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結構的定義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經濟結構的定義，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收稿日期：2012-10-12

作者簡介：王達詮（1977-），男，重慶大學土木工程學院講師，碩士，主要從事結構力學研究，（E-mail）。

摘要：結構力學中，超靜定結構的位移計算常使用單位荷載法，即利用超靜定的實際位移狀態與虛擬單位力狀態相配的傳統方法計算位移。該方法用于計算承受復雜荷載的超靜定結構時，計算工作量巨大。利用位移互等定理改進的單位荷載法——位移互等算法，將原結構承受的荷載作用于靜定的任一力法基本結構上所得的狀態，與作用于原結構的虛擬單位力狀態相配計算位移。由于荷載轉為作用在靜定基本結構上，有效降低了計算工作量。該方法在結構力學教學中有一定的實際應用價值，為師生提供了一種可選的新方法，豐富了結構力學的教學內容。

關鍵詞：互等定理；位移；單位荷載法；超靜定結構

中圖分類號：G642.0；TU311.3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5-2909（2013）03-0064-04 結構力學中，一般采用單位荷載法計算結構指定截面的位移，計算時需針對所求位移假設虛擬單位力狀態，從而利用虛力原理求得實際位移狀態中指定截面的位移。該方法亦可用于超靜定結構的位移計算，虛擬單位力既可以施加在原超靜定結構（后簡稱原結構）上，也可以施加在原結構的任一力法基本結構（后簡稱基本結構）上[1-2]。后一種方法由于只需解算一次原超靜定結構的內力，即實際位移狀態中原結構的內力，而被更廣泛地采用。例如，求解圖1（a）中的豎向位移ΔK，則虛擬單位力狀態既可選為圖1（b）所示狀態，也可選為圖1（c）所示狀態，而取后者，解算更簡單。

圖1 超靜定結構位移計算的傳統方法

一、位移互等算法的證明

利用圖1（a）中的結構加以說明。如圖2（a）所示，將圖1（a）中原結構的荷載作用于圖1（c）所示的基本結構上，記作狀態T；再取圖1（b）的虛擬單位力狀態（重繪于圖2（b）中，記作狀態S）與之匹配，來應用單位荷載法?，F需證明：按這一方法求得的位移就是實際位移。

將單位化后的荷載F1（記作1）單獨作用于原結構上，如圖2（c）所示。此時，1引起的K截面豎向位移記作δS1。根據位移互等定理，該位移應等于狀態S中對應F1作用方向上的位移δ1S，即δ1S=δS1。

圖2 位移互等算法的證明

為求得δ1S，應假設虛擬單位力狀態。而求δ1S使用的廣義荷載正是1，于是可將其作用于圖1（c）所示的靜定基本結構上，如圖2（d）所示，形成虛擬單位力狀態與狀態S相配。至此，1已轉換作用于基本結構上，記此狀態為狀態1。

根據線彈性的物理條件，由F1單獨作用所引起的K截面的豎向位移ΔK1=F1δS1，再將位移互等定理代入，可得ΔK1=F1δ1S。推而廣之，對于單獨作用于原結構的任一荷載，均可將之單位化后，作用于基本結構上。若記相應狀態為狀態i（i=1，2，…），可得ΔKi=FiδSi=FiδiS。

再利用疊加法，可求得K截面豎向位移為

ΔK=∑iΔKi=∑iFiδSi=∑iFiδiS，（1）

式中，Fi表示單獨作用于原結構上的第i個荷載；ΔKi表示Fi單獨作用于原結構時，引起的K截面的豎向位移；δiS表示狀態S中施加于K處的單位荷載，所引起的原結構第i個荷載作用方向上的廣義位移。

δiS的計算使用前述傳統的單位荷載法，對于桿件結構，其計算公式為

δiS=∑∫iMSEI ds+∑∫NiFNSEA ds+

∑∫μQiFQSGA ds，（2）

式中，i、Ni和Qi分別代表狀態i中的彎矩、軸力和剪力；MS、FNS和FQS分別代表狀態S中的彎矩、軸力和剪力；EI、EA和GA分別代表各桿段的抗彎剛度、軸向剛度和剪切剛度；μ表示剪應力分布不均勻系數；ds代表在桿段上所取的微段。式中的積分符號代表對單根段積分，而求和符號則代表對結構中的全部桿段求和。

將式（b）代入式（a）并去單位化，再運用積分運算與求和運算的加法結合律，則式（a）變為

ΔK=∑iFiδiS=∑iFi∑∫iMSEI ds+

∑∫NiFNSEA ds+∑∫μQiFQSGA ds=

∑i∑∫MiMSEI ds+∑∫FNiFNSEA ds+

∑∫μFQiFQSGA ds=∑∫MSEI∑iMi ds+

∑∫FNSEA∑iFNids +∑∫μFQSGA∑iFQids， （3）

而由疊加法可知，式（3）中的∑iMi、∑iFNi和∑iFQi正是狀態T的內力。

式（1）表明了該方法求得的位移與傳統方法相等，而式（3）的得出證明了利用狀態T和狀態S相配就可求得所需的位移，至此證明完畢。

二、位移互等算法的計算步驟

第一步：選取原結構的任一力法基本結構，將原結構所受荷載全部作用于此靜定結構上，即獲得狀態T，并求出相應內力。

第二步：在原結構上施加與所求位移相應的廣義單位荷載，獲得虛擬狀態S，并求出相應內力。

第三步：利用單位荷載法的計算公式，求出所需位移。

三、算例

如圖3（a）所示剛架，其柱BA承受半跨均布荷載q的作用，求該柱正中截面D的水平位移ΔDH。

圖3 算例

此例為等截面直桿構成的剛架，可不計軸向變形和剪切變形對位移的貢獻。位移計算時，可采用圖乘法。下面分別用傳統方法和位移互等算法進行比對計算，驗證位移互等算法的正確性。

（一）傳統方法

第一步：求實際狀態內力。

利用超靜定結構解法（如力法、位移法等），求出原結構在荷載作用下的最終彎矩圖，如圖3（b）所示。

第二步：確定虛擬狀態，并求內力。

選取原結構的任一力法基本結構，在其上施加與所求位移相應的單位力FP=1，并求得彎矩圖，如圖3（c）所示。

第三步：利用圖乘法計算ΔDH。

ΔDH=1EI12·l2·l23·43-13·44+

23·48·l12·l2+

12·l2·l23·43-13·62ql2384=

27ql4768EI（）

（二）位移互等算法

第一步：確定狀態T。選取原結構的任一力法基本結構，將所有荷載作用于此結構上并作出彎矩圖，如圖3（d）所示。

第二步：確定虛擬狀態S。在原結構上施加與所求位移相應的單位力FP=1，并求得彎矩圖，如圖3（e）所示。

第三步：利用圖乘法計算ΔDH。

ΔDH=1EI23·ql28·l·129l32-l8+

12·ql22·l23·5l16-13·9l32=

27ql4768EI（）

此例中，兩種方法的計算結果完全一致，驗證了位移互等算法的正確性。

四、位移互等算法的優勢

位移互等算法把對超靜定結構的內力求解置于虛擬狀態中，這使其相對于傳統方法具有以下特點。

第一，如果原結構承受復雜荷載作用，采用傳統方法，需求解復雜荷載作用下，該超靜定結構的內力，這將帶來繁重的工作量；而采用位移互等算法，一方面內力求解變成了簡單的靜定問題，另一方面還可以通過運用力法基本結構的選取技巧，進一步降低復雜荷載帶來的內力求解困難。

第二，用于位移求解所設的虛擬單位力狀態中，一般僅包含1個或1對廣義單位力，因此即便在此狀態中求解原超靜定結構，也不會導致工作量的過多增加。

綜上，鑒于實際荷載一般比虛加廣義單位力要復雜得多，因而利用位移互等算法，將超靜定結構的內力解算轉移至虛擬狀態中，就可以達到降低計算工作量的目的。

五、結語

利用位移互等定理改進的單位荷載法——位移互等算法，可將傳統方法中原結構最終內力的解算，轉化為荷載作用下靜定的力法基本結構的內力解算，并將超靜定內力解算轉移至虛擬狀態中。在教學中，位移互等算法可作為傳統方法的補充，豐富結構力學課堂教學內容。該方法還可有效減低受復雜荷載作用的超靜定結構位移計算的工作量，在實際運用中有著明顯意義。

參考文獻：

[1] 蕭允徽，張來儀.結構力學（Ⅰ）[M].1版.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6.

[2] 李廉錕.結構力學上冊[M].1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112-150.

[3] 龍馭球，包世華.結構力學教程（Ⅰ）[M].1版.武漢：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87-375.

An improved displacement calculation method of statically

indeterminate structures based on displacement reciprocal theorem

WANG Daquan， WEN Guozhi

（College of Civil Engineer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5， P. R. China）

篇2

一、何謂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

（一）發展經濟學。關于發展經濟學的概念界定眾說紛紜，并不統一。本文采用我國著名發展經濟學家張培剛的解釋：發展經濟學是研究農業國家或經濟落后國家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他認為“發展經濟學”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發展經濟學是指凡是研究一個國家或一個地區的經濟發展問題的理論和學說都可以算是發展經濟學，其理論可以溯源到1776年亞當?斯密發表的《國富論》中涉及到的關于經濟發展的理論；狹義的發展經濟學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發展經濟學，它的主要任務是研究農業國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和現代化，或者說如何實現經濟起飛和經濟發展的問題。本文所談的發展經濟學是指狹義的發展經濟學。

（二）結構主義方法。結構主義方法是發展經濟學中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結構主義經濟發展思路的基本理論要素包括其發展觀、對經濟發展運行機制的描述、資本形成理論、偽裝性失業理論和國際經濟理論。而指導這些理論的分析方法的對象主要是以下幾個方面：1.對經濟結構構成的分析：經濟結構的構成在結構主義者當中說法不一，根據武漢大學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的馬穎和陳波的歸納分析，其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結構構成是指宏觀意義上的整個經濟各個部門的構成及相關變量，包括有關的經濟活動部門和作為生產中主要投入的勞動力和資本投資等變量；第二，結構構成是指按經濟活動部門所組成的部門結構或者按某種需要來劃分的經濟結構?！盵1]其中大多數學者運用第二種含義進行分析。例如W.A.劉易斯有關二元經濟結構的分析?；衾?B?錢納里的“兩缺口”模式即是按經濟活動的部門結構進行分析的。且霍利斯?B?錢納里是按積累過程（包括投資、政府收入和教育三個類目）、資源配置過程（包括國內需求結構、生產結構和貿易結構三個類目）、人口與分配過程（由勞動力配置、城市化、人口轉型、收入分配四個方面構成）這三個過程對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進行分析的。其認為，結構構成表現為“一個經濟和社會系統中相對穩定的關系?！盵2]2.對經結構變遷或結構轉型的分析：結構主義方法對經濟發展過程中與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結構轉型”(thestructuraltransformation)的分析一直在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學派研究綱領中占據著中心位置?！敖Y構轉型”亦稱“結構變遷”(thestructuralchange)。它們被錢納里定義為“需求、生產、貿易和就業構成的一組互相關聯的變化，而“需求、生產、貿易、就業構成的各自的變化又反映了因收入水平提高而產生的資源配置格局轉移的不同方面”[3]；賽爾奎因則把“結構變遷”定義為“從生產和要素使用角度來考慮的各部門在經濟中的相對重要性，工業化便成了結構變遷的中心過程”[4]從錢納里和賽爾奎因兩人對“結構轉型”或“結構變遷”的定義中可看出兩層含義：第一，“結構轉型”本身就涵蓋了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而賽爾奎因的定義中提到的“各部門”實際上也是指“產業結構”；第二，“產業結構轉變”過程同“結構轉型”過程是一個同步進行的過程，“結構轉型”的作用因素，影響著“產業結構轉變”。3．對經濟結構與經濟現象之關系的分析：結構主義者還透過經濟運行中的眾多變量，強調經濟結構作為“深層因素”對國民經濟的影響。他們看到了影響經濟運行的諸多因素，指出，在一國經濟中，勞動市場二元結構、農業、運輸、動力、進出口等行業都被列舉為結構剛性。如農業部門對價格激勵做出的反映嚴重滯后于工業部門，往往會成為導致發展中斷的瓶頸；運輸和動力等基礎設施部門中的剛性表現為生產缺乏伸縮性，對價格反映存在滯后性；這些部門還會因為投資不足而拉整個經濟的后腿。

二、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方法工具例析

在發展經濟學結構主義指導之下形成了具體的研究方法，著名經濟學家霍利斯?B?錢納里、M?賽爾奎因即在產業結構轉型研究中倡導“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和“廣義的結構轉型”分析方法。以下通過對兩種研究方法的概述，對這兩種方法做出評價。

(一)狹義的產業結構轉變方法。狹義的產業結構轉型方法主要指統計方法與投入——產出法。最早對產業結構轉變進行研究的是克拉克。他在其《經濟進步的條件》一書中，從農業、制造業和服務業這三個部門就業人數的變動入手，研究了產業結構的轉變，得出兩點結論：第一，農業部門的相對規模不斷縮小，工業部門先增大后縮小，而服務業處于部門不斷增大趨勢；第二，效率和需求是促成產業結構轉變的兩個基本方面。庫茲涅茨對克拉克的研究方法作了進一步發展，他在《現代經濟增長：速度、結構與擴展》一書中，指出了有關農業、工業、服務業這三個部門產業結構變動趨勢的關系式：

ri=ai(1+rT)—1

式中，ri和ai分別表示部門產出和國民總產出每10年的增長率，ai為部門某一時期占國民總產出的比重對10年前該部門占總產出比值的比例。通過分析一個世紀后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個部門各自占國民總產出比重的變化可以得出ai，再經過對國民總產出增長率進行估算得出各部門的產出增長率，進而描述各部門的變動趨勢。該公式基本描述了農業、工業和服務業三個部門的變動趨勢，為結構主義研究的精確化作出了貢獻。

霍利斯?B?錢納里將克拉克和庫茲涅茨的統計研究方法又作了進一步推進，在他與M?賽爾奎因1975年合著的《發展模式：1950——1970》一書對與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結構變動作出廣泛的統計上的解釋。在該書中其除了使用傳統的統計方法之外，還巧妙地使用了相關分析。他們為了創造一整套可以對更為廣泛的可獲得的數據進行度量的方法，專門設計了對包括積累、資源配置、收入分配等在內的10個基本過程進行描述的27個變量，以便分析與各國經濟增長相伴隨的產業結構轉變。

錢納里率先用投入——產出方法來分析產業結構轉變，早在1959年，在他與克拉克合寫的《產業關聯經濟學》一書中，就第一次運用投入——產出模型系統地論述了產業間的結構關聯問題。這一分析方法共兩個步驟：第一，用于投入產出方法來細化行業分類，建立起全面的產業結構轉變分析框架，用以克服傳統的統計方法在分析結構轉變方面的缺陷。他們通過對中間產品使用比例wi和中間產品投入比例uj進行計算，將產業結構中的各行業細分為四種類型：中間產品使用和投入的比重均偏高的產業(鋼鐵、石油制品等)、中間產品使用比重高但中間產品投入比重低的產業(農林業、煤礦業等)、中間產品使用比重低但投入比重卻偏高的產業(服裝、造船、食品加工等)、中間產品使用比重和投入比重均偏低的產業(漁業、運輸業等)。wi值和nj值的高低代表著產業關聯程度的強弱。

（二）廣義的產業結構轉型方法。CGE模型于20世紀60——70年代問世，起初由新古典主流經濟學家運用該模型討論經濟問題。由于CGE模型具有能夠對經濟全面地加以模擬的巨大優勢，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家們以結構主義的假設，使之能按照結構主義表述發展中國家的結構轉型問題。結構主義這一研究方法至今影響尚存，被新一代結構主義經濟學家所繼承。恰如新一代結構主義領軍人物泰勒所言，結構主義思路的基本假設“在于一個經濟的制度以及各生產部門和社會各階層之間的分配關系，在決定這個經濟的宏觀經濟行為方面起主要作用”。[5]

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結構主義學家改變傳統方法一般地分析產業結構的轉變，而是從某一具體角度來研究包括產業結構轉變在內的廣義的結構轉型。例如,CGE模型被用來分析短期內在外匯短缺前提下調節政策的選擇對經濟結構的影響,以說明宏觀調節與結構轉變之間的關聯所在；CGE模型還被用來討論包括貨幣、債券和分割的可貸資金市場在內的金融壓抑問題,使其既能體現發展中國家的結構特征,又能解釋市場不完善條件下各種替代機制的宏觀經濟學本義；而且，工資水平、生活狀況、金融資產收益、資本利得等方面也被納入CGE模型,以便分析貿易條件變化對發展中經濟所造成的收入分配效應。其最具代表性的是阿德爾曼——羅賓遜模型。其是1978年阿德爾曼和羅賓遜在借鑒新古典經濟學的CGE模型的基礎上,建構了第一個結構主義CGE模型,討論了韓國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與廣義的結構轉型相伴隨的收入分配問題。

三、對發展經濟學經濟結構主義方法的評價

結構主義方法產生于早期新古典主義方法之后，一定意義上彌補了早期新古典主義方法的缺陷，但由于其是二戰之后那個特定時代的產物，隨著社會的發展必然會顯現出許多不足。

（一）理論框架的粗糙。雖然結構主義分析方法為發展中國家的分析奠定了理論基礎，但理論框架過于松散。同新古典思路相比，結構思路更接近現實,但不如新古典主義方法那樣嚴密。結構主義的各主要假定前提只是以描述性陳述為特征，還遠未達到公理化程度。其分析方法初衷顯然是想建構能將社會、政治、文化等多方面非經濟參數包納進來的理論模型，但由于變量太多,致使理論框架顯得過于松散和粗糙。造成結構主義框架此種狀況的原因主要來自兩個方面：第一，結構主義所依賴的邏輯基礎主要是歸納法。而新古典思路所依據的邏輯基礎主要是演繹法,故而這一方法從根本上很難達到精密化的程度。第二，結構主義方法的數學化形式表達難以包括所有影響經濟運行的因素，本身就受分析方法局限性的制約。

篇3

【關鍵詞】唐山產業結構 變化 經濟增長

1產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的關系

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當地的產業結構變動之間關系密切，兩者之間相互促進、相互影響。合理的產業結構不僅會促進各個產業的發展也會促進地區經濟的發展，推動經濟向更高層次發展。相反，當一個地區或國家的產業結構不夠合理，它不僅使產業自身難以得到發展，整個地區或國家的經濟也會受到負面影響。因此，經濟增長速度會影響產業結構，產業結構會影響經濟增長的速度。

近年來，雖然唐山市的經濟總量穩居省第一位，但存在二次產業比重過高的、第三產業發展緩慢的問題，產業結構的不夠合理。唐山市從1 9 9 8年就已經開始認識到了這個問題并積極推動產業升級，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唐山市的產業結構已經發生了變化，三次產業結構由9.4:58.2:32.4調整優化為9.4:55.2:35.4，但與全國的產業結構9.0：40.5:50.5相比較，差距明顯，導致2015年GDP少于2014年的問題，由于產業結構的演變過程也是經濟增長的過程，因此促進唐山市經濟增長的關鍵還是調整產業結構。

2唐山市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及問題

圖1 1984-2015 年唐山市三次產業結構比例變化

從 1984-2015 年唐山市三次產業的散點圖1中可以看出，1984年以來，唐山市三次產業比例經歷了從“二、一、三”向“二、三、一”形式的轉變，第二產業歷年所占比例最大，1984―2015 年間第二產業比例平均值達到 52.12%，其中， 2011年達到最高60%后開始回落，到2015年的回落老了55%，第一產業的比例卻逐步下降，而第三產業的比例自1991年它的比例在超過第一產業比例后一直在30%左右波動，只是近幾年才有明顯的上升趨勢，到2015年已達到35%。因此，唐山市的產業結構存第二產業比重過高，第三產業增長緩慢的問題。具體來說主要有以下問題：

第一，第二產業比重過高，第二產業中工業占主體。從唐山市各年的產業結構比例構成上看，1991年第三產業比例超過了第一產業的占比后，唐山市的第一產業構成比例急劇的下滑，而第二產業的比例在不斷的提升中，工業在GDP中的占比均在53%～55%之間，，由于第二產業中重工業尤其是傳統支柱產業的過度擴張，導致第一、三產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少，這種擠出效應就造成了產業結構的不合理。

第二，第一產業就業比重太高。唐山市的第一產業人口比例太大但產值比例太低，且城鄉收入差距太大,成為影響產業結構效益水平、經濟增長及社會穩定的關鍵要素，根據唐山統計年鑒（2015）數據顯示，2008-2014年第一a業就業27.1%～31.1之間，而2014年唐山市的GDP中第一產業僅占9.32%,這樣導致第一產業的勞動人口難以向第二、第三產業轉移，不能實現產業就業人群比例的流動，同時也不能實現產業結構變化的生產要素配置。

第三，第三產業對GDP的貢獻率低。第三產業各行業對GDP貢獻除較低層次的傳統第三產業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金融業、批發零售業外，均低于2%，遠遠低于第二產業中工業的貢獻率。此外，唐山市第三產業內部層次偏低，較高水平上代表第三產業可持續發展能力的科技創新、文化教育物流、法律制度、信息咨詢業等社會發展服務業對 GDP 的貢獻率太低，其他行業的貢獻率均低于1%，從產業平衡的角度來看，唐山市第三產業內部結構應進行進一步的調整，對內部結構比例的構成，促進第三產業的優化升級,進一步優化調整以加快第三產業的發展速度。

3 唐山市三次產業結構存在問題的原因分析

總體來說，造成唐山市目前產業結構狀況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包括唐山市自身的原因，也和整體國家經濟發展背景相關。具體來說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說明：

首先，國家政策導向對唐山經濟的影響。比如：國家“八五”經濟發展規劃明確提出優先發展重工業，唐山市在這一經濟發展政策的影響下，唐山市經濟增長實現了比較快的發展速度，重工業產業發展比較突出，但是這也造成了唐山市畸形的產業結構，這樣阻礙了唐山市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在唐山市“十一五”和“十二五”經濟發展時期，市政府開始對畸形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經過多年的產業結構調整，雖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畸形產業結構現狀并未得到很大程度改善。

其次，各個產業的就業結構與產業結構比例不平衡。唐山市各個產業的就業結構和產值結構比例不平衡，就業結構與產值結構的不平衡表現在不同產業之間的勞動生產率存在著較大差異，也反映出勞動力在社會各產業之間的轉移存在較大障礙。需要提高勞動者的素質，加快勞動者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的轉移，改變就業的產業構成比例。

最后，唐山市在人才教育方面比較落后，教育投入比較薄弱，居民教育水平比較低，人才引進力度不夠，相關產業發展缺乏人才，導致大量勞動力只能從事附加值比較低的能源產業，不能有效的吸引高新產業來改造自身經濟產業結構可以說，現有的唐山市的產業結構在很大程度上和唐山市本身的人才基礎、經濟基礎等因素息息相關。

4唐山市產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實證分析

從前面分析得出主要產業產值變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本文從產業結構比例構成變化的角度來分析與唐山市經濟增長內在關系的實證分析。本文結合之前國內外學者的研究成果，定義了產業結構比例變化的指標值 K，K 的定義如下所示：

在上面的公式里：K 為產業結構比例變化指標， Qi1 為第 i 次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報告期比重， Qi0為定義的起始第 i 次產業產值占總產值的基期比重。

采用統計軟件 Eviews 6.0 軟件對樣本數據做單位根檢驗。在統計學上檢驗序列是否平穩性的方法有單位根檢驗，檢驗的分析方法如下所示：

首先定義模型為：

其中εt為白噪聲，t 為趨勢因素，Δ為變量的一階差分，原假設為： H0:ρ=1，備擇假設為： H1:ρ≠1。對于該模型一般采用統計量τ=T（ ），其中 為ρ的估計值，T 為樣本個數，Δyt采用 AIC 或者 BIC 準則來判斷最佳的階數，最后通過比較統計量τ和臨界值的大小，若τ統計量小于臨界值，則被檢驗樣本值是平穩的，否則是不平穩序列。

將原始數據處理導入軟件中，對指標值 LGDP（對 GDP 取自然對數的值）和 K 值的進行單位根檢驗，結果如下表所示：

由表中能夠得到，ADF - Fisher Chi-squar的檢驗 P 值=0.0019小于 0.05， LGDP 與 K 值均通過了顯著性檢驗的，這表明 1985-2015 年經濟結構較為穩定。LGDP 與 K 值序列是平穩的。

5結論

通過單位根檢驗發現，并結合實際的經濟增長狀況來看，經濟結構比例構成狀況波動較為穩定，因為，第二產業的占比提升較大，這也成為唐山市經濟增長較為穩定的重要原因，也可以得出結論是在 1985-2015 年 LGDP 與 K 值均是平穩發展的。第二產業的產值比例在不斷的提升，唐山市整體經濟增長是由第二產業的比例提高所造成的。

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產業結構狀況的制約，要想促進唐山市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就必須對其現有的產業結構進行調整，促進產業結構的優化。所以，需要依據唐山市經濟增長的現狀，加大產業政策的推出，推動唐山市產業結構的轉型發展，這是實現唐山市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性措施。

參考文獻：

[1]陳英.產業結構調整過程中的動態經濟學一對我國產業結構升級的思考[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7(6).

篇4

“2015年的中國經濟，GDP增速破7、央行連續降準降息、人民幣波動明顯，資本市場也遭遇了一場驚濤駭浪。經濟大環境的變化，為中國的企業帶來了新一輪的機遇與挑戰，企業該如何調整，該如何突破，是擺在所有企業‘掌舵者’面前的一道現實難題?！边@是1月14日中國總裁網董事長孟威在“領航2016――經濟形勢展望論壇?商業地產發展論壇暨中國總裁網年會”上的一段話。

對于中國目前的經濟態勢，國資委培訓中心原主任，北京大學客座教授、宏觀經濟學家張鴻翔直言稱，目前中國經濟的通貨緊縮風險在進一步提升。

之所以這么說，是基從GDP增長速度、物價、進出口、就業這四個經濟指標來考量的結果。有觀點認為，需要商品大量積壓，物價連續下降，企業嚴重開工不足，工人大批下崗諸多指標滿足之后才能算是通貨緊縮。張鴻翔分析說，“就現在的情形來看，通貨緊縮的跡象已經顯現?！?/p>

不止于此，今后中國經濟的發展可能會有更不樂觀的局面需要面對，因為PMI、PPI、和PPIRM等諸多經濟指標都顯示經濟好轉需要時間。

但他同時也指出，通貨緊縮是大家不愿意看到的，但也并不可怕，就像上個世紀美國經濟大蕭條的時候，羅斯福說過的一句話：最大的恐懼是恐懼本身。

一個國家的經濟結構，決定了經濟的健康程度。對我們而言，經濟結構改革已經迫在眉睫。這種結構改革不但包括曾經的需求結構調整和現在的供給側結構調整，還應該包括產業結構調整、要素結構調整、區域結構調整和收入分配結構調整。其中最為重要的是收入分配結構的調整。

“強調需求忘掉供給，強調供給否定需求都有失偏頗。需求側結構和供給側結構都要調整。所以，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外經貿政策都要積極”這是張鴻翔對中國經濟提出的建議。

對于經濟形勢的陰晴變化，企業家有著更為直觀的感受。中國民營科技促進會副會長、北京華商管理科學研究院院長袁青鵬指出，現在企業需要轉型發展的核心原因是市場發生變化，而市場發生變化的前提是中國消費結構發生變化。經歷了改革開放初期的衣食結構，到2000年左右的住行結構，現在中國的消費結構已經轉向服務型消費。在消費享樂時代，消費品牌化、消費個性化、生活生態化、工作人性化、企業國際化、營銷信息化、產業資本化等諸多特點都將顯現出來。對此，袁青鵬提醒企業家注意，“要轉型，而不是轉行。沒有傳統的產業，只有傳統的思想?！眰鹘y企業需要新的思想，用需求的變化來調整產品和服務。只要追尋著消費結構變化，調整戰略、產品、服務，他認為在未來會誕生一大批巨人企業。

篇5

關鍵詞：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收入結構；消費結構；城鄉經濟增長

中圖分類號：17061.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08)03-0027-05

結構性增長理論認為，結構變化可以引致國民收入的增加。結構變化不僅僅是指產業結構變化，也包括就業結構、投資結構、外貿結構、消費結構及區域經濟結構的變化。目前，關于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側重于構建模型進行實證分析。一些經濟學家，如錢納里(H.Chenery)、魯賓遜(S.Robinson)、費德(G.Feder)、帕西內蒂(L Pasinet-ti)等，在新古典增長公式的基礎上加入了一個或更多的結構變量來研究經濟增長，以統計分析來說明結構變量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更好地說明了結構改變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影響。英國經濟學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研究的基礎上，得出了經濟發展將伴隨著勞動力向第二、三產業轉移，即第一產業的就業人員逐步減少，第二、三產業就業人員不斷增加的配第一克拉克定律。美國經濟學家庫茲涅茨通過對美、日、英等13個國家100多年的產業結構變動情況進行研究和分析，得出經濟發展必然伴隨著第一產業產值在整個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不斷下降，第二產業比重在整個社會總產值中的比重不斷上升的重要結論。

在國內，周小亮(2001)、修晶(2002)認為現代經濟增長伴隨著經濟結構的大變動與制度結構的大調整，中國經濟結構存在著產業結構、城鄉結構與地區結構三大帶有全局性與根本性的矛盾；沈宏達、唐要家、張暉(2002)將產業結構、經濟關系結構和制度結構三者融合，試圖建立一個三維的經濟結構分析框架。在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定量方法上，學者們廣泛運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開展定量研究，一部分學者著重從產業結構等單要素研究人手，如吳方衛、應瑞瑤(2000)針對產業結構變化對農村經濟增長影響分析，陳平、李廣眾(2001)運用Granger因果檢驗方法對中國結構轉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高更和、李小建(2005)以河南省為例進行的產業結構變動對區域經濟增長貢獻的演變研究，劉建平、王克林、黃懷槐(2006)對廣東省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的關系研究，江曙霞、嚴玉華(2006)對中國GDP結構升級與金融結構轉變的關聯性進行了研究，等等。另一部分學者將經濟結構進行分解，對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進行多要素分析，如葛新元(2000)、韓國珍(2002)、劉偉(2003)從產業結構和所有制結構兩個方面對不同層次區域經濟增長關系的研究，趙農華(2004)從產業結構、所有制結構、就業結構、投資結構、消費結構五個方面對上海市經濟增長進行研究，楊天宇(2005)、袁江(2005，2006)從產業結構、區域結構和所有制結構三大方面對中國經濟增長進行的定量分析，等等。

目前，對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已涵蓋了全國性、省際和省內不同地域三個層面，但從城鄉層面上的經濟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研究甚少。本文從城鄉協調統籌發展這一視角，按照目前存在的城鄉關系狀況，將經濟結構分解為跟城鄉關系極為密切的產業結構、就業結構、收入結構、消費結構四大變量，借助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運用1978-2005年廣東、江蘇、浙江三省的截面數據進行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對比分析，力求從這三個具有代表性的經濟強省的經濟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中，找出城鄉結構調整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共性，這對進一步推進各省區經濟增長和城鄉協調穩定發展具有積極的指導作用。

一、研究方法

(一)模型建立

經濟增長理論認為，一國或地區的經濟增長是其自然資源、人力資源、資本積累和技術進步的不同比例組合的函數。柯布一道格拉斯生產函數模型由阿默斯特學院的數學教授柯布(C.W.Cobb)和美國芝加哥大學的經濟學教授道格拉斯(P.H.Douglas)共同研究提出。該模型在經濟增長學的研究中，計量結果往往令人非常滿意。該模型的原型為：

(二)指標的選取與數據來源

我們將影響城鄉統籌的經濟結構分解為城鄉產業結構、城鄉就業結構、城鄉收入結構和城鄉消費結構四大變量，分別構建城鄉產業結構特征系數、就業結構特征系數、收入結構特征系數和消費結構特征系數，各指標定義見表1。模型中數據分別來自于《廣東省統計年鑒》(2005)、《江蘇省統計年鑒》(2005)、《浙江省統計年鑒》(2005)。模型中經濟總產出值，我們用當年GDP(按可比價)代替，資本和勞動的投入量Kt、Lt用固定資產投資和從業人員代替。

(三)數據處理與結果檢驗

1　經濟增長與結構變量的線性回歸分析。利用1978-2004年的時間序列數據，借鑒袁江綜合評價方法，我們構建模型lnGDP=α+βxi+μ，運用EVIEWS3.1，將廣東、江蘇和浙江三省的城鄉結構特征系數X1、X2、X3、X4件別對InGDP進行回歸分析，得到方程(見表2)。

在給定α=0.05，查t分布表，在自由度為n-2下，查臨界值t0.025(n-2)，均有t＞t0.025(n-2)，即廣東、江蘇和浙江三省該四個變量均能通過t檢驗。決定系數R2檢驗，除江蘇省收入結構特征系數X抉定系數R2絞小外，其余R2均能符合統計上的經驗要求。由此我們可以肯定，三省的經濟增長跟城鄉經濟結構調整有著一定的線性關系。

二、結果分析

(一)城鄉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分析

根據上述給定的C-D生產函數模型，我們發現，在三省城鄉結構擾動因素與經濟增長關系中，產業結構起到了關鍵性作用。三省產業結構特征系數的值均明顯高于該省的r1其他擾動要素的特征系

數r2、r3，和r4值。就產業結構擾動的經濟意義而言，第二、三產業比重每增加1％，廣東、江蘇和浙江三省經濟總產出彈性分別為8.358270、6.925693和2.370170個百分點。對于就業結構擾動，其在城鄉經濟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中的作用僅次于產業結構。其經濟意義是，非農就業比重每增加1％，廣東、浙江兩省經濟總產出彈性分別為1.058229、0.298667個百分點(江蘇省因就業結構變動與經濟增長樣本數據相關擬合度不高，未能納入分析)。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要素對經濟增長產出彈性表現為正彈性關系。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是用以衡量城鄉差距的兩個關鍵要素，當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特征系數增加時，說明城鄉差距在進一步拉大，每增加1個百分點。廣東、江蘇、浙江三省均表現出經濟總產出負彈性的現象，其彈性值分別為1.765986個百分點和3.727681個百分點(廣東省)、1.093097個百分點和3.283379個百分點(江蘇省)、0.335829個百分點和0.374665個百分點(浙江省)個百分點。自1978年以來，廣東、江蘇和浙江三省經濟保持持續增長，就城鄉結構四要素分析而言。產業結構、就業結構的正向作用遠遠大于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負向作用的結果。

就影響系數r1、r2、r3和r4四個數值而言。給定同等增加1％的要素增加值，在產業結構和就業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方面，廣東省經濟總產出擴大幅度均小于江蘇和浙江兩省。在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上，廣東省因兩要素的調整導致出現的經濟總產出收縮均大于江蘇和浙江兩省。這說明，在城鄉結構與經濟增長關系上。廣東省的經濟增長是依賴于快速的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轉化，農業人口向非農就業轉化的結果，同時也是三省中因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抑制經濟增長最為突出的一個省份，這在三省居民生活質量和社區衛生安全等方面已體現出來。江蘇省位列第二，浙江省影響最輕。結合資本、勞動力和技術因素考慮，廣東省資本和勞動力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大致相當，資本和勞動力每增加1個百分點，經濟總產出分別增加0.474051個百分點和0.525949個百分點，這表明廣東省經濟增長仍屬于勞動密集型的增長類型；而江蘇和浙江兩省，資本在經濟增長當中的作用明顯大于勞動力的作用，其中資本每增加1個百分點，江蘇和浙江兩省經濟總產出分別增加0.570876個百分點和0.657516個百分點；勞動力每增加1個百分點，兩省經濟總產出分別增加到0.429124個百分點和0.342484個百分點，呈現出經濟增長明顯向資金密集型增長類型轉變的提升態勢。就技術而言，江蘇和浙江兩省技術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也較廣東省顯著，浙江省和江蘇省的A值分別達到0.409985699和0.101749163，廣東省僅為0.073781814。

(二)城鄉經濟結構變動對經濟增長貢獻率分析

分析表3、表4和表5可知：(1)就要素年變動和要素貢獻率的年平均數而言，1978-2005年期間，三省城鄉結構四要素中變動最大的是就業結構，廣東、江蘇和浙江三省分別達到0.020346、0.050798和0.019715，但是就業結構的變動并未在城鄉經濟增長中有著相應的貢獻率表現，就業結構特征要素貢獻率明顯低于產業結構特征要素貢獻率。三省就業結構貢獻率分別為0.040677、-0.05853和0.021848，與產業結構要素貢獻率0.50270、0.474206和0.254584相比，數值要小得多，這說明三省城鄉結構的調整、產業結構調整效率高于就業結構變動，產業結構的微小調整對城鄉經濟增長將起重要作用。在該四要素中，1978-2005年期間變動最小者，廣東和浙江兩省均為消費結構，分別為0.00411和0.003357，江蘇省為產業結構。(2)從三省四要素貢獻率上來看，收入結構和消費結構對城鄉結構的貢獻率均為負值，Ex3、Ex4值，廣東和浙江兩省分別為-0.12562和-0.10701、-0.00818和-0.00279。江蘇省Ex2和Ex4為負，分別為－0.05853和-0.19754。這說明城鄉收入和消費差距的擴大對城鄉區域經濟的增長起抑制作用，江蘇省還表現出就業結構變動對城鄉經濟增長的負貢獻現象。(3)1978-1987年、1988-1996年、1997-2005年三個階段要素變動情況。其產業結構呈現出動態變小的趨勢，其變動趨勢大致與經濟產出的變化相一致，如廣東省產業結構和經濟產出表現出典型的由“小大小”的變動趨勢。江蘇和浙江兩省表現出動態的“大小”的變動規律。在就業結構上，廣東省就業結構變動以1988-1996年這一階段為分水嶺，年均變動為0.029562，之前的1978-1987年均變動0.015697，后期的1997-2005年均變動0.015777。這說明1988-1996年廣東省經濟發展吸納非農就業能力達到頂峰。而同期的江蘇和浙江兩省，就業結構呈現出由“小大”的動態變動趨勢，即江蘇和浙江兩省非農就業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呈現出逐步增加的趨勢，這跟大量外資企業自90年代以來涌入“長三角”有著密切的關系。就收入結構而言，廣東和浙江兩省均表現出第一階段(1978-1987年)變動呈現出城鄉收入差距縮小的趨勢，到第二階段(1988-1996年)城鄉差距逐步拉大，第三階段(1997-2005年)又有所回落的總體特征。而消費結構變動，廣東和江蘇兩省城鄉消費在逐步拉大，浙江省城鄉消費差距有逐步縮小的趨勢。這與廣東和江蘇省內區域經濟和城鄉差距大而浙江省眾多的中小型企業、民營經濟有很大關系。(4)1978-1987年、1988-1996年、1997-2005年三個階段要素貢獻率變動情況。產業結構對城鄉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廣東省由0.2176920.6226260.667781，江蘇省由-0.346930.4557330.673101，浙江省由0.408220.1665460.188987，廣東和江蘇兩省表現出極大的相似性，三省均呈現出動態增大的趨勢。就業結構對城鄉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廣東省由0.0321110.0490690.040852，就業結構貢獻率由“小到大”，近年來有下降趨勢。浙江省就業結構貢獻率由0.0087370.0208680.035939，呈現出逐步增大的變化特點。在城鄉收入差距和消費差距這兩個結構要素對城鄉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方面，除浙江省第一階段城鄉收入和消費差距對城鄉經濟增長具有正貢獻率外，兩省均存在著對城鄉經濟增長起負面影響的收入和消費結構，就這種負面影響來說，隨后的兩個階段，均表現出動態增大的趨勢。對江蘇省城鄉消費結構貢獻率的兩個階段(1988-1996年和1997-2005年)進行比較，后階段對城鄉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要小得多。

三、結論與建議

篇6

關鍵詞：經濟增長；投資；作用機制

中圖分類號：F830.59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07）10-0022-01

1要素投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從要素投入的角度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二是投資供給對經濟增長的推動作用。

投資需求是指因投資活動而引起的對社會產品和勞務的需求。擴大投資需求，將對經濟增長產生拉動作用；縮小投資需求，則會抑制經濟的增長。首先對投資需求與經濟增長作系統研究的凱恩斯，他從宏觀經濟角度考察了投資需求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提出了著名的投資乘數理論。

投資供給主要是指交付使用的固定資產，既包括生產性固定資產，也包括非生產性固定資產。生產性固定資產的交付使用，直接為社會再生產過程注入新的生產要素，增加生產資料供給，為擴大再生產提供物質條件，直接促進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非生產性固定資產則主要通過為勞動者提供各種服務和福利設施，間接地促進經濟的增長。

無論羅斯托的經濟發展階段理論，還是庫滋涅的現代經濟增長理論，均認為國民收入投資比率的提升，不僅是從傳統經濟向現代經濟轉變的前提條件，而且是現代經濟區別于傳統經濟的典型特征。國際經驗和歷史經驗的比較研究，普遍支持國民收入高儲蓄傾向和高投資比率對于長期經濟增長的積極作用。特別是對于后發國家，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構成其成功趕超戰略的核心部分。日本和韓國先后在20世紀70年代和20世紀90年代完成對歐美發達國家的經濟趕超，而在經濟趕超時期維持30%以上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其間，日本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1952年至1961年間從26%增加至41%，韓國的國民收入投資比率在1991年達到39%的高峰值。即使作為先發國家的美國經濟，其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信息技術革命中的領先優勢也同樣依賴于由國民收入高投資比率驅動的大規模資本積累與快速技術進步。

2經濟結構調整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經濟增長按其定義來說是一個總量概念，它表明人均產出的增加。因此經典發展經濟學理論更注重要素投入的研究，而忽略了結構變動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雖然英國經濟學家威廉配第最早注意到經濟增長和產業結構之間存在關聯，但自從庫茲涅茨出版了其名著《各國的經濟增長》，經濟增長和結構變動之間的關系才成為經濟學家普遍關注的一個重大問題。庫茲涅茨運用經過改善的研究方法，對57個國家的原始資料分別作了截面分析和歷史分析，從中得出結論：19世紀至20世紀里，發達國家的經濟增長與結構變動密切相關，現代經濟增長不僅僅是一個總量問題。他認為，“如果不去理解和衡量生產結構的變化，經濟增長是難以理解的?！币簿褪钦f，如果離開了結構分析，將無法解釋增長為什么會發生和怎么發生，因而現代經濟增長本質上是一個結構問題。

錢納里使用庫茲涅茨的統計回歸法進行了更為廣泛的分析，構造了反映結構轉換的主要變量典型性關系“發展模式”，以更加深入地研究現代經濟增長中總量增長與結構變動的關系。為了將分析結果更廣泛地適用于各國和各種經濟過程，錢納里進一步使用了幾個基本的方程式對“發展模式”進行復合，得出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標準結構”。根據“標準結構”的描述性結論，結構變化的75%―80%發生于人均GNP在100至1000美元發展區間，其中最重要的積累過程和資源配置過程都發生顯著的、深刻的變化，結構的改善往往伴隨著資源配置效率的提高。可見錢鈉里的“標準結構”對于揭示總量增長與結構變動之間的關系，具有更大的價值。

金德爾伯格和布魯斯赫里克根據整理的實際數據，設計欠發達和較發達兩個經濟結構的投入產出模型，通過比較發現，在較發達經濟結構的投入產出模型中，經濟增長更具有專業化傾向，結構效益就上升到最重要的地位，成為現代經濟增長的基本支撐點。這種來自結構的經濟效益，其意義遠遠超過個別的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的經濟效益。另外，喬根森對美國經濟增長的根源分析及所進行的國際化比較也揭示了結構變動在經濟增長的作用。在我國，周振華從理論上對經濟增長中的結構關聯效應、結構彈性效應、結構成長效應和結構開放效應進行了系統研究，得出了相似的結論。

現代經濟的發展不僅來源于資源投入量的增加，而且取決于投入資源的合理配置和優化組合。合理的產業結構是提高宏觀經濟效益的基本前提，如果產業結構不合理，各產業發展的比例關系不協調，就會影響資源投入的效率，造成產業之間的“瓶頸”制約，使宏觀經濟運行失衡，整個經濟的發展和效益的提高就失去了合理的產業結構條件。由于我國投資對消費的影響不大，特別是在投資迅速增加，投資率比較高時，投資增加主要是增加了對投資品生產的需求，進而使投資品生產部門擴張，產業結構發生相應變化。產業結構不合理，經濟增長過快，科技成果無法被全部吸收、轉化。

3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影響

技術創新與經濟增長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典經濟學時期,在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中,已經有關于技術進步與經濟增長關系的初步論述。最早認識到技術創新對經濟發展有重要推動力作用的是馬克思。馬克思在《資本論》中論述了生產量的擴大可以不依賴于資本量的增加情況。其中如加強對自然力的利用,提高勞動者的技術熟練程度,改進勞動協作和組織,提高勞動生產率等,實際上都與技術進步的作用及其效應相聯系。

1912年,熊彼特首次提出了創新概念,并在1939年提出了創新理論。熊彼特理論研究的主要成就在于,始終強調了“技術創新”,以此作為推動經濟增長和社會進步與發展的“內生變量”,并強調了它對經濟增長不可替代的作用。熊彼特關于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的研究大多停留于文字,沒有建立相應的數學模型。而在新古典經濟增長理論中,技術創新雖然被看作外生的變量,但羅伯特?索洛(1956年)的經濟增長模型表明:技術和傳統投入的比較中,技術創新導致了80%的經濟增長。20世紀80年代出現的新一代增長理論,嚴格來說并沒有真正把技術作為一個獨立因素內生化,而是將技術進步內含在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中。前者以羅默(1986年)為代表,后者以盧卡斯(1988年)為典型。20世紀90年代以來,將技術內生化的增長理論是在生產函數中引入R&D活動。在這種模型里,內生的技術進步(體現為R&D投資)是推動經濟持續增長的主要力量。技術創新究竟是如何影響經濟增長的,對于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歸結為兩個作用:一個是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另一個是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宏觀效應。技術創新對經濟增長的基礎性作用緣于它能提高社會勞動生產率的上升以及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和使用效率。同時,通過影響供需結構變化,帶動產業結構的優化,從宏觀上對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篇7

[關鍵詞]社會轉型　社會結構　大學生人格的現代轉型

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在從傳統社會轉向現代社會的過程中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的變遷，這包含了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文化結構等各領域。在社會結構轉變的過程中，作為社會的主體――人的人格結構也發生了轉變。尤其是作為社會發展生力軍的青年大學生。他們的人格結構在社會轉型的浪潮中正經歷著復雜而迅速的變遷。傳統人格和現代人格更迭交替著影響著當代大學生的人格養成，形成了當前大學生二元人格結構的新形態。在當前的時代背景下，深入研究社會轉型中社會結構的變遷，探索大學生人格結構的現代轉型及其目前所表現的形態。對于大學生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大學生思想政治教育均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

一、社會轉型時期社會結構的變遷

1.社會轉型的涵義。社會轉型，英文表述為socialtransformation，這個詞來源于西方的發展社會學理論，社會學家們借用生物學中的“transformation”即生物物種間的變異這個概念來描述社會結構中具有進化意義的轉換和質變，說明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換，其基本內涵是指社會結構的整體性、根本性變遷。具體的說。社會轉型就是一種社會質變，指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各個層面發生整體性的變革。包括社會的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變遷，其實質是傳統體制獲取現代功能，從一種穩定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穩定狀態，使傳統獲得現代性的變遷過程。本文是以近代中國社會轉型，特別是自改革開放以來這段時期為背景進行研究。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我國經歷了“由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轉型的過程，就是從農業的、鄉村的、封閉的半封閉的傳統型社會，向工業的、城鎮的、開放的現代型社會的轉型”。

2.社會結構的涵義。社會結構是指社會各要素的關系及其構成方式，具體指作為社會的主體的人及其生存活動即社會活動和社會關系的存在方式。在廣義上。社會結構“是指社會各個基本活動領域，包括政治領域、經濟領域、文化領域和社會生活領域之間相互聯系的一般狀態，是對整體社會體系的基本特征和本質屬性的靜態概括”。社會結構包含了政治結構、經濟結構和文化結構等方面，其中經濟結構包括產業結構、生產方式、經濟體制等內容；政治結構包括政治制度和權力配置方式；文化結構包括意識形態、科教文化制度與文化資源配置方式。在狹義上。社會結構專指社會生活的某一個方面，一般指人們的社會地位及其社會關系的模式。所謂社會地位，是指社會關系空間上的相對位置。以及圍繞這一位置所形成的一套權利和義務。還有的認為社會結構是指社會中各集團的組成方式，即社會中各個集團間的地位、作用和相互關系。

3.近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既包括了從技術到經濟的高度發展，也包括了從思維到活動，從制度到價值等各領域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從農業社會轉變為以工業和服務業為主導的社會，從指令性的計劃經濟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傳統中央集權的政治體制轉變為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我國社會結構逐步從以政治活動為中心的包括經濟、文化在內的“領域合一”狀態轉變為無中心的“相對分離”狀態。從宏觀層面看。我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主要表現在組織結構、階級階層結構、價值觀念結構等方面；從微觀層面看，社會結構的變遷主要表現在人口結構、家庭結構、就業結構和城鄉結構等方面。

二、社會結構變遷與大學生人格結構轉型的互動

1.人格的涵義。人格一詞來自拉丁詞persona。意指演員所帶的面具，后引申為人物、角色、及內心特征。西方較多從心理學“個體化”的層面詮釋人格詞義，認為人格是“每個人所特有的心理――生理狀態的有機結合。包括遺傳的和后天獲得的成分。人格使一個人區別于他人并可通過他與環境和社會群體的關系表現出來”。我國學者通常將人格解釋為在實踐基礎上形成的“品質”或“人品”。即古人所說的“氣象”、“風范”。不同的學科對人格給出了不同的定義和理論，在心理學中，人格亦稱個性，通常是指一個人所具有的獨特的、穩定的心理素質和特征的綜合；在哲學中，人格是人的本質的綜合表現，由人的本質所決定，它是個體在社會活動中形成的。并在一定的社會關系中不斷發展的人的存在狀態和行為特征；在倫理學中，人格即人品，是指人在道德品質上的善惡程度。即個體所具有的高尚或卑下的道德品質；在社會學中，人格形成發展的過程和個人社會化的過程緊密相連。E.弗洛姆對社會人格的定義為“該團體的每一分子都共有的一些人格結構可以稱為‘社會人格’?！?/p>

2.社會結構與人格結構的互動。哲學視野中的人格，不是脫離社會的精神或心理的抽象，而是生活于現實社會中的個人及其現實生活的性質和品格，是“人的社會特質”。人是在社會中生活的人，人與社會之間是一種辯證關系，人格結構與社會結構之間存在著既相互依存和支撐、又相互同化和改造的關系。

從社會結構對人格結構的影響來說，它是形成人格結構的客觀基礎和環境條件。社會結構變遷必然會或快或慢地改變著人的思想和生活世界，這種改變對于人的發展有著兩方面的影響：一方面，社會結構變遷實際上是傳統因素與現代因素此消彼長的過程；另一方面，社會結構變遷會積極促進現代人格的生成。由于每一個時代的人只能在既定的社會條件下進行社會活動，只有在適應社會結構需要、接受社會結構影響、利用社會結構資源和在同現有的社會結構系統進行協同互動的過程中創造自己的歷史，因而社會結構能夠內化和積淀為人的人格結構。從人格結構對社會結構的影響來說，人格結構通過社會實踐活動在社會生活領域中投影并形式化、社會化的表現為社會結構，但這并不是簡單機械地將個人的普遍性、整體性加以歸結。從本質上理解，社會結構的變遷是以人的內在需求為動力，人格結構的改變促進了社會結構的變遷。

所以?！叭藙撛飙h境，同樣環境也創造人”的辯證關系就是人格結構與社會結構在實踐活動中的歷史性互動關系。

三、大學生人格轉型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大學生是社會的精英、時代的弄潮兒，當代大學生群體包含了70后、80后和90后，他們成長的30年正是中國社會轉型最為迅速的時期。他們所生活的社會環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受社會存在的影響。當代大學生的人格發展發生了深刻的變化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

大學生人格轉型的必然性是由社會轉型的必然性決

定的。首先，在人類歷史上，社會的轉型具有客觀必然性。按照馬克思的看法。從人們之間社會聯系的演變和個性發展的角度，全部人類歷史可以劃分成三大形態：即“自然的社會形態”、“經濟的社會形態”和“自主的社會形態”。人類目前已經從“自然的社會形態”轉向“經濟的社會形態”，從傳統的農業文明轉向現代工業文明，從自然經濟轉向商品經濟，只要人類不停止生產。社會還在進步，社會的轉型就是歷史的必然。其次。社會轉型必然帶來人格的轉型。人格結構與社會結構的互動表明，作為社會中的主體，社會轉型對人的影響，最終既要通過人格的變遷固定下來，又要通過人格的變遷來實現。在社會轉型的前提下。人格的轉型是遲早要發生的事。

在我國目前，大學生人格轉型不僅是必然的，而且是必要的。就社會而言，社會轉型要通過人格轉型來體現。社會的現代化需要有相應的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的重要內核就是人格的現代轉型。大學生一直是站在時代浪尖上的群體，歷來是推動社會變革的生力軍，其人格的發展將直接影響整個社會的現代化發展。就個人而言，在實現社會轉型的同時，如果不能實現人格的轉型，個人就無法與社會融合和適應，最終就會落后于社會甚至會被社會所淘汰。如果大學生人格轉型問題處理得不好，不僅會影響到個人的發展，還會影響到社會的發展，對個人以及社會的發展產生不利的影響。在我國當前社會轉型時期，大學生應當自覺地調適自己的心態，增強人格轉型意識，把個人融人社會的發展之中，促進社會的發展，最終達到個人發展與社會發展的統一。

四、當代大學生人格的現代轉型及其形態

1.大學生人格的現代轉型。我國目前仍處于社會轉型時期。正在實現著由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的轉變。處于社會轉型期中的人的現代化是構成社會進步的主體動力和發展的最終目的。歷史和現實的經驗教訓一次次證明了社會的現代化不僅是“物”的現代化，更是人的現代化，并最終取決于人。人的現代化的首要問題就是人格的現代轉型。

人格的現代轉型是指一個人從思想上、態度上、情感上及行為方式上等按現代化社會的要求向現代化轉變的過程。人格現代轉型的過程也就是從傳統人格向現代人格轉變的過程。是一個動態的、循序漸進的過程。它既是人的現代化的實現標志，也是社會從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轉變的內在要求和必然結果。人格雖有可變性，但在一段時期內相對穩定。人格從傳統或非現代化向現代化轉變是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它需要一段時間，不能一蹴而就。人格現代轉型的過程也是個體與環境互動的過程，“一方面，個體在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會受現有環境的制約，對自己進行改變；另一方面，個體不是消極地、被動地改變自己去適應社會，而是根據自己的需要主動地、有選擇地適應社會?！?/p>

大學生人格的現代轉型是大學生社會化的必要過程，是大學生個體與社會互動的結果。一方面，大學生人格的現代轉型受到社會結構變遷的不斷影響和推動。隨著當代中國的社會轉型，社會的政治因素、經濟因素、文化因素等構成了大學生人格發展的基礎。另一方面，大學生人格的現代轉型又對社會結構的改變產生影響。作為社會運行的中心主體，人是推動社會進步的真正動力，大學生群體作為社會的精英人群，其人格的現代轉型所產生的新的人格品質，新的交往方式和新的需要，既促成大學生人格的改造，也促進了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各個方面的現代化。

2.當代大學生人格結構的新形態――二元人格結構。隨著我國社會轉型的推進。當代大學生人格發展正在經歷著從傳統人格到現代人格的轉變。因為所處的時代背景和社會環境的不同，當前大學生人格結構較之以前大學生呈現出二元人格結構的新形態。

篇8

根據中國農村現行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利用的經驗事實，我們試對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概念重新定義如下：

1.農村勞動力：指戶籍所在地為農村社區的人口中15-64周歲的男性和女性個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學生、服兵役人員，以及因身體原因不能勞動的人等。

2.農村剩余勞動力：專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所謂勞動力的不充分就業則是指每個單位農村勞動力每年有效工作時數（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低于公認的單位農村充分就業勞動力年度有效工作時數標準，即制度工時數的一種狀態。

3.農業剩余勞動力：指從事農業（含種植業、養殖業、林、牧、漁業）的農村不充分就業勞動力。

通過上述三個概念的界定，我們實際上強調它的兩點重要含意：其一，農村和農業勞動力剩余的核心和實質是勞動力的利用不足，即就業不充分。其二，按照一個國際國內可以接受的標準，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作時數的多少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為剩余勞動力以及對勞動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為了說明不充分就業作為勞動力剩余的界定標準的合理性，我們擬對這一新定義的內涵和成立的條件作簡要說明。

首先，我們認為用勞動時間或工作時間來計量勞動力就業充分與否是有其經濟學基礎的。早在19世紀中期，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剖析——剩余價值理論就是以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無償占有為基礎的，事實上，勞動時間（而不是貨幣或其他計量單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理論分析的基本計量單位。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一般勞動量來決定的，而勞動量是由勞動持續的時間來計算的，勞動時間則是用小時、日等作為計量單位。當代一些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面對難以用貨幣單位計量的復雜經濟問題時也廣泛采用時間（往往以小時為單位）作為定量分析單位。例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構建人力資本積累模型中就避開了價格問題，而將一個人的童年、成長期受教育的時間，和一生的工作時間甚至先天稟賦條件通通以時間為單位來計量人力資本的積累。反過來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經濟學派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定義和測度之所以產生缺陷和引起爭議，很大程度上系由農業生產函數中要素投入在質和量上的差異，以及農業生產環境條件的不確定性所致。其他幾種有關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定義及相應的測定方法，如“耕地—勞動力比率變動法”（見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飛1996,105-106）、“國際標準比較法”（見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現與“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標準和方法相類似的問題和爭議。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勞動時間為基本計量單位來定義及測量中國農村和農業剩余勞動力應當是更合理的選擇。

其次，也應當強調采用工時作計量標準測定剩余勞動力必須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或假定，而這些前提或假定必須是通過經驗實事驗證為正確的。我們設定的幾個經濟學理論假定如下：

1.經濟理性假定。農民（即農村勞動力）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在中國現行農村經濟制度下，農民從事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趨利是農民的經濟人本質。

2.工時有效性假定。在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對土地擁有法定使用權以及對其他生產要素擁有支配權的農民對其勞動時間的支配與利用將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農民不會在自己支配的勞動時間內偷懶。

3.有效工時的同質性假定。根據工時有效性假定，可以將以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時為單位的勞動量視為無差別的、同質的勞動耗費并用以計算勞動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勞動力資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國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農民具有自行配置勞動力資源并使勞動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傾向（注：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尋求經濟收益最大化為條件的勞動力充分就業是這一傾向的具體化。

保證這一剩余勞動力新定義成立的主要理論前提（或假定）是勞動者工時的有效性，即在當時當地既定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在與其他生產要素結合時，其勞動時間的利用達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證是，在另一種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環境下），農村勞動力多數處于“出工不出力”、“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式的“磨洋工”狀態，即勞動力單位工時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狀態。一旦“有效工時假定”不成立，我們用以測定農村勞動力剩余的定義及相關模型便會“失真”。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以勞動力有效工時不足為主要內涵的不充分就業來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僅適用于自1978年以來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

二、中外剩余勞動力定義述評

“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說。首先提出“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古典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54年劉易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論文中，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空間分布上的非均衡過程。這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都存在一種“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尋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現代工業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和以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僅以維持生計而非追逐利潤為目的農業部門為代表的所謂非資本主義部門。此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是，經濟發展仰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部門的資本增殖與擴張，并有可能不斷吸納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而傳統農業由于技術停滯，土地擴展的限制，特別是農村人口增長迅速，資本性投入物少，故這一部門的勞動力極為豐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二元）經濟的較大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有些作者已經注意到農業部門中這種‘隱蔽’失業的存在，并說在所有情況下家庭擁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員找到其他工作，則剩下的成員仍可以耕種他們所擁有的土地?！保ˋ.劉易斯，1989,3）A.劉易斯接著指出：“但是無論邊際（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零或很小，這對我們的分析并不重要。在這些經濟里，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因此，只要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力超過需求，則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A.劉易斯，1989,4）．劉易斯認為，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高于農村傳統農業部門，兩個部門的勞動者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業部門由于不斷擴展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鄉—城市之間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即無制度障礙）的前提下，便發生了傳統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然而又由于傳統農業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性質和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失業，吸納勞動力畢竟有限，故現代工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只能略高于農業部門勞動者維持生計的收入水平?！百Y本主義部門由于指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維持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A.劉易斯，1989,12）。這便是在A.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邊際生產率為零值甚至為負數的勞動力乃是剩余勞動力的經典定義。

對于西方學者的這一概念，我們的評價是：第一，他們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概括無疑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產生的基礎。第二，“零值邊際生產率”的剩余勞動力概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描述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及成因，對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結構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這無疑是劉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論貢獻。第三，然而A.劉易斯等人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定義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其一，這一定義是以技術長期停滯，且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不變的傳統農業為前提的，但當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早已處于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遠非典型的傳統模式，完全不考慮農業轉型期農業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入和貢獻等因素，顯然與事實不符。其二，采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賴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氣候等）的風險性弱質產業。與工業生產的外部環境相對固定相比，農業生產不僅依賴土地、勞動力、資本投入的變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條件的優劣與變化。舉例來說，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災害年份的產出不僅遠低于風調雨順年份的產出，而且可能會顆粒無收。故以災害年份邊際生產率下降為零或為負來判定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懷疑的。

“地—勞比率變動”說。針對A.劉易斯等人的“零值邊際勞動率”定義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事實不符的缺陷，中國學者郭熙保、宋林飛等人提出新的定義標準。郭熙保的判別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勢時，我們認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對這個新定義，郭熙保在所做解釋中強調，按勞動力平均耕地面積的變動與按區域人口平均耕地變動是有區別的，即勞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著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這一新定義重在強調勞均耕地變動的長期趨勢而非短期波動，如果國家或地區勞均耕地面積幾十年均呈下降之勢，則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農業技術停滯的社會里，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導致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是肯定存在的，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是下降的；②在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里，農業勞動者增加可能不會降低勞動邊際生產率，反而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總產量，因為技術進步使土地生產率提高了。但是只要農業勞動力人數增加得比耕地面積更快，使勞動耕地面積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就仍然存在。（這是由于每個勞動者占有耕地面積的減少，一般說來，抑制了農業技術進步，尤其是機械技術進步，規模經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假若有一部分勞動者從土地上撤出，這些潛力將會充分發揮出來，使剩下的農業勞動者生產率更高，從而使農業生產更快地增長，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認為，根據農業勞動者人數與耕地面積的長期時間序列資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勞動力定義更簡便更容易識別一國或一個地區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

我們認為，郭熙保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從地—勞變動的長期下降趨勢來定義剩余勞動力這一點是有價值的，同時也與中國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事實相符。但他的定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就是：第一，若從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變化這一基本點出發，勞均耕地面積下降只是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農業生產其他要素（如資本）以及技術進步、自然條件等內生變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礎，確定剩余勞動力存在及其數量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特別對于土地資源等天然稟賦條件差異極大的國家（如美國與中國、日本等），很難用統一的尺度測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規模，郭先生在論證他的新定義的正確性時，還用美國、日本1880～1980年間地—勞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證出美、日在農業發展中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結論，他指出美國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頃，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頃，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勞均耕地由0.3公頃增加到0.78公頃，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韓國和我國臺灣省1953-1988年勞均耕地分別由0.32公頃和0.53公頃，增加到0.62公頃和0.72公頃。于是他認為韓國和臺灣省也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其實，郭先生忘記了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韓國、臺灣省之所以出現勞均耕地面積上升的長期趨勢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正是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斷存在剩余勞動力，又不斷轉移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怎么能說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呢？根據郭在《農業發展論》一書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數據，韓國、臺灣省農業就業勞動力1953年分別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別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別減少252萬和40萬人之多，這些減少的勞動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農業勞動力繼續減少，從而地—勞比率繼續上升，也是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證據與理由么？由此可見，按照郭先生的新定義來斷判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否，顯然難以自圓其說的。

1982年宋林飛對江蘇南通的農村勞動剩余問題進行調研時，提出了測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為剩余，表示農業勞動力剩余度，A為農業總勞動力，F為農田耕作所需的勞動力，其中F＝總耕地／x畝／勞動力，“x畝／勞動力”表示每個勞動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積。確定x涉及兩個參數：(1)每畝需要的勞動日數（用D表示）；(2)每個勞動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勞動日數（用L表示）則X=L/D。宋先生用這一公式測得江蘇南通縣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度為56.8%。（宋林飛，1996）。宋林飛關于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測定方法與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勞均耕地面積為尺度來判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測定方法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趨勢，并且在每個勞動力負擔耕地面積中加入了兩個變數：單位勞動力耕種單位耕地的日時數和單位勞動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數。宋林飛的定義及測定方法充分考慮農業勞動時間存在季節差異，非常符合農業生產的實際。這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采用的（農業）工時及工時的邊際生產率的升降來確定剩余勞動力思想是一致的。從這方面講宋的定義和測量方法比郭的定義更進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們認為宋林飛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及測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慮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和農業技術進步等項變動因素對單位勞動力負擔耕地的影響。此外，對單位勞動力年量高工時限度的設定沒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風俗習慣的巨大差異，特別是不同區域因地勢、氣候、水土光熱等資源條件的不同，單位耕地上投入的勞動工時差別更為巨大。再加之農業技術進步（如免耕法的推廣，產業化育種等）以及資本性投入（農業機械、排灌設備的使用）都隨時影響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的變化。因此，宋的定義及其測量模型，對某一點上，同質性小區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測定可能是有價值的，換言之，這一定義模型難以成為具有普遍經濟學意義的概念。

最后須要指出的是以地—勞比率為基礎，郭和宋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均將側重點放在農業的種植業上，事實上除種植業外大農業的其他產業如林業、養殖業、畜牧業、漁業以及家庭副業中是否存在剩余勞動力是絕不能用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及其變動來測定的，這也是郭熙保、宋林飛地—勞比率變動測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國際標準比較法—H.錢納里“發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經濟學家H.錢納里構建了“世界發展模型”。H.錢納里采用庫茨涅茨統計歸納法對全世界101個國家1950-1970年的社會統計指標（含27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因變量(Y)，其他27個社會經濟發展指標為自變量(X[,n])的回歸模型——“世界發展模型”。根據這一回歸模型，H.錢納里劃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個等級的“標準結構”量表。根據這一量表可以確定與不同等級相應的27種社會經濟指標的標準數值。各個國家或地區便可將自身的實際與這一“標準結構”進行比較從而找出其發展的差距。從H.錢納里的“標準結構”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均GNP=800美元這一等級下第一產業（該模型稱之為初級產業）勞動力是總勞動力比例的30%，當人均GNP=1000美元這一等級時，第一產業勞動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飛根據錢納里“標準模型”對中國農業勞動力剩余率的測定為16%，在用庫茨涅茨系數對中國價格扭曲因素在錢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計算出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剩余率（他稱為不合理配置率）為13.8%，（宋林飛，1996）。筆者按1995年中國的人均GNP等級為800美元左右，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為52.2%的實際數據，與錢氏標準模型相比較，并同樣扣除價格扭曲因素，測得當年的剩余勞動力率為16.4%。若按1995年全國總勞動力6.89億為基準計算，當年農業剩余勞動總量為1.13億，與90年代中期官方和國內經濟學家估計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在1.3-1.5億相比，用錢氏標準模型測得的這一數字顯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們認為H.錢納里模型為各國測定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數量比例提供了一個標準，這是很有比較研究價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國千差萬別的國情條件，除了各國社會經濟指標通過回歸構成了一種純粹形式或馬克斯·韋伯稱之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國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響，例如滯留于中國農村的農業勞動力主要是由于人為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而不是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動和轉移，這與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形迥然相異。因此將適用大多數國家發展趨勢和特點的模式來套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情形，很難得出對中國測定農業剩余勞動力有用的結論。

【參考文獻】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

②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中譯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農業發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飛：《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對策》，《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貝爾克等（人力資本，生育率與經濟增長》，《政治經濟學雜志》98卷，1990年。

⑧羅伯特．盧卡斯：《論經濟發展機制》，《貨幣經濟學雜志》22卷1980年。

篇9

關鍵詞 柯亨 生產力 分析方法

中圖分類號：F014 文獻標識碼：A

1 生產力和經濟結構（經濟基礎）的關系

關于生產力和經濟結構（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按照馬克思的思想，生產關系的總和單獨構成經濟基礎，生產力是社會的物質基礎，但不包括在經濟基礎之中。柯亨從以下三方面詳細論證了為什么不能把生產力歸屬于經濟結構（經濟基礎）：

第一，生產力是一種力量或一種能力，能力不是關系。能力是對象本身所固有的屬性。而關系是兩個或多個不同對象之間所具有的某種屬性或性質，不是對象本身的屬性。第二，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發展狀況并不說明生產力包涵于生產關系之中。第三，馬克思在《資本論》第1卷中說過，生產關系的性質是經濟學的，而生產力的性質卻不是；生產力“是一切社會組織的物質基礎?！雹?/p>

因此，生產力不是生產關系或經濟結構， 因而不是經濟基礎。只有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經濟結構。

可是一些研究者卻把生產力看作經濟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為什么他們會把生產力看作經濟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呢？

為了證明生產力不是經濟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柯亨對命題“如果生產力在解釋上是基本的，那么它們便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進行了分析，并指出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基礎”這一概念。

柯亨作出了如下具體的分析：

我們可以用r來表示條件命題“如果生產力在解釋上是基本的，那么它們便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用表示它的前件，即生產力在解釋上是基本的；用表示它的后件，即它們便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這樣這個命題就可以用來表示。柯亨認為命題看似可信，而實際是一個虛假的命題，因為命題的前件是真的，而后件是假的。（在中，當前件是真的，而后件是假時，命題為假。）

一些研究者卻肯定這個命題，柯亨分析了他們犯錯誤的兩種情況：一些人肯定生產力是基本的，于是推出其是經濟基礎的一部分，所以就肯定命題；另外一些人否認生產力是基本的，但這又肯定了命題，因為中，如果前件為假，后件不管是真是假，則命題必為真。

柯亨認為這兩種錯誤的觀點發生的根源在于：“基礎”一詞在這里有含糊性。他用日常語言分析方法分析指出，“基礎”一詞在這里可以表示兩個不同的概念。

柯亨敘述道：“如果是的基礎，那么依賴?，F在所依賴的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的一部分?！雹?/p>

他用房屋的地基來說明基礎（1）

（1）是的基礎1：x是的一部分，的其余部分建立在之上。

用塑像的底座來說明基礎（2）

（2）是的基礎2：是在y之外的，的全體建立在之上。

在基礎（1）中，是的基礎指是的一部分，如房屋的地基是房屋的一部分，與是結構性關系；而在基礎（2）中，是的基礎則表明不是的一部分，如塑像的底座不是塑像的一部分，與是功能性關系。

如果把命題中的基礎當作基礎（1），而非基礎（2），則該命題為真，因而就斷言生產力是經濟結構的一個組成部分。而柯亨認為命題中的基礎只有指基礎（2）而非基礎（1）時，該命題才為假。那么，生產力是經濟結構的基礎（2）。即生產力并不包含于生產關系和經濟結構之中，生產力在功能上是生產關系和經濟結構的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系不是結構性關系。簡而言之，生產力是經濟的基礎但是不屬于經濟基礎。

2 生產力的內涵

在闡明了生產力和經濟結構（經濟基礎）之間的關系之后，接著就生產力的內涵展開論述。

什么是生產力呢？我們先來看看經典文本的論述，“生產力是指生產主體利用勞動工具對勞動對象進行加工的能力，表現為人與自然界之間的關系，或者人類征服和改造自然的物質力量。生產力常以單位生產主體生產的產品數量和質量來衡量，故又稱生產效率。生產力的本質是指主生產主體與客體之間的關系。具體可表現為科學技術即人們利用什么樣的勞動資料進行生產以及生產規模的大小，以及絕對產權如經濟主體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使用權等內容?！雹?/p>

柯亨首先對生產力進行了嚴格的辯析。他認為生產力的英文表述應productive powers而不應該為productive forces。英文中，force是一種外在的、外來的力量，power是一種由內部而對外部發生作用的能力。嚴格來說，生產資料或原料等都不是生產能力productive powers，而只有生產能力或者說存在生產能力，只具有用于生產的能力。也就是說，生產資料或原料本身沒有能動性，只有被支配的性質。因此，柯亨說，只有勞動力才具有生產能力，才是確切的生產能力。于是得出結論，馬克思的生產力指的是能力（powers）本身以及具有它們的人。

接下來，柯亨指出一個項目如果要成為生產力，必須具備以下三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設施要有資格成為一種生產力，必須能夠被生產者以這樣的方式來使用，即生產的發生部分地是使用它的結果，并且，設施這樣被用于生產是某人的目的?！雹芏遥爸挥袑ιa性活動作出了物質貢獻的，才可作為生產力。”⑤

第二個條件，“一個項目是不是生產力，不依賴于它的實體性（是否物理的），而是依賴于它是否按照生產的物質特性而有利于生產?！雹?/p>

第三個條件，“是生產力，僅當的所有權（或者非所有權）有助于決定的所有者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所占的地位?！雹?/p>

第一個條件是說，只有一個項目被人有目的的用于生產性活動并且作出了物質貢獻，這個項目才有資格成為一種生產力。在這里，柯亨強調兩點：其一是生產力是人的有目的、有意識的活動，說明他認識到生產力是現實的人的生產力。其二是只有對生產性活動作出了物質貢獻的，才能構成生產力。

第二個條件是說，只有一個項目能按照生產的質料屬性而有利于生產，那么就是生產力。如果一個項目是因為生產的社會屬性并非因為生產的質料屬性而才有利于生產，即使它是物質的，這個項目也必定不是生產力。例如，防止奴隸逃跑的圍墻，它是用于維持社會秩序的，是社會所必須的，而不是生產所必須的，所以不能算作生產力。

然后，柯亨再次強調生產力是被“限定為用來生產物品的”，⑧以區別于刺激或促進生產的手段?？潞嗯e了一個很有說服力的例子。法律、道德和政府等等可以促進生產，但不是生產力本身，不參與生產力的構成。如果促進或刺激生產過程的手段也參與構成生產力的話，那么，奴隸社會的宗教可以促進奴隸的生產，宗教就變成了一種生產力。按照這種觀點，罪犯、地震、海嘯、戰爭等都會是一種生產力。這顯然是荒謬的，與馬克思的理論不相容。

正是基于社會的雙重屬性的區分，柯亨強調生產的物質特性（質料屬性）和生產的社會屬性的區分。前者是生產的手段，后者是促進或刺激生產的手段；前者是生產所必須的，后者是社會所必須的，而不是生產所必須的；前者是生產的物質條件的，后者是生產的社會條件；總而言之，柯亨認為只有前者如勞動力、生產資料等才屬于生產力范疇，后者如宗教、軍隊等則不然。

第三個條件是說，只有一個項目的所有者將放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時，才能成為生產力?？梢钥吹剑潞嗖皇浅橄蠊铝⒌卣務撋a力概念，而是將生產力置于社會經濟結構之中，和生產關系一起談論生產力概念。馬克思在談到生產力時，總是指以一定生產關系為其社會形式的生產力，沒有離開生產關系而單獨存在的生產力。顯然柯亨的理解是符合馬克思原意的。

最終柯亨并未對生產力給出明確的定義，但從他的論述中，可以歸納出一個生產力的定義：“只有當是被人有目的地用于生產性活動同時作出了物質貢獻，又能按照生產的物質特性而有利于生產，并且的所有者將放在一定的社會經濟結構中時，才是生產力?！?/p>

3 生產力的外延

柯亨在辯析了生產力的內涵之后，又列舉了生產力的外延。生產力的構成中到底包括哪些要素呢？他進行了非常細致的分析。

柯亨給出了生產力表：

他申明，表中每一項都是被生產者用來制造物品的，是生產的手段，而非促進或刺激生產的手段。其中，A指的是他們用什么來工作。B指他們作用于什么。C指什么使他們能用A作用于B。

柯亨不厭其煩地對每一要素作了詳盡的分析。尤其對人們容易誤解的勞動力和科學兩個概念進行了深入透徹的闡釋，力求做到詳細清晰。

他認為構成生產力的兩個要素之一的是勞動力，既不是勞動活動，也不是勞動者。

柯亨首先證明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就是勞動力發展。為什么？他是這樣證明的：他給出這樣兩個命題，即“生產力在歷史中發展”⑨和“一個社會的經濟結構的特點由它可用的生產力的性質決定?！雹馍a力時刻在發展，然而生產力的發展很大程度上是知識的增長，知識是人所掌握的，那么由此推出，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就是勞動力發展。比如：如果將所有的機器設備等物質全部毀壞，只要技術知識都保存在人的頭腦中，有合適的原料，很快就可以重建。但如果毀滅了技術與知識，機器設備等物質不過是一堆廢銅爛鐵?？潞嘁民R克思的原話：“……工人本身的技能和知識（科學力量）的積累是主要的積累，比和它一同進行并且只是反映它的那種積累，即這種積累活動的現存客觀條件的積累，重要得多，而這些客觀條件不斷重新生產和重新消費，只是名義上進行積累”Z來證明技能和知識比客觀條件即生產資料重要得多?？梢姡潞嗟乃悸肥欠浅Ｇ逦模簞趧恿Πl展控制和改造自然的知識的增長生產力的發展。

接下來，要證明的觀點是：勞動活動即勞動本身或者說勞動過程不是生產力，勞動者即人或者說人本身也不是生產力，只有人之勞動力才是生產力。

柯亨這樣辯析：

馬克思說，勞動過程中有3要素：（1）有目的的活動或工作本身；（2）勞動對象；（3）勞動工具。（2）和（3）在一般的情況下稱為生產資料?？潞嗾f，（1）勞動活動不是被用于生產的某種事物，它本身就是生產。（2）勞動活動要構成生產力，只有兩種可能。或者，勞動活動被加入到勞動力當中構成生產力；或者，勞動活動取代勞動力構成生產力，與勞動力成為對等的關系；柯亨舉了個機器的例子，如果機器的活動加機器一起構成生產力的話，那么生產力的概念在邏輯上就不對。如同不能既包括機器的活動又包括機器一樣，生產力不能既包括勞動活動又包括勞動力。因此，如果勞動活動是生產力的話，只可能取代勞動力，即勞動活動是生產力，可勞動力不再構成生產力。（3）馬克思講過，勞動即勞動活動或勞動過程創造價值，但是勞動活動本身不存在價值。馬克思說，工人可以出賣勞動力，因為工人本身可以占有勞動力，然后才能出賣勞動力。然而，過程或活動是不可能被占有的，比如，工人可以占有生產工具，卻不能占有生產過程。而生產力有一個特性，生產力必然是在所有制上被人所占有的。勞動活動顯然不符合生產力的這一基本特性。工人出賣的是勞動力而不是勞動。因此，勞動活動不會是生產力。

基于對馬克思在《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中所說的“人本身是首要的生產力”這句話的誤解，人們常常把人作為生產力的要素之一。為什么不能把人作為生產力的要素呢？因為人本身是一個實體對象，而力是一種能力，實體本身不是一種能力。如果說，人本身是生產力，那么，就出現這樣一個命題，我使用我自身?？墒?，實際的生產活動是人使用自身所具有的力量、知識與技能。柯亨認為：一個人只有當他被作為物理對象來使用時，才是生產力。比如，納粹曾用人作燈罩的材料，這時人被作為工具材料?？潞鄬懙剑骸霸诓皇强植赖那闆r下，正是人的勞動，而不是人本身，才是生產力。生產是人使用生產力的有目的的活動，人不使用他們自身，但使用他們的力量和技術?！盵所以，勞動者即人或者說人本身并不是生產力，只有人的勞動力或勞動能力是生產力。

關于科學是否是生產力的問題，柯亨有一番精辟的論述。

柯亨指出：“勞動力的一個方面是可用來生產的知識。因此，可以用于生產的科學知識是生產力。進一步說，知識的發展是生產力發展的核心。因此在生產力發展的高級階段，其發展是與可用于生產的科學的發展合而為一的。”\在這里，他的主張非常明確，只有那些與生產有關的科學知識才屬于生產力。

某些研究者反對把科學包括在生產力中的理由主要有兩個：

（1）科學是意識形態的和上層建筑的，所以不屬于生產力。（2）科學是精神的，而生產力是物質的，馬克思常常說到“物質的生產力”，生產力正是這一表達的縮寫。

柯亨逐一反駁了這兩個理由。

他說，科學既非意識形態也非上層建筑。意識形態和科學一樣是觀念。意識形態是非科學的，所以科學不是意識形態?？茖W可能包含非科學的意識形態成分，但它是對生產有用的，因此是生產力。上層建筑是由法律的、政治的和其它非經濟的制度組成的。科學是精神的，所以不是上層建筑。

那么，既然科學是精神的，它又怎么能是物質的生產力呢？柯亨是這樣論證的：首先，確定物質生產力與精神生產力的關系。（a）精神生產力是物質生產力的一個子集。（b）物質生產力和精神生產力是兩類性質完全不同的生產力。其次，進行討論。若（a）情況發生，這里與所謂“物質的”對立的并非“精神的”，而是“社會的”，這樣，“精神性的東西”與“物質性的東西”并不矛盾，所以，科學就可以在物質性的生產力中存在。實際上，柯亨的意思是：科學是因為其生產的質料屬性而并非生產的社會屬性才有利于生產的，所以，它是生產力?？傊灰覀兿耨R克思那樣把物質的與社會的對立起來，我們就可以把精神生產力歸類為物質的。如果（b）情況發生，那么就否定了反對理由（2）。假如我們把馬克思的這句話理解為生產力由精神生產力和物質生產力兩個不同的系列構成，那么，在物質生產力之外當然還有精神生產力。這樣反對理由（2）就不成立了，因為它的前提是一切生產力都是物質性的。

柯亨對生產力概念的論述很充分，關于生產力、生產關系兩者關系的相關論述，是堅持和發揚了馬克思的基本原理的。但柯亨在界定生產力概念時存在著以下缺陷：以“勞動力”代替“勞動者”，只見物不見人，完全忽視馬克思的“人是主要的生產力”的觀點。生產力也不是抽象的人的勞動力，它是受分工限制的不同個人的活動所形成的合力。此外，科學之所以能夠成為生產力是因為它能夠運用于生產工藝之中，能整合在物質生產過程之中，滲透到生產力的諸要素之中。他對生產力、生產關系的區分十分機械，實際上生產關系、生產力都不是各自孤立地存在的。生產力不能脫離經濟結構與生產關系而獨立存在。

柯亨使用語言分析和邏輯分析方法，對理論中的基礎概念進行了清晰化和明確化的界定，對概念之間的邏輯關系進行了嚴密的論證，力圖通過分析方法的使之成為更科學的理論，這種做法是值得我們學習和借鑒的。

注釋

篇10

關鍵詞：社區銀行；文獻綜述；含義；特征；作用

一、社區銀行文獻綜述

1.國外社區銀行文獻綜述。國外文獻對社區銀行的研究主要圍繞以下幾個方面的內容展開：

（1）社區銀行的比較優勢和效率。具體研究內容主要包括：與大型商業銀行相比，社區銀行等中小型商業銀行的比較優勢是什么？如何測度社區銀行等中小型商業銀行的效率？（如Berger和Hunter，1995；Timmer，1993）。

（2）中小企業融資與社區銀行之間的關系。具體研究內容主要包括：雖然大型商業銀行與中小型商業銀行均可發放中小企業貸款，但通過比較發現二者有很多不同，哪個更具優勢？比較不同銀行結構下的中小企業貸款，以證明社區銀行對中小企業融資的極端重要性；社區銀行的中小企業融資應以關系融資為主，不同于大型商業銀行的標準化融資（如Berger和Udell，1995）。

（3）社區銀行與金融及經濟的關系。具體研究內容主要包括：金融結構不同，會對金融及經濟增長產生哪些不同的影響（如戈德史密斯，1963）中小型商業銀行對穩定金融體系有哪些重要作用（Holland，1998）。

2.國內社區銀行文獻綜述。我國學者對社區銀行的研究開始于本世紀初，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1）發展社區銀行的必要性。認為發展社區銀行，不僅能完善我國尚不健全的金融體系，還能進一步加速我國經濟體制改革進程，因而我國應該加快社區銀行的發展步伐（如巴曙松，2002；林毅夫，2001）。

（2）發展社區銀行的途徑。主張改造與新建并存，即一方面改造部分已有的中小型金融機構，使之轉化為社區銀行；另一方面鼓勵民營資本組建新的社區銀行（如王修華等，2007；王愛儉，2005）。

（3）社區銀行的市場定位。認為社區銀行應以社區內的中小企業和居民家庭為自己的目標客戶，并對其實施關系型融資，從而形成與大中型商業銀行相區別的、能充分發揮其自身比較優勢的市場定位（如武力超等，2010；陳正玉，2011）。

（4）社區銀行的經營績效。為了給中國的社區銀行提供有益的借鑒，對1999年-2006年期間美國社區銀行的資產收益率進行了研究，發現其總體水平在1.3%以上（如陳正玉，2011）。

3.相關研究評述

國外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不足：

（1）建立在發達國家國情基礎上，得出的結論對于發展中國家而言并不完全適用；

（2）大多數的研究較少涉及產權問題，而這是我國發展社區銀行的關鍵課題之一；

（3）沒有涵蓋對社區銀行的經營行為和特征有著巨大影響的金融法規等金融環境方面的內容。

國內研究的主要不足是：

（1）研究手段比較落后，定性分析為主，較少使用定量分析；

（2）缺少實證分析；

（3）缺少關于社區銀行與我國近年來出現的村鎮銀行和中小商業銀行社區支行、小微支行的辨析研究。一部分學者將村鎮銀行和中小商業銀行社區支行、小微支行歸為社區銀行，而另外的學者則認為村鎮銀行和中小商業銀行社區支行、小微支行與國外的社區銀行不同。

二、社區銀行的含義

1.國外對社區銀行含義的界定。國外對社區銀行含義的界定并不統一，目的不同，界定出的含義就不同。幾種較有代表性的界定方法如下：

Williama R.Emmons等認為，社區銀行是指小型的、區域集中度較高的、擁有關系型信貸優勢的銀行；Allen N.Berger等認為，社區銀行是指發達國家的資產在10億美元以下的國內銀行，發展中國家的資產在1億美元以下的國內銀行以及外資銀行；堪薩斯儲備銀行認為，社區銀行是指總資產低于1億美元的控股公司所擁有的銀行。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不同定義之間存在著爭議：

（1）社區銀行的判別標準只有資產總額嗎？還有沒有其他標準

（2）如果以資產總額作為社區銀行的判別標準，那么，這個資產總額是否包括控股社區銀行的母公司的資產？

（3）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水平不同，是否應該用不同數量的資產總額作為判別社區銀行的標準？

（4）將社區銀行的資產總額判別標準確定為1億美元或10億美元是否合理？

2.我國對社區銀行含義的界定。我國對社區銀行含義的界定開始于2002年。具體情況如下：李建英等認為，社區銀行是指在一定地區的社區范圍內按照市場化原則自主設立、獨立按照市場化原則運營、主要服務于中小企業和居民家庭的地方性小型商業銀行；晏露蓉等認為，社區銀行是指資產規模較小、主要為經營區域內中小企業和居民家庭服務的地方性小型商業銀行；康衛華等認為，社區銀行是指從當地住戶和企業吸收存款并向當地住戶和企業提供交易服務的金融機構。

綜上所述，可以發現，所有的定義其實大同小異，都是從資產規模、服務區域和對象等方面進行定義的。

3.本文對社區銀行含義的界定。根據國內外專家學者的界定，結合我國實踐，本文對社區銀行含義的界定如下：

我國的社區銀行應當是資產規模在20億元人民幣以下，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模式建立，以盈利為主要經營目標，經營范圍局限于一定區域，服務于當地社區經濟的現代商業銀行。

具體說來，主要包括以下三個方面的內容：

（1）資產規模。不宜過大，應當在20億元人民幣以下。

（2）市場定位。應是草根銀行，產生于社區、服務于社區。

（3）產權結構。應是以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模式建立，以盈利為主要經營目標的現代商業銀行。

三、社區銀行的基本特征

1.單元制、小規模。單元制是社區銀行的組織形式，一般在一個社區內只設立一個營業網點，在社區外不設或只設立極少數的分支機構，這就導致社區銀行的經營規模很小。這是社區銀行最基本的特征

由于社區銀行只專注于為本社區內的中小企業和居民家庭提供金融服務，這就使得其服務更加精細化成為可能，也才有可能在此過程中逐漸培育出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2.機構設置邊緣化，市場定位弱勢化。這兩點都體現出社區銀行對大中型商業銀行的拾遺補缺作用。社區銀行的機構設置、網點布局主要在大中型商業銀行無意設立網點或已退出的地區進行；社區銀行的主要服務對象是社區中小企業、居民家庭、甚至下崗待業人員。

3.經營資本多元化。社區銀行的經營資本可以來源于社區國有或民營資本投資、法人或自然人投資、企業或事業法人投資。

4.資金來源于社區、運用于社區。即社區銀行的負債業務和資產業務主要在社區內進行。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社區銀行的資金運用與大中型商業銀行的資金運用截然不同。雖然社區銀行也是以盈利為目的的商業銀行，但它在資金運用過程中，卻是把貫徹當地政府的經濟政策、發展所在社區的經濟放在首位，而把自身的盈利及發展放在第二位。

（1）對中小企業發放關系型貸款。這是社區銀行的核心資產業務。關系型貸款的關鍵詞主要有三：以便于監督為前提；以發展長期客戶關系為目標；以個性化的貸款條件為特征。由此可以看出，對中小企業發放關系型貸款，既是充分發揮社區銀行信息優勢的必然結果，又可以為社區銀行帶來相對穩定的客戶流和收入流。

（2）城市個人零售業務。城市個人零售業務筆數多、每筆金額小、要求提供差異化的金融服務，這些都是最適宜于由社區銀行而不是大中型商業銀行加以滿足的特點。所以，城市個人零售業務成為社區銀行的重要業務之一。

（3）農村個人零售業務。農村個人零售業務分布在基層且非常分散，所以，業務開展的難度、風險都較大。在這種情況下，如果由組織結構復雜、管理和監督成本較高的大中型商業銀行去從事這種業務，無異于雪上加霜，結局只有虧損；而由組織結構簡單、管理和監督成本較低的農村社區銀行去從事這種業務，就有可能盈利。況且，還能受到國家和中央銀行的扶持。因此，農村社區銀行定位于農村個人零售業務。

5.信息溝通對稱化，經營特色個性化。社區銀行貼近社區，與大中商業銀行相比，具有明顯的地緣優勢，因而對社區客戶包括個性化的金融需求在內的各種經濟信息和非經濟信息都非常了解，并進而設計出針對性極強、極具特色的金融產品和服務。

6.經營決策快捷化。這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社區銀行的外部組織形式和內部組織結構都較簡單；二是社區銀行對社區客戶的各種信息了解得比較透徹，基本上克服了信息不對稱的障礙。

7.服務收費低廉化。這主要是由于社區銀行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由于規模小、實力弱，為客戶提供的金融服務與大中型商業銀行相比，還是有很大差距的。為了留住客戶，故收取較低廉的服務費用。同時，社區銀行的交易成本和成本較低也為這種“自知之明”提供了可能。交易成本低是由于社區銀行基本上克服了信息不對稱的障礙；成本低主要是由于社區銀行的規模較小。

四、社區銀行對經濟發展的積極作用

1.通過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對經濟結構產生積極作用。中小企業具有超強的創新能力，能促使新興行業的誕生或重振原本衰落的行業，其對一國經濟結構的作用不容小覷。社區銀行為中小企業提供金融支持，因而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中堅力量。

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中小企業的創新能力遠遠高于大企業。美國創新成果的70%多是由中小企業完成的，而大企業只完成了美國創新成果的30%多，前者是后者的2倍多。

服務創新、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和管理創新是20世紀80年代以來美國中小企業創新的主要種類。其中，服務創新占比最高，高達39%，其余的依次為產品創新，工藝創新和管理創新，占比分別為33%，17%和11%。

2.通過推動農業發展對經濟結構調整產生重要作用。農業是基礎，農業發展對整個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都至關重要。農村社區銀行為農業發展提供金融支持，推動農業良性發展，從而對經濟結構的優化產生特殊作用。

截至2001年6月末，美國社區銀行共發放239億美元的農業固定資產類貸款，占所有銀行發放的同類貸款總和的64.6%，其中，金額小于等于?100K的農業固定資產類貸款110億美元，占所有銀行發放的同類貸款總和的82.6%；共發放284億美元的農業運營貸款，占所有銀行發放的農業運營貸款總額的60.6%，其中，金額小于等于?100K的農業運營貸款160億美元，占所有銀行發放的此類貸款總額的82.2%。農業固定資產類貸款和農業運營貸款占所有銀行發放的同類貸款總額的比例均超過了一半以上，兩種貸款中金額小于等于?100K的部分占所有銀行發放的同類貸款總額的比例均超過了80%以上。

3.以普通居民個人消費信貸為途徑對經濟結構調整產生作用

在任何社會，主流人群都不可能是富裕階層，而是普通居民，尤其是其中的中產階級，更是絕對的主流。所以，普通居民的個人消費才是真實的內需結構的反映，以其為導向進行經濟結構調整，才是正確的經濟結構調整方向，也才能收到預期的效果。社區銀行的重要業務之一就是為占居民絕大多數的普通社區居民提供個人消費信貸，從而對經濟結構調整產生作用。

參考文獻：

[1]Basset，William F. and Thomas F. Brady. The Economic Performance of Small Banks，1985-2000[M].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2001：19-28.

[2]Berger，A.N.and Udell，G.F..A more complete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financing of 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R].Policy Research Working Paper Series，2005.

[3]Berger，A.N.and Udell，G.F..The economics of small business finance：The roles of private equity and debt markets in the financial growth cycle[J].Journal of Banking and Finance，1998（22）：613-673.

[4]王浩，魏志華，何文虎，楊云龍.社區銀行研究文獻綜述[J].西部金融，2013（02）：35-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