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字文化現狀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漢字文化現狀，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色彩作為視覺要素之一 ，在人類文化傳播中扮演著非常重要的作用。人們通過觀察大千世界中不同客觀物質的色彩傾向，賦予色彩在不同時空下扮演不同角色，傳遞文化內涵和意義?！白仙奔仁且环N曾在我國及西方社會文化中都被賦予重要角色的色彩，特征鮮明。

紫色的自然色彩特征與心理感受分析

1.紫色的自然色彩特征

根據現代色彩學理論來說，萬物的色彩都因光的存在而各不相同，紫色是人眼可見光中波長最短的光，眼睛對紫色光細微變化的分辨力很弱，對看不見的紫外線更是如此，容易引起視覺疲勞，一般生活中人們很難確定標準的紫色，因為紅色加少許藍色或藍色加少許紅色都會明顯地呈紫味。通常，我們在大自然中會發現很多紫色物質，如紫水晶、薰衣草、葡萄、紫瑪瑙、紫羅蘭等等。人們根據各種紫色物質命名了多種紫色名稱，如玫瑰紫、李子紫、雪青紫、藕荷紫、魚肥紫、木槿紫、礦紫等等。大自然賦予我們如此多的不同深淺和亮度的紫色，每種紫色給人的心理感受也必然有所

區別。

2.紫色給人的心理感受

在色譜中紫色介于紅與藍色之間，處于冷暖之間游離不定的狀態，加上其低明度的性質，在一定程度上就構成了這一色彩在心理上引起的復雜、矛盾感。紫色偏冷時會對感官神經系統起到安撫、壓抑作用。紫色偏灰暗時易讓人聯想到傷痛、疾病、以及動物內臟腐爛的顏色，造成心理上的憂郁痛苦和不安，這類紫色具有表現苦、毒與恐怖的功能。但是，明亮的紫色好像穿越云層的霞光，田園中的鮮花，能讓人心情舒暢美好，常用來傳達愛情的圣潔、浪漫與少女的溫柔、甜美之感。

與黃色這種明度較高的色彩所不同的是，紫色可以容納更多逐漸淡化的層次。暗紫色加入少量的白色，能帶給人們十分優美、柔和的感受。隨著白色的不斷加入，能產生出許多層次的淡紫色，每一層次都顯得那么柔美、動人。當紫色深化、暗化時，易使人產生一種潛伏的大災難即將從中突然爆發出來的感覺。因此，在廣告招貼、舞臺服飾等藝術表達中，常用暗紫色表達混亂、死亡。當紫色以色域出現時，能傳遞明顯的恐怖感，尤其是處于紫紅色傾向時，有文學家形容這類色光投射到一副景色上時，讓人產生一種世界末日的恐怖感。

簡而言之，紫色系是一種內涵豐富，變化多端的色彩，它給人的心理感受隨著其明度和純度以及色域比例的不同而有所區別。

紫色在中西文化中的內涵

與象征意義分析

紫色不僅具有豐富的本質特性，帶給人們多種心理感受，而且在中西文化中也有不同的文化內涵，具有多種象征意義。

1.紫色在我國古代社會中的雙重寓意

在我國，由于受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紫色具有卑賤和尊貴雙重寓意，其社會地位和象征意義一直處在矛盾和對立中。

在中國傳統色彩觀念中，青、紅、黃、白、黑色為五行正色，代表著尊貴、正義、正直。五色之外的其他顏色視為間色，紫色既是間色之一，屬卑賤之色，代表著低下、非正義和邪惡。如《漢書?王莽傳贊》中，“紫色蛙聲，余分閏位”描述王莽篡權。清時文人罵滿清王朝為“奪朱非正色，異姓盡稱王” 等。古人往往把以邪壓正，以下犯上比作“以紫奪朱”。

然而我國古代帝王卻偏好紫色。春秋時期的齊桓公喜穿紫袍，全國上下都仿效穿紫色。隋代時，以服飾的色彩區分尊卑貴賤，五品以上官員才可以穿紫袍、白袍。唐朝時，親王及三品以上才能穿紫色的衣服。在中國古代傳統色彩中，作為間色的紫色能夠贏得這樣尊貴的地位，道教功不可沒。在中國長達幾千年的歷史長河中，傳統道教將紫色賦予了一層神秘而高貴的意義，寄予了普通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道家認為紫色代表天空，非常神圣，稱最尊貴的神仙為紫皇，神女為紫姑，神仙居住之地為紫府、紫臺等;帝王因此而命名居住地為“紫禁宮”、“紫禁城”。古人還認為紫氣是寶物所發出的紫光，所以，當天上有紫色云彩出現時，認為是“祥瑞之氣”，民間春聯常用“紫氣東來”四字作為橫額，表示祥瑞和對日后生活的美好

希冀。

2.紫色在西方文化中的內涵

在西方，紫色亦代表尊貴，常成為貴族喜用的顏色，古羅馬時期，紫色染料是當時最貴的染料，染成衣物后近似緋紅色，僅供貴族穿著，很多王國當時都禁止皇室之外的任何人或機構使用紫色。拜占庭時期，來自王族嫡系的君王會用“紫生”（born to the purple）一詞來表達自己屬正統出身。自古以來西方宗教常用紫色來表示神圣、尊貴、慈愛?；浇虒⒆仙x予至高無上的地位;猶太教大祭司的服裝、窗簾、圣器等常用紫色;天主教稱紫色為主教色;圣公會在舉行重大的禮儀會時，都換上紫色的桌巾和蠟燭。

紫色在現代女裝中的運用與搭配

1.紫色在現代女裝中的運用

“紫色”在國際流行色中一直都占有一席地位，多次被列為色彩流行榜的首位，因為它的多樣性確實能給人們帶來不同驚喜，是女性們鐘愛的色彩之一。

不同的場合、不同的季節、不同年齡階段與個性的穿著對象，都能從紫色中找到穿戴靈感。如晚禮服的穿著要給人以艷麗、典雅、高貴之感，若選擇明度較高的紫藍、紫紅、玫紫為主調，不失女性的柔美多情和高貴典雅，更能成為矚目的焦點。而一般上班工作時的正裝要給人以沉穩、尊重之感，若選擇葡萄紫、深紫等明度和純度較低的紫色為主調，更能突顯穿著者的穩重、大方。在夏季的女裝中，淡紫色、水晶紫、紫羅蘭等明度較高而純度較低的紫色更適合來體現女性的浪漫動人，配以輕薄的面料，更顯嬌嫩、柔美、迷人。不同年齡與個性的女性對紫色的選擇理應所有區別，紫色的豐富多變，能塑造出或清新可愛，或浪漫唯美，或成熟穩重，或憂郁內斂的氣質，顯示出紫色的無窮魅力和面對不同個性選擇時的包容性，滿足了女性著裝在色彩上的多種需求。

2.紫色與其它色彩在女裝上的搭配

紫色的多變性使之能變化自身而散發魅力，然而也增加了和其它色彩共存的難度，尤其不能與多種色彩同時搭配。

女裝中紫色常用黑色、白色進行搭配，因黑色能較好的襯托出紫色高貴、神秘、柔媚等特性，但如果身材不夠高，氣質不夸張的女性，穿偏暗的紫色與黑色，易讓人產生壓抑、保守的感覺。所以，用紫、黑配色時，紫色純度要盡量高，單純的亮紫加黑，穿起來能讓人看起來更時尚。紫色與白色搭配時，應盡量選擇偏淺的紫色，無論是偏紅還是偏藍的淺紫，白色都能襯托出其浪漫、柔美和迷人特性，常用來做少女裝的色彩搭配，體現純潔天真。

職場女性喜歡選擇黑、灰等中性色著裝，其實紫色與灰色搭配也是不錯的選擇。紫色T恤衫加灰色套裝，或是灰中加點紫色點綴更能表現出女性的干練，有一種智慧型的美感。由于紫色辨識度較高，易讓人感覺到其存在，因此紫色面積大小是影響二者和諧度的關鍵，若紫與灰的比例以1：9或3：7共存，在視覺上更和諧。

當紫色與黃色、藍色、綠色等彩色共存時，除了面積的分布非常重要之外，在純度和明度上也格外講究，要想被紫色所容納，必須充分發揮它們的點綴作用，不然很容易與紫色產生沖突。而咖啡色這類很多人喜愛的秋冬基本色與紫色在一起時，也應有主次，不能同面積分布，不然易顯老氣、沉悶。紫色一般很難與紅色傾向的暖色相搭配，因易讓人產生血腥恐怖的感覺，這是一般女性都不愿嘗試的。

結語

紫色冷中有熱，靜中有動，既能體現服裝的高貴、神秘，又能表達女性的柔媚、多情。在現代紫色的文化內涵逐漸淡化，只有它本身的色彩特性影響著人們的選擇與搭配，憂郁或興奮，痛苦或愉悅，紫色都具可塑性，在現代快節奏、高壓力情況下，女性恰當地選用不同明暗和色調的紫色來調節情緒及心境顯得十分重要。

篇2

關鍵詞:中國書法;文化身份;價值;意義;藝術;學術

中圖分類號:J292.1文獻標識碼:A

古老的中國書法經歷幾千年的發展,從中國傳統社會來到現代或后現代的中國。它的功能、意義、價值發生了怎樣的變化?它在當代中國的“身份”、命運、前景如何?它以什么樣的“身份”、姿態呈現當代社會的文化景觀?這是需要我們認真考察和思考的問題。

一、中國書法:“身份”與價值的歷史性變化

中國書法作為漢字的書寫,從一誕生就負載著知識記錄、信息傳播、思想交流、情感表達、學術研究、詩文寫作等方方面面發揮巨大的功能。文字的書寫在國家管理、法律制定、經濟運行、外交事務、宗教傳播、社會交往、知識與學術的積累,都具有其他文化形態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書法在中國古代所顯示的巨大功能,對華夏文化的建設與發展的意義,我們都不能低估,當然還有“文化傳承”的價值。那林林總總的法帖等古人書刻的字跡,是中國有關政治、經濟、宗教、學術、藝術的“文本”等,在漫長的歷史過程不斷散佚丟失,同時又有大量保存,書寫之功,“文本”之文化傳承價值,不可估量。另外,中國書法的審美價值世所公認。古人重視漢字書寫的實用,同時也重視漢字書寫的“審美”。古往今來,人們對書法的美以更多的贊譽,就是因為漢字不僅具有實用價值,而且具有審美價值。

歷史進入今天,中國由傳統的農業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改變了傳統中國人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隨之而來的,在國家管理、法律制定、外交事務、經濟運行、社會交往、知識與學術積累等實用性方面,漢字的毛筆書寫已顯得不那么重要或完全不需要。印刷技術的發明與廣泛使用、硬筆書寫、手工的打字機打印,到當代電腦的發明與普及,使毛筆書寫漢字的實用功能弱化或消失。一般地說,事物有用則進、則發展,不用則退、則衰落。而漢字的毛筆書寫今天仍然存在并在一些方面得到發展,原因就在于書法還有審美的方面。在今天,人們生活中的審美需求在增長,中國書法理所當然地被作為審美對象被欣賞,由此而來也進入了“藝術創作”領域。今天,漢字書寫的審美價值的彰顯和提升是古老的中國書法進入現當代社會之后的歷史性轉變。中國書法的實用功能和審美功能在新的歷史背景和文化語境下,由在傳統社會的以實用為主、審美為輔變成了以審美為主、實用為輔。對這一歷史性轉換,以及對中國書法在中國當代社會中的意義、價值、地位的重要變化,值得我們深入思考和認真研究。

中國書法在中國當代社會的實用性弱化和消失之后,仍然為大眾關注。在現實生活中作為一種“顯性”存在,作為現代中國文化整體中的一種“文化景觀”和一種文化現象,它的“文化身份”是什么呢?它以什么樣的“身份”與當代社會的人群發生聯系呢?我們從具體的考察分析入手再到宏觀的綜合研究便會發現,中國書法是以不同的“身份”“介入”當代社會生活的。大致說來有三個方面:一是中國書法作為一種“藝術”,成為書法家“創作”的對象;二是中國書法作為一種“文化活動”,成為大眾積極參與的對象;三是中國書法作為一種文化遺產和文化現象,成為專家學者研究的對象。當代中國現實生活中的“中國書法”,大致有上述三個方面的“身份”、意義和價值。

二、中國書法:作為一種“藝術”創作的對象

當代社會,人們賦予了“中國書法”明確的“藝術”身份,這在漢字創造和使用之初所沒有的,也是漢字使用相當長時間內所沒有的。被稱為中國文化的“軸心時代”的春秋戰國時代,百家爭鳴,學者輩出,著作如林,社會公共事務、政治、外交、教育等方面,文字書寫極為廣泛,但沒有人把書寫當“藝術”;兩漢是中國封建文化不斷蓬勃發展的時代,“漢碑”文字被后人推為隸書“高峰”,但當時人們并未把書法當“藝術”。因為人們都清楚,漢字的發明并非是發明了一門藝術。中國古代大量作為實用的漢字書寫并非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創作”。古代那些甲骨、青銅銘文、簡牘、帛書、刻石文字、信札、手稿等大量精美漢字書跡在今天我們當作范本臨習,當作“經典”研究,但當時的書刻者并未將其當成藝術。中國古代文人,并非是現代意義上的“藝術家”,如古代不知名的甲骨文刻寫者、青銅銘文刻鑄者、石經書寫者、王羲之寫信札、顏真卿寫祭侄稿等。中國書法由古代的為“用”到今天的為“藝”,書寫的目的變了,其功能與意義也變了。今天我們為參展、為展示于庭堂而書寫,并不懷抱具體的實用目的。而古代那些留下來的大量的“書法作品”,如啟功先生所言,都是有“鄭重的用途”的。今天人們的毛筆書寫脫離或基本脫離“實用”目的,書寫者的“自由”度的增大,表達書家審美意趣的因素的增加,就意味著漢字書寫向“藝術”的靠近。為“好看”而寫,不為或主要不是為顯示漢字內容而寫,全力追求漢字書寫的美觀,追求風格的顯示等,這就是“書法藝術創作”。當代的書家或書法愛好者的這類書寫,其優秀作品滿足社會日益增長的審美需要,觀賞的需要,大大激發了書家的“創作”熱情,激發書法愛好者提高書法技藝,“創作”更多更好的“書法藝術作品”;而更多更好的書法藝術作品進入社會生活,使更多的人書法藝術欣賞水平提高;懂書法的人多了,又反過來促進書家的“創作水平”提高。馬克思講過,藝術培養懂得藝術的大眾。商品生產滿足消費并促進消費,消費也促進生產。精神產品的生產也是如此。這里,書法是作為“藝術創作”與“藝術欣賞”在當代社會生活中呈現的。當代社會高水平的書法藝術家與其它類別的藝術家一樣,總是少數,但書法作為“藝術作品”進入大眾日常生活,使更多人與“書法”發生了或深或淺、或這樣或那樣的聯系?！皶ā币浴八囆g”的身份呈現,使其成為當代多樣化的“審美視象”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一種獨特的“藝術景觀”。隨著人們物質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高水平的“書法藝術”作品的需要也在增大,這也是中國書法可以持續發展的“動力”。如果說,傳統中國社會的文人為參與國家管理或進行學術文化創造、為實現“修齊治平”的人生理想而努力學習書法,為“用”而學是主要動力的話,那么當代的書家為“藝”而書,古今書家學書的“動力”已經發生重大變化了。

當然,當代對“書法藝術”的需求也不是無限的?，F代科學技術的發展為藝術品種的增加、藝術風格的多樣化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條件。就視覺接受的藝術作品來說:繪畫、雕塑、工藝及各種為商品經濟服務的“視象作品”舉目皆是。雖然“商品廣告”并非是“純”藝術作品,但其審美的、藝術的追求使這些“作品”觀賞性視覺美感大大增強,如樓盤、汽車、手機、化妝品、服飾、家具廣告及各類宣傳品、美女、鮮花、風景等充滿人們的視域,也占去了人們審美視覺的空間與時間,單就“視覺藝術”來說,古代社會公共場所和私人居室呈現國畫和書法各占“半壁江山”的局面。而今天,國畫、油畫、木雕、鐵畫、裝飾畫、編織作品等等,及各種平面和立體裝置作品多樣,層出不窮,人們的審美視界被分割了?！皶ㄗ髌贰敝荒苷级喾N“審美視象”的一個部分,已不可能象古代社會“書與畫”平分秋色。還有,現代科學技術的發展也為高效率、高質量復制經典書畫創造了條件。過去藏在國家博物館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秘不示人的名跡,大眾難以見到。而今天靠科學技術復制可以“下真跡一等”。榮寶齋的水印技術、日本二玄社復制的中國古代書畫經典,讓人嘆為觀止。古代經典在審美需要的強大推動下由“唯一”變成了成千上萬,相繼進入私人和公共空間,成為人人可以觀賞的對象。如今《蘭亭序》、《五牛圖》、《清明上河圖》、散氏盤文字、石鼓文文字等被現代技術復制,在公共建筑和私人居室,在窗簾、被單、枕巾、裝飾布、T恤衫、中式上衣以及掛歷和各類宣傳品上顯示。這些復制品作為“商品”的自身價值無法與“真跡”相比,但作為審美“觀賞”的對象,它也有重要的、很高的審美價值,也占去了人們可視的空間和平面。在“信息洪水”中,“視象時代”的“視象洪水”撲面而來,人們不可能只去“光顧”書法作品。當代人的“審美視象”的大“蛋糕”被切割成無數部分,書法作品雖然高雅,但已無“半壁江山”的優勢。人們的審美視域的有限性,“審美視象”的多元化,決定社會對書法藝術的需求總有一個“量”和“度”,并非是無限的。所以書法“生產”與書法“消費”的空間,在當代社會并不是可以無限增長、無限膨脹,它也會出現“供大于求”的問題。當我們思考書法藝術發展的問題時,一方面要認識到中國書法作為傳統文化、傳統藝術要弘揚的問題,同時另一方面也應考慮到,在文化多元、藝術空前多樣化的時代,“書法藝術”既不好說是“核心”藝術,也不好說是“最高”藝術;既不可能變成全體國人的“最愛”,也不好奢望“地球村”每個角落都掛上中國的“書法藝術作品”。

三、中國書法:作為一種文化“活動”的對象

在當代社會,在社會各階層的人與“書法”的關系中,一小部分人把書法作為“藝術創作”,而更多的人是把書法作為“藝術”去欣賞,除此而外,還有很大一部分人是把書法當作一種活動來參與,當作一種“文化活動”置身其間。在中國古代,文人們除為“用”而書外,也有將書法作為“游于藝”的“游”的對象,歐陽修就曾講“學書為樂”,他喜歡那種神定氣閑,不為外物所役,心氣和平、濡墨染翰的“學書”,不追求寫出什么“精品”,只在追求書寫“過程”的快樂。但古代文人本來就是少數,“以書為樂”又只占文人生活的一小部分,所以古人的“書法活動”還只是在一個狹小的文人圈子內,且這種活動往往是詩酒唱和、書畫把玩品鑒,并非單一的“書法活動”。當代社會,以毛筆寫字為“用”的已不多見,寫出精美的書法藝術作品的人也是少數,但當代社會人們的生活方式已與古代社會大不相同。在人們的休閑、娛樂方式中,一部分選擇了書法。寫字不求實用,也不太追求當“書法藝術”。休閑時間寫寫字,只求以書法修身養性、陶冶情操,“自娛”為主的人日漸其多?，F代社會,“文化人”在社會總人口的比例大大增加,文盲已占中國總人口的少數。有“文化”的人就會寫漢字,差別只是水平高低的問題。社會上的一部分人把學書法、用毛筆書寫漢字作為休閑或退休后的“活動”,這與那些把書法當作“藝術”進行“創作”的活動的性質不同。

“書寫”具有“操作”、實踐的性質,需要體、腦并用。書寫無疑會鍛煉身心,并且為寫好字需要學習相關知識,反復臨寫碑帖需要“同好”者互相切磋。無疑的,作為一種“活動”,中國人具有文化認同的優越條件,具有大眾傳承文化的潛在意義,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作為當代社會多種休閑、娛樂方式的一種,把中國書法當作一種文化活動的積極意義是顯而易見的。各條戰線、各種職業、各個年齡段的人愛書法、學學書、練用毛筆書寫漢字,不求一鳴驚人,但求鍛煉身心。臨習、求教、參展、比賽,追求的是精神的充實、生活的豐富,是“活動”本身帶來的快樂。釣魚不是想吃魚,燒一道好菜比吃菜更快樂,過程比結果更重要,這是當代社會上把書法當“活動”的人的潛在的心理狀態。這種不追求功用和名利的活動,還在發展。這是中國書法在當代生活中展現的又一文化景觀,是文化發展、社會和諧的一種表現。這是與“藝術”層面的“書法創作”不同的“文化活動”,我們不宜以“藝術創作”的標尺去衡量。

在人類文明史上,人類的“活動”始初階段多是為“用”的,但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活動”的目的、性質、作用會發生變化和“分化”。例如古今都有戰爭,但由摹仿戰爭而產生的“對弈”便成為較普遍的“游戲”活動。書寫漢字本是為用的,但現代人的漢字書寫可能為“用”,也可能為“藝”,也可能變成具有體育功能和游戲功能的“活動”。應當說,當代大眾參與的這種“書法活動”并不“低俗”。這是當代中國一種具有民族特色的、具有中國傳統文化意味的、健康的、高雅的、群眾文化活動。高水平的“書法藝術”創作總是少數人的事情,而愛書習字,“我書寫,我快樂”則是多數人可以做到的。參與書法“活動”的人中可能寫字既可“自娛”又可“娛人”,成為具有較高水平的“書法家”,但社會不應以“書法家”的藝術職業標準要求廣大書法愛好者、參與者。

“書法”作為“文化活動”有廣泛的群眾基礎,人群天然擁有對書法的認同感、積極性。但只是多元文化活動、多種休閑娛樂方式中的一種。旅游、體育活動、音樂、繪畫、收藏、太極拳、瑜珈、釣魚、攝影、讀書、寫作、樂器……各種“文化活動”分割了人們休閑娛樂的人群。社會分工越來越專業化,人們的性情、職業、條件各不相同,人們把自己能做好的工作作好就已經很好地實現了自己人生的價值,不必要人人都當“書法家”。中國人寫不好漢字并不是多么丟人的事情。人們的所好、所長各有不同,業余活動的方式多種多樣,并非只有“愛書法、善寫字”才最“高雅”。我們提倡豐富多彩的“書法活動”,但也不宜絕對化地強調其獨尊地意義、價值。

四、中國書法:作為一種“學術”研究的現象

中國書法自漢字產生也便產生,中國書法與漢字的歷史一樣久長。作為一種“文化現象”,無論是漫長的古代中國“書法”史,還是當代的書法,都值得我們去研究。人們說中國書法是“中國文化”的載體,這是有道理的(當然,中國文化的載體多種多樣,華夏民族各種創造物都是“文化”的“載體”)。中國書法,從實用角度說,它是“工具文化”,從審美角度說,它是“藝術文化”。對中國書法的研究(包括它的歷史和現狀)是當代中國學術界、文化界、藝術界等的一項重要任務,是當代社會中一部分人切近中國書法的一條路徑。中國書法作為一種研究對象,對它的闡釋、論說、考證是中國書法在當代社會、文化情境中的又一表現。

在當代,書法可以當作一種“藝術”進入藝術家的藝術“創作”領域,可以當作一種實踐行為進入群眾文化“活動”領域,也可以當作一種文化現象進入學者的“研究”領域。研究書法的“學者”也是一個較為廣大的人群,包括文化理論修養較高的書法家以及文字學、文獻學、歷史學、考古學、宗教學、美學、藝術學等方面的“專家”;對中國書法的研究應是與中國書法相關的多學科的研究而不是單一的“藝術研究”。“中國書法”多方面的文化性質和多方面重要的文化功能,決定對書法的研究是多視角的“文化研究”。在這方面,全國相繼建立的書法研究機構和高校建立的書法教學研究單位,承擔了重要的責任。進入新時期以來,書法研究在文化、學術領域取得了豐碩成果,對中國書法多方面文化性質、功能、價值、意義的肯定促進了書法藝術創作、欣賞和書法文化活動的展開,各種書法創作活動和文化活動的發展又為書法研究提出了新的任務和新的研究對象。

中國書法作為“研究對象”,期望更多的人參與。但人有所長、各有所短,人的愛好、修養、工作條件各不相同,我們也并不因為中國書法源遠流長、博大精深而要求所有熱愛書法、進行書法創作及參與書法活動的人都去“研究”書法。唐代張懷就說過,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社會有分工,專業書家藝術精湛,精益求精多為社會創造更好的“書法作品”就很可貴,不應要求書家都去當書法“學者”,都寫出高水平的論文和專著。學者要爬梳資料,進行理論思維、語言表達。理論創造與“濡墨染翰”的書寫活動是性質根本不同的活動。當然,學者研究書法也未必一定要當書家。戲劇、音樂、美術、電影、電視理論家等既然可以不去唱戲、唱歌、演奏、畫畫、拍電影電視劇當演員,書法理論家也未必都要去當“書法家”,搞各種創作以至大型展覽。

五、結語

中國書法已經作為“藝術”、“學術”和大眾廣泛參與的文化“活動”,進入當代中國社會。中國書法在當代社會的“身份”、性質、功能與價值,和中國書法在傳統社會大不相同。這個變化是由歷史進程所決定的。我們要認識這種深刻的、巨大的歷史性變化,認識中國書法以不同的“身份”在不同的層面上切入中國社會的具體表現。我們既需要認識在中國弘揚中華民族優秀的傳統文化中,國人對中國書法的普遍認同,同時又要看到在這種“普遍認同”中實際存在著對中國書法“身份”認識上的差異,以及由認識的差異而產生的對書法不同“身份”的接受與介入方式。當我們倡導“弘揚中國書法”的時候,實際上面對的是書法藝術家、書法研究者和書法愛好者三個不同的群體,我們不能用單一的繁榮“書法藝術”的目標口號和要求去要求所有的“書法大眾”,更何況還有更廣大的非“書法大眾”的存在。還應當看到,無論是把中國書法當作“藝術”、“學術”還是“文化活動”,三者既有差異,又不可截然分開?！皶摇蓖瑯咏槿霑◥酆谜叩娜罕娢幕盎顒印?書法愛好者中也有書法水平很高的“書家”或即將成為書家的創作主體;只是從事的工作和投入精力大小不同罷了。書家和書法愛好者中也有在“研究”中國書法方面卓有成就者;研究書法的學者中也不乏書法家,至少本身也是書法愛好者或書法活動的參與者。在熱愛中國書法的不同人群的助推之下,中國書法以前所未有的姿態和風貌展示于當代中國和當代世界。我們既要以積極的、滿腔熱情的態度推動中國書法的發展,同時又要認識我們處在文化多元、藝術多樣的開放的中國與世界中,要避免將中國書法的意義和價值過分拔高,絕對化地強調“發展”和“繁榮”。我認為,經濟、社會各種文化等都要諧調發展,百花齊放,在這個意義上,避免書法“過熱”的問題也不是危言聳聽。

在當代中國,比較專業的“書法藝術家”、書法愛好者和理論修養較高的理論工作者從不同的側面切近、參與中國書法,推動了中國書法的創作、研究和發展,這是社會和諧、文化繁榮的重要表現。中國傳統社會進入現代社會,經歷了社會的巨大轉型,人類社會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交往方式等發生了重大變化,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中國書法顯示了其強大的生命力和光明的前景,顯示了我們民族這一寶貴的文化形態的自我修復能力、轉換能力和再生能力。中國書法與時俱進,揚棄、擱置其實用性,強化、彰顯其藝術性,使其逐漸融入多元并存的現代文化景觀。我們為中國書法在逐漸失去其實用功能之后的同時以新的姿態重現中國文化場域而自豪。

當然,我們不能不看到,科學技術的每一次革命性進步與發展,對傳統文化都是一種嚴重的挑戰。中西方學者都揭示了這一問題,歷史的發展也顯示這一客觀真理。我們還應有思想準備,為中國書法的存續與發展作出不懈的努力。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modern society

LIU Shou-an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Cultural Studies of Chinese calligraphy, Beijing 100048)

篇3

【關鍵詞】歐陽江河；《漢英之間》；文化與生存焦慮

詩人歐陽江河，原名江河，1956年出生于四川瀘州，他于70年代末開始創作。90年代以后，他的“跨界”生活經歷，成為他對時事、政治、全球化語境中的文化現象的關注的源泉?！稘h英之間》這首詩就是出于這樣的背景。

全詩分成四個部分。第一部分對漢語文化自身的演變進行了深刻批判?！拔揖幼≡跐h字的塊壘里/在這些和那些形象的顧盼之間”詩歌開篇便給人一種冷峻孤立的氣息?！斑@些和那些形象”指的是國際化大潮中語言的豐富與多樣，處于這之間的漢字必然“孤立”、“搖晃不定”。這首詩寫于1987年夏天。1986年，國家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發表《簡化字總表》正是確立現行通用漢字的正體?！八鼈児铝⒍灤?，肢體搖晃不定/節奏單一”這是對簡化字的生動描述與諷刺。盡管漢字變得簡單，可是在簡化的過程中漢語文化也在一點點的受到削弱?！斑B續的槍”可以有兩種理解：一是指自爆發后由愛國知識分子掀起的“切音字運動”到1986年正式發表《簡化字總表》期間一系列的連續的漢字改革運動，像槍，一次次摧毀著漢字和漢語文化，進行了自身內核式的解體；二是指西方文化的入侵是桿槍，之后的“一片響聲之后”便可以理解為的一聲槍響打開了中國國門，使得“漢字變得簡單”?！皾h語盛宴天下”表面上看是受到了人們的頂禮膜拜，是一種風景，給人一種心靈家園的感覺。但是“肉”這一個意象，恰恰是詩人的高明之處，他把語言說成了一種被瓜分、被物化、僵化了的物品，在這個簡單的對比中就給人以強烈的震撼，在這種貌似客觀隨意的描述中，出現了某種焦慮的不諧和音。值得注意的是“日子”一詞出現了兩次，一是反映了整個古老的中華文化是由無數個這樣的“日子”堆砌而成的；二是從另一個角度看來，反復的強調甚至也可以被視為心理結構中深層次焦慮的外化，我們可以體會到詩人這一代人處于八十年代中外交流時期的浮躁與不安，甚至可以說，曖昧時代的“日子”本身就是由這樣的浮躁構筑而成。

第二部分講述的是文化的入侵。在強勢文化的影響下，一群中國人從對中華文化的自滿中走出來，卻又掉入了對外國文化的極度崇拜之中，他們“圍住一個美國佬”，他們想“遷居到英語里面”?？墒?，在這個古老的民族里，英語最初是沒有市場的，它不是流通于生活中的“活物”，而僅僅是“一門課，一種會話方式，電視節目/大學的一個系，考試和紙”?！霸诩埳衔腋械街袊撕豌U筆的酷似”，詩人發出這樣無奈的感慨正是道出了中國人的某種劣根性，外表剛硬內心中庸以致于對事情總是抱有一種“輕描淡寫”的態度，我們輕易地接受新物，擦掉自我，在這過程中便磨損了“橡皮的一生”（即中國文化內核的自我磨損）。“墨水”、“眼鏡”、“打字機”、“西餐”、“刀叉”、“阿司匹林”、“牙刷”，這些物品都源于西方，詩人在這“物質化”的語言中描述了西方的生活方式正悄然影響著我們，“英語已經輕松自如，卷起了在中國的一角”?！斑@樣的變化不涉及鼻子/和皮膚”便是在恰當的時候給予國人以警醒，即便我們陷入了狂熱的崇拜與改變中，本質性的東西變不了?！坝⒄Z在牙齒上走著，使漢語變白”這一句話的諷刺意味很濃，和第一部分的“牙齒陷入空曠，沒碰到一根骨頭”形成鮮明的對比。文化的繼承與遷移是一種內化的過程，是一種“吃進去”的過程。在這一場盛大的博弈中黃皮膚的中國人被西方的“白”日益湮沒。

第三部分是從語言的思考過渡到對歷史的思考?！八?、“衛生”、“比較”、“口感”、“滋味”，詩人更為深入地揭示了漢語和英語從文化到精神的深刻隔膜和差異?！八爝M英語/中指和食指分開，模擬/一個字母，一次勝利，一種/對自我的納粹式體驗”，這一句帶有承上啟下的作用，“V”手勢一方面代表了英語的影響不僅深入到了“日常用語”，甚至影響了我們的日常手勢，另一方面，“納粹式的體驗”順利將語言思考轉向歷史。當然，“自我的納粹式體驗”也暗指中國人盲目崇拜并接受西方文化是一場自我毀滅式的戰爭?！耙恢熉涞?，只燃到一半就熄滅了”給人以強烈的時空感，使人產生一種空間停滯時間移動的感覺，就在這彈指一揮間，歷史已經完成了它的交接?！拔也恢肋@個狂人是否槍殺過英語，槍殺過莎士比亞和濟慈/但我知道，有牛津辭典里的、貴族的英語/也有武裝到牙齒的、丘吉爾或羅斯福的英語”，歷史告訴我們，英語并不單一，也不是從一開始就一統天下，再強大的事物也曾經被槍殺。因而，中國人也不應該自怨自艾，不應該因為曾經受就忘記了前行。有意思的是，“它的隱喻、它的物質、它的破壞的美學”表面雖是英語，但它同樣是詩人詩歌美學的一大特點?！霸趶V島和長崎爆炸/我看見一堆堆漢字在日語中變成尸首”便是運用了隱喻的手法，暗示中國人應向日本學習，保持文化的獨立性，民族的獨立性。講述歷史的這一部分運用了對比和隱喻的手法，把中英的關系和中日、英美、英德都做了比較，避開了戰爭激烈沖突的場面，僅僅從語言上，也就是文化上的沖突暗示政治上的大風暴。歷史的荒唐在于——在歷史中互相仇視的國家竟然握手言和，曾經受傾軋的國度放下了高舉的武器，搖動了綠色的橄欖枝——但是這也是歷史的進步之處。最后一句，“我不知道歷史和我誰更荒謬”便將視角從“歷史”轉向了“我”——真實的生命個體，開啟了第四部分主題的升華。

詩歌的第四部分，通過對文化、歷史的思考，詩人旨在揭示在物質和精神的二難中人之生存的悲劇性。“一百多年了，漢英之間，究竟發生了什么？”目光重新聚焦在“漢——英”之間，也是對文題的回歸?！盀槭裁慈绱硕嗟闹袊艘凭佑⒄Z/努力成為黃種白人，而把漢語/看作離婚的前妻，看作破鏡中的家園”是對當下的時空里，英語“霸權”的今天，中國人的現狀描述。我們追求英語，渴望出國拿綠卡，從某種層面上來說這正是對物質追求的表現。而象征著精神和文化傳統的“漢語”呢？是“離婚的前妻”，是“破鏡中的家園”。這正是對存在的社會問題（中國人觀念西化，婚姻觀、家庭觀日益淡薄以致離婚率大幅提高）的莫大諷刺。我們渴望融入世界，渴望物質生活，因而把漢語，把精神，塵封進歷史的故居里，遺忘。我們“從一個象形的人變成一個拼音的人”，在理想自我和現實自我的沖突中，我們遺忘了我們的根。

《漢英之間》是對“漢”“英”之間隱含的曖昧性的揭示，建立了詩人獨特的缺少敘事框架的純分析性風格。我們姑且把這首詩的寫作想象成作者一段生活的縮影，一種虛擬的經歷，但在一定程度上，它實在影射著眾多漂洋過海的中國人的精神創傷和內心隱痛。無論是中國文化的生存，還是人之生存，我們都可以體會到詩人處于那樣一個曖昧時代的無奈。詩人在物質化的語言中提煉出某種抽象和玄學的品質，進而透露出縱深的文化和生存焦慮。

【參考文獻】

[1]王麗麗，程光煒.歐陽江河論[J].黃河文學，200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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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藝術教育；會議；交流

中圖分類號：G513.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7-0125（2014）08-0239-01

2014年7月26日至7月30日筆者應亞洲藝術教育協會邀請，赴日本國立玉大學參加亞洲藝術教育協會第二屆國際大會。亞洲藝術教育協會是日本設立、面向全亞洲藝術教育工作者的學術團體，會址注冊在日本國立茨城大學，會長是國立茨城大學副校長田中健次先生。此次會議由玉大學承辦，有來自早稻田大學大學院、大阪教育大學、茨城大學和遼寧大學、武漢大學、上海音樂學院等20余所院校的數十位學者參會。

一、會議課題研究綜述

文化藝術交流無國界，學者們就各國的藝術教育現狀進行歸納總結，發問思考?，F將研討內容進行綜述，分為如下幾類：1、公共藝術通識教育現狀研究，如《扶植、重構、創新――高校開展音樂通識教育的建議》（西南交通大學 涂覃平）、《中國校園戲劇存在的問題及對策――以浙江省為例》（紹興文理學院 劉家思）、《對德國州立音樂大學課程的分析和考察》（廣島大學 高旗健次）、《關于中學音樂課學習者的好奇心意識和可視性》（巖見尺市立明成中學校 野村紀）、《審美教育問題的理性思考》（武漢大學 劉進清）《師范生的日本樂器學習情況》（目白大學 小林恭子）。2、古代文化與藝術關系闡釋的研究，如《從象形文字和讀音看中國樂器》（上海音樂學院 應有勤）、《“道”與中國山水畫的關系》（浙江麗水學院 沈其旺）、《中國古代詩歌謳吟文化現象的研究》（杭州電子科技大學 呂東方）。3、音樂技能技法專門探討，如《關于譜曲教育的課程教育》（廣島大學 吉富功修 三村真弓 伊藤真）、《關于打擊樂學生對“音色”的調查》（國立音樂大學 三戶誠）、《關于合奏讀譜能力的改善的探討》（目白大學 前田菜月）、《在國民學校鑒賞教育制定之前的實際情況――以《時間鐘表店》為例對比金森和草川教學法的差異》（圣德大學 山本真紀）。4、少兒音樂藝術教育，如《當幼兒和太鼓相遇的時候》（福島大學 白石昌子）、從教育臨床學和方法學的角度解讀《音樂如何改善人際關系和完善人格修養》（玉大學 巖川直樹）、《關于學校音樂教育的資源――以初中為例》（杭州師范大學 劉勇）、《論童謠的多樣性》（東京未來大學 森薰）、《關于保育所的“地域學習”的實踐》（宮城學院女子大學 松本晴子）。

二、中日文化源遠流長，不盡相同

中日文化可以說一衣帶水，源遠流長。公元754年鑒真和尚東渡抵達日本，他攜帶豐富的文化古籍，對日本佛學、藝術傳播，醫藥知識和建筑設計等方面產生巨大影響。日本唐招提寺內還供奉著鑒真和尚的銅像。初到日本，就能感受到日本和中國親近的文化血緣關系。首先，語言文字使用方面，雖然日語有平假名、片假名和外來語，但是漢字的使用仍然十分常見和頻繁。1946年日本內閣公布了《當用漢字表》，收字1850個，有131個是簡體字。1981年又公布了《常用漢字表》（約1945字），此外，還公布了《人名用漢字表》，其中包含數百個僅用于人名中的漢字。其次，從地理和文化根源性上來說，日本屬于儒家文化圈，曾受中國皇帝冊封，古時以文言文作為交流的媒體，從中國古代王朝引進了國家制度、政治思想并發展出相似的文化和價值觀，因此具有以人倫道德構建儒家社會的部分特點，比如注重家庭、注重知識、敬天、奉祖，在日本各地都有供奉神靈、先人的神社。共享儒家的核心價值觀：仁、義、禮、智、信、忠、孝、廉、恥、節。這些文化根源從日本人的待人接物，敬業精神中都有所體現。第三，日本的飲食文化也與中國十分相似，五谷雜糧，粗布良田仍是大部分日本鄉村社會的生活方式。第四，建筑風格與中國古建筑一脈相承，古京都仿效古代中國首都（一般認為是隋唐時期洛陽城）形式，建于公元794年，從建立起直到19世紀中葉一直是日本的帝國首都。

三、中日藝術教育研究思路比較：廣度與細膩的差異

綜上所述，日本在歷史、文化、建筑、飲食等多方面借鑒了中國古代諸方面的精髓。實際上，日本當代文化已經呈現出雜交狀態，它融合了東西方文化、科學技術的之所長進行了自上而下全面徹底的明治維新改革。日本在19世紀60年代受到西方資本主義工業文明沖擊，建立君主立體，經濟上推行學習歐美技術，提倡“文明開化”，社會生活歐洲化，大力發展教育等。這些對文化藝術教育都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并和中國藝術教育形成了差異性互補。從本文研討會綜述中不難發現，中國藝術教育研究偏向于宏觀文化背景下的現象研究和對比，比如《扶植、重構、創新――高校開展音樂通識教育的建議》（西南交通大學 涂覃平）、《中國校園戲劇存在的問題及對策――以浙江省為例》（紹興文理學院 劉家思）等。而日本學者更加注重大時代背景下個體現象的挖掘、成因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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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關鍵詞：言意之辨；言文之爭；文學批評；語言意識

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語言一直是一個無法繞開但又眾說紛紜、歧見迭出的維度。雖然人類在語言活動中所遇到的問題與困惑并非僅限于文學領域，但在文學當中，語言的困境似乎格外明顯，在某種意義上甚至可以說，人們對語言的認識與理解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著特定時代的文學觀念。由此出發，不難看出中國文學觀念在從古典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語言觀念的變革起到了極大的作用，這集中體現在中國知識界從“言意之辨”向“言文之爭”的轉變上。“言意之辨”凸顯了中國古人的語言觀，在漫長的歲月里一直內在地影響和制約著文學觀念；“言文之爭”則是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發生的對于漢語的全面反思，由此也引發了文學觀念的現代變革。下面將從三個方面展開論述。

一、從言意矛盾到啟蒙國民

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活動所面臨的困境，認為語言在言說、表達上存在著無法克服的局限性，難以傳達精微深刻的“意”。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莊子則指出“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儒家也顯然注意到了這一點，《周易·系辭上》提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魏晉時期，言意之辨代表了時代潮流，但與先秦相比在基本觀念上并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至于佛教特別是禪宗，更是視語言文字為大敵，所謂“才落言詮，盡是死門”，對待弟子甚至是拳打腳踢、當頭棒喝，把對語言的不滿發揮到了極致。因此，從總體上看，中國古人對語言并不滿意，但之所以如此，是因為道、儒、釋都基本上是從語用著眼，一旦發現語言不能很好地起到表情達意的作用，“言”與“意”之間存在著距離、矛盾，他們就必然對語言進行指責。這種實用主義的態度深深影響著中國古人對語言的看法與認識，反映在文學領域，就是強調以達“意”為目標。儒家雖發現有言不盡意的現象，卻認為言最終可達意且只需要達意即可，因而孔子言“辭達而已矣”；道家則進一步追尋言外之意，希望可以“得意而忘言”；禪宗則強調不落文字，直指本心。這些提法，對中國古代文學與文論產生了至為深遠的影響。

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雖然在具體觀點上還存在著分歧，但各家(名家是個例外)從語用的角度人手，對語言的基本認識始終是比較穩定的。與之相對應，中國古人在文學問題上，也是強調要解決言意矛盾，這一點在陸機《文賦》、劉勰《文心雕龍》中可以看得很清楚?？梢哉f，言意之辨始終是漢語文化內部的問題，是為了解決語言活動的困境而提出來的，在文化史上有著重要的價值與意義。與“言意之辨”不同，晚清至“五四”時代的言文之爭，有著完全不同的背景與意義。面對西方的堅船利炮與思想文化，中國知識分子所受到的震撼是前所未有的。為了挽救民族危亡，他們展開了艱辛的探索，以“啟蒙”為使命，中國思想文化的現代轉型由此展開，耐人尋味的是，漢語變革成為這次轉型的先導，被納入到啟蒙的宏大敘事中，并迅速獲得了不同尋常的時代意義。

從歷史進程來看，黃遵憲是較早意識到語言變革迫切性的人物，但是漢字恰恰是與漢語相脫節且相當繁難，“漢字多有一字而兼數音者，則審音也難。有一音而具數字者，則擇字也難。有一字而具數十撇畫者，則識字也又難”。黃遵憲的論述可以說涉及到了三個層面的問題：首先是言文關系，這已經涉及到了語言體系中語言與文字之間的關系問題，因而比“言意之辨”更前進了一步；其次，更為重要的是，黃遵憲是從漢語與日語、西方語言的比較中探討漢語，具有了世界眼光，這是“言意之辨”所不可能達到的；再次，黃遵憲的分析不是專門從語言學的角度出發，而是以救亡圖存、自強自立為立足點，因而他是從啟蒙的根本立場出發提出漢語變革問題，進而開啟了文學革新之路，這也是晚清與“五四”知識分子的共同立場。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言文之爭”標志著中國知識分子的語言觀真正具備了現代特質。

黃遵憲的論述，揭示出“言”與“文”的矛盾，開啟了后來的“言文一致”主張。在晚清及“五四”時代，“言文一致”發展出兩條思路：書面語與口語的合一、漢字與漢語的合一。落實到具體方案，前者是以白話代文言，后者是漢字拼音化。晚清時代，梁啟超、裘廷梁號召白話文運動，多種注音方案的出臺，都是為了回應這樣的時代要求。

梁啟超最初是以其變法主張而備受關注，他注意到語言文字問題也是源于變法需要，最早的相關論述見于1896年所作之《變法通議》。他把當時的語言文字與古代作了比較，發現“古人文字與語言合，今人文字與語言離，其利病既縷言之矣。今人出話，皆用今語。而下筆必效古言，故婦孺農氓，靡不以讀書為難事”。從啟蒙的需要出發，就必然要求廢文言興白話。

這一命題的基本內蘊也延續到了“五四”時代。文章應該傳達出個體的獨立意識并以此達到啟蒙的目的，是“五四”知識分子在探討言文關系時的基本出發點，體現出更為徹底的現代意識。提倡白話文運動，正是要以白話文傳遞現代思想：“要先造成一些有價值的國語文學，養成一種信仰新文學的國民心理，然后可望改革的普及?！卞X玄同支持，但態度更加激進，明確主張廢除漢字：“欲廢孔學，不可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的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p>

可見，發生在中國古代的“言意之辨”更多地是著眼于言意矛盾，從達意的需要看待語言；“言文之爭”發生于晚清及“五四”時代，已深入到語言體系內部，卻是從啟蒙的根本需要出發，為建構現代民族國家，因而已經具備現代質素。

二、從立象盡意到言文一致

問題的提出固然重要，但是也需要提出解決的方案。言意之辨針對的是言意矛盾，對此道家與佛家有感于語言的局限性，采取了正言若反、隨說隨掃、不立文字的策略，這一策略是從語言內部進行顛覆，通過破除語言文字的迷障使人領會背后真意。但是在中國古代占據支配地位的觀念，卻是立象以盡意。早在《周易·系辭上》中這一觀念即得到正式認可：“圣人立象以盡意?！辈粌H如此，《周易》還對“象”作了具體的解說：“圣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象”的特征就是“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吨芤住吠嘎冻龅男畔⒁馕渡铋L：一方面，“象”不僅是形貌的相似，也是意韻的相通，能夠以具體喻抽象，以有限表無限；另一方面，“象”是圣人創造出來的，而“立象以盡意”又是孔子所講的圣人策略，因而“立象以盡意”具有了神圣的地位。

就出發點而言，《周易》并不是為了論證“言不盡意”這一觀點，而是為了闡述“立象以盡意”的策略。雖然意識到言不盡意，但是最終卻肯定“意”是可盡的。在言意關系問題上，《周易》體現出鮮明的儒家色彩，這與它作為儒家經典的地位相符。但是到魏晉時代，何晏、王弼等玄學家以道家觀念解說儒家文本，從而使作為儒家經典之一的《周易》轉變為玄學的“三玄”之一，這是一個耐人深思的文化現象，即“儒家詩學和道家詩學在沖突與悖立中開始走向滲透和互補的現象，也即經學的玄學化現象”。對“立象以盡意”作出重大革新的是王弼，他在《周易略例·明象》中明確指出：“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恃哉咚悦飨?，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蓖蹂霾]有明確指出言盡意或言不盡意，但這已經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論述明確了言——象——意各自的功能及相互之間的關聯。在王弼看來，言、象、意不再是孤立的存在，象借助于言才產生，又指示著意，它們結合成一個緊密的整體。但是要得象，就不能拘泥于字面，必須探求言外之義；要得意，就不能膠著于個別之象，而是要透過有限、具體的象去體味無限與抽象的蘊意。王弼的觀念對于中國古代詩學的影響極為深遠。

到晚清與“五四”時代，“言文之爭”則日益凸顯出來。人們關注的不再是言如何達意，而是進一步發掘造成言意矛盾的原因。在知識界看來，言文分離才是造成語言困境的根本原因，因而首要的任務就是做到言文一致。在這一方面，黃遵憲有首倡之功，他認為要改變中國語言、文字脫離的現狀，當務之急是“更變一文體，為適用于今、通行于俗”、“令天下之農工商賈，婦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啟超則注意到白話小說在民眾中的巨大影響力，故強調“專用俚語，廣著群書，上之可以借闡圣教，下之可以雜述史事，近之可以激發國恥，遠之可以旁及夷情，乃至宦途丑態，試場惡趣，鴉片頑癮，纏足虐刑，皆可窮極異形，振厲末俗，其為補益，豈有量耶”。不僅如此，他還親自動手以白話翻譯《十五小豪杰》等歐洲政治小說。

“五四”時代，“言文一致”依然是知識分子探討的一個熱門話題。但是與晚清知識分子有所不同，“五四”知識分子強調個性自由而非一般意義上的民族國家觀念，錢玄同指出，言文分離是和文妖造成的，“現在我們認定白話是文學的正宗：正是要用質樸的文章，去鏟除階級制度里的野蠻款式；正是要用老實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會做的，做文章是直寫自己腦筋里的思想，或直敘外面的事物，并沒有什么一定的格式?！?/p>

拼音化運動方面的成就與影響則不能與白話文運動相比。晚清時就已經出現多種拼音方案，宋恕最早提出“切音文字”之說，康有為則在日本文獻資料的影響下萌生了設計“幼學捷字”的念頭。在這一時期甚至出現了要求改用日文的主張，在此之后則有萬國新語、國語羅馬字等主張。但是這些主張或是停留于紙面討論，或是雖付諸實踐卻終歸失敗，個中緣由引人深思。在今天看來，語言固然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文字也同樣如此。當時的知識分子認為日文、西文是言文一致的文字，由此對漢字加以改造。但是這樣一種改造與白話文運動是不一樣的：后者雖然融合了外來語，卻是以古漢語為根基的，是漢語現代蛻變的產物。文字拼音化則不同，從漢字本身特性來講，拼音化難度極大，如郭紹虞所言，“語詞為了遷就文字，即使復音語詞也往往兩音相綴三音相綴至多四音相綴，除翻譯外來語外，絕沒有多音相綴的復音語詞，因此同音語詞又比較多”，這就“造成了推行拼音文字的困難”。而且漢字作為漢語的書寫形態，兩千多年一直形態穩定，為維系中華民族起到了重要作用。在這一點上梁啟超看得很清楚：“我所用者為象形文字，諸族言語雖極復雜，然勢不能不以此種文字為傳達思想之公用工具。故在同文的條件下，漸形成一不可分裂之大民族”。他堅信國語隨國民性而演化，漢語漢字自有其獨特文化品性，這種內在的精神不會消亡。

三、從工具觀念到本體意識

中國古人的言意之辨，對于言意關系的認識和理解是深刻的。然而，在各種學術流派與見解中，占據主導地位的卻是從實用主義出發對語言所作的批評，更多地關注語用。在先秦諸子中，名家注重語言分析，把思考的重點真正放在語言自身，卻遭到儒家、道家、墨家等流派的一致攻擊而無立足之地，以至于長期背上了“詭辯”的罵名。實用立場與語言工具論相輔相成，形成了中國古代文學批評語言意識的顯著特色，即“文以載道”、“道”“器”二分的觀念等，有學者指出，中國“古代把文學不看作獨立藝術，而看作有用的東西，就是把文學看作道德和政治的附屬品”，“古代論文的話，總是注意根本的思想、情感和作用，很少說到本身構造的技術，所以雖然是論文，實在是重義而不重文”。雖然中國古人很早就注意到語言形式對于文學的重要性，魏晉六朝更是以語言作為區分文學與非文學的重要依據，但是語言始終只被視為工具，處于從屬的地位，這就在很大的程度上限制了人們對文學自身特性的認識。

這樣一種觀念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可謂根深蒂固，直到晚清和“五四”時代依然在發揮其影響力。但饒有意味的是，關注語言問題引發了晚清和“五四”時代的文學變革，這與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密切相關：中國文學批評在由傳統向現代轉型的過程中，其語言意識也在發生著變革——從單純的工具論到開始從本體的層面考察語言，意識到語言的意識形態屬性，從而以語言變革作為文學變革乃至于文化革新的先導。當然，此時的變革多少還是不成熟的，還是在“工具”與“本體”之間徘徊、游移。

黃遵憲在《雜感》中寫下了這樣的詩句：“造字鬼夜哭，所以示悲憫。眾生殉文字，蚩蚩一何蠢?！笨梢娝呀浾J識到語言文字并不是可以隨意運用的工具，而是承載了厚重的文化，這種觀念與視語言為本體的現代語言觀有相通之處，已經透出了現代的氣息。而這樣一種在體用之間徘徊的矛盾，在梁啟超身上體現得尤其明顯。

梁啟超早年在論語言文字時，主要著眼于言文分離不利于開發民智；在中西對比時也是從功用人手，語言工具觀表現得十分突出。不過，梁啟超與“五四”學人的觀念已經透露出變革的氣息，因為他們已經是在動態的框架中思索。梁啟超指出：“蓋言語凡以表示意識，意識之范圍日擴，則所以表示之者，自能與之相應，此其一也……文字所以表觀念，觀念新則其字自新也?！币粤簡⒊瑸榇淼耐砬逯R分子抨擊言文分離，號召三界革命，以小說為文學之最上乘，促成了文學觀念的現代轉型，催生了現代意義上的文學格局。但是“五四”時代的變革才真正在更深的層面觸動了古代漢語的根基，由現代漢語建立起現代思想文化。等人發起文學革命，推行白話文學，明確提出“若要造國語，先須造國語的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國語?！比嗄旰螅劦阶约旱倪@一主張時，仍堅持認為“文學作家放膽的用國語做文學，有了國語的文學，自然有文學的國語”。

已經意識到文言承載著中國傳統思想文化，代表著傳統思維方式，白話與文言的沖突是新舊文化的沖突。但是他又把這種沖突簡化為活文字與死文字的對立，提倡白話的理由無非是白話更方便、適用，這就又重新回到了語言工具論的老路上去了。相比之下，魯迅與周作人對語言的意識形態屬性、對于文言作為傳統文化組成部分的認識要深刻得多。魯迅曾談到，“別人我不論，若是自己，則曾經看過許多舊書，是的確的，為了教書，至今也還在看。因此耳濡目染，影響到所做的白話上，常不免流露出它的字句，體格來。但自己卻正苦于背了這些古老的鬼魂，擺脫不開，時常感到一種使人氣悶的沉重”。周作人也意識到“這荒謬的思想與晦澀的古文，幾乎已融合為一，不能分離”，因而“文學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卻比第一步更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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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語言文字；應用能力；意義；對策

[基金項目] 本文是河北省教育廳2013年度高等學校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語言文字研究專項）成果，項目編號：YWZX201340。

【中圖分類號】 H1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7-4244（2014）02-243-2

黨的十報告明確指出：“建設優秀傳統文化傳承體系，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廣和規范使用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這充分體現了黨對語言文字工作的高度重視，體現了語言文字工作在我國“五位一體”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中的重要地位。教育部副部長、國家語委主任李衛紅強調說：“語言文字工作的基礎在教育領域，母語感情和語言文字能力的培養是教育的重要任務?！蹦壳按髮W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面臨著下降的趨勢，尤其是體育院校大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缺失已成為普遍現象。因此，新形勢下提高體育大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迫在眉睫。

一、體育類大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現狀分析

筆者通過問卷調查，與師生訪談等方式對所在學校和幾所兄弟院校學生的語言文字應用現狀進行了調查，調查發現體育院校大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現狀堪憂，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一）口語表達方面。普通話是全民族口語交際的共同語，準確而流利地使用普通話是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學生文化素質的重要表現。體育院校大學生普通話過級率低，日常交談很多人不使用普通話，語言粗俗化、暴力化現象普遍，不經意間會將國罵帶在嘴邊?？谡Z表達能力差，蒼白、無力，甚至詞不達意。

（二）書面語言文字應用情況。從校園海報、普通書信到學生作業和畢業論文來看到處充斥著錯別字、病句，濫用繁體字、亂造簡體字的現象比較普遍。另外，學生應用文寫作能力差，思路零亂、文筆生澀，標點符號亂用等現象突出，連最常用的一些應用文如假條、申請書都寫得格式不規范，錯誤百出。

（三）語文文字規范意識淡薄。在語言使用過程中不合語法規則的現象很普通，社會和網絡流行語使用普遍，學生日常生活語言雜用現象嚴重，除了使用漢語外，還會將各種數字語言、字母、英文、符號與漢語夾雜使用，還自認是時尚語言，如果不用，就好像落伍了，不跟時代合拍了。

二、影響體育類大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的因素

（一）教育思想偏頗帶來的負面效應。首先，英語熱導致母語教育缺失。我國很多高校，不過英語四級，不給學位。更為嚴重的是，在求職應聘中，英語與計算機幾乎成了找工作的兩把利劍，導致很多大學生在大學前兩年主要在學英語，而中國目前的大學校園內，大學語文等人文類課程的教育卻處于一種缺失狀態。很多高校根本不開設語文等母語課程。

其次，體育院校受專才教育思想影響等因素，不重視人文教育。體育院校大學生有很多從小從事體育，沒有受過系統的基礎教育，文化基礎薄弱，語言文字應用能力更令人堪憂。

（二）社會上語言文字不規范現象的負面影響。現在是信息社會，大學生獲得信息的渠道是多元的，社會上語言文字不規范現象對學生造成了惡劣的影響。

街頭牌匾、廣告，甚至指示牌錯別字現象嚴重。走在城市的大街小巷上，我們經常能看到許多錯別字，如街頭標語，標識牌在營銷活動中亂造諸如“衣衣不舍”、“秋水衣人”這樣的詞語。

網絡語言的侵入使得大學生使用語言文字越來越隨意。體育類大學生自身文化素質較低，抵抗網絡不良影響的能力較差，對網絡語言的盲目濫用，在學生中已形成氣候。廈門大學教授李如龍認為，“網絡語言對漢語是一種污染，是小群體為了團體交流方便，根據自己的愛好編造出來的語言，這是一種不健康的苗頭”。先不論網絡語言是否是污染，但網絡語言的產生與濫用的確降低了大學生語言文字規范使用的水平。

報刊、廣告、影視屏幕中語言不規范現象也屢見不鮮。每年央視春晚結束后，都會收到觀眾反映，主持人或演員讀錯了多少處，字幕出現了多少錯別字等。即使中央電視臺最具權威性的一些欄目也時有差錯，據有關專家統計，2013年10月24日這一天，中國新聞、新聞30分、今日說法、海峽兩岸等欄目就出現了11處錯誤，錯誤主要集中在字幕和主持人誤讀上。而電視劇中錯字別字的出現率比電視節目更高。

（三）信息技術廣泛應用帶來的不利影響

計算機的廣泛使用，在給學生帶來便捷生活的同時，也對學生規范使用語言文字產生不利影響。首先表現在：學生大部分業余時間泡在網上，與同學交流變少，甚至導致部分學生與人面對面交際產生障礙；另外隨著信息化時代的悄然而至，當鍵盤輸入替代漢字書寫成為人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導致提筆忘字現象嚴重。最后網絡信息量大，查閱資料方面，很多學生貪圖便捷，不去花時間和精力去思考，導致書面表達能力下降。

三、加強大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的重要意義

（一）培育民族精神，為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助力

加強大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首先有利于母語的繁榮，培育民族精神，增強文化軟實力。

語言學家呂淑湘先生說：“我認為對祖國語言的理解、欣賞、熱愛，這也是愛國主義教育?！钡聡Z言學家洪堡特也提出了類似看法：語言仿佛是民族精神的外在表現，民族語言即民族精神，民族精神即民族語言，兩者的統一程度超過了任何人的想象。

近代著名學者龔自珍曾經說過：“欲要亡其國，必先滅其史，欲滅其族，必先滅其文化”（《古史鉤沉論二》），語言文字不僅是重要的交際工具和思維工具，還是文化的基礎、民族的象征，最能體現文化軟實力。在18世紀中葉，英國政府把掌握英語知識看作是教化屬地內有色人種最重要的方式，對英屬殖民地普遍實行種族隔離的教育政策。日本和東北期間，也曾強行推行日語教育。歷史上這樣的事例舉不勝舉。因此我們要增強文字自信，對漢字、漢語抱有敬畏之心。

其次，提高大學生語言文字能力可以為實現“中國夢”助力。

語言文字是國家文化建設和社會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事關歷史文化傳承和經濟社會發展，事關國民素質提高和人的全面發展，事關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在實現“中國夢”的過程中承擔著重要歷史使命。實現“中國夢”，先從熱愛母語，規范使用漢字做起。大學生是實現“中國夢”的生力軍，他們的語言文字水平直接影響著“中國夢”的實現進程。倡導大學生“用普通話講述中國夢，用規范字書寫中國夢”，共同構筑語言文字中國夢。

（二）有利于提高體育類大學生綜合素質，增強就業競爭力。語言文字應用能力是大學生自身能力和綜合素質的重要組成部分，對學生的成長、成才及全面發展具有基礎性作用。首先，語言文字的工具性決定了其應用能力的高低關系到職業能力的高低，一個人的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的強弱勢必會影響他的學習、工作、生活的成敗得失。尤其是體育類大學生，因為大多文化基礎薄弱，如果能擁有良好的口語交際能力和書面表達能力無疑會增強就業競爭力。

另外語言文字能力對學生人文素質的形成和提升起著關鍵性作用。語言是思維的工具，文字是思想的延伸，“母語教學要培養負責的公民，幫助學生形成國家觀念，具備應有的道德價值觀；促進學生的主動發展，培養學生的個性?！闭Z言文字與人的綜合素質息息相關。

四、提高體育類大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的途徑措施

（一）轉變教育觀念，提高語言文字規范意識

首先是教育部門與高校領導要更新觀念，明確語言文字的重要作用，重視語言文字工作，為大學生語言文字規范化建設提供便捷條件。

其次，高校教師要轉變觀念，努力提高自身語言文字水平，在語言文字應用上為學生起到示范作用。體育院校的一些教師由于教育、環境等因素影響，語言文字不太規范現象比較嚴重，教師要能夠采用普通話教學，板書規范，并采取多種措施切實提高自己的語言文字應用能力。

最后，體育大學生應轉變輕視語言文字的觀念，在語言文字能力培養方面發揮主體性作用。牢記“遺失了中國的傳統文化之精髓與漢字原形，就成了數典忘祖的新文盲?！?/p>

（二）科學設置母語類課程，構建語言文字能力培養體系。若想提高學生的語言文字應用水平，合理構建課程體系，完善教育內容是最為重要的一個方面。大學生語言文字應用能力主要包含口語表達能力和書面表達能力，圍繞此目標，開設諸如《大學語文》、《普通話》、《演講與口才》、《常用應用文寫作》、《基礎寫作》、《書法》等母語類課程。在課堂上要求教師傳播知識的同時提升學生對漢語語言文字之美的感悟，同時加強對母語思想情操的教育，從根本上提升人們對母語的自信心，提高學習母語的熱情。

（三）依托校園文化活動，搭造語言培養實踐平臺。語言文字能力的培養單靠課堂內是難以實現的，畢竟課時有限，母語能力的培養更多的是在課堂之外，良好的校園文化環境對學生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要重視宣傳櫥窗、條幅、校園網、校廣播臺等校園環境對學生的熏陶作用，學生生活在其中，耳濡目染，就會自覺地提高語言文字規范意識。

同時要積極搭建語言實踐平臺，通過組織書法比賽、漢字書寫大賽、辯論賽、演講比賽等活動，并通過組建與語言文字相關的社團、協會來激發學生愛母語、說母語、用母語的熱情，不但能提高大學生的語言文字能力，還能凈化校園語言環境，豐富校園生活，提升校園文化品位，促進高?？沙掷m發展。

（四）閱讀經典，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信息社會中，電視與網絡的普及使大學生所受誘惑增多，大學生閱讀經典名著大大減少，尤其是體育大學生，根據我們的問卷調查很多學生沒有閱讀習慣，課余時間用于讀書的時間很少，即使閱讀也多限于武俠、言情等，呈現出嚴重的娛樂化傾向。韓愈曾說：“學以為耕，文以為獲”。意思是說，閱讀是寫作的先導，沒有讀的基礎，就沒有寫和說的“收獲”。

要提高大學生的語言文字應用能力，一個重要途徑是引導他們大量閱讀古今中外名著。首先，閱讀經典，可以從語言大師的作品中擴大詞匯量，領悟語言應用技巧，提高語言應用能力。其次，可以通過經典閱讀學習中國優秀文化，激發文化自信，提升人文素養和道德情懷，提高大學生綜合素質。

總之，語言文字不僅是個人溝通和交流的工具，對促進人的全面發展起著重要作用，更是加強文化自信，建設文化強國的重要內容。體育類大學生語言文字基礎薄弱，更要將提高語言文字應用能力當作一項重要工作來抓，這樣才能培養出文武兼備、德高技精綜合素質過硬的人才。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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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李宇明.強國的語言與語言強國[N].光明日報，2004-07-28（28）.

篇7

一、漢語教學中存在的偏誤問題

（一）現狀

新疆，雙語教學是指用漢語講授非母語課程。事實上，真正的雙語教學應該是教師用流利的漢語講述非漢語課程。這就是要求擔任雙語教學的教師既要有很強的專業知識，又要有扎實的漢語語言功底。目前，雙語教學應該如何開設和評價雙語課程等問題都尚無定論;雙語教育的教學方法，教學特點，教學模式和教學環境都處于實驗與探索階段。首先，處于這一階段的學生通過聽教師講授，掌握很多語言知識，如果初次接觸并掌握的語法，句法或發言是錯誤的，那么需要表達時，他們往往說出的則不標準的漢語，這個各階段的學生自然會出現更多偏誤問題。其次，民族學生，學習漢語時需要在課堂上進行漢語教學活動，只靠老師在課堂上課堂上進行聽，說，讀，寫等學習活動，沒有配備各種學習輔助工具，如：收音機，錄音機，復讀機，電子詞典，電腦，磁帶，等。將會影響學生偏誤。

另外，有些非漢語專業課教師教漢語需要備課時，要查閱漢語詞典、注意發音、豐富自己的漢語知識面、提高漢語表達能力，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是受到語言能力的局限，很難回答學生的提問或應付突發事件。這種現象在小學或中學都非常普遍，有些非漢語專業教師為了省事和省時，過度自信，平時毫無準備就上課，只把一些專業術語能簡單地告訴學生，讓學生記下來，并讓學生跟讀幾遍，就完事了。受這樣老師影響的學生更有偏誤問題。

（二）存在的問題

1.母語干擾

學生的母語對漢語發音的干擾是很典型的。詞匯方面來講“他懂維語”說成“他知道維語”，語法方面的錯誤句。如：“這實際問題嘛”， “那地方去看了一下”， “太笨重的很”， “他畢業了中學”， “他根本就好好不干事”等等。在漢語學習的初級階段，學生中介語的偏誤中，母語干擾占優勢。

2、泛化

個別學生發音時，有“矯枉過正”的現象，如：把“基本上”的“基”說成zhi， 把“好事”的“事”說成這是xi。這是語音上的泛化現象。有時寫漢字時筆畫、偏旁、結構錯誤是書寫上的泛化現象。如：太與犬、像與象、干與王等。

3、文化干擾

它是由學生母語的文化因素干擾漢語表達造成的。有這樣一個句子：“你看著孩子黑黑的羊眼睛，多漂亮??！”把維語的提法“羊眼睛”，“甩手大爺”， “獨木橋”， “繼承家里的香火”， 直接成漢語顯得生硬。

4、學習策略

學生學習過程中對難字、難詞、難句、難度較大的話題沉默、回避、跳越或拒絕回答。如：老師問學生：“你的愛好和興趣是什么”學生答：“沒有”。 “那么你的理想是什么” 學生答：“沒有”。學生的回避或默不作聲，這個話題就成了空白，不利于學生的進步。

二、偏誤分析在漢語教學總有著重要的意義

1、偏誤分析揭示了韓語學習的規律

老師了解了偏誤問題，就應該對學生的偏誤有一個正確的態度并幫助學生修正偏誤，達到新的認知。所以教師不能僅僅以偏誤的有無和多少來衡量學生的好壞，不糾正偏誤就無法達到新的認知，但糾正偏誤要分清輕重緩急，并以保護學生的學習積極性為前提。

2、偏誤分析為我們提供了全面認識并糾正偏誤的方法，對對比分析進行了驗證和補充

新疆的漢語教師多年來熟悉民漢語的對比分析，善于預測學生的困難和錯誤，有了偏誤學習的預防，再加上偏誤分析的診斷和治療，漢語教學將會更有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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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歸化；異化；外語片名；翻譯

電影是語言文化的一扇窗口。通過一部電影，我們可以窺見一個民族絢麗多姿的文化形態。外語電影片名就如標簽。用短短數語告訴人們關于一部電影最多的文化信息。尤其是國外電影的譯名更肩負著幫助人們理解影片，了解異域文化的重任。

一、歸化和異化翻譯的含義

翻譯不僅僅是兩種語言之間的表層指稱意義的轉換，它同時也是兩種語言所蘊涵的深層文化之間的交流。翻譯中對文化因素的處理有兩種基本方法：歸化和異化。

（一）翻譯的歸化

所謂歸化(adaptation)，遵守目標語言文化當前的主流價值觀，公然對原文采用保守的同化手段，使其迎合本土的典律、出版潮流和政治需要。

（二）翻譯的異化

所謂異化(alienation)，就是源語的語言形式、習慣和文化傳統的處理以源語為歸宿，也就是盡量移用源語中的語言形式、習慣和文化傳統。在譯文中突出源語的“異國情調”。

二、歸化翻譯策略在外語外語電影片名翻譯中的應用

在跨文化交際中，兩種語言、文化之間的差異注定了影片譯名與原名之間的偏差，因為不同的文化背景會導致部分語義的改變和喪失。外語電影片名是文字意義和文化內涵的有機體，它應能提示影片主要內容，反映一個民族的文化底蘊。而翻譯是一種跨文化的交際，翻譯的目的是促進交流，而交流的基礎是譯成果的認可與否、接受與否。字面直譯片名若出現譯語觀眾對語言或文化的不認可，譯者則需根據目標語語言、文化進行改寫和調整。

翻譯片名的過程中有時會遇到一些不同于本民族文化的“異質”，而這些“異質”一時又難以得到認可和接受，更不用說吸收和消化了。那么，此時應考慮歸化翻譯了。出發語文化與目標語文化常持有截然相反、完全矛盾的審美趨向和價值趨向，因而難以溝通。為考慮譯語觀眾的接受能力和取悅譯語觀眾，片名常出現歸化翻譯。

如外語電影《Ghost》譯為《人鬼情未了》。漢字“人”、“鬼”在視覺上給中國觀眾以強烈的沖擊，顯示了主人公陰陽兩隔、難以相聚的情境；而“情”“未了”又纏綿悱惻、柔斷肝腸。5個漢字連起來，既提示了生死離別、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又能引起觀眾心靈上的震撼，激起觀眾強烈的觀看欲望。直譯為《鬼》，雖然字面上忠實，卻極易誤導中國觀眾，因此，譯為《人鬼情未了》符合中國觀眾的審美情趣和期待視野。

有些片名在出發語、目標語文化中意義相通。但因不同文化中人們的思維模式、審美情趣不同，而形成了不同的語言表達習慣。為考慮譯語觀眾的語言習慣，根據影片內容進行調整而形成歸化翻譯。如英語外語電影片名多簡潔直白，而漢語外語電影片名多化實為虛、籠統概括。英漢對譯時，應根據不同文化需求進行調整。如外語電影《Face Off》譯為《奪面雙雄》，《Snow Dogs》 譯為《雪地狂奔》，《Cliff Hanger》譯為《絕巔雄風》，《Die Hard》譯為《虎膽龍威》，《The Red Shoes》譯為《紅菱艷》，《Blood and Sand》譯為《碧血黃沙》，《Tango＆ Cash譯為《浴血擒魔》，The Accidental Spy》譯為《特務迷城》等。

所以，外語電影片名歸化翻譯特別普遍，主要是以譯語觀眾的期待視野、審美情趣、接受能力為軸心，根據影片內容來譯，并兼顧票房價值。只要譯者認真推敲影片語境，弄清片名形式與電影內容的關系，就能正確解讀或認知影片創作意圖，不受原片名形式的約束，采用相應的形式表達原片名，有效達到翻譯目的。

三、異化翻譯策略在外語外語電影片名翻譯中的應用

電影是以向觀眾介紹異域文化為目的的，對于以譯語觀眾所熟悉的民族文化特征性很強的人名、地名或歷史事件為片名的電影。異化過程中對片名進行直譯或音譯處理，將源語的字面、語音形式轉換成目的語的字面、語音形式。每一個民族的語言都有它自己的詞匯、句法結構和表達方法。當原文的思想內容與譯文的表達形式有矛盾不宜采用直譯法處理的，就應采用意譯法。當然意譯不是任意亂譯，意譯要求譯文能正確表達原文的內容，但可以不拘泥于原文的形式。由于文化背景的差異。有些片名采用直譯而得出的譯名往往令人費解。而且有時還缺少原片名的意蘊和藝術特色，這類片子則必須根據影片內容和原名進行意譯。以達到預期效果。特別是對于以目的語觀眾所熟悉的民族文化特征性很強的人名、地名或歷史事件為片名的電影，異化過程中對片名進行直譯或音譯處理，將源語的字面、語音形式轉換成目的語的字面、語音形式，電影Madame Currie，Patton，JFK，Pearl Harbor，Shakespear in love， Romeo and Juliet，Chicago均直接異化為《居里夫人》、《巴頓將軍》、《肯尼迪》、《珍珠港》、《戀愛中的莎士比亞》、《羅密歐與朱麗葉》和《芝加哥》。異化法使片名中的文化信息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而對于那些因文化差異而造成觀眾理解困難或可能引起誤解的典故等，我們只得在影片的后續宣傳中進行一些文化上的補譯以彌補。舊時觀眾接受外來文化的時候，更多地依賴于本國語的語言習慣、思維方式來了解外來文化，而現今觀眾可以坦然接受外來文化以擴展其經驗視野。如美國電影《Casablanca》因為漢語習慣以片名概括主要內容，先采用了高度歸化的翻譯《北非諜影》；后來因為文化交流的加強，觀眾接受外來文化的承受力不斷提高，于是便有了異化的翻譯《卡薩布蘭卡》。異化絕不是機械地死扣原文的字面，呆板地直譯，而應深入了解外語電影片名字面承載的文化信息。譯者在進行語言操作的時候，應具有深刻的文化意識。

四、歸化和異化策略下的文化因素分析

人們在交流中不可避免地用自己的文化定式去解讀與本族文化并不相容或不完全相容的異族文化現象時，就難免會經歷從不解、費解、誤解、一知半解到理解，甚至認同的過程。因此，片名所反映的不同語言習慣、文化精神，隨著文化交流的加深，有些能夠為觀眾所理解、認可和接受的，翻譯則可由歸化轉為異化。有些始終為觀眾所勉強的，則仍多以歸化為主，如英語片名多直白，而漢語片名多含蓄。中國人接受直白的東西比較困難，因此，翻譯應為歸化為好。筆者不贊成動輒匆促提出“異化為主”，“歸化為主” 的結論，因為歸化和異化應該是相互關聯，相互補充，相互融合，相互滲透的兩個對立面，有辨證統一的關系，而不是相互對立。

五、結論

有些譯制商常常忽略電影名的翻譯，或只為迎合觀眾而隨意亂譯。這些做法都是不可取的。異化翻譯就是充分相信觀眾的審美、接受能力，讓觀眾直面異域文化；而歸化翻譯的要旨在于跳出語言層面的束縛，傳達出影片的內容含義與文化精神。外語電影片名翻譯應該從發展的角度去考慮，結合觀眾的實際需要，把握好歸化和異化的“度”，既不能過于異化，讓譯語觀眾不知所云；又不能過于歸化，造成原名語言和文化特色的喪失。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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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侗族大歌；純人聲；演唱；傳承

一、侗族大歌的文化基壤

（一）生活地理環境

侗族是距今有2500多年歷史，侗族分布在中國西南部。侗族主要居住在貴州、廣西、湖南、湖北等四省區的毗鄰的地區。侗族一個依山傍水的民族，溫度適宜，雨量充沛，為人們從事以農業與林業提供了有利條件。在勞作時稻田與稻田、山溝與山溝之間的人們邊勞作邊對歌。侗族地區的林業資源也相當豐富，杉木較多，村寨主要居住的是自己建造的木樓，特產有糯米、茶葉、茶油、酸魚、酸肉和酸鴨等。

（二）侗族唱歌于風俗之中

1.“飯養身，歌養心”侗族人民把歌當作精神食糧，侗不離歌。侗族有三寶：鼓樓、風雨橋、侗族大歌，這三寶相緊密聯系。有樓橋的地方一定會有歌，每逢節日鼓樓邊、風雨橋上都會集會唱侗歌，吹蘆笙跳踩堂多耶舞。

2.侗族是一個愛吃酸的民族，“侗不離酸”，不管每家每戶都會自制腌制的酸魚、酸肉、酸鴨、酸菜等。侗族人在飲食中歌唱，有歌曲《侗不離酸》等。侗族還有“打油茶”的習俗，油茶是侗族人生活中必不可少的日常飲品，也是待客的佳品，侗族人會圍坐在火塘旁邊喝油茶，有歌曲《油茶歌》。

3.每年農歷三月初三是侗族人的傳統節日，又稱“花炮節”，據了解在廣西三江侗族自治縣富祿鄉每年都會舉辦三月三節花炮節，至今已經成功舉辦了100多屆，活動當天有搶花炮、吹蘆笙、對歌、抬棺人等節目，以歌會友，以舞傳情，豐富本民族民俗活動。

二、純人聲侗族大歌的音樂風格

（一）純人聲侗族大歌演唱和表演

侗族純人聲大歌只用人聲音作為表現音樂的重要的工具。沒有樂器伴奏，對音準的要求就要更高，特別是領唱者要具有敏銳的聽覺和音準能力，侗族大歌與侗歌其它音樂相比，其它音樂則采用琵琶、蘆笙、侗笛、牛腿琴等樂器作為伴奏，而大歌采用無樂器伴奏。

侗族大歌一般是同聲合唱、男女混聲合唱，音色原始而粗獷，演唱不講究太多的方法和技巧，而更傾向于最自然的演唱方式，使用本嗓、真聲少有雕琢。純人聲侗族大歌多為二聲部，也有三聲部，一般不少于三人，三人以上多則幾十人。純人聲無伴奏形式，要求各聲部的默契配合，在各聲部共同作用下產生天人合一的視聽效果。

侗族大歌在表演上較為保守，不刻意進行表演化加工，相對沒有舞臺表演化生動多樣，但卻是保留了原汁原味的本質。而專業音樂院校則在民族音樂表演舞臺上大膽創新，結合自身的專業表演特點，進行舞臺化加工，如演唱、隊形、服飾和表情動作等。

（二）旋律特點

旋律是音樂的靈魂也是音樂的基礎，也是音樂中最重要的組成部分，在侗族大歌中旋律的表現發展主要有：

1.大歌的支聲手法。侗族大歌的旋律發展多使用支聲手法，由一個旋律共同派生出一個變化旋律。高聲部有領唱，領唱要在熟悉低聲部旋律的基礎上，為之配唱高聲部旋律。

2.持續音運用。大歌的持續音由低聲部逐漸展開，低聲部由一個固定低音在低聲部持續，持續音大多運用鼻腔的共鳴。延續音短則幾小節，長則延續有一二十小節之久。演唱持續音時，用循環不斷的呼吸方流換氣，換氣速度講究快、輕，這樣旋律聽上去才有和諧之感。

3.歌詞對自然界的聲音模仿。侗族人依山旁水，把“天人合一”的思想注入到侗族大歌的創作中，把對大自然的熱愛之情融入到音樂里，模仿蟲鳴或動物的聲音，是大歌產生的自然根源也是大歌編創的一大特點。如《蟬之歌》歌曲里面大量的模仿蟬鳴的叫聲，用襯詞“冷冷冷咧”進行模仿，均用舌頭顫音完成。

三、保護與傳承語境下的演唱訓練及表演實踐

（一）大歌傳承的傳統組織

侗族是一個沒有文字的民族，侗語一般都是用漢字的讀音來教讀侗語教唱侗歌，或用與侗語音相似或相近的漢字來記錄，例如：來（ma）--嘛。傳統的傳承方式主要通過歌師的口頭傳授，可獲得歌師的傳授的第一手資料。而專業院校的侗歌傳承則相對來說在意義上被藝術表演化了，在傳播的方式上也有迥異于傳統傳承。

侗族大歌的傳承進入學校主要是在上世紀 80年代，1984年貴州省榕江縣中小學嘗試開展了侗歌進課堂。2000年出版的《長大要當好歌手》侗歌教材，選用的大歌主要是兒童大歌，侗歌進課堂主要為了加深孩子從小對本民族本土文化的傳統記憶，把民族文化傳承下去。

1959年黎平縣侗族民間合唱團演出到北京演出，打破了長時期侗族大歌與外界隔絕的封閉狀態。2008年貴州侗族大歌合唱團在第十三屆CCTV青年歌手電視大獎賽，成功演繹了無伴奏侗族大歌《五月蟬歌》贏得了榮譽。2010年貴州黎平侗鄉的青年將侗族大歌帶到了世界頂級音樂殿堂維也納金色大廳的舞臺上。侗族大歌需要更多的舞臺展示，也正在漸漸的走向全國唱響全世界。

（二）侗族大歌的生存現狀以及保護措施

侗族大歌2009年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進入了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名錄。在新時期現代化該如何發展如何保護民族文化尤其重要，外來文化的傾入漸漸帶動著侗族人民的生活日益現代化。以前老一輩們唱侗歌是他們主要的娛樂活動方式，而現在侗歌傳唱率不高，唱侗族歌不在是青年人的娛樂方式，面臨傳唱出現了演唱人群老齡化。侗族大歌的現狀令人堪憂。面對這一困境我們應該找到解決保護的方法：

1.培養挖掘民間的歌師歌手，建立文化保護和傳播機制。組織熱愛民間音樂人，到村寨里采風、學習，向民間征集有關侗族大歌侗族音樂的文獻資料、分析研究保護，邀請老一輩民間藝術家歌師開展歌曲傳教。

2.侗族大歌作為一種民族特色文化的延續，侗族地區應該抓好契機，合理利用資源，傳承發展本民族民間民俗，讓侗族大歌成為推動侗族地區旅游的品牌。

3.侗族音樂教學教材少之又少，一定程度上局限了侗族音樂進課堂的發展。應充分挖掘侗族音樂資源，編寫適合學生的侗族音樂教材。繼續實施侗族大歌進課堂，把民族文化傳承下去。

侗族大歌是侗族人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在非物質遺產文化保護的語境下，侗族大歌也逐漸被社會了解和關注。欣賞純人聲侗族大歌的同時，應由表及里去感受一個民族深沉而古老的民間音樂及傳統文化，以及這個民族的生活境況、風俗風情等。在現代音樂教育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教育中，不僅需要專業學院派藝術人才培養，更需要地方特色民族音樂人才的有效培養，這才能不忘本民族文化之本。

純人聲侗族大歌在傳承體系當中面臨著許多困境，但是憑借著侗族人對侗歌大歌的熱愛及其大歌的獨特魅力，以及各學者對侗族大歌的深入研究還有政府的積極保護，相信侗族大歌一定會讓更多人知曉。純人聲侗族大歌在歷史性、本土性、民族性、地域性等特點造就了純人聲侗族大歌的無窮魅力。同時，也喚醒人們對面臨現代化沖擊洗禮而面臨危機的珍貴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的關注與參與。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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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慧珍.侗族民間文藝美論.[M].廣西：廣西人民出版社.

[3]王承祖.侗族大歌芻議[J].中國音樂，2000年03期.

[4]張中笑，楊方剛.侗族大歌研究五十年[M].貴州民族出版社.

篇10

所謂人文教育，其本質在于人性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升受教育者的思想境界，加強受教育者理想人格的塑造，以及促進受教育者個人及社會價值的實現。然而隨著經濟社會的高速化發展，科學技術在社會進步中所起的作用日益彰顯，再加上人文教育功能的實現并不能一蹴而就，人們的教育觀念開始向科學知識教育傾斜，人文教育逐漸被忽視。在高校課堂教學中，科學知識教育與人文教育的對立也屢見不鮮。教師們盲目地認為，為適應當今社會發展需要，讓學生立足于社會，就必須使他們掌握特定的謀生技能，因此專業知識和專業技能的培養就成了課堂教學的主要目的。一些專業技能課變成老師和學生們重點關注的對象，而文史哲等課程則被置于無關緊要的地位，大學教育呈現出過分專業化的弊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認為，“教育活動關注的是，人的潛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調動起來并加以實現，以及人的內部靈性與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質言之，教育是人的靈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識和認識的堆集”。這就告訴我們：教育的核心是人的教育，人的健康全面的發展是教育的終極目標，“重專業，輕人文”的教育觀念則偏離了教育的初衷。高校是人才培養的主要陣地，是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基石，因此在高校教學中如何加強大學生的人文教育是關系到整個社會價值導向和整個民族精神塑造的重大課題。

二、高校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教學中人文教育的必要性

日本古代文學史的授課對象為高年級日語專業的學生。語言類專業學生普遍存在的問題是過分注重語言這一工具，認為語言學習的目的無外乎聽、說、讀、寫、譯這幾種能力的習得，語言背后所蘊含的人文知識則無關緊要。部分教師“重專業輕人文”的教育觀更是加深了學生這一錯誤認識。因此，目前高校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出現的問題是，教師只是按部就班地對教科書中的知識點進行梳理，要求學生死記硬背，對古代文學史中涉及到的作品及其社會文化現象只字不提或籠統概括；學生則更是出于應付考試、拿學分等目的，機械地學習此課程，教師教學效果不佳，學生學習興趣低下。我們應該高度重視日本古代文學史的教化功能，改變過去教學中只重視傳授專業知識的做法，注重人文教育，使廣大學生在學習日本古代文學史的過程中真正獲得心靈的熏陶和升華，“使學生變成歷史意義上、文化意義上、情感意義上、道德意義上的人，實現精神成人的目的”。

三、人文教育視域下的高校古代日本文學史課堂教學

（一）分析我國文化對日本古代文學的建構，增強學生的民族自豪感

中日兩國同屬于漢文化圈，中國文化對日本文學的建構，尤其是中國古代文化對日本古代文學的建構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例如，向學生講授日本古代文學史時，不能忽視中國古代文化的以下作用：奈良時代，漢字的傳入結束了日本漫長的口承時代，使日本進入了文字記載時代，首創了由變體漢文或純漢文書寫的文字文學《古事記》《日本書紀》等，并為假名文字的產生打下了基礎；平安時代初期，日本貴族文化興起，漢字文化更是被置于公眾場合，《凌云集》《文華秀麗集》等大批漢詩集出現在日本文壇，一度占據日本古代文學的主流，掀起了唐風文化的。初期的漢文學模仿帶來了平安中后期的漢文學深層消化吸收，間接地推進了日本文學的“和風化”進程。日本古代文學雙壁《源氏物語》《枕草子》中的白詩受容等就可以反映出中國文學對日本文學的深遠影響。鐮倉室町時代是日本文學發展的特殊時期，這個時期的日本戰亂頻繁，文學的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但是在中世文學代表作《沙石集》《徒然草》等作品中依舊可以看到中國儒家、道家與佛教典籍及其思想的受容；江戶時代的草子文學、讀本等更是處處有中國明清志怪、傳奇小說的縮影，甚至出現了以中國的小說為題材的“翻案小說”。通過以上的日本古代文學史的學習，可以讓學生感受到日本古代文學史是一部日本文學自身發展史的同時，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部中國文化受容史，以此可以讓學生了解到中國古代文化的燦爛輝煌及其深遠的影響力，增強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歸屬感和認同感，從而使學生樹立起民族自信心，增強民族自豪感。

（二）解讀日本古典名著，提升學生的審美素養

審美素養是當代大學生應具備的一種重要素質，審美素養的提升應貫穿大學教育的始終。古代日本文學史課程的講授不僅要包括基本文學常識、文學概念的講解，更要與經典作品的解讀相結合。文學反映的是人與世界的審美關系，對文學著作學習、鑒賞的過程，同時也是審美素養形成的過程。文學經典名著表面上看起來或許只是一次遠離社會生活的個體審美事件，但歸根結底是與某種意識、思想、觀念聯系在一起的，是對客觀世界的人格化處理。在作品的世界里，人的思想、行為在文學藝術中被展示、被感受、被體認，從而在讀者中引起一系列積極的反應。不同時代文化渲染下的讀者對同一作品可以表現出不同的審美態度。在日本古代文學史的課堂教學中，教師可以通過文學理論的有效滲透，奠定學生審美意識的思想基石；通過文學經典著作的講讀，陶冶學生的審美情操，拓展學生的審美視野，真正做到“以美啟真、以美啟智、以美育人”。日本最早的和歌總集《萬葉集》以雄渾、樸實、清新的歌風奠定了日本文學的基礎。其作者層上至宮廷貴人下至普通庶民，題材廣泛還涵括了日本偏遠地區的民歌———“東歌”“防人歌”等，被稱為日本民族的精神故鄉?！度f葉集》是古代日本人民對自身精神生活的直接表露和最真實情感的流露，他們熱愛山水，敬畏自然；忠于國君，奮勇征戰；悼念死者，感傷離別；滿懷希望，追求自由。通過對《萬葉集》的學習，可以讓學生理解用文學來表達對自然及人生的最淳樸的感動———“誠”的文學美意識。日本女作家紫式部的《源氏物語》與清少納言的《枕草子》被并稱為日本古典文學的雙壁。作品《源氏物語》以光源氏為主線，描寫了不同身份貴族男女間的戀愛糾葛及生死別離，“美麗”和“哀愁”是貫穿小說的主線。對《源氏物語》的賞析可以讓學生理解日本美學中的“物哀”精神。與此相對，清少納言則一改平安貴族們作品中慣有的感傷情調，采取積極的創作態度，通過對自然和人事的描寫，創造了“明快”的世界，它與《源氏物語》中的“物哀”一起，構成了平安朝文學中的兩大審美趨勢。

（三）探究文學中日本特有的文化現象，培養學生的跨文化交際能力

任何時代的文學都映射著各自發展的歷史背景、社會環境、政治思想以及意識形態等文化內涵。因此，在日本古代文學史課堂教學中，不應局限于文學本身的研究，而應將其上升到文化層面，探尋文學背后的文化意義。日本古代文學史是日本精神文化的源頭，通過對該課程的學習能夠使學生更加客觀地理解日本文化，拓寬視野，并用廣闊的視角去比較中日文化的異同，從而加深對中日文化異同的理解，更好地增強跨文化交際能力。日本文化向來被稱為“雜合文化”，日本古代文學史中不同歷史階段中國文化的受容，可以使學生更好地理解日本文化的這種“雜合性”，了解日本民族自古以來對外來先進事物所采取的慣有的積極吸收、巧妙融合的態度，從而使學生理解當今日本社會對外來文化強有力的兼容和吸收。日本古代文學作品中歌頌自然的作品的大量存在，則展示了日本人對水木山川、日月星辰等大自然的敬畏和熱愛，這與中國古代作品的“詩言志”傾向大有不同。對中日文學差異的講解，有助于培養學生用世界的眼光來看待外來事物和文化。另外，日本古代文學中武家社會生活的描寫則有助于理解日本人所推崇的武士道精神，古代日本稻作文化中則體現了日本人的集團意識。這些異文化的學習和理解，對學生在以后的跨文化交際中能夠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

四、結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