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直接投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際直接投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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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注：Vemon.R:"InternationalInvestmentandInternationalProductionintheProductCycle",

pp255-267,Vol.41,No.4,OxfordBulletin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66).）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注：Bergsten.C.F.,ThomasHorst&Theodore.H.M.:"AmericanMultinationalsandAmerican

Interests",WashingtonD.C.BrookingsInstitute(1978).）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注：Lipsey.R.E.&Weiss.M.Y.:"ForeignProductionandExportsinManufacturingIndustries",

pp488-494,Vol.63.No.141,ReviewofEconomicsandStatistics(November,1981).）。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注：參見Lee,Honggue:"Globalization,ForeignDirectInvestmentandCompetitiveStrategiesof

KoreanElectronicsCompanies",inNomuraResearchInstitute&InstituteofSoutheast

AsianStudies(ed.),TheNewWaveofForeignDirectInvestmentinAsia,InstituteofSoutheastAsian

Studies(1995).）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篇2

關鍵詞：國際直接投資；國際間接投資；融合

一、國際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傳統區別

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世界各國經濟快速飛速發展，產業資本跨國流動日益增加。并且逐步形成了一種與傳統的資本流動形式截然不同的特點和方法。首先，二者最大的區別在于直接投資對國外企業控制權的要求。在投資的過程中直接投資是通過全部或者部分國外企業的進行管理和控制，更是通過間接方式對國外企業進行經營和管理。而間接投資則很少涉及到這一問題。從資本發展的過程中看，其形式也不盡相同，直接投資隨著社會的發展已經不再局限于單純的貨幣形態的投資方式，而逐步的轉向為其他各種方式的貨幣投資方法，其技術設備、經營管理知識和經驗方式在國際上也在日益應用，逐步的進行轉移化。

二、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趨勢

隨著當前社會信息技術的不斷發展，其在投資應用的過程中對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方式進行了綜合的處理與分析，其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嚴格的區分，在越來越多的場合它們相伴相隨，有的時候在投資控制的過程中對其接線的劃分很難。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1.資本市場的高度發達使大量對外投資行為既有直接投資的內涵，又有間接投資的手法和特點

在資本市場上，資產表現為以下四種基本形式：①現金資產：各種貨幣資產；②實體資產：表現為各種固定資產、流動資產、無形資產等生產資料；③信貸資產：各種債權債務；④證券資產：表現為股票、債券、商業票據和各種投資收益憑證等證券。實體資產的國際流動是FDI的本質特征，而間接投資則側重于其他金融資產的流動。然而在現代經濟中，實體資本的轉移必然大量的借助于各種金融資產的流動。

(1)兼并收購（M＆As）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方式也日趨復雜。較之新建方式的直接投資，并購具有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可以讓投資者在進入東道國市場的同時就消滅一個競爭者；而且，它可以讓投資者獲得公開市場上不易獲取的被收購企業的商標、技術、管理經驗、關系網、銷售渠道等等；并購方式建設周期短，使投資者可以迅速進入東道國市場，迅速擴展產品線和營銷渠道，從而有利于降低經營中的不確定性；并購方式還可以讓投資者利用東道國貨幣貶值、股市大跌、東道國企業面臨財務危機等情況廉價地獲取資產從事海外經營。

(2)少數股權投資。這種投資雖采用股權形式，但并不要求對受資企業的控制權，同時也有別于單純追求股票升值的間接投資。通常，它是企業間欲達成某種聯盟而采取的形式。隨著經濟全球化和科技的迅猛發展，如今的商業競爭比任何時代都要激烈、復雜，即使是像500強這樣的大企業也沒有能力在各個方面保持領先。為了在競爭中立于不敗，很多企業積極地在技術、產品、市場等方面尋求與同行乃至其他行業的優秀企業的合作，以求強強聯合，優勢互補。

(3)從FDI的回收來看，傳統的直接投資是通過海外企業的贏利逐步收回，而在資本市場高度發達情況下，企業還可以利用各種資產證券化的方式轉移風險、收回投資，從而使得FDI在回收上要利用間接投資的回收手段。

2.一些投資機構的國際投資行為往往兼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特征

(1)國際資本市場風險大、技術要求高，能在這樣的舞臺上提供大量資金的多為商業銀行、投資銀行、保險公司、各種基金會等機構投資者。相對于個人投資者，它們的投資通常數額大，期限長，注重通過投資組合降低風險。

(2)風險投資基金作為一種特殊的投資基金，更是兼具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雙重特性，它以權益資本的形式向那些新興的快速發展的小企業（通常為高科技企業）提供創業資金。它是一種直接投資，因為它提供的是權益資本，而且常常占有風險企業的大部分股權；風險投資不僅為企業提供資金，而且提供技術上和經營上援助，幫助企業發展業務計劃，促成企業成長；風險基金在投資時必須對風險企業有全面的了解，從技術水平到產品的市場前景乃至管理團隊的綜合素質等，只有這樣，它才能對企業的發展潛力有適當的判斷。

三、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的融合帶來的啟示

1.引進外資需要加大資本市場的開放程度。如前所述，外商直接投資的發生往往和間接投資是相伴相隨的，對金融資本流入的限制也會阻礙直接投資的進入，特別是在兼并收購在FDI中的比例越來越高的情況下，限制國內企業向外商發行或出售股票、債券等有價證券也變相地限制了直接投資的流入。

2.兩者的融合趨勢，既反映了金融中介力量的發展，也對金融中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沒有金融中介的穿針引線，它們的緊密結合是不可想象的。收購、兼并、各種資產的證券化、相關信息的收集等等，都需要大量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需要金融中介提供專業服務才能順利而高效地進行。同時，在這種條件下生產企業對金融中介也有更高的要求，它不僅要能夠提供從資金融通到投資顧問的全方位金融服務，而且要能夠在全世界開展業務提供服務，為跨國公司的國際拓展提供金融支持。

篇3

一、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概況

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始于改革開放初期,三十年來我國對外投資額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整體上還處于年增加規模100億美元以下的較低水平。近年來,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穩步增長,但眾所期望的投資卻一直未曾出現。

2008年上半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總額達到了330億美元,下半年由于全球經濟收縮,2008年全年凈流出也達到了535億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國累計實現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124億美元,但第二季度,當季投資高達87億美元,同比增長37.6%,環比增長182%。目前有一批大項目正在協商中,全年對外投資的總體形勢仍然樂觀。據此可以說,中國對外投資已經進入了快速發展期。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屢創新高,這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經濟現象。

盡管近年來我國的對外直接投資發展速度很快,但是與對外投資大國(如美國、日本等)之間還有相當大的差距。年流出量不到這些國家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差距達數百億美元;外向存量差距千億甚至萬億美元。我國對外直接投資不僅落后于老牌發達國家,在存量上也不及新加坡、巴西等國。這個現實一方面說明我國對外直接投資與全球甚至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都有很大的差距,另一方面也意味著我國對外投資存在巨大增長空間。

二、我國國際收支狀況

我國國際收支長期處于“雙順差”狀態。從表1中可以看出,2003年以后,我國經常項目順差的絕對值和占總順差比重呈增加趨勢,并且與國際收支總順差、外匯儲備同方向增加。2008年,經常項目順差4261億美元;國際收支總順差4451億美元。2009年上半年,我國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1300億美元,國際收支總順差1859億美元。我國經常項目順差主要來源于貿易順差,持續增長的貿易順差雖然不是貿易摩擦的主要原因,但卻成為一些國家實行貿易保護主義的借口。

資本項目順差雖然從絕對額看呈現波動的趨勢,但所占總順差比例逐年下降,2008年資本項目順差占總順差的比例是4%。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的局面有望在近年出現扭轉,首先實現資本項目平衡。

值得注意的是,伴隨著巨額的“雙順差”,我國國際儲備也逐年增長。據國家外匯局公布的2009年上半年中國國際收支平衡表數據顯示,中國依然保持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的“雙順差”格局,外匯儲備更達到21316億美元的天文數字。此時釋放一定量的外匯儲備,支持有條件的企業走出去,是十分明智的。加快對外直接投資能夠相對有效的降低中國外匯儲備風險,降低資本項目順差,促進國際收支平衡。同時,人民幣的強勢和外匯儲備的充足也有效的支撐了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快速發展。從另一個角度看,中國充足的外匯儲備也為發展對外直接投資提供了堅實的外匯供應基礎。

三、對外直接投資對我國國際收支的影響

1.對外直接投資是我國改善國際收支更可行更有效的途徑。我國在今后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貿易順差會一直存在,要改變我國國際收支“雙順差”結構,就需要從資本項目入手。2008年,我國國際收支之所以改善(順差縮小),資本項目順差縮小的作用不可忽視。2007 年我國對外直接投資為189億美元,資本項目順差是735億美元;2008年對外直接投資556億美元,比上年增長194%,資本項目順差190億美元,可以看出對外直接投資對資本項目順差的影響巨大,資本項目對我國國際收支的作用正隨著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增長而日益凸顯。由于全球經濟收縮,當前許多國家正面臨嚴重的資金缺乏,形成了對外來資本的深度需求,而且各國政府對外資的一些限制也有所放松,這給中國企業海外投資帶來了機會,此外,人民幣的強勢也會促使中國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預見,隨著我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未來增長速度會加快,可能慢慢成為減輕資本項目順差壓力的重要因素。

2. 對外直接投資及其貿易效應對經常項目的影響。我國作為世界貿易大國,與貿易相關的投資是對外直接投資的重要組成部分。就國際收支的經常項目而言,尤其是貨物的進出口,對外直接投資產生了兩種不同的影響:一方面,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建立生產型和貿易型子公司,可以有效的規避東道國的貿易壁壘。通過“走出去”直接到國外投資,可以繞開一國或區域集團的貿易保護。而通過在東道國建立生產銷售網絡,在維持對原有國外市場的同時,還有助于擴大中國產品向新的出口市場的滲透,或在建立生產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的過程中,還能帶動我國產品設備、材料的出口。另一方面,資源尋求型的對外直接投資,大多是為了解決中國國內稀缺資源的供求矛盾,但勢必帶來中國進口增加。但是,即使中國沒有進行這種投資,對一些國內缺乏資源的進口也是剛性的。

3.對外直接投資可以通過改變貿易結構改善國際收支。我國經常項目順差主要來源于貨物貿易順差,而服務貿易從1982年至今卻一直都是逆差,可見我國的貿易結構很不合理。通過對外直接投資可以改善這種不合理的貿易結構。如2007年,中國工商銀行收購非洲最大的銀行―南非標準銀行,可謂一箭多雕。首先是為我國企業在非洲尋求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金融支持,其次是改變了我國對南非的貿易結構,由產品出口逐漸轉向技術和服務的出口,不僅如此,這宗大額的收購也緩和了南非因為長期對我國貿易逆差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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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直接投資被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UNCTAD）定義為：反映一個經濟體的居民（直接對外投資者或者母公司）在其他經濟體的企業居民中的持續利益和控制力的一種包含長期關系的投資。世界銀行認為：國際直接投資是指東道國企業提供的一定數量的融資，從而能夠直接參與企業的管理過程的外國投資。 

貴州省在近十年的時間里，積極吸收國際直接投資，從而解決了內部資金的不足問題，進而實現了經濟的進一步發展，企業的管理思想及科技創新能力也有了相應的提高，推進了貴州經濟體制改革和經濟結構的調整。從1992年起，貴州的固定資產投資占貴州當年GDP的23%左右，并且連年上升，這就說明投資在拉動貴州經濟發展方面有著其他因素不可比擬的優勢。雖然貴州的實際利用國際直接投資數額僅為49635萬美元，占全省同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的105%，但是隨著貴州投資環境的逐步改善，國際直接投資額也程逐步上升態勢。 

國際直接投資帶來了外國先進的市場機制及競爭機制，不僅促進了貴州省與國際市場的融合，同時也促進了資本、勞動力、信息技術等生產要素市場化和國際化。1995年以來，國際直接投資企業進口貿易約占貴州進口總額的9%，國際直接投資促進了貴州省與國際經濟的交流，拓寬了貿易渠道，促進了貴州經濟的發展。 

二、貴州利用國際直接投資現狀及優劣勢 

（一）貴州國際投資利用總額占西部地區比重 

由上圖可看出，貴州的國際直接投資總額在西部地區中處于落后地位。貴州的投資環境基礎設施建設落后于四川、重慶、云南、廣西等地，同時缺乏完善的市場機制，所以大部分國際直接投資流向了其他地區，雖然在1992年之后有一個快速增長時期，但其他時期還是很低，在全國國際直接投資總額的比重同樣僅為百分之零點幾，明顯處于落后地位。 

（二）貴州省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優勢 

首先，貴州省發展國際直接投資具有政策優勢，西部大開發戰略是促進貴州發展國際直接投資的最重要政策優勢，國務院制定了一系列有關西部大開發的政策措施及鼓勵引導措施，其中主要包括：充分發揮人力資源優勢，發展優勢產業并享受鼓勵類項目的進口優惠政策，限制類和限定外商股權比例項目的設立條件和市場開放程度比東部地區寬松，鼓勵東部地區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到中西部地區投資，加大對配套項目資金和相關措施的支持等。 

其次，貴州省發展國際直接投資具有區位優勢，貴州省位于西南、華南及東南地區的交匯處，是一個重要的交通樞紐。而貴州省的省會貴陽市，也處于西南和華南兩大區域的結合處。自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了近30年的建設與發展，貴州省已經初步實現了以貴陽為中心的“十字形”交通網絡，多條鐵路干線匯集，同時通往沿海的國道公路也匯于貴陽。隨著貴州交通的進一步發展，貴州與東部沿海及東南沿海地區的交流溝通能力將更加便利，進一步增強了貴州在西南、華南及華東的樞紐地位。 

發展觀察每個欄目名稱梁永郭，宋柏：國際直接投資對貴州經濟增長的影響再次，貴州省有著豐富的能源、礦產、生物、旅游等資源。貴州省的煤炭儲蓄量為2401億噸，居全國第五位。水資源蘊藏量高達16848萬千瓦，居全國第六位。磷礦石儲量占全國的40%以上，并且礦石的質量優異，同時貴州的鋁土礦儲蓄量居全國第二位。貴州同樣也是南方重要的電子資源基地，在西電東送這一西部大開發標志性工程中，貴州就是西電東送工程電源點的重要建設省區。不僅如此，貴州還具有豐富的中草藥資源，根據中國中草藥普查統計，貴州中藥資源品種數目為4290種，藥材總蘊含量為6500萬噸，這也是貴州省在發展國際直接投資方面全國其他各省都無法比擬的優勢。貴州省歷史悠久的民族文化、引人入勝的自然風光和淳樸濃郁的民族風情，吸引著大量的國內外游客，這些自然優勢也成為了貴州發展旅游業的獨特資本，加上貴州大量的廉價勞動力及民族地區優勢，更使得貴州旅游業具有很大的發展潛能。 

（三）貴州省吸引國際直接投資的劣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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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投資收益；國際收支

中圖分類號：F83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428(2008)05-0070-03

一、FDI投資收益處置情況的推算

外商投資企業的外方利潤主要有四種主要的處置方式：利潤暫不予分配、利潤分配后匯出、利潤分配后不匯出而作為“應付股利”、利潤分配后轉增資或再投資。通過對上海外商投資企業的抽樣調查，我們以各行業樣本企業的實收資本占比值作為權重得出各項利潤指標的加權平均值。

以2004年至2006年上海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吸收外資金額的存量數據為基礎，其中“當年外方利潤再投資或增資”數據引用外匯局直接投資外匯核準系統統計數據，“當年外方匯出境外利潤”數據采用國際收支間接申報系統數據，根據樣本企業的加權利潤指標，推算考察期(2004年-2006年)上海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資收益處置情況。

從推算數據我們可以對上海外商投資企業的投資收益處置情況形成如下初步的判斷：上海外商投資企業實際吸收外資金額年均增長率維持在12％左右，資本收益率在13％左右，外方對企業投資收益的占比為70％左右，外方投資收益中的30％匯出境外，20％轉增資于本企業或再投資于境內其他領域或企業，20％以應付股利的形式留在境內，30％以未分配利潤的形式留在境內。

二、FDI投資收益對國際收支影響的模型描述

(一)卡萊斯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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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FDI與市場結構相互影響的理論回顧

（一）市場結構的決定理論

在產業經濟理論中，一般將市場結構的決定因素概括為：規模經濟、產品差異、進入壁壘、企業合并和市場集中度、政府政策等（楊沐，1989）。貝恩是產業組織理論的先驅者之一，1959年，他最早系統化地提出了進入壁壘的概念，并將進入壁壘的形式概括為三大類：絕對成本優勢、產品差異優勢、規模經濟優勢（Bain，1956）。斯蒂格勒認為，進入壁壘就是指在每一產量或部分產量中，必須由尋求進入的廠商承受而已有廠商不必承擔的生產成本。即已有廠商相對于新進入廠商所擁有的優勢（如在市場需求、成本條件等方面）就是進入壁壘的表現形式，且是已有廠商擁有長期壟斷性收益的基礎。所以，如果沒有這種市場條件的不對稱，已有廠商和新進入廠商所面臨的需求和經營成本都相同，那么就也就不會存在行業的進入壁壘（Stigler，1968）。

德姆賽茲則將進入壁壘的存在與政府的行為、勢力相聯系。他認為，結果導致生產成本增加的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任何限制都會產生進入壁壘，或換句話說，凡不是由市場自然產生的政府限制活動所造成的經營成本的額外增加，就表明存在進入壁壘（Demsets，1982）。德姆賽茲還提出“所有權進入壁壘”的概念。按照這一概念，只要產權存在，壁壘就存在，壁壘的撤除有可能損害原有廠商，而這一損害并不是天然正當的，德姆賽茲認為“所有權進入壁壘”不是保護原有廠商，就是保護新進入廠商，問題不在于是否應該有這種保護，而在于以總效率提高為標準，判斷給予哪一方以什么樣的保護。以泰勒爾《產業組織理論》教科書的出版為標志，產業組織理論在方法上引入了博弈論（Tirole，1988）。新產業組織理論的興起，在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博弈論，尤其是非合作博弈在經濟學中的應用。作為以相互獨立但又相互依存的個體間競爭和沖突為基本分析對象的數學理論，博弈論為研究廠商的市場行為提供了良好的模型背景，特別對寡占行業尤為合適。近年來，博弈論模型已幾乎觸及到了市場研究的各個方面，如市場卡特爾和價格聯盟、價格歧視、一體比、產品差異、不完全信息、技術創新競爭和市場出清機制等，并取得了實質性成果。

（二）FDI與市場結構相互關系

隨著以跨國公司為主體的FDI的發展，產業組織理論的應用研究領域更加廣泛。以產業組織理論為指導，探索FDI和市場結構相互關系的研究逐漸增加，相關研究的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FDI與市場集中。普遍的實證研究發現，國外直接投資進入與東道國的目標產業市場集中度之間存在著明顯的相關關系。在發展中國家這種跡象更為明顯。從不同發展程度的國家比較看，在同樣的FDI進入下，發達國家市場集中度要略弱于發展中國家（張紀康，1998）。

2.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進入壁壘在產業組織理論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FDI的進入壁壘方面研究還比較新。鄧寧（J.Dunning）1975年首先將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進入效應分成了兩個部分：直接投資進入對廠商數量、規模格局、進入壁壘的影響；進入之后導致的國際競爭對手的反應（包括在母國市場的反饋效應和東道國的前饋效應）。1993年，鄧寧就直接投資與進入壁壘的相互關系和相互作用等問題進行了總結和歸納。

3.伴隨FDI的市場結構跨國傳導。凱夫斯認為，由于投資國與東道國通過投資而建立起來的雙邊相互依賴使投資國的寡頭市場結構有向東道國傳導的趨勢（Caves，1974）。即高度集中市場中寡頭間的相互依賴格局隨著寡頭們向相同行業對外直接投資而跨越了國界。

4.FDI進入后的東道國市場結構變遷。弗農按照其產品生命周期理論，提出了一個直接投資在東道國的產業市場結構動態轉換模型（Vernon，1977）。即跨國公司進入東道國后憑借各種優勢建立起來的最初壟斷地位，將隨著跟隨者的進入（包括其他國外廠商及較晚進入的當地廠商）而會轉為寡頭壟斷或競爭；然后再隨著當地廠商的工藝模仿、走向成熟而使東道國市場最后形成有效競爭的市場格局。

5.直接投資進入的階段特征及其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東道國產業市場結構的變化，在有國外直接投資的情況下主要取決于外資進入的方式和東道國原有的產業市場結構。外資進入方式包括新建投資或兼并收購進入、初次進入或第二階段進入。就初次進入而言，弗農認為，東道國原有廠商的市場份額將隨著來自國外的進入發生而下降，但勞爾卻有不盡相同的觀點。勞爾認為，跨國公司的進入，不管是初次進入還是第二階段進入，都將因其擁有的更大規模、資本密集程度更高的技術、工藝、更多樣化的產品及在融資、技術、營銷等方面的優勢使跨國公司在東道國的市場占更高份額的可能性更大（Lall，1979）。

二、FDI對中國市場結構的影響

貝爾曼和鄧寧等列舉了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四種目的：尋求自然資源、占領當地市場、尋求經營的高效率、競爭策略的考慮（Behrman，1972；Dunning，1993）。引進外資是中國開放經濟的一項重要內容。然而，一國能否有效引進外資，除了取決于該國的政局穩定程度、資源豐裕程度、勞動力價格、市場規模等因素之外，東道國市場結構的影響不可低估。另一方面，隨著中國開放步伐的加快，以壟斷為特征的FDI進入必然對我國相關行業的市場結構產生重要影響。

（一）FDI對規模經濟的影響

達到有效的規模經濟所要求的水平會推動市場集中，政策決策者的目標是既要利用規模經濟，又要保持市場的充分競爭。

在市場需求規模不變的情況下，隨著FDI的進入，行業內在位企業數量增加，平均的企業規模就有下降的可能。

然而，市場開放除了帶來外來的直接投資之外，也帶來了更新的技術和更大的市場需求。更新的技術使生產可能性曲線有了外移的可能、更大的需求則從需求方面為擴大規模提供了條件。因此，FDI對國內規模經濟的影響可能是積極的。

關于FDI對規模經濟影響的典型案例是汽車產業。據有關資料，改革開放以前，我國國內汽車制造企業達200多家，平均生產規模為二百多輛/年，最小企業的僅為年產十多輛，規模經濟效應根本無法體現。隨著德國大眾、美國通用等跨國公司的進入，中國的汽車制造業發生了本質性變化。經過一段時期的競爭，國內汽車制造業優勝劣汰，存活企業的生產規模普遍擴大。如美國通用在上海的投資10多億美元生產別克轎車，年設計生產能力15萬輛，基本接近了最小有效規模。

（二）FDI對市場集中度的影響

改革開放初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的方式主要是新建投資。由于我國的經濟結構完整、部門比較齊全，FDI進入之初一般都會使國內市場集中度降低，從而促進市場競爭。

同時，在我國有兩種情況導致跨國公司在華新建投資提高了市場集中度：一是跨國公司的產量超過國內廠商所生產的數量，二是因為跨國公司所生產的產品在國內是全新的產品。其中，后者更加普遍。以計算機產業為例，90年代初國內廠商還無力進行自主開發，結果國外產品迅速搶占了我國計算機市場，跨國公司大有壟斷我國計算機市場的趨勢。這種狀況直到90年代中后期國內聯想等廠商引進和自主開發之后才開始改觀。另外，我國的汽車工業也是一個典型的幼稚行業，FDI所帶來的產品一般都是國內空白的產品，如80年代德國大眾進入我國汽車市場之時，基本上壟斷了我國的中檔轎車市場，90年代末，三資企業實現的銷售收入約占整個行業的65％，創造的利潤占整個汽車行業的80％以上（王洛林，2000）。

90年代中期以后，跨國公司以并購方式進入中國市場的案例增加，而且跨國公司把目標主要集中在處于困境中的國有企業。在外資并購過程中，這些企業大量讓渡股權，低價甚至無償出讓品牌、商業信譽、原材料、供貨渠道、產品銷售網絡等無形資產，大大降低了外商投資的進入門坎，在極短的時間內在同行業的國內其他企業面前樹起了競爭巨人。如柯達進入中國市場時，對我國除樂凱之外的感光材料實行了全行業的兼并，從而很快占據了大量的市場份額，而且我國政府承諾在4年內不批準其他國外廠商在中國的投資。柯達在中國的市場占有率大幅度提高，1998年達到了37.4％，超過了富士（25.6％），整個行業的市場集中度也隨之提高。

隨著時間的推移，FDI對東道國市場集中度的影響還取決于一系列因素：跨國公司在當地的規模以及持續增長的能力、跨國公司的市場績效以及對當地廠商長期的生存競爭能力的影響、是否有更多的FDI或貿易品的進入、東道國本地廠商對FDI的反應以及本地廠商的技術開發和模仿學習的能力、東道國市場其他競爭者的數量和規模。

由于中國市場的特殊重要性，往往是一家跨國公司來華投資之后，其他跨國公司也會采取跟進策略。因此，只要政府沒有賦予跨國公司獨占權，單一的跨國公司不可能長期控制我國的某一行業或產品的市場。如通訊行業，國際著名程控交換機廠商紛紛加盟中國市場的競爭，如AT&T、愛立信、北方電信、西門子、NEC、三星、阿爾卡特、諾基亞等國外廠商都在中國搶占灘頭陣地，到1995年底這些企業的年生產能力占到了全國程控交換機生產能力的70％，市場占有率達到了90％以上。跨國公司在我國市場上競爭的同時，民族企業奮力抗爭，積極利用跨國公司之間殘酷競爭所產生的技術外溢效應，在政策的扶持下，我國的通信設備制造企業實力不斷增強。在程控交換機行業，國內技術最早實現突破，發展最為成熟。大唐、華為、金鵬、中興、巨龍等公司具備了一定的自主開發能力，不斷推出新產品。1998年以后，國內廠商不斷從國外廠商手中攻城掠地，市場份額開始大幅提高，國外廠商壟斷我國程控交換機市場的局面開始被突破。

在跨國公司剛剛開始進入，我國一個行業中只有一兩家跨國投資企業時，的確存在跨國公司的市場集中度很高的問題。例如上海大眾汽車公司，在較長時間內幾乎是我國中檔轎車的唯一生產企業，產品價格也處于相對高位，但是隨著眾多跨國公司來華投資，它們之間的競爭十分激烈，一汽捷達、二汽富康都與上海桑塔納展開競爭，桑塔納的市場占有率開始下降。

從彩電業看，在大屏幕彩電上國外品牌市場占有率曾經達到60％以上。但是，以長虹為首的國內彩電廠商不斷提高技術開發能力，努力推出新產品、提高質量、完善營銷網絡和售后服務體系，提高了產品的競爭力，奪回了市場。到1998年，我國彩電市場集中度CR4達到63.3％，國外品牌的市場占有率只有10.5％左右，而且前5位基本都由國產品牌占領。

（三）FDI對進入壁壘的影響

市場進入壁壘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來自政府的政策性壁壘，另一方面是來自在位企業的經濟性壁壘。

隨著FDI大量增加，來自各方的力量會促使我國不斷地降低對外商的政策性壁壘，減少對外商進入的限制，從而大大促進市場的競爭程度。另一方面，市場進入壁壘也會同時隨著FDI增加而提高。

1.FDI進入提高與成本有關的進入壁壘

先期進入的跨國公司憑借其龐大的自有資本優勢和多渠道的融資渠道在中國進行大規模的投資，提高了行業的平均必要資本規模，對于潛在的進入者要想達到在位廠商相同的成本，其資本必要規模至少要達到在位者的規模。這種大規模的投資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如果沒有其他渠道的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國內廠商要想進入高檔轎車市場必須達到通用生產規模，否則會面臨成本的競爭劣勢。與跨國公司大規模進入中國市場之前相比，這同樣也提高了國外廠商進入我國高檔轎車市場的進入壁壘，雖然相對于國內廠商來說，具有壟斷優勢和雄厚資金實力的跨國公司更易于跨越這些壁壘。

跨國公司的全球化生產以及高度垂直一體化程度，可能掌握了某些關鍵的資源，可以利用跨國公司的內部分工優勢在供應資源上享有價格優勢，FDI可以提高絕對成本壁壘。如我國計算機產業關鍵部件長期依賴進口，而在我國進行生產的跨國公司幾乎都在全球市場上進行電子產品的垂直一體化生產，因而在我國生產計算機的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公司內部的分工取得廉價的中間產品，對于在國際市場采購關鍵中間產品的國內廠商來說必然在這些中間產品上存在成本劣勢。

2.FDI提高了國內市場的產品差別化壁壘

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跨國公司全產品系列化的投資在產品空間上構筑起了對潛在進入者的高進入壁壘。一是因為進入者進入時難以找到足夠的產品空間，擠入已有的產品空間必須付出比在位廠商更高的成本；二是因為在位廠商的多樣化產品可以進行風險成本的轉移，在競爭對手進入之時可以采取靈活的競爭手段以阻止進入者的進入。比如漢高公司在華建立了11家企業生產金屬化學品、民用粘合劑、家用洗滌品、化妝美容品和工業用油脂化學品，漢高的6大系列產品5個已來到中國。

（2）FDI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實行多品牌的戰略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以我國的洗發護發用品市場為例，自從美國寶潔公司在1988年進入我國市場之后，很長時期處于市場主導地位，占據了最大的市場份額。造成這種狀況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寶潔公司利用多品牌的戰略形成了產品差別化壁壘?！昂ｏw絲”、“飄柔”、“潘婷”、“沙宣”等，這幾大品牌占據了洗發護發用品一定的特性空間，品牌之間既有競爭又有自己的特色，并具有協同保護的功能。潛在進入者要想在這已有多種品牌占據的特性空間找到能獲利的需求空間難度非常大，多品牌相互交織地對特性空間的占有使進入者的滲透成本很高。

（3）FDI因為消費者的偏好忠誠而提高了產品差別化壁壘，對于潛在進入者來說必然花費更多的廣告推廣費用才能把消費者從跨國公司吸引過來。如可口可樂進入我國之后的碳酸飲料市場。

3.FDI提高研發、廣告上的進入壁壘

跨國公司研發的成果可以低成本地復制和在跨國公司內部具有公共產品的性質，在國外子公司中可以共享，因而在研發上具有規模經濟的特點，跨國公司可以利用在全球一體化生產、網絡化銷售中分散研發的成本。同樣，在廣告上也具有這樣的特點，對于某些標準化的產品，廣告可以向子公司的產品延伸。因此，跨國公司不僅本來在研發實力上強于國內廠商，而且進入我國市場時可以利用研發和廣告上的規模經濟在我國市場上構筑進入壁壘，在相同條件下，潛在進入者要以更高的研發和廣告支出才能在市場上站穩腳跟。

三、結論

已有的研究表明，市場結構與國際直接投資之間具有雙重影響的關系。一方面，市場結構的構成要素（規模經濟、產品差異度、交易成本等）是決定貿易流和外國直接投資的動力機制，另一方面，FDI的進入也對東道國市場結構產生重要的影響。至于具體影響的程度，則有賴于進一步以數據來進行更深入的實證，限于篇幅本文未能作詳細的研究。

現代產業組織理論十分注重其理論的政策含義的研究。宏觀政策的制定，需要考慮維護有效競爭的市場環境。一方面，促進國內市場結構合理化，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國際直接投資；另一方面，由于國際直接投資企業與本土企業的競爭條件（規模、技術、成本、信息、資本獲得性等）不同，導致的福利效果也不一樣。為了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條件，防止部分企業濫用壟斷勢力，必須設計一套適合WTO要求和中國國情的競爭政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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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Stigler.G.J.，1968：TheOrganizationofIndustry.Homewood；Ⅲ：RichardD.Irwin.

篇7

    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投資國與東道國間收入趨同的影響

    在過去的20年中,國際直接投資已迅速地擴散到世界經濟的各個角落。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部門變成了國際直接投資網的一部分。國際直接投資的高水平和互異的形式促進了全球經濟的一體化。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過程中,國與國之間的收入趨同已經成為一個非常重要的研究主題。經驗和理論的研究已聚焦在國與國之間是否存在收入趨同的現象(Ben-David,1994:Greasley and Oxley,1997;Rassekh et al.,2001)。

    自從 Lucas(1988)強調人力資本的積累是經濟增長的關鍵因素后,關于收入趨同的理論分析在內生變量模型的背景下就發展了起來。Tamura(1991)認為技術投資中的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導致了國家間資本收入和產量增長率的趨同。Yuen(1997)使用與Lucas(1988)類似的內生增長模型研究了要素流動性在收入趨同中的作用。他們認為,資本流動將加速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并且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能夠通過附帶勞動流動性的人力資本而可觀地獲得。通過使用一個以人力資本為基礎的增長模型發現,如果人力資本積累過程中存在知識溢出,作為勞動力流動代替者的跨國公司可能也提供一個學習國外技術的機會。

    國際直接投資本身是資本流動的最重要類型,并且作為勞動力流動的代替者能夠影響國家之間人力資本的溢出。A. Mody(2002)認為,國際直接投資在過去的20年中已經促進了國與國之間收入的趨同,而國際直接投資之所以能夠促進投資國與受資國之間收入趨同的主要原因在于:(1)國際直接投資比間接投資效率更高。Bosworth and Collins(1999)研究了外資對當地投資的影響,他們發現,在發展經濟狀態中,一美元的國際直接投資轉化成了一美元的當地投資;相比之下,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在東道國產生的投資效率則要低一些。因為大部分的國際直接投資是以“綠地”投資的形式進行,這涉及新的投資。而銀行貸款和債券發行可能不涉及新的投資;(2)國際直接投資產生了生產力溢出,能夠通過溢出效應提高當地的生產力。從水平溢出角度來看,通過非正式的接觸和外國投資者對當地企業員工的培訓,當地企業能夠提高生產力。從垂直溢出角度來看,國際直接投資企業在東道國會產生一種縱向聯系,外國投資者從而有機會轉移技術并提供培訓以提高當地供應者的生產力。

    Changkyu Choi(2004)使用1982-1997年間OECD的16個投資國和57個東道國的雙邊國際直接投資的數據,運用平行數據回歸的方法對國際直接投資在國與國之間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趨同中的作用進行了研究。發現當雙邊國際直接投資增加時,投資國與東道國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的差距是降低的,并且發現,地理接近和語言相近在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中起著重要作用。Choi假設雙邊國際直接投資對收入水平和收入增長率產生趨同作用,那么國與國之間的國際直接投資規模越大,收入增長率的差距和每單位資本收入的差距就越小,并且所有的差距變量用絕對數據而非原始數據來表示;同時假設當國際直接投資由低收入國家進入高收入國家時,存在逆人力資本溢出的可能性,亦即甚至在國際直接投資是從低收入國家流向高收入國家時,低收入國家也能夠有機會改進人力資本從而與高收入國家進行競爭。另外,地理接近和語言接近被認為是收入趨同的重要因素,因為它們能夠促進跨國人力資本的溢出。

    需要說明的是,不像已有的經驗研究,Choi是在考慮人力資本溢出的前提下,通過運用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來檢驗雙邊國際直接投資的增加是否導致了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的趨同。他認為,不論什么情況,只要國際直接投資率增加,收入差距就將減小;而且,如果兩個國家距離接近并使用相同的語言,收入水平和增長率就會趨同。以此為基礎,Choi又進一步對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運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平行數據回歸,發現當雙邊國際直接投資流動增加時,兩國之間的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長率確實趨同了。這證明國際直接投資的流動對人力資本溢出是很重要的,從而產生了趨同。同時發現,地理接近和擁有相同的語言在趨同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當兩國接近并使用相同語言時人力資本溢出效應加強。

    由此可見,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顯著增長,國際直接投資將驅使世界收入趨同或趨散是一個很值得研究的重要問題。以前關于收入趨同的研究表明,通過勞動力流動而產生的人力資本溢出是造成收入水平和增長率趨同的非常重要的因素,而Choi(2004)則以收入水平和增長差距的絕對值方程為基礎,通過普通最小二乘法回歸和平行數據回歸,證明國際直接投資是造成投資國與東道國之間收入水平和增長率趨同的一個重要驅動力。

    二、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

    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

    (一)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影響的兩種理論

    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影響是國際直接投資對東道國經濟產生作用的結果。而關于國際直接投資的結果有著相互對立的兩種理論--“發展/現代化”假說和“世界系統/附庸”假說。

    1.發展假說理論。發展假說理論建立在邊際生產率理論和儲蓄、消費傾向的傳統經濟學概念之上。該理論認為收入差距是改進每個人收入的必要的前提條件。其研究主線是沿著庫茲涅茲倒U型曲線假說進行的,根據這一曲線,在經濟發展的初期階段收入差距擴大,但當經濟發展達到一定階段時收入差距就會縮小。在經濟發展的前期階段,高收入和低收入部門間的收入差距會擴大并且每一部門內部的收入差距也會擴大。這直接導致了整個社會收入差距的擴大(Adelman and Robinson,1989)。在增長的后期階段,當更多的產品被生產和足夠的勞動力從傳統農業部門轉移到現代工業部門,農業部門的剩余勞動力逐漸消失并且農業勞動力的邊際生產率將提高到工業勞動力的水平。隨著實際勞動收入的增加,經濟增長和政治自由的增加將導致收入分配的更加平等(Fei and Rains,1964:Lenski,1966)。

    雖然發展假說理論的經濟學家很少直接涉及國際直接投資的分配結果,發展經濟學家也還沒有關于考察國際直接投資和收入差距假說的經驗研究,但是發展假說理論的經濟學家對經濟發展和收入差距研究已經做出的重大貢獻,足以使我們對其代表性的研究進行概括和總結。根據發展假說理論,更為重要的是現在的投資而非原來的投資。資本,無論是國外的還是國內的,帶來了增長并且其益處會最終擴散到整個經濟中。因此,即使國際直接投資僅在幾個領先部門帶來了收入的增長,但從長遠來看將有利于收入分配的平等。例如,東亞出口加工區的國際直接投資,曾經對低工資就業的增加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從而改進了收入分配的范圍。大多數的發展假說理論經濟學家認為,經濟系統的類型和發展策略等因素,是收入分配的決定性因素。只要充分考慮這些因素的影響,外資數量的不同不能引起收入差距的任何變化。因此,發展假說理論的觀點是:從長遠來看,國際直接投資有利于東道國內的收入分配,不會引起東道國內收入差距的擴大。

    2.附庸假說理論。相對于發展假說理論的內隱論證,附庸假說理論則提出了一些關于國際直接投資分配效應的觀點。附庸假說理論從世界經濟和歷史的角度研究差距問題,認為影響收入差距的是社會體制和生產組織,而不是經濟產量和財富。一個國家在世界經濟中的相對位置是決定其收入分配的關鍵。更確切地說,收入差距是核心國家和邊緣國家之間關系的對應物,并且邊緣國家收入差距的程度由附庸發展過程決定(Girling,1973;Rubinson,1976:Bornschier and Chase-Dunn,1985)。

    伴隨著國際直接投資的工業化進程的逐漸加快,在發展中國家跨國部門任職的員工明顯地形成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這些“勞動精英”的收入是標準收入的4-10倍(Girling,1973),以至于促使在傳統部門工作員工的工資伴隨著生產過程的資本密集程度的不斷提高而逐漸增加,這反過來又導致傳統工業部門失業人數的增加。結果,勞動收入相對份額的增加不僅沒有帶來更大的平等,而且直接導致了收入差距的擴大。換句話說,在這種附庸工業化的類型下,收入的擴散和混合效應沒有出現。而且,當融入世界經濟后,勞動精英通常會努力維持和鞏固他們的領先地位。由于共同的利益,當地勞動精英會為外國投資者壓制甚至驅逐本土企業家。這種為了使利益最大化的國家間利益聯合的嘗試,具有深層涵義。在世界系統框架中,國家被認為具有市場和生產的權力。當勞動精英包括了國家組織中強有力的執行者,并且當勞動精英和國家通常由國外信用支撐時,一個經濟加政治的“三角聯盟”就出現了(Evans,1979)。然后,當市場不能為它們的利益服務時,這個經濟加政治的聯盟就會操縱國家的獨有權利來干預市場。這個聯盟的形成因此意味著,任何想改進收入分配的政策都具有內在破壞性的因素。實際上,這可能是發展中國家收入差距的最根本原因之一。

篇8

關鍵詞:國際投資;新特征;利用外資

中圖分類號:F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3198(2010)09-0025-02

1 引論

利用外資已成為湖北經濟活動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從國際投資的新特征中,分析其對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可為湖北今后利用外資提供依據。

2 國際投資的新特征

2.1 國際直接投資規模迅速擴大,但勢頭有所減緩

FDI inflows,global and by group of countries,1980-2005(Billions of dollars)(資料來源:世界投資報告)

國際資本流動是從流通領域逐步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的,這一發展規律從根本上決定了國際直接投資規模的擴大趨勢。由上圖所示,從1993年至1998年底,外商直接投資規模一直成擴張的趨勢,外國直接投資企業在全球的投資存量已超過4萬億美元,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這主要是由于發達國家對外投資步伐加快帶來的。雖然從1999年至2003年,國際投資規模有所下降,但2003年后,上升的勢頭再一次顯現。

2.2 發達國家之間的資本雙向滲透仍占主流,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很不平衡

90年代中期以來,國際直接投資的重點一直偏向發達國家。無論是從對外直接投資看,還是從吸收外國直接投資看,發達國家都占據主導地位和絕對大的比重。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對外直接投資國和吸收外資國家,其對整個國際投資乃至世界經濟格局的變動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由于國際直接投資重心偏向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本相對較少,且在區域分布上也不平衡,許多非常貧困的國家得不到跨國公司的青睞和惠顧,在當今這樣一個全球化的時代中正日益邊緣化。

2.3 國際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逐步升級,高新技術產業和服務業受到青睞

從圖中可以看出,從1987年到2005年來,FDI對第一產業的直接投資明顯萎縮,對第二產業的直接投資亦呈現相對下降趨勢,而對第三產業的直接投資大幅度增長。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創新和各國產業結構的加速調整,國際直接投資的重心明顯向附加值高的技術和知識密集型產業傾斜。

2.4 國際直接投資方式日趨靈活多樣,國際戰略聯盟成為跨國公司發展的新形式

由于科技革命步伐加快和國際市場競爭加劇,世界各國尤其是西方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不斷變換投資方式,相互締結國際戰略聯盟。其中包括合并式聯盟,互補式聯盟和項目式聯盟。戰略聯盟,為跨國公司增加新的市場機會,提高跨國公司的國際競爭地位。這種戰略調整已經被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所使用。

2.5 國際直接投資主體多元化,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能力增強

隨著國際殖民主義體系的瓦解和第三世界民族經濟的復興,一些發展中國家在吸收和利用外資的同時,先后開始發展對外直接投資,從而使現代國際投資具有了新的內涵,成為世界各國之間有效配置資源、加強經濟技術合作的一種重要形式。

2.6 國際直接投資政策自由化成為大趨勢,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的投資協調合作取得新進展

在經濟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國經濟對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的依存度普遍提高,有關外國直接投資流動的政策進一步趨向寬松和自由化,為國際直接投資的規模擴大和領域拓寬創造了更好的政策環境。以國家為主的單邊層次上的國際直接投資政策改革不斷深入,雙邊和多邊層次上的投資協調合作也不斷取得新進展。

2.7 跨國并購投資潮起潮落

跨國并購投資金額巨大,涉及領域廣泛,區位分布不平衡,以歐美和亞洲新興工業化國家并購較多。而且并購動機趨向長期化,方式多樣化,善意并購的數量不斷上升,“強強”聯合逐步取代“強弱”聯合。

3 新特征對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

國際直接投資不斷涌現出新的特征,勢必會對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產生重要影響,進而影響到湖北省對FDI的利用。3.1 有利影響

(1)彌補了湖北省建設資金的不足,促進了湖北經濟的快速增長。

長期以來,建設資金的短缺一直是制約湖北省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在新時期里國際投資規模不斷擴大,國際資本流動從流通領域逐步深入到國際生產領域的,FDI的數額不斷上升。湖北省可以借此機會積極引進外資,彌補建設資金的不足,以基本設施建設來擴大內需,增加就業,促進湖北經濟的快速發展。

(2)有利于引進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管理經驗。

跨國企業的不斷擴大,最主要是因為其憑借很強的技術優勢和先進的管理團隊,通過復合式一體化戰略及其網絡式組織結構將各國經濟聚合在一起,開創出一個以高級的公司內分工為基本框架的國際生產一體化體系。如今跨國公司前所未有的擴張,將其先進的技術向發展中國家轉移,對促進湖北省各中小企業的技術改造具有重要作用。同時,通過與外國投資者共同參與企業的經營管理,學習國外先進的企業管理經驗,并造就一批新型的企業管理人員,這對提升企業的經營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動作用。

(3)有利于擴大出口,增強產品國際競爭力。

省內的企業通過各種形式引進外資,吸收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適應國際市場的需求,生產出適銷對路、質量高的產品,進而不斷提高產品的國際競爭力。據湖北省統計年鑒顯示,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總額占全省出口總額的比重不斷提高,外商投資企業的出口已成為推動湖北省出口增長的關鍵因素。

(4)有助于優化產業結構。

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變化和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的發展,國際投資的重點已出現了戰略性的轉移,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受到青睞。這些特征為湖北省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提供了方向。為了更好地招商引資,湖北省不斷地調節和優化產業結構,大力發展服務業。根據已有的統計發現,房地產業已成為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熱點。產業結構的優化,更有利地推動了湖北省經濟的迅猛發展。

(5)促進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

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對湖北省經濟體制的轉軌具有明顯的促進作用。外商直接投資為全省帶來了市場機制和競爭機制的觀念,這有利于打破壟斷,有助于國有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推動政府職能轉變,不斷深入宏觀經濟管理體制的改革,對于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3.2 不利影響

(1)喪失了吸引外資的比較優勢。

豐富的自然資源,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勞動素質比較低) ,潛在的巨大市場一直是湖北吸引外資的最主要優勢。但是在以高科技和信息為主的知識經濟時代,在經濟全球化和世界貿易逐漸自由化的今天,高素質的科技型勞動力、發達的交通通訊設施、高效運轉的管理體制、順暢的市場營銷網絡,良好的投資軟環境、自由的市場準入制度才是吸引外資的最重要因素,而本省恰好在這些方面有很大的欠缺,以至于失去了吸引外資的優勢。

(2)引進外資方式落后,脫離了國際慣例軌道。

跨國并購已經成為國際投資的主要形式。并購金額在國際資本流動即國際投資中占了80 %以上的份額,其他傳統的國際直接投資形式如合資、合作等已不足20 % ,居于次要地位。

湖北利用外資的方式主要是“三資”,即合資、合作、獨資,近年來又有了合作開發、國內企業到境外上市、在滬深股票交易所開設B 股作為補充等。這些方式明顯和90 年代后期國際投資的新特征不一致,導致湖北被排除在國際資本投資區域選擇的范圍之外。

(3)產業結構不合理,使外商失去投資的興趣。

湖北引進外資過分重視引資的規模,卻忽視了利用外資的結構,沒有將外資投向和本國產業結構調整結合起來。在行業選擇上,外資主要投向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尤其是一般加工工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而對于國民經濟發展關系重大也是我們發展的薄弱環節的高科技產業、基礎產業、能源交通、農業等加工項目投入較少。根據1996 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資料顯示,外商投資企業中,50 %為加工項目,30 %為飯店、旅游一般服務業,10 %為基礎項目,僅僅不到10 %為農牧業及其它項目。而當今社會,外商投資的重點偏向于高新技術產業和第三產業。產業結構的不合理會導致湖北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額下降。

4 對策及建議

根據湖北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存在的問題,筆者認為應采取以下幾條措施,使湖北更好地適應國際投資的發展趨勢。

(1)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方式,放寬對外商投資領域的限制。

傳統的合資、合作、獨資利用外資形式雖然不能放棄,但是和當前國際資本流動的潮流不相符合。要穩定和擴大利用外資規模,必須采取國際通行的方式,即跨國收購和兼并,與國際接軌,拓寬外商直接投資的領域,擴大外商投資的選擇權。

(2)完善產業結構,推動產業升級。

作為農業大省和糧食生產區,要加快農業基礎設施的建設,大力推進科技興農,穩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實現農業增產和農民增收。一方面培養市場, 另一方面吸引外資投向農業,以工業理念謀劃農業,帶動經濟結構調整。大力發展第三產業, 特別是電信、銀行、 保險等增長最快的行業,以吸引外資投入。另外,由于湖北是國家的老工業基地, 有為數眾多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對這些企業進行產權制度變革,特別是允許外資參與其中,將對外資具有吸引力。積極借鑒東部發達地區新型工業化的經驗和措施,把獲得的一系列新機遇轉化為競爭優勢和增長優勢,把潛在的可能變為發展的現實,走出一條高速穩定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把湖北建造成中部地區的制造業中心。

(3)改善投資環境和法規。

投資環境和服務質量欠佳是湖北吸引外資的“瓶頸”。為了提升吸引外資的競爭力,可對外資并購國有企業可以給予優惠的政策和措施,建立開放的投資服務環境。改善環境要作為吸引投資的關鍵環節,從改革體制和機制上下功夫,努力營造公開、公正的法制環境,誠實守信的信用環境和優質高效的服務環境,使外商直接投資政策更加自由化。

參考文獻

篇9

在世界經濟中，國際直接投資是最能體現經濟全球化概念的經濟運作方式之一，且與國際貿易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隨著經濟全球化的進程加快，從總體上看，國際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相互作用、相互促進，都在大幅度增加和日益擴大。但具體而言，在經濟全球化的條件下，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究竟存在著何種關系，是具有互補性還是具有替代性？對外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際貿易的發展還是相反？在加入WTO之后，我國政府和企業如何充分利用WTO的規則，在對外直接投資中促進貿易出口的增長，本文試圖對這些問題做一分析。

一、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理論解析

影響國際貿易增長的因素有許多，從理論上講，僅就國際貿易與國際直接投資的關系而言，直接投資究竟是構成對貿易的替代，還是產生了對貿易的創造，這主要取決于國際直接投資的類型。

按照小島清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從一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分析，國際直接投資可分為三種類型：（注：［日］小島清：《對外貿易論》第423頁，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版。）(1)自然資源導向型投資。在東道國尋求某種自然資源既是為了滿足母國本國的需要，也可以向其他國家出口。因此，資源導向型的投資不僅擴大了母國自然資源的生產規模，而且也促進了母國與東道國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甚至還擴大了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國際貿易發展。(2)市場導向型投資。如細分起來還可以分為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和占領市場型投資。因此，在這種類型中，國際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之間的關系比較復雜。如：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后的初始階段，因各種需求的存在，貿易是創造性的；當投資和生產形成一定規模時，“就地生產，就地銷售”的結果勢必會減少貿易的往來，因而具有貿易替代效應。但如果是突破貿易壁壘型投資，也許這種投資對貿易的間接促進會使貿易的規模進一步擴大。但全面地分析，即使是前面所述的替代貿易時，在東道國進行市場導向型投資也可能會帶來服務貿易方面新的需求。(3)生產要素導向型投資。這主要是指在東道國尋求低成本勞動力的投資。這種類型的投資，因國家之間比較優勢而形成的國際分工，在初始乃至相當長的一個階段中無疑是加大了貿易的發展，如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投資而進行的加工貿易。但因比較優勢是動態而非靜態的，這種投資與貿易的關系也要視具體情況而進行具體分析。

在理論上闡述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貿易的替代關系的還有佛農(Vernon.R)，他在其著名的產品周期理論中，通過對新產品、新技術的創新、模仿和擴散的動態分析，闡述了母國的出口與對外直接投資的關系。在新產品的第一階段，產品在技術創新國國內的生產、銷售主要以滿足國內需要為主（也存在向收入水平和消費結構比較接近的其他國家出口的可能性）；但是，隨著技術的成熟化，同時又面對其他國家企業的競爭，降低產品成本成為技術創新企業維持其海外市場占有率的必然要求，這時便出現了技術創新企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佛農認為，一般地這種對外直接投資不會產生對母國出口的替代效應。但是，如果這種投資發生得過早，就有可能替代母國的出口。在技術進步日益加快的情況下，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新產品的生命周期不斷縮短，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貿易的替代影響將越來越明顯。

總之，對外直接投資與國際貿易的關系即存在互補性，也具有相互替代性，這要根據母國（或跨國公司）投資的動機、類型和發展階段而定。

二、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的實證檢驗

當我們從實證分析的角度再來看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會發現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在這方面存在一些異同。因此，在下面的分析中，我們將對這兩類國家分別進行研究。

（一）發達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國外一些學者將對外直接投資與某些產業的實際出口聯系起來進行了實證研究。如，伯格斯坦(Bergsten.C.F.)認為，在美國不同的對外直接投資產業中，那些對外直接投資程度較低的產業，其出口水平也較低；隨著對外直接投資水平的提高，出口規模也相應上升；但是當對外直接投資超過一定規模后，追加的對外直接投資對出口的促進效應就逐漸消失了。因此，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貿易之間既是互補關系也是競爭關系。隨著跨國公司國際化程度的提高，其對外直接投資與出口的競爭（替代）也將不斷加劇，因而海外子公司的生產將逐漸替代美國的出口。同時，學者們也有相反的發現，利普賽(Lipsey.R.E.)和威斯(Weiss.M.Y.)的研究表明：無論在發達國家還是在發展中國家的市場上，美國的出口與美國海外子公司銷售額都是高度正相關的，而且美國海外子公司的生產銷售都部分替代了美國出口競爭伙伴中的發達國家企業的出口

（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關系

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除去個別的現象，較大規模的起步應從20世紀60年代算起，拉丁美洲的阿根廷、巴西、墨西哥和委內瑞拉，亞洲的印度、韓國、新加坡、菲律賓和中國臺灣地區都是從那時起陸續向國外或境外進行直接投資的。20世紀70年代后期，中東石油輸出國組織一些成員的投資方式也從貸款轉向間接投資，再由間接投資轉向直接投資。（注：宋亞非：《中國企業跨國直接投資研究》，東北財經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雖起步較晚，但發展速度較快，而且由原來主要投資于鄰近的國家和地區，逐步轉向向發達國家進行直接投資。

伴隨著經濟實力的提高，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世界級大企業的數量也在逐漸增加。1997年，發展中國家企業進入“全球500強”的僅有22家，平均營業收益率為3.6%；而2000年入圍企業增加到33家，平均營業收益率提高到5.2%，且高于“全球500強”4.7%的平均收益率（注：張金杰：《國際直接投資形勢與跨國公司的戰略調整》，王洛林、余永定主編《2001-2002年：世界經濟形勢分析與預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2年版。）

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健康發展對貿易的促進也有其特點。首先，小規模和特殊商品是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的優勢。由于發展中國家跨國公司大多數屬勞動密集型的小規模生產，資本勞動比率比發達國家跨國公司低許多，發展中國家東道國更愿意接受勞動密集型高的項目投資。即使是進行規模較大的生產性投資項目，與發達國家相比，作為母國的發展中國家也占據勞動力成本低的優勢。同時，這種生產性投資也將給母國帶來原料、設備的出口增加，因而具有很強的投資與貿易互補性。其次，發展中國家的對外直接投資一般側重于擴大出口的市場銷售戰略。無論是為保護原有的出口市場，或是開辟新的市場，還是避開貿易壁壘，發展中國家多采取各種方式保障出口，在達到一定實力和經驗積累后，逐步再向全球經營戰略發展。

考察韓國的經濟，其迅速發展得益于通過出口把國內產業與國際市場緊密連接的結果，從而使國際市場容量的不斷增大，并對國內經濟的增長起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從1991年韓國全國經濟學家聯合會的一份《韓國制造業的國外投資經營成果調查表》（注：參見杜玲博士論文：《發展中國家／地區對外直接投資：理論、經驗與趨勢》，2002年5月。）中，我們看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總的來講與貿易聯系較多，所占比重也較大。如開拓市場與回避進口限制兩項都與貿易緊密相連，其之和所占比重在韓國整個對外直接投資動機中達到35.7%。當然，從表中還可以看出，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因區域不同而有所差異。在北美洲和歐洲地區，開拓市場的動機比重最高，占到29.3%，比其他動機的比重平均高出10個百分點，這是為適應當地區域化經濟和確保新產品市場的結果；在拉丁美洲、大洋州地區，最高比重的動機為回避進口限制，占27.3%，也比其他動機高出10.4個百分點，這說明韓國對外直接投資在此兩個地區對貿易壁壘的突破動機占據很重要的地位。

但具體到韓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行業，還有更進一步的動因分析。如李宏格（音譯）(Lee,Honggue)對韓國電器行業的研究。電器是韓國最重要的制造業部門，在20世紀90年代初韓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五大電器生產國。李宏格指出，韓國電器行業在1989年的對外直接投資額比1979年增長了85%，顯示出韓國在該行業的對外直接投資于20世紀80年代末達到了頂峰——盡管與韓國電器產品的出口相比其投資的規模是非常有限的：1976-1992年間電器行業對外直接投資為5億美元，而1992年電器產品的出口額卻高達161億美元。李宏格分析，韓國電器行業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主要表現為維持和擴大出口的需要，即通過對外直接投資提高出口產品的競爭力。那么，這種對外直接投資的壓力主要來自兩個方面：一方面，是韓國本身國內勞動力成本不斷上升所造成的壓力，迫使電器行業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在國外尋求廉價勞動力以降低生產成本（主要是在亞洲地區）；另一方面，則是來自歐美國家貿易保護主義的壓力，在韓國擴大對歐美出口的同時，其電器產品也已成為反傾銷的對象——這一點對我國在加入WTO之后，重新審視海外投資與貿易的關系時，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綜上所述，盡管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因有所不同，但總的趨勢是積極的，對外直接投資有利于一國的對外貿易乃至國際貿易；由于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的互補關系和替代關系在不同的發展階段表現不一，所以對外直接投資對母國出口的影響具有動態效應；在經濟全球化的今日世界，對外直接投資已不僅僅是發達國家的“專利”，它對發展中國家來講同樣是必不可少的經濟運作方式。

三、中國海外投資發展與貿易的關系

為了論述的方便與國土概念上的準確，我們把以下涉及的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稱為“海外投資”。

（一）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與現狀

中國海外投資的發展，比較準確的提法應該從1949年算起。但因那個時期的海外分支機構都是一些貿易企業，規模又非常小，一般不在我們的討論之內。從1978年的改革開放至今，中國海外投資的步伐越來越大。截至2001年年底，經外經貿部批準的企業就達6610家，中方海外投資總額已達83.5731億美元，遍布全球153個國家和地區（注：此海外投資的區域數字以《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年鑒》（2001年）為準。）。

1.中國海外投資的區域分布。中國海外投資在全球的區域分布正逐步由集中化向多元化方向發展。但目前從投資的額度來看，集中化的表現還依然存在。截至2001年底，中國海外投資企業數量在全球主要63個國家和地區的分布見表1。從基本格局看，發展中國家和地區（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占28.99%，發達國家（歐洲、大洋州和北美）占27.99%，加上中國港澳地區33.46%的分布，大致呈現出各占1/3的態勢，可以說是一個多元化的分布。具體的投資額度和比重見表1。

表1中國海外投資區域分布表（截至2001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外經貿部《對外經濟貿易簡要統計》(2001)整理。

通過以國家和地區分布的形式進一步對投資額排序，我們就可以看到中國海外投資分布的集中化：即地緣優勢和人緣優勢使相鄰國家（地區）和海外華僑聚集的國家（地區）成為中國海外投資的集中區域。至于在拉美地區和非洲投資額分布得較高，一般為投資行業的原因所致，這將在下面進一步闡述。

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分布。中國海外投資是從貿易型企業起步的。這些貿易型企業開始在海外做的商業性工作是為對外貿易企業提供信息、進行市場調查和客戶聯系服務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在中國政府有關政策的引導下，生產加工型企業有所增加。但總的來看，服務貿易型的投資行業特點仍十分突出。根據對外經貿部的統計，截至1999年，中國海外投資中服務貿易型企業，無論從企業數量上還是在投資額度上仍占絕大多數；生產加工型企業雖然在企業數量上增加較快，但在投資額度上還處于較小規模；而資源開發型企業在投資額度上比生產加工型企業還要大些。詳見表2。

表2中國海外投資的行業與投資額分布（截至1999年底）

附圖

資料來源：根據中國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提供的數據整理。參見：外經貿部發展司：《中國的境外投資狀況》，《國際貿易論壇》2000年第5期。

一般地，中國海外投資在發達國家的多為服務貿易型和研究開發型，即非生產性項目。服務貿易型企業的運作主要是為了服務于國內企業的出口，以促進中國產品的出口；在海外投資于研究開發型企業則是為了更有利地接近發達國家或地區的先進技術，以提高我國產品的國際競爭力。而中國在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則大多為資源開發型和生產加工型，即非貿易性項目。資源開發型的投資，主要是為了獲取國外開采條件較好或儲量、品位較高的石油、礦產、林業、漁業等資源，以滿足國內經濟發展的需要；生產加工型投資，主要為轉移國內長線產品的生產能力或發揮中國在技術、管理上的比較優勢以占領當地的市場，同時帶動相關材料、設備、零配件的出口。因此，這也是生產加工型的投資大多集中在亞洲、拉美和東南亞地區的主要原因。

（二）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互動

1.中國進行海外投資的動因。從外部條件上看，經濟全球化使各國經濟進入生產、銷售、采購的全球體系成為必然。中國既然已經實行了“引進來”的改革開放，也必然要實施“走出去”的對外開放，以充分利用國內外“兩個市場”和“兩種資源”，實現資本、技術和人力等生產要素的雙向流動，提升國內的產業結構，促進本國經濟的發展。

從中國國內經濟發展的需求上看，“走出去”到海外投資不僅是政府的政策號召，更主要的是國內企業自身發展的利益驅動和內在要求。如前所述，一國的對外直接投資有許多動因，具體而言，中國海外投資的動因主要有如下五點：(1)尋求資源開發。中國雖地大物博，但人均資源占有率很低。在進入21世紀中國現代化的進程中，資源短缺對中國經濟將是一個嚴重的制約。其中，開發的重點放在對我國經濟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對外能源投資，即對石油、天然氣的開采；此外，還有一般性資源（如：黑色和有色金屬礦產資源、樹林資源等）的開發。在海外投資開發資源，主要是為了保障我國資源長期、有效和穩定的供應。(2)擴大出口貿易。無論是從中國政府政策的角度，還是從企業投資的角度，利用對外直接投資帶動材料、機器設備、零部件的出口，甚至帶動服務業的出口，都是目前進行對外投資最多的動機。在政府制定的有關海外投資政策中，著眼點基本上都是擴大出口，是與對外直接投資有關的貿易措施；綜合對中國海外投資企業的動機調查，擴大出口也占了相當大的比重。（注：參見段云程：《中國企業跨國經營與戰略》，中國發展出版社1995年版；謝康：《跨國公司與當代中國》，立信會計出版社1997年版；魯桐：《中國企業海外經營：對英國中資企業的實證研究》，載世界經濟學會編《世界經濟與中國：2000-2001年》，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3)開拓國外市場。在中國國內需求不足以及同類企業競爭激烈的情況下，積極開拓新的國外市場是企業利益驅動的內在動力所致，也是企業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動機之一。這與理論上闡述的發展中國家對外直接投資的動機之一——尋求市場型是相同的。(4)規避貿易壁壘。從對外直接投資的理論上講，規避貿易壁壘或突破貿易壁壘都是尋求市場型的一種動機。由于我國現已加入WTO，關稅逐步下調后，規避各種貿易壁壘已成為擴大出口和占領國外市場的一個重要手段。特別是近年來，出口配額限制、對中國出口產品的反傾銷等情況越來越嚴重，因此利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可謂是突破貿易壁壘的一個有效方式，也是對特殊貿易限制的一個反應。(5)獲取高新技術。在海外投資是中國企業獲取高新技術的一條重要途徑。中國的一些航天、航空、電子、生物化學和機械業的大型企業已經開始通過對外直接投資的渠道學習國外的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少數中國企業還在國外投資建立了研究和開發機構，用最近的距離、最快的時間學習、研發最新、最前沿的技術。當然，這種類型的投資需要雄厚的資金支持，但它將是最具潛力的海外投資。

2.中國海外投資對貿易的影響。如前所述，無論是從理論研究還是實證分析上，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即存在互補關系也不乏替代關系，即存在貿易創造效應也有貿易替代效應。具體到中國的實際，由于投資行業的特點和投資區域的不同，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要視具體的投資行業和投資區域而定。首先，服務貿易型企業的投資，動機與目標非常明確，肯定是為擴大出口服務的，因此這類企業的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無疑是積極的；其次，資源開發型企業的海外投資，進口的資源都是我國相對成本低或戰略的需要，同時還能帶動設備、制成品（如鋼材）、技術和勞務的出口，雖然會帶來一定的進口貿易增長，但從整體上看對我國出口貿易還是起到了促進作用；最后，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對我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情況較為復雜。我們將對生產加工型企業的海外投資做一個具體分析。(1)機械行業。機械行業中如汽車、摩托車零配件組裝，家用電器中的CKD、SCD（注：CKD:CompleteKnock-Down，即全分解裝配：將產品全部拆散成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SKD:SemiKnock-Down，即半分解裝配：將產品拆散成部件或部分部件、部分零件后提供給買方組裝成整機。）等，由于絕大部分甚至全部都要使用國內的零部件，在初期設備投資之后，后續的零部件就成為組裝生產的必備條件。因此，從總體上看，機械行業在海外投資對我國出口的帶動作用是持續且長期的。特別是大型家用電器，這是典型的加工組裝型產品，根據外經貿部的有關統計，家電行業投資帶動出口的系數比其他產品高達20-30倍。金城集團的案例也顯示，摩托車產品在海外投資建廠生產后，大幅度地帶動了該集團的出口：1997年海外銷售收入250萬美元，帶動出口近150萬美元；1998年海外銷售收入近600萬美元，帶動出口達400萬美元（注：李鋼主編：《“走出去”開放戰略與案例研究》，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出版社2000年版。）。實證分析表明，機械行業由于技術與原材料、散件的高度結合，海外投資就可帶來明顯的貿易創造效應。(2)輕工行業。嚴格地講，輕工行業中也有屬于機械行業的產品，區分出來的主要是體積較小的機械產品如自行車以及其他輕工產品。這類產品的特點是，體積較小，出口運費沒有體積較大的機械產品高，與海外加工的生產成本比，在國內的生產成本更低，因此這類產品的海外投資與出口很可能出現替代關系。也就是說，在國內生產此類產品后出口更經濟，就很少會有企業再到海外投資生產；即使在海外投資并形成規模生產，對國家的出口帶動作用也不大。(3)紡織服裝行業。紡織服裝業的投資主要是規避貿易壁壘，由于根據多種纖維協議，在投資國的出口配額已經用盡時，如果東道國尚有未使用的配額，投資國便可以使用。中國在紡織品領域受歐美出口配額的限制非常嚴重，因此不少的紡織服裝企業到海外投資主要動機都是為了突破配額的壁壘，在海外尋求更廣闊的市場。這種類型的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也要視情況而定：一次性投資建廠可以帶動國內紡織機械的出口，但對出口貿易沒有持續的帶動作用；使用國內材料多的，可以促進國內原材料、面料的出口，但有原產地規定比例的國家對此也有一定的限制；在有的國家（地區）可以享有免配額、免關稅的優惠，則可以大大提高我國產品出口或向第三國出口。因此，紡織服裝行業在海外的投資對我國出口貿易的影響是擴大還是替代，兼而有之，目前尚未找到實證數據。

四、結論

1.綜合國際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的理論，回顧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對外直接投資與貿易關系中的發展，以及中國海外投資與貿易的現狀與特點，論述了中國海外投資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影響，我們進一步證實了對外直接投資與對外貿易既存在互補又存在替代關系、中國的海外投資既有貿易創造效應又有貿易替代效應的理論。有意義的是這些互補和替代關系，或稱貿易創造和貿易替代效應，在不同的投資領域、投資行業、不同的投資區域以及不同的發展階段中是有所差異的。

篇10

內容摘要：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促進了中國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本文較為全面地考察了我國和世界上其他一些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工業化進程中對外貿易依存度和直接投資依存度的變化趨勢，分析了我國經濟增長中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貢獻，提出在新時期要大力發展外向經濟、提高直接投資依存度、保持對外貿易依存度的穩定增長，共同促進我國經濟的增長對策。

戰后，隨著世界經濟一體化進程的加快，國際經濟活動日益頻繁。據統計，1998年全球貨物貿易總額達55620億美元，為1950年的90倍。1998年全球國際直接投資流出流入再創新高，分別達6490億美元和6440億美元，投資存量則超過40000億美元。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的發展，對世界各國的經濟和政治關系產生了重要而深遠的影響、本文將探討改革開放以來國際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

一、對外貿易依存度和直接投資依存度的變動趨勢

國際上一般用對外貿易依存度來測定國際貿易對一國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即一國或地區在某年內進出口商品總值（ex＋im）與當年國民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為了更準確地分析貿易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我們又將對外貿易依存度分為出口貿易依存度和進口貿易依存度，分別是出口貿易總值和進口貿易總值與當年gdp的比值。表1列出了世界上幾個主要的發展中國家和地區近10年來對外貿易依存度的變動情況。我們可以根據貿易依存度的大小將這些國家和地區大致分為兩種：一種是從韓國、馬來西亞、泰國和臺灣等為代表的國家和地區，這些國家和地區最顯著的特征是國土面積較小，都在致力于本國和地區的工業化，走外向型發展戰略。近年來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平均對外貿易依存度均在50％以上，尤以馬來西亞最高，1995年對外貿易依存度高達173．2％。另一類是以阿根廷、巴西、印度和中國等為代表，這些國家和地區最顯著的特征是國土面積較大，在經濟開放的同時必須兼顧國內市場的發展，走外向型和內向型結合的發展道路。因此，這些國家和地區的對外貿易依存度一般都不高。

我國的進出口貿易自改革開放以來迅速增長，特別是90年代初以來增長更快。1988——1998年進出口貿易平均增速為13．5％，高于同期gdp的增長率9．21％。1998年進出口貿易總額雖較上年稍有下降，但仍達3239．3億美元，居世界第十一位。另外，從90年開始，除1993年外，我國的出口貿易依存度一直高于進口貿易依存度，持續的外貿順差增加了我國的外匯儲備，推動了經濟的高速增長。

我們再來考察國際直接投資對我國經濟增長的貢獻作用。國際上一般用直接投資依存度來表示一國和地區直接投資流出流入對其經濟增長的貢獻，即odi＋idi／gdp。同樣地，我們用吸收外資依存度表示一國和地區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與gdp之比，用對外投資依存度表示一國和地區向外直接投資的流量與gdp之比。從圖2可以看出，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大致經歷了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92年以前，這一時期外商直接投資流量不大，且多以開展合作、合營企業為主，外商獨資企業很少。第二階段是1992年以后，我國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的數量急劇增加，1998年外商直接投資達453．63億美元，是1990年的13倍，我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全球第二大直接投資吸收國。

和其他國家相比，我國吸收外資依存度在樣本國中是最高的，說明了90年代以來我國大力引進外資帶來經濟增長（見表2）。但與其他國家和地區相比，我國的對外投資依存度卻不高，低于馬來西亞、韓國和臺灣等國家和地區，顯示我國直接投資流出流入的不均衡狀態。這種不均衡狀態在發展中國家，尤其在經濟處于起飛階段是比較常見的現象，但我國直接投資流出流入的不均衡狀況要比印度、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嚴重的多。

二、原因探析 

以上我們分析了對外貿易和國際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高速增長中的推動作用。近幾年來，由于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我國在貿易和直接投資領域出現了一些新情況。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自1994年達到頂峰的43．6％以后呈下降趨勢，1998年已降至33．8％，其中出口依存度為19.2%，進口依存度為17.6％。直接投資依存度也是自1994年達到年89％高峰后一直下降。筆者認為主要是以下原因造成了近年來對外貿易依存度和直接投資依存度的持續走低：

1、亞洲金融危機對我國帶來的負面影響尚未完全消化。東南亞金融危機，造成了世界經濟的一次衰退。據統計，1997年世界經濟增長了4．5%，而1998年則下降至2．5％。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經濟更是呈現負增長。除了臺灣和新加坡外，其他國家和地區gdp下降0．5％-13.7％、各國幣值普遍下挫5—70％。這場金融危機給我國帶來的最直接影響是出口受到極大的挑戰。1998年我國出口僅比上一年增長0．53%，而1992－1997年平均增幅近20％。其中向亞洲地區的進出口分別下降了1．5％和9．9％。另外，由于遭受金融危機影響的國家和地區紛紛采取種種優惠措施吸引外資流入，如放開外資企業持股比例、開放零售和批發市場等，因此影響了我國外資的流入。1998年我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僅比上一年增加0．46%，而1990一1996年增長速度高達53．6％。相比之下，1998年僅韓國、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和泰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就達24.7對億美元，比1997年增加9．5％。

2、我國出口商品結構有待優化。統計資料顯示，1980年我國出口商品結構中初級產品所占比重為50．3%，而1998年這一比重已經降至11．2％，工業制成品比重已占88.8%。從表面上看我國已經具備了良好的出口商品結構，但在我國出口商品中，外資企業所占的比例已從1980年的0.1％上升到1998年的48.7％。另外，出口中的加工貿易比重從1981年的4．81％上升到1997年的54．5％。這種“兩頭在外”的貿易方式給經濟帶來的推動作用要大打折扣。我國出口貿易的產品中還是以勞動密集產品為主，資本技術密集型產品特別是高技術含量、高附加價值的產品很少，沒有較高的國際競爭力。近年來由于東南亞許多國家貨幣貶值，導致這些國家出口增加。由于這些國家的出口結構與我國相似，從而擠占了我國許多產品的出口份額。

3、我國對外直接投資步伐緩慢。向國外直接投資設廠可以繞開關稅和配額等非關稅壁壘的限制，擴大產品出口，刺激本國經濟增長。1998年全球對外直接投資流量達6490億美元，比1997年增加38．7%。而我國1990－1998年對外直接投資平均僅為24億美元，僅占同期平均gdp的0．41％。而韓國、馬來西亞分別為0．6％和2．0％。由于我國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影響，企業的對外投資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企業自身追求利益的驅動，而是一種政府行為，因此導致了海外企業普遍存在的產權不清、管理混亂、效益低下等問題。如果不能從根本上轉變觀念，我國的對外投資將會長期停留在低水平上。

4、據發達國家工業化的經驗，一國經濟在國際化進程中，首先是對外貿易的發展對本國經濟增長的拉動，因此外貿依存度會顯著上升。但當外貿依存度上升到一定水平以后，就會出現緩慢增長的相對穩定的態勢，同時直接投資依存度卻逐漸上升并最終超過外貿依存度。我國是一個發展中大國，且各地經濟發展水平差異很大，這就決定了不能向小國那樣實行“貿易立國”的外向型發展戰略，而是要在擴大開放的同時，兼顧國內市場的培育和發展。據表1，我國的對外貿易依存度高于其他一些發展中大國，外貿依存度進一步上升的空間已經不大。另外我國吸收外資依存度在發展中國家處于領先水平，外資流入基數很大，今后再出現前幾年那樣的跳躍式增長的可能性不大，外資流入很可能是緩慢增長甚至出現小幅下降。因此發展對外直接投資，以刺激國內需求，擴大出口，帶動投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的提高勢在必行。

三、新時期發展貿易和直接投資的思考

我國自1997年實現“軟著陸”以來，經濟未能重新起飛，而是有滑坡趨勢。1998年gdp增長7.8%比上一年下降了一個百分點，物價持續下跌，出現了嚴重的通貨緊縮。為此，國家先后采取降息和增發國債等積極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啟動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然而并未起到期望的績效。1999年gdp增長7．1％，仍未能擺脫谷底。在這種新的經濟形勢下。如何刺激國內有效需求？我們認為，單純地通過擴張國內需求的辦法是不夠的，應充分結合貿易和投資的關系，全面刺激國內需求和國際需求，發揮它們對經濟的拉動作用。 首先，要充分利用國內現有的資源，走技術創新的道路。當前我國國內許多企業，特別是一些國有企業，都不同程度地出現了商品積壓、開工不足的局面，造成資源的閑置和浪費、對此，我們一方面要采取更為開放的投資政策，引導外資增加對國有企業的技術改造項目投資，另一方面要立足企業自身，充分發掘內在潛力，針對國際市場的變化，開發出適銷對路的新產品出口，增強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對于我國傳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要加快新產品開發以及更新換代，力爭確保原有的市場份額。對于技術密集型產品，特別是高科技產品，要加大研究和開發投入，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充分發揮技術的溢出效應，促使國內相關產業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