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會名稱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行會名稱，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經濟》：在信息化背景下，如何利用大數據工具，進行中國城市和小城鎮的改革發展，打造生態、低碳的智慧城市？

鄭明媚：智慧城市與中國現階段的發展理念是不謀而合的，比較符合現階段的發展訴求，原因有兩點，一是目前中國的城鎮化建設進入了新的快速發展階段；二是中國的IT行業、互聯網產業、互聯網市場以及移動互聯網用戶，在全球范圍內都排名第一。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再進一步去探討如何用智能化手段，互聯網的服務、應用，來提升、管理城市，進行城市治理，為人們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務。

一方面，中國城鎮化建設需要我們在城市治理方面有所提升。我國的人口基數在全球范圍內是最大的，未來將有2億―3億人進城，這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考驗。如何把這種考驗變成我們的優勢，就需要依托互聯網、大數據、信息化和智能化技術。現在說的“互聯網+”就是一種城鎮管理的新模式。

如何讓大數據為城市服務，這就需要政府做好引導工作，同時，由市場完成主導工作。提到城鎮化，人們普遍認為這是政府的事情，但是在目前這樣的大背景下，我們更需要激發市場的活力，讓更多的市場主體為老百姓提供服務，讓居民與企業形成互動，通過大數據將居民的訴求集中起來，分析后得出引導性結論，進而為企業創造更多的財富。如此良性循環，形成互動模式。

另一方面，信息化可以使我們很多的應用、服務更加精細化，之前我們提到的生態城市、綠色城市，更多的是在講理念，而“互聯網+”及智能化可以形成規模效應，一個APP能將政府、企業、居民三者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將很多的理念變為現實。

具體來說，現在提倡的海綿城市、綜合管廊就是對生態智慧城市的深化。在深化的過程中，智能化與信息化的手段可以發揮很好的作用，通過智能手機、應用平臺，讓市民參與到建設中來，形成互動，隨時隨地捕捉、采集城市的綠化、管理、治安等具體信息，向政府反饋，為政府更精細化地管理城市提供支撐。

《經濟》：目前我國正處于智慧城市建設的探索階段，在您看來，應如何正確地借鑒國外其他城市的發展經驗，防止走入發展誤區？

鄭明媚：早在2000年中國就開始進行信息化、數字城市的布局，尤其在信息化及互聯網方面，中國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2009年，IBM提出“智慧的地球”之后，人們開始關注智慧城市，其中響應最強烈的也是中國。但是在開始的幾年里，大家都比較徘徊、迷茫，什么是智慧城市，如何建設智慧城市？與此同時，很多企業、廠商也參與進來，提供服務，導致很多地方的智慧城市建設變成了以企業為主導，直到現在才開始慢慢回歸理性，與當地的實際需求相結合。

在經驗學習方面，理念可以學習的，但是方式無法借鑒，所以不能單純地照搬其他國家的模式，因為國情不同，政策背景、獎勵機制、社會情況以及城市的發展階段也不同，規劃和目標也會有所差異。

但是不管是哪種情況，智慧城市建設都必須以人為本。經過幾年的摸索，我國城市普遍達成了一個共識，建設前期由政府引導，搭建平臺，進行統一管理；未來，在保障數據信息安全的前提下，實現信息共享。同時，與當地的產業相結合，有效促進產業發展，實現產城融合。

篇2

柳州的獨特魅力，不僅來自于它厚達千年的文化積淀和融匯古今的山水靈氣，也來自于其海納百川的開闊胸襟及持之以恒的創新思維。

從全國現代城市之林看柳州一一這座西南工業重鎮從工業城市向智慧城市蛻變的過程，不但備受矚目，更令人振奮。而推動這一蛻變的內在動力，亦耐人尋味。

隨著中國一東盟自由貿易區建設進程的不斷加快，泛北部灣經濟合作正有效推進，柳州在國際國內區域經濟合作的戰略地位日益凸顯。但盡管如此，柳州的城市建設與管理也面臨著和全國大多數城市同樣的問題和挑戰：城市如何轉型，如何高效管理，如何保障平安，又如何緩解日益擁堵的交通，等等。這些都真實地擺在了柳州市城市管理者的而前。

為此，柳州市積極推進信息化建設，利用現代科技手段加快城市建設，為柳州城市發展“保駕護航”，進而保障整座城市的高效運行。2013年8月，柳州市成功入選了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城市，隨后更是大刀闊斧地推進智慧城市建設。諸多的智慧應用項目逐漸落地并正式投入使用，不但得到了柳州市民的積極擁護，也給整個城市帶來了生機。

“愛城市”為智慧柳州“開局”

隨著當地智慧城市建設有序推進，“智慧柳州”雛形初現。2013年6月底，廣西“智慧城市”掌上門戶柳州“愛城市”率先啟用，市民通過手機登錄網站下載客戶端一一“愛城市”，即可享受智慧應用帶來的信息化便捷服務。作為廣西第一個丌通使用這一信息化應用的城市，柳州成功實現了智慧城市建設走入尋常百姓生活的重要轉折。

據悉，“智慧城市”掌上門戶是中國電信廣西公司推進智慧城市建設的一項重要內容，“全區各市的‘智慧城市’掌上門戶均以‘愛城市’為統一服務品牌，在柳州稱為‘愛城市?智慧柳州’”，中國電信廣西公司政企部總經理劉健稱。

根據介紹，“愛城市”提供了涉及政務、產業、民生三大領域的78個欄目應用服務（不同城市略有差異），涵蓋了政務、新聞、交通、民生、娛樂、便民、生活、旅游、就業等眾多領域。而柳州的“愛城市”掌上門戶已經完成八個大類66個欄目的信源接入，市民只要登錄“愛城市”，即可查看交通，票務，酒店、餐館預訂，電費、公積金查詢，掌上營業廳等信息。今后，該系統還將進一步完善拓展，實現包括交通違章查詢與罰款繳納、加油等在內的六大民生應用。

此外，讓人倍感親切的是，柳州的“愛城市”平臺還積極與當前廣西大力推行的“美麗廣西，清潔鄉村”活動有機結合起來，并開設“清潔鄉村”等欄目，將智慧城市門戶作為活動“信息專欄、管理監督、民眾參與”的應用工具。現階段，“愛城市”已經開發提供了“村風村貌公開、村務公開、隨手拍”等信息應用。

“可以說，今后市民只要在手機上裝上軟件，就可以掌握整個城市。”劉健告訴記者。這將意味著，今后柳州的市民只要帶手機出門，可以不怕堵，可以隨意挑選餐廳，甚至“足不出戶”就可以查詢醫院、掛號和繳納水電、煤氣費，精彩生活隨“觸”可享。

應該承認，“愛城市”掌上門戶建設的核心是信息源的統一規劃和整合。當前，柳州市政府大力支持并推進該門戶的建設，主導信息源整合工作，破除各部門、各行業間的信息壁壘和籬笆，打通信息孤島，使其門戶建設成為全區“智慧城市”掌上門戶的應用標桿。據統計，目前柳州在用“愛城市”的用戶已達2萬多戶，儼然為“智慧柳州”建設開創了良好局面。

“數字城管”成智慧柳州“大管家”

“利用科技手段加強城市管理”，柳州市委書記鄭俊康表示。

在柳州，每年義多了一個節日，叫作“城市管理日”，時間定在每年的3月19日。原來，自從柳州市“數字城管”系統運行以來，猶如給城市增添了一對耳朵、一雙眼睛、一個大腦中樞，把轄區內的大小“城事”盡收眼底，并得到了市民的積極響應。

近日，市民王女士真正體會到了“數寧城管”帶來的便捷。她通過12319熱線向數字城管辦反映，西江路與靜蘭路東一巷交匯處的車行道上有井蓋破損塌陷，存在危險。5分鐘后，數字城管市容巡查員到達現場采集信息，隨后便有相關工作人員前往現場查看，并在破損井蓋附近設置了警示錐筒。如此迅速及高效地處理問題，讓王女士不得不對市容巡查員伸出大拇指。

“所謂市民無小事。既然有市民反映了問題，這就意味著已經影響到了市民的日常生活，我們肯定要及時處理?！?2319的負責人表示，熱線開通一年多以來，很多責任單位的傳統觀念也開始得到轉變，不但認可“數字城管”帶來的方便與快捷，還積極參與數字化城市管理工作，“數字城管”這個“大管家”將柳州的城市建設管理得井井有條。

據了解，柳州市數字城管辦充分發揮12319城市管理服務熱線、門戶網站、微信平臺的作用，安排工作人員24小時值守，傾聽市民呼聲，耐心細致解答市民疑惑，及時反饋案件處理結果。

2013年全年，柳州市數字城管共受理案件信息達239萬件，其中市容巡查上報19萬件，“12319”數字城管熱線受理投訴2萬多件，視頻監控抓拍1.5萬件，網站投訴169件，結案率達到99.5%。該系統三年多以來總共受理案件信息60余萬件，立案57.5萬件，結案55萬件；現場督查、督辦解決無主危險窨井、雨水箅子、電桿垂線、管道堵塞等疑難和存在安全隱患的案件5萬多件。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2013年5月，“柳州是我家”城管公共微信平臺正式開通，成為全區首個撇信政務服務平臺，并與數字城管系統無縫對接，市民可通過微信平臺，反映市政公共設施、市容環境衛生、城市交通秩序、城市管理行政執法等城市建設管理問題。該微信平臺運行9個多月以來，應答咨詢投訴類信息近4萬條，有效拓寬市民參與城市管理的渠道，同時降低了城市管理成本。截至目前，該平臺吸引了2057位微友關注，應答市民咨詢投訴類信息每月超過4000條。

不僅如此，“數字城管”通過運用“天網”視頻和城管監控攝像頭，設立視頻抓拍坐席員，實時對全市主次干道、重點區域進行視頻“巡查”，一旦發現城市管理問題立即抓拍立案，每天抓拍立案數由原來的20多件，增加到目前的50件左右。

“如今柳州‘數字城管’系統和公安局的天網資源共享，可對攝像頭覆蓋區域的環境衛生、市容市貌和城市秩序等進行全方位的監控和管理，消除了管理盲區，基奉做到了當天問題當天發現當天解決?！绷菔谐鞘泄芾硇畔⒅行呢撠熑私榻B，當問胚反映到責任單位后，對方是否到現場進行處理，兩個小時后，信息中心就可調取天眼的情況進行監督。對于未及時解決的問題，指揮中心將截取現場畫而予以掛網督辦，限時整改。而針對那些比較拖拉的單位，他們一般采取多次督辦的方式，直到對方最終辦結。

該負責人還向記者透露，柳州市還將在2014年全力打造“幫幫您”平臺，大大彰顯“數寧城管”的服務優勢，讓市民更多地了解城市管理，更加積極地參與城市管理。

眼下，柳州“數字城管”網絡還將再次擴大覆蓋而，柳東新區二級平臺已建成驗收，進入試運行階段；地理信息建庫已獲得柳州市發改委通過，建成后即可正式投入運行。據悉擴容后，柳州“數字城管”的覆蓋范圍將從原來的124平方公里擴展到170多平方公里。

“智能交通”為智慧柳州“護航”

多年來，柳州市形成了良好的交通環境，這要歸功于當地實施的“暢通工程”。柳州市交警部門利用信息化建設與交通管理相結臺來破解交通難題，已成為該市在改善交通環境方而的又一亮點。

近年來，柳州市建設智能交通管理系統投入近5000萬元。初步建成了區域遠程信號燈控制系統、“高空高清”視頻監控系統、高清電了警察自動抓拍系統、治安卡口監控系統等四大智能交通管理系統，具備區域道路交通信號燈遠程協調控制、全天候無縫隙道路交通監控指揮等七項智能交通管理功能。

當下，柳州市智能交通建設集成了全市3000多個天網監控探頭、115個“高空高清”視頻監控探頭、39處“電子警察”，成功實現了對市區主要路口、交通干道的實時監控；還建成了34個闖紅燈抓拍“電了警察”路口，實現87個交通信號燈遠程區域控制；并初步形成與柳州交通廣播FM99.10電臺直播聯線和以交通信息誘導屏為主的交通信息及交通誘導系統。

此外，柳州市在借助科技力量加強交通管理實施“暢通工程”的同時，也不忘積極提倡綠色出行。2013年10月，柳州市公共自行車租賃系統的正式投入使用，有效緩解了市區道路交通壓力，減輕了市區交通道路擁堵情況。此前經過初步統計，柳州市共有租賃自行車1000輛，租賃點47個，平均分布市區。而隨著該系統越來越受到市民青睞，現今市區租賃點已擴展到100個，今后公共自行車租賃將遍布柳州的大街小巷。

而今在柳州，一個個創新舉措的陸續出臺，形成了獨具特色的“柳州模式”交通管理，打造了鮮明特色的“暢通柳州”?！爸腔哿荨睍r代正步步走近

近日，記者從廣西柳州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會了解到，未來5年，柳州將投資70億元建設16項重點項目，涉及民生、城市管理、公共服務和城市建設等方而。

作為2014年柳州市“智慧城市”建設的主要惠民項目，“城市一卡通”今年將完成第一階段發卡任務。該卡既可以用于乘坐公交、出租車，還可以用于購物消費，甚至可以就醫養老……對龍城的百姓來說，一卡在手就能享受涵蓋衣、食、住、行智能化生活的夢想也即將實現。

據該市工信委相關負責人介紹，“城市一卡通”建成后將在兼容原有各系統IC卡的基礎上，對現有的各種卡資源進行全而整合。它是一種用于辦理市民個人相關社會事務、享受政府公共服務和實現交易支付的多功能復合智能IC卡，具有電子憑證、小額支付、信息查詢和存儲功能，將被廣泛地應用于政府公共服務、公用事業服務、商業金融服務等多個領域，“屆時，憑借在城市之內實現互聯互通的‘城市一卡通’項H，柳州也將正式步入‘智慧城市’時代。”

除了市民一卡通項目外，柳州市今年還將通過建立科學合理的工作機制、成立專家咨詢委員會、編制“智慧城市”頂層設計方案、組建電予信息系統專業評審機構等方式做好技術支撐服務，并重點做好有限資金的分配，優先做好兩個基礎平臺建設，即城市公交信息平臺（“智慧柳州”云平臺）和城市公共基礎數據庫（大數據資源數據庫）、網絡基礎設施等重點項目建設。

早在2011年，柳州市政府就與中國電信廣西公司簽訂了“智慧城市”信息化戰略合作框架協議。根據協議，“十二五”期間，中國電信在柳州通信基礎設施建設、信息服務上投入9億元，構建全業務綜合信息服務網絡架構，通過3年時間實現城市光纖化，全市城區、鄉鎮兀線覆蓋率達到lOO%，建成有線無線一體化的高速寬帶網：同時爭取5年時間，在政務、教育、醫療、交通等領域，廣泛應用物聯網、云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打造智慧城市樣板工程，并建成一批成熟的智慧應用項日，進一步推動柳州市山傳統工業城向二三產業共同主導型城市轉型。

事實上，柳州被確定為試點城市后，該市政府就迅速成立智慧城市試點工作領導小組，對智慧城市的規劃建設、資金籌措、技術服務、監督考核和對外聯絡等工作進行全而領導，并制定了工作方案和聯絡員制度。同時制定的《柳州市智慧城市發展規劃綱要》和《柳州市創建國家智慧城市試點實施方案》，為實現“智慧柳州”的“智慧夢想”勾勒了“智慧城市”的發展藍圖。

篇3

一、資源型城市轉型與生態文明社會建設的含義

(一)資源型城市轉型

我國大部分資源型城市是在建國后計劃經濟體制下,由國家統一組織、集中投資開發資源而形成的,促進了區域經濟發展,加快了城市化發展,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崗位,為我國經濟建設做出了巨大貢獻。當然,資源的興衰對資源型城市的發展至關重要,資源型城市因資源的開發而興起壯大,也會因資源匱乏而衰落。到20世紀末,資源型城市相繼進入成熟期或衰退期,已有資源逐漸減少或枯竭,新生能源和新資源的開發未能跟上,有一部分資源型城市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再生能源問題、產業結構問題、技術開發問題、資金籌措問題、體制束縛問題、勞動力再就業問題、社會保障體系問題等成為資源型城市面臨的主要問題。因此,在社會轉型期,資源型城市同樣面臨著轉型問題,其中包括產業結構的轉型、社會結構的轉型以及價值觀念的變化等各個方面,由傳統的工業社會文明向以生態文明為主的現代的工業文明轉型。而解決好資源型城市轉型中的社會問題,保證資源型城市轉型中的社會穩定,是促進資源型城市轉型中的重要基礎,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然要求。

(二)生態文明的社會建設

在人類文明的發展過程中,后一階段的文明總是在其前一階段文明的基礎上孕育而生。生態文明便是對農耕文明、工業文明的深刻變革,是人類文明質的提升和飛躍,是人類文明史的一個新的里程碑。生態文明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形態,它以尊重和維護自然為前提,以人與人、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和諧共生為宗旨,以建立可持續的生產方式和消費方式為內涵,以引導人們走上持續、和諧的發展道路為著眼點。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在推進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取得了積極進展,資源利用效率明顯提高。但從總體來看,我國“經濟增長的資源環境代價過大”,資源消耗高、浪費大、污染重的問題依然嚴重?！?006年中國可持續發展戰略報告》對世界59個主要國家的資源績效水平進行排序,我國僅排在第54位,處于資源利用效率最差的國家之列。雖然我國當前還處于由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過渡時期,但現實情況已經不允許我們走傳統的工業化道路,因此,十七大提出生態文明建設。這是從我國國情出發提出的一項重大的戰略決策,是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和全面實現小康、建設和諧社會的新要求和新任務。這一決策既符合現階段我國國情,同時也代表了當今世界和國內發展的大勢。

生態文明強調人的自覺與自律,強調人與自然環境的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共處共融,既追求人與生態的和諧,也追求人與人的和諧,而且人與人以及人與社會之間的和諧是人與自然和諧的前提。因此,在構建和諧社會之際提出生態文明的社會建設是全面進行生態文明轉型的基礎。

黑龍江省作為國家主要資源型地區,在為國家做出較大貢獻的同時,自身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也積累了一些特殊的矛盾和問題:后備資源不足,儲采比例失調;生態破壞嚴重,生存環境惡化;產業結構畸形,從而也導致就業問題嚴重、穩定壓力很大、貧富差距拉大、社會不公問題突出等許多問題。這也是每一座資源型城市已面臨或將面臨的問題。因此,在這種狀況下,以生態文明的社會建設為中心進行資源型城市轉型,既是發展方向,也是必然之路。

二、黑龍江省資源型城市轉型期面臨的社會問題

我國共有資源型城市118個,其中黑龍江省有13個。黑龍江省是我國資源型城市最為集中的地區之一,尤其是煤炭和石油等礦產類型資源型城市占據了很大的比重。黑龍江省部分資源型城市相繼進入成熟期或衰退期,已有資源逐漸減少或枯竭,致使部分資源型城市面臨嚴重的生存危機。如下崗和失業問題、犯罪問題、環境污染問題等等,而且資源型城市形勢相對于其他城市來講這些問題更加嚴峻。據第五次人口查數據顯示,全國城鎮勞動參與率為67.7%,失業率為8.21%,其中,非資源型城市的勞動參與率為68.169%,失業率為7.87%;而資源枯竭型城市的勞動參與率只有63.54%,失業率卻高達12.3%,就業壓力明顯高于非資源型城市。 因此,從黑龍江省資源型城市面臨的眾多問題來看,這些城市在向生態文明轉型的過程中,需要生態文明的社會建設作為鋪墊和輔佐。

(一)貧富差距加大

貧富差距擴大是一個比較寬泛的概念,它是指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明顯擴大。收入差距擴大可以表現為:窮人更窮和富人更富,也可以表現為窮人小富和富人更富,或者說窮人的收入不變,而富人的收入在提高。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經濟的發展與社會的進步,使得社會成員的個性意識逐漸覺醒,個人的潛力得到了極大的開發,個人的差別與按貢獻分配的公正原則結合在一起,于是,社會成員之間的收入差距拉大,表現出窮人小富和富人更富。基尼系數也由在0.3以下的平均或相對平均向0.3～0.4的比較合理結構過渡。這不但激發了個人的潛能,也激起了社會發展的活力。但由于我國處于快速轉型的發展階段,一些部門或地區可能會出現在經濟領域中缺乏統一的規則,初次分配過程中存在著許多不平等的競爭,國家稅收的嚴重流失,社會防護能力的弱化等不規則、不公正的現象,由此拉大了貧富差距,以至于一些地區基尼系數超過0.4以上。以黑龍江省七臺河市為例,根據一些學者統計,七臺河市2002年和2003年基尼系數分別為0.338和0.339的合理區間,2004―2006年基尼系數均超過0.4的警戒線水平,而且,2002―2006期間全國的基尼系數變化比較平緩,七臺河市基尼系數波動較大。這表明七臺河市基尼系數處于警戒線以上的水平。

(二)下崗失業率高,就業壓力大

由于受資源賦存條件及地質開采條件制約,資源開采與加工企業大多數分散在山區或偏離中心城市的地區,在企業建立之前當地并沒有城鎮,因而企業往往不得不建立整套的自我服務體系,形成一個較為完整的小社會,即所謂的“企業辦社會”現象。同時受計劃經濟影響,黑龍江省資源型企業承擔社會職能的現象更為突出。在資源型企業發展初期,外部社會服務缺失的情況下,這種現象的存在具有合理性和普遍性。隨著資源性產業的發展,幾乎所有規模較大的資源型企業都自辦幼兒園、小學、醫院等機構,企業自己解決交通、通訊、水暖電供應、住房、消防等后勤服務,有的企業甚至還自設公、檢、法機構,企業自身形成了龐大的自我服務體系,有的企業從事社會職能的職工數以千計。沉重的辦社會負擔,影響了企業的積累和生產效率的提高。在城市經濟改革過程中,許多老工業企業跟不上經濟結構調整的步伐,被迫停產或半停產,甚至宣布破產,結果引起大量的老工業企業職工下崗失業。黑龍江7座資源型城市約140萬名職工,80%以上在資源型國有企業就業。到2002年底,7座城市人口只占全省的1/3,下崗失業人員達47.8萬人,占就業職工總數的34.5%,4個煤城占44.1%。近幾年,黨和政府采取大量措施促進再就業,其中有一部分職工個人靈活就業,但到2005年底,7座城市仍有下崗職工32.9萬人,拖欠職工工資26.8億元。同時,由于資源型城市產業結構單一,就業渠道狹窄,新增勞動力就業困難。如石油城市大慶第二產業占85.6%,第一、三產業分別為3.1%和11.2%,形成了“中間大,兩頭小”的產業畸形,四大煤城(雞西第三產業產值占30.7%,大于第二產業產值9.6個百分點)有三座城市第二產業均大于第三產業,林城伊春第二產業與第三產業可以說是并駕齊驅(均達到37%以上)。 另外,一些資源型城市在產業結構調整升級的過程中,一些高耗能、低質量的傳統資源性產業面臨提升和轉型,一些產業科技含量高,環境污染少的“朝陽產業”逐漸崛起,產業布局的轉變帶來了勞動力結構的調整,在調整過程中,必然使一些人下崗失業,收入降低。而擁有資本技術的人卻能獲得比以前更高的收入,市場競爭機制和國家政策傾斜的雙重作用造成了行業間發展的不均衡,企業之間經濟效益差別的增大,必然導致勞動者收入差異的擴大。由此可見,下崗失業率高,就業壓力大與貧富差距拉大形成惡性循環,進一步加劇對社會穩定的沖擊。

(三)社會保障壓力巨大

資源型城市不論資源儲量多么豐富,開采強度多么低,總有開采完畢、停止生產的那一天。許多因煤炭資源而建的城市,由于長期集中于發展單一的煤炭產業而形成的單一產業結構、城市功能單一性弊端日益凸現。隨著煤炭資源開采的不斷深入,原有的資源優勢在逐漸消失,從而制約了相關產業的發展,最終導致整個城市的社會經濟發展陷入危機狀態,職工養老、醫療與工傷保險等社會問題凸顯。于是,資源城市出現了資源瀕臨枯竭―資源產業規模遞減―相關產業規模遞減――就業機會減少――下崗失業人員增多――社會保障問題突出的嚴峻現實難題。同時,在資源枯竭型城市資源開采的鼎盛期已經過去,許多職工進入了退休的年齡,而完善的社會保障體系并沒有建立起來。對于我國當今的社會保障體系而言,普遍存在水平低,覆蓋面不充分,體系不健全等問題,加上資源型城市在經濟轉軌過程中,下崗失業率高,第三產業發展滯后,就業壓力大。綜合原因導致資源型城市與其他城市相比,要面臨著更大的社會保障壓力,當這一問題與其他因素交織在一起時,便會進一步加劇貧富差距。

(四)城鄉系統發展失調

我國的城鄉關系在相當長歷史時間里呈現出“城市偏向”,即由于政府政策對城市的過分保護而引起的非公平的城鄉關系。結果城市化發展不僅沒有較好地帶動農村發展,反而是農村為城市發展提供資本的“原始積累”。雖然市場經濟的建立逐步打破了城鄉分治的格局,但是長期積淀的二元差別不可能馬上消失,而且也形成了城市和農村進入市場的不同機會與條件。黑龍江省資源型城市在發展過程中同樣存在這種情況。一些城市依托資源型企業短時期內對不可再生資源的高強度開發使得自身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反過來又依靠自己在城鄉系統中的主導地位占據更多的發展資源,相對農村一直處于強勢地位,這樣發展的最終結果只能是城鄉分隔日益嚴重,城鄉系統發展失調。即使向市場經濟轉軌,由于城市與農村對資源利用的單一性,也直接決定了城鄉經濟系統缺乏統一。城市形成了以不可再生資源為基礎的發達工業系統,農村形成了以耕地資源為基礎的落后農業系統。兩套經濟系統在資源開發利用方面毫不相關,或相關性很小,在產品交換方面也沒有必然聯系,從而導致資源型城市與周邊鄉村在產業上缺乏分工協作、孤立發展。這種關系,一方面會導致資源浪費,另一方面也會進一步加大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

三、以就業最大化為目標完善政策機制促進資源型城市生態文明社會建設

綜上所述,資源型城市面臨的眾多社會問題最終都將歸結為貧富差距加大。而貧富差距加大嚴重損傷了普遍受益這一社會發展的重要原則。如果長期持續下去,將使大量的社會弱勢群體成員產生一種相對剝奪感,使他們對于社會產生某種抵觸的心理,嚴重的甚至會產生的情緒,進而降低社會的穩定程度。同時,它也將嚴重挫傷大量社會勞動者的積極性,削弱社會發展的活力。因此,對于資源型城市轉型而言,無論是產業轉型還是社會轉型,都應以縮小貧富差距為中心。在進行生態文明的經濟建設同時,著力進行生態文明的社會建設。在此,政府將扮演重要角色。

社會治理貧困和縮小收入差距的傳統手段,通常是由政府實施收入再分配政策。但是,如果這種方式使用過度,以致傷害一部分社會群體創造財富的積極性,就可能造成可供再分配的總量減少,再分配就成為無米之炊。因此,創造一種社會環境,讓每一個人都能夠通過就業或創業獲得掙取收入的機會和權利,并使得收入分配盡可能平等,這無疑是最佳路徑。 因此,政府在制定各種經濟和社會政策時,要以就業最大化為社會目標,使就業機會的擴大與經濟增長同步推進,就業崗位的創造與產業結構調整協調一致,就業環境的改善與經濟體制改革相得益彰。具體來說,資源型城市政府在規劃地區發展和產業結構布局時,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優先;在制定有關產業組織政策時,以吸納就業能力強的中小企業發展優先;在規劃政府投資和引導社會投資時,參照各項目的就業吸收能力確定重點投資領域的優先順序等。這樣,社會發展、經濟增長和就業增長的同步才具有現實基礎,既解決了就業問題,縮小貧富差距,又為社會保障體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礎,同時在城市化過程中有能力吸收農村剩余勞動力,促進城鄉協調發展,從總體上實現資源型城市轉型,走上持續、和諧的生態文明發展之路。

基金項目:黑龍江省教育廳人文社會科學項目“黑龍江省資源型城市轉型與生態文明建設研究”中期成果(11544139)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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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4

相顧慘不樂，若有千里行。

在門仆整駕，臨道騅嘶鳴。

我友顧謂我，天寒戒晨征，遲速要當到，徐驅勿貪程；丁寧及藥餌，依依有余情。

篇5

記者昨天（8日）從最高人民檢察院獲悉，最高人民檢察院、建設部、交通部、水利部已聯合發出通知，決定自4月15日起，在江蘇、浙江、重慶、四川和廣西等地的工程建設領域開展行賄犯罪檔案查詢試點工作。

報道指出，四部門聯合推出行賄犯罪檔案查詢這一新措施，就是通常所說的行賄人犯罪“黑名單”。根據四部門的要求，今后對于工程建設項目立項、勘察、設計、招投標、施工、監理、資金撥付、材料物資設備采購、竣工驗收等過程或環節中發生的單位或個人行賄犯罪案件，在法院作出生效有罪判決、裁定后，由試點地區的檢察機關將行賄犯罪主體情況、犯罪基本事實和處理結果等基本情況及時錄入，建立行賄犯罪檔案查詢系統，供建設行政主管部門和項目法人進行查詢。

在開展行賄犯罪檔案查詢試點工作的地方，從實施之日起，建設、交通、水利建設項目的項目法人在工程建設項目立項、勘察、設計、施工、監理、材料物資設備采購等過程中，應當向參與上述承發包活動的從業單位或個人住所地的檢察機關查詢有關工程建設從業單位或個人有無行賄犯罪記錄，并向建設、交通、水利行政監督部門匯報相關情況。

對經查詢有行賄犯罪記錄的單位或個人，有關職能部門將依照法律規定和管理職權，根據不同情況分別作出處理：限制其在一定時期或者永久不得進入本地區或者本行業建筑市場；取消其投標資格或者扣除一定的信譽分；情節嚴重的，依法降低其資質等級或者吊銷其資質證書。

篇6

關鍵詞：消費革命 消費轉型 消費行為 消費觀念

始于1978年的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帶來了一場從經濟領域開始但卻絕不僅僅限于經濟領域的巨大的社會變革，不斷推進的貨幣化、商品化、市場化甚至還有資本化的商業化轉變，也同時給中國帶來了一場靜悄悄的消費革命。之所以講這是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并不是針對它的規模、影響、突然性與重要性而言，而是指這一革命是在經濟發展與體制變革的背后，在不為人所明顯意識到的情況下無形中發生的。正是由于這樣巨大的變遷，“消費已不是一般的經濟環節，而是推動經濟與社會向前發展的動力?！保?］對于這樣的消費領域的革命，學者們從不同方面給予了關注。戴維斯（eborah SDavis）主編的《中國城市的消費革命》、吳延潤（Yanrui Wu）的《中國的消費革命：正在形成的財富與消費模式》、李從華的《中國：消費革命》從不同方面對這場消費革命的內容、性質及其重大影響給予了深刻而詳實的關注。

透過消費變遷的經濟邏輯，可以看出消費革命所帶來的不僅僅只是物質生活的改善、社會經濟的繁榮，它使得原來隱匿在消費行為背后的社會內涵充分表現出來，而現代消費中蘊含的符號與表征、分化與區隔、異質性與不平等也在消費社會到來的背景下投射出新的社會邏輯。

一、消費轉型的內涵及其意義

在中國特殊的社會轉型中，消費的轉變是國家與社會關系的不斷改善密切相關的。也就是說，在這場消費革命中，政府的角色至關重要。如果僅僅只看到市場的變化，還是遠遠不夠的。如前所言，在1978以前，中國是“強國家”“小社會”，國家統管著絕大部分的社會資源。在農村，農民的整個生活水平很低，市場發育不夠，不僅缺乏基本的消費能力，就連消費場所也非常有限。整個中國農村在很大程度上是處于自給自足的生活狀態，蕭條的農村集市僅僅只能是一些基本的生活必需品的滿足。而城市，由于實行的是“高福利”“低工資”的政策，城鎮職工的很多生活消費實際上由國家的福利所代替，單位制下的城鎮職工的個人、家庭的消費空間也很有限。1978年以后，逐漸推進的改革不斷消解、打破國家和各級行政權力對資源的壟斷權力，市場經濟的引入，使得市場這只配置資源、調節分配的看不見的手開始發揮其越來越大的作用。雖然國家仍然掌控著為數不少的社會資源，國家政策仍舊對個人的生活、發展有很大的影響，但事實上，隨著社會資源及其分配方式的不斷分化與多元化，社會已經成為控制資源的有力的、潛在的力量。如此一來，那種開始靠國家、單位分配消費品，憑票供應甚至要靠特殊的社會關系獲得的稀缺商品如洗衣機、電冰箱等開始成為日常用品；一系列以前靠外國進口的產品現在開始成為中國各大城市經銷的普遍用品……。［2］

隨著改革的不斷推進，政府相繼從不同的領域退出，市場經濟開始發育并成為調整社會關系的“另一只看不見的手”，消費在不同區域以不同速度開始繁榮。也就是說，市場與消費的繁榮與國家權力的不斷讓渡有直接的關系。李叢華認為，在中國消費繁榮的兩個主要原因都與政府有關：其一，始于獨生子女家庭的社會變化導致了個人福利責任感從國家向個體的轉變。其中較為特殊的變化包括國家對住房和退休金補貼水平的削減，終身雇傭制的廢除，市民戶口體制的改革，教育花費特別是大學費用的增加。其二，最劇烈的變化莫過于經濟體制改革，產生了自由和開放的市場經濟。［3］事實上，隨著包括住房、醫療、社會保障等制度的不斷改革，消費市場總是會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也可以說，國家角色與政策在啟動消費市場中扮演著極為關鍵的角色?？梢韵氲降氖?，盡管目前消費市場已經不斷獨立，但政府的角色及其政策仍然會在未來的一定時期內對消費有不同程度的影響。

國家對消費控制的減弱，使原來同質性的消費向異質性的轉變面為可能，從而推進了消費領域的不斷分化，個性化消費開始成為個人、家庭生活的重要內容。在高度集權和計劃經濟的體制下，國家控制著各種生產資料，并通過再分配體制分配社會財富，許多商品退出了流通領域。在整個社會的消費結構中，公共消費占主導地位，而居民個人的消費被忽視甚至受到排擠和壓抑。計劃分配和低水平的私人消費導致了消費的平均主義，從而使得居民的消費一如盧漢龍所宣稱的“公共消費”模式，如大多數人穿同一種顏色、同一種款式的衣服，吃幾乎相同的食物，甚至連休閑活動也相差無幾。盧漢龍認為這種大眾化的消費模式在思想意識形態上也是很明顯的?！霸谟媱澖洕w制下，個人不允許擁有生產性的物質，對消費商品的擁有成為個人財富的主要形式?！保?］很顯然，就意識形態而言，個人的享受與消費都是受到嚴格的社會控制。但我們只要稍稍看看如今的消費市場，就會感受到個人、家庭消費權力不斷增加后導致的多元化消費。如果說，單位、團體消費曾經在消費品的集體分配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那么，現在我們看到的是個人、家庭開始成為消費中的真正主體。這種變化帶來的必然是越來越多的個性化與異質性。這種多元化的表現如同轉型的中國社會一樣呈現出城市與鄉村、經濟富裕與貧困地區的巨大差異。

社會公共事務與公民個人消費的分離導致了私密空間的產生。同質性向異質性的不斷轉化，是社會生活和消費空間日趨人本化、個性化、多元化的表現，其結果是帶來生活方式上的多樣化與個人自由空間的不斷增長。國家與政府相繼在不同領域淡出，使得消費本身不斷從“集體消費”向“私人消費”轉變。如果說以前，個人、家庭消費還差異不大的話，那么隨著消費的不斷變遷，個人、家庭的主動權越來越大，個人、家庭在自己的主觀決策中選擇一系列與眾不同的消費方式，公民開始擁有自己的私人世界。多元化消費的結果必然是私人空間的不斷加大，在原來單一的集體與社會生活之外，個人、家庭開始形成與享受其游離于公共空間之外的私人生活，從而獲得了以前所沒有的自由。消費中私人空間的擴大，造成消費場所相應的分化，城市生活空間也必然隨之發生相應的變化。

消費轉型的一個重要變化——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費品消費的轉化——使得消費的內容與邏輯本身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在九十年代之前，特別是78年以前，中國是典型的生活必需品消費階段。90年代之后，中國開始逐步進入耐用消費品生產和消費的時代。家庭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在日常生活中開始占據越來越重要的位置。從最初的“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表、收音機）到彩電、洗衣機、電冰箱、摩托直到現在的家用電腦、住房、家用轎車、旅游等等，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經歷了不斷的演變，許多耐用消費品不斷成為生活的必需，成為消費當中的中心與重心。［5］這種轉型，對于消費的影響是不言而喻的，不僅消費的性質、時間，就是消費模式也發生了很大的改變?！叭绻f，生活必需品時代的消費模式是由人們的生理需求支撐的，耐用品消費時代的消費模式則是由一系列的制度和結構因素支撐的?！保?］從日常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到耐用消費品的轉變是消費生活中至關重要的轉變之一，這種轉變是消費動機由需求到欲望的主宰邏輯的變化，在其中消費的即時性、可延滯性、選擇標準等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同時商品的符號意義也在很大程度上突顯出來。耐用消費品的消費比例不斷加大，使得居民的消費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同時這也使得消費具有了更多“享受”與“浪費”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是，在此過程中，消費觀念、時尚變遷都變得越發讓人難以控制與難以捉摸。

如此一來，整個社會的消費行為與消費觀念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傳統消費行為方式雖然不可能在短時期內徹底改頭換面，但與新的與生產方式現代化進程相適應的現代化的消費方式已經開始漸露頭角，在消費生活中發生著重要的作用。傳統消費行為的模式，可以概括為如下四個方面：儲蓄型家庭理財行為、積累型商品購買行為、自給型家務勞動行為、節約型產品使用行為。［7］顯而易見，它是社會保障制度不健全、收入水平與生活水平都很低的社會不富裕時期的傳統消費觀念與習慣的產物。對于這樣積淀了數千年的消費習慣與消費方式，消費革命所帶來的沖擊不僅是迅猛的，而且也是全方位的。在“新三年，舊三年、縫縫補補又三年”的消費觀念與追求實用、耐久的計算方式之外，消費有了不同以往的內涵。“中國消費者在更復雜的、相對抽象的標準如產品或服務的美學特征上做出消費選擇。他們肯定在無形中對功能性購買的枯燥的現實性與質量取向購買行為的限制中做比較。如果他們正在尋求物品質量，他們也在尋求質量感和與之相伴的商標。買最好的或者最流行的、最時髦的還不夠，別人都知道也是很重要的。”［8］也就是說，他們的消費動機已經發生了變化，這樣其消費選擇也必然發生一定的相應變化。“中國消費者越來越把他們能夠支配的收入花在追求那些情感上、美學上讓人滿意的產品或服務，而不是那些實用的、可靠的、耐久的產品或服務。”［9］最重要的是，消費觀念的變遷對勤儉節約、反對浪費與奢侈的傳統觀念也形成了很大的沖擊，在很多情況下，奢侈成為必需，而“買奢侈品更多是為了地位而不是因為消費者的復雜與品味?！保?0］

在消費革命中，社會消費觀念發生了不同時期的演化。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期，由于“多年來的封閉使消費者成為相對不成熟的購買者。他們相信品牌和名字，花更多的錢買外國貨只是因為他們是外國的?！彪m然我們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非理性消費畢竟為數不多，但在當時來說，卻多多少少引起了不少的震蕩、艷羨與非議。隨著市場的不斷成熟，到了九十年代中后期，消費者的消費行為逐漸趨于理性化，在消費行為的背后有了更多的寄托與訴求，“今日的消費者有許多關注的基本方面：環境氛圍、效率、健康、地位都是最重要的?！蓖瑫r，消費觀念的改變還表現在對信貸消費的態度上，還在不久前，“信用消費在中國還沒有施行開來，消費的購買通常使用他們或者至少是他們的家庭辛苦掙來的現金?！保?1］但僅僅數年功夫，利用銀行按揭購房、車已經開始在消費生活中以驚人的速度發展起來。概括而言，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雙軌制”初期的居民消費行為市場化增強主要表現在：居民消費選擇權的逐步增強；居民對通過市場配置消費品的機制日趨認同，逐步習慣用市場價格機制來作消費決策和調整消費支出結構；跨時預算消費的逐步增強。九十年代中后期“買方市場”下居民消費行為則呈現出新特征：消費行為的理性化；消費行為主權化；提升生活品質的消費行為趨于明顯；出現了居民消費行為與消費傾向的非對稱性。［12］

消費革命使得中國正在由傳統社會步入為學者們廣泛關注的“消費社會”，消費文化及其所倡導的生活方式的興起可能會對中國社會當然包括新興的中產階級造成一定的影響。所謂消費文化，更準確的說，“應該是‘消費主義文化’（culture of consumerism），它不同于經濟意義上對物品的消耗，而是指這樣一種生活方式：消費的目的不是為了實際需要的滿足，而是在不斷追求中被制造出來、被刺激起來的欲望的滿足。換句話說，人們消費的，不是商品和服務的使用價值，而是它們的符號象征意義。消費主義的‘需求’（其實就是本雅明等所說的欲望）是被創造出來的，并在無形中把越來越多的普通人都卷入其中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它使人們總是處在一種‘欲購情結’（buying mood）之中，從而無止境地追求高檔商品符號所代表的生活方式，這本身又構成了現代社會中社會關系再生產的條件?！保?3］有研究資料表明，我國不論是在城市，還是農村已經出現了一定的消費主義傾向，而且這種帶有一定的意識形態的權力話語色彩的文化已經開始對人們的日常生活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城鄉社會追求西方發達國家代表性的高消費生活方式正在逐步發展成為普遍現象；在這個過程中，對符號象征價值的消費正在成為人們的主要消費選擇，甚至超越了對商品使用價值的考慮；大眾傳媒的滲透以及西方國家、城市、高收入群體、知識分子的示范作用推動了消費主義生活方式的擴散。”［14］在這種情況下，消費就不僅僅是經濟上的分析，同時又帶上了一定的道德評判標準，于是消費不僅在經濟上，同時也在道德與價值判斷上開始成為日常生活世界和社會關注的中心。

二、消費轉型的意義及其后果

我們無意對這一系列的消費革命所引發的消費變遷做出價值評判，但這一系列的變化卻對消費本身乃至整個社會的運行邏輯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卻使得我們應該在歷史的變遷中更進一步理解現代消費的多面性。其一，在消費世界中，人由起初的為生存必需所困的簡單、低級的消費不斷邁向符號消費的過程，展示了在消費活動中人的生理、心理與社會屬性的結合，這種演化的邏輯是人由自然人、經濟人向社會人不斷邁進的由簡單到復雜的過程。其二，消費的性質與內涵發生了很大變化。一方面，不僅消費一詞不再被定義為“浪費”、“揮霍”，被理解為一種經濟損失或一種政治、道德價值上的缺失，而且開始作為一種技術性的、中性的甚至于為社會所首肯的社會發展的一種必要和重要的條件；另一方面，符號消費已經不斷具有比實物消費更為重要的地位，消費開始不同或者遠離那種對物品使用價值的單純追求，這樣物的消費本身具有了一種儀式的意義，“而消費是一場儀式，主要功能是讓一系列進行中的事件產生意義”。［15］這樣消費的功能也因而發生了變化。至于消費內涵的變化就更為明顯，對于物品的消費曾經是消費的全部或者是消費的中心內容，而現在人們的消費在此之外更具有了服務消費的成分。第三，消費從精英消費到大眾消費，即從貴族到中產階級再到大眾的轉變，投射出時尚興替與消費的社會驅動力的變化。在這一動力的背后，隱含著社會階級階層分化與整合的社會斗爭，而在以社會比較與消費競爭為目的的階層消費中，消費已經由滿足人的需要為生存目的變為個人、群體、階層顯示其社會存在的主要表征手段。其四，在這種變化下，消費已經由個人行為演繹成日漸重要的社會行動。也就是說，“消費很明顯是但不只是一種個人風格問題。它還是金錢和經濟、社會實踐和社會分化、政治政策和政治表現的問題?？傊?，它是消費社會的問題。這一概念本身開始與那些有關權力不平等、個體主義與認同、社會的經濟分層、文化的文化實踐等問題密切相關”。［16］第五，伴隨消費革命變化的，不僅僅是消費本身，還包括社會結構、社會關系、社會秩序、價值觀念、思想文化等方面的變化，也就是說，消費革命引發的是一系列的連鎖反應使得消費具有了更為普遍的社會意義和價值。也正是在此意義上，消費在生產－交換－分配－消費之鏈上的地位發生了變化，正如亞當斯密所言“消費是所有生產的惟一目的和歸宿”。事實上，消費在各種形式上已日漸重要并以其能力開始主宰我們的個人生活與社會發展，以至于“日常生活幾乎沒有哪些地方不受其影響或者與消費的實踐過程相連結，從偶像形塑到廣告，從活動與休閑時間的簡單組織到世界范圍內經濟政策的制定——正如社會，富人與窮人一樣都陷入買賣過程之中”。［17］最后，支配消費的邏輯正在不斷擺脫簡單的個體心理與理性選擇邏輯，更多的具有了與地位、名譽、身份等有關的社會區分邏輯。正是這種社會區分的邏輯使現代消費具有了越來越明顯的社會學意義，從而在當代社會的日常生活中占據了一個中心的位置。

同其它任何一種社會行動一樣，消費的內涵及其意義隨不同的社會時空而發生變化。而且在不同的社會歷史階段，消費的作用也發生著變化。如果說，消費一詞的原初含義是對物的毀壞、用光、浪費、耗盡指的是特定階段的消費行為的話，那么，在隨后對消費行為的革命性變化的脈絡的整理中，我們可以發現，現代消費已經走出了傳統社會中的限制――滿足人們基本的生存需求，這時它已經不是被動的，而是主動的。不是對勞動消耗的一種機械補償，而是主動地參與社會生活的重塑、人的重塑。消費已經蘊含于現代性之中，并將不斷地延續、擴展。［18］正是這種變遷，使得消費開始不斷從資源短缺時期的簡單的內涵中生發出了更為豐富的意義，從而使得消費的邏輯開始不斷遠離經濟學、心理學意義的軌道，而日漸具有了豐富的社會文化內涵，而這也正是我們在理解與分析當代中國消費轉型的重要內容。 參考文獻

［1］ 戴慧思、盧漢龍：《消費文化與消費革命》，《社會學研究》2001年第5期117－118頁。

［2］ Deborah S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1－2.

［3］ Conghua Li， China: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1998， P5.

［4］HanLong Lu：To be Relative Comfortable in an Rgalitarian Society， Deborah SDavis，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in Urban China，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130.

［5］ Yanrui Wu， China’s Consumer Revolution: The Emerging Patters of Wealth and Expenditure. Published by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imited.

［6］ 孫立平：《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結構的新趨勢》，南京大學社會學系報告資料。

［7］王寧：《傳統消費行為與消費方式的轉型》，《廣東社會科學》2003年第2期。

［8］ Conghua Li， China: the consumer revolu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 (Asia) Pte Ltd， 1998， P122.

［9］ 同上P123.

［10］ 同上 P157.

［11］ 同上 P157

［12］ 郭其友：《居民消費行為變遷與宏觀政策選擇》，《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第1期。

［13］ 黃平：《生活方式與消費文化：一個問題、一種思路》，《江蘇社會科學》2003年第3期。

［14］ 陳昕：《救贖與消費：當代中國日常生活中的消費主義》，江蘇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頁。

［15］ 瑪麗道格拉斯、貝倫伊舍伍德：《物品的用途》，參見羅鋼、王中忱主編：《消費文化讀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62頁。

［16］ TimEdwards: Contradiction of consumption: concepts， practices and politics in consumer society，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3－4.

篇7

    上訴人（原審原告）：黃巧平，男，45歲，漢族，個體戶，原附城鎮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住址同上。

    上訴人（原審原告）：黃居運，男，51歲，漢族，個體戶，原附城鎮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住址同上。

    上訴人（原審原告）：黃志杰，男，51歲，漢族，個體戶，原附城鎮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住址同上。

    上訴人（原審原告）：黃志強，男，40歲，漢族，個體戶，原附城鎮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住址同上。

    上訴人（原審原告）：黃居悅，男，66歲，漢族，個體戶，原附城鎮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住址同上。

    上訴人（原審原告）：駱長？，女，40歲，漢族，個體戶，原附城鎮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住址同上。

    訴訟代表人：黃建華。

    以上上訴人委托人：林德勝，廣東匯明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龍川縣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丘欽城，縣長。

    委托人：陳元青，龍川縣法制局干部。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龍川縣民政局。

    法定代表人：李平樞，局長。

    委托人：殷云仿，龍川縣民政局干部。

    被上訴人（原審被告）：龍川縣附城鎮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黃細友，鎮長。

    委托人：陳元青，龍川縣法制局干部。

    委托人：魏文華，附城鎮人民政府干部。

    原審原告黃建華等7名原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訴龍川縣人民政府、龍川縣民政局、龍川縣附城鎮人民政府組織的2000年水貝村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行政糾紛一案，已由河源市中級人民法院于2001年12月27日作出（2001）河中法行初字第8號行政判決。原審原告黃建華等7名原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訴。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本案現己審理終結。

    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1999年3月下旬，龍川縣人民政府根據廣東省委、人民政府《關于理順我省農村基層體制的通知》[粵發（1998）14號]和《廣東省全面鋪開理順農村基層管理體制工作的意見》[粵理辦（1999）3號]的精神和《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第二十二條的規定，在全縣組織實施了撤區（管理區）設村的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龍川縣絕大多數的管理區在1999年12月前已完成了撤區設村的村委會選舉任務。但龍川縣附城鎮水貝管理區因推選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和村委會候選人產生的問題，存在較大的分歧，拖延了選舉時間，未能按龍川縣人民政府部署的時間進行，直到1999年8月18日經水貝村全村村民選舉產生了原告黃建華等7人組成的村民選舉委員會。1999年11月27日，預選產生了正式的村委會候選人。1999年12月12日，由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和《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下稱“一法兩辦法"）的規定，召開了選舉大會進行了選舉。由于村委會候選人中無一人得票超過半數以上，沒有一人當選，無法組建成立新的村民委員會。在這種情況下，根據《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的規定，當選人數不足三人，不能組成新一屆村民委員會的，應當在十日之內就不足的名額另行選舉。但以原告黃建華為領導的村民選舉委員會認為村委員候選人中有人有賄選、仿制選票等操縱選舉的行為，不斷向本案的三被告及省市有關部門投訴，在投訴未果的情況下，在法律法規規定的十日之內不主持另行選舉工作和不舉行選舉。龍川縣人民政府理順辦根據粵理指（1999〉6號《關于做好完成村委會選舉后幾項重要工作的通知》精神，爭取在1999年底前全部完成村委會選舉工作任務，就水貝村的選舉問題，于2000年1月5日向廣東省理順辦和河源市理順辦作了書面請示。省、市理順辦批示要求水貝村應在2000年1月15日前進行另行選舉，若村民選舉委員會不按規定的時間主持選舉，可由鎮理順辦組織原選舉工作人員進行選舉。2000年1月15日龍川縣理順辦向附城鎮理順辦水貝管理區黨支部、水貝村民選舉委員會發出了《關于組織選舉水貝村村民委員會的通知》，內容為：根據省理順辦1月5日的批示，附城鎮水貝村民選舉委員會應在2000年1月15日前組織該村另行選舉?，F期限已過，經省、市、縣理順辦領導多次做思想工作，該村選舉委員會仍不愿主持選舉工作，經研究確定，1月18日由鎮理順辦和管理區黨支部按1月5日理順辦《關于附城鎮水貝村委員會選舉工作的請示》的批示負責組織選舉工作。2000年1月18日，水貝村民委員會的另行選舉工作由附城鎮理順辦、水貝管理區黨支部主持，舉行了另行選舉工作，村民的選民證所蓋印章是縣理順辦和水貝管理區黨支部的印章，確認和公布選舉結果的是附城鎮理順辦、水貝黨支部和水貝村選舉委員會。這樣，選舉產生了新一屆水貝村民委員會，該委員會依法行使職權至今將近二年。選舉結束后，原選舉委員會成員黃建華等7人認為本案三被告超越職權，用行政手段非法干涉和主持村委會的選舉，侵犯了原水貝村選舉委員會依法行使自治權利，向本案被告及省市有關部門不斷投訴，要求確認三被告主持的選舉不合法。被告龍川縣民政局口頭答復原告認為該選舉是合法有效的。廣東省民政廳粵民函（2000）51號認定該選舉合法有效。2001年1月12日，原告以原選舉委員會及其成員的名義向本院提起行政訴訟，要求確認被告的行為違法。確認水貝村選舉結果無效，并重新舉行選舉。在此之前，原告曾以水貝村選舉委員會的名義向龍川縣法院起訴，被龍川縣法院裁定和本院終審裁定主體不適格駁回起訴。

    原審法院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三條規定：“村民委員會的選舉，由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由村民會議或者村民小組推選產生".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第八條規定：”村民委員會任期屆滿應及時換屆選舉。換屆選舉工作由經村民會議或者各村民小組推選的村民委員會主持，并接受縣和鄉級人民政府指導?！暗诙l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本實施辦法由各級人民政府組織實施。民政部門負責日常工作".根據上述法律法規的規定，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村委會的選舉工作，各級人民政府組織及實施有關法律法規，制訂規劃，對村委會選舉工作進行指導，民政部門負責選舉的日常工作。另根據《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六條和第二十七條的規定，村民選舉委員會還履行登記選民、組織投票、確認選舉有效及公布選舉結果等職責。廣東省理順辦規定無效選舉的認定是各級民政部門，民政部門是負責農村基層政權和群眾自治組織建設的政府職能部門，是負責村民委同會選舉的行政執行機關。綜上，本案三被告及村民選舉委員會的職責法律法規是明確規定的，在水貝村委會2000年1月18日另行選舉前，均能依法履行法定職責，進行了第一次選舉。由于原告黃建華等7名原選舉委員會成員，沒有依照法律法規規定的期限內主持另行選舉工作，雖經有關部門和領導多次批評，仍以候選人中有人賄選、操縱選舉的理由、故意拖延另行選舉。為此，龍川縣理順辦向省、市理順辦請示，并按省、市理順辦的批示，于2000年1月18日由附城鎮理順辦、水貝管理區黨支部主持進行的另行選舉并不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本院受理本案后，就水貝村委會選舉問題，向河源市人大常委會就法律法規適用問題進行請示，河源市人大常委會為此向廣東省人大常委會請示。省人大選舉工作委員會2001年9月13日答復認為，由于水貝村選舉委員會不依法舉行另行選舉，水貝村的選舉在省、市、縣三級理順辦的現場監督下，由鎮理順辦、村黨支部共同主持村委會的另行選舉，與相關法律法規不相違背。因此，原告起訴本案三被告超越職權，用行政手段非法干涉和主持村委會選舉，侵犯了原水貝村選舉委員會依法行使自治權利的證據不足，理由不充分，要求本院確認被告行為違法和選舉結果無效，并重新舉行選舉賠償原告經濟損失等沒有法律依據，本院不予支持。本案三被告依法行使職權履行法定職責，并沒有侵犯原告的合法權益，其要求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的理由充分，本院予以支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五十四條第（一）項、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十六條第（四）項的規定， 判決駁回原告的訴訟請求。本案訴訟費350元由原告負擔。

    上訴人黃建華等7人不服原審判決上訴稱，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村民委員會選舉由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被上訴人在七位上訴人無一人在場情況下，強行組織選舉水貝村村民委員會，當日又無經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確認選舉，冒用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名義選舉結果公告，致使水貝村村委會非法產生。三被上訴人的行為已構成行政侵權，原審法院判決予以維持是錯誤的，應以撤銷。

    被上訴人龍川縣人民政府答辯稱，一、龍川縣理順辦《關于組織選舉水貝村民委員會的通知》是合法的。1、水貝村選舉委員會從1999年8月18日成立起，宣傳發動、選民登記、候選人產生、選舉工作人員推選，直至1999年12月12日選舉日的投票選舉，整個選舉程序的所有工作都是由村選舉委員會主持下進行的，并未受到任何單位或組織的干擾。2、村選舉委員會成員拒絕主持另行選舉的行為違法。村選舉委員會在1999年12月12日選舉日未能選出村委會成員，此后，又拒絕主持另行選舉，未能在10日內舉行另行選舉，嚴重違反省理順辦（1999）第3號、第6號文件的規定精神。3、龍川縣理順辦《關于組織選舉水貝村民委員會的通知》是合法的、正確的。由于水貝村選舉委員會成員無正當理由拒絕主持另行選舉，在此情況下，選舉工作應如何進行，法律無具體的規定。為此，縣理順辦向省、市理順辦請示，并按省、市理順辦的批示作出《關于組織選舉水貝村民委員會的通知》，該通知與相關法律法規不相違背。二、水貝村委會是依法產生的。在1999年12月12日選舉時，候選人中無一人當選，根據《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二十六條的規定，應在10日內進行另行選舉，但村選舉委員會成員無正當理由拒絕另行舉行。在縣、鎮理順辦責令改正無效的情況下，縣理順辦決定水貝村的另行選舉于2000年1月18日舉行。在省、市、縣三級理順辦的現場監督下，水貝村由附城鎮理順辦、村黨支部、村選舉委員會共同主持村委員會另行選舉。根據《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二十五條的規定，另行選舉候選人以得票多的當選，這次選舉是合法有效的。對此，省民政廳粵民函（2000）51號復函也給予肯定。綜上所述，黃建華等7人以縣理順辦的行為違法，干涉水貝村委員會選舉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原審判決駁回訴訟請求是正確的，請二審法院予以維持。

    被上訴人龍川縣民政局答辯稱，一、2000年1月18日水貝村民委員會的選舉是合法的、有效的。第一，這次直接選舉是差額選舉，無記名投票；第二，選民總數1057人，共發出選票697張，符合法定人數；第三，正式候選人是直接選舉產生的；第四，整個選舉過程都嚴格依法進行；第五，當選票數計算方法和當選人得票數都是準確的。根據《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二十四第、第二十五條規定“全體選民的過半數參加投票，選舉有效，候選人獲得參加投票的村民的過半數的選票，始得當選”。因此，這次選舉是合法的、有效的。二、龍川縣民政局沒有剝奪上訴人的法律賦予的權利。上訴人在訴訟理由中提到有人賄選?？h委、縣政府派出由縣組織部、縣人大、縣理順辦、鎮理順辦各一人組成聯合調查組，調查結果賄選查無實據。上訴人借故拖延水貝村民委員會的選舉，違背省、市理順辦對龍川縣理順辦《關于附城鎮水貝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的請示》批示“要求水貝村民委員會在2000年1月15日前進行選舉”精神。

    被上訴人龍川縣附城鎮人民政府答辯稱，上訴人無故拖延另行選舉的時間，并拒絕組織另行選舉。經責令不肯改正的情況下，為確保水貝村村民委員會依法產生，附城鎮理順辦和水貝管理區黨支部根據省理順辦的批示，于2000年1月18日主持了選舉大會，選舉的各項具體工作都是由原選舉委員會的工作人員具體負責，整個選舉程序符合《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的規定。

    各方當事人對原審法院認定的事實沒有異議，本院予以確認。

    本院認為，上訴人黃建華、黃巧平、黃居運、黃志杰、黃志強、黃居悅、駱長？以龍川縣人民政府、龍川縣附城鎮人民政府于2000年1月18日主持選舉水貝村委員會的行為違法，龍川縣民政局對此不作出無效選舉的認定為由提起行政訴訟。其性質是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的政治權利是否被受到侵犯，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人民法院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本案被訴的行政行為未被排除于受案范圍之外，原審法院予以受理是正確的。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第十三條規定：“村民委員會的選舉，由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由村民會議或者各村民小組推選產生?！边x舉村民委員會，依法應由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上訴人黃建華、黃巧平、黃居運、黃志杰、黃志強、黃居悅、駱長？是在1999年8月18日由水貝村村民會議選舉產生的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成立后，從宣傳發動、選民登記、候選人產生、選舉工作人員推選等整個選舉工作都在上訴人黃建華等七人組成的原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下進行，并未受到任何單位或組織干擾。1999年12月12日選舉日的投票選舉結果，水貝村委會候選人中無一人得票超過半數以上，沒有一人當選，無法組建成立新一屆村民委員會。根據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當選人數不足三人，不能組成新一屆村民委員會的，應當在十日內對不足的名額另行選舉”。但上訴人黃建華等七人組成的原村民選舉委員會認為村民委員會成員候選人中有人存在賄選、仿制選票等操縱選舉的行為，不斷向被上訴人龍川縣人民政府、龍川縣民政局、龍川縣附城鎮人民政府及省、市有關部門投訴，在法律法規規定的十日內不主持另行選舉?？h委、縣政府針對上訴人的投訴已經組成聯合調查組，調查結果認為賄選查無實據。上訴人不依法如期主持水貝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工作，違反法律法規賦予的權利和義務，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由于村民選舉委員會無正當理由拒絕主持另行選舉，選舉工作應如何進行，國家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但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三十四條規定：“有下列行為之一的，由上一級人民政府責令改正，并對直接責任人給予紀律處分：（四）無正當理由拖延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 又根據《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第八條規定：“換屆選舉工作由經村民會議或者各村民小組推選的村民選舉委員會主持，并接受縣和鄉級人民政府指導?！钡诙l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和本實施辦法由各級人民政府組織實施。各級人民政府應當根據當地實際情況，制訂規劃，全面開展村民自治活動".根據上述法律法規，對上訴人黃建華等七人原村民選舉委員會成員無正當理由拖延村民委員會換屆選舉的行為，應接受龍川縣人民政府和附城鎮人民政府的指導及責令改正。因此，龍川縣人民政府下屬龍川縣理順農村基層管理體制工作領導小組2000年1月3日書面向省、市理順辦請示，省理順辦于1月5日批復：”要求水貝村選舉委在2000年1月15日前進行選舉；如選舉委不按規定的時間主持選舉，不履行職責，則由鎮理順辦負責組織村民代表產生出來的選舉工作人員進行選舉“。2000年1月15日期限前，上訴人黃建華等七人組成的原村民選舉委員會仍然不主持水貝村委會的選舉工作。龍川縣理順農村基層管理體制工作領導小組根據當地實際情況，予以責令改正，作出《關于組織選舉水貝村民委員會的通知》，確定2000年1月18日由附城鎮理順辦和水貝村管理區黨支部負責組織選舉，按照1999年1月1日起施行的《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的程序選舉產生水貝村民委員會，并以附城鎮理順辦、水貝村管理區黨支部和水貝村村民選舉委員會名義公告選舉結果。廣東省人大常委會選舉聯絡人事任免工作委員會給河源市人大常委會選舉委的《關于龍川縣水貝村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中遇到的法律問題的答復》認為：”經與省人大法委、省民政廳研究，認為水貝村的村民選舉問題，由于原《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未作規定，應作為特殊的個案處理。該村在省、市、縣三級理順辦的現場監督下，由鎮理順辦、村黨支部和村民選舉委員會共同主持村委會的另行選舉，與相關法律法規不相違背?！耙虼?，龍川縣人民政府、附城鎮人民政府組織的選舉水貝村民委員會的行政行為，沒有侵犯黃建華等七上訴人的政治權利，與當時的法律法規不相違背，本院應予支持。

    根據《廣東省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辦法》第二十二條規定，村委員會換屆選舉，民政部門負責日常工作。廣東省理順農村基層管理體制工作指導小組辦公室制定的《村民委員會選舉》規定，民政部門是負責農村基層政權和群眾性自治組織建的政府職能部門，是負責村委會選舉的行政執行機關，對村委會選舉結果的法律認定工作由縣（市、區）民政局負責。上訴人認為在2000年1月18日水貝村委會選舉沒有村民選舉委員會參加，被上訴人龍川縣民政局應認定選舉無效。按照《村民委員會選舉》規定：“認定整體選舉是否合法有效，應從下面五個方面進行衡量：1、是否體現直接、差額、無記名原則；2、選民數和投票數是否準確；3、正式候選人是否依法產生；4、投票選舉是否依照法定程序進行；5、當選票數計算方法是否正確，當選人得票數否準確”。經審查，水貝村委會這次直接選舉是差額選舉，采用無記名投票；選民總數1057人，共發出選票697張，符合法定人數；正式候選人系直接選舉產生；選舉全過程嚴格依法進行；當選票數計算方法和當選人得票數準確，符合《廣東省村民委員會選舉辦法》第二十四條：“全體選民的過半數參加投票，選舉有效?！焙偷诙鍡l：“村民委員會成員候選人或者其他選民獲得參加投票的村民的過半數贊成票，始得當選?！钡囊幎?。廣東省民政廳粵民函[2000]51號《關于龍川縣水貝村村民投訴反映問題的復函》業已認定確這次選舉合法有效。因此，被上訴人龍川縣民政局作出《關于附城鎮水貝村民選舉委員會反映該村民委員會選舉工作中的幾個問題的答復》，認定這次選舉有效，符合法律規定，本院應予支持。上訴人認為龍川縣民政局對選舉結果不予認定無效的行為違法，于法無據，本院不予采納。上訴人請求被上訴人賠償經濟損失，沒有事實和法律依據，不予支持。

    綜上所述，龍川縣人民政府等三被上訴人依法履行法定職責，并沒有侵犯上訴人的合法權益，原審法院判決駁回上訴人的訴訟請求是正確的，應當予以維持。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六十一條第（一）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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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宋代；古代商業；重農抑商；對外貿易；行會；市場壟斷組織

中圖分類號：K2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1573（2015）01-0086-03

一、文獻綜述

自秦帝國直至清王朝兩千余年的封建君主專制政治體制基本貫徹重農抑商思想與政策，而宋代不僅沒有抑制工商業，并且極力發展對外貿易，政策上給予了寬松自由的政治氛圍，市場活動空前增強，商人地位明顯提高。由商品經濟發展而來的商業組織有了新的發展。關于宋代商業行會性質的爭議較多，絕大部分學者認為，宋代行會具有歐州行會的性質，但有中國特點，如（1979）[1]、胡如雷（1979）[2]。持此觀點的基本上是繼承了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的研究成果。另一些學者認為，行會完全是另一性質的組織，不能將官府立的行與之相比，傅筑夫認為宋代的行是因官府而創立的，非工商業者自己的組織。本文延續加藤繁的觀點，宋代的行會制度并不完備，關于行會所呈現出來的特點中，與官府的關系包括了其社會性管理的一面。漆俠在《宋代經濟史》中論述了商業行的出現以及宋代行會職能，斯波義信在《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一書中也闡述到行會的職能。其中之一職能就是應付官府的科索，可見，宋代行會是在與官府與客商博弈中而延續發展的。

二、行會的起源

關于行會的起源，全漢升教授從以下三個方面論述了其起源論。第一種是宗教團體說，行會最初是崇拜手工業商業等想象上的創始者的人的結合，祭祀活動加強行會之間團結，但并不是產生的根源；第二種是同鄉團體說；第三種是政府不法說，是行會聯合起來對抗政府的苛捐雜稅的壓迫；第四種是人口與事物之不均衡說；第五種是家族制度說。[3]無論是哪種論述，團體組織的出現雛形與當時社會經濟的發展對這種組織本身的需求有密切相關，隨著商品經濟的不斷發展而追溯演變的原始面貌，與現代意義上的行會有著不同的概念，留下的必然是時代的烙印。古代的商人分成“行商”和“坐賈”兩類，“行商”是從事商品販運業，無固定店鋪的商人，“坐賈”是擁有固定店鋪的商人。從春秋戰國的時期，一直處在封建割據狀態下，在這種封建割據的狀態下，打破疆域界限的商業買賣是怎樣舉行的，商業行會的組織便有其必要了。[4]在唐宋時代，同業商人組織，叫做“行”，而“行”這一個詞，同時又指同業商店的街區而言。[5]相同工種的作坊、工匠，組成為一“行”。行的不斷增加，說明了社會分工的不斷細密。[6]根據加藤繁教授研究，中國各城市同鄉組織的興起，基本上與異地貿易有關。[7]可見，同業之間的成為行，與現在我們所說的行業、同行，這種稱謂由來已久。那么，行會也是與商業的發展息息相關，行會期初就是關于行組織的一種形式。

三、宋代行會的雛形

唐代工商業的作坊店鋪也有各種名稱，除多數稱為“行”外，也有作坊、坊、肆等名稱。到了北宋，早期的坊市制度解體，商店與鋪號不再集中于政府指定的商業區，而是散布于全城各處?！靶小辈辉偈侵腹贍I集中市場內的一行列肆店，而是代表售賣同類商品的行業，同“行”商店可能零星分散城內各屬。[8]宋代是把賣者買者定時集合，進行商品交易的場所――即定期市――稱為行、市或者團的。[9]手工業各行都有同業行會的組織?！靶小币步小皥F”，因而一般稱為團、行組織。[10]同手工業形成行會一樣，城鎮諸商業行鋪也形成了商業行會。[11]寧波行會的存在可以上溯至宋代。當然，那時候是用行、團來稱呼這種行業組織的，不過用語還顯得不夠明確，它有時指店鋪，有時指在無正式協同關系下集中于同一街道上的同業或店鋪群，有時就指行業公會。[12]宋代行的發展，與商人的兩類中的“坐賈”勢力的增強是離不開的。

行至宋代有空前的發展，差不多普遍到各地方去，從而種類也愈復雜。[13]宋代坐賈勢力壯大，代替了漢唐以來客商獨霸市場的局面，使中國古代的城市行會在宋代形成一種本地同業商人的市場壟斷組織，宋代的同業人組織的法規中，是以政府法令的形式頒布實施的，不同于歐洲行會。嚴格來說，行會并非基爾特（Guild）制度，而歐洲的基爾特在中國清朝以前的歷史上從來未曾出現。西方的基爾特是在無組織無秩序的狀況下建立的組織與秩序，并非取代任何既存的組織與秩序。[14]而中國的行會表現為與官府的關系上，工商業者對官府承擔著“行役”。宋代，同業商人組織的行應該接受官府的要求，籌辦所需的用品，屬于行的商人順次擔當供應需用品的任務。這任務稱為行役。[15]唐以前，城市實行嚴格的坊市制度，政府的法令和禁文對市內的商業活動做出了許多的規定。宋代商業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打破了這種坊市制度，為行會的產生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行會制度的發揮，側面上也行使了政府管制的職能。兩宋的工商業組織是奉政府之命成立，執行政府的征課任務。[16]宋初，各行會都要供給本行品物與政府，政府雖給回若干價錢，但為數甚少，且運送費由行會自辦，差不多成了一種賦稅的樣子。[17]

四、宋代行會

行會發展到了宋代，由于商業資本空前發達，已不能重復保持著舊時的純粹形態，其性質之改變是必然之事了。究其原因，其一，手工業者因為資本的缺乏，往往受高利貸資本的壓迫，因而改變其從前獨立的狀態，而成為商業資本的附庸。其二，商業資本特別抬頭的結果，豪商巨賈們利用行會來壓迫外來商人，勾結官府來減免“行用”。[18]

行會的分類：第一種是商業的行會，為同業商人所組織，偏重于貨品的買賣。第二種是手工業的行會，為同行的手工業者所組織，偏重于工業品的制造。第三種是職業的行會，凡既不是純粹商業，又不是以技術為主的手工業的行會都可歸入此類。[19]宋代的行會以商業的行會為主。按慣例，行會的章程里盛行以下營業規則：第一，信用交易；第二，倉貯；第三，度量衡；第四，犯罪；第五，例外的交易。最后，大多數行會還經營義冢和寺廟，為社會的安定和慈善事業提供各種幫助。[20]

商業行會有以下幾個重要職能：其一，統一商品價格。其二，為限制競爭，不許他人進入市場貿易。其三，應付官府的科索。[21]傳統行會主要目的在于防止業內和業外的競爭，協調行業經濟，維護同業利益。例如，關于寧波各種行會的會員資格，工商行業的行會向同一職業的人全部開放，同鄉會館則對所有同鄉人開放。[22]加入行會的會員在遵守行會規則的同時，也能享受到行會所實施的“優惠”，但是對于不加入行會的商鋪，則要受到行會會員的抵制。大約會員在這種團體內地位都是平等的，其上則舉有首領，負責對內對外的一切任務。這在宋代多稱為“行老”，與唐代之稱為“行首”是相同的。對外向官府交涉本行的種種權利，[23]也包括與其他組織的交易。

行會的收益：行會的收益共有五種形式：（一）共有地或共有住宅的捐贈；（二）租賃收益；（三）銀行利息；（四）罰金；（五）會費和賦課金。[24]

五、關于行會制度的現代啟示

宋代行會的發展有自己的特點，是在與官府與客商博弈中而延續發展的?？陀^來講，城市工商業的壯大，促進了行會的產生，也在某種程度上，保護了工商業的發展。宋代的行會制度并不完備，關于行會所呈現出來的特點中，與官府的關系包括了其社會性管理的一面，政府通過行會統一管理并收取各項賦稅，統治者為了自身利益的考慮，行會的存在與發展便有其可行性；另一方面，又有自身互助合作的性質。這樣，行會組織成為了聯系政府與商人之間的紐帶。

現代意義上的行會雖然有別于宋代，行會制度也經歷了其興榮與衰退。近代商會的成立也是屬于行會組織的一種形式，打破了原來的形態，實質上，追溯其歷史根源，不無有其前后延續的關系，性質與功能亦有所轉變。在現代經濟生活背景下，尤其是市場化進程改革中，我國加入WTO以后，出現了諸多的國外貿易爭端。國內的商業團體在這種壓力下，如果能集合起來，形成行業的強大團體，在尋求政府支持與幫助的同時，共同解決諸如產品貿易進出口爭端問題，有其行業組織特定意義與貢獻。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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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名稱：Sino Foreign Management

主管單位：

主辦單位：中國管理現代化研究會;中國工業經濟聯合會;中國中小企業國際合作協會;北京中外企業管理培訓中心

出版周期：月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語

種：中文

開

本：大16開

國際刊號：1002-6525

國內刊號：11-2812/C

郵發代號：82-477

發行范圍：國內外統一發行

創刊時間：1991

期刊收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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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簡介

篇10

蘋果se電池耐用，蘋果se電池容量是1642mAh，iPhoneSE外觀與iPhone5s基本一致，搭載A9處理器，內置2GB運行內存，后置1200萬像素攝像頭。

iPhoneSE是美國蘋果公司推出的一款4英寸智能手機，是基于iPhone5s的升級版本，也是名稱首次不帶數字的iPhone設備，于美國時間2016年3月21日在加州庫比蒂諾總部正式。iPhoneSE搭載A9處理器，嵌入式M9運動協處理器，內置2GB運行內存，后置1200萬像素攝像頭，支持LivePhotos、VoLTE、4K視頻錄制等功能。美國時間2016年3月21日10點在美國加州庫比蒂諾總部舉行會正式。iPhoneSE于2016年3月24日開始接受預定，并于3月31日正式發售。首發有中國。

（來源：文章屋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