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主權貨幣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超主權貨幣，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超主權貨幣;國際貨幣;儲備體系

一、美國是否愿意放棄美元國際貨幣的地位

一國貨幣充當國際貨幣有哪些好處呢？簡單的講，該國可以避免匯率風險，如果一國用自己的貨幣來做對外貿易的結算，就可以避免匯率波動的風險，而把風險留給他國。熟不知，這只是國際貨幣的蠅頭小利，鑄幣稅收入才是它的第一大利益。

鑄幣稅為政府由于印制貨幣的壟斷權而獲得的收入，主要指政府通過印制貨幣所獲得的購買力。這不難理解，想想中國正是通過低廉的勞動力，透支的環境資源來換取不斷增長的巨額外匯儲備，拉動了中國30年的GDP高速增長，一舉成為“世界工廠”。而美國只需開動印鈔機，印制鈔票來購買中國的制成品和中東的石油。在眼下金融風暴的關鍵時期，美國更是大肆印制美元來購買其國內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在全球引起了廣泛的討論。與鑄幣稅相關的是通貨膨脹稅，它指貨幣持有者由于通貨膨脹而遭受的資本損失。在居民持有的經物價調整后的實際貨幣數量不變的場合，鑄幣稅就等于通貨膨脹稅。政府鑄幣稅的實質就是收入從居民手里向政府轉移，這正是全世界討伐美元的原因，美國發出大量基礎貨幣，其他國家的財富就隱蔽地流向了美國政府，為美國的金融危機買單。

國際貨幣發行國的利益還體現為，增加發行國金融服務業的需求和收益，因為發行國的金融機構在國際上經營本幣業務的競爭力比其他國家的金融機構占優勢；國際貨幣的地位可以大大提高發行國在世界經濟和政治中的影響力。

當然，充當國際貨幣也是有成本的，比如發行國有責任維護全球金融體系的穩定；全球的國家都需要國際貨幣，那么發行國就需要通過貿易赤字輸出貨幣，但貿易赤字的過度積累，必然會導致各國對國際貨幣的擔憂，進而引發國際貨幣的危機和國際貨幣體系的崩潰。

總的來講，充當國際貨幣的角色是利大于弊，而且是利遠大于弊。這也就決定了美元絕不會輕易讓出國際貨幣的地位。 轉貼于

二、目前有沒有其他貨幣能替代美元

我們看現在的世界經濟格局，美國雖然深陷金融危機中，但瘦死的駱駝比馬大，它仍然是無可爭議的超級大國，一方面，它有成熟的金融市場和完善的金融監管，是世界上吸引外資的最多的國家；另一方面，美國有強大的高科技實力和軍事力量，這足以為美元的國際貨幣地位保駕護航。其實，在美元擔當國際貨幣的時期中，美國已成功地阻止了日元和歐元的國際化，使得日本陷入長達十余年的經濟衰退期，歐盟各國財政政策分而治之，而美元依然在國際貨幣的寶座中巋然不動。美元的強大由此可見。

三、超主權儲備貨幣是否切實可行

既然單一的貨幣不足以替代美元，為什么不用一籃子貨幣去完成這個任務呢。這就是超主權儲備貨幣的核心思想。按照央行行長周小川的設想，可以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特別提款權，將其變為超主權儲備貨幣。收支盈余的國家將部分外匯儲備交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集中管理。不能說超主權儲備貨幣有多么的新穎，畢竟它只是對特別提款權的發展。特別提款權創建于1969年，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支持的一種合成貨幣單位，代表一籃子實際貨幣。它的價值按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等貨幣的加權平均來計算。

超主權儲備貨幣是否能實現，通過特別提款權40年來在主權國家的國際儲備體系中的變化就能瞧出一些端倪。主權國家的國際儲備主要由黃金、特別提款權、和外匯構成，在1970年代，各國國際儲備中黃金儲備普遍超過了40%，特別提款權也一度占據了5%—8%的份額，其余為外匯。由于美元泛濫，到目前為止，國際儲備體系中外匯儲備超過了85%特別提款權被邊緣化到約0.5%。既然特別提款權的40年如此慘淡，那么由它演變而來的超主權儲備貨幣又真的有實力替代美元嗎？

篇2

關鍵詞:金融全球化;國際貨幣體系;國際儲備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F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篇3

論文提要: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之間的金融聯系更為緊密，也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隨著新興經濟體的崛起，改革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呼聲日益高漲，再次對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已勢在必行。

前言

金融全球化是經濟全球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指世界各國或地區的金融活動趨于全球一體化的趨勢。在金融全球化下，信息跨國界的傳播和現代化電子技術的應用使得國際資本流動加速，國際金融市場規模擴大，各國之間的聯系更為緊密。然而，金融全球化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原有的金融市場運行機制和運行格局，并使得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越來越無法滿足世界經濟發展的需求?，F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是在“牙買加體系”的基礎上逐步演化而來的，也被稱為“無體系的體系”，它既沒有同一的匯率安排，也沒有明確的本位貨幣，各國的經濟政策行為也難以受到約束。當爆發金融危機時，金融全球化使得各國共同遭受危機影響的程度加深，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這一過程中處于更加弱勢的地位，極易受到攻擊。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世界各國爆發的多次金融危機，究其根源就是金融全球化與國際貨幣體系矛盾的凸現。

隨著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西方發達經濟體紛紛進入衰退期，世界經濟重心逐步向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轉移。由于這些發展中國家并未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中獲得相應的話語權，因此他們對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意愿極為強烈。隨著近年來其影響力的逐漸擴大，改革的呼聲也更加高漲，發達國家已無法再忽視發展中國家的聲音，改革已勢在必行。

一、金融全球化下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引發的問題

(一)導致短期國際資本流動加劇。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后，國際資本流動的增長速度已超過國際貿易和國際生產的增長速度。而且隨著金融全球化的發展，短期國際投機資本數額仍在不斷膨脹。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規模的增長主要得益于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正是現有的國際貨幣體系為短期性國際資本的流動提供了便利。反過來，跨國資本流動尤其是短期性國際資本的快速流動又強化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穩定性。這些基于套利性動機的短期國際資本總是對一國金融體系的缺陷伺機攻擊，并導致貨幣危機的爆發。隨后，當短期國際性資本大批逃離該國時，又會將貨幣危機放大成銀行危機、金融危機、甚至整個宏觀經濟的衰退。

(二)導致國際儲備供求矛盾深化。國際貨幣體系決定國際儲備體系，在現行的多元貨幣體系下，一國的儲備資產中的特別提款權、儲備頭寸和黃金儲備是相對穩定的，這時，外匯就成了一國增加國際儲備的主要手段。通常來看，外匯收入的增加來源于國際收支盈余，這樣在國際收支差額與外匯儲備的關系上，一些國際收支長期盈余的國家外匯儲備需求較低，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過剩，而赤字國雖有強烈的外匯儲備需求，卻出現了外匯儲備的短缺。于是，就出現了國際收支差額對外匯儲備供給和需求兩方面的矛盾。

此外，國際儲備的供求矛盾還體現在儲備貨幣發行國與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不平等上。對于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可以輕松的通過貨幣發行和貨幣互換來取得外匯儲備，但是他們作為發達國家往往又都是國際收支順差國，有大量的外匯儲備積累。對于非儲備貨幣發行國來說，他們只能通過增加出口來取得外匯，但是這些國家往往是發展中國家，出口能力有限。這樣，在國際儲備的管理中，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處境形成強烈反差，迫切需要儲備的國家面臨儲備短缺，而不需要儲備的國家反而出現儲備過剩。

(三)導致國際收支調節混亂。多元化的國際收支調節機制允許各國在國際收支不平衡時可采用不同調節方式，但除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外，其他幾種調節方式都由逆差國自行調節，并且國際上對這種自行調節沒有任何的制度約束或支持，也不存在政策協調機制和監督機制。雖然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調節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現行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已經發生了異化，他的主要義務由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維護固定匯率、為嚴重逆差國提供資金援助及協助建立成員國之間經常項目交易的多邊支付體系，轉移到了維持貨幣的自由匯兌，因為他假定自由浮動的匯率具有自動調節國際收支的功能，無需過多干預。這樣，當部分逆差國出現長期逆差時，由于制度上無任何約束或設計來促使逆差國或幫助逆差國恢復國際收支平衡，逆差國只能依靠引進短期資本來平衡逆差，而大量短期資本的流入為金融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在國際收支調節問題上的這種混亂狀態，成為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與經濟全球化發展趨勢矛盾的集中體現。

二、國際貨幣體系改革構想

(一)提高特別提款權的地位和作用。早在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缺陷暴露之初，基金組織就創設了具有超主權貨幣性質的特別提款權，以緩解主權貨幣作為儲備貨幣的內在風險。超主權儲備貨幣不僅克服了主權信用貨幣的內在缺陷，也為調節全球流動性提供了可能。由于特別提款權具有超主權儲備貨幣的特征和潛力，它的擴大發行有利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克服在經費、話語權和代表權改革方面所面臨的困難。當一國主權貨幣不再作為全球貿易的尺度和參照基準時，該國匯率政策對失衡的調節效果會大大增強。這些能極大地降低未來危機發生的風險，增強危機處理的能力。因此，當前改革國際貨幣體系的首要任務是著力推動改革特別提款權的分配，考慮充分發揮特別提款權的作用，實現對現有儲備貨幣全球流動性的調控，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改革不合理的份額制，應綜合考慮一國國際收支狀態和經濟規模來調整份額，以此來降低某些經濟大國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絕對控制;另一方面繼續增加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基金份額，擴大其資金實力，以便有足夠的可動用資金來應對危機。

(二)改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和作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作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重要的載體，理應發揮更重要的作用，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演變，使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職能被弱化和異化，因此有必要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進行廣泛的改革。(1)擴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援助的范圍，強化其國際最終貸款人的職能。在經濟全球化大背景下缺乏一個國際的最終貸款人，顯然是難以應付國際貨幣危機的;(2)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實行資金援助時，不僅要考慮恢復受援助國的對外清償能力，還要考慮促進其經濟發展。這就要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應改變將短期內恢復受援國償付能力作為唯一目標的做法，并把重點放在危機防范而不是補救上;(3)增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監測和信息功能。當成員國經濟出現問題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義務對成員國內經濟政策提供建議，并為投資者和市場主體提供準確及時的信息;(4)促進交流與合作。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加強與成員國交流的同時，還應積極促進成員國之間或成員國與其他組織之間的交流與合作。

(三)加強國際金融合作，改善各國經濟政策的協調性。金融全球化為資本的無序流動創造了條件，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各國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同時，世界上主要貨幣的匯率大幅度波動，為發展中國家平衡國際收支和穩定匯率帶來了巨大的風險和成本，也使國際貨幣體系的穩定變得更加困難。因此，發達國家應主動擔起責任，最大限度地減少主要貨幣之間的匯率波動。這就要求各國加強國際金融的合作與協調，這是確保國際貨幣體系穩定的基礎。從國別上看，這種合作與協調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協調發達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各發達國家之間應經常相互協調與溝通，共同承擔起應有的國際責任，并以積極的態度，加強各國在貨幣和經濟政策方面的合作，以保證國際貨幣體系穩定;二是協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之間的發展關系。在支持發達國家經濟增長的同時，更多地考慮促進發展中國家和地區經濟的發展，注意保護發展中國家的根本利益;三是加強區域性經濟貨幣政策的合作。在總結歐盟與歐元經驗的基礎上，加強一國與周邊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共同探討區域性貨幣合作的有效途徑，以抵御外部危機對該區域經濟體的沖擊。此外，從加強合作的領域看，還應加強國際金融經營環境、國際金融內部控制、國際金融市場約束以及國際金融監管等方面的合作與協調。

(四)建立和加強國際金融監管。在金融全球化下，建立和完善國際金融監督機制已成為國際貨幣體系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這些制度包括:(1)提高信息透明度，公開披露有關信息;(2)抑制國際范圍內短期資本的無序流動，特別是加強對“對沖基金”、離岸金融中心的監管。對對沖基金以及其他種類繁多的金融衍生工具的監管已成為國際貨幣新體系的一個重要內容;(3)加強對銀行的跨境監管。隨著金融自由化的發展，某些國際性銀行經營轉移到管理不嚴的離岸避稅港，以便規避國內的管理和監督，這無疑中增加了資本無序流動的風險。因此，對銀行的跨境監管是國際監管體系的重要內容。 轉貼于

主要參考文獻

[1]冉生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研究.華東師范大學，2006.

[2]國慶.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缺陷及改革方向.上海經濟研究，2009.2.

[3]周文貴等.國際貨幣體系論.中山大學出版社，2003.

篇4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超主權貨幣：人民幣國際化

2008年9月底美國爆發的金融危機。通過金融間現代化交易鏈條迅速發展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

一、金融危機的影響

(一)危機對全球經濟基本面的影響

這次危機來勢猛。傳播速度快，牽涉面廣。影響層次深，時間長破壞性大，為世界所罕見。它使全球大量金融機構或破產或整合。大量實體企業或破產或重組，生產銷售困難，產品積壓。大量工人失業下崗，各國財政稅收銳減。進出口貿易額急劇下降，各行業遭受重創，復蘇難度相當大。

我國的經濟體系和外匯儲備體制與美元幣值聯系密切，與美國投資和直接貿易比重較大，同他國大量貿易和投資往來用美元結算。使我國經濟緊緊地綁架在美國的經濟戰車上。基于應對金融危機的次優選擇，到2008年底我國外匯儲備達，195億美元。卻持有美國債7274億美元，加上其他共持有美證券類資產達1.205億美元，占外匯儲備2/3。危機先后使我國主權基金投資、銀行及理財公司投資、大型實體企業并購或套保投資等直接損失達2000億美元以上，導致幾家大型企業高管更替，社會就業難度增大。

(二)危機對全球經濟金融制度影響

1、直接挑戰美元的世界通幣地位。美國的泡沫損失和挽救危機投入的巨額資金更加劇美元流動性過剩，美元貶值趨勢是長期的，鼓吹強勢美元的戰略挽不回它的信用。

2、直接挑戰美國長期全球性擴張的“雙赤字”政策，并引起國際社會不同力量對比變化。

3、將引起國際貨幣組織體系、金融監管制度發生革命性變革。不論是超主權貨幣還是多元化貨幣，將會誕生一個全新的國際貨幣體系和金融秩序。

4、將對任意國際貨幣主權國的財政收支、國際收支預算，經濟上“擴張與收縮、雙赤字或雙贏余、一赤字一盈余”模式選擇與制定產生影響。

5、危機后新型經濟體作為國際貨幣參與國，在維持本國幣值穩定與堅挺上。不僅僅是與金融制度的安全與完善、外匯儲備的多寡、虛擬經濟的發達與否，更重要是同自身實體經濟健康發展、實體規模與產出量、外匯儲備中真金白銀和戰略物資儲備量休戚相關。

二、危機為我國經濟發展帶來的機遇和啟示

(一)經濟增長模式必須轉變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整體技術和產業集中度得到提升，隨著經濟大國的“資本+制造產業”在我國轉移，帶動了我國貿易高速增長，也使得我國外向型經濟依存度高達60％以上。對外出口直接拉動了原材料、能源、服務業上游產業的發展，但出口一定程度是依賴于低人力成本和資源的消耗來支持，且我國長期對外貿易的比較優勢條件低，人民幣對各主要通幣比價低。我國總體經濟中90％以上一次性能源、80％以上的工業原材料、70％以上農業生產資料都源于原生礦產資源，相當大比例源于我國。盡管外匯儲備相當大，但環境與資源也付出了極大的犧牲。許多礦山城市資源枯竭，廢渣尾礦堆放成災，自然環境惡化，農產品供給保障度大大降低。我國必須改變出口拉動型和資源消耗型的經濟增長模式。發展成以內需為主和以提升產品核心技術出口為重點相結合的模式。

(二)危機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機遇

危機再次暴露了國際貨幣體系設計上人為缺陷，也充分揭示了美國長期奉行全球性擴張政策、超前消費政策造成流動性泛濫帶來的現實危害和潛在的風險。美元的信用風險使國際貨幣體系改革已提上日程，人民幣國際化是大勢所趨。

人民幣國際化提上日程。當今我國的經濟規模、貿易總額、外匯儲備、經濟發展水平在國際上已占重要地位。對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已有重要影響。而美元持續貶值對我國經濟造成重大影響。人民幣幣值總體上是穩定的，周邊國家經常項目和外匯儲備已使用人民幣，年初我國已和多個國家進行了總額達6500億元的貨幣互換協議，此舉一方面促進雙方進出口貿易，有效防范美元匯率波動風險，另一方面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了基礎。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促進我國貿易、減少外匯儲備風險、提升國際地位，當然也對我國的經濟、貨幣政策帶來挑戰。我國應充分調查研究、推行試點，著手人民幣國際化的組織、制度、渠道、結算網點建設。

1、試點和推廣人民幣計價的國際收支結算制度。先進行清算制度、組織機構、渠道網絡建設。建立起人民幣投放和回籠渠道，除通過口岸結算、貨幣互換外，還要通過涉外政府部門、金融機構、實體企業在我國發行人民幣債券等向貿易伙伴投放更多的人民幣作為支付手段。加快人民銀行與境外金融機構間的人民幣跨境清算渠道、結算網點等的建設。

2、加大雙邊關系中人民幣與他國貨幣兌換業務，既直接推動進出口貿易又避免美元匯率波動風險，還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結算業務的發展。

3、實行一定范圍內國際交往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下人民幣可自由兌換。

4、健全我國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堅持量入為出原則不動搖。保持財政收支盈余，偶爾可赤字，但長期趨勢是盈余。保持貿易的長期順差，幅度可增減變動。但每一年度不逆差。這是保持人民幣幣值穩定的基石。

5、加強對廣義金融市場規范建設和監管，嚴控異常資本項目流動。打擊惡意投機炒作和洗錢犯罪。

篇5

[關鍵詞]特別提款權(SDR)；“定量寬松”政策；國際貨幣體制改革；人民幣國際化

[中圖分類號]F821.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736X(2009)08-0057-05

繼2009年3月18日美聯儲宣布購買3000億美元的長期國債和1.25萬億美元的抵押貸款證券后，緊接著，3月23日美國又推出銀行“解毒”計劃，以處理金融機構的“有毒資產”問題，其目的均是為了進一步釋放流動性，貨幣政策的重心向“定量寬松”政策傾斜。隨即“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在西方各國“大行其道”，西方貨幣在國際貨幣市場上的波動進一步加劇。對西方現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就其性質和影響，尤其是對中國影響的論證不斷深^。

一、“定量寬松”政策使用的實質

美國回購國債和回購“有毒資產”的行為，是通過擴大貨幣的發行量大規模增加對資本市場貨幣的供應，以及維持金融業表面的穩定和流動性，是典型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體現。“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在經濟學上的涵義是指：貨幣當局(央行)通過發行貨幣直接向市場注資的一種貨幣政策手段。這一貨幣政策的核心——即為緩解貨幣市場流動性緊縮“有限度”地對貨幣的發行“松綁”，增加貨幣市場上的貨幣供應量，擴充資本市場規模，加大流動性；政策的導向是，在金融與經濟雙重危機情況下，通過貨幣政策手段“激活”資本市場，并以此帶動實體經濟的恢復；政策的實質是，所謂“定量寬松”就是貨幣當局“開閘放水”，開動印鈔機大量發行貨幣的一種借口，2009年以來美英等國借用“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說辭來印鈔票購買國債行為的實質，正是這一貨幣政策最核心內容的體現。因此，“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被一些經濟學家認為是貨幣當局采取的一種“保護主義”政策，與貿易保護主義的性質有相近之處，同屬于經濟領域的“保護主義”，體現的是國家核心利益，而不是世界經濟與國際金融全局理念。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通常是在經濟和金融狀況惡化、降息空間沒有余地的情況下，利率調節難以發揮顯著作用時推行的一種政策。2009年以來，西方各國通過購買各種債券，向貨幣市場注入大量流動性的干預方式與前期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不同，它是貨幣政策的“非傳統手段”。經濟學界普遍認為，當前西方國家的“定量寬松”政策是在前期“傳統手段”效果不顯著，甚至“失靈”的特殊條件下“極端”的選擇。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歐洲、日本等西方國家陷入了實質性的全面危機，連續降息的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一度被西方各國頻繁使用，但不僅至今效果仍不顯著，而且降息的空間已經微乎其微了，降息這一宏觀經濟調控“傳統手段”已然使用殆盡。因此，利率杠桿的“傳統手段”在用盡后，西方各國政策的選擇余地越來越少，在極度困難的情況下推行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自然浮出“水面”，這種貨幣政策被多數專家和學者定論為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環境的產物。由此，一方面表明，不僅當前西方經濟與金融惡化狀況仍未改善，而且目前可選擇的刺激經濟和活躍市場的“良藥”已經不多，一旦連“定量寬松”政策都難以奏效，達不到政策目標，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形勢將何去何從令人擔憂；另一方面表明，當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并非協調一致，“定量寬松”政策只是西方各國根據各自的現實經濟與金融狀況采取的中短期行為，一旦形勢發生新的變化西方各國經濟與金融政策上的“搖擺性”將進一步體現，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將有可能“迷失方向”，西方國家將如何協調經濟與金融政策，能否在政策上達成共識令人懷疑。

從某種意義上看，刺激經濟的“定量寬松”政策與“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在實質上有著本質的區別。其最大的區別在于四個方面的不同。一是實質上的不同。“定量寬松”政策是貨幣當局針對市場流動性萎縮注入的一劑“強心劑”，是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過程中任何舉措都難以發揮作用的無奈之舉；而“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是從宏觀調控的政策角度增加貨幣供應量，擴大消費，為經濟的復蘇注入活力。二是政策導向的不同?！岸繉捤伞闭呤秦泿女斁滞ㄟ^印鈔票擴大市場投放量，政策的導向是加速貨幣貶值，貨幣的發行量如果大幅度高于商品流通所需要的數量，貨幣的貶值在一定的期間內將難以控制；而“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政策的導向是，推動貨幣信貸的積極性和消除貨幣投放存在的障礙，從而促使加快貨幣投放的規模和速度，并從財政收入中拿出適量的資金有計劃地向市場注入資金。三是最終效果的不同?！岸繉捤伞闭咦罱K效果的側重點往往體現為經濟的“虛擬”擴展，對實體經濟的作用并不大，缺乏持久性；而“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最終效果的側重點是體現在實體經濟，具有較強的長期性和穩定性。四是潛在風險程度的不同?！岸繉捤伞闭邼撛诘娘L險體現在貨幣市場貨幣供給大于貨幣實際需求，必然導致貨幣市值或購買力下降，風險的性質是社會總需求大于社會總供給的通脹風險，其潛在的風險有可能在全球范圍擴散；而“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雖然也存在著潛在的通脹風險，在財政方面通常表現為財政收入下降和財政支出上升同時出現，但在通脹下行趨勢已經確立和財政積累充分的情況下，只要政策力度適當并靈活調控，其通脹風險相對較小。因此，當前西方國家盛行的“定量寬松”政策是一種不負責任的短期行為，而現階段，中國采取的“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與“定量寬松”政策有著實質性的區別，這種不同性質的政策博弈將有可能延續一段時間。

二、西方向“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斜

“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并非近期美聯儲出臺的貨幣政策，早在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美聯儲就多次表示“需要采取靈活的貨幣政策來應對經濟和金融風險”，加大“非傳統手段”力度，暗示美聯儲貨幣政策將發生變化。事實上，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后，在美國金融領域系統性危機進一步加劇，資本市場狀況不斷惡化的情況下，美聯儲就已經在考慮和推行“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在大規模向市場注資救市過程中，已經“自覺”或“不自覺”地悄然向“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傾斜。

盡管當美國“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一出臺，便遭到多方非議和經濟學界的普遍質疑，但并沒有阻止美元的泛濫和無節制的發行，導致世界各國美元外匯儲備價值縮水風險進一步增大。一方面美元大量流向世界，另一方面各國對美元的任意發行又沒有任何制約機制，美元的特權超越了國家范疇。不僅如此，美國的做法也被越來越多的發達國家和經濟體所仿效，英國、日本、瑞士、加拿大等國貨幣當局也紛紛宣布開始實施“定量寬松”的貨幣政策，向資本市場和實體經濟注入流動性。美聯儲宣布出巨資購買長期國債和抵押貸款證券后，不久歐洲中央銀行隨即宣布將主導利率從1.5％下調至1.25％，并宣布在未來將“很有分寸”地進一步降息，同時還將采取一些“非常規的措施”促進經濟復蘇。鑒于歐洲經濟衰退的持續深化，我國自2008年10月以來已經第6次降息，降息的作用和空間越來越小。而歐洲央行的所謂“非常規的措施”諱莫如深，市場紛紛猜測。依照歐洲央行的解釋，“非常規的措施”包括向銀行提供長期貸款，或者通過增發貨幣購買歐元區公司債等。盡管受歐盟法律的限制和歐元區成員國的協調上的困難，歐洲央行通過增發貨幣直接購買各國國債的難度較大，但一旦成形，意味著歐洲繼美國之后大量向市場投放歐元，歐元外匯儲備價值縮水的風險也將隨之而來。

雖然，當前西方貨幣政策的重心由“傳統”的利率杠桿向“非傳統”的“定量寬松”傾斜，但從“定量寬松”政策的本能看畢竟是“非常時期”的產物，帶有“應急”和“救援”性質，是中短期行為，不具有長期性和持久性。一旦經濟與金融狀況好轉，市場流動性得到恢復，“非傳統”的“定量寬松”政策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西方貨幣政策的重心也會回歸到“傳統”的利率杠桿宏觀調控上來。但另一方面，當前西方“定量寬松”政策到底會延續多長時間?其力度是否會進一步加深還是逐漸減弱?“定量寬松”工具的使用能否使西方國家從經濟與金融困境中擺脫出來?目前難以定論，需要一段時間的觀察同時取決于形勢發展的變化。其主要原因是：首先，目前西方整體經濟與金融形勢依然處在戰后最困難時期，金融危機導致西方金融系統捉襟見肘，經濟衰退導致西方“元氣”大傷，西方國家要從經濟與金融困境中擺脫出來并不容易，由此“定量寬松”政策延續的時間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西方整體經濟與金融形勢的變化和發展；其次，西方各國“定量寬松”工具的使用，盡管在表面上是增加貨幣的投放量，帶來的是西方“貨幣貶值戰”，可看到的潛在風險是“通脹”壓力復出，但最終將達到什么樣的效果，是否會帶來更新、更多的問題，還是一個未知數，由此“定量寬松”使用的力度取決于產生效應的大??；其三，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過程中，西方各國出現的問題以及衰退和危機的程度各不相同，在應對經濟與金融危機上政策的協調存在著各種分歧，許多具體問題上的“患得患失”使西方各國在政策的使用上難以達成一致，“各行其是”是西方國家面對危機的“通病”，而“定量寬松”政策的使用無非是西方各國試圖“轉嫁”危機的體現，由此依靠“定量寬松”工具的使用來挽救西方整體經濟是不可能的。

三、“定量寬松”政策對中國的影響

關于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評估，及其后續的影響和潛在的風險，經濟學界議論紛紛，但無論結論如何，不可否認的是：擴張性的“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既有“轉嫁”危機的性質，也有“釋放”風險的性質，最終結果將有可能導致全球性的通脹。隨著中國經濟與資本市場融入全球化程度的進一步加深，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危機的“轉嫁”將對中國產生一定的影響，影響的程度將緩慢加重，影響的層面也會擴大，其中更多地體現在國際儲備資產價值、國際結算和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上漲層面上的風險，中國將如何應對西方風險“轉嫁”帶來的沖擊，無疑是最現實的挑戰，也是需要論證的新課題。

從全球層面看，在當前全球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尚未見底的情況下，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如果美國等有關國家不適度掌握貨幣的投放量，極有可能會“培育”出新的資產“泡沫”，并引發新的類似于通脹、貨幣和信貸危機。特別是美元作為國際支付的主要貨幣，并且各國的外匯儲備都以其為主，在美歐“定量寬松”貨幣政策下，一旦新一輪危機降臨又對本國貨幣缺乏信心時，必然要使用外匯儲備來注資救市，從而外匯“泡沫”將會被進一步放大。外匯“泡沫”放大的同時，金融危機在全球的影響也會增大，世界經濟將有可能被金融危機、經濟衰退和主要貨幣波動的惡性循環所困擾，各種危機爆發的頻率也會進一步加大。當前，各新興經濟體國家與發達國家同樣正在承受著金融危機的不斷沖擊，而且將有可能導致亞洲新興經濟體成為繼歐洲和日本之后金融危機的又一“重災區”。與此同時，美國等西方國家金融危機的蔓延過程和相繼出臺的救市措施更像是不斷“轉嫁”危機的過程和手段，先是將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紛紛“拉下水”，而后是設法“脫身”將危機“轉嫁”給其他經濟體。事實上，從美歐出臺的一系列救市方案看，既有“轉嫁”危機的貿易保護主義色彩，又有貨幣政策上不負責任的放任貨幣貶值的嫌疑。

從中國國際儲備現狀看，由于世界上主要貨幣已經進入“定量寬松”貨幣政策時期，對擁有近2萬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中國來說，由于外匯資產儲備幾乎都是西方主要貨幣為單位的債券和資金，甚至還在繼續增加，風險自然大于其他經濟體。目前，中國僅持有美國證券類資產金額就已超過1.3萬億美元，其他西方國家的證券類資產金額也有一定的規模。隨著2009年美國等西方國家超過萬億國債的發行和通過發行貨幣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必然導致美元等西方貨幣的貶值，中國的外匯資產儲備價值也將相應出現大幅度縮水。與此同時，美元等西方貨幣的貶值有可能再度引發全球性通脹，并將可能帶動新一輪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價格的上漲，導致中國承受更大的通脹壓力。另外，美元等西方貨幣的貶值將導致中國出口更加艱難，出口產品在結算中也將面臨巨大損失，實際上近期中國在國際收支和資本流動變化中，已經出現了外匯價值的負增長。因此，鑒于當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推行與西方貨幣的泛濫，中國貨幣當局正處于安全與收益之間權衡的兩難選擇。如何從外匯儲備的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層面擺脫困境，既保證外匯資產儲備的安全，又可通過購買西方國家債券獲得較好的收益，需要從存量、流量管理和構成三個方面人手：首先，在外匯資產的存量上采取靈活的調整，保持存量的合理與適度；其次，由于流入我國金融市場的投機性“熱錢”具有一定的隱蔽性，“熱錢”的載體既多樣化又很難監測，其規模和走向難以判斷，增大了我國資本市場的不確定性，因此對外匯資產流量管 理的力度亟待加強；再次，外匯資產儲備構成的多樣性、穩定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權衡選擇需要多方論證。同時，我國的外匯儲備戰略應當與現實的國際經濟與金融環境相適應，政策導向應主要體現在國家經濟與金融安全領域，加強對西方國家經濟與金融政策變化的評估和論證。

同時，受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的影響，以及中國現行的“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已經在國內貨幣市場發揮作用，在目前國內市場上貨幣供應量相對充足的情況下，需要加強對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以及自身潛在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因此，在現階段需要適時調整“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首先，放緩國內市場上貨幣投放量的增速。逐漸回歸貨幣投放的常態，防止經濟復蘇過程中再度陷入流動性過剩的陷阱；其次，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帶來的輸入性貨幣擴張和通脹風險的防范，其中包括西方貨幣進一步貶值，以及國際市場能源等大宗資源類商品價格上漲的影響，對通脹預期要有正確的判斷，及時調整政策的導向。

在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的環境下，增加貨幣的投放量和放寬信貸是刺激經濟復蘇的必要措施，但未來全球經濟復蘇過程將極有可能與全球性通脹風險同時出現，政策導向的“拐點”需要與形勢的發展相適應，而不是“滯后”，并加強市場追蹤監測，把握調控的力度。近期中國新增人民幣貸款增速開始減緩，據中國人民銀行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08年9月以來新增人民幣貸款金額歷史新高一次又一次被改寫，到2009年3月份創下歷史天量，達到1.89萬億人民幣，4月開始大幅度回調，為5918億人民幣，意味著在流動性充裕的情況下中國信貸增長規模開始逐漸向理性回歸。雖然，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經濟與金融政策的導向已經出現“拐點”，政策導向開始向防范通脹預期風險傾斜，但也不能否認，中國“積極貨幣政策”和“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出現了減弱的跡象，說明目前中國國內流動性不足問題已經解決或基本解決，已經在考慮如何防范潛在的通脹預期風險。

四、“定量寬松”政策與特別提款權的改造

2009年4月初召開的G20倫敦峰會上，各國承諾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增加5000億美元的“可貸資金”，這一方面是為共同應對金融危機采取的舉措，另一方面是為今后推動IMF特別提款權(SDR)構成進行改造的重要步驟。G20倫敦峰會前夕，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提出的在IMF現有的SDR基礎上，構建“超主權國際儲備貨幣”的建議一方面是針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回應，另一方面也包括了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構想。與此同時，G20倫敦峰會上中國承諾向IMF增資，這是中國為實現與國際金融機構建立良性互動的體現，也是為改造IMF現有SDR做出的努力。

關于IMF現有SDR改造的相關議題由來已久，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改革的呼聲不絕于耳，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出臺，改造SDR的構成成為國際社會和有關國家關注的問題。G20倫敦峰會后，IMF啟動了機構內部的相關改革，除了推進機構成員國表決的改革，IMF將啟動2500億美元的新增SDR分配方案(約合1670億SDR)。為了逐步使成員國持有的SDR趨于合理與均衡，新增的SDR將按照現有份額比例對185個成員國進行分配，其中按照中國現有份額比例中國將獲得約62.8億SDR(約合93億美元)。與此同時，在2009年4月25日IMF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會議上，IMF總裁卡恩表示，IMF將考慮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這將是IMF建立以來首次通過發行債券的方式籌集資金。雖然本輪增資將不涉及IMF各成員國份額及投票權的調整(將在2010年討論份額調整問題，計劃最早在2011年初執行新的份額)，但IMF的改革從新增SDR分配方案就此拉開了序幕，由此人民幣國際化也迫在眉睫。

為避免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對我國外匯貶值帶來的風險，保障外匯儲備和對外投資的可靠性和安全性，周小川提出“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的建議“事出有因”，并非媒體渲染的“中國要終結美元時代”，也不能被視為“人民幣挑戰美元”。周小川的建議得到新興經濟體國家以及IMF等的支持，但美國反應十分強烈，反對創造一種新的國際貨幣取代美元，同時歐盟和各發達國家的基本態度也十分“曖昧”。盡管周小川的建議在國際間存在著巨大分歧，但有關問題的討論和論證在金融界與媒體展開，其中也包括對IMF現有SDR改造的思考。且不論西方“定量寬松”貨幣政策的是非曲直，中國等新興經濟體在目前金融危機環境下選擇的余地十分有限，外匯資產的安全性和可靠性系數的下降，中國也需要對外匯儲備資產的安全進行評估和重新審視，不能一味地依賴于美歐的“信用”，而“創造超主權儲備貨幣”與IMF現有的SDR是否需要進行改造的論證也自然會浮出“水面”。

目前，在國際金融體系中，國際金融機構——IMF仍被世界各國視為不可取代的國際性金融機構，其作用世界各國和國際組織也有目共睹。IMF在國際金融領域中的作用的體現最重要的是SDR，是IMF擁有的內部儲備資產，是IMF的計量單位，具備國際結算、儲備和各國據此獲得IMF貸款的多重功能。SDR是IMF1969年創立的，由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四種貨幣構成，目前美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分別約占權重份額的44％、34％、11％和11％，通過這四種貨幣加權定值。SDR用于政府與國際組織之間的國際結算，成員國也可在短期內用SDR來平衡國際收支，SDR除了具備國際結算功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具備國際儲備功能。SDR國際儲備防范風險功能的核心也是SDR的構成并非單一貨幣，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單一貨幣的風險，因此許多國家把特別SDR視為“超國家主權”的“紙黃金”，尤其是SDR的構成國不斷向IMF注資，主要原因是為進一步增加其在SDR的權重份額。雖然目前美元在SDR構成的權重份額仍占大頭，但已經不足45％，與世界各國美元外匯儲備比例相比相對偏低，特別是與新興經濟體國家七成的美元外匯儲備相比低了近三成。由此可見，SDR的構成與單一美元國際儲備的風險相比相對要低，而占其份額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也決定了安全系數。

SDR創立40年來，始終沒有大的變化，幣種范圍也沒有擴大，其根本原因是SDR自創立以來主要份額一直由西方發達國家把持，其中主要原因不僅是美、歐、日注入資金的比例決定了其發言權，另一個不能否認的重要原因是SDR的構成。因此，盡管中國向SDR提供一定數量的資金可提高中國在IMF的話語權和投票權，考慮在IMF發行債券的情況下購買IMF發行的債券也可減少因美元資產過多帶來的風險，但僅依靠提供資金爭取更多的話語權和投票權，購買IMF發行的債券以此規避國際儲備風險，并非萬全之計。從中國與其他新興經濟體目前的財力來看，試想就是“傾囊”之力向IMF提供資金，所能夠獲得的話語權和投票權也將十分有限(目前中國在IMF擁有的份額僅為3.72％，美國為16.78％)，何況成本之高不堪重負?？紤]IMF發行債券來購買IMF債券，盡管國際儲備風險得到分攤，但并不等于沒有風險，且不僅這類債券的發行收益率將相對“低廉”(由于IMF是多邊機構，如果在國際市場上發債票面利息將會較低)，而且IMF采用何種方式發行債券是一個問題，如果債券以美元或者歐元計價，技術上可能復雜一些，短期內實現的可能性要小。

另外，現有SDR構成的定值也越來越顯現出它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應擴大到世界主要經濟體和國家。因此，推動IMF現有SDR的改造，擴大SDR構成貨種的范圍，使SDR的構成貨種更加多元化，由更多的國家根據在SDR構成的權重份額共同承擔風險和共同承擔責任。而SDR構成的改造和范圍的擴大，首先應增加新興經濟體國家權重的比例，并考慮將相對穩定的幣種融入其中，其中人民幣在實現可自由兌換的條件下自然也應是SDR構成的選擇，使SDR構成的權重份額相對均衡與合理。由此，IMF現有SDR的構成是否需要改造的論證，不僅關系到有關國家的國際儲備安全，也是能否有效共同擔負國際金融安全責任的重要方面。

外匯儲備的基本功能主要是各國用于國際收支結算和防范金融風險，如果外匯儲備風險加大，外匯儲備自身安全得不到保證，在國際收支結算中的損失難以估量，同時本國金融安全也相應降低，事實上國際儲備資產的安危已經被美元所左右。而如果從美元儲備的風險考慮，調整國際儲備的構成，僅僅從換成了歐元、英鎊或日元、澳元，以及購買原油期貨、貴金屬等方面減少風險并不可取，更不要說無條件地繼續大規模購買美國債券。從當前的國際貨幣市場和期貨市場看，國際外匯市場匯率的變化，隨著各國貨幣政策的變化匯率的變化將更加反復無常；國際期貨市場的變化，隨著國際經濟和金融形勢不確定性因素的增多，以及投機性“熱錢”的入市和撤離，中短期風險不斷加大。由此，從上述國際儲備構成的調整，中國的選擇余地的空間越來越狹小，甚至有時會陷入無奈，承受來自諸多不確定的風險。雖然中國龐大的外匯儲備是客觀現實，也可以說是無奈之舉，但并不等于沒有回旋余地，而IMF現有的SDR構成的改造則更具有現實性，也是中國長遠國際金融戰略考慮的選擇。

篇6

一、東亞匯率合作方案及評述

1．東亞美元本位

麥金農分析了東亞匯率制度的困境，提出了“東亞美元本位”的構想。在這一構想下，東亞區域內各國(地區)將本幣與美元建立一個長期的固定的比價關系，區域內貨幣間的匯價也相對穩定，從而形成一個統一的匯率合作區。

麥金農對東亞貨幣釘住美元的原因進行了分析。首先，在整個東亞地區的貿易活動中，絕大部分是以美元計價的，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為該地區的國內價格穩定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名義錨。在一個更微觀的層面上，單一釘住美元有助于單個貿易商和銀行家更好地對沖他們的外匯風險。其次，東亞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金融市場不完善(稱之為“原罪”)，在這種情況下，所有的國內投資要么存在著幣種上的不匹配，要么存在著期限上的不匹配(稱之為貨幣“錯配”)，從而造成金融體系的脆弱性。為了降低風險，最優策略當然是建立、健全國內債券市場；較為現實的次優策略是政府逐日或逐周地穩定本幣對美元的匯率，以防范匯率風險。他通過超風險溢價模型的分析得出了存在名義錨的釘住匯率制優于浮動匯率制的結論，并指出危機之后東亞各國貨幣高頻釘住美元的現象反映出釘住美元的合理性。

對于為什么集體釘住美元的原因，麥金農認為，東亞地區是一個“自然的貨幣區”，其中任何國家(地區)能否成功地將美元作為名義錨、釘住美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其他經濟伙伴或競爭對手能否牢固地釘住美元。因此，東亞地區應實行一種“集體名義錨”，即東亞美元本位制。在實際操作上，東亞美元本位制的最大優勢在于簡單易行、轉換成本低。目前相當多的東亞貨幣相對于美元的浮動被控制在很窄的幅度之內，實行統一的美元本位制不用對既有匯率制度進行根本變革。

評述：東亞美元制的優勢在于，通過維持本幣對主要貨幣(美元)的匯率穩定來提供一個明確的名義錨和一個非正式的風險屏障，確立了本幣的長期預期，從而避免了浮動匯率的頻繁波動性，減少了投機帶來的匯率超調和以外幣債務共同導致的金融不穩定。對于小經濟體來說，如果區域內所有國家都釘住美元，那么區域貨幣合作自動達成，東亞區域金融將實現穩定。但是，這種匯率安排的構想也存在一定的缺陷。

(1)最大缺陷在于忽視了日元的作用。東亞經濟關系具有多元性，無論在貿易、投資金融領域，東亞其他經濟體與日本都保持著密切的聯系，當東亞其他經濟體釘住美元而日本保持浮動匯率時，日元兌美元匯率波動必然通過日本與東亞經濟體的貿易、金融交易渠道導致經濟的波動，進而成為金融不穩定的源泉，1997年的危機已經證明了這一點。而對于這一問題的解決，如果如麥金農教授所說，讓日元也加入東亞美元體系，對美元匯率保持固定，目前來看還不具有現實性。

(2)集體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無法避免釘住匯率制的缺陷。首先是釘住國要承擔喪失貨幣政策獨立性所帶來的成本；其次，更為重要的是，如果東亞經濟體不能滿足最優貨幣區的標準，將會不可避免地受到非對稱性的沖擊。這是因為雖然匯率固定了，但是經濟周期等諸多影響匯率變動的經濟因素的變化難以同步，隨著時間的推移必然發生名義匯率與實際匯率的背離，成為又一次金融危機的隱患。

(3)仍然難以擺脫以一國貨幣為釘住目標的“特里芬困境”。東亞事實上釘住美元長期以來積累的對美順差和美元貶值的壓力表明，東亞事實上存在著“特里芬困境”，不可避免的，在未來集體單邊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將更多受制于美國經濟走勢及美國行為的影響。

2．日元區

關志雄、大野健一等日本學者提出了東亞構建“日元區”(Yen Bloc)的建議。其核心內容是把日元作為東亞地區的基軸貨幣，使日元在東亞承擔馬克在歐洲貨幣體系中的地位，以日元作為駐錨貨幣建立起區域性匯率聯動機制。

這一建議引起了一些學者的懷疑，Yung Chul Park和Won－Am Park認為，日元區不具備建立的可能性。原因在于，第一，日本仍然高度依賴美國市場，缺乏吸收亞洲更多進口的能力。第二，日本的先進技術和較高的儲蓄率使得亞洲國家的貨幣常常要對日元貶值，以防止它們經常收支的惡化。第三，亞洲國家不愿放棄貨幣的自主權，也不能容忍通貨膨脹——失業平衡的惡化。第四，以日元為中心的貨幣同盟不可能縮小成員之間的通貨膨脹的差距。最后，亞洲國家擔心貨幣為政治同盟鋪平道路。

評述：日元作為地區共同貨幣存在諸多障礙。除了日本狹小的國內市場不足以吸收亞洲地區的貿易和投資外，日本國內金融市場相對封閉、日元國際交易市場不發達，以及日元作為國際貿易計價手段日趨呈下降趨勢等，都使日元不具備擔當起區域本位貨幣的可行性。而且，日本在區域經濟合作中沒有擺脫自我中心主義的短視行為，這反過來又強化了本地區其他經濟體對日本的不信任情緒?？偟膩碚f，由于東亞對外經濟關系呈現出明顯的多元化特征，釘住單一貨幣的做法存在著較為明顯的弊端。無論是建立美元區還是日元區，都不可能避免來自外部的金融沖擊。不過，對于與日本存在著較為密切貿易聯系的東亞小國來說，在其釘住的貨幣籃子中增加日元的權重，將會對減少貿易流的波動比較有利。

3．共同釘住一籃子貨幣

對于釘住共同貨幣籃子的方案，主要涉及三方面問題：一是應采用嚴格的釘住制度還是采用可調整釘住制度?二是釘住的貨幣籃子是由區域內貨幣構成還是釘住區域外貨幣?三是在貨幣籃子中，各幣種應占多大比例，即最優貨幣籃子的權重選擇的依據應當是怎樣的?根據目標貨幣籃的構成和釘住方式的不同又分為四類方案。 　方案一：一籃子目標區爬行釘住方案(bbc規則)。

關于釘住匯率是否可調整以及調整幅度問題，williamson提出了一籃子目標區爬行釘住方案，dorabush和park將其稱作bbc規則(basket－band－crawling)。bbc規則的主要內容包括：(1)東亞各國實行釘住美元、歐元和日元一籃子貨幣的貨幣制度；(2)各國根據整個區域對外貿易的比重來確定區域內各國釘住主要貨幣的權重；(3)區域內每個國家宣布一個釘住一籃子貨幣的中心平價水平，并單邊確定平價浮動的范圍；(4)合作階段每個國家依然可以保持原有的匯率制度；(5)采用了麥金農的“復位法則”，當受到大規模貨幣投機性沖擊時，各個國家可以暫時中斷釘住匯率，但此后必須把匯率重新調整到舊的或者是新的均衡水平；(6)鑒于各國的經濟基本面變化和相應的匯率失調是難以避免的，可以允許區域內成員根據經濟基本面變動調整中心平價水平或者是平價波動范圍；(7)建立類似于歐洲短期金融便利的融資機制，幫助成員國抵御貨幣投機的沖擊。這一方案的優點是比較靈活，便于操作，增強了區域內各國匯率的穩定性和可預測性。缺點是容易強化對區域外貨幣的過度依賴，而且各個經濟體選擇相同的貨幣籃子權重，忽視了各國貿易方向的差異，可能導致各國在權重選擇問題上的分歧。

方案二：釘住由東亞區域內和區域外貨幣共同構成的混合貨幣籃方案。

即建立一種由東亞區域內的基軸貨幣和區域外的基軸貨幣共同構成的貨幣籃，并將本幣同這種“混合駐錨”型的貨幣籃建立固定比價關系，從而實現同時穩定區域內貨幣與區域外基軸貨幣間匯價，以及穩定區域內貨幣間匯價的目的。對最優貨幣籃構成的研究結果有：(1)日本學者ito和ogawa就美元和日元在貨幣籃中的構成比例進行了計算，他們的研究結果顯示，出口產品競爭力低于日本的泰國和印尼希望貨幣籃中美元和日元保持相同比例，而對日本產品具有較強競爭力的韓國、新加坡等希望提高日元的比例。(2)日本富士綜合研究所的研究顯示，亞洲各國(地區)共同釘住貨幣籃的最佳選擇是美元、歐元和日元各占1／3。(3)ogawa和kawasaki認為，由于東亞貿易結構在近些年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既包括區內的貿易聯系，又包括與美國和歐盟的貿易聯系，而且與各區域的貿易聯系有加強的趨勢，所以，東亞應該建立由美元、歐元、日元和其他區內貨幣組成的貨幣籃，各種貨幣權數的選擇應該與對外貿易聯系相一致。

方案三：釘住區域內貨幣構成的貨幣籃子，同時對區域外貨幣保持浮動。

篇7

1. Token經濟出現的歷史必然性在現有的經濟體系中，市場交換的基礎是私有產權，即法律以所有權的形式把權利指派給特定個體，明確界誰在法律上擁有什么。確權的方式為法律，而法律在制定和執行的過程中有大量的人工干預（陪審團），有漏洞可尋。而且多中心化和冗長的產權交換流程（不動產或汽車）無法讓確權和執行綁定在一個原子級的操作中（技術角度即封裝在一個事件中，要么成功要么不執行），因此才會出現眾多的老賴。

清晰界定并嚴格執行的產權能夠促進現存稀缺資源的有效使用，而社會經過漫長的發展，目前的中心化確權制度，已經無法安全有效地覆蓋到價值交換的各個領域。隨著人們價值觀的多元化和線上聚類的便捷性，不同價值觀的人群需要獨立的價值體系，人們也在不斷地嘗試，比如Q幣、積分、會員卡、購物卡等，但都沒有脫離中心化的桎梏，而隨著比特幣的火爆，走進大家視野的除了底層的區塊鏈技術，還有Token經濟體系。

2. Token是什么2.1 Token的定義Token英文釋義為代幣；令牌，現在得益于通證派的不懈努力，國內普遍翻譯為“通證”，通證派對它的定義為：可流通的加密數字權益證明，是基于價值互聯網的可信任的價值共識的數字化載體。意味著現實世界的各種權益證明（股權、債券、積分等）都能以Token的形式，放到數字世界里流通。舉個不太恰當的例子，可以想象成黑客帝國或者綠洲里的貨幣，不同的是，Token代表著對應角色在真實世界里的權益，有價值支撐。

2.2 Token的三個層次數字法幣：

主權或超主權貨幣；

由國家信用背書，行法幣功能；

將引發貨幣政策和商業銀行系統根本變革。

有人可能會將數字法幣和電子支付混同，兩者的發行權都為央行，但電子支付的核心其實是依托現有的銀行賬戶，通過數字的流轉實現了價值的轉移。用來支付的賬號上顯示的數字，更像是銀行授予你支付和提現的信用，而真實的貨幣一直躺在銀行里。數字貨幣因為本身的數字屬性，所以價值轉移和貨幣轉移能夠同時實現，錢包里的數字代表著實際的價值。

數字貨幣：

社區內代幣，由社區成員共同背書；

在社區內充當價值計量、存儲和交換媒介；

可自由兌換為其他數字貨幣甚至數字法幣。

如ETH和EOS等公鏈Token。

通證：

由個體或組織發行；

代表一定范圍內的價值共識，特別是可兌現、可交易的商品、服務及權益；

有內在價值。

其實還有一種，就是沒有價值支撐的空氣幣，雖然市面上現有的Token大多數都屬于此類，但不在本次討論范圍之內。而數字法幣也由于其特殊性，暫時不做深入探討。

通證的價值：

一直在說通證需要真實的價值支撐，價值又是如何體現在Token中的？

首先，Token要有物權屬性，能夠代表使用權，可交付實際物品或服務；其次，Token有流通屬性，至少在生態內是硬通貨；最后，在具備前兩者的基礎上，自然具有投資屬性，代表收益權，未來可以持續產生收益，升值空間隨著前兩個屬性的增加而升高。

以ETH為例，享受公鏈提供的基礎服務，在以太坊上運行智能合約，需要燃燒用ETH購買的Gas，因此持有ETH即意味著擁有調用以太坊系統資源的使用權，這即是其物權屬性； 而當生態內應用增多，不同應用間基于ERC-20協議的Token都需要通過ETH來進行生產資料的交換（包括ICO也使用ETH），此時ETH也具有了流通屬性；ETH雖然每年增發貌似降低了其投資價值，但考慮到其生態中應用的數量多，每個應用都需要燃燒Gas，而且以太坊即將轉為POS機制，會造成很大一部分幣為了掌握投票權被保留且希望獲得更多投票權的節點會大量買進而推高幣價，因此ETH也具有了投資屬性。

3. 區塊鏈和Token的結合3.1 兩者相互依賴缺少區塊鏈技術作為一致性和安全性保障的Token無非是Q幣、螞蟻積分，而缺少通證激勵體系的區塊鏈，也無非是分布式存儲技術，區塊鏈和通證思想相互成就了對方，只有和區塊鏈技術結合的Token才是真正意義上的通證。

區塊鏈以密碼學為共識基礎，其去中心化、分布式存儲特性為通證提供信任基礎，使認為篡改記錄、阻礙流通、影響價格的難度指數級提升，對通證代表的權益提供了可靠保護；同時區塊鏈也是適合于進行價值交換的基礎設施，價值的載體是通證，交換的基礎是高度可信，這樣的系統之間摩擦很小，通證的流通速度越快，也就具有越高的價值。

3.2 兩者的結合方式區塊鏈和通證構造的新產品形態，如元道先生所言，大概率在以下兩種中形成一種。

前者就如現在的移動互聯網，安卓/IOS兩大寡頭瓜分市場，基于某兩條高性能的特定主鏈開發對應的應用，而使用上也需要兩種經濟形態并行，這與去中心化的理念相悖，也影響開發效率；后者類似傳統信息互聯網，有一個類似IP協議的跨鏈通訊層，對下要能夠兼容多個基礎鏈，對上要能夠支持各種通證應用，但是它本身需要非常規約，最好規約到一個協議上。

而無論在何種形態下，通證都連接基礎鏈和應用，是打造大規模強協作平臺不可或缺的經濟激勵方式。區塊鏈用技術手段解決共識的合法性和一致性問題，Token解決數據的真實性問題，看起來天衣無縫，但依舊存在著問題。

3.3 通證無法解決的問題通過發行通證作為經濟激勵工具，根據貢獻分發Token激勵；系統中每個角色都持有Token，持有越多的人越有動力去維護系統正常，作惡會讓系統不受信任，影響力下降，Token喪失流動性，進而失去價值，從而懲罰作惡的人。這一段在比特幣上驗證過的完美的邏輯，卻在最近BTG遭遇到的51%雙花攻擊中被證明，模型終究只是模型，人性總會戰勝機器。

攻擊者通過下圖所示的過程，在本次攻擊中獲得價值達1.1億人民幣的BTG。

市場反應需要一定時間，在時間差內攻擊者已經利用通證的高流動性和跨邊界的特性將Token兌換為了其他數字貨幣甚至法幣。在設計Token經濟體系時，不能孤立地局限在自有產品內，共識機制需跳出原有狹義領域，從項目共識升級為生態共識。當生態封閉時，懲罰機制可以有效防止作惡，但失去流動性的的Token，其獎勵效果大打折扣；而當生態豐富時，懲罰機制懲罰的卻很可能是循規蹈矩的用戶。

例如BTC總量2100萬枚，如果有大量Dapp部署在比特幣系統網絡上，每個Dapp的Token都與BTC掛鉤，用BTC做ICO，相當于金本位時代不斷印鈔，黃金的儲藏量和產量卻固定。最終結果是貨幣體系和黃金脫鉤，黃金成為避險資產，支撐貨幣的變為信用，背后是強權和稅收。

4. Token 系統設計Token經濟系統包括建立數字身份，資產數字化并上鏈，Token權益設計，Token的分配、流通機制和價值錨定等步驟。雖然“去中心化”概念非常熱門，但在Token系統中，并不能完全去中心化，在初次分配中，項目方一定要預留調控手段，能夠對二級市場施加影響，不光是對幣價的調控，也包括對Token流向、生態內不同角色權益和流通邊界的調控。好比說財政政策和行政手段是中心化的強硬控制手段，那項目方要做的，就是在既定的規則范圍內，利用初次分配時預留的Token實施貨幣政策，但無法隨意增發，相對于傳統經濟中的中心，難度要高上很多。

4.1 構建唯一的可信數字身份Token承載著價值，Token的流通即是價值的轉移，在現有的信息互聯網上實現價值轉移，需要基于可信的第三方中心做信用背書。中心之間數據隔離，用戶在每個中心上都有獨立的身份體系，將用戶的屬性和行為都割裂開來，無法形成唯一且可信的數字身份。

區塊鏈系統數據分布式存儲、不可篡改和匿名性的特點，可以讓公鑰私鑰對成為公鏈上唯一的數字身份，在公鏈上的生態中產生的數據都權屬于此數字身份，數據的產生、存儲和使用過程，都牢牢掌握在用戶手上，對于用戶和系統來說，此數字身份雙向可信。

4.2 資產數字化在現實世界中，產權明確歸屬于法人或自然人這樣的身份下，那么在數字世界中，擁有了數字身份后，也就要明確數字資產的產權。數字資產既可以是線上產生的數據、挖礦挖出來的Token，也可以是數字化后的現實資產。其中現實資產既用非標通證來進行Token化方便流通，也可以直接通過智能合約進行C2C的產權/使用權讓渡。

如果在物聯網時代，想將一臺車數字化，只需車載系統內置數字鎖，通過智能合約將解密權限授予某個私鑰即可，房產也是如此，所有資產都會有內置系統，通過系統內的智能合約即可確權。

而目前線下資產的數字化，必然涉及傳統中心機構的確權，而經過線下確權的資產，上鏈之后也就失去了匿名性。比如現在如果想將一間房數字化，也可以增加一把數字鎖，不過卻只能是一把數字密碼的物理鎖，但如果我有物理鎖，隨便鎖上一間房，它就是屬于我了嗎？顯然不是。因此加鎖的行為，必須建立在資產已經確權的情況下，而現在的確權，依舊只能通過中心化機構的實名認證，可想而知，這樣的資產上鏈，必然關聯到線下的真實身份。

4.3 Token權益設計Token所代表的權益，在之前通證的價值中已經進行闡述。物權、流通和投資三種屬性，可以在一種Token中體現，也可以分開設計，前者好比ETH，后者可參考Steem的Steem、SteemPower和SteemDollar的三Token設計。

4.4 Token的流通和分配機制Token的分配和流通基于權益設計的基礎之上，如基于ERC-20協議的標準通證的流通性大于非標準通證，重投資屬性的Token流通性小于重物權和流通屬性的Token，因為如果人們傾向于相信某個token具有儲藏價值，那么他們就會愿意持有這些token，而不會迅速兌換成其他東西。人們持有資產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預期這個資產未來會升值。

KYLE SAMANI指出，流通速度是影響token長期和非投機價值的關鍵，大部分的token無法提供令人信服的理由來說服持有者持有token超過數秒鐘。除去投機因素，具有高流通速度的資產很難維持長期價格的升值。而現在的幣圈，多數都是三權合一的設計，如何解決流通性和投資價值的矛盾，需要設計者在鼓勵持有(POS)和鼓勵使用（gas燃燒）的機制之間做好權衡。

Token的分配，首先需要確定Token的產出模式，相較于中心化機構的印鈔模式，通過智能合約限定Token的產出方式并公開源碼，更能體現初次分配中的公平原則。盡管創始團隊會在首次發行時預留一部分，但也是依據團隊所投入的勞動、資本、技術和管理等生產要素來進行分配，并且創始團隊作為治理方，也需要掌握一定量的通證，來彌補初始設計中的獎勵偏差（分紅），同時也要設計好回收機制，彌補分配偏差（Gas燃燒、幣安銷毀等）。

在根據挖礦等機制產出之后，Token在市場上流通并依據效率原則自發形成再分配。這其中包括了交易所二級市場和場外C2C，二級市場的流通主要基于投資升值，場外市場則更多注重與物權的流轉（非標通證）和Token的使用（節點競選、Gas購買）。

最后為了防止極端情況或由于分配機制設計不完善而導致的分配不均衡，項目方需要通過手中預留的Token進行調控，而絕不是為了操縱幣價收割韭菜而拉盤砸盤。

4.5 價值錨定價值錨定分剛性錨定和柔性錨定。剛性錨定就如SteemDollar(SBD），明確與美元的錨定關系為1SBD≈1USD，但除非如USDT那樣宣稱的有1:1的美元支撐，否則依舊存在波動性和溢價性。

柔性錨定就如般若鏈，核心在于系統資源和服務的調用，既可以使用法幣，也可以使用Token，兩者之間若出現價值差，則會出現套利者搬磚，通過市場調節實現法幣和Token之間的匯率錨定。

無論采取何種錨定方式，都需要有真實的價值支撐，無論是產品或是服務，都需得到市場的認可，否則幣價就好比空中樓閣，一旦泡沫破滅，便打回原形。

5. 結語區塊鏈系統作為大規模強協作平臺，如何避免協作者們出現《烏合之眾》中所述的群體智商低于個人的情況？《群眾的智慧》里給出的解釋是：群眾智慧依賴于四個前提，多樣性、獨立性、分散性和聚合能力，只有群體成員的觀點多種多樣且獨立提出時，聚合的人群才會體現出群眾智慧。

篇8

關鍵詞：歐債危機；影響；啟示

中圖分類號：F815文獻識別碼：A文章編號：1001-828X（2016）004-000290-01

一、歐債危機形成的原因

（一）受世界經濟危機沖擊，歐洲各國財政長期高赤字

由于2008年世界經濟危機的影響，歐盟各國陷入了嚴重的經濟衰退。歐盟2009年至2014年GDP增長率分別為-4.4%、2.1%、1.7%、-0.5%、0.1%和1.3%。歐元區國家2009年普遍出現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比例超過3%的情況。在危機的沖擊下，失業率不斷攀高，就業條件日趨惡化。對于歐債危機的起始地希臘來說，經濟結構不合理，嚴重依賴旅游業和航運業，更難以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為了刺激經濟，各國不得不使用高赤字的財政政策。

（二）歐元區貨幣和財政政策二元結構為債務危機埋下禍根

歐元區實施統一的貨幣政策，但與其關聯緊密的財政政策框架卻未能形成。歐盟1997年通過的《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了歐元區的各國年度財政赤字不能超過GDP的3%。但這一規定沒有充分考慮歐元區各成員國經濟發展的差距，故這一規定始終未能得到嚴格執行，關于債務的標準實際上喪失了約束力。因而，歐元區國家失去了利率和匯率兩大工具。只能依靠財政政策來調節各國的經濟。且一些國家遇到經濟困難時只能依靠成員國彼此之間的互救互助，歐洲央行卻不能對某一國家實行單一的救助。

（三）歐元區各國經濟結構失衡

歐元區各個國家經濟發展不平衡。德國、法國等國經濟發展較發達，德國一國的GDP就占歐元區GDP總量的20%。而希臘、愛爾蘭、葡萄牙等國經濟相對落后，且這些國家在經濟體制與運行方式上與德法等國也有較明顯的差別。在歐元區成立之后，德法等核心國利用制度、技術和資金優勢，享受了地區整合和單一貨幣區域的好處，壟斷了歐盟對外出口的絕大部分份額。強國和弱國之間的優勢與劣勢越來越明顯，甚至出現了經濟發展的兩極分化。經濟強國無法帶動弱國發展，經濟弱國的放緩同時拖慢了強國發展的腳步。發展后勁不足，又要籌措資金償還不斷到期的債務，所以歐債危機愈演愈烈。

二、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影響

（一）外匯儲備縮水，外債風險增大

根據相關專業機構的統計數據分析，中國投資于歐洲的外匯儲備的收益率近年來已降至零，甚至一度出現負的收益率。用真金白銀換來的外匯儲備因為主權債務問題貨幣當局超發貨幣和該貨幣的實際購買力下降而縮水。根據渣打銀行的統計，中國外匯資產中歐元占比達到25%，因歐元貶值使我國損失達到了350億美元。

（二）影響中國的出口貿易

歐盟沒能有效的遏制希臘債務危機，使得現在債務危機已經波及到葡萄牙、西班牙等國，大有席卷全歐之勢，使經濟危機之后的歐洲經濟復蘇難上加難。西方國家持續高失業率、高通脹、內需不足，各國政府對本國經濟的干預不斷加大，貿易壁壘手段層出不窮。而歐盟是中國最主要的出口市場，這對中國的對外貿易特別是出口造成了很大影響。而中國目前經濟下行壓力巨大，出口又受到影響，這在一定程度上給中國經濟造成很大壓力。

（三）金融市場受到沖擊，金融安全受到影響

投資者對歐洲債務危機的擔憂愈加嚴重，從而使國內金融市場短期內受到很大沖擊。歐債危機實質上是信用的過度擴張。與歐盟聯系緊密的中國國內企業即及銀行面對的風險也會隨之加大。此外，中國巨額的地方政府債務存在較大的隱患，很容易受到金融體系震蕩的影響。央行。國家外匯管理局等金融監管部門也進一步加強了觀測和預警，并采用了對沖等手段確保中國經濟不受大的沖擊，確保金融市場能夠健康、穩定、持續的發展。

三、歐債危機對中國的幾點啟示

（一）正視地方債務風險，逐步化解地方債務問題

2015年中國地方債務大約為16萬億人民幣，約占GDP的24%。隨著我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各地方政府為了促進當地的經濟發展，不斷從銀行取得信貸，加大對公共項目的投資力度，偏好于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希望以此拉動GDP增長。而這些項目投資回收期較長，自償能力較低，這就給地方政府留下了未來的債務負擔。這樣的做法，無異于歐元區較為貧窮的國家如葡萄牙等國通過實施過于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大赤字來拉動經濟。再加上我國經濟區域發展不平衡，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配置效率較低，更使得部分省份財政收不抵支。因此，我國有必要高度重視地方債務問題，以及由地方政府債務問題引起的信貸風險，嚴防由此轉化為系統性經濟金融風險。在運用略寬松的貨幣政策和積極的財政政策刺激經濟增長過程中，逐步化解地方債務問題。

（二）外匯儲備多元化，降低外匯儲備縮水風險

中國具有高額的外匯儲備。主要投資于美國、日本以及歐元區發達國家的國債，但當前歐洲債務危機的現實說明這種做法也不是絕對安全的。歐元貶值直接造成了我國外匯儲備縮水。故在外匯儲備的結構管理上，要發展多元化的投資方式，除了購買發達國家國債，也可以讓外匯儲備機構參股國際上的優質企業。此外，還要注意外匯儲備的規模管理，過于龐大的外匯儲備規模使我國易受到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帶來的負面影響。

（三）推進金融市場監管改革，保證金融業健康發展

篇9

一直以來，外資銀行以其合理的治理結構、完善的內控制度、先進的技術水平、高盈利率等一系列因素成為內資銀行競相學習的標桿，內資商業銀行多積極引入外資作為戰略投資者，以期改善自身經營狀況，提高盈利水平。而發端于美國的次貸危機，使美國各大知名銀行陷入嚴重困境，與之相對的是中國的銀行業因為國際化程度不高，反而幸免于難，所遭受的負面影響要遠遠小于外資銀行[1].

這也讓我們不得不對被我們一貫視為榜樣的外資銀行的經營模式進行一系列的理性思考：外資銀行入股內資銀行究竟會帶來什么樣的負面影響？又如何有效規避外資引入帶來的負面影響？文章首先分析了中、外銀行在華經營現狀，接著辯證地分析外資的引入對中國銀行業的負面影響，最后提出了我國應采取一系列措施來消除外資銀行對中國銀行業安全負面影響。

一、中、外銀行在華經營現狀

（一）外資銀行在華經營現狀

外資銀行在明確了自己的戰略規劃和業務定位后，按照我國銀行業的開放進程積極穩妥地開拓業務，在資產規模、機構數量、業務種類等方面發展迅速。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分支機構數量增加迅速。隨著我國銀行業進一步對外開放，外資銀行紛紛在華“跑馬圈地”.以匯豐銀行為例，2006年匯豐銀行在國內增加了9個網點[2].除在杭州、西安開設了兩家分行以外，還在大連、天津、廣州等地連續開出7家支行。2006年末，匯豐在中國的網點數已經達到30家，而在2001年底，匯豐銀行在國內僅僅只有9家分行和一家支行，一共10個網點。2006年開設的網點數量，已經和過去4年的數量基本相當。除了匯豐銀行，花旗銀行、荷蘭銀行、渣打銀行、東亞銀行等多家外資銀行都加快了開設新網點的速度。同時，外資銀行積極準備轉制為當地法人銀行。截至2010年末，中國銀監會已經批準21家外資銀行將其中國境內分行改制為外資法人銀行，其中17家己經完成改制開業。經過不到4年的時間，外資銀行在華發展的市場格局已經實現了由“分行主導”向“法人主導”的平穩過渡。其次，業務范圍逐步擴大。隨著入世承諾的兌現，外資銀行在華經營的業務范圍已經從外匯業務擴大到人民幣業務，再由人民幣批發業務到人民幣零售業務，并取消地域限制。2010年9月銀監會已批準匯豐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東亞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渣打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花旗銀行（中國）有限公司、恒生銀行（中國）有限公司5家外資法人銀行經營銀行卡業務，上述5家銀行在滿足中國人民銀行有關銀行卡業務相關技術標準后，將可以正式開辦銀行卡業務，外資銀行逐步向各個業務領域滲透。第三，資產規模不斷擴大。隨著中國銀行業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化，外資銀行在我國的資產份額進一步擴大。截至2010年末，在華外資銀行資產總額 1714.63億美元，比年初增長47%.在華外資銀行資產總額占全國金融機構資產總額的2.4%,其中各項貸款余額951.56億美元，比年初增長54.7%,占全部金融機構各項貸款余額的2.5%;負債合計1554.23億美元，比年初增長45%,占全部金融機構負債合計的2.3%,其中各項存款余額606.63億美元，比年初增長 68.8%,占全部金融機構各項存款余額的1%.

（二）中國商業銀行的經營現狀

為迎接外資銀行的進入，中資銀行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中國銀行業發生了質的飛躍。

1.銀行業的經營理念和經營方式有了重大變化。發展目標開始從片面的追求數量調整到數量與質量并重、質量為先的原則上來。突出表現在銀行已初步確立了價值意識、資本約束意識、風險管理意識和品牌意識。

2.銀行的業務結構逐步優化。商業銀行正在改變以往主要是做公司業務的局面，零售業務越來越受到銀行的重視；財富管理等新產品不斷涌現；銀行收益結構更趨合理，投資收益和中間業務收入占比越來越大。

3.銀行業的合規意識明顯增強。目前基本上所有的銀行都成立了合規部門或設立了專門的合規崗位，以風險為本的合規管理體系初步建立，銀行的風險管控水平逐步提高。

4.銀行業公司治理能力得到增強。銀監會高度重視銀行業的公司治理問題，將公司治理水平的提高作為銀行改革和發展的核心，作為監管工作的重點。此外，中國銀行業向海外發展的步伐有所加快，通過直接設立分行和參股等形式增加其海外網絡，參與全球金融服務。

截至2010年6月末，中國工商銀行、中國銀行、建設銀行和交通銀行平均不良貸款率為3.3%,12家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平均不良貸款率為2.8%,主要商業銀行的資本充足率均達到8%,有的己超過12%.財務方面，商業銀行利潤比5年前增長10倍以上[3].

（三）中外資銀行競爭與合作現狀

新稅法實施前，外資銀行在中國享有“超國民待遇”,在上海和深圳特區內設立的外資銀行企業所得稅率只有15%,而我國商業銀行稅率則為33%,與外資銀行相比，中資銀行背負著沉重的稅負，在競爭中處于不利地位。然而，隨著新稅法的實施，外資銀行的這種“超國民待遇”被取消，中外資銀行得以在公平的環境中進行競爭[4].事實上，在全球化加速發展的今天，企業之間的“合作競爭”關系逐步代替了過去的“零和博弈”關系?，F階段，中外資銀行的劣勢都很明顯，中資銀行的劣勢體現在自身的競爭力不高，而外資銀行的劣勢則體現在外部環境對發展的制約[5].因此，雙方為了各自的目標都有合作的迫切愿望?？偟膩砜?，入世6年來，中外資銀行之間的競爭表現得并不突出，而業務合作特別是股權合作成為了主流。

入世以來，外資銀行參股中資銀行特別是中小商業銀行成為外資銀行迅速進入中國市場和提前開展業務的主要途徑。2003年12月銀監會了《境外金融機構投資入股中資金融機構管理辦法》后，外資金融機構入股中資銀行出現了良好勢頭[6].外資金融機構參股中資銀行的目的、形態、份額、要求發生了顯著的變化，隨著參股比例的不斷提高，外資銀行在參股中資銀行的過程中也積極爭取管理權。

例如：匯豐銀行參股交通銀行就獲得了董事會中兩個席位，并將參與交通銀行的經營管理。引進外資后的中資商業銀行在公司治理結構和治理機制、信息披露、樹立以客戶為中心的經營模式、技術進步和產品開發等方面都有較大的提高，而外資通過參股中資銀行也迅速擴大了對中國市場的滲透速度。由于國有商業銀行在規模、實力和網點上有著中小股份制商業銀行無法比擬的優勢，外資銀行參股國有商業銀行可以利用國有商業銀行充足的物理網點推廣其公司現金管理、私人理財、信用卡、住房按揭貸款、汽車消費貸款等其看好和重點發展的業務領域。但對國有商業銀行來說，在選擇外資銀行做戰略投資者時，一定要堅持嚴格和謹慎的原則，結合自身經營戰略和業務特點，選擇對自身核心競爭力的培育和提升有直接幫助的外資銀行作為目標，只有這樣，才能實現戰略聯盟的初衷和意義[7].

截至2010年10月末，己有35家境外機構投資入股23家中資銀行，入股金額210億美元。引進境外戰略投資者，開展中外資銀行間的合作，不僅推動中資銀行在經營管理理念、公司治理結構、資本約束和風險控制手段、業務水平和金融創新能力等方面得到提高，促進了中資銀行綜合競爭能力的增強，還對我國銀行業深化改革和銀行業長遠發展有顯著的促進作用。

二、外資銀行開放對國有商業銀行的影響

（一）正面影響

1.帶來了嶄新的金融理念

外資銀行進入不僅激勵我國銀行不斷改善競爭力，同時也帶來了先進的技術、服務、產品和管理經驗。國內銀行通過模仿可以更快掌握先進的銀行業務技術，提高資金使用效率[8].特別是外資銀行直接參與本國銀行的經營活動時，如合資與合并等，這將對我國銀行產生示范效應和學習效應。同時產品的開發成本一般較大，由于其特殊性，金融產品極易被模仿，國內銀行可以模仿外資銀行的金融產品特性，從而節約成本，開發具有中國特色的金融產品。

2.有利于我國快速步入國際化進程

國際化的形式可以是走出去，也可以是請進來。加入WTO后，中國經濟進一步融入全球經濟，國際經貿活動將更加頻繁，對外招商引資、國際借貸活動將會進一步增多，這將給中資銀行在境外的發展提供更多的機會。在外資銀行競爭壓力加大的情況下，中資銀行將會采取措施，跟蹤中資海外企業和中國經貿活動，在海外增設營業機構，更多參與國際競爭[9].

3.有利于我國優化資源配置、加速資本積累

我國可以利用外資銀行的資金優勢、信息優勢和技術優勢，來發揮本國的資源配置潛能，提高資源的使用效率。同時，外資銀行的進入為我國提供了更好的獲得國際資本的渠道[10].一方面，外資銀行在華開設分行或獨資銀行，必然要在我國投入資本金和運營資金，增加我國外匯來源。另一方面，外資銀行對其他外資企業在華投資具有促進作用。外資銀行的進入增加了外部資金進入中國的渠道，有利于加強中資銀行市場的實力，為中國境內企業、特別是外商投資企業增加新的融資渠道。

4.有利于提高我國金融監管能力

外資銀行的進入為我國金融監管出了一個新的考題，我國只有不斷完善銀行監管和法律的框架，包括更有效的信息披露機制和漸穩完善的金融法律框架、政策可信度的提高以及體系風險性的降低和流動性的上升等。外資銀行進入有助于國有銀行的股權結構變革，提升國內銀行的獨立性。國內銀行經營獨立性的上升，會引起很多相應的轉變—在監管制度的安排上會有一些轉變，金融市場、貨幣市場的實施方式也會有轉變。以利率政策為例，我們是由中國人民銀行直接規定利率，而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就不一樣，美聯儲不會提高或降低存、貸款利率，它是調整聯邦基金利率，至于商業銀行的存、貸款利率，由商業銀行自己決定，這兩者之間有本質上的差別。

（二）負面影響

外資銀行進入客觀上有助于提高中國銀行業的競爭力，但是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外資銀行不是慈善機構，其之所以進入中國不是為了增強中國銀行業的競爭力，而是為了賺取利潤，逐利性才是資本的本性。

因此，外資銀行的進入對中資銀行也產生了一定的負面影響。

1.金融危機的國際傳導

外資銀行憑借其豐富的經驗、高素質的人才和先進的客戶服務技術和服務理念，在競爭中會對國內銀行產生巨大地挑戰和威脅，一些資本實力弱地中小銀行可能因此而破產，誘發銀行業的信用危機。“多米諾骨牌效應”會導致銀行業地劇烈動蕩，對國民經濟的發展產生不利影響[11].同時，外資進入我國銀行業后，外資銀行的母國如果出現金融波動甚至金融危機，外資銀行總行出現經營困難或外資銀行在國際上的其它經營陷入困頓，為度過難關，它們會動用它們的全球資源進行補救，而此時的某些措施會對我國的金融、經濟產生不利影響， 如：抽調資金回國。其它的可能還有外資銀行可將其全球金融市場上的金融風險通過關聯交易和衍生工具擴散而轉移到我國的金融市場，這樣就給我國的金融市場帶來很多的不穩定因素，就會導致金融風險或危機的國際間傳導，從而嚴重威脅了我國的金融安全。如果不能采取一定的預防措施和監控手段，我國就非常有可能成為金融風險和經濟危機的轉嫁地。

尤其是源于2008年的美國次貸危機，更是給了我們一個警示。據一項市場統計，僅2007年，境外投資者在工、建、中、交等國有銀行身上就狂賺了7500億，加上從其他中國股份制商業銀行享受到的利潤，保守估計，外資一年從中國的銀行身上賺取的利潤超過l萬億[12].2005年6月，美國銀行投入30億美元購買中國建設銀行9%的股份及在2011年前就從匯金購買建行股份至 19.9%的期權協議。短短2年后，美國銀行的直接和潛在獲利已達到320億美元，遠遠足以抵消該行在次貸危機中損失的近40億美元。通過購入中國建設銀行的股份，美國銀行成功地規避了美國次貸危機的沖擊，并獲得超額利潤。不僅美國銀行，其他入股中國金融機構的戰略投資者也都獲得豐厚回報。

2.侵蝕我國的金融主權

從存款、貸款品種比較，中資銀行均遠遠不及外資銀行。外資銀行廣泛的業務范圍和豐富的投融資品種將搶奪中資銀行的許多業務。由此可見，在對外資銀行全面開放的一段時間內，外資銀行的業務將會急速增長，之前的數據分析己經顯示外資銀行的業務能力非常強，發展增速迅猛。外資對優質客戶和人才的爭奪也將削弱中資銀行盈利能力[13].外資銀行的目標客戶是跨國公司、國有企業、政府機構和公用事業公司等潛在的優良客戶。一方面這些優良客戶可能會“易主”,使中資銀行增加出現不良資產的可能性，降低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又將增大中資銀行維持與開拓優質客戶的難度，增加成本。

在我國，直接金融不甚發達，經濟體系的資金配置依賴著銀行業。銀行業主權的喪失，等于喪失經濟體系資金配置權。外資在銀行業的勢力日增將日益弱化中國政府進行宏觀調控的效果，外資銀行行為對政府宏觀調控的弱化主要體現在業務擴張對貨幣政策有效性的影響上。過去外資銀行的經營主要局限在外匯業務上，影響被資本項目管制所屏蔽。隨著資本經常項目可兌換的實現及人民幣業務的允許開辦和擴張，外資銀行對貨幣政策的有效性的影響正逐步顯現出來。這種影響主要通過幾種途徑實現：（l）限制資金流動性是約束信貸總量的基本辦法之一，但外資銀行資金來源較廣，可從國際融資渠道穩定獲得資金，因而能減弱貨幣當局對貨幣總量的控制效果；（2）目前，外資銀行的外匯經營不受利率管制的影響，外匯業務的進行能部份抵消貨幣當局利用利率杠桿通過資金價格的調整來調控資金使用量的初衷[14];（3）以利潤最大化為目標經營的外資銀行對“窗口指導”積極響應動力不足，可以對之置之不理，違背貨幣當局的愿望進行信貸擴張。外資銀行勢力的增強及政府宏觀調控效力的降低將通過連鎖反應嚴重危害諸多產業的產業安全，進而威脅整個國家的經濟主權。

然而，我國現有的政策也對外資控制中國的金融主權提供了一定程度上的便利：銀監會2009年1月第2號令，規定新建股份制銀行必須有外資參股。這一條令行使一年之后，由于眾多非議而被取消，但已經造成了史無前例的利權外流。此后，美國國會通過決議要求中國銀行對美開放。2011年3月27日，中國銀監會了《銀行控股股東監管辦法（征求意見稿）》，在該意見稿中明確取消了對外資控股中國銀行的比例限制（此前規定，外資單獨控股中國銀行不能超過20%,聯合控股中國銀行不能超過25%），如果這一規定不加以修改的話，中國將成為有史以來國有銀行任憑外資控股的唯一國家。一旦外資控制了中國的銀行業，那么不僅銀行業的產業安全受到致命威脅，甚至整個中國經濟都可能被置于外資的控制之下，產業安全、經濟安全更無從談起。

（三）市場份額搶奪

外資銀行利用自身的競爭優勢并結合國內客戶需求，憑借完備的市場營銷機制和強大的資金實力，為客戶提供更具吸引力的金融產品，與中資銀行爭奪客戶資源和市場份額。事實上，外資銀行在某些具體業務上領先中資機構并已不斷地擴大優勢。首先，個人理財已成為國際活躍銀行業務領域重要的組成部分。

例如：花旗、東亞等銀行推出的人民幣理財產品的收益率可達4.5%,而中資銀行人民幣理財產品的收益率一般在3%左右。這表明，外資銀行比中資銀行具有更好的投資渠道和投資能力，其產品更具吸引力。論文格式其次，外資銀行擁有強大的資本實力和優良的資產，還擁有發達的全球分支和客戶網絡，因而在外匯資金的存貸、結算等業務上具有天然的優勢。另外，國際銀行業早已完成從分業到混業的轉變，進入中國市場的外資銀行無一不是最富實力的全面經營的國際活躍大銀行，因此它們在資產運作和管理、投資銀行和衍生金融工具上有著豐富的經驗和大量的儲備?？傊?，無論是從傳統業務還是從表外業務來看，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還存在很大的差距，因此，外資銀行的進入必定搶占中資銀行的市場份額。

（四）優秀人才流失

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爭奪優秀人員主要出于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銀行是知識密集型企業。眾所周知金融服務業是資本密集型行業，同時也是知識密集型行業，人員的素質是決定興衰成敗的關鍵。因此，高級管理人才和金融專業人士必將成為中外資銀行爭奪的重要目標。二是外資銀行本土化戰略的需要。外資銀行要在相對“陌生的我國境內拓展業務、開拓市場，就必須實施本土化戰略。外資銀行必然積極聘用既了解國際金融市場又熟悉國內金融市場且擁有充足的客戶資源的國內高級管理人才和金融專業人士。外資銀行的人才一部分是剛畢業的大學生，但他們更青睞那些有銀行工作經驗、熟悉國內經濟、社會環境的國內銀行人才，而這些人大多是中資銀行的業務骨干，外資銀行將利用高薪和提供海外培訓等手段吸引中資銀行管理人員。外資銀行在國際聲譽、工資福利、晉升制度、出國培訓等方面有較大優勢，中資銀行若不克服目前人才發展體制弊端，將會造成大量銀行業務骨干的流失，這些優秀人力資源不僅意味著較高的金融專業技能，而且意味著優秀的客戶資源和人際關系網絡。

因此，人才爭奪戰的結果勢必給國內銀行帶來更大的影響。目前中資銀行有不少業務骨干已被外資銀行盯上，如果不創造環境，讓骨干才盡其用，他們流失到外資銀行的可能性將越來越大，這種現象在工、農、中、建、交五大銀行尤為明顯。人才的競爭使國內銀行業中具有較高的金融專業技能、優秀的客戶資源和人際關系網的優秀人力資源外流，從而造成中資銀行優秀人才短缺的局面。

（五）高端客戶流失

銀行業具有明顯的”二八效應“:銀行20%的高端客戶往往能帶來80%的利潤或市場份額。高端客戶是銀行業快速發展的基礎，因此，中外資銀行對高端客戶的爭奪十分激烈。已在我國設立分支機構的外資銀行一般是實力雄厚、信譽良好的大型跨國銀行，憑借其全球統一授信體系、長期的合作文化以及強大的資金管理系統而為國內企業認可，其目標客戶主要是跨國公司、國有企業、政府機構和公用事業公司等潛在的優質客戶。中外資銀行的客戶競爭將直接產生兩方面的后果：一方面原本屬于中資銀行的優良客戶可能會”易主“,使中資銀行出現客戶向外資銀行流失的可能性，降低盈利能力。另一方面將增加中資銀行維持與開拓優質客戶的難度，增加成本。這都將導致中國銀行業越來越多地喪失自己的優勢客戶資源，使貸款業務逐漸萎縮，從而對自身盈利能力造成嚴重威脅[15].

1.在個人銀行業務方面。隨著中國經濟增長方式從投資推動型向個人消費驅動型的轉變，消費者融資和消費信貸將成為中國市場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為富有的個人提供服務將成為外資銀行的重要目標市場。零售市場中的某些領域，諸如信用卡、汽車貸款或抵押貸款將成為外資銀行與中資銀行爭奪高端客戶市場的重要工具之一。

2.在批發業務方面。外資銀行的目標企業客戶主要是外資銀行關注的客戶群體，是擁有資金量較大且市場前景被看好的企業。其中，有中國的大型集團公司、高新科技企業，也有優質民營企業。多數大型外資銀行己經經歷了成熟市場近百年的錘煉，在業務品種上日趨完善。因此，以新業務品種作為突破口，成為外資銀行爭奪這些優質客戶的重要手段。

3.從服務理念來講。中外資銀行并無差別，都強調以客戶為中心，為客戶創造價值。但在服務質量的管理、標準的制定、特別是將服務質量的管理與績效考核有機結合上，外資銀行具有明顯的優勢。正是由于外資銀行擁有一套嚴格而有效的服務質量管理制度，使得外資銀行能為客戶提供具有高附加值的服務，從而有利于吸引更多的高端客戶。

三、對中國商業銀行未來發展的建議

面對上述發展趨勢，中資銀行都應未雨綢繆，積極應對，通過提高自身的競爭力迎接激烈競爭時代的到來。

（一）不斷提升核心競爭力

企業若要在競爭中不被淘汰并獲得持久的競爭能力，培育和提升自身的核心競爭力至關重要。對中資銀行而言，尤其如此。無論是國有商業銀行還是股份制商業銀行，與國際活躍銀行相比競爭能力還很弱，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銀行的組織架構和業務流程沒有體現出企業組織和現代金融的時代特征，還不能適應市場經濟和現代金融的需要；其次，金融技術還很不發達，金融產品和服務的技術含量低，與滿足客戶個性化需求方面還存在較大差距；最后，人力資源的開發、培育和管理水平還處于初級階段，尚未形成一套吸引人才、合理使用人才的有效機制，人才流失仍然是各家商業銀行無法回避的課題。因此，努力提升核心競爭力是各家中資銀行的當務之急。

中資銀行可以通過不斷提高創新能力和培養具有綜合素質的金融人才來增強自身的競爭力。當前中國的金融創新正從政府主導型向市場推動型轉變，可以預見，創新將成為未來銀行之間競爭的焦點，零售化經營的趨勢使得圍繞著零售業務和中間業務的創新，特別是理財業務和信用卡業務的創新，成為中外資銀行的必爭之地。能否提供滿足市場需要的金融產品和服務以及根據客戶的需求開發具有個性化產品的能力是衡量一家商業銀行市場競爭力的重要標志。國際活躍銀行之所以能夠長期在國際金融市場立足，與其加大對科技投入，重視金融技術開發，實現金融與技術的完美結合密切相關。而當前中資銀行產品和服務創新的深度和廣度與滿足客戶多樣化需求方面還有較大差距。中資銀行技術服務手段落后，沒有產品的創新，正是由于缺乏專業的技術人才。隨著金融產品的多樣化，其綜合性功能業務操作和規范要求具有高素質的各類專業人才。業務的拓展和發展需要大批知識面廣、業務能力強、實踐經驗豐富，勇于開拓的復合型人才。同時，山于銀行業務的拓展基本上都是建立在先進的計算機網絡技術基礎之上的，而我國商業銀行的基礎設施建設薄弱，軟件開發不足，大部分業務處于半手工操作，工作效率低、無法滿足市場和客戶的高層次需求。因此，中資銀行要努力培養優秀的金融人才。同時，面對人才自由流動的趨勢，中資銀行不僅要提高薪酬待遇，更重要地是以人為本，實現人本管理，樹立良好的企業文化，只有如此，才能凝聚優秀的人才。

（二）審慎的戰略聯盟

長期以來，中外資銀行間的合作，主要集中在銀行貸款、國際結算、資金拆借、業務等方面的合作。中資銀行借助網點和客戶資源的優勢，把外資銀行先進的經營理念、服務方式傳遞給客戶，提升了服務檔次；外資銀行則借助中資銀行的網點擴大了影響力，獲得更多的業務機會。外資銀行參股中資金融機構，建立戰略聯盟將成為中外資銀行的合作趨勢。誠然，通過戰略聯盟，中資銀行可以獲得先進的管理和經營理念，有助于核心競爭力的提升。但是必須清醒地認識到，外資銀行可能憑借其先進的經營理念和科技優勢為客戶提供高端和高附加值產品和服務，進而成為知識密集型銀行，而中資銀行則僅利用物理網點多的優勢成為外資銀行向客戶提供服務的一種通道。由于中資銀行只能提供前端的、低級的產品和服務，進而成為勞動密集型銀行。外資銀行對中國銀行業效率的改善還是對傳統業務的改善，中資銀行并沒有充分利用外資銀行的”鰓魚效應“積極學習其先進的經營理念、多樣化的金融產品等。為此，中資銀行與外資銀行建立戰略聯盟中要謹防形成對外資銀行的依賴，通過合作中的學習，提升自己的核心競爭力。

（三）轉變盈利模式，大力發展中間業務

商業銀行中間業務是指商業銀行不需動用或極少動用自身經營資金，并以中間人的身份代替客戶辦理收付和其它委托事項、收取手續費（或傭金）的業務活動。從國內外新興金融需求看，伴隨我國市場化程度的加深，企業與個人的投資與消費趨于多元化，導致大量新興金融需求的產生，客觀上要求商業銀行必須加快中間業務的發展，以適應、滿足并推動這些需求。同時，我國經濟日趨國際化所引發的國際投資、結算等領域的跨國金融中介需求，也為中間業務的發展帶來了機遇。在經濟和金融國際化的背景下，國際業務特別是表外國際業務發展水平，已經成為衡量商業銀行綜合競爭實力的重要指標。發展中間業務，成為商業銀行自身持續經營和發展的必然要求。而在這方面，中資銀行明顯要落后于外資銀行。因此，中資銀行應積極擴大客戶存貸附加增值服務，擴大個人理財服務，擴大中小企業貸款，從傳統的以存貸利差為主的盈利模式轉變到”凈利息收入+費用收入“的盈利模式上來。

（四）積極拓展海外業務

篇10

一、網絡貿易對國際稅收傳統概念的挑戰

網絡貿易相對傳統貿易來說是一次貿易革命。它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地域的概念一網絡貿易在網絡空間中沒有國界。正是這種超地域的新型貿易形式，對現有經濟運行與管理模式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并由此引發了很多稅收問題：一方面，由于網絡貿易方式代替傳統貿易方式，納稅主體、納稅環節、納稅地點等問題遇到了挑戰；另一方面，傳統的國際稅收理論、稅收原則也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

（一）難以確定納稅主體的身份

綜觀各國現行稅制，判斷對一種交易行為是否征稅以及征多少稅，與納稅主體的身份密切相關。在國際互聯網中，有兩種方法可以幫助我們查清納稅主體的身份：“跟蹤供貨途徑法”和“追蹤貸款來源法”。但國際互聯網是一個自由、開放的網絡，企業只要交納一定的注冊費用之后，就可以獲得一個電腦地址，但由于缺乏足夠的監督機構，企業對電腦地址名稱的使用并不規范，所以單憑一個電腦地址符號并不足以確認供貨目的國。此外，電腦地址還存在不唯一和在不同時刻同名的情況，使得通過追蹤供貨途徑確認納稅主體身份很難做到。在追蹤貸款來源方面，雖然信用卡號碼中有國家標識，可以查清持卡人的國籍，但大型信用卡組織將來都實行setp（secure　electronic transaction protocol）標準，對客戶的信用信息嚴格保密。從技術上講，無論是追蹤供貨過程還是付款過程，都難以查清納稅主體的身份，從而無法確認該筆交易是國內貿易還是國際貿易，使得傳統的稅制在應用過程中遇到極大的困難。

（二）常設機構的概念受到沖擊

常設機構的概念是1963年oecd范本草案中提出的。該范本規定，只有在某個國家設立了常設機構，并且從該常設機構取得所得，才能認為是從該國取得所得，由該國行使地域稅收管轄權征稅。隨著國際互聯網的出現，外國企業在很多情況下已不再需要在該國境內設立常設機構，許多國內消費者或者廠商可以通過國際互聯網購買外國商品和勞務。在此情況下，該國便失去了作為收入來源國對該筆交易征稅的基礎。此外，在oecd范本中，常設機構的確認通常需要雇員進行營業活動，而對于一國境內的服務器來說，在不需要雇員到場的情況下，通過智能型服務器，允許消費者在滿足所有先決條件（例如付款條件）后，下載服務器中的數字化產品。雖然在某種程度上該服務器行使著代表企業簽訂并履行合同的權力，但由于沒有任何雇員進行營業活動，也就構不成固定營業場所或者常設機構。而且外國企業也可以輕易將該服務器移至該國之外，給常設機構的判定制造更多的麻煩。

（三）課稅對象的性質變得模糊不清

在大多數國家，稅法對有形商品的銷售、勞務的提供和無形資產的使用都作出了比較嚴格的區分。但在網絡貿易中，許多交易對象都被轉換成數字化信息在國際互聯網上傳播，在沒有對數字化信息進行變換之前，稅務機關很難確定其內容，而且即使稅務機關確定數字化信息的性質，由于數字化信息加密技術的運用，稅務機關也很難了解其實質性內容。加上數字化信息本身易于傳送和復制等一系列特性，使得征稅機關對網絡貿易所得很難確定其是銷售所得、勞務所得還是特許權使用所得，也就難以確定應適用的稅種和稅率。

（四）國際稅收管轄權的沖突加劇

從全球范圍來看，各國所實行的稅收管轄權，有來源地管轄權和居民（公民）管轄權，或者兩者兼而有之。發達國家的公民有大量的對外投資和跨國經營，能夠從國外取得大量的投資收益和經營所得。因此發達國家都積極要求擴大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而限制其他國家來源地稅收管轄權的實施范圍。發展中國家則從維護本國經濟利益出發，要求擴大來源地稅收管轄權。但總的來說，大多數國家都堅持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優先的原則。

網絡貿易的出現使得跨國納稅人的活動可以更加自由地超越國界，產生大量跨國所得。由此出現了稅收管轄權行使交叉重疊的問題，引起各國之間稅收收入的重新分配。各國政府為了維護本國的主權和經濟利益，必然重視通過稅收手段（比如擴大或限制來源地管轄權）來維護本國的利益，使得各國對所得來源地的判定發生爭議，給行使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帶來了相當大的困難，加劇了國際稅收管轄權的沖突。比如，美國已明確表態要求加強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限制別國擴大來源地稅收管轄權。而且外國企業利用國際互聯網在一國開展貿易活動時，由于買賣的是數字化產品，服務器的營，業行為很難被統計和分類，商品被誰買賣也很難確定。加之網絡貿易突破了地域限制，提供服務可以在千里之外，所有這些，最終必將弱化來源地稅收管轄權。

在來源地稅收管轄權受到沖擊的同時，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也受到嚴重的沖擊。目前世界各國判定法人居民身份一般以管理中心或者控制中心為準。在過去，召開董事會或者股東大會的場所是判定法人實際管理控制中心的重要標志。隨著網絡技術的出現，國際貿易一體化以及各種先進技術手段的應用，使居民身份的判定標準面臨重大的挑戰。例如，在國際互聯網中，通過網絡的可視會議技術，即使各大股東、董事會成員分散在世界各地，仍可就地參加董事會議或者股東大會，而且一個企業的實際管理控制中心可以存在于多個國家，也可以不存在于任何國家。在這種情況下，稅務機關很難根據屬人主義原則對企業進行征稅，居民（公民）稅收管轄權也就形同虛設了。

二、針對網絡貿易的稅收政策建議

網絡貿易方式的出現，對以傳統貿易方式為基礎的國際稅收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這就需要對國際稅收中部分傳統概念重新作出界定。網絡貿易方式的高流動性、隱匿性，也需要世界各國稅務當局以及有關國際組織的合作與協調。

（一）重新界定國際稅收中的部分傳統概念

按照現行常設機構的概念，常設機構可分為由固定營業場所構成的常設機構和由營業人構成的常設機構。從常設機構的發展來看，不論常設機構的概念如何變化，物（由固定營業場所構成的常設機構）和人（由營業人構成的常設機構）始終是常設機構的核心要素。在國際互聯網上，不論網絡貿易如何發展，物和人這兩個要素依然存在。網絡技術這一新內容的引入，必將推動常設機構概念又一次的變化，客觀上要求對現行常設機構的概念作出新的理解和定義。

1.網址和保持網址的服務器與提供商可以構成常設機構。對于網址和保持網址的服務器能否構成企業的常設機構，主要從網址和保持網址的服務器能否完成企業的主要或者重要的營業活動，是否具有一定程度的固定性來考慮。在網絡貿易中，盡管沒有企業雇員的存在，但由于網絡技術的自動功能，網址和保持網址的服務器可以自動完成企業在來源國從事的營業活動。因此，該網址和保持網址的服務器完全可以認定為居住國企業設在來源國的營業場所。通常情況下，網址和保持網址的服務器具有一定的穩定性，總是與一定的地理位置相聯系的，存在空間上的固定性和時間上的持久性。網絡提供商變動網址和移動服務器，主要是為了逃避納稅，并非是由網絡貿易本身的性質所決定的，不能以此為理由否定網址和服務器的固定性。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網址和保持網址的服務器能夠構成企業的固定營業場所。根據固定營業場所構成常設機構的理論，只要企業通過某一固定的營業場所處理營業活動，該固定營業場所就可以構成企業的常設機構。因此，網址和保持網址的服務器與提供商可以構成常設機構。

2.網絡提供商可以構成獨立地位的營業人，進而構成常設機構。通常情況下，網絡服務提供商在來源國建立服務器提供各種形式的網絡服務。相對于銷售商而言，網絡提供商就是按照自己的營業常規進行營業活動，其地位是完全獨立的。有鑒于此，可把網絡提供商提供服務器，使銷售商能夠開展營業活動看作一種活動，這樣，該網絡提供商就應當屬于獨立地位的人，可以構成銷售商的常設機構。如果該網絡服務提供商僅向某一銷售商提供網絡服務，根據un稅收協定范本第5條第7款規定，同樣可以構成該銷售商的常設機構。

另外，對網上商品的特殊性問題，可以通過對一些傳統概念進行重新修訂和解釋，使其明確化。如對于特許權使用的問題，在征稅時可以把握一個原則：如果消費者復制是為了內部的使用，就將其劃分為商品的銷售；如果用于銷售，則將其劃分為特許權使用轉讓。

（二）進行國際稅收合作，完善國際稅收協定

產生網絡貿易征稅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互聯網上經濟活動的高流動性、各個國家之間信息不對稱的矛盾和網絡貿易征稅所帶來的巨大利益。若不積極進行國際稅收合作，各國對網絡貿易的利益爭奪將進一步加劇。單個國家在制定稅收政策時，由于網絡貿易的高流動性、隱蔽性削弱了稅務機關獲取信息的能力，很難從根本上解決稅收管轄權的沖突，但是網絡貿易的各要素、環節至少落入一個國家的稅收管轄范圍內，最終實際上是國際稅收合作與協調的問題。各國在制定網絡貿易稅收政策時，應樹立全球觀念，注重同其他國家和地區進行稅收合作與協調，并建立一種世界性的“稅務當局”，對世界各國的網絡貿易涉稅問題進行規范和協調。

（三）監控支付體系，完善納稅要素

網絡貿易雖然具有高度的隱蔽性、流動性和侵蝕性，但作為一種交易方式，同樣存在支付行為，因此，可以將支付體系作為網絡貿易涉稅問題研究的重點。

從支付體系入手解決網絡貿易的涉稅問題，首先要求各國政府對所有銀行和電子支付體系進行監控，掌握所有的貨幣流量和金融資產。其次要求信息產業部門嚴格自律，在政府規定的法律框架內，信息產業部門以及相關部門相互間或者以國際性的方式達成協議，制定自律性的經營規則、契約范本和指導原則等，對客戶的數據信息予以保護，防止客戶的信息泄露或者被濫用，嚴防計算機hacker入侵，使其電子支付系統能夠滿足消費者的信息要求和稅務機關的稽查要求。

對采用信用卡支付形式的網絡貿易，由頒發信用卡的機構（一般可規定為銀行）從所收取的傭金中扣繳流轉稅并直接轉付給稅務機關，支付貨款一方可以相應取得扣繳稅款憑證。

對采用客戶賬戶支付形式的網絡貿易，由客戶銀行在接到中介人通知付款、繳稅時，直接劃款給銷貨方，同時扣繳稅款并支付給稅務機關。

對采用電子貨幣支付形式的網絡貿易，由客戶銀行向客戶發送一定數量的電子貨幣，客戶向售貨方訂貨時，以電子貨幣支付貨款。售貨方在向客戶發貨、傳遞發票的同時，向客戶銀行確認已經簽付的電子貨幣?？蛻翥y行向售貨方支付貨款保證和扣繳稅款憑證，并將所扣繳的稅款劃轉至稅務機關，同時向售貨方銀行提供真實的貨幣支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