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保護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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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貨源標志作為商品貿易中的一種重要商業標識，承載著商品產地的信譽，是影響消費者購買意向的一個重要因素，它甚至會發展成特定地區商品生產經營者共同擁有的一種質量證書。雖然貨源標志的信譽表示功能沒有商標、商號、地理標志等那樣明顯，但它確實具有知識產權的若干屬性，探討其法律保護，無論是對保護商品生產經營者的權益，振興一方經濟，還是對知識產權理論的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關鍵詞:貨源標志/法律保護/不正當競爭

一、貨源標志的界定

世界上的任何產品，雖然其獲取的方式各有不同，有的是直接從自然界中獲得的，如從野外采集的中草藥、從地下開采的石油、從海洋中捕撈的魚蝦等，有的是人們運用生產工具制造出來的，如家用電器、筆墨紙張、交通工具等，但它們總有來源地或者生產地、加工地。產品的來源地或者生產地、加工地從范圍上看，大到可以是一個國家、一個地區；小到可以是一個城市、一個村鎮，抑或一個工廠。我們經常見到的商品或其包裝上表示該商品來源地或者生產地、加工地的落款，如“madeinChina”、“北京制造”等即是一種貨源標志。所謂貨源標志，有的學者稱之為商品產地、貨源標記等[1]，指為表明特定商品是由某個國家、地區或場所生產、制造或加工而使用的文字或符號。國內產品在國內范圍內經營銷售，其產地應當寫明某省、某市或者更具體的來源地，不能簡單地標明為中國。在進出口貿易中，貨源標志實際上是指產品的原產地，通常標明“某國制造”。

貨源標志在我國的出現和使用源遠流長。早在商代時期的青銅器就開始有了“鑄器人”的銘文。漢代的鐵器上已使用貨源標志。東漢永元年前后（公元100年左右）的一把鐵刀鑄有文字：“永元十口口廣口郡工官卅刀工馮武”。除了產地為廣漢郡州外，還有刀工姓名、產品質量標準（3煉）等標志。到了唐代，“物勒工名”的文字出現于《唐書》和《唐律疏議》中，表明貨源標志在當時已逐步普及起來。歷史發展到今天，使用真實有效的貨源標志已成為商品生產經營者的法定義務。

貨源標志與商標的區別是顯而易見的。雖然二者都具有商品或服務的來源區別功能，都可以由文字或符號構成，但二者區別功能的具體內容不相一致。貨源標志是一種地理名稱，主要用來區分不同產地，而商標是用來區分同一種商品或服務的不同生產經營者。同一產地的不同生產經營者可以使用相同的貨源標志，但使用的商標卻不相同。另外，貨源標志一般僅限于商品，而商標使用的范圍既可以是商品，也可以是服務項目；貨源標志受《反不正當競爭法》保護，而商標主要受《商標法》保護。

二、貨源標志的法律保護狀況述評

從經營意義上看，商品生產經營者使用貨源標志旨在將特定商品當作所標明的產地生產的產品進行銷售，這樣任何虛假表示貨源標志的行為包括對商品原產地、商品來源或出處的隱匿或虛假表示，既誤導了消費者，也侵犯了相關同業競爭者的合法權益。一方面，商品生產經營者關于貨源標志的任何不實陳述，都有可能使得消費者將本來不是經營者所標明產地的產品當作該產地的產品來購買，從而構成對消費者的欺詐。眾所周知，由于商品常常與其產地的技術優勢、地區信譽、自然條件等相聯系，使得同一廠商同一牌號的商品，因產地的不同，價格也會不同，商品的質量也有差別，所以貨源標志附著于商品的價值，強化著對消費者的吸引力。依照《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應當向消費者提供有關商品或服務的真實信息，不得作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可見，任何虛假表示貨源標志誤導消費者的行為，都嚴重侵犯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虛假表示貨源標志的行為也令同業競爭者受到間接損害。這是因為生產經營者虛假表示貨源標志，會在市場上引發錯誤的消費導向，致使不正當競爭者的商品擠占了本應平等地屬于同行業競爭者的市場。

上述分析可見，貨源標志承載著產品產地的信譽，雖然其信譽表示功能沒有商標、商號、地理標志等那樣明顯，但它還是具有知識產權的若干屬性，因此實踐中貨源標志往往成為一些不法之徒“搭便車”的對象，成為進行不正當競爭的重要工具。

在我國，對商品的貨源標志作虛假表示的問題相當嚴重。一些企業利用部分消費者對進出口商品的偏愛心理，在商品的原產地、來源、出處上大做文章。盡管國家法律法規明確規定內銷產品必須標明廠家、廠址，但仍有一部分企業在自己的商品上虛假表示貨源標志。其表現形形，有的隱匿出處，一律冠以中文或外文字樣的中國制造；有的所有商品標識全用外文，令不識外文的消費者誤以為是進口商品；也有的干脆以外文標上外國制造等。

貨源標志往往與商標一樣成為影響消費者購買意向的一個重要因素，它甚至會發展成特定地區商品生產經營者共同所有的一種質量證書，因此各國乃至國際社會對貨源標志的保護越來越重視。在我國，保護貨源標志的法律依據主要有：《產品質量法》第4條規定“禁止偽造產品的產地、偽造或冒用他人的廠名、廠址”；《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19條規定，經營者有義務向消費者提供商品的真實產地信息；《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規定“禁止經營者偽造產地，對商品質量作引人誤解的虛假表示”；《對外貿易法》第27條規定“對外貿易經營者在對外貿易活動中，不得有偽造、變造或買賣進出口原產地證明等行為”等。

對貨源標志的國際保護主要體現在一些國際公約當中，包括1883年的《巴黎公約》，1891年《防止虛假或誤導性貨源標記的馬德里協定》，以及程序性的“制裁虛假或欺騙性貨源標記的馬德里協定1967年7月14日斯德哥爾摩附加條款”。《巴黎公約》第10條第1款規定，直接或間接地使用虛假貨源標志或生產者、制造者、經銷商的標志均在禁止之列?！恶R德里協定》第3條規定，不禁止經銷商在非來源自銷售國的商品上標明其姓名或地址，但必須清晰地注明制造、生產的國家或地區的標志，或其他足以避免造成商品真實來源錯誤的標志。另外《巴黎公約》第10條要求成員國在帶有虛假貨源標志的商品進口時予以扣押。《馬德里協定》對制裁措施規定得更為細致，除進口時扣押措施外，還規定如果成員國法律不允許進口時扣押，應當以禁止進口代之，如果成員國法律既不允許進口時扣押，也不允許禁止進口，或在國內扣押，那么在該法律規定被相應修改之前，應按該國在該種情況下給予本國國民的訴權和救濟處理，如果本國法律缺乏保證防止虛假或誤導性來源標志的特定制裁手段，則應適用法律中關于制裁假冒商標、商品名稱的規定。三、加強貨源標志法律保護的思考

貨源標志對當今“名牌戰略”的實施具有重要意義。本來貨源標志作為一種地理區域的名稱可以被廣泛地用于出產于該地區的各類商品，并不能起到區分同一地區不同生產經營者的作用，每個廠商都有權利使用所在地的地理名稱，都有義務告知消費者其商品的來源地，這樣看來貨源標志處于“公有領域”，對特定名牌產品的保護幾乎沒有特別直接的關系。然而，商品生產經營者使用貨源標志所提供的貨源信息往往并非單純地理區域的描述，尤其名牌產品之所以成其為名牌，是因為名牌產品的生產經營者為自己的品牌、商號、貨源標志、特有裝潢等建立起了商譽并獲得了消費公眾的廣泛認可，那么在說明性的貨源標志中就享有了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并使特定貨源標志脫離了公有領域，冒用貨源標志的行為就應受到法律的制裁。例如，消費者對河北保定白溝的箱包有某種程度的“好印象”，包括做工精細、美觀精致、質優價廉等，那么任何在箱包類產品上冒用保定白溝產地名稱的行為都會使源于白溝的同類商品的商譽遭受損失。因為使用該貨源標志的箱包類商品達不到消費者期待的與該貨源標志相聯系的公認質量標準，消費者從此就會對此貨源標志喪失信心，這樣該地區的整個箱包產業都會受到損害。由此可見，貨源標志對名牌產品的保護和“名牌戰略”的實施不是無足輕重的，應當將其納入知識產權保護體系。

無論是從制止不正當競爭的角度講，還是從維護廣大消費者合法權益的角度講，制裁冒用貨源標志的行為都是十分必要的。但有一點需要說明，即貨源標志不會享有像商標那樣高的保護水平，也不具有像商標那樣強的專有性。這是因為，貨源標志表現為一種集體性的權利，由特定地域范圍內的廠商集體享有、共同使用。一方面，既然貨源標志體現為一種集體性權利，那么在實踐中侵權行為給特定權利人包括使用該產地名稱的名牌產品的廠商帶來的損害就不易察覺，即使合法的貨源標志使用主體發現了冒用其貨源標志的行為，也常常因為受損害的不是自己一人而無動于衷。另一方面，依照有關法律規定，對貨源標志保護的水平以不使消費者產生“誤認”為限，如果沒有造成誤認，就沒有必要予以保護。

貨源標志保護是個系統工程。從政府的角度來看，為推動全國各地名牌工程建設的進程，保護名牌產品廠商的合法權益，運用反不正當競爭法和產品質量法制止虛假表示貨源標志的行為，一是明令應當標明生產廠家地址的商品必須明確表示，不得隱匿；二是制止虛假的、混淆的貨源標志表示行為，在國內生產的產品，不論其廠家是內資企業還是外資企業，均不準以外國制造表示；三是加強進出口商品的管理。技術先進國家在第三國加工制造的商品進口到我國，應標明加工制造地，以維護我國消費者的利益；對出口商品也同樣禁止做任何不實表示，以維護我國商品在國際市場上的形象。從產品的生產經營者角度看，貨源標志保護，一方面要充分運用我國現有的法律武器，針對實踐中虛假表示貨源標志行為的具體情形，分別援引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產品質量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對外貿易法等，向有關行政主管部門舉報或控告，如果侵權行為確實給自己造成了損失，還可依法，以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另一方面，名牌企業應當構建對自己產品知識產權保護的體系，如實行商號與商標一體化、產地名稱與特有標記相結合、貨源標志與產品特有的包裝裝潢相結合等策略，以達到對名牌產品知識產權綜合保護的效果。

就我國目前的立法狀況來看，虛假表示貨源標志尤其是假冒貨源標志行為的法律責任是一種頗值得討論的問題。一方面，我國立法目前尚無貨源標志侵權行為可以追究刑事責任的規定，這在假冒行為日益猖獗的形勢下，很難保護好權利人的利益，不足以有效制止假冒行為，特別是不利于保護名牌產品，不能為我國名牌工程建設創造更加完善的法律環境。目前世界上許多國家對貨源標志侵權行為都規定有刑事、行政、民事多重責任。例如日本《不正當競爭防止法》規定該種侵權行為除承擔行政和民事責任外，還可以處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法國、德國也都有該種行為承擔刑事責任的規定。另一方面，以法律手段制止虛假表示貨源標志行為的核心是如何認定這種侵權行為。我國《反不正當競爭法》和《產品質量法》僅規定對“偽造產地”的行為才予以制止。筆者以為，這樣規定失之片面，“偽造產地”顯然局限于主觀上有故意的行為，加重了受害人尋求法律保護時的舉證責任，不利于充分保護權利人的合法權益。1958年修改《巴黎公約》的里斯本會議曾將原《巴黎公約》第1條中“假冒貨源標志”改為“假冒或誤認貨源標志”，從我國立法與國際接軌角度來講，這為進一步完善我國保護貨源標志的法律制度提供了依據。

篇2

地理標志與前文所述進出口貿易中的商品原產地是相互鄰近的兩個概念，但兩者卻有很多不同，進出口貿易中的商品原產地是貨源標志，而地理標志不只如此。地理標志的由來及其對經濟發展的影響，要追溯到本世紀30年代的法國。本世紀30年代，法國出現葡萄酒生產過剩危機，市場上假冒名葡萄酒泛濫。為此，葡萄種植業者、葡萄酒釀造業者和法國政府于1935年組建了“全國特產葡萄名酒及烈性名酒研究所”，著手以原產地對商品命名的研究工作?！霸a地”命名主要圍繞土地品質、葡萄品種和人三個方面展開，即本地特殊的人文地理環境能夠為市場提供具有本地特色的獨特產品。法國自1935年實行地理標志制度以來，以原產地命名的葡萄酒產品有400多個，以原產地命名的酒類產量達23億升；以原產地命名的葡萄種植面積占法國葡萄種植總面積的52％。近幾十年來，法國以地理標志命名的產品的范圍已從酒類擴展到奶酪及其它產品如橄欖、核桃等。原產地命名注冊的產品與一般產品相比較，具有知名度高、品質好、高附加值等特點，所以世界上很多國家都出現了以原產地命名商品的做法。1992年7月14日，歐共體第2081／92法令，明確規定保護食品和農產品以“原產地”命名及保護地理標志。1996年6月，歐盟為加強對歐盟農產品的保護，公布了農產品品牌注冊名單，凡注冊的農產品品牌，只有在“原產地”生產，并嚴格遵守有關標準的生產者才能使用。

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第22條中的“地理標志”，指用來標示原產于某地區并具備由本地區的自然環境和人為要素所確定的特定質量和特色產品的一種商業標記。這里的“某地區”可能是一個國家，如中國陶瓷、法國白葡萄酒，也可能是特定國家中的一個地區，如天津鴨梨、峨山礦泉水，還可能是一地區內更小的地方名稱，如龍井茶、景德鎮瓷器。地理標志作為一種商業標記，一般是由地理名稱和產品通用名稱組合而成，如新疆葡萄干，其中“新疆”是地理名稱，“葡萄干”是商品通用名稱。當地理標志的知名度達到一定程度時，往往只取地理名稱便可實現整個地理標志的表示功能，如“香檳酒”習慣被人們稱作“香檳”。地理標志有三個方面的特征：首先，地理標志是一種地理名稱，但它不是一般的地理名稱。一方面，地理標志是實際存在的地理名稱，其涵蓋的地域范圍大可以是國家，小可以是省、市、縣、鎮、村。地理標志就是這特定地域內某種產品的生產、制造、加工者共同使用的一種商業標記。另一方面，地理標志是具有較高聲譽的地理名稱。一般的地理名稱（即商品產地落款或貨源標志）經當地某種商品的生產、制造、加工者的長期使用，其聲譽不斷提高，令消費公眾對這種地理名稱下的特種商品產生了穩定而又特殊的信任感，這時一般的地理名稱就轉化成了地理標志。其次，地理標志與其標示的商品的特定質量和特色密切相關。一般的產地名稱之所以能發展成地理標志，關鍵是商品的特定質量和特色是由產地內的自然因素和人為因素決定的。這里的自然因素是指產地內的環境、氣候、土質、水源、物種以及天然原料等；這里的人為因素主要指產地特有的產品加工工藝、生產技術、傳統配方或秘訣等。上述人文地理條件對地理標志形成的作用是一個歷史過程，它可能表現為產地內世代生產者對生產加工工藝、所選原料等生產要素的規律性認識，進而形成穩定的產品質量和特色，也可能表現為消費公眾對產品質最和特色的普遍認同，由此形成產品信譽，也可能二者兼而有之。再次，地理標志既是一種質量證書，又代表了產地信譽，因此有廣泛的社會影響。這種社會影響就地域而言，可分為世界性地理標志、全國性地理標志和地區性地理標志；就影響的社會主體而言，指達到一定數量范圍的消費群體。地理標志的這一特點決定了：地理標志是產地內生產、制造、加工者共有的一項無形財產，是他們參與市場競爭的一種有利手段。

地理標志的屬性和功能與商標基本相同。它們都屬工業產權的范疇，是商品生產經營者參與市場競爭的一種手段，都有商品來源區別功能。但二者也有很多不同之處：一是地理標志用來區分不同的產地，商標則用來區別同類商品或服務項目的不同生產經營者。同一產地的不同生產經營者可以使用相同的地理標志，但使用的商標卻不同。二是地理標志一般只用于商品，而商標使用的范圍即可是商品，亦可是服務項目。三是地理標志的質量信譽表示作用取決于產地的人文地理條件，而商標的信譽表示作用則取決于具體生產經營者的經營管理水平。有一點需要說明，依照有關國際公約和我國法律規定，地理標志可以注冊為“證明商標”。當然，注冊為“證明商標”并非地理標志獲得法律保護的唯一手段。

二、地理標志權

通過上文對地理標志涵義的分析，不難得出地理標志權的概念。所謂地理標志權是指產地內特定商品的生產者對其產地名稱享有的專有性權利。其中“特定商品”是由具備產地的人文地理條件確定的特定質量和特色的商品，該商品符合真實、穩定的傳統條件，在一定地域范圍內享有較穩定的信譽。“生產者”指從事特定商品的生產、制造、加工的單位或個人。關于地理標志權的涵義，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把握：

第一，地理標志權是一種專有權。如果地理標志被產地內的商會、機關或者團體依法申請注冊為證明商標，則由該商會或團體享有該地理標志的專有權；如果地理標志未被注冊為證明商標，則地理標志權表現為地方性共有權。地理標志權作為一種專有性的權利，其“專有性”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即原產地名稱權既不能轉讓，也不能許可產地外的單位或個人使用。其理由在于，地理標志的轉讓或者許可他人使用，都會導致產品出處的混淆和消費者的誤認，并喪失地理標志的本質特性。

第二，地理標志權是一種集體性的專有權。地理標志不能為某個人所壟斷，即使被有關組織申請注冊為商標，也要由注冊人依法授權給合格主體共同使用；如果地理標志未被注冊為商標，它就表現為一種共有權。這是因為，地理標志作為一種無形財產，是基于產地的特有自然條件和產地內世代勞動者集體智慧而形成的，它當然應當屬干產地內勞動者集體所有。地理標志權的集體權利屬性決定，產地內的商品生產經營者只要其產品符合相應的傳統條件，具有特定的質量和特色，均可使用該地理標志。與之相適應，產地內的商品生產經營者一旦不能按規定的條件從事生產經營，就要喪失使用該地理標志的權利。地理標志所限定的地域范圍以外的單位或者個人，無論其生產經營產品的質量、特色是否與該地理標志的特定要求一致，或者是否使用與產地內生產經營者相同的原料和技術，都無權使用該地理標志。

第三，地理標志權沒有限定的保護期，它取決于產地特有的人文地理條件。地理標志權具體表現為使用權和禁止權兩個方面。作為使用權，它不受時效的限制，可地內的商品生產經營者世代享有，即使某一地理標志在一定期間未被使用，也不能由公眾隨意使用；作為禁止權，地理標志權的權利主體可以排除產地內外一切不合格主體對其地理標志的非法使用。尤其地理標志的濫用或冒用，會淡化地理標志的識別性，降低其商譽含量，使地理標志權利主體的合法權益受到損害。

第四，《保護工業產權巴黎公約》將地理標志明確列入了工業產權的范疇。地理標志的特有功能使得它成為使用主體的一項寶貴的無形資產，成為特定商品生產經營者的一種重要的競爭手段。也正因為如此，地理標志成為假冒的對象，地理標志侵權現象時有發生。

三、加強地理標志權法律保護在名牌戰略中的意義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各地相繼實施名牌戰略，啟動名牌工程。一提到名牌，絕大多數人會想到商標，尤其是想到馳名商標，與之相適應，對名牌產品的保護，更多的商品生產經營者會想到運用商標法來維護其合法權益。殊不知，名牌產品之名不只是商標的出眾，其中還有商號、地理標志等所承載著的信譽。名牌產品的法律保護是一個系統工程，地理標志保護便是其中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地理標志在名牌戰略或名牌工程中的地位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的關系上。一方面是地理標志與消費者的關系。消費者以自己的需要和愛好選購自己的商品，這種挑選是對商品最公正的評價，是對商品生產經營者合理的報償，其結果使商品生產優勝劣汰。消費者對商品的選擇，在市場經濟日趨成熟的今天，體現在“認牌購物”上，穿名牌、吃名牌、用名牌成為一種社會時尚。而“認牌購物”不能簡單地理解為選擇商標，其中還有地理標志。如西湖龍井茶、滄州金絲小棗、新疆哈密瓜、紹興黃酒、趙州雪梨等，人們可能不知道或不太在乎其商標是什么，但對其地理標志格外垂青。可見，地理標志的依法使用是對消費者負責，保障消費者的利益正是名牌戰略或名牌工程的宗旨之一。另一方面是地理標志與商品生產經營者的關系。商品生產經營者只有從維護消費者利益出發，提供的商品適合人們的實用水平和購買能力，比同行競爭者物美價廉、質量高而又富有特色，才能創出信譽，使自己的產品進入名牌的行列。地理標志之所以能從普通的貨源標志演化而來，正是產地內特有的自然條件和世代勞動者的智慧使然，地理標志中凝結著較高的信譽，使其成為名牌的組成部分。反過來，地理標志又可以為商品生產經營者換取可觀的收益。上文提到過的法國葡萄酒產品的地理標志已成為當地開發農村地區潛力的有效手段，創出了一系列名牌產品，中國消費者所熟悉的人頭馬、軒尼詩、馬爹利都是夏郎特蒸餾器釀制出來的葡萄酒。再一方面是地理標志與國家的關系。地理標志是名牌的組成部分，而名牌產品的多少標志著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顯示國家經濟實力。在進出口貿易中，我國許多名牌產品因地理標志享譽世界，如中國絲綢、中國瓷器等，它們在一定意義上代表了我國的商品形象?？傊浦械牡乩順酥九c國家利益、生產經營者利益和消費者利益息息相關，它在名牌工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地理標志在名牌工程中的重要地位，決定地理標志保護是名牌產品法律保護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為了搞好名牌產品的原產地名稱保護，本章以下兒節將對地理標志侵權認定、法律責任、制度完善等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以期能對名牌產品原產地名稱保護實踐有所借鑒或參考。在此，只對名牌產品地理標志保護的幾個觀念問題作初步討論。

筆者以為，做好名牌產品的地理標志保護工作，在觀念上應當注意三個聯系：

首先，把地理標志的意義同目前市場經濟實踐和經濟體制改革聯系起來。地理標志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它將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地理標志在市場上作為競爭手段的功能將進一步突出；為健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維護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國家將進一步健全市場管理法，原產地名品適合人們的實用水平和購買能力，比同行競爭者物美價廉、質量高而又富有特色，才能創出信譽，使I‘1己的產品進入名牌的行列。地理標志之所以能從普通的產地標忐演化而來，正是產地內特有的自然條件和世代勞動K的智慧使然，地理標志中凝結著較高的信譽，使其成為名牌的組成部分。反過來，地理標志又可以為商品生產經營者換取可觀的收益。上文提到過的法國葡萄酒產

品的地理標志已成為當地開發農村地區潛力的有效手段，創出了一系列名牌產品，中國消費K所熟悉的人頭馬、軒尼詩、馬爹利都是夏郎特蒸餾器釀制出來的葡萄酒。再一方面是地理標志與國家的關系。地理標志是名牌的組成部分，而名牌產品的多少標志著國家在國際市場上的競爭能力，顯示國家經濟實力。在進出口貿易中，我國許多名牌產品因地理標志享譽世界，如中國絲綢、中國瓷器等，它們在一定意義L代表了我國的商品形象。總之，名牌中的地理標志與國家利益、生產經營者利益和消費者利益息息相關，它在名牌工程中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地理標志在名牌工程中的重要地位，決定地理標志保護是名牌產品法律保護中的有機組成部分。為了搞好名牌產品的地理標志保護，本題將對地理標志侵權認定、法律責任、制度完善等問題作更深入的探討。在此，只對地理標志保護的幾個觀念問題作初步討論。

筆者以為，做好地理標志保護工作，在觀念上應當注意三個聯系：

首先，把地理標志的意義同目前市場經濟實踐和經濟體制改革聯系起來。地理標志是商品經濟的產物，它將隨商品經濟的發展而發展。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地理標志在市場上作為競爭手段的功能將進一步突出；為健全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維護正常的市場競爭秩序，國家將進一步健全市場管理法，地理標志作為名牌產品的一種標志，在法律保護上會越來越受到重視；商品質量是地理標志信譽的物質基礎，把保護地理標志權同自我監督商品質量結合起來，無論是對保護消費者利益，改善生產經營者的經營管理，還是從放眼未來，地理標志對生產經營者的回報來看，都會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篇3

關鍵詞：金融管制立法；金融消費者；立法原則

【正文】

一、引言

2007年3月美國爆發了次貸危機，回顧次貸危機的形成過程，人們注意到金融機構針對公眾的過度信用創造使得金融系統積聚了大量信用風險，后者又成為危機爆發的直接誘因——美國住房貸款市場上次級抵押貸款的發放遠遠超出了公眾的還款能力，寬松的管制政策下的無風險套利誘惑又導致貸款經紀人的掠奪性貸款（predatorylending）泛濫。在信用卡市場上，金融機構濫發信用卡的問題同樣嚴重，美國公眾的信用總額從1990年時的2386億美元飆升至2008年9月底時的9770億美元，而信用卡壞賬率增加了18%；高額收費、交易信息不透明等信用卡欺騙行為十分猖獗，這些一度令美國面臨又一波信貸危機的威脅。

這些市場濫用行為暴露出美國現行金融管制立法的一個嚴重缺陷，金融管制立法忽視了對消費者的應有保護，結果縱容了金融機構的市場濫用行為，最終卻引發了金融危機。2009年3月，美國財政部了《金融管制改革白皮書》，針對現行金融管制體制的弊病提出了系統性的改革方案。該方案除了強調對金融加強監管的傳統思路以外，特別指出管制立法應重視對于消費者的保護，相關的改革措施包括成立消費者金融保護署、向消費者提供透明的、簡明扼要和公平的交易信息等內容。該建議得到了奧巴馬政府的強烈支持，有關金融消費者保護的立法活動開始陸續展開。2009年10月22日，美國國會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正式通過了成立消費者金融保護署的法案，成為美國自危機后進行金融立法改革跨出的決定性第一步。

如果說，各國從此次金融危機吸取的最大教訓應是真正貫徹落實對金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制度，似乎也并不為過。當代，包括日本等國的金融管制立法都已開始重視金融領域的消費者訴求，并通過加強金融機構的法定義務和責任，賦予消費者法定權利等立法措施矯正交易雙方的不對等狀況，這不得不引起我們的關注。借鑒這些金融市場上的管制立法經驗和教訓，探究加強消費者保護的金融管制立法理念，對于我國正在進行的金融放松管制和立法改革而言恰是正當其時。

二、保護消費者權益是金融管制立法的應有之義

通常認為，金融市場的不確定性、信息不對稱以及負外部性使得管制成為金融市場運行良好的基本保障。經歷了20世紀30年代的經濟危機后，主要發達國家的金融市場紛紛開始走上金融管制之路。當代，無論是美國的“雙重多頭”監管模式、以澳大利亞為代表的“雙峰”監管模式、還是以英國為代表的單一監管模式等等，其金融管制的立法目標除了強調維護貨幣體系與金融穩定、促進金融機構謹慎經營；建立高效率、富于競爭性的金融體制以外，皆將保護包括存款人、投資者在內的各類金融消費者權益納入到立法宗旨當中。

（一）金融市場的特殊性促使金融消費者尋求法律保障

在金融市場上，我們已經習慣于從金融業不同領域的角度對個人使用相應的身份標志。個人去銀行辦理存款時被稱之為“存款人”、與保險公司簽訂保險合同時被稱之為“保險相對人”，在證券交易所買賣股票等有價證券時又被稱作“投資人”。而在金融放松管制、金融業務交叉與創新的背景下，存款人、保險相對人或投資人的身份區別越來越失去意義。對于個人來說，選擇一項金融服務也就是挑選商品的過程，個人就是金融市場上的消費者。

但是，金融市場上的商品和消費者又有其特殊性。一方面，金融商品較之普通商品而言具有若干特殊性。首先，金融服務構成了金融商品的實質內容，這使得金融商品生而具有無形性。由于金融商品沒有可供評定其價值的外形和質地等要素，因此消費者的交易判斷完全依賴于金融機構一方所提供的相關信息。其次，金融商品在風險形式、費用構成、利潤結構、提前退出的懲罰機制、稅費負擔等各方面都有較高的專業性壁壘，這對消費者的專業水平提出了很高要求。即便金融機構一方提供了商品的所有信息，但是如果大量采用晦澀難懂專業術語，消費者仍然無法真正理解金融商品。再次，金融商品是關于金錢的一類特殊商品，具有收益性及相伴而生的風險性。金融商品收益性的大小是通過收益率來衡量的。金融衍生商品更是因為以小博大的杠桿性，在交易時只需交付少量保證金即可簽訂大額交易，從而成為高收益金融商品的代表。有收益就有風險。金融商品總是伴隨著信用風險、市場風險、操作風險等各類風險，金融消費者如果缺乏必要的風險意識或有關風險的信息，則極易遭受損失。可見，較之普通商品或服務而言，金融商品的信息對于消費者進行交易判斷更具有決定性的意義，金融消費者保護規則亦應主要圍繞著交易信息的提供與獲取而展開。

另一方面，金融消費者與一般消費者相比，交易弱勢特點更為突出。金融商品的無形性、專業性、高風險性等特點，使得金融消費者在交易中處在嚴重的信息不對稱狀態。金融消費者在知識水平、信息收集與處理能力、交涉能力、經濟承受能力等各方面與金融機構之間存在巨大的差距，僅靠自身的力量，很難正確有效的把握金融商品的重要信息和規避不適當的風險。在這種情況下，金融機構對金融商品的宣傳、推銷和勸誘行為，以及其他與交易決策有關的信息就左右著消費者的交易判斷。實踐中，金融機構又會利用金融市場上的信息不對稱侵害消費者的權益，從而引發道德風險。

總之，金融市場上商品交易信息的高度不對稱，加之交易雙方力量差異十分懸殊，使得金融消費者很難實現與金融機構之間的公平交易。這就要求法律伸出援助之手，給予金融者應有的傾斜保護，以矯正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的信息不對稱，維持二者在信息的收集、掌握、辨別、理解等各方面的力量均衡。

（二）放松金融管制不能放松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

隨著金融產業的發展和創新，嚴格管制的立法體系對金融市場發展的阻礙作用日益突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放松管制的金融立法改革在主要發達國家開始普及，改革措施包括大量廢除行政審批等限制性規則，取消金融分業經營限制等。但是，金融創新和綜合經營亦是一把雙刃劍，如果僅依賴市場的自我調節，放任金融機構的創新活動和自由競爭，金融機構在利潤與市場占有率的驅使下極易以犧牲消費者利益為代價換取自身的競爭優勢地位。金融機構的濫發信用、誤導性銷售等市場濫用行為不僅直接侵了害廣大消費者權益，更將動搖金融穩定的市場基礎，甚至可能引發金融危機。此次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正是放松管制出現過度，特別是金融活動缺乏保護消費者權益規則的約束，從而走到另一個極端的真實寫照。痛定思痛，危機之后的美國學術界已初步達成共識：提升美國在全球的市場份額和競爭地位，只是金融管制的一項目標，它不應當犧牲金融管制的一些基礎價值，首要的即是保護公眾投資者、存款人等消費者的權益。

美國從次貸危機中接受的教訓，對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而言，卻有著似曾相識的熟悉感。1996年，日本進行金融“大爆炸”的制度改革，改革雖然倡導“自由、公平、全球化”的基本原則，但是改革實踐卻沒有對“公平”原則給予應有的重視。立法者在對日本金融業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時忽視了對消費者的應有保護，結果引發了大量消費者受害問題。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為了迅速發展金融產業恢復金融中心地位，日本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改革廢除了大量金融管制規范，鼓勵金融機構的自由競爭和業務創新，一時間各類新興的金融商品和服務像洪水一樣開始充斥于公眾的視野，消費者的選擇余地大大增加。與此同時各類與消費者有關的金融糾紛也出現爆發性增長。金融消費者糾紛激增的嚴峻現實促使改革者重新審視金融大爆炸改革的方向，通過對金融管制立法的自我修正，完善對金融消費者的法律保護機制。對此，日本有學者形象地概括道：“（金融）放松管制好比是突然出現在消費者眼前的一片深海，消費者三法（筆者按：指日本消費者合同法、消費者信用法以及未來出臺”金融服務法“）就是這片海上保護消費者的船只。本來海與船應當是配套出現，但是現在先出現的是海洋。在沒有船的情況下強迫消費者入海，溺斃或逃生都有可能。即使消費者僥幸逃生了，但是心理上就對這片海洋產生冷淡，必然影響日本的經濟景氣。因此消費者三法不僅僅是消費者的法律，更是經濟整體良好所不可欠缺的法律?！?/p>

三、金融消費者保護的若干立法思路

考察我國現有立法可知，我國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腳點仍然放在國家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方面，立法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加強對金融機構外部監管機制和內部治理結構改革以維護金融秩序和促進經濟發展，而作為金融產業最終用戶的消費者權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應有重視。我國《銀行法》《證券法》等金融立法中雖然也在其立法宗旨中寫入保護投資人、存款人等消費者利益的內容，但是真正規定消費者權利、具有可訴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規則在具體條文中卻十分少見，這使得保護消費者權益往往成為被架空了的口號。

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從儲蓄向投資轉移”的市場導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進，金融商品與服務日益向個人生活滲透和擴展。近年來，金融放松管制與業務交叉使得金融商品和服務種類呈現爆發性的增長態勢，從而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選擇機會。但是諸如投資連接保險、認股權證以及銀行理財產品、信托產品等新型商品較之儲蓄、保險、股票等傳統金融商品而言，在結構上更為復雜、風險更大。消費者如果看不懂這些商品“產品說明”或受到銷售者誤導，極容易受到侵害。特別是在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下，我國不僅在香港地區爆發了“迷你債券”風波等公眾投資人大規模受害事件，內地也頻頻發生銀行個人理財產品零收益事件等投資糾紛，金融消費者受害問題日益突顯。而日本、美國等國在金融危機下已暴露的問題和金融管制立法改革恰可為我國所吸取教訓，并借鑒其經驗。

（一）確立個人在金融活動中的消費者地位

綜上可知，在金融領域，存款人、投資人、投保人等消費者是金融產業運行和發展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與放松管制、維持金融市場自由競爭機制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只有金融市場發展好了金融消費者才能真正受益。反之，如果忽視了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那么金融消費者在重重侵害之下必然日漸喪失投資積極性和市場參與度，放松金融管制、鼓勵金融創新的立法改革也終將遭遇挫敗。金融管制立法不能忽視對參與金融活動的個人的特別保護，首當其沖的便是將金融消費者規定進金融立法當中，確立參與金融活動的個人在法律上的消費者地位。對此，無論是經歷過放松管制挫折的英國、日本，還是正經歷著危機的美國，其金融管制立法皆已態度明確。

2000年英國出臺《金融服務與市場法》，該法首次使用“金融消費者”的概念，從而弱化了金融行業的差異，將存款人、保險合同相對人、投資人等所有參與金融活動的個人都概括到“消費者”群體中去。并且，該法將“確保對消費者適當水平的保護”確定為金融管制四大目標之一，并通過增加大量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規范，包括金融機構銷售勸誘等行為規范、民事賠償責任規則、消費者糾紛解決機制等落實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宗旨。

自1996年金融“大爆炸”以來，日本針對金融消費者受害的社會現實問題，正在迅速建立起一套有效保護金融消費者的金融管制法律體系。諸如金融機構的說明義務、適合性原則、民事賠償責任等規則不斷被寫進立法當中，消費者合同法、消費者信用法以及“金融服務法”三類立法中的金融消費者保護規則得到不斷加強和整合。具體表現為2001年《金融商品銷售法》對金融消費合同締約規則的統一、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對資本市場消費者保護規則的統一、《分期付款銷售法》《貸金業法》等消費者信用立法的聯動修訂和統一化呼聲的高漲，以及將來最終形成的日本版“金融服務法”有關金融消費者保護規則的全面統一。

（二）貫徹保護金融消費者的金融立法原則

綜合上述考察與分析，我們認為金融管制立法應當貫徹保護消費者的三項基本原則，即對金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原則、全面保護原則和適度保護原則。

首先，金融管制立法應當貫徹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原則。

正如上文所及，金融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存在，加之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無法形成公平交易，從而要求金融立法伸出援助之手，給予消費者應有的傾斜保護：即通過加重金融機構對消費者的法定義務和民事責任、賦予參與金融活動的個人相應的消費者權利等方式來矯正交易雙方的力量差距。

但是，現行的金融管制立法往往從金融行政監管的需求、而非消費者的交易需求出發來設定金融機構的義務和責任，從而無法真正貫徹對消費者傾斜保護理念。這里僅以金融管制立法中有關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規則為例加以論述。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規則忽視了消費者的交易需求。金融監管機構獲得信息是為了全面和正確把握金融機構的真實情況，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具體的規章制度和執行其行政監管職能。而監管者與金融機構無論是在專業知識水平、實踐經驗等各方面都是旗鼓相當。因此，如果信息披露的制度服務于金融監管需求，那么相應的規則就只需要保證信息本身的真實、準確、完整等質量要素。但是，金融商品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服務性商品，金融機構的口頭和書面說明是消費者了解商品性狀和做出交易判斷的主要依據。又“由于服務合同中的給付行為——提供服務行自身的競爭優勢地位。金融機構的濫發信用、誤導性銷售等市場濫用行為不僅直接侵了害廣大消費者權益，更將動搖金融穩定的市場基礎，甚至可能引發金融危機。此次美國爆發的次貸危機，正是放松管制出現過度，特別是金融活動缺乏保護消費者權益規則的約束，從而走到另一個極端的真實寫照。痛定思痛，危機之后的美國學術界已初步達成共識：提升美國在全球的市場份額和競爭地位，只是金融管制的一項目標，它不應當犧牲金融管制的一些基礎價值，首要的即是保護公眾投資者、存款人等消費者的權益。

美國從次貸危機中接受的教訓，對于隔海相望的日本而言，卻有著似曾相識的熟悉感。1996年，日本進行金融“大爆炸”的制度改革，改革雖然倡導“自由、公平、全球化”的基本原則，但是改革實踐卻沒有對“公平”原則給予應有的重視。立法者在對日本金融業放松行政管制的同時忽視了對消費者的應有保護，結果引發了大量消費者受害問題。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為了迅速發展金融產業恢復金融中心地位，日本推行了金融“大爆炸”改革。改革廢除了大量金融管制規范，鼓勵金融機構的自由競爭和業務創新，一時間各類新興的金融商品和服務像洪水一樣開始充斥于公眾的視野，消費者的選擇余地大大增加。與此同時各類與消費者有關的金融糾紛也出現爆發性增長。金融消費者糾紛激增的嚴峻現實促使改革者重新審視金融大爆炸改革的方向，通過對金融管制立法的自我修正，完善對金融消費者的法律保護機制。對此，日本有學者形象地概括道：“（金融）放松管制好比是突然出現在消費者眼前的一片深海，消費者三法（筆者按：指日本消費者合同法、消費者信用法以及未來出臺”金融服務法“）就是這片海上保護消費者的船只。本來海與船應當是配套出現，但是現在先出現的是海洋。在沒有船的情況下強迫消費者入海，溺斃或逃生都有可能。即使消費者僥幸逃生了，但是心理上就對這片海洋產生冷淡，必然影響日本的經濟景氣。因此消費者三法不僅僅是消費者的法律，更是經濟整體良好所不可欠缺的法律。”

三、金融消費者保護的若干立法思路

考察我國現有立法可知，我國金融法律制度的落腳點仍然放在國家對金融機構的監管方面，立法者主要關注的是如何加強對金融機構外部監管機制和內部治理結構改革以維護金融秩序和促進經濟發展，而作為金融產業最終用戶的消費者權益尚未得到立法者的應有重視。我國《銀行法》《證券法》等金融立法中雖然也在其立法宗旨中寫入保護投資人、存款人等消費者利益的內容，但是真正規定消費者權利、具有可訴性和可操作性的民事規則在具體條文中卻十分少見，這使得保護消費者權益往往成為被架空了的口號。

另一方面，隨著我國“從儲蓄向投資轉移”的市場導向型金融制度改革的逐步推進，金融商品與服務日益向個人生活滲透和擴展。近年來，金融放松管制與業務交叉使得金融商品和服務種類呈現爆發性的增長態勢，從而給消費者帶來更多的選擇機會。但是諸如投資連接保險、認股權證以及銀行理財產品、信托產品等新型商品較之儲蓄、保險、股票等傳統金融商品而言，在結構上更為復雜、風險更大。消費者如果看不懂這些商品“產品說明”或受到銷售者誤導，極容易受到侵害。特別是在美國次貸危機的影響下，我國不僅在香港地區爆發了“迷你債券”風波等公眾投資人大規模受害事件，內地也頻頻發生銀行個人理財產品零收益事件等投資糾紛，金融消費者受害問題日益突顯。而日本、美國等國在金融危機下已暴露的問題和金融管制立法改革恰可為我國所吸取教訓，并借鑒其經驗。

（一）確立個人在金融活動中的消費者地位

綜上可知，在金融領域，存款人、投資人、投保人等消費者是金融產業運行和發展的出發點和最終歸宿，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與放松管制、維持金融市場自由競爭機制只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只有金融市場發展好了金融消費者才能真正受益。反之，如果忽視了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那么金融消費者在重重侵害之下必然日漸喪失投資積極性和市場參與度，放松金融管制、鼓勵金融創新的立法改革也終將遭遇挫敗。金融管制立法不能忽視對參與金融活動的個人的特別保護，首當其沖的便是將金融消費者規定進金融立法當中，確立參與金融活動的個人在法律上的消費者地位。對此，無論是經歷過放松管制挫折的英國、日本，還是正經歷著危機的美國，其金融管制立法皆已態度明確。

2000年英國出臺《金融服務與市場法》，該法首次使用“金融消費者”的概念，從而弱化了金融行業的差異，將存款人、保險合同相對人、投資人等所有參與金融活動的個人都概括到“消費者”群體中去。并且，該法將“確保對消費者適當水平的保護”確定為金融管制四大目標之一，并通過增加大量保護消費者權益的法律規范，包括金融機構銷售勸誘等行為規范、民事賠償責任規則、消費者糾紛解決機制等落實保護消費者權益的宗旨。

自1996年金融“大爆炸”以來，日本針對金融消費者受害的社會現實問題，正在迅速建立起一套有效保護金融消費者的金融管制法律體系。諸如金融機構的說明義務、適合性原則、民事賠償責任等規則不斷被寫進立法當中，消費者合同法、消費者信用法以及“金融服務法”三類立法中的金融消費者保護規則得到不斷加強和整合。具體表現為2001年《金融商品銷售法》對金融消費合同締約規則的統一、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對資本市場消費者保護規則的統一、《分期付款銷售法》《貸金業法》等消費者信用立法的聯動修訂和統一化呼聲的高漲，以及將來最終形成的日本版“金融服務法”有關金融消費者保護規則的全面統一。

（二）貫徹保護金融消費者的金融立法原則

綜合上述考察與分析，我們認為金融管制立法應當貫徹保護消費者的三項基本原則，即對金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原則、全面保護原則和適度保護原則。

首先，金融管制立法應當貫徹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原則。

正如上文所及，金融市場上信息不對稱的客觀存在，加之金融商品的特殊性使得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機構之間無法形成公平交易，從而要求金融立法伸出援助之手，給予消費者應有的傾斜保護：即通過加重金融機構對消費者的法定義務和民事責任、賦予參與金融活動的個人相應的消費者權利等方式來矯正交易雙方的力量差距。

但是，現行的金融管制立法往往從金融行政監管的需求、而非消費者的交易需求出發來設定金融機構的義務和責任，從而無法真正貫徹對消費者傾斜保護理念。這里僅以金融管制立法中有關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規則為例加以論述。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規則忽視了消費者的交易需求。金融監管機構獲得信息是為了全面和正確把握金融機構的真實情況，并在此基礎上制定具體的規章制度和執行其行政監管職能。而監管者與金融機構無論是在專業知識水平、實踐經驗等各方面都是旗鼓相當。因此，如果信息披露的制度服務于金融監管需求，那么相應的規則就只需要保證信息本身的真實、準確、完整等質量要素。但是，金融商品是看不見摸不著的服務性商品，金融機構的口頭和書面說明是消費者了解商品性狀和做出交易判斷的主要依據。又“由于服務合同中的給付行為——提供服務行為本身就是由合同條款所規定，消費者要理解這些條款并就此做出正確的交易判斷，顯然要比對有形商品的質量、性能等情況加以識別要難得多。”所以，法律對金融領域經營者向消費者履行的說明義務應當提出更高的要求。金融機構除了要保證信息自身質量之外，還必須關注消費者對信息的接受和掌握能力。也即，除了要求所提供的信息必須真實、準確、完整和具有及時性以外，金融機構向消費者進行說明時還應當滿足諸如針對性、適合性、可理解性等更高的信息披露要求。（2）金融管制立法往往缺少金融機構對消費者的民事損害賠償責任的內容?！盁o救濟、無權利”，對金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應當包含金融機構民事責任的規則。如果沒有關于民事責任的規定，金融機構即便存在違法行為、侵害了消費者權益也不需要向投資者承擔任何法定的民事責任，因此無法有效防止金融機構的欺騙易行為。而且，傾斜保護原則還要求金融機構承擔更多的程序性義務。金融消費者與金融機構在信息上的嚴重不對稱使得前者在主張金融機構的民事責任時往往面臨舉證困難和敗訴風險，法律對金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也變得徒有虛名。因此，簡化金融機構民事責任的構成要件、減輕消費者舉證責任應當是金融消費者民事保護制度的特別要求。

應當承認的是，美國金融管制立法中有關金融機構信息披露義務的相關規定并不少見。以住房抵押貸款法律規范為例，相關的立法包括《貸款真實法案》、《平等信貸機會法》、《房屋所有權保護法》、《公平住宅法》、《社區再投資法》、《住房抵押貸款信息披露法》等等。但是對金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原則在這些立法中并沒有得到完全貫徹，結果大大削弱了其保護力度：雖然《貸款真實法案》等法律對貸款機構規定了信息披露義務，但是并沒有考慮到借款人其實缺乏足夠的專業知識去理解那些復雜的貸款條件，未從消費者的理解水平出發規定所披露信息的相關內容；雖然《平等信貸機會法》和《公平住宅法》等法律禁止貸款機構的交易歧視行為機構eiusingAct，但是對于貸款機構是否存在違規行為的證明責任卻要由無法了解內部放貸標準的借款人來承擔；雖然《房屋所有權保護法》等法律嚴格限制貸款利率水平以保護借款人，但是要求借款人能夠自己判斷貸款機構是否存在違反規定收受高額費率的情形。特別是，這些立法存在大量保護漏洞，致使五花八門的掠奪性貸款行為在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市場上暢行無阻：這些漏洞包括未要求貸款人披露貸款的實際成本、未明確禁止貸款人收取不當超額費用、未規定貸款人在應當根據借款人的還款能力水平提供貸款、未禁止翻轉貸款、未就貸款的欺詐和虛假陳述行為規定法律責任、未禁止預付罰金、未禁止大額尾付貸款業務等不公平貸款等等。

相較而言，近年來日本在金融立法中已經明確規定了金融機構對金融消費者的說明義務及相應的民事賠償責任規則。例如，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銷售法》第3條規定，金融商品銷售者應當向顧客就下列重要事項履行說明義務：其一，由于利息、通貨的價格、金融商品市場的行情等指標的變動而可能導致本金損失危險時，應當說明該項危險、相關指標以及有關金融商品因為指標變動而直接影響的重要部分。其二，由于金融商品銷售者等相關金融機構的業務變動或金融環境的變化而可能產生本金損失危險時，應當就該項風險進行解釋，并說明有關當事人的情況。特別是，該法第5條的規定，金融商品銷售業者，如果違反第3條的規定而未向顧客就重要事項進行說明、或者違反第4條的規定而向顧客提供了斷定的判斷等行為，據此給顧客造成的損失應當承擔賠償責任。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雖然沒有明確使用“說明義務”的概念，但是通過規定締約前的書面交付義務（第37條之3第1項第5-6號）和締約時的書面交付義務（第37條之4）的規定，進一步加強了對經營投資類金融商品的金融機構的信息披露義務要求。這樣一來，如果金融機構沒有履行法定的說明義務而致使消費者遭受損失之時，后者就可以直接援引這些法律規定，通過訴訟等糾紛解決機制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尋求損害賠償。

其次，金融管制立法應當貫徹對消費者的全面保護原則。在金融分業界限日益被打破、金融創新活動頻繁的當代，放松金融管制的措施將會會產生大量立法空白和立法沖突。而對于金融消費者來說，不可能要求他們對這些調整金融機構業務行為的差異性規范有全面的了解和正確的把握，以判斷金融機構的行為是否存在違規或欺詐，更不可能假設他們能夠依據這些紛繁復雜的規章制度來主張自己的權利。因此，即使金融管制立法開始關注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的問題，但是如果這種保護存在漏洞，也會令整個金融大廈瞬間倒塌。對此，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危機無異于一個生動的注腳。

這就要求金融管制法對于消費者的保護能夠全面覆蓋所有金融市場活動，除了對于已有的金融商品和服務有所規范，還有必要對將來可能出現的新型金融商品和服務給予原則性和概括性的規定，防止金融消費者在遭受侵害后處于無法可依的境地。亡羊補牢為時不晚，根據美國財政部2009年的《金融管制改革白皮書》成立的金融消費者保護署，將統一行使金融消費者保護規則的制定權和解釋權，旨在有效彌補法律漏洞與空白。在日本，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規則已經體現出全面覆蓋趨勢：2001年《金融商品銷售法》，針對所有的金融商品銷售活動首次確立了全面的消費者保護規則框架。其次，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作為正在形成中的日本“金融服務法”的先驅部分，已將有關消費者的保護規則覆蓋到所有投資類金融商品。再次，現行的日本《分期付款銷售法》《貸金業法》等幾部消費者信用立法存在的漏洞已備受詬病，這些立法在加快修訂的同時也在醞釀著統一化的進程。

再次，金融管制立法應當貫徹對消費者的適度保護原則。

金融管制立法對消費者的保護應當是有限度的，即遵循適度保護原則。應當意識到，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并非金融管制立法的根本目的所在。消費者與經營者之間不存在根本性的對抗，反而存在根本性的相互依賴：消費者地位的弱化，會從根本上縮減社會消費需求、抑制生產規模，造成經濟衰退，最終損害的是經營者的生存與發展。可以認為，保護消費者權益恰恰是為了實現交易雙方當事人之間的實質平等，從而貫徹“私法自治”的民法精神。對消費者的傾斜保護，“一是為了確保合同當事人的‘地位對等性’，從而恢復消費者的自我決定能力，使得消費者一方當事人能夠基于合理判斷而締結合同；二是為了確保市場自由競爭機制的正常運行”。對金融消費者的適度保護原則主要應考慮兩個方面的因素：一是交易本身的性質，因為交易性質的不同決定了交易風險和復雜程度的大小差異，從而決定著立法對消費者的保護程度；二是考慮消費者的交易能力，包括消費者的信息收集和處理能力、學習精力、經驗水平、經濟實力、風險承受能力等要素。

就第一個因素而言，法律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應當僅限于矯正消費者在交易能力上的弱勢地位，以保證消費者與金融機構在實質公平的前提下發生交易關系；而不應當延伸到消費者因從事該金融商品交易而可能面對的結果。如果消費者從事投資類金融商品的交易活動，只希望得到更高的收益回報而不愿意承擔損失風險，那將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市場濫用。也即，金融消費者在參與投資活動時，應當確立必要的風險意識，在了解自身承擔風險的能力限度基礎上積極主動地學習金融市場的“游戲規則”，從而成長為一個有獨立判斷能力的成熟消費者。對于如何把握好對金融消費者的保護尺度，2000年英國《金融服務與市場法》給出的若干原則值得借鑒。該法第5條規定金融管制者在確定對消費者的保護程度時，必須（1）考慮包括投資在內的各類金融交易在風險水平上的可能差異，（2）考慮消費者在經驗、專業水平上的可能差異，（3）考慮消費者對外部建議和準確信息的需求，（4）考慮消費者就自己的交易決定負責的一般原則。:

就第二個因素而言，保護金融消費者權益也包含有加強消費者自己責任承擔能力、培養成熟消費者的要意。特別是對于高收益高風險的金融投資市場而言，成熟的消費者群體是該市場穩健發展的根本所在。如果消費者已經具備了與金融機構相當的交易能力，而法律仍然給予其傾斜保護，此時這種保護不僅對于此類消費者而言顯得畫蛇添足，也是對法律資源的不必要浪費。金融活動注重效率、關注成本與收益的合理關系，而對那些在經濟實力、專業水平、交易經驗等各方面皆勢均力敵的個人專家（expertprivatecustomer）給予傾斜保護顯然是一項加重成本卻無甚收益的工作。有鑒于此，法律不僅應當區分消費者與機構類金融顧客，從而給予前者傾斜保護，而且還有必要對個人消費群體作進一步區分，將那些成熟的消費者剔除出傾斜保護的對象范圍。以日本2001年《金融商品銷售法》為例，該法在加強金融機構對消費者的說明義務及民事責任的同時，亦將那些具有金融商品銷售方面的專門知識以及經驗的“特定顧客”，排除在傾斜保護對象之外，金融商品銷售者就重要事項進行特別說明等強制性義務對其并不適用。同樣，日本2006年《金融商品交易法》亦將“根據《商法》第535條的規定，締結匿名組合契約的個人，或者在知識、經驗以及財產狀況等與內閣府令規定的特定投資者認定要件相當的其他個人（凈資產在3億日元以上等要件）”歸入“特定投資者”的范疇（《金融商品交易法》34條之4），不予適用上述保護性規則。而且，該法為普通消費者轉向特定投資者提供了通道，使那些“（1）擁有10億日元以上有價證券，（2）在金融機構開設專門的有價證券交易賬戶超過1年以上”的個人還可以申請轉化為“特定投資者”，從而可以參與到更為復雜和高風險的投資活動當中去。

【注釋】

篇4

一、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涵義

學界認為，民間文學藝術包括民間傳統習俗、文學藝術創作以及傳統工藝三個主要分類，這個概念可以擴展到一些現實生活中的各個方面中體現生產生活審美情趣且具有極高藝術和商業價值的作品，例如民間傳說、民歌、民間舞蹈、戲劇等通過各種不同的表達形式來展現其藝術魅力的作品，在我國的著作權法中應當給予應有的版權保護。

以上規定雖然對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概念作出了有著不同的解釋，但是它們都對其特征有著相同的認識，即民族性、區域性、延續性，因此，筆者認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可以被認為是人們在長期的生產生活中創作出來的世代相傳的表現其審美觀念和意識情趣的作品，如我國的民間傳說《阿凡提的故事》、歌曲《在那遙遠的地方》，又比如吉卜賽人的舞蹈等。

二、關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權利主體的問題

（一）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權利主體的確定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權利主體應當如何進行界定？發生在2002年底的“《烏蘇里船歌》案”曾引起了學界關于這一問題的廣泛探討。2002年12月29日，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四排赫哲族鄉人民政府以赫哲族人民名義對訴郭頌、中央電視臺及南寧市人民政府提訟，告其侵犯赫哲族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權益一案進行了一審判決。法院認為，《烏蘇里船歌》是郭頌等被告人在赫哲族民歌《想情郎》的曲調之上經過改編而成的，郭頌等人的行為僅屬于再創作，作品《烏蘇里船歌》的著作權應當屬于赫哲族人民，因此法院在經審理之后，作出以下判決：（1）郭頌和中央電視臺在以任何形式使用《烏蘇里船歌》時，應當注明“根據赫哲族民間曲調改編”的字樣；（2）判決郭頌和中央電視臺在判決生效二十日內于《法制日報》上發表“音樂作品《烏蘇里船歌》系根據赫哲族民間曲調改編而成”的聲明；（3）駁回原告的其他賠償請求。被告郭頌及中央電視臺不服一審判決提出上訴，二審法院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在這起案件中，原告赫哲族鄉人民政府是否有權代表赫哲族人民提起對赫哲族民間藝術作品的保護訴訟，成為案件雙方爭議的焦點。從法院的判決結果來看，法院對于民間文學藝術作品權利主體的思考不再拘泥于過去的說法，開創了法院承認鄉政府作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著作權權利主體地位的先河，對于類似案件中涉及權利主體的判定問題的解決具有重要的意義。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版權原則上應當屬于創作它的群體，而人民政府則有權以該區域民族群體的名義提訟、主張權利。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不同于一般的文學創作，它的創作是一個集創作、傳播、提高于一體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包括很多的人或民間組織都為之付出了勞動和努力，因此，其權利主體應是一個多層次的問題，不同層次的人在作品中所分享的利益也有所不同，除非主體無法層次化，則此時應被看做是抽象的主體，可以委托或委派相關代表來行使權利。

（二）權利主體層次化的問題

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其最初有可能是一個或者幾個人創作的，但是隨著時間和歷史的推移，在長期的流傳過程中，它被越來越多的人或組織予以不斷地再加工和完善，從而凝聚了更多人的智慧結晶，這時的作品已不再是某一個人的創作了，而是逐漸成為了這一地區的某個民族的群體作品，具備鮮明的民族風格和地區特點，最典型的例子，比如藏族地區廣為流傳的《格薩爾王傳》，就目前的搜集和整理情況來看，它是目前世界上最長的一部史詩，共有120多部，100多萬詩行，2000多萬字，在此之前，人們認為世界上最長的史詩是印度史詩《摩訶婆羅多》?！陡袼_爾王傳》這一偉大的英雄史詩僅僅依靠一個人的智慧和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它是草原游牧文化的結晶，其內容極其豐富多彩，是主要以民間說唱的形式來歌頌英雄的詩歌。這部史詩大約產生于公元三世紀至公元六世紀之間；在公元十一世紀左右隨著藏傳佛教的在藏區的復興得到進一步發展。

在這期間主要是藏族寧瑪派僧侶在藏族古代詩歌、諺語以及神話傳說的基礎上進行豐富和完善，形成基本框架，并編纂成了最初的手抄版本。在此之后主要是通過傳唱的形式，由無數的吟游歌手世代承襲著有關它的吟唱和表演，歷經了藏族人民一代代的口述流傳，在不斷地演進和完善中，成為藏民族歷史文化最高成就的象征，在藏民族的文化遺產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和地位，其所有權和著作權應該屬于這些群體而不是某一個人。

當然，在這一群體中，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層次，不同層次的人在作品中能分享到的利益也會有所不同。首先是真正的作者，這一群體在作品中除了享有著作權法規定的權利之外，還要考慮到作品的特殊性，除署名、發表等基本人身權之外，還應當包括：一是保真權，即保持作品的真實性和原生面貌，如作品出處和創作群體，禁止歪曲、篡改、貶低、褻瀆作品；二是繼承與再創作權，這一權利的規定是考慮到了作品的特殊性，因為民間文學藝術作品很可能被群體中的任何成員創新；三是回歸權，即有關群體對于歷史上流落于群體之外的民間文學藝術作品享有將其追回的權利，以上三項精神權利僅僅是學界中一些觀點，而財產權則包括了很多，基本沒有什么改變。

其次是傳承人，在集體享有版權的前提下，傳承人也應當享有部分版權，主要是側重于財產權，在人身權方面，應該適當地享有署名權。

第三類是記錄人和收集人，這類群體在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中的勞動屬于客觀、真實地記錄原貌，不再是創造性勞動，而是一般性勞動，所以不可能將這類群體置于“類似于作者”的地位，而是以適當的方式注明其為記錄人或收集人，此外，在作品的開發、利用中，如果獲得了一定的利益，則可以適當地支付報酬給記錄、收集人，即記錄人或收集人享有一定的獲酬權。

第四類是整理人，這類群體在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中的勞動是加工、整理，使作品初步成型，其中也包括一些創造性勞動，因此這類群體也應當獲得相應的版權與財產權。

第五類是改編與創作人，這類群體民間文學藝術作品的創作過程中付出了創造性勞動，所以應對這些作品享有版權，在行駛著作權的時候不能脫離原作品的著作權，可視為演繹作品，這類作品的使用過程實行雙重許可、授權和雙重報酬，取得演藝人的版權地位，既要顧及作品的原始主體的地位，還需尊重原始主體的保真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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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馳名商標；民事救濟；行政救濟；刑事救濟

關于馳名商標的定義，各國立法的規定并不一致。我國1996年8月14日由國家工商局制定的《馳名商標的認定和管理暫行條例》第2條規定：馳名商標是指在市場上享有較高聲譽并為相關公眾所熟知的注冊商標。2001年l0月，我國公布的商標法，明確規定了對馳名商標的特殊保護。這是中國首次給予馳名商標國家法律層次的保護。針對目前中國的實際情況，筆者認為，對馳名商標侵權的救濟分為民事、行政和刑事救濟，三種救濟方式構成對馳名商標的立體保護。鑒于商標權的私權性質，其中最為常見的是民事救濟。行政救濟固然效率比較高，但執法成本也高。刑事救濟對侵權人無疑具有較大的威懾力，但由于商標所有人在刑事訴訟中得不到賠償，一般更愿意選擇民事程序解決糾紛。

一、民事救濟

(一)禁止令

禁止令，主要是指法院在判決前為了制止事態的擴大、發生不可挽回的損失或防止有關證據滅失而臨時采取的行動，包括扣押、封存、凍結等措施。商標法第57條規定：“商標注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有證據證明他人正在實施或者即將實施侵犯其注冊商標專用權的行為，如不及時制止，將會使其合法權益受到難以彌補的損害時，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請采取責令停止有關行為和財產保全的措施。”第58條規定：“為制止侵權行為，在證據可能滅失或者以后難以取得的情況下，商標注冊人或者利害關系人可以在前向人民法院申請保全證據。”

事實上，民事訴訟法也為馳名商標權利人采用禁止令的方式保護自己的權益提供了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在對民法通則及民事訴訟法進行司法解釋時，明確規定：“在訴訟中遇有需要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的情況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當事人的申請或者依職權先行做出裁定”。

(二)損害賠償

馳名商標侵權損害賠償以全部賠償原則為指導原則，以法定標準賠償原則為補充：

1、全部賠償原則

全部賠償原則，是指馳名商標權損害賠償責任的范圍，應加害人侵權行為所造成損害的財產損失范圍為標準，承擔全部責任。

對損害賠償的性質歷來有補償主義與懲罰主義不同觀點之爭。筆者支持補償主義的觀點。首先，知識產權的保護程度，不但涉及盜版者，更涉及全社會公眾的利益。在知識產權保護與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等的傳播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之間，立法上應當考慮到平衡。其次，損害賠償的功能主“填平損失”，如果過分強調其懲罰功能，就違背了作為民事賠償責任的基本屬性。再次，懲罰行為往往是行政或國家的職能和權力，如果在民事訴訟中，將懲罰職能所得的利益歸之于某一企業或個人也是不適當的。被侵權人因訴訟獲得不當得利，也違反法律公平、正義的原則。

2、法定標準賠償原則

所謂法定標準賠償原則，是指由法律規定侵害商標權造成損害，應賠償損失的具體數額標準。商標具有無形的特點，侵權容易但證據難取，權利人所受損失不好計算。確定侵權人的利潤或被侵權人的損失，都必須依賴比較完善的原始會計憑證，被告如果是故意侵權，一般都會隱匿記帳憑證或干脆不記帳。為了體現“足以彌補損失”的補償和制裁功能，必須找到一個賠償數額的”度”，并給以法律的具體規定。商標法第56條規定：“前款所稱侵權人因侵權所得利益，或者被侵權人因被侵權所受損失難以確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據侵權行為的情節判決給予50萬元以下的賠償。”

二、行政救濟

工商行政管理局和海關是我國兩個主要的行政執法機關。

(一)工商行政管理局對商標權的保護

我國的工商行政管理局對商標侵權一直有較強的打擊力度。我國對商標保護實行卅法和行政并重的具有中國特色的“雙軌制”，商標權利人既可以向工商管理部門投訴，也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工商行政管理部門也可以主動查處。商標法第53條規定：“對于認定構成侵權的，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有權責令立即停止侵權行為，沒收、銷毀侵權商品和專門用于制造侵權商品、偽造注冊商標標識的工具，并可處以罰款?！?/p>

(二)海關對商標權的保護

2000年7月8日修改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法》和1995年通過的《知識產權海關保護條例》是我國海關行使行政權保護商標權的主要法律依據?！吨腥A人民共和國海關法》第44條規定：“海關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對與進出境貨物有關的知識產權實施保護”?！吨R產權海關保護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適用于與進出境貨物有關并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行政法規保護的知識產權。包括商標專用權、著作權和專利權。”以下是我國對商標權的海關保護制度的幾個特點：①商標權利人必須向海關總署進行海關備案。備案可以預先進行，也可以在申請保護時同時進行。②權利人在發現侵權貨物進出口的具體線索時，應向進出口地海關提出采取知識產權保護措施的申請。③海關可以采取主動扣留措施。①權利人請求海關扣留侵權嫌疑貨物的，應當向海關提交與進口貨物到岸價格或出口貨物的離岸價格等值的擔保金。⑤海關可以沒收侵犯商標專用權的貨物。⑥對于個人攜帶進出境的行李物品、郵寄進出境的物品，一般不予追究；但超出自用的、合理的數量，依照《知識產儀海關保護條例》查處。

三、刑事救濟

侵害商標權行為是否應追究刑事責任，主要是看侵權行為的社會危害性。規模性地仿冒馳名商標的行為不僅危害商標權利人的私權，還破壞了商業社會的信用原則，嚴重破壞投資環境，危害國家利益，應該給予刑事處罰我國商標法第59條規定：“未經商標注冊人許可，在同一種商品上使用與其注冊商標相同的商標，構成犯罪的，除賠償被侵權人的損失外，依法追究刑事責任?！鄙虡朔ㄒ幎梢詷嫵煞缸锏那址干虡藱嗟男袨橹饕腥N，即在同一種商品上擅自使用他人注冊商標的行為，偽造、擅自制造或銷售偽造、擅自制造他人注冊商標的行為，故意銷售假冒注冊商標商品的行為。

我國對假冒商標的刑事處罰始于1979年刑法，1997年修訂的刑法規定了三種商標犯罪行為，分別為“假冒注冊商標罪”、“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和“非法制造、銷售非法制造的注冊商標標識罪”。該罪名和商標法中需承擔刑事責任的侵權行為相一致。最高處罰幅度也增加到7年有期徒刑，并且增加了單位犯罪，除了對單位可以處以罰金外，直接負責該單位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負責人員也需要承擔刑事責任。

篇6

一、目前我國對未成年人民事權益法律保護的現狀

從1980年到1996年，我國先后修改、修訂、補充和新出臺的《婚姻法》、《殘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教師法》、《勞動法》、《母嬰保健法》、《行政處罰法》等法律法規，都有涉及保護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條款，這些法律法規與地方性法規，共同構成了我國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實施全面、系統的法律保護網絡。其中關于我國目前有關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的立法，主要是現行《民法通則》中的相關內容。在審判實踐中，我們感到，在現行所有涉及未成年人監護制度的法律規定中，父母離婚后對未成年人監護權的行使原則、離婚后應當如何依法履行監護權利，以及如何處理沒有與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父或母，在履行監護權利的過程中遇到影響其正常行使監護權的問題等，均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這就造成了雙方對離婚時子女監護權歸屬及離婚后因未成年子女監護發生糾紛，無法得到及時妥善的解決，有的甚至還因此引起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矛盾激化，成為社會和家庭生活的不穩定因素。法院在審理此類案件中，因沒有具體的可操作性法規可依據，在處理時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權，往往結果各異。如果對以上問題處理不好，勢必會造成對未成年人合法權益的侵害，最終影響下一代的健康成長，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二、民事案件中涉及未成年人糾紛的主要表現形式

涉及未成年人產生的糾紛，筆者認為，主要是由于目前的法規不完善，立法滯后等原因造成。主要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一）離婚后父母對未成年子女監護權歸屬及如何監護等無明文規定。根據我國《婚姻法》第29條規定：“父母與子女間的關系，不因父母離婚而消除。離婚后，子女無論由父方或母方撫養，仍是父母雙方的子女”：“離婚后，父母對子女仍有撫養和教育的權利和義務?！薄半x婚后，哺乳期內的子女，以隨哺乳的母親撫養為原則。哺乳期后的子女，如雙方因撫養問題發生爭執不能達成協議時，由人民法院根據子女的權益和雙方的具體情況判決。”據此表明，父母對子女撫養、教育、管教、保護的權利義務（教育、管教、保護均為監護內容之一），均不因父母離婚而消除。但由于父母離婚，父母雙方已不能同時與子女共同生活，父母對子女監護權的行使及其他權利義務和撫養義務的履行方式上會有所變化，父母面臨決定子女監護權的歸屬及行使方式問題，即子女監護權歸屬于父母雙方行使或一方行使及如何行使的問題。從以上法條可推知，我國法律主張由離婚父母雙方共同行使子女監護權。這樣規定的出發點是為了更好地保護離婚后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但其未能反映出父母離婚后的未成年人監護所具有的特殊性，即未成年子女只能隨一方共同生活的特點。由于現實中各種因素的制約，造成未與子女生活的一方無法行使監護權：一是因為他們不可能與子女共同生活，無法進行具體的隨時哺育、教育、監管，也無法承擔責任；二是離婚父母一方因種種原因如職業、身體健康狀況，住房條件及再婚等，愿意在離婚后停止行使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三是易引起糾紛，離婚后一律賦予雙方均有監護權，這樣離婚的父母對子女撫養問題因意見不一致，而發生矛盾和糾紛的情況常有發生，只好訴到法院，這樣極不利于子女的教育成長。而立法有關監護權只采用雙方行使原則的規定，是導致上述情況發生的重要原因。

（二）缺乏離婚后父母對子女的探視權規定。雖然我國法律規定父母有撫養教育子女的權利和義務中含有離婚后父母對子女探視的權利，但對這種權利如何行使、如何保護及其內容，法律均沒有明確規定。從現有的法律規定，法院只能根據父母的經濟情況、生活環境，判決子女隨條件較好的一方生活，而對子女來說僅有一個良好的生活環境是不夠的。在審理中發現，離婚后有的與子女共同生活的父母一方，以種種理由拒絕對方探視子女，對方不能與子女見面，更談不上對子女履行教育、監督、保護等監護權利義務；而有的與子女分居的離婚父母一方，頻繁看望子女，影響到雙方及子女的正常生活；有的因雙方對探視子女的方式、時間地點、周期等與對方發生矛盾；在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或與他人發生爭議，或是侵害他人民事權利引爭時，雙方產生矛盾，如未成年人父母作為法定人進行訴訟時，因如何處分未成年人的民事權利和訴訟權利，雙方產生相反意見而發生矛盾等。對上述種種產生訴訟的情況，目前有關未成年人監護的法律法規中，均沒有明確的規定。這些情況使離婚父母之間發生糾紛，既增加訟累，也影響未成年子女的撫養和身心健康成長。甚至有時還會出現官了民不了的情況，即當事人在法院的民事案件已經審結，但是當事人之間為未成年子女的監護產生的糾紛，并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從而嚴重影響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三）協議離婚程序簡單，草率離婚現象增多。據北京市海淀區工讀學校統計，1／3的學生是離異家庭的子女。離婚對于未成年子女具有不可估量的影響，特別是因夫妻協議離婚行政程序過于簡單，雙方對子女的撫養未予明確的確定，甚至法院在處理離婚案件調解中，考慮更多的是雙方當事人的意愿，而忽略了子女的利益。

（四）未成年人撫養費標準難以確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中規定：“離婚后，父母對子女生活費和教育費的負擔，可根據子女的實際需要，父母的負擔能力和當地的生活水平確定?！痹诰唧w操作上，《意見》又作山規定：“即有固定收入的，撫育費一般可按其總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至三十比例給付。負擔二個以上子女撫育費的，比例可適當提高，但一般不超過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無固定收入的，撫育費的數額可依據當年總收入或同行業平均收入參照上述比例確定。有特殊情況的，可適當提高或降低上述比例。按此規定，確定撫育費數額應以子女的實際需要，父母的給付能力和當地的平均生活水平為前提，這對有固定收入的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和有固定收入的企事業單位的職工來說，法院只要參照《意見》的規定即容易操作，當事人對此已無爭議。但隨著市場經濟的變化，單位效益的波動，職工收入的增減，《意見》規定的尺度就難以掌握，部分單位效益差，只發給職工基本生活費，部分單位工資、獎金跟效益掛鉤，收入波動幅度大。另外還存在著高收入階層子女撫育費的確定，是否仍按《意見》規定的標準，以及個體經營者或”下海“經商者隱形收入更難確定等問題，如果這些新情況、新問題不加以研究和解決就難以切實運用法律來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

同時，因有關對撫育費內容未作具體規定，雙方對子女負擔的費用上產生爭議。對于子女入學投資費（資助費）如何分擔，及隨著私立學校、自費學校增多，這些學校不僅要交公費還要增加額外的贊助費或自費上學費用。法院在處理這些問題上也存在爭議。

（五）在賠償案件中未成年人致人損害的賠償責任難以認定。由于未成年人為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的特殊性，成年之前基本是在幼兒園、學校生活學習。其致人損害的現象時有發生。對此，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60條規定：“在幼兒園、學校生活學習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或者在精神病院治療的精神病人受到傷害或者給他人造成損害的，單位有過錯的，可以責令這些單位給予賠償。該司法解釋為處理無民事行為能力人就學期間的致人損害類糾紛提供了適用依據。但對限制行為能力人就學期間的致人損害的民事責任，現行法律及司法解釋均未作明確規定。由于上述條文并未明確學校與監護人之間內部責任如何分擔，各自所應承擔份額或比例大小，僅規定學校有過錯的，應適當給予賠償，對受害人保護不利，從而亦在一定程度上損害了未成年人的利益。

（六）未成年人受家庭成員傷害的情況難以處理。因受傳統的封建家長制的影響，家長在家庭中的權威性勝過法律，子女始終被視為家長的財產，家長對子女擁有絕對的控制權。因此家長虐待未成年子女，甚至致傷致殘，異姓旁人不愿插手，“官不管，民不究”。雖說我國目前有專門的未成年人保護立法，但在家庭保護這一環節上相關的規定過于概括，缺乏相應的法律責任的規定，同時也未設立專門機構從事這方面的監督工作，因此難以約束監護人的行為。

造成未成年人的民事權益受到侵害的原因很多，但關鍵在于我國法制還不完善。因此，要使未成年人權益從根本上得到保護，必須從立法上予以完善。

三、完善未成年人民事權益法律保護的若干建議

（一）增加離婚后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單方行使原則。

在父母離婚時，將撫養子女的一方確定為未成年子女的監護人，賦予另一方對子女撫養與教育的監督權（即探視權），在撫養子女一方不履行監護職責時，另一方可以請求法院撤銷原裁決，由自己來擔任監護人，撫養子女。從世界各國立法看，離婚時兼采取一方行使監護權的很多，如法國民法典1987年改為：“于父母離婚時，在符合未成年子女之利益下，法官在聽取父母意見后，決定由父母雙方共同或一方單獨行使親權?！蔽覈愀厶貐^的未成年人《監護條例》中規定，父母離婚時，可以確定未成年子女歸哪一方監護。一方監護，不影響另一方對子女履行撫養義務和享有探視的權利。因此，在確定離婚父母誰為未成年子女監護人時，我們認為應明確以下內容：

（1）離婚時在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原則下，依父母協商決定監護權由父母一方單獨或雙方共同行使，如由雙方共同行使監護權的應以書面形式認定與子女分居的父母一方以何種形式參與行使對未成年子女的監護權。

（2）如果父母協議不成，由人民法院根據符合未成年子女利益的原則判決。

（3）如果父母達成的關于子女監護權協議不利于子女的，人民法院得依未成年子女本人、其他利害關系人、未成年人保護機關或監護機關的請求或依職權改定。

（二）明確規定關于未成年子女監護權的確認原則。

立法在明文規定由父母何方行使未成年子女監護權時，應考慮基本情形及便于審判人員執法操作。既防止自由裁量權被濫用，又可指導離婚雙方依法處理其監護權行使問題，減少訴爭和訟累，有利于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利益。根據最高法院1993年《關于人民法院審理離婚案中處理子女撫養問題的若干具體意見》結合司法實踐可增加規定為：離婚時，法院在確定監護權歸屬父母何方行使時，應根據有利于未成年子女撫養成長的原則，綜合考慮以下情形：1子女的年齡、性別、人數及健康狀況；210周歲以上子女對父母的選擇愿望、人格發展需要及子女生活環境、學習環境；3父母在監護權行使上的愿望及其對子女的感情狀況；4父母的思想品德、職業、住房、經濟條件、健康狀況、照料子女的特殊情形；5父母一方或其近親屬有無優先行使監護權的特殊情形；6未成年子女保護機關或監護機關的意見。

（三）增設離婚父母一方對子女的探視權制度。

現代社會許多國家和地區的立法都明確規定，離婚后與子女分居的或未行使監護權的父母一方，有權同子女來往和有權探視子女并進一步規定具體內容及限制條件，如：《德國民法典》規定，無人身照顧權的父或母，保留與子女個人交往權，請求告知子女的個人情況權（以符合子女的利益為限）及對子女財產利益必要時承擔財產照顧權之全部或一部；還規定無人身照顧權的父或母和人身照顧權人不得為任何損害子女與他人的關系或造成教育困難的事由。結合我國實際借鑒國外立法經驗，體現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筆者認為，應增補關于離婚父母一方對子女的探視權立法，可考慮增加以下內容：

一是確定探視權人范圍?？紤]到目前我國已有一些雖未離婚，但因感情不和事實上分居的夫妻，其中與子女分居的一方事實已停止行使監護權，所以探視權人還應包括，因夫妻分居未與未成年子女生活的父母一方。

二是確定探視權的內容。從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長原則出發，停止行使監護權一方，除對子女有探視權或交往權外，還應享有參與教育子女權，監督子女撫養權等，以防止對方濫用監護權，保護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權益。

三是對如何探視子女及探視子女的方式，時間、地點、周期、能否與子女短時期共同生活（包括周末、節假日、寒暑假）等，有原則性規定。對此離婚雙方應達成書面協議，規定以何種方式適當履行對子女的上述權利。協議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據子女利益判決。

四是制定一系列相應的保護措施。對不具有探視資格的人，如可能傷害被探視人的精神病患者，以及有故意傷害其子女的應從法律上剝奪其探視權，對一方探視權行使可能妨礙對子女的正常教育或對子女產生不良影響時，則法院可在一定時期內限制其與子女的交往。

五是在刑法和治安管理條例等法律法規中明確對侵犯一方探視權或另一方監護權的行為的制裁措施。對離婚后沒有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拒不執行法院裁判，以暴力等非法手段從對方家中或幼托學校及其他場所強行搶（接）走未成年子女，使子女脫離對方監護范圍的行為，有關法律應明確規定追究行為人的法律責任，對離婚后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無故刁難，阻撓或拒絕對方當事人按照法律文書的規定行使探視子女的行為，或與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將子女藏匿，使他人較長時期見不到子女的，有關法律也應作山明確的制裁措施。對離婚后的未成年人父母一方或雙方故意不履行監護權利或義務，造成子女生活或學習受到重大影響的，如無固定住處，基本生活沒有保障，無法接受正常的義務教育，或身心受到嚴重侵害的，有關法律法規也應明確應當由有關機關作為其監護人向人民法院，依法追究當事人的法律責任。

（四）嚴格規范涉及未成年子女的協議離婚制度。

（1）實行離異程序的分級管理。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離異，須經訴訟程序，而不適用行政登記協議離婚程序。對于夫妻一方在獄中服刑5年以上或被法院宣告為失蹤的人，對方可適用行政程序離婚，而不受子女是否為未成年人的限制。盡管協議離婚更能體現當事人的自由離婚意志，但是迄今為止，世界上只有十多個國家確立了協議離婚制度。法院要求有未成年子女的夫妻通過訴訟程序離婚，可以保障法官有效行使調解手段來改善夫妻關系，爭取彌合夫妻的婚姻裂痕；有緩沖期使得當事人“冷處理”相互的矛盾，慎重考慮何去何從；即使婚姻關系破裂已無可挽回的夫妻，在法官的主持和裁判一下，不糾纏婚姻破裂細節，心平氣和地達成有利于充分保護未成年子女權益的、能夠有效執行的離婚調解協議，也是極為必要的。

（2）無論行政或訴訟程序離婚，均須給當事人設立1個月的慎重考慮期。離婚不僅改變了當事人的夫妻身份，而且改變了子女親權的行使方式，因而應慎重行使。在立法技術上，很多國家規定了當事人在申請登記離婚后，須經過一定時間的考慮期，以使其理智冷靜且慎重地考慮離婚行為的后果。在雙方達成協議時，父或母均無權拒絕對方給付子女撫育費。

（3）對于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子女，父母在協議隨何方生活時，也應征求未成年子女的意見。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雖系限制行為能力人，但在其行為能力范圍內有準確的表達隨父還是隨母的意愿，也有一定的識別能力，故應尊重他們的選擇，保護其未成年子女的人身權利。因此，《意見》有關“父母雙方對十周歲以上的未成年子女隨父或隨母發生爭執時應考慮子女的意見”的規定，只限于父母對該問題發生爭執時行使是不全面的。即使達成協議也不排除父母在協議時帶有個人“急于離婚”或“懲治對方”等目的，故筆者建議，在立法上應明確夫妻離婚時對年滿十周歲以上的子女隨何方撫養問題上均應征求該子女的意見。

（五）提高有關撫育費標準。

一是應明確撫育費內容，不僅包括《婚姻法》規定的基本撫育費，還應包括子女入學贊助費等正常的教育費。

二是當事人可以在離婚調解協議書中約定，一方不遵守離婚協議中關于財產、未成年子女撫育費給付及住房騰退等協議時，應承擔支付一定數額違約金的民事責任。經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執行庭可予以強制執行。

三是離婚時，夫妻共同財產中應分出一部分作為撫養子女的保證基金。有關法律只在夫妻財產均分時考慮到子女住房等利益，但對父母離婚后因突發事件又如何解決撫養費問題，法院并無明確規定。所以保證基金可以在發生上述情況時維持未成年子女利益。

四是明確“月總收入”的范圍。應包括：基礎工資和工齡工資、職務工資、獎金和各種補貼以及屬于企業單位職工的浮動工資。在確定收入數額上可參照以下標準：

（1）對收入相對穩定的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工資波動不大，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工資收入會不斷增加這種情況可以按照最高法院《意見》判決按月收入百分比給付，這不僅防止了今后物價上漲形成新的要求增加撫育費，減少訴累，而且在實際執行中也容易掌握，所在單位按法律文書確定的百分比每月從職工工資中代扣給撫育方。

（2）對個體經營者以及其他隱形收入較大，訴訟時一方對另一方的收入不能舉證，法院又難以查明真正收入的，應當盡量由雙方協商解決，協商不成可根據夫妻雙方上年總收入確定一方的收入或參照同行業的年總收入，再按照最高法院《意見》規定的比例判決，但最高數額不得高于當地平均生活水平的一倍，對經營虧本的，按當地平均生活水平給付。

（3）對單位效益不佳，企業面臨倒閉，單位只發生活費的，如一方從事第三產業，收入又無從查實，可比照檔案工資，按照最高法院《意見》規定的比例判決確定數額；對不參與第三產業的，可參照其基本工資，按照最高法院《意見》規定的百分比判決給付，比例高于當地生活水平的，按比例給付，比例低于當地生活水平的，按當地平均生活水平給付。

（4）對單位效益隨著市場經濟的變化而浮動的，可按照意見規定的百分比判決給付，由單位按照其每月所拿工資、獎金從中代扣。效益好的，父母一方收入增加，子女的撫育費也相應提高；效益差的，下浮工資拿不到，也不影響子女必要的生活教育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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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發展旅游對文物保護的積極作用

我國旅游業發展多年的實踐充分說明保護文物與發展旅游是相輔相成的。

首先，發展旅游是文物資源最好的保護和利用方式之一。發展文物旅游，把文物資源轉化為發展旅游業的生產力，就必須對文物資源進行保護與整修，然后才可成為游客的參觀游覽點。束之高閣難成“大器”，豐富的資源輔之以科學的整理就會成為吸引游客的“美玉”。在這個過程中，文物旅游區（點）必然要加大人、財、物投入，完善旅游服務設施，強化管理水平，提高服務質量，從而文物旅游區（點）自身也獲得了更好的發展。作為旅游區（點），往往需要有明確的范圍，實施封閉性管理，在一定程度上為文物資源保護提供了更有效的保障。

其次，發展旅游可以為文物保護提供強有力的物質基礎。通過發展旅游業，將各類資源加以有效利用，也提高了資源的附加值。發展旅游可以為文物旅游區（點）帶來一定的經濟收入，在經濟利益分配機制合理的情況下，文物的保護可以獲得比較穩定的經濟支援。我國是一個擁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遺存的文物數量、品質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需要數額巨大的資金進行保護。如果僅靠國家財政的單一資金來源，是遠遠不夠的。即使是西方發達國家，國家財政也背負不了巨大的文物保護費用。開辟多元化的文物保護資金渠道是這些國家多年來行之有效的辦法。在我國的現行文物保護體制下，由于財力有限，對文物實施的“有效保護”往往只能是“有限保護”。

再次，發展旅游可以深層次挖掘文物資源的內涵，進一步提升文物的社會影響力和市場價值，也是貫徹《文物保護法》的最終目標之一。文物資源通過內涵挖掘、外部“包裝”，使得其沉睡多年的價值展示于中外游客面前，大大增加了文物本身的社會影響力和市場價值。隨著中外游客的到來，又會反饋各種信息、提出各種問題，為專家開闊思路、進行相關研究提供線索，為文物資源進一步開發與內涵的挖掘創造條件。反過來，文物的進一步開發和內涵的挖掘又可以提升文物的社會影響力和市場價值，為文物資源尋找到新的亮點。這種良性循環可以促進文物資源的可持續利用，這正是我們貫徹《文物保護法》所希望看到的結果。

二、發展旅游對文物保護有一定負作用

由于這樣或那樣的原因，旅游事業的發展也給文物保護工作帶來了一些負作用。

對旅游區進行開發，從某種角度來說，本身就是一種破壞行為。開發旅游區，就要在旅游區內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如道路、賓館、飯店等，甚至還開辦工廠，這一切，都破壞了文物原有保存環境。特別是在文物古跡周圍辦工廠，在文物保護單位建設控制地帶內修建體量高大的建筑，等等，直接威脅著文物的保護。

短視行為導致文物被破壞的惡果。某些旅游部門目光短淺，只顧眼前利益，為了在短期內獲取較高的經濟效益，對文物古跡進行掠奪性的開發利用，超負荷地接待旅游者，結果加快了文物古跡的老化、破壞乃至毀滅，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

旅游業對環境的污染，使文物遭到破壞。車、船等交通工具排出大量的廢氣，嚴重污染了旅游區的空氣。旅游基礎設施中排出的廢水、廢渣以及船舶泄出的油污等嚴重污染了旅游區的水源。這些被嚴重污染的水和空氣對文物古跡有著強烈的腐蝕作用。

游客對文物的破壞。眾多的游客在游覽過程中，呼出的二氧化碳氣體中含有大量的水分，使文物古跡受到侵蝕，特別是在洞窟、古墓、地下室等古跡中表現得非常明顯，旅游者的踩踏、攀登、撫摸等行為可嚴重損壞文物。

三、建議

（一）將文物保護工作納入旅游事業的長遠規劃。各地政府部門和各旅游主管部門應認識到文物對發展旅游的重要作用，深刻認識到保護文物的重要意義，在制定本地區旅游事業發展規劃時，應對旅游區內的文物保護工作有明確的規劃，以指導旅游區內文物保護工作的進行。

（二）建立一套完善的規章制度。如對級別較高的文物古跡應派專人負責，對旅游區內的文物古跡要經?；蚨ㄆ跈z查，從旅游區的經濟收入中提出相當部分，專用于區內的文物保護工作，等等。

（三）文物部門與旅游部門在文物保護工作方面應密切配合，建立兄弟般的合作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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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科學處理；文物保護；旅游開發

文物是人類珍貴的文化遺產，是歷史文化的載體。如何保護好文物，是世界各國都在關心和研究的重要課題。中國政府歷來重視文物保護，并為此制訂了大量法規，采取了不少得力的措施，使文物保護工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績。然而，由于人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在日益增長，外出旅游的人越來越多。所以旅游業自改革開放以來，也是日新月異、發展迅猛。于是，不少地方掀起了旅游開發的熱潮。旅游開發當然是一件好事，但也給我們的文物保護工作帶來了更多的困難和挑戰，因為絕大多數的旅游開發都涉及到文物的保護問題。

有人認為，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是難以調和的矛盾。要搞旅游開發，文物保護就得讓路。于是，有些地方為了發展旅游，追求經濟效益，干脆把文物保護單位承包給旅游公司。而旅游公司作為企業，它在經營和管理文物保護單位時，所追求的是經濟利益的最大化，往往會把經濟效益放在第一位。這種行為必然導致開發過度，甚至出現亂修、亂改、亂拆、亂建，毀真造假等不負歷史責任的現象。為此，國家曾三令五申，禁止對文物的破壞性利用，并以法律形式明文規定：“國有文物保護單位，不得作為企業資產經營”。其目的就是要保證文物的安全，維護文物的原真性。

于是，有些地方又干脆把文物徹底封存起來，讓其與旅游完全脫鉤，實行“為保護而保護”的政策，結果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其實，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并不是水火不容的關系，而是一種相輔相成、互相依存的關系，是一種資源共享、協調發展的關系。因為文物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珍貴的旅游資源，往往是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而利用文物旅游資源的條件發展旅游業，其本身便是對文物資源的一種保護與開發。也就是說，文物只有被利用起來，才能真正發揮它的重要作用。特別是那些不可移動的文物，也只有通過旅游才可達到用“物”說話的目的，才能充分體現其作為文物的價值。特別是在建設和諧社會的今天，我們應該大力發揮文物在弘揚和培育民族精神，促進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和建設社會主義先進文化中的獨特作用。

那么，該如何處理好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關系呢?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也并不難，最關鍵的是要講究科學性。也就是說，要通過最科學的規劃來解決。文物要保護，旅游要開發。但旅游開發決不能以犧牲文物為代價，科學的規劃就是要兼顧兩者的利益。所以這個規劃必須經過實地考察、討論研究、精心設計直到專家論證、行政報批、政府審議等嚴格的程序，才能付諸實施。只有這樣，才既不會造成對文物的損害破壞，也不會產生不利于旅游開發的后果。如果做到了這點，那么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關系也就自然理順了。

當然，要做到科學處理，還須開動腦筋、集思廣益，探索出妥善的方式，制定出最佳的方案。在這方面，筆者覺得敦煌研究院的做法值得我們學習和研究。

眾所周知，敦煌莫高窟是著名的文化遺產，同時也是著名的旅游勝地，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的矛盾在這里自然也顯得特別突出。據統計，來莫高窟的游客數量幾乎年年在不斷增加，而游客增加便意味著對莫高窟環境人為擾動的增加。有監測表明：大批游客參觀，導致窟內溫度、濕度頻繁變化，打破了洞窟原有的恒定環境，這已經成為導致壁畫屢遭病害的重要原因。敦煌研究院曾在體積為143m3的第323窟做過試驗，發現40名學生在窟內滯留37min，呼出的67％的水汽、52.3％的二氧化碳留在了窟內?？邇榷趸家虼松吡?倍，空氣相對濕度上升了10％，空氣溫度升高了4℃。而這些都會侵蝕壁畫，使病害加重。

游客參觀對洞窟的不利影響已被科學試驗所證實，而參觀的季節性、時段性則在很大程度上加大了這種不利因素的影響。據統計，到莫高窟來的游客大多集中在7、8、9月。這3個月的游客量占全年游客總量的65％左右。旅游旺季，莫高窟日接待游客達3000～5000人，“五一”“十一”黃金周期間則要超過5000人。而一天之中，游客又集中在上午10點到下午3點這幾個小時。游客過于集中，使一些洞窟常常處于非?！捌凇睜顟B。

莫高窟現在被評為“中國最值得外國人去的50個地方”之一。有人預計，在未來幾年內，莫高窟年游客接待量將超過100萬人，游客日流量也會超過萬人。需求與能力之間的矛盾會更加突出，莫高窟所承受的“負荷”將越來越重。我們不得不擔心——莫高窟將來會不會被“累”垮呢?

因此，莫高窟面臨兩難境地——既不能以犧牲文物為代價來換取旅游業的發展，又不能因保護文物而將遠道而來的游客拒之門外。

那么，該如何把對文物的有效保護與旅游的合理利用結合起來呢?著名專家敦煌研究院院長樊錦詩認為，對莫高窟的旅游開放，要體現科學、合理、和諧、適度的原則。

為此，敦煌研究院有針對性地采取了以下相應對策：

(1)參觀實行預約、預報，分時段、有計劃地接納游客，科學疏導分散游客，防止無序涌入，以降低洞窟利用強度。在旅游旺季，如果沒有預約，將不能如愿參觀石窟。

(2)對開放洞窟實行“輪休”制度，以便給開放過度的洞窟提供“喘息”的時間。

(3)增設旅游線路、景點，合理安排參觀時間，對游客實行分流，以避免游客過于集中、擁擠。

(4)采取多種措施，盡可能減少游客在洞窟內的停留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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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旅游；文物保護；可持續發展

1 科學定位發展城市旅游

承德歷史悠久，有著豐富的多民族歷史文化內涵，根據出土文物考證，承德一帶早在中原龍山文化時期就有人類活動遺跡。特別是清王朝康乾盛世時期修建的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是先人留給我們的一份極其珍貴的歷史文化遺產。承德是首批國家級歷史文化名城之一、中國十大風景名勝之一、旅游勝地四十佳之一、國家重點風景名勝區之一。一九九四年，避暑山莊及周圍寺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批準為世界文化遺產。

所以承德有著歷史深邃的文化遺傳，承德的旅游需發揮“主打文化牌，開發古跡游”的自身優勢。確立清代皇家文化是承德旅游的核心特色。發展承德旅游，首先要明確旅游建設和發展的綱要---文化脈絡。避暑山莊和外八廟是中國封建社會最后一個鼎盛時期最高文化的代表之一，從而也確立了將“清代皇家文化”作為發展承德旅游的綱領。一切的建設和發展都以清代皇家文化為核心，通過城市推介、旅游宣傳、城市開發、文化遺產挖掘等多個方面來不斷強化鮮明的城市文化特色。城市規劃和建設要牢牢把握傳承歷史，發展新貌的思路。把清代傳統建筑風貌協調、統一、延續。利用更先進的渠道和更多的資源推介和展示承德這座旅游名城。承德的城市形象要通過國際交流走向全球。

2 文物古跡是一項重要的旅游資源

承德作為逐步開發中的歷史文化名城，來承德旅游的游客探古求知是廣大旅游者的共同心理。作為人類文化載體、反映人類發展歷程的文物古跡給人以直觀、形象、生動的感受，留給人的印象深刻。觀覽文物古跡，使人們在游中學，邊游邊學，學得輕松、愉快、有趣。此外，文物中大量的人類各發展階段的絕世之作，能滿足人們的好奇心。由于文物能滿足人們探古、探奇、求知的需求，因而成為旅游資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文物古跡在旅游中所起的這種特殊作用，在全國各地都有非常明顯的表現。 基于如此的現實，從實際出發，我們應充分利用文物優勢，以文物古跡為主題，開發系列產品，著重發展文物古跡旅游，以推動我國旅游事業的發展。

為吸引游客，注意文物保護。由于探古求知是人們共同的心理需要，而文物古跡可滿足這一需求，文物古跡遂成為一項重要的旅游資源，充分利用它，可推動旅游事業的發展。旅游界人士認識到文物古跡在旅游中的這一重要作用后，為了吸引旅游者，必然會注意保護文物，以便使其盡量完好地展現在旅游者面前，從而獲取最大限度的經濟效益。

為了文物這項旅游資源的永久利用，旅游部門必然會重視文物保護。文物是不可再生性旅游資源，一旦受損，很難恢復原樣。文物被破壞后，必然降低文物所在旅游點的吸引力，影響其經濟效益。為了使文物能永久保存下來，長期為旅游所用，旅游部門必然會重視管轄范圍內的文物保護。

發展旅游可以部分解決文物保護經費不足的問題。我國文物古跡眾多，而國家財力有限，每年用于文物保護的費用相對眾多的文物來說，簡直是杯水車薪，許多文物因無經費來進行維修與保護而遭毀滅。發展旅游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文物保護經費不足的問題。文物古跡既然可為旅游區帶來經濟效益，那么，該旅游區就應該從經濟收益中提出相當部分，用于區內的文物保護，無論對國家，還是對集體來說，這都是一件有益的事，這個辦法應當是切實可行的。這樣，大批文物就可得到搶救和保護。 增強人們的文物意識，利于文物保護。旅游的發展，使大量的文物古跡直接面對旅游者，使人們獲得豐富的知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既弘揚了中國的傳統文化，又可提高人們的文化素質。文物的這些社會效益可使人們懂得文物的重要價值，認識到文物對社會的重要意義，增強文物意識，使全社會都重視文物保護工作。

3 對歷史文物科學保護勢在必行

目前我國旅游業帶來的收益不斷提高在國民經濟中的比例不斷增長。當時在經濟開發中這些歷史文化遺產難免遭到建設性破壞。70年代的太谷等城，歷史價值根本不亞于平遙，現在卻蕩然無存。福州的“三坊七巷”在舊城改造中給“改”掉了”。特別還存在破壞名勝古跡和文物的不文明現象，甚至還有偷盜文物的犯罪行為。亂扔垃圾，攀爬文物，亂刻亂畫，愛護名勝古跡和文物的意識有待進一步提高。在近十年當中，也有多多少少的人明白了對文物保護的重要性，紛紛投入到這其中。如何保持經濟發展和古跡遺址、文化遺產相協調，消除城市化、人工化、商業化對古跡遺址和文化遺產的負面影響，已是全世界所面臨的嚴峻課題。

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并不是一對不可調和的矛盾，而是一種相互依存、相互促進的關系。在確保文物安全的前提下，適度開發、合理利用，是完全可行的。只要我們樹立科學的發展觀，運用科學的方法，制訂科學的方案，建立一套科學的機制，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完全可以齊頭并進。如果能夠把旅游產生的利益合理地用于文物保護，則又可達到“以文物養文物”的目的。真可謂兩全其美，實現雙贏，使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共同出現一個可持續發展的喜人局面。文物作為一種不可再生的珍貴的旅游資源，往往是旅游產業可持續發展的基礎。而利用文物旅游資源的條件發展旅游業，其本身便是對文物資源的一種保護與開發。也就是說，文物只有被利用起來，才能真正發揮它的重要作用。不可移動的文物，也只有通過旅游才可達到用“物”說話的目的，才能充分體現其作為文物的價值。

4 如何保證城市建設和文物保護的可持續發展

過度的開發旅游資源就會破壞文物，所以最為游客，就有義務，也有責任去保護文物，因為文物是中華名族的一個象征，他具有很高的藝術.精神.研究.欣賞.歷史價值。保護歷史文化，能給后人留下寶貴的文化財富，促進精神文明建設，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文物是中華民族的一個象征，他具有很高的藝術.精神.研究.欣賞.歷史價值。有人認為，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是難以調和的矛盾。要搞旅游開發，文物保護就得讓路。于是，有些地方為了發展旅游，追求經濟效益，這種行為必然導致開發過度，甚至出現亂修、亂改、亂拆、亂建，毀真造假等不負歷史責任的現象。為此，國家曾三令五申，禁止對文物的破壞性利用，并以法律形式明文規定：“國有文物保護單位，不得作為企業資產經營”。其目的就是要保證文物的安全，維護文物的原真性。 于是，有些地方又干脆把文物徹底封存起來，讓其與旅游完全脫鉤，實行“為保護而保護”的政策，結果從一個極端走向了另一個極端。

那么，該如何處理好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關系呢？解決這個問題其實也并不難，最關鍵的是要講究科學性。也就是說，要通過最科學的規劃來解決。文物要保護，旅游要開發。但旅游開發決不能以犧牲文物為代價，科學的規劃就是要兼顧兩者的利益。所以這個規劃必須經過實地考察、討論研究、精心設計直到專家論證、行政報批、政府審議等嚴格的程序，才能付諸實施。只有這樣，才既不會造成對文物的損害破壞，也不會產生不利于旅游開發的后果。如果做到了這點，那么文物保護與旅游開發的關系也就自然理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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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通過對多元利益主體進行法律規制實現利益均衡，進而促進社會生活的有序運轉?；诶婢獾乃枷?，各國公司法不僅關注公司與股東、股東和董事、公司與雇員、公司和社會公眾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而且還強烈關注對公司債權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我國目前正在醞釀修改公司法，在修改過程中立法機關對完善公司治理結構、保護中小股東利益等問題給予了很大的關注。然而十分遺憾的是立法機關對公司債權人保護問題卻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理論界也缺乏系統的研究。基于此本文在對外國和中國相關立法進行分析的基礎上，就完善我國公司法債權人保護制度進行了探討，并就現行公司法律制度下銀行債權保護工作提出了建議。

公司客戶是商業銀行信貸業務最主要的客戶，而信貸業務是我國現階段商業銀行的主業。因此公司法律制度的完善和有效運行，對銀行銀行債權保護、信貸資產安全乃至中國整個金融安全都有不可或缺的意義。然而由于中國現行公司法律中制度設計存在的缺陷、粗疏和空白，使得銀行在現存公司法律架構下，維護銀行債權十分被動、無奈和尷尬，屢禁不止甚至可以說在某些地區還在愈演愈烈的企業逃廢銀行債權行為即是上述問題的一種典型反映。因此檢討我國現行公司公司法律制度，借鑒引進國外先進的公司立法，完善我國公司法債權人保護制度對于促進銀行債權保護工作，保障銀行信貸資產安全乃至中國整個金融安全，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一國外公司法債權人保護制度之考察

公司以營利為本，以股東利益為重，與債權人的利益保護存在很大沖突。首先，公司以營利為本，以股東利益為重，決定了出資者的優勢地位，決定了公司機關進行經營決策時是以實現公司利潤最大化作為公司的經營目標，也決定了法院在衡量董事和經營者是否違反其對公司所負的義務時，也是以股東利益是否得到最大限度的保護為前提的，至于股東以外的債權人利益往往沒有被公司法視為公司存在的目標。其次，公司以營利為本，以股東利益為重的觀念決定了公司法的一系列制度安排傾向于保護股東利益，而不利于公司債權人利益的保護。公司法確認了公司財產的獨立性，用資本三原則確保公司資本的穩定，確認了股東的一系列權利和利益，以股東的有限責任隔離了債權人對股東債務的直接追索。在公司組織機關方面，設計了體現股東中心主義、至少享有結構性決策權的股東大會、就日常經營事務享有臨時處置權的董事會、就公司的經營管理予以監督的機制，以確保公司實現營利，以保護股東利益。最后，股份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履行的信息公開披露義務，雖然對保護公司債權人有一定的好處，但其設計該義務的初衷往往出于保護現行的股東、潛在的股東和債券持有人的利益，而非出于保護公司債權人利益，而且這種信息公開披露的內容主要局限于公司的財務狀況。

此外，有限責任制度是公司法的基石，而有限責任制度對公司債權人利益保護存在先天不足。有限責任制度是商品經濟發展的必然產物，且隨著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發展和完善，到本世紀初，已成為現代社會最為普遍和典型的企業責任制度。有限責任制度的確立，被譽為是一次影響不亞于一場重大工業革命的公司組織形式的創新。有限責任制度克服了無限責任對企業發展的束縛，將股東個人財產與其投資而形成的公司財產分開，減少和轉移了投資風險，為更多的人創造了參與投資的制度環境和安全保障，從而刺激了廣大投資者的投資行為。然而，公司的有限責任制度并非完美無缺，對公司債權人利益缺乏有效保護就是其弊端之一。公司債權人與公司股東是兩種性質不同、權利義務有別、法律地位迥異的利益主體。在公司組織與經營管理中，公司股東相對于公司債權人來說，總是居于有利的地位。股東有權經營管理公司或監督公司運行而公司債權人無權介入，公司股東就有可能濫用公司人格，利用公司從事不正當的活動，從而損害債權人的利益；而當其管理不善致使公司虧損不能履行債務時，股東僅以其出資額為限承擔公司債務責任，公司資產不足以償付的部分債權額的損失則由對公司經營管理不善完全無辜的債權人承擔。而有權控制管理、可以避免虧損發生的股東卻不用承擔這種風險，這與股東享有的權利不對等，因而顯失公平，與社會公平正義觀念不符。

法律是協調利益關系的平衡器。公司制度發展的歷史過程中貫穿了多元利益的沖突與利益規制的均衡這樣一個反復互動的過程，公司債權人保護制度的完善正是公司法利益均衡理念的一個實證，公司股東利益與公司債權人利益的協調也遵循均衡——不均衡——均衡的發展軌跡，對股東、債權人等多元利益主體的保護方法和體系不斷完善，進而實現各相關利益主體之間利益的合理均衡?；诠痉ǖ睦嫫胶獾乃枷耄F代各國公司法不僅關注公司與股東、股東和董事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而且還關注公司雇員、公司債權人和社會公眾的利益，在對公司股東的利益提供法律保護的同時，現代各國公司法亦對公司債權人的法律地位表示強烈的關注。

公司債權人的保護始于公司設立之際，貫穿于公司營運之中，終于公司清算結束之時。

公司設立階段的債權人保護是公司法保護債權人利益的首道屏障，即在公司設立條件和程序上充分考慮可能出現的危及債權人利益的各種情形，并設計出相應的保障措施。從具體立法制度看，設立階段的債權人保護主要通過公司注冊資本額、股份認繳制度、股東出資方式與比例、發起人的責任等途徑而實現。

公司營運階段的債權人保護主要體現在公司法中的資本維持制度、資本不變制度、股份轉讓限制制度、董事責任制度、公司越權行為的處理原則、公司信息公開披露制度以及債權人對公司經營的制約機制如債權人會議制度、公司重整制度、債務和解制度等具體制度中。

公司清算結束階段的債權人保護是公司法中保護制度的最后一道屏障，它主要體現在公司因合并、分立、破產、解散等各種原因引起公司終止而導致清算程序時債權人享有的一系列特別權上，如公司合并或分立時債權人的責任制度、公司破產時債權人有優先于股東獲得清償的權利、適用公司清算規則、抑制公司在即將解散或破產前非法處分公司財產的行為制度、對公司清算中的欺詐易追究責任制度等。

二我國現行公司法律制度對銀行債權保護的缺陷

對公司債權人的保護，我國現行《公司法》在民法債權原理的指導下，結合公司制度特點，已設立了若干制度，如：公司財產合理處分制度、公司重大事項公開制度等。上述制度在保護銀行債權方面發揮了一定的作用，但就整體而言我國公司法對債權人的保護方面仍存在較多問題，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1、股東有限責任制度的異化、絕對化為企業的逃廢債行為提供了安全庇護。

有限責任是企業對外承擔責任的一般原則，成為世界各國公司法的共同規則。但由于我國公司法律制度中欠缺對公司股東有限責任的規制以及當代中國社會信用基礎和信用理念的薄弱，使得公司有限責任制度成為公司股東逃避法律監督的工具，甚至異化為一種法律難以追究股東責任的障礙，成為公司企業逃廢銀行債務、獲取法外利益的工具。

受立法缺陷的影響，在目前的司法實踐中，更是存在著將有限責任絕對化的傾向，即認為不管在何種情況下，股東的責任僅限于其出資額，而不管股東的欺詐行為給債權人造成了多大的損害。甚至在有確鑿的證據證明某個公司的股東利用另一個公司的名義隱匿資產、逃避債務的情況下，某些司法審判人員也不敢動用另一個公司的資產清償原公司所欠的債務，給債權人的利益造成了重大損害，也助長了債務人的逃廢銀行債權的氣焰，損害了社會正常的經濟秩序。

2、關聯交易規制的空白給銀行的債權保護帶來了被動和無奈。

近年來，隨著我國大型企業集團的相繼組建和國外跨國公司的大量涌人，關聯公司帶來的“公司問題”已日益突出。目前我國公司法等法律領域均沒有對關聯交易專門的、系統的規定，在從屬公司債權人的利益保護、從屬公司及其少數股東權益的保護、關聯交易及董事抵利益交易的規制等方面均是空白。在此情況下，我國目前的法人制度實際上是嚴格的股東有限責任，缺乏相應的制衡機制以規范控制企業利用關聯交易損害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從而使商業銀行在面對關聯企業客戶通過關聯交易侵害銀行債權時，難以找到真正合法有效的手段來維護自己的合法債權。實踐中關聯企業逃避銀行債權的種種表現，恰恰就是利用了現行公司法律制度的弱點。如某市一大型企業集團下屬十幾家子公司，通過關聯交易，企業的利潤常常被轉移到一家職工持股的、注冊資本僅為100萬元的一家子公司中，然后年年進行利潤分配，債權銀行對此束手無策，數千萬貸款均成為不良貸款。

3、公司合并制度中片面追求公司合并的效率，對債權人的利益保護不足。

我國現階段，在公司合并的實踐中銀行債權保護方面存在許多問題，債權人利益得不到適當保護，侵犯債權人利益的現象時有發生，尤其是在不少地方政府為了追求政績對一些公司強制性進行合并、組建大型企業集團時侵犯債權銀行利益的現象更為突出。造成我國公司合并中債權人保護方面存在問題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的還是立法方面的原因，即公司法律制度對公司合并中的債權人保護程序中存在的缺陷與不足。

4、未明確規定公司董事對公司債權人的責任，使公司債權人在受到損害時缺乏保護自己利益的手段。

董事在執行職務時是否就其過錯行為對公司債權人負責，公司法沒有規定。公司董事與公司債權人的關系可從兩方面來分析：一方面，董事在對外代表公司進行活動時，是否就其侵權行為直接對債權人承擔責任。我國公司法沒有規定，但依據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知公司董事的侵權行為就是公司的侵權行為，應由公司對債權人承擔責任，而董事免責。另一方面，董事在執行公司職務時，是否就其致公司的損害而對公司債權人承擔賠償責任，我國公司法也沒有規定。因此，董事損害公司資財的行為，公司債權人是無能為力，不能加以干預的，這勢必會侵害公司債權人的利益，因為它們削弱、動搖了債權實現的基礎。

5、債權人自治制度的缺陷及其對債權人的軟約束，加大了債權保護和債權實現的成本。

我國立法確立了破產債權人自治制度，但立法存在較多缺陷，我國公司法未規定公司重整制度，不利于在公司財產狀況惡化時，促進公司通過重整重新獲得再生，進而避免因公司破產而使債權人遭受更大的損失。同時我國沒有協調公司債權人的法律機制，以致使得公司財務狀況一旦出現惡化時，各債權人紛紛從自身本位利益出發，采取不同的債權保護措施，對公司的資產采取法律強制措施，甚至對對公司進行法律制裁，加大了債權保護和債權實現的成本，同時使得個別有可能化解暫時財務危機重新獲得發展的公司喪失時機，走向破產或清算，擴大了公司全體債權人的整體利益的損失范圍。

6．對公司清算制度的規定不完備，使公司債權人在公司需要清算時無法保全債權。

雖然公司法規定了不同公司的不同清算主體，但對清算主體在未按有關規定履行清算義務對公司進行清算時應付何種責任，并未明確規定，以致現在公司被關閉或解散時，其法定清算人置之不理或相互推委，法院在處理時，也最多只是要求清算人對關閉、解散公司進行清算而已，使得銀行在進行債權保全時追索無門，進行呆壞帳核銷時又因債務公司并未消亡而存在政策障礙，左右為難。此外，清算組在清理公司債權、債務關系時，如果發現公司在設立以后有從事欺詐債權人的行為，而公司債權人或清算人可否對此采取某種措施，我國公司法沒有規定。

7、對于不同行業的有限責任公司規定不同的最注冊資本額，使作為平等市場主體的公司債權人的利益不能得到平等有效的保障。

我國公司法第23條根據不同的公司類別規定不同的注冊資本最低限額。當然這種分類的立法本意在于強調不同經營性質的公司對最低資本額要求的差別性，體現區別對待，但其弊端也是明顯的，首先在于這種分類本身并無多大的科學性和合理性，其次更在于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企業越來越適應市場的需求而從事多種經營，很難再把生產與銷售、批發與零售等截然分開，最后在于作為平等市場主體的公司債權人的利益.由于受行業注冊資本額差別性的影響而無法得到平等有效的保障，從而減少了某些行業經營的風險，這勢必造成行業差別的擴大，不利于經濟的發展。

8、公司越權行為絕對無效的原則，使公司債權人的利益不能得到有效的維護。

我國公司法第11條規定：公司的經營范圍由公司章程規定，并依法登記。公司應當在登記的經營范圍內從事經營活動，而對公司債權人從事其登記的經營范圍以外的經營活動的處理原則未作明確規定，但依照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可知這種行為是越權無效行為。根據這一原則，勢必給公司債權人帶來以下后果，其一是，公司如果超越其經營范圍與公司債權人從事交易活動，其行為對交易雙方均無約束力，任何一方都沒有向對方承擔履行越權契約責任的義務。因而即便公司明知自己越權而仍然與債權人締結合同、從事交易，它也有權拒絕履行自己的義務，如果它已根據越權契約履行了自己的義務，而該義務的履行沒有給公司帶來預期利益，公司還可以提起越權無效之訴，從而使公司債權人的合理期待權因公司拒絕履行越權契約而落空；其二是，如果公司債權人沒有查閱公司章程或雖然查閱公司章程但未知公司越權，公司還可以以公司債權人有過錯為由而提起損害賠償之訴，從而使公司債權人的交易安全權因公司越權無效抗辯權的行使而被剝奪，因此嚴重地影響了公司債權人的利益。

三完善我國公司債權人保護立法，保護銀行債權的建議

由于我國公司法存在著上述不利于銀行債權保護的諸多缺陷，在實踐中損害銀行債權人利益的行為屢屢發生，嚴重地損害了公司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影響了信貸資產安全。因此，積極地借鑒國外公司法的成功經驗，完善我國公司債權人保護制度，已是當務之急。

1、建立公司法人格否認制度。

公司法人格否認(disregardofcorporatepersonality)是指法律原則上承認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各為不同的法律主體，各自僅以自身財產對其法律行為和債務承擔責任，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債務不承擔出資之外的額外責任；但當控制公司無度操縱從屬公司，從而使從屬公司實際上喪失獨立法人資格時，法律可以揭開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之間“面紗”，把控制公司與從屬公司視為同一法律主體，從而責令控制公司對從屬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

我國應正視現實和立法中的問題，通過修改公司法的途徑確立和完善法人格否認制度。不過，建立法人格否認制度，并不是無條件地否定從屬公司的主體資格和拋棄股東有限責任，而是在維持股東有限責任和規制股東有限責任的濫用之間尋求一種平衡。

2、建立對從屬公司債權人的保護制度。

我國的對從屬公司債權人的保護制度，應在建立法人格否認制度的基礎上，借鑒外國立法，建立以下制度：

（1）對于公司型關聯企業，可借鑒德國公司法采取提高法定盈余公積金、限制移轉利潤的最高數額、對損失進行補償及向債權人提供擔保措施等事前保護措施。

（2）借鑒美國“深石原則(Deep-rockDoctrine)”，確立非關聯債權相對于關聯債權的優先制度。即母公司對子公司的債權且該無論債權有無別除權或優先權，在子公司支付不能或宣告破產時不得主張抵銷，不能與其他債權人共同參加分配，或者分配的順序應次后于其它債權人。

3、完善公司重整制度、建立公司債債權人會議制度。

要完善公司重整立法，明確公司重整使用的對象、程序及重整機構等問題，促進公司財務狀況出現危機或暫時惡化時進行重整，避免債權人因公司破產而遭受更大的損失。

應借鑒國外立法，建立公司債權人會議制度。規定在公司財務狀況出現惡化或出現財務危機，或出現個別債權人對公司采取法律強制措施，公司全體債權人（包括公司債券持有人和公司普通債權人）的整體利益面臨威脅時，由公司或公司債權人召集債權人會議，決定有關公司債債權人利益的一切事項，監督公司的重大經營行為（包括但不限于資金運用、重大項目管理等），防止公司股東及公司成員濫用公司人格的行為。有關債權人會議召開、決議執行的費用以及受托人、代表人、執行人的報酬由債務公司支付。

4、規定董事對公司債權人承擔義務的原則。

應確立公司侵權時，公司和董事應該共同地和連帶地對公司侵權行為的受害人承擔侵權損害賠償責任，同時對第三人承擔損害賠償責任的構成也應借鑒以英美過失侵權責任制度為要件。構成過失侵權，需符合四個條件：（1）董事在法律上有承擔注意義務的情形，即法律對過失強加法律責任的情形；（2）董事粗心大意的行為，即董事未達到法律所確定的行為標準和范圍；（3）預見到其粗心大意的行為將對原告造成損害，即此種注意義務應由董事對原告承擔；（4）董事的粗心大意與原告的損失之間有因果關系。

5、完善公司合并中的債權人保護制度。

公司合并中債權人利益的保護應基于“對債權提供適度保護，平衡債權人保護與公司利益、合并效益”，采用事前防范與事后補救相結合的方式，在此基礎上對債權人利益保護范圍、強化債權債務概括繼承的原則，詳細規定統一的涵蓋一切企業合并的債權人保護程序；要明確公司未履行債權人保護程序、未對債權人清償或擔保時進行合并的法律后果，對債權人平等對待；引入資產收購制度，并高度重視債權人保護，規定在合理確定資產價格的基礎上，在被收購方獲得的資產對價及剩余財產不足以滿足履行對債權人的債務時，資產收購不得進行，以防止債務人非法轉移資產、處分資產，使債務清償落空，債權人利益受損。

6、強化公司清算主體的責任。

應在公司法中，明確清算人的義務，避免出現相互推委的現象，若清算人未履行法定清算義務，則應與債務公司對債權人共同承擔連帶清償責任。

此外，還應借鑒英國公司法的清算中的欺詐易追究責任制度制度，規定如果清算組在清理公司債權債務關系中發現不利于公司債權人保護的交易時，可以向人民法院，請求人民法院責令有關人員對公司債務承擔無限清償責任。

7、規定統一的有限責任公司最低資本額。

公司資本不僅是公司設立時必須具備的基本要件之一，是公司進行生產經營的物質基礎，而且也是公司債權人利益的最低財產擔保，公司的責任能力和范圍直接取決于公司資本的大小，所以依法確定統一的公司最低資本額是公司成為平等的交易主體的前提，也更有利于公司債權人的保護。而且各國公司法一般都規定統一的公司最低資本額，這也是公司法國際發展的趨勢。為了適應公司法現代化、國際化的需要，我國公司法應當采用國際通行的立法方式，規定統一的有限責任公司最低資本額。

8、確立越權行為相對無效原則。

公司越權行為絕對無效原則已被相對無效原則所取代，成為公司法上的一大發展趨勢，在現代公司法中，已很少有國家采取嚴格的越權行為無效的原則。為了保護債權人合法權益，我國公司法應當摒棄不利于公司債權人的公司越權行為絕對無效原則，確立越權行為相對無效原則，即：第一、公司越權并非絕對無效，在越權雙方對越權交易無爭議時，法律不應主動加以干預，只有經過一方當事人申請，人民法院審理撤銷以后，這種交易才為無效；第二、公司越權相對無效之抗辯只能由善意一方當事人，惡意一方當事人不得援引；第三、公司越權相對無效之抗辯只能為尚未依越權契約履行自己義務的一方援引，已依這種契約履行了自己義務的一方，不得援引。

9、合理設計債權人保護程序。

應借鑒韓國等國公司法中債權人保護程序的規定，在我國公司法中規定公司債權人保護程序，規定債權人利益受到侵害時行使權利的途徑、方式和方法、期限及其解決機構、解決方式等，使公司債權人利益保護的規定在實踐中具有可操作性。

四現行公司法律制度環境下銀行債權保護的建議

銀行的信貸業務工作尤其是信貸資產保全工作是絲毫松懈不得的，決不能消極地寄希望于立法的完善乃至完美、浪費時日，而應立足現行公司法律制度，正視立法及信貸業務實踐中存在的問題，積極地發揮主觀能動性，采取相應的措施，尤其是立足于采取事前防范措施，盡最大可能防范風險。

1、增強對關聯企業融資的風險意識。

目前，我國的公司貸款客戶背后常常存在一個或幾個關聯企業。雖然公司貸款客戶與其關聯企業在法律上是不同的法律主體，但由于公司治理結構的重大缺陷及關聯交易的普遍存在，實踐中公司貸款客戶與其關聯企業之間資金使用上常常并沒有明確的界限，十分混亂，公司貸款客戶的關聯企業尤其是控股股東占用公司貸款客戶資金的現象十分普遍。因此在向公司客戶尤其是存在關聯公司的公司客戶發放貸款時，要增強風險意識，不能孤立、片面看中企業集團中個別公司的經營狀況而忽視整個企業集團的風險。。

2、切實做好對關聯企業貸款的統一授信及貸款評審，包括關聯企業體系中與我行沒有融資關系的企業。

對關聯企業的風險進行控制首先在于對企業集團進行統一授信，將公司與其所有關聯企業作為一個主體來評審，避免其因資本或資產的虛增而導致的信用膨脹，從而降低企業集團的整體信用風險。統一授信時，不僅要考慮與銀行有融資關系的企業，而且要將與銀行沒有融資關系的公司的關聯企業納入授信評審時的范圍。因為企業集團通常會將所控制的所有企業納入統一管理的范圍，包括重大資金的運用、利潤的分配，在此情況下，如果銀行僅將與銀行有融資關系的企業納入評審范圍，勢必不能準確防范融資風險。

此外，需要指出，按現行統一授信制度，銀行主要將有股權控制關系及有同一法人代表的關聯企業納入統一授信的范圍。筆者認為，上述做法尚不足以防范關聯企業產生的融資風險。根據實踐，可以將納入統一授信的企業范圍予以合理擴大，建議參照國外公司法人格否認的法理，將雖不存在股權控制關系但事實上存在控制和被控制關系的企業納入統一授信評審的范圍，如存在資產混同、人格混同（人員、資金、財務沒有隔離）以及其他存在不適當控制關系的企業。

3、重視貸前調查。

鑒于目前公司法律債權人保護制度中存在的缺陷及現階段我國的社會信用狀況，貸前調查對于貸后管理以及可能進行的信貸資產保全工作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實踐表明，不少問題貸款的出現以及問題貸款的保全工作之所以被動或者收效甚微，與貸前調查工作的薄弱有很大關系。

基于上述分析，要充分重視貸前調查工作。就公司客戶而言，貸前調查工作除在現在常規調查的基礎上，要著重了解公司的治理結構是否規范（公司人員、資產、財務是否與公司控股股東分開等）；公司的業務運營模式、管理運作模式（尤其是財務管理模式）；公司的重大資產狀況及其產權歸屬；存在關聯企業的，要盡量弄清楚所有關聯企業間的關聯關系（包括但不限于股權控制關系）、關聯企業間的財務關系等。

目前銀行在積極開拓民營中小企業貸款市場，但民營中小企業普遍存在公司治理結構不規范，尤其是公司人員、資產、財務與控股股東常常不分，股東法律觀念、信用觀念淡薄等問題，因此對民營中小企業尤其注重對民營中小企業貸款的貸前調查，并根據不同企業的具體情況認真采取有針對性的措施防范貸款風險。

4、關聯企業貸款的要選擇合適的借款主體。

由于關聯企業背后常存在一個企業集團，而企業集團內部組織結構、法人治理結構不同，集團本部即母公司的性質也不同。銀行應根據母公司的不同性質，確定借款主體。

通常情況下，可以選擇從事核心業務或擁有獲利水平較高的業務的企業作為借款主體，也可以選擇控股公司作為借款主體，追索借款責任時可以通過追索控股企業，進而執行控股企業持有的從屬公司股權。

此外，鑒于母公司對成員企業的控制能力強，且母公司本身擁有核心資產或核心業務，可采取母公司統一融資方式。在合同安排上，由母公司與貸款行簽訂總的融資合同，同時要求實際使用借款的子公司或成員公司向貸款行出具承諾，明確同意接受總融資合同的約束，從而使母、子公司成為共同債務承擔人。此種方式相對于子公司借款、母公司擔保方式而言，其好處是貸款行對集團客戶授信控制更易于操作，同時從法律角度來說，一旦發生違約，貸款行可及時追索母公司，避免中間環節。

母公司對成員公司控制力不強，本身沒有核心資產或核心業務的，或本身為投資控股公司，本身凈資產很少，其對外投資大大超過《公司法》規定的50％的，應由符合借款條件的子公司作為借款主體。

5、擔保方式的選擇注重物的擔保，即使選擇保證，也要避免循環保證、超額保證，杜絕擔保的形式化。

關聯企業貸款時，選擇擔保時應以抵押、質押等物權擔保方式為主，即使選擇保證擔保，也應盡可能做好保證人的保證能力的審查，尤其是保證人的或有負債情況。同時選擇保證人時，應盡可能選擇控股公司（母公司），因為追索保證責任時可以通過追索控股股東，進而執行控股股東持有的從屬公司股權，要避免或杜絕為了形式上的完美或追求對制度的形式上的遵守而采取互相擔保或不考慮保證人保證能力的擔保。

即使母公司不直接提供擔保，也可以要求其出具安慰函，聲明：總公司知道該筆貸款，確保進行監督，使子公司正常發展以盡量歸還貸款，母公司在未通知銀行的情況下不會出售對子公司的股份，等等。同時在債權銀行和母公司同時對子公司享有債權的情況下，要求母公司承諾其對子公司的債權在受償順序上次于債權銀行。雖然母公司的上述聲明或承諾并不構成對子公司融資的擔保，但對于維持子公司的償債能力能起到一定的保障作用。

另外，對大多說民營中小企業來說，常常存在公司資產、資金運用同企業主個人財產、資金運用混同的現象，但法律上企業主個人和其企業又是不同的法律主體。為防范上述問題給銀行融資帶來的風險，可應考慮在向民營中小企業借款時，要求企業主個人或家庭以個人財產或家庭所有財產提供無限連帶責任擔保。

6、加強貸后管理，對關聯企業貸款貸后管理中將整個企業集團作為一個整體密切關注。

在貸后管理中，有關聯企業的，貸后管理中盡可能將整個企業集團作為一個整體。不僅要關注借款企業的經營狀況、財務狀況，而且要關注整個企業集團的經營狀況、財務狀況，尤其是控股企業的經營狀況、財務狀況。因為在控制和被控制關系存在的影響下，單個企業的經營狀況、財務狀況的惡化勢必影響、波及到整個企業集團。

此外，貸后管理中，要避免將貸后管理簡單化、等同于收息的做法。要切實將貸后管理制度落實到實處，尤其要注重對企業經營狀況、財務狀況的掌握、了解，關注企業的重大資產處置情況，關注企業經營管理體制的變化（包括但不限于企業改制），企業面臨的訴訟風險等。

7、貸款出現風險時，充分運用現有法律手段保護銀行債權，化解風險。

現行公司法律制度對債權人的保護雖然存在較多缺陷，但畢竟為債權人利益不斷提供了一些保護手段。銀行應充分運用這些手段，同侵害銀行債權的行為作斗爭，維護銀行權益。銀行可以運用的保護自身權益的現有法律手段主要有：行使代位權和撤銷權、申請執行被執行人的投資權益、申請變更和追加被執行主體、申請執行企業尚未支取的收入等。

然而遺憾的是，銀行的不少信貸人員尤其是基層行信貸人員不重視法律知識的更新，不了解法律賦予債權人的這些權利，因而也就更談不上運用這些手段維護自身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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