影響的。該理論從知識論的角度提出了解決不完全競爭和信息不完全問題的金融局部知識分析范式,其出發點與斯蒂格利茨的不完全競爭市場論相近,但其結論卻從理論和政策上支持了“農村金融市場論”。

該理論認為,農村金融市場中,局部知識的大量存在說明了不完全信息或者信息不對稱情況是大量存在的。但是,這并不是政府干預的理由,恰恰可以主要依靠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來發現和利用分散在不同時間和地點的局部知識,減少農村金融市場信息不對稱的問題。農村金融市場中存在著許多散布在特定時間和地點的局部知識,只有通過類似于勞動分工的知識分工才能充分利用這些知識,而競爭是一種發現這些知識,減少不完全信息和信息不對稱的過程,能夠促進知識分工,從而增進合作。據此,該理論的主要政策建議是:金融服務供給者應該貼近存在局部知識的具體的人和地方去提供金融服務,滿足當地的金融服務需求,從中獲取回報;應該充分利用分散在地方的局部知識,促進知識分工,尤其是借款人之間的知識分工;政府在農村金融市場中的直接參與供給作用應該是輔的。

總之,在局部知識論的分析范式框架之內,政府仍然有其位置,但也必須找準自己的位置。

二、中國農村合作金融狀況

中國農村合作金融(合作基金會)自八十年代試辦以后,其間迅速發展壯大,到1998年低,基金會融資規模達到1,600多億元,對增加農業投入,緩解農民生產資金短缺發揮了一定的作用,支持了農村經濟的發展,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但由于相當部分農村合作基金會以招股名義高息吸收存款,入股人不參與基金會管理,不承擔虧損;基金會將籌建資金用于發放貸款,違反金融法規經營金融業務,有很大的風險?!秶鴦赵宏P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規定:農村合作基金會的資金互助組織,不得辦理存、貸款業務,要真正辦成社區內的資金互助組織。根據國務院的要求,從1999年3月全國陸續開展了對農村合作基金會的清理整頓工作,到2000年末清理整頓工作已基本完成,所以目前我國的農村合作基金會已不合法地存在。

可以看出,我國農村合作基金會已不合法地存在,但實際上,在一些地方該類組織仍存在,金融監管部門也對其睜一只眼閉一只眼。究其原因,是因為該類組織確實有它獨特的功能,受到農民的歡迎與支持,故而能在狹縫中生存。例如,太湖縣小池鎮的楊埠儲金會,雖然在法律上不合法,但由于其獨特的功能,仍然存在下來。

三、楊埠儲金會簡介

楊埠救災扶貧互助基金會,現屬于太湖縣小池鎮銀山村(由楊埠村和海形村合并而成),1988年初在縣民政局注冊登記,由縣民政局歸口管理。當時成立儲金會,主要目的是通過儲金會吸收村內閑散資金,幫助受災、受困群眾自力更生、生產自救。

儲金會由原始股東(擁有儲金會的所有權,可分紅)組成股東會,即由村委會成員與持股個人組成。原始股東371股,每股10元,現在涉及全村310戶,約占銀山村總戶數的1/3。股東大會每年至少召開一次,決定重大事項。股東會下設理事會,有會長、會計、主辦出納員各一人。

原始股東和其他村民均可按銀行同期存款利息借款給儲金會,儲金會以收取資金占用費(略低于同期信用社貸款利息)的形式放款。發放貸款的程序視貸款金額而定:放款1,000元以內,由主辦出納批;1,000~3,000元以內,由會長批;3,000~5,000元,由理事會集體審批;超過5,000元,需派人明察暗訪后再集體決定。凈利潤按3∶3∶4的比例分紅,即風險基金占30%,村級管理費占30%,發展基金占40%。

為防備村民集中提取存款,儲金會提取總資產的30%左右作為儲備基金,存于銀行、信用社。據調查,該儲金會從成立到現在,從未發生過擠兌現象,也受到農民的一致好評。儲金會一切按章程和制度辦事,每季度向縣民政局、鎮農經站報一次賬,接受相關部門的查詢和監督。

20年來,這個至今依然沒有“正式身份”的“黑戶”,因已經具有了某些鄉村金融組織的雛形而日益成為輿論焦點,引導農戶發展資金互助組織成為社會主流聲音。截至2005年2月底,楊埠儲金會這個當年只有5,700元家底的鄉村互助基金,現在自有資本已達到19.8萬元,全村80%的農戶受益。

四、楊埠儲金會發展壯大的原因

楊埠儲金會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已經相當成熟了。我們通過調查發現,它能夠生存下來并發展壯大,主要是由于以下三個原因:

(一)政府相關部門的有力支持和引導。像這樣一個沒有合法身份的“黑戶”,要想生存下去并得到發展,沒有政府相關部門的支持與引導是難以想像的。政府的支持,一方面可以使這個不合法的組織生存下去;另一方面可以給予必要的財力幫助和政策引導。

(二)它能夠真正地滿足農民貸款需求,并具有商業銀行和信用社無法比擬的優點,因而受到農民的歡迎與大力支持。主要表現為:(1)貸款容易,村民之間相互了解的程度深,信息相對充分;(2)手續簡便,基本不需要抵押,更不用請客送禮;(3)貸款利率低,一般低于農村信用聯社的貸款利率;(4)約束力強,由于是在村民內發放貸款,農民不僅受到法律約束,更受到道德方面的約束。“過去,錢是公家的,現在,錢是大家的,不還怎么行”;(5)入股的農民還可以從盈利中分紅,更加大了農民入股的積極性,同時也加強了農民對它的關心與支持。

(三)它有一套成熟的規章制度和較硬的領導班子。它在存款、放款、收款、利益分配等方面都有一套制度;市、縣有關部門在監管與整頓中也對其做了多次規范性引導。它的領導者陳方甲是個高中畢業生,這在當時農村是比較少的,他有一定的智慧與能力來管理好儲金會,并受到村民的支持。

五、發展農村合作金融組織的意義

農村合作金融機構是農村經濟交流的重要渠道,是農民脫貧致富、農村環境改善的直接經濟支持,對我國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拓寬了農民借貸渠道,促使農民開展非農生產經營活動。通過資金互助能夠引導并促進農民生產經營和消費上的合作,形成綜合合作社,延長農業產業鏈,提高農民市場競爭力。目前,制約農民生產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就是資金不足,由此導致了一系列的困難,如農業生產停留在原始水平上、消費水平跟不上去、生產無法擴大等。因此,通過建立相應的合作金融組織,拓寬農民的借貸渠道,能夠很好地解決以上問題。

(二)增加農村弱勢群體收入,縮小城鄉差距,促進社會和諧。在我國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同時,城鄉之間的差距、工農業收入之間的差距變得越來越明顯。我們構建和諧社會就是要公平正義、誠信友愛、充滿活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發展成果由全體人民共享,就是要縮小貧富差距,并最終實現共同富裕。農村合作金融組織,依其獨特的優勢,能夠很好地服務農民,實現農民的增收,緩解農村貧困,縮小農業與其他產業之間的結構性收入差距,促進和諧社會的建設。

(三)作為商業銀行、國家財政、政策銀行(包括信用合作社)與農民溝通的中介。通過合作金融組織的中介、擔保和監督,能夠有效在減少各商業銀行的信息不對稱和交易成本,建立起多種貸款保證機制;有效對接國家引導農村經濟、扶持農業產業和支持新農村建設的轉移支付資金和政策機制。

從楊埠儲金會得到的啟示:

一是該類組織可以在有條件的地方大力推廣。組建適合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可以有效滿足農民貸款需求,使農民得到必要的生產資金和其他方面的資金,但一定要有相關部門的支持并組建一支合格的領導班子,如果沒有這些,那么它就會流于形式,不能持久。

二是要讓該類組織合法化,讓現有處在地下狀態的農村合作金融組織走到前臺。只有這樣,才能充分發揮該類組織的優越性,使該類組織真正地得以發展壯大,并吸收一些優秀人才介入其中,參與經營管理。同時,政府也可以名正言順地對其進行支持引導;否則,它的發展必然會受到影響、甚至滅亡。目前,盡管國家已放寬了一些條件限制,但門檻依然很高,要想發揮該類組織的功能,門檻應進一步降低。

篇7

關鍵詞:二元經濟結構 “三農” 關鍵

一、二元經濟結構理論及其在中國的表現

從國家經濟建設總體來看,我國農業基礎薄弱,農村公共事業發展落后,體制不完全,農民收入水平低,與城鎮地區相比,貧富差距巨大。在此用一組數據來說明這種差距的嚴重性:

2005年,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10493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為3255多元,差距為3.22∶1。全國有3.2億農村人口飲水不安全,有一半的行政村未通自來水,近7000萬戶農民的住房需要改善,1.5億農民需要解決燃料問題,2000萬人口用不上電,近100個鄉鎮、近萬個建制村未通公路。全國農村人口中,40%到60%看不起病或因病致貧。目前,農村中學生的數量是城市的4倍,而教育經費所占比重只有38%。城鄉社會保障覆蓋率比率是22∶1,人均社會保障費比例為24∶1。

我國是社會主義發展中國家,其經濟結構特征為:城市經濟以現代化的大工業生產為主,城市的道路、通信、衛生和教育的基礎設施比較發達;而農村經濟以典型的小農經濟為主,農村人口眾多,基礎設施落后;城市的人均消費水平遠遠高于農村等。這種經濟結構剛好符合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阿瑟?劉易(lews,1954)關于發展中國家典型二元經濟結構的描述,這種狀態既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經濟結構的突出矛盾,從而導致“三農”問題的產生,也是現代中國城鄉貧富差距加大,總體經濟水平相對貧窮落后的根源所在。

二、中國二元經濟結構的成因和這種特殊的經濟結構帶來的“三農”問題

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使中國的農業生產長期處以低迷狀態,農民生活不富裕,文化落后,公共設施建設不全面,從而導致城鄉貧富分化加大,形成“一個中國,兩個社會”的社會矛盾。二元經濟結構的形成,固然與城鄉不同的資源特征脫不了關系,而國家的宏觀調控等人為因素卻是二元經濟結構形成的主要歷史根源:

1)建國初至上個世紀末,從中國的實際國情和世界發展的形勢出發,政府決定優先發展工業特別是重工業,以農促工。在當時的社會背景下,這樣的決策是從大局出發做出的不得已選擇,在一定的時期內,這種策略有利于我國的經濟發展,為我國的社會進步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當經濟發展到一定的時期,二元經濟結構的負面影響就體現了出來。

2)在過去長達半個世紀的嚴格的城鄉戶籍管理制度、不公平的升學就業制度與社會保障制度,導致了中國的二元經濟結構進一步深層化鞏固化。這些由國家宏觀調控所產生的制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不利于人口的自由流通,浪費了勞力資源。不公平的升學就業制度,使得農村人口受教育的程度明顯低于城市人口,明顯的依據就是教育經費投入的差距。不公平的社會保障制度,使農民較少獲得社會保險福利待遇,雖然中國經過了幾十年的快速發展,但從上文中的數據可以看出,這種不公平性還在延續。

三、緩解二元結構的矛盾的相關理論措施及設想

首先,建設新農村,自力更生是關鍵。在科技興國的指導下,用現代化的科學技術進行農業生產,將農業生產現代化,與城市的工業生產接軌,相輔相成,共同進步。用社會化的生產組織方式推進農業產業化,增強自身的市場競爭力,減少勞動力和市場資源的浪費。

其次,“三農”問題的形成和農村經濟發展落后的原因不僅僅在于農村自身,決定性的因素是國家的宏觀調控政策和與農業相關的體制有關。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重新確定產權制度,明確私有產權地位,提高農民生產積極性,有利于生產力的發展。同時,將城鄉經濟有機結合,調整產業結構,將城鄉間的勞動力合理分配,以增加農民的收入。完善農民的社會福利保障制度,減少農民的生產生活風險。

最后,“三農”問題的解決,取決于農民自身的素質教育水平的提高。農村工業化、城鎮化不是將農村人口簡單地搬進工廠、城鎮,而是要將幾億人的生產生活方式深層次地改變,這種根本性的轉變要求國家加大對農村教育的投入,其中包括信息、技術設備和經費。要真正實現農村工業化,就得從思想上、觀念上實質性地轉化,這樣才能可持續性發展,才能永久性地與城市的經濟發展接軌并協調發展。

從我國目前相關政策措施可以看出,新農村建設的形勢非常有利??倳浿赋觯骸稗r業豐則基礎強,農業富則國家盛,農業穩則社會安?!笨梢妵覍Πl展農業、繁榮農村、富裕農民的決心。為落實“把國家對基礎設施的建設的重點轉向農村”的政策,近幾年,國家對農村建設的投入不斷增加,促進了農村建設的飛速發展:

由于國家宏觀調控的介入,農村的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發展很快,2004年,農村小學適齡兒童入學率達到98.6%,初中毛入學率達到94.1%;80.7%的行政村設置了衛生室,農村公路總里程達142.7萬公里,全國99.6%的鄉鎮、92%的行政村通了公路,96%的行政村開通了電話。

從上述數據可以看出,新農村建設依靠本土的自然條件和資源,在國家宏觀調控制定相關體制和加大經濟投入的情況下,已經漸入社會主義經濟發展的軌道。但是,要進一步地把中國農村的經濟建設繁榮活躍起來,必須從根本上消除城鄉間不公平的政策待遇。由國家出面,制定有利于農業發展的相關措施,在中國工業快速穩定發展的前提下,提倡以工促農,工業帶動農業,為農村經濟發展提供市場。具體措施可以包括:

1)在農村設立原材料加工廠,進行農業產品的基本加工,為工業生產提供服務,減少因為季節、氣候、運輸等元素引起的損失。

2)把養老院療養院等福利設施機構建在農村,既有利于農村生活用品的消費,解決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問題,又有利于緩解城市壓力。

3)鼓勵農民大力發展農業,為農民提供科技科學知識等幫助,為農民的產品提供生產銷售信息,讓交通、信息相對不發達的地區力爭不造成資源浪費。

雖然說現在的新農村建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但是要讓農村建設取得成功,與工業齊頭并進,達到共同富裕,為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貢獻,任務還是很艱巨。我國的新農村建設有其特殊的歷史和社會背景,在建設的過程中,既不能完全照搬別人的經驗,也不能閉門造車,不理實事。新農村建設應該借鑒工業建設的經驗教訓,在前進的過程中,我們不能忽略環境的保護,不能再走先污染再治理的路子,要注意環境保護,走可持續發展的道路。總之,新農村建設備受國民和世界的關注,新農村建設的成功將對中國綜合實力的提升起到巨大的作用,為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早日實現做出應有的貢獻。新農村建設的進一步發展還有待有志之士進一步的研究和努力。

參考文獻:

[1]王枝茂,張璐琴.中國二元經濟結構剛性及其改善.[經濟問題On Economic Problems].

篇8

關鍵詞:林業產業;問題;措施

中圖分類號: TU986 文獻標識碼: A

引言

林業經濟指的是借助林地生態環境,以林地資源作為依托,充分利用森林的自然條件、土地資源以及林蔭空間,在森林中開展林業、農業以及牧業等多種活動的復合式經營模式,這種經營模式有助于農業、林業以及畜牧業之間實現資源共享,循環發展,促進生態環境實現可持續發展。

一、發展林業技術的意義

1、宏觀方面

在林業的可持續發展中,林業技術是必要的保障。特別是隨著生物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出現了一些轉基因植物,使得種植資源不斷優化,在病蟲害防治技術方面也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提高經營效率,加快了林業建設的步伐,使林業技術又上一新臺階。特別是貴州思南地區,由于其復雜的地質地貌,存在著嚴重的水土流失現象。所以,在選擇種植資源時,就需要有極強的針對性,按照適地適樹的原則,盡可能的選擇最適合的樹種,從而在水土流失治理方面提供積極的幫助,也能夠滿足不同地貌的特殊需求。

2、微觀方面

發展林業技術能夠提高林業企業的綜合競爭力,能夠提高經濟效益,對于貴州思南地區的林業融資和林業保險等都有著重要的意義。目前,我國的林業建設正逐漸地從傳統林業過渡到現代林業,由粗放林業發展為精準林業,產業結構也逐漸從第一產業轉為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這些都需要林業技術方面的支持。在林業建設中,改革林權也需要技術的支撐,林權改革有助于活躍林業產業,推動市場化的發展,林業技術則是重要的保障。

3、加快林業的現代化建設

在林業技術中,林業技術裝備是非常重要的構成部分。因此,提高林業技術裝備能夠有效地促進林業的現代化建設。由于貴州思南地區地質地貌十分復雜,因此對于林業技術裝備的要求也就比較高,這就需要加大投資力度,引進先進的技術裝備。先進的林業技術裝備能夠提升林業產業的生命力和生產能力,從而推動林業的健康、穩定、快速發展。

4、衡量林業建設現代化發展程度的標志

與傳統林業的粗放型模式不同,現代林業堅持以人為本的原則,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在社會主義特征的基本前提下,其具有較高程度的生產力水平。現代林業發展要求對林業功能進行最大限度的利用和擴展,從而滿足社會發展的多樣化需求。林業技術裝備是重要的物質基礎,也是林業轉變的重要影響因素。

二、當前林業規劃管理現狀

1、林權結構過于單一

當前我國主要采用的是單一公有制林權模式,即林業的所有權歸國家所有,個人和單位只有管理權,國家對林業資源有著絕對的領導和使用權。在這種模式之下,國家在有些方面就無法對林業形成全面的管理,存在著規劃上或是管理上的問題,具體表現為對國家的一些管理制度不遵從,對一些政策不作為。此外,這種單一的林權結構還會造成林業資源的流失。

2、產量及品質不高

雖然我國國土面積較為廣闊,但是林業資源的分布較為集中,另一方面,由于人口數量眾多,人均數量就顯得比較低。再加上地理環境的限制,大多數區域種植過于單一化,不能實現資源之間的有效共享。林業資源的產量及品質都是會對林業發展產生影響的重要因素,在未來的林業資源發展過程中,對林業資源的管理及控制保護工作應受到足夠多的重視,這些問題的有效解決不僅對國民生態環境改善有良好的促進作用,對于國民經濟的健康持續發展也有重要的保障意義。

3、采育失調

林業作為一種可再生資源,是指林業在采伐之后可以通過其再生能力在一段時間之后再次獲得相當量的資源。隨著社會經濟生活所需要的資源越來越多,林業的采伐量也越來越大,自然的恢復方式已經無法滿足需求了,因而需要借助一種人工的培育方式,即人工造林。從當前的實際狀況來看,在人工造林方面,力度還不夠大,人工造林的面積與采伐的面積缺口較大,同時人工林由于缺乏管理,存活率不高,造成了資源的浪費。

4、林業保護監管力度不夠

不可否認近年來國家對林業資源的重視有很大程度上的提升,各項法律法規政策的出臺有效的對林業資源保護工作起到了政策制度上的保障,監督管理機構對違法征用林地的現象作出了及時有效的制止及補救,但是一部分監督管理部門的監督力度還不夠,對林地用途的管理制度還不是很完善,占用林業用地的監督審查力度不夠深入,林業資源的監督管理工作停留在紙上談兵的層面,工作沒有落實到實處。

三、林業產業可持續發展策略

1、對林業產業進行科學規劃以及合理布局

加強各種林業作物栽培過程中的規劃以及布局,對于各種林業產物的產量以及質量的提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在林業種植過程中一般都需要搭配其他作物進行種植和栽培,以加強對森林資源的有效利用。當前林業產業發展過程中常用的模式有林下間種、林下套種等,在林業產業的發展過程中,一個重點是要抓好林業種植環節,林業部門以及農業部門要對當地的氣候、地理等環境進行分析,從而做好林業種植的短期規劃以及長期規劃,最終促進林業種植以及林業產業經濟的可持續。

2、加強對林業的監管和保護

林業監管和保護是實現林業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措施之一,從當前的形勢來看,我國林業面對著盜砍盜伐、火災蟲害等方面的危險,因而要加強對林業的監管與保護,就是要做到以下幾點:一是加強林業的巡查,林業部門要定期對轄區內的林業資源進行巡查,查看是否出現盜砍盜伐現象的發生,一經發現,嚴厲查處;同時發動廣大群眾,加強對林業資源的監督,彌補林業部門人力不足的劣勢。二是加大林業資源破壞的處罰力度,對于盜砍盜伐和林區縱火的現象,嚴加處罰,特別是林區縱火,可視與刑事犯罪,形成強大的威懾力。三是建立林業火警預防系統,在一些中大型林區建立預防系統,早發現,早處理,減少林業資源的損失。

3、強化林業產業的管理

我國對林業資源的開發和利用的起步時間較晚,因此對林業產業經濟的發展帶來了較大的影響。林下種植成為很多地區林業產業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種重要模式,在發展過程中,應該要盡量克服一些缺陷,比如管理比較落后、投入不足、生產比較盲目等,在林業產業發展過程中應該要加強產業管理,對林業產業的規劃、種植過程中的各種資源要素進行有效的聚集,并且加強更多專業人才在林業種植過程中的作用的發揮,引進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的先進技術,同時還需要培養一批具有林業專業技能的專家,在田間進行各種先進技術的傳授,比如栽培技術、病蟲害防治、合理施肥灌溉、撫育措施等一切先進技術。幫助農民在林業產業化過程中對各種種植問題進行有效的解決,以提高種植效率,促進林業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4、合理選取種植時間

林業造林的種植時間,一般應選擇在春季為好。近些年來由于各個林業區域的樹木生物學特征不一樣及造林工作進行的較為順暢,造林時間有所提前。在冬末春初時,由于氣溫不高,植被地上區域都處于休眠模式,種植時不會散失過多的水分。對于冬季嚴寒區域的造林工作,造林時間應作出相應的調整,同時造林時間應選擇在陰雨季節,較多的突然水分或者較大降雨量都不適應林業種植。

結束語

現代林業資源管理工作,應通過科學的林業資源管理方法,形成多種成熟可靠的林業造林方法,提升林業產業發展效果,為生態環境的改善打下堅實的基礎,通過林業產業發展帶動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

參考文獻

[1]井偉民.淺談林業資源與林業造林方法[J].科技致富向導,2012(27):375-375.

篇9

通過推進農業產業化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最關鍵的是各類龍頭組織(包括龍頭企業、中介組織等)具有越來越強的帶動力。十多年來,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在龍頭組織的帶動下,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有了明顯提高,但與發達國家相比,差距仍然較大。產生差距的基本原因,在于當前還存在內部和外部兩方面制約農業產業化發展的突出因素。

(一)內部限制因素: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整體競爭力不強。

與過去相比,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的競爭力有了明顯增強,但與發達國家國際大型企業相比,其競爭力整體較弱。具體表現在:

1、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缺乏國際競爭力。一是規模和實力上難以抗衡。在世界食品加工業50強中,排名前三位的都是英美兩國銷售收入460億美元以上的企業。而在我國同類企業中,最大的重點龍頭企業年銷售收入僅120億元人民幣;在2002年全國41905家龍頭企業中,銷售收入500萬元以下的占43%,銷售收入在1億元以上的僅占4.7%。二是科技和質量水平明顯落后。我國農產品加工業的技術裝備水平,80%處于20世紀70-80年代的世界平均水平,15%左右處于90年代水平,只有5%左右達到國際先進水平。三是業績增長速度不高。調查顯示,在世界500強企業中按行業分類,食品消費行業利潤額增長幅度最高,2001年500強中食品消費行業的利潤額比上年增長54.5%。而我國產業化組織整體業績增長主要靠組織數量的增加,平均效益的增長不明顯。四是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的產業鏈短,研發能力低,專用品種少,加工轉化和增值率低。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加工率一般在90%以上,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業產值的比重為3:1至4:1,而我國農產品加工轉化率只有40%-50%,農產品加工業產值與農戶產值的比重為0.8:1。發達國家的農產品加工企業,面對不斷變化的市場,具有極強的創新和開發能力,如美國已開發的大豆加工產品1萬多個,我國則不過幾百個;美國玉米開發3000多個品種,我國只有100多個。

2、中介組織缺乏國際競爭力。一是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滯后。發達國家早就制訂了較完備的合作社法,合作社依法從事生產、加工、銷售活動,已經成為農業產業化經營中的一個主要模式。而我國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發展緩慢,專業合作經濟組織尚處于初始發展階段,入會入社的農戶大約僅占全國農戶總數的2.5%,其中一半以上的農民專業經濟組織是一種沒有產權關系的、松散型的自我技術服務性團體,難以適應入世的需求。二是涉農行業協會不發達。世界上發達國家按產品建立了各種功能齊備的農業行業協會,在市場準入、信息咨詢、實踐國家和行業標準,價格協調、規范經營行為、調解利益糾紛、增強行業自律、協調行業發展,開展行業損害調查、加強行業保護等方面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我國現有的涉農協會,大部分按照產、加、銷分段設置,官辦色彩濃,市場主體參與度較低,缺乏必要的調控手段和能力,不能適應產業經營發展和農業國際化的要求,難以發揮協調行業發展、保護行業利益的作用。

3、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與農戶之間的利益聯結機制不健全。我國很多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與農戶的利益聯結還沒有形成一種科學規范的組織鏈和風險共擔、利益均沾的利益共同體。據調查,在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與農戶利益聯結的三種主要方式中,各地主要采取合同制,而采取合作制返還利潤、股份合作制按股分紅兩種方式的比重不到30%。其原因在于我國廣大農戶規模小,經濟實力弱,農業產業化組織形式以“公司加農戶”為主,公司是農戶以外的市場主體投資興辦并管理的。龍頭企業與農戶之間仍是一種松散的聯合體,兩者的主體地位不對稱,農戶對龍頭企業實際上是一種依附和依賴關系,在市場交易中處于不公平的地位。

(二)外部限制因素:政府對農業產品化的扶持政策不夠到位。

從世界各國的發展經驗看,政府對農業和農業產品加工業的扶持,是農業一體化企業發展必不可少的環境,但我國尚存很大差距:

1、財政支持的差距。各國普遍使用財政補貼政策促進一體化發展。美國、歐盟等市場主導型的國家主要在信息、技術、組織、培訓和制度方面給予企業輔的支持;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政府主導型的國家,補貼政策除了提供一般性的支持外,政府還采取措施鼓勵企業開展技術創新。據測算,1996-1998年我國農業國內支持“綠箱”支出占農業GDP的比例只有3.2%,而WTO其他成員國大多數達到5%至20%,美國已接近50%的水平。同期,我國“黃箱”支出比例為1.4%,而印度一直保持7.5%。美國、日本和歐盟的許多發達國家政府對食品加工業的投資一般占總投資的6%-9%,而我國農產品加工業投資僅占國民經濟各行基本建設投資的2%。

2、信貸扶持的差距。美國、日本制定了許多扶持中小型農產品加工企業發展的信貸政策措施。我國各大商業銀行近年改善了服務,加大了扶持力度,但農業經營主體貸款難問題仍然比較突出:一是小額貸款條件不合理,貸款門檻高,農戶貸款難?,F行對小農經營設置的小額貸款條件,已遠遠不能適應農業產業化經營的新要求。二是中小型龍頭企業貸款難。中小型龍頭企業從事農產品加工業,按現行的制度,企業可抵押的物少,抵押物的折扣率高。貸款找擔保更難,主要表現為龍頭企業信貸融資時難以找到合適的擔保人。相互擔保和連環擔保又往往引起信用危機。三是發放流動資金貸款與大型龍頭企業的實際要求不適應。農產品流通、加工行業流動資金貸款具有一次性需求量大、使用集中、占用資金時間長、周轉慢等特點,有很強時效性和政策性,但目前政策性貸款不能用于產業化龍頭企業,商業性貸款抵押擔保又難,嚴重影響了企業正常生產和效益。

3、稅收政策的差距。作為政府調控經濟的重要手段,我國稅收政策中未體現國家鼓勵農產品加工業發展的產業政策。國際上大部分國家對農業、農產品加工業在稅收上實行優惠政策,我國農產品加工業方面的稅收政策不僅沒有體現優惠,而且與國內一般工業相比,稅率偏高,稅負過重,農業產業化龍頭企業的稅負普遍在6%左右,有的達到8%,而非農企業一般只有4%,一是農產品深加工的增值稅銷項稅率太高,進項稅率和銷項稅率稅差過大。國外對食品工業普遍采取優惠稅率,如英國、加拿大對食品行業增值稅采用零稅率,英國對其它行業采用17.5%或5%的增值稅稅率,加拿大對一般行業采用7%的商品勞務稅。我國現行的稅制規定,農產品深加工企業的銷項稅率為17%,進項扣除率為13%,進銷兩項稅率相差4個百分點,生產深加工產品不增值也要繳納增值稅,我國一般加工業增值稅銷項、進項稅率都為17%,農產品深加工業要比其他工業企業多負擔4個百分點的增值稅。農產品深加工明顯處于不平等地位,嚴重影響資金向農產品深加工業的投入和產業鏈的延伸,影響了龍頭企業更快更好的發展。

4、管理體制的差距。多數發達國家對涉及農業生產、加工、銷售各環節的管理職能是統一的,有一個高效、綜合一體化的農業管理體制,政府職能側重于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個方面,為農業一體化發展提供了有力的宏觀管理保障機制。而我國由于舊體制的慣性作用,部門管理權能設置過于分散,現行的農業管理體制與機構設置仍然是生產型管理政府的架構和職能,條塊分割嚴重,將農業與相關產業人為地分開,職能涉及到多個部門,對農產品生產、加工、流通和對外貿易的調控和服務相互脫節,一直未能形成一個高效、綜合的農業行政管理機制,難以對農業產業化經營進行有效、靈活、科學的調控,指導和服務。農業產業化經營組織創新的生命力在于突破生產、加工、銷售分割的局面,形成一體化經營,因此對舊體制的弊端反應特別敏感,迫切需要改革農業宏觀管理體制,轉變政府管理職能。

(三)推進農業產業化經營。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組織化程度的對策研究

十多年來,農業產業化逐漸成為農民進入市場的重要載體。根據黨的十六大、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新要求,當前和今后一段時期,發展農業產業化應主要抓好以下工作:

1、培育壯大龍頭企業。由于龍頭企業在基地建設、技術培訓等方面具有公益性,因此扶持龍頭企業就是扶持農民。在充分利用市場機制的同時,國家應在增加對農業投資比例的基礎上,重點向農業產業化傾斜。商業銀行應積極探索龍頭企業的擔保抵押辦法,對收購資金實行統一授信、循環使用,并靈活掌握跨年度使用貸款的起止時間;農業發展銀行的服務對象和領域應向龍頭企業延伸,將其收購資金納入封閉運行;國家開發銀行應在現有試點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低息應急貸款資金規模,向龍頭企業基地發放中長期貸款;農村信用社應積極開展農戶小額信貸,適當擴大小額信貸額度,延長發放期限;稅務部門可先將食品行業深加工的銷項稅調整至與粗加工相同的稅率。

2、鼓勵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發展。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關鍵是要統一思想認識,消除人們對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各種猜測和疑慮,擴大試點。當前應依托優勢產業,引導和扶持一批帶頭人開展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試點。應不斷完善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自我發展機制、利益分配機制和民主管理機制,在堅持“民辦、民管、民受益”原則基礎上,逐步使其成為市場主體。有關部門應考慮研究制定發展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的各項政策,頒布《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法》,解決其法律地位和注冊登記問題,明確法人資格和依法成立登記的具體辦法;應參照國際通行做法,在農業的各項支持政策中,將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納入其中,在財政、稅收、信貸方面給予具體扶持政策。如:通過培訓補助、示范推廣補助,公用設施補助等方面給予財政扶持,減免所得稅,允許申請小額信貸等。同時,政府也應用足、用活WTO中的“綠箱”和“黃箱”政策,幫助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開展市場信息、科技、咨詢等方面的服務,更好的滿足新時期農村經濟發展的新需求。

3、指導涉農行業協會的建設。應堅持“民辦、民營、民受益”方向,繼續鼓勵和支持龍頭企業建立各種行業協會、商會,充分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鑒于出口型行業外向程度較高、影響面較大、有一定工作基礎,應從現有的協會中選擇出口量較大的行業進行行業協會試點,鼓勵和支持其率先實行行業自律,并在總結試點經驗的基礎上逐步推開。應按市場經濟規律和國際通行原則,對原有協會進行改造,變官辦為民辦,逐步將其推向市場,成為由企業和會員自主管理和運作的民間組織。政府有關職能部門應向行業協會適當放權,賦予協會一定的職能,使其真正成為貫徹國家產業政策的中介和政府部門的助手。鑒于涉農行業協會與農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一樣,具有很大的社會公益性質,政府應對其開展技術推廣、教育培訓、市場調查、產品展銷、國外營銷等活動給予適當的扶持。

4、支持各類經紀人和農村專業大戶等中介組織在農業產業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很多地方不斷涌現出一大批農民經紀人和專業大戶等,反映了現階段農業生產力水平的要求,與農村雙層經營體制相適應。伴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有的經紀人和專業大戶已經由一般農產品運銷發展到介入訂單農業,大型農機跨區服務、成批量的勞動力轉移等多個領域,在開拓農產品市場、搞活流通、組織勞務輸出、帶領農戶進入市場等方面,發揮了重要的組織,協調、帶動等中介作用。在一些地方,中介組織和經紀人已經成為聯接農戶與市場、農戶與企業、農戶與用人單位的紐帶和橋梁,使企業降低了交易成本和風險,農戶擴大了信息來源,加強了組織化程度,提高了談判地位,在推進農業產業化中起到了特有的作用。需要注意和研究解決的問題是,這類中介組織和經紀人隊伍發育不夠快,運作不夠規范,它們的發展還需要得到政府的服務、指導和規范。

5、大力發展訂單農業。發展訂單農業既是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組織化程度的重要措施,也是增強龍頭組織發展后勁的有效途徑。發展訂單農業應與農業產品化的基地建設相結合,與發展龍頭企業的布局相結合,與在龍頭企業和廣大農民中開展誠信教育的工作相結合;應逐步規范公司與農戶的產銷合同,努力提高訂單農業的履約率;應鼓勵大宗優質農畜產品、基地生產按訂單組織生產。

篇10

 

由于我國老齡化情況的逐漸加劇,為解決老有所養,我國推出了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并在2012年已經完成了全面實施。

 

本文將從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的情形開始著手進行分析,探討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對三農問題的影響,并提出相應的建議,從而促進我國的經濟成長與發展。

 

1 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實施的情形

 

社會保障作為我國一項基礎的社會經濟制度,它的存在不僅保證了社會的穩定,也是促進社會文明進步的重要象征。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依”的愿望不僅是人民群眾的企盼也是社會保障存在的主要意義。覆蓋范圍廣、多層次是其所擁有的特點。從2009年我國第一個養老保險試點,到2012年我國僅用了 3a的時間就實現了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全面覆蓋,這也標志著我國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系統的全面建立。隨著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系統的不斷完善,社保經辦服務能力也在逐漸的提高,各地養老保險的基本設施也在逐步的建設當中,各項管理制度也在逐漸的加強。建立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工作進展順利,成績明顯、超過預期,而這項決策的實施也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由衷的支持。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廣,增強了群眾參保的積極性,從而促進了此項制度的全面覆蓋。

 

2 處理三農問題存在的困難

 

當前我國GNP(國民生產總值)已經名列世界前茅,可是三農問題的存在,長期影響著我國城鄉經濟的發展,處理三農問題已經成為發展我國經濟的首要課題。

 

三農問題存在的主要困難就是在于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在這種二元結構中城鄉居民對政府決策的約束權遠高于農民,在政策出臺時,城鄉居民憑借政治上的優勢能夠獲得更多的利益,而農民卻無法阻止不利政策的出臺與實行,也無法改變城市收入高于農村收入的傾斜政策,這就使得二元結構的不平衡愈演愈烈,越來越不利于農村經濟的發展。然而我國在處理三農問題上,也采取一些相應的措施如取消農業稅、糧食直補、提高農村醫保補助標準等等,但是這些措施的實行只能治標,卻依然沒有解決三農問題的嚴峻性。從國民待遇上看,農民在經濟待遇與政治權利兩個方面都與城市居民存在差異,在社會保險、義務教育以及醫療等權利的使用上也有不足之處。這些問題的存在都是三農問題引起的表現,為此,解決三農問題對于我國經濟發展來說刻不容緩。

 

3 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對“三農”問題的具體影響

 

三農問題是我國農村經濟發展的絆腳石,也是主要問題所在。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政策的全面覆蓋,對三農問題帶來了深刻影響。

 

3.1 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城鄉居民養老保險以個人賬戶養老金與基礎養老金相結合的原則為基礎,實行個人繳費政府補貼的方式,到齡即領待遇,逐步地提高了農民的生活水平。

 

3.2 打破了二元結構的不平衡

 

長久以來,我國一直是以城市為主農村為輔的發展形勢,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之間的不平衡愈演愈烈,之間的差距也越來越大。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推廣后,不僅減輕了農民的生活負擔,縮短了與城市之間的差距,還加快了城鎮化進程的步伐,完成了城鄉統一發展的目標。

 

3.3 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內需的擴大

 

當前我國的國民收入不均衡,農民的收入水平偏低,難以實現國內需求。而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實行,提高了農民的收入水平,也提高了農民的購買力,農民消費的增加,促進了國民經濟的發展與內需的擴大。

 

4 對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暢想

 

目前,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待遇標準太低,以四川為例,基礎養老金每月僅75元,與城鎮職工標準近10倍以上。國有層面應加大財政投入,待農民年滿60周歲以后,將土地等生產資料交還集體,實現真正退休,國家則大幅提升其基礎養老金標準。最好接近城鎮企業職工水準,以真正實現國民待遇。

 

5 結束語

 

隨著我國城鄉居民社會養老保險的全面覆蓋,若農民能真正退休,與城鎮職工一樣享受國民待遇,則解決了我國人口占比較大的農民養老問題,提高了農民的物質生活水平,從根本上打破了二元結構的不平衡,三農問題也得到了根本的解決,從而促進我國社會經濟的全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