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資范文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外商直接投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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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產業結構優化

一、外商投資及產業結構分布狀況

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利用外商直接投資（FDI）的規模不斷擴大。截止到2005年底，全國累計批準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超過55萬家，合同外資金額約1.2萬億美元，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金額約6000億美元。我國已連續12年位居發展中國家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首位。大量的外商直接對華投資為我們提供了必要的資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很大程度上促進了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傮w來看，外商直接投資在我國經濟中已經占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雖然外商直接對華投資金額呈逐年遞增趨勢，對我國經濟發展起到巨大的作用，但是隨之而來我國的產業結構出現了一些問題，而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間分布的不均衡加重了我國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狀況。外商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第二產業，而且投資在各產業內部的分布也是失衡的，主要表現在投入在制造業的比重過大，上述情況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

二、產業結構出現問題原因

我國外商直接投資的質量多以小型化、低技術和勞動密集型為主要特征。一般而言，具有先進技術和長期競爭力的投資項目，都必須具有較大的項目投資規模。世界跨國公司海外直接投資的項目平均規模約為600萬美元，而外商對華直接投資項目的平均規模與之相差甚遠。從20世紀70年代末到90年代中期，外商對華直接投資70%左右的項目均在100萬美元以下，而1000萬美元以上的大型項目僅占投資項目總數的4%－5%。在投資項目中資金密集與技術密集往往是緊密聯系的。外商投資項目規模偏低既不利于規模經濟形成，也制約了投資技術含量的提高，嚴重削弱了外商投資的技術轉移效應和技術溢出效應。其突出表現為，外商對華直接投資中勞動密集型項目居多，技術密集型項目較少。在我國第一產業和第三產業中，外商投資企業絕大部分屬于勞動密集型企業；而在第二產業中輕紡、加工工業又占很大的比重。從我國三次產業結構的現狀看，90年代以來第二產業尤其是工業的比重升幅過大，第三產業的實際比重不合理下降，使結構偏差變得突出起來，并對經濟增長產生了較大影響。我國的產業結構偏差的加深，與外商投資過多地向工業部門傾斜有一定關系。我國吸收利用外資直接投資的產業結構的基本特征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1)基礎設施發展不足的問題比較突出。

(2)外商投資在第二產業內部結構不合理，外商投資在制造加工業過多。投資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多，而資金密集型產業少；投資于一般技術多，甚至存在低層次的重復引進，而高新技術產業少。

(3)第三產業發展相對滯后。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是50%左右，發達國家是60%—70%，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在40%以上，我國是第三產業比重過低的為數不多的國家之一。

外商直接投資在產業結構上分布不合理的狀況主要是由于外商與我國的目標與價值取向存在偏差。外資公司長期投資回報率高的產業，造成我國產業結構新的不合理變化。目前，跨國公司來華主要在制造業領域。由于絕大多數公司不向中國轉讓先進技術，所以所謂"世界工廠"只是"世界加工廠"。外資的進入并未直接地帶動我國自主研發能力。并且，外商投資企業往往嚴密控制其技術尤其是高新技術的擴散，我國以市場換技術的目的并沒有很好的實現。多年以來，我國主動讓出市場份額換來的往往是二流、三流的技術，如果我國在技術上特別是具有戰略意義產業的技術總是處于落后地位，我國將無法和國外競爭，也將危及到我國的產業安全乃至整個國家的經濟安全。最后，外國直接投資很多是將其母國已經淘汰的產品生產或污染嚴重的企業轉移到中國，給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帶來了極大的危害。

三、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性

調整產業結構發展高新技術是迎接經濟全球化挑戰、提高國際競爭力的需要。當前，以電子信息技術和生物技術為代表的高新技術及其產業化迅猛發展，經濟全球化的進程日益加快，國際競爭日益激烈。這已經使得包括我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的工業化內容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我們必須在工業化的同時推進信息化，以信息化帶動工業化，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在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激烈國際競爭中，發達國家處于技術和知識供給的有利地位。他們不斷加大高新技術產業的研究與開發力度，以保持競爭優勢。而發展中國家在國際分工中承擔勞動密集度高、資源和能源消耗高、污染高、附加值低的“三高一低”類型產品的生產。這是對我們十分不利的垂直分工。不加速發展有優勢的高新技術產業，我們就無法擺脫在國際競爭中的這種不利地位，與發達國家的差距就會不斷擴大。

而且我國2000年的人均GDP已達到八百四十美元左右。從發達國家經濟發展的歷程來看，這樣的發展水平已開始進入工業化加速發展和產業結構大變動時期。當前我國經濟發展中存在的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大量過剩而高新技術產業的產品又需要大量進口的問題，必須靠加速產業結構調整和升級來解決。國際經驗表明，經濟增長的過程是產業結構不斷調整與升級的過程。一個國家對任何一種產業的需求都存在一定的極限。當一個產業的市場需求達到飽和以后，增長速度就會隨著需求下降而下降，直至零增長，甚至負增長。如果不通過發展新的技術開發新的產業，進行產業結構升級，當現有產業的需求都達到飽和以后，整個經濟就會出現停滯，直至萎縮。我國傳統產業生產能力巨大，但生產手段和產品質量還較為落后，目前我國的大部分傳統產業都基本達到了市場飽和的階段，增長速度普遍下降，經濟效益不高，因而只有加大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的力度，加速傳統產業的升級換代，才能提高經濟效益，不斷滿足市場需求。

有關資料顯示：美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高達75%，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的比重僅33%。制造業在美國這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中，只占產值的14%，吸收11%的勞動力；而服務業的份額，占美國經濟產值的60%，吸收了美國三分之二的勞動力。比起制造業來，服務業屬于智能產業，對勞動力的素質要求高，利潤豐厚。而我國第三產業占GDP比重遠低于發達國家的水平。我們科技資源不足，科技進步不夠快，是我國經濟發展的最大的瓶頸、制約，也是結構調整必須加以克服的關鍵因素。發展高新技術，發展第三產業對我國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

四、利用外資調整產業結構的建議隨著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科技革命迅猛發展和我國加入世貿組織，評判投資是否成功的標準由單純的按數量轉變為是否增強我國的技術競爭力。我國是否能夠保持高速健康的發展，調整產業結構至關重要。而我國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產業結構層次低、競爭力弱。面對激烈的國際競爭，必須提高產業競爭力。因此要積極調整現行的外資政策，加強外資政策與產業政策的協調，以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實現外資產業結構的優化。在制造業中促進高科技新型制造業的外資投入，加速外資對傳統制造業的改造；鼓勵外資向第一產業流動；加速外資向第三產業流動。主要有以下建議：

(1)引導外商直接投資投向基礎產業和基礎設施。我國農業，能源交通能基礎產業發展滯后，嚴重困擾著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因此，引導外資投向基礎產業和設施是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為此，我們可以采取稅收減免，適當補貼的方式刺激外商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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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加入WTO所做出的承諾，中國將會在“十五”時期加大服務貿易領域的對外開放。其中如金融保險、批發零售商業、對外貿易、電信、運輸和技術服務等領域，中國現有企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遠遠低于國外同行業企業，將會有大量企業通過與外國跨國公司建立戰略同盟提高自身競爭力，不同行業生產和經營活動以及消費者對相關服務的質量、多樣性和廣泛性也會產生新的要求，與這些要求相適應，對外商服務業投資的需求必然會大量增加。其次，服務業與制造業有所不同，投資是直接進入對方國內市場的主要方式，因此，中國服務市場的巨大規模對于外國服務業企業具有非常強烈的吸引力。再次，服務業、尤其是消費服務業多數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擴大服務業規模有利于利用勞動力資源優勢、減輕中國長期存在的巨大就業壓力，加快服務業的發展是中國未來時期產業結構調整和實現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的基本目標之一。這種政策導向及其相應的鼓勵性措施也將產生對第三產業外商直接投資增長的激勵作用。另一方面，從國際背景來看，目前服務業投資已經成為國際直接投資的主流之一，發達國家服務業轉移趨勢有所加快，流向發展中國家的部分也會明顯增加。

根據以上分析，“十五”時期中國服務業外商直接投資將有望實現比較高的增長速度，由于服務業、特別是金融保險、電信服務、商業、運輸等領域的市場準入限制陸續取消，這些行業的外資增長速度將明顯快于包括工業部門在內的其他行業。

初步估計，同時期外商服務業投資的年均增長速度可能達到10～15％的平均水平，新增第三產業外商投資占全部外商投資的比重提高到40％左右。這將大大改善中國的市場和投資環境，有利于整體經濟實力的提升，符合中國經濟結構調整的基本目標。

目前已經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對產業結構變化的預期是什么呢？一項針對136家歐盟在華投資企業進行的調查(2001年6～8月，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對136家歐盟國家在華投資企業，通過訪問、座談和問卷方式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已在2001年9月8日于中國廈門召開的“第五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上。參見《歐盟中小企業對華投資發展研究報告》)結果顯示，后歐盟企業的對華投資產業結構可能會出現明顯的變化。第一，接受調查的企業認為，歐盟企業最有可能選擇的行業首先是制造業，這一結果與迄今為止的投資產業結構中制造業比重最高的特點沒有什么區別，但是，考慮到目前已經投資的企業中制造業占80.7％、而回答今后將選擇制造業的企業比重僅有66.2％這一因素，可以認為未來時期歐盟企業對華投資中制造業投資的比重將會明顯下降。第二，現有企業中，郵電通訊、交通運輸業的比重僅有3%，但是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將會選擇該行業進行投資的企業高達57.4％，排在第二位，可見與電信服務和交通運輸有關的服務業投資將出現快速增長，在全部投資中的比重也會明顯提高。第三，金融保險業目前的外商投資在地域、經營范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限制，迄今為止對該行業投資的歐盟企業微乎其微，但是在接受調查企業中47.1％的企業認為，今后歐盟企業的金融保險業投資將成為優先選擇的領域之一，僅次于制造業、郵電通訊運輸業居第三位。第四，除了上述行業之外，電力、煤氣生產供應、商業批發零售等行業的投資也可能出現較快增長，比重有所上升。

由于此項調查涉及企業數量比較多，涉及國家范圍廣泛，接受調查企業的產業分布、投資方式、地區構成等均與外資總體結構相接近，因此可以認為樣本具有比較強的代表性，調查結果反映了發達國家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未來趨向的一般性特點。

表2歐盟企業今后增加對華投資可能選擇的行業

注：問卷問題：您認為今后歐盟企業對華投資將會選擇那些行業？

資料來源：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課題組《歐盟中小企業發展研究報告》2001年9月。

利用投入產出表分析的結果表明，在第三產業中，商業飲食、郵電運輸、金融業、公用事業及居民服務業的后關聯性最強，也就是說，對這些產業的需求增長受總需求增長的拉動效果較為明顯。因此，“十五”時期中國經濟將繼續保持比較高的增長速度，對這些服務業的需求增長會超過其他服務業的平均水平。通過吸收外資，提高這些行業的總體規模和服務水平，有利于適應經濟增長和和市場消費增長的要求、并產生良性循環效果，帶動社會需求進一步增長。因此，應當成為重點發展的領域。

二、勞動密集型工業行業將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高技術產業投資增長有望加快

根據行業偏向度分析，外商直接投資的行業選擇與勞動密集型程度、資產產出效率、行業平均稅負水平等有著直接的關系。假定在未來投資決策中，對行業投資的預期，以目前各制造業行業的全部企業平均水平為主要依據，那么根據外商投資不同的利益目標，選擇投資領域的趨向也將發生相應的變化。主要注重利用勞動力密集型產業比較優勢的外商，對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紡織業、家具制造業、木材加工、非金屬制品業、專用設備制造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較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比較大。以提高資產產出效率為投資指向的外商，對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皮革毛皮制品業、服裝加工業、食品加工業、電氣機械、辦公機械、紡織業、金屬制品業等行業的投資趨向很強，向這些領域投資的可能性較大。另一方面，以回避稅負為主要目標的外商，對稅負水平比較低的行業具有比較高的投資趨向，這些行業包括皮革毛皮制品業、電子及通訊設備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制造業、塑料制品業、普通機械制造業等。但是，如前所述，外商投資預期受到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如果對上述因素綜合評價，可以得到表3中所列結果。

表3按照外商投資趨向分類的工業行業

注：分類是對資產產出效率、勞動密集型和平均稅負水平進行綜合評價的基礎上得到的，其中在計算3個因素平均評價指標時，按照各自與外資行業偏向指數的等級相關系數確定了不同權數。

第一，服裝、家具制造業、文教體育用品、皮革毛皮制品業、其他制造業等典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仍將是外資投資預期和偏向程度較高的領域。

第二，電子及通信設備制造業、儀器儀表辦公機械、電氣機械等雖然資本裝備程度比較高，但是由于資本產出規模明顯、稅負水平較低等原因，有可能繼續成為外商投資相對集中的領域。實際上，這些行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環節是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資領域。

第三，今后外商投資相對較少的行業主要由三類構成：一是電力供應、蒸汽與熱水、煤氣生產與供應、自來水的生產和供應業等將長期由國有經濟占主導的自然壟斷行業；二是非金屬礦采選業、黑色金屬礦采選業、煤炭采選業等資本產出效率較低、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三是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飲料制造業等市場相對飽和、資本產出效率不夠明顯或者稅負水平比較高的行業。

應當注意到，近幾年來，跨國公司的投資項目規模不斷擴大，資本含量有所提高。這對于中國吸收外資的技術升級具有重要作用，如果能夠在政策上給予鼓勵和扶持，這種趨勢有望繼續保持并進一步擴大。

三、發達國家制造業今后產業轉移的可能趨勢——來自日本大型企業的調查結果

日本是中國吸收外資的重要來源地之一，日本的經濟結構調整將對面向中國的產業轉移產生什么樣的影響呢？根據日本國際合作銀行對792家在國外設有法人公司的日本制造業企業所進行的問卷調查(資料來源：日本國際合作銀行“2001年海外直接投資問卷調查（第13次）”，2001年11月13日)，71.6％的企業提出今后3年將繼續加強和擴大海外業務(海外業務除了包括在當地投資企業的生產、銷售、研究開發等活動之外，還包括委托生產、收購等)，而提出“維持現”或者“縮小、撤退”的企業僅分別占28.0％和0.4％。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比重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7.1個百分點之多，可見日本企業的對外產業轉移今后將以較快的增長速度繼續擴大。其中82％的企業認為中國是最有前途的產業轉移對象國（可重復選擇），比2000年調查結果提高13個百分點，已經連續4年居各國（地區）之首，此外，今后3年計劃擴大海外業務的企業中76.3的企業回答將擴大在中國的業務，比2000年度調查結果提高了16.8個百分點（參見表4）。因此，今后中國將成為日本包括直接投資在內的產業轉移的主要目的地。

從不同產業的投資趨向來看，在日本的主要行業中，汽車工業生產企業計劃3年內擴大和加強海外業務的比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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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是2008年以來，溫州民營企業面臨愈發嚴峻的生存壓力。在國內方面，從緊的貨幣政策、原材料漲價、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節能減排等環保成本的增加，壓縮了企業的盈利空間。溫州的出口依存度一直比較高，自2002年超過20％后，2006年又達到了30％左右，但2005年以來人民幣升值、出口退稅率下調，2008年開始國際經濟危機導致的國際市場需求萎縮，使出口企業面臨更大壓力。這都給溫州民營企業的傳統發展方式提出了挑戰。

如果從溫州經濟自身尋找原因，以上困境和挑戰在一定程度上和利用外商直接投資落后是相關的。如果溫州充分利用外資，可以促進出口產品更好的開拓國際市場、激勵民營企業的創新活動、提升溫州產業集群層次，進而帶動產業升級，優化出口結構，這對溫州經濟走出困境是有推動作用的。但在利用外資的同時，也不可避免地會出現外資與民營經濟競爭、民營企業受外資影響處于產業鏈低端、產業安全受到威脅等負面的影響。

那么，溫州應當如何利用外資，以促進外商直接投資正面作用的發揮，規避外商直接投資的負面影響。

一、影響溫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因素

溫州是全國最早的14個沿海開放城市之一，其GDP規模在浙江省排第3位，僅次于杭州、寧波兩個城市。但是，溫州利用外資卻非常落后。1978-2004年，溫州合同利用外資24.78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只有10.84億美元，而省內的同類城市，如嘉興市僅2004年一年的實際利用外資額就達10.22億美元。2005年，溫州市將招商引資作為政府的“一號工程”，之后利用外資的規模增加很快，2007年度溫州實際利用外資6.17億美元，但在浙江仍處于比較落后的位置。此外，溫州吸引來的外資，大多是華人華僑或者港澳臺同胞的投資，甚至有部分本地民營企業通過隱蔽手段把資金劃往境外，然后再以外資的名義轉投溫州，以享受外資的各種優惠政策。

(一)溫州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落后的原因

首先，溫州利用外資比較落后與其固有的自然條件有關。溫州多山區，資源貧乏，可用于工業發展的土地很少。從區位條件看，溫州地處長江和珠江兩大三角洲的交匯區域，與中心城市距離遠，區位條件較差，交通非常不便。這些都是阻礙外資流人的客觀原因。

其次，溫州外資少，也是溫州模式的必然結果。溫州民營經濟的迅速發展得益于改革開放之初溫州政府的“無為而治”，政府干預少給民營企業提供了寬松的環境。但是這一政府功能定位的結果，就是許多需要政府投入或干預的領域發展落后，進而降低了溫州對外資的吸引力。比如，由于高等教育發展遲緩，溫州的勞動力資源。特別是高素質人才缺乏；由于科技投入少，溫州民營企業以及產業集群層次較低，產業結構升級困難。

最后，對外資不夠重視也是其中原因之一。溫州民間資金豐富，并不存在缺乏發展資金的問題，溫州資本在全國各地投資，以及我國許多城市到溫州來招商就是一個表現。加上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特性缺乏認識，溫州對利用外商直接投資一直沒有足夠的重視。

(二)溫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潛力

溫州民營企業經過20多年的迅速發展，已經具備了較強的生產能力和市場影響力。

集群經濟是傳統溫州模式成功的一個法寶。溫州的電器、服裝、制革、汽摩配、泵閥等支柱產業都形成了強大的產業集群，而且一些產業，如合成革、低壓電器、眼鏡、制筆、剃須刀等行業在國內市場份額都超過了50％。強大的生產能力成為溫州利用外商直接投資的一大優勢。發達國家企業對外投資的一個重要動機，就是建立全球性的生產體系。溫州的生產能力可以為跨國公司配套生產，并在滿足跨國公司的嚴格要求的同時，提升自身的競爭力。

伴隨著輕工業的發展，溫州相關企業注重品牌培育和營銷渠道建設。據統計，截至2009年上半年，溫州已經有38個中國名牌產品、165個中國馳名商標。與此同時，有近230萬溫州人在全國各地有40萬個營銷點。隨著中國經濟的迅速發展，居民消費能力增強，國內市場規模擴大成為跨國公司投資的重要原因。溫州民營企業可以憑借其成熟的品牌運作能力及某些產業強大的銷售網絡，與跨國公司展開合作。

二、對外商直接投資的理性認識

不論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國際直接投資都是促進國內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因素，對資本缺乏的發展中國家尤其如此。吸引外商直接投資不單單是資本的流入，同時還有技術、管理經驗隨之進入國內。因此，作為發展中國家，我們吸引外資的目的除了解決資金短缺的問題之外，也期望借外資企業的影響力，促進本地生產要素質量的提升。外資企業一度被認為是先進技術、先進管理的代表，但是，改革開放30年后的今天，相對于民營企業而言，外資企業是否仍具有這樣的特點，我們更應當辨證地看。

(一)外資并非一定代表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

發達國家跨國公司在技術水平、管理水平方面常常是超過發展中國家的，這也是跨國公司對外直接投資的競爭優勢，是跨國公司對外投資的原因之一。但是，跨國公司的投資動機是多元化的，對于看重發展中國家廉價生產要素的跨國公司而言，其對外投資不可能是技術含量高的行業。另外，跨國公司在東道國投資的企業不一定比東道國本地企業經營得好，也是當前我國吸引外資一個不可忽視的現實。

(二)外資并非一定能帶動本地企業技術進步

我國曾經把“以市場換技術”作為中國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口號，那么外商直接投資企業是否能夠帶動本地企業的技術進步呢?對于以先進技術投資的外資企業來說，確實可能存在對當地經濟的“溢出效應”。但是溢出效應能否實現以及溢出效應的大小，并非取決于外資企業所投資行業技術含量的高低，還有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當地技術吸收能力如何。如果當地企業與外資企業技術水平差距很大、或者當地沒有經過良好訓練的人力資本、或者當地的經濟開放度比較低，都會嚴重影響外資企業對當地的技術轉移。

(三)外資并非解決本地經濟問題的主動力量

對溫州經濟來說，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競爭、帶來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是刺激本地經濟良性發展的一股重要的力量。但是，跨國公司對東道國的投資是服從其全球化生產戰略的，在具有不同比較優勢的地區，分工也有所不同。外商直接投資進入某一地區，可能歸因于這一地區具有較高的要素稟賦、較大的市場等。也就是說，是一個

地區的經濟發展速度和水平決定了吸引外商直接投資的情況，而非相反。因此，認為只要有足夠數量的外資，就能提高民營企業技術、管理水平的想法，是非常不現實的，外資并非解決本地經濟問題的主動力量。

因此，民營企業強大的溫州在利用外資的時候，切不可一味地吸引外資，寄希望于外資來解決溫州經濟當前的問題。外資能否改善當地經濟狀況，更多的還是取決于是什么樣的外資進入，本地經濟的吸收能力如何以及政府的相關配套政策。

三、溫州利用外資的對策

外商直接投資并非溫州經濟發展的必要條件，更不是充分條件，但卻是溫州經濟轉型的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如何適當利用外資、如何為外資對本地經濟發展發揮作用創造條件，是溫州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要素條件來看，溫州土地奇缺，因此對溫州而言。注重利用外資而非吸引外資，也是一個不可忽視的戰略，我們常常提到的招商引資就是指吸引外商直接投資，即讓跨國公司到本地投資，也是我們在統計數據里面看到的金額。而利用外資是指促成本地企業與跨國公司建立更緊密的業務聯系，如通過配套、貼牌、搭車、外包等方式進入跨國公司的產業鏈。在為跨國公司提供上下游生產的同時，提升自身的競爭力。重利用而非一味強調引進外資，是一種更加務實的態度，也是溫州以外資促發展的現實選擇。

在利用外資的過程中，溫州政府的職能定位要明確。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是經濟活動的主體，政府可以在確立制度、提供信息等方面為企業提供便利，切不可越俎代庖，地方政府的政治目的可能會讓企業陷入艱難的困境，

現階段利用外資，溫州的經濟條件與改革開放之初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利用外資的思路也應當相應調整。溫州利用外資，應當以提升本地生產要素質量以及完善本地生產要素形成機制為目的，從溫州產業集群與企業品牌優勢出發，積極構筑對外資的吸引力，在吸引和利用外資的過程中，提升本地的競爭力。

(一)改善投資環境

溫州可以通過加大基礎設施建設，降低企業的交通成本；加大信息高速公路建設。促進本地企業的信息化，從而實現雖然外資不在溫州，但是外資影響溫州的效果。對于必要的外商直接投資，溫州可以鼓勵本地企業與外資企業股權合作，而非新建獨資企業的方式。

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信息成本、基礎設施、地理優勢等對FDI區位選擇的影響巨大。溫州可繼續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特別是信息高速公路建設，以克服地理條件、自然條件等客觀原因給其吸引外資帶來的不利影響。

由于曾經缺乏利用外資的緊迫感，溫州對吸引外資的軟環境建設也比較落后。溫州應當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穩定性，提高政府辦事效率，特別是外商直接投資的審批效率。我國曾經以優惠政策吸引外資，這種方式在吸引外資的同時，會造成對本地企業的擠出效應，以及民企與外企的不公平，因此，對溫州的適用性還有待研究。

(二)適當甄選外資

外商直接投資企業并非同質的企業，處于不同行業，來自不同國家的外資企業，對溫州經濟的影響也有很大差別。溫州要根據當地產業發展的要求，企業發展的狀況，引入適度規模的外資。溫州可參考國家產業政策和外商投資企業指導目錄的相關內容，完善外資準人政策。

目前，我國外資70％投資于工業領域。溫州也是輕工業比較發達的地區，輕工業的部分產業在世界市場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溫州可以加強與支柱產業相關的跨國公司的引進，通過與跨國公司的合作，提升溫州產品的質量和層次，提高溫州商品的品牌認知度。根據一些學者的研究，外資進入我國服務業還大有潛力，溫州在這個大背景下，以更開放的姿態，促進服務業外資企業進入，在帶動溫州服務業發展的同時，改善溫州的投融資體制。

(三)定向嫁接產業集群

產業集群是溫州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但是溫州這種原發產業集群的產業鏈條比較短，規模小，分工和專業化水平低，設計的先進技術少，企業的研發投入小，這是其與外商直接投資產業集群的重要區別。

最強勁的競爭優勢通常來自于企業集群，尤其是具有地理集中性的企業集群。如果溫州可以吸引到跨國公司進入產業集群，則可以“拓展地方經濟的產業鏈以及彌補產業鏈上的薄弱環境，并利用引進項目在技術、機制、理念上的優勢，刺激當地創新活動，提高當地產業鏈的集群式創新能力和競爭優勢”。

(四)促進民外融合

溫州政府曾在2005年將招商引資作為政府“一號工程”，即"2005年完成全年合同利用外資6億美元、實際利用外資3億美元、實際到位內資16億元”的目標，但是這個目標的完成，對溫州這個以民營經濟為主體的地區實非易事。溫州吸引外資的目的是提升本地生產要素質量，進而提高溫州的企業競爭力，促進經濟發展。因此，關鍵的問題并非有多少外資來溫州投資，而是，溫州民企在多大程度上利用了外資。

不論跨國公司是否在溫州，政府都要致力于促成跨國公司和民企的合作。特別是尋找內資企業作為供貨商的跨國公司，溫州可以對一些民營企業進行技術等方面的培訓，使其達到跨國公司的技術標準，采購其產品，使其進入全球生產系統。此外，溫州也可以通過產業政策，激勵跨國公司與內資企業建立分包商或供應商的關系，以實現跨國公司對內資企業的人員培訓和技術轉讓。

(五)促進技術擴散

利用直接投資的進入必然會引起本地企業與外資企業的激烈競爭，如果處理不當，容易使外資對本地企業構成威脅，甚至影響到到當地的產業安全，這也違背了我們利用外資的初衷。但是，適度的競爭可以促進本地企業提高技術水平，一定的政策導向更可以促進外資企業的技術擴散，實現溫州利用外資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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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直接投資撤退是一種客觀存在，其影響重大。因此，研究撤資所具有的重要性不亞于研究投資。

關于撤資的基本情況，如國別、成因、規律、影響等，國內外有關學者有過相應研究。但總體而言，系統的研究成果和相對成熟的研究結論不多。本文擬就近年來的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問題，做進一步分析、論證，用以豐富此研究領域的相關內容。

外商對華直接投資撤退原因分析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2005年4月20日向中國發展高層論壇2005年會提交的一份題為《世界經濟格局中的中國》的主題報告顯示，截至2003年底，中國累計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621億美元，但如果考慮外商投資企業的終止運營、資產折舊和撤資等因素，2003年底中國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存量為2600億美元，相當于當年GDP的18%左右，低于27%的世界平均水平。至2003年底，在累計批準設立的46萬多家外商投資企業中，已終止或已停止運營的企業逾23萬家，約占累計設立外商投資企業的50％，現存注冊運營外商投資企業約23萬家。即：在已批準設立的外商投資企業中，失敗、中止、撤退的比例高達50%。這其中，由于跨國公司撤資引起的企業終止或停止運營占了一定的比重。詳細情況如表1所示。

典型行業撤資原因分析

乳業。導致國際乳業跨國公司撤離中國市場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幾個方面：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過高和過于樂觀地估計了中國奶品市場的培育與發展速度，短期內即形成消費市場尚不具備充分的條件；產品多走高價位路線，與中國百姓的實際收入水平相差甚遠；中國的奶品市場發育還不成熟，市場秩序較為混亂尚未完全理順。無序的多發的價格戰、造假等，使外商無可適從；對中國的飲食文化、消費習慣、消費能力、消費選擇、消費對象、消費特點等不甚清楚，經營理念未完全迎合中國人的消費觀念和習慣；缺失奶源優勢及對奶源的控制權。大部分的國際乳業跨國公司進入中國后，多把精力和資本都投放在奶品加工、奶品市場銷售這兩個環節上，對奶源往往掌握不了主動權，缺失奶源優勢；管理成本過重，有人曾作過成本分析，認為外資的產品成本中的管理成本普遍高出中國國內企業的20-30%；公司選址和產品市場定位偏差；國際乳業跨國公司巨頭，其中大部分在剛進入中國之時，落腳點都選擇在中國的北部，而中國的北部恰恰是奶源的高度集中點和牛奶消費的冷點。

電力行業。導致電子行業撤資的原因主要有：超國民待遇的取消，上世紀90年代初期，中國政府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將電力生產領域對外國直接投資(FDI)大幅度開放。由于電力需求強勁，中央和地方政府為了鼓勵和吸引外資進入中國電力工業領域，對投資發電行業的外資實行“三?！闭?，即保電量，保電價，保回報，承諾高達15%到20%的固定回報率。2002年中國電力體制改革確定了競價上網的基本方向，隨著優惠政策的逐步取消，外資回報率明顯下降。2004年下降到5％。

煤價上漲影響電力利潤。從2003年開始，新一輪電力緊缺所導致的發電用煤供應緊張使外資發電廠面臨更大的困境，眾多的外資和民營電廠都只能到市場上去購買高價燃煤，由于煤炭價格大幅度上揚但電價由于管制而幾乎未有變動，令外資發電企業損失慘重。

電力體制改革進程緩慢。中國電力投資領域市場準入程序復雜，審批周期較長，而正處在改革過程中的電力市場卻隨時都可能發生變化，即中國電力體制改革走向不明，以及當前電力領域的低市場化程度和對未來電力市場前景的謹慎態度，導致了外國電力資本撤離中國或止步不前。

電力投資政策變化頻繁。電力投資大，回收期長，其間可以發生很多情況。在中國的現有體制下，其經濟政策投資政策常常不能正確預判，因而造成“政策多變”。外商普遍認為中國電力投資環境依然存在一些不明朗因素。

投資方母國電力市場誘人。自2003年8月美國發生大面積停電事件以來，民眾要求政府增加電力投資的呼聲日益高漲。美國聯邦能源監管委員會提議對電力行業結構進行重組改造，要求電力公司整修電網,對輸電網升級改造。這對跨國企業的抽回資金形成了直接的影響。為了大規模參與美國電力建設新，籌集電網升級改造所需資金，出售海外非核心資產就成為許多美國電力企業的必然選擇。

典型國別撤資原因分析

韓國。韓國與中國建交于1992年，當年韓國對中國直接投資額為1.19億美元，此后逐年增加。至1997年達21.4億美元。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韓國對中國的直接投資連續三年出現下降，2000年后開始回升，2001年基本回至金融危機前的水平。1992年至2001年間，韓國對中國的總投資額為123.4億美元，占同期中國FDI總額的3.32%。

導致韓國撤資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包括韓國人的性格。韓國人的性格造成了韓國企業投資輕率，只是靠一時沖動，而不是仔細研究市場前景和當地消費水平。另外，由于中國在很多方面技術水平提升很快，韓國的技術優勢越來越不明顯，失去了收益的基礎。

韓國經濟的不景氣則是直接原因。韓國2000年GDP增長率是8.8％，2001年的增長率只有4％，這使得韓國企業國內總公司遇到資金困難，周轉不濟，對外投資能力下降，收縮對外投資成難免之勢。

韓國對中國的投資受投資地域限制的影響較大。投資地大多集中于黑龍江、吉林、遼寧、河北、山東、北京、天津等東北部地區和環渤海地區，從數量上看，投資于該地區的數額占到了韓國對華投資總件數的83.2%，占到了總投資額的66。2%，從產業分布上看，則主要集中于紡織、服飾、玩具、皮革等勞動密集型，其主要是出于對中國廉價勞動力的考慮，另外則是由于東北地區，特別是朝鮮族聚集區語言溝通便利。但對投資的經濟發展狀況及投資環境考慮較小，從而在一定程度上為韓資企業的經營帶來了困難。

最后就是由于經營成本的逆轉。亞洲金融危機發生后，韓國經濟大受影響，韓國國內資本不足問題日益突出，各企業紛紛縮減對外投資。此外，金融危機后，韓國國內勞動力成本大幅降低，中國勞動力成本優勢下降，再者，隨著中國加入WTO，關稅下調，部分韓國商品可自由進入中國，也進一步促使部分韓國國內產品的生產成本反低于在中國制造。

日本。日本經產省直屬的日本貿易振興會2002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在中國的日本三資企業6—7成為盈利，2成左右收支平衡，1成多為赤字或撤退?？梢姡毡驹谌A投資企業的撤退比例是偏低的。以1995年為例，日本企業從中國撤資總數為8家，居日本海外撤資排序的第9位，占其當年全部撤資比例的3.1%。詳細情況見表2。

盡管日本對華投資撤退的比例相對偏低，但從我國的角度分析，日本對華投資確實還存在相當的問題，這些問題對中國所造成的影響，在某種程度上不亞于撤退資所造成的影響，甚至可能還更為嚴重。這些問題主要包括：

日本對中國的投資與歐美國家相比，項目平均規模偏小。盡管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中的大中型項目在不斷擴大，但是同歐美國家比起來，平均單項數額仍然偏小。根據日本財務省統計，日本對華投資項目平均規模僅相當于對世界投資平均規模的34%，而面向亞洲、北美洲、歐洲投資的平均規模分別相當于對世界平均水平的46%、152%和118%，這說明日商對中國市場尚存疑慮。另外，企業當地收益再投資比較多，來自日本本土的新項目投資增長并不明顯。除此之外，投資企業在人才、零部件采購本地化和技術轉移方面的進展落后于歐美企業。

中國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的地位沒有明顯提高。按照日本財務省報告、申報額統計，2000-2004年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只占同期日本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2%，其中2000年僅占2.0%，2004年才提高到12.8%，分別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6、第3位。從整個情況看，2004年末日本對華直接投資的資產余額為202億美元，只占日本對外直接投資資產總額的6.0%，居對美國（1430億美元、38.5%）、荷蘭（365億美元、9.8%）和英國（268億美元、7.2%）的投資

之后，在日本對外直接投資對象國中列第4位。

日本壟斷性產業的投資落后。如前所述，包括汽車、家用電器和計算機、手機等部分高新技術產業在內，凡是日本與歐美各國激烈競爭的領域，日本企業都迅速擴大了對華投資。然而，在日本高度壟斷國際市場和中國市場的領域，日本企業仍繼續實行擴大出口的戰略，在當地生產方面幾乎沒有什么進展，其典型是數碼家電產業。

投資仍高度集中于沿海地區。根據日本三菱綜合研究所2004年7月的統計：日本對華直接投資主要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其次是廣東、北京、大連和青島；2003年末，在華日資企業的42.8%集中在以上海為中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

外商撤資所引發的思考

客觀地分析中國區位優勢

跨國公司“兵退”中國，帶給我們的思考是多方面的。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中國居民的收入水平仍普遍較低，相應地，消費水平也不高。而且，就許多行業而言，雖然中國是最有潛力的市場之一，但市場的培育和發展尚需時日，短期內市場需求規模不會有想象中那么大；中國的低成本優勢正在消失?？鐕驹谥袊倪\作成本（包括生產成本、管理費用、銷售和促銷費用、稅收等）并沒有他們想象的那么低；受以上兩個因素的影響，許多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回報率都低于預期水平，也低于在其它亞洲國家的投資回報。這也是為什么歐美跨國公司在增加對華投資的同時，采取的態度越來越謹慎的原因。

冷靜地審視引資政策

我國外商投資領域存在兩大怪現象：獨資企業比例增長的同時，合資企業逐漸減少；吸引新的外資的同時，已投項目大量流產。

目前，在國際上，外商投資的主流模式是并購，90％以上的投資采取的這種模式，但在我國目前這一比例還非常低。近兩年來，外商獨資企業的比例不斷提高，以中外合資、合作形式投資的比例逐漸降低。這反映了大量的外商新增投資與我國現存的國有企業資產并未實現最有效的結合，外資沒選擇并購而是另起爐灶，致使規模巨大的國有資產閑置。多年來，我國對潛在投資者的挖掘過程中，忽視了對存量資產的盤活問題，更沒有過多考慮新增外商投資與國有資產存量的結合問題。

另外一個怪現象是，在引資的同時，又丟掉了一些已經投資的大項目。根源在于，只重視前期招商的環節，忽視了后續服務工作的跟進，最終導致不斷增加新項目，但已投資項目沒有服務保障而流產。

對撤資的防范策略

對于跨國公司的撤資，既要冷靜分析其深層原因，又要采取必要的手段和措施，確保我國引進外資目標的實現。

應進一步調整外資政策，保持外資流入、流出量的穩定性，使之成為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和運轉的較確定性的因素。同時，調整過度集中的外資來源國結構，避免資本流入量因為某國或某一地區的經濟波動受到較大影響。

要進行必要的事前控制。由于東道國事后難以采取有效的措施和政策遏制已經蔓延的撤資行為，因此，加強對外資流動的事前控制就成為我們防止跨國公司撤資以及由此帶來突發的負面影響的重要手段。

在管理方面要做好如下工作：為外商提供更完全、更真實的投資信息，減少由于信息不對稱而造成的撤資；利用中國產業多層次并存的特點，采取明確的產業優惠政策，變外資撤退為外資在中國境內的產業轉移；考慮到外資制度安排的國際競爭，中國在外資制度安排上要保持一定的國際區位比較優勢，建立和鞏固新的區位優勢，防止外資撤退。

保持吸引外資政策的連續性，繼續改善投資環境。必須始終堅持積極吸引外資的基本方針。調查表明，盡管我國已經在完善基礎設施等“硬件”環境方面取得明顯效果，但是諸如政策制定缺乏透明度、變動頻繁，政策執行不盡統一、具有隨意性，政府工作效率低、缺乏服務意識，市場監管不力、假冒偽劣商品泛濫、亂收費嚴重等等外商關于“軟”環境方面的批評依然強烈。

從現在起，我們應逐步形成一種不僅依靠優惠政策吸引外資的基本格局，在市場準入和政策軟環境方面下工夫，并通過大量工作使外資認知這一思路。只有這樣，才可能進一步穩定外資的進入與留存。否則，過份依賴優惠政策的外資，一旦優惠政策取消或減少，更易形成撤資事件。

參考文獻：

篇5

在中國不斷反省引資思路和政策的大背景下，外商投資中國的積極性是否有所降低？在經歷多年高速增長之后，外資是否開始看淡中國經濟的前景？在外有人民幣升值壓力、內有宏觀調控施壓的躁動期，投資者是否擔心投資環境不確定，因此選擇逐步撤離中國內地？雖有商務部研究院專家認為現在的數據“說明不了太多問題”，但其實，這樣的數據也還是說明了一些問題，至少能從宏觀經濟的變化中找到解釋。

實行對外開放政策、大力引進外資已有26年的中國，期望抓住新一輪全球生產要素優化重組和產業轉移的重大機遇，努力提高利用外資水平，甚至提出變“招商引資”為“招商選資”。各級地方政府也逐漸走出一味依靠土地和稅收政策優惠吸引外資的誤區，而是開始真正審視本地區所需，認真考慮引資質量問題。上海、北京等地近期出臺引資政策更是將高耗能、污染嚴重的一些投資項目“拒之門外”，同時收緊土地資源供應。地方政府抬高進入門檻的做法，對實力有限的外資和一些“假外資”造成壓力，反映到數據上就是外商直接投資減少。

在前段時間中國房地產熱中大肆殺入、推波助瀾的外資，在中國政府為狙擊“投機”，擠出樓市泡沫而頻頻出臺宏調手段之后，開始轉向“握錢觀望”，有的甚至已經悄悄撤退。曾是外商賺得“盆滿缽滿”的中國房地產業現已成為外資最不敢越的“雷池”。業內專家相信這一變化，對FDI的影響頗大，并相信如若房地產業這種“人為的冬天”沒有改變的話，FDI還將持續下降。

去年以來，在人民幣升值的強烈預期之下，大量國際游資通過各種合法渠道進入中國，屯兵境內等待一場豪賭。其中就不乏以直接投資名義流入的短期投機資本，而今，中國政府頂住壓力，力保人民幣穩定。投機無望的“熱錢”有些已通過合法渠道“撤離”，尚在境外徘徊的“熱錢”則明顯減緩了流入的速度。加上中國的外匯管理當局不斷強化防范措施圍堵“熱錢”，其“合法”進入的難度也越來越大。

篇6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擠出效應;協整;誤差修正模型

中圖號:F125.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9451(2009)02-98-05

An Empirical Study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WANG Mingxing

(School of Statistics,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NanChang 330013,China)

Abstrac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effect of foreign direct investiment from 1983~2007 on China’s domestic investment is mady by using the cointegration analysis and the error correction model.The results obtained show that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has a crowdingout effect on domestic investment in the long term while in the short term it has a lagged and negative effect,which requires the relevant government departments to make a right adjustment in the current policy on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so as to weaken such a crowdingout effect and make better use of foreign investment.

Key Words: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crowdingout effect;cointegration;

error correction model

吸引外商來華投資是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快速發展的重要動力之一。外商直接投資(FDI)的流入不僅為發展中國家發展經濟帶來了稀缺的資金、技術和管理經驗,而且為東道國創造了更多的就業機會,增加了政府的財政收入,改善了東道國的對外貿易,優化了東道國的產業結構等。但是隨著我國利用外資規模的不斷擴大,外商直接投資的負面效應開始凸顯并影響了中國經濟的長遠發展,其中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擠出效應就是一個備受關注的問題。因此本文從整個宏觀角度出發,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短期和長期影響,從而為政府調整利用外資結構和規模,提高利用外資質量,發揮外資的正面效應提供理論依據。

(一)外商直接投資(FDI)與國內投資關系的理論探討

國內總投資包括本國投資者所形成的投資和外商所形成的投資這兩部分。相應地,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投資之間的關系也就有兩種:第一,外商直接投資與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國內投資之間的關系問題,也就是反映外商直接投資如何轉化為外商所形成的那部分國內投資。第二,外商直接投資與本國投資者所形成的那部分國內投資之間的相關性問題,即外商直接投資是促進了國內投資,還是減少了國內投資,或者兩者之間根本不存在相關性。本文所要探討的外商直接投資與國內投資的關系屬于后者。如果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導致國內總投資的增加額超過了外商直接投資本身的增加額,則說明了外商直接投資帶動或促進了國內投資,此時稱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入效應。擠入效應的產生途徑主要有:外商直接投資流入,如果給東道主國家帶來新技術或新產品,迫于競爭的壓力,國內企業會不得不引進新技術或者增加自己的研發投入來提高企業的競爭力,從而導致國內投資的增加;若外商投資的行業與上下游產業有很強的關聯性,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會帶動下游和上游企業投資的增加;另外FDI企業與國內企業之間的人才流動會使前者的先進技術,管理經驗流入到后者,這樣國內企業利用先進技術提高了勞動生產率同時也會增加自己的投資。相反地,若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導致國內總投資的增加額小于其自身的增加額,則國內投資減少,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一般來說,FDI企業擁有先進的生產技術,經營管理以及強大的品牌力量,再加上東道主國家給予的各種優惠會使得其在爭奪生產要素,產品市場中處于有利地位,若FDI企業進入了國內發展已相對成熟、競爭相對激烈的行業,在投資機會和產品市場飽和的狀態下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必然會減少甚至替代國內投資。另外,FDI企業通過進口來購買原材料和出口來實現產品的銷售,這樣會切斷與國內上下游行業之間的原有關聯性從而導致國內投資的減少。最后,如果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額等于國內總投資的增加額,則表明兩者之間不存在相關性。

(二)國內外相關文獻綜述

關于外商直接投資與東道主國家國內投資關系的研究國內外學者針對不同的國家和地區利用不同的擠入擠出效應模型得出的結論是不一樣的。Borensztein Gregorio和Lee運用內生經濟增長模型對69個發展中國家19701989年的數據進行分析發現FDI對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國內總投資的增加額約為FDI流入增加額的1.52.3倍。ManuelR Agosin和Ricrado Mayer采用19701996年間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39個國家的面板數據,運用總投資模型,證明FDI對亞洲各國的國內投資產生了很強的擠入效應,對拉丁美洲各國卻產生了擠出效應,與非洲各國的國內投資則無顯著的相關性。

近年來,國內部分學者也對外商直接投資對中國國內投資的擠入擠出效應進行了實證研究。張倩肖在新古典投資模型的基礎上證明了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國內投資產生了替代效應。在區域性研究方面,王志鵬和李子奈運用面板數據分析后發現,FDI對我國東部地區的國內投資產生了擠出效應,對中部地區國內投資存在擠入效應,而西部地區FDI的擠出效應不顯著;薄文廣采用總投資模型論證了珠江三角洲地區FDI的擠出效應比長江三角洲地區更加明顯。

以上在分析FDI對國內投資的影響時大多采用總投資模型,由于模型中解釋變量很多容易產生多重共線性,另外解釋變量中還含有滯后被解釋變量,因此運用OLS法來估計模型就會失效。本文采用協整理論和誤差修正模型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國內生產總值對國內總投資的長期均衡關系和短期動態影響。

二、實證分析

(一)變量選取與數據來源

影響國內總投資規模的因素諸多,主要有兩種投資需求模型:加速度模型和資本存量模型。在這里采用加速度模型來研究總投資的變化,加速度模型表明投資需求不僅要受到本期國民收入水平的影響,而且要受到上期國民收入的影響,同時還要受到本期流入的外國資本的影響。因此我們可以將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額(FDI),國內生產總值(GDP)作為影響國內總投資的主要因素,研究它們對國內總投資的長期和短期影響。從中經統計數據庫中可以搜集到19832007各年全國的FDI,GDP數據,而國內總投資額用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DI)來代替。由于統計資料上FDI數據是以美元標價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在分析中首先將其用美元對人民幣的年平均匯率折算成以人民幣標價的外商直接投資額。為了消除數據中可能存在的異方差,分別對以上的外商直接投資額,國內生產總值,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完成額取對數,取對數后的結果來表示。

(二)變量的平穩性檢驗

對于非平穩的時間序列變量建立回歸模型可能產生偽回歸的問題,因此在回歸分析之前必須要對變量序列lnGDPt、lnFDIt、lnDIt進行單位根檢驗,以確定變量的平穩性及單整階數。運用Eviews5.0中ADF方法分別對lnGDPt、lnFDIt、lnDIt進行平穩性檢驗,檢驗結果如下表1。

表1中d表示變量的一階差分;檢驗形式中C代表包含常數項,T代表含有趨勢項,K表示滯后階數;滯后階數的選擇標準是以AIC和SC值最小為準則。從表1中可以看出,ln(GDPt)、ln(FDIt)、ln(DIt)的ADF檢驗統計量值分別大于1%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不能拒絕存在單位根的原假設,表明水平序列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穩的;其一階差分變量d(lnGDPt)、d(lnFDIt)、d(lnDIt)的ADF統計量值分別小于10%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這樣它們的一階差分變量在10%顯著性水平下都是平穩的,因此ln(GDPt)、ln(FDIt)、ln(DIt)都屬于一階單整變量序列。

(三)變量之間的協整關系檢驗

盡管lnGDPt、lnFDIt、lnDIt都是非平穩的,可是同為一階單整變量的它們之間可能存在一個穩定的線性組合。采用Johansen方法對ln(GDPt)、ln(FDIt)、ln(DIt)是否存在協整關系進行檢驗,在“Cointegrating Equation(CE) and VAR specification”欄目中選擇第三個備選項,即設定時間序列數據存在確定性線性趨勢,但協整方程(CE)和向量自回歸模型(VAR)中只含有截距項不含有趨勢項,同時一階差分滯后階數選擇為2階,Eviews5.0運行結果如下表2和表3。

表2中在檢驗原假設H0:r=0時無論跡統計量還是最大特征值統計量都大于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表明拒絕原假設,三個變量之間至少存在一個協整關系;在檢驗原假設H0:r=1時統計量和最大特征值統計量都小于對應5%顯著性水平下的臨界值,說明不能拒絕H0:r=1,因此ln(GDPt)、ln(FDIt)、ln(DIt)之間僅僅存在一個協整關系。表3給出了三者之間的協整數量關系式:

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

雖然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國內生產總值和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都有各自的波動規律,但從長期來看,三者之間存在一個穩定的關系,其中國內生產總值對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產生了促進作用,國內生產總值每增加1%會使得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增長約1.3%,而外商直接投資則擠出了部分國內企業的固定資產投資, 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將使得國內總投資減少近0.13%。

(四)建立誤差修正模型

協整關系反映了變量之間存在長期穩定的均衡關系,但由于許多隨機因素影響著包括諸多變量的經濟系統,所以經濟系統經常處于一種非均衡狀態。變量組成的經濟系統之所以能夠保持一種均衡趨勢,是因為系統本身具有自我調整機制,當變量在上一期偏離了均衡點時系統在下一期會對上一期的非均衡誤差做出修正從而使得變量不斷地圍繞著長期均衡關系進行上下波動而不是更進一步地脫離均衡關系。構造誤差修正模型正是為了尋找這種調整機制,它描述了變量從短期波動向長期均衡調整的過程。根據ln(GDPt)、ln(FDIt)、ln(DIt)之間的協整關系:lnDIt=-3.85500+1.33874lnGDPt-0.127547lnFDIt,可以建立如下形式的誤差修正模型:

上式中參數βi(i=1,2,…,9)是短期參數,表示變量之間的短期調整關系,其中β9也稱為修正系數,它反映上期的不均衡誤差對本期被解釋變量短期波動的影響程度,說明被解釋變量短期對誤差的調整速度。ECMt-1 代表非均衡誤差的一階滯后項,ECMt-1=3.85500+lnEIt-1-1.33874lnGDPt-1+0.127547lnFDIt-1運用OLS法對以上的誤差修正模型進行參數估計,得到如表4的結果:

R2=0.860981,調整的R2=0.756716,DW=2.430159,F-statistic=8.257670.

從表4中可以看出,解釋變量中只有

d(lnDIt-2),dln(GDPt),d(lnFDIt-1),ECMt-1的T統計量通過了顯著性檢驗,因此剔除其他的解釋變量,只以d(ln(DIt-2),d(lnGDPt),d(lnFDIt-1) ,ECMt-1,作為解釋變量重新用OLS法對誤差修正模型進行估計,估計結果如下表5。

從估計結果可以發現所有的解釋變量都通過了顯著性檢驗,而且模型的擬合優度(R2=0.804872)也比較高,說明所建的誤差修正模型是有效的,它可以表示成下列形式:

d(lnDIt)=-0.130397+0.591627d(lnDIt-2)+1.619331d(lnGDPt)-0.233414d(lnFDIt-1)-0.300074ECMt-1

其中前兩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變動以及本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都對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短期變動有正影響,影響系數分別為0.591627和1.619331,可見本期國內生產總值的變化對當期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影響比較大;而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資的短期變動對對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短期變動產生了負影響,前一期的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會導致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下降0.23%,影響力并不大。另外滯后一項的非均衡誤差對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的變動也起著負影響,符合誤差反向修正機制,上期誤差的30%在本期得到了修正。

三、結束語

就全國而言,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存在著長期的擠出效應,我們認為這主要是由外資企業與內資企業在產品市場上的競爭所造成的。流入我國外資的行業分布比較集中于制造業,尤其以輕工業為主,長期以來制造業領域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資占實際利用的外商直接投資總額的60%以上,這與內資企業的產業結構總體上相似。由于輕工業大多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其產品技術含量不高,替代性較強,這樣外企的進入并不會創造和擴大國內的市場需求,只能與內資企業競爭去爭奪有限的市場空間。與國內企業相比,外資企業通常擁有國際知名的品牌、豐富的管理經驗及國家給予的超國民待遇,所以在產品市場的激烈競爭中外資企業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進而減少或取代了國內的投資。另外,今幾年來外商直接投資選擇獨資這種生產經營方式的比重不斷上升,2004,2005,2006年這個比重更是超過了70%,這也就限制了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企業技術溢出效應更好的發揮。

從短期看,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變化存在滯后一期的負影響, 前一期外商直接投資每增加1%會導致本期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額下降0.23%,這說明外資企業的競爭優勢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逐步發揮出來;對本期國內投資變化影響最大的還是當期的經濟發展水平,當期GDP每增加1%,大約會使得國內投資增加1.6%;而上期的非均衡誤差對本期國內投資的影響也達到了0.3。

鑒于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的固定資產投資產生的擠出作用,國家在今后利用外資的政策上要做出一定的調整來增強外商直接投資對國內投資的擠入效應,削弱其擠出效應,這對于提高利用外資的質量,優化產業結構和轉變經濟增長方式都有著重要的意義。因此我們建議:國家應積極將外資引入到服務業領域,改變當前這種過度集中于制造業的狀況。即使在制造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也只能引入那些技術含量高的知識密集型外資企業,而對于一般的加工制造業實行國民待遇,這樣會增強外商直接投資的技術溢出效應,也有利于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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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7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國有企業；制度變遷

中圖分類號：F12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0594(2007)03―0045―03 收稿日期：2006―09―18

國企改革始終伴隨著新舊制度的摩擦和沖突，單純的內部力量難以打破阻礙國有企業改革的制度桎梏，因此，國企建立現代企業制度本身存在一種對于外部力量支持的要求。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對外開放是一起進行的，對外開放引進了一個重要的制度創新主體――外商直接投資。外資的進入不僅引入了物質性的要素，更為重要的是引入了對傳統經濟體制產生巨大沖擊的新制度因素。本文利用新制度經濟學制度變遷的理論，通過國有企業在推行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的成本與潛在收益比較，研究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國有企業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機理。

一、國有企業制度創新,tl的成本與收益的界定

根據制度經濟學關于制度均衡的理論，假定人是理性的，總希望獲得一些在舊有的安排下不可能獲得的利潤，如預期的凈收益超過預期的成本，一項制度安排會被創新出來。制度安排會在兩種情形下發生，制度創新改變潛在的利潤，另一種是制度創新成本的降低使安排的變遷變得合算。為了分析外商直接投資與國有企業誘致性制度變遷的機理，首先界定國企制度創新中的成本與收益。

(一)國有企業制度創新中的收益 國有企業制度創新中的收益包括資產性收益、補償性收益和創新收益。資產性收益指國有企業經濟效益和職工、經理人員的收入。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創新，轉變傳統經營機制，獲得法人財產權從而擁有完全的企業經營權，按照市場需求組織生產經營，從而提高資產經濟效益和增加國有企業職工和經理人員的收入。補償性收益是國有企業制度創新利益受損主體將獲得的一些補償，這包括下崗職工的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再就業的稅費減免等等。另外國有企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以后，國有資產交由統一的國有投資主體行使所有權，國有企業剝離了以前承擔的種種政策性任務，這產生了國有企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變遷中的創新收益。

(二)國有企業制度創新中的成本在傳統計劃經濟體制下，國有企業職工可以享受政府和企業給予的種種福利待遇。國有企業的改革向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方向轉變以后，國有企業職工不但失去政府和企業給予的各種福利待遇，而且有可能會失去原有的工作崗位，這就造成國有企業職工的風險成本。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創新以后，強化經營管理人員對企業盈虧的責任，打破傳統的干部終身制，倘若企業經營不善，經理人員就會被解聘，這也將造成經理人員的風險成本。在傳統體制下“內部人”可以通過手中權力為自己謀得利益，而推行現代企業制度，使得“內部人”利用手中權力侵蝕國有資產的機會降低，“內部人”有喪失以前既得利益的風險，這就形成國有企業制度創新中扭曲成本。另外國有企業由于歷史的原因，要承擔一部分解決債務和冗員的責任，這就加重國有企業的經濟負擔，企業要以改制后公司未來收益的減少為代價，產生沉淀成本。另外，國企職工和經理人員長期生活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缺乏市場經濟體制下運行的企業制度的知識，因此，不知道如何具體去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的企業制度，一些職工和經理由于缺乏對現代企業制度的認識而產生一定程度的抵觸情緒，產生制度實施成本。

二、外商直接投資條件下國企制度創新收益和成本的變化

(一)外商直接投資條件下國企制度創新收益的變化在資產性收益的方面，由于允許外商直接投資，國有企業進行制度創新，合資企業經營效益得到較大提升，市場競爭壓力也會促使不與外商合資的企業努力提升經濟效益，這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利潤會上升，國有企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會獲得較大的收益。對于補償收益，外商直接投資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使得國家補償利益受損主體的能力得以加強。外商直接投資也提供了一些就業崗位，為富余人員的安置提供一些就業機會，這都使得國有企業制度創新中利益受損主體得到比在封閉條件下更多的補償性利益。另外，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條件下，對于國有企業來說產生了一些外在于原有企業制度安排結構之外的利潤，這主要包括與外商合資獲得實現技術進步和提升產品檔次、借助外資的營銷渠道擴大產品市場規模、獲得中央及各級地方政府給予外商投資企業各種優惠政策，產生了合資收益。

(二)外商直接投資條件下國企制度創新成本的變化在職工和經理人員的風險成本方面，允許外資進入以后，國有企業職工在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的風險成本是存在的。但是外資進入以后，政府的財政收入將得到增加，實行“抓大放小”戰略后，政府也得以將部分閑置的國有資產變現。這樣政府對國企制度創新中利益受損主體補償的能力得以加強，在國企制度創新中利益受損主體將得到更多補償。另外，外商直接投資使得國有企業職工增強平等競爭意識，這減少了職工在國企制度創新中的風險成本。在經理人員的風險成本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外資企業打破了傳統國有企業的市場壟斷地位，市場競爭加劇，國有企業經理人員有一種制度創新的壓力，否則就有被市場淘汰的風險，與被市場淘汰的風險成本相比，原有的國有企業推行制度創新的風險成本降低。在扭曲成本方面，國有企業進行制度創新，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內部人”失去以前既得利益，從而產生國有企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中的“內部人控制”成本。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條件下，市場競爭加劇，合資企業中外商還會取得部分經營管理權，克服“內部人控制”，“內部人控制”成本會進一步加大。但同時市場競爭加劇，產生一種對“內部人”的市場監督機制，監督程度加大。合資合作企業中還會產生外資和國有企業之間的相互制衡機制，這會降低“內部人”控制企業的程度，從而使整個扭曲成本下降。另外，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條件下，一方面政府的財政收入增加和外資提供的一些就業崗位，使得政府解決國有企業歷史性債務、冗員的能力增強。另一方面外商與國有企業合資合作，形成新的資本注入機制，也解決了一部分歷史性債務、冗員問題，這將減少國有企業解決歷史性債務、冗員的沉淀成本。在制度實施成本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作用，國有企業的職工和經理對于市場經濟體制的認識逐漸加強，在同外商的競爭合作中，逐漸認識外資企業制度上的一些先進性，如明晰的產權、科學的管理。國有企業職工和經理逐漸形成對于現代企業制度的認同，改變了推行現代企業制度初期的排斥與抵觸，這極大地減少國有企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實施成本。

三、外商直接投資條件下國企誘致

性制度變遷的路徑分析

(一)國有企業進行制度創新前后的利潤函數的界定為了比較允許外商直接投資以后國企進行制度創新前后的收益與成本，有必要建立外商直接投資條件下的國有企業進行制度創新前后的利潤函數。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條件下，國有企業不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利潤函數為：Wf=π1+R2－R1-c'jo。其中π1代表國企制度創新之前的利潤，R2是政府給予國企的種種政策性補貼，R1代表國企承擔的政府部分政策性任務。C’1為外資進入后，若不進行制度創新，國有企業的市場地位下降甚至被市場淘汰的成本。允許外商直接投資以后，國有企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的預期利潤為：W’f=π2+R1+R3+R4-R2-C6-C7-a?C8(β)－C9-C10。其中π2代表國企推行現代企業制度創新后的利潤，R3代表在國企制度創新中給予利益受損群體的補償，C6代表國企職工的風險成本，c7代表經理人員的風險成本，C8(β)扭曲成本，β代表對內部人的監督程度，a是“內部人”控制企業的程度。C9代表沉淀成本，C10代表實施成本。R4代表國企的合資收益。

(二)國有企業進行制度創新前后的利潤的比較根據制度創新的理論，當W’fWf(W’f－Wf0)時，國企制度創新的預期利潤大于制度創新之前的利潤，國企制度創新的潛在獲利機會誘使國企進行制度創新。而W'f-Wf=(π2―π1)+2?(R1-R2)+R3+4+C'j―C6－C7-a?C8(β)-C9-C10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條件下，國有企業進行現代企業制度創新，合資企業經營效益(π2-π1)得到較大提升，市場競爭壓力也會促使不與外商合資的企業努力提升經濟效益，這樣大多數國有企業的利潤會上升，因此資產性收益得到較大的正值。國有企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以后，自主經營、自負盈虧，不再能得到政府的各種政策性補貼，原先的政策性負擔從國有企業中剝離，由于政府補貼的幅度可能大于政策性任務減小的程度，總體上2?(R1-R2)可能為負。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條件下，在國有企業推行現代企業制度過程中利益受損群體得到的補償增加，補償性收益R3上升。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以后，與外商合資合作的各種合資收益R4使國企制度創新得到比在封閉條件下更多的利益。另外，外商直接投資進入以后，國企唯有制度創新才能保住市場地位，C’j帶給國企制度創新的緊迫感。在成本方面，由于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國有企業職工與經理人員的市場意識和觀念逐步加強，外資進入以后產生的競爭壓力使得他們對于制度創新的動力加強，這使得國有企業職工與經理人員的制度創新風險成本C6和c7下降。在“內部人控制”方面，由于市場環境的競爭性逐步加強以及合資后產生的產權相互制衡使得對于“內部人”的監督程度加大，“內部人”利益損失加大，但由于競爭環境和外資的產權制衡使得內部人控制程度a下降。外資進入后對合資企業的資本注入以及國家財政收入的提高，使得國企解決歷史性債務和冗員的成本C9降低，外資進入后，人們得以了解市場經濟下企業的運行制度并增強競爭觀念，這使得實施成本C10降低。

根據以上分析，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條件下，國企制度創新的資產性收益(π2－π1)、補償性收益R3與合資收益R4會有較大增長且都為正，職工風險成本C6、經理人員風險成本C7、沉淀成本C9、實施成本C10都會下降。扭曲成本C8(β)雖然會上升，但隨著控制程度a的下降，a?c8(β)總額會下降。雖然減少政府政策性補貼使得2?(R1-R2)為負，但是C’j使得國企有進一步創新的動力，它在W’f-Wf中為正，這樣W’f－Wf就有較大可能大于0。

四、結論

(一)外商直接投資是形成國有企業誘致性制度變遷路徑的主要外部力量允許外商直接投資以后，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獲得了比在封閉條件下更大的利益，而同時又減少了制度創新的成本。制度創新收益與成本的變化使得國有企業產生一種制度創新的愿望，形成了誘致性制度變遷。國有企業誘致性制度變遷與政府強制性制度變遷交織在一起，打破原來國有企業的制度均衡。而出現這一局面最主要的原因是允許外商直接投資，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打破了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低效率的制度均衡，它是形成國有企業誘致性制度變遷路徑的主要外部力量。

(二)外商直接投資沖擊和瓦解了束縛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制度環境根據制度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外商直接投資打破國有企業制度均衡除了是因為以上論述的改變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成本與收益以外，更深層次的原因在于外商直接投資沖擊和瓦解了束縛國有企業制度創新的制度環境。這主要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外商直接投資促進市場環境的競爭性。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條件下，外資憑借其先進的技術、雄厚的資金優勢，迅速打破國有企業的市場壟斷地位，中國的市場競爭性逐漸加強，國有企業不進行制度創新的成本加大。另外，競爭性市場環境提供給國有資產所有者關于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信息，發揮市場監督的作用，降低“內部人”控制企業的程度，減少“內部人控制”成本。其次，外商直接投資增大制度創新主體有界理性。在外商直接投資的條件下，使得國有企業管理者、職工認識到市場經濟體制下成長起來的企業運作模式、管理手段、公司制度，這是制度創新主體對于市場經濟體制的“補課”，它改變著傳統體制下長期形成的慣例，增大國有企業制度創新主體有界理性，減少推行現代企業制度的實施成本和風險成本。

篇8

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研究

對于我國來說，外商直接投資指的就是外國的投資者通過在我國設立相關企業等方式進行投資，而且還可以利用現金或者無形資產等進行再投資，外資同時也包括港澳臺地區的投資。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吸收的勞動力是非常多的，在地區分布上存在不均衡的情況，隨著外商直接投資不斷流入國內，對制造業的發展產生了較大的影響，投資金額及就業人數總體呈現增長的趨勢，說明外商直接投資具有一定的帶動作用。

一、外商直接投資對制造業就業量產生影響的原因

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資主要利用的是雇傭的方式，能直接的增加我國制造業就業量，我國的勞動力充足而廉價，外資企業在經營中為了獲得更大的成本優勢，增加自身的經濟利益，提升企業競爭力，會將那些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向我國遷移。而制造業之中大多數都是勞動密集型的企業，勞動力的需求量大。外商將比較多的資金直接投向了服裝、鞋類等行業之中。這種外商直接投資與我國制造業相結合的生產方式會對本地勞動力的雇傭狀況產生直接的影響，使得在外資企業工作的人數逐漸增加。由此，隨著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我國制造業中的就業人數也在增加。而制造業中需要的勞動力數量也是最多的，外商直接投資影響下我國制造業中的就業人數也隨之增加，這使得我國的總體的就業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

另外，外商直接投資的增加還出現了“溢出效應”，使得內資制造業也不斷增加投資，擴大規模生產，引入了更多的勞動力，就業機會也相應增加[1]。外國企業投資的加入，不但會出現技術上的溢出效應，在資本投入方面同樣會存在溢出效應。企業的經營最主要目標就是增加自身利益，我國本土企業經營中發現外資企業投資制造業得到了較大的利潤，內資企業就會增加對制造業的資本、技術上的投入，實現企業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這一過程中需要增加勞動者數量，促進企業的發展。

二、我國制造業外商直接投資的建議

（一）優化外商直接投資結構

制造業提供的就業機會是比較多的，但通過相關的統計數據來看，制造業吸收勞動力的能力有所下降，外資企業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等因素出現了撤資的現象[2]。所以，在對外資進行引進的時候需要時注重正確的選擇，實現外商直接投資結構的不斷優化。首先，應該鼓勵外商將資金投向那些就業潛力好的服務行業之中。從國際范圍來分析，發達國家中服務業的就業人數在總就業人數中占據一半以上，而在我國這一比例是遠遠不夠的。其次，我國的高新技術產業也需要不斷的增加外商直接投資，我國技術能力不強，應該積極借助外資力量獲得高新技術產業的進步，使我國就業水平得到提高。為了讓服務業與高新技術產業能夠更多的吸納就業人數，政府應該出臺相關的外商投資鼓勵政策，使其能夠在服務業與技術行業中不斷的增家投資力度，實現對外商直接投資的正確、科學的引導，增家社會發展中新的就業崗位。

（二）維護制造業員工權益

從我國開始大量引進外資開始，就存在外資企業侵犯員工權益的狀況，克扣、拖欠員工工資，延長工資時間，侵犯員工社會保障權益等時有發生，政府應該對這種狀況進行合理的調控。實現相關法律法規的改進完善，使外資企業行為受到約束，還需要定期的對外資企業實際經營情況實行監督排查。如果發現有不當行為就應該即刻查處。其次，外商企業中的經營者應該對我國的相關法律有一個總體的了解，嚴格根據有關規定行事，防止產生侵犯職工權益的問題。做到尊重、愛護企業員工。此外，企業員工也應該不斷提高自身的保護意識，在遇到不公平待遇的時候能夠采取正確合理的措施去保護自己的權益。可以獲取企業工會的支持與幫助，要善于利用法律武器去維護自身權益。

（三）加大人力資本投資

從現階段我國制造業中的勞動力總體現狀來看，從事相關工作的勞動者大部分都比較缺乏專業的技術知識及技能，他們中大多都是來自農村，文化水平也比較低。現代企業發展中對工作人員的綜合技能與素質要求有了很大的提高，而當前的勞動力供給狀況與企業的實際需求并不均衡，使得很大一部分的非技術人員面臨著失業。針對這種情況，為了實現制造業就業人數的不斷增加，就需要加強對人力資本的關注與投資。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就需要對農村的剩余勞動力加強技能上的培訓，讓農民工擁有更加專業化的技術能力，讓非技術勞動人員都能夠實現向技術勞動人員的轉變。同時還應該重視對教育的發展，使得我國就業人員總體素質可以得到提升，最終實現就業質量的提高。

三、結束語

我國制造業的發展受到外商直接投資的影響，有積極的也有負面的，在今后的發展中我國制造業在生產環境及技術等方面都會更加先進，因此，在外商直接投資方面應該鼓勵其對高新技術及節能環保領域增加關注，發揮制造業的勞動力優勢，減少生產中對能源與資源的耗費，并且還要加強對優秀人才的引進，使得制造業對外資的利用水平以及綜合效益都能得到不斷的提升，促進我國制造業的健康、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岳沼洋.外商直接投資對我國制造業結構競爭力影響研究[D].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2014.

篇9

關鍵詞： 外商直接投資 環境污染 庫茲涅茲曲線

一、問題的提出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以優越的投資環境和廣闊的市場吸引了越來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資，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使中國逐漸成為世界上最受歡迎的外商直接投資國家。1979年，我國實際吸收外商直接投資額僅有0.86億美元；到2002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達527.43億美元，首次超過美國，成為當年全球吸收FDI最多的國家；2008年，我國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923.95億美元。

大規模的外商直接投資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在促進我國經濟增長、產業結構升級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隨著外商投資工業污染的影響，我國的環境問題也愈發嚴重，特別是城市的空氣污染迅速惡化。根據總資產核算，2006年中國三資企業39.48%的資金都投向了污染密集型行業（根據2007年《中國城市統計年鑒》計算得出）。目前，有近四分之一的居民缺乏純凈的飲用水，三分之一的城市人口呼吸著被污染的空氣。

由此，引發了這樣一些問題：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流入對我國的環境特別是空氣質量狀況是否存在負面影響？這種負面影響是否與外商直接投資的區位和行業選擇有關？本文收集的最新數據隨機繪制個別?。ɑ蛑陛犑校┑沫h境庫茲涅茲曲線，對國外的“污染天堂”假說進行驗證，在實證分析的基礎上對我國的環境管制政策提出相應的對策建議。

二、庫茲涅茲曲線驗證模型

（一）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的產生

庫茲涅茲曲線（KC）是一實證型經濟理論。1955年，美國經濟學家西蒙.庫茲涅茲做出了大量統計分析后，提出了著名的庫茲涅茲收入分配倒U型曲線。由此推出，在經濟發展的初期，人們的收入差距較小，但隨著經濟的增長收入差距有擴大的趨勢，經濟的進一步增長又使這一情況得到改善。收入差距是先擴大再縮小，這表明收入差距與人均GDP之間存在著定量關系。我國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在經濟發展過程中同樣也出現相似的情況，但同其他國家相比，最大收入差距時的經濟發展水平不同。

1992年，格魯斯曼（Gene Grossman）和克魯格（Alan Krueger）對66個國家的不同地區內14中空氣污染濃度和水污染濃度與人均GDP的關系進行了研究。研究發現：大多數污染物質的變動趨勢與人均GDP的變動趨勢間呈倒U關系，即污染程度隨人均GDP的增長先增加，后下降。污染程度的峰值大約位于中等收入水平階段。1995年，格魯斯曼和克魯格在《北美自由貿易區的環境后果》一書發表了環境庫茲涅茲權限（Environmental Kunzites Curve 簡稱EKC）假說。在一國經濟發展初期，污染水平會隨著經濟增長和收入提高而擴大；當收入增長到一定水平后，污染程度或者說環境質量逐漸得到改善。這種現象也表現為倒U型，我們稱之為環境庫茲涅茲倒U型曲線。

為什么經濟增長對環境污染會產生這種效應呢？對于經濟關系與環境污染指標所形成的倒U型曲線理論解釋，經濟學家們主要從經濟規模效應、消除效應與結構效應三方面來分析。

經濟的發展，需要投入很多資源來提高產量，也就意味著生產活動的副產品：廢水、廢氣等的排放量快速增加，從而使得環境質量迅速下降。隨著人均收入的迅速增加，經濟規模越來越大，環境污染越來越嚴重。這就是規模效應。

當一國經濟處于發展初期、國民收入較低時，政府財政收入有限，為了使人們脫離貧困，改善生活水平，政府更多的是考慮發展經濟，從而忽略了對環境的保護。因此該階段的工業發展多是一些高能耗、高污染、低附加值的產業。但是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產業結構的調整，以及環境污染的加劇，人們的消費觀念也開始發生轉變，環境也成了一種消費品。為了滿足人們生活的需求，也為了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政府開始知道各種保護環境的措施，使環境質量得到提高。從政策方面來看，政府對環境污染的治理能力而言，環境污染與收入水平呈現單調遞減的關系。即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環境質量的要求相應提高，政府對環境污染治理力度加大，從而使污染物排放量呈逐步下降的趨勢。對于政府政策產生的這種效應，有人稱之為消除效應。

在發展經濟的過程中，產業結構需要不斷調整。一些落后的產業會從經濟舞臺中退出，而一些有活力的新興產業會產生。開始，多數國家以農業生產為主，經濟增長比較緩慢，環境污染較少，環境質量很高。但是，隨著從以農業為主轉向以工業為主時，資源開采的速度很快，但其利用率不高，一些高耗能高污染的行業占據主導地位，工業生產產生的廢棄物大幅度增加，因而導致環境水平急劇下降。而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時，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對環境質量的要求也提高，產業結構開始得到調整，從能源密集型為主的重工業向能源消耗少、污染低的服務業和技術密集型的產業轉移。產業結構的調整，使得環境污染得到改善。從經濟發展的總體來看，產業結構效應使得環境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呈現倒U型。

由于經濟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消除效應，使得經濟增長與環境污染在圖中呈現一種倒U型的關系。

（二）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的驗證

分析從2000年到2008年整個中國的人均GDP和SO■排放量數據，看二者是否具有倒U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的特征。

在SO■單位排放量與人均GDP關系圖中，以人均GDP為橫坐標，以SO■/GDP為縱坐標。之所以采取SO■/GDP來定義縱坐標，是為了和前面的計量模型相對應。我們選取的是相對量，而不是SO■排放量的絕對量，來考察二者的關系。

通過作圖，可以看出，從我國的總體情況來看，并沒有出現倒U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而是隨著人均GDP的增加，SO■的相對排放量在不斷減少。2000年到2004年曲線較陡，從2005年開始曲線開始趨于平緩。說明隨著人均GDP的增加，SO■的相對排放量下降的速度在放緩。

選取兩個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來找出人均收入和SO■排放量的關系，看齊是否具有倒U的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的特征。

選取的北京市和廣東省作為外商直接投資的大省，其利用外資情況和全國利用外資情況差不多相同。仍然是以SO■/GDP為縱坐標，以人均GDP為橫坐標，從而繪制了兩者之間的關系圖（如圖1和圖2）。

兩個省市的曲線都不符合環境庫茲涅茲曲線的倒U型，都成斜向下的趨勢。說明SO■/GDP與人均GDP呈反相關。這和整個國家的情況相同，也就是說SO■的相對排放量隨著人均GDP的增加而不斷下降。北京市的下降趨勢比較明顯，開始下降的較快，在2004年之后開始放緩，說明SO■的相對排放量下降的速度在下降。廣東省的下降趨勢比較平緩。

我們認為，之所以人均GDP和SO■的相對量沒有出現倒U的關系，可能與選取的年份和跨度較短有關。

三、結論

通過庫茲涅茲曲線圖驗證，外商直接投資和GDP都與空氣中二氧化硫含量呈反比關系，每單位外商直接投資和GDP的增加帶來的二氧化硫增量是減少的。近年來，外商直接投資集中在服務部門等第三產業，由此帶來的空氣污染呈下降趨勢，這與之前的一些學者的正相關結論不同，但本文所得結論與預期假設比較一致。而在變量選取方面，由于個別變量不好統計，比如環境管制、國內污染嚴重的第二產業也會影響空氣中的二氧化硫的含量。因此存在由于遺留變量帶來的異方差問題。

針對我國目前外商直接投資和空氣污染的狀況，提出如下建設：

調整引資政策，注重引資結構，提高引資質量。改革開放初期，我國資金嚴重短缺，國家的引資政策較為優惠，FDI的大規模流入確實為我國經濟發展做出了突出貢獻。同時由于國家的低環境標準，有大量污染嚴重的產業轉移到我國，對我國的環境造成重大破壞。如今，我國外匯儲備居世界第一，資金已不是經濟發展的障礙，國家應調整引資政策，應盡可能地引入“清潔”FDI，逐步減少污染嚴重的項目的引入，對某些危害人體健康的產業應禁止引入。

進一步完善環境保護立法，加大環保執法力度，建立可評估、可衡量的環保標準。盡管我國制定實施了一系列的環境資源法律，但是環保法律仍有很多方面不盡完善。例如，作為我國最重要的環保法律之一的《環境影響評價法》，對公共政策的環境影響評價，決策者的法律責任等問題都沒有做出明確的規定。又由于環保標準特別是空氣污染標準在某種程度上的不可評估性和衡量性，從而加重了環境污染。

盡快推行并完善綠色GDP核算體系，積極發展循環經濟，以構建資源節約型社會。在傳統“政績觀”的引導下，一些地方政府迫切希望利用外資發展本地區經濟，往往盲目追求外資數量上的擴張，忽視外資質量和地區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從而為跨國公司向中國轉移污染行業提供了便利。因此，必須盡快推行并完善綠色GDP核算體系，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循環經濟“資源―產品―廢棄物―再生資源”的反饋式循環過程，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資源和保護生態環境，以盡可能小的資源消耗和生態環境成本，獲得盡可能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從而使經濟系統與自然生態系統的物質循環過程相互和諧，促進資源永續利用，推動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資源集約型轉變，以有利于資源節約型的建設。

參考文獻：

[1]夏友富.外商投資中國污染密集型產業現狀、后果及其對策研究.管理世界，1993（3）.

[2]趙細康.環境保護與產業國際競爭力――理論與實證分析.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1）.

篇10

[關鍵詞]外商直接投資；產業結構；投資環境

[中圖分類號]F1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6432（2014）26-0070-02

改革開放以來，吉林省經濟水平總體上保持平穩健康的發展。尤其是進入21世紀之后的十幾年，以開放促發展，以投資促增長，經濟突飛猛進。2007年起，由于我國實施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政策，吉林省引進外商直接投資空前發展。吉林省實際利用外資額達到885億美元，比2006年同期增長163%，達歷史新高。2008年后，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國內外企業投資幅度縮水，進程放緩，但仍然保持增長。結果表明，大力引進外資對推動東北老工業基地的改造和振興，促進吉林省經濟的增長、技術進步和產業結構的優化調整，緩解就業壓力、吸納培育高級管理人才、推行先進管理經驗等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

1外商直接投資對吉林省的影響

1促進經濟增長

近幾年，吉林省引進與利用外資的規模不斷擴大，促進了全省地區生產總值的不斷增長。1984年吉林省地區生產總值（GDP）17439億元，2011年達到1053071億元，是1984年的60倍還多。[ZW（]來源：吉林統計信息網，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數據來源：吉林省商務廳2006―2010年統計數據計算整理。[ZW）]外商直接投資的大規模進入，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吉林省改革開放的步伐，加速了吉林省國際化的進程，并推動了吉林省經濟持續快速增長。

吉林省外商直接投資增速快主要得益于一些外資大項目陸續到資，對實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發揮了重要作用。比較突出的包括中糧生化能源有限公司、錦湖輪胎有限公司、吉林康乃爾化學工業有限公司等企業。

2推動對外貿易的發展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獲得了迅速發展，從外貿增長的來源看，主要是依靠外商投資企業來推動。就吉林省本身，外商投資企業對吉林省進口貿易的影響作用也十分明顯。外商投資企業不僅本身帶動了吉林省商品的出口，還間接帶動了本地企業出口額。2001―2007年，三資企業實現進出口額占該省進出口總額比重平均47%左右，在2004年超過50%。2011年全年累計實現外貿進出口總值22047億美元，增長309%。[ZW（]來源：《外商直接投資對吉林省經濟的影響》，http：//wwwxzbucom/1/view-3905020htm[ZW）]全年外商直接投資額達1481億美元。

3帶動產業結構的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