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制度的特征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社會制度的特征，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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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保姆／目標匹配／群體特征／社會保障

伴隨經濟全球化、市場化進程加速，我國就業形式和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自1996年以來，國有單位從業人數減少3100萬人，城鎮集體企業減少 1500萬人，同期農村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涌入城市，進一步加大城鎮就業壓力。由于體制以及自身素質原因，這些勞動力大多以非正規就業形式實現就業。由于家政服務業屬于技術含量相對較低的行業。保姆，也稱家政服務人員，逐漸成為非正規就業群體中比較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的群體。而目前，針對這一龐大群體的社會保障制度基本缺失，對于何種保障方式更適合該群體還缺乏專門研究。

一、目標匹配理論的分析框架與判別標準

目標匹配理論是依據目標定位思想和分類分層的保障理念，加入匹配這一核心元素，是在目標定位理論的基礎上衍生出來的。

第一，目標定位。目標匹配的前提和基礎是對目標群體的準確定位。目標定位基本內涵是通過某種方式界定所需保障的目標群體，然后對目標群體施以保障的過程，可以理解為公共福利支出目標指向的一種方式，其目的是將稀缺資源有效地分配給那些最需要的人。

第二，目標匹配。在目標定位的基礎上，需要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問題是以何種方式運用稀缺的保障資源實現對目標群體的有效保障，這主要關注的是保障制度與目標群體間的匹配度。由于受群體特征的影響，特定的目標群體必然會在保障需求和保障方式有其特殊的偏好，在設計保障制度時就必須充分考慮保障制度是否能與目標群體相適應，并用一種合理的方式對其匹配度加以評估。這是目標匹配理論的核心所在，也是保障制度能否達到預期效果的關鍵。

(一)目標匹配理論的分析框架

目標匹配理論通過目標定位解決有限的社會保障資源的流向問題，即讓保障資源指向特定的目標群體，從而為該群體提供相應的保障。其定位流程如圖一所示。

上面的目標群體都是憑單一指標確定的，它反映出目標定位的基本分析方法。而事實上，目標群體由于其本身的復雜性，必須由一個指標體系，根據提煉出的多個特征變量才能確定，其保障也不是一個單一項目就可以解決，而要依賴于一個由諸項目有機組成的體系，由此圖一可以演變為圖二。

在確定保障資源的流向之后，目標匹配的下一方面內容就需要考察保障項目與目標群體之間的匹配問題，這是達到預期保障效果的關鍵一環。需要運用一些科學的手段提煉出目標群體的特征變量，并依據這些特征變量對保障項目產生的可能影響加以客觀分析，從而為判斷保障制度是否與目標群體特征匹配以及設計出更合理的保障制度提供依據。

(二)目標匹配度的判別標準

目標匹配理論作為一個分析工具提供了一種分析保障制度安排合理性的思路和框架，但是僅有這個工具是不夠的，要判斷一項保障制度是否合理還必須有一套判定標準?？梢罁韵聵藴蕘砼卸ūＵ享椖亢湍繕巳后w的匹配度：

第一，保障項目是否實現對目標群體的應保盡保。這是從保障制度的覆蓋面而言，一項合理的保障制度應該覆蓋其目標群體的絕大部分甚至全部。如果一項保障制度很難將目標群體納入其保障體系，則保障制度本身和目標群體之間肯定存在不協調。

第二，保障項目的保障水平是否適當。保障水平過高，一方面可能造成目標群體行為的異化，如“貧困陷阱”和“失業陷阱”；另一方面，保障項目待遇的獲得是以個人繳費為前提，過高的保障水平會相應引起個人繳費數目的增加，從而使一部分應保群體因繳費能力不足而被排斥在保障制度之外。而保障水平過低，則會造成保障不足，達不到應有的保障效果。

第三，保障制度的可持續性。這是從保障制度自身的發展來看，一項合理的與目標群體相匹配的保障制度必定具有很強的生命力，能夠為目標群體提供持續有效的保障。

第四，目標群體對保障制度的滿意度。對于保障制度的保障效果，目標群體自身最清楚也最有發言權，因此，目標群體的滿意度也就成為判別保障制度與目標群體特征是否匹配的重要指標。

二、保姆的群體特征分析

2006年3月，對北京市的保姆進行了調查。調查對象包括住在雇主家從事家務服務的住家保姆，以及不住雇主家而是定時上門服務的保姆，以住家保姆為主，主要采用問卷調查和深度訪談的調查方式。保姆調查問卷由個人基本情況、就業、社會保障 3個部分共49個問題構成，主要圍繞與保姆保障相關的方面進行設計。共發放50份調查問卷，其中對 20名保姆進行深度訪談，回收有效問卷數量為45份，有效率90.0%。保姆對問題的回答構成基本調查數據，依據此數據對保姆基本特征、保障現狀、參保意愿等方面展開描述與分析，為保障制度的設計提供現實依據。

(一)保姆的群體特征

1.年齡。從問卷調查取得的數據來看，保姆的年齡呈現年輕化的特點，且集中趨勢相當明顯，21—45歲的人數更是占到71.1%，21-30歲的占到總體的46.67%(見表1)。

年齡特征是影響社會保障的主要因素之一。其影響主要體現為：第一，年齡是部分社會保險項目待遇享受的基本條件，比如，男60歲或女55歲就作為我國養老保險待遇享受的條件之一；第二，年齡會對參保意愿產生影響。處于不同年齡階段的人其生理特征和心理狀態會表現出不同的特點，而且他們所面臨的風險以及對風險的態度往往存在較大差異，而這種不同的特點和存在的差異會對其保障需求、保障意愿以及對各個保障項目的偏好有直接影響。

2.性別。性別特征作為人口學的基本特征之一，會通過多種方式對被保障對象的保障問題產生影響。保姆群體是一個女性為主體的群體，其保障問題具有其特殊的一面。與男性相比，女性在承擔工作的類別和強度方面和男性有區別，一些對體力要求比較高和危險性比較大的職業不適合女性從事。女性受其生理特征的影響，往往需要得到某些保障項目，比如，生育保險。同時，女性在社會中處于相對弱勢地位，在就業和保障方面還經常受到不公正待遇，侵害女性權益的事件時有發生。因此，性別特征對于保障問題的影響是顯著的，在研究保姆的保障問題時，必須對這一因素足夠重視。

3.戶籍。戶籍制度作為我國的一種特有現象，長期以來對國民的生活和工作都產生重大而深刻的影響。被調查保姆群體戶籍特征如表2。

從表2可以看到在被調查的保姆中來自農村的人口占樣本總體的4／5，這表明保姆的主體是由農村轉移出來的。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依據二元社會結構建立的，城市人和農村人分別享有不同的保障制度，而戶籍是決定國民社會保障歸屬的核心指標之一。擁有何種類型的戶籍將對其社會保障狀況和水平產生直接而巨大的影響，保姆群體的保障問題同樣不能忽略戶籍這一重要的特征變量。

4.教育。一般研究認為，群體教育方面的情況會直接影響到該群體的收入及福利問題。從調查數據看，被調查保姆中初中及以下教育層次的占到調查樣本總量的75.6%(見表3)。

教育對社會保障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依據勞動力市場分割理論，勞動力市場可劃分為主要勞動力市場和次要勞動力市場。在我國，教育水平的高低是影響勞動力進入何種性質勞動力市場的關鍵因素之一。保姆由于教育水平普遍較低，大多只有進入次要勞動力市場，而在次要勞動力市場工作，無論是從工作條件還是福利保障待遇與主要勞動力市場相比都相差較多。因此，可以說進人次要勞動力市場就處于一種保障不佳的境地；其二，教育水平也影響到保姆對社會保障的認知能力。對保姆群體來說，大部分教育層次都很低，對風險及社會保障的認知較為淺顯，這也對他們參與相關的保障項目造成較大障礙。

5.收入。收入水平與就業狀況密切相關，它是反映保姆群體整體情況的主要指標之一。據調查顯示，保姆的收入水平很低，往往只能滿足最基本的生活需要，在城市中屬于典型的低收入階層(見表4)。

收入狀況對社會保障的影響比較直接和顯著。從社會保障的需求來看，收入的高低往往直接決定其保障需求的迫切性、需要何種內容及水平的保障。保姆群體較低的收入水平使得他們保障需求的內容、水平和迫切程度上有其特殊性。同時，收入狀況也影響到其參與相關保障項目的意愿和能力。以社會保險來說，大多數保障項目待遇的獲得都是以繳費為前提的，保姆群體的低收入狀況將通過影響其參保意愿和繳費能力從而影響保障制度的保障效果。

6.流動性。保姆是一個流動性相當強的群體，他們常常處于一種不穩定的狀態，較為頻繁地更換工作。在被調查的保姆中，有39人曾經換過工作，占到總體的86.67%，其中5人換過3次工作以上；26人換過2次工作；8人換過1次工作。這一特征對其社會保障產生較為明顯的影響。我國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還存在比較強的地域分割性，社會保險的統籌層次還比較低，而且接續社會保險關系的手續和程序也比較煩瑣，給保姆這類高流動性群體參保帶來諸多不便。

(二)基本判斷

通過調查數據提煉出保姆的六個特征變量，其中包含四個人口學的特征變量(年齡、性別、戶籍、教育)和兩個與就業相關的特征變量(收入、流動性)，其組合基本能刻畫出保姆的主要特征。保姆這一群體的特征變量，反映出保姆是一個生活在社會底層、以滿足基本生計和安全需要為主要目標的群體。這一群體特征決定保姆對保障制度的需求和偏好，艱難的生活境遇使得保姆關心和考慮更多的是眼前的生存問題以及可能會對其生存構成威脅的各種問題，他們最迫切希望得到解決的是基本的生活和安全保障，這構成了他們保障訴求的主要方面。如果保障制度不充分考慮保姆群體的特征和受特征影響而形成的獨特需求，就很難達到預期的效果，這是依據保姆群體的特征做出的一個基本推斷。

三、保姆的保障狀況與訴求

根據調查，可以發現保姆的保障狀況以及他們的保障訴求。

(一)保姆的保障現狀

1.保姆的參保情況。被調查保姆中參加社會保險的(至少參加一項的)共有7人，占到被調查對象的15.56%。具體分布情況如表5：

從表5可以看到，絕大多數保姆沒有享有任何的保障，已參加社會保險的大都只參加了某單一險種，很難對其工作和生活提供全面有效的保障。各險種的參保率都在1帆以下，相對參加比率最高的是工傷保險，其次是醫療和養老保險，失業和生育保險的參保率更低。調查發現，保姆的風險觀念相當淡薄，比如，當問到“您是否擔心過您和您的家人將來養老的問題”，大多數保姆的回答是“沒考慮過”。他們往往只是自己采取一些簡單的措施來防范可能的風險，其中“存錢”的方式最為普遍，他們認為以“存錢”的方式來保障自己是最為實在且有效的。

2.保姆對目前社會保險的滿意度。關于對目前社會保險的滿意度，93.3%的保姆(42個)對現在的社會保險制度不滿意，另有3位保姆的答案是“說不清”。表6顯示出他們不滿的原因。

保姆勞動權益的一些相關問題直接關系到保姆的保障問題。被調查的保姆中有41人是通過家政公司進入雇主家庭，占到受調查者的91.11%，另外4人是通過熟人介紹的。當問到“是否和家政公司簽訂了勞動合同”時，有71.1%的被調查保姆作出肯定回答，但是他們手中大都沒有合同文本。關于工作和休息的時間，其中有37.8%的受調查對象(7人)每天工作8-10小時，35.6%的受調查對象 (16人)每天工作11-13小時，另有13.3%的保姆(6人)每天工作超過14小時。有84.4%的受調查保姆 (38人)每周的休息時間在一天以內，有77.8%的保姆(35人)春節的休假時間在三天以內。延長工時或安排在節假日工作，能獲得更高收入的保姆僅占受調查者的6.67%。從被調查對象來看，接受過相關技能培訓的保姆不到70%。保姆對于自己能享有哪些方面的權利，認知度較低，大部分不了解國家的相關規定和政策，他們更多關心的是收入水平的高低。權利意識普遍比較淡薄，對于一些侵害他們權益的行為，他們更多的是采取一種消極忍讓的態度。

(二)保姆的保障訴求

根據問卷“您目前最擔心的問題是什么”的調查結果，有39位選擇了“生活困難”這一選項。低收入使得保姆關注更多的是目前的生活問題，對于自己的保障則考慮較少。當進一步問到“您愿意參加社會保險嗎”，有86.67%的保姆(39人)愿意參加社會保險，這反映出保姆對社會保障有著較為強烈的需求和意愿。但從調查中發現，絕大多數保姆對于社會保險以及其他一些保障計劃的認識模糊，他們可能只是想參加一種保障計劃，而不一定就是對社會保險有特別強的參與意愿。對于不愿意參加社會保險的保姆(6人)，他們對于不愿意參加社會保險的原因的回答如表7。

由于保姆繳費能力較低，愿意參保的保姆對于不同社會保險項目可能會存在有差別的參保意愿。通過設計“請按照重要程度對目前您認為最需要參加的社會保險進行排序”這一問題，對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生育保險五大社會保險的參保意愿進行考察，并分別計算出保姆在不同社會保險項目上的參保意愿得分。按照不同保險項目的重要程度，設定選項排第一位的保險為數值5，第二位為4，第三位為3，第四位為2，第五位為1，可以計算出社會保險的意愿值(見表8)。

按上述方式對各險種的得分進行計算，結果保姆對五大社會保險的參保意愿得分分別為：養老保險(87)、醫療保險(157)、工傷保險(150)、失業保險 (133)、生育保險(58)。從得分可以看出，保姆對參加醫療保險的意愿最為強烈，其余社會保險按重要程度排序依次為工傷保險、失業保險、養老保險、生育保險。保姆參保意愿的強弱是與該群體的特征相關聯的，由于保姆普遍比較年輕，收入較低，他們對養老問題的關注不足，參與養老保險的意愿不是很強，而對在工作和生活中更直接和頻繁面臨的傷病、工作事故以及失去工作等風險更為關注，由此導致對醫療、工傷和失業這三種保險的參與意愿更強烈。當然，隨著年齡的增長，保姆會逐漸思考養老等問題。

(三)結論

通過對北京市保姆的保障狀況和訴求的調查，可以得出以下幾點結論：

其一，從保姆的參保情況來看，無論從覆蓋面還是保障水平，現行社會保險制度對該群體的保障都非常有限。大多數保姆沒有得到任何制度性的保障，少數參加社會保險的保姆，其保障項目也是殘缺的，不能對其可能遭遇的風險進行有力的控制，其保障效果處于不佳的狀態。

其二，從保姆的勞動權益來看，由于保護這一群體權益的法律法規十分缺乏，當其權益遭到侵犯時，很難通過法律等正規途徑維護自身合法利益，而且由于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的影響，他們的自我保障意識較弱，這也是其權益頻繁受到侵害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三，從保姆的保障訴求來看，大多數保姆希望和愿意得到社會保障，麗且對于某些保障項目，如醫療、工傷，他們的保障意愿非常強烈，希望得到最基本的保障。然而，現有保障制度設計的理念和缺陷使得保姆的保障需求很難得到有效滿足，這也造成他們對現有的社會保障制度的滿意度較低。

通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目前的保障制度對保姆的保障不足，其保障訴求沒能得到有效滿足，這和在調查前依據目標匹配理論，結合保姆群體的特征所作出的推斷基本吻合。當然，造成現有保障制度不能有效保障保姆群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要設計出保障保姆群體的合理制度，就必須進一步探討造成現有制度保障效果不良的原因，在此基礎上才能對現有的保障制度加以改進。

四、保姆特征與保障制度匹配性的分析與思考

以上分析說明現有保障制度的保障效果不佳。在分析其原因的基礎上，對保姆保障制度的設計進行了相應的思考。

(一)現有保障制度保障效果不佳的原因

運用目標匹配理論分析得知，現有的保障制度之所以沒有形成對保姆群體的有效保障，其主要原因在于現有的保障制度安排和保姆群體的特征不相匹配，在保障內容上不切合該群體的保障訴求，在保障方式上不適應其就業特征。

1.現行社會保障制度不適應保姆群體的基本特征。保姆群體的基本特征可表述為：年齡相對年輕、農村戶籍為主、高流動性、低收入、低教育程度。而社會保險的特點是強調受保障者權利與義務相結合，采取受益者和雇傭單位共同供款的方式。待遇水平的確定是與其收入直接相關的，它把勞動者承擔相應的繳費義務作為享受待遇的前提。從社會保險的特點來看，它更適合那部分單位固定、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并比較穩定的群體。而保姆群體，由于收入低，很多時候連基本生活需求都不能保障，這直接影響到其繳費能力和意愿。而且這一群體的流動性強，對他們參加社會保險造成了困難，這一方面體現在繳費上，另一方面由于目前社會保險關系跨單位和跨地區轉移還存在障礙，不能實現比較便利的自由流轉，這進一步加大了保姆群體的參保難度。而且較強的流動性也造成其收入的波動性，從一個時間段來看呈現出不均衡的特點，這也使目前社會保險的繳費方式不太適應保姆的收入特征。年齡相對年輕、受教育程度較低作為保姆另外兩個顯著特征，深刻影響到他們在某些社會保險項目上的參保意愿，較低的教育水平也使得保姆對社會保險的認知較低，這些因素都會影響到社會保險對其保障的效果。

2.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沒有充分考慮保姆群體的獨特需求。保姆由于受到其群體特征的影響，其保障需求也呈現出獨特性。在馬斯洛看來，人類價值體系存在兩類不同需要，一類是沿生物譜系上升方向逐漸變弱的本能或沖動，稱為低級需要和生理需要；一類是隨生物進化而逐漸顯現的潛能或需要，稱為高級需要。不同層級的人都潛藏著這五種不同層次的需要，但在不同的時期表現各種需要的迫切程度是不同的。該理論認為，每一層次需要產生的前提是較低層次需要已經得到滿足。因此，勞動力市場上的各類勞動者，由于諸多因素的影響往往處于不同需求層次上，正是他們需求的不同決定其對于相同的保障制度表現出不同的態度和行為?，F行的社會保險制度，從其設計的基本理念看，更多考慮那部分工作和收入都比較穩定群體，而在滿足保姆這類非正規就業者的保障需求方面缺乏考慮。保姆目前最關心的還是其生存和基本安全問題，這是由他們的生活境遇和群體特征所決定的。其中的問題，有的可以在現行社會保障制度框架下解決，有的則需要借助其他的保障計劃來彌補。

(二)對于保姆保障制度的思考

1.設計保姆保障制度應考慮的主要問題。設計一個保障制度需要關注的問題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新保障制度理念的確立。保姆群體處于社會的底層，他們現在亟待解決的是基本生存和安全的保障問題，考慮到保姆的群體特征和需求，新保障制度應該確立“生存為本、安全第一”的理念，在現階段針對這一群體的保障制度可以是低水平的，但是一定要杜絕漏洞。

第二，新保障制度和已有保障制度的關系以及在整個社會保障體系中的定位問題。我國的社會保障體系是一個有機的整體，各個子保障制度之間有一個兼容和協調的問題。如果盲目地以問題為導向來設計新制度，可能會造成新制度和已有保障制度之間的沖突，而且缺乏整體規劃會造成保障制度體系的龐雜和混亂。因此，根據現有的社會保障體系以及未來社會保障的發展方向對保姆保障制度進行合理而準確的定位，更有利于新制度以及整個保障制度體系的持續健康發展。

第三，新保障制度和保姆群體特征的匹配及適應問題。這個問題是制度設計的核心所在，也是所設計的保障制度能否達到預期保障效果的關鍵影響因素。根據前面的調查和分析，在設計保障制度的時候必須充分考慮到保姆群體的群體特征和獨特需求，加強保障制度中保障項目和保障水平的針對性。

第四，對于新保障制度時效性的思考。制度設計必須考慮其時間屬性，是將該制度作為過渡性制度還是長期制度，會對制度設計和它運行中的一些問題產生影響。如果根據分析、調查和對未來發展趨勢的判斷，認為該制度只是短期的過渡性制度，那么在設計制度時應考慮到和未來制度的接口，使其到時能完成平穩的過渡，最大限度地減少對制度體系的震蕩和影響；如果判斷新制度是一個長期制度，則應按照長期制度的方式進行設計。

2.建立保姆保障制度應確立的基本原則?；谝陨蠋追矫娴目紤]，保姆保障制度的建立應遵循以下基本原則：

一是靈活性原則。靈活性一方面是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來談的，它是指保姆的保障制度安排應在繳費基數、繳費比例、繳費時間、繳費方式等方面更具靈活性，以適應保姆流動性強、收入不穩定的特征。在雅諾什·科爾奈與翁笙和合著的《轉軌中的福利、選擇和一致性》一書中，針對所有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型的國家，提出了福利部門改革的九項原則，其中第一個原則便是關于受保障者的個人選擇權(個人自主權)問題，指出“要推進的變革必須增加個人在福利事務中的決策范圍，減少政府的決策范圍”。對于保姆群體，更需要增加他們對于保障項目的選擇權，他們有權利選擇參與不同層次的社會保險制度。

二是保障基本，逐步完善原則。這涉及保障水平和保障內容方面。保姆的保障制度在保障水平上，不宜太高，要著眼于解決保姆群體面臨的基本問題，目前可以是提供一種較低水平的保障，但是一定要廣覆蓋，從群體層面上解決他們的基本保障問題。在保障內容上，首先解決保姆群體最迫切需要得到保障的項目，然后根據該群體的需求逐步加以完善。

三是動態調整原則。任何一項制度安排要達到比較理想的效果不是一蹴而就的，而需要在制度的運行過程中根據出現的情況和問題不斷加以調整和優化。由于保姆群體的變化和波動較大，這就更需要保障制度適時地調整以應對所出現的新問題，因此保姆的保障制度必須具有一定的動態調整空間，而不能過于固化。

四是與現有制度兼容的原則。無論現行制度是否合理，畢竟已經運行了很長一段時間，會存在一定的路徑依賴問題，所以在進行制度改良時必須對新制度和已有制度的兼容問題有所評估。

3.對保姆保障制度建設的幾點思考。依據保姆的群體特征建立一個區別于正規就業群體的差別性的保障制度，就此提出如下思考：

第一，非正規就業群體是社會保障的當然主體。在很長一段時間，人們都認為社會保險主要的保障對象就是正規就業者，而對非正規就業者的保障重視不夠。非正規就業作為全球就業領域的一種發展趨勢，在我國也體現得非常明顯。保障這部分群體，不但是現實的要求，也是社會保障制度根本理念的體現，社會保障天然追求公平，把這部分群體置于保障體系之外顯然是不可取的，必須明確這一群體的受保障權益，并從制度上對其予以有效保障。

第二，增強社會保險制度對保姆群體的適應性。針對現行社會保險制度在保障保姆上與該群體特征的不適應，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對現有社會保險制度加以完善：其一，改變社會保險必須依托用人單位的傳統做法，針對保姆群體勞動關系不穩定的特點，在繳費基數、繳費比例、繳費時間、繳費方式以及管理方式上更加靈活，可以采取設置“社會保險個人服務窗口”的形式來簡化參保程序，盡可能為保姆參保和享受待遇提供便利；其二，加強對社會保險信息的管理，社會保險信息庫的建設要以逐步實現社會保險關系信息庫在地市間、省市間的聯網與信息共享，最終實現全國社會保險關系信息互聯互通為目標，以保證保姆不會因為變換工作而失去社會保險。

第三，對于保姆群體的保障制度建設，應該采取重點突破，逐步完善的方式，盡快建立適應保姆群體特征的醫療保險和工傷保險制度，在此基礎上再逐步建立其社會保險的其他項目，最終形成一個完整的保障體系。

第四，社會保險制度不是保障保姆群體的惟一選擇。要從思想上認識到保障需求是分類分層的，不是單一的社會保險就能解決問題，對于不同層次和類別的保障需求應該采用不同的保障制度，保姆的保障制度應該是由各個子項目構成的有機系統。鑒于保姆的生活境遇，建立一張社會救助的保護網是完全必要的，在他們遇到生存困難時，可以為其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第五，加強對保姆的培訓。保姆在勞動力市場上處于弱勢地位的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自身能力較弱，缺乏專業培訓。培訓問題是關系到保姆群體長期發展的重大問題，提高他們的就業能力無論對于解決其生活問題還是保障問題都是大有裨益的，政府和各種社會組織應該為其提供更多的培訓機會，以有效解決保姆素質和技能偏低的問題。

參考文獻：

[1]鄭秉文，孫婕：《社會保障改革的一個政策工具：“目標定位”》，《中央財經大學學報》2004年第8期，第42頁

[2]尼爾·吉爾伯特：《社會福利的目標定位——全球發展趨勢與展望》，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4年，第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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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民人格；市民社會；公民性格；公民精神；公民文化

中圖分類號：D0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3）21-0028-02

一、公民人格

公民人格是在市民社會背景下產生的，因公民身份而存在的公民個體和公民共同體的社會心理特征、行為方式、精神旨趣及文化結構、價值觀念、道德素質等要素相對穩定的特征。公民人格包括如下內涵：

第一，公民人格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它既包括公民本身的心理、行為、觀念、精神等要素，也包括這些要素系統與公民所處外在社會環境的互動。

第二，公民身份的明確及公民主體意識的自覺是公民人格得以生成的基礎及前提。主體作用能夠激發出公民的主體內在潛能，在反復實踐與磨煉中形成公民人格。

第三，公民人格與公民性格存在密切聯系?！肮裥愿耋w現為現代法治社會和民主政治結構（制度）中成員身份的共性特征，是關于人類社會成員存在樣態一般化的理性描述，它孕育的是人類社會歷史進步發展程度的共時價值表達，鑲嵌著社會的現代化程度所具有的共性品格。”[1]公民人格與公民性格具有諸多共性的要素，如精神、個性特性、心理特征、行為方式、價值取向等等。

二、市民社會背景下公民人格的價值

（一）引導公民行為

公民人格有助于明確和描述公民身份的應然輪廓，通過培養公民的意識（參政意識、民主意識、權利意識）規范公民行為，提升公民素質與道德，強化公民責任心，引導公民參與決策和監督等行為，充分體現公民的權力與義務，盡量減少阿倫特所描述的“公民不服從”行為，促使公民產生利于公共利益和公共理性的行為。

（二）提高公民德性

公民人格具有德性意蘊，因為德性研究以對人格的科學認識為基礎。公民德性是公民為實現價值和追求幸福生活而行使權利義務所具備的優秀品質及能力。公民人格利于引導公民理性，托克維爾曾指出，民情是“一個民族的整個道德和精神面貌”，這里的民情指公民的心理習慣及其全部思想[2]。因而，人格有助于公民崇尚“善”，拷問良知與道德，充分發揮德性的認知、調節、教化和評價等作用，將公民德性之知與德性之行統一，促進公民的自由與全面發展。

（三）塑造公民精神

若市民社會是培育公民精神的現實母體，公民人格則是承載公民精神的虛擬中介。帕特南發現意大利南北部不同地區間的公民共同體發展水平的參差不齊，且北方好于南方，“那些一個世紀以前人們曾積極參與社會團結和公共動員的地方，今天恰好就是政治和社會生活具有最徹底公共精神的地方?！盵3]公民人格有更強的凝聚力，使公民易達到涂爾干設想的“有機團結”狀態，有助于形成公民共同體的精神紐帶，對市民社會形成一種秩序精神與整合精神。同時，公民人格能夠將公民心理、行為、價值、需求、思想等內化于市民社會的建構中，使公民精神與市民社會在“應然”（市民社會決定公民精神的性質與實現方式）與“實然”（公民精神對市民社會進行反映與反思的反作用）的層面上同源互構。

（四）體現公民利益

公民人格深刻影響著公民利益的表達，兩者的關系也可參考公民性格與公共利益的關系，即“公民性格的養成將對公共物質利益的構成產生巨大影響；公民性格的養成將對非物質性公共利益的變革提出更高要求；公民性格的養成將決定公共利益現實表達的程度；公民性格還將成為公共利益表達缺失的最后責任承擔者。”因而，公民人格能夠體現公民利益訴求、促進公民利益實現、引導公民利益表達、維護公民利益獲取。

（五）形成公民文化

阿爾蒙德認為：“公民文化是一種政治文化和政治結構相互協調的參與者政治文化?！盵4]公民文化在本質上是一種文化認同，本身就反映了公民的政治態度、意識、目的、需求等與政治系統間的契合度。公民人格對公民文化形成的影響表現在：良性公民人格的正向導向促進公民作為參與者的文化理性；公民人格的相對穩定使得公民文化一經形成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起作用；公民人格因個性特征展現的差異性，在人格與文化融合過程中對公民文化進行有彈性的形塑與濡化。

三、公民人格生成的指向與途徑

（一）公民人格生成指向

1.獨立人格

公民的獨立人格是在公民意識覺醒和公民身份明確的基礎上，在特定條件下生成的獨立的人格，這與公民依附性的逐漸減弱乃至消失與獨立性獲取的過程相生相伴，能夠使公民在“公域”與“私域”的界限中充分地自主、自由。公民的獨立人格以公民的自由意志為精神根基；以公民自立能力為力量源泉；以公民自主、自由、自律的狀態為現實表征。

2.主體人格

公民只有具有主體性才能把自己當成社會的主人。公民的主體意識是公民人格生成的前提條件，能夠促使公民形成主體心理與主體行為的傾向。培育公民的主體意識，在公民主體人格的作用下增強市民社會理性化的品格及公民自我調節和自我管理的能力。使公民作為政治主體能夠自主地、自由地參與和評價國家政策，發揮民主決策力，維護社會穩定，體現公民主體作用與價值。

3.公共人格

公民的公共人格是現代性政治的必然抉擇，也是市民社會公共性的價值訴求，通過生成公民公共人格引導公民公共精神，促使公民自覺認同、歸屬于社會，維護市民社會的合法性與民主性。公民愿意與他者共同建構出一個“公共”人的世界，使公共性成為公民的一種社會合理性理想和目的性價值生存信念，使公民活動的公共性由自發走向自覺，市民社會民主政治的理想也便開始復興并得到踐履。

4.審美人格

審美人格是公民人格的最高境界，公民將審美理想、審美能力和審美旨趣融入到人格中，此時，公民的智慧力量和道德力量都得到升華，使公民因對自我人格欣賞而形成對社會本性的自覺，在規范自我心態與行為的基礎上達到自由愉悅的人格境界，升華成人格的德性美，將自我德性充實的過程看作是追求“真”、“善”、“美”公民生活的方式。

（二）公民人格生成途徑

1.公民教育推廣――公民人格生成的重要前提

公民人格是一個國家的公民經過長久社會發展歷史進程中逐漸形成的較為穩定的品質與特征。以儒家文化為主體的中國傳統文化對“圣人”、“君子”、“格物、致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貴和”、“仁愛”等等理想人格的倡導正體現了傳統教育對公民人格的培育。在當今社會，對公民的教育仍然是革除公民人格劣根性，培育公民個體乃至公民共同體理性內核與人格典范的重要基礎與前提。對公民人格的教育應發動學校、家庭及社會等多個主體的作用。

2.公民社會文化――公民人格生成的現實土壤

市民社會文化內在地體現了公民的心理認同，外在地體現了公民身體力行地參與。市民社會的傳統文化及現實文化都為公民人格的生成提供了土壤與根基。與此同時，公民文化也為公民人格的培育與彰顯提供了精神指引及文化認同的可能。發揮公民文化的異質性、包容性、融合性及開放性，充分利用市民社會對公民產生的情感信仰與對公民價值取向和行為取向的融合濡化作用，助推公民文化由臣民向公民轉變。通過市民社會形成的參與文化、民主文化、民本文化、公正文化、理性文化、公共文化切實促進公民人格的生成。

3.公民社會制度――公民人格生成的外在保證

公民生活在社會制度的框架中，受社會制度的規范及約束。但市民社會制度也為公民人格的生成提供了機制上的保障。合理科學的社會制度能夠塑造公民人格，使人格得以獨立，發揮公民對制度的主體作用，引導制度價值，維護公民利益；社會制度的設計、運行、監督及評價也為公民人格的生成帶來機緣，公民在社會制度實踐流程中的適度參與有助于減少公民與制度沖突及矛盾的產生；社會制度的文化與倫理也為公民人格的生成提供了文化氛圍和道德約束?？傊袢烁衽c市民社會制度的協調互動關系可以使市民社會人格化的制度促進公民的全面發展、自主發展、進步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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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張青蘭.論公民人格的價值內涵[J].南昌大學學報：人社版，2004，（2）：17-20.

篇3

（一）政治系統中的政府職能以追求公共利益為目標

政府職能即是國家行政職能，是指導國家行政機關處理公共事務的行為準則。政府的職能設定以是否符合社會公眾的整體利益為標準，政府的宗旨是提供更加公平公正的高質量公共服務。為履行這一社會職能，政府需要不斷改革，通過改變管理方式、組織結構等內部因素健全政府組織形式，通過創新自身管理體制而建立更加高效的公共服務政府，以便在社會環境的不斷變化中始終如一的保障公共利益。由此，知識型政府應運而生。

（二）經濟因素上組織競爭力以知識運用為關鍵

在科技為主導生產力的時代，公共組織為自身生存與發展需要在經濟上不斷增強科技競爭力，這種科技競爭力主要源自先進的科技知識。通過先進科技知識的不斷匯集使得公共組織自身的管理方式傾向于知識管理，通過知識資源的不斷聚集而完善知識管理系統。根據周民良的觀點，知識型政府的重要特征是要通過知識管理來提升政府組織的效能及競爭力。政府效能的提高程度主要取決于知識管理水平的高低，知識管理水平高低的評價標準依賴于知識管理系統的完善程度。歸根結底，知識的運用成為增強政府組織競爭力的核心因素。因此，政府組織運用知識增強競爭力在某種程度上導致了構成知識型政府要素的產生。

二、從行政生態學角度分析知識型政府要素的主要構成

（一）以社會環境對公共行政影響角度

1．知識經濟是重要基礎

當前各國政府的生存發展時期，知識經濟已經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生產方式充斥在國際環境中。它主要指以知識為基礎的經濟，是以科學技術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為基礎的高度發達的經濟產物。在知識型政府的各組成要素中，知識經濟是作為重要的經濟基礎，直接決定著知識型政府的主要結構。在知識經濟的帶動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更多地依賴于對知識資源的利用，這也將導致政府與社會對有效知識資源的追求達到一個無以復加的程度。因此，知識經濟是知識型政府要素中的重要環境因素之一。

2．電子網絡是主要構成

武漢大學信息管理學院的文庭孝博士認為，知識型政府在目前其實是一個概念合集，與其相關的概念很多，其中就包含電子政府。在如今電子網絡高速發展的時代，政府的運行機制更多的依賴于電子網絡的高效便捷，在今后將形成的知識型政府中將尤其重視電子網絡系統的建立健全。電子網絡是知識型政府接收與傳播信息的重要橋梁，是支持知識型政府良好運作的必要環境，是知識型政府集中掌控重要知識的保障。由此可見，電子網絡構建了知識型政府要素的主要發展環境。

（二）以公共行政對社會環境的作用角度

1．以知識創新為主要方向

20世紀90年代英國BP石油公司創立了T型管理模式，它主要指組織中知識的自由分享與組織各層級部門業績之間的交集。由于T型管理模式中知識的自由分享導致組織中各層級部門能獲得足夠的知識資源，促進組織成員知識創新思想的產生，從而提升組織業績。由此可知，T型管理模式能夠刺激知識創新能力的產生。知識型政府本身就是一種組織制度的創新，以知識創新是知識型政府的指導核心，若借用T管理模式來激勵知識創新能力將有助于知識型政府建立更加人性的知識創新機制。作為知識管理的關鍵因素，知識創新必將成為知識型政府生存與發展的重要前提。

2．以技術創新為主要支撐

知識型政府的構建需要相應的支撐環境為基礎，在穩定的支撐環境內由技術支撐系統及非技術支撐系統共同構成知識型政府的運行主體。技術支撐系統主要指應用現代信息技術的知識管理系統，而技術創新是指突破創新信息技術來實現更加全面高效的知識管理。技術創新是技術支撐系統的生機與活力，是政府組織創造力的源泉，是知識型政府的構成要素的中流砥柱。

三、從行政生態學角度歸納知識型政府要素構建治理模式的途徑

（一）在統一社會制度下，以政府推介為主要方式

各國社會制度不大相同，政府為便于管理實行統一社會制度，知識型政府的重要特征是其健全的知識管理體制，治理模式理應配合其知識管理體制來執行，政府通過知識資源的收集、分發及調配來實現社會公眾的知識交流及溝通，借此獲得較大的知識效能。政府作為整個社會知識的吸納、管理和分配中樞，以先進的信息網絡技術為主要通道，履行政府的多重職能。知識型政府職能有三點：第一，作為監管者，從政府組織內部及外部獲取足夠的知識來源。第二，作為發言者，政府要運用知識資源公共政策及相關信息。第三，作為指導者，政府施行有效的知識資源分配來引導高校治理模式的建設。

（二）在異質化社會制度下，建立不同制度評價體系

異質化的社會制度即是在同一政府治理下存在兩種或多種不同的社會制度。針對此情況，通過建立不同評價體系來治理才能適應這種特殊的社會環境。知識型政府建立不同的評價體系關鍵在于評價的標準及主體的差異，通過知識資源的不斷搜集分析對不同社會制度進行全面細致的調查，分析歸納不同社會制度的共性與個性，以各種社會制度的共性建立評價標準的對比表，便于查看各種社會制度在各方面指標的差異，為治理模式的調整提供依據。評價主體的客觀性很大程度上影響評價結果，不同評價主體對評價標準的看法各不相同。具體可以分為：第一，政府自身評價，指政府以公共監督管理者及公共服務提供者的角度來評價不同社會制度治理模式，知識型政府對于自身的評價關注于知識效能最大化的標準，這也是履行知識型政府自我監督的一種表現形式。第二，社會輿論評價，指社會公眾及媒體從社會公共利益角度出發，以社會道德規范為衡量標準，對不同社會制度治理模式進行評價。在知識型政府的治理下，社會公眾及媒體的公共利益及道德衡量標準將更多的依賴于政府對知識資源的合理分配。

四、從行政生態學角度預測知識型政府要素及其治理模式的社會意義

（一）開辟知識管理鏈的構建

美國學者C•W•Holsapple和Mr•singh于1998年從組織內部的知識和核心競爭力出發提出了知識鏈的概念。它是指組織在一個鏈條網絡中不斷收集、分析、整合知識資源，最終實現知識創新以增加資源價值的一種網絡架構。在知識型政府中，對于知識資源的管理正是建立在知識鏈的基礎上，政府治理對知識的依賴迫使其開辟一種全新的知識管理鏈模式，尋找信息來源汲取知識資源，將知識輸入政府組織內部，再將其轉化成有效資源傳播給社會公眾，使社會公眾企業團體最大效率的發揮知識效用。如此反復，構建知識資源吸取及分發的循環系統使政府與社會公眾處于持續互助的過程。知識型政府借用知識管理鏈網絡構成政府與社會大眾的公共信息傳送渠道，完善了知識管理體系，為實現知識治理奠定了良好的物質基礎。

（二）完善電子政務建設

篇4

[關鍵詞] 平等權 公正 培育

黨的十報告提出“倡導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導愛國、敬業、誠信、友善，積極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是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分三個層面的全新論述，包含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所應該具有的最基本、最核心的價值理念，體現了現代社會的基本精神要素和價值追求。追求的終極目標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發展，其中，從社會層面的認同來看，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作為核心價值觀，必須分析不同的層次關系。顯然，自由、平等是權利層面更為基礎的價值，而公正、法治應該是自由、平等實現程度的保障和評價。因此，全面理解和培育公正的核心價值理念，需要從憲法平等權的內涵來看待社會公正價值的培育。

平等權是公民享有的最基本的憲法權利，沒有平等權何來社會公正?？墒沁@一權利長時間停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層面的理解，這顯然不利于在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背景下實現社會公正，而《憲法》規定平等權的意義恰恰在于保障每一個人都充分享有作為人的平等和尊嚴并實現社會公正。保障實現公民平等權是進行社會主義民主法制建設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所必須的一個前提，只有人人平等才會有真正的民主和監督，只有人人平等才可能有充分有序的自由競爭，只有人人享有平等權社會才會公正和諧發展。

一、公民平等權特征決定著社會公正的內涵

平等權具有權利與原則整體性特征，是社會公正最為直接的要求，其決定著社會公正的實現程度。因此，可以通過把握平等權的特征來理解社會公正的內涵，并從中發現公民平等權在社會轉型期促進社會公正實現的制度價值。

1.平等權是一項自然權利，社會公正則是社會存在的道義基礎。平等是一種價值，是同公平、正義、自由一樣的社會最基本的價值觀念，是人類社會追求的終極目標。能否享有平等權是實現公平、正義、自由的前提，如果平等權不能真正兌現，就沒有社會公平、正義和自由。這是人類社會的一個美好理想，這一切的實現都要從落實公民憲法平等權開始。平等權不同于一般的權利，平等權是一種資格，是一種在法律面前不被歧視的地位。權利就是在特定的社會經濟基礎上，由國家權力確定的社會成員獲取自身利益的特定資格，它反映著社會利益的分配關系。[1]P117平等權具有權利最基本的屬性，平等權就是公民根據憲法的規定平等享有權利的一種資格，這種資格適用于一切法律和法規所規定的各項權利。

任何社會制度和秩序的正常運行，必須遵循一定的價值標準，公正就是社會秩序維系的首要的價值。因此，社會必須充分尊重作為公民個人自然權利的平等權，讓每一個個體都享有最為基本的尊嚴對待，并通過有效的制度設計和環境營造，為每一個個體實現個人發展提供平等的機遇。作為一項自然權利的平等權，體現為社會公正價值而言，社會公正是社會價值得以認同的道德底線。一個理想的社會制度理應追求和實現社會公正，不能滿足社會公正的任何社會制度最終都會被新的社會制度所取代。

2.平等權是一項法律原則，社會公正是社會生活的基本準則。平等權所包含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原則，這項原則是憲法的最基本原則，從根本上規定了公民享有平等的法律權利，蘊涵在每一項法律規定和每一項權利中，同樣也是權利實現和國家機關司法的基本原則。平等權是主體資格平等，體現在政治領域，對每一個人都不歧視。在現代民主法治國家，人權可能更多的是公民平等的發展權，社會競爭機會的平等，社會成果分配的公平，以及享有社會保障的權利。

作為一項法律原則或精神的平等權，體現為社會公正價值而言，就是貫穿于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要體現自由平等公正的價值原則。公正不僅表現為結果公正，起點和過程的公正更為重要。公正首先是一種平等參與競爭的機會平等，競爭過程的規則相同。平等權作為一項法律原則被人們普遍接受，任何公民的權利原點首先是平等對待，平等享有教育、工作、發展的機會。現實中的種種特權階層和壟斷行業、城鄉差距、戶籍限制等等，就是在起點上不平等和歧視的體現。程序正當是實現公平正義的方式與載體，它是程序正義的體現，是運送正義的主要方式。

3.平等權是一項具體權利，社會公正是權利實現的結果體現。平等權不單體現為一個原則，我國憲法也規定了一些具體的平等權。比如憲法第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各民族一律平等。國家保障各少數民族的合法權利和利益。維護和發展各民族的平等、團結、互助關系。禁止對任何民族的歧視和壓迫，禁止破壞民族團結和制造民族分裂的行為。這是關于民族平等權的規定。憲法第34條規定了公民的選舉平等權。第48條規定了婦女的平等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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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村寨經濟 經濟發展 經濟結構

國力的增強與經濟整體的發展，對少數民族村寨的經濟轉型起到了推進的作用。然而在增長的同時，我們也應該針對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發展的結構和動力特征進行詳細的分析。資源約束的強制性在中國民族村寨的經濟轉型中表現得尤為突出，經濟的轉型關系到人們生活方式是否轉變，所以在轉型時，一定要從實際情況出發。

一、我省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結構的特點

貴州是一個多民族的省份，全省有49個民族成份，除漢族外，世居地少數民族有苗、布依、侗、彝、水、回、仡佬、壯、瑤、滿、白、蒙古、羌和土家等17個。

在八十年代以前，我省少數民族的村寨經濟結構是主要以糧食種植為主，產業結構等同于“農業”，也可以認為村寨經濟的結構構成非常單一，主要的構成形式即為農業，由于受到了地理條件的影響嚴重，少數民族村寨中也很少有其它產業形式，對于林業、牧業、漁業發展都很緩慢。后來，中國改革開放，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的思想也發生了轉變，市場經濟已經在貴州省少數民族村寨當中初現成效，將單一的以農業為主的經濟結構，向更加復雜的產業結構轉型，村寨經濟結構的構成模式，已經由最初的二級結構轉型為三級結構，這種結構的主要模式是由生產結構、類別結構、產業結構這三大類型組合而成的。

二、我省少數民族村寨的產業結構特點

關于產業結構，至今為止，除了發展特別落后的村寨以外，大多數村寨已經形成了以農業為主，并協同二、三產業一起發展的產業模式。工業和服務業的出現，為村寨經濟發展帶來了機會，加快了村寨經濟發展脫貧致富的步伐。從生產結構上來看，農業的產業結構以種植業為主，林業、牧業為輔。重點從事種植業，主要是因為在少數民族村寨中，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仍然是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人們發展副業的出發點僅僅是為了獲得貨幣，以換取生產資料，以及急需的日用品。少數民族村寨的第三產業結構主要是以商業、飲食、服務、運輸業為主。在第三產業中，勞務以及運輸業，是經濟收入的主要來源。

三、我省少數民族村寨經濟實現兩大階段的結構轉型

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我國最早的中央集權制度主要是依靠小農經濟結構來進行推廣的。一方面，使中國的傳統經濟體制以一個多民族、多樣化的情態存在，另一方面也有力的推動了少數民族村寨經濟多層次、多結構的歷史轉型。

我省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轉型，主要是把政治作為出發點。國家從少數民族村寨的生產模式和生產關系這兩大方進行了總體改造。在經濟基礎決定社會性質的認識基礎上，以集中的形式對各民族傳統經濟類型進行強制性轉型。在以國家為核心力量的轉型過程中，隨著傳統生產方式、生產關系、社會組織的改變，村寨經濟的整體結構也開始瓦解。

我省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第二階段的經濟轉型，出發點已經開始從政治轉向了市場經濟。雖然轉型的核心仍然是圍繞生產方式與經濟組織兩方面展開，但與第一階段不同的是，第二階段的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的轉型是在環境生態與資源約束、生產方式與產業結構調整、市場經濟與傳統文化變遷等力量的共同推動下得以實現的。隨著社會主義市場體系的建立，為中國民族村寨的經濟轉型營造了良好的外部環境，同時也為經濟轉型增添了動力。

四、我省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的社會約束

對于少數民族村寨而言，社會約束在兩大層上可以得到充分的體現：其一，在現代歷史發展的過程中，政治與經濟制度變革的力量，通過對少數民族村寨的生產模式、資源配置的全面重新構造，進而構成的外生性的社會制度性約束。其二，不同的少數民族村寨共同體，依賴傳統社會組織對經濟要素的結構性操作，所延續的內生性的社會制度性約束?？梢姡趪遗c市場強大的外部力量的主導下，少數民族村寨經濟因為傳統經濟的整體性和獨立性極大喪失，進而發生了根本性質的轉型。但同我們也應該注意到，傳統的經濟體系并不是因為這種轉變從此就土崩瓦解了。少數民族村寨社會結構的延續，不僅僅從根本上保證了它經濟要素的繼續存在，而且還在與現代因素的相互交織、融合中，讓經濟轉型呈現出長期的過渡狀態，不斷趨向于更為多樣化模式的發展。

少數民族村寨經濟在現代轉型中所遇到的困難，可以充分的從兩種約束力量中得到解釋。但是二者之間的的關系并不只是相互抵觸，更多的還是相互融合。將約束力化為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發展動力，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的轉型是傳統與現代、經濟與社會相互交融碰撞的，充滿多重色彩，呈現了多元化的發展方向。

五、總結

綜上所述，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的現代轉型是在社會制度性約束的指導和制約下開展的，它不單單體現為國家與市場主導的、外生性的現代化改造機制，更體現為這兩種制度之間相互融合的可能性。正因如此，解決少數民族村寨經濟現代化轉型問題的關鍵便是兩種制度之間的相互適應。這就需要我們要進行更加深入的調查，積極探尋解決制度之間相互約束的方法。我們必須在對外生性制度的持續反思和審視中，不斷的去嘗試、認知并且積極發展內生性制度中的合理方面，從而在有效降低相關社會成本中增強制度的針對性和適用性。另一方面，少數民族群體也需要更主動地參與社會主流，從而制度的約束中更好地實現自身的現代轉型。

參考文獻：

[1]高發元.民族調查專題研究[M].昆明：云南大學出版.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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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單位畢業證審查是查你的檔案或者上學信網查。事業單位是指國家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的，從事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活動的社會服務組織。事業單位一般要接受國家行政機關的領導，要有其組織或機構的表現形式，要成為法人實體，從目前情況來看，事業單位絕大部分由國家出資建立，大多為行政單位的下屬機構，也有一部分由民間建立，或由企業集團建立，與企業相比，事業單位有以下特征：

不以盈利為目的；財政及其他單位撥入的資金主要不以經濟利益的獲取為回報。中國的事業單位在功能上對應國外的是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國外的這些組織是社會自治組織，在中國的事業單位和政府的關系比較密切，這種不同點，有些是社會制度不同造成的，社會主義制度以公有制為主體。

（來源：文章屋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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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藝術設計；自然環境；設計理念；審美特征

影響環境藝術設計理念和藝術審美特征的因素有很多，但是藝術設計涉及到的學科多且復雜，優秀的環境藝術設計不僅能夠給人帶來美的享受，同時也能發揮其實用功能，給社會群眾的環境保護工作起到指引的作用，因此，必須在實際的工作中滲透現代化的藝術設計理念，保證小到室內設計，大到城市規劃都能發揮影響作用。

1影響環境藝術設計理念和藝術審美特征的主要因素

1.1地理環境因素

地理因素主要包括氣候、地形，地理因素是影響環境藝術設計最重要的一個方面，我國古代的環境藝術設計就充分考慮了地理因素，我國幅員面積遼闊，在南方一代，氣候溫和，花草植被豐富，自然與人文的相融合在我國南方環境藝術設計中處處體現，在布局設計中追求自然美，無論是園林還是建筑，追求的是人與自然更為貼近，在南方古代建筑中假山非常常見，利用層次分明的結構，建造花園池塘等，使得我國南方化境藝術設計獨樹一幟，但是在我國北方平原地區，就有呈現出另一種環境藝術設計理念了，我國北方地勢遼闊，氣候較為干燥，在建筑外觀上通常表現為氣勢磅礴，逐漸形成了以整齊為主的藝術審美特征，環境襯托建筑，在環境藝術設計中有明確的中軸線，如故宮，自然景觀加以輔助，使得故宮在整體上顯得更為氣勢宏大。另外，人類通過自己的智慧，環境藝術設計受地理制約的同時，也利用地理環境達到提升生活質量的目的，比如在印度北部地區，由于印度地處赤道附近，北面高山影響了冷空氣的進入，但是三面環海的地理形勢，使得生活在印度北部地區的人民利用海運的形式出行和運輸，在環境藝術設計和藝術審美上也逐漸形成了獨特的風格，是西歐文明的開端。

1.2經濟發展現狀因素

經濟發展直接影響著環境藝術設計，在過去，社會生產力低下，經濟發展緩慢，人們的主要依靠手工業和農業來維持日常的生活，因此，在環境藝術設計上表現出以人為的干預為主導，希望與自然貼近的同時，能夠掌控自然的發展，人民希望通過依靠自然的力量獲得更大的經濟收益，但是隨著工業革命的到來，經濟水平發展速度明顯加快，人們通過工業生產獲得更好的經濟收益，對于自然環境的需求發生了轉變，對環境的破壞情況也越來越受到人們的關注，在強調環境保護的同時，在資源的利用上遵循可持續發展戰略的指示，在環境藝術設計中開始強調人和自然的和諧相處，協調發展，人類對于自然的忽視態度得到了重大的轉變，也對環境藝術設計和藝術審美特征產生了一定的影響[1]。

1.3社會制度因素

社會制度因素對于環境藝術設計和藝術審美特征的影響同樣不容忽視，大自然是一種既定存在的美，社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審美特征，如我國的故宮，正是由于皇權制度的影響，使得故宮在藝術表現特征上呈現出壯觀、威嚴的全貌，由社會制度產生社會文化同樣影響著環境藝術設計，在我國古代人文思想中追求的是從容灑脫，強調的是無為而治，在對自然的設計和藝術審美上更多的是保留大自然的原始美，不去刻意的創造，而現階段我國重視資源的可持續發展，在環境設計上要求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性，由于環保理念的不斷深入，經濟發展給自然環境帶來的破壞，因此，在對環境藝術設計上側重點考慮的環境與發展[2]。

2現代環境藝術設計理念

2.1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中的人性化理念

隨著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人們對于環境藝術設計的需求越來越明顯，城市的綠化、基礎設施的建設也在不斷的發展中，環境藝術設計也順應人們需求的變化而變化，人性化設計主要是在環境藝術設計中根據人們真是的需求，來設計整體的環境規劃，在設計中既能方便于人們的活動，又能體現自然美，在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中，要尊重民俗文化，要融合當地的風土人情，使現代環境藝術設計在豐富人民日常生活中發揮更大的作用。

2.2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中的可持續發展理念

建立生態型城市國際倡導的一種城市發展趨勢，環境的破壞，治理工作的難以落實，地球資源的枯竭，成為當今最為棘手的難題，自然環境與人類的生存息息相關，自然環境的破壞離不開人類的發展[3]。因此，在環境藝術設計中必須要考慮自然資源的可持續發展，要對現有的自然環境進行全面的優化，理想的環境藝術設計同時也能提高人民對于環境保護的意識，起到宣傳環境保護的作用。在環境藝術設計中引入可持續發展理念，這要求在設計上要注重對環境資源的整合利用，要提高生態環境質量為目的，改善城市的環境，同時注重對外在自然條件如空氣、陽光、水資源和人工科技如現代化的澆灌系統等的協調配合，要重視對環境的治理和維護，只有在科學發展的環境觀上才能真正的實現資源的可持續發展。

2.3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中的多元化理念

環境設計的參與主體眾多，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中涉及到的不再僅僅是環境、建筑等部門，還涉及到城市的規劃，環境的檢測等工作，因此，在實際的環境藝術設計中，要多方協調各部門間的工作，以科學的管理和合理的安排保證現代藝術設計工作的有效進行，要重視環境設計師在環境藝術設計工作的地位和作用，同時，再設計過程中，應當要面向全社會征集意見，環境設計工作不再是社會群眾被動的接受，而是可以積極主動的參與到設計項目過程中，社會群眾往往能夠真實的反映出受益主體的需求，這對于完善現代環境藝術設計工作有著重要的作用。

3現代環境藝術設計審美的特征

3.1現代環境藝術設計的多層次現代環境藝術設計在城市規劃的作用越來越強，藝術設計的受益群體還是社會群眾[4]。因此，現代環境藝術設計首先要滿足社會群眾的基本需求，在使用上要方面和舒適，要根據受眾主體的不同，設計方案也要隨之發生變化，比如在城市廣場中，要選擇適宜的花草，在建筑上要以雕塑為主，方便人民群眾的休閑活動[5]。其次，在現代環境設計中要考慮美觀性，在設計中不能將各種感官因素相重疊，而是要注重點、線、面的統一，注重色彩和建筑的搭配，通過環境藝術設計營造良好的視覺享受，最后，在環境藝術設計中要充分融合當地的風土人情、民俗文化，要給社會群眾的思想得到升華，要能夠體現城市規劃的理念。

3.2現代環境藝術設計的關聯性

現代環境藝術設計的對象多，無論是在居室還是在城市規劃中們都有體現，因此，在現代環境藝術設計中要注重關聯性，不僅僅要注重環境設計各要素之間的協調，還要重視空間上的統一，要在空間的多樣性上進行藝術設計，環境藝術設計要避免急功近利，如杭州西湖周邊的建筑過于復雜，給城市規劃埋下了隱患，給杭州西湖的發展帶來了局限性。而我國江南地區的園林設計就是空間統一設計的典范，運用環境藝術設計手法，營造了園林特有的意境，因此，正確處理好環境藝術設計各要素的關聯性是發揮現代藝術設計的重要方面。

3.3現代環境藝術設計的實用性

環境藝術是美的表達手段，也是豐富人們生活的重要手段，因此，在實際的環境藝術設計中，必然要考慮其實用性，只有滿足了社會群眾的需求，才能在功能型上發揮更大的作用。在城市的環境藝術設計中，環境藝術實用性隨處可見，比如公園的長凳，在設計上既符合了公園的主題，又能方便與人民群眾的休閑，在城市中的各個角落里存在的垃圾桶，在設計上既要滿足其使用功能，外觀上也要體現含有當地特色的造型設計，既能合乎了人機，又能發揮實際的實用功能。

4結束語

綜上所述，優秀的環境藝術設計理念和審美特征必然是社會經濟發展，人們生態環境意識的作用下產生的，因此，只有更加科學的對待生態環境，才能給人類提供更好的生存環境。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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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市場經濟是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的，因而給人們一種誤解，似乎它是資本主義的東西。其實，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具有不同的質的規定性。如果把市場經濟一般和產生過程進行抽象，它們的區別就會顯示出來。

所謂市場經濟，簡言之，就是發展到一定階段以市場為樞紐建立起社會經濟調節機制釣商品經濟。它是一個十分復雜的經濟機體，要對它作全面概括是困難的，但可以從一些主要方面認識它一般的質的規定。

首先，調節包括生產要素在內的社會資源的分配是市場經濟的主要內容。_調節的對象是全方位的:既包括資金，也包括物資，既包括物化勞動，也包括活勞動，既包括產品加工，也包括科技、管理和土地，既包括生產，也包括流通，而且還包括各個經濟單位、各個地區、各個部門、各個產業經營活動等等在內的各個方面。通過對所有這些方面的調節，實現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的平衡，使整個社會經濟順利運行。

其次，社會總商品的實現是市場經濟的中心問題。商品經濟的運行離不開交換，社會資源的合理分配必須通過社會產品的實現才算最終完成，才能保證社會總商品再生產的順利進.行，并在再生產中顯示其效益。所謂社會商品的實現，就是社會商品的名個部份從哪里出售，使消耗的價值得到補償，從哪里買進商品，使消耗的物質資料得到替換。所以，交換是調節社會資源配置的必不可少的重要環節。完善流通體制，搞活交換環節，對建立和實現市場經濟的調節機制至關重要。

再次，價值規律的要求是建立和實現市場調節機制的根本依據。市場經濟是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商品經濟，價值規律理所當然的是它的基本規律，必然要對市場進行調節。實際上，建立市場調節機制就是生產力發展到機器大工業階段的價值規律的要求。只有按照價值規律要求建立和完善市場調節機制，才能真正達到社會資源合理配置，保證社會總商品再生產順利實現的目的。

第四，價格是進行市場調節的基本杠桿。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是價值規律的作用形式。通過價格以價值為軸心的不斷背離運動，能夠較準確地把價值規律的要求傳遞到各個利益主體，從而驅動資源的不斷流動，使市場對社會資源配置的調節得到實現，并逐步趨于合理。由于進入市場的商品種類十分繁雜，各種商品價格的形成條件互不相同，作為調節杠桿的價格就不能是某一種商品的價格，也不總體價格，而是形成相互聯系、相互制約的價格體系中所有各種商品的價格。建立合理的價格體系，是市場經濟本身的要求，它直接關系能否建立起合理的市場調節機制。

第五，競爭是實現市場調節機制的普遍形式。競爭是商品經濟的終生伴侶。在市場經濟中，競爭具有其它任何東西不能代替的功能。正是參與市場各利益主體.之間的競爭，造成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把價值規律的要求傳遞到各個利益主體，才使價格成為調節經濟的杠桿。最后，平等是市場經濟的一般社會性質。平等是商品經濟的本質特征，當然也是市場經濟的本質特征。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交換必須堅持以價值為基礎，實行等價交換。這是一種平等原則，體現著各個利益主體之間的平等關系。這一平等原則是價值規律的要求，貫串于市場經濟的一切領域，制約著參與市場的所有利益主體的活動，而不管這些主體屬于哪一種所有制。正是這個平等原則，能夠造就出平等的競爭環境，激勵著各利益主體、’從而社會經濟的發展。

市場經濟的建立是經歷了一段漫長過程的。在商品經濟產生以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由于生產力低下，商品生產規模狹小，商品量不大，社會分工不發達，生產者之間的經濟聯系不緊密，處于自由發展狀態，市場主要是實現商品和反饋信息的場所，不存在對經濟進行社會調節的要求，沒有市場經濟。隨著生產力和社會分工的發展，特別是手工業小生產過渡到機器大生產，各個經濟單位的聯系日廣泛和密切，單個勞動越來越成為社會總勞動不可缺少的有機組成部份，一個經濟單位勞動產品的實現與否，都會影響到其它經濟單位的經營狀況，客觀上產生了對社會經擠建立調節機制的要求。在商品經濟條件下，只有通過市場進行調節，同時，市場在不斷發育中也逐步形成了相應的調節功能。于是，市場經濟在社會發展到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階段時產生了。商品經濟也就進入了一個有社會調節的新階段。

從市場經濟的一般特征和產生過程中可以看到，它不屬于社會經濟制度的問題。它與資本主義經濟分屬于不同的范疇系列，具有不同的質的規定性。它們之間既不是誰決定誰的關系，也不是誰依附誰的關系，更不是等同關系。正像武器可以被人用于侵略也可用于防御一樣，只要具備一定條件，市場經濟同樣可以用于發展資本主義也可用于發展社會主義。長期以來，有些人習慣于把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等同起來或把它當作資本主義的產物，主要是因為，市場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幾乎同時產生，市場經濟的運行狀況，直接顯現出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展或收縮、高漲或衰落。

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同時產生、至今仍結合在一起，這是歷史事實。但不能由此認為市場經濟附屬于資本主義，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市場經濟與資本主義的結合，是同一源頭兩支分流在一定條件下的匯集，它們都根源于生產力的發展。資本主義代替封建主義，是由于發展到機器大生產階段的生產力要求改變不適應它的封建主義生產關系，市場經濟的形成，是由于生產力發展到社會化大生產階段，社會分工更加細致，各個經濟單位成為相互制約、相互依存、具有緊密聯系的社會經濟的有機組成部份，產生了對生產要素和資源配置進行社會調節的要求。前者屬于社會經濟制度的更替間題，后者屬于經濟運行形式和調節機制的演變和發育問題。兩者雖然都由生產力發展引起的，并在同一個時期產生，但確實屬于兩個不同范疇系列的問題，把它們等同起來系屬誤解，是不符合實際的。

正因為如此，市場經濟也就并不注定只能同資本主義結合，只要具備一定條件，也可以同社會主義結合，而且是歷史的必然。隨著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達到一定高度，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資本主義私人占有和生產社會化之間的矛盾、從而資本主義市場矛盾的日趨尖銳化，越來越要求變資本主義制度為社會主義制度。在兩種制度逐步交替過程中，市場經濟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兩種制度的選擇。由于從一長遠觀點看，一方面，社會主義制度能夠消除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從根本上克服市場危機，同時要求在鏟除剝削的過程中把平等關系從形式深入到本質，貫串到社會一切領域，為同樣要求貫徹平等原則的市場經濟深入發展提供了優越條件，另一方面，市場經濟也為社會主義制度的平等要求提供了具體的實現形式和手段。因此，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兩廂情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建立不僅具有可能，而且是必然的。但是，商品經濟或市場經濟是一種不能單獨存在并具有游離特性的經濟形式，它必須存在于某種具體的社會制度下并與之結合才能發揮其功能。在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兩種社會制度同時存在的情況下，要就是維持原狀與資本主義結合，在為資本主義實現表面平等、本質上剝削的服務過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實現自己的平等要求，要就是游離出來與社會主義結合，在為建立勞動人民之間真正平等關系服務的過程中，更全面、更充分地實現自己的平等要求。究竟誰能同它結合，關鍵在于人的主動性。所以，社會主義不能消極等待市場經濟的自然合攏，必須發揮主觀能動作用，充分利用自己的優越性，把它吸引過來，使之為社會主義建設服務。

二、市場經濟可以是自發的，也可以是有計劃的

市場經濟在資本主義社會產生后的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是完全自發的。這很自然地使人們把市場經濟和自發傾向聯系起來，認為市場經濟只能是自發的，并把自發傾向看作市場經濟的特有現象。這也是一種誤解。自發傾向不是市場經濟的專利，它與市場經濟之間不是同生共死的關系。市場經濟只是要求以價值規律為依據建立市場機制，對社會經濟進行調節。至于這種調節采取什么方式實現，是自發的還是有計劃的，這不是市場經濟本身所能提出的問題。經濟運動的自發傾向，是由同時并存著兩個條件決定的。一個條件是各個經濟單位具有不同的物質利益，為了獲取更多的物質利益，總要無拘無束地自由發展自己。這種現象早在市場經濟形成以前的自然經濟中普遍存在。市場經濟的產生改變了經營形式，自給自足的生產者變成了商品生產和交換的經營者。但并未消除追求更多物質利益的自發傾向，只是自發的內容發生了變化。過去是各個經濟單位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自由自在地發展自己，而現在，參與市場經濟的所有經營單位無一例外都必須接受市場規范的約束，在價值規律自發調節下活動。另一個條件是生產社會化程度相對不高，社會分工相對不夠發達，市場容量還有閑置空間，各個經營單位之問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關系還不十分密切，一個經營單位經營狀況的好壞還不致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映，波及整個社會，由價值規律自發調節還不嚴重影響商品經濟運行和市場機制的實現，相反還會起充實市場、促進生產發展的作用。很一長一段時期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就是由于同時并存著這兩個條件，所以是自發的。

但是，市場經濟并不天生只能是自發的，它也可以是有計劃的。當第二個條件發生…變化，即生產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社會分工更加發達，市場容量趨于全面飽和，各個經營單位之間依賴關系和制約關系更加緊密，任何一個經營單位自發活動的偏差，都會牽制一系列其它經營單位的活動，對它們起破壞作用，甚至波及整個社會再生產的正常進行，導致市場危機。這就產生了由一個社會中心用計劃來制約、限制以致在某些方面取代自發傾向的要求。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這種現象體現了單個資本家與資產階級總體之間的矛盾，只有資產階級國家才能充當這個中心。于是，逐步產生了國家有計劃的調節，并經過一段時期的發展，充當“總資本家”的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萌芽，經過幾次起伏，終于在二次大戰后迅速發展起來，成為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行計劃調節的主體，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進入了一個計劃調節和自發調節并存的新時期。

計劃調節和自發調節并存的現象，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仍然存在。這是因為，一方面，參與市場的各個經營者仍然存在著不同的物質利益，即使占主導地位的全民所有制企業之間，也存在著物質利益差別，它們必然要為自己的利益在市場上自由發展，同時，在我國目前總體上生產社會化程度相對不高、社會分工相對不發達、市場容量還有較大空間的條件下，經濟的自發運動不僅會在一定范圍內延續下來，也在一定程度上對社會主義經濟和市場的發展是有利的。另一方面，我國目前相當一部分經濟，主要是一部分全民所有制經濟的社會化程度較高，社會分工比較發達，市場容量較為飽滿，企業之間聯系相當緊密，經濟運動的自發狀態會對它們起破壞作用，并且可能波及總體，要求采取計劃形式，以保證社會經濟有秩序地運轉。

總之，市場經濟并不注定只能是自發的。作為調節手段的形式，市場經濟既可以采取自發形式，也可以采取計劃形式，或兩種形式同時采用。這里的關鍵在于條件，這無論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都是一樣的。所不同的只是在不同社會制度下，這些調節手段滲透著利用它們的那個社會制度的性質和要求。

三、建立和健全杜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杜會主義國家的任務

國家屬于上層建筑，是在一定經濟基礎上產生的，因此，為造就它的經濟基礎服務，是國家的基本任務。

社會主義國家為社會主義經濟服務，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就是要遵循客觀規律的要求，使社會主義制度與市場經濟有機結合起來，建立和不斷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當前情況下，必須以價值規律為依據，通過健全市場體系和價格體系，建立起以市場為中心、以價格為基本杠桿，能對生產要素和各種社會資源進行合理調配的市場機制，井利用這種機制進行對社會經濟的宏觀調節，在實現社會主義經濟高效、快速發展的過程中，保證人民生活的不斷改善。為了有效地實現市場機制，哈競爭制造一種平等的環境是十分必要的。根據我國目前生產力多層次下的不同情況，必須有針對性地引導和協調包括自由競爭在內的各種形式競爭活動的展開，以利于調動各類利益主體發展經濟的主動性和積極性。至于競爭的形式，不能只強調自由競爭。競爭采取什么形式，與市場調節采取什么手段是一致的，它不由社會之制度決定，歸根到底取決于生產力一定水平的經濟條件。資本主義社會的很長一段時期，自由競爭占絕對優勢，是因為那時的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程度不高，這種競爭形式適應當時的經濟條件，當生產力發展弓L起生產社會化程度相對提高，生產達到高度集中，一個或幾個部口的經濟活動被少數一些大企業控制時，就產生了占統治地位的壟斷控制下競爭。這種以壟斷統治下的竟爭為主與自由競爭并存的局面，更適應新的經濟條件。隨著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程度進一步提高，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更趨尖銳化，為適應這種條件，在壟斷競爭和自由競爭依然存在的情況下，又產生了國家指導下的竟爭，并得到不斷發展。我國目前生產力和生產社會化程度不高，并呈現多層次的狀態，同樣要求各種競爭形式同時并存，才能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為了發展和進一步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社會主義國家還必須采取措施，組織力量清除一切阻礙、破壞市場經濟發展的障礙。分清政企職責就是其中要做的一個重要方面。政企職責不分這種原蘇聯模式，本來就是為取消市場經濟而設計的，它對阻礙市場經濟發展的嚴重程度是不言而喻的。在這種模式下，企業失去了獨立性，喪失了作為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的基本條件。面對構成市場經濟經營主體的這種殘缺不全的功能，市場機制無從建立，發展和完善市場經濟也就成了空話。因此，進一步深化改革，把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擴展到政治體制改革，實現政企職責分開，是當務之急。黨的以來，雖然改革取得了很大成績，但政企職責不分的現象還未從根本上扭轉，還要花很大氣力才能實現。各種經濟犯罪活動，是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另一種嚴重障礙。它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不僅起阻礙作用，還起著嚴重的破壞作用。例如，走私販私會擾亂國內市場和、對外貿易，干挑社會生產要素和資源合理配置，生產銷售偽劣產品會破壞生產和流通秩序，其中制造使用很鈔還會擾亂金融秩序，破壞社會經濟正常運行;投機倒把會破壞合理的價格和價格體系，使價格不能正常發揮杠桿作用，給市場經濟造成混亂，封建式的欺行霸市會破壞平等的競爭，‘阻礙市場機制的實現;制黃販黃會腐蝕人的思想，削弱作為經濟活動主體的人的經濟活動能力，貪污盜竊會損害削弱經營主體的經濟利益和經濟實力，影響資金投入和擴大再生產，等等。所有這些經濟犯罪活動，都會從不同方面擾亂、削弱、破壞市場經濟，因此必須給予堅決打擊。

除了上面這些以外，加強教育和宣傳，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重要任務。市場經濟雖然不是社會制度的產物，然而一旦它被某種社會制度利用，就會滲入該種社會制度的性質和要求。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社會主義制度利用的市場經濟，必然要滲透社會主義制度的性質和要求。而這種要求又是借助于上層建筑的反作用實現的，這是因為，經濟活動的主體是人，人的行為是在一定思想和學識指導下進行的，一旦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掌握了群眾，就會變成巨大的物質力量。用科學文化知識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和宣傳群眾，就會使吏多的人了解社會經濟發展規律，把原來對社會主義建立和發展市場經濟的不理解、以致產生抵觸或排斥的消極因素變為積極因素，并逐步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和人生觀，自覺抵制和打擊各種犯罪活動，更主動地用自己的聰明才智，把學到的知識和技能服務于人民。這無疑對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會起巨大作用的。

篇9

一、理論體系比較

(一)邏輯起點和起始范疇

任何經濟學理論體系都有其邏輯起點和相應的起始范疇或概念。

1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

《資本論》體系的邏輯起點是商品理論，其起始范疇既不是資本，也不是產權，而是“商品”。當然，這個“商品”是資本主義的商品，不是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過的商品。馬克思認為，“商品”是整個資本主義生產關系最一般的形式，“商品”范疇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最一般的范疇，在其中包含了能夠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矛盾的各種矛盾或矛盾的萌芽。

這一邏輯起點是與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歷史演變順序一致的。商品既是馬克思資本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也是資本關系發展、演變的現實起點。資本并非一開始就表現為資本，它經過勞動力的購買并實現了貨幣的增殖，才轉化為資本。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也是由商品所有權規律演變而來的。所以，商品關系是資本關系的歷史演變的現實起點。

馬克思分析了商品的二重性和決定商品二重性的勞動二重性，揭示了蘊涵在商品中的矛盾：使用價值與價值的矛盾、具體勞動與抽象勞動的矛盾、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矛盾。從而建立了科學的勞動價值論，而資本的一切矛盾，也在商品分析中得到初步的揭示。這些矛盾正是資本內在矛盾的胚芽，是資本矛盾最抽象和最一般的形式。

2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

制度經濟學的邏輯起點，是對企業性質和存在原因的分析，“企業”是其起始范疇。

“企業”是一種組織，是市場經濟中的主要的微觀主體或經濟細胞。正統微觀經濟學對企業的研究構成了其廠商理論，但它把企業視為一個既定的主體，一個既定的存在，一個與其他個體一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者來看待，它所分析的是企業如何運行以達到利潤最大化。至于企業的本質是什么?為什么會產生?企業內部的組織結構如何?正統經濟學沒有回答。科斯的理論構建，則從探討企業的本質及產生原因開始。

制度經濟學的核心是交易費用理論，“交易”是其對經濟活動分析的基本單元，又是現實經濟活動中最普遍、最一般的活動。科斯從企業分析開始切入，對企業本質、產生及規模變動原因的邏輯追問，直接引出了“交易費用”的存在，從而修正或否定了正統經濟學的“零交易費用假設”，也開始了交易費用理論的構建?！敖灰踪M用”理論是整個制度經濟學的基礎，后面的分析都是圍繞著各種各樣的交易及其成本展開的?？扑拐J為，市場交易不一定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最優的或最有效的。因為市場交易本身是有代價的，即存在交易費用。然而，為什么不能把所有交易都納入企業內部呢?因為企業內部交易也是有成本的。于是，在二者之間就有選擇的必要，企業規模與市場交易就有一個邊際均衡點。這樣就進入了交易方式或交易規則的選擇問題，也就是制度選擇問題了。

科斯在分析“企業本質”、“企業存在及規模變動原因”等問題時，已經將“交易費用理論”的基本框架建立起來了，后繼的其他產權經濟學家無非做了兩個方面的工作，要么補充和完善交易費用理論，要么是將這一理論作為分析工具，運用到其他具體領域。

(二)核心范疇

馬克思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資本”與“剩余價值”。它們本質上是一個范疇。因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剩余價值體現的關系就是資本關系。而對“資本”和“剩余價值”的分析也就是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即對資本產權制度的分析。

產權經濟學的核心范疇是“交易”與“交易費用”。不過，與“資本”和“剩余價值”的關系不一樣，“交易費用”并非是“交易”的本質，“交易”是人們從事的活動，“交易費用”是人們在活動中消耗的資源或代價?！敖灰踪M用”只是揭示了“交易”中有成本這一事實而已。

(三)理論主線

所謂理論主線是指貫穿一個理論體系的邏輯主線，它將各個理論構件或組成部分串成一個整體。

《資本論》的邏輯主線是對剩余價值或資本增殖的分析，剩余價值理論是貫穿整個體系的主線。整個《資本論》，從頭到尾，都以剩余價值的分析為核心。從總體框架看，《資本論》第一卷研究資本如何增殖或剩余價值如何產生；第二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通過流通，使其增殖部分得以實現；第三卷研究剩余價值如何在不同的資本家階層之間分配；第四卷研究剩余價值理論的發展史。其不同卷、篇、章、節中的具體理論，也都貫穿這一主線。

新制度經濟學的理論主線是產權的交易費用分析，交易費用理論貫穿在其理論體系中任何一個組成部分。

兩條主線各自在其理論體系中發生作用的方式或把理論構件聯系起來的方式是有差異的。

剩余價值理論是作為馬克思經濟學一切理論構件的內核而存在的，它是任何一個理論組成部分的實質。例如，勞動價值論是為剩余價值理論奠基的，揭示商品價值的源泉，其真正目的和作用在于揭示剩余價值的源泉；對資本生產過程的考察，實際上是研究剩余價值生產的理論；對資本循環、周轉，對資本再生產的分析，是為了研究剩余價值實現的規律；對利息、利潤、地租等的分析，是研究剩余價值在資本家階層分享的轉化形式。

“交易費用”并非每個理論構件的實際內容，而是其中的方法或工具。用它分析企業內部治理結構，構建企業產權理論；分析制度變遷，構建制度變遷理論，等等。

(四)主要理論組成部分

馬克思經濟學體系的組成有兩種劃分意見：一是按《資本論》四卷的邏輯順序，分成剩余價值生產理論、剩余價值流通或實現理論、剩余價值分配或分割理論和剩余價值理論史；另一種則超越四卷的先后順序，將其劃分為勞動價值理論、剩余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資本積累理論、經濟周期和經濟危機理論、資本主義發展趨勢理論等。兩種劃分都能成立，而且不矛盾。

制度經濟學的理論構件是松散的。“交易費用理論”是其核心部分。以交易費用理論作為工具分析的理論，包括：(1)企業性質理論；(2)企業產權結構理論；(3)制度變遷理論；(4)法律經濟學等。

二、方法論比較

從整體上看，兩種理論范式建立在不同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基礎上，有著不同的分析方法、概念和理論邏輯。

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方法論是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其含義和內容一般概括為：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生產關系反作用于生產力，上層建筑也反作用于經濟基礎。生產關系、上層建筑的變化都是由客觀規律決定的，具有必然性，最終的決定因素是生產力，人類社會的不同歷史時期，生產力發展狀況不同，生產關系和支配分配、交換關系的規律也不同。這是一種唯物主義的和整體主義的分析方法。

新制度經濟學的基本哲學基礎是個人主義、功利主義和自由主義。三者合一，本質是自由地追求個人功利。它遵循的是古典主義的個體分析方法。這種方法認為，一切社會現象都應追索到它們的個人行為基礎，都必須從個人的角度來分析闡發；個人的目的或偏好是經濟學分析的出發點和基石，必須把個人的有目的性放在首位。因為，個人根據他們自己的利益采取行動，個人的有目的性乃是一切社會行為的起因。 轉貼于 三、產權理論比較

馬克思經濟學的產權與新制度經濟學定義的產權有許多共同之處。(1)它們都認為產權是財產權，不是單一的權利，而是一系列權利的組合體；(2)它們都認為產權可以分解；(3)它們都認為產權是一種法權。盡管如此，通過比較，我們還會發現二者有許多不同之處。

(一)產權的本質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生產資料的歸屬是所有制的本質規定，財產權利是所有制的法律形式，經濟上的所有制關系決定法律上的財產權利。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本質是一種排他性的權利”，是一種私有權。產權是其制度理論的核心范疇，并認為法權(產權)關系決定經濟關系。

(二)產權的形成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所有制及所有權(產權)的形成與發展同社會生產力水平及變化相聯系。而諾斯則認為“產權的出現是國家統治者的欲望與交換當事人努力降低交易費用的企圖彼此合作的結果”。

(三)產權的功能

馬克思經濟學強調所有制對社會制度的性質以及社會公平的影響。而新制度經濟學則強調產權的激勵功能與效率功能。

四、制度變遷理論比較

新制度經濟學的制度變遷理論仍然是建立在經濟人假設基礎上的。(1)經濟人是制度變遷理論的基點，只有個人才進行選擇和行動，集體是無法選擇和行動的；(2)與經濟人相聯系的成本一收益法是“標準經濟學方法”，也是制度變遷理論的核心分析方法；(3)制度變遷取決于制度需求與制度供給的平衡，是制度非均衡走向均衡的過程，是經濟人在成本約束下追求收益最大化的趨利過程；(4)國家擁有利用暴力“規定和強制實施所有權的地位”，它以提供“保護”和“公正”的服務換取統治者的收益，一旦制度創新會使統治者私人收益超過私人成本，制度調整就勢必發生；(5)意識形態是個人與其環境達成協議的一種節約費用的工具，它有利于克服搭便車問題，并在一定程度上解決資源的非市場配置及降低社會經濟運轉的費用。

馬克思經濟學認為：(1)人類的生產活動是“一切歷史的基本條件”，因此，人類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的變遷，主要應由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方式的變遷來解釋；(2)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引起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矛盾與激化，從而引起社會經濟制度乃至社會經濟形態的變革與革命；(3)人類社會的兩大基本矛盾，在社會經濟關系中，主要體現在不同社會利益集團之間的矛盾或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不同的社會生產方式決定了不同社會制度變革的性質、方式和程度；(4)制度變遷的主體是代表生產力的社會集團或階級，階級斗爭在制度變遷中起著杠桿作用；(5)制度變遷的動力源泉在于現有的各種法權關系或社會制度不能適應潛在生產力的實現和發展，致使掌握新的生產力的社會集團為獲取自己所能控制的、潛在的、新的收益而推動制度的變革；(6)由于社會基本矛盾和不同社會利益集團矛盾的性質不同，決定了制度變遷的方式是不同的；(7)盡管國家、社會意識形態對制度變遷有一定的推動作用，并且不同的民族文化差異會影響到制度變遷的模式與方式，但起決定性作用的仍是社會生產方式，生產方式的差異是世界各民族文化差別與制度變遷模式差別的客觀根據與決定因素。

五、幾點結論

1　馬克思經濟學從人類社會歷史變遷的寬廣角度，研究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發展與滅亡的規律，著重分析資本與雇傭勞動、資本家與工人階級的對立，指明社會制度變遷的方向，為無產階級的解放提供思想武器；而新制度經濟學則是在肯定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上，研究如何修補、完善私有產權制度，以減少制度的磨擦，提高經濟績效。前者是宏觀的、整體的、深刻的，對人類社會基本經濟制度的變遷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后者是微觀的、個體的、精細的，對調整企業、個人和政府之間的關系，提高經濟效益，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2　馬克思經濟學從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歷史唯物主義出發，引入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范疇，分析了人們在歷史形成的生產方式中所處的不同地位及其相互關系，分析了由這種關系所決定的不同的利益集團或階級，揭示這些集團和階級在生產力發展過程中相互關系的變化，從而較好地解釋了人類歷史上重大社會制度的變動。

但由于它把研究的重點放在揭示資本主義制度的內部矛盾、發展規律和發展趨勢上，而對資本家之間、資本家的企業與企業之間以及像個人的心理活動、行為選擇等微觀個體的行動特征的揭示，沒有列入自己的分析框架內，或者沒有作為自己研究的重點，因而，它對基本經濟制度相對穩定條件下的、日常的、微觀的企業制度變遷缺少針對性較強的分析。

3　新制度經濟學以個體主義的分析方法來解釋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解釋制度變遷的原因與機制，強調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在制度變遷中的作用，把制度變遷歸結為個人之間相互博弈與相互交易的結果；但它沒有分析決定個人理性與個人選擇的社會經濟條件，以為個人可以隨意地進行選擇，這就難免陷入唯心主義泥坑，無法解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因與實現條件。

篇10

一、對“軟實力”概念進行哲學反思的必要性

有必要對“軟實力”進行學術研究進行嚴格和徹底的哲學反思嗎？答案是肯定的，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一）從現實背景和具體的學術脈絡角度來看

這個概念的主要使用者，美國當代著名國際關系學家小約瑟夫奈（JosephNye），雖然首次比較系統全面地論述了“軟實力”的方方面面，但他并沒有對這個概念所具有的基本內容進行過嚴格的學術界定，因而并沒有提供準確的定義，只不過提出了下列基本觀點：隨著各民族國家間國際競爭的不斷加劇，國家綜合實力的競爭已經不再限于傳統的軍事、經濟、科技等方面的實力競爭，亦即并不限于“硬實力”（hardpower）的競爭，而是進一步擴展到由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方面的競爭，亦即擴展到了“軟實力”（softpower）的競爭。[1－2]因此，他所謂的“軟實力”指的是社會制度、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價值觀念以及文化等方面所具有的“吸引力”，并沒有單純強調文化抑或學術所具有的、作為“軟實力”而存在并發揮作用的“吸引力”。這顯然表明，“軟實力”這個概念既具有非常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它所指對的完全是當代民族國家之間的綜合國力競爭，同時也具有特定的學術脈絡——它實際上完全處于國際政治、國際關系研究領域，而非國內研究者通常所涉及的、一般的人文精神培養與建設領域抑或文化研究領域。這樣一來，下列問題自然會鮮明地顯現出來，即人們究竟有何種可靠的現實依據和學術合法性，能夠直接把它應用于既無國際競爭色彩，又非國際政治領域的日常人文精神培養和文化建設之中呢？而在我看來，要想對這樣的問題做出確切的回答，研究者就需要進行嚴格和徹底的哲學層次上的批判反思。

（二）從概念本身所涉及的內容范圍角度來看

在小約瑟夫•奈那里，“軟實力”本身指的是諸如“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但是嚴格說來，所有這些方面所涉及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么并不是非常清楚的，而且這些方面本身都具有非常大的交叉性和隨之而來的含糊性——且不說“社會制度”、“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本身都具有非常廣泛和特別復雜的指代對象，“文化”本身就更是如此了①！[3]（P1）而在這樣的情況下，只要人們并不僅僅停留在常識性的“比喻”層次上，并不停留于表面上的認知和膚淺的理解層次上，而是出于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逐步增強“軟實力”的現實需要和根本愿望，試圖弄清它的基本含義是什么并加以卓有成效的具體運用，那么，人們馬上就會“如墜五里霧中”，這是因為在這里，人們根本無法、也不可能嚴格地確定這種作為“軟實力”而存在并發揮作用的“吸引力”的具體內容究竟是什么。

（三）從學術研究所需要的嚴格性角度來看

毋庸贅言，要想使一種學術研究的結論既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又具有比較充分的理論解釋力，研究者不僅需要走出作為“觀念的王國”的象牙塔而直面現實，充分認識和了解現實之中存在并迫切需要解決的各種重要問題，同時也需要從盡可能客觀嚴謹的學術態度和徹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出發，對這樣的問題進行探討和研究：如果說“客觀嚴謹的學術態度”為所有學術領域之中的研究者所共有的話，那么，“徹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則只有從哲學研究的學術層次、基本立場和根本要求出發方有可能——這既包括研究者對自己所使用的基本立場、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進行的、系統深刻的批判反思，同時也包括在此基礎上對其研究結論的嚴格的學術定位和系統全面的把握。實際上，只有通過進行這樣的徹底批判反思和學術定位，包括“軟實力”在內的各種作為研究結論而存在的概念和論斷，才有可能因為得到了比較嚴格的學術定位，真正把自身的基本內容和適用范圍清晰地展示出來。綜上所述，我認為，只有采取對“軟實力”概念進行嚴格的、處于哲學研究層次上的批判反思的學術立場，我們才有可能嚴格地確定它的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具體表現形式，從而通過嚴謹扎實的學術研究，得出既具有現實針對性又具有理論解釋力的科學結論。那么，“軟實力”的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形式究竟是什么呢？

二、“軟實力”的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形式

如上所述，在小約瑟夫•奈那里，所謂“軟實力”指的是“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那么，這種“吸引力”的基本內涵是什么，它以什么實際形式作為其存在和發揮作用的載體，又是通過什么具體途徑表現出來呢？從表面上看來，這種作為“吸引力”而實際存在和發揮作用的“軟實力”的基本內涵似乎并不復雜，它似乎相當于人們在以往的日常生活之中不時會提到的“××制度和生活方式的優越性”所具有的吸引力。不過，一旦研究者試圖在學術研究所要求的理論抽象層次上，通過學術研究通常所訴諸的形式化手段，在這里得出具有一定普遍意義的相應結論，馬上就會感到非常棘手。這是因為在現實當中，所謂“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都是具有實質性內容且不斷發展變遷的，因而不是能夠輕而易舉地形式化的，而研究它們的“優越性”及其“吸引力”也同樣會如此。那么，這難道意味著這樣的“吸引力”是無法進行研究，只能在常識層次上加以談論和運用嗎？顯然不是。

在我看來，這里的關鍵問題并不是作為被研究對象的“軟實力”能不能被研究，而是研究者究竟如何才能對它進行恰當的研究①[4]——概而言之，在這里，研究者不應當繼續自覺不自覺地沿用自然科學研究者所慣用的、竭力試圖通過僅僅從被研究對象的共時性（synchronical）現狀出發進行一系列的抽象過程，便得到似乎涵蓋了其歷時性（diachronical）生成維度的，通常所謂“絕對普遍有效性”的研究結論的基本傾向和做法，而是必須通過探討和運用能夠將被研究對象的共時性維度和歷時性維度、個體維度和社會維度有機統一起來的“社會個體生成論”（TheSocialIndividualGrowing-upTheory）的基本立場、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才有可能對這些方面的優越性及其相應的“吸引力”做出盡可能恰當的探討和研究，從而得出一般的抽象形式和具體內容相統一的，既具有現實針對性又具有理論解釋力的研究結論。

正是基于這樣的基本觀點，我認為，所謂作為“軟實力”而存在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所具有的“吸引力”，實質上就是這些方面的“優越性”所具有的“吸引力”，是通過飽含情感的感性符號體現出來的“魅力”——也就是說，是這樣的符號所表現出來的、直接訴諸受眾的主觀精神世界的、能夠激發這些受眾追求并滿足他們享受特定的精神性自由之要求的“魅力”。這種觀點需要做出以下幾點解釋。

第一，這種作為“魅力”而存在并發揮作用的“吸引力”，本身是“軟的”，亦即是直接訴諸受眾的主觀精神世界的，而根本不是諸如經濟實力、政治實力、軍事實力乃至社會制度等方面的具體的物質性力量本身，而是這些方面的經過主觀情感世界具體體驗和折射的，進而以感性符號的形式展現出來的“魅力”。

第二，這樣的“吸引力”本身雖然并不是上述這些現實的物質性力量本身，但卻并非與這些現實的物質性力量毫不相干，而是以它們為自身的生成母體（medium）、直接現實基礎和表現對象的——從最簡單的意義上說，假如一個民族國家沒有比較強大的經濟實力、政治實力、軍事實力，乃至為世人公認的優越的社會制度，她實際上也就根本不可能具有什么“軟實力”了：在這里，不僅“弱國無外交”是正確的，“弱國無軟實力”也同樣是正確的。

第三，要想恰當地探討和研究這種作為“軟實力”而存在和發揮作用的“魅力”，研究者既不能僅僅孤立地關注這樣的“魅力”本身，也不能出于它們是對“硬實力”的某種體現便轉而去集中關注“硬實力”，抑或僅僅以自然科學的平面化研究方式來機械地探討它們與“硬實力”的“相互關系”，而是應當從動態生成的研究視角出發，在能夠使被研究對象的歷時性維度和共時性維度有機統一的基礎上，來探討和研究這兩者之間的相互關系——在這里，我們在現實生活中已經可以看到的關鍵性問題是“倉廩實”而未必“知禮節”，亦即“硬實力”的發展和逐步提升并不與“軟實力”的發展和逐步提升同步！正是從這種意義上來看，一個城市在發展“硬實力”的過程中如才能逐漸形成相應的“軟實力”，而逐漸培養起來的“軟實力”又如何進一步促進“硬實力”的發展，都是既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又具有重大學術價值的關鍵性問題。在我看來，確定了“軟實力”的基本內涵，有關它的實際載體的問題也就基本上一目了然了：無論特定的“軟實力”所包含的具體內容是社會制度方面的、發展模式方面的、意識形態方面的、價值觀念方面的，還是生活方式抑或文化方面的，其實際載體都只能是上面已經提到的，作為“文化”之“文”而存在的“飽含情感的感性符號”，惟此而已，概莫能外——我們在這里之所以得出這樣具有絕對論色彩的結論，主要依據的是“軟實力”本身所特有的本質特征，也就是說，恰恰是由于作為它的基本特征的“軟”，決定了它所針對和影響的是所有受眾的主觀精神世界而不是他們那作為肉體而存在的身體，亦即它所發揮的作用不是以肉體方面的物質性影響和具體征服形式為基本特征，而是以“攻心”、“誅心”為根本目的，是力圖通過形象鮮明生動的表現形式，以潛移默化的方式來影響和感化受眾的主觀精神世界，從而使之心悅誠服地接受它所產生的特定的影響，因而最終實現其目的——也可以說，“軟實力”的實際載體顯然不可能是現實當中實際存在并發揮具體作用的，諸如政治制度或者軍事力量這樣具有壓制和征服色彩的現實力量，而只能是具有象征意味和感性特征的，飽含情感的，因而使其受眾能夠通過各種感官來直接感受和體驗其特定內涵并接受其相應影響的符號。既然“軟實力”的實際載體只能是各種各樣飽含情感的感性符號，它也只有通過諸如此類的符號才能把自身包含的特定內涵具體體現出來并發揮特定的影響，所以，所謂“軟實力”的具體表現形式實際上不可能是別的，而只能是生活在現實生活之中、處于特定的文化生存場域的人們，通過不斷創造各種各樣的、積淀了他們對自己的現實生活氛圍的主觀體驗和心靈感受的、飽含情感的感性符號，而進行的文化創造和文化傳播活動！為了對符號進行嚴格的學術界定，這里需要強調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盡管人們對“符號”的基本含義理解、表述和運用表現出極其多樣的形式，諸如從日常生活中作為記號（mark或token）被稱為“符號”，科學研究中使用的作為“指號”（sign）被稱為“符號”，乃至各種民俗儀式和審美活動中使用的、具有形象的象征意味的符號（symbol）也被稱為“符號”，但是，我們在這里所指涉的“符號”（symbol）卻并不會因此而具有任何歧義性——它所指的既不是因為具有效用的轉瞬即逝特征而難以深刻地觸動人的心靈的“記號”，也不是數學自然科學之中常見的，以抽象和嚴謹的方式表達作為研究結論之內容的某種客觀規律的“指號”，而是通過富有民族特色和時代特色的、形象鮮明生動的感性直觀形式，來表達和展示特定的社會個體或群體對其特定的自然環境、歷史傳統特別是對其現實生存氛圍的主觀體驗和感悟，以及在這種體驗和感悟的基礎上生發出來的、對特定的精神自由的追求和享受。正因為如此，我們可以比較形象地說，能夠使人類在其中享受精神性自由的精神家園，實質上就是由諸如此類飽含情感的感性符號建構而成的！

第二，作為“軟實力”的實際載體，符號本身既具有其所表達的基本內容的某種普遍性，同時又具有具體表現形式的特殊性——概略說來，其基本內容之所以具有普遍性，是因為盡管它所傳達的是特定的社會個體和群體對其現實生活環境的情感體驗和感悟，但這種情感體驗和感悟本身卻并不是他們對其日常生活事件的表面上的直接感受，而是立足于自身的生存境遇而對與人類的生存和發展息息相關的一般性生存現狀及其變化趨勢的、非常深刻的內心體驗和感悟，因而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其突出表現之一即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之中所說的“這才是人應當過的日子”！另一方面，其具體表現形式之所以具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因為任何一種這樣的內心體驗和感悟都是處于特定的自然環境、歷史傳統現實生活氛圍之中的具體的人的體驗和感悟，因而它的表達方式必定會具有民族性、地方性、時代性和個體性，從而具體表現為“軟實力”的具體表現方式的特殊性。此外，由于符號本身具有非實體性，亦即它本身只有借助于各種各樣的物質性載體才能存在并發揮一定的作用，所以，同一個符號可以通過截然不同的物質載體而體現出來，從而在某一個階段的現實生活之中發揮普遍性的作用。

第三，盡管究其起源，任何一種作為“軟實力”之實際載體的符號都是由特定的社會個體創造或者建構出來的，并且因此而具有一定的個性特征，但毋庸置疑的是，這樣的個性特征本身根本不會也不可能徹底掩蓋該符號的社會特征，更不會因此而使其特定的社會影響受到任何削弱——之所以如此，既是因為一般說來，任何一個現實的人都是實際存在于一定的現實社會環境之中的個體，根本不可能完全脫離其所處的這種環境，而是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之中不斷生成和發展的；而且也是因為，具體來說，他／她之所以能夠創造抑或建構出具有重大而廣泛的社會影響的符號，使之產生相應的“軟實力”效應，不僅是因為這種創造者所處的社會環境已經對他／她的心靈施加過各種各樣的塑造性影響，也是由于他／她對這樣的社會環境的體驗和感悟，本身都是以這樣的塑造性影響為基礎和反應對象的。這樣一來，我們在探討和研究作為“軟實力”的實際載體的符號時，顯然就不能僅僅著眼于符號本身，或者僅僅著眼于現實社會個體具體創造符號的特定過程本身，而是必須把這些相關的現實社會因素都充分考慮在內——只有如此，我們才有可能系統全面地認識和把握以符號為實際載體的“軟實力”所涉及的方方面面，而且，也只有在這樣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進一步通過探討和研究這些承載著“軟實力”的符號的社會功能，為探索不斷通過人文精神的培育來提升一個城市的“軟實力”的有效途徑，奠定堅實的學術基礎，打開廣闊的研究視野。綜上所述，我認為，只有運用嚴格的學術性批判反思精神，通過對“軟實力”的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方式進行嚴謹的學術研究并得出科學的研究結論，我們才有可能擺脫要么“人云亦云”，要么只是在常識（commonsense）層次上以運用標語口號的方式來使用“軟實力”這個概念的不良局面，通過使這樣的研究結論因為既具有學術上的嚴謹性，又具有鮮明的現實針對性而能夠真正落到實處，使一個城市能夠在大力發展“硬實力”的同時，真正行之有效地不斷通過培養和發揚人文精神而使其相應的“軟實力”不斷得到提升。既然如此，在基本確定了“軟實力”的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形式之后，我們究竟應當怎樣做才能通過有效推進一個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設，來不斷提升其“軟實力”呢？

三、如何通過考察“軟實力”的實際生成路徑，有效推進城市人文精神建設

實際上，我們之所以對“軟實力”及其基本內涵、實際載體和具體表現形式進行探討和研究，就是為了通過有效地推進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的人文精神建設，使其“軟實力”也同樣能夠在其快速發展“硬實力”的同時得到相應的發展和提升。在我看來，就“硬實力”、“軟實力”和“人文精神建設”這三個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和重大學術價值的方面而言，我們在這里面臨著兩個不容忽視的根本性問題：第一，發展“硬實力”與發展“軟實力”的關系是什么？也可以說，究竟是不是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的“硬實力”得到了發展和提升，其“人文精神建設”和“軟實力”也就必然會隨之得到發展和提升？第二，如果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的“硬實力”并沒有得到長足的發展和提升，那么，究竟如何才能通過進行“人文精神建設”而不斷有效地發展和提升其“軟實力”？就第一個問題而言，雖然我們上面已經提到過的“弱國無軟實力”，亦即如果沒有“硬實力”的迅速發展和提升，也就根本不可能發展、提升并擁有相應的“軟實力”。但是，這既不意味著只有一個地區或者城市的“硬實力”得到了足夠的發展和提升，其“軟實力”才能開始得到相應的發展和提升，更不意味著其“硬實力”處于較低水平上的欠發達地區或者城市沒有資格和條件發展“軟實力”，因為人們根本不能也不應當認為“硬實力”與“軟實力”會完全同步發展，更不應當把“硬實力”和“軟實力”完全等同起來。實際上，認為這兩者完全可以等同起來的觀點是把科技與人文混為一談，進而把以科技發展為基礎的“硬實力”與以人文精神發展為基礎的“軟實力”混為一談了。在我看來，前者與后者的關系實際上類似于邏輯學上所說的充分條件與結果之間的關系，亦即這兩者之間的關系實質上是“無之必不然、有之未必然”的關系——也就是說，這里的一方面是“弱國無軟實力”，而另一方面則是，即使一個民族國家抑或地區主要依靠發血腥的戰爭財，或者主要通過對自然環境的無限掠奪而發展起非常強大的“硬實力”，使自己變成實力雄厚的世界霸主，其“軟實力”從根本上說也并不強大，因為這樣的“社會制度、發展模式、意識形態、價值觀念、生活方式、文化等”并不會或者說很難得到其他民族國家之成員的認同和艷羨，因而也不會產生多么重要的，可以作為“軟實力”而發揮實際作用的“軟實力”。另一方面，如果這里所謂“硬實力”和“軟實力”的關系確實是類似于邏輯學上所說的充分條件與結論之間的關系，我們就有可能探討那些其“硬實力”并不是最強大的民族國家或者地區、城市，究竟是不是有可能有效提升自身的“軟實力”的問題，從而回答這里的第二個問題了。

在我看來，在一個地區、城市的“硬實力”不斷得到發展和提升的情況下，要想恰當地解答這個問題，就必須注意以下三個至關重要的方面。

第一，一個地區或者城市持續提升“硬實力”的根本目的究竟是不是為本地區、本城市的廣大成員的根本利益服務，究竟是不是能夠持續不斷地給群體內的成員們的生存和發展帶來實質性的好處——如果實際情況根本不是這樣，那么，這些成員顯然就不可能認同并擁護這樣的“硬實力”提升，因而其各種各樣的運行機制便對自己的局內人都沒有什么“吸引力”，更不用說對作為局外人的其他民族國家、地區或者城市的成員產生作為“軟實力”的“吸引力”了。

第二，在對不同地區、城市的“硬實力”進行比較的時候，比較者所進行的究竟是橫向比較還是縱向比較——前者所涉及的主要是本地區與被比較地區之間的當前現狀的比較，而后者涉及的則主要是本地區自身的過去、現在和未來這三種狀況之間的比較。毋庸贅言，在進行這樣的比較的時候，絕大多數比較者往往都會自覺不自覺地進行橫向比較，亦即他們所看到的往往是被比較地區目前如何先進、強大，相形之下則是本地區如何落后、弱小，而這樣一來，比較者顯然就有可能妄自菲薄，看不到自己所處的群體和地區的“軟實力”同樣也在其不斷發展和提升“硬實力”的過程中得到發展和提升的基本趨勢。在這種情況下，他們便很可能對自身的“軟實力”及其發展態勢處于“視而不見”抑或“麻木不仁”的狀態，因此其“軟實力”也不可能對身處其他群體的局外人產生相應的吸引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