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扶貧綜述范文
時間：2024-04-18 15:5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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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成長導師；導引；有效；精準；靈活
G632.0
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不斷深化，新高考模式改革日漸鋪開，倡導以人為本，尊重個性化差異；重視全面發展，鼓勵培養特長逐漸成為一種共識。學生成長導師制，作為一種基于全員德育下的德育新模式，因其更能體現以人為本精神，更能適合學生差異化發展的需要而頗受關注，如何更好地發揮學生成長導師在學生健康成長、全面發展方面的作用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本文擬就圍繞這個問題，從有效、精準、靈活三個方面淺談幾點粗淺的看法。
一、有效導引
學生成長導師工作的有效性實質上是體現為學生成長導師對受導學生導引的有效性，即有效導引。因為學生成長導師參與德育工作是基于全員德育的前提，借助導師結對（一對一般是一個導師與數個學生結對）的模式，通過思想引導、心理疏導、學習輔導、生活指導等環節來完成對受授導學生的德育教育的。
學生成長導師工作的有效性即有效導引是一種工作的思想、理念，應該貫穿整個學生成長導師工作的全過程。只有強調、突出學生成長導師“導引工作”的有效性，學生成長導師才會想方設法去思考如何才能實現有效導引，千方百計去謀劃如何自始至終地保持有效導引。否則，只會得過且過甚至渾渾噩噩地等待指令“被動式”開展學生成長導師工作，讓有效導引成為“鏡中花”“水中月”。所以，我們必須加強對學生成長導師的日常培訓，幫助學生成長導師深刻認識學生成長導師工作的有效б的關鍵作用，牢固樹立“有效導引”的觀念，讓“有效導引”思想深深扎根于每一個導師的腦海，成為“永不消逝的電波”，指引他們前行。
二、精準導引
為打贏脫貧攻堅戰，實現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宏偉目標，先后作出重要指示，強調扶貧要精準，要扶到點上、根上： 2013年11月，在湖南湘西考察時，提出“精準扶貧”； 2014年10月在首個“扶貧日”之際作出重要批示時，第一次提出了扶貧應“注重精準發力”； 2015年1月，在考察云南省昭通市時提到，深入實施精準扶貧、精準脫貧，項目安排和資金使用都要提高精準度，扶到點上、根上，讓貧困群眾真正得到實惠。
正所謂“治病必須對癥下藥，方可藥到病除”“射箭必須有的放矢，才能箭無虛發”。要有效“根治”貧困，徹底消除貧困，實現共同富裕，扶貧工作必須精準，同樣學生成長導師工作要有效，能有效促進學生健康成長、全面發展，導師對受導學生的導引也必須精準。
精準導引是指學生成長導師在開展輔助學生健康成長、全面發展的工作過程中，無論是對學生進行學業輔導、生活指導還是心理疏導、精神引導等方面都必須講究工作的針對性。
精確導引首先要解決導引對象的針對性即誰的問題。雖然每個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權利，法律規定人人平等，教育公平是當今的熱點與焦點，但是在學生成長導師的導引中并不是每個受導學生都是必須接受導師的導引。事實上常常是很多的優秀學生非但不需要導師的導引，反而成為導師的助手，協助導師開展有關導引工作，成為其他受導學生的“小導師”。顯然，“大水灌滿式”的導引是不負責任的，無論對不需要導引的學生，還是對真正需要導引的學生。唯有把真正需要導引的學生確定了，導師才能把有限的精力用在有真正需要的學生身上，才有可能讓他們得到有效的幫助。
三、靈活導引
“德育是一門科學，更是一門藝術，有規律可循。德育方法貴在靈活多樣，德育之樹更易開花結果”。實施學生成長導師制，構建全員德育體系，作為德育的一種有益的嘗試，其中導師對受導學生的導引也要求突出靈活性或遵循靈活性原則。這不僅是因為學生成長導師對受導學生的導引是一種德育行為或德育行動，而且因為“精確導引”中提及的 “導引內容的多樣性”“導引方法的針對性”。
靈活導引是指學生成長導師在開展輔助學生健康成長、全面發展的工作過程中，能根據受導學生的實際情況因人而異、適時而動、因地制宜依照學生成長導師工作的有關要求因材施教。
靈活導引是學生成長導師工作的一個基本策略、基本要求。學生成長導師工作的工作內容、工作方式決定了必須靈活導引。學生成長工作導師的工作內容從宏觀上看是固定的，但在微觀上即落實到每一個受導學生身上或具體的工作環節上則是不固定的，是變化或者是有差異的。如果面對變化、差異還是一成不變地執行原來的規定，如不看學生具體情況，所有的學生成長導師工作都是圍繞“學業輔導”“生活指導”“心理疏導”“精神引導”等基本內容去開展，這樣就很容易陷入“面面俱到”“平均用力”的怪圈，甚至出現“吃力不討好”“不有付出少回報乃至沒回報”的尷尬。如一味為了工作的完整性對只需要在精神上予以引導的學生還是不遺余力地在學業輔導、生活指導、心理疏導、精神引導等方面努力，肯定沒有根據實際地側重精神引導那樣的效果好。學生成長導師的工作流程、工作模式以及方式方法從工作指引角度看是相對固定的，一般工作思路是有指引的，但是落實到具體的操作層面則是要變通、有變化的。如關于學業輔導方面，學校是有固定的要求，如時間、地點、場所模式等都有相關規定，你如果墨守成規地為落實有關要求而沒有根據學生實際情況地予以調整策略、方式去開展相關工作，要大幅度地提升受導學生的學習效果是很難實現的。
所以，無論是對學生進行學業輔導、生活指導還是心理疏導、精神引導等方面都必須講究工作的靈活性，即導引方法和導引內容都要因人而異，導引時間、導引場合也要具體問題具體安排。
影響或制約學生成長導師工作的因素是多樣、復雜的，但是有效、精準、靈活是其中的關鍵方面。“打蛇要打七寸”“牽牛要扯鼻子”，解決問題只有抓住關鍵，自然就會迎刃而解，水到渠成。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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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財政分配；信貸分配；小額信貸；交叉運行
1財政分配和信貸分配交叉運行的可行性
目前學界很多人將財政信貸化和信貸財政化視為猛虎野獸。他們認為“財政調節與信貸調節是以不同形態的價值運動為基礎進行的，調節的主、客體不同，調控的范圍、手段方法也都有所區別”。因此，兩種方式應嚴格劃清界限，避免交叉運行下產生的一系列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
筆者認為，財政分配與信貸分配的周期性與非周期性區別、有償性與無償性的不同，都使得財政和信貸這兩類資金可以互補，兩種調節可以交替發揮作用。因此，對財政和信貸的交叉運行不應簡單的否定，而應該針對我國目前的國情和市場狀況，尋找兩者交叉的項目和途徑。
2從小額信貸看財政分配和信貸分配交叉運行的效率
2.1財政分配和信貸分配獨立運行的局限性
（1）利率市場化難以推進。一方面，小額信貸面向低收入人群，貸款的額度不大，且沒有抵押；另一方面，較高的利率又是低收入貸款者所難以承受的。（2）資金來源的持續性無法得到保證。利率由于沒有市場化，明顯低于國際上正常的小額信貸利率，使得小額信貸大多收不回貸款或盈利不足以抵消成本。（3）非政府小額信貸機構法律地位不明確。我國的小額信貸從誕生以來就被作為一種扶貧手段而非金融產品，不允許非政府組織以及非正規的金融機構提高任何金融服務。
2.2完善我國小額信貸模式的現實思考
（1）財政分配支持信貸分配，提高財政撥款的利用率。政府關心農民的生存環境，為小額信貸無償劃撥了扶貧基金。但在層層下撥的過程中，難免由于利己主義或機構冗余等問題產生資金漏出，使得政府對農民的貸款不能切實發放到農民手中。為了避免這種情況，可以適當的將“明補”改為“暗補”以提高信貸分配的效率，幫助我國小額信貸走出困境。中央可制定出評價小額信貸業務開展業績的標準，定期評定各銀行和信貸機構的業績，在彌補小額信貸本身可能帶來的虧本的基礎上，根據評定結果對各金融機構分層次獎懲，提高金融機構對小額信貸的熱情。在這種“暗補”制度下，財政不僅避免了資金層層下撥的困難，也幫助了小額信貸利率逐步市場化，加快了小額信貸由扶貧撥款向金融產品轉變的進程，同時還提高了信貸分配的效率。
（2）建立起具有可持續性的資金供給機制，引導財政分配為主體向信貸分配為主體轉變。我國央行規定小額信貸機構“只貸不存”，這樣的制度極大地限制了小額信貸的持續發展及向農民提供金融服務的能力。當務之急是放寬“不存”政策，引導小額信貸機構向吸收存款類機構發展，以擴大持續的資金供給來源。然而這樣的放寬政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在小額信貸機構從非吸收存款機構向吸收存款機構轉換的過程中，財政分配對這部分信貸分配的空缺的補充顯得尤為重要。在這個過渡期，應在明確小額信貸機構的有關法律的基礎上，借助農業發展銀行、農業銀行、國家扶貧開發基金等的力量，建立起持續的資金供給機制。通過這些政策性銀行和財政力量為小額信貸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提供良好的開端，以推進小額信貸不斷向市場化的信貸分配靠攏。
（3）建立風險等級制度和風險補償制度，促進商業銀行等盈利性銀行的介入，實現財政協助下的信貸分配。國際上許多小額信貸的成功都是以政府支持作為前提的。政府可協助小額信貸機構建立起風險等級制度，并在現在市場不完善的條件下建立風險補償機制。風險補償制度有利于緩解當下各機構政策性目的和盈利性目的的沖突，使小額信貸機構在利率還無法實現市場化的條件下實現保本微利的目標。對小額信貸實行差別化的風險等級制度，不僅促使借款人提高自己的信譽，幫助小額信貸健康發展，而且有利于降低小額信貸過程中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現象，大大減小信用風險，吸引商業銀行等盈利性金融機構的加入。而這些機構的加入有利于小額信貸市場的資源配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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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公益性小額信貸；政策支持
一、公益性小額信貸的基本內涵及其作用
1.公益性小額信貸的基本內涵
公益性小額信貸是一種為貧困人群提供信貸服務的信貸方式，中國人民銀行小額信貸專題組將其描述為：依照章程從事公益性活動的獨立的非營利性法人，具有一定的社區性和扶貧性，其公益性體現在融資服務，此類機構不需要繳納稅費且可以享受一定的政府補貼。就其與商業性小額信貸機構的不同而言，公益性小額信貸具有以下幾個顯著特點：第一，非營利性的社會目標，主要是為窮人服務，并重視對窮人進行技術培訓，承擔著扶貧任務以及其他更多的社會發展項目；第二，服務目標群體集中在人口稀少、經濟發展條件差的偏遠地區，且在性別分布上主要集中于貧困婦女；第三，與客戶保持密切的聯系，定期訪問借款人以了解他們的具體需求，并給予借款人參與信貸過程的機會。
2.公益性小額信貸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作用
(1)公益性小額信貸是農村金融組織體系的有益補充，在農村地區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公益性小額信貸滿足了低收入農戶對資金的需求，彌補了農村金融組織支農資金的不足以及填補了正規金融機構服務和市場空白，且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當地的高利貸行為。
(2)能夠改變農村的落后面貌。很多農村落后地區的群眾由于既無人擔保又無資產可用于抵押而無法從傳統商業銀行貸到款，而公益性小額信貸卻能夠適應貧困人群的實際需要， 切實解決農民貸款難問題，從而使落后農村的生活面貌和精神面貌在一定程度上得以改善。
(3)促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公益性小額信貸的出現增強了村民的誠信意識和市場意識，產生了巨大的社會效益，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增強了村民應對突發事件和抗風險的能力，對社會的穩定和農村的自我發展起到了很大的促進作用。
二、公益性小額信貸發展中的困境
1.主體資格不明確、內部結構不規范
我國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沒有一個合法的金融機構身份，從最初的接受國際援助機構資助開展小額信貸業務而設立的項目辦公室，發展到由非政府組織開展小額信貸業務而設立的社團法人，我國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一直沒有得到金融監管和主管部門的正式認可，這使得小額信貸機構之間的業務合作受到嚴重束縛。此外，我國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目前的治理結構大多是借鑒國外的方法，現實中存在很多不利于小額信貸機構發展的問題和矛盾，導致組織經營績效低下，從而束縛了小額信貸機構的可持續發展。
2.資金產權不明晰、政策支持不到位
我國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的資金來源主要有捐贈資金、軟貸款和委托資金等三種途徑。從嚴格意義上說，這些資金的使用和管理均屬于公益信托的范疇，而公益信托資金并沒有明確的產權所有者。這使得資金的利用率極低而造成資金的閑置，資金安全責任無人承擔，且會嚴重影響到小額信貸機構的轉型和健康發展。與此同時，政府對公益性小額信貸發展的支持顯得很不到位，目前我國政府還沒將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列入金融監管范圍，針對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的政策、法規的系統性和可執行性不強，使得大多數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的財務自立能力較弱，信貸風險較大。
三、公益性小額信貸的出路
1.拓寬公益性小額信貸融資渠道
建立多元化、多層次的融資渠道，建立健全資金批發機制。通過各大銀行為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提供優惠的批發資金以擴大資金來源。此外，還可以吸收國外商業性資金，解決其資金約束問題。同時，建立農村小額貸款擔?；穑瑸楣嫘孕☆~信貸機構的資金貸款提供擔保，并在一定條件下允許穩健運行、考核評價達標的小額信貸機構發行債券，以此來彌補信貸資金的不足。
2.加大政策法規的扶持和監管力度
盡可能的為經營良好的小額信貸機構提供更多的公共政策支持，如在稅收方面給予優惠，規范和引導小額信貸模式的組織制度創新，提高小額信貸職工工作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其次，政府應通過政策法規給予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明確的法律地位，并對其發展方向進行引導。再次，要做好對公益性小額信貸機構的監管，對公益性小額信貸本身固有的風險也要提高警惕，提高其風險預防的意識和風險控制的能力。
3.發展可持續性的小額信貸組織
可以考慮將規模較小、組織分散的小額信貸組織進行合并，對員工展開系統的培訓，令其掌握標準的業務操作流程，并探索形成一個完善的治理結構。如建立完善的財務管理系統、風險管理系統、人力資源管理系統和信息管理系統等。繼續保持向貧困群體提高金融服務的使命、繼續堅持非營利公益性的可持續發展道路。此外，政府應加大對社會基礎設施建設、醫療保險體系和社會保險體系等的財政支持，逐步改變貧困地區經濟、社會、文化的落后狀態，以幫助貧困戶從當地實際出發，發展適應市場需求的小工商業或者種養殖業，并對其進行信息服務、技能培訓、銷售服務，提高其有效使用資金、脫貧致富的能力。
參考文獻：
[1]錢子昂.公益性小額信貸存在的問題及發展對策[J].商場現代化,2011年5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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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連續第12年聚焦于“三農”問題，黨和國家高度重視農村經濟的發展和農民生活水平。2月4日央行對部分農村商業銀行實行降低存款準備金的政策，對農業發展銀行額外降低人民幣存款準備率4個百分點，而且在今年的兩會中又一次涉及到農村金融問題，強調發揮農村金融等各方面的優勢，這均體現了政府對“三農”發展支持力度的提高。2006至2013年農村居民家庭平均每人家庭經營純收入從1931元上升到3793.2元，增長速度達到96.4%，可以看出農民收入水平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農信社小額信貸的力量不可忽視。然而農村小額信貸業務在發展過程中遇到了不可避免的的瓶頸問題，比如供需不匹配、網點覆蓋不足、競爭激烈等，同時小額貸款的操作風險也日漸明顯，這不僅影響農信社的健康發展，而且影響小額信貸的支農力度和“三農”目標的實現。
（二）文獻綜述
1.國內文獻綜述。（1）農信社小額信貸存在的問題。朱乾宇（2010年）認為目前農信社小額信貸占農業貸款份額比較小，發放貸款的覆蓋面較小，如圖1所示從2004～2006年所占比例逐年升高，但是隨后幾年占農業貸款比波動下降，農信社的農業貸款增長與農戶小額貸款的增長還不成比例，這與國際社會上其他成功的國家的小額信貸業務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2]。
韓紅（2010年）認為我國農信社對農戶進行小額貸款面臨著諸多風險，例如自然風險、市場風險、道德風險、利率風險，這主要是由經濟原因、內部原因和外部原因導致，談到經濟原因我們很自然可以想到債權債務關系的存在、經濟活動的不確定性以及借款人的經營能力和道德差異等。內部原因便是農信社自身問題的存在，例如貸款發放的隨意性，“重貸輕管”的存在，同時小額信貸的使用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和保障機制。外部因素不難想象，政府的不合理干預、社會信用基礎薄弱、運作缺少補償機制等[3]。
王曉青（2012年）對東中西部農戶的收入水平以及信貸行為進行了一些列的調查，對小額信貸行為進行了比較分析。由于東中西三大地區的經濟發展程度不同、農戶收入水平存在顯著差異，所以小額信貸的發展程度也有所差異，主要體現在信貸規模、信貸用途、信貸期限等方面[4]。中央財經大學中國金融發展研究院（2011年）對農村金融的供需現狀進行了分析，進而提出了農信社面臨的問題，資金來源保障低、專業人才缺乏、法律法規的不完善。
（2）農信社農戶小額貸款發展的政策性建議。諸多文獻中對農信社小額貸款的政策性建議略有提及，但是內容并不十分詳實，但是存在一些共同點，都從供給和需求主體、小額信貸產品、體制的構建等方面進行研究。
何廣文、李莉莉（2005年）認為政策取向應該著眼于兩個方面：一是規范和完善農信社農戶小額貸款的運行機制，以解決當前農村金融發展的困境；二是提高農村金融與小額信貸市場的競爭力。作者認為在新形勢下對農村金融的發展思路要重新思考，從政策角度對農村金融發展予以扶持，同時從額度、期限、利率等方面要對信貸產品進行創新，在農信社改革的過程中，促進多種形式的推進[5]。
2.國外文獻綜述。農村小額信貸在國外比較罕見，所以關于它的外文文獻相對較少。英國Bath大學的James Copestake（2007）對一些金融機構進行小額貸款風險的問卷調查，認為小額信貸的風險來源于多個方面，主要是貸款人的收入狀況、思想狀況以及家庭凈資產等因素[6]。美國Kansas大學的Mabeen（2008年）對孟加拉國的小額貸款面臨的風險進行進一步探究，認為小額信貸風險來源于還款來源、貸款人的年齡等方面[7]。這些外國文獻的研究成果也為研究我國農信社小額信貸問題提供了借鑒。
3.總結。通過閱讀相關文獻，不難看出農信社發展農戶小額貸款對于農業、農民、農村起到的作用不可小覷，但是我們必須認識到目前面臨的問題和困境，在一定情況下都會對農信社的發展、農村的經濟造成難以估計的損失。文獻中對農信社農戶小額信貸問題沒有進行詳細的分析，內容比較空泛。我覺得對于這個課題的研究必須從農民“貸款難”和農信社“難貸款”兩個方面細致全面地對所面臨的問題進行分析，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提出切實可行的建議和對策。前人對農村小額信貸這方面的研究比較深入，自己在前人的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對此課題進行進一步的探究，運用經驗總結法、文獻研究法等，爭取在農信社小額信貸的困境和對策方面能有所突破，希望能對農村小額信貸的可持續發展有所貢獻。
二、農信社農戶小額信貸面臨的問題
（一）農戶小額信貸資金存在供需矛盾
1.供給因素。（1）農信社經營產品創新不足。農村地區貸款的平均額度較小，農信社農戶貸款的交易成本比較高，加上農業的高風險特點，農信社尋求合適的貸款產品或機制的動力不足，難以滿足農戶各種類型的金融需求，與縣域經濟對信貸資金的多元需求不相適應。農戶小額信貸產品主要以無需擔保、方便靈活、貸款額度不超過5000元、期限不超過一年的產品為主。在這種情況下，農信社對廣大農戶小額信貸的供給缺乏多樣性，難以滿足農戶在特定情況下的需要，從一定程度上制約了農信社小額信貸的發展。
（2）農信社服務網點覆蓋稀少。為了能夠深入到農村地區發掘農村信貸的潛力，許多城市商業銀行以及郵政儲蓄在農村地區設置網點，利用其先進的技術和優質的服務，引來了大量的農村客戶，導致原本應存于農信社的資金外流。農信社在競爭中處于劣勢地位，一方面，郵政儲蓄等其他銀行分流了大量的農村資金；另一方面，各商業保險開辦存款性的保險業務，也抽走了部分農村資金。截至2014年6月，郵政儲蓄銀行營業網點達到3.9萬多個，是全國營業網點數量最多的商業銀行，覆蓋了全國大部分的縣級區域，走出了一條“普惠金融”的發展道路，這對農信社造成了極大的競爭壓力。
（3）小額信貸的資金運用效率低下。我國當前中央財政扶貧資金投入的絕對數字看上去非常大，從2007年342.63億元到2012年的585.67億元，基本上呈逐年上升的趨勢，但是和我國減貧所要達到的目標相差比較大，雖然在2009年中央財政扶貧資金的增長速度超過了30%，而中央財政支出的增長速度卻不及15%，可見2009年中央政府對農村扶貧的重視程度之高，但是總的來說扶貧資金的增長速度還是相對較低，在2010年中央財政扶貧資金的增長幅度出現了負值，扶貧資金在整個財政支出體系中的地位不可小覷。當前農村信貸資金不能實現有效地利用和配置，農村資金分流仍然嚴重。另外，政府在稅收上未給予農信社一定的優惠來支持“三農”，即使農信社有心想通過小額信貸來為農民收入以及農村經濟做出一定的貢獻，但是也因負擔加大而力不從心。
2.需求因素。（1）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交易成本高。一些農信社片面強調自身的經營收益，忽視國家貨幣政策的支農效應，對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未給予利率上的優惠，基本上上浮到頂，只有部分地處城市的農信社因為競爭的需要，才比照商業銀行對部分大企業客戶實行比較低的貸款利率。當存在農村金融機構缺乏、農村信貸市場缺乏競爭以及農信社自身對利率政策理解偏差等情況時，農信社會將小額信貸利率執行上浮的措施加以應對，從而交易成本上升，農民的還貸壓力加大。
農戶從農信社貸款的成本不僅僅是支付的利率，由于金融網點覆蓋不足導致農戶花費更多的時間來獲取金融服務等都會增加農戶使用貸款過程中的交易成本，最終可能使得農戶借貸的實際成本遠高于名義成本，在這種情況下，嚴重抑制了農戶對小額信貸的需求，農信社對“三農”不僅發揮不了“輸血”的作用，反而起到“抽血”的作用。
（2）貸款目標群體選擇缺陷。一方面，小額信用貸款一般優先向有信譽的農戶發放，信譽差的農戶會增加貸款無法收回的風險。另一方面，由于部分農村地區的思想觀念落后，為防止貸款到期無法償還，農民會選擇不借款或者借少量貸款。最后導致的結果就是借款群體一般傾向于有社會活動能力以及資金實力的人，而收入較低的農戶就缺少了信貸的支持，這樣小額信貸的目標選擇群體空間范圍縮小，使小額信用貸款失去了開辦的初衷，農信社小額信貸逐漸變味。
（二）操作方式局限
1.農戶小額信貸的放款額度和期限不匹配。目前，許多地區的農民積極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區域特色農業，擴大農產品的轉化和深加工，生產要素的投入逐漸由傳統的以勞動力投入為主轉向偏重資金和技術投入。而小額信貸涉及面廣，對每一農戶進行摸底調查難以達到，信貸機構常采取貸款額度“一刀切”的做法。這只能滿足傳統種植領域的資金需求，難以支持高效農業、畜牧養殖、農產品加工和流通等方面的需求。同時，農信社小額信貸的可貸期限與農業生產周期不符。農信社為了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控制利率風險、信用風險，對小額貸款期限進行限制，通常是在一年以內，但是這與一些諸如特色農業的生產周期相違背。
2.農信社經營小額農貸業務的可持續性問題突出。小額貸款大多數用于種植業以及其他與自然條件密切相關的小規模生產經營，這些類型的項目容易受到自然災害的影響。目前中國農業生產缺少自然災害保險，一旦這些類型的小額貸款項目遇到自然災害，就會致使一些到期貸款不能償還。而一些自然災害頻發的地區，小額信貸的操作和管理成本相對較高，壞賬損失程度也高于正常的商業貸款，這在實際操作中阻礙了農信社開展農戶小額信貸業務的可持續性。
3.農信社發放小額農貸過程中存在“惜貸”問題。伴隨著體制改革，農信社還進行了撤點裁員，農信社的基層網點負荷大，內勤力量被牽制，外勤力量不足。小額農貸的貸款對象范圍廣，農信社存在人手不足的問題，又缺乏專業的資信評估機構進行協助以加強對貸款對象的信用評級，防止出現貸款無法收回的情況，最終導致信貸人員必須進行實地調查，增加了時間成本。面對信貸壓力，信貸人員會選擇寧肯少得工資，而不敢冒險丟“飯碗”，從而為保險起見，對沒有十足把握能保證到期收回的貸款予以拒絕，這樣就出現了所謂的“惜貸”現象。一些農戶因此難以貸到資金從事農業生產來增加收入，農戶的生活來源得不到切實的保障，會增加城鄉收入差距，引發尖銳的社會矛盾，農信社也失去了為“三農”服務的意義。
（三）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性質與運作的原則相沖突
1.道德風險突出。一些農民對小額信貸的認識有偏誤，比如存在這樣一種觀點――農戶小額信用貸款既然存在“扶貧”的作用，可以不用償還。圖1為2012年農戶凈收入結構圖，從圖中可以看出農戶的凈收入中工薪收入占一半以上，而因農業經營所獲得的收入只占2%，相對而言比較低。在現實生活中有的農戶將貸到的資金用作與發展農業無關的用途，甚至在貸款到期時不主動還款，而選擇將部分收入存入銀行。一方面，農信社的不良貸款率存在上升的風險，另一方面較高的儲蓄率使其他一些農村金融機構吸收了大量存款，使得大量資金外流，增加了農信社的競爭壓力，不利于農戶自身對資金的有效利用和農村經濟的發展。
2.經營模式存在缺陷，小額信貸缺乏約束機制、保障機制和嚴格的責任制。（1）小額信貸缺乏有效的約束機制。一方面，小額信貸的發放對象范圍廣，發放工作量大，不易進行有效的管理。無論是國有銀行，還是非政府組織及其他小額信貸機構，在機構網點上都難以滿足小額信貸管理的需要，甚至機構網點遍及鄉鎮的農信社，有時也感到小額信貸的管理力量不足。另一方面，一部分農戶，尤其貧困地區的農戶，對小額信貸的概念模糊不清，缺乏足夠的信心來通過小額信貸進行農業生產，甚至將小額信貸等同于無償扶貧款項，因此容易出現小額貸款挪作他用的情況。這兩方面都將導致農信社小額信貸的約束機制難以達到理想的效果，支農力度得到縮減。
（2）資金的回收缺乏可靠的保障機制。小額信貸的回收主要來源于農戶通過將貸到的資金用于發展農業生產而獲得的收益。如果小額信貸的用途選擇不當，或是市場上意外發生的重大變化，都可能造成還貸農戶的現金流出現不足，小額貸款的回收難度加大。從圖7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出農信社不良貸款額在逐年升高，其中2012年的不良貸款率每季度逐漸增加，從2008年的651.8億元到2013年的2952億元，可以看出增長速度非常快，但是不難看出農信社的不良貸款率居高不下，農信社的小額信貸缺乏可靠的保障機制。
（四）社會各方認識不到位
1.政府角色扮演不當。我國的小額信貸組織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小額信貸組織及其分支機構也都處在國家或地方各級政府的絕對控制之下。因此各級政府在追求其政治經濟目標時，往往會犧牲小額信貸組織的經濟利益，造成小額信貸組織經營行為的扭曲，在客觀上促成了信貸風險的產生。另一方面，部分急功近利的政府存在不作為的現象，對“三農”的支持力度不夠，這都對農信社發展農戶小額貸款造成了阻礙。
2.社會信用基礎薄弱。改革開放以來，雖然社會公眾的市場經濟意識在不斷提高，但就整個社會的信用素質而言，提高跡象并不明顯，借款不還、拖欠債務甚至金融詐騙等現象屢見不鮮。信用基礎薄弱是我國信貸風險高居不下的重要原因，同時還有可能在更大范圍和更長的時間內加劇小額信貸組織的信貸風險。
3.小額信貸的運作缺少有效的補償機制。很多情況下農信社是利用捐贈或者政府補貼來彌補壞賬損失，其發展就收到捐贈規模或者政府補貼數額的限制，而且使用小額信貸較多的地區往往是貧困地區，地方政府的財力薄弱，能夠用于補貼小額信貸的資金十分有限。另一方面，過分對捐贈或者政府補貼依賴，還容易造成農信社自我發展和自我制約能力的缺失，反而進一步影響小額信貸的良性循環。
三、農信社發展農戶小額信貸的政策性建議
（一）努力打造“公司+基地+農戶”產業化經營模式
農信社開展小額農貸工作中若能將小額農貸與“公司+基地+農戶”模式相結合，則不失為一種既能降低農信社貸款風險，又能扶持本地特色龍頭企業，提高農民收入的貸款方式。
在這種貸款模式中，政府起到重要的銜接作用，一方面，由政府牽頭，鼓勵當地農業產業化經營龍頭企業和種植大戶與種植戶簽訂最低保護收購價合同，并與公司達成由“企業尋找市場，政府找信用社”的協議；另一方面，政府又積極地與農村信用合作社聯系，鼓勵農信社給種植戶提供小額信貸。對于廣大農戶而言，技術和產品的銷路得到了保證，農信社又提供了資金支持，因而農民可以安心地進行農業生產；對于公司而言，在享受當地政府給予的一系列優惠政策的同時，由于廣大農戶參與了生產，形成了生產基地，有利于公司拉長產業鏈條，增加農業附加值；對于農信社而言，由于政府和公司給予了擔保，不良貸款率下降，違約風險降低。
（二）豐富完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操作方式
1.貸款期限要與貸款用途相結合。農村信用社要認真做好貸前調查工作，深入農村及時了解農戶的資金需求和生產經營情況，進一步了解農戶所從事的種植業等農業項目的生長周期，防止農信社對貸款期限和貸款額度采取“一刀切”的做法，同時必須考慮到生產周期在18個月以上的特色農業的特殊性，深入了解其操作和運營的過程，將貸款期限和農業周期相結合，各方面綜合考慮，在充分掌握一些關于農戶所從事的農業的資料之后，根據不同的貸款用途、農作物的生長周期，科學合理地確定貸款期，控制信貸風險。
2.理順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外部環境。一是建立健全和完善有關法律法規，明確農村信用社的性質、職能定位，使農村信用社業務經營在法律保障下正常開展，針對農信社的實際情況通過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實施，加大司法執法力度，加大對失信行為的懲罰，提高了違約成本；二是理順農村信用社發展農戶小額信用貸款的政策環境，對農村信用社辦理的農戶小額信用貸款要免征營業稅，通過這種機制鼓勵農村信用社增加對農戶貸款的投放；三是采取有效措施幫助農村信用社消化歷史包袱，減少資金占壓，增加支農資金供應。
（三）完善管理和監督體系
信貸員從事的是一項智力高度密集的活動，對其監督十分困難。給信貸員在業務中更大的權力，使其在制度的約束下根據自己的專業知識的判斷確定貸款的規模、對象和期限，并根據個人的業績為信貸員給予符合其工作的合理報酬，提高信貸員的工作積極性；另一方面，建立科學的考核制度，及時界定風險的標準和范圍，建立風險預警系統，并做好貸款風險的防范工作。同時要建立一個風險管理流程，對農戶和小微企業信用風險進行評估，對不同風險采取不同的應對策略，建立動態評定機制，及時掌握農戶信息，從而及時調整信用等級和授信額度。
（四）發展農業保險和農戶小額保險
對農戶小額信貸而言，影響農戶的還款能力的風險主要有自然災害風險等，這些風險波及范圍廣，影響力度大，對經濟的損失力度大，農戶對此難以承受。所以，應該大力發展農業保險和農戶小額保險，增強農戶的抗御自然災害的能力，避免因為不可抗力的自然災害而給農戶帶來的重大損失。首先應由國家建立全國統一的農業保險基金，資金上可以從財政中的扶貧款中劃撥，這樣既減輕了農戶的災后負擔，又降低了小額信貸風險。其次，應鼓勵商業性保險公司開拓農村市場，地方政府從當地實際出發，因地制宜地靈活開展農業保險，為農戶量身定制防范自然災害的保險，降低農戶的負擔，這樣不僅農戶的收入有了一定的保障，而且小額信貸的還款能力得到提高。
篇5
關鍵詞：小額貸款；貸款利率；綜述
一、小額貸款定價綜述
小額貸款一般指是指面向農戶和微型企業提供的金融貸款。農村地區的小額貸款主要是以農戶為主要發放對象的貸款業務。
目前我國針對農戶發放小額貸款的機構主要包括政府機構、農村信用合作社及商業銀行，其中農村信用合作社是最主要的貸款提供者。政府機構多以低貸款利率的形式發放小額貸款，實際是一種政府扶貧資金，其目標是幫助農戶脫貧。農村信用合作社和商業銀行發放的小額貸款以贏利為目的，是在考慮貸款成本、收益和風險的基礎上發放貸款的行為。
隨著我國進一步加快農村建設，“三農”問題成為建設新農村必須解決的關鍵問題。要擴大農村生產規模，促進農戶增收，有效的資金供給和資金利用是十分必要的。
通過金融機構的資金融通作用，向農戶提供生產資金，提高其從事生產的積極性，從而促進農村經濟發展，增加農戶收入是目前普遍采用的方法。其中金融機構向農戶提供小額貸款是較為典型的方式。農戶通過接受小額貸款的資金進行生產，其生產規模有一定程度的提高，農戶從生產規模的擴大中獲得了更多收入。因此小額貸款是有效緩解農村生產缺乏資金支持、農戶融資困難的重要途徑。
小額貸款的核心問題是定價問題。目前我國小額貸款的定價存在較大爭議,國內外學者對該問題進行了一定研究。
國內方面，張橋云，錢龍運用最優化理論和期望凈現值函數探討了農村小額信貸與城市較大額信貸最優均衡配置時的小額信貸利率，以及如何促進資金在城鄉之間的合理分配。王緋研究了通過動態激勵、分期還貸和抵押替代的方式確定小額貸款利率，以及控制小額貸款風險的方式。
楊灝分析了基于貸款機構成本控制的小額貸款定價以及貸款風險對小額貸款利率的影響。梁慧玲認為應使小額貸款利率在一定區間內浮動，從而提高貸款質量。方賢軍在商業銀行不同貸款定價模型基礎上，得出了最優小額貸款利率的調整空間。方賢軍，李權利，葛延青[6]研究了在收益與風險對稱原則基礎上的商業銀行小額貸款利率定價方式。
劉錫良，洪正通過引入不同貸款合同，對借款人進行了區分，在這一基礎上確定的貸款利率，實現了不同借款人的分離均衡和帕累托效率改進。應宜遜，黃震宇，徐永良通過實證分析，認為貸款機構應當因地制宜，針對不同情況確定不同小額貸款利率，提供多種小額貸款產品。譚民俊通過博弈分析，得出貸款機構可以對貸款農戶進行區分，并應對不同貸款農戶確定不同的小額貸款利率。
梁山通過研究發現，對貸款農戶實行貸款利率折扣，可以降低農戶貸款負擔，形成信用激勵。張改清，陳凱研究認為，我國小額貸款利率定價過低，低利率常常使貸款落到非貧困人口手中，且易導致高違約率。郭宏斌探討了小額貸款利率市場化的可行性，并認為我國小額貸款利率的浮動空間應逐步放開。
周忠明認為可以加大財政政策對貸款農戶的補助，從而降低貸款農戶的實際貸款利率，減輕農戶負擔。張立軍，湛泳進行計量分析后認為合理的小額貸款利率具有顯著的降低貧困效用。
鄭志瑛；王蔭林，范淑蓮，閏福龍，溫紅麗；楊家才分別通過對小額貸款實際操作情況的分析，研究了小額貸款利率對提供貸款的貸款機構收益和接受小額貸款的農戶收入的影響。
國外方面，肖認為，補貼性貸款利率和信貸配機的存在，會是對低收入人群的信貸供給既不充分，影響到經濟和社會的健康發展。 Rhyne的研究發現，小額貸款的覆蓋面和可持續性是相互影響的，二者的共同發展可以促進小額貸款的發展。CGPA研究發現利率限制不利于小額貸款的發展。Ghatak認為小組聯保制度能夠排除高風險貸款者，并且通過對拖欠貸款成員的懲罰提高還款率。Ghost，Ray的研究表明，動態吉利的機制可以在長期的重復博弈中提高小額貸款的質量。Conning認為恰當的社會關系有時可以起到小額貸款抵押品的作用。
二、政府部門在小額貸款利率確定中的作用
從本文分析可以看出，政府部門在小額貸款利率的確定過程中主要起到了以下四方面的作用：
第一，在貸款機構確定小額貸款利率時，政府部門可以根據實際情況設定貸款利率上下限，由于政府部門在該過程中可視為利益不相關的第三方，因此政府部門設定的貸款利率上下限既可以避免貸款利率過低導致的貸款機構收益過少，又可避免貸款機構為追求高利潤率而人為設定高利率的行為。
從小額貸款以往的操作經驗來看，貸款部門基于追求高利潤率和防范小額貸款風險的目的，往往將小額貸款利率制定的較高，這會降低農戶進行小額貸款的積極性，并且容易引起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發生。并且較高的小額貸款利率會降低小額貸款的覆蓋性和持續性，使本來希望能夠得到小額貸款進行農業生產的農戶無法得到貸款，而已經貸款的農戶由于預期利率會上升，其在后期也將減少貸款。
第二，貸款機構發放小額貸款時，需要對貸款農戶進行區分，而政府部門則可充當貸款農戶分類的監督者。政府部門通過對不同門檻條件設定的監督，可以保證以最為合理的方式區分接受小額貸款的農戶，以便針對不同農戶設定不同的小額貸款利率。
篇6
關鍵詞：農村社區；社區學習中心；綜述
中圖分類號：G725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9-4156(2012)04-025-03
本文所謂的農村社區學習中心，是指以滿足社區成員的需要為基礎，組織協調社區內外資源，整合社會各界力量，提供學習與交流的場所，使社區成員掌握更多的信息、文化和技能，提高生活質量，促進社區和諧發展的組織。農村社區學習中心是新型的服務性學習組織，是創建學習型社會、實現終身教育的重要組織基礎。農村社區學習中心作為促進農村教育改革與發展的重要機制之一，近年來逐漸成為學術界和教育實踐界關注的話題。本文嘗試從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研究軌跡人手，對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功能、發展模式與運作機制、活動內容、存在的問題及發展趨勢進行總結。
一、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研究軌跡
圍繞“農村社區”、“社區學習中心”和“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等三個關鍵詞進行資料搜集，涉及的文獻主要包括社區教育、社會發展的學術專著，中國學術期刊網全文數據庫收錄的相關學術論文、畢業論文，網絡上相關政策文件、講話報告以及新聞信息等。
在中國知網按模糊模式查找題名“農村社區學習中心”，在1980－2011年間，共有文章13篇(見表1)。
從表1可見，2000年之前沒有以“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為篇名的研究論文，2001年以后研究論文的增多與國家政策有直接的關系。綜合分析，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發展大致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20世紀70年代末期)，研究水平偏低。這一時期的社會環境與制度背景是，國家處于百廢待興與社會全面重建階段。研究課題主要是宏觀取向的城鄉關系、農村研究和農村居民生活狀況調查等。研究方法以定性研究為主、定量抽樣調查為輔。研究人員基本是非專業化理論工作者，農村社區研究的理論意識與意義普遍較弱。研究總體水平偏低。第二階段(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初期)，研究步入正軌并初步發展。研究課題包括以農村社區為中心的發展模式、社區類型、結構與功能、邊區開發及人口流動、社區服務研究和國外社區工作介紹等。研究方法以混合方法為主，研究人員多為理論工作者、決策者和實際工作者，研究隊伍構成日益多樣化。農村社區研究總體水平提高，研究成果大量涌現，理論創新意識強烈。第三階段(20世紀90年代至今)，研究總體水平躍升到新高度。研究課題主要是社區基礎理論研究，研究方法日趨多樣和成熟，并引入比較研究視角。研究人員構成多樣化，專業化訓練程度提高，農村社區基礎理論研究的深度、廣度和理論創新程度有了重大突破。
二、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功能研究
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為農村建立了一個社區成員接受繼續教育和掃除功能性文盲的陣地，是農村掃盲工作深化和脫盲農民接受繼續教育的具體體現。在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努力下，社區成員的文化素養普遍有所提高，經濟收入也明顯增加(景民，齊志勇，崔建民：2001)。農村社區學習中心逐步成為農村的教育中心、培訓中心和休閑娛樂中心，發揮了學習、政策宣傳、文化休閑等三大功能(于章宏，張松斌：2010)。王永平、梁成指出，農村社區學習中心具有開放宣傳功能、實用有效功能、本土和人力資源功能。崔建民(2007)在總結了十年來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開展情況后指出，建立農村社區學習中心有助于造就有文化、懂技術、會經營的新型農民，為新農村建設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保證；有助于發揮教育的基礎先導作用和引領帶動功能，優化各類社區資源，挖掘和激發內在活力，為農村社區學習中心創建示范基地和活動載體；有助于推動貧困農村社區的經濟建設，以早日實現“生產發展、生活富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的奮斗目標。l司時，他還指出，農村社區學習中心增強了民主意識和學習意識，改善了文化生活，提高了生活質量(崔建民：2010)。在實踐探索中，云南省尋甸縣六哨鄉、聯合鄉創建了集培訓中心、圖書中心、發展型基地和民族文化活動中心為一體的貧困民族農村社區學習中心，有效地促進了農村社區教育與經濟、文化的和諧發展，取得了明顯的社會效益(王凌，曹能秀：2008)。
國外關于21世紀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研究表明，農村社區學習中心有助于學生學術成績的提高和行為習慣的改善，防止青少年犯罪、吸毒、暴力事件等不良行為的發生，改善學生的社會交往能力和他們與父母及同齡人的關系，加強社區、學校和家庭的聯系。
三、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發展模式與運作機制的研究
農村社區學習中心已逐漸成為促進社區發展、給全體公民提供繼續教育和終身學習機會的社會機構。它肯定社區成員的自身經驗，鼓勵社區成員參與設計和管理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社區的大部分問題由他們自主解決。在實施“貧困農村社區學習中心教育扶貧”項目過程中，有學者結合其他項目，不斷探索，推廣了“農科教項目結合點”模式、“學校+基地示范”模式、“學校+公司+農戶”模式、三教并設模式和農科教機構合并等模式。葉曉斌以周巷鎮成校為個案，建立了“一中心六分院”管理體制，該管理體制使周巷鎮成校形成了橫向聯合、縱向溝通、縱橫整合的“超市式”社區教育機制。景民、齊志勇、崔建民指出，農村社區學習中心主要有自然村落型、鄉鎮中心型和學校中心型等三種類型。于章宏、張松斌在總結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現狀的基礎上認為，可以采用縣級電大主導模式、對等主體的服務性合作模式，增強發展后勁，構建縣級社區學習中心。
為探索以學校教育促進農村學校和農村社區和諧發展的路徑，王凌、曹能秀在云南省尋甸回族、彝族自治縣的六哨鄉、聯合鄉，開展了依托學校建立貧困民族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探索。結合六哨鄉和聯合鄉的實際情況，確立了以學校為中心、學校和社區合作、地方政府支持、高校項目引領、社區全員參與的多元合作的發展模式。為實施上述模式，實行了以職能中心、以基地為示范、以學校為載體，以活動為形式、以可持續為原則、以自主發展為導向的運作機制。龔文華在《上海市嘉定區“農村社區學習中心”建設三例》一文中介紹了上海市嘉定區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三個典型案例：毛橋村的“農家書屋”(該工程是一項面向農村、基層農民的公益性工程，以農民自主管理、自我服務的模式進行管理和運行，以解決農民買書難、看書難、借書難等問題為任務的一項文化工程)、永盛公寓的農民工教育和海倫小區的“百姓三臺一戶”活動，借此實現“以小見大”和“一
沙一世界”的初衷。
印度等第三世界國家，試圖由通過民主選舉產生代表的地方自治政府機構來管理農村社區學習中心。1993年，尼泊爾的Banepa市在開展掃盲運動時，建立了社區學習中心(CLC)，該中心由Banepa市同其他非政府組織聯合建立，下設專門管理委員會來管理多個子CLC，其管理注重團隊和群體的協作與配合。這一中心為新文盲提供了繼續教育和終身學習的機會，幫助成員形成歸屬感，確保社區學習中心資源利用的最大化。
四、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活動內容研究
關于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活動內容，學者主要從農村掃盲、職業教育、衛生健康教育、文體活動、婦女發展活動等方面進行了研究。陳玉華和景民以甘肅省“貧困農村社區學習中心教育扶貧”項目為例，針對貧困農村社區中的婦女群體、成年男性和因各種因素不能接受義務教育的青少年開展了一系列教育活動，如掃盲、衛生健康教育、政策宣傳、社區服務等(陳玉華，景民：2003)。2006年7月，甘肅省教育科學研究所的崔建民根據多年實踐和研究，形成了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探討，并與樂施會合作，在鎮原縣方山鄉十八峴村、張大灣村開展了農村社區學習中心項目研究，活動內容包括機井建設、農業技術培訓、大學生志愿者支教支農、開展文娛體育活動、改善衛生醫療條件等。
尼泊爾加德滿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國家聯合協會(Kathmandu)在不同地方建立和推廣農村社區學習中心，活動內容主要集中在識字、計算、生活技能和謀生能力等方面。具體包括：組織掃盲、掃盲后教育及其他文化學習活動；功能性和職業性的活動；社區基礎設施發展活動；健康野營活動；文化遺址保護和環境保護活動；信貸互助活動、自我發展項目、婦女發展項目等。美國明尼蘇達州圣保羅學區的21世紀農村社區學習中心，計劃針對學生學業上的重點難點，提供至少一個小時的學習指導活動，一個小時的運動、游戲項目，以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此外，每個中心為學生提供免費的小吃、點心以及免費送學生回家。美國特拉華州的男孩女孩俱樂部是全國性的校外社區學習中心組織。該組織的目的是，為美國大量放學后獨自在家的兒童提供一個安全健康的去處，并提供一些對兒童身心發展有益的活動。活動內容包括學習輔導、體育鍛煉以及品格養成教育。
五、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問題及對策研究
陳曉娜認為，農村社區學習中心加快了農村社區成員致富的步伐，但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還存在一些問題，如定位不明晰，認識不到位、經費短缺，來源無保障、資源匱乏，渠道受限、機制不健全，管理不善、經驗缺乏，理論不成熟等。陳玉華、景民(2003)在《甘肅省“貧困農村社區學習中心”實踐及對策建議》一文中認為，農村社區學習中心在發展中面臨著新的困難和挑戰，如對農村社區學習中心的意義認識不足、處于起步階段，發展不均衡、組織管理機制不健全、理論滯后實踐、缺乏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源共享的成熟經驗等。崔建民認為，農村社區學習中心還存在長效機制不夠完善、留守兒童教育缺失、學前教育重視不足、環境保護意識較差等問題。
國外21世紀農村社區學習中心計劃雖然在教育的許多方面都取得了不錯的效果，但這一計劃仍面臨不少挑戰。其中一個最大的挑戰就是，由于資金缺乏，這一計劃在聯邦撥款用完以后難以繼續維持下去。尼泊爾農村社區學習中心面臨的可持續發展的主要問題是：社區居民仍然不知道教育對于提高生活質量的重要性；社區中所剩機構寥寥無幾，動員其他不同的機構非常困難；缺乏農村社區學習中心法律地位的支持；鄉村發展委員會不能從平行機構中獲取財政和技術上的支持；社區成員能力有限，在沒有足夠的報告寫作技能，以致不能為農村社區學習中心聯系到不同的機構。
篇7
一、主題與參考選題
本次征文的主題為“決策與智庫”，請參入征文活動的作者，選擇決策或智庫建設的某一個側面進行撰文。也可以側重于理論探討，還可以側重于實踐經驗的總結和實際案例的分析。作者可以自行命題撰文，也可以參考附錄選題（附錄見文后）
二、征文發表及獎項設置：
征文文稿自收到之日，首先刊發于決策與信息官網（）和湖北新型智庫平上（）。同時，在《決策與信息》或《決策內參》擇優發表。2018年元月組織征文評獎。共設置：特等獎5名，一等獎10名，二等獎20名，三等獎若干名。
三、文稿要求：
文稿應具備學術性、創新性，務求觀點鮮明、論證充分、文字精煉、數據可靠，（長者8000字左右，短者3000字左右）。文稿結構一般為題名、作者姓名、單位（郵編）、摘要（可附英文摘要）、關鍵詞、正文、參考文獻。
四、投稿方式：
征文請以WORD格式發送到編輯部，請注明：決策與智庫征文。請勿一稿多投。請提供作者詳細通信地址、郵編、聯系電話。
網上投稿系統：，或者
五、截止時間為2017年12月31日。
附錄：參考選題
1. “一帶一路”建設的理論、路徑與政策研究
2. 長江經濟帶建設的理論、路徑與政策研究
3.供給側結構改革與區域發展動能轉換
4.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區域發展新動力研究
5. 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著力點研究
6. 當前供需結構失衡的關鍵因素及其破解對策研究
7. 深入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研究
8. 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對策研究
9.“互聯網+”與區域發展思路創新
10.新常態下區域發展新模式、新動能與新格局
11.二三線城市綜合發展研究
12.二三線城市經濟發展實證分析
13.城市綜合體在二三線城市的發展新趨勢
14.縣域經濟發展的戰略意義與路徑選擇
15.縣域經濟增長模式研究
16.縣域經濟空間格局演變分析
17. 產業轉移承接與區域發展轉型
18. “互聯網+”時代振興實體經濟研究
19. 中國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研究
20. 推動外貿轉型升級戰略思路與對策研究
21. 城市群規劃的問題研究
22. 建設文明（園林、衛生）城市戰略思路與實現路徑研究
23. 特色小鎮建設與新型城鎮化道路
24. 長江城市群發展機制與實踐
25. 港口經濟與城市發展
26. 推進教育管理與教育資源配置
27. 教育公平的實踐路徑
28. 大數據對教育管理的優化
29. 社會對教育改革的制約
30.高校網絡思政教育的途經研究
31.立德樹人是學生思政教育的根本任務
32.高校思政課實踐教學模式的反思與重構
33.大數據時代高校管理創新研究
34.高校改革有效推進機制研究
35.高校科技成果轉化的路徑選擇
36.大學生創新創業研究
37. 共享發展理念與完善保障民生政策研究
38.社會管理創新及政策研究
39. 養老社區服務體系構建研究
40. 城市與農村養老模式的探究
41. PPP模式發展養老機構的探索
42. 貧困地區發展與精準扶貧實踐
43.居民健康服務及其體系建設
44.公共健康保障中的政府責任
45.居民健康素養現狀及對策
46.國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化研究
47. 民營企業的發展研究
48.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研究
49.企業文化與企業管理相互關系探析
50.行為科學理論與現代企業管理
51.中外企業管理模式研究
52.企業管理效率分析
53.新媒體在企業管理中的運用
54.項目管理c企業管理的創新
55..中小企業管理變革之道
56.大數據時代下企業管理創新研究
57.企業管理中網絡技術的應用探討
58.中國智庫發展的現狀研究
59.中外智庫影響力評價研究
60.規范和引導社會智庫健康發展
61. 社會智庫的發展動因及建設路徑探析
62. 高校智庫建設定位與發展路徑
63. 中國智庫影響機理研究
64.智庫評價方法研究
65.面向決策的智庫協同化問題研究
66.中國智庫國際化的實踐與思考
67.智庫融資模式研究
68.中國智庫信息資源共建共享探析
69. 中國智庫影響力的實證研究
70. 新型智庫與決策機構的互動機制研究
71. 新型智庫建設的體制和運行機制研究
72. 中國新型智庫建設綜述
73. 智庫成果的傳播研究
74. 智庫成果的轉化研究
75. 新型智庫運營模式探析
76. 智庫機構內部管理制度研究
77. 智庫平臺對智庫機構的作用
78. 智庫平臺建設研究
79.新型智庫建設有效性評價指標體系構建研究
80.智庫建設與課題管理
81.新型智庫運營人才的需求
82.學術期刊與智庫建設
83.決策科學的發展和展望
84.決策科學與經濟學的關系
85.民主決策案例研究
86.政府決策科學化評估
87. 決策科學與智庫建設
88.決策程序的合理性
89.科學決策的重要環節
90.領導與決策
歡迎各高校、科研單位理論工作者和各機關、企事業單位的同志踴躍參加征文活動！
篇8
評價兒童生長發育的指標
評價參數：用不同年齡階段、不同性別的健康兒童的體重、身高的測量數值，與所檢查兒童的體重、身高數值進行對照，看看被檢兒童的生長發育處于什么水平，這些不同年齡、不同性別健康兒童的體重、身高的測量數值就是參數。以下為幾種常見參數：全國九市標準和WHO標準，運用WHO標準評價我國兒童生長發育水平及營養狀況更為合理［4］。
評價指標：身高和體重是評價兒童生長發育和營養狀況常用的指標。采用年齡、體重、身高3個變量值，年齡別體重，年齡別身高，身高別體重。①生長遲緩：指兒童按年齡的身高低于標準身高中位數減兩個標準差。它反映兒童慢性營養不良。②低體重：指兒童按年齡的體重低于標準體重中位數減兩個標準差。低體重率常用于作為兒童營養不良患病率。③消瘦：指兒童按身高的體重低于標準中位數減兩個標準差。它反映近期急性兒童營養不良。
不同地區5歲以下兒童的營養不良患病情況
兒童營養不良包括生長遲緩、低體重、消瘦和微量營養素缺乏。根據WHO的報告，發展中國家兒童營養不良問題嚴重，地區差異顯著［5］。2006年0～5歲兒童中有25%中度低體重，9%重度低體重，31%生長遲緩，11%消瘦。該人群主要集中在南亞和非洲中西部，中度低體重兒童分別為42%和28%，生長遲緩分別為46%和36%，消瘦分別為18%和10%。此外，發展中國家兒童貧血患病率約是發達國家的2倍多，分別為42%和17%。1990年以來中國各個地區都不斷地進行5歲以下兒童營養狀況調查，2000年陳明霞等對中國不同地區5歲以下營養不良兒童進行調查［6］，低體重率10.13%，生長遲緩率14.38%。其中城市地區低體重率3.0%，生長遲緩率2.9%；一般農村低體重率10.2%，生長遲緩率15.1%；貧困農村低體重率21.0%，生長遲緩率30.7%。2006年中國5歲以下兒童生長遲緩率9.9%，低體重率5.9%，消瘦率2.2%。于冬梅等2009年中國貧困地區5歲以下兒童生長遲緩率15.9%［7］，低體重率7.8%，消瘦率3.7%。各種調查結果顯示，農村地區5歲以下兒童營養不良發生率明顯高于城市，貧困地區明顯高于經濟發達地區。
兒童營養不良危險因素分析
相關家庭與社會因素：兒童生長發育與居住地的地理環境、經濟水平，具體到家庭收入水平密切相關［8］。居住地偏遠、交通不方便，食物生產及運輸困難，導致家庭食物資源匱乏及品種單一，這是影響膳食營養的直接因素。影響家庭食物資源的因素，還包括家庭生活習慣、營養知識、態度等多種因素。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經濟發展迅速，農村地區外出務工人員逐漸增加，隨之而來的是留守兒童的增多和母親看護的減少。這些變化直接影響著兒童母乳喂養狀況和膳食質量。研究顯示，農村外出務工婦女的子女，6個月以內母乳喂養率僅61%，其他職業的農村婦女的子女在此期間母乳喂養率91%；務工婦女的1歲以下子女生長遲緩率12.9%，而在家鄉務農和從事家務的婦女的子女生長遲緩率5.38%［9］。
安全飲水：安全飲水是反映一個地區的經濟、衛生設施和疾病狀況的重要指標，自來水的使用率與兒童營養狀況密切相關。飲用生水和非自來水者，水質不衛生是導致小兒胃腸感染的誘因，也可直接導致營養不良［10］。
添加輔食時間和種類：12～35個月為生長遲緩和低體重發生的高峰期，此后仍維持在較高水平。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堅持母乳喂養的同時，未能得到及時的、營養良好的輔食添加［11］。6個月以后營養不良發病率逐漸上升，小兒生長快，母乳營養逐漸不能滿足小兒需要，但許多家長缺乏科學喂養知識，未能及時添加或添加不當，品種單一，還有部分小兒由于輔食添加太遲，斷奶時留戀母乳，不愿接受其他食物喂養而導致營養不良也是一個原因［12］。
喂養和飲食習慣：4個月以內小兒的喂養方式可影響小兒的營養狀況，非母乳喂養兒營養不良患病率高。小兒4～6個月后，應按輔食添加原則及時添加各種食品，添加過晚或不當可引起各類營養缺乏病，導致營養不良［13］。喂養和飲食因素與兒童營養狀況密切相關，缺乏科學喂養、偏食與挑食、飲食習慣，是導致營養不良的重要因素［14］。
疾?。航洺；疾∈莾和癄I養不良的危險因素［15］，由于兒童患病后一方面會引起食欲下降，食物攝入和吸收減少，而且某些疾病如腸道寄生蟲病等也會影響營養素的吸收和利用，另一方面某些疾病增加營養物丟失和消耗而引起營養不良。其中兒童期發病率較高的呼吸道感染、腹瀉、貧血及佝僂病與營養不良具有非常顯著性意義［16］。
5歲以下兒童營養不良的干預進展
5歲以下營養不良兒童常同時存在生長遲緩、低體重和微量營養素缺乏等多種問題，營養不良的發生也是由多種原因引起，各種原因之間又相互影響，因此通常在對特定環境分析的前提下采取多種措施進行綜合干預。1998年UNICEF在“地區技術援助項目”中提出［17］，針對7個亞洲國家兒童的社區基礎干預活動應包括生長促進(生長監測、母乳喂養促進和適宜輔食添加促進)、疾病管理(腹瀉前后的喂養、口腔衛生狀況等)、微量營養素補充(兒童6個月齡開始的維生素A補充、貧血流行地區的鐵補充)、促進碘鹽食用、驅蟲、食物補助。
營養相關知識教育：應加強培養基層兒童保健工作者并大力開展群眾性營養相關知識教育，相關的營養知識教育內容主要包括母乳喂養、輔食添加及學齡前兒童喂養。父母的營養知識和態度直接影響著兒童的喂養。教育方式可采用：①衛生行政部門針對基層兒童保健醫師定期組織保健相關知識培訓，使基層保健醫生正確的營養知識及指導合理喂養方法，有效的實施從嬰兒的定期生長監測、疾病管理、兒童免疫、營養治療到相關兒童營養保健工作；張丹霞等研究表明［18］，通過3年的社區健康干預，進一步降低了嬰幼兒營養不良患病率。②針對兒童父母及看護人，可采用健康講堂、保健機構設置宣傳板報及發放營養知識宣傳資料、通過網絡媒體宣傳合理喂養知識等，幫助群眾樹立相關營養意識、掌握營養知識和技能，為最終達到或影響其相關營養行為打下基礎。1990～1995年在全國27個省101個縣實施的“兒童營養監測與改善項目”表明［19］，采取營養教育為主的改善措施，特別是針對兒童喂養的關鍵環節，對減少兒童營養不良的發生起到重要作用。
5歲以下兒童的食物保障：促進6個月內的純母乳喂養，促進6～24個月的輔食添加。宣傳斷奶期的喂養方法，給小兒及時的、循序漸進的添加合理的多種輔食［20］。向居民廣泛宣傳平衡膳食，在農村貧困地區推動大豆及豆制品消費，以彌補動物性蛋白質攝入的不足；提高輔食添加的量和質，提高輔食中動物性食物、豆類以及蔬菜水果的添加率［21］。食物強化和營養素補充，可在短期內快速改善營養不良狀況。針對5歲以下兒童營養不良中礦物質及維生素缺乏的主要問題，這項措施是糾正和預防相關營養缺乏病的主要途徑。Grotto等研究表明［22］，強化或補充維生A可減少6～59個月兒童死亡率；給正常兒童補充預防劑量鋅，則其患腹瀉、嚴重腹瀉或痢疾、持續腹瀉和下呼吸道感染的幾率較少，兒童死亡率下降［23］；對已患有腹瀉的兒童補充鋅可使腹瀉的持續時間、次數、下呼吸道感染率和死亡率下降。
改善衛生保健設施及開展綜合性干預措施：衛生保健設施及生活環境的好壞直接影響著兒童的患病情況。隨著國家經濟發展，應加大對社區兒童保健及農村衛生機構兒童保健硬件設施的投入，如提供兒童保健體檢用的房屋、保暖設備、測量稱、身高尺、配備專業的兒童保健醫生。對中重度營養不良的兒童實行三級轉診制度，在條件好的兒童保健門診開展：營養咨詢門診、定期健康及營養知識講座、個體或集體兒童膳食分析、兒童飲食行為干預、維生素和微量元素定期檢查、中醫中藥治療輔助治療、患病兒童的規范管理等綜合性干預措施。周萌泥等研究認為［24］，采取合理的綜合干預措施可有效降低營養不良患病率，是改善兒童營養狀況的有效手段。中醫中藥可以促進胃腸道對營養物質的消化、吸收、利用，并能對患兒全身器官系統功能進行綜合調理。
改善貧困地區兒童的居住環境：貧困地區兒童的住房、衛生條件等方面落后于城市，營養性疾病的發生率明顯高于城市，政府應對貧困地區兒童開展“營養扶貧”行動，并將其納入政府扶貧目標，制訂相應政策措施，提供必要資金支持，改善他們的居住環境及衛生條件。另外應在全社會廣泛宣教飲用自來水的意義所在，特別是在無條件使用自來水的廣大農村，應該盡量提倡使用深井水和管道式供水等［25］。
綜上所述，營養不良仍是威脅我國5歲以下兒童健康狀況的嚴重問題，營養干預方案的制定和實施需要社會多方面力量的支持及多種方法途徑的全面分析才能達到理想效果。加強國家營養政策和計劃的制定，通過改善經濟狀況、規范管理兒童疾病等方面，對大范圍、持續減少兒童營養不良起到環境支持和推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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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資本的概念
大部分學者都接受了舒爾茨的人力資本定義，即人力資本是體現于人身體上的知識、能力和健康。但有的學者對這個概念作了更深入的探討。一是認為人力資本分初級和高級兩個層次。前者是指健康人的體力、經驗、生產知識和技能。后者是指人的天賦、才能和資源被發掘出來的潛能的集中體現——智慧(周坤，1997)。二是認為人力資本具有不同的生產力形態，提出了異質型人力資本和同質型人力資本的概念。前者是指在特定歷史階段中具有邊際報酬遞增生產力形態的人力資本。后者是指在特定歷史階段牛具有邊際報酬遞減生產力形態的人力資本(丁棟虹，1999)。三是從個人和群體角度來對其下定義，前者指存在于人體之中、后天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能力和健康等質量因素之和；后者指存在一個國家或地區人口群體每一個人體之中，后天獲得的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術、能力及健康等質量因素之整和(李建民，1999)。
二、人力資本的產權及其特性
人力資本的產權是人力資本理論的一個重要方面，而西方人力資本理論忽視產權的研究。一批中國學者從企業理論的角度對人力資本的產權進行了研究。主要有三種人力資本產權的定義。1．把人力資本產權理解為人力資本所有權，認為人力資本產權是存在于人體之內、具有經濟價值的知識、技能乃至健康水平等的所有權(李建民，1997)。2．從企業產權角度來理解，認為人力資本產權決定人力資本所有者能否擁有企業所有權，即企業控制權和剩余索取權(張維迎)。3．從產權的可交易性和合約性來理解，認為人力資本產權是市場交易過程中人力資本所有權及其派生的使用權、支配權和收益權等一系列權利的總稱，是制約人們行使這些權利的規則，本質上是人們的社會經濟關系的反應(黃乾，2000)。
關于人力資本的產權特性，周其仁教授的論述有代表性。一方面人力資本具有一種獨一無二的所有權，它天然歸屬個人，它的所有權限于體現它的人(周其仁，1996)。但有學者認為它的所有權可以是多元化的，但其“承載所有者”才是個人，人力資本“承載所有者”與其所有者是不同的，他們之間充滿矛盾(李建民，1997)。另一方面，人力資本產權的完備性和關閉功能。它的產權權利一旦受損，其資產可以立刻貶值或蕩然無存。當人力資本產權中的一部分被限制或刪除時，產權的主人可以將相應的人力資產“關閉”起來，以至于這種資產似乎從來就不存在(周其仁，1996)。
三、中國人力資本的現狀和投資問題
1．關于人力資本現狀的觀點是比較一致的，主要表現在下列幾個方面：(1)中國的人口數量雖然多，但真正高質量的人口卻嚴重不足；(2)人力資本存量不足，特別是中國農村(尤其是中西部)的人力資本嚴重匱乏；(3)人力資本發展水平與發達國家相比存在重大差距(張鳳林等)；(4)我國的人力資本利用效率低下(張鳳林，1999)；(5)中國的人力資本結構是一種“小托大式”結構：高智能、高技術勞動力所占比重極小(劉迎秋，1997)。
2．關于人力資本現狀形成的原因，歸納起來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1)認識上的誤區，沒有充分發揮市場在與人力資本有關的資源配置中的積極作用(余雁剛，1999)。人力投資成本與收益遭到扭曲，這影響了人力資本投資。(2)資金的限制，政府財政投資是教育投資的主渠道，但受財政收入的限制；社會資金投資教育受體制的限制；居民特別是農村和中西部落后地區的居民的人力資本投資受收入水平的約束。另外人口數量的過度膨脹限制和影響了人口質量的改善和提高。這造成教育投資總量不足，結構不合理。(3)體制上的障礙，投資體制單一；就業體制僵化與人力流動機制的缺乏；行政官僚的管制過多(周其仁，1996)。(4)外部因素的影響，主要是“智力外流”造成大量人力資本的損失(夏業良，2000)。有些學者研究表明我國中西部是人才的凈流失地區。3．加快人力資本形成的政策建議。(1)轉變觀念，認識人力資本投資的重要性，有學者提出了人力資本優先投資的觀點。他們認為人力資本投資比物質資本投資重要，人力資本增長的貢獻潛力大于物質資本增長的貢獻；人力投資是一種最基本、最有價值的生產性投資；所以人力資本投資應該優先進行(于洪平，1997)。(2)實行后發國家的人力資本“借貸策略”，獲得人力資本投入與轉移中的“后發利益”。通過創造優惠條件吸引吸納各方人才，這可以節約實際投入成本，并產生遞增的人力資本擴散和帶動效應(夏業良，2000年)。(3)發揮政府在人力資本投資中的主體作用，并帶動社會人力資本投資。人力資本投資中存在負外部性，會導致市場失靈，造成投資不足，而政府的人力資本投資能夠彌補投資不足，消除市場調節造成的種種缺陷；保證人力資本形成中的機會均等(侯風云，1998)。財政人力資本投資具有極其重要的示范和引導作用。但受財政收入的限制，所以要廣泛吸納社會資本進行投資。(4)加強制度建設。普及掃盲教育和九年制義務教育、建立“先培訓后就業”制度和在崗培訓制度；建立和完善有關的教育法規、培訓法規、就業法規、勞動法規，加強勞動力市場的反不正當法規和勞動者社會保障法規的建設，從法制上保證人力資源素質的提高和消除勞動力自由流動的制度。
四、人力資本與經濟增長
國內大部分研究都是介紹新經濟增長模型，或者是引用外國的一些實證資料來論證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但也有學者分析了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機理。
1．從人力資本的要素和效率的生產功能來分析其對經濟增長的機理。人力資本是決定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關鍵在于它具有特殊的生產功能。從生產過程角度看，它具有要素和效率兩個方面的生產功能。前者是指人力資本是生產過程必不可少的先決條件或投入要素。后者是指人力資本是提高生產效率的關鍵因素，其途徑是：(1)人力資本投入的增加可以提高人力資本自身的生產效率；(2)人力資本投資增加可以提高其它生產要素的生產效率。作為生產要素的人力資本一方面直接對經濟增長作出貢獻，同時它又通過促進科學和技術進步來促進經濟的增長?？茖W和技術進步依賴人力資本的提高，而技術進步是人力資本規模收益率不下降或者提高的根本原因?？梢?，經濟增長依賴于科學和技術的進步，同時也依賴于人力資本的增加(李建民，1999)。
2．從人力資本的知識效應和外部效應來分析其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機制。人力資本的知識效應包括知識進步的需求效應、收入效應及替代效應三個方面。知識進步的需求效應是指在經濟發展中有用的新知識要求新形式的物質資本，或者是要求新的勞動技能，甚至這兩者都十分需要。人力資本投資的知識收入效應是指受過教育、培訓具有更多知識與能力的人會具有更高的生產力，因為他們具有更高的分辨力，能隨時隨地抓住投資獲利的機會。人力資本的知識替代效應首先表現在我們能夠通過知識的進步來增加資源，人力資本在各種要素間相比較，其補充和替代作用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了。正是知識的替代效應，可以克服經濟發展中自然資源、物質資本與“原生勞動”之不足，保持經濟的可持續發展。知識的替代效應還表現在人力資本可以產生遞增的收益，消除了物質資本等要素邊際收益遞減對經濟長期增長的不利影響。
羅伯特·盧卡斯認為脫離生產、通過學校教育而獲得的是一般性的知識，這些人力資本能產生內部效應，即對投資者本身的生產率的貢獻。通過“干中學”獲得的是專業化知識，這些人力資本能產生外部效應，又叫溢出效應，即對投資者以外的要素的生產率的貢獻。重要的是外部效應，使人們的平均技能水平或人力資本水平可以在人們之間傳遞，其結果是不僅提高自身的生產率，還增加了勞動力和物質資本的生產率，并產生了生產中的遞增收益。用人力資本的溢出效應解釋技術進步，說明經濟增長是人力資本不斷積累的結果。認為知識是人力資本的一種形式，而人力資本是增長的“發動機”。五、人力資本與個人收入分配問題
國內有不少這個方面的研究文獻。這些文獻主要分析了國內現有的分配制度的優缺點、知識經濟下人力資本的收入分配和人力資本與反貧困的關系等問題。
1．從人力資本的角度出發，個人收入分配的原則應是按生產要素分配。我們認為把個人收入分配理論等同于工資理論是對馬克思原則的誤解，按勞分配內容應該是，在完全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條件下，做了各種社會扣除后的全部個人消費品。工資性所得根本就不是收益的分配，而僅是與生產消耗掉的生產資料需要扣除、補償一樣，是消耗掉的人力的補償價值。勞動者作為自身人力資本的所有者，與物力資本的所有者一樣，有權利參與收益分配。人力資本的收益權是指人力資本的所有者在補償了其勞動消耗，即得到了工資性收入的前提下，對于人力資源的盈余價值——稅后純收益，有參與分配的第一位的、天然的特權，并應通過法律予以保障。因此，個人收入的分配原則應是按生產要素分配，即按人力資本在社會財富創造過程中的貢獻大小和物力資本在價值創造和實現中的條件作用來分配(徐國君、夏虹，1999)。
2．在知識經濟條件下調整收入分配機制，激勵人力資本投資和人力資本發揮效率。在大幅度促進高新技術和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時，人們大都關注著技術本身的演進，以及政府集中國家力量進行攻堅的力度，卻往往忽視了其中的決定性因素，即人力資本的作用，特別是缺乏對人力資本的激勵機制。從人力資本的特征來看，其具有創造無限性、監督的有限性和消耗的差異性，所以要提高人力資本開發與使用的經濟效率幾乎唯一有效的途徑就是滿足人力資本的報酬要求，即實行充分的激勵制度。例如“自由競爭”與“充分報酬”就是美國硅谷形成與發展的兩大根本性因素。激勵創新最核心的兩條：一是產權激勵，二是依法保護收益?，F在比較成熟的做法就是年薪制和期權制(斌，2000)。
3．從“腦體收入倒掛”現象來說明人力資本沒有得到重視，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澳X體收入倒掛”的一個基本標志是腦力勞動者的收入水平低于體力勞動者、高科技勞動的收人水平低于低技術含量勞動的收入水平，表現為兩類勞動收入水平的倒置。在中國人力資本極度稀缺的情況下，卻發生了腦力勞動、高技能勞動相對收入持續下降、出現了“腦體收入倒掛”現象。這是令人費解的，在實踐中也產生了巨大的負作用：第一，“讀書無用論”重新抬頭；第二，科學技術的研究、發明與應用受到強烈干擾；第三，教育質量和國民素質以及人力資本質量普遍下降等許多不好的影響(劉迎秋，1997)。
4．向落后地區進行人力資本投資是反貧困的有效途徑。認為一種長期扶貧戰略就是對貧困地區進行人力資本投資?！耙怨ごc”、“優惠貸款”和“項目扶貧”及中央政府在財政、稅收和對外貿易等方面給予貧困地區一些特殊優惠政策，都未充分考慮貧困人口自身的因素，即貧困地區一個共同特點是教育事業發展的落后和人力資本投資能力的極端薄弱。所以無論上述對策設計得如何完美，沒有貧困地區人的智力結構的優化，沒有人力資本存量的大幅度增加，反貧困就不會真正取得成功(向恒，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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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鍵 詞：教育不平等；增長非平衡；低發展陷阱
中圖分類號：G725；F3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0892(2006)12－0020－08
今天的中國正處于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時期，在13億人口中，農村居民就有8億，農村勞動力正成為經濟發展的主力軍，對農村居民的教育狀況和科學文化素質的關注已經超出了農村、農業和農民的范疇，而與整個社會經濟發展息息相關。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鄉差距、農村的地區發展差距有所擴大，不公平的教育資源分配導致人力資本的不平等配置是否是一個重要原因？農村教育發展的地區差異與城鄉差異對經濟的均衡協調發展產生了怎樣的影響？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對于探索一條促進教育平等、經濟協調發展，減少貧困的路徑具有特殊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一、研究文獻綜述
在理論上，對居民的教育或人力資本投資與社會發展關系的探討，以人力資本理論為基礎和出發點，現代經濟學主要遵循兩條主線：一是教育或人力資本與經濟發展的角度。舒爾茨、丹尼森在理論和實證上把人力資本作為經濟增長中越來越重要的一個因素，教育無疑是人力資本形成的首要條件。舒爾茨(T.W.Schu1tz)[1]從費)爾(I.Fisher)的“完全資本”概念出發，把資本劃分為人力資本和常規資本（或物質資本），在《人力資本的投資》一書中，他明確地闡述了人力資本的概念與性質、人力資本投資內容與途徑、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作用等重要思想和觀點。美國著名經濟學家丹尼森(E.Dennison，1960)[2]通過對美國1929-1957年期間經濟增長之源的研究，用實證分析為舒爾茨的觀點提供了最為有力的證據和補充，使得理論的研究與實證分析緊密地結合起來；二是教育與收入分配和貧困等社會福利的角度。福利經濟學定理強調了個人的初始經濟稟賦平等是經濟均衡和社會福利最大化的重要條件，因此公平的教育分配對于基礎廣泛的經濟增長、減少貧困和整個社會的福利非常重要。
現階段研究教育或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主要來源于新增長理論。作為新增長理論的主要開拓者，盧卡斯繼承了貝克爾的人力資本理論，對兩種人力資本積累（或技能獲?。┑膩碓催M行了區分，即教育與邊干邊學，強調人力資本積累為可持續增長的一個重要源泉。盧卡斯(1988)[3]的基本觀點是增長主要由人力資本的積累所推動，因此所有國家之間增長率的差異可以歸結于這些國家的人力資本積累速度的差異。Barro(1995)[4]用1965-1985年跨國數據，把平均增長率與幾個宏觀經濟變量進行回歸，包括教育水平、公共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等，發現教育水平（用平均受教育年限來度量）與隨后的增長顯著相關，公共教育投入對增長有顯著的效應。另一種主要觀點是關于人力資本存量與經濟增長的關系。Benhabib 和 Spicgel（1994）采用曼昆、羅默和魏爾（Mankiw，Romer and Weil，1992）的增長的索洛模型，并引入Nelson 和 Phelps（1966）關于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經濟增長的假設{1}，他們分析指出各國之間增長率的差別主要不是如盧卡斯所指出的人力資本積累速度的差異，而是來自于人力資本存量的差異，這種存量的差異反過來又影響各國創新和趕超更發達國家技術的能力。Azariads和Drazen(1990) [5]進一步指出教育的閥值效應會導致一個低發展陷阱的穩定路徑，即由于過去對教育投資不充分，導致不利于下一步的技能獲得，又使增長趨緩。
國內早期的研究主要介紹新經濟增長模型，強調教育或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貢獻(馬佳宏和李國君，1996；周天勇，1994)[6-7]，或從人力資本的要素和效率的生產功能來分析其對經濟增長的機理(李建民，1999)[8]，側重于定性分析。隨著國外經濟計量模型的引進，對國家或地區的定量研究逐步增加，從使用的方法來劃分，一是采用簡單的回歸方法，王家贈(2002)[9]用簡單的回歸分析證明教育平等指標對全國經濟增長率的貢獻為3%，對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率的貢獻接近于零，但對東部地區經濟增長率的貢獻卻為29%；二是用新古典的生產函數方法，劉亞榮和張興(1998)[10]、朱栩敏和鐘慶才(2002)[11]用C-D生產函數形式，分別對北京市、廣東省及其所轄各市的人力資本在經濟增長中的貢獻進行詳細分析；三是內生增長模型，蔡增正(1999)[12]使用世界上194個國家和地區的數據，考察了教育在1965-1990年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研究的主要結果是：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巨大而具實質性，外溢作用不僅是正的，而且頗為可觀，同時也發現，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在經濟發展的過程中表現為先弱、后強、最后稍有降低的趨勢；四是時間序列模型，周英章和孫崎嶇(2002)[13]對1952-1998年的我國教育投入在實際經濟增長中的作用進行實證分析，結果證明我國教育投入與實際經濟增長之間互為格蘭杰因果關系，并在長期內穩定地存在著協同互動的均衡關系。但作為農業和農民大國，鮮有系統地研究我國農村教育的地區失衡和與城市相比的全面落后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
二、模型選擇、計量方法與數據獲得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經濟學家把目光擴展到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經濟發展與收入分配上，這些研究都充分揭示了教育或人力資本水平及其變化對各國經濟增長率和人均收入水平收斂趨勢的影響，本文從內生增長理論出發，基于人力資本理論構建計量經濟模型。
（一）模型的選擇
在計量經濟學模型中，能夠有效地識別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影響如何隨時間變化的方法是分布滯后模型。本文考慮到模型的可操作性，參照陸銘等(2005)[14]的做法，采用了由Mitche1l和Speaker(1986)[15]發展的非常靈活的模型形式。假設y表示被解釋變量，x表示解釋變量，t表示時期，i表示滯后i期，wi表示滯后i期的x對y的影響（權重），b和e分別表示常數和殘差，于是一個表示x對y的影響的分布滯后模型可以寫作：
假設wi可以寫作：
其中aj 是待估計的參數，于是，權重wi被寫成了1/（i+1）的n階多項式。將式（2）代入式（1）并重新整理后可以得到：
其中，當時期數t大于8的時候，上式右邊劃線的一項接近于零，可以被忽略，于是，我們進一步展開上式右邊第二項（省略了ε和計算的中間過程），得到：
在式（4）的基礎上，我們可以將擁有的數據省略較早的8年，并計算由方括號表示的解釋變量的分布滯后變量。只要設定任何一個n值，都可以估計出一系列的系數ai，當n值不同的時候，就可以得到不同的模型。下一步是進行模型的選擇，以確定多項式的階數n，Mitchell和Speaker（1986）推薦的一個簡便的方法是看哪個模型的殘差平方和與自由度之比最小。
（二）計量方法
為了考察教育不平等對農村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影響，首先必須知道教育的發展對經濟增長的作用。本文采用盧卡斯的人力資本模型，為了表示投資和教育對于經濟增長的作用，分別控制物質資本投入和人均受教育年限。采取對數線性函數將經濟的增長與解釋變量之間可能存在的非線性關系轉換成線性關系，這種轉換還可以減少異常點以及殘差的非正態分布的異方差性，回歸系數可用于測定有關解釋變量對產出增長的彈性。此外，采用面板數據（Panel Data）的分析方法，能夠有效地減少解釋變量出現多重共線性的可能性，更好地解決忽略變量與解釋變量的相關性，從而使得參數估計結果更為可信，假設模型中被忽視的潛變量對截距和斜率系數都沒有影響，此時，等于將T個時期的所有橫截面數據融合成一個混合樣本。而分布滯后模型解決了識別解釋變量對被解釋變量的長期影響的問題，考慮到教育變量（設為h）的分布滯后，因此度量教育對農村家庭經濟增長影響的模型如下：
其中，技術進步A=A0 e ?啄t，y、h、k分別表示人均產出、人均人力資本水平、人均物質資本投入。要衡量農村教育的地區差距與城鄉差距對經濟增長差距發散或收斂的影響，一個直接的方法就是看兩者的比值有沒有變化，及這種變化產生的來源。采用如下方法：
式中，i表示城市或農村相對發達地區， j表示與i相對應的農村或農村欠發達地區。為了控制其它要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需要對該模型作修正和拓展，根據現有文獻，農村工業化發展水平、公共基礎設施發展水平、農村勞動力的流動程度等都對農村經濟增長產生影響，此外為了衡量地區內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引入教育和收入分布的變量。因此方程可以表示為：
其中下標dis 表示根據公式（4）表達的分布滯后的所有項，所有后綴cj都表示公式（6）表達的該變量的差距程度。y、ycjdq、ycjcx分別表示農村各個地區的人均GDP、人均GDP的地區差距、人均GDP的城鄉差距；edu表示人均受教育年限或人力資本水平，inedu、inc分別表示教育的不平等和收入的不平等，但在不同公式中具有不同含義，在公式（7）中表示地區內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公式（8）中表示地區間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在公式（9）中表示城鄉間教育不平等和收入不平等，括號內的數字表示收入不平等滯后的期數；k表示人均物質資本投入，kcj在公式（8）和（9）分別表示地區和城鄉的物質資本差距；ind表示農村工業化發展水平，mob表示農村勞動力流動，pub表示公共基礎設施發展水平，由于城鄉的基礎設施比較數據很難獲得，在比較城鄉發展時沒有考慮。為了獲得農村經濟結構轉換對城鄉差距的影響，沒有直接比較城鄉工業的發展，而是采用農村工業化發展的程度，在比較城鄉差距時，公式（9）中的勞動力流動代表城市吸收農村勞動力的指標。公式（7）可以反映教育和收入不平等對地區經濟增長的作用，公式（8）和（9）可以分別反映農村的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各個地區城市與農村的教育不平等對地區協調發展的影響。
（三）指標的選擇和數據來源
對影響產出的因素進行合理的設定是進行科學分析的前提，在農村生產過程中，對于產出起作用的是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各種要素，真正把自己的人力資本投入到生產中的是農村的從業人員，因此本文的人均產出和人均投入的含義是平均每個從業人員的產出或投入。另外，為了消除價格因素的影響，本文對所有涉及的變量按1990年不變價進行消脹處理。
1. 人均產出(y)
設定為人均GDP，由于現行的統計資料不再計算各個地區農村的GDP，本文根據GDP的定義[2]，考慮到在農村地區第三產業并不發達，產出主要來源于農業和鄉鎮企業，因此用各個地區農業的增加值和鄉鎮企業增加值之和來代替農村GDP。
2. 人均資本投入(k)
對于資本投入的計量是分析經濟增長因素的一項重要內容。能否準確地估計資本存量，關系到能否正確地反映資本投入在經濟增長中的作用。丹尼森、喬根森等人對資本存量的計量作了深入的研究。然而在我國，由于涉及因素多而復雜，且缺乏系統全面的統計數據，比較準確地計量資本存量的難度非常大。目前已被普遍采用的測算資本存量的方法是戈登?史密斯（G.Smith）在1951年開創的永續盤存法。由于中國沒有過大規模的資產普查，所以我們在本文中所采用的是在估計一個基準年后運用永續盤存法按不變價格計算各省區市農村的資本存量。采用相對效率幾何遞減模型，此時重置率與折舊率相等，資本存量的估算公式為：
其中，i指第i個省區市，t指第t年。
式（6-7）共涉及到四個變量：（1）當年投資I的選取，大部分近期研究采用的資本形成總額或固定資本形成總額，本文考慮到統計年鑒中沒有農村的相關指標的統計，而資本形成總額中更新改造投資和基礎建設投資占主要部分，因此農村的當年投資的采用鄉鎮企業固定資本形成總額加上各地區總的更新改造投資和基礎建設投資用于大農業的部分；（2）投資品價格指數的構造，一般采用固定資產投資價格指數，折算到1990年不變價格，在現有的統計年鑒中，只有1991年以來的相關數據，鑒于固定資產價格指數與商品零售價格指數的高度相關性，構造兩者的回歸方程，對1991年以前的相關數據進行估算；（3）經濟折舊率δ的確定，張軍(2004)[16]在相對效率呈幾何遞減的模式下計算得到了各省固定資本形成總額的經濟折舊率是9.6％，本文采用這一指標。（4）基年資本存量K的確定，由于在永續盤存法的意義下，如果基年的選擇越早，那么基年資本存量估計的誤差對后續年份的影響就會越小，所以考慮到數據的可得性及與同類研究的可比性，我們在本文中采用的基年是1980年，估計方法和張軍(2004)相同[16]，即用各省區市1980年的值除以10％作為該省區市的初始資本存量。用式（10）計算出各個地區的相關年份的資本存量。
3. 人均受教育年限或人力資本存量（edu）和教育不平等指標
由于沒有從業人員的受教育年限，對農村的數值，本文采用勞動力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對于城鄉之間的比較，缺乏城市從業或勞動力的受教育的數據，采用六歲以上人口的受教育年限的比較。在測量勞動者所具有的人力資本時，既要與他所接受的教育程度聯系起來，又要對不同地區的教育質量加以區別，以平均受教育年限作為衡量一個地區人力資本狀況的指標，但必須是經過各地區教育質量修正過的，這樣測量的受教育年限既可以反映勞動者所受教育的年數和教育程度，又可反映地區教育質量的差異。具體公式為：
i：受教育程度分組數，i=1，2，3，4，5，6分別代表文盲半文盲、小學、初中、高中、中專、大專及以上學歷；Y：受教育程度的年限，定義文盲半文盲受2年小學教育，小學6年，初中9年，高中12年，中專13年，大專及以上16年；P：權重系數，為各組人數占總人數的比重；Q：質量系數，全國平均值為1，用各個地區的不同階段學校的師生比來衡量。
對地區內教育不平等的指標，采用農村各個地區的教育GINI系數，對地區之間、城鄉之間的教育不平等的指標采用的是平均受教育年限的比較。
4. 農村的工業化發展程度（ind）
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就是農村勞動力不斷轉換為非農勞動力的過程，本文用鄉鎮企業吸收的勞動力占全部勞動力的比重來表示農村的工業化發展程度。
5. 農村的基礎設施情況（pub）
基礎設施之所以扮演重要的角色，原因在于某地區特定的基礎設施水平可能會通過減少交通運輸和信息收集等方面的成本，從而影響投資的收益。良好的交通基礎網絡可以降低區域之間商品流動的成本，提高生產過程的效率。本文用每平方公里公路的密度來表示農村的基礎設施情況。
6. 勞動力流動程度（mob）
在比較地區差距時，用本地區吸收外來勞動力的比重，流出為負，流入為正。而比較城鄉發展差距時，用城市吸收勞動力的比重來衡量，勞動力的轉移使發達地區在短時間內獲得大量廉價的勞動力，促進了當地的快速發展。
7. 收入不平等程度（inc）
在公式（6-7）中用各個地區農村收入的基尼系數表示地區內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公式（6-8）中用地區收入的比值表示地區間收入的不平等程度，在公式（6-9）中用各個地區城鄉收入的比值表示城鄉間收入的不平等程度。
本文研究的對象包括全國29個省市（由于的數據非常不全不計在內，重慶的數據并入四川），由于省略了前8年，實際采用的數據是1993-2004年的指標值，相關數據來自于《中國統計年鑒》、《中國農村統計年鑒》、《鄉鎮企業年鑒》、《中國勞動統計年鑒》和《中國人口年鑒》（相應年份）。
三、教育、增長與經濟非平衡
采用Eviews在估算面板數據時自帶的廣義最小二乘法（GLS）估計參數，計量結果由Eviews3.1給出，估算結果見表1。
（一）教育與地區經濟增長
教育作為對人力資本的一種投資，一方面通過“內部化”（Internality ）作用（即直接提高人力資源質量，激發技術進步和創新）來推動經濟的增長。這就是盧卡斯（1988）所定義的教育的內部作用―― “個人的人力資本對其生產力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更突出地表現在教育的“外溢作用”（Externality），它通過提高諸生產要素的品質，改善經濟社會環境，從而使經濟活動具有更高的效率，加快經濟增長的速度。用式（7）估計教育對農村居民人均GDP增長的影響，結果見表1。從參數估計的結果來看，多項式階數取n等于2、3、4、5來試算，當n等于4時，模型的殘差平方和與自由度之比最小，在n等于5時，高階的分布項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因此以n等于4的模型估計系數。根據式（2）計算出滯后i期的教育不平等水平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系數，當把影響的系數按年依次累加時，可以得到表示長期的累積影響。如圖1所示，農村勞動力的受教育水平在當年就對地區經濟增長產生一個非常大的影響，對人均GDP的增長彈性為0.441，此后逐年上升，表明教育對家庭收入正面影響的長期存在。從累積影響的變化來看，累積影響一直呈上升的趨勢，這說明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無論在長期內還是在短期內都對經濟增長產生積極的影響，而且這種影響在呈上升趨勢。與相關研究作比較，盧卡斯（1988）對美國的估計結果是0.417[3]，蔡增正（1999)[12]對國際資料分析得出的值在0.271~0.422的范圍內，我們的研究結果之所以大于其它的研究，是因為我們計算了滯后的累積影響。實際上教育所形成的人力資本不但可以在即期作為生產要素投入生產，而且，從長遠來看，本期的地區平均教育水平也會影響到下一期生產的勞動者素質、技術的選擇等，從而影響后期的經濟增長。與其它變量相比，教育或人力資本對農村經濟增長的影響大于資本投入的影響（人均資本投入對人均GDP的增長彈性為0.426），表明看不見的教育或人力資本對農村經濟發展的影響并不遜色于資本投入。
圖1教育與農村地區經濟增長
而教育不平等對地區經濟增長的影響則呈現一個先揚后抑的過程，如圖1所示，與最初的設想不同的是，在短期內農村內部的教育的不平等程度對經濟的增長產生了一個正面的影響，這可能是人力資本的總體狀況與人力資本的分布特征的關系的反映。在一定期限內，教育資源有限的情況下，讓一部分人先獲得較高的人力資本的積累，比如農業科研人員、技術人員以及農村的經營管理人才，有利于社會獲得急需的專才，同時社會對人才的需求將會導致工資結構的擴張效應，即受教育者與未受過教育者之間或者受過較多教育者與受過較少教育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會擴大，教育的投資收益率的上升必然會刺激家庭和社會的教育投資需求，這有利于教育總體水平的擴展，也有利于技術進步和經濟增長，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們看到教育不平等的弊端日益體現，教育不平等所帶來的收入不平等使貧困家庭無力承擔子女教育的費用，不利于教育的可持續發展，導致圖1所示的教育不平等的累積效應在長期內是一個日益擴大的負值。實際上這里所反映正是教育的平等與效率的抉擇問題，對短期效應的追求可能導致的是對長期效率的損害。
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收入不平等對經濟增長的影響，這里我們用滯后1期和滯后8期來反映收入分配的短期和長期影響，看到收入不平等程度在滯后1期的情況下對農村地區增長的影響并不顯著，而在滯后8期的情況下則產生了非常顯著的影響（-0.162），這也驗證前面對教育不平等的分析。此外，除了公共基礎設施有一定的影響外，農村工業發展的水平具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增長彈性為0.272），農村傳統農業向現代工業的結構轉化過程與農村勞動力的轉移是緊密相連，在考慮人力資本因素后，勞動力已經不再是簡單的沒有任何技能的原生勞動力了，只有具備了工業部門所要求的基本技能的勞動力才是真正符合遷移條件的勞動力，因此，工業化對勞動者的受教育水平相應提高了要求，進一步凸顯發展農村教育的重要作用。勞動力的轉移對地區經濟發展影響并不顯著，這可能與不同地區的流向有關。
（二）教育不平等與經濟非平衡
把全國29個省、直轄市（去掉數據不全的，重慶并入四川）按人均GDP從大到小排列，分為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兩個部分，用式（8）來估計各地區農村經濟非平衡的增長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與前面的分析相一致，以n等于4作為分析基礎，從表1和圖2來看，盡管教育差距對農村地區經濟增長的當期影響并不大（0.109），但在累積影響上一直呈上升趨勢，勞動者受教育水平差距的累積影響大于物質資本投入等其它變量，在所有變量中是最高的，表明在影響農村非平衡增長的要素中，物質資本并不是第一位的，而解決居民受教育或人力資本的不平等才是推進地區協調發展的關鍵。與前面不同的是收入差距的滯后1期影響(0.108)和滯后8期影響(0.218)都是顯著的，對農村居民來說，各個地區居民收入差距一方面影響到下一期對農村生產的投入，另一方面又影響到對教育的投入，對農村生產的投入是物質資本的直接投入，通過短期影響得到體現，對教育投入則是對人力資本的投入，通過較長期限得到體現。值得一提的是鄉鎮企業的崛起，農村工業的發展也加大了發達地區和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差距（彈性系數為0.213），正如前面的分析，提高落后農村的教育特別是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水平，才能推進落后地區的產業結構升級和工業化發展，縮小地區發展的差距。伴隨著農村鄉鎮企業發展的是農村勞動力的異地轉移，與理論框架相一致，勞動力的轉移擴大了地區發展的差距，盡管許多研究表明農村轉移的勞動力并不是受教育水平最高的群體，但應該看到能夠實現去異地就業的群體仍然是農村中人力資本相對較高的群體，否則我們也不會看到現階段許多留守在農村種田的大都是老弱病殘。
相類似地，把全國30個?。ㄈサ魯祿蝗?，重慶并入四川）按城鄉分為兩個部分，用式（9）的估計結果來分析城鄉經濟非平衡的增長與各影響因素之間的關系，與對農村各地區經濟增長的差距相比，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差距對城鄉差距的系數值的相對比率發生了變化。在所有要素中，人均資本投入差距的作用比較重要，其系數值大于教育不平等系數的累積值，這表明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在城鄉差距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與地區發展差距不同的是資本的差距取代教育成為影響城鄉發展差距的最重要影響因素，這可能與城鄉之間的資本差距過大有關。從累積影響看，受教育水平的差距仍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影響因素，教育差距的影響仍然大于除物質資本外的其它變量。收入不平等在短期的影響也是不顯著的，而長期影響是顯著的，一般城市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并不用于投資生產，但對教育的投資的愿望可能比農村居民更為強烈。此外，農村工業化的發展在一定程度上縮小了城鄉之間的差距（系數為負），非農產業的發展是農村增長的關鍵之一。而城市吸收農村的勞動力的系數為正，盡管使農村勞動力的人力資本獲得提高，促進了農村的發展，并使城鄉差距有所縮小。
圖2教育不平等與經濟非平衡
（三）低發展陷阱
前面的分析已經表明教育對農村地區的經濟增長具有重要作用，農村教育的地區差異和城鄉差異也是經濟非平衡增長的重要因素，吳方衛、張錦華（2005)的研究發現我國農村的教育呈現明顯的地區分化特征，地區之間存在明顯的差別且差別性呈逐步擴大的趨勢，張玉林（2003)也發現城市和農村的教育差距明顯，城鄉差距呈擴大的趨勢。從表2可以看出，從1993年到2003年農村地區之間和城鄉之間受教育年限差距在不斷擴大，年均增長率也存在差異。而教育不平等加劇的必然結果是農村各地區發展的差距和城鄉發展差距的逐步拉大。事實也是如此，1993年農村發達地區的人均增加值是欠發達地區的3.05倍，城鄉的比率是3.54，到2003年則達到3.50和4.37倍，差距擴大的趨勢明顯。
那么經濟的非平衡增長又對農村教育產生怎樣的影響呢？教育的過程本身就是一個社會生產的過程，是過程和結果、投入和產出的統一，教育發展差異與經濟發展水平密切相關，魏后凱和楊大利（1997)指出地區經濟的不平衡發展引起地區間教育投入的嚴重失衡，這種失衡又勢必引致地區間教育發展機會的不平等。從圖3可以看出，1996年到2003年農村居民教育的私人投資（人均教育支出）的地區差距、公共投資{2}（預算內生均教育經費支出）的地區差距都呈擴大趨勢。從圖4來看，與地區差距相似，城鄉教育的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差距都呈擴大趨勢，特別是居民個人的教育支出差距增勢明顯，教育投入的地區差異是導致教育發展程度不平等的重要原因。
表2教育與經濟發展情況
注：此處人均增加值按從業人員平均，所以要大于按人口平均的值，人均受教育年限按師生比進行了修正，年均增長率采用幾何平均法，西部六省包括陜西、寧夏、青海、貴州、甘肅、云南。
圖3農村教育公共投資和私人投資的地區差距
圖4城鄉教育公共投資與私人投資差距
教育的發展程度取決于由經濟發展所決定的教育的投入程度，而經濟的發展又受到教育發展所決定的人力資本積累和分布的影響。楊東平（2000）的研究表明經濟落后導致教育的有效供給不足，經濟、文化的不平衡發展又導致巨大的地區差距、城鄉差距和貧富分化等等。Azaradis和Drazen（1990）已經證明了人力資本積累與教育投資中存在的低發展陷阱，社會經濟地區分化與城鄉分化帶來的直接后果就是社會對居民教育投入的地區差異與城鄉差異，教育差距的擴大加劇地區的發展差距，發展差距會進一步拉大教育的地區差距。事實也是如此，如表2所示，最不發達的西部6省人均增加值、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長率明顯低于其它地區，這些落后地區有陷入低發展陷阱的危險。
四、推進教育扶貧與區域均衡協調發展的政策建議
要根本解決經濟發展差距問題，達到均衡發展的目的，關鍵之一是要解決好農村教育的全面協調發展問題。要打破這種不均衡的教育資源配置和低發展的陷阱，必須提出教育扶貧的理念和措施。教育扶貧就是通過提高整個農村特別是落后地區農村居民的受教育水平、職業技能，進而達到促進當地經濟發展的目的，這不但是對教育本身有意義，而且由于其對經濟社會長期性、根本性的影響，在某種意義上講甚至比經濟扶貧更重要。針對農村教育的現狀和特征，必須加大教育扶貧的力度，提高扶貧的效率。
1．加大中央財政支持教育扶貧的力度。教育的協調發展是地區社會經濟協調發展的前提和結果，很顯然，經濟落后地區是教育最貧困的地區，也是教育扶貧的重點。教育扶貧政策對于基礎廣泛的經濟增長、減少貧困和整個社會的福利非常重要。農村教育特別是義務教育具有很強的公共產品的性質，政府是教育扶貧的主體，雖然市場的力量越來越大，但是在影響教育機會均等問題的所有因素中，國家的教育資源分配制度一直最為重要，這在屬于基礎教育的義務教育階段表現得特別明顯。對落后地區來說，僅僅依靠地方政府的教育投資是遠遠不夠的，重要的途徑就是加大中央政府財政特別是中央財政投入的力度，才能彌補經濟發展的不平衡所導致的教育投入的差距。當前，中央政府必須提高公共教育經費支出占GDP的比重，對農村特別是落后地區的農村采取適當的傾斜政策，增加他們的受教育機會和改善教育條件，通過平民化教育提高他們對生存和發展機會的選擇能力，進而改變命運，擺脫貧困，必須打破地區勞動力市場分割，進一步完善勞動力市場體系，最終通過教育的平等化達到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預期目的。
2．明確教育扶貧的方向，提高教育扶貧的效率。基于正確判斷的決策才可能避免效率下降和公平失衡，才會有利于教育和經濟的健康發展和社會安定。教育扶貧不能盲目進行，需要明確重點，這個重點就是農村的基礎教育和職業教育。農村的基礎教育關系到農村居民能否獲得在現代社會立足的基本知識儲備，農村最為薄弱的也是它的基礎教育，必須調整教育投入流向，把有限的投入更多地用于農村基礎教育，特別是落后地區農村的基礎教育。同時農村工業化的進程加快、非農產業的發展，也要求農村勞動力要具有基本的職業技能，對農村勞動力進行職業培訓，不但有利于他們自身人力資本的提高，也有利于當地非農產業的發展和工業化進程。同時國家也要提高資金的使用效率，要有專門的人員和機構來推進教育扶貧工作，既要確保農村教育扶貧經費的落實到位，也要確保責任落實到人，加強監督和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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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釋：
{1}技術創新速度和已有創新的傳播速度或采納速度都對增長產生顯著影響；人力資本存量也對這兩個速度產生影響；（過去的）教育水平對于當前增長率影響變得十分顯著。
{2}由于許多農村沒有高中，所以此處比較采用普通初中和小學的生均數據，所有數據來源于教育經費統計年鑒、中國統計年鑒，經折算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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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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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校：譚安華
Education Inequality, Growth Imbalance and Stagnant Development
――an Investigation of theCoordination between Education and the Economic Growth in the Countryside
ZHANG Jin-hua，WU Fang-wei SHEN Ya-fang
（ShanghaiUniversity of Finance &Economics，Shanghai 200433）
Abstract：Since the opening and reform began in China, the gap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in the urban and ruralareas or among the different regions in the countryside has been widening. The unequal allo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gives rise to the uneven distribution of human resource capital. A key to such a problem is to achieve a balanced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in the rural areas. To that end , it is necessary to initiate the concept of alleviating povertythrough education andto implement relevant measures in this regard, which means that thefarmers in the countryside and in the backward regions in particular should have access to better education and learn good technical skills so as to give impetus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is of great importance not only to education, butmore so to the long term developmentdue to its impact o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hat more efforts be made to readdress some specific issues in the rural educationand to further enhance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educ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