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文化概論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齊魯文化概論，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副刊作為報紙的文化陣地，在傳播地域文化、打造媒體品牌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叭宋?a href="http://www.trq119.com/haowen/328724.html" target="_blank">齊魯”是齊魯晚報《青未了》副刊自2007年3月30日起推出的一個特色板塊，致力于傳播齊魯地域文化，所登載的大多是介紹山東各地的傳統節日風俗、飲食習慣、名人軼事、歷史變遷、民間藝術以及特色建筑等的文章。經過幾年的發展，該欄目形成了獨特的風格特色。

為了深入細致地闡述“人文齊魯”的地域文化傳播特質，筆者搜集了“人文齊魯”自創辦以來所登載的文章以及相關資料，采用文獻分析法和案例分析法對其內容進行梳理和歸納，并按照歷史文化、節日文化、飲食文化以及風物文化四個方面分別分析其傳播特色。誠然，齊魯文化的構成元素遠不止這幾個方面，之所以選擇它們，一方面是綜觀“人文齊魯”所刊登的文章，總體上是以介紹這幾類文化元素為主，同時也因為它們有著鮮明的傳播特色，可以作為創辦地域性文化副刊的借鑒。

歷史文化：尋找與時事的結合點

這里講的歷史文化，主要是指與山東相關的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等?！叭宋凝R魯”傳播歷史文化的一個顯著特點就是注重與時事熱點相結合，在時事新聞與本地區人文地理的結合點上挖掘歷史，而這也與“人文齊魯”開篇詞中所言“尋覓的是過去，觀照的是今日”相呼應。

一個很具代表性的例子就是，2008年8月，青島作為北京奧運會的協辦城市承辦了帆船比賽，“人文齊魯”刊登了《青島棧橋——昔日的水上賽場》，介紹1933年第17屆華北運動會游泳比賽在青島棧橋舉辦時的情況，還刊登過追憶青島第一體育場建成經過的文章，傳遞青島體育文化，照映當時的奧運主題。

此外，“人文齊魯”在傳播地域歷史文化方面還具有以下特點：

1.推出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專版

在一些重大歷史事件的紀念日，“人文齊魯”都會適時策劃并推出相應的紀念專版或欄目，回顧當年事件中山東人所展現出的精神品格，傳承和弘揚山東精神，激勵讀者。

例如，“人文齊魯”于2012年5月初刊發了一組紀念“五四”運動的文章， 其中《93年前新華門前的哭聲——中的山東請愿團》，記述了1919年爆發前后山東人民為捍衛國家和舉行的一系列示威請愿活動，體現出山東人愛國愛民、不畏強權、勇于抗爭的大無畏精神。

同年“九一八”紀念日，“人文齊魯”以兩個版的篇幅刊登了1931年“九一八”之后，濟南14所學校2500名學生大聯合赴南京請愿的紀念文章，提醒讀者勿忘國恥。在“刊前絮語”中，編輯還聯系新聞熱點，結合當時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的“保釣”斗爭，奉勸讀者深刻反思，理國。

2008年3月5日是總理誕辰110周年，2月27日出版的“人文齊魯”即為紀念專版，選取《總理在青島》《鄧穎超泰安行》《、鄧穎超的曲阜情結》等文章，生動反映了和鄧穎超同志對山東的親切關懷，記載了他們在齊魯大地的足跡，表達了山東人民對總理的無限懷念和衷心愛戴之情。

2.結合熱門電視劇話題，推出反映深層文化內涵的專題

2008年初，隨著電視劇《闖關東》熱播，“人文齊魯”特別推出了“闖關東”專題，刊登了《浮海與陸行：山東人的闖關東之路》《2500萬人闖關東》《“闖關東”：299年的移民史》等文章，通過對山東人“闖關東”的路線、人數、歷史背景以及部分人物事跡的介紹，為讀者解讀了歷史上真實的“闖關東”。其中有一段話講山東人“闖關東”的原因：山東人“闖關東”除了經濟原因外，與山東人的傳統性格也有密切的關系。誠實、尚義、節儉、好客、粗獷、豪放，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山東人”。這是山東人“闖關東”的文化素質。在天災人禍的逼迫下，粗獷、豪放的傳統性格使得山東人敢于“闖關東”；勤勞節儉的性格使得他們能夠在東北獲得生存的空間；誠實、尚義、好客的性格使得他們能夠與他人和睦相處，贏得他人的尊敬與信任。這段話十分精辟地描述了山東人的文化品格，在令讀者產生文化認同感和自豪感的同時，也鼓舞著他們像自己的祖先那樣開拓進取，努力生活。

“人文齊魯”在隨后幾期中還陸續刊登過幾篇“闖關東”主題的稿件，其中有透過鄭板橋筆下的《濰縣竹枝詞》解讀清乾隆年間濰縣百姓“闖關東”的文章，角度新穎，追根溯源，通過文學作品解讀歷史，既反映出報紙副刊厚重的歷史文化積淀，又開闊了讀者的眼界。其他還有尋訪《闖關東》主人公朱開山老家朱家峪的文章，以及作者講述自己的祖輩闖關東的故事等，這些都作為電視劇的縱深與擴展，全方位、多角度地為讀者還原了“闖關東”這一歷史事件，有力地弘揚了齊魯地域文化和山東精神，加深了讀者對于地域歷史文化的認知。

此外，在電視劇《牟氏莊園》以及《南下》等反映齊魯地域文化的作品播出時，“人文齊魯”也適時推出相關專題，為讀者還原與解讀其歷史文化。

節日文化：展現富有地方特色的民俗

節日，又被稱為“時空以外的時空”，主要指的是民間傳統的周期性的集體參與的事件與活動，具有很長的歷史傳承性。①人們常說，節日是傳統文化的表演場，傳統文化的很多方面都可以在節日當中找到自己的表現場所。人們為了慶祝節日，年年舉辦各種形式的慶祝活動，而由于長期以來生活的社會環境不同，受區域地理、歷史和文化因素的影響，不同區域的人們的節慶習俗也不盡相同。山東各地慶祝節日的民俗活動是齊魯地域文化的生動體現。

每逢歲時節日，“人文齊魯”都會刊出文章介紹山東各地的過節習俗，以富有地方色彩的民俗體現地域文化特色，并且范圍不僅限于春節、元宵節、清明、端午、中秋這樣的傳統節日，就連二月二、三月三、七夕、寒衣節、中元節、臘八等這些相對而言并不特別為人們所重視的節日，以及二十四節氣等，在“人文齊魯”的文章中也會有所涉及。

這些充滿地域文化特色的節日習俗，有些如今只能留存在文章作者的記憶中。珍貴的文化資源，經由作者靈活細膩的筆觸娓娓道來，一方面開闊了當代讀者的眼界，另一方面也使讀者有機會切身感受傳統文化的魅力所在。例如2011年端午節刊登的《老濰縣分香面》一文，講述的就是明清時濰縣城里的藥鋪免費分香面，讓女孩兒們做荷包的端午節習俗。如今這一傳統雖已不復存在，讀者仍可通過這篇文章的記載想象當時人們過節的場景。

“人文齊魯”的文章在介紹歲時節日習俗時，還較多地穿民謠民諺，以凸顯地方文化特色。其中有直接反映節日民俗的內容，例如《老濟南忙大年的記憶》一文中就有一段作者家鄉的民謠，將從小年到春節每天的主要事情做了通俗明了的概括總結。其他還有諸如“六月六，看谷秀，七月七，染豆蔻”“冬至餃子夏至面”“七月十五鬼開門”“九月九喝雜面”等體現歲時節日習俗的民諺。在介紹節氣的文章中出現的大多是農諺，具有較高的實用價值，是勞動人民生產生活經驗的總結，例如與小雪、芒種、霜降、夏至、處暑等節氣有關的天氣諺語，具有鮮明的地域文化特色。

民謠和民諺在表達方面有著通俗凝煉、朗朗上口的優勢，同時內容上又貼近生活，直白地呈現出人們的文化心理和期待，令讀者對于齊魯大地的節日文化一目了然，印象深刻。

飲食文化：寓情于食，雅俗共賞

民間飲食指的是人們傳統的飲食行為和習慣，主要包括食物本身，以及食物的屬性、范圍、制作過程和儀式、餐桌上的禮儀、節日和儀式食品，以及食物的名稱、保存、禁忌等。②

在人類生活中，飲食不再是一種單純的生物學意義上的活動，而是包含著豐富社會意義的重要文化活動，它不僅可以維持人們的生命，解決人們的溫飽，同時還是一種文化符號，反映著人們的性格特征、道德觀念和審美情趣。

俗語說：民以食為天。山東各地的特色飲食不勝枚舉，然而“人文齊魯”介紹飲食文化的文章并不是純粹為吃貨介紹美食，文章不僅用簡練通俗的語言敘述食物的制作方法，還飽含著作者對故鄉和親人的熱愛與懷念，既充滿濃郁的懷舊風情，又不忘觀照當下和現實。

從內容上看，“人文齊魯”傳播飲食文化的顯著特點是寓情于食，以情動人。“寓情于食”中的“情”，主要是親情與鄉情。

以2012年4月12日“飲饌瑣憶”中的《野菜情懷》為例，作者在介紹完野菜的吃法之后，又回憶了在時期自己吃野菜的經歷，最后感慨道：“原來野菜的味道就是故鄉的味道；我喜歡挖野菜、吃野菜，原來不單單是為了品嘗野菜的清香，還因為心中始終裝著那份難以割舍的濃濃的鄉情?！庇秩纭妒蚕忝妗芬晃模髡唛_篇就說：“什香面是臨清特有的一種美食，2007年曾被評為‘山東省名小吃’……臨清是我的家鄉，是我一直生活、工作的地方……說句掏心窩子的話，我總覺得什香面最好吃，是天下第一等美食”，對家鄉的贊美和自豪感溢于言表。

此外，在《端午節的南瓜水餃》、《香氣誘人的魯南黑咸菜》《夏天的山韭花醬》《隆冬一碗紅湯面》等文章中，作者在介紹美食的同時，都流露出對故鄉、親人的眷戀和對舊日生活的感懷。

這些介紹齊魯飲食文化的文章，或通過向讀者講述食物背后的親情故事，以真摯樸素的情感打動讀者，引起讀者的情感共鳴，令讀者在了解美食之余收獲感動，或撫今追昔，表達對舊時淳樸生活的懷念，讓當代人在整日的奔波忙碌之后找到些許心靈慰藉，滋養他們的精神家園。

從表達方式來看，這類文章多為短篇或中篇散文，融敘事與抒情為一體，語言樸實，情感真摯，既傳播了地域文化，又展現出深厚的人文關懷。在用語上，文章注重兼顧不同的讀者群，尋求雅與俗的平衡點，力求實現雅俗共賞，如《冬儲大白菜》一文中就運用了不少口語：“要么有么”、“有些還是菜幫多菜心少的‘咣咣镲’”、“怕菜焐了爛了，還經常來回倒騰”……這些通俗口語的運用，使得文章更加接地氣，也方便了本地讀者的閱讀。而《三更風雨采菱歸》的作者則引經據典，引用《本草綱目》《紅樓夢》等古籍中關于菱角的記載，以及歷代詩人吟詠菱角的詩句，將飲食置于廣闊的文化背景之中。

風物文化：講述“凝固的歷史”

“風物”是指一個地方特有的景物，此處既包括自然風光，也包括人文建筑。

“人文齊魯”中寫風物的文章，并非單純介紹建筑藝術和描繪自然風光，而是將游記、風物背后的歷史文化與自身感悟相融合，記敘、描寫與議論相結合，撫今追昔，就像一部“風物志”，在歷史與現實的交錯呈現中，展現齊魯地方風物的歷史變遷與文化魅力。

不少文章追本溯源，講述了風物背后“凝固的歷史”。以《賞不夠的趵突泉》為例，作者在描寫漱玉泉的景色時還提到了宋代女詞人李清照與漱玉泉的淵源：“這個清可鑒人的漱玉泉，相傳是宋代杰出女詞人李清照對泉梳妝、賦詞吟詩的地方?！痹谟^賞濯纓池時又提到其名稱的由來：“‘濯纓’取之于戰國孟軻《孟子·離婁上》中‘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一句?！彪S后還寫到了古代典籍中對趵突泉的記載以及古代文人墨客對趵突泉的贊美詩句。作者對歷史掌故和文學知識的引用，不僅使趵突泉的歷史文化得到了生動呈現，也使泉城濟南的文化魅力不言而喻，不證自明。倘若只是描寫趵突泉的美景，天下美景多得是，也不差這一處，而其蘊含的齊魯大地悠久的歷史和深厚的文化積淀才是獨一無二的，是別的區域文化無法復制和超越的，這也正是寫齊魯風物的文章真正值得書寫之處。

《濟南貢院的變遷》則將貢院在清朝、民國時期以及解放后的發展歷程做了大致介紹，從一個側面折射了社會歷史的變遷。《淄河邊有座馬鞍山》一文，作者旁征博引，介紹了歷史上眾多名人與淄河的淵源，展現了淄河地區悠久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并且講述了時期馬鞍山上的八路軍將士英勇抗敵的動人事跡。文章最后作者故地重游，深切緬懷當年的抗日烈士，文章末尾的一段景物描寫恰到好處地傳達了作者當時的心境：“那次，從山上下來時，正是黃昏時分。在淄河邊漫步，恰好看到碩大的太陽正被遠處一座孤零零的山頭遮住，絢爛的夕陽之光就從山周邊透射過來，整座小山幾乎成了金山。也許，這是一種巧合的象征吧。山腳下，緩緩流淌的淄河水被映得通紅?！?/p>

作者們在描述風物時，還會穿插講述一些與風物相關的歷史故事或傳說，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和趣味性。例如《章丘保留完好的唐代古剎》中有一段講述“水母娘娘”來歷的傳說，為文中介紹的水母娘娘大殿增添了幾分傳奇色彩；透過《公冶長書院及其傳說》中公冶長懂鳥語的故事，讀者可以對公冶長這個歷史人物的為人略知一二；《呂后與地名的變更》一文圍繞著單縣境內因呂后而改名的兩個地方，講述了與呂后相關的歷史故事，盡管其真實性有待考證，但單縣作為呂后的故鄉，也反映出其悠久的歷史與文明。

讀者閱讀這些介紹風物的文章，在欣賞美妙的自然風光與宏偉的建筑之外，還可以從中了解相關的歷史典故，感受到風物中深厚的文化積淀和濃郁的齊魯風情。

結 語

“人文齊魯”不僅在記錄與傳承齊魯文化、提高當代讀者的文化修養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也為受到新媒體沖擊和新聞同質化困擾的處于發展“瓶頸期”的紙媒提供了有益啟示。紙媒的專副刊充分利用差異化優勢，實施本土化戰略，增強地方報紙的核心競爭力，通過挖掘身邊的本土文化資源，反映當地民眾的生活和思想，展現不同地域豐富的文化內涵，在拉近媒體與讀者距離的同時，拉近了傳統文化與讀者的距離。這既是地方性報紙傳播與弘揚地域文化的重要途徑，也是紙媒突破發展瓶頸、打造地域文化品牌的有效手段。

注釋：

篇2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幾千年來各個民族的相互交流、融合和發展，形成了我國各具特色、色彩斑斕和光輝燦爛的文化。音樂是文化的體現形式之一，也是一種文化的存在方式，體現著一個民族和社會的文化特征。音樂教育的核心是審美教育，學校音樂教育應該繼承、弘揚我國文化特征，以促進我國文化和教育發展的相得益彰。目前，我國學校音樂教育文化取向需要注重多樣性、創新性和人本性等向度。

（一）傳統性中華民族是一個古老的民族，在悠遠的歷史長河中創造了光輝燦爛的人類文化。中國的音樂歷史也是源遠流長。上世紀80年代，河南賈湖發現了骨笛，這證明了中國音樂歷史可以追溯到8000年以前。在這8000年的漫漫歷史長河中，智慧能干的中華兒女創造了博大精深的音樂文化。無數先輩對音樂文化進行了探索與研究，并留下了不少讓人佩服的音樂文化思想和成果。比如老子關于“大音希聲”的哲理不僅對中國文化藝術影響深遠，而且連世界著名的小提琴大師梅紐因都常常把德文版《老子》帶在身邊，作為自己生活指南。我國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所贊頌的《韶》樂，體現了當時的齊魯文化，即“心平氣和”、“清明在躬”等。而我國古代的莊子則倡導淳樸和實在之美，他體現的是湘楚文化，如他對“咸池之樂”的贊頌就是一個典型的例證。這些人物和思想是我國深厚社會歷史與傳統音樂文化的例證之一。如何挖掘、繼承和弘揚我國漫漫歷史發展中沉淀下來的傳統音樂文化，是目前我國學校音樂教育中必須思考和面對的一個問題。因為，受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學校音樂教育中未能將中國傳統文化很好的傳承和發揚，學校音樂教育往往是注重實踐技能的培養，忽略了中國傳統文化這一固有的“知識寶藏”。結果是不少通過學校音樂教育的學生對我國傳統音樂文化知之甚少，甚至有些音樂人連中國傳統文化中最有名的或最有影響的一些音樂文化也不甚了解。著名音樂教育家黎英海先生曾經指出：“我們應該承認，在我們專業音樂教育和普通音樂教育中傳統音樂至今沒有取得應有的地位。必須改變這種局面?！彼裕覈鴮W校音樂教育必須以繼承、弘揚、創新我國傳統文化為己任，通過“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梳理和篩選，為學生提供優秀的積極的傳統性音樂文化。這是我國音樂發展的需要，也是我國文化弘揚的需要。

（二）多元性100多年來，隨著社會和歷史的發展變革，我國音樂教育經歷了巨大而具有歷史性的變化。在這個過程中，我國的音樂教育文化建設受到了不少的波折，音樂教育中不論是教育方法還是教育觀念，曾對文化的重視都顯得不夠，這也體現了我國音樂教育文化受到的損害。著名的音樂教育家管建華先生曾經指出：“中國的音樂教育觀念及課程建設還沒有完全走出20世紀上半葉殖民的陰影，也沒有完全消除半殖民對中國部分音樂家在認識論和文化心靈上的浸染?！辈豢煞裾J，我國的音樂文化遺產非常豐富。我國學校應該有足夠信心和充分資源建構我國音樂教育的文化。我國是一個有著56個民族的多民族國家，各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歷史文化，每個民族的音樂都具有自己的特色。光輝燦爛且特色各異的民族文化應該成為我國學校音樂教育的文化取向。而且，我國地域廣闊，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也在中華大地上相互交流、融合與相互促進，形成了我國和諧共生的多元性文化特征。因此，我國學校音樂教育文化取向的首要向度應該是多元性。事實上，學校音樂教育的多元文化取向已經是國際社會的普遍選擇，多元文化主義（multiculturalism）早已是世界各國的文化取向。美國是世界上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多元文化的典型體現，其學校音樂教育的多元文化取向非常突出。20世紀90年代開始，美國多元文化音樂教育得到了蓬勃發展，國際音樂課程、多元文化音樂課程等在美國各級各類學校普遍得到了設置，不少大學甚至將是否開設了多元文化音樂課程作為考查學校藝術教育質量的重要標準之一。在如今的美國音樂教育中，多元性的文化特征體現得非常明顯。比如，奧爾夫教學法、柯達伊教學法、達爾克羅斯教學法、綜合音樂感教學法等就屬于比較主要的教學模式。這些教學模式各有特色，但又相互交融混合，相映成輝，讓美國中小學音樂教育這片土地上呈現出色彩斑斕的景象，也促使其中小學音樂教育顯得生機勃勃。我國有著960萬平方公里的廣闊地域，在這片土地上生息繁衍著56個各具文化特色的民族，各個地域和各個民族以及各個時代的音樂文化交相輝映，為我國學校音樂教育的多元性文化提供了豐富的土壤和充足的資源。

（三）人文性人文，其實是一個不斷發展的概念。《辭?！返慕忉屖牵骸叭宋闹溉祟惿鐣母鞣N文化現象”。從文藝復興的角度看，人文則主要是重視人的文化。我們平常所講的人文精神、人文教育或人文思想等詞匯中的“人文”，主要是指人類文化中那些先進的、優秀的或積極的文化。這些人文的核心應該是價值觀，其主要內容是先進的規范，尤其是優秀的法律和制度規范。我國學校音樂教育應當體現人文性的文化取向。音樂在學校教育中有其獨特的功能和效應，音樂通過讓人舒心的方式陶冶人的情操、感染人的靈魂、影響人的認知。當今世界，人文性已經成為諸多發達國家音樂教育的重要目標之一。比如，西歐強國德國，早在上個世紀70年代就已經將音樂教育的目標從重“藝術作品”轉向了重“文化中的音樂”。而當今世界音樂文化的繁榮之地美國在音樂教育基礎中所強調的六個方面也是將音樂作為文化來定位的。眾所周知，音樂教育的對象是人?？?#8226;奧爾夫指出，音樂教育是人的教育。音樂教育的人文性首要的就是要做到以人為本。在當今社會，普通學校音樂教育目的之一就是應為培養和提高國民素質。音樂教育家赫伯特•齊佩爾曾說：“學習音樂不僅是為了藝術、為了娛樂，而是為了訓練頭腦，發展身心，在這方面，音樂是非常重要的?！币魳方逃挠颂匦詻Q定了它的教育目標，那就是以人為本，培養有修養、講道德、有創造力、個性特征明顯的個人。中國講教育的目的是“止于至善”。《禮記•大學》篇中第一句話是“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這說得十分透徹，教育的目的不是止于知識、智慧，而是止于至善。所以教育包括音樂教育首先要重視道德教育，提高道德水平，因為成人是成才的基礎，而人只有經過教育才能成為人（康德語）。藝術教育本身應該體現人的全面發展體現它對人的生命整體的尊重。優秀的音樂是人的高尚品德、美好心靈必需的營養劑，應當為人的發展起到積極的促進作用。我國學校音樂教育別是教學法應積極鼓勵學生在自我探索和創造中學習音樂，這將能在教育的實施過程中激發了學生創造性思維，也能取得良好的教學效果。

二、我國學校音樂教育文化取向的實現路徑

為實現我國學校音樂教育文化取向的向度目標，我們需要構建具有可操作性的現實路徑。毫無疑問，我國學校音樂教育文化取向的實現路徑是多方面的，但主要路徑應該包括以下幾個方面：首先，要建立一支文化意識強烈的音樂教師隊伍。有什么樣的老師，才能有什么樣的學生。很難想象缺乏文化意識或不具備文化素養的音樂老師能夠培養出有文化素養的學生。建立有文化素養的學校音樂教師隊伍，應當從音樂教師教育中開始做起，特別是職前也就是高校音樂教師教育做起。因為目前高校音樂教師教育這方面的情況不容樂觀。高校音樂教師教育“更多的是注重專業技能課的訓練，而民族音樂、音樂美學、藝術概論等方面的理論課的開設情況不盡如人意，同時這方面的師資也是‘附加’的，可有可無。甚至連許多高師音樂系（科）的老師自己對中國的傳統音樂文化也知之甚少?！笨梢?，具有文化素養的音樂師資培養是一項非常緊迫的任務。建立一支文化意識強烈、文化素養較高的音樂教師隊伍，需要注重前述三個文化取向的向度，即培養出來的教師應當是熟悉我國傳統文化、具有多元文化視野和具有人文情懷。其次，要編寫一套文化味道濃郁的音樂教育配套教材。在這一系列的教材中，除了應該有專門的中國傳統文化類、多元文化類教材和人文讀本，如中國音樂文化史、民族音樂概論、多元文化音樂、音樂美學等，還應當在各類操作性音樂教材中貫穿、滲透中國傳統文化。比如，在視唱練耳、鋼琴、聲樂、樂理、和聲等教材中加入我國傳統文化、人文修養及多元文化的要素。同時，在教材編寫過程中，還可以廣泛融入我國那些歷史悠久且地域特色濃郁地方音樂特色文化和音樂資源。各地的民歌，比如四川自貢的鹽工號子等就是很好的例子。還有如北京的京劇、京韻大鼓、單弦，山西的梆子，內蒙古的長調、二人臺，天津的時調，東北的吉劇、評劇、二人轉，山東的琴書、呂劇，福州的閩劇，蘇州的昆劇、評彈，江蘇的江南絲竹，浙江的越劇，福建泉州的南音，安徽的鳳陽花鼓，江蘇的揚州花鼓，廣東的粵劇，廣西的文場，河南的墜子，四川的川劇、清音，新疆的十二木卡姆，陜西的鼓樂、秦腔及各少數民族音樂等，都可以成為當地音樂教師教育教材體系的一部分。最后，要創造一個適宜于音樂文化發展的教育環境。音樂文化在學校音樂教育中的發展離不開家庭、社會以及媒體、公眾的理解和支持。因為音樂教育是一種非常注重技能訓練的教育類別，在當今社會的大環境下，部分民眾對學校音樂教育效果的評價帶有功利性和世俗性。要發展學校音樂教育的文化元素，就需要在全社會盡量營造一種弘揚中國傳統文化、倡導多元文化和注重人文情懷的良好氛圍。特別是大眾傳播媒體，要對民眾進行正面的引導和宣傳，多播放、打造健康積極、優秀的音樂文化節目，為學校音樂教育的文化取向創造有利的社會環境。

三、結語

篇3

關鍵詞：音樂考古；古代樂器；安徽音樂史

中圖分類號：J609.2 文獻標識碼：A 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1.016

作為人類起源的重要區域之一，現在行政區劃版圖下安徽省曾在和縣發現了距今24-28萬年前的直立人化石[1]、在巢縣發現了距今16-20萬年前的早期智人化石。而作為文明的起源，在全省各地已發現40余處距今8千年前的舊石器時代遺址、400余處距今4-8千年前的新石器時代遺址。特別是凌家灘遺址已經說明了5千年前安徽地域已經出現了金字塔式的階層結構的社會制度，近日考古發現在蒙城的尉遲寺遺址發現了“中國原始第一村”用紅燒土架構的“豐”字型房屋主體結構引起了極大關注[2]，其遺存器物上已見用于祭禮的刻畫形象，可見早期藝術活動的遺跡。而文獻記載的夏禹在安徽也留下了樂音蹤跡，其妻涂山氏之女所唱的《候人兮猗》被認為是見存最早的中國民歌。據文獻所載，主要活動在六安、歷經舜禹兩代的皋陶為發明吹管樂器籥的鼻祖。由此可見，安徽遠古時期曾經有豐富的音樂藝術活動史實。本文擬就其先秦時期的出土樂器進行宏觀研究。

一、安徽音樂考古現狀的調查與思考

筆者曾于2009年7月開始對安徽省內比較重要的市縣級博物館進行調查，現就調查的現狀進行簡要述評。

從考古遺跡的規格看，先秦遺跡不僅數量眾多，且級別較高，不乏六安王墓、蔡侯墓、楚王墓等吸引世人廣泛關注的特大考古發現。據統計，安徽至今已發現4千余處考古遺址，特別是1933年王湘、李景聃主持挖掘的壽縣李三孤堆楚王墓及其對周邊地區的考古勘查，1955年發掘的壽縣及淮南地區的蔡侯墓，60年代在舒城鳳凰嘴發掘的春秋墓葬青銅器，90年代在淮北地區發掘的漢代墓葬群[3]并對漢畫像藝術中的音樂藝術進行勘查，新世紀以來的發掘更多，如2006年在六安市發掘的六安王墓、2008年對蚌埠雙墩一號春秋楚墓等。

從出土的樂器發現成果來看，安徽省考古頗為豐富。從遠古至明清，安徽在南北文化的沖擊中始終處于音樂文化的重要活動區，出土的青銅器屬于商周時期的鐘鼓之樂?；春恿饔蚴巧讨芮嚆~器出土較多的地區，如：蔡侯申墓中出土了大批風格新穎的青銅樂鐘、蚌埠雙墩一號春秋墓中出土的非常典型的春秋形制的鐘磬等樂器；出土的畫像石所反映的兩漢時期房中之樂在該地區的歷史蹤跡，其中如“灘溪古城漢畫像石墓”、“宿州九女墳畫像石墓”等展示“百戲”、“宴樂出行”音樂活動中所見的樂器；魏晉時期的考古發現要首推馬鞍山東吳右軍師左大司馬當陽侯朱然墓，它是已發現的三國吳墓中等級最高的墓葬，也是六朝考古的重要發現，其中的漆器上展示了其時的樂器及使用盛況；隋墓包括合肥的開皇六年伏彼將軍墓、唐墓有合肥的開成五年墓；宋代的考古發掘有包拯家族墓、馬紹庭夫婦墓、朱晞顏夫婦墓等；元、明時期比較重要的墓葬，有安慶元代范文虎夫婦墓、六安篙寮巖元墓、灘溪臨渙元墓以及蚌埠明湯和墓、鳳陽明嚴端玉墓、款縣儀表廠明墓、明光明隴西恭獻王李貞墓等。

從考古樂器分布來看，安徽的出土樂器分布以淮河流域墓葬中所見為多，除了出土的樂器占多數外，還出現較多成套或大型的。與此相對，江淮以南及江南出土的樂器規模則略顯小制，數量少，看不出成套的編制。這顯示出淮河與長江文化的不同特點，前者受周楚文化的影響較重，在先秦時期重視禮樂之器的發展；而后者受吳越文化的影響較重，風格更為內斂，即使是禮樂重器如鐘、鼓，也以自己的風格對周楚之器進行較大的變異。就出土的樂器在全國所產生的影響或學術地位而言，安徽秦漢之前墓葬中的樂器較為突出，且分布較廣，顯示了其時的藝術成就。其中在以壽縣為楚文化中心的淮河流域，蚌埠雙墩一號墓中的春秋成套鐘磬，壽縣蔡侯申鐘，蔡侯產墓、朱家集、李三孤堆等楚墓中的禮樂重器，這些樂器的編制、形制及器上的饕餮紋飾等，在同類出土樂器中占有突出的地位。而南方受東南文化影響的鏞鐘等，已出現與中原鏞飾不同的反差較大的變體，留下了百越民族音樂文化影響的元素[4]。

從當前的音樂考古研究現狀來看，安徽與兄弟省區相比還較薄弱，與其宏富的考古成就不相對應，“音樂文物大系-安徽卷”的整理出版還未最后完工，對出土樂器的研究尚屬淺層次階段，至今未見專文研究，某些順帶涉及的出土樂器的研究文論還處于發掘報告時的材料呈示階段。雖近年來隨著文化建構的完善與豐富而使這一狀況有所改觀，但由于文博部門與音樂學研究者之間阻隔較重，而使這一領域的研究未成氣候！已有的成果多屬文博部門的基礎研究，如：對蔡侯墓出土器物的銘文進行校釋[5]、對安徽出土青銅器進行輯錄[6]、對淮北畫像石進行集釋[7]等，但也有李純一等部分音樂學者對蔡侯墓樂器如編鐘進行了測音研究[8]。這些研究相對于文物大省的安徽來說還很不夠，對樂器的研究更值得拓展。

在調查中，筆者發現安徽省各級文博部門大都已實現了現代數字化的新文物基礎硬件建設，除了場館硬件設施今非昔比外，文物的保護與陳設也趨于完善。這些狀況對宣傳文物的歷史地位起到了重要作用，為音樂文物的進一步研究提供了條件。但博物館技術人員多缺失音樂領域的研究經歷與意識，出土樂器的保存待遇或條件較之于其它造型奇特外飾精美類的器物來說要差，這種現狀對樂器的破壞自然要嚴重。因此，針對安徽出土樂器的研究不僅有重要的學術意義，還有著樂器保護的緊迫現實意義。

二、從出土樂器看安徽先秦音樂的歷史發展

出土樂器作為遠古音樂蹤跡的直接反映者有助于彌補音樂文獻不足留下的空白，對于安徽這樣的并非中原腹地的音樂歷史蹤跡的認識更需要借助出土樂器的媒介。因此，從出土樂器考察安徽先秦音樂歷史的軌跡不可或缺。

從宏觀上看，安徽的出土樂器與同區其它考古器物特征相似，呈現出“兩頭硬，中間軟”的時期特點[9]，即秦漢之前和明清之際的出土樂器較多，而中古伎樂時期中的出土樂器較少，尤其以商周青銅樂器在全國占有一席之地[10]。而得益于明清戲曲音樂的發展，在安徽出土的各類與戲曲有關的樂器文物相對較多，如古戲臺、漆器、木雕等反映戲曲演出文物中的樂器。而中古時期如漢唐時代的出土樂器很少，但從漢代較多的畫像石中可提供樂器蹤跡，如建鼓奏樂圖、鼓樂舞等。下面擬就安徽出土樂器做一番歷史的梳理，以為進一步研究作鋪墊。

遠古夏商時期，安徽考古所見的樂器有打擊樂器如搖響器、“磬”、“石鼓”、“鐘”類樂器、吹管樂器“籥”和“塤”等，這一出土狀況與全國的情況相似。如：肥西出土的商代銅鈴，廟等地出土夏代的棗核形三孔陶塤[11]和搖響器[12]等。其中“籥”雖未見出土，但其傳說的創始人皋陶曾在安徽六安古國長期活動，其中古龠的吹奏法在江淮之地的民間一直存留，民間稱之為“籌”。石制樂器多在新石器時代遺址的發掘中所見。

從西周伊始，考古所見樂器增多，可知這時期內的文化較為繁榮，考古發現的西周青銅器主要四處：嘉山縣泊崗（1953）、潛山城郊（1973）、肥西紅為鄉（1971）、屯溪機場（1959）。其中潛山出土的鏞，口向上植甬于座，通高和銑寬為41厘米，通體簡潔的獸面紋以陽線條出之，雙目突出，襯填以小圈紋，造型與紋飾均很奇特[13]！其它樂器還有廬江出土的西周銅鏞、屯溪西周墓葬中出土的方鐸、霍山縣葉集鄉貫山村的甬鐘等。其中，屯溪出土的“五柱形”青銅器為中原地區所僅見[14]。西周末，安徽散布有淮夷諸邦小國如英、六、桐、蓼、焦、向、徐、舒、巢等，他們先后淪為楚屬，所以，其樂器紋飾與楚器相近。

東周時期，安徽處于楚、吳、越等大國的轄治之下，其中楚國的東擴使安徽地區長期處于其統治之下，尤其是于公元前241年定都“郢”（今壽縣）直至公元前223年亡，期間跨時19年。1962年4月，宿縣許村蘆古城孜出土的春秋“無者俞”青銅樂器和鉦，其中“無者俞”置于“鉦”內，又因器上的33字的銘文中有兩較難辨識的“銚鐸”，可視為像“銅鉦”與鼓類的“鼗鼓”一樣屬于同類別名。1955年5月在壽縣城西發掘的“蔡侯申墓”出土有青銅器486件，其中有完整一套的編鐘、編镈及鉦、錞于、鈕鐘、甬鐘等，還有鈕鐘、甬鐘殘片若干，編鐘、镈等器體上鑄刻有銘文[15]。鐘體標準，紋飾精細繁縟，以動物和蓮瓣形圖像為附飾，成套分組明確，樂器用途明確，銘文排列整齊對稱，字體修長，頗富裝飾意味（見圖1）。1959年12月，在淮南蔡家崗趙家孤堆發掘的“蔡侯產墓”也有青銅器物75件，中有樂鐘若干，但由于盜掘嚴重，不能窺其全貌，為春秋晚期樂鐘形制。1933年由王湘等主持發掘的壽縣朱家集楚王墓中出土有大量青銅禮器，但由于盜掘嚴重，未發現樂鐘而出現大量兵器。張正明認為，是時勢的轉變而使楚王顧不上制禮作樂了[16]。

在南方諸地還有其它春秋樂器出土：舒城出土的春秋銅鐘和青銅建鼓座、皖南青陽出土的編鐘等。其中舒城出土的銅鼓架直徑約1米，盤龍于其上，雕飾精美，大型的鼓架顯示出所架之鼓的“巨制”，可以想見其鼓及其所組成的樂隊的“壯美”[17]，反映出當時樂舞場面的豪華、盛大。

近年來，安徽考古發現古墓葬中又有樂器出土，如：2008年蚌埠雙墩一號墓這座奇特的超級大墓，為春秋時期較典型的特征。墓中出土的9個編鐘上均有銘文，每個鐘的正面都刻有“惟（唯）王正月初吉丁亥童麗君柏作其行鐘童麗金”19個字，根據歷史文獻，“童麗”即“鐘離”，這顯示墓葬主人是春秋時期鐘離國國君——柏。同墓出土的還有編磬、鼓等禮樂重器（見圖2），編制符合于《周禮》中所規定的諸侯國君的“軒懸”的典制規模。編鐘均為紐鐘，背面正部、舞部、篆部和鼓部均有紋飾，枚和紐為素面，紋飾似為變化的蟠虺紋。編磬12件，分為兩組，均為少見的龍首形，體形彎曲，脊中部有系索孔[18]。

在安徽南方地區，商周時期出土的樂器還有宣城[19]、潛山[20]、廬江[21]等地的鏞鐘和六安等地的楚樂鐘[22]。安徽江南是古代重要的古銅礦區之一，可知青銅樂鐘運用分布較廣，但大型編制者少見。秦以后，安徽地域出土的青銅樂器減少。安徽北部地區出土的畫像石中保存了大量的漢魏樂器情況。受到中原文化、齊魯文化、楚文化及其他外域文化的影響，故形成了既具有各自地域性不同特色，又具有秦漢以來大一統體制下所形成的相同或相近風格的、多元交織的文化特征。[23]

從安徽出土的遠古時期樂器可見，宏觀上，它分布范圍廣、歷史跨度長，遍及遠古先秦各時期。在微觀上，首先表出以青銅樂器為主的特征，顯示了器物主的喜好和文化的選擇，這也和當時諸侯小國受周楚等高文化影響有關；其次在分布上，表現出“以點為中心做扇狀延散”的特點，集中點在江淮之間北部，沿淮河流域向南呈扇形散布；再次從形制上可以看出這些出土樂器的規范化的歷史發展，所見的青銅樂器多形制規范，所反映的規范是成熟時期的樂鐘形態；其它樂器如編磬，從句倨比例看符合《考工記》中所言及的標準范式。從中可以看出安徽所出樂器多吸收了當時成熟樂器制造規范，可以看出是對當時“高文化”（如周、楚文化）的借鑒與消化。安徽音樂的發展有其自身地域的文化選擇，但從遠古到秦帝國的建立，安徽地域內的諸侯小國一直受到周、楚、吳、越等多種文化的影響，在樂器上也不同程度地反映出了這些影響的歷史蹤跡和地域特點。

三、安徽出土樂器的特點及文化功能

1.從樂器出土現狀看其音樂形態特點

古皖領地中出土的多套編鐘，音律較為齊全，架懸完整，反映出諸侯小國樂舞的盛行，如聞名全國的蔡侯鐘，為古皖文化風格展示出個性色彩。周代的安徽地域楚文化占有中心地位，其遺風在漢代的畫像石中還有遺存[24]。甚至有人認為青銅器制作技術也在漢畫像石中得到了藝術的延續，其紋飾、形制造型、構圖及對音樂生活的真實反映等，使商周青銅樂舞文化在轉型之后的漢代得到發展[25]，安徽淮北的畫像石上所描繪的鐘鼓樂舞畫像也是例證。安徽作為江南青銅文化發展的重要地區有著較多的遺跡[26]，其風格紋飾造型又與中原有異，蘊含有自身的意義和相互演變的邏輯規律[27]。

從出土的安徽遠古樂器的歷史發展來看，它們從早期形制簡單的搖響器到飾有繁復紋飾的青銅樂鐘，期間逐漸演變。出現有青銅樂器早期形態的鈴，還有鏞和紐鐘等青銅樂鐘。樂鐘經過編鏞在音列上的藝術實踐過渡，出現了編鐘的標準形制。壽縣蔡侯墓中出土的編鐘和蚌埠雙墩一號墓編鐘，雖然編制大小有異，但鐘體均為樂鐘成熟期的合瓦體，在理論上可知能產生兩個音，但由于殘損較嚴重，測音數據不全，還無法推研其音高及其編列的明確關系，是否如曾侯乙編鐘上的三度關系還不得知。但歷史上出現二度、四度、五度甚至七度的合瓦體也是有的，若知道這些測音數據就可大致知道它們處在樂鐘發展的哪個階段。但從紋飾上看，蔡侯鐘造型更為成熟，樂鐘銘文標識其專名用途且排列整齊，從精美的工藝和銘文字體等方面，它是春秋晚期樂鐘的形制。蔡侯鐘雖非楚國藝術品，它同期的楚鐘相似，反映出它與楚國、吳國及周朝文化的融合。

從樂器的銘文上看，安徽出土的樂器部分有銘文，但這些銘文大都記載與物主有關的事，如：宿縣出土的鉦用8行共33字記載了“無者俞”及器物名稱方面的內容，從字跡刻痕模糊難辨來看，其鑄造技術還較粗糙；蔡侯申鐘的銘文以小篆為書體，字數較多，所述除了器物主有關的歷史事實外，還記述了蔡與吳、楚國間的關系等內容，沒有出現象曾侯乙編鐘那樣的樂律銘文；蚌埠雙墩一號墓編鐘上的19字銘文簡要記載了器物主身份，也無與音樂本身有關的內容。由此可見，樂器銘文不注重它的音樂實踐作用，而注重樂器的禮儀功能作用，其主要目的為彰顯器物主身份地位之用。

從樂器的組合關系看，從廟同墓所出的搖響器與三孔陶塤的組合，到近年來的蚌埠雙墩墓鐘磬之樂的組合，其間還有宿縣許村蘆古城址的錞于與“無者俞”鉦的組合。由此可以看出這些樂器有實用之器的跡象，而蚌埠雙墩磬體上有懸掛敲擊的痕跡再一次印證了這一猜測。但居于南方的青銅樂器則未必了，如潛山、宣城、廬江出土的鏞和黃山出土的甬，它們多屬單件出土，未見同墓所出的其它樂器，器上的敲擊痕和手握柄之磨痕均未見，可見它們主要是作為禮器之用的。

2.從樂器流布看器物的文化背景

安徽出土的遠古樂器以淮河流域為主，淮夷文化及南淮夷文化作為西周時期重要的地方勢力一直受到周王室的重視，周厲王時為征服該地及其對這些地方的物資進行控制曾多次進行戰爭，宿縣出土的料青銅器銘文中記載有此類事件[28]。

進入春秋戰國時代，淮夷地區的諸侯小國更多，他們為效法周王室享樂的形式而享用鐘鼓之樂，反映出他們對文化自主意識的要求，側面反映出周王室及諸侯大國文化影響力的下降。除了前述的幾處青銅樂器遺址外，還有壽縣枸杞鄉春秋遺址、六安孫家崗遺址、舒城龍舒遺址宿縣許村遺址等。

而淮北地區由于受中原文化的影響較大，其追求青銅禮樂文化的氣勢相對小些，所見出土的大型青銅樂器很少，而以陶類樂器或自然材質的樂器為主。南方地區由于很早就開采有銅礦，他們生產青銅樂器的資源和能力長于北方地區，但所見出土青銅樂器也很少，主要這一地區受百越文化的影響較大，陪葬品中的樂器很少。

3.從樂器的紋飾看其文化歸屬問題

安徽境內發現有300余處古文化遺址，分布有四種不同類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大汶口、龍山、印紋陶和紅陶文化，在商代卜辭、周代金文和歷史文獻中記載有“淮”、“淮夷”、“南淮夷”、“荊楚”等，可以看出“淮夷”與殷人的文化融合[29]。

從文化地理學上看，安徽可分為淮北、江淮之間和江南三個區域。北方地區的阜南潤河、肥西館驛所處青銅器花紋精細，前者的銅龍虎尊饕餮紋飾與鄭州白家莊的商饕餮紋相似，與殷墟文化一期相當[30]，這是淮河北部造型藝術的實證。而江南的同類型紋飾又顯示出地方特色，潛山大鏞的簡潔獸面紋以陽線為主，襯填以小圈紋，與中原紋飾不同。春秋早期的青銅紋飾可舉六安孫家崗遺址，蟠虺紋加蟬紋已在殷周時期的饕餮紋基礎上有很大發展。

從時間先后看，西周時期的屯溪的“五柱形鐘”有幾何印紋陶紋飾，可知它們承襲了殷人文化，其器上的饕餮紋圖案顯示了中原同時期的特點。春秋晚期的青銅紋飾可舉蔡侯墓，花紋精細繁縟，多飾于表面，裝飾趣味極突出。戰國早期，安徽主要地區逐漸被楚國所轄制，而吳越也相繼融合而入，其紋飾出現較多的多元文化印跡，六安小陳莊、阜南三塔及壽縣朱家集等遺址，其青銅紋飾中花紋相互對稱，造型與圖案追求生動與可愛，其中朱家集禮器上的花紋纖細繁縟，它和舒城秦橋遺址中的花紋生動流暢相似，可視為戰國晚期紋飾。

由上可見，安徽境內先秦出土樂器的紋飾多以“高文化”為模仿對象，但也依據自己的喜好出現一些發展。從紋飾的時間發展上看，早期受中原文化的影響為主，殷墟和西周文化是其早期主要文化依附對象。東周開始，安徽境內分別多個諸侯國轄制，有時甚至多國同時控制。這時的紋飾又表現出多元文化影響的特點，既有中原文化的粗獷奔放之美，以陽刻粗線為多；又有吳越南方文化纖細靈秀之俊，纖細流暢的線條和繁縟裝飾的趣味并存。

4.樂器顯示出的社會功能

樂器的功能意義主要表現在祭祀和禮樂方面。祭祀的功能在同墓所出其它禮器上就可見證，如：蔡侯墓所出編鐘與大量的各式樣的鼎、尊、方鑒等共計有青銅器近五百件。這種有樂器的常伴隨鼎、豆、壺、盤等祭祀禮器一起出現，這一出土情況在安徽墓葬中屬于普遍情況，這也與中原地區樂器出土狀況相似。關于禮樂的功能，可從以下幾點表現出來：其一是樂器本身所表現出的情況，如樂器出土時常以組合的形式伴隨著相關娛樂性物品出土；其二是樂器的銘文所透射出的社會背景及文化情況，蔡侯墓及宿縣蚌埠雙墩墓的樂器上都用銘文反復注明物主人的身份及其相關人物關系，這表明器物主所著意透露的禮樂制度的潛在習慣；三是樂器本身的形制、紋飾等所反映出的信息，或生動流暢的線條、或俊美粗獷的陽線、或繁縟怪異的圖案等，這些紋飾都說明器物不只在于演奏，更在于觀賞的視覺美感，而造型的千奇百怪更能說明此器物的視覺娛樂功能。

四、結 語

安徽遠古出土樂器的音樂學價值兼及作用于高校教學的應用前景探討。

安徽出土的遠古樂器在全國占有突出的地位，這不僅表現在出土的數量，還表現在體現在樂器的形制特點上。從樂器發掘的歷史進程看，它在不同時期都有代表性樂器出土，每次出土都給學術界以震動，這種影響力是安徽先民基于傳統音樂藝術的再發展所賦予的，它們融入了本地人審美需求的再創造使安徽的遠古出土樂器有了別樣的形態特點；從樂器的文化特點來看，安徽出土的遠古樂器和全國同期樂器一樣，承載著時代的文化烙印，從遠古夏商到殷周，文化的意義左右著安徽出土樂器的文化物化形態；而從樂器的功能意義上來說，祭祀和禮樂是兩個彼此矛盾而又相互依存的方面，祭祀使樂器獲得了更新發展的物資基礎，促使器物主（多是統治者）為彰顯身份地位而著力于樂器的鑄造，甚至在傳統的基礎上尋求發展或變革，彰顯個性美，安徽所出之樂器上均見有代表個性化發展的形制與紋飾；而禮樂功能不僅在滿足于宮廷更官方宴樂禮儀，還在于滿足自己的閑暇娛樂，這在禮崩樂壞的東周列國時代逐漸加劇，而這也恰恰可以刺激樂器的改進，并可以根據自己的審美差異加入器物主的藝術旨趣。安徽遠古出土樂器有著地域文化特點，它們在先秦青銅鐘鼓樂時代特色的基礎上，發展了屬于安徽地域特色的多種文化色彩匯聚區的樂器，這表現在樂器的編制、外形紋飾、形制與音列等方面，還表現在樂器的潛在的文化趣味上，如對生活情景的或雅致或質樸的追求，對禮儀排場的外在張揚等。

安徽省高校的中國古代音樂史專業不像某些音樂文物強省那樣有自己專屬的教材或教輔，也就無法輕易地將安徽本土音樂融入課堂教學之中。但安徽出土樂器是培養安徽音樂專業學生基礎理論知識和歷史文化素養必不可少的教學資源，如何融入現行專業教學之中，是高校教學是值得思考課題。筆者通過教學實踐的檢驗，有以下諸法感覺尚可，寫來向同行求教。其一，可以將這些樂器考古學成果通過專題講座的形式予以推廣，通過集中而利于縱深學術探研特點的講座，可以不拘泥于課堂普及知識的限制，采用講座與討論相結合的形式，使學生切實地參與到地方音樂史的認識中來，以直觀的成果吸引學生的興趣。其二，將這些研究成果以課外讀物的形式與學生進行交流。這種形式的弊端是學生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在理解這些內容時有相關理論知識盲點的困難，由此可能會怯于閱讀。但好處是它可以大范圍傳播安徽地方音樂考古成果。對此，可將這些成果的教學資料編寫的淺顯易懂些，并可將這種形式以逐層深入的方式推進，免得學生全部接收時因難解而出現畏懼心態。其三，可將這些音樂考古信息以多媒體形式在學生閑暇時間以公眾媒體的形式傳播，引領學生隨時進入這一本來也很奇妙的領域。但這一方式實施較復雜，制作麻煩，需要得到多方配合及主管部門的大力支持。當然這些方式都只是表層推進工作，真正要引領學生進入到地方音樂考古研究中來，還需要多渠道的正面引導，尤其要加強學術自身魅力的引導，啟發學生融入到這一亟待開發的新領域，這也許對安徽這樣的音樂考古薄弱的省區來說更為緊迫而重要。

作者說明：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規劃項目“安徽音樂史”的階段性成果之一（項目編號：10CD0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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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Ancient Unearthed Musical Instrument of Anhui Province

WANG An-cha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