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語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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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研究漢語語法學史，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作為語言學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的問題。綜觀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意見是不一致的，概括起來有四種不同意見。

第一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這門學問，甚至連語法學的觀念也沒有，語法學是19世紀末從西方引進的，1898年馬建忠的《馬氏文通》出版后，中國才開始有漢語語法學。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沒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可是這并不等于說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自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

第三種意見認為：中國古代的語法研究有自身的特點，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學中的重要內容，那么就該承認虛詞的研究具有語法學的性質。

第四種意見認為：作為描寫和研究不同語言的語法學，有著鮮明的民族特色，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當以元代盧以緯《語助》問世為標志。

不難看出，第一種意見認為漢語語法學是1898年誕生的，誕生的標志是《馬氏文通》的問世；在《馬氏文通》問世之前，中國古代根本就沒有語法學，語法學純粹是從西方引進的。很明顯，這種意見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存在的事實，即使是《馬氏文通》問世以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也不是中國自己的東西。因此，我們認為這種意見不但與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不符，而且于邏輯事理也是不能自圓其說的。關于漢語語法學史的史實，后面將有說明。這里著重分析一下這種意見的自相矛盾之處。首先，既然以《馬氏文通》為代表的語法學是從西方引進的，那么它就沒有資格稱為漢語語法學，只能叫做中國的西方語法學。語言學發展的歷史告訴我們，引進包括語法學在內的語言學理論和方法，必須在本民族語言學理論和方法的基礎上才能產生預期的效果。也就是說，西方語法學絕不可能在本民族語法學的一片空白的土壤上立足。其次，既然《馬氏文通》問世后中國有了漢語語法學，那么就不能不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或問世時就存在漢語語法學或漢語語法學的萌芽這樣的事實，可是，持第一種意見的學者卻斷然否定了這樣的事實。這就是第一種意見不能自圓其說的癥結所在。

第二種意見認為中國在《馬氏文通》問世前就有語法學，語法學的萌芽從春秋戰國時代就產生了，而且語法學的誕生不以有比較完整和比較系統的語法學著作為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來觀察問題的。持這種意見的學者不但承認《馬氏文通》問世前有語法學的萌芽，而且承認有語法學的存在。更為可貴的是沒有用西方語法學的相當成熟了的范本去評判漢語語法學的事實，也沒有把相當成熟了的漢語語法學的著作《馬氏文通》作為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這種意見的不足之處是沒有明確肯定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也就是說，沒有在漢語語法學的萌芽和漢語語法學的誕生之間劃出明確的界限。

第三種意見也是立足于漢語語法學的史實上來觀察問題的，但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了一步。這種意見肯定了漢語語法研究是同漢語語法的基本特點相適應的。漢語語法是缺乏嚴格意義的形態變化的，語序和虛詞是十分重要的語法手段，因此，漢語語法研究自然就把重點放在句法特別是虛詞方面。這樣，虛詞的研究當然就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重要內容。就這點而言，漢語語法學與西方語法學有顯著區別。持這種意見的學者，理所當然地就肯定元代盧以緯的《語助》是中國第一部研究文言虛詞的語法專著。但不足的是也沒有明確指出漢語語法學是何時誕生，是以什么作為誕生標志的。

第四種意見從各民族語言的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認為漢語語法學有鮮明的民族特色，這種特色是由漢語語法的民族特色決定的。因此，持這種意見的學者把《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劃分為兩個階段，以元代盧以緯的《語助》問世作為前后兩個階段的分界點，并明確提出《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也就是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我們認為這種意見是符合漢語語法學史實的。我們認為，判斷中國古代有沒有語法學，首先必須有一個最基本的觀察問題的出發點，其次還要有足以構成該學科成立的一些基本條件。

我們認為最基本的一點就是應該從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出發，而漢語語法學的實際又確實是同漢語語法的特點密切相關的。呂叔湘、熙先生在50年代初就說過：漢語的詞是沒有形態變化的，所以漢語的語法也可以分成句子的結構和虛字的用法兩部分，不過這兩部分不能完全分開，因為有些虛字是和句子結構有關系的。①我們認為呂、朱兩位先生的看法講出了漢語語法學的特色，勾勒出了漢語語法學的框架，是同印歐語法學有顯著區別的。我們還認為語法學科的成立至少應該具備以下幾個條件：第一，要有特定的研究對象，即語言結構規律本身；第二，這種研究應該是獨立的系統的，而不是順帶的零星片斷的；第三，這種研究要有為一定目的服務的行之有效的方法；第四，要有比較系統、比較完整的著作作為標志，并且對當時和后世產生比較深遠的影響。如果用這些條件來衡量《語助》，應該說《語助》標志著中國古代語法學科的誕生，或者說《語助》已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盡管它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缺點。從這個基本認識出發觀察《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我們就會發現先秦至唐宋時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的確還屬零星片斷的，但是到了元代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就出版了盧以緯的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系統的虛詞專著《語助》。這部著作收66組虛詞或跟虛詞有關的短語，共136個詞條，其中單音節詞68個，復合詞和短語68個。它有著獨特的研究路子，即從語氣角度對虛詞進行分類和綜合分析，重視虛詞與實詞在語法功能上的區別，有針對性地區別虛詞在不同句法位置上的不同作用，注意詞和短語的區別，通過虛詞的語法作用來分析句型句式等。②應該說，《語助》已不再是文字學、訓詁學的附庸，而是開創了獨立地對以虛詞為重要內容的漢語語法進行綜合研究的局面，構建了體現漢語語法特點的漢語語法學的初步框架，并且對后世的《虛字說》（袁仁林）、《助字辨略》（劉淇）、《經傳釋詞》（王引之）乃至《馬氏文通》等語法著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因此，《語助》的問世應該是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

二在漢語語法學史研究中遇到的第二問題，是根據什么標準去評價漢語語法學現象。如果運用的標準不同，那么對同一語法學現象就會有不同的評價，甚至是截然相反的兩種評價。如果運用的標準是不科學的，那么在評價某一或某些語法學現象時就會得出錯誤的結論。相反，如果運用的標準是科學的，那么就會正確評價各種語法學現象，得出符合客觀實際的科學結論。

以往的漢語語法學史論著，應該說都是根據一定標準去評價史實的方方面面的。比如，對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有沒有語法學這一具體問題，學者們之所以有不同意見，就是因為從不同標準出發觀察問題的結果。概括起來，學者們用來評價漢語語法學現象的標準大致有三個：一個是“因西文已有之規矩”的以西律中的標準；一個是用現代語法學觀點衡量古代語法學現象的以今律古的標準；一個是從漢語語法學史實出發，堅持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觀點的實事求是的標準。我們贊成第三個標準。

有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或者說《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他們為什么會得出這樣的結論呢？這是因為在他們的頭腦里早就裝著一個語法學范本，這個范本就是西方已經發展得相當成熟了的源于希臘和拉丁語法學的18世紀的傳統語法學體系。他們認為，在中國跟西方語法學范本最接近的語法著作是《馬氏文通》。于是，《馬氏文通》就成了中國有語法學的標志，在此之前中國當然就沒有語法學了。

不可否認，世界上各種語言的語法是有共性的，語法的共性粗而言之至少表現在都存在著詞有一定的類別和語句有一定的構造規則上。但是，這種共性又表現在具體語言的語法的個性之上。換句話說，各種具體語言的語法既有共同之處，又有這樣或那樣的差別。漢語和印歐語都存在著詞的類別問題和語句構造問題。但是，漢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虛詞占有非常重要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基本一致的。③印歐語在詞類問題上，實詞和虛詞相比，實詞由于有形態變化，因而在語法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在語句構造問題上，短語和句子的構造規則是不一致的。因此，中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是以虛詞和句讀為重點的，而印歐語的語法研究是以實詞的形態變化和主謂二分的句子構造為重點的。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沒有把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統一起來去看問題，而是以西方語法學的特殊性否定了漢語語法學的特殊性。這怎么能得出正確結論呢？

另外一些學者也斷言中國古代或《馬氏文通》問世前沒有語法學，是用以今律古的標準衡量中國古代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其實，漢語語法學跟西方語法學一樣，都經歷了由萌芽、初創再到成熟的過程，都不是短時間內形成的。在這些學者中，有的并沒有全盤否定《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但是卻認為統統是漢語語法學萌芽，只有《馬氏文通》才是漢語語法學的初創的標志。

我們認為這種看法也沒有正確反映漢語語法學的實際。不錯，馬建忠在評價自己的著作時曾說：“斯書也，因西文已有之規矩，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曲證繁引以確知華文義例之所在。”④馬建忠所說的“因西文已有之規矩”，是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意思；“于經籍中求其所同所不同者”，是與漢語語法進行比較的意思，并不是全盤照搬西方語法學。馬氏在序言里對我國古代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是給予一定肯定的。比如，對《學記》中的“離經辨志”說，對劉勰《文心雕龍·章句》中關于字、句、章、篇的論述以及關于虛詞的分類說等，都推崇備至。當然，由于時代的局限，馬氏不可能對《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及漢語語法學發展史作出準確全面科學的評價。但是，這也足以說明《馬氏文通》不是純粹的舶來品，而是在漢語語法研究固有成果的基礎上，借鑒西方語法學的新知，而成就的一部相當成熟的古漢語語法著作，已經不是什么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因此，拿一部已經相當成熟了的古漢語語法著作《馬氏文通》當作漢語語法學誕生的標志，是不妥當的。

持以西律中標準的學者心目中的西方語法學本身，實際上是經歷了由萌芽、初創再到比較成熟的發展過程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大約始于公元前5世紀至公元前4世紀，一般認為古希臘柏拉圖的對話錄《克拉底洛篇》是西方語法學萌芽的代表作，它是從哲學角度研究語言起源和語言結構問題的。西方語法學的初創，當推被美國學者布龍菲爾德譽為“人類智慧的豐碑之一”的古印度人波尼尼的《波尼尼經》。這部語法書大約形成于公元前4世紀，它是一部梵語語法書，用3996條經句概述了梵語的語音結構、詞語的構成及變化規則。值得注意的是，初創的西方語法學是包括語音學內容的，并不是純粹的語法學。同時，所謂語法學的內容也并不是從一開始就全而又全的。比如，亞里斯塔克的學生特拉克斯對他的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作了系統的整理，他自己也發現了一些語法范疇，明確了名詞、動詞、分詞、冠詞、代詞、前置詞、副詞、連接詞等詞類的定義，因而被西方學者贊譽為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語法體系。其實，用我們今天的標準衡量，特拉克斯的語法體系并不完整，至少是沒有句法內容的。西方語法學的成熟，一般認為是以在18世紀形成的傳統語法學為標志的，它把語法學分為詞法和句法兩大部分，它的某些術語、概念、規則和理論一直在西方一些國家的語法教科書中沿用至今。無論持以西律中還是持以今律古標準的學者，斷言中國古代沒有語法學，都是用18世紀以來形成的相當成熟的西方語法學的范本來衡量《馬氏文通》問世前的漢語語法研究成果的結果。

當然，各民族語言學中的語法學的萌芽、初創再到成熟，在時間上不會是完全同步的。西方語法學的萌芽至初創只經歷了大約一兩個世紀的時間，而從初創到成熟大約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的萌芽也可以追溯到公元前四五世紀，即戰國時代齊人公羊高口說流傳的《公羊傳》?？墒菨h語語法學從萌芽到初創的時間卻比西方語法學長得多，大約直到公元1324年，即元代泰定元年《語助》的問世，才標志著漢語語法學初創的開始。從初創到成熟大約又經歷了五百年的時間，漢語語法學走向成熟的標志就是1898年《馬氏文通》的問世。這里所說的語法學的初創，是語法學已經初具規模，已經獨立形成學科的意思。初創階段的語法學，應該具有基本上反映本民族語言的語法的主要特征的性質，但在一些方面還存在著這樣或那樣不完善的問題。我們認為這樣觀察和分析中外各種語言的語法學現象才比較客觀，才是對語法學史實的尊重。

以往，一些學者一提到《馬氏文通》就說它是“模仿”之作，接下去就說它只能算是漢語語法學初創的標志。這樣評價《馬氏文通》實際上也是一種以今律古的表現。我們認為應該給《馬氏文通》以正確的評價，這涉及到正確把握漢語語法學發展脈絡的問題。我們很贊成王海先生的意見：“《文通》的模仿，除‘次’的范疇外，大多表現在個別問題上，如：個別詞類中小類的設立，個別句子成分的確定，個別句子的分析等。而《文通》的創新，則表現在整個體系上。《文通》體系既有宏觀的高度概括，又有微觀的深入開掘；既有普遍規律的闡述，又有專書特點的揭示，是一個相當完備、相當精深的古漢語語法體系。”⑤因此，我們認為把《馬氏文通》看作漢語語法學步入成熟階段的標志比較合適。這點可以從它問世以后的深遠影響得到證明。拿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語法論著跟它相比，無論是內容的廣度還是深度上大都比它遜色。即使到了今天，我們還可以從它那里學到許多東西。

總起來看，研究漢語語法學史既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應該尊重客觀存在的歷史事實，用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去分析評價語法學現象，從中理出作為漢語言學一個分支學科的漢語語法學從萌芽、初創再到成熟的發展脈絡，從而得出正確的結論。

三研究漢語語法學史的學者都很關注元代盧以緯的《語助》，但是對它的評價卻是有分歧的。一種意見認為，《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是漢語語法學萌芽階段的語法著作。另一種意見認為，既然虛詞是漢語語法的重要內容，那么就應該承認作為研究虛詞的我國的第一部專著《語助》具有語法學的性質。再一種意見認為《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虛詞專著，而且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因為它體現了漢語語法學的基本特色。

很明顯，前兩種意見都承認《語助》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專著，這種研究已不同于過去的零打碎敲地研究，而是從大量文獻中搜集材料，然后加以分門別類進行綜合研究。這兩種意見的不同之處是承認不承認《語助》的語法學性質。所謂語法學性質，就是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有語法學性質，就是具有語法學的根本屬性。語法學的根本屬性是研究并說明客觀存在的語言結構規律，包括語法單位的確定，語法意義和語法形式的分類，語法結構框架的構建等。第三種意見比第二種意見又進一步，敏銳地從語法學的共性和個性對立統一的觀點出發，看到了《語助》是體現了漢語語法特點并初步構建了漢語語法學框架的價值。正如何容所說：“考察一種語言有多少種性質不同的表意單位，和它們怎樣配合變化以表示出很繁復的意思，而予以系統的說明，這是文法學的任務?！雹蕖墩Z助》抓住了漢語語法的作為語言結構中的重要環節虛詞這個內容，特別重視運用比較的研究方法，從虛詞角度切入并進而觸及到句子內部或句際間的語義結構關系以及詞類等問題。⑦因此，《語助》不但是我國第一部研究虛詞的具有語法學性質的專著，而且也應該說它是一部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第三種意見說《語助》是漢語語法學的雛形是符合實際的。

前面已經說過，要正確評價語言學發展史上的種種問題，絕不能以西律中，也不能以今律古，不能用現代的觀點和模式去套歷史事實。學術界一般認為兩漢時期的《爾雅》、《方言》、《說文解字》和《釋名》等分別是中國古代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的奠基之作。這樣的評價，無疑是正確的，是唯物地歷史地辯證地觀察問題的結果。如果我們用當代的訓詁學、方言學、文字學和語源學著作去比附的話，那么《爾雅》等著作是相當幼稚或不完善的，甚至會發生懷疑它們究竟是不是某學科的奠基作的錯覺。對待《語助》也是一樣，也不能用現代的觀點和模式去苛求它。

我們說《語助》是我國漢語語法學的初創之作，還因為它不是一部孤立的語法著作，而是有著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的。早在《語助》問世前，歷代學者就對虛詞和句讀等進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

先說虛詞研究。這方面的研究在漢代及其以前還是零星片斷的，是在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里所開展的順帶的研究。比如，漢代《爾雅》這部訓詁學著作的“釋詁、釋訓、釋言”三篇，基本上是以虛詞為研究對象的，其他各篇都是實詞?！对娊洝返拿鄠?、鄭玄箋，許慎的《說文解字》里就用過“詞”、“辭”、“語辭”或“語助”等術語指代虛詞。它們所研究的虛詞，大多相當于今天的助詞，有些則是副詞。虛詞的研究發展到南北朝和唐代，就已出現了專論，開始從訓詁學、文字學等學科中獨立出來，并逐步走上較為系統的研究道路。比如，南朝梁劉勰的《文心雕龍》就以在句中所處的位置為標準，把虛詞劃分為“發端”、“答刂句”和“送末”三個類別：“至于‘夫’、‘惟’、‘蓋’、‘故’者，發端之首唱；‘之’、‘而’、‘於’、‘以’者，乃答刂句之舊體；‘乎’、‘哉’、‘矣’、‘也’，亦送末之?？啤！雹嗵拼谠獎t在《復杜溫夫書》中以在句中的作用為標準，把虛詞分為“疑詞”、“決詞”兩類：“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詞也；‘矣’、‘耳’、‘焉’、‘也’者，決詞也?！雹崴未奶撛~研究在以往的基礎上發展到以所有的詞為研究對象，并明確采用“實字”（相當于名詞）、“虛字”（相當于名詞以外的詞）這樣的語法術語，把漢語詞分為實詞和虛詞兩大類。除了區分“實字”和“虛字”外，宋代學者還區分了“動字”（相當于動詞）和“靜字”（主要指名詞，也包括形容詞在內），“死字”（指實字，也指靜字）和“活字”（等于動字）等。

再說句（句子）讀（主要指短語和分句）等語法單位的研究。為了讀懂古代經書，早在漢代就產生了句讀之學的萌芽。漢代王充說：“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數以連章，章有體以成篇，篇則章句之大者也?！雹?王充雖然沒有給字、句、章、篇冠以語法單位的字樣，但是他卻實實在在地確立了這幾種單位，而且論述了它們之間的聯系。劉勰則進而論述：“夫設情有宅，置言有位；宅情曰章，位言曰句。故章者，明也；句者，局也。局言者，聯字以分疆，明情者，總義以包體，區軫相異，而衢路交通矣。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積句而成章，積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無疵也；章之明靡，句無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振本而末從，知一而萬畢矣?！雹?劉勰從漢語的最小單位“字”談起，一步步闡述由字至句、由句至章、由章到篇的組合過程，并且特別強調句和章的作用，句是“聯字以分疆”的，章是“明情”達意的?？傊?，他是從語言形式和語義內容統一的角度論述語法單位的。再后來，學者們又把句法研究的重點放在了句和讀上。對句讀給予明確解釋的是唐代天臺沙門湛然，他說：“凡經文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之以便誦詠，謂之‘讀’?！雹?所謂語絕，也就是表達了一個完整意思；所謂語未絕，也就是還沒有表達一個完整意思。湛然的話，我們可理解為是在給句和讀下了明確的定義。到了元代，程端禮繼承并發揮了王充、劉勰和湛然等關于篇、章、句、字的理論觀點。他說：“既于大段中看篇法，又于大段中分小段看章法，又于章法中看句法，句法中看字法，則作者之心不能逃矣?！雹?盡管程端禮對漢語的四種結構單位還缺乏深刻的認識，但是他畢竟明確勾勒出了四種結構單位法則從大到小的層層制約的關系。

《語助》正是在這種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下問世的。在它問世之前虛詞的研究實際上已支撐起了漢語詞法學的框架，句讀或篇章句字的研究已支撐起了漢語句法學的框架?！墩Z助》則從系統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了漢語語法學的雛形。

我們說《語助》是從系統論述常用虛詞入手形成漢語語法學雛形的。有兩層含義：一是它把以往漢語句法研究成果運用于虛詞的闡釋之中了，即把對虛詞的闡釋放在句法單位的句或讀當中了；一是它把以往漢語詞法特別是虛詞的研究成果繼承并更加系統起來了。比如，在解釋“也、矣、焉”時說“是句意結絕處”。①4在解釋“初、始、先是”時說“文字中著一‘初’字于句首自為一讀”。在解釋“而”時說“是句中轉折，帶此聲以成文見意。句首有‘而’字，亦是承上文轉說下意。句末有‘而’字，卻是詠歌之助聲，與‘兮’字相類”。又如，在解釋“者”時說“有‘者’前‘也’后，‘者’舉其說于前，‘也’釋其意于后以應之”，很明顯這是在聯系”……者……也”句式講述“者”、“也”的前后呼應關系。這雖然是在解釋虛詞，但是顯然是在運用以往關于句讀的研究成果。盧以緯對句和讀分得是非常清楚的，而且又是把虛詞放在句和讀的語境中去解釋的。《語助》對虛詞的論述不但是系統化的，而且在前人的已有成果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語助》的作者把他所認定的文言“語助”（大體相當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兩個標準劃分了類別。按語義內容作者把“語助”分成66組，有的組只有一個詞，如“而”、“毋”、“惡”、“哉”等，有的組竟有9個詞語，如“何則、何者、何也、是何也、是何、何哉、何以、何如、如之何”等。在此基礎上，作者又按語法功能對大多數“語助”標明了類別，有用術語“××之辭”標明的，有用術語“××聲”標明的。這是盧以緯的創造，至少盧以緯的分類意識是更加自覺的。其中有“疑而未定之辭”（如“乎”、“已矣乎”），“自問之辭”（如“何則、何者”），“發語之辭”（如“粵”、“殆”），“嗟嘆之辭”（如“嗚呼、吁”；“噫、噫嘻”），“繼事之辭”（如“乃”），“禁止之辭”（如“毋”），“非然之辭”（如“豈”），“詠歌之助聲”（如句末的“而”、“兮”），“句末助聲”（如“止、忌、居、諸、且、思、斯”），“句絕之余聲”（如句末的“夫”、“歟”、“邪”），“語余聲（如“耳”）等。另外，作者對少數“語助”則是直接用語法功能的描寫來暗示其類別的，其中對某些連詞就是這樣處理的。如“雖然：承上文義，固是如此，又別發一段論文”；又如“然則、然而、不然：此皆承上文”。還有用跟俗語相比較的方法暗示其類別的。如“未嘗：俗語‘未曾’之意”，暗示其屬于用來否定動作或性狀的副詞。盧以緯除了把“語助”按語義內容和語法功能分為若干類別外，還對某些“語助”的用法進行了辨析。如“夫：在句首者為發語之端。有在句中者，與‘乎’相近。有在句末者，為句絕之余聲”。對虛詞用法辨析得如此細致入微，而且這種辨析跟句法的聯系又是如此緊密，都是大大超過歷代學者的。

《語助》不但對虛詞本身的研究達到了空前的水平，而且對虛詞和實詞作了比較嚴格的區分。比如，在解釋“庸、顧、殆”時說，“‘庸’訓常，訓用，‘顧’訓回視，然非語助，而有似語助者。”“殆，危也，也以‘殆’為發語辭者?！薄奥曤S語發，意不加重，且不訓本字義，此等字多有之，亦語助之類也?！边@是作者在利用前人關于實字和虛字的研究成果解釋實詞和虛詞集于一身的三個詞條。不難看出，作者所掌握的標準是科學的，所謂“訓××”的用法就是實詞，“不訓本字義”的用法就是虛詞，而且透露出許多虛詞是從實詞虛化而來的信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沒有使用現成的“實字”和“虛字”這樣的術語，而是用“語助”這個術語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虛詞，用“非語助”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所說的實詞?！罢Z助”這個術語雖然在西晉杜預和唐宋時代孔穎達、陳彭年等人就在使用，但是用來指代相當于我們今天的虛詞，盧以緯還是第一個人。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確實是一種突破，反映了作者對實字和虛字的新的認識，為后人把動詞從虛字中分化出來奠定了基矗

《語助》的問世除了有廣闊深厚的學術背景外，還有廣闊深厚的社會背景。元代是我國歷史上由蒙古貴族居統治地位的封建制國家，也是一個民族大融合的時代。由于蒙古貴族統治者缺少濃厚的封建思想文化意識，“三教九流，莫不崇奉”，所以在客觀上有利于各民族語言文化的交流，出現了我國歷史上少有的多種語言文化交相輝映的局面。元代還是我國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極盛時期，中外人士頻繁接觸與交流，因此在當時實行了蒙古語、漢語和色目人使用的波斯語等語言并行并用的語言文字政策。柳詒徵在談到這個問題時說：“據至元詔書，則蒙古字未興之先，已以漢楷與畏吾兒字并用。蒙古字既頒之后，各國之字，仍副之而行，則蒙古未代宋之時，固亦通用漢文?！雹?這就是說，在元代至元以后，實行的是多語文并用的政策，以蒙古新字為官方第一文字，蒙古語為官方第一語言，漢語文和波斯語文等也是通用語文。

與此同時，元代統治者出于鞏固統治地位的需要，還在中央設立翰林院、蒙古翰林院和集賢院等機構，在其中都各置譯史之職，把漢文的經史典籍翻譯成蒙古文，便成了這些機構的一項經常性的主要工作。另據《元史·百官志》記載，蒙古翰林院的主要職責是譯寫一切文字，頒降璽書，以蒙古新字為官方文字，以其他文字副之。此外，忽必烈即帝位后還在中統三年（公元1262年）創設了各路提舉學校官，大力興辦各級各類學校；同時在京師則設立蒙古國子學，選蒙、漢、色目百官子弟入學，用蒙古語、漢語、波斯語等語言作為教學語言。

這種特殊的社會情況，給語言研究，特別是漢語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機遇，形成了元代漢語研究的鮮明特點，即非常重視現實課題的研究，并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其中音韻學和語法學是成績卓著的兩個部門。元代的音韻研究一反以往沿襲《切韻》和《廣韻》的脫離實際語音的傳統方法，而是以當時活的漢語語音為研究對象，描寫并反映了當時漢語北方話的實際語音系統，編寫成具有改革意識的《中原音韻》。周德清的《中原音韻》完稿于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修改定稿于元元統元年（公元1333年），是我國古代語言學史上的一部優秀著作。漢語、蒙古語和波斯語分屬漢藏語系、阿爾泰語系和印歐語系，它們之間差別很大而密切接觸，這就給語法研究提出了許多現實課題。其中不僅學習漢文典籍要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即使是漢語與蒙古語、波斯語對譯，也必須突破虛詞這個難關。在這種情況下，語法研究必然要解脫文字學、訓詁學的束縛，走以語法本身為研究對象的獨立的發展道路。這樣，盧以緯《語助》的問世就是不可避免的了。無獨有偶，《語助》恰恰也是在元泰定元年（公元1324年）公諸于世的，這也許不光是時間的巧合，而且是一種歷史的必然。正像元代胡長孺在泰定元年給《語助》作序時所說的：“‘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者，決辭也。昔人是言，為用字，不當律令發，惜概而弗詳。予友盧子允武以文誨人，患來學者抱猶彼苦，爰摭諸語助字釋而詳說之。見者目豁心悟，悉喻所謂，成人之意厚矣?！雹?胡序對以往學者研究虛詞的狀況是不大滿意的，批評他們是“概而弗詳”；對以文誨人的盧允武則大加贊賞，對虛詞的研究做到了“釋而詳說之”，并且能使讀者眼界開闊，心領神會。胡長孺在序中還說到：造句為文不用虛詞往往是不能成句的；“法語直遂，巽與婉曲，闔癖變化，賓主抑揚，個中奧妙無窮”，這些都跟使用一兩個起關鍵作用的虛詞有關。胡序把虛詞在漢語語法中的重要作用講得非常透辟，對《語助》一書給予了高度評價。

《語助》的問世標志著漢語語法學走上了獨立發展的道路，為這門學科的成熟奠定了堅實的基矗它對明清兩代的漢語語法研究，特別是《馬氏文通》都有深刻影響。從元泰定元年問世后到清朝初年就翻印了許多次，其中目前能見到的有元代由胡長孺作序的《奚囊廣要叢書》本，明代萬歷壬辰年（公元1592年）由胡文煥作序的《格致叢書》本（更名為《新刻助語辭》，并刪掉了胡長孺的序），清代康熙丁卯年（公元1687年）出版的《音釋助語辭補義》等。這部書還流傳到日本，“自寬永年間以《新刻助語辭》為名被多次翻刻”①7，成為從幕府時代末期至明治年代中期約250年間助字研究的核心，成為日本漢語語法這門學科的原動力。

篇2

解釋蘊涵完全拋開表層形式，只憑對語句語義的理解而進行。運用解釋蘊涵可以作語義鑒別和語義比較。語

義鑒別是對單個語句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可將語句區分為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語義比較

是對多個語句間的語義關系進行認定，可將語義關系區分為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關鍵詞】語義蘊涵虛指蘊涵解釋蘊涵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同義關系矛盾關系

對立關系

＊＊＊

運用現代語義理論對漢語語義進行分析是個新課題。

以語義場理論為代表的結構語義學派于30年代出現，是現代語義學興起的標志，但是無論德國的特里

爾（J·Trier）還是英國的烏爾曼（S·Ullmann），他們的語義研究都只是限制在詞（或小于詞）一級上進

行。直到60年代卡茲（J·Katz）、福德（J·Fodor）創立“解釋語義學"和萊可夫（G·Lakoff）、麥考

萊（J·McCawley）創立“生成語義學"，現代語義學才開始了語句語義的全面研究。

現代語義理論引進我國始于80年代，近些年來已由“介紹"漸進到了“引用"，探索以現代語義學的

觀點和方法研究漢語，已現蓬勃態勢。特里爾的語義場及義素分析理論，已被引入漢語教材，成為了詞義理

論教學的一部分。

對漢語語句語義的探討則還遠遠不夠。

現代語義學的誕生是語言理論與邏輯理論“聯姻"的結果，對語詞語義、語句語義的解釋、分析都大量

引用了現代邏輯的方法和模型?！疤N涵"（entailment）便是被引用來對語句語義進行分析的一種邏輯方法

。

本文嘗試引鑒蘊涵理論，對漢語的語句語義進行探討分析。

一、語義蘊涵

對自然語言語義進行“蘊涵"分析，不能直接套用邏輯蘊涵，邏輯蘊涵是建立在真值理論基礎上的?！?/p>

蘊涵，即‘p蘊涵q’，或‘如果p那么q’。其意義是‘如果p不是假的，則q是真的’或‘或者p是假

的，或者q是真的’。"［①］這就是邏輯上所稱的“實質蘊涵"，由此可以引出“假命題蘊涵一切真命題

，真命題為一切命題所蘊涵"這一“蘊涵怪論"。這里說的“真"、“假"并非語句所陳述的事實上的真假

，它與自然語言的語義并無直接聯系，因而是不可理解的，這種蘊涵理論當然也就不可能被引用來進行語義

分析。

“蘊涵"最基本、最簡單的關系是“p真必然q真"，避開抽象的純真值解釋，將“真"、“假"理解

為直觀的事實反映，即語句的具體內容，“蘊涵"也就可以應用于語義分析了。

為與邏輯學中的“實質蘊涵"相區別，擬將語義間的蘊涵關系稱為“語義蘊涵"。

語句是事實情況的反映，語句語義實際就是關于事物情況的各種“信息"。

“當語句‘p’在語義學上蘊涵語句‘q’時，語句‘p’所傳遞的信息包含著語句‘q’所傳遞的信

息。"［②］

這是對語義蘊涵最簡明的闡述。p的信息包含著q的信息，p如果是真的，q也就必然是真的，“p真

必然q真"的蘊涵關系自可成立。

設語句p為“王前是翻譯家"，語句q為“王前懂外語"，顯然，p的信息包含著q的全部信息，而且

p語句是真的，q語句必然也是真的，這就可以說，在語義上，語句p對語句q有蘊涵關系，或者說語句p

蘊涵語句q。

“一句陳述句的蘊涵命題就是離開任何語境可以從句子本身推理出來的那些命題；只要那個句子本身表

達一個真實的判斷，其蘊涵命題必定真實。"［③］

從這一闡述中，可以析出語義蘊涵應具有的條件：

（一）離開具體的語境，在同一個可能世界中進行討論，即排除語境因素，獨立分析語義，不涉及語用

問題。

（二）必須具有“p真，那么q真"的依存關系。

為敘述方便，本文擬將語句p稱作“源語句"，將其所蘊涵的語句q稱作“蘊涵語句"。還要說明的是

，本文所稱的“語句"絕非語法意義的“句子"，它是語義單位，即語義學上所稱的“義句"，或者說是具

有邏輯意義的語句，即“命題"。文中所稱的“語詞"絕非語法意義的詞、詞組，它也是語義單位，即語義

學上所稱的“義位"、“義叢"，或者說是“概念"。

二、虛指蘊涵

虛指蘊涵是以語詞為操作對象的，即以一個不定指稱短語代替源語句中的各個成分，以形成多個蘊涵語

句。

“不定指稱短語"的結構為：“某＋屬"，即由任指代詞“某"附加于源語句中語詞的屬概念之上而形

成。

設源語句為S，蘊涵語句分別為S1、S2、S3、S4……

源語句S：校長獎勵了三好學生。

可蘊涵下列語句：

S1：某人獎勵了三好學生。

S2：校長（實施）某行為于三好學生。

S3：校長獎勵了某些人。

為確保虛指蘊涵嚴格可靠，應遵從下列兩條規則：

（一）不改變源語句的表層結構。

以虛指方式導出的蘊涵語句直接來自源語句的表層結構，各個蘊涵語句一般都不改變原有的語法形式，

只是句中某些成分被不定指稱短語所“置換"。

如上例的S與S1、S2、S3的短語結構均為：

SNp＋Vp

VpV＋Np

（注：TG理論中“"表“重寫"，并非蘊涵符號。）

以樹形圖顯示則更明顯：

（附圖[圖]）

顯然，源語句與蘊涵語句具有著“同構"關系。

（二）進行置換的虛指短語必須與源語句成分的語義范圍同一。用于進行置換的短語是被限定的“屬"

，這里的“屬"，可以是一般意義上的“范疇"，如“人"、“物"、“行為"、“時間"、“地點"、“

形式"等等，“人"便是“校長"的范疇?！皩?也可以是較為鄰近的“類"，比如采用“領導"、“學校

領導"也無不可。

無論“范疇"還是“類"，語義范圍都大于被置換語詞，以虛指語詞限定后范圍縮小，結果兩者語義相

等。如圖：

（附圖[圖]）“某人"與“校長"指稱范圍相同，只是“實"、“虛"之別而已。

蘊涵語句是有序的，其順序是依著源語句表層結構“語符列"的順序排列的，如上列的S1、S2、S

3的排列順序便是依據著主語、謂語、賓語在表層結構中的語符位置。

蘊涵語句的這種有序性，對確認一個語句的語義具有著重要意義，其間音位因素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若依各個置換成分的順序予以側重，就會構成不同而有序的重音模式，從而可以傳遞出不同的信息，以回答

不同的提問。

S1：誰獎勵了三好學生？

S2：校長對三好學生作了什么事？

S3：校長獎勵了誰？

由重音模式轉移所形成的語義各異的蘊涵語句，構成了源語句S的全部語義，而S在無語境、無重音模

式的情況下，可以包含S1、S2、S3的全部語義。

重音模式與語境因素密切相關，由于語義蘊涵遵從著“無語境"的條件，所以這不是本文要深入討論的

問題。

虛指蘊涵的操作機制是對語句的表層結構進行“改造"，實際只是一種“語法義蘊涵"，由于它并未涉

及語句語義，當然也就無法應用于深入的語義分析。

三、解釋蘊涵

解釋蘊涵則是拋開語句的表層形式，完全憑借對源語句語義進行理解和解釋以形成蘊涵語句。

憑借理解對語義進行解釋，是分析自然語言的慣用方式，“所有關于自然語言的論證有效地證明，依賴

于未經訓練的語言直覺的程度并不低于依賴于邏輯理論的程度。"［④］進行語義解釋尤其要依賴“未經訓

練的語言直覺"能力。

任一語句的語義都是可以進行理解、進行解釋的，語句語義與其語義的解釋是不同的，前者是復合總體

，后者是分解后的“肢體"。

源語句S：王工程師是劉師傅女兒的未婚夫。

可蘊涵下列語句：

S1：王工程師是男性。

S2：王工程師未婚。

S3：劉師傅已婚。

S4：劉師傅有個女兒。

S5：劉師傅女兒未婚。

S6：王工程師與劉師傅女兒已確定婚姻關系。

上列蘊涵語句是對S的語義進行分解的結果，進行這種分解的依據是純語義的，與表層結構無關，蘊涵

語句是完全憑借直覺對源語句語義進行理解而形成。

源語句S分別蘊涵S1、S2、S3、S4，即：

SS1

SS2

SS3

SS4

“"表示蘊涵關系，可讀作“蘊涵"或“那么"。

這種蘊涵關系可以用側樹形圖表示：

（附圖[圖]）

S是S1、S2、S3、S4語義的集合，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S1＋S2＋S3＋S4

反之，S1、S2、S3、S4是S語義的組成部分，因此下列公式是成立的：

S1＋S2＋S3＋S4＝S

對語句語義的解釋不是任意的，源語句與蘊涵語句之間必須存有“p真必然q真"的關系，為此，下列

操作規則是必不可少的：

（一）蘊涵語句是不超出源語句語義的范圍，就是說所傳遞的信息不能多于源語句，如“劉師傅是男的

"、“劉師傅女兒20多歲"等就不是源語句的蘊涵語句。

（二）不能導出與源語句相背的語句，如“劉師傅未婚"、“王工程師不認識劉師傅的女兒"等。

虛指蘊涵與解釋蘊涵都是對語句語義進行分解，但兩者大不相同，茲以下表進行對比：

虛指蘊涵解釋蘊涵

操作依據語詞語義語句語義

語形結構不改變改變

操作方式置換解釋

蘊涵本源表層結構深層結構

蘊涵性質語法的語義的

蘊涵語義范圍相等縮小

蘊涵語句組合有序無序

蘊涵語句數量定量不定量

語句語義的研究絕不止于“分析"，在分析的基礎之上，還應該對語句的語義性質及語句語義間的關系

予以認定，在這方面解釋蘊涵是最為可行、最為有效的分析方法。

語義認定可從“語義鑒別"和“語義比較"兩個方面分述。

四、語義鑒別

語義鑒別是對語句自身的語義性質進行認定。

依據語句的語義性質區分，有單義句、歧義句、重復句、矛盾句等。

1．單義句

一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相互獨立并可以組合成完整語義，此句為單義句。

“相互獨立"是指蘊涵語句之間不重復、不交叉?！翱梢越M合成完整語義"是指不含有語義相抵的不可

組合情況。

源語句S：甲的1號賽車榮獲了本屆越野賽的冠軍。

可以蘊涵下列語句：

S1：甲是賽車手。

S2：甲駕的是1號車。

S3：曾舉行越野賽。

S4：甲參加了本屆越野賽。

S5：1號車榮獲了冠軍。

S1—S5各有自己不同的語義，相互獨立，它們從不同角度反映了源語句的語義，彼此可以進行組合

、還原成源語句的完整語義，因此源語句為單義句。

2．歧義句

一個語句同時蘊涵多組語句，其間含有“異己"語句而無法進行組合、還原，此句為歧義句。

源語句S：我們見到了剛剛返回北京的小王的哥哥。

此語句可以蘊涵A、B兩組不同的語句。

A組：

A—S1：小王有個哥哥。

A—S2：哥哥剛剛返回北京。

A—S3：我們見到了哥哥。

B組：

B—S1：小王有個哥哥。

B—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

B—S3：我們見到了哥哥。

A、B兩組語句都是S所蘊涵的，并且都是可以成立的，而其中A—S2“哥哥剛剛返回北京"與B—

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是兩組之間的“異己"語句，由于兩者的存在，兩組不可重新進行組合、還原，

因此可說源語句S是個歧義句。

歧義句的語義有如下特征：任一個語句組（A或B組）中引入另一組所含異己語句的否定式后，非但不

會出現矛盾，反而能組合成更為完整、更為明確的語義。

如A組S2的否定式為“哥哥不是剛剛返回北京"，試將其引入B組：

B—S1：小王有個哥哥。

B—S2：小王剛剛返回北京。

A—S2哥哥不是剛剛返回北京。

B—S3：我們見到了哥哥。

新組成的這組語句，不但可以進行組合，組合后反而避免了歧義現象。

同理，B組中S2的否定式引入A組是如此。

3．重復句

一個語句蘊涵著語義同一的語句，此句為重復句。

源語句S：處女之作《淚痕》是小李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蘊涵語句：

S1：小李寫了一部《淚痕》。

S2：《淚痕》是處女之作。

S3：《淚痕》是發表的第一部作品。

顯然，S2與S3的語義是同一的。

重復句大都是由于句中含有語義同一的語詞所造成，如“處女之作"與“第一部作品"。

這里說的“同一"是指語義同一，即概念同一，并非語詞形式同一，形式同一，語義未必同一。

源語句S：那個老運動員很老。

蘊涵語句：

S1：那是個運動員。

S2：他是老運動員。

S3：他很老。

這組蘊涵語句中，S2與S3都用了“老"這一語詞，但語義并不同一。S2中的“老"是時間久長，

S3中的“老"是年歲高邁，因此源語句S不為重復句。

4．矛盾句

一個語句蘊涵著語義不可共存的語句，此句為矛盾句。

源語句S：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我國歷來是統一的，分裂只是暫時的。

蘊涵語句：

S1：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

S2：我國歷來是統一的。

S3：我國曾有過分裂。

顯然，S2（歷來是統一的）與S3（并非歷來是統一的）是不可共存的。

“悖論"是一種特殊的矛盾句。此類語句包含有“預設語義"，“預設"的語義與“顯現"的語義形成

自我否定，因此“悖論"的矛盾語義是極其隱含的，運用解釋蘊涵進行分析可以將其揭示出來。

源語句S：真實的判斷是不存在的。

蘊涵語句：

S1：真實判斷不存在。

S2：存在著一個真實判斷（該判斷）。

S2是言者默認的預設語義，S1是語句所顯現的語義，兩者不可共存。

五、語義比較

通過對不同語句的語義進行對比分析，以認定它們之間的語義關系，為語義比較。

大量的語句都是各自獨立的，它們的語義之間不存在任何關系，這些語句可稱為“獨立句"，這里不予

討論。

語句間的語義關系區分，有同義關系、矛盾關系、對立關系等。

1．同義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完全相同，這兩個語句為同義關系。

同義關系所傳遞的信息是等量的。

源語句：

A—S：中國隊又一次榮獲冠軍。

B—S：中國隊再次奪魁。

C—S：中國隊衛冕成功。

上列三個語句都蘊涵著下列語句：

S1：中國隊曾獲得第一。

S2：中國隊本次又獲第一。

此類同義關系的形成原因是含有同義語詞，因此它們的表層結構也大都無異，這是“同構"的同義關系

。

同義關系大都不是同構的，比如由核心句經“移動轉換"而生成的轉換句，表層結構就是不同的。

源語句：

A—S：秦國滅了趙國。

B—S：秦國把趙國滅了。

C—S：趙國被秦國滅了。

蘊涵語句：

S1：秦國曾與趙國交戰。

S2：秦國勝利了。

S3：趙國失敗了。

S4：趙國已不存在。

由“省略轉換"生成的轉換句，不但表層結構縮減，語義也有所省略，蘊涵語句的語義有了差異，不能

認為是同義關系。

源語句：

A—S：趙國被秦國滅了。

B—S：趙國被滅了。

語句B—S并不蘊涵S1、S2兩個語義，信息量減少了，A—S與B—S不是同義關系。

2．矛盾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不能共存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等于信息總量，這兩個語句為矛盾關系。

源語句：

A—S：這是件不易褪色的新款服裝。

B—S：這件服裝已穿用3年而沒有褪色。

A—S語句蘊涵著：

S1：這件服裝是不易褪色的。

S2：這件服裝是新款的。

B—S語句蘊涵著：

S1：這件服裝是不易褪色的。

S2：這件服裝已穿用3年。

A—S所蘊涵的S2與B—S所蘊涵的S2（不是新款的）是不能共存的，而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

等于信息總量，即“是新款的"與“不是新款的"包含了全部信息，除這兩種情況外，別無其他情況。

矛盾關系語句之間有如下特征：

（一）可以由一個真推知另一個假，因為兩者是不能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這件服裝是新款的

"真，可以推知“這件服裝不是新款的"為假。

（二）可以由一個假推知另一個真。矛盾關系語句的信息量之和等于全部信息量，別無其他情況，所以

非此即彼。如由“這件服裝是新款的"為假，可以推知“這件服裝不是新款的"為真。

3．對立關系

兩個語句所蘊涵的語句不能共存且兩者傳遞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總量，這兩個語句為對立關系。

源語句：

A—S：這批先進的機電設備是中國產品。

B—S：這批先進的機電設備是韓國產品。

A—S蘊涵著：

S1：存在著一批機電設備。

S2：這批設備是先進的。

S3：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

B—S蘊涵著：

S1：存在著一批機電設備。

S2：這批設備是先進的。

S3：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

A—S與B—S所蘊涵的S3是不可共存的，而且兩者的信息量之和小于信息總量，即“是中國產品"

與“是韓國產品"只包含了信息總量中的部分信息。

對立關系語句有如下兩個特征：

（一）由一個真推知另一個假。因為兩者是不可共存的，只能居其一。比如由“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

真，可以推知“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為假。

（二）不能由一個假推知另一個為真，對立關系語句所傳遞的信息量只是全部信息的一部分，如“這批

設備是中國產品"與“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并未包含全部信息（還可以是其他國家產品），所以非此未必

為彼，由“這批設備是中國產品"為假，就推不出“這批設備是韓國產品"為真。

注釋：

①［英］羅素：《數理哲學導論》，轉引自［美］帕特里克·蘇佩斯《邏輯導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

社，1984年版，第6頁。

②［日］末木剛博：《邏輯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頁。

③［英］尼爾·史密斯、［英］達埃德爾·威爾遜：《現代語言學》，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198

篇3

即觀察者是靜止的，時間迎面向觀察者移動過來。也就是我們常用的比喻時間像長河一樣流過我們的感覺。由于是時間在朝觀察者移動，顯然走在前面的時間將很快成為過去，未來則總是走在后面。所以就有了“先來在前，晚來在后”的感覺，才有了“前”對應“過去”，“后”對應“未來”的概念。這種概念類型在漢語中是非常常見的。如長江后浪推前浪、史無前例、前所未聞、后起之秀、后繼有人、瞻前顧后、懲前毖后、思前想后、前因后果、前人栽樹，后人乘涼、前事不忘，后事之師等等。在這些例子中，前都代表“過去了的”，后代表“將來的”。

二、人動時靜型

即時間是靜止的，觀察者面向將來移動。也就是我們去擁抱未來的感覺。在這種模式中，很自然地，“前”對應的是“未來”，“后”對應的是“過去”。在漢語中，這樣的例子有前程、前景、前途等，都是用“前”來隱喻將來的時間。

三、視角的雙向性

在漢語中，關于“前”、“后”產生矛盾的例子還有一些，比如很典型的公交站點的問題。比如我們學校外公交站點叫做“四川大學站”，那么“四川大學前一站”到底是指還沒有到四川大學那一站還是已經過了四川大學的那一站呢?為什么會有兩種不同的理解呢?從這個例子，我們可以看出，出現這種情況的原因在于我們視角的不同，即視角的雙向性。我們在表述“前”與“后”兩種方位時，往往會有兩種不同的視角，一種是“面向未來”，一種即“面向過去”。這在漢語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當我們面向未來的時候，未來在前，過去在后，我們這樣表述:向前走，莫后退;前不著村，后不著地。而當我們面向過去的時候，我們往往這樣使用前與后:上課前/后，春節前/后，一百年前/后。所以，現在我們回到“四川大學前一站”這個問題，若言談者面向未來，便是指的已經經過了川大的那一站;若其面向過去，則是指還沒有到達川大的那一站。所以我們可以說這與言談者的主觀視角有關。了解了我們在運用方位詞“前”、“后”來表示時間概念時出現矛盾的原因后，我們再來看一下在漢語中的一個總體使用情況。在日常生活中，如果對我們用“前”、“后”來表示時間概念的情況稍加留意，我們很容易發現，我們在上文中所說到的兩種不同的隱喻概念或者不同的視角，在漢語中的分布是不均勻的。我們明顯更傾向于“過去在前，未來在后”這種隱喻。除了上文中為說明“人靜時動”時所舉出的例子外，還有很多，如:前言不搭后語、前輩/后輩、前人/后人、以前/今后;前天/后天;大前天/大后天;前半天/后半天;前半場/后半場;前半夜/后半夜;開學以前/放假以后等等。而從“未來在前，過去在后”來看，我們則使用的較少，比如:前進、后退、我們要往前看，不能沉浸于過去等等，其數量明顯要少于第一類。

篇4

邢公畹先生（1914.10–2004.7）是中國當代最杰出的語言學家之一，他在語言理論研究、漢語語法研究，特別是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和漢臺語比較研究等漢藏系語言的比較研究領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邢先生還親身參與了對外漢語教學工作，1953年至1956年，他從執教的南開大學被派往蘇聯教授漢語，先后任教于莫斯科東方學院、莫斯科大學。（邢公畹，2004）自此而后，邢先生十分關注對外漢語教學及其研究，并就對外漢語教學問題發表了一系列研究論文，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見解。今天讀來，仍然深受啟發。綜觀邢先生的對外漢語教學研究論文，其內容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主要方面：關注特殊的語言現象，主張細化語言描寫；強調研究語言的深層結構，重視探尋語言之間存在的普遍規律；提倡本體研究與實際應用的緊密結合，不僅重視在課堂上傳授“語言”知識，而且重視在語境中的“言語”交流。

二、關注特殊現象，強調細化描寫

2.1　關注特殊的語言現象

邢先生（1981）指出，用來分析語言結構的理論可以增加我們的知識，但對語言教學和語言學習的用處并不是很明顯。指導外國學生學習漢語，與其讓他們記住一些抽象的公式，不如讓他們記住一些具體的例句。他（1984）十分強調對特殊類型的句子進行細致描寫，認為應把它們的特點介紹給學生，并在此基礎上給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比如漢語的連鎖復句就是一種很有特點的句型，邢先生先后在三篇文章中以這種句型為例，說明為什么要關注語言中的特殊現象。什么是連鎖復句？邢先生（1984）的解釋說明極為深入淺出。如：“臺灣回歸祖國是中國的內政，不容任何外人干涉”，在這個復句中，第一分句的賓語是第二分句的主語，按照漢語的習慣可以不重復，第二分句和第一分句就構成互相連鎖、互相依存的關系。邢先生說，這種復句就是連鎖復句，而“他這樣沖撞我，我就不能答應”之類的句子，后句必須有主語，則不屬于連鎖復句（邢公畹，1990a）。邢先生更重視語言事實的舉證。他從《魯迅小說集》《趙樹理選集》中搜集了46句連鎖復句，并用它們的英譯和俄譯加以對照。（邢公畹，1984）例如：（1）我先前東邊的鄰居叫長富，是一個船戶。（《魯迅小說集》）MyformerneighborontheeastsidewascalledChangFu.Hewasaboatman.НашегососедазовутЧанфу;он-лодочник.（2）她有個女兒叫小娥，嫁到離村五里的王家寨。（《趙樹理選集》）HerowndaughternamedHsiaoO,wholivedinavillageabouttwomilesaway...ЕероднаядочьСяо-эбылавыданазамужвсоседнееместечкоВанцзячжай,лизапятьотсюда.邢先生（1990a）還從《官話類編》中搜集了141句連鎖復句。該書是美國傳教士C.W.Mateer所寫，1892年初版。這部書系統記錄了清末的北京口語，通過該書大體上可以看出當時口語里這種連鎖復句的基本面貌，它們顯示的是近代漢語向現代漢語過渡的情形。例如：（3）這是會上議定的章程，不能更改。Thisisthesettledpolicyofthesocietyandcannotbechanged.為了提煉連鎖復句的特點，邢先生（1984）使用公式進行總結，以符號表達為：NP1+VP+NP2，+VP+NP，=NP2。VP是動詞組，NP2是它的賓語；代表一個空位，意義是NP2，但在語法上不等值。所代表的空位不是一般性省略，添補后反而累贅。在調查的語例中，VP為“是”和“有”的句子共占三分之二左右，可知這兩個動詞易形成“連鎖復句”。又因考慮到公式是根據印歐語的情況設計的，并不是全部語言的基本規則，另外，賓語還有使動詞的意義具足并依附于動詞而存在這樣的特點，故把公式修改為N1+V1+N2，+V2（+N3），與N2同指。（邢公畹，1990a）只就連鎖復句這樣一種句型，邢先生不僅舉出了大量語例說明其結構形式，細致描寫它的特殊之處，而且用相應的外語譯文進行對照，讓外國學生更容易了解漢語和英語、俄語在結構上的不同之處，從而使學生更加準確地了解漢語中這種句子的特點。由此可見，為了能對對外漢語教學有幫助，邢先生在研究中更突出針對性和實用性，這體現了一個大學者在對外漢語教學上的良苦用心。

2.2　為教學而強調細化描寫

邢先生認為，細化描寫不僅是發現搭配規律、深化語法研究的途徑，而且是使語言教學取得有效成果的重要手段。在談到語詞搭配的問題時，邢先生指出，不管對詞類進行細致的再分類工作有多少困難，為了滿足社會實踐的需要，語言教學工作者和機器翻譯工作者都應該不懈努力。（邢公畹，1978）為了清晰地證明上述意見，邢先生（1978）舉例分析，很有說服力。例如，“他讀著報，沒有聽見人叫他”，這句話正確；“他進著門，沒有看見小王在門外掃地”，這句話錯誤。邢先生指出，探究對錯的原因應尋找動詞小類的意義。深入研究并細分小類就能發現：“讀”“寫”“吃”“喝”“唱”等動詞是“非結束性動詞”，后面能加“著”；而“進”“到”“出”“忘”“允許”等動詞是“結束性動詞”，后面不能加“著”。又如，“我喝了涼水”“冷石頭”這些說法可以說；“香蕉喝了涼水”“冷孩子”就不可以說。只有深究下去才能發現能說與不能說的原因：“喝”是指人的行為的詞，“冷”是指物的屬性的詞。只有對各類詞進行更為細致的描寫，才能更好地、更準確地發現詞語搭配的規律，從而能夠更為有效地指導對外漢語教學。邢先生研究問題、解決問題傾向于精細化，這一特點不僅體現在語法研究上，而且體現在語音教學上。例如，邢先生在教外國學生卷舌音時，強調把卷舌音看作是從元音開始的卷舌過程，即[a]：[ar]；[u]：[ur]；[]：[r]；[]：[r]；[o]：[or]。李思敬（1994）在其著作《漢語“兒”[]音史研究》中將[]符號的音值定為[]，并指出：“北京地區的‘兒’‘耳’‘餌’‘爾’‘邇’等字的實際音值是先發央元音[]，隨后再帶一個卷舌元音。這個卷舌元音約略相當于[]而略松、略弱。[][]并不同時，不是一個發音動作。[]符號所代表的這些字的實際讀音是[]?！毙舷壬浅Ｙ澇蛇@一觀點，認為以此指導教學易于取得效果，并據此提出了兒化音的具體教學方法：“歐洲語言里多有[]音，讓學生在[]的基礎上練習改變為[]。之后再讓學生單獨發[]，但要延長、放松、元音化，用國際音標表示就是[]，這樣實際就可以得到[]音。得到[]音，就容易學習復合元音[]了?！保ㄐ瞎担?995）由此可見，邢先生不僅對漢語的現象觀察得很細致，而且對不同語言之間的差異觀察得也很細致，并從細致處著手處理教學難點，讓學生對比鮮明、感受清晰、容易學習，從而提升教學效果。

三、探究深層結構，把握語言共性

3.1　探究語言的深層結構

人們平常所講的每一句話，都是一串能表達意思的包含著語法組織的線性聲音序列。邢先生認為，這一線性聲音序列體現的是語法學上的結構關系，這是語言的表層結構，而支持和制約它的是深層的意義結構。（邢公畹，1993a）只要細化語詞描寫，就能把搭配問題轉化成語法問題，搭配規律的發現正是語法研究深化的體現，這一過程也將逐步觸及語言的深層意義結構。（邢公畹，1978）因此，在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中，探究語言的深層結構直接關系到教學效果。為了證明上述觀點，邢先生（1993a）舉了一個教學中碰到的實例。一個芬蘭學生寫出過這樣的病句：“這個國家的產品，到富裕國出口?！毙舷壬鷽]有從介詞的位置入手去解釋這句話的病因，而是著眼于動詞的語義特征進行分析：漢語的不及物動詞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移動位置動詞”，“跑”“跳”“走”“飛”“滾”等詞都是。以“跑”為例，“到操場上/跑”≠“跑•到/操場上”。因為前句“操場上”放在“到”后，表示“到”的目的地，“到操場上”是介詞詞組，做“跑”的狀語；后句“操場上”放在“跑到”的后面，表示“跑到”的目的地，“到”字輕讀，跟動詞“跑”構成一種復合動詞，病句中的“出口”就是這類動詞。從邏輯上講，一個國家的產品是不會運到別國再出口的，所以正確的說法只能是：“這個國家的產品/出口到/富裕的工業國/?！边€有一類不及物動詞是“不移動位置動詞”，“住”“坐”“站”“躺”“睡”等詞都是。介詞可出現在這類動詞的前后，意思相等，“在天津/住”=“住•在/天津”。邢先生指出，從表面上看，芬蘭學生的病句是介詞位置問題，實質上卻是復雜的漢語動詞的不同類屬的區別問題，只有從深層的語義特征著眼，才能找到出現毛病的關鍵。語言深層意義結構上的問題多如牛毛，這種研究越深入，對對外漢語教學越有利。邢先生（1996）還引用賈彥德的觀點從理論上進行了闡述。賈彥德（1992）指出，語法、語音與外界沒有直接聯系，只有語義是社會、自然、心理現象在語言中的反映，是交際中說話人或思想者思想的體現。語音、語法都是為語義服務的。邢先生非常贊同這一說法，并指出，語言的深層結構就是語義結構，而語義結構又可以分成表層的和深層的。表層語義結構是指符合語法的義位序列，深層語義結構是指一段共時存在的有組織的思想。同一思想可以用不同的語言去表達，思想中義位的標志是各民族語詞的音響形象。邢先生（1996）進一步指出，從語義學的角度來觀察，教學所及只是語義的表層結構，而交際中所觸及的卻是語義的深層結構；對外漢語教師如能對漢語的深層結構深入理解，在教學上是大有好處的。

3.2　把握語言之間存在的普遍性

邢先生（1996）指出，從語言的深層結構中可以看出，語言之間的普遍性大于差異性。無論在理論上還是應用上，對語言之間普遍性的研究都是很重要的。只有深入研究了語言的普遍性，才可以實現從宏觀上對語言現象做出解釋。（邢公畹，1990b）語言之間如果沒有普遍性，進行外語教學就成為不可能的事了，因此，從事對外漢語教學工作應該重視人類語言普遍性的研究。（邢公畹，1996）邢先生（1990b）指出，從語言的對比研究中可知語言之間存在共同的語法范疇?，F代漢語中有“看、聽”與“看到、聽到”等對應的動詞，馬慶株（1985）借用藏語語法的命名，稱“看、聽”義的動詞為自主動詞，“看到、聽到”義的動詞為非自主動詞。因為“看、聽”等動作受個人意愿支配，可以自己做主；而“看見一個人”不能說我愿意看見，那個人就出現，這類動作不是由自己的意愿做主的。邢先生贊成這種觀點，并進一步指出，曼谷泰語里有“du1（看）、fa2（聽）”與“hen1（看到）、jin2（聽到）”，英語里有“tolook（看）、tolisten（聽）”與“tosee（看到）、tohear（聽到）”等，動詞的自主和非自主的語義特征能夠同樣出現在漢、藏、英、泰語里，這正是語言之間存在普遍性的一種體現。邢先生（1993b）還舉出了中英文“是”字句可以互譯的例證。他從文藝作品及其英譯本中搜集了46組有代表性的“是”字句，通過對比分析，概括為四大類：一是賓語為名詞。例如：（4）我們/是/者/。We/are/Marxists/.二是“的”字結構充任主語或賓語。例如：（5）最可憐的/是/我的大哥/。Themostdeplorable/is/myelderbrother/.三是主賓之間并不是簡單的同一或類屬的關系。例如：（6）那個東西/是/什么價錢/?Whatprice/is/thatarticle/?四是“是”字的主賓語同形，表示“是否可以改變”。例如：（7）忙時候/總是/忙時候。It/was/themiddleoftheharvestseason/and/thenextday/was/aworkday/.（8）失意人/也不會總是/失意人/。Lamedogs/donotremain/lame/forever/.46組有代表性的“是”字句雖然用法復雜，但可以實現互譯，這正是語言普遍性的表現。邢先生（1993b）指出，雖然各語言社會所建立的傳播信息的編碼系統及其編排方式和編排原則各不相同，但它們都必須具有音位系統，語素和語素結構模式是一致的。人類生活在同一個“自然”系統里，具有同一的生存和發展目的，這就保證了全人類語言里的“意思”具有普遍性。即使是特色句子，也會呈現出共性語法特征。邢先生所舉的例子是“存現句”，他在對比英譯、俄譯的基礎上分析了其成句特征。一是單純存現句，動詞多用“有”。例如：（9）/桌上/有/盞•燈/。//Thereis/alamp/onthetable/.//Hастолe/(имеется,есть,находится)/лампа/./二是非單純存現句，主語是處所助詞，名詞是施動者，動詞為不及物，帶“著”，但不表示動作進行，只表示動作產生的狀態。例如：（10）/橋腳上/站著/一個•人/。//Someone/wasstanding/atthefootofthebridge/.//Намосту/кто-то/стоял/./三是出現消失句，賓語無定，是施事（或為主體）；動詞帶“了”，為不及物。例如：（11）/小路上/又•來了/一個•女人/。//Anotherwoman/camedown/thepath/.//Надорожке/появиласьеще/однаженщина/./邢先生分析其成句特征時著眼于“方位詞”在句中的位置，指出“方位詞”在漢語中做主語，在俄語中做狀語，在英語中則置于句子末尾。雖然三種語言中構成“存現句”的表層結構有差別，但這種差別并不影響它們能表達出相當的意義，因為“存現句”在漢、英、俄語里呈現的主要特點是相同的，即表方位的部分、表存現的謂詞部分、表無定的存現主體部分這三大部分的意義必須顯示清楚。（邢公畹，1996）邢先生用漢外語言對比研究的方法，揭示出語言之間的普遍規律，對對外漢語教學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

四、語言為體，言語為用

4.1　對外漢語教學中“語言”與“言語”的關系

索緒爾把人類語言活動劃分為“語言”和“言語”兩方面，邢先生（1993c）認為，這個劃分可以用在對外漢語教學上。中國哲學上有“體”“用”這對范疇，借而用之，可以說語言為體，言語為用。作為交際的本體是語言，使用這個工具來進行交際的是言語。（邢公畹，1996）語言是社會共有的結構系統，不受個人的意志支配；言語指個人憑借前者所說的話，是言語活動中受個人意志支配的部分。邢先生（1993c）指出，這種相互依存的關系施之于對外漢語教學，就是教學內容和教學目的之間的關系。對外漢語教學中所教的內容是作為“語言”的漢語，聽、說、讀、寫訓練都是圍繞這個中心進行的；對外漢語教學的目的是要求學生能把作為“語言”的漢語轉化為自己的“言語”，使他們能用漢語說話，自由表達課文之外的自己的意思。對外漢語教學過程就是這樣一個從一般到特殊、從語言到言語的過程。

4.2　“語言”轉變成“言語”的“專化作用”

“語言”到“言語”的轉化，邢先生稱之為“?；饔谩?。這一術語本是葉斯柏森講實體詞與形容詞的差別所在而使用的，被邢先生推演開來，用以說明語言里的句子進入言語時所起的作用。邢先生（1987）定義說，從一個一般性的、公設性的句子轉化為實際生活中確有所指，能傳達一定信息的句子的功能，叫語言的“?；饔谩薄Ｐ舷壬?996）強調，人類之所以有語言之體，就是為了要有言語之用。語言是一種符號系統，必須具有從一般性的意義組合轉化為個別的、不可窮盡的言語里的句子的功能。外國學生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語言知識積累到一定程度之后，就會逐漸把漢語轉化為自己的言語。對外漢語教師需要設法誘導，加速“?；饔谩?。而“?；饔谩钡陌l生，語境起著重大作用。語境包括對話的時間、處所，詞語所指和對話的上下文，對話者之間的關系，有無共同的歷史回憶，是否在同一種風俗習慣、文化傳統中，對話者的知識水平，對話者當時的情緒，等等。因而，要加速“?；饔谩钡陌l生，需要對外漢語教師具備很高的素養。（邢公畹，1978）

4.3　“語言”“言語”的劃分與對外漢語教學

邢先生（1993c）認為，“語言”和“言語”的劃分，對“專化作用”的認識，在對外漢語教學實踐中具有重要意義。首先會促使我們關注“言語”教學。邢先生指出，正確認識到“語言”是教學內容，“言語”是教學目的，對外漢語教師就必然會關注“言語”教學。邢先生建議道，應該在高年級開設一門“談話”課，這門課不同于按課文進行教學的“口語”課，而是就某個話題讓學生自主講話，教師針對在這個過程中暴露出的不合漢語規范的句子給予分析幫助。這樣的課能促使學生把學到的漢語“語言”知識轉化為自己的“言語”交際能力，并正確表達出自己的想法。還會促使我們重視“語境”作用。認識到語言的?；饔茫蜁诮虒W中設法加速它的發生。學生敘述課文時，通常所用的仍是語言里的模式，所以在課堂上要安排一些假設的語境，讓學生多開口說自己的想法；還要組織學生到校外進行漢語實踐，在真實的語境中提高他們的漢語表達能力。（邢公畹，1987）

五、邢公畹先生對外漢語教學研究的啟示

自1953年在蘇聯教授漢語始，到上個世紀八九十年表一系列研究論文止，邢先生與對外漢語教育事業有著長達四十多年的緊密聯系。邢先生憑借語言學家的深厚功力，結合一線教學的體驗，在深入思考的基礎上所發表的一系列對外漢語教學研究論文，是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結合的典范，是“接地氣”的真學問，可以稱得上頂“天”立“地”。這些成果也是漢語國際教育學科的寶貴財富，值得深入學習，并在漢語國際教育實踐中予以應用，發揚光大。

篇5

學生開始學習的強烈愿望來自于平時閱讀書籍的量，如果識字量太低就無法滿足學生閱讀書籍的要求，在學生閱讀書籍的過程中如果出現太多的字不認識就會影響學生閱讀的興趣，時間一長就會產生負面的影響。所以必須先要解決認字的問題，讓學生盡可能快一些地認識一定數量的字，以達到閱讀的要求，這樣讓學生初步形成一定的閱讀能力，喜歡讀書了，讀得多了，自然而然地就會有去寫去用這些漢字的愿望，主動識字的積極性也就加強了。新課標中要求在第一學段中只認識1600左右的漢字就可以了，因為認識過多的字對閱讀的幫助也不是很大，這也正好符合語言文字的自身規律。這種多認少寫的理念是極其鮮明的，多認漢字是為了閱讀，少寫是為了在以后的學習中能夠把字寫得更好，從而真正提高學生識字和寫字的效率，也提高了我們教學的效率。

二、培養寫字的基本功“降低

寫字量，關注寫字過程，注重寫字基本功的培養”是識字與寫字教學改革的基本理念之一。在開始練習寫字的階段，不能只要求速度，要放慢匆匆前行的腳步，注重培養和訓練學生寫字的基本功，指導學生注意字的間架結構，讓他們逐步掌握漢字的基本筆畫，還有要讓他們認識常用的偏旁部首，能夠按照筆順規則去認真地書寫漢字。更要讓學生注意自己的寫字的姿勢以及握筆的姿勢?，F在的學生大都數都沒有一個正確的寫字姿勢，歪歪扭扭的，拿筆也不會，這能寫好漢字嗎？這個時候絕對不能抱有急功近利的思想，更不能有急于求成的想法，如果基礎打好了，就像是建樓房時地基打牢固一個樣，再往下進行教學就會感到事倍功半了。這樣的安排無論對于教學識字還是寫字，都不會給學生造成任何負擔。另外，教學的過程中對于知識的把握應該循序漸進，不能隨便拔高，拔苗助長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因為做什么事情都有一個過程。對于學生書寫的漂亮的漢字可以展示給其他學生看看。讓學生認識到什么是美的。教師也要注意自己的基本功，自己寫得一手漂亮的字會影響到學生，學生會下意識地模仿老師的字。因為，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盡量要求學生把漢字寫的行款整齊，漂亮有體，當然要結合每一個學段的不同的要求，不能想當然。

三、明確漢語拼音的“工具”性

新版課標在總目標中明確“學會漢語拼音的要求”。在階段目標中，沒有把漢語拼音和識字與寫字、閱讀等并列安排，而是把它放在了“識字與寫字”部分，強調借助漢語拼音認讀漢字和查字典，更加明確了其作為工具的使用價值。理解漢語拼音作為識字和學習普通話的工具，也要注意一下：對于識字而言，漢語拼音僅僅是幫的工具，絕對不能代替識字。在我們的教學過程中，對于常用的字除了要讀準字音外，還要理解它的意思，同時學會書寫和運用。另外漢語拼音也不是完全解決在沒有學習環境的幫助下獨立讀出字音問題的唯一途徑學生還可以根據一定的語言環境來猜測和推斷字的讀音，所以學生識字要緊緊圍繞著漢字，盡可能地消除不必要的干擾因素。在普通話的學習中，漢語拼音的功能是正音，如果在教學中把讀拼音當成教學的重點，似乎有點因小失大。所以新課標中并沒有要求默寫和背誦，只停留在會寫和熟記上，這是一定要明確的。

四、總結

篇6

一、趣味情境“圖與歌”

生動形象的畫面，朗朗上口的兒歌是小朋友喜歡的。漢語拼音的教材圖文并茂，教學中要充分利用教材中提供的圖畫，并精心設計兒歌，千方百計地給孩子們提供“情境圖”與“語境歌”。蘇教版小語第一冊的第三課“b、p、m”的情境圖為：許多人爬上山坡(po)去看大佛(fo)，一個小朋友用手摸(mo)大佛，爸爸告訴他：“你聽，大喇叭里正廣播(bo)，大佛是文物，不要用手摸?！迸c之相配的語境歌是：“爸爸帶我爬山坡(po)，爬上山坡看大佛(fo)，大喇叭里正廣播(bo)，愛護大佛不要摸(mo)?！苯虒W時情境圖用以指導學生觀察，并相機出示字母，語境歌則用以鞏固所學的字母。小朋友在圖與歌的情境中學習，知道了字母并不是神秘的東西，而是存在于日常的語言之中，從而縮短了學生與漢語拼音的距離。另外，借助形象的圖畫和瑯瑯上口的兒歌幫助學生認識、熟悉字母，不僅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還能潛移默化地對學生進行思想品德教育與審美教育。教字母發音和教字母形態時，都可利用“圖與歌”來創設趣味情境，如教單韻母“o、o、e”，可用這樣的兒歌：“圓圓臉蛋羊角辮，張大嘴巴CIQG，太陽出來公雞叫，圓圓嘴巴000，清清池塘一只鵝，水中倒影是個e，扁扁嘴巴eee?！眱焊枋且环N將所學內容本身轉化為富有音樂感的便捷直觀的形式，學生一邊拍手，一邊說唱，在流動的節奏感中快快樂樂地學習，對于愛唱愛說的一年級小朋友來說，尤為喜歡。

二、樂中求知“學與玩”

拼音教學中讓孩子們玩中有學，學中有玩，可以使學生由被動學變為主動學，讓學生親身體驗學習本身所蘊藏的快樂因素。教拼音字母字形時，鼓勵學生用身體、手勢來“手舞足蹈”。例如，在教“o”這個單韻母時，可啟發學生思考：“怎樣用你的動作來展示‘。’的樣子?”有的孩子把嘴張開，攏成一個圓形；有的把食指與拇指圍成一個圓形；還有的用兩只手臂圈成一個圓形……多種多樣的形狀表示“o”，讓孩子們興奮不已。低年級孩子課中容易疲勞，可設計“漢語拼音休息操”，既可以調節學習狀態，也可以鞏固拼音字母知識。如：“點點頭，伸伸腰，我們來做拼音休息操；動動手，動動腳，我們來背聲母表b、p、m……；扭扭脖子，扭扭腰，我們來背韻母表a、o、e……；站要直，坐要正，我們來背整體認讀音節表zhi、chi……；專心聽，勤動腦，學好拼音字母基礎牢”。(可根據教學進度自行安排操中的拼音字母與拼音知識)學中玩、玩中學，是我們教師應該為孩子們創設的教與學的境界，這樣學生將學得興趣盎然，教師也教得興致勃勃。

三、學以致用“拼與寫”

篇7

1．量詞的形象色彩。漢語中量詞多具有形象性，這是追求語言美的結果。量詞不僅僅在漢語中承擔著表示量的作用，量詞還會對它所修飾的事物進行外形等的刻畫與描繪。有時是對事物部分特點的描寫也有對事物整體特征的描繪。舉例如:“一眉新月”“一輪明月”“一鉤弦月”同樣是月亮，漢語可以用三個不同的量詞“眉、輪、鉤”來形容。三個不同的量詞表示了月亮不同的形態特點，這樣直接在量詞上體現出區別而且三個量詞都極具形象性。這是其它語言不可比擬的。2．漢語量詞的感彩。感彩大體上在此分為褒義、中性、貶義。同樣是形容人的量詞有“個、位、伙、撮等”它們除了表示數量上的區別外感彩也是有很大區別的，“一個人”中的“個”只是單純的計量并無褒貶的色彩在里面，也就是是中性色彩的量詞。而當我們在使用“位”時，后面的對象多是學者、教授、客人等地位較高，說話者比較尊敬的人。在使用“位”的時候表達了褒義色彩?！盎铩迸c“撮”是偏貶義色彩的量詞，在使用中“撮”的貶義色彩更濃，只用于“一小撮壞人、犯罪分子”等，而“一伙人”的貶義色彩會降很多。3．漢語量詞的語體色彩。漢語中語體色彩大致分為口語和書面語兩種，書面語較為正式、口語則更加靈活。“一抹斜陽”“一米陽光”“一屆學生”這些都出現在書面語中，口語中也可以這樣說。相反口語中多用的量詞也可能出現在書面語中。隨著語言的不斷發展口語與書面語之間是可以相互轉化的。

二、量詞對外教學的難點

1．量詞的有無世界上任何語言都能表達數量概念，只不過表達的方式不盡相同。漢語的量詞是比較特殊的一個詞類。因為它是漢藏語系特有的詞類，雖然英語、日語等語言也存在一些表量的詞但與漢語的量詞相比有很大不同。在留學生學習漢語量詞的過程中不能進行語言的直接遷移，漢語量詞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是任何語言都不可比擬的。即使留學生掌握了一些基本的量詞也不能夠很準確的應用，一般留學生學習量詞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個”的泛化，在了解了量詞“個”后，會將它使用在每個名詞前。如“一個人”“一個演出”“一個旅游”等，在這些應用中顯然存在著不合理甚至是錯誤的用法。2．量詞的靈活性漢語是靈活的語言，漢語詞性復雜、用法靈活、語法多變，就量詞而言它的用法也是十分復雜的。一般情況下、量詞與名詞形成固定的搭配如“一匹馬”“一頭?！薄耙恢浑u”是不能說成“一只馬”“一匹?！薄耙活^雞”的。但是除了普通話的量詞外漢語中還存在大量的方言量詞，方言與普通話在音義上有很大的差別。這樣的差別同樣表現在量詞上，現代的作家把方言中的量詞大量的運用在寫作中，如莫言在《透明的紅蘿卜》中寫到“很驚異很新鮮地看到一根紫紅色的頭巾輕飄飄地落到黃麻桿上。”其中的頭巾用量詞“根”來形容，這是在漢語普通話中基本不使用的表達，但可能存在在方言中，方言量詞暫時不建議留學生學習。

三、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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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高教師自身文化修養

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師與一般的語言教師相比，要求更高。他們不僅要講授語言，還應承擔傳播文化的任務。基于此，我們認為對外漢語教師應做到以下幾點：

1、樹立起正確的語言文化觀，把文化作為對外漢語教學的基礎。語言和文化是密不可分的，只有意識到這一點，才能以文化為背景進行語言教學；才能在教學實踐中，將文化知識的傳授滲透到語言教學之中，使學生學習語言的同時，了解該語言的文化；才能根據教學的實際情況，在語言教學中有意識地導入與之相關的社會歷史文化背景知識。

2、隨時充實自我，了解并熟悉中外文化。“要給別人一瓢水，自己要有一桶水”。要傳授給學生豐富、正確的文化知識，自己當然要先了解并掌握相關的文化知識。因此，從事對外漢語教學的教師必須不斷充實自己的文化知識，既傳承文化又緊跟時代。在充實本國文化知識的同時，對外漢語教師還要涉獵和了解一些必要的外國文化知識。因為對外漢語教學面對的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外國人，他們來自不同的國度，有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要讓他們了解中國文化，我們必須將漢文化和他們自己的文化相比較。只有這樣，他們才易于接受漢文化，從而更好地理解漢文化。

3、在語音、詞匯、語法教學中滲透文化背景知識。過去，我們的對外漢語教學存在許多不足，往往偏重于對語言知識本身的講解，而忽視了文化的傳授。我們認為，應將語音、詞匯、語法教學等放在文化背景下教授，也就是說在語音、詞匯、語法教學中滲透文化教學。例如，教師在進行詞匯教學時，可以將該詞的表面意義、搭配意義、句法功能以及感彩分布將給學生。先讓學生了解詞的表面意義，進而通過引導和比較，讓學生了解詞的搭配意義、句法功能以及感彩等深層的內涵意義。在詞匯教學中加強這種帶有文化意義的介紹，不僅可以加深學生對詞的理解，更好地把握該詞的用法，而且能夠激發和培養學生的學習興趣，讓學生覺得每一個漢字背后都有一個美麗的故事。此外，語言是一門實踐性很強的課程，教師將文化教學與技能訓練有機結合起來，使技能訓練成為在一定語言文化背景下進行的模擬交際訓練。這樣既培養了學生的文化意識，又鍛煉了學生的聽說能力，一舉兩得。

4、充分利用現代教學手段?，F代化高科技手段已經引入教學之中，對外漢語教學也不例外。在教學中我們可以充分利用這些現代化的教學設施和手段，向學生更加形象地講解文化。例如我們可以利用電腦、幻燈片、錄像等現代教學設施和手段給學生展示和介紹漢民族的歷史、地理、風俗等，這種直觀教學比枯燥乏味的單純口頭講述要好得多，能使學生仿佛身臨其境，印象深刻。

（二）改進教學方法，理論實踐并重

我國的對外漢語教學一直以來都遵從傳統教學觀念和傳統教學模式，就是以“教”為中心、以教師為主導的。20世紀90年代以后出現轉折，開始由以“教”為中心轉向以“學”為中心。以“學”為中心要求教師依然是主導，學生變為主體，學生學習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受到重視。

對于留學生來說，他們學習外語的最終目的是交際，但在學習過程中，往往“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更不知道如何使用。針對這種情況，我們不妨讓學生親自實踐，以得到切身感受。比如要教授購物方面的課文內容，上課前教師可以安排一個課前作業———讓留學生親自去超市購物。這可以使留學生能直接感受在中國的超市購物時應怎樣稱呼、怎樣詢問價格、怎樣付款等等。此前，教師可以先給學生介紹一下中國人購物時的慣用語。首先涉及到中國的稱謂文化，超市的工作人員可以稱之為售貨員，或更為親切地稱之為大姐、大哥之類，使其年齡、性別而定。其次是詢問價格的幾種說法，以及付款時用語等。這樣，學生在學習之前，對該內容就已經有了切身體驗，學習起來更容易。通過類似的實際性操作，留學生不僅掌握了課文內容，而且在不同的語言氛圍中了解各種表述的語用條件，這種訓練對于整個漢語學習乃至專業學習都是受益非淺的。

（三）貫徹各種教學原則，使之有機結合

將各種相關的教學原則貫徹到文化教學之中，教學效果將更為理想。

首先，貫徹整體性原則，就是將語音、詞匯、語法等放在文化背景中教授，在語音、詞匯、語法教學中滲透文化知識，使二者融為一體。例如，教師在講解成語“生龍活虎”時，不僅讓學生了解該成語的表面意義，還應當通過引導，讓學生了解龍在中國人心目中的地位，龍文化在中國的悠久歷史。

其次，貫徹因地制宜、循序漸進的原則，也就是說在不同的教學階段，教師應根據學生的認知水平、掌握程度等，確定不同的文化教學內容。例如初級階段的學生漢語知識有限，對他們進行教學時，應讓學生了解一些普遍的常見的文化現象，主要介紹一些日常生活交往方面常用的語言形式。比如：稱呼、問候、問路、打電話、購物、告別等，使學生掌握正確的交流用語，以利于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口語表達。到了中高級階段，學生已有一定的漢語基礎，這時可側重引導教授一些深層次的漢文化內容，如避諱語、禁忌語、委婉語、歇后語等，向他們介紹更多的習俗文化方面的內容，包括習俗習慣、人際關系等，以便他們能很好地了解中國文化尤其是漢文化。

當然，中國文化上下五千年，歷史悠久、源遠流長，其間的知識更是難以計數。作為中國人，很多知識也并不知曉，所以要將這些知識全部教給學生是沒有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我們進行文化因素的教學，目的在于讓學生學以致用，能夠交際，這種教學不等同于單純的文化知識的學習。因此在教學中，要側重于和跨文化交際密切相關的文化知識。

篇9

［關鍵詞］現代漢語；英語借詞；社會文化心理

Abstract:ByanalyzingEnglishloadwordsinChinese,thepaperpointsout3featuresofloanwordsandundertakesculturalandsocialanalyses.ItfindsoutthatEnglishloadwordsbearculturalmeaningsandpredictsthatthenumberofloanwordsinChinesekeepsincreasing.

Keywords:modernChinese;loanwords;socio-culturalpsychology

一、前言

外來借詞又叫外來詞?，F代漢語大量吸收外來詞語，豐富了自身。而英語作為世界最廣泛使用的語言，其大量涌入和廣泛流行構成了現代漢語最龐大的外來詞陣容。它們不僅極大地豐富了漢語詞匯，其蘊涵著的社會文化心理意義，已經成為語言現象中引人關注的一個熱點。國內學者對外來借詞的研究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近幾年來對外來借詞的分類及其發展的研究見多，如張錦文從英漢借詞對比的角度[1]、謝曉虹從其引入的翻譯的方法探討漢語借詞的分類問題；莫秀蘭[2]、黎昌友[3]、習強毅[4]等均對漢語中的外來借詞的發展趨勢做了有益的探索。英語外來借詞既是一種語言現象，又是一種社會文化和心理現象，是特定時代大眾文化心理的體現。本文將就現代漢語中英語外來借詞的特點探討分析其所蘊涵的社會文化心理，同時預測漢語中的英語詞匯將會持續上升。

二、現代漢語中英語借詞的特點

現代漢語中的英語借詞具有數量多、涉及面廣的特點：既有科學技術、思想文化、政治經濟類，也有生活娛樂、飲食穿著、藝術體育類，呈現出詞匯的多方位滲透多層次引進的態勢。且隨著我國對外開放程度的不斷深入，這類詞匯呈現出流行與發展的趨勢。從當前流行的詞匯來看，當前英語外來詞呈現出如下特點：

1.音譯形式和外文縮寫形式大量增多，在各種形式的外來詞中占優勢

現代漢語的英語外來詞中，音譯詞量出現了增大的趨勢。董秀梅認為，人們對音譯詞的興趣和接受能力已逐漸超過了以往的任何一個時代，因而引起音譯詞的數量劇增[5]。除了人名、地名、國名外，其他詞也用音譯的形式，如基因（gene）、伊妹兒（E-mail）、納米（nanometer）等等。不但新產生的詞多用音譯的方式，已經意譯的詞有的又變成了音譯。如:carton,早期曾被音譯為“卡通”，后代之以意譯的“動畫片”，一直流行了幾十年，而近年來，卻又以“卡通”一詞取而代之。又如：Taxi一詞，最初傳入我國時，其音譯為“的士”，后人們根據其用途及性質譯為“出租車”，總想把前者打入不規范之列，結果“的士”一詞不但沒有隱逸，反而在口語中十分流行，還衍生出了與之相關的“打的”、“貨的”、“面的”、“轎的”、“摩的”、“板的”、“的票”等說法。

為了使語言簡練而對詞語加以簡化、縮略成了新詞語產生的途徑之一。將一個詞縮短是現代英語的一種普遍構詞現象，其簡縮的途徑是把各種詞語的關鍵性詞素抽取出來簡縮而成,如音樂電視MTV(MusicTelevision);世界衛生組織WHO(WorldHealthOrganization)、碟片CD(CompactDisc)、托福TOEFL（TestofEnglishasaForeignLanguage）、CT（CellTherapy）、VCD（VideoCompactDisc）等。

漢語外來詞的縮寫形式的一個基本原則是，大致保留原有的信息，而且出現頻率越高，簡縮的可能性就越大，其流行方式愈烈。如：隨著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WorldTradeOrganization)可謂家喻戶曉，深入人心。當高科技走入千家萬戶普及之際，計算機中央處理器CPU（CentralProcessingUnit）、因特網協議IP（InternetProtocol）、集成電路IC（IntegratedCircuit）等已成人們的日常話題。在科技信息發達，國際交往日益頻繁的今天，形式簡單而表意豐富的字母化外來詞充分顯示出它的優越性，尤其是以縮略詞方式引進的字母化外來詞極顯其表意之能，應積極合理地加以運用。從目前的趨勢看，音譯形式有可能成為漢語大量、便捷地吸收外來詞的主要形式，而縮寫形式將會長期存在。

2.外來詞的吸收和引進不再限于科技等專業領域，在生活和娛樂方面呈現增長的態勢，許多是商品名稱和商標

語言是社會政治、經濟、思想、文化的象征，一定時期的新詞新語是一定時期人們思維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反映。我們都知道，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科技領域的交流日趨頻繁，為了更直接、更快捷地進行交流，科技領域里有大量的外來詞，如CPU（計算機中央處理器）、DNA（脫氧核糖核酸）、ISO（國際標準化組織）、ABS（汽車剎車防抱死裝置）等；由于計算機技術的高速發展,有關計算機的詞匯產生速度之快,讓我們根本無暇統一譯法,于是干脆直接借用,例如Windows95/98/Me/2000/XP、Excel、Word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社會生活發生了急劇變化，隨著越來越多的外國商品不斷涌入國內市場，新外來詞涉及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各個層面，尤其是在生活和娛樂方面呈現出日新月異的態勢。

如娛樂休閑方面有：卡拉OK、KTV包房、保齡球（Bowling）、迪斯科(Disco)、蹦極(Bungee)、舍賓（Shaping）、粉絲（Fans）、瑜伽（Yoga）、熱狗(Hotdog)、桑拿(Sauna)等。

生活方面有：丁克（DINK）家庭、AA制，PC(個人電腦)，ATM(自動取款機)，SARS（嚴重急性呼吸系統綜合癥），DIY（自己動手制作的）等。

商品、商標方面有：比薩餅（Pizza）、蘋果派（Applepie）、漢堡包(Hamburger)、布?。≒udding）、XO、耐克（Nike）、雪碧（Sprite）、飄柔（Rejoice）、奔馳（Benz）等一大批外國商品名稱。

3.外來詞的派生和組合能力都很強，呈現詞素化、口語化的趨勢

英語外來詞一旦被人們接受，便迅速流行開來，并被用于派生或組合其他詞語。如：由E-mail派生出E時代、我的E家等；由Talkshow派生出服裝show、我型我show、汽車show、婚紗show等。

現代漢語中有的詞本來是純粹的音譯詞，不含任何意，但在長期使用過程中，音譯詞中的某個音譯字逐漸取得了獨立性，不表意的成分被賦予了一定的意義，或單獨使用或派生組成新詞，成為一個音義結合的漢語語素。如：

由bar(酒吧)產生“吧”，派生出吧女、吧臺、吧柜、吧椅等“吧”；“吧”現在有廣泛使用的趨勢，語義也發展了，例如琴吧、陶吧、瓷吧、畫吧、布吧、網吧、氧吧，甚至于出現了書吧、迪吧、水吧。

由beer（啤酒）派生出生啤、熟啤、冰啤、黑啤、扎啤等。

由bus（巴士）派生出空中巴士、巴姐、豪華巴士、旅游巴士、巴士公司、巴士專線、大巴、小巴、快巴等。

由pie（派）派生出蛋黃派、草莓派、藍莓派等。

三、現代漢語英語借詞所攜帶的社會文化心理

現代漢語中的英語借詞既是一種語言現象，也是一種文化和心理現象。它們的廣泛傳播與流行，隱藏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底蘊和深層的大眾心理因素。一些詞語之所以流行，在于它們所攜帶的社會文化含義，即人們對所指現象的社會觀念、文化心態、審美趣味以及懷有的某種心理偏見等。它們的產生與發展體現特定的社會文化條件，是特定時代大眾心理條件的特殊體現。

1.音譯形式和縮寫形式的大量流行是當前漢民族文化在英語借詞的選用中求新尚簡的語用心理的體現

當今社會是個開放性社會，高效率是時代的特點與要求，對語言來說，最為理想的效果是在保證準確無誤的前提下，用最簡潔明快易懂的手段，達到交際的目的。英語音譯形式和縮寫形式的大量出現，就是現代社會要求經濟、省力、高效率的產物，也體現了在語言選用上的一種求簡的原則，也與今天的快節奏、高效率的社會生活有關。如APEC這一縮略詞被直接運用到漢語中就經歷了一段步步簡化的過程。APEC的漢語全稱是“亞洲和太平洋經濟合作組織”，在該組織成立的十多年里,我國媒體都使用其漢語簡稱“亞太經合組織”，直到2001年,亞太經合組織會議在上海召開,各媒體才開始使用該組織的英語縮略形式APEC來報道。在過去的十多年中,每年各大媒體都會報道亞太經合組織的年會,所以前提條件是人們對這個組織已經非常熟悉,這就為APEC的這一英語縮略形式的借入創造了條件。該組織的名稱在我國經歷了這樣一個演變的過程：漢語全稱——漢語簡稱——英語縮略語，相比之下,APEC要比漢語簡稱更簡單。

當然,順應時代的發展,也有很多縮略詞沒有經歷這一過程,直接進入了漢語的使用。如2005年隨著超女大賽的火爆，“PK”頻繁進入人們視線。這個詞源自英語短語“PlayKiller”,本來是足球賽中表示罰點球的術語,后來又被網絡游戲和媒體廣泛使用?，F在的“PK”,綜合了“淘汰、勝利、打擂、競爭、二選一”等含義?！癙K”被收入2005年十大網絡流行語言之一。這再次印證了：在并存的語言形式中,人們往往習慣于選擇音節簡短的表達。

2.現代漢語中外來借詞在生活和娛樂方面呈現增長的態勢體現了人們在語言運用中追求個性、求新求異的心理

語言心理和其他文化心理一樣，有追求時髦的傾向[6]。改革開放以來，在大量吸收和引進西方發達國家先進的科學技術等物質文明成果的過程中，代表著西方文明的西方文化不可避免地對我國造成一定的影響。我國城市人群，特別是知識青年對西方文化普遍抱有好感，多持認同和崇尚的態度。而英語作為西方文化的載體，也就自然引起人們的興趣，得到很多人的喜愛。現代漢語外來借詞流行的人群，多數為年輕人。年輕人喜歡與眾不同,標新立異,因此,他們喜歡用新奇有趣的語言來張揚個性,引人注意。如粉絲(fans),這是一個正在流行的音譯英語借詞,它是“fans”的戲謔音譯,意思是崇拜或崇拜者。我們平時所說的“迷”,如歌迷、球迷等等都可以稱為“粉絲”。粉絲這種食品是和其他菜類一起煮食的,和什么菜煮在一起,就會有什么菜的味道。用“粉絲”來戲謔那些瘋狂的歌迷、球迷等形象地表現了他們在偶像面前喪失自我的狀態。另外,“粉絲”的使用也體現了人們在語言運用中求新求異的心理。青年一代對歌迷、追星族、發燒友等詞語已經司空見慣,對英語的fans也不以為奇,于是用音譯造出粉絲一詞,試圖給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覺。它的使用為文章或娛樂節目、新聞報道增添了戲謔效果,因而也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成為一個高頻使用的英語借詞。

再如,構詞詞素bar(吧)最初指西餐館或旅館中賣酒的地方,即酒吧,而后在相關行業領域中就延伸出了吧臺、泡吧等詞;后來語義進一步發展引申出網吧、氧吧、書吧等,用以標榜自己的經營場所具有較高品味或休閑意味,都可以冠以“吧”的名號。

3.外來英語借詞詞素化、口語化趨勢體現了中華民族自信、包容的社會文化心理

漢語言及其文化在引進外來詞的時候，經過不斷地融合與調整，不但豐富了自己的語言，而且迅速地普及。其詞素化與口語化的態勢說明：現在的中國已不再是過去閉關自守、盲目自大的中國。中國人越來越能夠坦然地面對外來的新鮮事物，變得越來越自信，同時也表現了中華民族對新思想、新概念的巨大的包容性、創新精神和對外來文化的融匯能力。改革開放以來，隨著中國與外界的交流日益頻繁，代表著西方國家新文化、新思想、新科技、新產品的新詞匯大量進入現代漢語。來源于英語的借詞將越來越多地為大眾所接受并成為人們日常生活中的常用詞。

英語外來借詞的發展是中國同國際交往的結果，它們已經滲透到我國城鄉的每一角落，人們正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地球村的意識，積極吸收與接受這些新詞匯。如今的時代對外語學習高度重視，全社會的外語水平普遍提高，人們對外語日益熟悉和了解。這為英語外來借詞的流行提供了更為堅實的基礎，同時也促進中西方文化的進一步交流與發展。

四、結語

語言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任何語言的發展都需要從別的語言吸取營養來取長補短。從一種語言中的外來詞，我們往往可以看出這一民族與其他民族之間的歷史關系和文化交流情況，所以,在某種意義上,借詞的多少是一個國家開放程度高低的標志。英語借詞給當前的漢語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帶來了異域的文化風情和科技發展,豐富了漢語的表達功能。當前在外來詞的引進中確實存在濫用外文、盲目洋化等傾向，這是值得我們高度重視，并盡快采取措施加以解決的。不過從整體上看，外來詞大量引進，積極作用要大于消極影響。當然,由于漢語自身的篩選機制,我們相信,吸收外來詞和否定傳統之間沒有任何必然的關系,我們應該以更加開放的心態來吸收消化外來新詞。漢語外來詞已滲透到漢語的各層面，成為漢語文化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梢灶A測，漢語中的英語詞匯數量將會持續上升。

［參考文獻］

［1］張錦文.關于漢語借詞的分類問題［J］.辭書研究，2003，（3）：69-75.

［2］莫秀蘭.漢語外來借詞的新趨勢［J］.廣西民族學院學報，2004，（S1）：49-50.

［3］黎昌友.新時期新詞的來源及發展趨勢［J］.語文教學與研究，2003，（22）：74-76.

［4］習強毅.新時期外來詞的引入及其發展趨勢［J］.武漢工業學院學報，2003，（1）：114-115.

篇10

很多學生在學習中會出現情感焦慮的問題，教師可以在課堂上加大對學生的鼓勵力度，放慢教學速度。同時可以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評價機制，減少挫敗感，避免產生情感焦慮現象。

二、中介語理論

最早由語言學家塞林格提出的中介語理論，現普遍理解為介于目的語和學習者母語之間的一種語言，是學習者母語和目的語過渡階段的語言。這個階段的語言會產生很多錯誤且很難消除，這叫“化石化現象”。產生這個現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幾點：1、母語的負遷移；//外語學習策略的錯誤使用；3、教師在目的語教學中的教學方法和語言材料處理不當；4、漢語交際過程中出現的回避、簡化等現象。“化石化現象”具體會根據不同的漢語學習者在不同的漢語學習中有所突顯。例如在語音方面，極少有學生會避免化石化現象，達到和母語者相同的水平。結合對中介語理論的理解，教師在進行漢語教學時要加強自己的中介語水平，注意相應的教學技巧和方法：1、重視和加強語言的輸入和輸出。教師要有目的、有計劃地擴大學生語言的輸入量和輸出量，多組織學生進行口語訓練，布置相應的口語練習作業，同時要提高語言輸入和輸出質量，幫助學生克服母語干擾，防止化石化的現象。2、開展朗讀訓練。由于大聲朗讀可以加強對課本原文的記憶，因此教師可以開展學生在課堂上進行漢語朗讀訓練，培養學生的漢語思維模式。例如可以讓學生跟讀原聲磁帶，或者教師朗讀學生跟讀，再或者讓學生分組朗讀之后調換角色進行朗讀比賽，讓學生自己感悟出自己的不足之處。3、增加聽寫練習。根據學生的水平和詞匯量來量身設計，用地道純正的聽寫材料，在課堂中反復練習，使學生不斷積累并嘗試使用目的語，克服原有的固化思維和化石化現象。例如在導入新課之前可以進行分組聽寫練習，然后讓另一個小組的學生同學進行糾錯。

三、課堂互動理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