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農業的定義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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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三農 現代農業 傳統農業

中圖分類號:S-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791(2011)09(a)-0168-01

2011年國務院以連續第七個1號文件重視農業,當今中國需要解決的問題很多,但最重要最迫切且事關全局的大問題,是“三農”問題。沒有現代化的農業就不可能建成現代化的中國,沒有農村、農民的富裕就不可能有富強的中國。發展現代農業,富裕農村農民是社會主義改革和經濟建設的重大、迫切而又十分艱巨的任務。

1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的比較

1.1 傳統農業的概念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西奧多?W?舒爾茨定義完全以農民世代使用的各種生產要素為基礎的農業可稱為傳統農業。

美國農業經濟學家史蒂文斯和杰巴拉指出:“傳統農業可定義為這樣一種農業,在這種農業中,使用的技術是通過那些缺乏科學技術知識的農民對自然界的敏銳觀察而發展起來的……,建立在本地區農業的多年經驗觀察基礎上的農業技術是一種農業藝術,它通過口授和示范從一代傳到下一代”。傳統農業是相對于現代農業的一個動態的概念。

1.2 現代農業的概念

現代農業是一個動態的和歷史的概念,它不是一個抽象的東西,而是一個具體的事物,它是農業發展史上的一個重要階段。從發達國家的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的過程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過程包括兩方面的主要內容。

一是農業生產的物質條件和技術的現代化,利用先進的科學技術和生產要素裝備農業,實現農業生產機械化、電氣化、信息化、生物化和化學化。

二是農業組織管理的現代化,實現農業生產專業化、社會化、區域化和企業化。

現代農業的本質內涵可概括為:現代農業是用現代工業裝備的,用現代科學技術武裝的,用現代組織管理方法來經營的社會化、商品化農業,是國民經濟中具有較強競爭力的現代產業?，F代農業是以保障農產品供給,增加農民收入,促進可持續發展為目標,以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源產出率和商品率為途徑,以現代科技和裝備為支撐,在家庭經營基礎上,在市場機制與政府調控的綜合作用下,農工貿緊密銜接,產加銷融為一體,多元化的產業形態和多功能的產業體系。

1.3 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的特征比較,表1

2現代農業的發展前提及方向

盡管各個國家資源稟賦、社會經濟條件等方面存在差異,農業現代化的道路和特點也不盡相同,但在農業現代化進程中,也存在一些共同的經驗教訓可供我們借鑒,使我們少走彎路。

(1)政府對農業的支持對于實現農業現代化至關重要。

經濟發展的過程實際上就是工業化的過程,在此期間,如何正確處理工業和農業之間的關系,是農業能否迅速發展、農業現代化能否迅速實現的最重要影響因素。

(2)土地制度的變革是農業現代化的前提。

土地制度直接影響到農村人口的經濟福利以及國家政治上的團結和穩定。尤其重要的是,土地制度對農業勞動生產率有重大影響。因此,改革土地制度,解除制度因素對農業的束縛也就成為發展農業的前提條件。

(3)充分發揮資源優勢,以市場為導向,搞好產業規劃和建設,是推進現代農業建設的普遍方法。

不管農業的地位多么特殊,它總是一個產業,應該按照產業的特性來發展,即以市場為導向,以資源優勢為基礎,這是各國農業現代化最基本的經驗之一。

(4)農業合作經濟組織是農業現代化的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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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說。首先提出“邊際勞動生產率為零或為負數的勞動力為剩余勞動力”這一概念的是美國著名（古典學派的）發展經濟學家阿瑟·劉易斯。1954年劉易斯在英國《曼徹斯特學報》上發表了題為《勞動力無限供給條件下的經濟發展》的論文。在論文中，劉易斯指出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可以視為一個空間分布上的非均衡過程。這一般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結構而言，都存在一種“二元經濟結構”，即以尋求利潤為目的的城市現代工業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和以農村傳統的自給自足，僅以維持生計而非追逐利潤為目的農業部門為代表的所謂非資本主義部門。此種二元經濟結構的特征是，經濟發展仰賴于現代資本主義部門的資本增殖與擴張，并有可能不斷吸納傳統的非資本主義的農業部門的勞動力；而傳統農業由于技術停滯，土地擴展的限制，特別是農村人口增長迅速，資本性投入物少，故這一部門的勞動力極為豐裕，因而形成了“在那些相對于資本和自然資源來說人口如此眾多，以致在這種（二元）經濟的較大部門里，勞動的邊際生產率很小或等于零，甚至為負數的國家里，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有些作者已經注意到農業部門中這種‘隱蔽’失業的存在，并說在所有情況下家庭擁有土地是如此的少，以致如果有些家庭成員找到其他工作，則剩下的成員仍可以耕種他們所擁有的土地。”（A.劉易斯，1989,3）A.劉易斯接著指出：“但是無論邊際（勞動）生產率是不是零或很小，這對我們的分析并不重要。在這些經濟里，勞動力的價格是僅夠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因此，只要按這種價格提供的勞動力超過需求，則勞動力的供給是無限的。”（A.劉易斯，1989,4）．劉易斯認為，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的邊際生產率高于農村傳統農業部門，兩個部門的勞動者工資存在很大差距，且城市工業部門由于不斷擴展會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在鄉—城市之間勞動力可以自由流動（即無制度障礙）的前提下，便發生了傳統農業的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然而又由于傳統農業勞動力近乎無限供給的性質和城市工業部門存在失業，吸納勞動力畢竟有限，故現代工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水平只能略高于農業部門勞動者維持生計的收入水平?！百Y本主義部門由于指剩余再投資于創造新資本而擴大，并吸收更多的人從維持生計部門到資本主義部門就業。剩余越來越多，資本形成也越來越大，而且這個過程要一直維持到剩余勞動力消失為止”（A.劉易斯，1989,12）。這便是在A.劉易斯“二元經濟結構”理論框架內，邊際生產率為零值甚至為負數的勞動力乃是剩余勞動力的經典定義。

對于西方學者的這一概念，我們的評價是：第一，他們對發展中國家存在二元經濟結構的理論概括無疑是符合客觀事實的，因而是正確的，也就是說二元經濟結構是發展中國家農業剩余勞動力產生的基礎。第二，“零值邊際生產率”的剩余勞動力概念運用西方經濟學的邊際分析方法，從增量變化的動態角度描述發展中國家剩余勞動力及成因，對發展經濟學的宏觀結構分析提供了成功范例，這無疑是劉易斯等人的重要理論貢獻。第三，然而A.劉易斯等人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定義農業剩余勞動力也存在缺陷，這主要是：其一，這一定義是以技術長期停滯，且其他生產要素（土地，資本等）不變的傳統農業為前提的，但當代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早已處于由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的不同階段上，遠非典型的傳統模式，完全不考慮農業轉型期農業技術進步與人力資本投入和貢獻等因素，顯然與事實不符。其二，采用零值邊際生產率來界定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一個致命缺陷是，它將農業與現代工業視為同質性產業，忽視了農業是一種廣泛依賴外部自然條件（如生態環境，氣候等）的風險性弱質產業。與工業生產的外部環境相對固定相比，農業生產不僅依賴土地、勞動力、資本投入的變化，更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自然條件的優劣與變化。舉例來說，同等量的要素投入在災害年份的產出不僅遠低于風調雨順年份的產出，而且可能會顆粒無收。故以災害年份邊際生產率下降為零或為負來判定農業中存在剩余勞動力是否有效是值得懷疑的。

“地—勞比率變動”說。針對A.劉易斯等人的“零值邊際勞動率”定義與大多數發展中國家農業發展的事實不符的缺陷，中國學者郭熙保、宋林飛等人提出新的定義標準。郭熙保的判別標準是，“當一個國家（或地區）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長期呈下降趨勢時，我們認為該國（或地區）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對這個新定義，郭熙保在所做解釋中強調，按勞動力平均耕地面積的變動與按區域人口平均耕地變動是有區別的，即勞均耕地的下降不一定意味著人均耕地的下降。他指出這一新定義重在強調勞均耕地變動的長期趨勢而非短期波動，如果國家或地區勞均耕地面積幾十年均呈下降之勢，則農業剩余勞動力存在。其主要理由是：①在農業技術停滯的社會里，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導致農業勞動邊際生產率下降，甚至降到零。在這種情況下，農業剩余勞動是肯定存在的，同時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面積是下降的；②在農業技術進步的社會里，農業勞動者增加可能不會降低勞動邊際生產率，反而可提高勞動生產率和總產量，因為技術進步使土地生產率提高了。但是只要農業勞動力人數增加得比耕地面積更快，使勞動耕地面積下降，農業剩余勞動就仍然存在。（這是由于每個勞動者占有耕地面積的減少，一般說來，抑制了農業技術進步，尤其是機械技術進步，規模經營效率和勞動生產率增長潛力的充分發揮。）假若有一部分勞動者從土地上撤出，這些潛力將會充分發揮出來，使剩下的農業勞動者生產率更高，從而使農業生產更快地增長，而不是下降。③郭熙保認為，根據農業勞動者人數與耕地面積的長期時間序列資料可以比其他剩余勞動力定義更簡便更容易識別一國或一個地區是否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郭熙保，1995）

我們認為，郭熙保以經驗觀察為依據從地—勞變動的長期下降趨勢來定義剩余勞動力這一點是有價值的，同時也與中國和其他許多發展中國家的經驗事實相符。但他的定義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這就是：第一，若從農業邊際勞動生產率變化這一基本點出發，勞均耕地面積下降只是剩余勞動力存在的必要條件而非充分條件，因為首先它安全排除了農業生產其他要素（如資本）以及技術進步、自然條件等內生變量，因而缺乏量化分析的基礎，確定剩余勞動力存在及其數量多少有很大的隨意性。特別對于土地資源等天然稟賦條件差異極大的國家（如美國與中國、日本等），很難用統一的尺度測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及其規模，郭先生在論證他的新定義的正確性時，還用美國、日本1880～1980年間地—勞比率上升的事例反證出美、日在農業發展中不存在剩余勞動力的結論，他指出美國農業勞動者人均耕地由1880年的11.68公頃，增加到1980年的105.58公頃，增加了8.13倍，同期日本勞均耕地由0.3公頃增加到0.78公頃，增加了1.6倍。（郭熙保，1995）。此外，韓國和我國臺灣省1953-1988年勞均耕地分別由0.32公頃和0.53公頃，增加到0.62公頃和0.72公頃。于是他認為韓國和臺灣省也不存在剩余勞動力。其實，郭先生忘記了無論是美國、日本還是韓國、臺灣省之所以出現勞均耕地面積上升的長期趨勢的這一段時間，恰恰正是這些國家或地區不斷存在剩余勞動力，又不斷轉移這些剩余勞動力的過程。這怎么能說不存在剩余勞動力

呢？根據郭在《農業發展論》一書中表6-3（郭熙保，1995）提供的數據，韓國、臺灣省農業就業勞動力1953年分別為5997000人和1647000人，到1988年分別降到3475000人和1238000人，分別減少252萬和40萬人之多，這些減少的勞動力不是“存在”的剩余勞動力又是什么？如果1988年以后農業勞動力繼續減少，從而地—勞比率繼續上升，也是不存在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證據與理由么？由此可見，按照郭先生的新定義來斷判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存在與否，顯然難以自圓其說的。

1982年宋林飛對江蘇南通的農村勞動剩余問題進行調研時，提出了測算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公式：G=(A-F)/A，此公式中G為剩余，表示農業勞動力剩余度，A為農業總勞動力，F為農田耕作所需的勞動力，其中F＝總耕地／x畝／勞動力，“x畝／勞動力”表示每個勞動力全年能耕作的土地面積。確定x涉及兩個參數：(1)每畝需要的勞動日數（用D表示）；(2)每個勞動力全年所能完成的勞動日數（用L表示）則X=L/D。宋先生用這一公式測得江蘇南通縣農業勞動力的剩余度為56.8%。（宋林飛，1996）。宋林飛關于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測定方法與前述郭熙保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即以勞均耕地面積為尺度來判定剩余勞動力的存在。所不同的是宋的測定方法是靜態的而非動態的趨勢，并且在每個勞動力負擔耕地面積中加入了兩個變數：單位勞動力耕種單位耕地的日時數和單位勞動力每年所能完成的工作日數。宋林飛的定義及測定方法充分考慮農業勞動時間存在季節差異，非常符合農業生產的實際。這與當代西方經濟學界廣泛采用的（農業）工時及工時的邊際生產率的升降來確定剩余勞動力思想是一致的。從這方面講宋的定義和測量方法比郭的定義更進了一步，在量化分析上更具可操作性。但是，我們認為宋林飛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及測量公式仍然未能充分考慮農業生產要素投入和農業技術進步等項變動因素對單位勞動力負擔耕地的影響。此外，對單位勞動力年量高工時限度的設定沒有充分考慮不同地區經濟、社會和文化風俗習慣的巨大差異，特別是不同區域因地勢、氣候、水土光熱等資源條件的不同，單位耕地上投入的勞動工時差別更為巨大。再加之農業技術進步（如免耕法的推廣，產業化育種等）以及資本性投入（農業機械、排灌設備的使用）都隨時影響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的變化。因此，宋的定義及其測量模型，對某一點上，同質性小區域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測定可能是有價值的，換言之，這一定義模型難以成為具有普遍經濟學意義的概念。

最后須要指出的是以地—勞比率為基礎，郭和宋的剩余勞動力定義均將側重點放在農業的種植業上，事實上除種植業外大農業的其他產業如林業、養殖業、畜牧業、漁業以及家庭副業中是否存在剩余勞動力是絕不能用每個農業勞動力所能負擔的耕地面積及其變動來測定的，這也是郭熙保、宋林飛地—勞比率變動測定法的重大局限性之一。

國際標準比較法—H.錢納里“發展模型”。1975年西方著名經濟學家H.錢納里構建了“世界發展模型”。H.錢納里采用庫茨涅茨統計歸納法對全世界101個國家1950-1970年的社會統計指標（含27個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得出以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NP)為因變量(Y)，其他27個社會經濟發展指標為自變量(X[,n])的回歸模型——“世界發展模型”。根據這一回歸模型，H.錢納里劃分了人均GNP小于100美元到大于1000美元等9個等級的“標準結構”量表。根據這一量表可以確定與不同等級相應的27種社會經濟指標的標準數值。各個國家或地區便可將自身的實際與這一“標準結構”進行比較從而找出其發展的差距。從H.錢納里的“標準結構”模型中，我們可以發現人均GNP=800美元這一等級下第一產業（該模型稱之為初級產業）勞動力是總勞動力比例的30%，當人均GNP=1000美元這一等級時，第一產業勞動力比例降到25.2%(H.Chenney,M.Sycquin,1975,38)。宋林飛根據錢納里“標準模型”對中國農業勞動力剩余率的測定為16%，在用庫茨涅茨系數對中國價格扭曲因素在錢氏模型高估作了修正后，計算出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剩余率（他稱為不合理配置率）為13.8%，（宋林飛，1996）。筆者按1995年中國的人均GNP等級為800美元左右，農業勞動力占總勞動力比例為52.2%的實際數據，與錢氏標準模型相比較，并同樣扣除價格扭曲因素，測得當年的剩余勞動力率為16.4%。若按1995年全國總勞動力6.89億為基準計算，當年農業剩余勞動總量為1.13億，與90年代中期官方和國內經濟學家估計中國農業剩余勞動力在1.3-1.5億相比，用錢氏標準模型測得的這一數字顯然存在低估的偏差。我們認為H.錢納里模型為各國測定是否存農業剩余勞動力及其數量比例提供了一個標準，這是很有比較研究價值的模型，但是它的最大缺陷是忽略了各國千差萬別的國情條件，除了各國社會經濟指標通過回歸構成了一種純粹形式或馬克斯·韋伯稱之為“理想型”模式之外，更忽略各國文化和制度因素的影響，例如滯留于中國農村的農業勞動力主要是由于人為的城鄉戶籍制度壁壘而不是由于經濟方面的原因不能流動和轉移，這與世界絕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情形迥然相異。因此將適用大多數國家發展趨勢和特點的模式來套中國農村和農業的情形，很難得出對中國測定農業剩余勞動力有用的結論。

二、中國農村剩余勞動力的新定義

根據中國農村現行經濟體制下勞動力利用的經驗事實，我們試對農村勞動力剩余及其相關概念重新定義如下：

1.農村勞動力：指戶籍所在地為農村社區的人口中15-64周歲的男性和女性個人，但不包括其中的在校學生、服兵役人員，以及因身體原因不能勞動的人等。

2.農村剩余勞動力：專指中國農村中不充分就業的勞動力；所謂勞動力的不充分就業則是指每個單位農村勞動力每年有效工作時數（注：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低于公認的單位農村充分就業勞動力年度有效工作時數標準，即制度工時數的一種狀態。

3.農業剩余勞動力：指從事農業（含種植業、養殖業、林、牧、漁業）的農村不充分就業勞動力。

通過上述三個概念的界定，我們實際上強調它的兩點重要含意：其一，農村和農業勞動力剩余的核心和實質是勞動力的利用不足，即就業不充分。其二，按照一個國際國內可以接受的標準，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作時數的多少可以作為判定其是否為剩余勞動力以及對勞動力剩余的程度作出界定。為了說明不充分就業作為勞動力剩余的界定標準的合理性，我們擬對這一新定義的內涵和成立的條件作簡要說明。

首先，我們認為用勞動時間或工作時間來計量勞動力就業充分與否是有其經濟學基礎的。早在19世紀中期，政治經濟學對資本主義本質的剖析——剩余價值理論就是以資本家對工人剩余勞動時間的無償占有為基礎的，事實上，勞動時間（而不是貨幣或其他計量單位）是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進行理論分析的基本計量單位。馬克思認為商品的價值量是由生產該商品所耗費的一般勞動量來決定的，而勞動量是由勞動持續的時間來計算的，勞動時間則是用小時、日等作為計量單位。當代一些西方著名經濟學家面對難以用貨幣單位計量的復雜經濟問題時也廣泛采用時間（往往以小時為單位）作為定量分析單位。例如美國著名經濟學家（199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加里·貝克爾(Gary.S.Bec-ker)及合作者在構建人力資本積累模型中就避開了價格問題，而將一個人的童年、成長期受教育的時間，和一生的工作時間甚至先天稟賦條件通通以時間為單位來計量人力資本的積累。反過來看，如前文所述古典經濟學派以“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對農業剩余勞動力定義和測度之所以產生缺陷和引起爭議，很大程度上系由農業生產函數中要素投入在質和量上的差異，以及農業生產環境條件的不確定性所致。其他幾種有關農業剩余勞動力的定義及相應的測定方法，如“耕地—勞動力比率變動法”（見郭熙保，1995,166-167，以及宋林飛1996,105-106）、“國際標準比較法”（見Chennery、Msycquin,1975,38）等也出現與“零值邊際勞動生產率”標準和方法相類似的問題和爭議。因此，本研究嘗試以勞動時間為基本計量單位來定義及測量中國農村和農業剩余勞動力應當是更合理的選擇。

其次，也應當強調采用工時作計量標準測定剩余勞動力必須有嚴格的條件限制，即存在必不可少的經濟學的理論前提或假定，而這些前提或假定必須是通過經驗實事驗證為正確的。我們設定的幾個經濟學理論假定如下：

1.經濟理性假定。農民（即農村勞動力）都是理性的經濟人。在中國現行農村經濟制度下，農民從事的一切經濟活動的目的在于追求物質利益的最大化，避害趨利是農民的經濟人本質。

2.工時有效性假定。在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對土地擁有法定使用權以及對其他生產要素擁有支配權的農民對其勞動時間的支配與利用將是最充分和最有效的。農民不會在自己支配的勞動時間內偷懶。

3.有效工時的同質性假定。根據工時有效性假定，可以將以農村勞動力的有效工時為單位的勞動量視為無差別的、同質的勞動耗費并用以計算勞動力利用的有效程度。

4.勞動力資源自行合理配置假定。在中國農村現行經濟制度下，農民具有自行配置勞動力資源并使勞動力利用效率最大化的傾向（注：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因此，以尋求經濟收益最大化為條件的勞動力充分就業是這一傾向的具體化。

保證這一剩余勞動力新定義成立的主要理論前提（或假定）是勞動者工時的有效性，即在當時當地既定的條件下，農村勞動力在與其他生產要素結合時，其勞動時間的利用達到最充分和最有效的程度。這一假定不成立的反面例證是，在另一種制度安排下，（如80年代以前的制度環境下），農村勞動力多數處于“出工不出力”、“三個人的活五個人干”式的“磨洋工”狀態，即勞動力單位工時利用非充分和非最有效的狀態。一旦“有效工時假定”不成立，我們用以測定農村勞動力剩余的定義及相關模型便會“失真”。因此，從一定意義上講，以勞動力有效工時不足為主要內涵的不充分就業來定義農村剩余勞動力僅適用于自1978年以來經濟轉型時期的中國農村。

【參考文獻】

①本模型中的工作時數指農村勞動力從事農業（含種植業，林、牧、副、漁業）和非農業（如工業、手工業、商貿、建筑、運輸、教育、文化事業等等）的一切經濟活動所耗費的有效時數（以小時為單位）。但是不包括經濟活動以外的時間消耗，如煮飯、洗衣、就餐、娛樂、閑暇等活動的消耗時數。

②所謂傾向是指農民所具有的合理配置自身勞動力資源并使其利用效率最大化的主觀動機，不考慮其客觀效果——作者注。

③阿瑟．劉易斯：《二元經濟論》中譯本，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1989年版。

④郭熙保：《農業發展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

⑤宋林飛：《中國農村勞動力的轉移與對策》，《社會學研究》1996年第2期。

⑥H.Chennery,M.Sycquin,PatternsofDevelopment,1950-1970,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

⑦加里．貝爾克等（人力資本，生育率與經濟增長》，《政治經濟學雜志》98卷，1990年。

⑧羅伯特．盧卡斯：《論經濟發展機制》，《貨幣經濟學雜志》22卷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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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機農業是近幾年比較受歡迎的一種新型農業種植形式，從有機農業的定義概念上，就可以看出有機農業受歡迎的原因。所謂有機農業，是指在生產中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肥料、農藥、生長調節劑和畜禽飼料添加劑，而采用有機肥滿足作物營養需求的種植業，或采用有機飼料滿足畜禽營養需求的養殖業。從有機農業的概念上可以看出，有機農業的生產更加自然，健康，符合現代人崇尚高質量生活的要求。再加上現在各種環境污染問題，以及各種農藥，化工藥品添加劑對農產品的污染，使得有機農業發展前景很廣闊，屬于農業中的新興朝陽產業。

2有機農業和傳統農業的區別

有機農業按照嚴格的有機農業生產標準，進行規范操作，不采用任何轉基因工程，純天然種植，不使用任何化肥農藥，農藥，催長劑，生長調節劑、飼料添加劑等物質，完全遵循生物生長規律，絕不揠苗助長，采用可持續發展的農業技術。傳統農業最大的特點是精耕細作，生產規模一般很小，而其農業部門結構較也比較單一，經營管理和生產技術仍較落后，抗御自然災害能力差，農業生態系統功效低，商品經濟較薄弱。盡管如此，傳統農業仍不能完全摒棄，在發展現代農業的同時，仍需保持和發揚中國傳統農業特點，加大建設優質、高產、低耗的農業生態系統，提高農業生產水平。而有機農業，其實是科學家們為了保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土壤，以及近些年老百姓深受食品污染問題的困擾提出的。在原始社會，人類靠天吃飯，一切都是純天然的，人為的干預很少，但是隨著文明時代的到來和科學技術的普及，人類就開始了掌控和改變自然的時代，人類大肆掠奪著地球資源能源，拋棄自然規律，試圖改變自然，尤其是在農業方面，人類對土地的破壞已經非常的嚴重，傳統農業方式似乎已經不符合現代人的發展，于是新型的有機農業形式應運而生。但是他現在還沒有廣泛被社會所認可。有機農業只有在社會文明進一步發展，人們對生態農業的認識進一步提高的時候，才能逐步得到更多的人的認同。

3有機農業的生產原則

3.1盡量無公害，養分自然供應的原則

有機農業的種植中，一定建立起封閉的養分供應系統，要遵循循環利用的原則。要把平常生活中的各種有機肥料利用起來。比如各種有機廢料，人畜糞便，作物秸稈等。這些原本可能是生活的垃圾，現在可以變廢為寶，重新投入到農業生產系統內，要做到盡可能的不使用復合肥，農藥，飼料等。這種循環的農業形式既可以更加高效的利用現有資源，也減少了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損耗，比如對土地的污染。并且有機農業提供的農產品更加的健康，生態環保。

3.2要培育良好的土壤的原則

有機農業的操作是很嚴格的，容不得半點馬虎。尤其是對于農作物至關重要的土壤。土壤是一切農作物生長的根基，沒有健康良好的土壤環境是不可能生長出好的作物的。而有機農業的生產就是要努力研究土壤肥力的提高上。這對于有機農業長遠的發展尤為重要。

3.3注意保護生態和不可再生資源的原則

眾所周知，傳統農業的生產就屬于粗放型的生產模式，在農業生產中會使用大量的農藥和化肥。這對環境造成了很大的污染，對生態也造成了很大的破壞。并且還耗用了大量的而不可再生資源，比如對土地的損耗。而有機農業變廢為寶，最大限度的利用一些廢棄資源來支持生產，這就會減少對不可再生資源的消耗，也有利于生態環境的保護。

4有機農業生產中應注意的技術問題

4.1基地的選擇

有機農業是一種環境友好型的農業種植模式，并不是所有的常規農業生產都叫有機農業生產，因為有機農業強調轉換期，是一種通過轉換恢復活力的農業生態系統，所以有機農業基地選擇必須注意提供一個清潔的環境。有機農業生產基地的土地應該是完整的，它應該也保持遠離城市和工業地區的特點，基地是沒有明顯的和潛在的污染源，特別是沒有化工企業，水泥廠，石灰廠，煉油廠，等?？諝鈶鶕魑锉Ｗo和大氣污染物gb9137-88”最高允許濃度，空氣質量監測量將保持。灌溉水質符合國家地表水環境質量標準。周圍的土地或是基地內都有保持土地含有豐富的有機肥料。生產、加工、儲存場所及周邊區域應保持清潔，堅決杜絕任何化學藥品的使用等。在基地建設上，必須遵循的原則是因地制宜，一切從實際出發，根據自然規律，然后根據當時當地的社會和經濟條件來進行選擇種植作物品種，養殖的動物物種，還有基地類型的選擇等。

4.2轉換期與平行生產的問題

傳統農業由于使用化肥，農藥等，會在土壤中長期的存在。會對有機生產方式生產的作物又很大的影響。所以有機物生產過程中需要設置一定的轉換期。在轉換期內必須按照有機生產方式進行生產。但是生產出來的產品卻不能按照有機產品進行販賣。只有度過了轉換期之后的產品才能算真正意義上的有機產品。而對于平行生產的問題。在中國有機農業生產中規定有機產品要平行生產。平行生產是指在同一農業生產單位中生產的有機或常規產品相同的或難以區分的生產。有機農業標準允許生產單位可以在同一時間內，區分出有機和非有機植物來進行生產，但是單位在進行有機和非有機生產（包括土地，生產設施和工具）時應該可以從彼此完全分開，并采取適當措施，以避免非有機產品和混合和違禁物質污染。如果有機農場進行平行生產，有機作物品種在生產，收獲，儲存和運輸方面應該給以確定，以明確和常規的產品分開，防止混亂，有機作物的記錄系統一定要保持獨立性和完整性。

4.3作物品種的選擇和病蟲害防治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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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生態農業；內涵；特點；建設的著力點

農業作為人類最古老的產業，經歷了原始農業、傳統農業、現代農業（石油農業）漫長的發展歷程。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世界上一些農業發達國家出現了生態農業，引起了各國的普遍重視，且發展勢頭很快，大有不可阻擋之勢。許多專家指出，生態農業不僅高度地涵蓋了各種先進農業的理論和模式，而且使各種先進的理論和模式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高度地融合在一起，從而產生出經濟、社會、環境三個效益的統一，可以說這是農業理論和農業生產上的一大突破，是人類長期追求的一種最為理想的農業。

一、生態農業的內涵與特點

“生態農業”是由美國土壤學家W．Albreche于1970年提出來的，1981年美國農學家M．WoIthington將其定義為，生態上能夠自我維持，低投入，經濟上有生命力，在環境、倫理和審美方面可接受的小型農業。在隨后的發展中，世界各國關于生態農業的名稱不盡相同，有的稱為有機農業或自然農業，有的稱為生物農業或無公害農業，還有的稱為持續農業等。雖然名稱各異，但內涵卻是一樣的。都是主張完全不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化肥、農藥、動植物生長調節劑和飼料添加劑或基因工程技術的生產體系，施用有機肥或長效肥，采用輪作或間作等方式種植，更強調建立生態平衡和物質循環。 根據基本的生態學和經濟學特質，筆者認為，生態農業就是在潔凈土地上，用潔凈的生產方式生產潔凈的食品，以提高人們的健康水平，協調經濟發展與環境之間、資源利用與保護之間的生產關系，形成生態和經濟的良性循環，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這種生態農業既繼承了傳統農業中資源可持續利用、環境保護和“機械農業”高產高效的雙重特點，同時又摒棄了傳統農業生產方式單一、生產力水平低下和“石油農業”、“機械農業”資源消耗量大、污染環境的缺點，是一種避免環境退化、技術上適宜、經濟上可行的現代農業發展的捷徑，代表了未來農業經濟發展的方向。

我國的生態農業不同于發達國家的生態農業，與其他類型的替代農業也有很大的不同。主要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以追求高產、優質、高效為目的

農業發展目標有三個階段的演變：第一階段：滿足溫飽需求為核心（數量安全）；第二階段是滿足相對富裕（質量安全）；第三階段是滿足高質量生活的生態環境、食品質量與未來繁榮（環境資源安全、產品高質高效）。中國農業處于第二階段。它產生的背景、出發點和目標不同，發達國家的生態農業等替代農業是針對石油業所帶來的一系列弊端而興起的，其重點是要解決資源和環境問題（實物產出數量少，而可獲得的價格較高）。而我國的生態農業是根據中國人多地少和經濟不發達的國情而提出的，其目的是要從根本上解決人們對物質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的需求與人口、資源、環境等方面的矛盾，它既要求有高產出（包括食物、原料、飼料等），又要兼顧合理地利用、保護資源（包括土地、空間、水、肥、氣、熱、光、生物、勞力等資源）和改善農業環境，使農業持續增產和穩定發展，最終實現經濟、社會、環境三大效益的統一。

（二）傳統農業的精華和現代科學技術相結合

一方面要注重總結與推廣我國傳統農業中適于生態農業的經驗和做法，如合理輪作、種植綠肥、施用有機肥、橫坡打優、修建水平橫田等等。這些都是廣大農民十分熟悉并且愿意接受的措施。另一方面，要加緊研究與大力推廣先進的生態農業新技術。如為了減少白色污染而研制的光解膜、生物農藥、生物化肥、秸稈還田、節水灌溉等等。實踐表明，在生態農業建設中，只有這兩個方面的措施結合起來了，效果才能更好。

（三）強調物質的適當投入

長期以來，人們有各種誤解，以為生態農業就是不施農藥、化肥，甚至不用機械電力，以為只有這樣才是符合生態學原理的。實際上這只是單純地倒退到傳統農業階段，而不是真正的生態農業。這種傾向在一些西方發達國家尤為明顯。我們不反對化肥、農藥的使用，合理的投入對于生態農業來說包括兩方面：適度的投入量、適當的投人物。適度的投入量就是要保證使生態農業的生產過程要有相應的足夠的物質循環強度和能量流動通量，這是由于生態農業的開放度大及要求高效生產所決定的。

二、發展生態農業的著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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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階段,我國農業機械的發展還處于較低的水平,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促進農業機械的廣泛推廣應用。

    (一)提高農業機械在農業生產中的地位和作用農業機械化是現代農業發展的重要基礎,良好的機械化生產是先進生產力的表現,有利于促進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型,促進新型農村的建設。建設新農村,提高農業生產效率,促進傳統農業轉型,提高農產品質量是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必然之路。農業機械化的推廣應用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促進農村勞動力的發展,有利于新型小康社會的全面建設。

    (二)加強農業機械技術體系建設農業機械技術的體系建設對于農業機械技術的推廣應用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現在,我國很多農村地區都缺少農機推廣試驗基地,農業機械推廣的信息化建設也比較落后。要想改變這種狀況,就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要完善用人機制的建設,為機械設備的推廣配備專業的人才,在農業生產領域實行就業資格考試政策,完善就業分配制度,將農業人員的待遇與績效掛鉤,并且公布結果,促進社會對他們的監督。第二,建立農業機械的應用推廣體系建設,加強基礎設施的建設。第三,積極尋求各種農業機械的應用推廣模式,擴大服務的領域和范圍。遵循“政府引導外加市場運作”模式,培育農機市場,引導農業機械的合理發展。提高農業生產水平與組織化水平。

    (三)加強農業機械推廣的培訓與教育首先,要加強對基層人員的知識普與概念更新。他們常年奮戰在在生產線的第一線,因此,對他們的教育十分重要。但是,農業機械從業人員的知識結構、年齡層次也不同,因此,要根據他們的特點進行分類教育,促進他們對知識的學習,提高他們的業務素質。其次,要加強網絡建設,促進農業機械的推廣,并且可以同農業相關的技術學校進行合作,共同建設網絡。通過網絡建設促進農機使用者對理論的學習,提高實際操作能力,讓他們更好地掌握農機操作的技巧與使用維修的技能。

    (四)緊抓新農村建設機遇,促進農業機械的推廣工作,加強農業機械的應用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國家將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擺在了重要的位置。按照科學發展觀的定義,統籌城鄉發展是促進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舉措,也是促進現代化建設的有效途徑,有利于全面促進小康社會建設。根據各個地區的特點,要堅持因地制宜,采取不同的舉措,突出地區發展的重點,推行不同的發展方針。根據新農村建設的要求,要因地制宜地考慮地區的自然經濟條件以及地區的基礎設施建設情況,適當地進行產業結構調整,完善種植制度,確定合理的發展目標。在重點的區域、地區以及關鍵環節進行重點發展,不搞一刀切。積極探索有利于農業增收、有利于提高農民收入的模式,改善耕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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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全面評價我國傳統農業，還有必要從文化的視角對它作進一步的考察。研究我國傳統文化的水者，把傳統農業作為它的土壤或基礎，作了多方面的探討。在農史界，從文化角度審視農業史的，已故石聲漢先生是第一人。他的許多論斷，至今仍是人們進一步研究的基礎。近年來，注意研究農業文化史的人多了起來。王利華《農業文化—農史研究的新視角》一文概述了農業文化的內容和范圍，農業文化史研究的層次和功能，并能中國農業文化作了宏觀的評估。鄒德秀的《中國農業文化》，對中國農業文化的起源和發展及其各方面的特點和影響，作了相當全面的論述，是第一部系統闡述我國農業文化史和農業文化理論的專著。[32d]李根蟠《中國農業史上的“多元交匯”》一文，也是從文化史的角度立論的。[29f]至于稻作文化.茶文化.煙文化等的專門研究，就不一一列舉了。

中國傳統文化是一種農業文化，這幾乎是眾口一詞的，這自然是對的。但從文化的基礎看，西歐中世紀文化難道就不是農業文化嗎？在歐洲語言中“文化”（Culture）一詞，原來就是指“耕耘”.“栽培”的。從某種意義上說，農業文化和工業文化反映了不同時代而不是不同民族地區的文化區別。因此，籠統說農業文化，并不能確切反映中國傳統文化的特點。問題應歸結為：1.作為一種文化現象觀察中國傳統農業，它究竟有什么特點；2.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柢，傳統農業究竟給予中國傳統文化什么影響，由此形成中國傳統文化哪些特性。

關于第一問題，除了廣大農區以種植業為主.實行精耕細作外，不少人注意中國傳統農業包含著不同類型的農業文化。如古非認為中國存在三大文化圈（黃河流域旱地農業經濟區，長江珠江流域水地或高山雨林帶農業經濟區.北方草原游牧經濟區）和農耕游牧二元對峙格局。[15]湯曉芳也有類似觀點[18]。鄒德秀把我國農業文化劃分為平原農耕文化.草原畜牧文化.山林采獵文化.江湖漁業文化等類型。[32d]李根蟠將我國農業文化區分為農耕文化和游牧文化兩大系統，在農區中包含了北方旱作農業和南方水田農業兩種主要類型，從東北西到南則存在廣闊的農牧交錯地帶，并把這些不同類型農業文化的關系概括為“多元交匯”[29e]，已如前述。不少人認為傳統農業文化是封閉的保守的。從傳統農業具有自然經濟性質看，它比之建立在發達商品經濟基礎上的現代文化，確有封閉保守的一面。但從我國傳統農業的多元格局盾，則不盡然。臺灣學者杜維明認為，中國文化并不封閉，它是一個開放的系統，它受草原文化或畜牧文化的影響，在相互抗衡中增加了生命力。[63]鄒德秀指出中國農業文化發生在遼闊的地域內，內部有較大異質性，可以互相交流.互相提高，對一個地方來說，經常有新因素的出現和新文化的引進和創造。但對中國農業文化是否封閉系統的問題，他采取了折衷提法，認為它經歷了一個從開拓.開放到保守封閉的過程。[32a]李根蟠認為中國古代農業在多元交匯的體系中包含著各種異質文化，具有發展和創新的內在動力。并以作物的馴化.引種為例，論證我國古代農業存在著兩種文化交流，即國內各民族各地區之間的交流以及與國外的文化交流，中國農業文化在這兩種交流中不斷提高，并對世界農業做出貢獻。[29e]

關于第二個問題，則或褒或貶，見仁見智。研究傳統文化的學者，強調其保守落后一面的不乏其人。如姜義華等認為，乍一看五光十色.氣象萬千的中國文化，本質上是一種舊式農業文化.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的小生產文化.自然經濟型文化。中國傳統的整合意識，本質上乃是極端的分散的個別主義與高度集中的權威主義的結合。它植根于中國以小農經濟為代表的自然經濟的單一性，植根于這種經濟結構的運動所固有的喜一（單一化）不喜多（多樣化.多元化），喜靜不喜動，喜定不喜變.喜穩不喜亂等秉性。所謂‘天人合一’，所謂‘大一統’，所謂‘內圣外王之道’，如此等等，都只不過是這嚴峻的社會實際的美學再現。[37]陳學凱認為中國農業文化是以農耕的自然經濟為基礎，以氏族家庭為細胞的農業家族文化，其內在特征是永恒不變的基調——奉天法古：統一的天道.人倫.宇宙.社會模式論——一體主義精神，理論背離現實的傳統觀念意識——重體輕用[36]。至于視傳統文化為封閉.停滯.愚昧.落后的代名詞，視傳統農業為禍根者，就不必說了。有些人沒有也不愿意對傳統農業作深入研究，而侈談農業文化，僅僅根據某些先驗的概念加以推導，不能不帶有很大的主觀隨意性。

馮天瑜的立論比較持中。他認為中華傳統文化的主體，可以歸結到“耕作居于支配地位，社會分工不發達，生產過程周而復始，處于相對停滯狀態的農業文明禮貌范疇”。這種農業文明的特性，被概括為：“求實精神；循環論.恒久意識.變易觀；中庸之道和注重自然節奏；尚農.重農；集權主義與民本主義相反相成；安土樂天的生活情趣”[16] 。

另一些同志強調了傳統農業對傳統文化影響的積極一面。石聲漢指出：“我們祖國，在農業生產上有一個先進的.豐富的.完備的科學知識體系，這個體系是我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的構成部分?！薄霸谟袣v史記載的幾千年中，我國農業經歷了大大小小的天災****的考驗，始終沒有出現過由于技術指導上的錯誤而引起的重大失敗。這件事實，雄辯地證明了了這一科學知識體系的優越性?？梢宰院赖卣f，農業技術知識的這一優良傳統，是我們的祖先為人類創造的寶貴遺產之一?！彼种赋觯谑澜绻糯拿髦?，我國悠久的文化與歷史經過多次嚴峻考驗，始終沒有中斷過，正是由于農業基礎穩定的緣故。[10a]這種觀點，在農史界被普遍接受。如范楚玉把“持久性”列為中國傳統農業的主要特點之一。[42a]王利華認為傳統農業的持續發展保證了中華文明的延綿不斷和使它具有極大的承受力.愈合力.凝聚力。鄒德秀認為中國早熟先進的農業技術導致中國文明的持續發展。[32cd]李根蟠指出在世界古代文明中，中華文明是唯一起源既早.成就又大，雖有起伏跌宕，但始終沒有中斷過的。以多元交匯.精耕細作為主要特點的中國古代農業所具有的強大生命力，正是中華文化得以持續發展的最深厚的根基，也是中華文明火炬長明不滅的主要奧秘之一。[29f]所有這些，都是以石聲漢的論述為基礎的。

傳統農業影響到了中國傳統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各個方面，這方面石聲漢也有很好的論述。但文化的核心是觀念形態，尤其是價值觀念.思維方式，最能反映一個民族文化的深層特點，而這也正是傳統農業對中國文化影響最為深遠之所在。有的學者從這個角度進行了研究和論述。例如張立文指出，中國人重天道與人道的統一，即人與自然的和諧，強調人“渾然與物同體”，“萬物與吾一體”；西方重人對自然的超越，即人征服自然，強調人與物的異體或異在。這種差異根源于傳統生產方式的不同。中國具有大陸的地理環境，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的政治體制。農業生產較之羅馬的工商業更容易受風雨霜雪等自然現象的制約，五谷的播種.生長.收獲都要與天時節氣相適應，農民們在長期與大自然的接觸中為大自然所熏陶，感受著自然的生命力，人與自然培育了一種相親.相近.相合.相融的關系。使客體與主體，自然與人凝聚為中國傳統的整體形態。古代希臘，土地貧瘠，農業衰敗，人們只得離開土地另謀生路。希臘人對土地失望，對海洋不可預測，人們對土地和海洋是恐懼而疏遠的。人和自然產生一種相對.相斥.相離.相仇的關系，人的最大愿望是戰勝自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中西文化的這種差異并無絕對優劣之分。中國物我一體的價值觀念，與宋元以前文明發展相適應，能對自然的挑戰做出成功的回應，元明以后在自然與西方文化的挑戰面前失去成功回應的能力，因為這種觀念缺乏科學的求索精神。一體化導致渾沌.模糊的思維。凡此種種使中國仍處于農業社會。西方工業社會雖然在征服自然方面創造了奇跡，但只講主體人對客體自然索取，不講主體人同客體自然的協調與和諧，導致資源危機.能源缺乏.環境污染.生態破壞。應從中國的物我一體中得到啟示，縮合東西方文化之長。[40]許蘇民也認為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是贊天地之化育的，這和中華民族傳統的與自然界作物質交換的特殊方式相適應。[17]

在這里還應提出的是臺灣著名學者錢穆《農業與中國文化》一文。文章指出中國文化是一極深厚的農業文化，其許多特點根源于農業。農業的第一特征是一半賴自然，一半靠人力。而我國古人所稱之天人相應.天人合一.正是十足道地的農村觀念，實有純真不可顛覆的道理。由此又派生“樂天知命”.“盡其在我”的農業人生觀念。農業的另一特征是農業人生要從其他生物做朋友.做搭檔。中國古人說：天地之大德曰生，萬物一體.一視同仁。中國文化首先極看重自然，而又在自然別看重生命?！叭省敝干c生命之間呼吸相通.痛癢相關的極深微的情感，是中華文化精義所在。耶穌教把人類生命看作上帝對罪惡的一種懲罰，佛教主張四大皆空，要超脫生命。近代科學注重講物理，把有生命的也并在無生命一邊講。中國講理也講性，把無生命的也并在有生命的一邊講，主張窮理盡性。贊天地之化育是中國文化中一項特殊的宇宙觀和人生觀，由此造成中國五千年文化而成為其一個主要的基礎與中心。作者極力推崇中國“大農人生的文化傳統”，認為它可以領導世界人類前進。[55]

最近季羨林先生再三論及東方文化體系（包括中國.印度.伊斯蘭三大文化）和西方文化體系（歐美文化）的區別。他在錢穆天人合一論基礎上寫了《“天人合一”新解》，認為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的根本區別在于思維模式。與西方重分析的思維模式不同，東方的思維模式是綜合的，承認整體觀念和普遍聯系，視人與自然萬物為一整體。[45]這也就是李約瑟說的“有機統一的自然觀”。[67]劉志一則稱之為唯物辨證的宏觀觀控的有機統一觀。[22]但他們所舉的例證中很少涉及農業。其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這種思維模式正是根源于傳統農業，并在傳統學中獲得其典型的表現，“三才”理論就是這種思維模式的結晶。

最先強調“三才”觀念在中國古代農學中突出地位的是石聲漢。他指出，人們喜聞樂道的“天時.地利.人和”.“因時制宜”.“因時制宜”一類話，實質是我們祖先在農業生產和自然斗爭中，所認識和總結出來的自然哲學宇宙觀。它是中國古代農業生產知識中最中心的內蘊。[10b]此后農史界一些學者如范楚玉.郭文韜.梁家勉等對“三才”理論的形成發展及其內涵均有所論述。[42b.50.7c]在此基礎上，李根蟠明確地把“三才”理論與有機統一觀的思維方式聯系起來，并分析了它所包含的整體觀.聯系觀.動態觀在傳統農業生產技術各方面的表現。他指出：“在‘三才’理論體系中，人不是以自然的主宰者的身份出現，他是自然過程的參與者；人和自然不是對抗的關系，而是協調的關系。”“這種理論，與其說是從中國古代哲學思想中移植到農業生產中來的。毋寧說是長期農業生產實踐的升華?！辫b于古代思想家對“天人合一”有唯物主義的理解，也有唯心主義的理解，他用“精耕細作.天人相參”概括中國傳統農學體系。他又指出：“在有機統一觀指導下的中國傳統農學比較注意農業生產的總體，比較注意適應和利用農業生態系統中農業生物.自然環境等各種因素之間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約，比較符合農業的本性。也因而能比較充分地發揮人在農業生產中的能動作用，使用和自然的關系比較協調。在一定意義上，這代表了農業的發展方向。”[29f]

六.“有機農業”.“石油農業”與“持續農業”

在分別介紹了對中國傳統農業認識與評價的討論的各個方面以后，現在再回到傳統農業與我國農業現代化關系的問題上來。

上文談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國傳統農業和小農經濟曾被一些人大張撻伐，也正是在這時候，西方的現代化農業也正在受到批評。

1982年第1期的《世界農業》轉載了旅美華裔學者任覺民.孔一士的文章，認為西方現代化農業，或稱工業式農業，已暴露了許多破綻，嚴重的有如定時炸彈，將成為人類未來許多災難的主要潛在因素。如化肥農藥的使用使環境污染.土壤流失.水源短缺.蟲災愈加難以控制，是典型的科技鴉片。農業以至社會的不穩定性正在增加，它的高效率是用便宜的石油換來的，如從能量的投入產出比例，它的效率比舊式農業低，等等。歐美農業必然而且正在向“超工農業”（它主要采用有機肥.輪作間作等傳統技術，同時對現代化科技作選擇性應用）過渡。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傳統農業的“缺點”已成為“優點”，符合“超工農業”的特性和要求。因而中國的農業現代化應選擇“超工農業”，而避免走西方現代化的彎路。[66]接著，《世界農業》又連載了美國農業部指定的一個有機農業考察小組的考察報告的摘譯，比較全面地介紹了美國有機農業的理論和實踐。這些文章在大陸的一些學者中引起共鳴。下面的介紹著重在農史界的反應。1983年第二期《中國農史》發表了郭文韜等人《略論無機農業和有機農業，兼論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該文修改后收入《中國傳統農業與現代化》一書中，該書曾被譯成日文），其基本觀點和思路與任文完全一致。文章稱，西方現代的“無機農業”已危機四伏，走投無路；“有機農業”是農業現代化的發展方向。中國是“有機農業之母”，因此中國的農業現代化必須把現代科學研究成果同我國農業的優良傳統相結合。[54]李鳳岐.鄒德秀也認為近三百年發達國家現代農業走的是工業化道路，雖取得很大成績，也存在環境污染和高能消耗兩大問題。他們強調農業自然資源是可更新的資源，合理地加以利用，可不斷消耗，又不斷恢復，形志良性循環，持續為人類提供越來越多的產品。工業式農業的根本問題是忽視農業的這一特點，因此作為一個普遍的體系是不可取的，其存在問題也不是這個體系本身所能解決，因此必須轉移到“有機農業”或“生態農業”上來。用生態農業的觀點看，中國農業有許多值得發揚的有生命力的優良傳統。中國農業不應走工業式農業的彎路，而應該直接過渡到新的農業階段；這種過渡不是拋棄傳統農業，而是包含著使傳統農業科學化的任務。[31]鄧宏海對此有論述。

在生態農業熱中，有的同志認為中國古代農業的精華正是生態思想，尤其是天.地.人合一的思想。有人從思想上和技術模式上探索我國生態農業的歷史淵源。[53]俞榮梁對《補農書》和《農桑經》進行了會析，認為明清時代已存在以多種經營構成生物間良性循環和綜合利用自然資源的特色的“生態農業”雛形，在經過三四百年考驗后，今天仍具有不可低估的生命力，為中國未來農業提供了頗堪稱道的模式。他把生態農業視為有機農業和無機農業的結合，認為一方面要總結發揚我國傳統農業的優點，同時用先進的技術和設備裝備農業，建立兼有古今農業特點的“生態型農業”。[47]孫聲如總結了我國傳統農業間套混作的經驗，指出它不但是傳統農業種植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是當代立體農業的核心和基石。而立體農業則可能成為現代科學技術與傳統農業精華的結合部和生長點。[24]

從有關文章看，各人對生態農業宣傳的出發點并不相同。部分同志著眼于對傳統農業（包括解放后三十年農業）破壞生態環境的批判，他們主張的生態農業是和否定傳統農業相聯系的；另一些同志則認為傳統農業科技符合現代生態學原理，他們主張的生態農業是和肯定傳統農業相一致的。同是肯定傳統農業科技的同志中，也有人對“生態農業”持批評態度，他們的批評主要是針對前一部分同志，但也不滿意后一部分同志“借洋風以取巧”的做法。方原認為，農業發展史就是一部不斷打破舊的平衡.重建新的平衡的歷史；不應把所謂“生態平衡”的要求，駕凌于農業發展之上。他批評某些生態學者無視近代農業生產力的巨大發展，把它描寫成地球末日。指出生態平衡之說與其說是一科學.不如說是資本主義國家一股厭惡城市生活的緊張枯燥.企圖返回恬適的大自然的思潮。他反對借“有機農業”的洋風來爭傳統農業的地位。“石油農業”與“有機農業”都有片面性，不宜各持一端，而應結合我國國情，發揚傳統，合理利用先進技術（機械.化學），不用這些是難以前進的。[8c]劉巽浩指出，西方有機農業“是一種完全或基本不用人工合成的化肥.農藥.生長調節劑和牲畜飼料添加劑的制度”。我國有高度重視有機肥.豆科綠肥，廣泛實行精耕細作和間套復種的傳統，在目前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有機能投入在農田總能量中占居多數。但中外農業歷史表明，單靠“有機農業”本身的物質循環，農業難以有較大發展。他反對單提“有機農業”的口號，主張“以無機促有機，有機與無機相結合”，尤其強調要增加化肥的生產和使用。[20a.b]佟屏亞分析了西方生態農業思潮的緣起，是在石油危機的背景下對石油農業的反思和否定。它把農業看成封閉的自然生態系統，否定外源能投入，把平衡絕對化。西方生態農業一類農揚能量投入減少勞動生產率下降，發展十分緩慢。我國當前的迫切需要，并不是什么確立有機農業戰略，而是要擴大無機農業的基本物質條件。生態農業的宣傳客觀上導致了忽視農業基本建設和削弱物質能量的投入。中國農業要走高投入高產出高效益的路，近年我國各地涌現的噸糧田，正是傳統精耕細作農藝與現代科技相結合的產物。[38abc]

關于這個問題，梁樹春的意見也有一定代表性。他認為傳統農業的基本特征是物質能量的“低消耗.低投入，低產出的半封閉式的循環，雖然構造一個比較合理的內部循環機制，但這種優點是以社會經濟和生態效益的雙重外部不經濟性為代價的。石油農業則是“高投入.高產出的開放式循環”，從總體上克服了傳統農業的缺點.把農業推進到一個嶄新的階級。它雖然在一些產業中帶來能耗過高和環境食品污染問題，但這只是暫時現象，正在改進之中，石油農業不會走進死胡同，它的主體地位不會改變，有機農業不能大規模取代常規農業。他雖然主張以生態農業為未來農業的模式，但這種生態農業是經過重新定義的，是以石油農業為基礎，吸收傳統農業優點，在現代生態經濟理論指導下的新模式。[51ab]

從上述的介紹中可以看出，西方的“生態農業”.“有機農業”等等，是由于作為西方現代農業表現形態的“石油農業”暴露出高能耗和環境污染等種種弊端，引起人們的反思，從而提出的一些替代辦法，故又被統稱為“替代農業”。它的引進和關于我國在農業現代化道路的討論相激蕩，引出了種種議論.理論和方案。其中關于“生態農業”的宣傳聲勢很大，其為中國現代化農業模式似乎已被官方認可；但反對的聲音也始終未斷；事實上，我國一些學者的“生態農業”概念與西方差別頗大，并不斷改變其形態。靳百根有專文論述《中國生態農業的興起和發展》（《古今農業》91.2）。中國學術界內部對“生態農業”的理解亦各不相同。撇開概念的爭議，有兩點是清楚的。一.我國傳統農法中確定有不少珍貴品，可以構成未來農業的重要因素，不可予以蔑棄。其中最可寶貴的，是在經“三才”理論為標志的有機統一自然觀的指導下形成的一套生產技術和生產經驗，注意農業生態系統各因素間的相互促進和相互制約，注意對農業資源的充分利用與永續利用，使人與自然的關系比較協調和諧。二.傳統農業物質技術基礎落后，再生產主要依靠農業系統內部能量的投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和產量的進一步增加受到很大限制，這種狀況必須改變。因而，西方現代農業以現代化機械和現代科技裝備農業，用大量投入外源能來打破傳統農業半封閉式的循環，使農業獲得飛躍發展，這一歷史功績和發展方向不容否定。對有機農業與石油農業的全盤肯定或全盤否定都是片面的。我國現代農業的發展方向應該是精耕細作“天人相參”的優良傳統與現代裝備現代科技相結合.有機農法與無機農法相結合。

在西方，摒棄化肥.農藥.除草劑等等的“有機農業”.“生態農業”的實驗，由于產量的大幅度下降，一直推廣不開。近年來，一種農業發展道路的新思路——持續農業（Sustainable agriculture）正在迅速興起。1989年11月，聯合國糧農組織第25屆大會通過了有關持續性農業發展活動的第3/89號決議。1991年4月，糧農組織又在荷蘭召開國際會議，初步提出持續性農業發展的合作計劃。對“持續農業”也有各種理解，而且整個理論和實踐均在發展中，但其基本思路是明確的，即，既注意產品的效率的提高，又注意資源與環境的保護，不同于只強調資源與環境的“生態農業”。這種理論與實踐的出現，表明“石油農業”出現的種種問題，不能靠取消現代科技成果，放棄滿足全球人口日益增長的需要，倒退到傳統農業來解決。在我國，對“持續農業”研究的熱潮正在興起，“持續農業”的提法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接受。鑒于歷史經驗，對外來思潮應有分析，要根據我國國情決定取舍，從而確定我們的方針。有人認為，根據我國特點，似用“集約持續農業”或“精（精致）久（持久）農業”的提法更好些。[20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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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中國農學史下冊 科學出版社84

c.中國古代農業科技簡史 江蘇科技出版社85

8.方 原： a.論我國傳統農業經驗在現代化建設中的地位 農業考古83.2

b.走強化和發展精耕細作傳統的路 農史研究83.1

c.從農業的發展史中學到的 農業考古83.1

9.鄧宏海：我國農業持續發展需要努力運用生態學和建立生態農業 農業考古88.1

10.石聲漢：a.中國農業遺產要略 農業出版社81

b.中國古代農書評介 農業出版社80

11.寧 可：a.西漢農業生產漫談 光明日報79.4.10

b.有關漢代農業生產的幾個數字 北京師范學院80.3

12.田人隆整理：關于東方****主義座談紀要載當化西方史學思想的困惑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91

13.史志宏：a.中國傳統社會的經濟結構與農業發展 古今農業92.3

b.清代前期的農業勞動生產率 中國經濟史研究93.1

14.盧 鋒：a.若干朝代農業生產效率蠡測 人民大學學報89.1

b.近代農業的困境及其根源 中國農史89.3

15.古非：農耕與游牧——中國古代民族融合中文化二元對峙矛盾的格局 固原師專學報90.1

16.馮天瑜等：中華文化史第三章第三節 上海人民出版社90

17.許蘇民：論中國傳統文化的根本精神 福建論壇86.2

18.湯曉芳：我國古代農業文化與草原文化的形成與交流 寧夏社會科學89.6

19.劉瑞龍：a.正確對待中國的農業遺產 中國農史81.1

b.論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化 人民日報83.5.13

20.劉巽浩：a.以無機促有機，無機與有機結合——兼論有機農業 農業現代化研究83.1

b.對生態與“生態農業”問題的看法 農業考古88.1

c.中國農業現代化與精久農業 農業現代化研究90.1

d.持續農業種種談 世界農業92.3

21.劉建中：近代中國農業生產力的綜合考察 歷史教學92.1

22.劉志一：科學技術史新論 遼寧教育出版社88

23.劉國培：中國古代農業社會和傳統文化 昆明師專學報87.1.2

24.孫聲如：我國傳統農業的間套混種與當代立體農業的新發展 古今農業90.7

25.吳承明：a.中國近代經濟史若干問題的思考 中國經濟史研究88.2

b.中國近代農業生產力的考察 中國經濟史研究89.2

26.吳承明.侯方：評外國學者對舊中國經濟不發達原因的分析 經濟學動態81.9

27.吳 慧：a.中國歷代糧食畝產研究 農業出版社85

b.清前期糧食的畝產量.人均占有量和勞動生產率 中國經濟史研究93.1

28.吳于廑：世界歷史上的農本與重商 歷史研究84.1

29.李根蟠：a.試論中國古代農業史的分期和特點載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諸問題

福建人民出版社90

b.略論春秋以后我國畜牧業的發展 東岳論叢80.4

c.我國古代的農牧關系 平準學刊第一輯 商業出版社85

d.試論我國農業生產結構的歷史與現狀 載現化農業論叢 農業出版社81

e.中國農業史上的“多元交匯”——關于中國傳統農業特點的再思考 中國經濟史研究93.1

f.中國古代農業 天津教育出版社91

30.李伯重：a.明清時期江南水稻生產集約程度的提高 中國農史84.1

b.“桑稻爭田”與江南農業生產集約化程度的提高 中國農史85.1

31.李鳳岐.鄒德秀：從現代農業存在的問題和發展趨勢看我國農業的優良傳統

農史研究83.1 農業出版社出版

32.鄒德秀：a.中國的傳統農業技術對新農業改革的啟示 農業考古85.1

b.中國近代農業科學落后的原因 大自然探索83.2

c.中國古代農業與中國社會發展 農業考古89.2

d.中國農業文化 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92

33.楊直民.董愷忱：集約農業發展過程和趨勢的初步探討 學習與探索80.1

34.陳 平：a.單一小農經濟結構是我國兩千年來動亂.貧窮.閉關自守的病根

學習與探索79.4

b.社會傳統與經濟結構的關系 學習與探索82.1

C.中國單一小農經濟結構分析 學習與探索83.1

35.陳 江：清代經濟增長軌跡試析 思想戰線91.6

36.陳學凱：論中國特征的農業家族文化及其矛盾 湘潭大學學報88.1

37.姜義華等：《港臺及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前言 重慶出版社88

38.佟屏亞：a.在現代農業中發揚傳統技術 農業考古85.1

b.試論“生態農業”思潮及其影響 中國農古88.4

c.我國噸糧田的實踐與思考 農業考古90.2

39.張企曾：農史研究與農業現代化 農業考古83.1

40.張立文：傳統學引論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89

41.張沁文.王文德：生態農業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農業考古86.2

42.范楚王：a.我國農業發展的歷史特點 古今農業88.1

b.中國古代農學對天時.地利.人力關系的論述

自然科學史研究集刊第三卷第三期84

43.孟慶琳.王朗玲：論水利農業與中國封建制度 學習與探索91.6

44.鄭炎成：論中國傳統農業技術及其向現代農業技術的躍遷 農業考古89.1.2

45.季羨林：a.“天人合一”新解傳統文化與現代化 創刊號93

b.神州文化集成叢書序 新華出版社

46.郝盛琦等：樹立社會主義大農業經營思想，促進我國農業的發展 經濟研究80.3

47.俞榮梁：a.建立生態農業是農業現代化的必由之路—《補農書》的啟示 農業考古85.1

b.生態農業的雛形——讀《農桑經校注》瑣記 農業考古86.1

48.席海鷹：論精耕細作和封建地主制經濟 中國農史84.1

49.梁家勉主編：中國農業科技史稿 農業出版社89

50.梁家勉：a.從“三才”觀到制天命而用之的人治觀 農業考古89.2

b.中國傳統農業的特點 學術研究

51.梁樹春：a.中國農業現代化的模式的思考 農業現代化研究87.2

b.對石油農業和生態農業的再認識 農業現代化研究88.3

52.唐啟宇：中國農史稿 農業出版社86

53.唐德高：a.我國生態農業的歷史淵源 農業現代化研究87.5

b.我國古代生態學思想和理論 農業考古90.2

54.郭文韜等：a.略論無機農業和有機農業，兼論傳統農業和現代農業 中國農史83.2

b.中國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 中國農業科學技術出版社86

55.錢 穆：農業與中國文化載于《港臺及海外學者論傳統文化與現代化》文集中

重慶出版社88

56.游修齡：a.清代農業的成就和問題 農業考古90.1

b.傳統農業向現代化農業轉化的歷史啟示——中國與日本的比較 古今農業93.1

57.章有義：近代東北地區農田單位面積產量下降的一個實證 中國經濟史研究90.3

58.曹隆恭：試論我國農業的歷史特點農史研究第二輯 農業出版社83

59.董愷忱：a.世界農業發展述略——兼論東西方農業的特點 世界農業80.3.4

b.從世界看我國的傳統農業的歷史成就 農業考古83.2

c.傳統農業.精耕細作和集約農法詞義辨析 平淮學刊第二輯，商業出版社90

60.董愷忱.楊直民：試論我國傳統農法的形成和發展 農史研究第四輯，農業出版社84

61.程洪：美國關于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趨勢與特點 歷史研究88.4

62.薛國中：16－18世紀的中國農業革命 武漢大學學報90.2

63.薛涌：中國文化縱橫談——林維明教授采訪記 社會科學86.8

64.許倬云：中華農業史導言 臺灣商務書店79

65.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史概論 載中華農業史 臺灣商務書店79*

66.任覺民.孔一士：談現化農業的困擾及出路，兼論中國農業前途的抉擇 香港(抖擻)80.5

67.李約瑟：歷史與對人的估評——中國人的世界科學技術觀，載李約瑟文集

遼寧科技出版社86

68.熊代幸雄(董愷忱譯)：論中國旱地農法中精耕細作的基礎 中國農史81.8

69.飯沼二郎(董愷忱譯)：古代旱農在世界農業史上的地位 平淮學刊第五輯上冊，

光明日報出版社89

70.Wen Dazhong and Davld Pimenbel （1986）“Seventeenth Centrry Organic Agriclture in China：1.Cropping Systens in Jiaxing Region”Humam Ecology.14：2：15－28

轉引自張瑞德：中國近代農村經濟的發展與危機——近人研究成果的評述，（打印稿）

71.帕金斯（伍丹戈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1968年）上海譯文出版社84

篇7

關鍵詞：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分析

一、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具體內涵

1.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定義

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是我國“可持續發展”基本戰略中重要的一環，作為我國第一生產力，農業自古便是我國經濟的重要支柱，因此，落實農業經濟中可持續發展手段，對于我國經濟發展而言，擁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當前，廣義上來說，可持續發展的整體目標在于滿足人們基本生活的同時，確保能源、土地和森林等眾多自然資源的可持續再生，并保證其利于子孫后代繁衍生息。然而，將其定義在農業可恥系發展戰略之中，其實際定義卻又有了全新的不用解釋。當前我國提出的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主要是通過對農業生產技術及方法的變革，確保有效利用當前現有資源，并在不破壞農業基本生態環境的基礎上，保證整體農業發展可持續、有效、有益于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發展。其不但注重農業生產本身，也將農村經濟建設、農民意識培養、生態環境可持續發展保護等眾多內容涵蓋其中，從而形成了具有中國特色，并利于中國社會長治久安穩定和諧發展的全新經濟發展政策。在農業可持續發展政策中，可持續發展推動農業經濟與社會形態與生態環境完美契合，從而促進農業生產向“生態農業”與“有機農業”轉型，最終形成良好的“綠色農業”經濟產業形勢，促進并推動整個農業可持續發展建設完成，并最終促進全國、乃至世界的可持續化發展。

2.農業經濟可持續化發展目標

可持續化發展戰略對人類文明建設與社會發展而言擁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其推動人類生活由原有鋪張浪費、任意破壞逐漸轉向節約環保，促進持續發展，不僅為改善人類現存環境，甚至對人類未來發展都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因此，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在推行與操作過程中，時刻注重可持續發展戰略基本目標，并在此基礎上確定出符合自身需求的現實目標。該目標是以生態環境建設與科學技術水平相契合為前提，確保農業經濟發展時刻以可持續發展為理論基礎，推動生態環境與經濟建設穩步結合，最終實現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雙贏地位。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時刻堅守環境資源可持續利用，先進科技的巧妙融合，并結合人們環保意識提升，最終建設處可持續的、可再生的農業經濟體系，真正實現可持續發展基本目標。

3.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具體價值

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對人類社會與環境建設而言擁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其在推行與落實期間，將保障農業的可持續發展與科學化建設。當前，細致探討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現存的具體價值可以發現，其重點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可確保農產品的穩定供應，從而滿足人類在社會活動中的基本物質需求。眾所周知，人類在社會活動中，支撐人類社會行為的重要因素便是物質需求的滿足。農業生產體系的形成，也是為確保人類發展中物質需求的滿足。然而，當前社會發展中，物質需求的質量與數量逐漸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綠色生態、重產重質對人類生活需求供給而言，意義重大。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保證了物質供給滿足人們需求，并同時確保持久供給的可能性得以實現，對人類發展進步而言，擁有實際價值。其二，可持續發展促進農民個人收入穩步提升，確保農民生活水平日漸提高。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將帶動產品質量穩步提升，并確保農產品收益日漸提高，從而保障農民利益獲取，進而有效保障農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其三，捋順人與自然間不可逆轉關系。人類作為生存與自然之中的社會群體，其依托于自然的基本關系不可逆轉，在長遠的歷史思考與社會實踐中，人類創造了諸多奇跡，卻終究跳脫不了生活于自然中的規律之內，因此，和諧共存、理性融合是當前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沙掷m發展理念的提出，是符合于自然規律，又配合當前人類發展而言，十分重要且必要的手段，因此，確保可持續發展理念落實于農業經濟發展之中，擁有著非常重要的價值。

二、農村經濟可持續發展發展的必然性

縱觀當前農業經濟發展局勢不難發現，以我國農業經濟發展為例，欠發達地區在農業生產模式上主要仍然沿用傳統的農業經濟生產方式，這類方式在技術水平上遠遠落后于發達地區，而起粗放式發展現狀不但使生產效率呈現地下狀態，同時在人口、勞動力分配等問題上也無法得到及時有效的科學解決。由此可見，傳統農業經濟發展模式早已不適用于當前社會需求，其不但無法滿足人類對物質的需求，甚至大大制約了當地農業經濟發展腳步，增加農民本身負擔，并迫使大量農業生產勞動力外流，無法支持當地農業發展進步。與此同時，傳統農業又具有典型的人海需求，其要求參與農業生產群體的數量要達到一定規模才能滿足一定的生產需求，因此促使當地人口數量產生膨脹式發展。然而，有限的勞動生產狀態，又迫使部分新增勞動力時刻被窘迫現狀壓制，不利于其發揮本身能動性，促進整體經濟增長。最后，礙于發展手法不客觀，資源環境破壞浪費嚴重，造成土地荒漠化、草場退化、森林砍伐和水源污染等多種情況，從而惡化了生態環境，降低了產品質量，嚴重損害了人們賴以生存的生活環境。與傳統農業相比，現代化農業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傳統農業的諸多缺陷。首先，其確保了勞動生產規模與勞動生產效率，從而大大滿足了當前社會人們對農產品的社會需求。其次，其解放了剩余勞動力，并確保了農業生產過程中的農產品數量，以化肥、農藥和地膜等眾多科學手法，大大提升農作物產量，實現反季節蔬菜、水果上市，有效推動了人們生活品質的提高。最后，其高密度、專業化生產模式，為產業集群化發展提供了可能性，在產品營銷、運輸、銷售等環節大大節省了農產品生產方負擔，可有效促進農業經濟穩步增長。然而，在短期收益成果顯著之后，現代化農業面臨著長期發展中必然需要面對的問題，農藥、化肥使用過度而導致的土地結塊、堿化問題，已經成為當前農業經濟發展刻不容緩需要解決的問題、相對的，農藥殘留、環境污染、地膜廢棄后導致的土地污染等問題已經影響到種植土地、地下水等多個方面。因此，在現代化農業生產帶來無限收益的同時，人們也開始思考，這種殺雞取卵，舍本逐末的方法是否真的科學，是否有益于人們發展。由此，探尋全新的農業經濟發展模式，是當前農業經濟發展的重點需求。該發展模式應以農業發展為主要目標，并結合可持續發展理念，確保經濟發展的延續性與可再生性。由此，可持續發展策略受到了人們的高度重視，針對可持續發展理論，應用可持續發展原則，確保可持續發展落實成為當前農業經濟發展的重要發展法相。生態農業建設，有機農業開發，將自然與農業有機結合，從而打造符合生態需求的農業經濟形態。由此可見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策略的提出擁有一定的必然性，其是應時代需求而生，為時代需求服務的重要策略。隨著人類生活質量的提升，生活水平的改善令其越來越重視生態環境健康與食品安全問題，因此農業可持續發展的有效落實與推廣成為當前社會進步與發展的重要表現。

三、推動農村可持續發展的具體手段

1.不同發展情況下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

農業可持續發展戰略在全世界范圍內均得到了高度重視，在此其中，發達國家應對當前日趨嚴重的環境問題與食品安全問題，在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落實中開拓出屬于自己發展形勢的戰略策略。隨著對社會形態與自然形態的深入了解與研究，發達國家總結出資源環境保護與生態環境維護是確?？沙掷m發展的重要策略，因此其在本國農業經濟發展中采用了全新形式的低投入農業戰略，從而確保農業投入更加趨向于信息投入、管控技巧的科學性投入、借由生物本身的調節協作機制，最終達到生態環境的自我修復與自行調節。在該投入戰略中，人為因素被盡可能降低或消除，全力依靠自然本身來達到生態再構造，環境再建設目的。相較于發達國家，發展中國家無論在發展技術與手段上，抑或是扶持資金來源都無法與發達國家同日而語，因此在戰略選擇上無法借鑒或復制發達國家成型模式。針對以農業生產與農產品銷售為主要經濟來源的發展中國家而言，確保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要手段需要符合當前自己本身國情。因此，發展中國家在農業經濟發展戰略計劃制定過程中，著重于強調在本國國內農業經濟發展基礎上，致力于食品安全保障、農村綜合開發、生態資源保護為主要發展目標，從而推出扶持落后地區經濟建設、落實生態環保建設與農業科技發展融合、敦促農業管理機構創新環保農業技術、培養農村從業人員環保意識培養等多種角度出發，正確打造符合發展中國家基本國情的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

2.我國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

基于發展中國家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戰略，我國迎合當前國家國情，通過“因地制宜”原則，切實打造了符合我國當前基本國情，適用于我國當前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實質戰略。第一，生態農業。剖析生態農業，其主要側重點在于以現代科學技術為主要著眼點，探索并實踐出與生態環境相平衡的實際體系，借由不同區域的不同優勢，通過協調發展、再生理念植入，最終達到科學與生態的融合，確保環境科學良性發展，促進人類活動與自然活動的和諧共生。第二，三色農業。所謂三色農業，其將農業按顏色劃分，以綠、白、藍三色代表。分別指以綠色資源為主，借由土、水、光、氧為生存條件的畜牧業生產。該類生產以自然為依托，確保與自然和諧共生，彼此互惠；以微生物科學為基礎，借由生物工程研發“酵母”“酶”的白色農業。該類農業深入探索發酵與酶菌利用，從而實現有機降解與資源分類；以陸路資源順延至海洋資源開發，從而探索出全新形式的農業生產形態，借由科學合理開發，實現農業經濟可持續發展。第三，精準農業。精準農業其重點針對我國大部分以傳統農業為主的經濟不發達地區，借由先進科技對相關土地進行遠程信息分析，遙控及變率處理，并針對相關問題做出相應解決方案，從而確保對所監控地區的精準化指導與調整，從而實現該地區農業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與科學性，保證環境、人力資源調配得體。最后，集約型可持續發展農業。集約型可持續發展主要針對我國人多地乏，資源不足情況，以提升土地使用率，確保農業生產整體性提升，保證農業生產經濟效益的有效重組，實現投入最小且收益最大。與此同時，集約型可持續發展戰略可統一調配與指導相關組織者，確保整體發展的科學與環保，從而落實可持續發展理念在農業經濟發展中作用。

作者:申俊玲 單位:南陽師范學院經管學院

參開文獻：

[1]董傳嶺.資源環境約束下的中部地區縣域經濟發展研究[D].武漢:華中科技大學,2012.

[2]袁久和.我國中部地區農業可持續發展的動態評價與發展對策[J].南京審計學院學報,2013(1).

[3]賈苗.農業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對策分析[J].中國農業信息,2013(19).

篇8

關鍵詞：農業4.0；精密農業；發展模式；發展趨勢

2013年德國政府提出了“工業4.0”的概念，它定義了信息技術在工業化進程中的重要作用，引起了國際社會的極大關注。2年后，“農業4.0”概念于2015年提出，“農業4.0”可以概述為由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和云計算支持的現代農業形式。在1.0傳統農業，2.0機械化農業，3.0信息農業之后，“農業4.0”模式將現代農業提升到了一個新的發展階段[1]。精密農業是大數據與農業種植整合的農業應用與實踐體系，代表了“農業4.0”模式下農業重要的發展方向。相關信息顯示，全球精密農業市場將從2014年至2020年以12.4%的年復合增長率增長，達到45.5億美元。中國作為一個傳統農業大國，如何應對人口、經濟及環境的多重壓力，實現有限資源條件下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建立精密農業的發展模式不失為科學的發展方向。

1精密農業的概念

精密農業是一個農業應用和實踐系統，包括數據獲取、數據解碼、數據優化和田間活動等環節[2]（圖1）。使用數據科學根據每個單位的農田的具體情況精確調節和優化農業投資和管理措施，從而最大限度地提高產量和經濟效益，同時減少資源利用，保護農業生態。其中，數據信息的獲取工作包括作物相關信息，包括作物外部信息與內部信息；數據解碼則是通過一系列軟件應用技術來分析信息，并將該信息通過網站或應用程序呈現給農業從業者，包括種植者和農業技術服務人員；田間工作主要用于指導現場工作，以實現精確種植、精確灌溉、精確噴灑，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產量和經濟效益。

2國外精密農業的發展概況

近年來，國外眾多農業機構及跨國公司均已開始布局精密農業，從而能夠應對未來農業發展的挑戰。Monsanto（孟山都）在數據科學和精密農業方面投入了大量資金，在2012年花費2.5億美元收購PrecisionPlanting，2014年收購Solum的土壤分析業務部門，2015年整合氣候合作平臺并且將其作為未來的主要發展方向。如今，精密農業企業已經成為投資者眼中藍籌股。Monsanto的精密種植業務部門最近與AGCO就精確種植相關數據進行了合作，住友化學子公司瓦特美國與Iteris就農業數據分析達成協議；DuPont（杜邦）與JohnDeere簽署了數據共享協議，并與AGCO和Raven簽署了無線數據傳輸解決方案合作協議?？鐕竞蛯I農業機構對精密農業的熱情也吸引了大量風險投資和具有巨大市場潛力的多元化投資者的進入。據美國風險投資公司統計，2015年農業和食品行業的風險投資大幅增長達到4.86億美元，增長54%。以Google風投為例，Google風險投資公司與其他投資者聯手，于2016年5月份在農民商業網絡中投資1500萬美元，通過建立農場信息數據庫，為管理者提供種子使用、施肥量、種植方法、環境因素等農場信息；Google風投與以色列GreenSoil投資公司合作，對智能灌溉公司CropX進行投資；Google風險投資公司與AndreessenHorowitz等7家公司合作，在農業軟件Granular上注資1870萬美元；此外，Google風投正致力于開展氣候分析和作物生產數據開拓的投資評估。不難發現，以Google風投為首的資本已經確立精密農業為農業發展的重要發展方向，并致力于打造以土壤物聯網為基礎的精密種植、智能灌溉與精準生產為一體的農業管理體系。

3我國精密農業的發展概況

在全球范圍內，精密農業的發展仍不平衡。美國作為精密農業覆蓋的市場主體，經長期探索和積累發展，精密農業已經發展出成熟的行業標準和商業模式。以Monsanto為例，其下屬的ClimateBasic平臺在美國已經覆蓋了3000萬hm2的作物面積，意味著美國45%的玉米和大豆使用了該平臺；同時，Monsanto將1hm237美元的固定價格改為1hm27美元來鼓勵農民使用ClimatePro，該系統到目前為止覆蓋了美國200萬hm2的耕地。而在南美洲，亞太和歐洲，特別是在巴西、阿根廷、東歐和中國，精密農業仍處于早期階段，但政府及民間資本對精密農業的關注度日趨提高。我國自20世紀90年代開始研究精密農業，并在北京、上海、新疆和黑龍江等地開展了大規模應用試點。2005年我國開始進行測土配方施肥試驗。據我國農業部統計，配制施肥后，作物產量平均增長4%～7%，節省30%的應用成本。2014年底，我國農業部提出了到2020年主要農作物、化肥和農藥使用量為零增長的計劃，期望以精確施肥作為帶動精密農業發展的突破口。隨著我國土地轉讓政策的穩步推進，國家土地流轉呈現加快趨勢，2014年底我國實現土地流轉總量2670萬hm2，同比增長18.3%，轉移土地占農民承包耕地的30.4%。根據發達國家農業發展進程，精密農業的發展需求將會隨農業市場擴張和農業產業集約化的過程逐漸增加，日益增長的中國農業市場需求也催生了傳統農業新理念產生的相關驅動因素。2015年，我國農業部啟動了稻米、小麥、玉米、大豆、棉花、蔬菜等8個品種全產業鏈農業信息分析預警試點，并籌建了全產業鏈分析預警團隊，建立了比較完整的農業信息平臺及農業部市場預警專家委員會，從而能夠科學地對農產品市場進行分析和評價。我國農業部還了16種農業物聯網應用模式，期望利用物聯網實施“互聯網+”現代農業模式，從而實現資源節約與高效利用相結合、環保節能與生產效率提高相融合、生產環節與營銷環節智能化的先進農業生產模式。

4我國精密農業的發展趨勢

篇9

上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我國東南沿海地區憑借其自身良好的區位優勢，并充分利用改革開放的優惠政策，從而抓住了難能可貴的發展機遇，率先進入了經濟增長的快車道。而與此相對，在廣大中西部地區，還存在著眾多發展水平比較落后的欠發達地區，傳統農區就是這一類地區的主體。從長期發展角度來看，如果這種區域發展失調的狀況不能及時得到改善，勢必將嚴重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動態均衡，進而制約經濟整體發展水平的進一步提高。因此，如何根據傳統農區的自身特點，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選擇科學可行的發展路徑，以加快這類區域的工業化進程，進而實現整個區域經濟社會上的全面轉型，縮小與發達地區之間的差距，已成為現階段我國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宏偉目標所面臨的重要課題之一。

1.1選題意義

而從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研究我國現階段傳統農區的發展路徑問題也具有較大的理論意義。傳統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大都以新古典經濟學派的模型為基礎，將資本與技術視為發展的關鍵所在，同時又極力推崇政府強有力的干預作用；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學派則從制度變遷的角度出發，竭力強調制度（包括正式制度與非正式制度）在欠發達國家和地區經濟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主張將市場經濟制度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手段；此外，以比較優勢理論為基礎的傳統貿易理論給出了落后國家和地區通過尋找自身的比較優勢參與國際分工從而獲得經濟增長的途徑，但它在如何發現這種比較優勢方面，以及在眾多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比較優勢基本相同的情況下如何促進本國或本地區的發展問題方面卻沒有給出令人滿意的答案。此外，從國內目前的研究狀況來看，大部分研究二元經濟轉型的學者都是從整個國家出發來研究轉型與增長問題，缺乏對國家內部不同類型區域之間的對比研究，即使有也很少能站在欠發達區域的角度考慮問題，這樣就不容易發現影響欠發達國家和地區轉型與發展的真正原因，自然也就很難為這些地區尋找到一條具有較大實際操作價值的具體發展路徑。因此，本文認為，如果能在綜合利用這些現有理論成果的基礎上，構建出一個有關傳統農區經濟社會工業化與轉型發展的分析框架，從而給傳統農區如何啟動工業化、如何轉型，兩者的步驟與次序以及整個過程中的動力機制問題都找到一個較為合理的經濟學解釋，并提出一些具體可行的對策建議，應該說在理論上也是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的。

1.2本課題國內外研究現狀

關于工業化與農業關系問題的闡述，劉易斯在((二元經濟輪))中認為，農業是被動的、附屬的部門，經濟增長的源泉主要來自工業，農業部門只是起著輸送剩余勞動力的作用。之后，美國的拉尼斯和費景漢對此作了補充，海亞密和拉坦則全面地分析論證了工業化對農業的各方面影響，他們認為，工業化對要素市場的影響也許比對產品市場的影響更加顯著，工業發展增加非農業部門對勞動力的需求，由于工業專業化和分工的進一步發展，新知識應用的結果，使工業部門生產的現代農業投入，如化肥、機械的成本不斷降低。不斷發展的工業經濟還通過提高支持農業研究的能力，扶持農村普通教育和生產技能教育的能力，支持發展更有效的交通和通訊系統的能力，進一步加強為農村服務的自然和社會基礎設施的能力，從而對農業生產率提高作出貢獻。國內學者認為，中國城鄉分割的工業化發展并沒有從根本上帶動傳統農業的改造，在農村單一經營條件下，工業的發展也未獲得穩定提高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支持。在整個國家工業化過程中，屏弱的傳統農業與高速推進的工業化之間的矛盾，成為整個工業化、現代化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基本矛盾。所以中國農業現代化必須走農村工業化之路。因為，農村工業的發展不僅對整個國家經濟的發展有重要作用，而且對農業的穩定發展有巨大作用。農村工業是從農業里土生土長出來的，農業是農村工業的母體，而農村工業的發展，又帶動了農民收入的提高，推動了傳統農業的改造。農村工業在資金、技術、設備、物質等方面支持農業，成了促進農業發展的重要因素。關于農業現代化路徑的闡述，國內學者認為，中國農業現代化切實可行的路子應該是走自然資源節約，技術優先發展的道路，走生物技術現代化和機械技術現代化相結合，精耕細作的傳統技術和農業現代化技術相結合，機械工具以及半機械工具和手工工具相結合的道路，采取高就業、低成本的技術路線。農業現代化過程，是以農民富裕，縮小工農差距與城鄉差距為目標，以現代科學技術、現代管理手段、現代物質技術裝備武裝農業為支柱，通過建立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體系，實行集約化經營，調整優化產業結構，發展農村工業和小城鎮建設，加強基礎設施和服務體系建設等途徑，在國家對農業實施有效保護政策和協調工農業順利發展的條件下，充分發揮農民的主體作用，分階段、分地區、分類型，逐步把傳統農業建設成為適應整個國民經濟協調發展的現代基礎產業，提高農業綜合要素生產率和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工農一體化和城鄉一體化。

中國式的農業現代化是農業現代化加農村工業化，其發展道路應該是走集約持續農業、即集約農作、高效增收和持續發展的路子。關于農村工業化、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的同步發展問題的闡述，工業化是城鎮化的基本動力，城市的發展主要是靠工業企業的擴大再生產所吸引的人口與資本的聚集，表現為城市規模膨脹、數量增加，即城市的外延擴大。城鎮化與農業現代化和農村可持續發展是相輔相成的，城鎮化就是非農化、即農業活動轉化為非農業活動，農村地域轉化為城鎮地域，農業人口轉化為農業人口的過程。解決“三農”問題的長遠出路在于城鎮化。中國的農業現代化除與農村工業化、城市化同步推進，運用現代常規技術、尖端技術與我國傳統優秀技術相結合外，特別強調要采取工程建設的方式，加快改造傳統農業;同時，應在繼續完善的基礎上實現農業現代化。則對中國的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提出相反觀點。他們認為，工農一體化、城鄉一體化，以及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的提倡與推行，不僅在20世紀末、而且在21世紀都是不可能、不必要的。其原因在于，中國人口眾多，二元經濟結構明顯，城市化所需巨額資金難以落實，現有城市吸附農業剩余勞動力的能力有限，城市隱蔽失業較為嚴重。因此，農村城市化、農村工業化與中國的國情難以相符，超前性太大，可操作性太小。關于中國農業現代化的特征，農業現代化在實現生產條件現代化的基礎上逐步向生產技術、經營體制、管理方法和運行機制的現代化轉移。中國農業現代化應是農業、農民、農村三位一體綜合考慮、全面發展。因為中國實現農業現代化的根本目標是增加農民收入，增進農民福利，提高農民生活水平。

中國農業現代化應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農村城市化、農民知識化“四化”聯動，同步推進，互相促進。其中，農業現代化是基礎，農村工業化是動力，農村城市化是載體。中國農業現代化應實現生產、生活、生態三大效益的統一。面對知識經濟的挑戰，現代農業發展必須充分運用現代科學技術，處理好生產、生活與生態以及人口、資源與環境的關系。關于統籌城鄉發展問題的闡述，國內理論界一致認為，其內涵和實質就是要把城市與農村、農業與工業、農民與市民作為一個整體，納入經濟社會發展統一規劃中去通盤考慮，把城市和農村經濟社會發展中存在的問題及其相互關系綜合起來研究，統籌加以解決，建立有利于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的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以城帶鄉、以工促農、城鄉一體的協調發展。

1.3研究框架與方法

鑒于目前學術界對傳統農區概念的界定含糊不清，本文首先運用了經濟學及地理學的相關研究方法及指標，對傳統農區的區域特征及地域分布作了一個比較清晰的界定。本文所確定的研究方法，就是為達到研究目的所采取的基本手段的復雜性，本文準備采用多種方法來進行研究。

2傳統農區農業人口壓力現狀評估

2.1研究區域的選擇與界定

我們首先明確一下傳統農區的概念。簡單地講，本文所要研究的傳統農區主要是指那些地形以平原為主，經濟以農業（主要為種植業）為主，人口以農民為主的欠發達或不發達地區，主要分布在我國的中西部。這些地區大都身處內陸，缺乏可供開采加工的自然資源，產業結構層次較低，人口眾多但思想相對封閉，自給自足的小農意識依舊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而從具體地理位置上看，根據河南大學耿明齋教授的劃分標準，主要包括“河北和河南境內太行山伏牛山以東、桐柏山大別山以北的地區；大別山和長江以北、隴海鐵路以南的蘇北和淮北地區；山東省境內京滬鐵路以西地區以及縱貫遼寧、吉林和黑龍江三省中部的廣大地區。實際上也就是東北、華北和黃淮三大平原的全部”。需要指出的是，經濟學所研究的區域是指“便于組織、計劃、協調、控制經濟活動而以整體加以考慮的，并考慮行政區劃基礎上的一定的空間范圍”，“實際使用時常以行政區劃界限為界線”。

2.2傳統農區農業人口壓力評估

現階段，傳統農區要想順利實現工業化與經濟社會的轉型，必須從自身實際出發，探索出一條符合自身情況的、卓有成效的發展道路。就目前來講，通過勞動力外向轉移來帶動本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就不失為一條這樣的道路。正如前文所述，傳統農區人多地少，農業在社會生產中占據著絕對的主導地位，且生產方式落后、生產力水平低下，農民的思想觀念仍然停留在自然經濟時期，再加上這些地區的二、三產業發展一般都嚴重滯后，無法有效地就地消化、吸收農業領域大量冗余的勞動力，這就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地之間的矛盾。所有這一切都決定了勞動力剩余問題是傳統農區實現工業化與經濟社會轉型所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歸根到底，一切發展問題都是人的問題，人既是目的，也是手段。解決了這個問題，才能以此為突破口，逐步實現農民增收、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轉變、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等一系列目標。為了對本文的研究對象—傳統農區的農業勞動力剩余的現狀有一個更為清晰、直觀的認識，我們下面利用數學建模中的常用方法之一—AHP層次分析法，建立一個較為完善的指標評價體系，從而對傳統農區（以河南為例）當前的農業人口壓力程度作出一個相對科學的評估，這樣在后面的分析中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的對策建議也才能更具有針對性與可行性。在人口自身壓力的衡量方面，我們選取農業人口比重、文盲率以及近幾年平均人口增長速度等三項指標作為代表，這些指標雖不能立即對改變當地人口壓力的大小，但卻有著一定的滯后效應，因此也列入考察行列

3博弈因素分析

從九十年代中期開始，伴隨著中國改革進程的日益深入，跨區域的勞動力流動漸成規模。誠然，這種域際間的流動給落后地區的農民帶來了人均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大多數勞動力輸出區并沒有由此而獲得進一步的發展，進而走上可持續的經濟增長道路。之所以會出現這種現象，根本原因就在于沒有將“勞動力轉移帶動工業化與傳統農區經濟社會轉型”這種發展機制的前后階段很好地銜接起來，通俗地講，也就是沒有將“富民”成功地轉化為“富區”。那么，制約這種轉化得以實現的障礙因素都有哪些呢？

3.1思維方式與理念

思維模式過于保守，小富即安，是很多傳統農區農民的共同特征之一。一般來講，不到萬不得已，他們不愿意背井離鄉、拋妻別子地出去打工；而一旦被迫外出之后，又通常會滿足于每月的幾百元錢，不思圖作更進一步的發展規劃。務工收入的絕大部分一般也都是用于建房等傳統的家庭支出項目上，這就對傳統農區的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產生不了多大的帶動作用，自然也就無法實現經濟社會全面轉型的最終目標。因此，改造傳統農區勞動者的思維固式是推行整個發展機制的關鍵所在。這一方面需要農民自身解放思想，敢于走出兩畝薄田去謀生，敢于到市場經濟的浪潮中接受沖擊和洗禮，敢于有意識地積累創業的資金與經驗，敢于把有限的務工收入投入到創業、擴大再生產中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加強引導，尤其是通過培訓、宣傳、教育等方式，引導農民將長期以來根深蒂固的自然經濟觀念和小農意識逐步轉變為市場經濟觀念并逐漸走上可持續發展的道路。歸根到底，一個地區的發展還是要靠人的發展，只要人的問題解決了，工業化、城鎮化乃至整個傳統經濟社會的轉型都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此外，對那些勞動力大量流入的發達地區來講，也需要改變自己長久以來的固定思維模式與思想觀念，這主要體現在城鄉勞動力市場的分割上，即很多崗位都存在著對農民工的歧視現象，大部分農民工只能從事那些苦、臟、累的工作，而很難有機會進入有前途的職位空間，這對務工者的成長是很不利的，而且也不利于整個勞動力市場資源的優化配置。

3.2制度環境與交易成本

如前所述，傳統農區的基礎設施落后，人員思想觀念保守，機構辦事效率低下，小富即安，缺乏長遠的發展目光。中西部欠發達地區的許多縣市年年都花費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外出招商引資，簽訂的投資協議也不少，但往往能落到實處的不多，能在投資地落地生根、發展壯大的就更少了，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由于欠發達地區的制度環境太差，不利于企業的成長。傳統農區吸引外出人員回鄉創業，雖說能夠避免一部分交易成本的產生，但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制度環境建設的問題，不能切實減少企業生產經營不必要的協調成本，傳統農區就無法真正走上擁有自生能力的可持續發展道路。在這方面，精簡機構，提高效率，加大公共設施建設力度，是傳統農區政府應該著重抓好的主要工作之一。其次，戶籍制度也是限制“勞動力轉移帶動工業化與傳統農區經濟社會轉型”機制發揮作用的障礙因素之一。所謂工業化、城鎮化，最主要的表現就是大量勞動力由農業轉向非農業，由農村轉向城鎮，但中國當前的戶籍制度卻并沒有給這種轉變創造多么有利的條件，相反還制約著它的順利實現。近些年來，隨著改革開放進程的逐步推進，城鄉戶籍制度已經開始有所松動，并帶來了明顯的積極性效果，九十年代中期以來國內漸成規模的“民工潮”就是最好的例證，其對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來說也是功不可沒的。但也不可否認，戶籍制度方面的改革還很不徹底，城市戶口依舊還是阻礙農村勞動力融入現代社會的主要障礙之一。再次，當前的農村土地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傳統農區向現代社會轉型的步伐。我國目前實行的還是土地國有化政策，土地交易市場還很不完善。據調查，由于在外務工的多為農戶中的主要勞動力，剩余在家的則多是婦女兒童、老弱病殘之類，俗稱“386061”部隊，這些人的勞動能力較差，因此大量的農田只能以極低的價格轉包給別人，還有的甚至干脆處于拋荒狀態，從而給我國本來就比較緊張的耕地資源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費。但如果土地能夠比較順暢地合法交易流轉的話，一來可以使外出農戶免除后顧之憂，并獲得一部分創業啟動資金，二來也可以推動農業的產業化、集中化與現代化經營。當然，土地制度的改革不是一件能夠一蹴而就的事情，它需要政策法規、社會保障等各方面的協調配合，因此，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4農區工業化博弈的選擇

4.1傳統農區產業結構現狀與調整方向

傳統農區主要分布于我國中部、東北以及西部的部分地區，是我國大宗農副產品的重要生產基地。作為一個特定的經濟區域，傳統農區具有明顯的要素察賦、經濟活動等方面的特征。具有自己的結構和功能，包括經濟結構和空間結構。對內其功能表現為區域內的資源配置和經濟活動;對外表現為是國民經濟系統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國民經濟系統的運行中扮演著有別于其他地區的角色。農區產業結構現狀:以河南省為例，2006年全省國內生產總值中三次產業的結構比重為:21:48:31，盡管第一產業比重在過去20多年中降低了20個百分點，但仍然高于全國6個百分點，具有顯著的農業大省特征;河南省第一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為61%，高于全國10多個百分點;城鎮人口占全省人口的25.8%，比全國平均人口低10多個百分點，城鎮化率明顯偏低。從工業內部結構看，一是工業經濟總量雖然逐年增加，但總量仍偏小;二是缺乏具有核心競爭力的大企業，初加工產品多，深加工產品少;三是工業化程度低，區域內經濟發展不平衡;四是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滯后，豐富的勞動力資源沒有得到充分有效利用。農區產業結構調整方向:根據區域產業結構變動導向原則及農區實際，顯然，目前農區產業結構調整仍處于資源導向階段，亦即立足本地優勢資源，不斷提升產業層次，走有區域特色的工業化道路。

4.2工業化內涵辨析

根據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茨等人的研究成果，工業化往往是產業結構變動最迅速的時期，其演進階段也通過產業結構的變動過程表現出來。在工業化初期和中期階段，產業結構變化的核心是農業和工業之間“二元結構”的轉化。在工業化起點，第一產業比重較高，第二產業比重較低。隨著工業化的推進，第一產業比重持續下降，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比重都相應有所提高，且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幅度大于第三產業，第一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優勢地位被第二產業所替代。當第一產業比重降低到20%以下時，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到高于第三產業，這時工業化進入了中期階段;當第一產業比重再降低到10%左右時，第二產業比重上升到最高水平，工業化進入后期階段，此后第二產業的比重轉為相對穩定或有所下降。工業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將經歷一個由上升到下降的“n”型變化。C.G.克拉克根據威廉•配第的觀點，依據若干國家一定時期勞動力在三次產業之間轉移的統計資料，得出如下結論:隨著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勞動力首先由第一產業向第二產業轉移;當人均收入水平進一步提高時，勞動力便由第二產業向第三產業轉移。人們在傳統意義上對工業化的理解，僅指工業部門的工業化。而現代意義上的工業化應該包含兩層含義:一方面是一個時代的標志，即與農業化時代相對的工業化時代。它是指18世紀下半葉，西方工業革命以后出現的一個歷史性發展過程，是以現代工業、科學和技術革命為推動力的，引起傳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業社會的大轉變，它標志著人類生產力發展史上一個新飛躍的開端;另一方面，工業化不僅是工業部門的工業化，而且是國民經濟的工業化，即工業主義滲透到經濟、政治、文化、思想各個領域，并引起深刻變革的過程。就物質生產領域而言，工業化包括工業的工業化和農業的工業化，正如張培剛同志所言:工業化“可以表明以往兩個世紀中經濟和社會的主要變化，而且將工業發展和農業改革都包括在內。簡言之，工業化包括農業及工業兩方面生產的機械化和現代化”國內外有關專家還根據工業化對經濟和社會影響最大的方面，提出了衡量工業化的標準。他們認為，一個國家或地區是否進入工業化社會可用產值(或增加值)標準和勞動力標準來共同衡量。標準之一:國內生產總值中工業增加值比重超過農業增加值比重;標準之二:從事非農產業生產活動的勞動力超過從事農業生產活動的勞動力。一個國家或地區同時滿足了以上兩個標準，稱其己經進入了工業化社會;如果兩者都不滿足，稱其還處于農業化社會;如果滿足其中之一，稱其進入了半工業化社會。權威專家還認為，工業化不只是工業部門的事情，而是整個國民經濟乃至整個社會的事情。工業發展的重點在“工”，工業化的重點在“化”。化者，乃變革、改進、創新之意，是某個事物由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其含義是現代大工業的發展，使一切非工業生產方式轉化為工業生產方式;將國民經濟中原來獨立于工業之外的經濟活動，納入工業發展的軌道;使一切不適應現代工業發展的外部條件和經濟運行機制適應工業發展。現代工業將自給自足的農業“化”為現代市場農業，將大部分農村居民“化”為市民，將傳統農業文明“化”為現代工業文明，是工業化的真諦。

我國著名經濟學家張培剛教授早年曾提出了廣義的工業化定義，認為工業化不但包括制造業、而且包括農村工業和農業現代化，還包括基礎設施和基礎工業在內的生產技術和產業結構連續發生變化的過程，并認為農業的生產函數或要素組合方式的進步也是一種工業化進程的表現形式。這個定義的意義在于，對于傳統農業大國而言，尤其是中國，單純以非農業的份額大小來衡量工業化的進程，永遠也不可能超過原有的工業化國家，而這個定義卻說明了，一個國家或地區，即使農業的份額偏大，但農業的技術水平很高，同樣也可以看作是工業化的國家或地區。當然，這并不是說一國可以單純的發展農業成忽視工業部門份額的擴大，隨著居民消費升級即恩格爾系數的下降等過程，工業部門的擴大是個必然的結果，但也不排除一些發展農業生產非常具有比較優勢的地區和國家可以以農業為主。其實這個定義更重要的意義在于，對于政策的制定而言，追求工業化并不是單純追求非農業或工業的比重的上升，非農業就業人口或工業就業人口的比重的上升，農業的工業化也是工業化過程是所不可缺少的，尤其是對于像中國這樣的傳統農業大國，正處在工業化的過程中而其農業又對于國民經濟有著非常重要的意義。河南大學耿明齋教授也曾撰文指出，科學的農村工業化定義應該是把農村的資源，包括土地、勞動力和農產品等，大量地吸納到工業生產的循環過程中去。由于國民經濟是高度復雜的整體，而計劃經濟體制根本無法完全認識經濟發展內在的復雜聯系，無法顧及整個國民經濟發展中的各種內在比例關系，割裂了各產業、各地區之間尤其是城鄉之間的內在有機聯系，從而使得我國的工業發展與工業化嚴重脫節，工業化嚴重滯后于工業發展，形成了有“工”無“化”的格局。相比較農業對工業的基礎作用和貢獻而言，工業對于農業的反哺作用明顯薄弱。眾所周知，由于對工業化內涵的片面甚至錯誤的理解，我國同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在戰后工業化起步以及以后相當長的時期里，始終推行以犧牲農業換取制造業發展的工業化戰略。這種戰略從其推行的開始，就對發展中國家戰后普遍存在的“二元經濟結構”起著強化和加固作用。從另一種意義而言，這種以犧牲農業和農民利益為代價的工業化戰略的實施，又必須以強化“二元經濟結構”作為前提和手段，由此形成了戰后大多數發展中國家所共有的“工業化”一“城鄉分割”與“工農對立”一“二元結構強化”的“累積性因果惡性循環”。因此可以說，不恰當的工業化戰略，是我國“三農問題”得以產生、并形成并呈“積重難返”之勢的重要的和直接的原因。因此，對我國工業化過程中制定和實施的重大戰略決策加以反思，為走出“三農困境”尋找出路，就顯得十分必要。

4.3農區工業化與農業產業化的區別與聯系

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期，我國理論界提出了“農業產業化”的概念。1995年12月11日《人民日報》發表的《論農業產業化》一文中，把農業產業化定義為“以國內外市場為導向，以提高經濟效益為中心，對當地農業的支柱和主導產品，實行區域化布局、專業化生產、一體化經營、社會化服務、企業化管理，把產供銷、貿工農、經科教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一條龍的經營體制”。以此為指導，我國農業及農村產業結構逐步得到調整和優化，促進了農業和農村經濟增長。但理論與實踐的結果也表明，農業產業化遠非農村工業化，它著重解決的是如何使小生產與大市場對接的問題，而較少涉及產業升級問題。農業產業化是把農產品的生產、加工、銷售等環節連成一體，形成有機結合、相互促進的組織形式和經營機制。一是在生產組織形式上，將農業生產的產前、產中、產后諸多環節通過利益紐帶聯結為一個完整的產業系統;二是在經營方式和經營內容上，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實行種養加、產供銷、貿工農一體化經營;三是在生產經營目的上，提高產業化組織整體經營利潤，使農業的增值能力和比較效益得到提高，逐漸形成農業自我積累、自我發展的良性循環機制，實現農業增產、農民增收的目標。農區工業化則是農區工業的興起與發展，并推動整個農村經濟和社會進步的過程。為了改變二元經濟結構，使農村大量剩余勞動力資源能充分發揮效能，使農民能盡快脫貧致富，在搞好農業的同時，由農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依托市場，依托農村小城鎮，發展農村現代工業，使從事二、三產業的勞力占到農村總勞力的絕大部分，工業產值超過農業產值，農村基本實現城鎮化，農民物質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基本達到城市水平。實現了農業產業化不等于實現了農區工業化。當前，我國農業產業化的內涵、組織形式、經營體制都還很不完善，還不能說實現了農業產業化經營，特別是經濟落后地區，農業產業化發展水平更低，即使實現了農業產業化，也不等于實現了農區工業化，離農區工業化也還有一段或長或短的路要走。就農業產業化自身而言，也只是僅僅強調了“產業化經營”這個微觀層次概念的研究和實踐，而距離宏觀層次的農業產業化還相差甚遠。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盡管存在著上述區別，但是，兩者之間還有著重要的聯系。首先，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具有相同的經營規則。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都是市場經濟的產物，都是和市場經濟相聯系的。

在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體制下，農業產業化與農區工業化都無從談起。因此，農業產業化與農工業化都要按照市場經濟的經營規則進行經營。其次，農業產業化是通向農村工業化的重要途徑。農業是國民經濟的基礎;同樣，農業是工業的基礎，沒有農村農業經濟的發展，就很難有農村工業經濟的發展。通過農業產業化經營，可以快速發展農村經濟，農業產業化是通向農區工業化的重要途徑。第三，農區工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的繼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僅僅依靠農業產業化是不夠的。其實隨著農業產業化的發展、農業產業鏈條的拉長，農業產業化必然會走向農區工業化，農區工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必然結果，是農業產業化發展的繼續?？傊r業產業化和農區工業化之間雖然存在著區別，但更重要的，它們是相互聯系、相輔相成和互動的。農業產業化是農區工業化的基礎，農區工業化是農業產業化的延續，農區經濟發展是農業產業化和農區工業化的必然結果和最終目的。離開農業產業化的基礎性作用，試圖在傳統農業的基礎上實現農區工業化是不可能的。同樣，離開農區工業化的帶動作用，要實現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轉變也是不可能的。由以上分析可知，傳統農區加快推進工業化，是加快本地區經濟持續增長、盡快縮小與東部發達地區差距的首要選擇。結合區位優勢、產業結構特點和發展基礎，傳統農區在工業化發展初期，應使工業化與推進農業現代化(甚至包括城鎮化)相結合，以避免有“工”無“化”、工農割裂的局面再次出現。綜觀世界不同國家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西方發達國家在工業化之前都曾有過一場農業革命，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和城鎮化是在農業沒有取得突破性進展的情況下進行的，結果后者出現了城鎮繁榮與鄉村貧困并存、城鄉差距懸殊、地區發展極不平衡的現象，使得工業化難以為繼。人類社會發展史表明:工業化推動城鎮化，城鎮化帶來了農業現代化(尤其是農業環境現代化)，而農業現代化又有效解決了工業化和城鎮化進程中帶來的一系列問題?；谝陨戏治?，認為，傳統農區在調整產業結構、選擇工業化發展路徑時，應著眼于工業化與推進城鎮化及農業現代化相結合，通過加快工業化、城鎮化及農業現代化進程，以期達到用工業化解決農區農業比重過大問題，用城鎮化解決農村富余勞動力出路問題，用農業現代化解決農業的效益問題的結果。

5對策與建議

1、調整產業結構，擴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

從前面的計量分析以及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軌跡看，第三產業不僅是現代國家經濟結構的主體，也是勞動力就業的主要部門。我國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即使在所謂的東部沿海發達地區也是這樣，這就一方面對工業化的推進形成制約，另一方面也限制了傳統農區勞動力轉移的就業空間與居住間的擴大。因此，在今后的一段時間，國家應加大對第三產業的投資，促使第三產業加快發展，從而為傳統農區的勞動力轉移與經濟發展、社型創造有利的條件。

2、加大對傳統農區的教育投入，尤其是要增加農村地區的人力資本存量

教育水平的提高將是改造傳統農區農民封閉落后的小農意識的有效途徑之一。傳統農區農業勞動力大量過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在于農民文化水平低下，導致思想不夠開放，不敢輕易離開祖祖輩輩賴以生存的幾畝薄田外出闖蕩謀生。一旦他們的文化素質上去了，了解的信息增多了，我們有理由相信，他們會在綜合權衡利弊之后打消原先的顧慮，勇敢地離開土地到市場經濟的廣闊天地中去謀生。此外，隨著現代產業的發展，知識、技術的更新速度不斷加快，這對勞動者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因此，傳統農區勞動力要想順利實現轉移，必須達到現代化產業發展所必需的素質要求，否則就會出現低素質的農村勞動力供給與高素質的城市勞動力需求之間的矛盾，對勞動力的轉移產生不利影響。再次，轉移后的勞動力究竟能否迅速積累起必要的資金與能力，從而實現由單純的打工者向創業者的身份轉變，最終帶動整個傳統農區的工業化進程與社會轉型，也需要有非凡的魄力與開放的思想作保證，而這又是離不開對教育層次的要求。據統計，目前傳統農區農民人均受教育水平不到8年，而一個人的收入與其所受的教育是成冪指數增長的，這就導致了農民祖祖輩輩都無法擺脫窘困的生活，因此教育對傳統農區的長期可持續發展來講是極為重要的。然而因為教育收益滯后性的存在，農民往往不舍得大力投資，這就需要政府的介入，合理加以引導。除了義務教育不可松懈之外，加大對農民技能培訓的力度也是提高傳統農區人力資本存量的重要途徑之一。農民文化水平的提高，不但會有利于農村的進一步發展，更有利于城市和整個社會的穩定和長遠發展。

3、拓寬就業渠道，注重后期轉變，引導整個發展機制逐步穩妥地推進

即使在信息流通高度發達的今天，不對稱的現象依然存在，處于相對封閉、閉塞環境中的傳統農區農民更是深刻感受到有效信息的匱乏。據調查，目前絕大部分外向流動的農民所利用的信息途徑都是親友、同鄉等所謂“人帶人”的傳統信息機制，效率可想而知，政府的作用還沒有充分體現出來。因此政府必須最大限度地利用的特殊地位，充分發揮在對外交流、合作方面的優勢，及時將外界的有效信息傳達給農民，并根據用人單位的需要加以適當的教育培訓，從而保證前期流轉的順利進行。此外，在引導外出勞動力“智力回流、返鄉創業”階段，也需要政府把握好合適的回流時機，選擇好合適的回流對象，更重要的是要做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尤其是要切實提高辦事效率，降低一些不必要的交易成本，從而為企業在傳統農區的生存成長、發展壯大創造最適宜的制度環境。

篇10

關鍵詞：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小城鎮型；大城市型

中圖分類號：F323.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9-9107（2013）05-0057-06

城鎮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不僅是衡量一個國家城鎮化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也是衡量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主要指標之一[1]。我們把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引起城市數量的增加、規模的擴大過程稱為農村人口城市化[2]8。農村人口城市化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引擎，也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和必然規律。然而，農村人口城市化是一項系統工程，它不僅要實現農民就業的非農化、居住的城市化、生活的市民化，而且要實現進城農民醫療、養老和社會保障等方面的市民待遇。因此，如何實現農村人口城市化成為社會各界關注的熱點問題。

農村人口城市化過程順暢與否直接關系到一國經濟體系的質量及其發展的可持續性。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中存在一些問題，諸如超大城市人口過于集中，小城市發展后勁不足等。理清農村人口城市化規律，進一步發現問題，對于解決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的相關問題，幫助農村人口順利實現城市化轉移，推動我國城鎮化進程，提高城鎮化質量，進而發揮城鎮化在擴大內需中的作用，實現國民經濟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研究框架

農村人口城市（鎮）化過程在農村家庭層面上表現為農村勞動力的職業、居住地或者就業地發生改變。我們以家庭主要勞動力是否變更職業、家庭居住地和主要勞動力就業地是否發生改變為標準，將農戶劃分為本地傳統農業生產家庭、大城市化家庭、本地小城鎮化家庭、半城市化家庭。本地傳統農業生產家庭是指家庭主要勞動力仍然在家庭所在地從事農業生產，沒有發生職業變更和遷移的家庭；大城市化家庭是指近三年已經成為城市居民，發生了戶籍和居住地變更的家庭；本地小城鎮化家庭是指家庭主要勞動力依托家庭周邊小城鎮、縣城條件，從事非農業生產，且非農業收入占家庭總收入的一半以上的家庭；前三類生活模式比較穩定，生活模式不受家庭成員年齡增長的影響，另一類半城市化家庭是借用部分學者對其的稱謂[3]，指家庭主要勞動力在遠離家鄉的大城市打工，打工收入占家庭收入的一半以上，但家庭所在地仍在家鄉農村的情況，生活模式不穩定。

首先，本研究將以傳統農業生產家庭為參照對象，對四類家庭樣本在家庭人口特征，主要勞動力受教育年限、年齡、家庭年收入、生活滿意度等方面進行統計、比較及顯著性檢驗，以期發現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規律。其次，我們以遷移家庭（包括半城市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為對象，對其遷移目標區域的選擇特征進行檢驗，以期發現其規律。我們對遷移家庭遷入地和遷出地人均GDP水平進行比較，如果前者高于后者，我們認為這類家庭遷入了相對發達地區，反之，則認為這類家庭遷入了不發達地區。

二、數據來源及描述

本研究小組于2011年8月利用問卷的形式對陜西省6縣2市（西安市、延安市、周至縣、武功縣、高陵縣、安塞縣、洛川縣和志丹縣）城鄉居民遷移狀況進行了隨機調查。問卷內容由家庭基本信息和就業基本信息兩部分組成。家庭基本信息包括被調查者家庭人口數、主要勞動力平均年齡、受教育狀況、收入狀況和居住地點變更情況等。就業基本信息主要包括就業地點變更情況和就業部門情況等。研究中涉及的家庭背景信息由被調查者在問卷中提供，涉及的區域特征信息由研究人員根據被調查者提供的地址信息進行追蹤調查，主要來源于地區統計部門的權威數據。

本次調查數據庫包括農村居民調查部分和城市調查部分，分別面向農村居民和城市居民展開調查。兩部分調查分別發放問卷6 000份，農村居民調查問卷回收2 885份，回收率為48.1%，城市居民調查問卷回收2 668份，回收率為44.5%。我們從城市居民調查問卷中提取近三年來由農村遷入城市，已經市民化的居民問卷信息172份，與農村居民調查數據庫合并組成本研究數據庫。由于部分被調查數據表現出明顯的不合理，例如極端高（低）的家庭收入，或者重要內容部分缺失，這些數據被剔除，另外，考慮到大城市郊區的農戶，在城市擴張過程中的城市化行為不具有主動性，這部分樣本數據也被剔除。最終確定的本研究數據庫樣本量為2 486個，從研究樣本規模來看，符合大樣本特征要求，表1為本次研究的相關變量定義與統計描述，從統計描述中可以看出，研究樣本中一半的家庭主要從事非農業生產，但是大城市化遷移家庭較少，具有臨時性特征的半城市化家庭占26%。從樣本特征類型來看，分布較均衡，與全國實際情況接近。我們認為，基于這個樣本的研究結論，應該具有一定的推廣價值。

三、結果分析

（一）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特征分析

理論和實踐表明：實現家庭收入最大化是農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動因。從表2可以看出，城市化型家庭平均收入水平最高，城市化轉移應該是農戶的理想選擇，但它不是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唯一選擇，說明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客觀存在的。

從表2可以看出，四種類型家庭在主要勞動力的年齡、平均受教育年限、家庭勞動力總數、上學子女數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差異。就主要勞動力的年齡而言，小城鎮化家庭主要勞動力的平均年齡最小，半城市化家庭主要勞動力的平均年齡最大；從家庭主要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看，城市化家庭勞動力平均受教育程度最高，小城鎮化家庭次之，半城市化家庭最次；從家庭規?？矗鞘谢彝ト丝谝幠Ｗ钚?，小城鎮化家庭人口規模較大，半城市化家庭人口規模最大；就家庭上學子女數來看，雖然各類家庭有一定的差異，但與傳統農業家庭相比，半城市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的差異都不顯著，而小城鎮化家庭的上學子女數明顯的少于前者；從家庭勞動力總數看，城市化家庭少于傳統農業家庭，小城鎮化家庭多于傳統農業家庭，但差異都不顯著，半城市化家庭的勞動力總數明顯多于傳統農業家庭。說明農村人口城市化類型的選擇取決于農戶家庭人口特征，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農戶基于家庭人口的綜合特征選擇的結果，它具有客觀必然性。

從家庭生活滿意度來看，半城市化家庭的生活滿意度低于傳統農業家庭，但差異不顯著；小城鎮化家庭和城市化家庭的生活滿意度都高于傳統農業家庭，而且在統計上顯著。說明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梯次與農戶家庭生活滿意度沒有直接的關聯，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具有主觀可能性。

（二）家庭人口特征與目標區域選擇分析

從表3可以看出，向相對發達地區遷移家庭主要勞動力的受教育年限顯著高于向其他地區遷移的家庭，而且城市化家庭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向發達地區遷移的城市化家庭人口數最少，平均3.95人，其余類型家庭人口數比較多，平均4.2人以上，但相互之間差異不顯著，說明小規模家庭在城市化過程中更具競爭力；各類家庭未成年子女數和勞動力數差異不顯著，說明未成年子女數和勞動力數對家庭遷移區域選擇影響不明顯；家庭主要勞動力平均年齡對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區域選擇有顯著的影響，向不發達地區城市化遷移家庭主要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相對較高，向相對發達地區城市化遷移家庭主要勞動力的平均年齡相對較低，其原因在于：向不發達地區城市化遷移主要依賴于技術，年齡較高者的技術熟練程度較高，社會聲譽較高，更容易獲得穩定的收入；向相對發達地區城市化遷移主要依賴于綜合素質，而受教育程度較高者的綜合素質較高。說明農村人口城市化的目標區域選擇也是農戶基于其家庭人口特征綜合權衡的結果。

（三）遷入地選擇與家庭人口生活質量的關系

收入水平是評價生活質量高低的常用客觀指標，從表3可以看出，向不發達地區遷移家庭人均收入水平比較高，都在3.1萬元以上；向相對發達地區遷移家庭人均收入水平相對較低，其中，城市化家庭人均收入在2.8萬元以下，半城市化家庭人均收入在2萬元以下；遷入相對發達地區半城市化家庭人口平均收入為遷入不發達地區同類家庭人均收入的62.9%，遷入相對發達地區城市化家庭人口平均收入為遷入不發達地區同類家庭人均收入的86.2%。我們認為，農村人口城市化遷移的目的在于實現家庭持久收入的最大化，相對發達地區在教育條件、個人發展空間等方面都優于不發達地區，有利于提高家庭的持久收入，而且，相對發達地區就業能體現家庭主要勞動力的能力，提高其在遷出地的聲譽、地位等，使遷入相對發達地區家庭能獲得更多的精神方面的滿足。因此，雖然遷入相對發達地區的收入水平相對較低，但受教育程度較高的農村人口，還是選擇向這類地區轉移。

生活滿意度是衡量居民生活質量高低的常用主觀指標。從表3可以看出，向不發達地區城市化遷移家庭生活滿意度的統計結果極其顯著，說明其生活質量相對較低。其他類型家庭之間生活滿意度差異不顯著。一種可能的解釋是：向不發達地區城市化遷移的家庭獲得了較高的收入，但與其他城市化居民相比而言，在子女教育質量、個人發展空間等方面存在差距，從而影響他們的生活滿意度。這再次證明，收入最大化不是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唯一目標。

從收入和家庭成員滿意度兩個指標看，半城市化型家庭對目前的生活方式是一種被迫的接受，不具有穩定性。

四、結論與建議

（一）主要結論

1. 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農戶家庭人口特征差異的必然要求。農村人口城市化是農戶家庭作為一個整體在城市落戶生根的過程；城市化對農村人口具有選擇性；不同農戶家庭主要勞動力綜合素質的差異性，決定了其家庭人口城市化難易程度的差異性和城市化決策的差異性。因此，農村人口城市化必須根據農戶家庭人口特征的差異性，實現梯次城市化。

2.家庭人口特征對城市化轉移區域選擇有明顯的影響。農村人口城市化區域選擇決策的過程，實質上是農戶在遷入地尋求就業相對競爭優勢的過程。農村人口城市化的就業競爭優勢主要取決于家庭主要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年齡、技能、家庭人口總數等。根據我們的分析：家庭主要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是決定農村人口城市化路徑的主要因素。家庭規模及主要勞動力總數是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雙刃劍”。一方面，家庭規模小，在城市生存的總成本較低，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農村人口城市化；家庭規模大，農戶的生存壓力大，這能刺激其主要勞動力尋求農業之外的發展途徑，同時，家庭規模大，主要勞動力數量也較多，為農戶合理配置其勞動力資源，實現收入來源的多樣化創造了條件，從而使這類農戶更易于脫離傳統農業型家庭群體，向其他類型的農戶轉化。另一方面， 家庭規模大的農戶，其人均收入水平低，無法邁過城市化的“門檻”，而成為城鎮居民或城市居民。

3.發展本地小城鎮應該成為城市化戰略的著力點。從農戶自身的角度看，實現城市化轉移的目的是提高生活質量。但從前文的分析可知，異地轉移不利于農村人口生活質量的提高。從理論上講，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模式應該是傳統農業型-小城鎮化型-半城市化-大城市化型。因為小城鎮離農戶的居住地近，農戶的社會資本相對充裕，就業成本相對較低，而且生存成本也較低；當農戶在小城鎮積累了就業知識和技能，以及相應的資金實力時，才能更好地向大城市滲透，進而成為大城市型家庭。從實踐的角度看，半城市化家庭是農戶既不滿足于依靠傳統農業維持生計，又無法在城市（城鎮）站穩腳跟，求得長遠發展而衍生出來的一種特殊的家庭類型，由于其不穩定性，在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中應該盡量減少這種類型的家庭。因此，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模式應該是傳統農業型本地城鎮化半城市化大城市化，發展本地小城鎮應該是城市化戰略的著力點。

（二）政策建議

1.培養新型農民，解除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后顧之憂。通過培訓使農民成為文化素質高、科技素質高、懂得科技種田、能夠進行產業化經營的新型農民成為時代的需要[4]，也是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重中之重。第一，培養新型農民是鞏固農業基礎地位的需要。雖然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具有一定的必然性，但由于城市對農村人口的吸納具有選擇性，在年齡、受教育程度等方面具有一定優勢的農民，更易于實現城市化轉移。從而使農村勞動力的整體素質退化，農業的基礎地位難以鞏固。因此，培育新型農民是鞏固農業基礎地位的需要。第二，培育新型農民是保障城市建設所需勞動力供給的必要條件。只有不斷培育新型農民，才能提高農業生產率，形成更多具有較高素質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而為城市建設提供充足的勞動力。第三，培育新型農民是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不竭動力。培育新型農民能增加農戶收入，提高其消費能力和水平，從而刺激小城鎮第二、三產業的發展，進而增強其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使小城鎮形成“燎原”之勢；眾多小城鎮的發展能夠對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產生極大的支撐，形成“眾星捧月”之勢。因此，培養新型農民，解除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后顧之憂，是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的重中之重。

2.著力擴大小城鎮規模，放大集聚經濟效應。小城鎮不僅是農村剩余勞動力就業的主陣地，而且是大城市勞動力的“孵化器”，同時，還是支撐大城市經濟社會發展的“明星”。大力發展小城鎮的第二、三產業，有利于放大小城鎮的集聚經濟效應，不斷增強其吸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能力，使更多農業人口實現小城鎮化，并為大城市發展提供需求條件，培育并輸送其發展所需的人力資源[5]。因此，要重點發展小城鎮的第二、三產業。一是以鄉鎮為中心，以龍頭企業為主體，培育特色主導產業。一方面，培育主導產業，延長農業產業鏈，能夠增加農民收入，調動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的積極性，鞏固農業基礎地位；另一方面，主導產業的培育能擴大小城鎮規模，壯大其經濟實力，增強其對農村剩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從而減少半城市化家庭的數量，并在一定程度上減輕大城市的壓力。二是改善小城鎮的基礎設施條件，縮小小城鎮在教育、醫療等方面與大城市的差距，增強小城鎮對農村人口的吸引力，為發揮小城鎮的集聚經濟效應創造人口和消費條件。

3.降低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門檻。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超過“梯級門檻”的農村居民的數量是影響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速度、進程的關鍵變量[6]。目前，我國農村人口城市化需要跨越的門檻主要有：與戶籍制度掛鉤的身份市民化門檻、就業公平化門檻、社會保障平等化門檻等，以及與住房相關的居住城市化門檻[7]。上述門檻要么增加了農村人口城市化的成本，要么降低了其收益，從而使可支配收入超過“梯級門檻”的農村居民的數量難以滿足城鎮化的需求。因此，政府應逐步放寬戶籍制度對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限制；健全和完善農村人口城市就業的培訓和競爭體制、機制；對非政府主導遷入城市的新居民提供經濟適用房或廉租房[8]；逐步實現城市就業農民社會保障的市民化待遇。進而降低農村人口城市化的門檻，提高其生活滿意度。

此外，由于農戶家庭人口特征是決定農村人口城市化的主要因素，而農戶家庭人口特征具有可變性，隨著家庭人口特征的變化，現有傳統農業家庭可能變成小城鎮型家庭或半城市化家庭；現有小城鎮型家庭可能成為大城市化型家庭；現有半城市化家庭也可能成為小城鎮化型家庭。因此，農村人口梯次城市化是一個動態、持續的過程，不能急功近利，急于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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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Echeloning Migration of 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LU Dong-ning1，CHEN Jiang-sheng2

（1.College of Management， Yan’an University， Yan’an， Shaanxi 716000；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Northwest A&F University， Yangling， Shaanxi 71210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