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研究方法范文
時間：2023-03-29 06: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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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摘要；文章闡述了抗震設計方法的轉變，并介紹了兩種不同設計方法的優缺點，對能量分析方法在抗震結構計算中的應用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推覆分析方法；結構能量反應分析；地震動三要素；耗散能量
目前世界各國的抗震設計規范大多數都以保障生命安全為基本目標，即“小震不壞、中震可修、大震不倒”的設防水準，據此制定了各種設計規范和條例。依此設計思想設計的各種建筑物在地震中雖然基本保證了生命安全，卻不能在大地震，甚至在中等大小的地震中有效的控制地震損失。特別是隨著現代工業社會的發展，城市的數量和規模不斷擴大，城市變成了人口高度密集、財富高度集中的地區，一般的地震和1995年的日本阪神地震，造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和人員傷亡。嚴重的震害引起工程界對現有抗震設計思想和方法上存在的不足進行深刻的反思，進一步探討更完善的結構抗震設計思想和方法已成為迫切的需要。上個世紀九十年代，美國地震工程和結構工程專家經過深刻總結后，主張改進當前基于承載力的設計方法。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J.P.Moehlelll提出了基于位移的抗震設計理論；日本建設省建筑研究院根據建筑物的性能要求，提出了一個有關抗震和結構要求的框架，內容包括建議方案，性能目標，檢驗性能水準等：我國學者已認識到這一思潮的影響，并在各自研究領域加以引用和研究，如王亞勇、錢鎵茹、方鄂華、呂西林分別發表了有關剪力墻、框架構件的變形容許值的研究成果，程耿東采用可靠度的表達形式，將結構構件層次的可靠度應用水平過渡到考慮不同功能要求的結構體系，王光遠把這一理論引入到結構優化設計領域，提出基于功能的抗震優化設計概念。
我國現行的結構抗震設計，主要是以承載力為基礎的設計，即用線彈性方法計算結構在小震作用下的內力、位移；用組合的內力驗算構件截面，使結構具有一定的承載力；位移限值主要是使用階段的要求，也是為了保護非結構構件；結構的延性和耗能能力是通過構造措施獲得的。結構的計算分析方法基本上可以分為彈性方法和彈塑性方法。當前在建筑結構抗震設計和研究中廣泛地采用底部剪力法和振型分解反應譜法等。這些方法沒有考慮結構屈服之后的內力重分布。實際上結構在強震作用下往往處于非線性工作狀態，彈性分析理論和設計方法不能精確地反映強震作用下結構的工作特性，讓結構在強震作用下處在彈性工作狀態下工作將造成材料的巨大浪費，是不經濟的。隨著人們認識的提高，結構的地震反應分析設計方法經過了兩個文獻的轉變：(1)靜力分析方法到動力分析方法的轉變：(2)從線性分析方法到非線性分析方法的轉變。其中動力分析方法就經過了從振型分解反應譜法到時程分析法、從線性分析到非線性分析、從確定性分析到非確定性分析的三個大的轉變。作為一種簡化實用近似方法，目前的推覆分析方法(Push—overAnalysis)受到眾多學者的重視。它屬于彈塑性靜力分析，是進行結構在側向力單調加載下的彈塑性分析。具體做法是在結構分析模型上施加按某種方式(研究中常用的有倒三角形、拋物線和均勻分布等側向力分布方式)模擬地震水平慣性力作用的側向力并逐步單調加大，使結構從彈性階段開始，經歷開裂、屈服直至達到預定的破壞狀態甚至倒塌。這樣可了解結構的內力、變形特性和能量耗散及其相互關系，塑性鉸出現的順序和位置，薄弱環節及可能的破壞機制。這種方法彌補了傳統靜力線性分析方法如底部剪力法、振型分解法等的不足并克服了動力時程分析方法過程中，計算工作量大的問題，僅用于近似評估結構抵御地震的能力。但是，傳統的推覆分析方法基本上只適用于第一振型影響為主的多層規則結構，對于高層建筑或不規則的建筑，高階振型的影響不容忽視，并且對于非對稱結構，還必須考慮正、反側反推覆的不同所帶來的影響。此外推覆分析方法無法得知結構在特定強度地震作用下的結構反應和破壞情況，這限制了它在抗震性能設計中的使用。地震動能量是刻畫地震強弱的綜合指標，它綜合體現了地面最大加速度和地震持時兩個反映地面運動特性的重要因素。結構地震反應的能量分析方法是一種能較好地反映結構在地震地面運動作用下的非線性性質及地震動三要素(幅值、頻譜特性和持時)對結構抗震性能影響的方法。地震時，結構處于能量場中，地面與結構之間有連續的能量輸入、轉化與耗散。研究這種能量的輸入與耗散，以估計結構的抗震能力，是結構抗震能量分析方法所關心的問題。結構在地震(反復交變荷載)作用下，每經過一個循環，加載時先是結構吸收或存儲能量，卸載時釋放能量，但兩者不相等。兩者之差為結構或構件在一個循環中的“耗散能量”(耗能)，亦即一個滯回環內所含的面積。能量等于力與變形的乘積。一個結構(構件)所耗散的地震能量多，不僅因為它承擔了較大的地震作用，還因為它產生了較大的變形。從這個意義上來看，耗能構件是用它自身某種程度破壞所作的犧牲，來維持整個結構的安全。所以，每次大的地震作用之后，人們看到那些沒有其它途徑耗散所吸收的地震作用的能量的結構，只有通過結構自身的破壞來釋放所有的多余能量。因此，結構的抗震設計應當注意保證結構剛度、強度和變形能力的協調與統一，如結構的延性設計就是在傳統的單一強度概念條件下進行的彈性抗震設計的基礎上，充分考慮結構和構件的塑性變形能力，在設防烈度下允許結構出現可能修復的損壞，當地震作用超過設防烈度時，利用結構的彈塑性變形來存儲和消耗巨大的地震能量，保證結構裂而不倒。
能量法在近半個世紀的研究中發現較快，但由于地震本身的復雜性能量與結構反應之間的關系仍需我們進行進一步的探索。
篇2
論文摘要:在回顧以凱爾森為首創的純粹法學的基礎上,主要論及其成為行政法的方法論淵源,從五個方面延伸:一、經驗的實質的方法;二、準立法者;三、法位階說;四、法化;五、法律關系等,進而提出純粹法學在方法論上對未來行政法學發展的借鑒意義。
范揚曾言:“行政法學為法學之一分科,當以就法律的現象及以法學的方法組織而成立者,較為合于理想。著者于方法論一端,不敢謂有深造,但平時亦頗注意,尤其近時發達之純粹法學學說,覺其頗有可采之處。”[1]筆者素來知道純粹法學在法理學尤其是德國法哲學中的意義、在憲法裁判權領域、法與國家關系、國內法與國際法的作用,而對其于行政法的方法論的作用,略知一二,于是進行探究,形成此文。
一、純粹法學概述
純粹法學是現代西方法哲學中分析實證主義法學的一個主要流派,它以“科學”的方法對法學基本概念的界定和分析作為基本任務。在20世紀40年代中期以前的西方法學理論界影響極大,凱爾森是這一理論的首倡者,其代表人物還有奧地利法哲學家維德羅斯、德國法學家孔茲。純粹法學在方法論原則和研究目的等方面與奧斯丁的分析法學一致,但是比奧斯丁的著述更嚴格、更徹底地貫徹了分析法學的方法。同時純粹法學以新康德主義哲學為思想基礎,“把一切‘非法律因素’從法學理論中排除出去,建立一個純粹的法學理論?！盵2]純粹法學嚴格區分實然與應然,純粹法學只涉及后者,但作為實證主義的理論,純粹法學僅能以法律規范的形式的(邏輯)結構為對象,而不是其內容。
其主要特征有:一是方法論是描述法(說明的)觀察方式,與規章的(規范的)觀察方法劃分開來。其絕對目的是認識和描述對象,試圖回答法是什么和怎么樣的,而不是回答法應當如何。二是法律規范的運用,即法學是關于法律規范的科學,以具有法律規范的特征,使某種行為合法或非法的規范為對象的科學。作為法律體系的基本結構單位的法律規范不再是個別的、孤立的,而是相互聯系。什么是法律規范?純粹法學認為,“法律規范就是意志的客觀意義?！盵3]法學必須嚴格區別“應當”和“是”這兩個不同領域。
規范是“應當”這樣的行為,而意志行為是“是”這樣的行為,意志行為的意義總是意在針對一定的人類行為,可以是命令、授權或許可他人以一定方式行為,其意義才能成為具有客觀效力的法律規范。法律的這種“應當性”是法律的根本特征之一。這不僅使法律區別于自然界的定律和社會現實,而且使法學區別于具有自然科學性質的社會學。三是兩種不同類型的靜態秩序和動態秩序體系相結合。靜態的法律秩序就是指由基本規范組成的法律體系,動態的規范體系是由基本規范權威的委托授權而形成的規范體系。因此,所謂的法律秩序就是法律的等級體系。四是國家和法律一元論主張。“國家只是作為一個法律現象,作為一個法人即一個社團來加以考慮?！盵4]國家并不是一種現實實體,而是法學上的輔助結構。國家是由國內的法律之創造的共同體。國家作為法人是這一共同體或構成這一共同體的國內的法律秩序的人格化。傳統法律理論在處理法律與國家關系上的基本錯誤在于堅持法律與國家的二元論,從而使法律理論變成一種意識形態。二元論理論的目的在于讓法律為國家辯護,使國家從一種純粹的權力事實變成一種受到法律統治的合法制度。二元論的目的不在于理解國家的本質,而在于強化國家的權威。純粹法學直接反對傳統國家理論把國家作為權力和義務的主體,并把它從屬于法律是為了防止國家權力的專斷導致對公民權利的侵害。其理論主張,所謂的國家的權力和義務只不過是某些特定的個人的權力和義務。國家的義務只有在對某種可歸于國家的作為或不作為規定了制裁的條件下才能存在。
二、純粹法學是行政法學發展的方法論淵源
關于法律的研究方法,有些許種,也有如法學史家的任務,是為了現存的情況而理解法律的意義。加達默爾提出歷史理解的真正對象不是事件,而是事件的意義?！罢l想對某個法律作正確的意義調整,他就必須首先知道該法律的原本意義內容,所以他必須自身作法學歷史性的思考”[5]。即布羅代爾言“從事件到結構,再從結構和模式回到事件”。以下,我們具體從幾個方面考察純粹法學如何是行政法的方法論淵源。
(一)經驗的實質的方法
純粹法學用經驗的、實質的方法來研究法律,而行政法學亦采用此方法。一些研究不外乎如此,即“欲使理論認識結果具有‘合理討論之可能’及‘批判可能性’,須用以下二種方法,始能獲致。其一,邏輯的、形式的方法。其二,經驗的、實質的方法?！盵6]故凱爾森的理論首先是一種實證主義的理論,因為他把其理論的研究對象嚴格地控制在實在法的領域,即所謂的“共同體的法”,比如美國法、法國法、墨西哥法。凱爾森把法學理論的主題限定在法律規范及其要素和相互關系,法律秩序及其結構,不同法律秩序的相互關系,法在法律秩序中的統一。體現其精髓的那句話是:“所提出的一般理論旨在從結構上去分析實在法,而不是從心理上或經濟上去解釋它的條件,或從道德上或政治上對它的目的[進行評價?！盵4]他把法理學的研究范圍限定在一個共同體的實在法,嚴格區分法律科學和政治學及法律社會學,進而明確區分經驗的法和先驗的正義,拒絕把純粹法的理論變成一種法的形而上學,從對實際法律思想的邏輯分析所確立的基本規范中去尋找法律的基礎,即它的效力的理由。
而行政法也是偏向于用經驗的、實質的方法去考察,并以此為框架構建行政法體系及現行的行政法律制度。行政法的定義規定,公共當局的權力是從屬于法律的,就像國王與大臣以及地方政府和其他公共團體一樣。所有這些下級權力都有兩個固有的特點:第一,它們都受到法律的限制,沒有絕對的和不受制約的行政權力;第二,也是必然的結果,任何權力都有可能被濫用。因此,行政法的首要目的就是要保證政府權力在法律范圍內行使,防止政府濫用權力。簡言之,行政法致力于行政法律規范及其各要素和相互關系,其目的是為了達到行政法在行政法律秩序中的統一。故“行政法學與行政學或政策學,究有分際,彼此不容侵襲;應屬行政學詳細討論之點,則著者不得不認為非法學的問題,而勉力避之矣”[1]。其含義也就是:其一,就學科間分野而言,旨在排除行政學或政策學對行政學的干擾,確定行政法學研究的適當對象;其二,側重于從純粹法學的立場分析和組建現行的法律制度,而不過多地以超驗的價值判斷來評論法律。
(二)準立法者
凱爾森的純粹法學承認“準立法者”所立之法,行政法學在其構建發展演變過程中也沿襲這一傳統。純粹法學承認“法官在法律漏洞或法文不明確的范圍內,可以自由地創造法律,無異承認法官在一定限度內,具有準立法者的作用,有權造法”[6]。
英美行政法的現實和趨勢也無法回避“準立法者”的行為。古德諾在《比較行政法》和《美國行政法的原則》這兩部美國行政法學的開山之作中,他試圖擺脫傳統“平衡憲法”的束縛。他不強調分權與制衡,尤其是不強調議會和法院對行政的控制,而是強調行政法既要注重保障個人自由權利,
又要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權和提高行政效率。于是尊重行政自由裁量權成了普適的準則?！懊绹藨敻鶕环N對公共官員的信任理論來重建政府”這種思潮在羅斯福執政時期達到高峰,凱恩斯主義也為政府干預提供了新的理論基礎。即使是上世紀30年代末,社會各界對行政專橫和法治的重新關注的壓力下成立了“美國檢察總長行政程序調查委員會”,重新肯定法律尊重政府官員為公共利益和行政效率而運用自由裁量權的必要性。即便到了全球化時代的行政法,盡管其發展方向是多元主義或市場導向型行政法模式,世界經濟一體化和國際市場的壓力要求政府更具效率、靈活性和回應性,國際統一貿易規則的推行最先廢止、取代和修正了國內管制性法律,后延及對行政程序和司法審查的改革。國際貿易與全球競爭、全球化環境與發展問題等均已超出一國行政法的調整范圍,隨著商貿、政治與文化等渠道的多邊接觸和互動影響,創造一個新的國際行政法體制成為可能。
在當代行政法的發展中也有這樣的走勢,即解釋立法。盡管行政法規大量增加,然而現在行政事務細密繁雜,非法律法規所能列舉,客觀形勢變化無常,亦非法律法規所能適應,而隨時發生的特殊具體事項,更非抽象的法律法規所能規范無遺,況且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法規時,事實上也無法毫無遺漏地預測將來可能發生的一切事件,尚須采用解釋的方法予以解決。為此,立法、行政及司法機關對法規均有解釋權,其中行政機關因處于行政法的執行機關地位。故解釋法規、法令的機會最多,所作的釋例數量極為可觀,起到“補偏救弊”的作用。雖然行政法的內在架構對此發展趨勢進行限制,但是歷史傳統還是推動著行政法一如既往地前行。
(三)法位階說
純粹法學的法位階說成為了行政法學對法律規范的層次進行劃分的根據。凱爾森的法位階說,認為首先一個國家之法體系,猶若一個圓錐形,法院之判決以及行政機關之處分等,皆構成此圓錐之底層,此種底層之法規范,與實際的社會相接觸,而發生規范的作用。底層之上的法規范為法律,法律之上的法規范為憲法,憲法的規定具有高度的一般性或概括性,其用語較為抽象。法律的規定則較具體,其下層之法院判決或行政處分,則已與實際個案接觸,不再含有抽象的成分[6]。
其次,從法律的創造以及具體化的過程言,下位規范的內容當然應受上位規范內容所拘束,惟此之所謂拘束,并非意味著毫無裁量余地,僅在依據上位規范創造下位規范時,其創造的范圍,須由上位規范加以規律而已。換言之,上位規范猶若一種“框”,法律的解釋,即在認識這種“框”。在“框”內有許多造法的可能性,每一種造法可能性,只要符合上位規范的“框”,即屬合法。上位規范只能在指示此“框”內可“制定法律”、“作成判決”,并未具體的指示須制定何種法律或須作如何之判決。在“框”內造法,仍擁有甚多之自由[6]。
所以其“框”之理論,也可以這樣理解,法律規范之事項,茍在“框”之中心,最為明確,愈趨四周,則愈為模糊,其色彩由濃而薄,幾至分不出框內或框外,此等法律事實,是否為法律之規范所及,曖昧不明,自須由法官予以利益衡量,始克明朗。蓋立法者于制定法律時,殆就“框”中心之事例而為設想,此乃一般之原則也[6]。
最后,法位階說的突出體現還在于效力(實效)是法律規范的基本特征。凱爾森認為,效力(實效)是法律規范的基本特征。法律規范的效力從何而來?來自于另一個更高的規范。凱爾森把法律規范分為高級與低級規范,“決定另一個規范的創造的那個規范是高級規范,根據這種調整而被創造出來的規范是低級規范。”法律秩序“是一個不同級的諸規范的等級體系”。在這個體系中,“一個規范(較低的那個規范)的創造為另一個規范(較高的那個規范)所決定,后者的創造又為一個更高的規范所決定,而這一回歸以一個最高的規范即基礎規范為終點,這一規范,作為整個法律秩序的效力的最高理由,就構成了這一法律秩序的統一體?！盵7]由基礎規范經憲法規范到一般規范再到個別規范,每上一級規范決定并授權下一級規范形成一個秩序井然的嚴密體系。如在這一體系中,一個行政命令如果取得一個法規的授權和認可,它就是有效的;法規如果符合憲法,該法規即有效;如果一部憲法的制定得到先前一部憲法的認可,則該憲法有效;第一部憲法的有效性則來自基礎規范,基礎規范來自于預先設定。這一預定的作用在于它賦權給人類第一部憲法的制定者,只有他們有權制定法律。即基礎規范的任務就在于創立法律規范。
在行政法中,法位階說也起著指導范式的作用。憲法在行政法的法規范體系上,立于最高的位階,優越于其他法規范。而行政法的一般法原則乃屬于整體或部分法律秩序的根本基礎。因此也屬于最高位階。而法律則優越于法規命令與地方自治法規,法規命令優越于職權命令與自治規章。一切中央法規范優越于地方法規范。如各級地方自治法規與中央公布之法律或法規命令相抵觸者,應認為無效。根據法位階理論,僅于相抵觸之規范本身有效為前提,因此如中央法律抵觸憲法地方自治權之規定而無效時,則該法律并未優越于現行地方自治規章。
倘若相同位階的規范競合時,則一般適用于下述法規解決:新法規定優越于舊法規定,特別法規定優越于普通法規定。倘若依據上述法則仍無法解決其矛盾時,則相互矛盾的規定彼此互相廢棄,均屬無效,因而產生需要填補的法律漏洞。又在法律的領域,一般抽象的法律,優越于執行該法律之法律規定。另上級機關所頒布之法規命令優越于下級機關之法規命令[8]。
(四)法化
實在而言,純粹法學將行政法學這門學科進行了“法化”[9]。相對于傳統學術理論而言,具體的行政法規定在法律之中,并且通過行政命令得到進一步執行。行政法卻通過行政處分進一步將之具體化,通過適用法律以及遵守法律的行為轉換為社會的文化。換言之,行政法必須由國家機關加以適用,并由人民加以遵守。在從憲法到最后因遵守或強制而實現,有關行政法生成形成的階層結構中,對于法律經驗的傳統行政法學而言,這是相當容易理解的。因此傳統行政法學的概念首先表現在從“歸納”到“獲得經驗”的行政法抽象概念上,其次表現在這個客體之上建構的一般法學上秩序化與體系化概念。故在對行政法總論的研究方法就表現在企圖建構出非常概括的制度來涵蓋生活中各領域的行政法建制,特征是體系性和客觀性。
如果說傳統行政法是通過經驗來掌握的實證法形式展現行政法。那么,純粹法學的思考路徑則迥然相異。它將經驗可掌握的對象、行政法的對象、學術上的對象融合為一體。行政法并不意味著實證法本身。純粹法學舍棄具體實證法律上的經驗回顧,建構行政法的學術上基礎概念,當作其方法論上遵從應然一元理論的法律思想客體。于是,認識的客體與經驗的客體的結合成概念上的同一性。故行政法理論是一般法理論中無法區分出來的一部分。在此,我們可以說純粹法理論所針對強調的只在于“方法”,更甚至于,對于一個著眼于形式邏輯的規范思想而言,純粹法理論強調的是一個應然性建構的概念結構,即方法決定、創造了對象。
純粹法學的對象是對象的思維而非對象本身。它雖然提及到傳統學術是從實在法秩序的行政法中建構出來的基本概念,但是它視這些均只是概念
上掌握的意識形態而已。對它而言,行政法僅止于一個應然一元法學理論思考上而非獨立的“規范集合”。純粹法學藉由法規范思考模式之助,將這些概念“去意識形態化”,并在形式邏輯上進行拆解,終于在規范應然層面上使之統一化?；蚓唧w而言,如“法人”(國家)僅可能是法規范的集合,它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這個整體法秩序也只是全球國際法秩序中的部分秩序。如“機關”也僅僅可能是法規范的集合,它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而這個法規范的集合也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還有如“權限”,它也只是法規范的集合,也僅是廣泛部分法秩序中的其中一部分,而這個廣泛部分法秩序也只是整體法秩序的部分秩序。
相較于其他法律學科來說,行政法學是一個極為年輕的學科,基于這一角度出發,行政法學總想避免與民法的立法、法制史或自然法方法混用,力求擁有一個盡可能異于民法學的獨立方法。于是行政法中假設有一個行為“人”,代表他的利益,遵守特別重要的目的(這個人在民法領域中頂多扮[演被動或者想像的角色)。這個“人”就是“國家”。這個“人”一方面在法律上被視之為如自然人,但是另一方面因為他的重要性、價值與強度卻又遠遠異于屈服在他之下的個體——公民,所以法秩序下的法律關系主體,可能是國家也可能是公民。這一論說略顯牽強,原因是如行政處分中并未蘊含與民法可相比擬的(行政——個人間)法律關系。它除了作為一個源于高位權力的單方產物外,沒有其他可能。純粹法學一方面反對基于對規范考察中納入無關的要素或概念,例如權力或高位權力,一方面也消彌了至少在本質無異的區別。這動搖了行政法作為公法,而與私法相區別的傳統公私二元理論。對于行政法這門學科作出貢獻的純粹法學,并非強調行政法異于民法而作為公法之獨特體系,而是將行政法此學科進行“法化”。
(五)法律關系
在行政法學中“法律關系”理論的發展,深受凱爾森純粹法學的影響[10]。在其純粹法理論中,法律關系占據極重要的地位。前期其理論中的法律關系指的是主體們與法或法秩序的關系(權利與法規)的關系、義務與法規的關系以及主體關系本身與法規的關系。他特別反對所謂的上下隸屬秩序的關系,將國家與其他法律主體等同視之,并與其他法律主體一同面對秩序。后期其理論將國家與法等同視之,通過這一架構,國家就是一個法秩序,法秩序整體就是作為法律主體來掌握,而國家也可當作一個法律主體。凱爾森在后期的《純粹法學》一書中一再聲稱,他視法律關系為兩個主體間的關系。其中不僅包括有義務為特定行為之一方以及作為義務相對人的他方間的關系,同時還包括被授權適用規范者與被授權制訂規范者之間的關系,還甚至包括被授權制訂規范或適用規范者以及因為這個規范而被授予權利或承擔義務者之間的關系。法律關系由此是指由法規范所形成的兩個或多個主體之間的關系。純粹法學這一理論的鋪墊,為現代法律關系理論的拓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根據這種對法律關系的理解,個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由法規范加以形成,社會領域就包含了法的領域,各種法的關系也同時反映了社會的關系。這樣也不用對規范制訂主體與規范適用主體之間的法律關系進行概念界定,原因是它屬于法律關系中的一個下位概念,這種關系可以用內部職務的內部機關關系稱之。只是這種內部職務或功能上的賦予義務,是基于人的行為形式而從法規范上加以規定的,也是由法加以決定的。如此以來法律關系就成為了以“法”作為手段所作用的社會關系。
因此,整體的法秩序便解釋成一個法律關系秩序?！耙粋€法律秩序的類似的等級結構。”[11]法律關系可能僅取決于法規范條文規定,同時且還可能取決于事物的特性,如社會、政治等其他因素。即大部分法律關系除了法規范決定外,還受到事物特性的影響。也即行政法學的概念和體系建構應從個別法律關系中尋找基礎。
純粹法學對行政法學的方法論的形成,其著眼點遠遠不止以上幾個方面,還有其他諸多方面,如“展開了實證行政法學與規范行政法學的研究,前者是關于事實判斷的,而后者是關于價值判斷的。”[12]如對傳統國家三要素的否定,建立國家四要素,再如強調法律規范效力的實在性和普遍性等等。
三、研究純粹法學在方法論上對未來行政法學發展的借鑒意義
上世紀,以法律社會化的背景,引發了自由法學和社會法學的勃興,修正了法律理論的學術價值和作用。繼之,純粹法學、批判法學、現象法學、價值論法學等問世,它們交匯為一種價值開放的重要法學方法論,行政法學自此走出誤區而形成結構嚴謹、體系完備、理論成熟、具有相當規模的體系。近20年來,西方國家進行了一場以公共選擇理論和管理主義為取向的改革,置換了行政官僚制的政治經濟學基礎,對行政法尤其是政府管制與行政規章進行了結構性的改造。筆者思索:對于新的理論出現,作為傳統的行政法的理論基礎之一的純粹法學能否為行政法的制度創新繼續提供規范性基礎和學術支持?面對21世紀經濟全球化以及各國經貿行政法律制度的趨同[13]。如何在新的背景下運用法學方法論?“一直存在爭議的是:法學方法是應當單獨應用,還是應當結合應用其他社會學科有關法律作用的認識成果?……我們認為,應當反對行政法學必須唯現實是從的做法,廣泛應用來源各不相同的方法研究行政法有助于問題的解決?！盵14]從純粹法學對上世紀行政法學發展的影響,應該能得到某種啟示。綜之,一方面通過反思傳統法理論的學術根源和學術傳統,把握一種對行政法模式的技術性調整和改造。另一方面“通過新的模式如‘公共選擇理論’、‘利益代表理論’來超越傳統?！盵14]這兩方面的結合應當為未來行政法的發展提供了某種合理性基礎。
論文關鍵詞:行政法純粹法學方法論
論文摘要:在回顧以凱爾森為首創的純粹法學的基礎上,主要論及其成為行政法的方法論淵源,從五個方面延伸:一、經驗的實質的方法;二、準立法者;三、法位階說;四、法化;五、法律關系等,進而提出純粹法學在方法論上對未來行政法學發展的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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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學科都有著其獨特的邏輯體系，法學作為社會科學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理論研究和論文撰寫方法也有著其獨特的特點，對于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而言，在法學研究和法學論文的撰寫過程中，難免會受到過去所學學科的影響。而本文正是基于對法學自身所具有的獨特的邏輯體系——至少對于部分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而言——給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的學習帶來的困擾的理解，結合閱讀梁治平《清代習慣法》過程中對法學的研究思路進行的體會，對法學理論研究及法學論文的撰寫進行了研究。不論是對于非法學本科的研究生還是對于法學老師而言，這樣的研究都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對于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而言，可以提供相應的學習借鑒；對于法學教學的老師而言，或許可以從這樣的個案中發現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在學習中存在的盲點，而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提升教學的效果。
二、《清代習慣法》研究及論證方法回顧
《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一書由梁治平著，并于1996年由中國政治大學出版社出版，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的《“法律文化研究中心”文叢》系列圖書的組成部分，在《清代習慣法》的主題部分，作者共分十個部分對《清代習慣法》相關的問題進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作者不僅對“法”和“習慣法”的概念進行了回顧，并且對“社會”與“國家”的關系、“習慣法”和“習慣”和關系、“習慣法”和“社會”的關系以及“國家法”和“習慣法”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在研究中，作者將習慣法的調查報告、清代與習慣法相關的官方檔案以及清代的民間契約書作為研究的原始資料，以“習慣”與“習慣法”為研究的切入點，對“國家和社會”的關系以及相互作用過程進行了研究。梁治平對“社會與國家”問題的研究，不論是研究的方法還是論證的方法都體現出一個法學理論大家所具備的特質，對其研究方法和論證方法的回顧和學習，不論對于法學理論學習、研究還是對于法學論文的撰寫都具有較高的參考價值。
（一）《清代習慣法》研究方法回顧
文獻積累在法學研究中有著重要的作用，甚至有學者提出“法學就是法律文獻學”的觀點，在研究中，需要積累大量與研究對象有關的研究文獻和研究資料。梁治平在《清代習慣法》中對“社會與國家”問題進行研究和論證的過程中，無處不體現出文獻在研究中的作用，而文獻的積累和使用，也是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研究方法的重要體現。梁治平在《清代習慣法》中對文獻的積累和使用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等三個方面。
在研究對象的文獻積累和使用方面，梁治平在研究“清代習慣法”的過程中，不僅使用了前北京政府司法部1920前后在全國范圍內進行的民商事習慣調查的基礎上印行的《民商事習慣調查報告錄》，而且還使用了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以及其他檔案館的清代司法檔案，并使用了大量的清代民間契約文書，這些數量龐大的資料都為梁治平研究清代習慣法提供了堅實的研究基礎，而在《清代習慣法》中，作者也對這些資料進行了充分的使用。
在研究方法的文獻積累和使用方面，在《清代習慣法》的導言中，梁治平就大量的使用了羅伯托·昂格爾、黃宗智、溝口雄三和岸本美緒等學者的研究方法，在《材料、概念與方法》一章，作者更是直接將E.A.霍貝爾概念及方法體系引進到對清代習慣法的研究中。梁治平對研究文獻的應用充分的體現出其對這些研究方法相關的文獻的掌握程度，也反映出研究方法的文獻積累和使用在法學理論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在研究成果的文獻積累和使用方面，在導言一章中，對羅伯托·昂格爾、黃宗智等學者的研究方法的引用的同時也是對其研究成果的使用，在《導言》一章中對梁啟超和梁漱溟的研究成果的引用、在《民間法、習慣和習慣法》一章中對千葉正士的“法的三重結構”以及《再論習慣法》一章中對ArthurHendersonSmith、R.格爾巴特、胡先縉、MartinC.Yang等學者對“面子”的研究成果更是充分的體現出梁治平對既有研究成果的掌握程度，這些研究成果方面的文獻積累對梁治平對清代習慣法的研究提供了充足的論證基礎。
（二）《清代習慣法》論證方法回顧
在閱讀《清代習慣法》的過程中，大量文獻積累和使用不僅為結論的形成提供了堅實的基礎，作者對各種論證方法的熟練使用也使得論證更為嚴謹。作者在《清代習慣法》中使用了大量的論證方法，本文并不一一進行贅述，僅就作者使用較多的演繹證明方法、歸納證明方法和簡單枚舉歸納推理方法進行回顧和說明。
演繹證明方法的使用方面，以《習慣法與國家法》一章為例，作者通過對“小傳統”和“大傳統”這一一般性原理和原則作為論據，對作為小傳統的習慣法和作為大傳統的國家法進行比較論證，并繼而對習慣法和國家法的相互影響、習慣法與國家法的沖突以及兩者的聯結人和聯結點等問題進行了分析和說明。作者在其他章節中還有大量演繹證明方法的使用，這一方法的使用不僅使得論證更易于展開，而且為其結論的形成做了很好的準備，也使的整個論證過程更為合理和完整。
歸納證明方法的使用方面，主要體現在《再論習慣與習慣法》一章中，在該章中，作者在回顧E.Ehrlich、P.Bohannan、L.Pospisil、RoscoePound以及SybilleVanderSprenkel等人對“法”的定義的基礎上對“法”的概念進行了重新定義。除此之外，作者在論證的過程中，特別是在回顧已有的研究成果過程中，也大量的使用了歸納證明的方法。使用歸納證明的方法，通過以已有研究成果為論證的基礎，對一般性的原理或論題進行的論證，使得所論述的原理和論題更為客觀合理。
簡單枚舉歸納推理方法的使用方面，主要體現在《習慣法起源舉例》和《習慣法制度考略》兩章（雖然其他章節中作者依然有使用簡單枚舉歸納推理的方法，但是以這兩章的使用最為廣泛），在習慣法的起源舉例中，作者枚舉了自然、社會變動、智慮者、祖先崇拜、迷信、感情、道德和流傳等8種習慣法的起源，而在接下的“習慣法制度考略”中將習慣法的制度歸納為婚姻、析產與繼承、永佃及一田兩主、典與賣、找貼、會、中人等8個種類，作者通過簡單枚舉歸納推理的方法，有效的解決了在習慣法起源和習慣法制度論證中面臨的困難，對習慣法的起源和習慣法的制度進行了論證。
三、法學研究和論文撰寫過程中的常犯錯誤反思
在閱讀《清代習慣法》的過程中，在被作者的研究方法和論證方法所折服的同時，也對一些廣泛存在的法學研究和論文撰寫過程中常犯的錯誤進行了反思，特別是對當年學術界在法學研究中所形成的思維定勢和論文寫作中出現的錯誤進行了反思。與梁治平作為法學大家在《清代習慣法》中所體現出的豐富的研究文獻積累和嚴謹的論證所形成對比的是，在當前的法學研究和法學論文撰寫過程中常犯的錯誤主要體現在研究對象資料積累不足、研究方法選擇不當和研究結論缺乏堅實的基礎等三個方面。
在研究對象資料積累不足方面，在研究的過程中，在選擇好研究的對象后，需要收集大量與之相關的研究資料，對于法學研究而言，由于法學研究的特殊性，在研究的過程中，不論是使用理工科以及管理學科的調查和統計的方法進行法學實證研究還是進行相關的理論研究都需要積累大量與之相關的研究資料，只有在豐富的研究資料和文獻積累的基礎上才能保證研究結論的客觀性和公允性，而這，卻恰好是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的短板。
在研究方法的選擇方面，研究方法的選擇需要依據研究的對象而定，在確實研究的對象后，需要根據所需要達成的研究目標選擇合理的研究方法。而對于非法律本科的法學研究生而言，由于缺乏系統的法學理論學習，在進行法學研究的過程中掌握的研究方法相對較少，在選擇研究方法時也缺乏應有的靈活性。
研究結論缺乏基礎，即論證的嚴謹性方面，其本身也是由于研究對象資料積累不足和研究方法選擇缺乏靈活性的直接結果，在法學研究和法學論文撰寫過程中容易出現簡單羅列觀點、論證不合理以及邏輯不合理的問題。
四、法學理論研究及論文撰寫方法的建議
對于當前的法學研究和法學論文撰寫過程中常犯的研究對象資料積累不足、研究方法選擇不當和研究結論缺乏堅實的基礎等問題，應當分別針對這些問題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克服。特別是對于當前的法學理論研究和論文的撰寫，更是應當針對這些問題采取相應的措施進行克服，提升自身的法學理論研究能力和法學論文撰寫水平。
首先，應當加強文獻積累。加強文獻積累，具體而言，包括加強研究對象相關的資料以及文獻的積累、加強研究方法的文獻積累和研究結論相關的文獻積累，對于還未確定研究對象的法學研究生而言，主要是加強研究方法方面的文獻積累。
其次，應當加強法學理論學習。對于法學而言，在研究的過程中，既可以從實證的角度進行研究，也可以從理論的高度進行研究，但是要想在法學研究中取得成果，只進行實證研究是遠遠不夠的，在研究的過程中，必須分析現實問題的理論實質，因此，在加強法學理論學習的過程中，應當特別重視部門法學理論、法理學甚至哲學方面的理論學習。
最后，應當加強寫作鍛煉。在法學論文的撰寫過程中，論文的好壞會直接受到作者寫作水平的影響，而寫作水平的提升，除了不斷的進行寫作之外，并沒有其他的捷徑可循。在加強寫作鍛煉的過程中，應當結合文獻積累和法學理論學習，多動筆，唯有此，才能撰寫出合格的法學學術論文。
結語
本文以非法學本科的法學研究生的視角，結合閱讀梁治平《清代習慣法：社會與國家》的體會對法學理論研究和法學論文撰寫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在研究中對法學研究和論文撰寫過程中常犯的研究資料積累不足、研究方法選擇不當和研究結論缺乏基礎等問題進行了反思，并針對這些問題，提出加強文獻積累、加強理論學習和加強寫作鍛煉的提升法學理論研究能力和法學論文撰寫水平的建議措施。由于學習法學的時間較短，并囿于當前的寫作水平以及研究時間的限制，文中未免存在不足之處，對于這些不足，期待讀者和同行專家的批評指正，以便在以后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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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與目的密切相關。事實上，幾乎每種新的研究方法都是隨著某種新的理論而來，這種理論和方法就形成一個學派。本文原以“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學派與方法”為題，現為節省篇幅，略去學派。有些學派，如乾嘉學派、計量學派，可以避免講理論，專談方法。而多數學派卻不能元全避免，因為在那里理論就是方法，這在下文自明。
我想談的有：(1)文獻學和考據學方法；(2)歷史唯物主義；(3)經濟計量學方法；(4)發展經濟學方法:(5)區域論和周期論:(6)社會學方法，(7)系統論方法。所談或詳簡，或我所不知而舉疑，故日雜談。
文獻學和考據學方法
我國史學一向重視文獻學的方法。這方法的精神就是絕對尊重史料，言必有征；用現代話說就是“論從史出”。治史必自史料始，以占有史料為第一義，這是個好傳統，初學者尤然。文獻學方法包括校勘、辨偽功夫。又所論多宏觀，故重典章制度。同時，它包含歸納法，廣征博引，力戒孤證。在表達上，“讓史料自己說話”，質樸、簡潔、有力。
“多問闕疑”，史料既多，考據學隨之而興?？紦W至清代極盛。清代考據學之大功在于它抵制了宋明理學唯心主義的推論，追求歷史信息(文獻)的本來面貌，故梁啟超稱其有實證主義精神;又因清人逃避政治，能鉤稽沉隱，無所避諱，即顧炎武所倡“實事求是”。但清代學者考據的出發點不是事物，而是文字音義。又所論多屬微觀，視野狹隘，流于繁瑣?；驗槲亩?，示計實效。蓋原用于經學，治史反成缺點。
不過，文獻學、考據學都是不斷發展的。至近代，受西方實證科學影響，己日益光大而重實效。若陳寅恪，固考據學大師，其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文史考據之學無以遠出三類之外”。（《金明館叢稿》)
我國歷也文獻至為豐富，史籍、地志之外，筆記、詩文、報刊等早已入史。近又致力于檔案、碑刻、民間文書之發掘。歷史檔案浩若煙海，近年開發清刑部題本，已美不勝收，而其他尚少系統整理。民間文書更是無窮寶藏。若徽州檔案、孔府檔案、盛宣懷檔案剛在利用，而散在各地的文契、租約、賬冊、書簿等都有待征集。文獻學、考據學內容日廣，大有可為。方法本身也將改進，資料庫和電子計算機的利用即其一例?？傊?，前途廣闊。
單靠文獻學、考據學方法亦有其弊。正如列寧所說：“社會生活現象極端復雜，隨時都可以找到任何數量的例子或個別材料來證實任何一個論點?！雹龠@就不是論從史出，而是史隨論走了。因此，史料愈多，愈簡要有科學的駕馭史料的方法。這方法，首先就是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
歷史唯物主義是我們研究經濟史的基本方法，其他方法之得失都要用它來衡量。
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世界觀，包括一系列原則和規律，不只是方法。但是，如果我們不是寫歷史，而是研究歷史，即研究一個未知領域或未決問題，不如把它看作方法。這是因為，原則不是研究的出發點，而是它的最終結果；規律雖是客觀存在，但只在一定條件下起作用。歷史唯物主義的原則，對別的學科來說，可用作邏輯論證，如評某文學作品，可說它不符合歷史規律。但對研究歷史本身來說，卻不能這樣。如五種生產方式，可稱為社會發展規律，但具體研究某民族歷史時，缺奴隸社會者有之，缺封建社會者有之，缺資本主義社會者更有之。這些“缺”正是研究的目的。
對于研究工作者來說:“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足教義，而是方法”①?！皻v史唯物主義從來也沒有企附說明一切，而只是企求提出‘唯一科學的’說明歷史的方法。”②
這種科學的說明歷史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以為，其核心，也是我們在實踐中用得最多的，就是歷史辯證法。辯證法思想來自人們觀察自然現象的總結，即自然辯證法或辯證唯物主義?！皻v史唯物主義就是把辯證唯物主義的原理推廣去研究社會生活，……應用于研究社會川史”。這本是恩格斯的意思，由斯大林明確說出③。因而，錢學森把歷史唯物主義稱為“社會辯證法”，與自然辯證法相并列，這是很有見地的。
附帶說，許多科學的方法部是來源于對自然界的觀察。十八世紀培根、笛卡兒的實證主義和歸納邏輯，近代的計量學方法、系統論方法，都是首先應用于自然科學，然后移植于社會科學。它們的科學地位也在這里。辯證法也是這樣，當然，辯證法和歷史唯物主義也將隨著科學的日新月異而不斷發展。
但是，過去我們講授歷史唯物主義卻很少講辯證法，而把國家、階級、階級斗爭當作主要內容。這是因為，我們把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截然分成兩門課(這也作俑于斯大林)，前者講辯證法，后者就不講了。也因為我們用觀點研究中國歷史，是在民主革命戰爭中開始的，繼之是、、社會主義革命，這就很自然地突出了階級和階級斗爭。階級斗爭是歷史的“直接動力”，這是1879年馬克思發出的一個指揮革命行動的通告中說的。歷史發展的基本動力是經濟的發展，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本意。
這個“本意”也招致不少誤解：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變成“線性因果關系”，僵化了的公式。恩格斯晚年，在1893年給弗·梅林的信中說，馬克思和他當初是著重從經濟基礎中“探索出”政治、法權等觀念的，這樣做是對的，因為當時是批判黑格爾等唯心主義。但也因此犯了個錯誤，即忽視各種思想領域有自己發展的歷史并在歷史上起作用。因而他提出“歸根到底是經濟”的修正。次年，在給符·博爾烏斯的信中全面發揮了這一點:首先，經濟基礎不僅是經濟關系，而是包括全部技術裝備和地理環境。其次，“并不只有經濟狀況才足原因”，政治和意識形態都互相影響。同時，經濟并不是白發起作用，而是經過人的決策，“是人們自己創造著自己的歷史”。原來，1890年他就提出歷史是由人們的意志“合力”創造的理論，而人們的意志是由生活條件決定的④。
照恩格斯的說法，各領域都有自己發展的歷史，離經濟愈遠的領域，如純思想領域，其曲線愈曲折。但如劃出各曲線的中軸線，則“研究的時期愈長，研究的范圍愈廣，這個軸線就愈接近經濟發展的軸線，就愈跟后者平行而進”。這就是“歸根到底”之義。我們不妨試畫如圖I。文學藝術的曲線起伏很大，幾百年未必出一個詩圣?？茖W發展則到卡八世紀才突飛猛進。它們的中軸線則幾乎平行了。
我想，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的本意。第一，要承認各領域的相對獨立性。從這一點說，本來可以分別研究，如政治史、文化史、經濟史等等。第二，又要有整體觀、系統觀。它們是相互影響的，研究經濟史也要看到政治、文化對經濟的作用，更不能擺出一副“我是基礎、我決定你”的架勢。“歸根到底”是經濟，但在一事一物上卻未必。第三，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也是這樣，相互作用是辯證法的裴本原理，“反作用”其實就是作用。象生產和交換也“都有多半是它自己的特殊規律”，又都互相制約和影響①。重農輕商思想不能進入史學界?？傊?，史學界頭腦中經常保持辯證法，或可無虞。
經濟計量學方法
經濟計量學源于數理經濟學。數理經濟學已有百年歷史，經濟計量學也有數十年歷史，我國現已用于計劃和管理。但經濟計量學用于歷史研究，還是六十年代以來的事。它興于美國，目前也以美國為獨盛，在歐洲和日本史學界并非主流。
經濟計量學用于歷史研究有很大局限性。原來計量學用于現實經濟，目的在設定最佳模式，選出最佳方案。用于歷史則不行。歷史不能選擇，也不能假設。美國曾有人用反擬法(Contrafactureapproach)研究美國早期歷史，結果不住。又因歷史不能用實驗或模擬辦法取得所需數據，只能用已有統計和估計，不僅研究的時間多限于近代，范圍也受限制。目前所用，大多只是回歸分析(Regressionanalysis)和相關分析(Correlationanalysis)二法，回歸分析又多限于單元線性。
線性回歸是用一直線來表達兩組變量間的平均變化關系，其原理見圖Ⅱ。該圖錄自汪敬虞《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下冊，實即原來統計學中的宣線趨勢方法。圖中曲線是1895-1913年新設廠礦歷年投資的指數(X為時間，Y為投資指數)，AB線則為歷年投資變化(在此為增長)的趨勢。
在計量學中，AB線的含義已不盡為趨勢，它稱為回歸線，即變化的理論值。其方程是:Y=a+bxX是自變量，Y是因變量；b是回歸系數，即回歸線的斜率;a是常數，即X=0時Y的值。有若干(最好20個以上)X和Y的經驗數據，即可用段小平方法(公式略》求出a和b的值。而在經濟史中，時間常為重要因素，故可將上式改為時間方程，即（Y=a+bt）t為時間(如年)，b則變成速率(如年率)。
美國學者趙岡從孔府檔案中得出1736－－1775年議上縣梅花莊麥、豆、高架、雜糧的歷年產盤，用上式(他還加上一個平均為0的分布變量e)算出這期間畝產量Y的平均變化率b：麥、豆、高梁的b均為-0.04強，即平均每年下降4%，雜糧的b達-0.09。
其他用法，如LorenBrandt計算上海糧價Ps與國際市場糧價Pi變化的關系，方程為Ps=a+blP1+b2R+e其中R是匯率(因國內糧價用銀，國際市場用金)，c是平均為0的分布變量。他用1876－－1930年逐年Ps、Pi、R的數值(實際計算時用對數1n)，得出b1=1.10；b2=-0.98。即上海糧價受國際糧價升降的作用和受匯率變動的作用(銀價降糧價升，故為負數)都很大，以此論證上海糧價“整體化”于國際市場。
線性回歸方法，計算并不困難，但其適宜性在于對資料的理解、運用，這仍有賴于定性分析。如上述新設廠礦之例，因每年之新投資并非當年消耗掉(與產量、交易量性質不同)，若用資本存鼓(前期的資本+當年投資-當年折舊)或資本集成(Capitalformation，即當年投資-當年折舊)為Y，則b值要低得多。后例國內外糧價，因未計入糧食進口量，結論尚感不足。青年學者吳柏均，同樣用回歸分析，發現國內外糧價與實際進口之關系在不同時期、不同口岸、不同糧種(米或麥及面粉)都有所不同。這就需要從進口數量、傾銷政策、市場的壟斷性等方面來解釋。
再如我國對外貿易的進出口價格剪刀差(國外稱Termsoftrade)，不乏有人研究。但同是用1866――1936年南開指數，美國學者侯繼明的計算是Y=76+0.44X，速率為每十年4％強；而RalphHuenemann之計算是Y=58.32+0.94X，速率為每十年9％強。我對這問題是分階段觀察：剪刀差擴大時期中國吃虧，逆剪刀差時中國受益，兩相比較才有意義。又如工業發展速度，是研究較多的問題。美國學者章長基估計1912――1936年工礦業產值的年增長率為9.4％；ThomasRawski估計同期制造業的年增長率為12.7%;因所用代表產品不同。我以為，既無全面材料，還不如分行業考察為妥?？傊?，計量學雖定量，卻未定死，要根據條件運用，才能有用二，現在談相關分析。相關分析是找出兩系列變景之間相互關聯的密切程度，其原理見圖Ⅲ。該圖取自RobertHartwell對明代里甲制的研究。每里戶數并非按規定的110戶，因非農業人口不入里。圖Ⅲ是許州7個縣的里數X與戶數Y的相關圖;從7個點的位置可見里數與戶數關系頗為密切。X與Y的密切程度即相關系數，通常用r(或r2)表示。若r=1，則各點在一直線上，毋需論證。若r=0，則兩者無關系。若r為負數，則為負相關《如價格愈高銷量愈小之類》。上述7縣里數與戶數之相關系數經計算(公式略)r=0.99，即密切度達99%。而廣東13個縣，其r=0.96；陜西23個縣，r=0.94。
相關分析的應用拖圍很廣。一般說，凡作回歸分析，同時即可得出相關系數，不能作回歸分析者，亦?？勺飨嚓P分析。問題是要有大量的連續性數據。因而目前所見，以用于人口、外貿、物價之研究者最多，以及研究鐵路運輸與貿易的關系，農場規模與產量的關系，均有成例。但應用最多的是拿它檢驗已有的論點或設想是否正確，亦以這種用法最為有效。如第一次世界大戰后，我國棉紡業頗為發達，利潤亦優。T.Rawski估計出1913――1936年歷年紗廠利潤，與同時期棉紡業的發展(以紗錠數代表)作相關分析，而r值僅為0.15――0.17。說明紗廠的利潤大半并未用于擴大再生產，而棉紡業的新投資主要來自業外。
反之，欲用相關分析推導出新的結論，則須慎重。如上述紗廠利潤之變化與鋼鐵、水泥、機器三業之發展相關系數達0.86-0.91，非有文獻證明，不能遽認為紗廠利潤，投入比三業。又如按糧食運銷路線?？傻媒涍^各地的價格關系。有人研究清代陜西糧價，按最大r值應是從陜西最南部向最北部運銷;又米市中心蘇州，與其米價相關最密切的地方竟是濟南。類此情況，若迷信數字，必致失誤。
圖論為數學方法之一，但在經濟史中尚難應用。不過，有時簡單之圖解也有助于研究。如R.Huenemann研究中國鐵路的經濟效益簡式如圖Ⅳ。AB是鐵路邊際運輸成本。OT是運量(噸公里)。OP是傳統運輸平均運價，op’是鐵路平均運價(均為元/噸公里)。則鐵路的經濟效益為三角形PCP“。從圖可知：PCP’=1/2(OP-OP’)OT
1930年代，傳統運輸(大車馱運等，因鐵路為南北線)運價平均按0.1元計，鐵路平均運價為0.02元;1933年6條國有鐵路的運最為2，896百萬噸公里。代入上式，經濟效益為116百萬元。
我在論清代同內市場一文中，將市場商品按其相互交換關系分成三類，因各估出數值(萬兩)，并估出城市消費額C=2，195萬兩，因而可利用框圖(圖Ⅴ)得出下列不等式：
Ⅰ>Ⅱ>Ⅲ
Ⅰ-C≈Ⅱ
再從不等式中推導出結論。①
總之，用計量學方法研究經濟史，有其局限性。國外所用，多限于研究生產力；國內有用于研究生產關系者，尚待開發。而其最大缺點是只見量變，不見質變，不往往為追求數據，連續性，忽視以至否定突變。這是違反歷史唯物主義的，但其方法本身是科學的，用以檢驗、糾正已有之定性分析，最為有效。這種檢驗也可用統計學方法，做定量分析。定量分析可避免概念模糊、夸大、以局部作總結等弊病。因此我主張，在經濟史研究中，凡能定量的，都應定量，不能定量的，也盡可能找出相對的數量概念。
發展經濟學方法
發展經濟學五、六十年代盛極一時，近已衰落。然而，它是研究不發達國家經濟的，又注重長期趨勢，它的方法以至一些論點，對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都能有所借鑒。
發展經濟學學派眾多，方法各異，但有一點共同的，即注重比較方法，這也是近年來我國倡行的。
六十年代以前的發展經濟學，多是與英美等國的工業化過程相比較，一如過去史學界的西歐中心論。不過因學派不同，重點不同。如新凱恩斯學派注重投資效果，故常用Harrod-Domar經濟增長模式(增長率G=S/Y，S為儲蓄率，V為資本與產出比率)。新古典學派注意勞動力，故常用Cobb-Douglas生產函數(Y=rKaLB，K為資本，L為勞力)推導出各種增長模式。二元經濟論者認為不發達國家存在著兩種經濟——傳統農業經濟和從西方輸入的現代化工業經濟，發展程度就是兩者的消長。曾有人用這個觀點研究中國經濟史，致有口岸經濟和內地經濟之分。二元經濟論集中到“無限剩余勞動”，即Lewis模式:傳統農業中存在著一種生產效率極低的剩余勞動，其作，用等于0，他們轉移到工業部門，經濟就發展了。
用這些模式研究中國近代經濟的發展，自然不得要領。不過，我們過去的研究偏重生產關系，對資本、勞動注意不夠，在這方面與外國工業化過程作對比研究，仍是有益的。青年學者李伯重研究明清江南經濟，與十六至十八世紀中期的英國對比，以及近來一些與日本德川時代和明治時代經濟的比較研究，都是很有意義的。
六十年代以后，拉美經濟學者在發展經濟學中異軍突起，研究方法也變成南北對比。同時，提出結構主義、依附論、不等價交換等理論。發達國家和不發達國家已形成一種世界性經濟結構，后者依附于前者，處于前者的邊陪或衛星國地位。經濟剩余被中心國榨取去，即使按照李嘉圖比較成本說，也是處于不等價交換地位。他們運用大最資料和計最學方法作對比分析，這一點是十分可取的。顯然，我們研究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不能只研究本國，而需要研究對方。我想，至少在某個方面或某些商品市場，確是形成一種國際經濟結構。比較經濟學方法不是比較兩個孤立的國家，而是要研究兩者的相互類系，這也是歷史唯物主義的一個要點。
發展經濟學中還有其他一些值得注意的理論和方法，如不均衡發展、發展階段論、周期論等，將于下面分述。這些理論不只是從不發達國家出發，而是從整個經濟史立論。
區域論和周期論
區域論和周期論是七十年代興起的美國學者研究中國經濟史的一個學派，創始人當推WiiliamSkinner和RobertHartwell，近年來極為盛行，并流行于日本、法國的中國史學者。這方法又稱為“空間時間研究法”(Spacialand，temporalstudy)。其把中國分為經濟區，清以后加七東北成九大區。每區都有一兩個核心區(Core)，經濟發展是由核心區向邊緣區（Periphery)推廣。大區內由各級市場和資本、勞動力的轉移相聯系，形成多級性體系(Hierarchicsystem)。各大區的發展都有周期性。周期二般有四個階段z邊區(未開發)階段，大發展階段，衰落階段和平衡階段。如東南大區在唐開元前還處于邊區狀態，開元末到宋孝宗時大發展，此后處于平衡狀態，商宋到元一度衰落，明洪武后又大發展。大發展時邊緣區速于核心區，衰落時也是邊緣區先衰落，兩者之相關程度可用計量學方法算出等等。
日本著名史學家斯波義信最近采用這種方法研究江南農業和商業，得出該區域經濟發展的周期律：
980－－1030中度發展
1030－－1279大發展
1279－－1368衰落
1368－－1421恢復發展
1421－－1550平衡狀態
這種研究方法雖是新興的，但區域論和周期論卻都源遠流長。
區域論源于古老的地緣政治學。十九世紀初德國H.vonThuen發表《土地經濟與國民經濟》，隨后有資源配置的理論。二十世紀美國出現傳播論，研究美國經濟由東向西、自南向北的發展。接著美國刊德國都有區位經濟學，以至出現Losehchristalle的中地理論(Centralplacetheory)，也就是區域論中核心區和邊緣區的來源。以中國之大，分區研究很有必要。我國有地方志傳統，為此提供了便利。不過按行政區劃又不如接經濟區域為宜。近年來大陸和臺灣學者研究城市和鎮市經濟史，即多按經濟區，并多少受中地理論影響。但是象W.Skinner的強調各區域發展的非同步性和封閉性(Autarkic)，則屬過分。
地區特性和區域間共性是對立的統一。中國自古就是大一統為主的國家，經濟制度和政治、法律等基本上是統一的，很早就有全國性市場。這一點和歐洲很不相同。美國籍學者王業鍵的清代糧價研究，用計量學方法說明各大區物價長期趨勢的同步性，是個有力的證明。
周期論思想更早，我國春秋戰國時即有范蠡、白圭的農業循環說。西方周期論有多家，我覺得最有貢獻的是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的創新論，道出周期的根源。1934年他吸收蘇聯學者NikolaiKondratieff的大循環理論，提出康德拉捷夫周期。其第一期自工業革命到1842年，恰是；第二期斷至1897年，恰臨甲午之戰;第三期終于1950年，恰是中國解放。當然這不過是巧合，但他是說西方經歷了紡織工業鋼鐵工業、電化工業三個時代。其次當推羅斯托(WaltRostow)的《經濟成長階段論》，提出主導經濟部門和“起飛”的理論。我覺得“階段”比“周期”的提法更好。
歷史發展非直線，有盛有衰就是周期。事物發展出量變到質變，就自成階段。我覺得應當這樣去研究經濟史，比用斷代史的方法好，因經濟發展往往是朝代斷不開的。不過，西方的周期論一般只講生產力，不講生產關系。如照托夫勒(AlvinToffler)的說法，人類歷史就變成漁獵社會、農業社會、工業社會以至信息社會，而奴隸制、封建制、資本主義都不見了。美國學者用周期論研究中國經濟，實際上找不出生產力盛衰的指標，只好用人口估計以及稅賦、貿易等數字代替，因而所得結論并不確切。其實，如果不拘泥于計量學方法，還有更多的資料可用。
社會學方法
社會學內容廣泛，其中有的部門如人口、勞動等己獨立成專門學科，同時又有新部門出現，我這里以涉及經濟史者為限，采取廣義，把結構學派、功能和行為學說等也放入，實際它們已成經濟學的分支了。
社會學就方法論說有其基本特點。第一，它認為每個民族或地區都有自己的社會結構和文化傳統，其發展也非同一道路。這就擺脫了“西歐中心論”，不去套西方工業化模式，而注意各民族、地區特點的比較研究，因而有“空間史學”之稱。第二，它重視“底層”即群眾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研究，把人類學、民族學、民俗學、心理學等作為方法引入歷史研究，擴大了方法的領域。第三，它非常重視社會調查，積累了一套科學調查方法。歷史雖屬往事，但經驗證明，社會調查還是很有用的。
在三十年代以前，西方對中國史的認識長期受韋伯(MaxWeber)學說的支配，即中國是個儒教國家，缺乏資本主義的社會基礎。二次世界大戰以后，從社會學方面研究中國活躍起來，而主要集中于家族制度、紳士階層、科舉制度等。在這方面，日本學者的研究更多些，他們還有人注意基層組織，提出“村落共同體”的理論，井大量利用原來滿鐵等機構的“中國慣行調查”。而研究民間組織、行會、商會者也不乏人。近年來，從傳統文化和倫理思想研究歷史的傾向又有抬頭，其有力論證是:同受西方資本主義和經濟侵略的沖擊，而各民族、地區的反應和后果不同，重要原因即在于傳統文化的繼承性和適應性。因而有人稱之為韋伯主義復興。
我國早就注意文化史的研究。五四以后，新文化代替舊文化，“舊學”遭到否定，而最近兩年，又重新注意傳統文化以及孔學的研究了。這是個好現象。社會經濟的發展，主要決定于內部力量，傳統力量的繼承和演變，應是經濟史的一個課題。事實上，中國傳統的政治以至倫理觀點，都非一成不變，十八世紀以來演變尤大。我想，研究這種演變;如研究資本主義萌芽有同等意義。
結構學派在經濟學上是個新學派。其中心思想是，經濟的發展不僅是生產力的進步，而且在于結構的合理，否則比例失調，產生危機。在經濟史上，可以法國年鑒學派為代表，它因1929年創刊《經濟社會史年鑒》而得名。從方法論上說，最重要的就是“整體歷史”論，反對描述個別部門、事件，因為“整體大于部分之利”，而歷史是一系列“互相連鎖”的機制。即使研究一國一地區歷史，也是先研究地理、氣候、交通等，即人與環境的歷史，然后是人口、勞動、貿易、家庭、文化等，即群體的歷史，最后才是政治、軍事、外交等歷史，有點上層建筑的味道。同時，他們主張研究質，不注意計是分析，而代之以結構分析。尊重傳統，講究平衡。我覺得，重視經濟結構，以及人口、勞動、地理環境等研究，都是我們研究中國經濟史所需的。不過這派學者提及中國時，強調了傳統平衡的作用，并不恰當。
行為和功能學說都源于社會學。行為學說是早期比擬于生物學的研究而來。功能學說則是認為社會現象不能用簡單的因果關系去解釋，時常是種瓜得豆，因而要研究先于結果(或目的)的東西，即功能。其理論用于經濟學，形成制度學派。其制度(Institution)有制度和機構二義。如銀行、交易所是一種制度，也是執行某種功能的機構。經濟發展與否，就看這些機構執行其功能是否得當，以及各種功能配合得好壞，這種配合也就是結構(制度)。在方法論上，就是研究各種制度的功能效率。如錢莊的功能不如銀行，漕運的功能不如商運。在研究中又特別重視服務性的功能，如商業、運輸、資金融通、政府管理和稅制等。有人把這些轉化為交換成本，交換成本低，經濟就有發展。國外用這種方法研究中國經濟史的很多，一般把中國近代經濟的不發展歸之于運輸落后，商業機構不健全、利息率高等，也用這種觀點研究宋以后的市場、行會、商稅和幣制、票號、錢莊等。
值得注意的是關于政府作用的問題。我國經濟史學者一向注意歷代統治者的作用，而多強調賦稅剝削、官田、官工商業、抑商和等消極作用。國外學者相反，一般認為，和歐洲封建社會相比，中國政府斂聚較輕，維持社會安定和經濟秩序較有效率，對于水利、糧倉、救災等大為贊揚。近年來，特別對于清政府的經濟政策深為贊許，原因之一是中國在乾隆時就能養活三倍于過去人口。
系統論方法
這里所說系統論，包括控制論和信息論。它是五十年展起來的科學研究方法，目前已用于系統工程、系統管理、資源開發、經濟預測、決策等。我國亦已逐步運用在運籌學、優選法等方面，并屬先進。但是，用系統論方法研究歷史，我尚未見國外此類著作，在中國卻有不少論述，已形成一個學派。
系統論在中國，尤其是青年史學家中受到歡迎，大約因為它具有辯證唯物主義思想，許多原理本是馬克思、恩格斯早已提到過的。在我國的一些論述中，有些是講系統論的一些原則，如整體觀、結構分析、層次分析、相互作用、功能、行為等，探討這些原則在歷史研究中的適用性。有些，如金觀濤、劉青峰、李桂海、陳平諸家，則是把系統論用于中國封建社會史的研究，其中金、劉的《興盛與危機——論中國封建社會的超穩起結構》(1984年)可稱代表作。
諸家研究的結論有個共同點，即認為中國封建社會是個超穩定系統，兩千年來內部的振蕩只引起王朝的更替，結果是封建模式的復制，重歸于穩定。也有人說中國封建社會是個封閉系統，不能容納外來因索輸入，因而停留在穩定狀態。我是不同意這種結論的。我曾批評過老的“停滯論”，包括根據亞細生產方式的研究而來的停滯論；以及近年來外國研究中國中提出的“傳統平衡”、“高度平衡機括”等理論，認為它們是老停滯論的翻版。同時，中南從來不是個封閉國家，不僅漢唐如魯迅所說采取“拿來主義”，直到明清海禁，許多重要農作物還是從國外引進的。不過，這里不是談結論，那是可以各抒己見的，這里是談方法。系統論的方法能否用于研究中國歷史？
我的看法是，要看怎樣應用。如果說，應用系統論一些原則作為觀察、研究歷史上某些問題的方法，那是完全可以的。事實上，象結構分析、層次分析、相關分析以至功能;行為等學說，早已應用于歷史研究了。但現在討論的是，用系統論研究整個社會的歷史，這就發生兩個問題：一是大系統問題，一是計量問題。
目前我國的研究者大都是把中國封建社會分為三個子系統(也有分成四個的)，即權力(政治)系統，經濟系統，文化(思想)系統，可謂包羅萬象。還要研究系統與外部環境(地理、氣候、鄰國)的關系，再加上上下兩千年，研究的范圍就龐大無比。如此大范圍研究必很難深入。如果是抓要領，找共性和規律性，那就根本違反系統論原則，因為系統論不是抽象研究方法。如果只是租線條的研究，那就不易看出變化，以至不分南北，難辨漢唐。目前系統論用于現實問題，還都是小系統，如一項工程、一項預測、一項計劃。系統工程之大者如阿波羅登月工程，涉及42萬人。已知最大者是1967-1971年南朝鮮的國民經濟模型，涉及全國3，900萬人，但只限于經濟，不包括政治、文化。更大范圍的系統研究，目前還沒有經驗。
系統論的精神，也是其精華，就在于計量。由于精密計量，才能洞悉些微變化和偏差。為說明這點，舉二個簡例。一個系統的功能，是由它的輸入和輸出決定的，如圖Ⅵ。一個經濟系統(如工廠)的輸入，有勞動、物資、能源、資金、信息(計劃、圖紙)五種，即u；其輸出有產品、服務、能量、信息，即y。這些都是向量，都要計量(信息的計量單位是bit)。而總輸入U和總輸出Y都構成一個向量空間，其計量用范數。這就得出該系統的功能Z：
一個系統內部有若干元素，如圖Ⅵ。各元素是互相聯系的，但和一般概念不同，其聯系有方向，有時序。如e1聯系e4，即向e4輸出，e4也向e1輸出，但兩者不同質，也不等價(否則就無意義了)。e3與各元素都有聯系，但是單向輸出。e2不與任何元素聯系，但它向系統外輸出。這些輸出都是不等價的，可以構成一個矩陣方程，計算出α值，又因輸出有勞動、有物資、有能量等，所以系統內形成五種流，即R，構成五個矩陣，即α。這就是該系統的結構，R說明結構的質，α說明結構的量。
再推下去，各元素內部又有不同狀態(如有的車間機器多，有的車間技術強)，狀態由多維向量計值。每個維的運動即行為，行為是它在空間的軌跡，用函數模型計值。此外，控制論、信息論中各項因子和效果也都要計值。
目前用系統論研究中國歷史的，除一些年代、人口數字外，都不計量，沒有一個數學模型，這就失去了系統論的光輝。系統論方法中在數據不足時，也可不建立數學模型，先建立物理模型，作定性分析，但目的是為將來進入定量分析。在用系統論研究中國歷史時，連物理模型也難建立。因而所謂相互關系、功能、結構等，還是一放概念，看不出方向、時序、質和量。在論各種力量時，只能用集中、分散、增強、減弱等來表示。
系統論方法既是計量，前面談經濟計量學方法的一些缺點它也都存在。另外，系統論是不注意內部矛盾的，因為目前應用的都是人造系統(工程、計劃、預測模型等)，不去人為地制造矛盾。系統論模型中，除按預定的輸入變動外，其不穩、振蕩都是來自外部干擾?？刂普摰闹饕康?，就是消除不穩，使系統保持原有狀態。這些都是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研究原則的。
但我并不認為系統論方法不能用于研究歷史。說：“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雹傥蚁?，目前用大系統研究全社會歷史的條件還不成熟，不如就一些經濟史的專題，進行小系統研究，象系統工程那樣，一項一項去做。因為經濟史究竟還有點數據，有些從物理模型開始，還是可以的。系統論的方法，也是在不斷發展的。方法論的進步，比我們經濟史的研究更快。例如現在我們說的還是“老三論”，而新三論—耗散結構論、協同論、突變論，已經出世了。
總結
我以為，在經濟史的研究中，就方法論來說，應當擴大眼界，博采眾家之長。這包括三層意思：
—－根據不同對象和現有條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
—－同一問題，用不同方法去求解，以期得到更完備的論證；
—－用某種你最信任的方法，進行多題研究(這結果會形成一個學派)。
無論采用哪種方式，都要以文獻學方法為基礎，以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
中國經濟史，直到今天，我們的研究還很不夠。恩格斯說，要先認識事物，然后才可以認識它的過程。今天我們對歷史上的許多事物還不清楚，或不很清楚，還需要一事一物、一個個專題，進行研究。在這種定性研究中，傳統的方法，文獻學“考據學”考古學的方法，仍是第一要義。至于研究其發展變化，即動態的研究，也要以史料為基礎，不能單靠邏輯思維或計算機給出答案，即使給出，最好也要有文獻學的證明。
每種研究方法，實際都代表一種理論，或由某個學派產生的。對每種方法，都要從它的思想根源、理論根源上檢驗一下。這個檢驗的標準就是歷史唯物主義。不過，方法雖與理論密切聯系，仍有其獨立性。黑格爾的歷史觀是唯心主義的，他用以研究歷史的方法卻是辯證法。當代西方的許多研究方法，或來源于對自然界的研究，或是從研究生產力出發的，都有其唯物主義的因素。但是用歷史唯物主義去檢查，又可發現其局限性和缺點。經常保持用歷史唯物主義作指導，可使我們頭腦清醒，在選擇和運用方法上，更能得心應手。
篇5
關鍵詞:高校生態德育方法與途徑
生態德育的內涵
生態德育,不是生態倫理學,也不是生態道德,而是在生態倫理學指導下的一種生態教育活動。生態德育是在橫向比較、縱向揚棄的基礎上提出的一種新德育觀和新的德育范型,它教導人們,不僅人對人的社會行為,而且人對環境的自然行為均要受到倫理評價;不僅要正確處理個人與他人、個人與集體、個人與社會的利益關系,還要恰當地對待人與自然的交往行為、利益關系、短期與長期關系,擺正人在自然中的位置。因此生態德育將以一種更為寬闊的道德視野,教育和引導人們學會熱愛自然、熱愛生活、享用自然、享用生活。這種德育觀要求學校以生態學、環境科學、教育生態學、教育社會學、教育心理學等科學原理為指導,以自然環境、社會環境和文化環境對個體道德素質的影響為邏輯基點,圍繞生態平衡、珍惜資源、保護環境的觀點,發掘一切可以利用的育人資源,通過學校德育系統內部的物質循環、能量循環和信息傳遞,推動德育內容、德育方法動態良性發展,促使學生不斷提高道德素養,養成“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為主題的基本道德品質。
同時生態德育還是社會公德的重要環節,是否具有良好的生態道德意識,是現代社會衡量一個人全面素質的重要尺度,也是衡量一個國家和民族文明程度的重要標志。為了提高大學生的社會公德素質,要求廣大受教育者以生態道德理念去自覺維系生態平衡、環境保護和不可再生資源的可持續利用。
生態德育是“一種新德育觀”意在凸顯其在德育觀念上的革新性。它展現出一種嶄新德育視角,意識到了在人際德育視角下看不到的德育問題。在生態德育視界下重新評價人類的行為,就要引導受教育者體驗到:種群之間存在著“互惠共生”的關系,自覺養成愛護自然環境和生態系統的生態保護意識、思想覺悟和相應的道德文明行為習慣。生態德育使受教育者的思想上樹立一種嶄新的人生觀、自然觀和生存發展觀,并合理調節人與自然的關系,有意識地控制人對自然的盲目行為。
生態德育的特征
(一)生態德育具有價值取向上的超越性
生態德育的存在特性體現出適應性特征,而生態德育價值特性則是超越性的。生態德育超越“人類中心”的狹隘視域,自覺上升到自然界和人類社會歷史發展的高度,站在自然界發展演變規律的高度去看待人類作為“類”而存在和發展的可能性與合理性,重新體悟人類各種行為的道德價值,把培養向自然開戰的個體勇敢性、自豪感等價值追求,自覺轉向養成受教育者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和可持續發展的人類生存品性,引導受教育者領悟人與自然的關系是人與其“家園”的關系。生態德育在理論和實踐上,都更加看重傳播和滲透人與自然、人與社會相互依存、相互制約、相互促進的關系的道德價值,養成人的生態智慧。
(二)生態德育具有教育過程的引導性
生態德育關注的焦點是人類社會發展中具有迫切性、敏感性和棘手性而尚未被人們充分領悟的重大問題。我國古代人的生態意識停留在倫理學或道德思想成果的靜態,尚未進到德育學的范疇和相應的德育活動領域。以致在整個近現代,學校中對生態道德的傳播和對生態智慧的養成還比較貧弱,而教育學生向大自然開展的“戰天斗地”精神是其主要追求。在生活中某些破壞生態環境的行為被贊頌為高尚的道德行為,導致生態污染和生態破壞現象日益嚴重。生態德育就是要用更加理性、自覺、系統的架構,引導受教育者從小養成放眼世界、放眼未來,理解生命、關愛生命,學會關心可能影響整個人類社會、整個自然界的深層生態問題。
(三)生態德育在實踐操作中的生活性
在傳統德育知識的灌輸狀態下,個體與道德知識是處在一種對立、挑剔、陌生、疏離的狀態,無法產生相應的道德情感,當然也無法形成首先品格和相應良好行為。生態德育強調個體的道德參與和體驗,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進行體驗。體驗者以放松的心態和平常心進入生態體驗,直接融入生態環境。體驗者以一種欣賞的心情,自然會產生親近感、善感、美感,體會到的是生命的多樣性,體驗到的是每一個生命與體驗者自身一樣以自己獨特的方式存在并以它自己認可的方式表現著自己的生命價值。活生生的經歷會讓生態德育體驗者產生一定的生態德育感受,使原本抽象而顯得空洞的首先規范變得形象生動起來,賦予飽滿的、真實的生活內容。
(四)生態德育具有內容傳播上的豐富性
人類每天所從事的活動大致可分為兩大類:一類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交往活動,另一類是人與人之間的交往活動。青少年兒童既喜歡人與人之間平等友好、輕松愉快的交往,也酷愛親近自然,與自然建立和諧的關系。而且兒童之間的人與人交往,往往要以一定的自然環境為依托,譬如兒童的游戲,常常要選擇有草、樹、水、山的地方展開。當教師或父母把兒童圈在固定場所使其與大自然隔離時,兒童則表現出厭煩、焦慮的行為。人際德育相對局限在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圈里,人與自然關系圈被忽視,這就丟失了周圍自然環境中大量生動的德育資源。生態德育不僅充分利用人際德育資源,而且自覺順應人們親近大自然的天性,積極挖掘利用自然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等富含審美價值的德育資源,使德育內容極大地豐富起來,使受教育者在欣賞自然風光、滋生保護自然環境意識的同時,獲得大自然豐厚的道德滋潤。
高校生態德育的現狀
傳統德育對生態環境的忽視或關注不夠,使得人們的生態知識缺乏,生態文明觀念淡漠,生態習慣難以養成。生態文明觀教育還沒有引起各類各級學校應有的重視。
高校的保守與封閉,忽視社會環境的影響,造成德育生態的斷裂與凝滯。高校德育不能與外界進行合理的信息交流,文化氛圍及教育理論出現凝滯現象,這是一種文化的自我封閉。長期以來,我們以割裂的方法看待德育影響,把它看成是可以脫離其他諸種德育影響而獨立存在、自成系統的存在物,由于對德育生態整體性認識不夠,德育實踐忽視了校外德育途徑的價值,家庭、學校、社會三者之間在學生品德形成方面的作用難以產生有效的合力。因此,在多元價值共生的社會轉型期,如果一味把學生封閉于校園內,企圖在一種“凈化”的環境中實施德育,是不可能的。高校德育必須由一元封閉向多元開放演進,以生態整體觀理解德育、實施德育。
高校德育強調社會期望,忽視學生內心追求,導致學生個性的喪失,背離了以人為本的核心。一直以來,高校德育強調的是過于理想化的社會期望,忽視了學生內心的追求,脫離了人的生態特性,否定了德育的人作為主體性的特點。用生態生命觀點來審視高校德育,發現高校德育是一種無人德育。所謂無人德育是指無視個體的需要和興趣,把道德教育的過程僅僅看作是對學生施加外部道德教育的過程,施加的道德影響又主要是既定的道德規范,強調的是學生符合規范的行為習慣的養成。這種被動性、統一性是高校德育的特征,其本質是對個體生命的漠視。所以高校德育必須關注學生個體的生命和尊嚴,強調個體生命的多樣和獨特,弘揚個性的自由和發展。
德育與日常生活的疏離。高校德育重視知識傳授,忽視道德體驗,導致德育的空洞和偽善。德育作為高校教育中的一門特殊課程,僅把社會現存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灌輸給學生,而沒有啟發和喚醒學生的生態道德自覺和生態道德良心,使學生樹立道德理想,學會做人,沒有形成一種正確的理想信念和行為方式。高校德育忽視實踐鍛煉,脫離了生態德育的生活性。嚴重脫離學生的真實生活的德育模式,造成高校德育對生活的疏離與概念化。在內容上只注重社會既定的道德規范的抽象知識,缺乏生活的情景性和生動性;在方法上強調單向的德育灌輸,是一種枯燥乏味的空洞說教,缺乏道德體驗,難以產生情感共鳴,導致德育的膚淺和偽善;在效能評定上,采用課程考試的方式或限于簡單化的學生在校綜合測評,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一些學生的“雙重人格”。
生態德育的方法與途徑
為了在高校更好地完成德育工作由“人際德育”向“生態德育”轉軌,同時提高生態德育的效果,筆者認為應該從以下幾方面實施生態德育。
結合課堂教學,喚起大學生生態意識。德育的目的是培養和發展人的德性。德性的形成和發展是道德主體的一種實踐活動過程,其實質是學生在教師幫助下,消化、吸收、實踐德育內容的過程。各個教學環節是宣傳、普及生態道德的主要途徑,通過這些途徑,使大學生獲取對環境問題的意識和敏感性,理解人類在環境中的重要責任,喚起生態良知,采取熱愛自然、保護生態環境的主動行為。
美化校園環境,形成生態德育氛圍。清新優美、內涵豐富的校園環境有助于學生形成強烈的生態環境的審美意識。美化環境就要綠化校園,讓綠樹成蔭,鮮花爭艷,碧草茵茵,實現人與自然的有機統一、情與景的和諧相融。大學生可以從中感受到人自身的主體價值和創造能力,使精神得到凈化和升華,從而增強對環境的審美觀念,形成正確的審美意識和審美情趣,為以后自覺地保護環境、美化環境奠定基礎。
立足生態文化建設,優化生態德育環境。生態文化建設不僅是生態道德教育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先進文化的重要體現之一。加強對學生進行生態道德教育,要大力開展生態文化建設活動。開展各種生態知識普及活動,提高大學生對生態發展的認知;完善生態道德教育體系,建立生態道德教育規范并在德育活動中加以灌輸,在日常生活中培養大學生良好的環保意識;建設學校良好的生態文化環境,建立起相互尊重的人倫關系、愛惜花草的良好傳統,形成良好的氛圍和德育養成環境。
積極開展社會實踐,激發學生生態環境的改造意識。組織學生開展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使其身臨其境,通過改造環境的親身體驗形成和鞏固環境意識。比如,利用地球日、環境日、土地日、無煙日、世界環境日、世界糧食日等特殊日子,帶領學生深入農村、廠礦,開展廣泛的環境教育宣傳活動,在喚起民眾的環保意識的同時,增強自己的環保責任。
加強法律法規宣傳,提升生態法律意識。法律和道德是調整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兩種最基本的力量,兩者相輔相承、相互支持。加大對環境保護法、森林法、土地法、野生動物保護法、水資源保護法等法律、法規的宣傳力度,增強人們保護環境、資源的法制意識。在生態德育的過程中,增加生態法規的教育內容,對于提高學生的生態保護意識有著積極的意義。廣大的教育工作者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在商品經濟大潮的沖擊下,一部分人欲望急速膨脹,喪失了道德操守,這些都嚴重地影響著在校學生。因此,在高校生態德育的過程中,迫切需要一種強制性的約束力來規范學生的生態道德行為,生態法規的宣傳教育是有效的方法之一。
參考文獻:
1.楊琴.談生態德育.科教文匯,2008.09
篇6
傳統中藥藥理和現代中藥藥理的研究各具特色。前者是從整體出發對中藥作用的總結和歸納；后者則是以實驗生物學為基礎深入研究其作用機制，是深入發展和認識傳統中藥的重要途徑之一。
近年來，國內外對中藥藥理的研究發展迅速。特別是在抗癌藥物、心血管藥物、免疫藥物及抗生育藥物方面的研究，獲得了顯著的成績。如抗癌藥物冬凌草甲素和乙素、仙鶴草、刺五加等；心血管藥物丹參和健心靈注射液(生黃芪、丹參、川芎、桂枝)等；免疫促進劑人參、海寶、生姜、黃芪、女貞子，免疫抑制劑土貝、大蒜、花椒等；抗生育藥棉酚、尋骨風、姜等［1，2］。近年國內外學者對中藥復方的研究越來越重視。這是因為中藥復方具有療效高、副作用少等優點。通過對復方的研究，可以證明中藥配伍的合理性，以便發現新用途、新劑型。有的充分利用現代科學新技術、新方法，使中藥的研究提高到了現代醫學的分子和細胞水平。下面筆者就中藥藥理與歸經和中藥復方的研究談談個人的看法。
1中藥藥理與歸經的關系
實驗表明，中藥的歸經學說對臨床有指導意義，并廣泛應用于臨床，具有一定的科學性。如在研究用環磷酰胺使小鼠白細胞下降為指標，再給予藥物治療中發現，升高白細胞的中藥多歸肝、腎經。如補益藥中的女貞子、山萸肉、熟地黃等［3］。
五味歸經如酸、苦、甘、辛、咸分別入肝、心、脾、肺、腎經。中藥五味根據其歸經的不同，功效也就不同。如黃連、黃芩、黃柏均具清熱燥濕、瀉火解毒之功，然黃連瀉心火而除煩，黃芩瀉肺熱而解肌，黃柏瀉腎火而堅陰。蒼耳子少量輕宣走至巔頂，重用通下走足膝。白術中劑量健脾止瀉，大劑量則益氣治老年便秘。又如中醫術語中的“引火歸原”、“引熱下行”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可通過對中藥歸經學說的深入研究更科學的加以解釋。值得注意的是，中藥的歸經理論是中醫臨床療效的總結和歸納，在研究中藥藥理與其歸經關系時，不能僅局限于古人的歸經學說，在通過大量實驗有所創新，以使中藥的歸經學說得到更科學的解釋。
2目前對中藥復方的綜合研究
中醫用藥的特點之一是復方用藥，即按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則組方，很少單味用藥。如四君子湯中的黨參補氣益胃為主，白術燥濕健脾為輔，茯苓滲濕為佐，甘草健脾和胃為使，合而補氣健脾養胃之功。有的方劑中藥物的配伍經研究具有很高的科學性。
四逆湯(附子、干姜、甘草)具有溫中祛寒、回陽救逆之功，有顯著的強心升壓作用。復方研究證明，附子能使離體蛙心收縮力增強，而甘草、干姜均無這一作用；但附子加甘草后，比單用附子更能增加心收縮力，附子加干姜在一短暫的心縮加強之后即消失作用；而三藥合用組成本方，則可使心收縮力短暫下降后逐漸增強，在強度和時間上均超過附子。還證明單用附子具較大的毒性，但與甘草、干姜組方后則毒性下降了4.1倍，這說明本方組方的科學性。
白虎加人參湯劑250mg/kg口服，可使四氧嘧啶性糖尿病小鼠血糖降低50%，單味知母50mg/kg，人參370mg/kg口服，也有相同的效果，其余三味藥均無明顯的降血糖作用。復方研究表明，知母或人參與石膏組合，均使降血糖作用增強。但知母與人參組合反而削弱，人參量越大，作用越弱。知母∶人參原為5∶3時尚有一定的降血糖作用，而改為1∶18時則作用幾乎消失。此時再加石膏，又可使作用恢復，石膏用量增大，在一定的范圍內，作用相應增強；再依次加入甘草、粳米，作用亦有提高。這說明知母和人參間有拮抗作用，但通過石膏的協調，甘草、粳米的輔佐，仍可發揮降血糖作用［5，6］
從現代醫學的角度研究中藥復方也有很大意義。如對瀉心湯的分析表明：黃柏能抑制細菌RNA的合成，黃連抑制其呼吸，大黃抑制乳酸脫氫酶，甘草抑制其DNA的代謝［7］。綜合這些藥物的作用，都是通過細菌代謝的不同環節而達到抗菌作用。單味藥僅作用于某一個環節，當然抑制細菌的作用要弱得多。這就證明了中藥復方瀉心湯配伍的合理性。
1984年細谷英吉等［8］以鎮咳作用為指標探討了麻杏石甘湯的構成。結果指示：其構成生藥若缺麻黃，則完全無鎮咳作用，四味藥同煎比分別煎后混合的鎮咳作用強；四味同煎比除去任何一種或兩種后的鎮咳作用強；四味同煎鎮咳效果比單味麻黃要強。
其他對復方有意義的研究，還有茵陳蒿湯的收縮膽囊作用遠強于單味藥和六神丸的強心作用［9］；葛根湯中的一味單藥并無解熱作用等［10，11］。
從研究結果來看，中藥復方確具有療效高、毒副作用小等優點。這可能是單味中藥在復方中協同拮抗作用的結果。當然，協同可能是毒性的協同，拮抗可能是效成分的拮抗。如中藥“十八反”、“十九畏”；又如從現代化學角度看，含生物堿的黃連、黃柏、三顆針等就不應與含有鞣質的五倍子、地榆等合煎配用；而參附湯中的人參既可增強附子的功效，又可減弱附子的毒性。
關于這些復雜的關系，有人認為必須通過拆方研究才能得到科學的解釋。提出“藥效交換假設表”來進行拆方研究。方法是：設某方Ⅳ由Ⅰ、Ⅱ、Ⅲ三味藥組成，各味藥均有(A)心率減慢、(B)耐缺氧力、(C)冠脈擴張、(D)血小板解聚四個藥理作用。以1、2、3、4表示強度，1示作用最弱，4示作用最強。復方藥的作用是由相加起來的作用強度最大的藥效表示。實驗結果如下：
Ⅰ+Ⅱ+Ⅲ=Ⅳ
A1A1A4=A6
B3B3B3=B9
C1C4C1=C6
D4D1D1=D6
由上可知，Ⅰ藥的血小板解聚作用最強；Ⅱ藥冠脈擴張作用最強；Ⅲ藥心率減慢作用最明顯；而三藥對耐缺氧能力強度一樣。因此，復方Ⅳ的主要作用B9，即耐缺氧作用最強。這種研究方法雖然可在一定程度上證明中藥配伍的合理性，有一定的參考價值［12］。但筆者認為不足之處是不能反映出各藥之間的配伍關系，如藥物間的拮抗作用不能很好地反映出來。而作用的強弱也只能是單味藥物相加的結果，還不完全符合復方的整體作用。但如果通過拆方和復方的反復研究、科學利用現代新技術處理(如電子計算機處理)，也許能得到療效更好的復方。
對中藥復方的藥理研究，也應注意不能局限于原方不變，應根據臨床需要進行大膽的創新。如蘇合香丸原有15味中藥，經過拆方研究取消了九味可有可無的藥物仍保持原方療效，改名為冠心蘇合丸；進一步的研究又去掉四味，就成了目前臨床常用僅兩味藥組成的蘇冰滴丸。這樣既減少藥物降低了成本，又改變了劑型，使服藥方便而速效。所以，對復方的研究要不斷發現藥物新用途、新劑型，提高療效和降低毒副作用等。
綜上所述，用現代科學方法去闡明中藥治病原理，有著廣闊前景，也是發揚、提高中藥事業的重要環節，是對中藥在長期發展中的快速進展。
從國外對藥用植物的研究來看：日本一方面吸收西方的新技術、新方法，充分利用分子生物學、分子藥理學的成就去研究；另一方面還特別注意中藥傳統的經驗和理論，展開對中藥復方的研究，并對大批常用中藥的化學和有效成分進行了比較深入的研究，美國著重對抗癌藥物的研究，在利用新技術對大量藥用植物篩選的基礎上，總結出“高等植物中抗癌活性及活性成分分布規律”作為以后尋找新藥的參考。而俄羅斯(前蘇聯)則重視對強壯藥的研究，其他如歐洲、非洲和南美等一些國家對藥用植物的研究也都比較重視。
今后我國對中藥的研究，筆者認為應著重在創新上多下工夫，若過于保守，則對中藥事業的發展是不利的，因古人的記載畢竟是當時各種特定條件下的總結，不一定完全符合現在的某些情況。所以對中藥的研究要因時、因地和具有創造性，這樣才能使中藥事業迅速發展。中藥與西藥不必截然分家，它們都是某種成分在人體中發揮了作用，藥理與臨床的治療對象最終都是人。兩者要揚長補短，同時也保留各自特色。相信最終必將去粗取精、去偽存真而走向一個統一的藥學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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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譚洪根.葛根湯中七味草藥并無解熱作用.國外醫學・中醫中藥分冊，1979，1：39.
篇7
關鍵詞：音樂；聲樂教學；情感
一直以來，聲樂教學總是圍繞著解決開喉嚨、呼吸、喉頭等技術問題來進行。傳統教學中過于強調肌肉運動的技術能力，忽視了人的情緒性格等因素，造成技術的不全面，使專業的學習較為艱難。聲樂學生整天努力練習的不是如何進步，而是忙于解決各種聲音的毛病。許多聲樂前輩和老師說。學習聲樂就是建立好的“歌唱樂器”，就是“發聲機器”的訓練過程。然而這種單一的將發聲技能作為聲樂教學的全部的教學方法，是不能真正達到聲樂教學效果的。聲樂是技術和音樂的結合，它需要一個整體協調的狀態，包括情感控制、咬字狀態、心理穩定等方面，僅僅練習發聲技術不但學不好技術，還會影響歌唱的美感。實際上聲樂就是正確的說話，歌唱最終是表達感情的。歌唱的內容是歌曲的音樂情感和音調，其他的練習都是輔的。而且每個人對聲樂技術的感受都是不一樣的。而教師最終的責任就是幫助學生穩定狀態，建立起學生個人的演唱技術狀態。優秀的教師是不拘于某種教學模式的，而是通過合適的教學方法達到教學目的。結合多年的教學實踐，筆者得知以音樂中心，通過表現音樂形象來調整發聲技術的聲樂教學方法事半功倍。
一、建立以音樂為中心的整體教學觀念
聲樂是音樂、詩歌和演唱技巧完美結合的藝術。好的演唱必須建立在科學的發聲技巧、豐富的情感體驗和濃厚的文化底蘊基礎之上。因此，作為教師必須從“重技輕藝”的誤區中走出來，使自己具有較高的文學修養、史學修養、語言修養、美學修養和音樂理論修養，建立以音樂為中心的整體教學觀念。作為藝術的一個分支，音樂是聲樂藝術中的重要內容，教師應從培養學生音樂內心聽覺與音樂意象人手，在聲樂教學實踐中，通過長期刻苦的音樂藝術訓練，融入練習者的創造性，并依靠練習者的情感、經歷、修養和文化水平的提高不斷促進聲樂藝術的表現。技與藝，即聲與情，一向是歌唱中血肉相連的兩個部分。發聲、咬字、吐字和隋感的表達構成歌唱的整體，二者不可分割。歌唱的人聲是以人身的整體作為樂器從事歌唱的，絕非只靠嗓子、氣息或共鳴就能單獨完成。歌唱是全身心都參與的一種表演藝術，歌唱應成為諸種因素融匯于一個整體中的扣人心弦的完美藝術。換言之，只有聲情并茂，技藝結合，才能使歌唱達到感人的境界，產生沁人肺腑的藝術效果。聲與情辯證統一，相輔相成。不論是專業歌唱者還是業余愛好者，在平時的訓練中，要加強整體歌唱的意識，使歌唱發聲與情感表達同時進行，使聲、字、情成為一體，養成用心靈歌唱的習慣。由于每個人的生理條件不同，嗓音也有差異，在聲樂教學中整體訓練尤為重要，它不僅包括歌唱呼吸的整體訓練、歌唱語言處理，歌唱心理的訓練等，更重要的還是歌唱的魂——音樂的訓練。從開始練聲起，就要同音樂結合起來，即練聲也要有良好的樂感。音程、音階的練習中，一方面是肌肉、音準、氣息、共鳴等方面的技術練習，同時它們又都是樂曲的組成部分，要給它們以音樂的活力和生命。因此練聲一開始，要求每個歌唱者把音程、音階、練聲樂句也唱得悅耳、動聽。以上我們可以領悟到，在歌唱發聲的過程中，呼吸、共鳴、吐字、表現缺一不可，它們是相互聯系、相互促進、相輔相成的，這就是我們所要求的“整體歌唱”的含義。
二、有內涵的練聲
歌唱發聲練習的目的，簡言之，就是將歌曲演唱中對聲音所需求的各種技術環節，通過有規律、有步驟的發聲練習，逐步提高歌唱發聲的生理機能，調節各歌唱器官的協作運動，養成良好的歌唱狀態，使歌唱發聲的技術成為歌唱表現的有力手段，為達到聲情并茂的演唱效果服務。發聲練多因為沒有歌詞的原因，被認為是沒有情感內容的，屬于純粹技術練習，如單個音素、音節的發音練習，擴展音域的練習，提煉音質的練習等等。其實不然。即使是單個長音，假使我們用不同的情緒來表達，也將出現多種聲音音色、音質的表達方式。在歌唱中“聲和情”永遠都是緊密聯系的。例如：我們在心情愉快時發出的聲音是甜潤、溫暖的，而板著臉孔則會發出冰冷、干澀的聲音，即便符合練習要領，聲音效果也是差強人意的。發音正確基本方法的掌握，是為了利于更大程度地表情達意，而不是單純地追求聲音。愉快、溫暖的發音應是歌唱時的最基本聲音色調，它可以使聲音柔和悅耳，聲隨情走，充分做到有聲有情，情托聲，聲含情。
在聲樂教學中，練聲過程是整體教學過程中的重要環節，如何讓學生從枯燥的練聲技能中擺脫出來，就需要運用音樂的魅力，發揮練聲曲的作用。在練聲前，首先要求學生在思想上作好準備，借助發聲練習曲調的旋律，訴說自己的心情和愿望，抒發內心的情懷。例如：5432｜1——這一短小的練聲曲，可以引導學生想象這個練聲曲的旋律是對“彩虹”的描繪，提示學生用聲音來描繪彩虹的形狀，以及用“雨后見彩虹”的欣喜心情來進行發聲練習。如此，簡單枯燥的練聲曲就被賦予了新的意義，學生會用愉快的心情去完成，最終達到練聲目的。同時，在發聲練習過程中，結合字聲練習(帶詞練習)要求根據詞意思維有想象、有意境、有畫面、語氣有表現、聲音有樂感、有感情地去唱。力求做到字正腔圓、以情帶聲、聲情并茂，慢慢地向歌唱歌曲作品過渡。
三、“以情帶聲”的歌唱訓練
歌唱是最富有情感的藝術，更是人類心靈對世界感應的產物，是以歌唱聲音為物質材料的人類精神喚醒及生命升華的展開形式，它以獨特的藝術表現形式展開其價值，充分體現了人類情感表現的自我創造與追求，是情感的美化和升華。在歌唱的諸多環節中，“情”是最重要的，在歌唱中起主導作用，是聲音的靈魂。匈牙利音樂教育家柯達伊指出：“藝術的精髓并不是技術而是心靈，一旦心靈可以毫無障礙地自由表達，便能創造出完整的音樂效果”。意大利著名的歌唱家卡魯索認為“歌唱是一種樂趣，而不是為了追求一種效果而作的技術掙扎。”他在歌唱時聽從心靈的支配，超越技術對他的影響，他的感情是他歌唱中唯一的導師。北京曲藝界也有著“說書一股勁，唱曲一段情”的藝諺，要求演唱者以充沛的內在情感統領、調動聲音，以顯示情真意切、優美動人的雙重藝術魅力。因此，筆者認為在聲樂教學中將學生的注意力集中到歌唱的情感表達和歌唱的藝術表現上，會給課程的整個過程帶來一個良好的開端。
歌唱前讓學生充滿激情地朗誦歌詞，醞釀感情，根據歌詞的內容與情緒決定抑、揚、頓、挫的聲調和字的噴口力度，形成自如生動、富有感染力的語氣。在此基礎上鼓勵學生把握歌唱內容所要求的總體形象，在腦海里形成“內心形象”，從內心視覺、聽覺上感受音高、節奏、發音及內容表達的理想效果，引導學生感受音樂，表達情感，積極地投入歌唱——即“以情帶聲”的歌唱。它就好像講故事時的高低起伏，抑揚頓挫。這種忘掉技術、注重表達歌詞內容的歌唱才能打動觀眾。例如在《節日歡歌》歌唱訓練中，啟發學生懷著激動興奮的情緒，表現節日中歡快的氣氛。學生在跳躍生動的音樂指引下，自然而然的就能運用光彩明亮、流暢生動的高位置聲音來演唱，無須過多的聲樂術語做解釋。同樣在教授歌曲《黃水謠》時，首先讓學生了解音樂的背景，以及音樂所要表現的三個截然不同的層面，力圖讓學生從音樂中感受三種不同的情感，而后的演唱比單從聲音技巧來訓練、要求學生要有效果。如此的“以情帶聲”的歌唱訓練，充分發揮了音樂的作用，讓學生展開了想象的翅膀，使他們從復雜的歌唱技巧中解放出來，從中真正感受到所帶來的強大的藝術感染力，體現了歌唱的本質。
篇8
關鍵詞：習語語言文化翻譯
習語是指在一種語言的漫長演變中形成的特有的、固定的表達方式。每種語言都包含了十分豐富的習語，它們具備強烈的民族、歷史和地域特征。從廣義來看，習語包括固定短語、諺語、通常用語、謎語和名言警句，等等。
習語是語言的重要組成部分，同樣體現了一個民族文化的多樣性。所有語言的習語能夠最佳詮釋其語言的特點，與此同時，習語的翻譯又是最有難度的。本文結合語言文化背景旨在探討以下問題：中英文習語的不同之處；中英文習語翻譯的規則及方法。
一、中英文中習語的不同
1.比喻的不同。譯者在翻譯習語時，必須考慮到一些因素，比如，讀者的文化習俗、思維方式、知識層面等。例如，中國人通常使用“雨后春筍”描述某事物的快速大量的發展。但在英語中，同一件事物人們用“bejustlikemushrooms”比喻。因為竹子不是英國當地的本土植物，即使“竹子”一詞是外來詞，英國人還是很難接受用竹子來比喻上述語意。
2.習俗的不同。最關鍵的不同點是對于“狗”一詞的所持的態度。狗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獻諂的動物，在漢語中有很多對狗含有貶義的習語。例如，“狐朋狗友”、“狗急跳墻”、“狼心狗肺”等。在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狗被認為是人類最忠誠的朋友。因此，英國人生活中有很多含有狗的習語。例如，Everydoghashisday（凡人皆有得意的日子），Todogone’ssteps（跟某人走），Loveme,lovemydog（愛屋及烏），等等。3.自然環境的不同。習語的誕生與人們的生活工作緊密相關。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東風”是指“春風”。如李煜《虞美人》：“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月明中?！逼渲械摹皷|風”就指“春風”。但是，英國地處西半球，屬于海洋季風氣候，因此在英國刮西風預示著春天的來臨。因此，他們的“西風”來指代“春風”或“春天”。
4.不同。在漢語和英語中，大量的習語體現了與的關系。佛教在中國有超過一千多年的歷史，信仰佛教的中國人相信佛控制著世間的萬物。例如，“借花獻佛”、“閑時不燒香，臨時抱佛腳”等。在許多西方國家，人們信仰基督教，因此人們視圣經為其為人處世的指導原則，許多英語習語來自圣經。例如，“sellone’sbirthrightforamessofpottage”（因小失大、見利忘義）。
5.歷史、文學典故不同。英漢兩種語言中，還有大量由典故形成的習語，通常取自歷史典故、傳說及寓言等，具有歷史性和強烈的民族特征并廣泛傳播于民間。這些習語結構簡單，意義深遠，往往是不能單從字面意義去理解和翻譯的。漢語如“愚公移山”、“葉公好龍”等。英語如Achilles''''heel（惟一致命弱點）、aPandora''''sbox（潘多拉之盒——災難、麻煩、禍害的根源）等。
以上由于文化差異形成的習語的不同，直接造成了英漢兩種語言相互使用上的難度。因此，譯者必須掌握好不同的文化背景以及源語言和目標語。
二、習語翻譯的方法和原則
對于翻譯原則，歷來就有不同的觀點。著名僧人玄奘曾立下準則，即翻譯對于百姓而言必須真實、易懂。翻譯家嚴復提出了著名的翻譯三原則：“信，達、雅”。魯迅尤其注重翻譯的真實性。張培基則注重于翻譯內容邏輯的一致和真實。美國著名的翻譯理論家EugeneA•Nidar強調“功能對等（functionalequivalence）”或“動態對等（dynamicequivalence）”。可以看出，這些主張是相互影響、互為補充、不斷完善的，雖然側重點有所不同，但中心意思都肯定了譯文要忠實準確地表達原文的意義。以下筆者談談習語的常見翻譯法。1.直譯
直譯，指在不違背譯文語言規范以及不引起錯誤聯想的條件下，在譯文中保留原習語的民族色彩、語言風格和比喻形象的方法。有些習語幾乎所有人都知道其含義，也因為人們相同的情感和社會經歷，有些習語在中西語中含義相似或相同。當原習語的隱含意義很明顯或很容易推斷時，讀者則可以通過字面領悟它的含義，直譯字面意義。例如，“Goodluckwouldnevercomeinparis”（福不雙至）、“Longhairandshortwit”（頭發長，見識短）……
文學手法的翻譯可以保留習語的比喻、民族特征和語言方式等特點，但這些都必須建立在讀者熟知另一語言的基礎上。
2.意譯
意譯指的是在掌握某一內容大概含義的基礎上，能夠流暢、自然的翻譯，而不用過分注意細節翻譯。意譯也要注意原句的句式、結構、修辭手法等，而不是自由的添加或刪減。鑒于文化背景的影響，在翻譯過程中譯者要保持原文比喻、形象的民族、地方色彩等。例如，“acatonhotbricks”（在熾熱的磚頭上行走的貓），與漢語“熱鍋上的螞蟻”不謀而合。有“非常狼狽、異常焦慮”之意，因此易于讀者理解。但有時候時，我們無法保留原本語句的字面意義和形象意義，也無法找到同義的習語借用，這時可將原文的形象更換成讀者所熟悉的另一個譯文形象。例如，漢語中的“天有不測風云”。如果將該句直譯成英語會使英語讀者感到困惑。因為他們很難理解漢語的“風云”一詞。如果譯為“somethingunexpectedmayhappenanytime”則容易讓英語讀者理解。這樣的例子很多，“breakoutofthepotthatholdusin”被譯為“打破這個把我們關在里面的罐子”，許多非英語的讀者對于這句話感到困惑，因此譯為“出人頭地”更合適。
3.注解
嚴格意義上講，注解不能夠作為翻譯方法解釋，但它確實影響到翻譯的內容。因此，當習語被第一次介紹給譯入語時，注解起到關鍵作用。“葉公好龍”一詞被直譯為“LordSheh’sloveofdragon”，并注解為：“葉公很喜歡龍，在他住的地方畫的、刻的都是龍。有一條真龍聽說這件事后，親自拜訪了他，葉公由于驚嚇過度而發瘋?！边@則注解起到了恰當的解釋作用。
4.直譯和注解的結合
雖然有些習語廣為人知，但非本語言的讀者不知道其來源。因此，有些漢語習語翻譯時將直譯和注解相結合達到保留原句形象的目的。例如，“theplannerwerebusybypassingtheGordianknot.”計劃制定者為躲避戈爾迪之結——棘手的問題而忙得不可開交。
以上討論到的是最基本的翻譯方法，不同的習語有其特點、形式和文化背景，因此在翻譯時應采取不同手法靈活處理。
三、結語
英漢兩種語言有著悠久的歷史和發展過程，各語言包含的習語豐富而多樣。因習語中包含的文化因素不同，故傳達的內容有差異，人們對于習語的理解容易造成困難，因而習語的翻譯往往是個難點。通過探討翻譯過程中所采取的直譯，意譯，注解等翻譯技巧和原則，將原文內容靈活處理，相互補充和完善，緊密聯系習語的文化背景，回歸原文內容以及文體風格的基礎上，達到信，達，雅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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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9
關鍵詞: 美聲 發聲 方法與技巧
美聲唱法即優美、動聽的歌唱,它不僅是一種發聲方法,而且代表著一種演唱風格,一種聲樂學派。
美聲唱法特點:(1)音域寬廣,聲區統一;(2)聲音連接圓滑和優美;(3)明亮松弛,講究高位置;(4)靈活華彩、輕巧俏麗;(5)重視呼吸、用氣歌唱;(6)注意內涵、表現豐富。
聲樂教學沒有器樂教學那樣直觀。學生通過聆聽教師的范唱和從教師的教學語言中,理解發聲的原理和琢磨歌唱的技法,領會音樂作品的內涵,創造美好的聲樂藝術形象。
美聲唱法必須做到:(1)聲音圓潤、柔美、自如;(2)聲音響亮有穿透力;(3)音域寬廣統一;(4)音準完美、節奏準確;(5)咬字吐字清楚、純正有韻味;(6)用心情歌唱、感情真摯動人;(7)聲音持久、不易疲勞。
怎樣掌握好美聲的發聲方法?
1.掌握正確的呼吸
意大利人說:“不會呼吸,就不會歌唱”?？斔髡f:“一旦掌握了呼吸的藝術也算走上了可觀的文藝高峰的第一步?！痹诰毩暫粑鼤r,應注意力集中,身體放松,鼻子深吸,吸入深處,越低越好(丹田之氣);把身體比作一個花瓶,把“水”倒進瓶子,是從底部開始有水,再慢慢向上充滿,直到頂部,氣息充滿整個身體后再用嘴吐出來,用鼻子吸、嘴吐。wWw.133229.COM每次做呼吸練習2—3分鐘。睡眠時的呼吸(深呼吸)就是歌唱用氣時的正確呼吸:(1)開始練最好躺在床上,那時身體很放松,如果覺得氣吐完了,下面一定要抵住,那樣就可以多拖幾拍,唱時不能放下來,唱完不動,還可以唱幾拍;(2)平躺,舒展地大吸一口氣,上身慢慢抬起,并徐緩地做吸氣動作,體會橫隔膜、腹肌張力控制氣息;(3)平躺,兩腳慢慢抬起徐緩吸氣。
可用字母“s”或“f”的發音法練習呼氣,循環反復“呼一次”就“唱一句”,來體會在歌唱發聲時的氣息控制。歌唱時一定要吸足氣后再唱(腰、腹、飽滿凸起),口型呈打哈欠狀,露出上牙,下巴自然松下,咽腔打開,喉頭下垂吸足氣后瞬間就唱。吸氣時兩肋張開,橫隔膜用力向下坐,同時腹部及腰部一圈的肌肉要向四周擴張。呼氣時,也就是唱歌時,保持住這幾種力量的對抗平穩,均勻而緩慢地吐出去,也就是要有控制,呼吸要有彈性,走快速音階練習,快吸——保持——慢呼。
2.唱歌的用力
唱歌用氣力(氣息、支持)而不用喉力;有了呼吸,要忘記喉嚨,只利用呼吸來抵制喉音,如不忘記喉嚨,一張口它就出來用力,因此不用喉嚨用力,力要用在呼吸、丹田之氣上。當我們呼氣時,下面用力抵住,有了氣息的支持,喉嚨放松了,聲音自然到前面,用氣講話唱歌是關鍵。
3.喉嚨打開、喉頭穩定、位置不變
(1)喉嚨打開:喉頭下放到最低點?！按蚬贰睜钍谴蜷_喉嚨的最好辦法。打哈欠:輕輕張開嘴,用鼻與口同時快速地吸一口氣,貯存在腹部,想象自己的鼻子酸脹,然后像我們平時困了打哈欠一樣,把氣吐出來。外部姿勢是:吸氣,嘴張開(呈“打哈欠”)做微笑狀,露上牙,松下巴即唱,聲音在上腭部位反射出來,可以找到鼻咽腔的聲音,這種聲音響而寬,聲音位置也高,要在演唱時體會到,打開下頜骨(耳根下面)的同時還提起軟口蓋,這是打開喉嚨的關鍵。唱時永遠開著唱(不管五個基音口型如何變化,但咽喉腔是打開的),里面比嘴張得更大些,通常說,歌唱家的嘴巴在后面咽喉腔里。貝基大師說,按打哈欠的喉結位置去發音,這是非常簡單的途徑。
(2)喉頭穩定:喉頭下垂穩定是擺聲音位置的關鍵。采用橫隔膜兩肋左右張開的深呼吸法,每個音都有呼吸(底氣)支持點,這樣喉頭就下垂了。放松下巴動作——左右擺動下巴(頭盡量保持不動)。
(3)位置不變:檢驗聲音位置對與否的具體方法。在頭部稍后仰的瞬間,唱出延長的a元音——旋即頭部又慢慢地前仰下垂,如果聲音卡在喉嚨里,那就說明聲音位置變了,咽喉腔、鼻咽腔沒打開。鍛煉位置不變可唱,低音至高音(沒旋律,是拉警報),聲音位置一點都不能變,一定要在位置上唱,絲毫不要有裂痕(聲音發岔),但隨著音高動氣息要直通鼻咽腔高位置上去。唱高音時用“ha”一下打上去,不能“沖”去唱高音,可用半聲來唱,氣息往下,下行位置不變,用橫隔膜的力量。
(4)找好面罩共鳴?！懊嬲帧痹葛B蜂人怕蜂螫而戴在頭上遮住面部的小網,聲樂指人口腔以上的共鳴部位,內藏得一個個小空室——上頜竇、顎竇、篩竇、蝶竇等。面罩共鳴:振動在上鼻咽腔兩腮上面,兩邊太陽穴延至眉心處。聲音位置:額面兩眼下面一點,兩口顴骨前,牙關的打開處,聲音的位置必須始終保持在面罩共鳴里。共鳴位置只有一個,沒有胸腔、喉腔、鼻腔、頭腔之分,只有面罩共鳴點。怎樣才能找到面罩共鳴呢?面罩共鳴好比一座大樓:
三層:高音
共鳴點 二層:中音
一層:低音
低音往上,高音往下,把聲音訓練成一條線,而不是三截聲音,下粗上細。往往我們是越低越往下壓,越高越往上抬,結果是越壓越空,越抬越緊。高低音應該是一個交叉的方向,這個交叉聲音應在面罩上匯合成一條線。把所有的音都套在中音共鳴點上形成一條直線,也就是一個音套一個音。高低音都在這個“一條線”,音色是同樣的,音質是同樣的,音量也是同樣的。
(5)低音聚,高音開。發低音不能把嘴張得過大,否者聲音不聚了,就空(散)了,要把聲音集中往上送,位置不變,需用較多的氣息。“高音開”,隨著音慢慢開,笑著唱(橫)但位置(點)不能變,到了一定高音后再張(笑張),骨頭張(揭蓋),不張口腔。怎么張呢?在掛鉤處張(頜骨),嘴跟著張,而不是先張嘴。開到最高限度后聲音要轉,以發出自己最高音,上腭的上口蓋要向上打開。
世界著名聲樂大師意大利男中音歌唱家吉諾·貝基說:“意大利(美聲)唱法的內涵和秘訣說了三點:良好的氣息支持、完美的打開喉嚨、充分的面罩共鳴?！弊龅竭@三點就找到了打開美聲寶庫的金鑰匙。 整理
參考文獻:
[1]田玉斌.談美聲歌唱藝術.上海音樂出版社,1995.
[2]鄒本初著.歌唱學.人民音樂出版社,2000.
[3]林俊卿著.歌唱發音的科學基礎.上海音樂出版社,2001.
[4]汪明潔等著.聲樂教程.人民音樂出版社,1995.
篇10
簡介:
本書分為三篇，上篇<學術論文寫作基本知識>面向所有研究生及學術論文作者，介紹學術論文的基本概念、基本特點、學術論文規范化與標準化的意義，對學術論文寫作中的常見問題進行了概述。中篇<社會科學論文寫作與規范>主要面向文科研究生的論文寫作，下篇<自然科學論文寫作與規范>主要面向理工科研究生的論文寫作。內容不局限于寫作層面的技術問題，而是深入到科學研究的方法論層面，向學生講解學術論文的寫作方法，注重實例分析，力戒理論空談，有較強的實用性和針對性。
目錄:
前言
上篇 學術論文寫作基本知識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學術論文的基本概念與特點
第二節 學術論文的分類
第三節 學術論文的規范化與標準化
第四節 學術論文常見問題概述
第二章 學術論文的選題
第一節 選題的意義
第二節 選題的類型
第三節 選題的原則
第四節 選題的價值
第三章 學術論文的文獻資料搜集
第一節 搜集文獻資料的意義
第二節 搜集文獻資料的工具
第三節 搜集文獻資料應注意的問題
第四節 搜集文獻資料的方法與技巧
第四章 學術論文的發表與著作權保護
第一節 對發表媒體的選擇
第二節 論文中與著作權相關的內容
第三節 中的著作權問題
第四節 論文數字化傳播中的著作權問題 中篇 社會科學論文寫作方法與規范
第五章 社會科學論文中常用研究方法分析
第一節 研究方法的確立
第二節 思辨研究方法應用分析
第三節 實證研究方法應用分析
第四節 解釋研究方法應用分析
第六章 社會科學論文的結構
第一節 結構設計原則
第二節 結構設計框架
第三節 層次與段落結構
第四節 內文細節設計結構
第五節 碩士學位論文結構要件
第七章 社會科學論文的常用寫作方法
第一節 議論的寫作方法
第二節 證明的寫作方法
第三節 駁論的寫作方法
第四節 說明的寫作方法
第八章 社會科學論文的規范化
第一節 摘要的寫作與規范
第二節 關鍵詞和分類號標引規范
第三節 參考文獻與注釋的規范
第四節 圖表的應用與規范
下篇 自然科學論文寫作方法與規范
第九章 自然科學論文常用研究方法分析
第一節 實驗研究法應用分析
第二節 靈感思維法應用分析
第三節 假說研究法應用分析
第四節 觀察研究法應用分析
第五節 類比研究法應用分析
第十章 自然科學論文的結構
第一節 理論型論文
第二節 理論應用型論文
第三節 實驗型論文
第四節 觀測型論文
第五節 綜述型論文
第六節 碩士學位論文
第十一章 自然科學論文寫作方法
第一節 引言的寫作方法
第二節 正文的寫作方法
第三節 結論的寫作方法
第四節 英文內容的寫作方法
第十二章 自然科學論文的規范化與標準化
第一節 題名、層次和作者署名的規范
第二節 關鍵詞和分類號的標引規范
第三節 圖表的應用與規范
第四節 單位的規范化與標準化
第五節 量的標準化與規范化
第六節 數字的規范化和標準化用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