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備貨幣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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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的交易媒介、計價單位和價值儲藏這3種功能全部或部分從中國國內擴展到國外。中國自2008年底拉開人民幣國際化的序幕以來，人民幣國際化正一步步向前邁進。人民幣正在國際范圍內作為結算貨幣、投資貨幣和儲備貨幣使用。

1.人民幣作為結算貨幣的現狀

我國于2009年開展了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目前有206個國家與地區使用人民幣進行貿易結算和投資。2010年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為5063億元，2013年達到4.63萬億元，3年間增長了814%?？缇迟Q易人民幣結算規模的70%左右是跨境貨物貿易，30%是跨境服務貿易及其他經常交易?？缇池浳镔Q易人民幣結算額占同期對外貨物貿易額的比例從2011年的6.60%，上升到2013年的11.69%。香港在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中扮演著重要角色，自2009年第四季度至2013年第一季度，大約80%的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通過香港進行。有專家預計,到2015年之前，中國和新興經濟體貿易總額的50%，或者是中國全部對外貿易總額的30%將用人民幣結算，人民幣將成為全球第三大貿易結算貨幣。此外，環球同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2013年12月3日的報告顯示，從2013年10月份開始，人民幣已取代歐元，成為僅次于美元的第二大常用國際貿易融資貨幣。根據SWIFT的數據，在傳統貿易融資工具———信用證和托收的使用中，采用人民幣作為計價及結算貨幣的比率，已由2012年1月的1.89%，增至2013年10月的8.66%，市場占有率排行第二。美元排第一位，占81.08%的絕對多數，而歐元的市場占有率則從2012年1月的7.87%降至2014年10月的6.64%，排名第三位。

2.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現狀

自2010年10月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啟動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業務以來，該業務發展迅速。2012年跨境直接投資人民幣結算規模為2840.2億元人民幣，是2011年的2.56倍，2013年達5337.4億元人民幣，是2012年的1.88倍。其中，外商直接投資（F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占80%以上，中國對外直接投資（ODI）人民幣結算的比重不足20%。FDI人民幣結算額占F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12%升至2012年的36%，增長速度很快；ODI人民幣結算額占ODI總額的比重從2011年的5%升至2012年的6%，份額較小。香港的離岸人民幣市場業務發展迅速。香港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包括人民幣存款、人民幣債券、人民幣股權類產品和人民幣基金類產品。2009年之后，人民幣存款余額增長快速，經營人民幣業務的認可機構數目也快速增長。從全世界范圍來看，經營人民幣業務的金融機構從2011年6月的900多家增加至2012年8月的1萬多家。自2007年7月香港發行第一支人民幣債券以來，其離岸人民幣債券發展速度較快。如圖3所示，從2010年到2013年，人民幣債券發行額增長了224%。香港債券市場的發行幣種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港幣債券比重迅速下降，人民幣債券比重直線上升。2009年10月前，香港債券市場98%為港幣債券，到了2009年10月至2011年12月期間，港幣債券比重降至35%，人民幣債券比重高達52%。除了香港地區作為最重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之外，主要的離岸人民幣市場還包括倫敦、新加坡、中國澳門和臺灣地區等市場。2011年9月，英國財政大臣GeorgeOsborne和中國副總理共同宣布，倫敦將和北京共同協力發展人民幣業務。是年年底，倫敦市場上的人民幣交易量已經占到除中國內地和香港之外的全球離岸人民幣交易量的46%。中國以外的第一支人民幣債券是匯豐銀行于2012年4月在倫敦發行的，目前已有10余支人民幣債券在紐交所上市。人民幣離岸市場的發展取決于中國貨幣當局人民幣流動性的提供。通過和其他國家（地區）貨幣當局簽訂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除了維護金融穩定之外，中國貨幣當局還可以為境外人民幣市場提供流動性支持，促進跨境貿易人民幣結算和離岸人民幣市場的發展。2008年12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與韓國銀行簽署了第一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規模為1800億元人民幣，期限是3年。截止2014年4月，中國人民銀行共和24個國家（地區）的貨幣當局簽署30個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總金額達25932億元人民幣。

3.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的現狀

當前，人民幣的儲備職能尚處于萌芽時期。盡管如此，基于中國經濟幾十年強勁的增長勢頭以及人民幣的良好聲譽，一些國家如菲律賓、白俄羅斯、馬來西亞、韓國、蒙古、智利、委內瑞拉、柬埔寨、奧地利、日本、澳大利亞、南非、尼日利亞、坦桑尼亞等國選擇將人民幣資產作為該國的儲備資產。外國央行主要通過如下3個路徑來持有人民幣儲備資產：一是外國央行與中國人民銀行簽訂購買人民幣金融資產的投資協議；二是外國央行通過人民幣離岸債券市場投資人民幣資產；三是通過QFII渠道進行人民幣儲備投資。另一方面，中國也正在努力讓人民幣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IMF最近一次修訂SDR比重是在2010年，在2010～2015年間，SDR定價籃子貨幣由美元（41.9%）、歐元（37.4%）、英鎊（11.3%）和日元（9.4%）組成。該貨幣籃子并沒有真實反映當前全球貿易和經濟增長格局的變化。主席多次在公開場合強調要改革SDR貨幣籃子組成，使之更加公平公正。IMF的前總裁卡恩和現任總裁拉加德都歡迎人民幣加入SDR。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蒙代爾在2010年就指出，人民幣在SDR一籃子貨幣中應占10%的比重。除此之外，美國政府、俄羅斯、巴西和法國都支持人民幣加入SDR。鑒于此，為了減輕人民幣加入SDR的負擔，IMF專門制定了一套相對較易滿足的“儲備資產標準”，希望可以在下一次修訂時將人民幣納入SDR。盡管人民幣尚不是SDR籃子貨幣，人民幣外匯儲備量微不足道。但重要的是，人民幣已經是一些國家的外匯儲備資產了。有實證研究顯示，一國經濟總量（按實際匯率衡量）占全球的比重每上升1%，該國貨幣在國際儲備貨幣中的份額將上升0.55%。假設在10年之內，中國GDP全球份額上升10%（將人民幣可能的升值因素也考慮進去），那么人民幣在全球央行所持外匯儲備的比重將至少提高5.5%。所以，只要中國經濟增長速度高于全球水平，其他國家央行勢必會增加人民幣資產的比重，最終人民幣將成為重要的國際儲備貨幣，當然，這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

二、人民幣國際化與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改革

當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仍是美元主導的體系，也被稱為“美元本位制”，該體系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和不穩定性，亟待改革。其不公平性主要體現在美國等儲備貨幣發行國憑借儲備貨幣的地位獲取了巨大的利益，而作為非儲備貨幣發行國的廣大發展中國家則更多地擔負著該體系的巨大成本。其不穩定性主要體現在儲備貨幣徹底信用化之后，全球貨幣供應量失去了任何約束，美聯儲成為世界主流經濟體系物價水平的決定者，成為人類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通貨膨脹機器。對于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國際儲備貨幣的多元化，意味著美元的“過分的特權”有了一定的外部約束，意味著當人們對于美元作為價值儲存失去信心時，可以有其他外匯貨幣的選擇。從而能在一定程度上增進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公平性和穩定性。

1.人民幣國際化有助于緩解

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不公平性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一個很大的缺陷是其具有顯著的不公平性。表現之一是，對于外匯儲備的需求迫使發展中國家積累巨額外匯儲備，這相當于發展中國家以極低的利率（現在幾乎為零）向發達國家提供巨額貸款（2007年為2.7萬億美元）。發展中國家之所以積累外匯儲備，是基于3個因素的考量。第一，出口商品價格波動而導致的對外匯儲備的預防性需求。第二，一國面臨國際收支危機時，缺乏有效的“集體保險”機制（collectiveinsurance）。雖然IMF的緊急融資（emergencyfinancing）是唯一可用的“集體保險”，但是它的較高條件限制了很多國家申請使用該項貸款比例。在這樣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以求自我保險。第三，發展中國家面臨著強烈的順周期資本流動的壓力，在面臨著國際收支危機時，國內資本加速外流，加劇危機，所以發展中國家不得不積累外匯儲備來對付危機。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全球外匯儲備達11.86萬億美元，在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美元、歐元、英鎊、日元的占比分別為60.9%、24.5%、3.9%、4.0%。截止2013年底，中國外匯儲備額達3.82萬億美元，20年間增長了7300%。從橫向比較來看，2013年中國外匯儲備額是日本同期（全球第二）的3倍。2013年底，俄羅斯、韓國、中國香港、印度持有的外匯儲備額排名分別是第六、第八、第九和第十。中國持有的巨額外匯儲備大部分投資于低收益的美國國債，并且深深地陷入了“美元陷阱”（dollartrap）。即在美元持續貶值的情況下，中國如果繼續持有美國國債，則有價值縮水之虞；如果拋售美國國債，美國國債價格將大幅下跌，中國持有的美國國債也將大幅縮水。而與此同時，美國投資者在中國的直接投資和證券投資的利率較高。也就是說，中國以很低的利率把資金借給美國，同時又以很高的利率從美國借款，兩者之間的利率差其實就相當于將資源向美國轉讓。可見，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正在補貼著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美國，這體現了當前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巨大的不公平性。這種不公平性和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是分不開的。當前，由于人民幣不是國際貨幣，而美元是主導性的國際儲備貨幣，所以中國大部分對外貿易和金融活動不得不以美元作為計價和結算貨幣。同時，除了2012年資本和金融項目逆差168億美元之外，中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多年來保持金額巨大的雙順差，致使中國積累越來越多的美元儲備，導致中國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情況就會有所改觀。中國對外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就有一部分用人民幣來計價和結算。例如在進出口貿易中，用人民幣來計價結算，當貿易盈余時，中國貿易商手中持有人民幣，而非美元，從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在國際投資中，一部分中國對外投資和外國來華投資以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同樣的，當外國來華投資大于中國對外投資時，進入中國的是人民幣，而非美元，這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美元儲備積累的減緩將有助于減輕中國補貼美國這個不公平的現實狀況。此外，中國與東亞、東南亞各國經濟貿易聯系密切，并且中國為本地區提供最終商品消費市場的能力越來越強，在中國與本地區較多國家間的貿易收支關系中，中國屬于逆差國。隨著人民幣進一步國際化，中國進口商將越來越多地用人民幣從本地區各國進口商品和勞務，從而本地區各國通過與中國的貿易盈余，將積累越來越多的人民幣儲備，相應地減緩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這些東亞、東南亞出口導向型的國家和地區，例如韓國、中國香港、中國臺灣和新加坡等將在一定程度上用人民幣儲備來替代美元儲備的積累，從而也可減緩這些國家或地區補貼美國的不公平的現狀。

2.人民幣國際化將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

從歷史上來看，國際交易是以占主導地位的債權國家貨幣的使用為基礎的。由債務國，特別是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來主導國際貨幣體系是史無前例的。然而，當前美國這個最大債務國的貨幣———美元，卻恰恰就主導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這樣的體系是不可持續的，國際儲備體系將不可避免地進入多元化時代。當前這個體系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自1980年起就成為常態，而且金額持續擴大。并且，在2008年金融危機后，美國連續實施了四輪量化寬松貨幣政策，這些導致了美元在中長期內趨于貶值。在美元貶值的預期之下，私人機構開始拋售美元資產，但是由于害怕美元貶值導致其所持的美元資產即刻縮水，一些國家的中央銀行買入了私人拋售的美元資產。即使是這樣，越來越多的觀察家擔心，美國凈債務的積累會使得甚至連中央銀行也不愿意繼續積累美元資產，原因是擔心遭致美元貶值的損失。另一方面，在面臨著資本的順周期流動壓力、國際商品市場價格的波動性、缺乏“集團保險”機制的情況下，發展中國家又不得不持有越來越多的外匯儲備以加強自我保險。由于持有較多外匯儲備的國家在危機中所受到的影響相對要少，2008年金融危機又進一步強化了各國持有更多外匯儲備的行為。如果要滿足發展中國家對外匯儲備的巨額需求，美國不得不靠保持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來應對。但是，正如上一段所述，這是不可持續的，因為美國長期巨額的貿易收支逆差已經致使美元貶值，包括中央銀行在內的投資者將不再愿意繼續持有美元，從而，這個美元本位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基礎是不牢固的，也是極其不穩定的?，F在的問題是，如何解決“對于外匯儲備的巨大預防性需求與外匯儲備的有限供給之間的矛盾”？筆者認為，人民幣國際化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這一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第一，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中國就可以用本幣進行各種經濟、貿易和金融活動。尤其是，中國可以用本幣進行國際借貸，擺脫了“原罪”（theOriginalSin）問題。那么，中國對美元儲備的需求將大為減少，中國就從最大的儲備貨幣需求方轉變成了供給方，有利于協調儲備貨幣的供求矛盾，從而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二，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其他和中國經濟、貿易、金融聯系密切的國家在選擇外匯儲備貨幣構成時，就可以將人民幣作為其選項之一。而且，隨著中國更深地融入經濟、金融全球化中，人民幣作為其他國家的儲備貨幣的比重也會越來越大。從而，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緩解當前美元儲備供求之間的矛盾，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第三，人民幣一旦成為國際儲備貨幣，將打破當前美元和歐元的雙寡頭的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增進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之后，美元作為全球的主導貨幣，享有壟斷地位，既不受國際制度的約束，也不受其他國際貨幣的制衡，美元享有“超級特權”得以對其他國家進行財富“掠奪”和政治“脅迫”。歐元啟動后，歐元成為第二大貨幣，對美元構成了競爭壓力，在一定程度上制衡了美元霸權，而日元和英鎊不論是在全球外匯儲備中的占比，還是在全球外匯交易中的占比都很小，所以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事實上是一個“雙元寡頭”的體系。但是，美元和歐元的地位又是不對稱的，美元占據了主導地位。這可以從兩種貨幣在全球已公開的外匯儲備中的占比反映出來。截止2014年第一季度，美元和歐元的這一比例分別為60.9%和24.5%，可見，歐元對美元的制衡作用仍不足夠約束美元的過分特權。而一旦人民幣國際化了，國際儲備貨幣體系就有可能進入了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時代。這種體系的優點包括：其一，它為世界各國提供了3種可供選擇的清償工具，緩解了用一種貨幣充當國際貨幣而導致的“信心和清償力之間的矛盾”，還避免了兩極貨幣格局容易產生的“蹺蹺板效應”；其二，對稱的三元國際儲備貨幣體系為各國的外匯儲備提供了分散匯率風險的機制，使第三種貨幣成為另外兩種貨幣波動的平衡力量；其三，對稱的三元寡頭壟斷的國際儲備貨幣之間相互制衡，既競爭、又合作，有利于降低相互之間宏觀經濟政策的協調成本，也有利于維持國家金融市場的穩定。正如本杰明•科恩（BenjaminJ.Cohen）所說的，在多元的儲備貨幣體系下，美國將不能再濫用其“過分的特權”。一旦美元的主導地位被其他貨幣挑戰了，美國將不得不減少其對外國儲蓄的需求，從而減少將來發生危機的風險。

三、總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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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中國在世界經濟中舉足輕重的地位決定我國的匯率政策改革會受到多方關注。本文從微觀角度闡述了匯率變動對國際貿易、資本流動、利率、外匯儲備和國際經濟關系的影響效應，并綜合分析了匯率變動對經濟影響的決定因素，對中國應采取什么樣的匯率政策提出建議。

匯率是用一個國家的貨幣折算成另一個國家的貨幣的比率、比價或價格，它是以本國貨幣表示的外國貨幣的“價格”。匯率是一條重要的經濟杠桿，其變動對經濟產生重要而廣泛的影響。從短期角度看，一國宏觀經濟最為關注的就是就業水平、總產出水平和通貨膨脹率。

低失業、高產出和低通貨膨脹是一國宏觀經濟短期核心目標。一國宏觀經濟運行結果由總供給與總需求兩方面決定。在短期內，總供給的變動很小，因此，在著重于短期的宏觀經濟分析中，總供給常常不被納入視野。從構成部分出發，總需求被分為消費需求、投資需求、政府支出和凈出口四個部分。匯率變動對實體經濟運行產生的影響，主要體現在對上述四個部分的沖擊上。

一、匯率變動的經濟效應分析

1、匯率變動的貿易效應

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一國貨幣匯率下跌(對外貶值)，該國出口商品以外幣表示的價格下降，從而使外國對該國出口商品的需求增加，這將有利于該國商品的出口。同時，該國貨幣匯率下跌后，以本幣表示的進口商品價格上升，限制了該國的進口。貨幣的貶值起到刺激出口和限制進口的雙重作用。但這需要滿足以下條件：條件

一、“馬歇爾—勒納條件”和“J曲線效應”；條件

二、國內物價上漲程度小于貨幣貶值程度；條件

三、其他國家不同時實行同等程度的貨幣貶值和采取其他報復性措施。

用貨幣貶值刺激出口抑制進口，對西方國家的影響程度較大，因為西方國家出口貿易以制成品為主，匯率機制作用明顯，而且制成品的價格需求彈性和供給彈性普遍比初級產品大，世界市場在這方面的收入彈性也較大。而發展中國家出口貿易則以初級產品為主，匯率機制作用較小。

2、匯率變動的資本流動效應

對長期資本流動的效應：在其他條件不變的前提下，如果人們預計一國貨幣貶值是短暫的，那么，它可能吸引長期資本流入該國。因為它能夠使一定量的外匯兌換更多的該國貨幣，等量的外資可以支配更多的實際資源，從而在該國投資可以獲得更高的投資收益。若人們認為一國貨幣貶值是長期趨勢，那么，它對長期資本流動會起到相反的作用。從長期看，匯率上下波動可以部分地相互抵銷，所以，貶值一般對長期資本流動影響較小。

對短期資本流動的效應：貨幣貶值會導致短期資本外流。當一國貨幣匯率開始下跌時，以該國計值的金融資產的相對價值下降，人們會用該國貨幣兌換其他國貨幣，資本會大量移往國外，以防損失，引起大量資本外流。同時，貶值還會造成通貨膨脹預期，引起資本外流。

3、匯率變動對國內物價的影響

一國貨幣匯率下跌，會使該國物價水平上升；一國貨幣匯率上升，會使該國物價水平下降。

從進口角度看，一國貨幣匯率下降導致進口商品本幣價格上升，并使國內同類商品的價格上升。從出口角度看，一國貨幣匯率下降，首先會引起出口量擴大。在國內生產能力已經得到較充分利用的情況下，這會加劇國內的供需矛盾，使出口商品的國內價格上升。反之，一國貨幣匯率上升，則有助于抑制本國的通貨膨脹。

4、匯率變動的利率效應

匯率變動的利率效應是不確定的。匯率變動主要通過影響物價和短期資本流動兩條途徑影響利率。貨幣貶值會擴大貨幣供應量，引起國內物價水平上升，促使利率水平下降。一國貨幣匯率下降，往往會激發人們產生進一步下降的心理，引起短期資本外流。國內資本供給減少可能引起利率上升，如果人們預期匯率反彈，則它可能導致短期資本流入。

5、匯率變動對外匯儲備的效應

首先，就儲備貨幣的匯率變動來看，匯率變動會改變儲備貨幣的實際價值。要是某種儲備貨幣升值了，那么，持有這種儲備貨幣的國家就會增加收益，而發行該貨幣的國家則會增加債務；如果某種儲備貨幣貶值了，持有這種儲備貨幣的國家就會遭受損失。

其次，從長期看，儲備貨幣匯率變動可以改變外匯儲備的結構。匯率看漲的幣種，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會提高；匯率看跌的幣種，在外匯儲備中的比重會下降。

6、匯率變動對國際經濟關系的影響

在國際經濟關系中所使用的外匯主要是發達國家的貨幣。匯率變動是雙向的，本幣匯率下降，就意味著他國貨幣匯率上升，會導致他國國際收支逆差，經濟增長減緩，由此招致其他國家的抵制和報復，也掀起貨幣貶值和貿易保護主義。

二、匯率變動對經濟影響程度取決于以下因素

第

一、進出口占GNP的比重。其比重越大，匯率對國內經濟的影響越大。匯率對經濟增長的影響表現在當一國貨幣對外貶值時，其貿易收支得到改善，出口增加，此時若該國還存在閑置的生產資源，則其國內生產就會擴大，帶動國內經濟增長；反之，若一國貨幣對外升值，則有可能引起國內生產的收縮。

第

二、貨幣可自由兌換性。若該國貨幣可自由兌換，在國際支付中使用率較高，則匯率變動對該國經濟的影響較大?，F實中，國家都對其貨幣兌換做出一些限制，真正做到貨幣完全可自由兌換的國家是非常少的。一般來說，經濟越發達的國家，其貨幣完全兌換程度越高；經濟越落后的國家，其貨幣的可兌換程度越低。這一方面是因為，隨著一國經濟水平的提高，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的能力也越強，對貨幣兌換的要求也越強烈；另一方面，經濟較發達的國家，其市場制度也比較完善，對大量外匯流入和流出都有比發展中國家更強的控制能力和更多更有效的政策手段。

第

三、參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程度。一國對外開放程度越高，匯率變動對該國經濟的影響越大。一國對外開放程度不高，參與國際分工與合作的能力不強，那么匯率的變動就幾乎不能由經濟因素所決定，反過來匯率的變動也不會對該國經濟產生太大影響。

第

四、經濟發達程度。經濟發達，各種市場機制較完善，匯率變動對該國經濟的影響就大；若不發達，政府會對匯率和經濟進行管制，匯率的作用就小。政府對經濟運行的干預會改變市場機制的運行機制與運作過程，使匯率變動對經濟的影響復雜化。

三、完善中國匯率制度的政策建議

匯率制度改革的目的之一就是在國際市場上貨幣價格有預見性。只要匯率形成機制可以反映貨幣在國際金融市場上供求關系的變化，這種機制就是成功的政策。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方向是實行真正的有管理浮動匯率制，增加它的彈性和靈活性。從長期來看，應增加匯率的彈性，擴大匯率的浮動區間，逐步過渡到人民幣的獨立浮動。

1、改進人民幣匯率的形成機制，提高匯率生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將目前國內企業的強制結售匯制逐漸過渡到意愿結售匯制。當前，我國外匯儲備已經達到了相當的規模，推進人民幣結售匯體制改革的條件已經成熟，應逐步由強制結售匯向意愿結售匯過渡，從而使外匯市場供求能夠真正地反映企業的實際生產和經營需求，匯率能夠真正發揮市場機制的調控作用。新晨

2、改進和完善中央銀行的干預機制，減少央行干預外匯市場的頻率。目前，央行入市干預的交易日數超過總交易日數的70%，對銀行間市場敞口基本全額收購或供應，可以說主導了市場匯率的形成。擴大匯率波動區間后，中央銀行應減少市場干預頻率，除非當市場匯率由于各種因素的影響，形成趨勢性的、較長期的低估或者高估，并可能對經濟運行產生不利影響時，中央銀行方可入市干預。

3、培育外匯市場交易主體，增強外匯市場融資和避險功能。主要是：增加交易主體，培育更多有實力的商業銀行；增加外匯交易品種，開發市場避險工具；擴大銀行對客戶遠期結售匯業務并擴大交易范圍；引進交易商制度；改進小額外幣兌換金融服務，擴大市場交易主體，為金融機構防范自身或客戶匯率風險開展自主交易提供更多的制度便利，鼓勵金融機構進行產品和服務創新；加強對市場系統風險的監測和管理，維護外匯市場穩定運行。

參考文獻：

[1]杜進朝著：《匯率變動與貿易發展》，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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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外匯儲備；結構；激增；原因；對策

1.我國外匯儲備激增現狀

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始于20世紀90年代中期，1996年首次超過1000億美元，到2005年超過8000億美元，9年間增長近7倍。特別是近3年來，儲備增速進一步加快，每年新增儲備都超過4000億美元。2006年2月，我國外匯儲備規模首次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儲備大國。截至2011年第一季度中國外匯儲備規模達到3.0447萬億美元，排名全球第一，同時幾乎是排名第二的日本所擁有的外匯儲備的三倍。外匯儲備激增已經對宏觀經濟運行造成相當的負面影響，也使我們在對外經濟交往中處于被動，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

從表中我們看出，1978年到2003年年底，我國積累了4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然而自2004年到2005年，我國外匯儲備是8000多億美元，到2008年，已經達到19460.30億美元。也就是說，三年的時間里面，總共有11200多億美元的外匯新增。

2.我國外匯儲備激增原因分析

眾所周知，我國外匯儲備的快速增長離不開國民經濟持續快速發展，國家經濟實力、國際競爭力以及對外資吸引力的逐漸增強等，歸結起來可分為四個因素：

2.1 根本原因

從宏觀角度來說，我國外匯儲備規模快速增長的根本原因可從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來看。從國際層面來看，在當前全球分工格局下，以我國為首的發展中經濟體處于國際分工的中末端，承擔了大量的勞動、資本密集型產品的加工制造和出口轉移，從而在貿易創造和轉移過程中創造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同時，自2000年以來的本輪世界經濟增長周期中，我國等發展國家資本回報率優于發達國家，使得大量外資以戰略投資等渠道涌入國內，從而通過資本項目積累了大量外匯儲備。從國內層面來看，近年來宏觀經濟快速發展以及對外經濟交往的擴大是我國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內在原因，在此過程中以出口為導向、以引資為重點的對外經貿政策扮演了重要角色。

2.2 外部環境

世界經濟、金融一體化。隨著世界經濟全球化、一體化進程的深入，世界各國金融、貿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貿易額高速增長，資本流動速度加快，跨國公司規模不斷擴大、數量不斷增加在這種潮流下，我國享受到了國際分工帶來的好處。從國際貿易看，在不斷增加的世界貿易額中我國所占份額逐年增加。

2.3 直接原因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的原因分析從國際收支表來看，外匯儲備增長的直接原因可歸結為我國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長期的雙順差。資本項目順差主要是外商直接投資形成的，我國實行“走出去、請進來”的發展戰略，相關政策的優惠、投資環境的改善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投資者進入中國。資本項目順差是外匯儲備增加的主要來源，但這些債務性儲備穩定性較差，并且隨著美元的貶值趨勢，使得我國巨額外匯儲備蘊涵著一定風險。

我國近幾年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連續出現順差，并影響到我國外匯儲備余額的大幅增長。因為近幾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中有關項目的比例大體一致，所以下面僅以2010年的國際收支平衡表為例說明影響外匯儲備的主要因素。

從上表可知2010年我國經常項目與資本和金融項目都發生了雙順差，并且資本和金融項目的差額遠遠低于經常項目的差額。經常項目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貨物貿易，而服務貿易出現了逆差。服務貿易的逆差說明我國服務業國際競爭力差，尤其是在運輸、保險、專有權利使用費和特許費等項目的逆差比較嚴重。在資本和金融項目的順差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金融項目，并且該項目當中的直接投資所占的比重是較高的。因此我們可以說在我國外匯儲備變動中發揮最主要作用的是直接投資，尤其是外國在華的直接投資，也就是說我國的外匯儲備當中很大一部分是由債務性儲備所構成的。

2.4 制度原因

首先，我國外匯管理制度改革促使外匯儲備的增長。1994年初，我國取消了外匯留成制度，實行強制結匯和有條件售匯制度。強制結匯制度使得居民和企業所創造的外匯必須出售給國家，使外匯資源集中于央行，從而促使外匯儲備規模增加。其次，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可自由兌換制度也促使外匯儲備規模迅速增長。1996年，我國實行人民幣經常項目下完全可兌換，這一制度使企業在經常項目交易下，可自由兌換外匯，進一步促進了進出口貿易的發展及經常項目的持續順差。

另外，人民幣匯率制度也促使我國的外匯儲備規模急劇增加。在2005年7月匯改之前，我國匯率制度名義上是盯住美元的管理浮動匯率制，但實質卻是固定匯率制，出于維持匯率穩定的需要，央行被動地動用吸收外匯儲備，從而加劇儲備的增長。在匯改之后，人民幣實行有管理的浮動制度，匯率浮動區間有所擴大，部分緩解了外匯儲備快速增長的壓力。但在當前匯率制度下，人民幣的持續升值預期增加了人民幣需求，在套利因素驅動下，大量外匯通過多種渠道涌入國內，反而加大了外匯儲備增長壓力。

3.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管理與營運的對策

我國外匯儲備增長較快和儲備規模較高，意味著經濟資源的巨大浪費，長期如此，對我國經濟發展有害無利，必須采取科學合理的措施加以解決。在當前條件下，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應從兩方面著手：即一方面要采取措施解決外匯儲備的超常增長，另一方面要提高現有儲備資產的運用效率，兩者不可偏廢。

3.1 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

當前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減少外匯資源的低效和浪費，減輕其對我國經濟發展的不良的影響，是我國最明智的選擇。關于如何保持合理的外匯儲備存量，一般來說，可以確定一個下限和上限。即根據一國經濟發展水平，保證該國最低限度進出口貿易總量所必需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下限；同時，充分考慮該國經濟發展最快時，可能出現的對外支付所需要的外匯儲備來確定上限；下限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臨界制約點，而上限則表明該國擁有充分的國際清償能力。在上限和下限之間，形成一個適當的外匯儲備區間。

3.2 適度調整外貿、外資和外債政策

在對外貿易方面，傳統的出口指標、導向、激勵機制需要調整，要改變出口量多、價低、靠出賣資源和廉價勞動力比較優勢換來短時發展的局面。不要再過分追求外貿順差，做到進出口基本平衡即可。在引進外資方面，改變“招商引資是政績的做法，做到“適度引進”，取消各種引資優惠政策和考核量化指標，減輕地方政府的壓力，并提高外資進入我國的“門檻”，歡迎高新技術的外資進入我國，堅決杜絕資源消耗大或污染密集產業的外資進入我國。在外債方面應嚴格控制，以使用國內外匯資源為主，數據來源將國家外匯儲備充分利用起來。唯有這樣，才能真正實現內外部均衡，促進我國經濟快速、健康的發展。

3.3 嚴格控制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的流入

國家外匯管理部門要制定行之有效的管理策略和辦法，切斷熱錢進入我國的渠道及方式。要強化對貿易、非貿易、外商投資、外債、地下錢莊的外匯管理，要加強各類外匯流入的真實性審查，特別是對于熱錢容易進入的渠道更要重點布防，嚴加盤查，發現問題及時查處，決不能姑息養奸，任其自由。外匯銀行要加強與外匯管理部門的配合，要充分認識到國際短期投機資本（熱錢）對一國經濟金融的危害性，協助外匯管理部門做好“把關”除此而外，外匯管理部門還要與海關、公安、司法、商、稅務等部門加強聯系，形成合力，時刻注意國內外熱錢的一舉一動，堅決打擊國際熱錢的投機套利，護我國經濟金融的安全。

3.4 建立外匯“雙藏”機制

在發達國家，國家的外匯儲備和企業、民間持有的外匯都非常多。而我國存在的問題是，國家外匯儲備的池子過滿，而企業、民間持有外匯的池子幾乎是空的。其中居民外匯儲蓄存款在2003年為855億美元，2004年802.37億美元，2005年大約仍然是800億美元左右；比居民外匯儲蓄更慘的是企業外匯存款，連續多年徘徊在700億美元左右，而此間我國對外貿易額早就翻了幾番。這一點外匯存款僅僅相當于日本的一家基金公司。目前國家已經開始放松外匯管制，允許符合條件的企業和個人持有一定的外匯，這是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可以利用此契機，建立“藏匯于企業”“藏匯于民”的外匯“雙藏”機制，改變原有的“藏匯于國”的策略，鼓勵企業和居民持有外幣，讓企業、民眾與市場分擔匯率風險，改變國家被動吸納外匯導致儲備大幅增加的被動局面。

3.5 促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

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采取相應的戰略逐步讓人民幣融入到國際儲備貨幣體系中去，打破現在美元、歐元主導下的西方世界的儲備貨幣格局，建立多極的儲備貨幣體系，則是我們應當追求的，也是可能實現的目標。在這個過程中，應當采取中國一貫的漸進性策略，首先讓人民幣在與文化相近、經貿關系更緊密的周邊國家和地區成為主要的結算貨幣后，再讓它成為這些國家的儲備貨幣之一。其次，則是應當發展以人民幣計值的、開放的國際資產市場，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更多的人民幣金融資產選擇。只有這樣一個階段，我們才不會再為外匯儲備的多寡而傷腦筋。

4.結束語

巨額的外匯儲備增加了我國抵御國際金融風險的能力，提高了我國的經濟地位。但是持有如此巨額外匯儲備不僅成本是巨大的，并且還需要應對由此而產生的各種不利影響。因此我國必須及時的采取適當的有效措施，加強我國外匯儲備的管理，確定合理的外匯儲備規模，在充分發揮巨額外匯儲備帶來的優勢基礎，對其產生的不利影響加以調整，進行消化吸收，從而提高我國國際競爭能力，更快的促進我國經濟的發展。進而在此基礎上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爭取早日使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從根本上解決我國外匯儲備帶來的問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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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鄭艷娜.山東縣域金融發展研究[D].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01).

[3]郭娜.完善我國外匯儲備積極管理研究[D].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01).

篇4

2、2017年度申報設置列入專家考察高等學校的公示。進入公示名單的高校共49所，分為四個類型：新建本科院校21所，如湖北省新建三峽航空學院；學院更名為大學16所，如成都學院更名為成都大學；獨立學院轉設更名為獨立設置的民辦本科院校6所，如江漢大學文理學院獨立后轉設為武漢文理學院；同層次更名3所，如鄭州成功財經學院更名為鄭州商學院。

3、隨著人民幣儲備貨幣地位逐漸被認可,已有超過60個國家和地區將人民幣納入外匯儲備,人民幣正在成為全球外儲“新寵”。未來,國際市場上或將出現人民幣、美元及歐元“鼎足之勢”。

4、2017年上海市國民經濟運行情況，全年上海市生產總值完成30133.86億元，首次突破3萬億元大關；同比增長6.9%，增速與上年持平。總量數字之外，上海經濟發生的深刻變化，展示出區域發展的新動向。

5、海南航空已于2017年12月試行推出“客艙運輸寵物”產品服務,目前仍處于試運行階段,收費標準為統一收取800元人民幣/航段/每只寵物。

6、由于中國消費者不買賬，凱基證券分析師郭明錤將蘋果公司iPhone X手機在整個生命周期內的出貨量預期下調23%。

7、2017年，中國超過韓國成為世界第二大液化天然氣（LNG）進口國。數據顯示，中國在2017年共進口了3789萬噸LNG，同比猛增了48.4%。

8、俄羅斯農業部的數據，本農業年度，從2017年7月1至2018年1月10日，俄羅斯已出口糧食2799萬噸，與上個農業年度同期的2075萬噸相比增長34.9%。

9、福布斯實時富豪榜的數據顯示，股神沃倫路巴菲特與微軟公司創始人比爾路蓋茨的身家差距在縮小，巴菲特身家有望超過蓋茨，升至全球第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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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國際貨幣體系;最優貨幣合作;可行性

一、次貸金融危機暴露出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足

從2007年的次貸危機到2008年的由雷曼兄弟倒閉而拉開序幕的全球金融危機,這場從華爾街蔓延開來的金融災難席卷全球,其傳播范圍之廣,破壞力度之大,出乎世人之所料。金融危機很大程度上是由美聯儲的政策造成的,但從根本上來分析,是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諸多缺陷導致了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規模爆發。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存在著一系列的缺陷:

首先,特里芬難題尚沒有得到完全的解決。多元化的國際貨幣體系將原有的矛盾進行了分散化,保證了提供國際清償力的穩定性,其實未從根本上解決特里芬難題。貨幣發行國在順差國和逆差國之間選擇的矛盾仍難以解決。

其次,美元本位貨幣地位造成匯率在調節國際收支方面的失效,導致全球失衡日益加劇。美元充當國際儲備貨幣、交易貨幣和結算貨幣,非國際貨幣國家為了防范風險和維持匯率目標不得不被動持有美元儲備資產。世界各國對美元儲備資產的需求,使美國有條件保持資本和金融項目的持續順差和經常項目的持續逆差,并成為全球最大的債務國。

再次,國際儲備貨幣發行缺少必要的約束是導致流動性泛濫和各國貨幣關系不穩定的重要因素。在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下,美國可以完全根據自身利益的需要發行美元,為了獲取通貨膨脹稅和鑄幣稅收益,美國有動機不斷擴大貨幣發行,這是導致流動性泛濫的重要原因。此外,沒有國際收支平衡的制約,缺乏必要的貨幣發行約束,作為國際本位貨幣的美元匯率就沒有最基本的均衡價值基礎,成為導致各國貨幣關系無序調整和波動的重要因素。

二、推行區域貨幣的趨勢愈發明顯,亞元區的建立面臨多重困難

由于全球金融危機的大規模爆發更加凸顯了現行國際貨幣體系的不足,對現行國際貨幣體系進行改革的呼聲越來越高,包括了建立超貨幣,建立一個多元化國際貨幣體系和推行區域性單一貨幣的諸多設想。在全球金融一體化的背景下,貨幣區域化的趨勢越來越明顯,歐元的成功啟動和中北美區的貨幣合作以及拉美國家的美元化是這種趨勢的具體表現。作為全球經濟的重要一極,亞洲各國亦有必要加強地區內的金融協調與合作,亞洲區域貨幣面臨著重新整合的必要和趨勢。

由于亞洲是目前全球經濟多樣性最明顯的地區之一,各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產業結構等方面都存在巨大差異。從經濟總量看,中國、日本居首,“四小龍”次之,東盟國家最弱,總量相差極為懸殊;從經濟體制上講,既有完全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如日本、韓國和新加坡,又有處于轉型期的國家,如中國、越南、緬甸等,還有新興市場國家,如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菲律賓、泰國等;各國經濟國和日本有比較健全的產業體系,有些國家的產業結構則不健全、不完善、相對單一。除日本、香港、新加坡外,其他國家國內金融市場不發達,需要進一步加強金融市場建設。亞洲金融市場規模較小,沒有統一的監管體系,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的金融機構中存在大量的壞帳和死帳。經濟上的巨大差異增大了亞洲各國貨幣合作的難度。

因此,從現實條件來看,整個亞洲在構建最優貨幣區方面還欠缺許多重要條件。但在建立亞洲區域貨幣體系的過程中,可以先進行較小的局部區域范圍內的貨幣一體化嘗試。經過初步細分可以發現,東亞地區基本上存在著三個“經濟平臺”,即ASEAN(東南亞國家聯盟),由中國大陸、臺灣地區和港澳地區組成的“中華經濟圈”,以及日韓的“東北亞經濟圈”等。通過這三個“經濟平臺”的貨幣合作,探索出貨幣一體化的運行模式,從而再將貨幣合作推向整個亞洲,推出真正意義上的亞元區。

三、從最優貨幣區理論分析在亞洲三個“經濟平臺”內進行貨幣合作的可行性

蒙代爾在1961年發表的論文《最優貨幣區理論》中,首次提出將世界經濟劃分為若干個貨幣區,每個貨幣區內實行固定匯率制度或使用同一種貨幣,對區外實行浮動匯率制度的“最優貨幣區(Optimal Currency Area,OCA)”理論。根據蒙代爾及其后學者對最優貨幣區成員國應具備條件的研究,應具備的條件包括:(1)生產要素自由流動;(2)經濟高度開放;(3)經濟多元化;(4)通貨膨脹偏好相似;(5)政策一體化;(6)金融一體化。本文將從亞洲三個“經濟平臺”中的各國經濟一體化的程度以及各國經濟發展發展水平的相似性和對外部沖擊的適應性兩方面來考察三個子區域內進行貨幣合作的可行性。

(一)區域內貿易結構

1.對外經濟開放度。衡量對外經濟開放度的傳統方法是計算一國對外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隨著跨國投融資規模的日益擴大,衡量一國對外經濟開放度還應充分考慮該國貿易、投資、金融等方面與世界經濟融合的程度。本文采用“綜合開放度”指標進行衡量,綜合開放度=1/3×(國際貿易比率+對外和外來直接投資比率+對外金融資產負債比率),據此計算的三個“經濟平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2007年綜合開放度如圖所示。

(從表中可以看出)東亞地區綜合開放度水平較高,其中中國香港和新加坡作為地區貿易、金融中心,對外開放度很高;中國、日本、柬埔寨、印度尼西亞的綜合開放度較低。表中還顯示,亞洲“ 四小龍”及東盟各國基本屬于開放經濟,對外開放度水平較高,表明這些國家經濟對匯率波動十分敏感,有必要推進區域貨幣合作。

2.生產要素流動性。在中華區內,由于共同受到的都是華夏文明的熏陶,在語言、文化方面完全沒有障礙,中華區內的勞動力要素流動性較高。東盟各國大多處于經濟起飛與發展階段,存在大量農村勞動力可向城市轉移,并且工會力量弱小,工資價格彈性高。各國處于社會穩定的考慮,往往對勞動力流動設置較多限制。各國語言、法律、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差異對勞動力流動的限制較多。上述因素的作用下,東盟勞動力要素流動性很低。日本和韓國的勞動要素的流動性較之東盟區而言高一些,明顯低于中華區。

(二)經濟發展水平的相似性和對外部沖擊的適應性

經濟發展水平趨同是區域貨幣合作的基礎,雖然亞洲國家特別是東亞各國之間總體經濟發展水平差異正在逐步縮小,但在關鍵指標上仍存在較明顯差異。

工資價格彈性:一般而言,工資價格彈性較高,對外部沖擊的調整能力較強,區域貨幣合作就越容易實現。東亞地區的情況決定了該地區有較高的工資價格彈性。首先東亞工業化過程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大量轉移,這在滿足對勞動力巨大需求同時,也保證了勞動力市場的充分彈性;其次東亞國家一般沒有制訂最低工資法、就業保障法等法規,工資水平基本由 勞動力供求決定;最后亞洲國家工會力量與歐美相比十分弱小,失業保險制度也不健全,導致工資剛性不強。在亞洲三個“經濟平臺”中,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工資價格彈性都較高,有利于“經濟平臺”內各個國家和地區的貨幣和匯率合作。

表52007部分東亞國家的主要經濟指標

四、結論

本文的分析表明,在中華區,區域內貿易水平,對外開放程度,生產要素流動性和工資價格彈性都較高,可以考慮在該區域內進行貨幣和匯率的合作。在東盟區內,區域內貿易水平,對外開放程度,工資價格彈性雖然都較高,這些特征符合了構建最優貨幣區的基本條件,但在生產要素流動性,經濟發展水平相似性方面,卻相差很大,尚未具備建立最優貨幣區的基本條件。在日韓區,雖然經濟發展水平相差不是很大,對外開放程度亦很高,但區域內貿易水平,生產要素流動性方面也尚未具備構建最優貨幣區的基本條件。為了實現亞元區的成功建立,在東盟區內,只有逐步提高生產要素的流動性和部分較為落后的國家和地區加快國家的經濟發展步伐,減小區域內國家和地區之間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才能實現區域內很好的貨幣合作。日韓區亦需要加強區域內的貿易合作,方能使構建亞元區的設想更向前邁進一步。

參考文獻

[1]趙錫軍,李悅,魏廣遠.亞洲貨幣合作:理論與可行性研究[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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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人民幣 國際化 SWOT 分析

中圖分類號：F830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6）09-032-02

一、引言

隨著中國經濟30多年的飛速發展，我國已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并躍居第一貿易大國的位置，目前人民幣已成為第六大國際支付貨幣，在國際結算的地位日益提高。當前我國經濟增速下滑步入平穩增長的新常態，再加上國際經濟環境的影響，要想最大限度實現人民幣國際化依然任重道遠。在當前經濟形勢下，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經濟帶來更多的機遇與挑戰，因此本文將對當前經濟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進行SWOT分析，對于人民幣國際化的推進也將有重要的意義。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內涵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定義

貨幣國際化是指一種貨幣不受國別限制，在國際貿易與資本流動中具備貨幣的一般職能。因此人民幣國際化，指的是人民幣在國際貿易流通和國際資本流動中行使流通手段、價值尺度和貯藏手段等貨幣職能，成為國際社會廣泛認可并使用的貨幣。人民幣國際化程度與把人民幣作為儲備資產的國家數量成正比，儲備國家越多，國際化程度也相應越高。世界上已經有40多個國家的央行投資人民幣，將人民幣作為儲備貨幣，未來還有更多國家的央行會采取同樣措施，這體現人民幣國際化進程的推進以及其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基本條件

人民幣能否國際化的首要條件是我國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我國自2010年起GDP總量一直位居世界第二，成為第二大經濟體，同時世界上很多國家在對中國貿易中處于順差地位，因此持有大量人民幣。除此之外，一種貨幣的國際化還取決于該國貨幣是否具備合理的利率與匯率水平以及資本項目是否具有完全可兌換性。

一是利率與匯率的合理性。2015年10月份央行降準降息，放開存款利率上限，意味著我國離利率市場化的目標更近一步。而受美國經濟回暖以及美聯儲加息使美元有升值預期，以及英國脫歐導致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相對下跌，使人民幣在一定程度上有貶值壓力。面對國內外多重挑戰與經濟下行壓力，自去年8月以來，我國央行動用將近5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來支撐人民幣匯率，以縮小人民幣匯率的波動區間，維持人民幣幣值穩定。二是資本項目的可兌換性。目前我國的經常項目已實現可兌換性，但資本項目仍存在許多管制。在我國除了外國直接投資（FDI）能自由流動外，短期資本流動的管制還未完全放開。因此人民幣還未實現自由兌換，還不能被國外居民與非居民廣泛認可。

三、當前經濟背景下人民幣國際化的SWOT分析

（一）人民幣國際化的優勢分析

1.不斷增強綜合經濟實力是人民幣國際化強有力的保證。一是日益壯大經濟規模。人民幣將于今年10月份加入SDR，而加入SDR貨幣籃子的必要條件之一是“發行貨幣的經濟足夠重要”。2014年起我國GDP已經突破10萬億美元大關，去年我國經濟繼續保持穩步增長勢頭，GDP總量達到67.67萬億元。二是充足的外匯儲備。我國的外匯儲備排名在2006年已經上升至世界第一，2015年我外匯儲備為3.33萬億美元，依然位居世界第一，約占全球外匯儲備總量的三分之一。充足的外匯儲備有利于維持幣值穩定，幣值穩定是一國貨幣是否被人廣泛接受的前提條件。

2.“一帶一路”戰略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隨著“一帶一路”戰略的開展，我國資本對外輸出規模增加，到去年7月份為止我國非金融類FDI已達7098億美元，再加上金磚國家開發銀行和以中國為首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的組建，為我國資本輸出的資金提供強有力的支持。這不僅提升了中國的國家影響力和權威性，而且也大幅推進人民幣國際化。

（二）人民幣國際化的劣勢分析

1.人民幣國際化內部劣勢。首先，我國出口貿易規模逐漸壯大，但大都依靠成本低廉的優勢，缺乏一定的技術創新，無法在國際貿易上提高自身地位與話語權，導致人民幣無法在國際貿易中廣泛使用。其次，我國經濟增長方式處于變革期，過往依靠投資與出口拉動經濟存在很大弊病。在投資上多以政府投資為主，造成現在產能過剩，產業結構不合理的結果，而對外依存度太高也導致我國經濟容易受到外部市場影響，因此若貿然放開資本項目管制會導致國際資本大量流入本國，會嚴重沖擊我國實體經濟。

2.人民幣國際化外部劣勢。借鑒日元與歐元國際化的經驗教訓，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定受到美元的沖擊，美國自次貸危機后，連用幾次量化寬松貨幣政策以使美元貶值來刺激美國經濟，這必然使人民幣相對升值。而這兩年美國經濟開始回暖，美聯儲又動用加息政策影響市場預期，使人民幣相對美元貶值?？梢娒绹慕洕弑貢绊懭嗣駧艆R率，同時也會滋生國際投機者通過投機炒作人民幣的行為。目前我國尚未完成匯率市場化，但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中，將使人民幣面臨更多國際市場的沖擊，承擔更多的風險。

（三）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機遇

1.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我國實體與金融經濟。人民幣國際化不僅使我國獲得更多的鑄幣稅收益，而且將提高我國的實體與金融經濟的運作效率。人民幣國際化后，有利于穩定人民幣幣值，同時在對外貿易時可以用人民幣計價，將大大降低我國在國際貿易中面臨的匯率風險。同時，交易成本的降低也會促進國際資本流動，并為我國居民和企業在對外交往中更加便利與順暢。

2.人民幣國際化有利于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人民幣國際化后，我國能影響世界貨幣的發行，因此可以運用貨幣政策影響持有人民幣儲備資產的他國經濟，同時我國經濟的運行狀況也將對這些國家與地區產生重要影響。此外，人民幣成為國際貨幣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將提升我國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增強我國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

（四）人民幣國際化面臨的挑戰

人民幣國際化也將給我國帶來更多的風險。人民幣國際化意味著資本項目的完全放開與人民幣的自由兌換，我國金融市場的發展尚處于初期，金融體系還未健全，放開資本項目管制將導致國際資本能大量流進流出本國，從而影響我國的國際收支平衡，導致幣值不穩，增加匯率波動風險。此外，人民幣國際化將使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更加緊密，國際金融市場上的風險也更容易影響我國金融市場，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穩定造成一定的影響?？梢姡嗣駧艊H化并不能一蹴而就，若過早過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將會導致我國經濟更不穩定。

四、結語

通過探究人民幣國際化的優劣勢以及機會與挑戰，可以看出人民幣國際化對我國而言是利大于弊，因此我國應借鑒美元、日元、歐元等貨幣國際化的經驗，利用自身日漸壯大的綜合經濟實力，借助“一帶一路”戰略的實施，通過金融體制改革積極推動人民幣的國際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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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國際政治經濟秩序 中國 人民幣 國際化

一、序言

“和平與發展”是當今時代的主題，隨著發展中國家多年來的努力，以及全世界期盼和平發展的正義力量的大力支持，使得在建立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問題上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尤其是以發展中國家中國，日益在國際貿易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美國金融危機凸顯了“美元獨大”的國際金融貨幣體系的弊端，隨著中國經濟在國際政治舞臺上的作用不斷增強，為人民幣邁向國際化征途提供了可能性。但是，當前人民幣國際化尚處于初始階段。在努力成為國際結算貨幣的征途中，人民幣匯率必須保持穩定性，這不僅有利于中國經濟平穩發展，也符合廣大投資和貿易主體的利益。作為新興經濟大國，中國在推動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進而促進人民幣國際化方面，面臨新的復雜局面，同時也迎來前所未有的廣闊前景。

二、人民幣國際化是促進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關鍵

在當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經濟不平衡”這一觀點成為了西方經濟學輿論中的主旋律，尤其是人民幣邁向國際化對美元所造成的巨大沖擊以及對國際政治經濟格局產生深刻的變革。

在美國金融危機發生一開始，就有人說這是東方國家和西方國家之間因儲蓄和消費不平衡所導致的金融危機。然而當危機結束的時候，又有人站出來說導致這次危機發生的不是消費與儲蓄的不均衡而是債權國所持的現金與債務國不均等，并認為因為亞洲國家接受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深刻教訓，所以能夠阻止現金流回到債務國，因此能夠大量儲存硬通貨以防萬一。通過這一事例我們可以看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那就是從長遠角度來說，沒有哪個國家愿意依靠別人的錢來管理自己的財富，如果這個國家對國際經濟發展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已經有很多西方著名的經濟學者們開始意識到，要想解決國際金融結構不平衡的問題，關鍵是要讓人民幣開始國際化的道路。因為只有實行人民幣國際化，才能夠在世界上建立一個真正的多元貨幣結構去真實反映國際經濟力量的分布，并取代已經跟不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發展的美元貨幣體系。

雖然西方學者的理論有一定的道理，但沒有一個西方經濟理論可以能夠合理解釋中國現在的經濟現實。因為當今我國的經濟規模和政府管理同市場經濟之間的能動關系、內在的政治穩定、精英選拔的體系、勞動力的充沛、市場的深度和廣度、強調教育的傳統、文化的凝聚力、重視和諧的社會底蘊等，這些因素綜合起來所產生的動能，遠遠超出了歐美經濟理論的解釋能力。

如今，2012年中國已經是世界上第二大經濟國。擁有如此強大的經濟實力完全可以讓人民幣為國際貨幣充當后盾。因為人民幣有統一的政治實體、金融體系、貨幣方針、財政政策、資本市場，甚至統一的軍事力量做其后盾。僅從這些條件來說，人民幣比世界上任何一種貨幣都更具有優勢。

任何一種貨幣在成為國際貨幣之前，都需要經過一場斗爭。這需要該貨幣自己去努力實現而不是等到被別人認定之后再開始努力，否則，這一天永遠不會到來。用人民幣發放債務和進行貿易結算都是很好的開端。盡管起步會是很艱難，但萬事起頭難，但是人民幣的確有它代表的經濟實力，那么，只要堅持就會有逐步扭轉局勢的可能性。人民幣只有成為國際貨幣，國家的經濟實力和水平才能不被以美國及美元所代表的金融霸權秩序約束。

有人會說，如果人民幣沒有自由交易的市場，那么人民幣就不可能實現國際化。人民幣在國內應當至少有在交易所進行交易的掉期合約，這樣，起碼可以在不轉換所有權的情況下調劑使用外幣的需要，解決黑市換幣的問題。不過，要考慮國際市場的現實情況，如果沒有必要使用或者交換人民幣，那么這樣的市場，如果有也知識用來投機的。

中國因貿易順差取得大量外匯儲備，但是這是通過廉價勞動力所艱難換來的順差。如果一個國家僅僅依靠出口原材料去積累外匯儲備，那么，隨著原材料的不斷減少，出口條件不斷變差，那么順差的優勢也就會逐步減弱直到完全消失。然而中國一直在為出口商品而改善條件，如提高勞動者素質、提高生產效率和技術水平、積累管理經驗、增強商業運作水平以及擴大國內市場需求。這一切都在為改善出口條件而努力。

三、人民幣國際化對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產生的影響及意義

第一，為我們的外貿企業規避風險。以當前國際貿易來說，主要都是拿美元來結算，美元結算完了以后有一個換匯，強制性換匯，換成人民幣，這其中有一個匯率的變動，在當前國際金融市場波動很大的情況下，為了防范匯率的波動，所以我們采用人民幣的直接結算。從這個短期措施來看，主要是為我國外貿企業規避匯率風險所采取的重要措施。

第二，利用美、歐、日這三大世界貨幣走入低谷的情勢，擴大人民幣在國際貿易中結算的范疇，改變中國“貿易大國、貨幣小國”的尷尬。

第三，降低當前海外外匯儲備的風險，適當減少外匯儲備的規模，規避捆綁美元所致的損失，為人民幣擺脫依附美元，并使其成為完全可流通和國際儲備貨幣。

第四，對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化也提供了很好的基礎，因為中國的金融體系，中國資本的國際化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是立基于人民幣的國際化。人民幣國際化以后，中國的金融體系才能國際化。從這個視角來說，人民幣國際化是先頭部隊，金融市場國際化是后援部隊，這兩個全面完成了，中國的國際經濟地位就真正崛起了。同時也可以提振中國在國際貨幣金融體系中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地位和發言權。

第五，能夠以發行紙幣的方式換取人民幣持有者的資源，增加鑄幣稅收入。

四、結語

在可預見的將來，中國仍會本著漸進性、可控性、主動性的原則，繼續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推動人民幣在更大范圍實現跨境結算，逐步發展成為國際性貨幣。在推動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的進程中，人民幣的國際地位上升有助于完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而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必須以國際金融新秩序為前提。無庸置疑，人民幣邁向國際化這條道路已經正式起動了！

參考文獻：

[1]沙文兵 《人民幣有效匯率與宏觀經濟內外均衡的研究》“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進口價格的傳遞效應” 、“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國內價格水平的影響”

[2]李長江.人民幣邁向國際化的道路.北京:中國物資出版社.1998

[3]楊素芳.人民幣國際化的路徑選擇.中國優秀碩士學位論文全文數據庫.2010

[4]畢穎娟.人民幣國際化的現狀與途徑選擇.山西農業大學學報.2009(2)

篇8

關鍵詞：外匯市場壓力；外匯市場干預；人民幣匯率制度

中圖分類號：F58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3-3890（2013）07-0046-05

一、引言

在開放經濟體系下，匯率制度是一國對外經濟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匯率制度安排受到國際社會和國內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我國自1994年匯率并軌至今，匯率形成機制歷經四次變革：1994年至2005年7月20日期間實行的是單一釘住美元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由于2003年2月以后，國際上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不斷高漲，人民幣對美元外匯市場升值壓力不斷加大。在此背景下，2005年7月21日，我國進行匯率制度改革，開始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定值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并延續至2008年6月。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爆發，為降低危機對我國的沖擊，從2008年7月起人民幣匯率重新盯住美元，直至2010年6月。隨著危機的逐步緩解，2010年6月19日，中國人民銀行宣布重啟人民幣匯改，人民幣匯率又回到參考一籃子貨幣定值的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可見，從1994年匯率并軌至今，我國匯率制度仍在不斷改革和完善，其目的之一是減輕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壓力。在此過程中，我們不禁要問，與單一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相比，參考一籃子貨幣定值的匯率制度改革是否緩解了人民幣對美元的升值壓力？在不同的匯率制度下，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程度是否有所不同？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對明確人民幣匯率制度未來進一步的改革取向進而實現經濟的內外均衡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本文的研究即立足于此，根據Stavarek（2007）的非模型依賴的外匯市場壓力指數決定方程[1]，利用2002年1月～2011年12月的月度數據分別計算出1994年匯率并軌后不同的匯率管理體制下中國的外匯市場壓力指數和人民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指數，分析人民幣匯率制度的變化對這兩個指標的影響，進而為中國的匯率機制改革提供參考。

二、文獻綜述

Girton and Roper（1977）按照匯率決定的貨幣分析法最早對外匯市場壓力（exchange market pressure，簡稱EMP）進行了研究，將EMP定義為必須通過改變匯率或者外匯儲備來消除的國內貨幣市場的失衡程度。限于模型的形式，他們的測度方程式僅僅是匯率和外匯儲備兩者變動百分比的簡單加總[2]。Boyer（1978）和Roper and Turnovsky（1980）則在小型開放經濟模型中通過引入中央銀行的政策反映函數，將匯率和外匯儲備變化賦予了不同的參數[3][4]。Weymark（1995）創造性地發展了對外匯市場壓力的研究，提出了外匯市場壓力的一般定義，又在此基礎上通過引進預期因素進一步完善了模型體系，以便更準確的估計EMP指數中的參數[5]。Klaassen（2011）提出一個新的EMP公式，認為EMP是為名義匯率的百分比變化、外匯儲備變動、實際利率和期望利率之差的加權組合[6]。由于以上這些測度方法中的基本參數都是需要通過其他宏觀經濟模型來定義和估計的，因此被稱為模型依賴型EMP指數。

Eichengreen等（1995）認為匯率決定的結構主義宏觀模型對短期和中期匯率波動的解釋力非常有限的，因此提出了非模型依賴型EMP指數決定方程。①他們的方程包括利率、匯率和外匯儲備3個變量，每個變量的參數取決于這三個變量樣本的標準差的倒數，最終要達到使這三個變量的條件波動性相等的目的[7]。②鑒于Eichengreen等（1995）的變量參數可能會出現比較大的異常值，在Sachs等（1996）的啟發下[8]，Stavarek（2007）對非模型依賴型EMP指數中3個變量的參數進行了修正[1]。

國內學者外匯市場壓力測度和中央銀行干預程度的研究相對較少，朱杰（2003）在Weymark（1995）關于EMP的一般定義和模型的基礎上，經驗估計了人民幣外匯市場壓力指數和人民銀行外匯干預程度，得出1994—2002年人民幣EMP以升值壓力為主，中央銀行的外匯市場干預對人民幣匯率穩定至關重要的結論[9]。卜永祥（2009）參照Weymark（1997）[5]和Baig等（2003）[10]的理論框架建立了一個中國開放經濟宏觀模型，計算了1994年1月～2008年3月人民幣兌換美元的外匯市場壓力指數和人民銀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指數[11]。劉曉輝等（2009）利用我國1999年1月～2008年6月的月度數據分別估計了模型依賴的和非模型依賴的人民幣EMP指數和中央銀行外匯市場干預指數，發現人民幣兩種EMP指數大相徑庭，模型依賴的EMP指數不僅在數值上顯著高于非模型依賴的EMP指數，而且其波動性也高于非模型依賴的EMP指數；兩種外匯干預指數計算結果也不一致，但都顯示2005年匯改之后中央銀行外匯干預有放松的趨勢[12]。

綜上所述，迄今為止研究人民幣外匯市場壓力和中央銀行干預程度的文章寥寥無幾，且現有研究都沒有反映2005年以來匯率制度的幾次變動下外匯市場壓力和中央銀行干預程度的變化，本研究試圖彌補以上不足，進而為我國的匯率制度選擇提供依據。

三、人民幣外匯市場壓力及中央銀行干預指數的測度

按照Weymark（1995）提出的一般定義，外匯市場壓力是指在現行匯率政策形成的既定預期和沒有外匯市場干預的情況下，要消除國際市場上對某種貨幣的超額需求所需要的匯率變動率。

（一）計算方法

本文使用非模型依賴型EMP指數估算方法，并選擇了Stavarek（2007）提出的方法：

（二）變量含義

EMP作為衡量一國外部非均衡程度的指標，反映該國貨幣面臨的調整壓力。根據定義，當EMP>0時，說明本幣面臨貶值壓力，且EMP的值越大，面臨的貶值壓力越大；當EMP

中央銀行外匯市場干預指數ω指中央銀行為實現合意的匯率目標所進行的外匯干預程度，ω的取值范圍為（-∞，+∞）。在完全浮動匯率制度下，ω=0，中央銀行對外匯市場不進行任何干預，外匯市場壓力被匯率的自發調整全部吸收。在固定匯率制度下，如果貨幣當局利用買賣外匯的直接干預方式保持匯率水平固定，則ω=1；在中間匯率制度下，0

（三）數據來源

本文的數據主要取自IFS數據庫。由于美國在IFS的數據采取標準報告格式，美國的外匯儲備數據直接取自其中央銀行項下的外匯凈資產，而貨幣存量則取自基礎貨幣，利率使用聯邦基金利率。中國由于采取的是非標準報告格式，因此外匯儲備的計算依據Levy-Yeyati and Sturzenegger（2003）的公式，等于中央銀行的外國資產減中央銀行的外國負債和中央政府在中央銀行存款[13]，貨幣存量則取自儲備貨幣，利率使用銀行利率。值得注意的是，匯率在這里使用的實際匯率數據，為計算實際匯率所需的CPI月度環比數據美國取自IFS，中國則取自中經網，基期都統一為2002年1月。

（四）計算結果

根據Stavarek（2007）提出的方法，本文分別計算了2002年1月～2010年12月的外匯市場壓力及中央銀行干預指數，并按照我國匯率制度變革的情況，把它們分為2002年1月到2005年6月、2005年7月～2008年6月、2008年7月～2010年5月、2010年6月～2011年12月四個時期，③結果如下：

1. 2002—2011年的EMP。2002年1月～2011年12月的EMP及其6個月的移動平均趨勢線如圖1所示?？梢钥闯?，該期間人民幣對美元的外匯市場壓力是升值壓力和貶值壓力并存，但不同階段趨勢不同。在2002年1月～2004年1月，人民幣面臨的主要是貶值壓力；2004年2月～2005年8月，人民幣面臨的主要是升值壓力，且升值壓力呈現出不斷加大的趨勢；2005年8月～2008年6月，人民幣面臨的依然主要是升值壓力，但波動較劇烈；2008年7月～2010年5月，由于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總體上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減小，且在很多月份面臨的都是貶值壓力；2010年6月～2011年12月，人民幣平均面臨的依然是升值壓力，但波動非常劇烈，升值壓力、貶值壓力幾乎各占一半，符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從6個月移動平均趨勢線來看，2002年以來人民幣面臨的外匯市場壓力以升值壓力為主。

2. 2002—2011年的央行外匯市場干預指數。圖2顯示了2002—2011年我國的外匯市場干預指數及其6個月的移動平均趨勢線。可以看出，2005年匯改之前，由于我國實行的是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為穩定匯率，央行外匯市場干預力度較大，基本上都等于1，也即100%的干預；2005年7月匯改后，央行外匯干預力度明顯下降，干預指數2005年6月為100%，7月降為33.9%，8月降為18.44%，9月進一步降為12.94%。其后干預指數波動較大。2008年7月～2010年5月，由于又開始實施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央行外匯市場干預力度加大，外匯市場干預指數圍繞100%上下波動，基本上都等于1。2010年6月后，由于又恢復了參考一籃子貨幣定值的匯率制度，干預指數從2010年6月的134%降為7月的50.3%，8月的3.4%，其后干預指數波動較大。從移動平均趨勢線來看，2002年1月～2005年7月、2008年7月～2010年5月這兩個時間段外匯市場干預指數基本不變，近似等于1；其余幾個時間段波動幅度較大，但基本在（-1，1）波動。

3. 2002—2011年分階段人民幣外匯市場壓力及干預指數的變化。本文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考察不同匯率制度下人民幣外匯市場壓力及外匯干預指數的變化。為此，表1分階段列出了人民幣外匯市場壓力及干預指數的統計指標。結果顯示，2002年1月～2011年12月，人民幣對美元總體而言面臨的是升值壓力，均值為-0.146。其中，人民幣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與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相比較，面臨的外匯市場升值壓力反而更大。2002年1月～2005年6月盯住美元期間，人民幣面臨的是升值壓力，EMP均值為-0.092；2005年7月～2008年6月參考一籃子貨幣后，人民幣升值壓力不僅沒有下降，反而上升，EMP均值從上期的-0.092上升為-0.277；2008年7月～2010年5月又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后，人民幣升值壓力下降，EMP均值從上期的-0.277下降到-0.024；2010年5月～2011年12月恢復參考一籃子貨幣后，人民幣升值壓力又開始上升，EMP均值從上期的-0.024上升為-0.168；人民幣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并沒有減輕人民幣對美元的外匯市場升值壓力，反而加大了這一壓力。此外，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與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相比較，EMP的標準差更大，說明匯率浮動幅度增加后，外匯市場供求波動更劇烈。

從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指數來看，2002年1月～2011年12月，中央銀行的外匯干預指數總體上為正向干預，平均干預指數為66.1%。其中，人民幣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與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相比較，外匯干預程度降低。2002年1月～2005年6月外匯干預指數平均為99.4%，2005年7月～2008年6月降為21.8%，2008年7月～2010年5月盯住美元后又升為87.4%，2010年5月到2011年12月恢復參考一籃子貨幣后，又降為46%?？梢?，與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相比，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下匯率決定的市場化程度要高。

四、結論與啟示

按照Stavarek（2007）的方法和標準，本文分別計算了2002年1月～2011年12月人民幣對美元的外匯市場壓力及中央銀行干預指數，并按照人民幣是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還是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對該計算結果進行了對比分析，結論與啟示如下：

1. 外匯市場壓力指數顯示，該期間人民幣對美元總體而言面臨的是升值壓力，其中，人民幣實行盯住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與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相比較，面臨的外匯市場升值壓力反而更大。這一結果有些出人意料，但仔細推敲卻在情理之中。因為根據前面的定義，外匯市場壓力反映的是外匯市場上對某種貨幣的超額需求（供給），而影響外匯供求關系的因素有很多，如國內和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市場對匯率的預期等，匯率制度僅僅是其中的一個因素。雖然我們難以對這些因素進行一一甄別并估算其影響程度，但是本文的研究至少可以證明，匯率制度不是決定因素。這也意味著，匯率制度的改革并不是緩解人民幣外匯市場壓力的根本出路，人民幣匯率制度的改革應該更多地考慮其他國內經濟、制度等因素[14]。

2. 中央銀行外匯干預指數顯示，我國該期間央行對外匯市場的干預力度相對較大，平均干預程度達到78.8%，人民幣實行參考一籃子貨幣的匯率制度與實行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相比，央行干預程度明顯降低，匯率決定的市場化程度相應提高，匯率制度直接影響著央行干預程度。在我國外匯干預成本較高、外匯干預影響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情況下，這意味著不斷放寬匯率波動幅度是可行的選擇。

注釋：

①Stavarek（2007）的研究發現這兩類指數并不兼容（compatible），常常導致不一致的結論和發現。不過，在Eichengreen等（1995）的原文中，他們也并沒有明確提出非模型依賴型EMP指數決定方程。

②盡管Eichengreen（1995）抓住了模型依賴型EMP的核心問題，但是在這個參數確定標準上非模型依賴型EMP指數決定方程顯然也有些簡單化和理想化了。

③這樣分期的主要考慮是中國匯率制度的變化。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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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卜永祥. 中國外匯市場壓力和官方干預的測度[J].金融研究，2009，（1）：28-41.

[12]劉曉輝，張璟.人民幣外匯市場壓力與中央銀行外匯市場干預：經驗估計與比較分析[C].第8屆中國經濟學年會入選論文，2008.

篇9

【論文關鍵詞】國際旅游島;離岸金融業務;離岸金融模式

一、引言

離岸金融(Offshore Finance)是指設在某國境內但與該國金融制度無甚聯系，且不受該國金融法規管制的金融機構所進行的資金融通活動。傳統的離岸金融業務包括貨幣信貸、投資、結算、外匯買賣、黃金買賣、保險服務和證券交易等金融業務。伴隨著新一輪全球性經濟衰退，各國對游資監管力度加大，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前景逐漸黯淡，離岸金融業務也積極尋求著轉型發展之路，在此背景之下，海南省發展離岸金融業務的相關研究更顯必要、緊迫。

二、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發展的宏觀環境

(一)天然優勢的地理區位

海南省位于華南和西南陸地國土和海洋國土的結合部，內靠我國經濟發達的珠江三角洲，外鄰亞太經濟圈中最活躍的東南亞。海南省獨特的地理區位優勢對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首先，中國東盟自貿區的建立亟需大量的資金及金融服務的支持，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能有效滿足此類需求;其次，毗鄰香港有利于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的加快發展，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的興起能有效輔助、鞏固香港確立全球離岸金融中心的地位;最后，海南省與祖國大陸間的天然屏障可以作為防范省內與大陸境內金融系統協同干擾的防火墻。

(二)增長迅速的國民經濟

海南省2010年國民經濟總值達2064.5億元，同比增長24.8%，增速位居全國首位，同年地區產業產值均達到歷年來的最高點，且第三產業增加值達953.67億元，同比增長27.1%，較2009年同比增速5.27%①。

(三)發展迅猛的金融行業

銀行業快速健康發展。2010年末，全省銀行類機構本外幣存款余額4217.30億元，比上年末增長32.8%。金融機構效益顯著提高，銀行業金融機構資產總額5470.36億元，比上年增長32.8%。證券業發展勢頭強勁，全年通過發行、配售股票共籌集資金122.14億元，比上年增長8.16倍。保險業務規模迅速擴大，全年保險機構承保金額21727.19億元，比上年增長23.9%。實現保費收入47.95億元，增長45.0%。

(四)持續加快國際化進程

隨著海南省國際旅游島建設進程的不斷深入，海南省抓住與國際市場、機構、法人等接觸的契機，推動海南省產業升級轉型。一方面，海南省不斷強化自身在中國-東盟自貿區內的核心地位，加強與東盟國家在旅游、交通、商貿等方面的互惠合作，另一方面，海南省尋求與歐美等發達國家在旅游、金融、環保等領域的交流。

三、海南省離岸金融的模式選擇

通過對現有國際離岸金融市場模式特征及要素需求的考量，不難發現海南省省域內要素不滿足內外一體型關于區域建設環境的需求。而避稅港型模式本身即為了讓離岸公司機構規避母國關于稅收等非運營支出而誕生的一種形式，且隨著近年來全球性受游資沖擊而導致的全球、區域性金融危機頻發，黑市洗錢現象不絕，現階段相關國際組織、合作國聯盟加強對此類模式地區的監管，從而使得一些區域離岸市場形同虛設，不僅如此，海南省較其他避稅港型地區并不具有明顯橫向競爭優勢，因此本文認為海南省不適宜避稅港型模式。

剔除了以上兩模式后，本文側重與海南省選擇以內外分離型為基礎的適用性模式。首先就內外分離型模式而言，海南省現階段國際旅游島建設亟需相應配套資金的支持，據中國發展改革委員會相關專家的測定，海南省國際旅游島至少需要15萬億元資金的注入建設，而相對于海南省入不敷出的財政資金而言，數目之龐大猶若星河，因此本文認為海南省應采用單向滲透型的離岸金融市場模式(OUT IN)，即允許離岸市場內資金有限滲透到在岸市場的模式。但受限于現階段海南省金融軟硬件實力，初期階段仍以內外分離型模式，待業務發展到一定規模檔次，再權衡利弊適當沖破屏障，施行有限滲透的策略。

四、海南省離岸金融市場發展目定位

(一)助力海南省經濟增長產業升級為核心

必須遵循關于十二五時期的規劃路線，從而進一步助推海南省經濟增長、產業升級等改革目標的實現升華規劃中關于相關產業發展的理念，拓展海南省經濟、產業發展的可行域，創造海南省與國際優秀產業、高新技術接觸的契機，爭取將海南省提升為離岸金融-旅游服務復合型海島特區。

(二)開展以境外人民幣離岸業務為內容

人民幣國際化是指人民幣能夠跨越國界，在境外流通，成為國際上普遍認可的計價、結算及儲備貨幣的過程。盡管目前人民幣境外的流通并不等于人民幣已經國際化了，但人民幣境外流通的擴大最終必然導致人民幣的國際化，使其成為世界貨幣。

(三)形成港瓊離岸金融犄角為目標

香港作為全球范圍內重要的國際化金融中心，離岸金融業務規模大、服務水平高、市場監管有效性強。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就其本身規劃而言，具有濃烈的地域性特色，因此可以有效完善犄角內業務池構建，且海南省離岸金融的發展可以有效減緩香港受指向性游資的沖擊，發揮犄角規模優勢，有效規避相應風險。

五、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的內容框架

(一)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品種遴選

1.銀行類離岸金融業務

一是離岸存款業務?？山邮荛_立非居民的美元、港幣等可自由兌換貨幣的存款賬戶，亦可接受開立人民幣非自由兌換貨幣存款賬戶。

二是離岸結算業務。海南省可以依托離岸金融機構為平臺，開展一系列如客戶辦理匯兌、接受和開立信用證、提供保函、光票托收、跟單托收等業務。

2.證券類離岸金融業務

海南省證券類離岸金融業務也應選取金融機構債券、利率掉期(SWAP)等為主的相對低風險性業務為主，從而做到降低風險，有限提升市場流動性。

3.保險類離岸金融業務

開展有利于海南省海洋產業發展的船舶險種，根據海南省特殊海洋、漁業狀況，推陳出新具有離岸屬性的創新型保險品種。

(二)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監管體系

1.離岸金融機構準入及退出機制

海南省離岸金融機構的準入應遵循機構規模優先、良性內控優先、業務面廣優先、效率服務優先等原則，準入機構在進駐省內以前應具備外匯匯兌、業務辦理、業務結算等基礎性資質，并在此基礎上報備國務院、國家外匯管理局、海南省政府等相關機構審批、備案等基本程序。

2.離岸金融業務范圍約束性

主要監管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的五項原則主要：一是審慎性原則，以風險相對較易控制的業務為主;二是可操作性原則，即以簡單可行出發，以傳統業務為主;三是靈活性原則，在監管下適度放寬業務選擇的區域;四是鎖定交易性原則，通過賬戶的分設和嚴格管理，確保離岸業務的有效監控;五是差別監管原則，對外資銀行及中資銀行進行區別性管理。

(三)海南省離岸金融業務優惠政策

1.稅收優惠政策

借鑒國內外離岸金融市場的稅收優惠政策，結合海南省實際，對在離岸區內開展離岸服務外資金融機構，可考慮在2020年以前按10%稅率減征所得稅，免征印花稅，對風險較大的離岸貸款實行專項貸款風險準備金，由金融機構申請，報外匯管理部門備案，同級主管國稅機關審批后準予在所得稅前扣除;對金融機構高管個人所得稅按三免兩減半征收。

篇10

【論文摘要】本文介紹了當今金融危機產生的過程及其危害，并運用理論對此次金融危機的產生原因、現象、危害進行了分析，指出其實質就是當代新經濟危機，最后介紹了我國如何應對此次危機。

【論文關鍵詞】理論；金融危機；經濟危機

金融危機又稱金融風暴，是指一個國家或幾個國家與地區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標(如：短期利率、貨幣資產、證券、房地產、土地價格、商業破產數和金融機構倒閉數)的急劇、短暫和超周期的惡化。貨幣幣值出現幅度較大的貶值，經濟總量與經濟規模出現較大的損失，經濟增長受到打擊。往往伴隨著企業大量倒閉，失業率提高，社會普遍的經濟蕭條，甚至有些時候伴隨著社會動蕩或國家政治層面的動蕩。

一、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產生的過程

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危機頻繁爆發：先是在1992年爆發了英鎊危機，然后是1994年12月爆發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1998年東亞金融危機。從2007年上半年開始，美國抵押貸款風險開始浮出水面，隨后，次貸危機全面爆發，并迅速席卷整個世界，成為全球性金融危機。

本輪金融風暴是美國房地產次貸危機進一步延伸的結果，而次貸危機則與美國金融機構在金融創新中過度利用金融衍生品有關。什么是次貸危?美國房貸兩大巨頭(房利美和房地美)購買商業銀行和房貸公司流動性差的貸款，通過資產證券化將其轉換成債券在市場上發售，吸引投資銀行等金融機構購買，而投資銀行又利用其“精湛”的金融工程技術，再通過創新將其進行分割、打包、組合并出售。由此，最初一元錢的貸款通過創新可以被放大為幾元，甚至十幾元的金融衍生產品，以至于最后沒有人再去關心這些金融產品的真正基礎價值，從而助長了短期投機行為，最終釀成了嚴重的次貸危機。這個過程發展之快，數量之大，影響之巨，可以說是人們始料不及的。大體上說，可以劃成三個階段：一是債務危機，借了住房貸款的人，不能按時還本付息引起的問題。第二個階段是流動性的危機。這些金融機構由于債務危機導致的一些有關金融機構不能夠及時有一個足夠的流動性對付債權人變現的要求。第三個階段，信用危機。就是說，人們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金融活動產生懷疑，造成這樣的危機。

當前的金融危機是由美國房產市場泡沫促成的。從某些方面來說，這一金融危機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每隔4年至10年爆發的其它金融危機有相似之處。然而，在金融危機之間，存在著本質的不同。當前的危機標志信貸擴張時代的終結，這個時代是建立在作為全球儲備貨幣的美元基礎上的。

這通常是未能認識到貸款意愿和抵押品價值之間存在的關系。如果容易獲得信貸，就帶來了需求，而這種需求推高了房地產價值；反過來，這種情況又增加了可獲得信貸的數量。當人們購買房產，并期待能夠從抵押貸款再融資中獲利，泡沫便由此產生。近年來，美國住宅市場繁榮就是一個佐證。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在過去近10年，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趨勢，經濟不斷繁榮，但這種繁榮的基礎其實比較脆弱。這些經濟體自身的儲蓄相對不足，消費不斷增長，經濟的金融化趨勢不斷加強，其集中的表現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資產，尤其是房地產為抵押，向銀行借款來支持其日益高漲的消費。這一格局發展的必然結果就是消費信貸鏈的破裂，集中的表現就是美國的次級房貸危機。每當信貸擴張遇到麻煩時，美國當局都采取了干預措施，向市場注入流動性，并尋找其它途徑，刺激經濟增長。當時金融市場剛開始全球化，美國則開始出現經常賬戶赤字。金融全球化使美國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區的儲蓄，并消費高出自身產出的物品。2006年，美國經常賬戶赤字達到了其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7％。通過推出越來越復雜的產品和更為慷慨的條件，金融市場鼓勵消費者借貸。每當全球金融系統面臨危險之際，金融當局就出手干預，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1980年以來，監管不斷放寬，甚至到了名存實亡的地步。如果美國政府能夠及早對華爾街進行審查和監管，“兩房”、雷曼兄弟、美林、貝爾斯登和華盛頓互惠銀行等或許就不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倒掉?！按钨J危機”這只“美國蝴蝶”扇動翅膀所引發的金融海嘯迅速向全球蔓延，向實體經濟蔓延，并最終造成全球性金融危機。

二、運用理論揭示美國次貸金融危機實質

2008年美國次貸金融危機的實質是新時代的經濟危機。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分析主要針對十九世紀的實體經濟生產相對過剩危機。馬克思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由資本的貪婪本性所導致，而且經濟危機會在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重復出現，無法避免。經濟危機與資本主義與生俱來，是一種制度病、基因病。經濟危機產生的過程是這樣的：由于資本對利潤永不知足的貪婪，推動著生產規模越來越大；又由于財富中的大部分被資本家所占有，勞動者的購買力相對于不斷擴大的企業產能實際上是趨于下降，于是產品賣不出去，資本周轉中斷，企業只能被迫閑置生產力，于是經濟危機爆發了。但是經濟危機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社會的一些根本矛盾，于是一次危機過去后，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又一次新的危機開始醞釀，并最終爆發。近一百多年來馬克思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理論被資本主義發展歷史反復證明。馬克思關于實體經濟生產相對過剩危機的理論與當下的金融危機又有何聯系呢?隨著經濟的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發展，虛擬經濟興起，同時貨幣資金投機不斷出現。世界經濟開始金融化，金融開始世界化，虛擬資本大量出現。資本主義發展至今，已發展為全球性金融壟斷資本主義。二戰后美元在國際貿易、投資和金融領域形成主導地位，這使得美國只要通過發外債、印鈔票，尤其是人為地使美元貶值，就會導致其他國家所持有的美元和美國債券大幅縮水，就可以實現全球財富向美國的轉移。美國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5％，卻消耗全球30％的資源；而實際上，美國國內債務和國際債務總和早已超過60萬億美元，為美國GDP的4倍。無疑，美國是在利用其美元地位透支全世界。為了攫取更多財富，美國及華爾街“發明”的金融衍生品越來越復雜，使得金融泡沫越吹越大，當世界實體經濟發展無法支撐這么大的泡沫時，金融危機爆發。因此，此次發端于美國并向世界蔓延的金融危機，更加證實了的科學性，金融危機不過是金融資本從產業資本中獨立出來后經濟危機特殊表現，其實質仍然是馬克思理論的生產相對過剩危機。

三、金融危機對我國經濟的影響

金融危機導致發達國家金融機構必須重新估計風險、分配資產。發達國家資金將紛紛逆轉回涌，加強當地金融機構的穩定度。由此將導致新興市場國家的證券市場價格大幅縮水、本幣貶值、投資規模下降、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對我國經濟產生的影響表現在以下方面：外貿進出口增幅回落較快，投資增長有所放慢；工業生產顯著放緩，原材料價格和運輸市場需求下降；房地產和汽車市場低迷，消費熱點降溫；部分企業經營更加困難，就業形勢嚴峻；財政收入增幅逐步回落，金融市場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在全球金融風暴中，處于風口浪尖的進出口行業受到的沖擊最直接也最嚴重。首先，危機從金融層面轉向經濟層面，直接影響出口。具體到我國，短期內，中國國內需求的增加無法彌補美國經濟對華進口需求的減少。據測算，美國經濟增長率每降1％，中國對美出口就會降5％～6％。次貸危機進一步強化了美元的弱勢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貶值速度，從而降低了出口產品的優勢。美國聯邦儲備局不斷降低利率、為銀行注入流動性資金與我國緊縮性的貨幣政策形成矛盾，導致大量熱錢流人中國，加速了美元貶值和人民幣升值的進程，從而使中國出口產品價格優勢降低，對美出口形成挑戰。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國出口呈現減速跡象。除了出口數量減少外，受金融危機的影響，海外企業的違約率也開始上升，出口企業的外部信用環境進一步惡化。具體到行業，紡織行業等傳統勞動密集型企業受到的影響比較嚴重。汽車行業受美國金融危機的影響，總體表現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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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行業也深受其害。由于金融危機，世界船舶融資的形勢也日益嚴峻，歐洲許多銀行都暫停了船舶融資業務，預訂船舶但未獲融資的比例明顯上升。就地區而言，東部地區由于以外向型經濟為主導，所受損失相對較嚴重。如廣東近期有2萬至3萬家大大小小的工廠倒閉，其中影響最大的是合俊集團旗下的兩家玩具加工廠倒閉，6，500名員工面臨失業，這是受金融危機沖擊中國實體企業倒閉規模最大的案例。就出口國家來看，中國對美國出口金額增速下降較為明顯，對歐盟和大洋洲的出口受到影響較小，而對拉美和非洲等發展中地區的出口金額則略有增長。隨著金融危機的進一步發展與擴散，中國對歐洲國家，甚至部分發展中國家的出口也會受到影響，從而對中國整體出口增長構成嚴峻挑戰。

我國出口增長下降，一方面將引起我國經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放緩，同時，由于我國經濟增長放緩，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小于勞動力的供給，將使整個社會的就業壓力增加。我國將面臨經濟增長趨緩和嚴峻就業形勢的雙重壓力。大量的中小型加工企業的倒閉，也加劇了失業的嚴峻形勢，現在我們國家頭等的經濟大事就是保增長，促就業。另外，此次危機將加大我國的匯率風險和資本市場風險。為應對此次危機造成的負面影響，美國采取寬松的貨幣政策和弱勢美元的匯率政策。美元大幅貶值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匯率風險。在發達國家經濟放緩、我國經濟持續增長、美元持續貶值和人民幣升值預期不變的情況下，國際資本加速流向我國尋找避風港，將加劇我國資本市場的風險。

四、我國如何應對當前金融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