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踐哲學論文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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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實踐，實踐哲學，惟理智主義，共時性和歷時性，社會個體生成論

無論從今天哲學研究必須進行與時俱進的理論創新角度來看，還是就20世紀初以來西方哲學界已經出現的“社會哲學轉向”而言，對實踐進行恰當的哲學研究都具有極其重要的關鍵性意義——之所以如此是因為，一方面，實踐觀點既是馬克思哲學的根本觀點、代表了其與所有其他哲學觀點不同的嶄新本質特征、是其與時俱進的旺盛生命力的根源之所在，同時也因為無論馬克思本人還是其他經典作家，都沒有建立嚴格學術意義上的、以實踐為研究對象的系統完善的哲學理論體系，因而即使在今天看來，“究竟應當如何對實踐進行恰當的哲學研究？”仍然是一個懸而未決的根本性方法論問題；另一方面，西方哲學界自20世紀初以來出現的“走向生活世界、實施社會轉向”的基本態勢，實際上既從研究對象角度表明了研究活生生的現實社會實踐活動必然是“走向生活世界”的進一步具體化和根本出路，也因此而對其所有研究者提出了進行方法論反思和創新的關鍵性任務，即如果實踐本身不同于西方哲學研究迄今為止的研究對象，那么研究者顯然就必須進行必要的反思、探索真正適合于研究實踐的嶄新的方法論模式。

這樣一來，“究竟應當如何對實踐進行恰當的哲學研究”這樣一個實踐哲學的方法論問題，顯然就不是一個可有可無的枝節問題或者偽問題，而是一個既事關實踐哲學研究成敗、也事關當今哲學研究究竟是否能夠健康發展的關鍵性問題。實際上，研究和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在于，研究者本身究竟如何看待作為其研究對象而實際存在的“實踐”——是在繼續沿用西方傳統的惟理智主義哲學研究傳統的基礎上，把它看作是與相對靜止、不涉及任何社會維度和個體維度的自然物質對象一般無二，還是實事求是地承認它與自然物質對象有本質的不同，是既包含有機結合的社會維度和個體維度、又同時對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不斷進行改造的動態性過程；如果承認后者，那么，我們顯然就絕不能繼續沿用這種惟理智主義方法論和研究模式，而是必須通過實事求是的探討和研究，找到揚棄了這種惟理智主義方法論和研究模式的、嶄新的、真正適合于研究社會實踐過程的方法論和研究模式。

有鑒于此，本文試圖通過強調指出作為被研究對象的“實踐”根本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本體”，揭示西方哲學傳統的惟理智主義方法論和研究模式根本不適合于探討和研究實踐的基本特征，進而指出只有從把社會與個體、把被研究對象的歷時性維度（diachronicaldimension）和共時性維度（synchronicaldimension）有機統一起來的“社會個體生成論”的方法論和研究模式出發，今后的實踐哲學研究才可能真正走上健康發展之路。

一、“實踐”怎么可能是“本體”

探討和論述以實踐為研究對象的哲學研究方法論問題，首先無疑必須確定作為被研究對象的實踐的本質特征。如上所述，假如研究者能夠完全把動態的社會實踐活動與靜態的自然物質對象等量齊觀，那么，進行這樣的探討就沒有什么意義了，因為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完全可以繼續沿用——事實已經證明能夠非常有效地研究中觀范圍的自然物質對象的——西方惟理智主義哲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而不用對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進行任何批判改造?？上У氖鞘聦嵅⒎侨绱?，因為作為被研究對象的實踐與自然物質對象的本質區別是一目了然的。而且，更加重要的是下列關鍵性問題，即究竟是被研究對象的基本內容、存在狀態和本質特征決定研究者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還是研究者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決定被研究對象——如果承認前者，我們的探討就顯然是必要的，而假如承認后者，則不僅會最終導致“削足適履”的不良結果、使迄今為止的實踐哲學研究舉步維艱，同時也顯然違背了幾乎所有研究者都自覺不自覺地堅持的客觀立場。因此，探討和研究實踐哲學的方法論問題，是當今進行實踐哲學研究的關鍵性問題，而這種探討和研究的起點則必然是首先清晰地確定作為被研究對象的實踐本身的本質特征。從這種角度出發并結合國內的一些研究結果來看，我們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實踐”是“本體”嗎？因為從根本上說，只有以“實踐是××本體”這樣的觀點為個案進行盡可能徹底的批判分析，我們才能為嚴格地探討和研究實踐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奠定基礎、做好必要的準備。

概覽一下十余年來國內外、特別是國內學者有關實踐的界定性觀點可見，許多研究者都不約而同地不再堅持“物質本體論”，開始通過把“實踐”看作是“本體”而嘗試建立各種各樣的“實踐本體論”——舉凡所謂“實踐本體論”、“物質－實踐本體論”、“實踐生成本體論”、“社會生產關系本體論”、“實踐－價值本體論”……等等，實際上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把實踐看作是本體、把馬克思實踐哲學看作是某種“實踐本體論”[①]。客觀地說，這些舉措雖然體現了這些研究者面對新的現實問題、通過研究和吸收西方哲學史和現代西方哲學的某些研究成果而進行的種種新的努力探索和研究進展，不過，在對這些富有創新色彩的觀點的欽佩、研究和反思之余，人們卻不禁會提出“實踐是本體嗎？”這樣的問題，如果實踐不是本體，那么它與西方哲學以往所說的“本體”又有哪些不同？而且，如果更加深入地反思一下這些觀點以及使它們得以形成的相應研究方式，我們還會發現進一步的問題，即所有這些研究者究竟為什么認為“實踐”是“本體”？這種做法對實踐哲學研究來說究竟有什么利弊？

關于這里的第一方面問題，我認為，從嚴格的學術意義上說，“實踐”根本不可能是西方哲學傳統意義上的“本體”。即使囿于篇幅的限制不可能進行比較詳細的引證和分析，我們也可以通過概略考察它們各自的“基本內容”、“存在狀態”、“特定功能”和“相關理論形式”等幾個方面，來簡要地看一看實際情況究竟是不是這樣：

第一，就基本內容而言：西方哲學傳統意義上的、表示“存在”或者“有”、“是”之義的“本體”（on，sein，tobe，being等等），所指的主要是作為整個世界的原始起點、終極基礎、最抽象依據和最一般本源的“本原”、“始基”、“唯一者”等等，同時也兼及各種具體事物（即所謂“存在者”）的、抽象的共同屬性，因而無論它們的具體表達方式是什么、相應的具體譯名[②]是什么，“本體”都主要是指作為“第一推動者”和“不動的推動者”而存在的“本原”、“始基”。所以，“本體”只能是極其抽象的、靜態的，既不涉及社會也不涉及現實個體的最一般范疇。相形之下，“實踐”則具有與此截然不同的含義：盡管西方哲學史上論述這個概念的一流哲學家不少，但從學術的現實針對性及其意義的角度來看，只有馬克思的實踐觀最符合實際，亦即只有認為“環境的改變和人的活動或自我改變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為革命的實踐”[③]的觀點，才是最恰當的觀點。因此，“實踐”不僅是現實的人進行的、有直接目的的、具體的和動態的現實活動抑或現實行動，而且它同時涉及并導致對環境的改造和對作為現實社會個體的人的主觀世界的改造。因此，實踐不僅改造具體的自然界和人類社會，同時也改造生存于這兩者之中并構成特定的人類社會的現實社會個體。因此，“本體”和“實踐”顯然截然不同。

第二，就存在狀態而言：雖然研究者可以認為具有上述含義的“本體”也是“客觀存在的”，但它實際上卻只可能存在于某種特定的觀念之中，而根本不可能存在于現實之中——也就是說，就像人們不可能在現實生活之中找到并指認“上帝”的實際存在那樣，無論就自然環境來說、還是就社會環境而言，人們都不可能在其中真正找到并指認“本體”實際上就是什么；而且更加重要的是，處于不同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社會現實環境之中的研究者，所形成的“本體”觀也截然不同。這顯然意味著，“本體”實際上只存在于某種特定的觀念之中、抑或說只能是在一定的理論層次上對某種特定的觀念或者信念的表達。相形之下，“實踐”則顯然是具體存在于人們對現實生活之中并且不斷發展變化的，這意味著它不僅涉及對特定自然界、對具體社會環境進行的不斷改造過程，同時還涉及對包括哲學研究者在內的所有現實社會個體的不斷改造過程。所以，從這種角度來看，“本體”和“實踐”也顯然截然不同。

第三，就特定功能而言：通過簡要概覽西方哲學史上的各種本體論觀點可見，以往哲學家們之所以設定“本體”，基本上是力圖使之發揮兩個方面的作用，即一是作為這些哲學家所認定的終極性原因、本原而發揮整個世界的始因、起源、基礎和前提的作用，二是為這些哲學家通過邏輯推理構建其理論體系提供特定的基本前提、出發點和依據[④]。相形之下，“實踐”的功能則豐富得多——它不僅發揮對各種認識結論的檢驗和評判作用，而且更重要的是，它還涉及到改造客觀世界同時也改造主觀世界，特別是涉及到使作為社會個體而實際存在的現實的人真正成為人、使其精神境界不斷生成和提高的過程[⑤]；一言以蔽之，只有借助于活生生的具體社會實踐過程、通過同時改造客觀世界和主觀世界的實踐過程，各種觀念的力量才能真正實際發揮出來，人才能從抽象的、生物意義上的人具體生成為現實的社會意義上的人，并且通過各種各樣的社會互動過程（socialinteractions）使其人生境界不斷得到提高。因此，如果說作為“觀念的王國”之最堅固的基石和最根本的內容，“本體”存在于既抽象又富麗堂皇的“天國”之中、是某種固定不變的“原點”，那么，“實踐”則是存在于塵世之中、彌漫著人間煙火并充滿了利益博弈的動態性現實改造過程。所以，“實踐”根本不可能是“本體”。

最后，就其理論表現形式而言：概略說來，研究“本體”的理論即作為傳統的“第一哲學”和“形而上學”之核心的“本體論”，是以所謂“始基”、“第一因”為基本前提，通過運用抽象的、似乎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演繹邏輯推理過程逐步構建起來的，而且，盡管這種研究在2000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出現過多次對象的變化和方法的翻新，但它總的說來已經達到了成熟穩定狀態，使其研究對象、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乃至研究結論，共同構成了“本體論研究”這樣一個富有西方哲學特色、作為形而上學的一個最重要部分而存在的學統。相形之下，盡管當今國內外都有不少研究者認為，以“實踐”為研究對象的“實踐哲學”已經取代“本體論”和“形而上學”而成為當代“第一哲學”，但是，由于在西方哲學傳統中，它長期以來一直作為哲學的一個邊緣性部門或者分支而存在，特別是因為幾乎所有研究者都對究竟什么是“實踐”眾說紛紜、對究竟應當運用何種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對它加以研究莫衷一是，所以，即使到今天，“實踐哲學”實際上仍然是一個研究對象不明、研究模式和研究方法不清、研究結論五花八門的“年輕”學科。因此從這種角度來看，“實踐”也同樣不可能是“本體”。

這樣一來，我們就自然走向了這里的第二方面問題，即“許多研究者究竟為什么認為‘實踐’是‘本體’？這種做法對實踐哲學研究究竟有什么利弊？”在我看來，回答這個問題要比回答上述第一個問題簡單得多——實際上，這些研究者之所以持這樣的觀點，主要出于以下三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沒有從根本上弄清楚“本體”的確切含義，因而把本來具有上述截然不同的“實踐”等同于“本體”并加以研究了。從一定程度上說，這表明，這些實踐哲學的研究者既因為特定的知識積累差異，沒有真正搞清楚“本體”在西方哲學傳統之中的具體含義和用法，也因為“哲學研究”和“西方哲學研究”之間存在的“門戶壁壘”，沒有真正準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馬克思實踐哲學所實現的、對西方傳統哲學的徹底變革的真諦究竟是什么，更沒有充分意識到這種徹底變革對于今天的實踐哲學研究來說究竟意味著什么。

第二，未加徹底批判反思地直接搬用現代西方學者的觀點——毋庸贅言，不少現代西方學者對“本體”這個概念的運用也同樣沒有嚴格遵循它的傳統含義，而是表現出了一定的隨意性，諸如所謂“社會存在本體論”[⑥]就是一個比較突出的例證。在我看來，這種做法實際上是把“本體”與實質上的某一種“被研究對象”等同起來了。在這種情況下，研究者不僅表面上混淆了這兩者各自的本質特征、因而顯得具體含義不明，實質上也為我們今天重新探討實踐哲學的方法論設置了難以逾越的障礙，因為即使就盧卡奇的相應觀點而言，“社會存在”也和“實踐”一樣根本不可能是“本體”，因為后者根本不具有任何“社會”的維度和成分。

第三，最重要的是，國內許多實踐哲學研究者采用這樣的觀點，是為了論述自己的實踐哲學觀、進而構建相應的理論體系——也就是說，他們實際上試圖通過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搬用上述西方學者構建其“本體論”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來展開自己的實踐哲學研究、建立自己的需要理論體系，因而主要關注的是建立其哲學理論體系的方式，并沒有真正清楚地意識到“本體”與“實踐”的上述本質區別，更沒有立足于這些區別、通過進一步展開更加深入細致的研究而構建真正符合實際的理論體系。而這樣一來，其研究結論究竟是不是實事求是、在何種程度上具有現實針對性和相應的解釋力，顯然就大有問題了。

綜上所述，只要承認被研究對象的基本內容、存在狀態和本質特征決定研究者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只要承認作為被研究對象的“實踐”根本不是西方傳統意義上的“本體”，那么，我們顯然就不應當繼續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搬用西方哲學家們用于研究“本體”的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來進行實踐哲學研究，而是必須在徹底批判反思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基礎上，探討和研究嶄新的、真正適合于看待和研究實踐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

那么，這種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真的不適合于探討和研究實踐嗎？究竟為什么？

二、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為什么不適合于研究實踐

一般說來，在進行某項哲學研究的時候，許多研究者、特別是國內研究者都幾乎很少事先認真地深刻反思一下，自己所運用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究竟是不是真正適合于自己的被研究對象，就實踐哲學研究而言，情況尤其如此。毋庸贅言，這種態度和具體做法顯然不符合真正嚴格的哲學研究要求的徹底批判反思精神。在這里，我們所面對的問題是，西方哲學家們用于研究“本體”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究竟是否適合于探討和研究“實踐”？在我看來，其答案完全是否定的！

這里必須預先說明的是，我們強調指出“本體論”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不適合于研究實踐，并不是說進行實踐哲學研究不需要（西方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所一貫要求、強調和堅持貫徹的）學術研究的嚴格性和嚴謹性，而是因為與“本體”相比，作為被研究對象的“實踐”本身在“基本內容”、“存在狀態”、“特定功能”和“相關理論形式”等方面都具有上述本質區別，因而必須強調這種惟理智主義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并不適合于研究實踐、必須對它進行徹底的批判反思。這樣一來，這里的關鍵性難題、亦即實踐哲學的方法論問題首先便在于，如果能夠確定這種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不適合于研究實踐，那么，我們究竟應當如何進行實踐哲學研究，才能通過保持其學術研究的嚴格性和嚴謹性而得出恰當結論呢？

實際上，雖然對實踐進行研究的確必須同樣堅持嚴格的學術探究精神，作為西方學術主流的惟理智主義哲學傳統所一貫堅持的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也確實一直被認為是嚴格的學術研究的典型代表，但是，人們并沒有任何充分理由因此而得出它完全適合于研究實踐的結論——簡而言之，因為這種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完全是以數學自然科學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為典范的，而后者在其研究者那里則是為了追求并獲得具有盡可能完全的客觀性、靜態性和形式普遍性的知識，其通過一系列日益系統化和越來越嚴格的研究程序所探討和研究的，也基本上都是處于中觀領域之中的、相對靜止的、沒有生命和情感的客觀物質性對象，而不是不斷變化發展的、有作為現實社會個體而存在的人參與其中的、既改造客觀世界又改造主觀世界的、活生生的現實社會活動。因此，總的說來，這種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并不適合于探討和研究實踐。

當然，僅僅如此強調這種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不適合于研究實踐是非常一般化的；具體說來，我認為，這種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之所以如此不適當，主要是由其下列基本特征決定的：

第一，這種研究的根本取向是，研究者立足于抽象的認識主體和認識對象的分裂對立，力圖以富有機械色彩的直線性客觀因果性為依據而獲得絕對客觀、絕對普遍有效的真理——這種取向就其本身而言雖然無可非議，但其中卻隱含著對所有各種具有社會性和個體主觀性的現實成分，特別是對各種主觀活動、主觀體驗和感受的忽視、貶低、甚至徹底抹煞。顯然，這樣一來，它是不可能恰當地看待和研究既改造包括社會世界在內的客觀世界、又改造包括所有各種主觀成分的主觀世界進行的社會實踐過程的。

第二，這種研究的基本方式是，研究者只集中著眼于被研究對象的“共時性”維度，亦即只主要關注被研究對象的客觀現狀，力圖通過“透過現象看本質”而得出具有絕對的客觀性和普遍有效性的研究結論，因而基本上忽視了被研究對象的“歷時性”維度，沒有充分重視這種對象的生成脈絡——毋庸贅言，盡管這樣做有可能使研究者保持“充分的客觀性”，但要想因此而使其研究結論具有“普遍有效性”卻是根本不可能的，因為即使這種有效性實際存在，它并不僅僅涉及該對象的共時性的空間范圍維度、而是同時必然會涉及該對象的歷時性的時間綿延維度，而對象由于后者而發生各種各樣的變化則是不可避免的。實際上，作為既改造客觀世界、又改造主觀世界的現實社會活動過程的實踐，其不同于相對靜態的中觀自然物質對象的根本特征之一，恰恰是通過各種各樣的歷時性維度體現出來的、不斷變化生成的活動過程。因此，這種忽視被研究對象的歷時性維度的哲學研究方式不可能適合于研究實踐。

第三，這種研究的基本步驟是，研究者往往試圖最大限度地舍棄包括被研究對象的實質內容在內的、所有各種有可能發生變化的成分和因素，通過不斷采用越來越純粹化、形式化和精確化的研究手段和研究程序，力圖因此而保證其研究結論的絕對普遍有效性。這樣一來，被研究對象的各種無法量化的成分，包括不斷變化生成的社會成分和主觀體驗成分，便都被排斥在研究者的視野之外了——其結果是，盡管從純粹形式推理的角度來看，研究者因此而得出的結論可能是嚴格的、嚴密的和必然有效的，但一旦具體運用于活生生的、不斷流動變化的社會生活之中，這種結論的嚴格性和有效性就會因為各種已經被“忽略不計”的現實因素而大打折扣，而在涉及到以社會成分和主觀精神成分為本質特征的社會實踐過程的時候，這樣的嚴格性和有效性究竟還能存在幾何，就更是難以說清楚、這里也不必詳細論證的問題了。

最后，就這種研究的具體結論而言，由于研究者采取的上述根本取向、基本方式和基本步驟所產生的支配性影響，其研究結論顯然只可能涉及沒有生命、情感和欲望的自然物質對象，而對于主體參與其中的社會生活、特別是對于既改造客觀世界又改造主觀世界的社會實踐活動過程來說，則顯然會出現兩種結果，亦即要么由于研究者的無能為力而對這樣的被研究對象、特別是對其表現為活生生的改造過程的本質特征存而不論、甚至置之不理，要么把這種被研究對象與不包含任何社會成分、相對靜止的物質對象等量齊觀，運用同樣的研究模式加以探討和研究，從而得出削足適履的結果。

可見，盡管對社會實踐活動進行探討和研究無疑必須以嚴格的學術研究為基礎，盡管西方哲學傳統的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確是“嚴格的學術研究”的典型代表，但是，在這里發揮關鍵性作用的卻是被研究對象之基本內容和本質特征的根本不同——在研究者那里，這種關鍵性作用是通過其所采取的上述基本研究取向、研究方式、研究步驟和研究結論具體表現出來的，而我們已經看到的上述所有各種把“實踐”等同于“本體”、運用西方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進行的實踐哲學研究及其結論，實際上都是研究者在幾乎完全忽視了這種被研究對象的各種本質特征的情況下，運用本來只適用于研究相對靜止、沒有生命和情感的中觀自然物質對象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來探討和研究與這種對象根本不同的、活生生的、不斷變化發展的社會實踐活動的。

不過，這里必須補充說明的是，我們突出強調“西方傳統哲學的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根本不適合于探討和研究實踐”，主要是希望突出強調如果研究者不加任何批判反思地沿用和照搬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來探討和研究實踐，就必然會產生削足適履的不恰當結果；而根本不是像某些走極端的研究者那樣，從根本上完全徹底地否定這種思維方式研究模式在研究社會實踐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實際上，由于現實存在的社會實踐過程本身并不純粹是“一切皆流、無物常駐”，而是既具有歷時性維度、又具有共時性維度，既具有不斷變化生成的特征、又具有相對靜止的特征，所以，這種能夠相對有效地探討和研究中觀領域自然物質對象的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并不是根本不能被用于探討和研究社會實踐過程的相對靜止的維度，而是恰恰相反——包括諸如社會統計學在內的、運用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各種“社會科學”已經有效發揮的種種作用，實際上已經從不同的角度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既然我們突出強調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根本不適合于探討和研究社會實踐過程，同時又指出它在這種研究過程中并非一無是處、毫無意義，那么，我們究竟應當如何看待它在探討和研究實踐的過程中所發揮的作用呢？

實際上，在我們通過深入全面地批判反思而得出的、有關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這兩種相應觀點之間，并不存在任何矛盾之處——因為前者是從總體上肯定我們根本不能完全照搬這種能夠有效地探討和研究自然物質對象、但卻基本上無視被研究對象的社會維度和個體主觀世界維度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否則就有可能出現削足適履的后果；后者則是在承認必須對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進行徹底批判反思和揚棄的基礎上，進一步實事求是地肯定它的現實作用和意義。當然，僅僅如此指出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優劣，總的說來還是抽象的、很可能是泛泛而談而沒有什么實際針對性，因為我們尚未確切地指出在今天的實踐哲學研究中，人們究竟怎樣才能恰當地對待和運用它。

我認為，要想在今天的實踐哲學研究中真正做到恰當地對待和運用這種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研究者必須堅持馬克思哲學所具有的、既唯物又辯證的科學指導方針，從嚴格徹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出發，通過對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進行系統、深入、全面的批判性考察，真正做到實事求是地、清晰地確定它的有效性限度，從而真正實現對它進行的嚴格學術定位（academiclocation）。實際上，只有通過實現了對它的這種嚴格學術定位，我們才有可能真正有具體針對性地、實事求是地全面探討和研究它的學術地位、作用和意義，從而清晰準確地確定它在我們探討和研究社會實踐活動的過程中究竟能夠發揮哪些有意義的作用，以及如何才能發揮有意義的作用。

此外更加重要的是，在我看來，只有在完成了這樣的徹底批判反思和嚴格學術定位任務的基礎上，我們才有可能通過徹底揚棄這種為西方哲學傳統所特有的、從總體上來看并不適合于探討和研究社會實踐過程的惟理智主義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逐步走上探索并找到真正適合于探討和研究社會實踐過程的、嶄新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正確道路；而要完成這種任務，我們顯然必須非常清楚地認識究竟它的關鍵性缺陷是什么——在我看來，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根本缺陷，一方面表現為就研究內容而言的既忽視現實存在的社會、又忽視現實存在的社會個體，另一方面、就研究模式而言，也表現為忽視以生成、變化和發展為本質特征的被研究對象的歷時性維度。正因為如此，我自己經過長期摸索而在數年前提出并一直不斷加以完善的、“社會個體生成論”（TheSocialIndividualGrowing-upTheory）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有可能為我們進行這樣的探索提供一條富有啟發性的基本思路。

三、“社會個體生成論”為什么可能成為富有啟發意義的基本思路

所謂“社會個體生成論”，是我在以往長期進行西方哲學研究、特別是結合當代西方社會學理論進行社會哲學探索和研究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一個基本思路和一系列相應的基本觀點[⑦]。概而言之，它力圖通過既批判揚棄迄今為止一直存在于西方社會哲學和社會理論之中的、使社會和個體處于分裂對立狀態的種種做法，同時也實事求是地繼承并發展以馬克思為杰出代表的、充分強調被研究對象的歷時性發展過程維度的基本立場和研究模式，突出強調這種社會和個體的分裂對立狀態完全是觀念性的、主要是由作為西方哲學傳統主流的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造成的，因而只有創立把被研究對象的共時性維度和歷時性維度有機統一起來的、社會和個體相互生成的“生成視角”（growing-upperspective），才能真正恰當和有效地探討和研究包括自然界、人類社會和思維在內的所有各種被研究對象，特別是才能真正恰當和有效地探討和研究與中觀自然物質對象截然不同的、既改造客觀世界又改造主觀世界的社會實踐過程。

正是基于這樣的基本看法，社會個體生成論強調指出：

第一，包括學術研究者在內的任何一個現實社會個體，都生存于某種以歷史文化傳統和具體社會現實為實際背景和現實環境的、通過各種各樣的社會互動過程進行的實際生成過程之中；而這種現實存在和不斷生成變化的社會實踐過程，則既是這種生成過程的現實母體和基本前提，同時也是其最重要的核心組成部分，以各種方式不斷發揮著直接或者間接地決定其他所有方面的作用。

第二，這種以實踐為基本內容和主體部分的生成過程包含著兩個有機統一的方面：其一是現實社會個體通過各種既具有歷史性又具有現實性、既有沖突又有協作的社會互動過程，不斷承擔、變換內容日益豐富和形式日益多樣的社會角色，其二則是個體的主觀世界由于這些社會互動過程而不斷得到生成和提升、達到越來越高的精神境界[⑧]；

第三，包括學術研究活動在內的人類社會生活的所有各個方面，都是由社會角色、社會地位各不相同的現實社會個體，通過這種以實踐為基礎和核心內容的社會互動過程和生成過程而造成的結果，因而都是這樣的社會個體在實踐基礎上不斷進行各種各樣的建構和解構過程所造成的結果；

最后，包括自然現象、社會現象和文化現象在內的所有各種被研究對象，尤其是特定社會個體針對所有這些對象的研究方式、研究過程和具體研究結果，都必須從這種關于社會個體主觀世界的生成過程的視角出發進行探討和研究，才有可能真正加以系統全面的理解。

既然如此，那么，與上述西方傳統哲學的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相比，社會個體生成論在探討和研究實踐的過程中運用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究竟具有哪些嶄新的根本特征，使它能夠真正實現對這種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徹底揚棄、能夠真正成為適合于探討和研究社會實踐過程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呢？

我認為，概略說來，“社會個體生成論”具有的以下三個方面的關鍵性優勢或者根本特征，從根本上決定了它真正能夠適合于看待、探討和研究社會實踐過程：

第一，社會個體生成論具有融被研究對象的靜態與動態、既定現狀與生成過程于一體的基本立場、研究模式和方法論視角——在這里，所謂“成”（up）涉及的是被研究對象之靜態的、共時性的現狀維度，而這種維度正是上述西方傳統哲學的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所集中關注的對象。因此，社會個體生成論不僅堅持了所有研究者都必須堅持的唯物主義基本立場，實際上也通過批判揚棄而實事求是地肯定和吸收了西方惟理智主義立場的合理成分。另一方面，社會個體生成論的方法論視角所謂的“生”（growing）則通過充分強調研究者只有進一步集中關注被研究對象之動態的、歷時性的生成維度，亦即只有充分關注和認識被研究對象之“所以然”，才能更加系統和全面地認識其“然”，亦即才能將被研究對象實事求是地置于由過去、現在和未來構成的整體性生成發展脈絡之中，加以系統全面的探討和研究，因而破除了這種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僅僅以孤立、靜止、片面的方式，對待和研究所有各種被研究對象、特別是對待和研究社會現象所出現的種種弊端。

第二，正因為具有上述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社會個體生成論根本不像上述惟理智主義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那樣對包括實踐活動在內的幾乎所有各種社會現象都無能為力，而是完全有能力把既改造客觀世界、同時也改造主觀世界的現實社會實踐過程，當作一種不斷發展變化、構成人類社會其他所有生成過程之根本前提和現實母體的、具有來龍去脈的現實生成過程而加以探討和研究——簡而言之，無論主要改造客觀世界、還是主要改造主觀世界，特定的社會實踐過程實質上都是既作現實個體而實際存在、又作為具有特定社會身份和社會地位的“社會人”，出于特定的欲求、目的和動機而進行的具體改造某種對象，從而通過生成（“創造”）某種新事物而實現自己愿望的現實活動過程；而這種既包含由過去、現在和未來共同構成的歷時性維度，更進一步擁有（只有被幻想出來的上帝才可能具有的）極其鮮明的“改造－創造”特征的現實社會實踐活動，顯然是上述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所無法加以研究的。

第三，綜觀西方哲學史上自覺不自覺地以上述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為依據的各種實踐哲學觀可見，它們基本上都沒有真正涉及現實存在、不斷發展變化的社會和個體的互動過程和相互關系，更不要說把這些內容當作社會實踐本身的主要內容來加以系統詳細的探討和研究了——在它們那里，“個體”是既沒有血肉和七情六欲、更沒有任何社會地位和身份的、遠離人間煙火的抽象符號，“社會”則是和自然物質對象沒有什么本質區別的純粹“事實”。而這樣一來，盡管它們有可能抽象出各種各樣似乎能夠作為“金科玉律”（goldenrules）而存在的“絕對命令”，但在現實生活之中、特別是在活生生的社會實踐過程中，這些戒律充其量只能發揮類似“底線倫理”（baselineethic）的作用，實質上是完全與現實存在的實踐活動及其結果脫節的[⑨]，因而難以發揮具有明確的現實針對性的規范引導作用。

相形之下，社會個體生成論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根本不是照搬這種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把現實的社會個體參與其中的社會實踐過程當作自然物質對象、以“一刀切”的方式來加以探討和研究，而是在徹底批判揚棄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基礎上，把現實的“個體”與“社會”的相互關系當作以活生生的社會實踐活動為基礎和前提，既由“社會”通過各種社會互動過程不斷培育和塑造個體、又由個體通過富有創造性的建構和解構過程不斷構成并推動“社會”前進的有機動態過程來加以探討和研究。因此，它在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方面的優勢是顯而易見的。超級秘書網

當然，這樣一來，真正既具有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又具有充分的現實針對性的當代實踐哲學研究，就不會具有這些秉持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研究者所憧憬追求的、永遠凝固不變的、絕對的普遍有效性了——從社會個體生成論的角度出發來看，真正具有現實針對性和理論解釋力的實踐哲學研究結論，根本不可能是所謂“理論是灰色的，只有生命之樹常青”之中的“理論”，亦即根本不可能是以脫離客觀現實為代價換取“絕對的普遍有效性”的“實踐哲學”理論，而只能是與時俱進的、活生生的、對現實存在和不斷發展的社會實踐過程提供有效的指導意義的實踐哲學理論。

在我看來，竭力追求其結論具有絕對的普遍有效性的任何一種理論研究，包括一般的哲學研究和實踐哲學研究，盡管其研究者具有的這種主觀愿望無可厚非、甚至有可能發揮某些積極的推動作用，但這樣的愿望和做法本身卻具有非常濃厚的一廂情愿色彩，很容易導致似乎能夠一勞永逸、實質上卻往往大而無當的“結論”，因而這種愿望既沒有任何現實基礎，也因而是根本不可能實現的——即使似乎具有嚴格性、嚴密性和形式普遍性的數學自然科學的研究結論尚且如此，更不用說其研究對象與這些自然科學理論截然不同的社會科學、特別是實踐哲學了。因此，從根本上說，我們只有不再一廂情愿地秉承這樣的愿望、采用這樣的做法，而是從真正適合于探討和研究社會實踐活動的社會個體生成論的這種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出發，真正做到既實事求是、又與時俱進，今后的實踐哲學研究才有可能真正走上健康發展之路。

最后需要加以說明的是，我們這里對“實踐”與“本體”的嚴格區分、對惟理智主義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分析批判，以及對有可能成為今后實踐哲學研究之現實發展出路的社會個體生成論的思維方式和研究模式的論述，本身都具有非常強烈的探索色彩、根本不是“一錘定音”式的結論。

路正長，而且充滿艱辛坎坷，但只要我們真正從現實出發、立足于扎實充分的學術積累、秉持哲學研究所要求的徹底的批判反思精神、堅持不懈地不斷進行開拓性理論探索，那么，我們今后的實踐哲學研究就一定大有希望！

參考文獻：

1、宋繼杰主編：《BEING與西方哲學傳統》，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2002年10月版。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版。

3、霍桂桓：《文化哲學論要》，北京：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團，2006年10版。

4、霍桂桓：《論實踐的主體超越性——社會個體生成論的實踐哲學觀概要》，該文載《哲學研究》（北京），2005年，第一期。

篇2

【關鍵詞】價值哲學；研究思路；實踐論；視野

改革開放以來，價值哲學引入中國后就成為一個研究的熱點，很多學者參與其中，研究取得了豐碩的成果。但在很多理論基礎方面沒有達成一致，研究停止不前。其中最主要的問題是缺乏對價值哲學自身的反思和規定，研究者們各取所需，從不同的角度上探討價值問題，泛泛而論。使價值哲學承載了太多本不屬于自己的對象和內容，而關于價值自身的核心理論和問題卻被遮蔽了。因此我們有必要靜下心來反問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價值哲學，它的視野應該如何界定。只有弄清楚了這些基本問題，才能打牢價值哲學的根基，使對價值問題的研究獲得規范性和現實意義。

1 科學實踐論是價值研究的根本立場和視野

恩格斯曾經對哲學的發展做過這樣的界定：“對于已經從自然界和歷史觀中被驅逐出來的哲學來說，要是還留下什么東西的話，那就只剩下一個純粹思想的領域?！盵1]這種說法基本符合哲學發展的趨勢，因為隨著科學的發展和實證主義思想的盛行，使得哲學很難再進入自然科學的領域。留給哲學的研究對象只剩下思想，從而成為對思想進行反思、批判的事業。當然從唯物主義的角度講，哲學反思的對象不可能是先驗給予的，而只能取決于對其反思的哲學的立場和眼光，因此基于不同立場和眼光的哲學反思會產生不同的反思對象和效果。正因為反思的立場具有這種相對性，因此反思的結果也不可能構成絕對真理。但每一種反思在其立場上都具有自身的意義和效果，這一點正是近代認識論哲學所確立的主體性原則。

基于以上觀點，我們認為價值哲學的目標不應該是在反思中追求終結歷史的絕對真理，而要著眼于對人類的歷史性實踐做出實質性的貢獻，因此它所具有的獨特的立場和觀點只能借由實踐論的觀點和立場來解釋。實踐觀是馬克思哲學的基石，實踐本意就是指人們改造世界、實現自身目的的價值活動。實踐是人得以生成的途徑，人的一切價值追求都要在實踐中通過實踐來完成。實踐原則要求對人和人的一切活動及其結果都要從實踐來理解，簡單地說就是要從改造世界，使現實服務于人的需要來看。這并不是說我們要給價值哲學制定一個實踐本體論基礎，因為這樣做依然是一種知識論立場，并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從人與自然的互動來理解人類社會的基本思路。而是要把思想看做和物質生產實踐同構的實踐活動的一部分，即人的思想實踐。這樣價值活動就會成為追求自身目的、手段和結果的思想活動，這種活動本身就是創造性的實現價值的過程。

2 價值的真理性在于通過實踐改造世界

從實踐論的立場來看，價值論不應該立足于認識論，這不是從價值論反思的對象來說，而是從其反思的立場來說的。因為認識論的立場是知識的客觀性，在真理的維度中來討論價值問題，其焦點在于主觀和客觀是否統一。而價值論的立場是人的活動即實踐，是把真理放到人的活動的維度中去理解和檢驗。即像馬克思所說：“人應該在實踐中證明自己思維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維的現實性和力量，自己思維的此岸性。關于思維――離開實踐的思維――的現實性或非現實性的爭論，是一個純粹經院哲學的問題?！盵2]價值哲學并不僅僅是要對思想做出判斷或是提供標準，而是要對思想在實踐中的作用和活動做出反思。因此，從實踐的觀點來看，思想要為存在的合理化來服務，價值的真理性在于在實踐中改造世界。所以說實踐的觀點就是價值哲學的觀點，只有把思想理解為實踐中的思想，理解為人的活動的必然要素，思想才能體現出其價值性，價值真理才能對人來說真實有效，有意義的價值哲學才能構建起來。

在實踐論的架構下，價值哲學把人的一切活動和思想都理解為價值活動和價值真理?？茖W為真而思，倫理學為善而思，美學為美而思，政治學為正義而思等等。價值真理不同于事實真理，其區別不在于對應的對象和內容不同，而在于它們是同一真理在不同的觀點和視野中展現的不同的意義。事實真理是在存在論和知識論的維度中產生的反思，這里的一切真理都是事實性質的真理，都是對存在或過程行為的描述，這其中也包括實踐活動和價值創造。如果從實踐論的維度來考察價值真理，那么真理在價值論視野中向我們所展現的就是思想如何達到自身目的的過程，表現為實踐中的有效性，而這就是價值真理，即實現價值的真理，而非對價值觀念的客觀描述。因此，價值真理是一種活動，是人的意向性在實踐中追求有效性即“真”之價值的活動過程和結構，離開人的實踐活動來談論價值的真理性是沒有任何意義的。

從人類學的視野來看，價值論比知識論對人的生存和發展具有更為根本的意義。因為只要是真理，從來都是為了人的生活而產生的，都是人實踐活動的結果。價值的真理性取決于人的思想在實踐活動中發揮的效用，即能不能有效的改造世界，達到需求和目的的統一。而事實真理只是為實踐服務的一個工具，只有和價值真理的實現具有內在一致性時才體現出意義。因此，價值真理的根本性和前提性意義是無可置疑的。沒有價值真理的事實真理是無效的，沒有價值論反思的認識論同樣是無效的。

黑格爾認為哲學只能是思想以自身為對象的反思活動，那么對對價值真理的反思也就構成價值哲學的旨趣所在。而馬克思的實踐論正是價值哲學構建自己存在合理性的基礎。因為價值活動只能存在于人的實踐中，只有在正確把握價值和人的存在的關系的思路下，才能啟發人們對價值理念進行更新，并最終引導人們現實地變革自己的生存狀態和生活方式?？偠灾?，價值哲學要能在批判性的反思中為在人們的生活和行動中設計新目標所需要的自由奠定基礎，這正是價值哲學的意義所在。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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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哲學課作為“兩課‘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墓勸，其地位至美重要。本文就如何提高哲學教學的實效性這一主題，從認識和實踐兩個方面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教師的地位與作為的關系問題，哲學教學的內容、方法的改革問題進行了思考。

“兩課。教學如何走出困境，真正發揮“兩課”的作用，使它在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大背景下既有地位又有作為，無疑是每個從事“兩課，教學的教師乃至高校黨委領導必須高度重視且認真對待的間題。本文試對哲學課教學改革進行一些思考。

作為科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哲學是整個課程體系的理論基礎。從這個意義上說，增強哲學教學的實效性對于整個理論教學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

提高哲學教學的有效性從根本上說是個認識和實踐的問題。就認識而言。主要有兩方面:首先是哲學教學的定位問題。哲學學科的性質是教學定位的內在根據。從哲學的本性看，它是世界觀和方法論，是以人類思維的最高形式來把握世界的一種方式。古希臘一些哲人就把哲學定義為“智慧之學’。是使人聰明的學問。中國的先哲說，作為“愛智，的哲學就是“究天下之際，通古今之變”。因此哲學不同于一般的知識陳述，而是要啟發人的思維。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哲學思維代表民族發展成熟的程度和水平，正如恩格斯所說，一個沒有辯證思維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民族。對于個人而言，哲學水平體現著人的素質，境界和思維能力，大凡有成就，有作為的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史學家，科學家，無不具有很高的哲學思維水平。愛因斯坦曾對人說:“與其說我是物理學家，側不如說我是哲學家’。既然哲學是一種智慧，能夠塑造人的整體思維素質。因此哲學教育應當成為大學生綜合素質教育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起著其他教育所不能取代的作用。從哲學的功能看。主要表現為教育和應用。以科學的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引導人是哲學教育功能最本質的特征。只有在正確的哲學理念指導下，人們才有可能從本質而不是現象上形成對自然、社會、人生等諸多復雜問題的正確認識，進而樹立起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理想，并內化為信念。當它最終凝聚成民族的靈魂和精神時，哲學教育也就達到了最高的境界。以科學的方法論指導實踐是哲學應用功能的顯著特征。真正的哲學既不是教條式的理論說教，也不提供解決問題的具體方案，而是一種教給人們如何面對現實世界去思索、批判和創新的方法。正如馬克思所說，哲學并不要求信仰它的結論，而只要栓臉疑團。如果我們的哲學教學能在這樣的層面上展開與學生的對話、交流，讓他們經受哲學思維的訓練，無疑既可以開拓學生的視野又能增長其悟性和創新意識。

在哲學教學定位的問題上還有一個必須解決的重要的認識問題就是哲學與政治的關系。二者作為不同的學科各有其特定的性質和功能。哲學在人的整體思維素質的訓練中，注重人的創新精神的培養，而創新正是拼證法的批判和革命精神的體現。新世紀社會需要的首先是一種具有很強創新能力的人才，只有擁有持續創新能力的大t高素質人力資源的國家才有強大的競爭力，黨的十五大報告中有26次提到創新，教育部在《21世紀教育行動目標》中明確地把提高人的素質、培養創新精神和創造力作為教育行動目標。就此而言，哲學的教育功能起到了其他教育不可替代的作用。與哲學的目標指向不同，政治是出于維護階級利益、階級關系而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組織形式，顯然二者分屬于不同的層次。因此簡單地把哲學與政治、哲學課與政怡課等同起來，必然會影響哲學教學的效果，甚至在某種特殊的社會背景下會嚴重破壞哲學的聲譽。當然消除把哲學課與政課簡單等同起來的認識和傲法，并不是要完全否認二者的有機聯系。事實上在哲學為政治理論思想形成和實施政治行為提供指導作用的同時，政治也會以自身的方式影響著哲學。

哲學的本質和功能表明，在哲學教學中我們需要讓學生掌握的，應該是作為智憊的哲學，而不是一些抽象的關于哲學的名詞和術語的堆砌；需要培養學生的，應該是哲學的思維能力，一種批判的、富有創造力的創新精神，而不是僅僅作為政治的淦釋或教條化的說教。這就是對哲學教學的定位，只有在這樣的前提下探索哲學教學的手段、方法和途徑才可能是有成效的。

其次是哲學課教師對自身的地位與作為的正確認識。哲學課教師擔負著與其他教師同等重要甚至更艱巨的教育任務，理應得到社會的承認和重視。然而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事實上存在著對‘兩課’的不重視和‘兩課’教師地位不高的狀況。究其原因既有客觀的又有主觀的。從客觀上說，一是市場經濟的大環境使得人們更加關注直接的經濟效益，偏重實務應用而輕視作為“形而上。的哲學。我們可以看到同樣是社會科學的經濟學，其地位與哲學形成的鮮明反差；二是傳統的哲學理論本身的問題，由于它與現實社會發展的某些不相適應，因而有時還不能為實踐提供有效的理論指導:三是受政治因素的影響，使它在一定程度、范圍上成為政治讓釋的工具。這些都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哲學的聲譽，也必然影響到哲學教學的地位。從主觀上說，一是教學本身缺乏針對性，由于理論失去現實的支撐變成空洞乏力的說教。事實上只有不斷的追蹤社會發展的軌跡，才能使教學內容具有時代的氣息，具有生命力；二是教育者本身缺乏信心。外部環境的影響使越來越多的教師“轉軌。，選擇更有“前途。的職業以改變自己的地位。師資隊伍的不穩定對哲學教學無疑是雪上加霜。

筆者認為“地位’與“作為。是不可分割的聯系在一起的。提高“地位”關鍵在內因，在于教師主體性的覺醒，在于對自己所選擇事業的追求與執著。如果沒有這種強烈的自我意識，哲學教師就無法擺脫‘困境:從這個意義上說，只有有所作為才能東得自己的地位。因而我們需要在兩塊陣地上充分發揮作用:一是教學陣地，調整教學內容和改進教學方法，努力體現哲學的本質特征和功能，使它具有特色，特點，從而增強哲學課的吸引力；二是學術陣地，通過學術研究將成果引人教學之中，這是提高教學質量的重要途徑，也是最需要重視和最需要化功夫的。只要我們對自己從事的事業充滿自信心，堅持改革與探索，堅持對現實社會諸熱點、難點問題的研究思考，通過自己的作為改變哲學教學的現狀，我們的努力首先會得到學生的承認，進而得到社會的承認，這時也就獲得了自己應有的地位。由此可見，對于哲學教師本身而言，·作為’是“地位’的前提條件，“地位’是“作為’的必然結果。當然，從外部環境看，‘兩課’教師同樣需要得到學術乃至全社會、學術界的支持和關心，這種關心不應該僅僅停留在口頭、形式上，而應名實相符。

提高哲學課的有效性更是一個實踐問題。21世紀是知識經濟的時代，如何使哲學教學植根于世界經濟一體化和中國社會主義改革與建設的現實之中，如何引導學生用辯證的思維反思置身于其中的世界和人生，如何訓練學生的哲學思辨能力和創新精神，這是一個重大實踐性課題，需要在哲學教學改革中深人探索。

首先是對教學內容進行改革和探索。一是注重哲學教材的改革和教師知識結構的更新。從現狀看，哲學教材相對滯后。改革開放2f?多年來，哲學界的研究成果是豐碩的，但這些成果主要是以專著和論文的形式存在，而將它們引人哲學教科書和哲學教學的程度和層次則非常有限，再加上教師個體之間的學術水準和教學能力差異，又有所不同。這些情況必然制約哲學教學。重視哲學教科書及教學內容的更新，重視教師知識結構調整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是摘好哲學教學的重要基礎。二是注重理論與實際的聯系。理論的魅力就在于它植根于實踐，來源于實踐。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縱觀哲學發展史，任何哲學理論的發展都得益于社會實踐的變革，哲學也同樣如此。因此我們教給學生的不應該僅僅是一些原理，而應該是方法；還要回到現實社會，用唯物辯證方法對現實社會問翅進行分析，用理性來思考和探究事件的本質，在批判中建立新的認識。這樣。理論就不會是抽象的教條，而具有實際的內容；對實際間翅的認識也不是就攀論事，而可以上升到理性的高度。在教學中實現理論與實際的結合?？梢圆扇Ｄ峄嗉础畣柪砘璧男问浇虒W，這些間翅包括學生的思想實際和杜會主義建設中的現實間翅。這種教學可以改變傳統的按章。節、目服本宜科式的教學方法。克服教學中普遭存在的“脫節’現象。增強現實感和針對性。理論與實際結合的內容是很多的:，如聯系經濟體制改革、國有企業改革。城市職工分流下崗的間瓜以及社會貧富差距問胭等；聯系精神文明建設，妙及經濟倫理道裕、精神生產力可持續發展間翅等；聯系政治體韶改革，涉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興衰成敗的經臉教訓，還有中國當前。突出的社會矛盾—法制不健全帶來的各種“設租’。‘尋租”現象，不受制約的權力導致腐敗，特權導致的兩極分化等:聯系哲學的發展，涉及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哲學和現代西方哲學思潮，如何進一步實現哲學本土化、中國化等。對上述學生感興趣的熱點間翅分析得透徹，且有理有據，必然會產生很大的教育作用。

三是合理安排教學的總學時。對哲學授課學時的安排。既要突出哲學理論的科學性和嚴密的邏輯性。又要體現其與現實結合的時代性。我們嘗試著用總學時的70%作為哲學墓本原理的理論教學,30%的學時用于專皿化教學。在進行理論教學時。既要避免與中學政治課教學的重復性，又要適應大學生以后多加研究生人學考試的搖要，對現行的教材進行恰當處理。在進行專瓜化教學時，注憊從歷史和現實的視角。讓學生認識在中國發展的歷史軌跡；讓學生將哲學智慧運用于生活的各個領域，以理性認識人生的目的和憊義，以理性確定自己的行為方式和價值取向，讓學生認識全球化的世界。中國改革與發雇的本質以及自身的地位與貴任等。

其次是對考核方式進行改革和探索?？己耸钦麄€教學過程的重要環節。規的考核方式主要是筆試，其中包括大的死記硬背的成份。這種長期以來形成的考核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學生的思維能動性、創造性，是使教學過程始終處于被動狀態的重要因素。因此對考核方式進行積極的改革探索，既是教學改革的必然要求，也是歡質教育的應有之義。在實踐中我們采取了小組論文和小組答辯相結合的方式。對學生的學習效果進行評價。具體過程為:教師設計論翅。學生以4--5人為一組選擇論題；小組成員槍索資料；通過小組集體討論擬出論文提綱；教師逐一聽取每個小組的代表對論文所作的思考并進行交流；形成近5000字的論文，并注明所引用的參考資料、文獻‘小組論文答辯；綜合小組成員的課堂表現、論文寫作態度、論文的質里和答辨的情況給出成績；選擇優秀論文由學生自行排版設計成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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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浪漫主義；意識革命；物質觀；辯證實踐

中圖分類號：A8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673-291X（2014）01-0275-02

一般而言，馬克思的博士論文是德國浪漫主義的典范之作，秉承著德國浪漫主義的諸多精神氣質與語言風格。然，這僅是確認了一個歷史事實。更為重要的問題是：倘我們將其思想作為一種歷史分析的重要文本的話，那么對博士論文是否也該發探出成熟馬克思的理論淵源呢？而其中最重要的問題依然是博士論文是否對德國浪漫主義有所超越？這是研究博士論文的一個至為深層次的問題。就理論而言，這是一個研究馬克思思想發展的文本學的問題。

一、超越意識革命：走出自閉的意識

德國浪漫主義思想家們始終將自我置于崇高的位置上，他們 “力圖想治愈世界的荒涼――它面臨世界的無序，設法用意志重新讓世界恢復宇宙秩序；它想調和對立的兩面，想整合美學”。而馬克思《博士論文》對自由的崇尚明顯有著德國浪漫主義“自我意識”的意味，反映了當時德國浪漫主義共同的現實訴求，即，德意志帝國及其步履蹣跚的資本主義，在一個被更古老、更發達的資本主義形式和資產階級社會所支配的世界上占有一席之地。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以自我意識作為批判的武器響應了時代的潮流，但他的批判更為徹底，更具顛覆性，更有實踐指向，顯示了突破德國浪漫主義意識革命的端倪。

伊壁鳩魯以能動自我意識為武器，尋求的是心靈的寧靜與自由，這也往往是德國浪漫主義的內在主張。他們借人生的詩化以實現內在自由，從而超越現實。然而馬克思借此謀求的卻是現實自由，自我意識正是哲學要征服世界和絕對自由的武器。換言之，哲學自身的自由精神成為實踐的力量，面向塵世的現實世界。當哲學變成能吞噬一切外界的火焰時，它就完成了自己的任務。

“如果權威在一個領域內受到質疑并遭到否棄的話，接下來必不可免的一步，將導致在所有領域內對權威的拒絕?！闭麄€伊壁鳩魯的原子論哲學都是要擺脫受外在統治的關系，形成自我規定的新關系，即“自我意識的絕對性和自由”，為馬克思反對思想壓制提供了契機――把自我意識當成一種救贖方式，深入到實踐和時代的深處去挽救那些遭受精神迫害的人們。

二、新型物質觀：關系哲學的萌發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將原子和感性自然置于自我意識及其對象化的理論境域，原子與自我意識是可等量齊觀，而自我意識又象征著人的自由與力量， 而人的自由與力量又不應當是抽象個人的，而是社會中人的自由與力量，社會這一主體間生活方式使得人有足夠的勇氣拒絕一切超出人及其產物的力量，這是馬克思區別于之前所有思想家的地方。

馬克思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本身就是最根本的關系，只有在人與人產生關系之時人才擺脫自然的壓制而獲得自由。自我意識只有在與別的自我意識的交涉中，才能擺脫自然的束縛以及自身無所依憑的虛無狀態?！坝捎谟辛速|，原子就同它的概念相背離，但同時又在它自己的結構中獲得完成。于是，從具有質的原子的排斥及其與排斥相聯系的聚集中，就產生出現象世界。”這一段對具有自我意識的個體關系的白描，是對原子關系的生動刻畫。每個具有自我意識的個人之間處于既排斥又聚集的社會關系，每個人都因具有自我意識而具有了質，而現實社會就是這些質的聚集。

“夸夸其談”的德國浪漫主義由自我意識的角度來浪漫化沉睡的經驗世界，開啟通往理想世界的生命之路。它清醒地認識到了自我意識在現實中的異化，但只將之理解為意識自身的矛盾，因此便將這種解決僅僅歸之于意識和思維本身。然對馬克思來說，自我意識的這種矛盾，以及自我意識的這種異化，只有在現實的人與人的關系中才能解決。這是因為，自我不僅在意識中二重化，也在現實中二重化，而且自我的現實二重化是自我的意識二重化的基礎和前提。這多少帶有意識第二性的意思。

馬克思將人與人的關系設置為世界的中心，在人與物，以及人與人的相互映照與承認中確立人的存在。深入到實踐和時代的深處去挽救那些遭受壓制的人們。事實上這在很大程度上表現了馬克思的唯物論傾向與關系哲學思想。

三、辯證實踐的端倪：超越感性直觀

德國浪漫主義是資產階級學說，囿于私有制的狹隘本性，看不到整體的經濟景象，看不到資本作為統攝一切的力量而必然招來的自我否定。在其意識中，現實，始終保持著未被觸動和改變，因而思考本身始終只是直觀的，不能成為實踐的。“資本主義的意識的物化使人既過分個體化又機械地對象化”。

然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系統地發揮了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其目的也在于要使伊壁鳩魯原子論的能動原則得到合理的論證，并昭示著克服感性直觀局限的理論可能。

原子的物質性和形式性決定了直線下墜和脫離直線的偏斜運動具有同樣的“本原性”?！捌贝蚱屏恕\的束縛’”，是原子“胸中進行斗爭和對抗的某種東西”，是原子內在具有的質的規定性。正是偏斜運動的介入，才構成了原子的物質和形式、存在和本質的矛盾及其在現象世界的外化，形成現象世界眾多原子的排斥和碰撞。馬克思斷言，這些都傳達了一種辯證法的精神?！白晕乙庾R”的能動性來源于辯證運動。如果沒有之，就不可能有原子的偏斜，也就沒有原子的沖擊和碰撞，世界便無法創造出來。“因此，伊壁鳩魯的原子偏斜說就改變了原子王國的整個內部結構”。原子偏斜的辯證運動打破了必然，為自我意識的自由和解放鋪平了道路，由此凸顯的偶然與必然的辯證關系突破了黑格爾的辯證思想，為馬克思最終確立自己的辯證法學說奠定了基礎，并表明了其將歷史發展放回到人與人交往的現實運動之中的傾向。而這種辯證實踐的思想恰恰能克服感性直觀的弊病，不再將世界當做孤立的靜止的存在，而是蘊籍著生機的不斷運動的過程，因而要改變世界改變現實，必須要從運動的視角來揭示規律和利用規律。

當辯證法作為一種批判的武器而與現實結合，那么不僅在理論上能得出革命的結論，而且在實踐上可能爆發出革命的激情。這已由普羅米修斯所代表的反抗統治階級的新生力量得以展示。馬克思堅信，掌握了技藝的新人必定能夠從壓迫中解放自己，獲得真正的自由。

四、結語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信奉的依然是自我意識和自由的哲學，高舉著浪漫主義的大旗，正如其高聲吶喊的那樣：只是現在，伊壁鳩魯、斯多亞派和懷疑派體系為人們所理解的時代才算到來了。他們是自我意識哲學家。然而承認這一點并非表明，馬克思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沒有超越浪漫主義。盡管德國浪漫主義同樣是疾呼自我意識，主張人的詩化來抵御庸俗無品的冷酷世界的侵襲，然而這類思想畢竟是德國貧瘠現實的隱晦表達，帶有一切唯心主義所無法擺脫的內在弊病。馬克思的博士論文不僅沿襲了浪漫主義的思想與寫作特點，更值得讓人注意的是，他也在許多方面展示出了超越之的理論姿態與思想傾向。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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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 馬克思；博士論文；哲學；宗教批判

〔中圖分類號〕a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4769（2012）05－0148－04

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開篇就宣告：“就德國來說，對宗教的批判基本上已經結束；而對宗教的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1〕，宗教批判在馬克思的社會批判理論體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在馬克思的一系列經濟和政治批判中，依然充滿著對宗教問題的闡釋與批判，誠如洛維特所言：“馬克思走向政治世界批判的步驟并沒有簡單地把已經作出的宗教批判甩在身后，而是在向批判塵世世界的這種進步中同時也為批判‘天國’世界亦即宗教獲得了一個新的立場。”〔2〕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所高揚的哲學對宗教的批判和哲學的拯救行動就是其社會批判理論甚至是整個理論大廈的原始點。

一、哲學征服宗教的“政治活動”

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德謨克利特的自然哲學和伊壁鳩魯的自然哲學的差別》所研究的主題是關于兩位古希臘先哲的自然哲學學說。然而，在19世紀50年代末致拉薩爾的信中，馬克思明確表明，研究兩位自然哲學家的學說，不是哲學興趣，而是政治興趣，“［較晚的］哲學家——伊壁鳩魯（尤其是他）、斯多葛派和懷疑論者，［我］曾專門研究過，但與其說出于哲學的興趣，不如說出于［政治的］興趣。”〔3〕從馬克思博士論文的內容上看，他出人意料地用了大量的篇幅著墨于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的生活和寫作方式之不同；從博士論文的結構形式上看，在論文的序言、附注和附錄中他都在慷慨激昂地批判宗教和闡揚哲學的卓越。就此而論，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展開的不啻是一場以哲學征服宗教、救贖自由的“政治活動”。

伊壁鳩魯說：“要得到真正的自由，你就必須為哲學服務。凡是傾心降志地獻身于哲學的人，用不著久等，他立即就會獲得解放，因為服務于哲學本身就是自由?！薄?〕但世間哲學類別眾多，選擇為哪種哲學服務才能獲得自由呢？馬克思的博士論文選擇伊壁鳩魯哲學作為主要研究對象，即是選擇服務于伊壁鳩魯哲學。這種選擇的重要原因在于伊壁鳩魯哲學是對實在的解釋與對政治自由的肯定。美國學者維塞爾認為：“馬克思對伊壁鳩魯哲學感興趣的部分原因是伊壁鳩魯哲學提供了一條哲學救贖的道路……馬克思對伊壁鳩魯的興趣意味著他對作為一種救贖方式的哲學本身感興趣?！薄?〕此處，“救贖”一詞實有“解放”的韻味。聯系到伊壁鳩魯是古代最偉大的宗教批判家與啟蒙思想家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認為“伊壁鳩魯是最偉大的希臘啟蒙思想家”。，他曾對宗教提出過完整的解釋和批判，幾近毀滅性地打擊了古代宗教，我們可以認為，馬克思借助伊壁鳩魯“救贖方式的哲學”獲得了一種超出宗教之外的批判視野，希冀通過哲學對宗教的批判以及哲學的意志拯救行動能夠實現真正的解放的政治旨趣。 一般認為，古代的宗教批判是為消除恐懼，獲得心靈的平靜和快樂，而現代的宗教批判則是為了徹底消除宗教這一最大的欺騙形式，使人成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馬克思在哲學拯救與宗教批判的對立意義上，充分彰顯出哲學的救贖功能。

馬克思宣告哲學與宗教的誓不兩立，他承繼伊壁鳩魯反叛宗教、護衛自我意識的“絕對自由”的精神，高調地聲明哲學“痛恨所有的神”，寧可像普羅米修斯一般做“哲學歷書上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6〕，也不愿屈辱地茍活于陰郁幽暗的宗教“洞穴”。在博士論文的開篇序言中，馬克思即批判普盧塔克對伊壁鳩魯神學的論戰，明言普盧塔克把哲學帶上宗教法庭的立場，“令人想起一個被指控犯了背叛自己臣民的叛國罪的國王”〔7〕，同時指出，“只要哲學還有一滴血在自己那顆要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心臟里跳動，它就將永遠用伊壁鳩魯的話向它的反對者宣稱：‘瀆神的并不是那拋棄眾人所崇拜的眾神的人，而是把眾人的意見強加于眾神的人?！?/p>

〔8〕宗教無疑正是作為“眾人的意見”強加于眾神的力量，它致使“眾人所崇拜的眾神”并不是“眾神”的本相。在伊壁鳩魯看來，眾神避開世界，居住在世界之外，對世界漠不關心，與眾人毫無關系，“人們崇敬它們是由于它們的美麗，它們的威嚴和完美的本性，并非為了謀取利益”〔9〕這與“眾人所崇拜的眾神”毫無一致之處。何況，馬克思認為，對于哲人來說，“人的自我意識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不應該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識相并列?！薄?0〕“神學化的理智”和宗教比哲學更重要的描述是極端錯誤的。

作為“征服世界的、絕對自由”的自我意識哲學，必然要質疑和批判作為各式各樣的偏見與錯誤意識的種種宗教和神圣，“哲學”和“宗教”根本上是存在沖突的。為解決這個沖突，在蘇格拉底事件之后，哲人的態度呈現出兩種路向：其一，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主張對民眾采取一種“高貴的謊言”的政治哲學，審慎地對待人們的宗教信仰，改善而非顛覆受宗教主導的人類社會，防止哲學對社會的“瘋狂”侵襲；其二，伊壁鳩魯摒棄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遮遮掩掩、曖昧不明的態度，堅決地采取了站在宗教對立面的立場，以巨人般的勇氣復興前蘇格拉底自然哲人用哲學對抗宗教的明確立場?！?1〕伊壁鳩魯這一大無畏的精神為后來的啟蒙哲人所接受，而在近代啟蒙背景中成長的馬克思，幾乎具備啟蒙哲人的所有抱負和激情，毫不猶豫地扛起了以哲學征服宗教的大旗。正如伊壁鳩魯的所有自然哲學均服務于其反宗教的動機一樣，馬克思對希臘原子論的研究也服務于其反對宗教的政治旨趣。

作為哲人的馬克思，其哲學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人們從偏見、迷信和宗教中引導、“救贖”到“哲學”的“真理或光明世界”，走出柏拉圖的“洞穴”，由此反抗宗教在神的名義下把人“救贖”到晦暗不明的黑暗中去的荒謬舉動。因為依照啟蒙哲人的預言，凡是在人們開始按照哲學的理性進行思考的地方，宗教和迷信就不再有活動的余地；而哲學的理性思考也只有在超出恐懼和無知的地方才能開始。當然，這個過程是艱辛的，面對的壓力也是嚴峻的。所以馬克思說：“哲學研究的首要基礎是勇敢的自由的精神”〔12〕。 方式選擇及原子偏斜理論的本體論意義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一方面生動地描繪了德謨克利特和伊壁鳩魯兩者的研究方式、生活方式的不同，映現出兩個不同的思想家形象；另一方面也詳述了兩者學說上的差異與對立，著重強調原子脫離直線而偏斜的理論把伊壁鳩魯同德謨克利特思想的實質區別。深刻凸顯出伊壁鳩魯的自由意志哲學能夠掙脫眾人的意見與宗教精神的限制，甚至能夠征服世界，實現絕對自由的本體論意義。

關于研究方式的選擇。馬克思描繪道：“德謨克利特不滿足于哲學而投身于經驗知識的懷抱，而伊壁鳩魯卻輕視實證科學，因為按照他的意見，這種科學絲毫無助于達到真正的完善”〔13〕；德謨克利特說“我發現一個新的因果聯系比獲得波斯國的王位還要高興”，而伊壁鳩魯則認為，探討客體只在于使那進行解釋的主體得到安慰，目的在于追求自我意識的心靈的寧靜，而不在自然知識本身；〔14〕“德謨克利特由于對知識感到絕望而弄瞎了自己的眼睛，伊壁鳩魯卻在感到死亡臨近之時洗了一個熱水澡，要求喝醇酒，并且囑咐他的朋友們忠實于哲學”〔15〕。因此，研究方式的選擇制約著人們的生活方式。自然哲學不單純是對外在世界的客觀研究，也是關乎人的自我意識，關乎人的生活方式的學說。在馬克思的視野中，相比德謨克利特，伊壁鳩魯才是真正的哲人，只有在伊壁鳩魯那里，哲學成為救贖的工具，擺脫了大眾意見的束縛與宗教精神的限制，從而在哲學中感到滿足和幸福，由此得到真正的自由。當然，馬克思的自由已經不僅僅是伊壁鳩魯的對恐懼的擺脫與自我意識的寧靜，更是指人真正征服世界的能力，尤其是哲學對眾人的宗教生活的征服能力與救贖能力。維塞爾認為，馬克思使用的“征服”一詞是bezwingend，這個詞意味著強迫（forcing）。也就是說，普羅米修斯精神“強迫”世界成為人類自由之所。只有通過征服世界，人才能夠創造自己的文化宇宙，才能創造自我神性的保護而戰勝死亡?！?6〕人成為宇宙的理想生活的創造者，正是馬克思宗教批判的終極目標。

關于原子偏斜理論的意義。馬克思認為，伊壁鳩魯的原子王國所展示的是人的自我意識的世界，凸顯的是人的自我意識的絕對性與自由。原子作

為抽象的、個別性的自我意識的自然形式，表征的實際上是個體的人。馬克思對伊壁鳩魯原子論的解讀其實包含著對人之生存樣態的洞悉。原子在必然性的直線運動中喪失了個體性與獨立性，如同個體的自由在外在的劃一行動中喪失了自身，但原子的偏斜運動打破了這一“命運的束縛”。原子由于脫離直線，偏離直線，從而從自己的相對存在，即從直線中解放出來，如同表征著人的自我意識的原子經歷否定之否定，以偏斜運動否定直線運動，通過獨立性和對同他物的一切關系的否定脫離了限制性的定在，從而擺脫外在之束縛與羈絆獲得獨立自由的特性。〔17〕而這一點對于馬克思來說，正是人們逐漸脫離宗教的偏見與魅惑，洞察到人擁有神性般的自我意識而確證人的自由和平等的過程?！霸悠崩碚摗睒嫵闪艘帘邙F魯哲學與德謨克利特哲學的差異。原子偏斜是對實在的解釋，藉此肯定了人的自我意識的自由。原子的偏斜打破了命運的束縛，將這一思想應用于人類的自我意識，則“偏斜正是它胸中能進行斗爭和對抗的某種東西”〔18〕。原子的偏斜改變了原子王國的整個內部結構，并形成了原子的相互排斥這一自由意志的最初形式，因為它擺脫了強制的運動與盲目的必然性行為，這正是作為理性之光的哲學對作為幽暗泥塘的宗教的擺脫與勝利，彰顯出具有獨立自由意志的人才有可能掙脫宗教的束縛的事實。伊壁鳩魯提出的哲學學說是一種作為救贖方式的哲學。

伊壁鳩魯與德謨克利特研究方式的差異及伊壁鳩魯原子偏斜理論的運用，實質上是本體論與物理學的差異。德謨克利特將原子作為客體進行研究，把握的是原子客體的必然性，沒有涉及主體本身，只具有物理學意義；伊壁鳩魯通過原子發現了自由意志主體，并確立了自由意志主體的性質與自由意志擺脫宗教的本體論意義。

三、自我意識哲學的內在之光與外在之明

馬克思批判了“關于神的存在的證明”，指出這些證明“不外是空洞的同義反復”〔19〕。一切關于神的本體論證明都是不成立的，它們只是人的自我意識的直接證明。徹底掃除了“神”這一宗教的最高基礎之后，馬克思闡述了自我意識哲學如何實現對世界的救贖，這是伊壁鳩魯的“救贖方式的哲學”對宗教批判的完成。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的附錄中指出，歷來關于神的本體論的證明無非就是說，某人現實地想象的東西，對于某人來說就是現實的表象。因為我的想象是由某東西作用于我，所以當我現實地想象神，神對于我來說就是現實的表象，這一“現實的表象”將證明神具有一種實在的存在。馬克思指出，人如果相信自己想象的表象，這一表象就會起作用，如古代的摩洛赫和阿波羅神都曾是人們生活中的一種現實的力量一般。但是，馬克思接著論證到，如同某人將紙幣帶到不知紙的這種用途的國家去，必將被人嘲笑他的主觀表象一樣，要是將某人所信仰的神帶到信仰另一些神的國家去，必將被人嘲笑他受幻想的支配?！耙粋€特定的國家對于外來的特定的神來說，就同理性的國家對于一般的神來說一樣，是神停止其存在的地方?！薄?0〕由此，馬克思指出，“對神的存在的證明不外是對人的本質的自我意識存在的證明，對自我意識存在的邏輯說明。例如，本體論的證明。當我們思索存在的時候，什么存在是直接的呢？自我意識。”〔21〕對神的本體論存在的一切證明歧視都是對神的不存在的證明，是對一切關于神的觀念的駁斥，如笛卡爾“我思故我在”的沉思一般最終只是證明了人的自我意識的最高神性。維塞爾的論斷也許是可信的：“從馬克思博士論文時期看來（假如沒有更早的話），那種超越了人的所謂上帝的存在（即使如人一樣的客觀存在也能在他那里被構建）對他而言也許沒有任何價值，因為對馬克思來說，價值意味著人的存在——最高的神性的自我意識?！R克思相信，社會主義是人的理想的完美，不需要指向一個所謂神圣的父。”〔22〕既然神已經被掃除出這個世界，宗教已經被證明只不過是一種虛幻的形式，那么救贖世界，實現和護衛人類自由的責任就要依靠自我意識哲學。 場救贖運動，“哲學必須成為塵世的（現實的）哲學，而世界必須成為哲學的（觀念的）世界。哲學既是救贖的工具，同時也是救贖的內容。為此，對馬克思來說，哲學擁有一顆‘征服世界和絕對自由的心’?！薄?3〕馬克思認為，“征服世界與絕對自由”是哲學的本性，哲學是救贖意識的認知形式，它必須面向世界，在征服世界的過程中獲得絕對自由的自我意識

?！爱斦軐W作為意志面向現象世界的時候，體系便被降低為一個抽象的總體，就是說，它成為世界的一個方面，世界的另一個方面與它相對立。體系同世界的關系是一種反思的關系。體系為實現自己的欲望所鼓舞，就同他物發生緊張的關系。它的內在的自我滿足和完整性被打破了?！薄?4〕哲學要面對世界，而不再只是解釋世界之所是的內容，不再只是沉思根本存在的內容；哲學必須把世界變成哲學欲求的應該所是的內容，成為救贖行動的自我意識。

只有如此，哲學的本質才有可能實現，一個新的理論和新的自由世界才有可能在暴風雨中誕生。“本來是內在之光的東西，變成轉向外部的吞噬一切的火焰。于是，得出這樣的結論：世界的哲學化同時也就是哲學的世界化，哲學的實現同時也就是它的喪失，哲學在外部所反對的東西就是它自己內在的缺點，正是在斗爭中它本身陷入了它所反對的缺陷之中，而且只有當它陷入這些缺陷之中時，它才能消除這些缺陷?！薄?5〕

假如認為伊壁鳩魯的哲學處境是由亞里士多德體系造成的，而馬克思的哲學處境則是由黑格爾體系造成的這一相類似的哲學處境之下，我們有理由信服美國學者沃格林的如下一段話：“意識的主權與反有神論的反叛是在一個開始就有的，它們作為動機進入到了馬克思對由黑格爾體系造成的哲學處境的反思之中。在黑格爾與亞里士多德的哲學體系中，哲學‘封閉自身成為一個完整的、全體的世界’，像這樣的體系乃是哲學中的‘節點’，它們中斷了哲學的直線發展。要在沉思中來進一步完善這樣的體系是不可能的，其繼承者將轉向哲學實踐和對時代的批判。”〔26〕我們也更能體會到馬克思選擇伊壁鳩魯哲學作為其博士論文的主要研究對象的深意所在，那就是把哲學當成一種救贖方式，深入到實踐和時代的深處去挽救那些遭受宗教魅惑的人們。

四、結語

就馬克思借助伊壁鳩魯的“救贖方式的哲學”所擁有的超越宗教的批判視野而言，其哲學的“征服世界和絕對自由之心”還只是在自我意識中跳動，只是以“理性的自然之光”照亮了幽暗詭秘的宗教世界，彰顯了哲學的救贖意志。這種批判仍然只是思辨式的批判，依然局限于斯賓諾莎和青年黑格爾派的理性精神啟蒙，它本質上仍是以“精神的批判”來消滅或以“自我意識”來消融宗教的“幽靈和怪影”，雖然批判的鋒芒很犀利，但還略顯缺乏渾厚的根基，因為尚未尋找到合適的中介讓自身成為革命的物質力量。馬克思從哲學上批判宗教只是宗教批判的序幕，而不是其最終的完成。這種批判無疑具有理性啟蒙的價值，其巨大的政治意義就是促成政教分離，讓國家尊重個人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嚴格限定公共權力的支配范圍。然而“猶太人問題”已經使這一解決方案出現裂隙，哲學式的理性啟蒙既不能消滅宗教，也無法化解宗教派別之間的沖突，價值沖突、“諸神之爭”依舊存在于世間。因此，宗教批判必須要走出自我意識哲學的視野，擺脫在“思辨王國”中的“純哲學批判”式的范圍限定；必須反思哲學批判的前提，不能單純地將自我意識哲學作為宗教批判的前提和歸宿，不然，根本無法消滅宗教的神秘性。

馬克思在博士論文中的宗教批判的理論性質總體上還囿于大衛?施特勞斯、費爾巴哈、鮑威爾和施蒂納等人的思想傳統；馬克思在寫作博士論文時期尚屬于“青年黑格爾派”。不過，馬克思已認識到其宗教批判的局限性，從而堅決地清理了自己與“青年黑格爾派”的思想關系，指出，“這些哲學家沒有一個想到要提出關于德國哲學和德國現實之間的聯系問題， 關于他們所作的批判和他們自身的物質環境之間的聯系問題”〔27〕。在轉入政治和經濟的批判之后，馬克思在新的層次上提出了對宗教的批判，即對宗教的世俗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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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現象學；實踐哲學；話語體系

一、現象學本科教學的國內外現狀概述

關于現象學本科教學的國外主要現狀：目前，德國Humboldt-University （洪堡大學）哲學系在講授現象學時，明顯側重于從格式塔心理W的角度去講，注重對感知的分析，從這個意義上講，其實際上是側重于胡塞爾早期的“描述現象學”。這種側重與近年來在德國本土以及英美流行的關于認知科學的前沿話題有關。這種講授優勢在于它可以通過強調描述，使學生切身地感受到現象學分析的精致性。德國Ludwig-Maximilians-University München（慕尼黑大學）大學的Guillemo E rosadohaddock主講“The old Husserl and the Young Carnap”，側重從胡塞爾現象學與卡爾納普語言哲學對比的角度講授現象學。

美國麻省理工學院Wheaton college（威頓學院）的 ArthurF.Holmes，長期主講“Husserl and Heidegger”（“胡塞爾與海德格爾”），其講授側重從胡塞爾和海德格爾的對比中闡釋現象學的經典方法。

英國University of Glasgow（格拉斯哥大學）的Gianni vattimo，主講“The end of reality”（“實在的終結”），側重對胡塞爾后期先驗現象學以及發生現象學的講授。

丹麥Kbenhavns Universitet（哥本哈根大學）的D.zahavi長期主講有關胡塞爾現象學的課程，其講授一方面側重于對胡塞爾現象學的文本解讀，一方面又同時側重于與當代語言哲學、認知科學的結合。

概而言之，國外近幾年來在現象學教學方面逐漸轉向與語言哲學、認知科學密切相關的路向，即在講授現象學時，在一定程度上偏重從認識論維度去講，而從本體論、倫理學等維度出發去講授現象學，則相對少一些國內主要現狀，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國內各高校哲學院系逐漸開始開設有關現象學的課程。

北京大學哲學系靳希平教授長期主講胡塞爾代表作《邏輯研究》。靳希平老師在講授以及課堂討論時，使用的是德文原著，學生使用的也是德文原著，其講授側重于對重點的概念進行解析，討論時則更自由一些。概括而言，靳希平老師講授的特點有兩個：一是使用德文原著，“原汁原味”；二是側重概念解析。這種講授方式的優點在于能夠使學生十分扎實、準確地掌握現象學基本概念，值得學習。

北京大學張祥龍教授也長期主講有關現象學的課程，并于2003年出版了《面向事情本身――現象學導論七講》一書。該書是張祥龍老師關于現象學課程講課內容的集結，并包括課堂討論部分。該書主要講解了胡塞爾的《現象學的觀念》《邏輯研究》（選講）、《經驗與判斷》（選講）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選講）、梅洛-龐蒂《知覺現象學》（選講）以及德里達的《聲音與現象》（選講）。其講授側重于把現象學同多個哲學流派進行對比，以突顯現象學理論、方法的某些優勢，同時也強調了現象學同其他哲學流派融合的可能及其原因，另外也對一些重點概念進行了著重講解。

概括而言，張祥龍老師講授的特點有兩個：一是對重點概念進行了深入而生動的講解，做到了深入淺出；二是善于把現象學與其他哲學流派進行對比，在“對話”中使現象學理論、方法的優勢顯現得更加清晰。這都是值得認真吸取的寶貴的教學經驗。

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孫利天教授長期主講《現象學的觀念》《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吉林大學哲學專業有一個傳統，就是注重哲學史，提倡史論結合的研究方法。孫利天老師的講授就側重從整個哲學史出發來把握現象學精神，在這個基礎上強調使用胡塞爾現象學意義上的直觀來打通中國哲學、西方哲學和哲學。概括而言，孫利天老師的講授有兩個特點：一是強調哲學史背景；二是強調對現象學方法的哲學實踐，即用現象學方法來解決哲學問題。這是十分具有啟發意義的。 另外，吉林大學哲學社會學院的年輕教師龍晶也長期主講有關現象學的課程。其所講授的主要是海德格爾的《存在與時間》。作為一位具有德國留學經歷并與海德格爾有著學術血緣關系的年輕教師，其講授側重于原汁原味，對思想的梳理非常清晰。

華中科技大學哲學系張廷國教授長期主講《現象學的觀念》。張廷國老師德語非常出色，翻譯過多本現象學著作。其講授往往一語中的，簡潔明快。張廷國老師善于從詞源學的角度對現象學的重要概念進行解析，這一方法在教學實踐中效果明顯，是十分值得學習的。另外，已故的高秉江教授善于從作為西方哲學源頭的古希臘哲學出發闡發現象學精神，這也是非常值得借鑒的。

綜上所述，目前各高校哲學院系已陸續開設關于現象學的課程，并已形成自己的教學特色和優長。這都是值得借鑒和吸取的。

二、對現象學本科教學的實踐哲學反思的必要性與應用前景

現象學作為一種哲學思潮，肇始于20世紀初的德國。現象學出現之后，不僅在歐陸哲學中占據了主流甚至是支配性的地位，而且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逐漸滲透到英美哲學，成了一門“顯學”，以至于當今的哲學都在一定程度上使用現象學的理論、方法，以此為基礎來表達自己。

現象學在20世紀80年代開始正式進入中國學界的關注范圍，并迅速成為關注熱點。這一方面體現在研究領域，另一方面則體現在教學領域。在研究領域里，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現象學原著的翻譯工作一直在持續不斷地進行著。

關于現象學的著作、論文、博士學位論文、碩士學位論文每年大量涌現，根據《中國現象學與哲學評論》的統計，關于現象學的譯著、專著每年不少于十數種，論文不少于幾百篇。

在教學領域，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越來越多的高校哲學院系開始開設有關現象學的課程，這些課程不僅面向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而且也面向本科生。另外，@些課程也不僅限于外國哲學專業，很多哲學院系的哲學教研室也為自己的博士研究生、碩士研究生專門開設了有關現象學的課程。例如吉林大學的哲學教研室就為其博士研究生專門開設了這方面的課程，由孫利天老師長期擔任主講教師，主講胡塞爾的《現象學的觀念》以及《哲學作為嚴格的科學》。

由此可見，有關現象學的教學工作，已逐漸成為高校哲學院系教學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在現象學的教學工作當中，對本科生的現象學教學工作，是最值得反思的一個環節。本科階段是奠基階段，因此，這一階段的教學效果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以后的碩士研究生階段、博士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效果。

對現象學本科教學工作的反思，相應地也成了哲學院系教師、特別是外國哲學教研室教師的一項必要的任務。黑龍江大學的哲學學科，有其自身的特色與優長以“實踐哲學”見長。

因此，當我們對現象學本科教學工作做出反思時，有必要結合實踐哲學的視角，以此為出發點，提高現象學本科教學實踐的質量。

由于越來越多的高校哲學院系開始開設有關現象學的課程、有關現象學的課程已逐漸成為高校哲學院系教學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此，反思現象學本科教學工作、提高現象學本科教學實踐的質量，就顯得格外重要，一方面可以為學生在未來的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階段的學習打下堅實的基礎，另一方面也為學生能夠進入當代哲學話語體系打下必要的基礎。前一方面表現為使學生在本科學習階段能夠掌握現象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并在一定程度上學會使用現象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來探討哲學基本問題和哲學前沿問題，這便在一定程度上為學生日后在碩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階段能夠獨立探索問題、形成自己獨特的觀點乃至思想奠定了基礎。后一方面則表現為由于學生在本科學習階段學習和掌握現象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甚至一定程度上學會使用現象學的基本理論和方法來探討哲學基本問題和哲學前沿問題，這便在一定程度上為學生將來考入其他高校的哲學院系攻讀碩士研究生學位乃至博士研究生學位時，能夠適應其他高校哲學院系的課程講授、與其他高校哲學院系的話語體系相融合奠定了基礎。

三、結語

篇7

關鍵詞：過程論;動態過程;技術創新;技術創新哲學

一、作為動態過程的技術

美國技術哲學家米切姆區別了四種類型的技術概念，即作為客體的技術，作為過程的技術，作 為知識的技術以及作為意志的技術。關于作為過程的技術，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師注重制造的 一面，社會科學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傳統的人類活動就劃分為制造和使用兩類。工程師認為 技術的基礎內容是發明和設計[CD2]制造的原初意識，社會科學家則認為是生產和實用，技術 的社會應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經把技術理解為包含發明、設計、生 產、使用的不同階段的過程。

東北大學遠德玉教授是國內較早探討技術本質的學者之一，1981年11月，遠德玉教授參加在蘇 州舉行的第二屆全國技術史學術討論會，提交論文《技術是一個過程[CD2]略論技術史與技術 論研究》，首次提出了技術過程論的觀點。1982年，遠德玉教授在《技術是一個獨立的研究對 象》一文中提出，把技術列為科學的一個層次是不妥當的，需要從技術的角度來研究技術與社 會、生產、經濟、哲學的關系［2］。1983年，遠德玉教授又提出，技術是一個人類實 踐的動態過程，技術在人類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過程中才體現出自己的面目［3］ 。1984年10月，遠德玉教授向第三屆全國技術史會議提交了題為《歷史中的技術》的論文，分 析了原始時代、工匠時代和近代技術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點，提出技術概念是一個歷史 性的范疇，它本身是在不斷發展變化的，人們對技術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術形態的不同引起 的;不同時期人們側重于技術的某一形態，便產生了不同的技術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論技 術》一書中，他進一步論證了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的思想，并把技術是一個動態過程作了三方 面的概括:技術是從無形技術向有形技術轉化、從潛在技術向現實技術轉化的過程，是技術軟 件與技術硬件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是知識、能力、物質手段不斷更新的過程［4］。 2003年，在《技術過程論的再思考》一文中，遠德玉教授對技術是一個過程又增加了一條概括 ，即技術是目的與手段在動態過程中的統一。目的性在技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不斷變化，相應 的手段也在變化，由此才有技術形態的變化［5］。

關于技術是一個過程的思想，是理解技術本質屬性的關鍵。在《過程論視野中的技術本質》 一文中，筆者從技術目的實現的過程性與技術形態轉化的過程性兩個方面作了分析［6］ 。一方面，目的性是整個技術系統發展的動力，是支配技術各要素的靈魂，技術的目的性指 的是人們有意識地把某種自然對象轉變為受人影響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對象，使 技術 成為變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術本身就是目的。在技術逐漸成為滿足人們需要的物品的 過程中，技術目的性也逐漸地得到實現，即技術目的的實現也是一個過程。另一方面，技術目 的在技術形成與發展過程中是不斷變化的，技術目的的變化就會導致技術手段的變化，由此產 生技術的不同形態。由潛在的知識形態的技術到現實的物化形態的技術的轉化過程，就是技 術的目的性具體化的過程:從抽象的技術目的性轉化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進一步轉 化為符合特定經濟性和社會性的目的性。

從過程論的角度看，技術本來就是表現為多種形態的，諸如知識形態的技術與物化形態的技術 ，有形的技術與無形的技術，潛在的技術與現實的技術，一品技術與多品技術，等等。技術形態 的轉化就是它向生產力的轉化過程，也是技術本身的不斷完善化過程。由主觀技術構想、創 意而產生的技術發明是技術的初始形態，必須經過設計、試制和試驗加以客觀化、物質化，才 能納入到生產勞動過程中去，成為現實的生產技術。而單一的生產技術仍不能實現技術的最 終目的，因為它只能完成產品生產的一部分或一個環節，必須有許多與之相匹配的一系列生產 技術才能形成產品和服務;只有多種生產技術的綜合，即完成生產技術的體系化或形成產業技 術，才能實現技術的最終目的

［7］。

二、 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

從技術動態過程的分析可以看出，完整的技術活動并不僅限于技術發明，它至少包括兩部分的 內容，其一是技術發明活動，即技術知識的創造、積累，科學知識的拓展;其二是技術創新活動 ，即把技術發明活動的成果轉化為現實生產力，實現技術的目的性。這兩部分內容對于技術活 動來說是互補的、缺一不可的。實際上，在技術創新過程中也會伴隨著技術發明的出現，這樣 的技術發明仍可申請專利，而且其應用于技術創新過程的時滯也許更短，因為這種發明是更加 接近和適合市場需要的。因此，只有兩者的結合，才能完整地理解歷史上和現實中的技術。正 如 英國牛津版《技術史》一書的主編T·I·威廉斯在該書的6、7卷序中所指出的，我們不能把 技術的發展與管理部門和工會的作用分割開來。在當代，曼哈頓工程和登上月球的實現，代表 了技術發展的頂峰。但是，公正地說，這些成就既是科學家和工程師們以精湛的技術能力工作 的結果，同樣也是這些極為復雜的工作的管理者的巨大勝利［8］。

熊彼特最早對“發明”與“創新”進行了區別。他認為，企業家的職能是把新發明引入生產 系統，創新則是發明的第一次商業化應用。只要發明還沒有得到實際的應用，那么它在經濟 上就是不起作用的。而實行任何改善并使之有效即創新，是同它的發明完全不同的一個任務， 而且這個任務要求具有完全不同的才能。把發明創造同技術創新相區別，被認為是熊彼特的 重大貢獻之一。日本學者森谷正規認為，創新與發明之所以被大大地混淆，是因為從20世紀40 年代至60年代的技術發展，包含創新與發明兩方面的內容。作為這個時期標志的創新是眾多 發明的產物，一系列革命性的發明為技術創新提供了動力，掀起了滔滔不絕的技術創新的洪流 ［9］。我國理論界也探討了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的區別。陳昌曙教授與遠德玉教授 合著的《技術選擇論》一書，較早地初步區分了技術發明與技術創新，提出企業技術活動的中 心環節，是如何把科學技術成果轉化為生產力并實現經濟增長，即做到技術創新。他們認為， 技術發明是技術創新的一個環節，而不是技術創新的全部和實質。技術創新是研究、開發、 工程設計、市場分析和管理決策等相互交錯的全過程，是把發明應用于生產并實現經濟增長 的全過程，是過程創新［10］。陳文化教授則把技術發明比喻為“雞下蛋”，把技術創 新比喻為“孵小雞”，認為技術創新是“孵化企業”的過程，只有不斷地孵化出企業，才能實 現科技與經濟的一體化;相反，如果把創新等同于創造，就是閹割了創新的本質和靈魂，其結果 又會退回到科技與經濟相分離的老路上去［11］。對技術發明和技術創新進行的這種 區分，其意義在于指出了技術(經濟)活動包括的豐富內容不僅僅局限于技術發明，事實上停留 于技術發明的技術活動是不能為一國或一地區帶來實際的經濟效益的，技術活動還有其更為 重要的一面，即技術創新。由此必然會合乎邏輯地過渡到技術創新的研究，因為技術創新實質 上就是在技術原理基本不變的情況下的技術形態轉化過程。

就目前所見到的技術史方面的著作來看，重點是研究技術發明，弄清哪些人在什么時候用什么 方法發明了什么新技術，而且對做出過發明的人物生平進行較為詳細的敘述。這種研究是很 必要的，因為只有從這些發明家身上總結并吸收更多有規律性的東西，才能有利于我們在今天 和 未來的實踐中做出更多的發明來。然而，僅有這種研究又是不夠的。從過程論的角度看，只有 深入到技術創新的內部，揭示技術創新活動的規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術過程，因為在當代社 會，發明家的創造性成果只有經過技術創新主體的創造性活動，形成技術商品而直接被最終消 費者所使用和體驗，技術發明家的目的性以及技術發明物的價值才能得以展現，才能實現技術 的現實過程。在這種意義上，技術創新成為唯一能夠揭示技術存在的方式，人們正是通過對技 術創新的每一個階段或環節的具體把握，才能領會技術的真實含義。不弄清技術創新問題，就 談不上真正理解技術的本質問題;脫離對技術創新過程的理解進行的有關技術本質和意義的 探討，也是缺乏現實針對性和理論活力的［12］。

三、 技術創新研究的新范式

從過程論的角度看，技術創新的內容可以理解為技術本身的、經濟的以及管理的創新的結合 。技術創新首先是技術本身的過程創新，包括技術本身的不斷完善化過程，又包括該項技術同 相關的一系列技術結合實現體系化的過程;其次是經濟的過程創新，包括一系列的經濟決策與 經濟行為的創新;再次是管理的過程創新，它使得生產過程中技術的諸要素、生產力的諸要素 得以完善地組織、協調、平衡和配置，實現生產經營系統在功能和結構上的整體優化。三種 創新在技術創新的不同階段，所起的作用和側重點是不同的。技術的過程創新在創新的開始 階段比較強，隨著創新過程的發展，技術的創新內容呈現弱化趨勢，而經濟的和管理的過程創 新則呈現日益強化的趨勢。只有三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實現技術成果的商品化，使技術變為直 接生產力［13］。由于技術創新是一種呈現為某些階段性的連續的漸進過程，因而研 究不同階段的創新特征、內容和方法，對于人們弄清技術創新的規律和規則，并按照這些規律 和規則進行創新，從而縮短從發明到商業應用的時間，都是極為有益的。正因如此，遠德玉教 授積極倡導進行技術創新的工藝性研究，并提出了創新工藝研究的課題，包括如何對技術的、 經濟的、管理的三類過程創新的結合及其階段性的研究，如何認識創新的內容隨著創新階段 的變化而不斷變化的特點、規律，如何探求創新過程中不同階段所采用的創新方法和手段。

沿著過程論的思路，技術創新研究的新范式逐步得以形成。這種新范式以技術創新的經濟學 研究、管理學研究、技術學研究、政策學研究等為基礎，認為技術創新既不是純經濟學范疇 ，也不是純技術學范疇，更不是純管理學范疇，它是經濟與技術相互結合的，既具有經濟特征又 具有技術特征的技術—經濟范疇。在實現技術與經濟的結合過程中，管理起著關鍵性作用。 從企業來看，技術創新是把發明成果創造性地應用于生產經營活動，使之向產品化、商品化不 斷逼近的過程。在這一過程中，生產函數的多次轉移，技術在形態上的多次改變，最終成功地 把創新產品推向市場，并獲得顯著的經濟效益，才是完成了技術創新的一個周期。技術創新一 開始就是技術實踐、生產經營實踐、管理實踐結合在一起的特殊的社會實踐活動，具有技術 實踐、生產經營實踐與管理實踐的三重屬性。盡管在整個技術創新實踐活動中的不同階段， 上述三者的表現有所不同，但缺少任何一個方面，都不能構成現實的技術創新活動;而只有三 者的有機結合，才能創造出滿足市場需求的產品，使技術成果轉變為現實的生產力，為企業帶 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因此，技術創新的研究需要突破線性思維的誤區，需要充分把握技術創新 過程的非線性作用機制，充分調動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和創造性，通過各種途徑對已有的技術創 新活動進行必要的認識和總結，從中發現不同創新活動在其實施過程中的具體表現以及遇到 的具體問題，從而根據這些創新活動暴露出來的共性問題，預見現實技術創新過程可能遇到的 不利情況，以便在創新實踐過程中加以特別注意，減少技術創新活動的盲目性。把技術創新看 做是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社會化過程、產業化過程和商品化過程，是技術創新 研究視角改變和研究新范式得以確立的方法論基礎，也是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同經濟學的和 管理學的技術創新研究區別開來的標志。

劉則淵教授在《試論中國技術哲學的東北學派》一文中指出，以陳昌曙教授為代表的技術哲學專家在20多年的研究歷程中逐漸形成了中國技術哲學的東北學派，他們基于技術本質、特 征、體系、結構以及相關范疇的哲學分析，并把這種哲學的分析應用于技術選擇的現實活動 。其中，技術創新哲學理論是技術哲學東北學派的突出成果，它基于《論技術》中關于“技 術是一個過程”的觀點，把技術創新看做是科學技術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的社會化過程、 產業化過程和商品化過程，率先提出“技術形態的過程創新”思路，在技術創新實踐中實現技 術、經濟、管理三方面的過程創新［14］。這種評價從過程論的視角來看，是比較中 肯的。

四、 技術創新哲學研究的新進展

技術創新哲學的興起和發展，本質上反映著技術創新對哲學發展的影響。在這里，技術創新哲 學并不是從最普遍的哲學或“元哲學”中發展派生出來的，而是從技術創新研究和實踐提出 的問題中引導出來的;同樣，也不是技術創新研究需要有哲學轉向，而是哲學研究需要有技術 創新的轉向。從哲學的視角研究技術創新，就是要對各有差異的技術創新實踐中遇到的帶有 普遍性的問題進行哲理性的思考，從中揭示技術創新的本質規定和基本特征，探討影響和制約 技術創新活動的根本因素，研究促進技術創新的能力與動力機制，以便為技術創新實踐及其理 論研究提供方法論指導。

就國內學術界對技術創新哲學的研究來看，陳其榮教授在對不同的技術創新觀點進行歸納、 比較后，根據實踐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從哲學角度把技術創新界定為“作為創新主體的企業 在創新環境條件下通過一定的中介而使創新客體轉換形態、實現市場價值的一種實踐活動” ，并說明了技術創新的五個基本特征，即創新性、實踐性、社會性、歷史性、不確定性［15］。肖信華以范式思維方式為研究方法，從技術創新的特點、機制、方法、途徑等研究入 手，對技術創新的哲學理性進行了初步的研究和探討，并提出了技術創新的三對范疇，即必然 性和偶然性，可能性和現實性，形式與內容［16］。夏保華教授則呼吁自然辯證法學者 應特別著力于進行技術創新的哲學研究，并為發展一門技術創新哲學而努力。他還開列了關 于技術創新的本質、客體、活動、主體、動機、知識、條件、方法等八組哲理性問題［17］，并探討了作為哲學范疇的技術創新，認為技術創新是一種在人與自然、

人與人、自然 與自然之間展開的由新技術構思到新技術物品生產的創新性社會活動價值系統［18］ 。宋海龍以明代中期以后中西方火藥、火器理論及技術的發展為例，討論了哲學思想對技術 創新的影響，認為哲學思想通過影響技術創新主體的創新意識、創新題目的選擇、創新方法 的設計以及創新成果的理論解釋等渠道，滲入技術創新的全過程。在近代史上，西方以實驗為 基礎的實證主義哲學對于技術創新具有積極意義，中國“經世致用”、“天人合一”等傳統 哲學思想對于技術創新具有消極影響［19］。

除了上述研究成果外， 東北大學技術與社會研究所自1993年獲得科學技術哲學博士學位授予 權以來， 遠德玉教授和關士續教授就開始招收“技術論與企業技術創新”研究方向的博士生 ， 先后指導完成有關“技術創新主體”、“技術創新的制度安排”、“產業技術生態化”、 “技術創新的歷史階段性”、“市場經濟條件下的技術改造”、“技術創新與管理創新的整 合”、“基于信息過程的技術創新研究”、“技術創新的契合模式”、“企業技術創新的多 層次分析”、“產業技術范式的演化分析”、“產學研合作創新體系的歷史與實踐分析”、 “技術創新與產業變革”、“IT企業的知識管理與技術創新”、“創新系統中的知識流動分 析”等14篇博士論文， 另外陳昌曙教授、陳凡教授和婁成武教授分別指導其博士生完成了技 術創新研究方面的7篇博士學位論文， 內容涉及企業持續技術創新的結構、技術創新組織及 其演化、企業孵化器創新功能及其實現機制、企業形象及其創新、民營企業技術創新、創新 系統中的多主體合作及其模式、技術創新過程中的創造性思維及其培養模式。 這些博士學 位論文的選題與完成， 均以過程論作為方法論指導， 從不同的層面深化了技術創新哲學的研 究， 而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 如今，東北大學科學技術哲學博士點仍然繼續招收“技 術發明與技術創新”和“技術創新哲學”方向的博士生， 并就高新區自主創新、技術創新的 價值取向、技術創新柔性激勵機制、技術創新過程的協同創造、技術創新文化等內容展開哲 學方面的研究。 這些研究也是以過程論為方法論的， 正如李宏偉博士在自己的學位論文的 致謝辭中所說的， 過程論思想已經上升為一種具有普遍意義的哲學觀念和思想方法， 成 為貫穿論文始終的思想基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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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8

弄清南朝文學的形式美學傾向的成因和它導致的結果，是重新認識這一現象的關鍵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學哲學在思維上的語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趨勢中，佛經翻譯對語言與文體的探索風氣的直接影響，因而有著深刻的哲學思想變革的背景。眾所周知，東晉南朝時期，社會文化較西晉有很大的變化。從根本上說，先秦以來中國哲學在實踐中體味哲理的思維方式，在玄學哲學中發生了趨向于形而上學的轉變。正是這一轉變，使具體的社會規范與人間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質疑和追問，世界萬物的終極性問題被凸現出來。湯用彤曾指出，從漢末到魏晉，思想和議論從“具體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進是學問演進的必然趨勢③。宇宙萬物、社會倫常等實體性問題不再是哲學家關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與終極的依據就成了核心話題，而“有”與“無”、“言”與“意”就成了思想史的關鍵性詞語。思想界形成了熱衷于探討宇宙本原等形而上問題的風氣。依照哲學發展的一般規律性，哲學思想的形而上學傾向，必然會引發人們對于表達思想的工具——語言的重新認知這一時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躍，掙脫了一尊儒學與一統帝國文化統治的十字轉換思維角度，從群體轉向個體，從共性轉向個性……生動地顯示了時人對于宇宙間物質多樣性法則的特殊注意。這種致思趨向，引發了人們對于兩漢以來掩蔽于經學羽翼，桎梏于儒學一統格局的文化各門類的全新認識，從而推動文學、藝術乃至史學進入本體獨立發展的軌道④。玄學哲學的語言策略，即玄學家通過對傳統經典的重新詮釋活動而完成對玄學哲學體系的建構。玄學家大多借助于對經典（儒家經典如《論語》、《周易》等，道家經典如《老子》、《莊子》等）的再詮釋而闡明己說。玄學在對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與調和中，發展了文士的語言邏輯思辨能力，并把語言從業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經典章句注疏）和內容（禮教）中徹底解放出來，使之成為玄學體認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龐蒂說：“只有通過語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維和自己的實存?！雹菪W家正是借助于語言這一媒介，經過對經典語義層面的顛覆，進行對傳統哲學觀的改造。玄學清談的形而上學特征，導致哲學對語言問題的高度關注；后期玄學甚至發展到不重視談論的內容，而專注于其語言形式⑥。談者出言須“辭約而旨達”，言語特別注重簡約，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學不再是處于原創階段的思想，真誠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漸淡化，更多的是作為語言訓練式的思辨游戲和表達人生態度的文學演練。東晉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進一步本土化，使“禮教”與“性情”之爭、儒學與玄學之爭終于以彼此和解告終，推動大規模的漢譯佛經以及梵唄誦經活動。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館；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陰陽五部。齊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譯經、說法及唱導誦贊活動⑧，上層文人如謝靈運、顏延之、沈約、王融、張融等都熱心參與。譯經文體常在不失原義的前提下，采用漢文學的形式⑨。梵唄與唱導歌贊，俱為佛法傳入以后產生的宗教詩歌，它們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據載南朝時有些唱導師在齋會上從事唱導，競能連續詠唱出一長串五、七言歌贊。他們宣唱的歌辭體制鋪張恢廓，聲音貫若連珠，往往達到使聽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⑩。這從聲韻、詞匯、語法、及文體風格等諸多方面影響及于文學文體11。玄學哲學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過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無限的世界本體。佛教本土化的關鍵也倚重于語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詮釋、談說、論辯、譯經、著述等語言活動為策略對“有無”、“形神”等命題進行邏輯推論?？梢娝枷虢绲母锩鼘嶋H上是從語言的革命開始，又是以語言功能的分化與廓清為終結的。在這一人潮流中，以詩賦為主的文學的本體特點，從語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來越明晰的界定。文學語言沒有了載道宗經、敘事記言的種種束縛，進發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為焦點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確立了語言形式在文學藝術中的主導地位。沈約、王融、劉勰、鐘嶸、蕭繹、簫綱等人以文學語言形式的演變為尺度考察、評價此前及當時的文學，并建立了以形式為主要視點的文學觀，并提出了對詩賦創作的具體要求。

二形式美學觀照下的

文學觀、語言觀南朝哲學思維的語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創作中對語言潛在表現功能的進一步發掘。在先秦學術的“自家爭鳴”和秦漢以來文學創作積累的經驗的基礎上，受玄學思辨及佛經的轉譯等風氣的影響，南朝文人對語言和社會文化、思想情感的表達之關系有了充分的認識。漢語的語法特點、表現功能在和梵文的對比中更加明確。玄學講“寄言出意”，佛教也以為“非言無以暢義”?！把砸狻标P系是重要的玄學命題。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雖認為語言只不過是表達手段，但意的表達義不得不依靠語言。所以他們雖然在理論上講“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認為“名”“言”皆非實相，但實際仍很重視語言。歐陽建、王導等主言能盡意論的一派則充分肯定語言對哲學實踐的重要性，認為是語言給了人認知世界的契機。歐陽建《言盡意論》云：理得于心，非言不暢；物定于彼，非名不辯。言不暢志，則無以相接；名不辯物，則鑒識不顯。鑒識顯而名品殊，言稱接而情志暢……名逐物而遷，言因理而變。此猶聲發響應，形存影附，不得相

與為二矣。這段話十分精辟地說明了語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關系：理得于心，非言不暢，二者猶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導“過江左，止道聲無哀樂、養生、言盡意三理而已”，這是東晉南朝文人清談經常涉及

的論題。南朝后期佛教盛行，語言問題也是僧人及文士探討的重要問題。僧肇曰：“斯則無名之法，故非言所能言也。言雖不能言，然非言無以傳。是以對人終日言，而未嘗言也?！?3慧遠亦云：“非言無

以暢一詣之感?！?4釋僧從佛經翻譯的經驗出發，進一步深入地探討了上述問題。其《梵漢譯經同異記》云：夫神理無聲，因言辭以寫意；言辭無跡，緣文字以圖音。故字為言蹄，言為理筌；音義合符，不可偏失。是以文字應用，彌綸宇宙。雖跡系翰墨，而理契乎神。15作者從語言運用的實踐中總結出來的這些結論，十分深刻地揭示了語言在人認識世界中“彌綸寧宙”的重大作用。

受上述語言重要性的表述啟發，南朝文學觀和語言觀的建構呈現出明顯的形式主義傾向：首先，文學為“言之業”，語言形式的創新是文學創新的關鍵。南齊張融《海賦序》云：“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天（夫）形寅（演）內敷，情敷外寅（演）者，言之業也?！?6張融認為，文學語言的作用，就是給情感以表現形式。作家的創作就是為所抒發的情感尋找適當的表現形式。文學為“言之業”，即語言形式為文學本體的核心要素。其次，語言形式的創新，是文體創新的關鍵。張融謂“大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為常，正當使常有其體?！?7張氏自謂“吾昔嗜僧言，多肆法辯”，故“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币驗槭苄鹫Z言觀之啟發、影響而善于創為新體，故其著文作詩方可“文體英絕，變而屢奇”18。

劉勰批評南朝辭人一味追求文學語言形式的創新：“自近代詞人，率好詭巧，原其為體……似難而實無他術也，反正而已……效奇之法，必顛倒文句，上字而抑下，中字而出外，回互不常，則新色

耳”（《文心雕龍?定勢》）。由此反觀，可見近代文人好奇求新的關鍵在于語言姿態、體式的創新，即所謂顛倒文句等手段。這些手段正是佛經譯文文體的特點，受其啟發，近代辭人才在詩賦創作中追求句法的伸縮自如、句中語序的靈活性及語言的反正好奇等。劉勰對語言形式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性，以及語言形式與內容的關系也有正面的論述：“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王元化指出：所謂“物沿耳目，辭令管其樞機，樞機方通，則物無隱貌，”是對于語言與思想關系問題的根本觀點。他在分析具體作品時，也同樣貫徹了這種主張?！段锷贩Q《詩經》“皎日慧星，一言窮理，參差沃若，兩字窮形”，清楚地說明了語言文字是可以窮理窮形的。……從言盡意觀點出發，必然認學藝術的內容與形式的統一。19

劉勰顯然也是十分重視語言形式在文學創作中的重要作用的，這也與南朝文學本體觀念日益清晰化的背景相一致。而其觀點的來源仍然是玄學的言能盡意論。再次，詩、賦、駢文的語言形式技巧主要圍繞“駢偶”的修辭手段展開。聯語在楚辭體中即已形成，但正式從形式技巧理論的角度提出這一概念則是在南朝。沈約論詩賦格律的安排技巧說：“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0“一簡之內”“兩句之中”即指聯而言。又說：“宮商之聲有五，文字之別累萬……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21“十字之文”，則是五言詩的“聯”。一聯中子句的語詞單位及組合方式十分靈活，富于彈性。除此之外，詩、賦、駢文創作中以修辭為造句中心。句中語序比較靈活，其詞序隨表達需要而定22。造句也很強調節奏，追求語言本身的音樂性，以誦讀是否上口為準23。這樣在表達效果的統帥下

，形成豐富多彩的句型模式。因為更多地來自于創作實踐，所以南朝形式主義文學語言觀帶有濃厚經驗性和實踐色彩，常常體現在為文的篇法、句法、字法、筆法、格律、詞藻等具體規范的表述當中，很少象西方形式美學那樣將文學語言技巧上升到哲學的層面，從世界觀的高度概括語言的審美本質。但這只是中國形式美學自身的特點所在。

三形式美學傾向在文學創作中的實踐

以上簡單說明了南朝士人對于文學語言形式的探索，這是文學創作凸現形式的主要基點。詩、賦、駢文等的語體模式的建構，實際上就是漢語詩性表現潛質的逐步澄清。前人認為，形式主義的弊病是大多數作品“內容的空泛病態”和“形式的堆砌浮腫”24，這是對的，但也有相當一部分作品“在字句本身的形式上求超越前人”，“幾乎全力用來努力于裁對隸事出有因的工整”25。因而在創作上，尤其是在藝術形式的革新上超越了前人。如果分析形式主義思潮造成的詩、賦及駢文在整體上的藝術創新和境界的提升，就會發現它也不是一無是處。南朝詩歌是近體詩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環，尤其是齊梁詩歌的格律化、駢偶化等形式美

學特征為近體詩之奠基。這方面已有論著專門探討26，茲不辭費。此處擬以賦為例說明在形式主義文學思潮在形式的創新和意境的提升方面取得的實績?！段男牡颀?詮賦》對賦的文體風格進行了理論概括：“物以情觀，故辭必巧麗。麗辭雅義，符采相勝，如組織之品朱紫，畫繪之著玄黃，文雖新而有質，色雖糅而有本，此立賦之大體也?！敝鲝堎x要睹物興情，語言形式要“巧麗”。其實到劉勰的時代，賦的抒情化，與言辭形式的“巧麗”傾向已很明顯?？梢暈閷碚撎剿鞯幕貞?。具體說，就是賦的駢偶化、律化和詩化現象。關于前兩種傾向，前人有明確的表述。明代吳訥《文章辨體序說》云：“三國六朝之賦，一代工于一代。辭愈上則情愈短而味愈淺……至晉陸士衡輩《文賦》等作，已用俳體。流至潘岳，首尾絕俳。迨沈休文等出，四聲

八病起，而俳體又入于律矣。徐庾繼出，又復隔句對聯，以為駢四儷六，簇事對偶，以為博物洽聞；有辭無情，義亡體失?！辟x至南朝而辭愈工，是正確的，而就此認為一定是“辭愈工則情愈短”，卻不盡然。南朝的一些賦在狀物抒情方面的細膩、深切程度明顯超過漢魏，而且在體制形式上的變革也完全不同于漢魏，日趨精致與新奇。前人不能擺脫載道宗經、諷諫美刺的文學思想的局限，所以在評價南朝文學時，對其有所指責是可以理解的。徐師曾《文體明辨序說?賦》云：“夫俳賦尚辭，而失于情，故讀之者無興起之趣，不可以言則已”?！度簳鴤淇?賦》也說南朝賦“比偶為工，新聲競爽，詞賦之漫衍，陸、謝、江、鮑之波漸也”。這時賦的創作在用典、句法、聲律等形式因素上用力，并逐漸波及到賦的字句錘煉，謀篇布局。清王芑孫《讀賦卮言?謀篇》云：“賦最重發端。漢魏晉三朝，意思樸略，頗同軌轍，齊梁間始有標新立異者?！背掏㈧瘛厄}賦論》指出南朝賦的精于煉字說：“宋齊以下，義取其纖，詞尚其巧，奏新聲于士女雜坐之列，演角觚于椎髻左之場?！边@些近乎反面的評價，恰恰說明南朝賦在語言形式方面的竭盡才力和勇于創新?！拔穆蛇\周，日新其業。變則其久，通則不乏?！裰破?，參古定法?！?7正是在這種變通的形式主義思潮的推動下，南朝賦的文學境界與藝術感染力也較漢魏時期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南北朝的抒情小賦大多具有“詩化”的傾向，追求情境契合和意境的營造28，這都是形式主義傾向的必然產物。

在審美標準多元化的今天，文學研究也應適應時展的要求，采取多元化的視角。載道宗經不再是今天文學研究者必須要恪守的惟一的批評標準。因此對南朝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文學的形式主義傾向，應給予重新評價。形式主義美學家英國的克萊夫?貝爾認為：“‘有意味的形式''''是藝術品的根本性質”?！皩冃问降挠^賞使我們產生了一種如癡如狂的，并感到自己完全超脫了與生活有關的一切觀念……可以假設說，使我們產生審美的感情是由創造形式的藝術家通過我們觀賞的形式傳導給我們的”29。形式是審美活動的起始點，形式本身就是審美對象。當我們面對南朝詩、賦及駢文等文學作品時，首先打動我們的正是那雕繪滿眼、音韻流利的純形式的美。形式主義美學只強調“有意味的形式”，雖然有其片面性30，但對研究南朝及后世作家重視藝術形式的創新、藝術本體的方面具有啟示作用。文學作品的形式，是一種寄寓著作家美感的精神的外化形態。古羅馬美學家普羅提諾認為，石塊與石雕的不同不是“石料”本身，而是藝術家賦予了石頭以理式（形式），形式中已注入了藝術家的創造和生氣，本身就是美的顯現31。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說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對當時文士來說，因為生活體驗的相對貧弱，若從內容方面追求“新變”，不啻登天之難。因此他們把注意力和才力傾注于形式創新這相對易于達成的一途，實際上帶有一定的必然性。就這一點來說，此時文士努力追求的，實際上是一個可以等同于“文學”概念的“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的文學，在當時達到使“世俗喜其忘倦”的程度，說明了文學一旦擺脫了束縛之后散發的巨大魅力。

四形式美學對文體探索的影響

南朝的文學的形式美傾向的重要價值，還表現為對文體研究的影響。當時大多數重要文人都參與文體問題討論，更加細致地辨別和探索文學文體的實質問題。這種風氣的形成，除了文體自身日趨豐富的原因之外，南朝佛經翻譯對譯經語言形式和譯經文體的理論對文人論文的影響也不可低估。首先，文體分類方面較前有了很大的進步。以代表性的著作來看，《文選》的分文體為三十七類，是在總結前人文體研究成果的基礎上，根據時代的要求提出來的32?！段男牡颀垺穭t將文體分為三十五種，各種之下，子類繁多，共論及文體七十八類之多，分析十分細致33。比起此前《獨斷》、《典論?論文》、《文賦》等文體分類理論，要完備得多。這與當時文學文體與應用文體的發展狀況是相適應的。

其次，對各種文體的特征、演變的研究更加深入?！段男牡颀垺肺迨?，其中文體論部分占二十篇，詳論文體三十三種。以其論證之詳盡、之賅備而言，《文心雕龍》的文體論可謂我國古代文體論發展的高峰。更為重要的是，此時還出現了專論某一文體的文體論專書（如《詩品》的專論詩歌即是）和專論某種文體在不同時期的不同特征的專論（如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等）。從研究的視角來看，既有對文體問題的共時性研究，以明確不同文體之間的異同；也有對同一文體的歷時性研究，探索文體演變中關鍵性因素與社會文化的互動規律。這些論著在論文體方面都已涉及到現代文體學的許多核心內容，表現得具有相當的科學性。

再次，對文學文體的語體風格的描述更清晰，對其創作規律的總結更系統。當時文學文體主要有詩、賦及其它各體文章。對詩、賦、駢文文體語言形式特征的探討，主要集中在語言形式的“文”“質”構成方面。王運熙先生指出：文與質在中國中古時期是一對重要的文學概念，絕大多數場合指作品語言的文華與質樸和以此為基礎的作品整體風貌。南朝劉勰、鐘嶸均主張作品應以文質兼備為理想標準，其具體化則是文采與明朗剛健的風骨相結合。蕭統、蕭綱、蕭繹等人雖更重視文采，主張“詩賦欲麗”，但均以文質彬彬為批評標準34。詩賦欲麗之說，發端于曹丕，到南朝時有了更為豐富的內涵，成為各代文學批評語境中的主流話語35。西晉以來形成的譯經文體理論探索至南朝時期走向成熟，普遍為僧眾及文士認可，佛經傳譯對譯經文體的論也主要集中在文質問題上。如鳩摩羅什談譯經即云“兩釋異音，交辯文質”36。慧皎評安世高所譯文體“辯而不華，質而不野，凡在讀者，皆而不倦焉”37?；圻h論譯經文體亦云：“靜尋由來，以求其體，則知圣人依方設訓，文質殊體。若以文應質，則疑者眾；以質應文，則悅者寡……令文質有體，義無所越?！?8這些關于文質問題的深層次討論，影響到文壇上不同流派對詩歌語言形式及表現藝術的討論39。南朝梁代文壇即有趨新、守舊與折衷之別40。其差異也表現在他們對于魏晉以來形成的詩歌的“麗”的文體特征有不同的看法，也即文質問題的看法。趨新派以蕭綱、蕭繹、徐陵、庾信等為代表，追求形式華美，講究聲律、對偶，注意篇章結構，喜歡擺脫常規，自出“新意”。守舊派以蕭衍、裴子野、劉之遴等為代表，主張詩歌創作要熔鑄經典語言，追求典雅壯麗的風格。折衷派則以劉勰為代表，主張應“資故實”、“酌新聲”，

“斟酌乎質文之間，而括乎雅俗之際”（《文心雕龍?通變》），擷取兩派之長，避免其短，寫出既“典”且“華”的作品?！胞悺北臼侵饕卦娰x形式的，根據當時文人的表述來看，它具體指“文翰”、“文采”、“采藻”、“聲”、“體裁”等語言形式的特征。如劉勰說“宋代逸才，辭翰林萃”（《文心雕龍?才略》），特指文采；沈約說“爰逮宋氏，顏謝騰聲。靈運之興會飆舉，延年之體裁明密”（《宋書?謝靈運傳論》），特指語體和聲韻；蕭子顯則云“顏、謝并起，乃各擅奇；休、鮑后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齊書?文學傳論》），則指詞藻而言。此外如江淹的《雜體詩序》、裴子野的《雕蟲論》等都細致地討論了詩歌文體或語言形式方面的問題。

除此之外，形式主義思潮對文體的關注還體現在新文體的創造方面。以詩歌為例，南朝文士普遍認為“若無新變，不能代雄”，故十分注意于對詩歌表現藝術的努力探索，在詩體上不斷創新：從個體風格方面說，有所謂“何遜體”、“吳均體”等；從語言形式方面，有所謂“永明體”、“宮體”，可謂新體疊出。這方面前人所論甚為詳贍，茲不贅述。

由上所述之文體分類、文學文體特征研究以及文體風格描述的細化趨勢來看，形式主義美學傾向所引發的文體探索在深度和廣度上，無疑是超越前代的。五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南朝文學的形式主義美學傾向的影響，還表現為這一時期文學批評方面形式批評范疇的建立。換言之，就是文學批評實踐和理論從基本方法和范疇的建構方面，在不割裂形式與社會文化內容的前提下，普遍表現出對文學語言形式的重視。和西方形式主義批評過分倚重文學作品語言結構的靜態、孤立分析的方法相比41，表現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整體觀。

首先，建立了釋名彰義，原始表末，敷理舉統，考鏡源流的文體研究模式。在東漢以來文體大備的情況下，晉代摯虞的《文章流別志論》和李充的《翰林論》在分別文章體制風格的基礎上探討各體文章源流。南朝時期，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文心雕龍》42，依其《序志》所述，其著作動機是不滿于當時“文體解散”，“離本彌甚，將遂訛濫”的局面，想彌補論文體“未能振葉以尋根，觀瀾而索源”的缺陷。從《明詩》到《書記》二十篇，通過對文體及作家的分析綜合對相關文體的發生發展的歷史進行“原始以表末”的描述。不僅如此，其批評標準主要也是在結合時代背景的前提下，側重于形式與結構。其批評方法則是《別錄》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及《漢書?藝文志》以來形成的“考鏡源流”的方法43。鐘嶸《詩品》的著述動機，也主要是不滿于魏晉以來論文“皆就談文體，而不顯優劣”的情況，而要品第古今詩人的高下及其詩體風格的源流。鐘氏所用的批評方法，主要有比較批評法、歷史批評法、摘句法、本事批評法、知人論世批評法、形象喻示批評法等44。而其批評的標準，也是在重視詩歌內容的前提下，強調其形式及藝術表現手法?！对娖贰菲返谠娂?，多用“體”、“文體”、“辭”、“語”、“辭采”等范疇，就是最好的說明。這就具有相當的科學性和現代意味。其次，形成了以句法為核心的文體批評標準。以《文心雕龍》為例，如《明詩篇》云：故鋪觀列代……四言正體，則雅潤為本；五言流調，則清麗居宗?！劣谌s言，則出自篇什；離合之發，則明于圖讖；回文所興，則道原為始；聯句共韻，則柏梁余制。巨細或殊，情理同致。劉勰立足當時系統總結了此前以詩歌的句式特點為準討論詩體的理論，并用之于批評實踐，表現出重視詩歌語言的形式批評理念?！稑犯氛撘魳泛透柙~的配合，指出增損歌詞、確定句法對于樂府詩的意義，認為樂府“聲來被辭，辭繁難節”，歌辭形式因素很重要45?！对徺x篇》探討賦的源流也十分重視賦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因素。這種代表著一代風氣的形式主義，在其創作論和批評論中表現得更為突出，如《情采篇》論述文學作品構成說：“故立文之道，其理有三：一曰形文，五色是也；二曰聲文，五音是也；三曰情文，五性是也?！睆摹拔摹钡谋玖x來看，“情文”、“形文”和“聲文”均側重于語言形式的概念46。此外，《熔裁》、《聲律》、《章句》、《麗辭》、《比興》、《夸飾》、《事類》、《煉字》等篇，還詳細論述了文學創作中形式和結構的問題，包括語詞搭配、句法結構、調聲制韻、隸事用典結構剪裁等多方面。構建了從總結語言運用出發揭示文學創作常法的頗具現代特點的理論模式。亦以文學的語言形式和結構，即所謂形文、聲文和情文為文學創作和批評的出發點。再次，樹立了以語言形式為標準的文學與非文學的觀念。中國古代文學與非文學的存在著交叉現象，僅憑內容很難劃分其界限。貫穿整個中古時期的“文”、“筆”之辨的核心，是作品語言的有韻與否47。這個主要從語言形式為出發點探討文學與非文學界限的嘗試，既照顧到古代文學的實際，解決了文體劃分的難題，同時也表現出形式為先的文學思想，體現出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的民族特色?？傊?，形式是一切認知和審美活動的起始點，一定的內容總是會外在地表現為特定的形式。從這個意義上講，文學作品的語言形式、結構就是文學作品的本體顯現。從這一角度看，南朝文學批評思想中有意凸現形式的傾向是具有科學性的。東晉南朝時期的形式主義文學思潮的實質是思想、哲學的劇變所引發的對于語言功能的自覺意識，其具體表現是詩、賦、文的駢偶化、律化傾向；形式主義思潮的結果是文學的語言質素被充分地呈

現，本體得到確立。借用俄國形式主義的代表人物羅曼?雅格布遜的話說：“形式主義”“這種說法造成一種不變的、完美的教條的錯覺，這個含糊不清和令人不解的標簽，是那些對分析語言的詩歌功能

進行詆毀的人提出來的?！?8南朝形式主義文學思想是有其自身價值的，不應否定或漠視它。

注釋：

①形式主義（formalism）這個概念，是由瑞士語言哲學家索緒爾首先提出的，受其語言哲學的影響，在20世紀一、二十年代在俄國形成形式主義美學思潮。其代表人物雅格布遜等人認為“文學性”

是指文字中的形式與語言結構，他們致力于論證這個“文學性”，以作為評價文學的標準。這一流派的思想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以后迅速傳到歐洲各國，出現了布拉格學派、結構主義等重要的美學和批

評流派。這一流派的主張雖有偏頗，但對于文學本體論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中國文學研究中的“形式主義”特指創作中過分注重形式技巧的唯美主義傾向，與西方文藝理論中的“形式主義”略

有不問。

②就筆者所見，一般的文學史著作和相關論著對此大都一筆帶過或避而不談。袁濟喜從美學角度出發提出形式美的論點，并且對其價值有明確的評價。見袁著《六朝美學》第九章“形式美理論”，

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41—358頁。趙《西方形式美學——關于形式的美學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章“中國形式美學與‘道''''”對中國形式美學的理論形態作了簡要概括。但

因論題所限，對于南朝形式美學的成因、具體內容、重要影響等尚未作專門研究。

③參湯用彤《讀人物志》，《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年版。

④葛兆光《玄意幽遠——公元三世紀的思想轉變》，《中國思想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第318—340貝。

⑤轉引自涂紀亮《現代西方語言哲學比較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484頁。

⑥湯用彤認為玄學的發展可以粗略分為四期：“（一）正始時期，在理論上多以《周易》、《老子》為根據，用何晏、王弼作代表。（二）元康時期，在思想上多受《莊子》學的影響，‘激烈派''''的

思想流行。（三）永嘉時期，至少一部分人士上承正始時期‘溫和派''''的態度，而有‘新莊學''''，以向秀、郭象為代表。（四）東晉時期，亦可稱‘佛學時期''''。”見《湯用彤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1983

年版，第304頁。

⑦如《世說新語?賞譽篇》注引《晉陽秋》說：“樂廣善以約言厭人心，其所不知，默如也。太尉王夷甫、光祿大夫裴叔則能清言，常曰：‘與樂君言，覺其簡至，吾等皆煩。''''”

⑧參方立天《梁武帝蕭衍與佛教》，刊《世界宗教研究》1981年第4集。

⑨孫昌武《佛教與中國文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⑩陳允吉《古典文學佛教溯緣十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38頁。

11參梁啟超《佛學研究十八篇?翻譯文學與佛典》，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重印本，第197—201頁；陳寅恪《四聲三問》，收《金明館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12《持世經?本事品》說：“善知諸法實相，亦善分別一切法、文辭、章句?！饼垬洹洞笾嵌日摗吩疲骸笆侨舨_蜜因語言文字章句可得其義，是故佛以般若經卷殷勤囑累阿難……語言能持義如是，

若失語言，則義不可得?！?/p>

13見《般若無知論》，《肇論吳中集解》。

14《與隱士劉遺民等書》，《廣弘明集》卷二十七上。15見《出三藏記集》卷一。

16見《南齊書》本傳，引文據中華書局點校本卷四十一“?？庇洝币S侃校記。此段文字的解釋參郁沅、張明高之說。見所編《魏晉南北朝文論選》張融條之“附札”，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版，

第289頁。

17張融《門律自序》，見《南齊書?張融傳》，引文據中華書局點校本。

18《南齊書?張融傳》引張融語。

19見王元化《文心雕龍講疏》附錄部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20沈約《宋書?謝靈運傳論》，引文據中華書局標點本。21沈約《答陸厥書》，見《南齊書?陸厥傳》。

22郭紹虞《駢文文法初探》，收《照隅室語言文字論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388—419頁。

23參啟功《漢語現象論叢》，中華書局1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997年版，第52頁。

2425王瑤《中古文學史論集》，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重印本。

26詳參劉躍進《門閥士族與永明文學》，三聯書店1996年版。

27《文心雕龍?通變?贊》。

28參拙文《南朝賦的詩化傾向的文體學思考》，刊《文學評論》2001年第5期。

29貝爾《藝術》，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頁。30參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第六卷（上），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第198—211頁。

31普羅提諾《九章集》第一部分第二節，見伍蠡甫主編《西方文論選》，上海譯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138頁。

32穆克宏《蕭統〈文選〉三題》，《昭明文選研究論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33羅宗強《劉勰文體論識微》，刊《文心雕龍學刊》第6輯。

34參王運熙《文質論與中國中古文學批評》，刊《文學遺產》2002年第5期。

35參張方《說麗》，見其《中國詩學的基本觀念》，東方

出版社1999年版，第73—86頁。36僧?！洞笃方浶颉?，《出三藏記集》卷八。

37梁釋慧皎《高僧傳》卷一，湯用彤校注，中華書局1992年版。

38《大智度論鈔序》，《出三藏記集》卷十。

39蔣述卓指出佛經翻譯于東晉劉宋為盛，對于譯經文體的討論也有偏于質（直譯）、偏于文（意譯）、折中（文質相兼）三派之別，梁代文論三派與此有關。見其《佛經傳譯與中古文學思潮》，江

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8頁。

40周勛初《梁代文論三派述要》，載《中華文史論從》第5輯，中華書局1964年版。

41朱立元、張德興《西方美學通史?二十世紀美學》第六章、第七章，上海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42除《文心雕龍》之外，劉宋傅亮的《續文章志》、邱淵之的《文章錄》、顏峻的《詩例錄》、沈約的《宋世文章志》與《文苑》、任《文章始》、張率《文衡》、姚察的《續文章志》等，均以選

文錄詩、以立范式為目的。由此也可看出南朝人對文學語言形式的重視。43傅剛曾以“始”、“源”、“本”為關鍵詞，對《文心雕龍》中使用“考鏡源流”的方法探討文體的實踐進行總結，得14例，

說明“考鏡源流”是劉勰論文體的主要方法。參傅著《〈昭明文選〉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56—57頁。

44參曹旭《詩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7月版）第141—167頁。張伯偉《鐘嶸詩品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3月版）概括鐘氏批評方法為：品第高下、推尋源流、較量同異、博喻意象

、知人論世、尋章摘句六種。其中對推尋源流的方法及其對后世詩文批評的影響論述尤詳。

45參楊明師《釋〈文心雕龍?樂府〉中的幾個問題——兼談劉勰的思想方法》，刊《文學遺產》2000年第2期。

46參張法令《中西美學與文化精神》第七章“文與形式及其深入：中西審美對象結構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61—175頁。

47逯欽立《說文筆》，收其《漢魏六朝文學論集》，陜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2—371頁。

篇9

課題名稱： 儒家孝道與現代家庭養老

學生姓名：

系 別： 政治與法律

專 業： 思想政治教育

指導教師：

一、綜述國內外對本課題的研究動態，說明選題的依據和意義：

研究動態：隨著老齡化社會的到來，養老問題成為一個日益突出的社會問題，各國學者開始對這個古老的研究領域給予新的重視，尋求各種解決方法，以面對老齡化社會的挑戰。目前國內外的研究主要有二個方向，一是以美國，英國等發達國家多數學者選擇的希望通過發展社會養老即建立高福利的社會保障體系來解決老齡人口的養老問題，一是希望健全現有的家庭養老體系，輔助以社會養老體系，中國目前的研究方向主要集中在這，主要希望發揚中國傳統的尊老、敬老的思想來促進家庭養老的健康、和諧發展，這方面較為突出的論文有有蕭振禹主編的《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等，張懷承主編的《中國的家庭與倫理》等。他們提倡目前中國應繼續以家庭養老作為主要的發展方向、通過對儒家傳統的孝道思想的繼承和發揚來達到家庭養老的健康發展。

選題的依據

孝道思想是儒家及儒家思想核心之一，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由于這種孝道思想的影響，中華民族才形成了尊老愛幼，孝敬老人，贍養老人的傳統美德。據有關資料統計，2000年底，我國60歲以上的老年已達1.3億，占總人口的11%，根據科學預測，到2025年底老年人口將達2.8億，約占總人口的20%。顯然，我國正以驚人的速度進入老齡化社會。而且，我國進入老齡化社會與發達國家不同，是在經濟相對落后的情況下進入的，時間短，速度快，指望在短期內用社會保障和敬老院來實現老有所養，老有所樂，老有所醫。老有所終不太現實。家庭養老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仍是我國養老的主要途徑。在這種背景下，探討儒家的孝道思想尤其是其中的敬老原則與現代家庭養老的關系，對于現代社會的進步發展，解決老齡化社會中的一系列問題，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深刻的現實意義。

選題的意義

a 從理論上看，豐富和深化了儒家“孝道”思想的研究，有助于我們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建立健康的養老體系

b 從實踐上看，對于加強家庭道德建設，推進家庭文明以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發展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研究的基本內容，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基本內容

儒家“孝道”思想與現代家庭養老

1儒家“孝道”的基本內容

2儒家“孝道”原則的糟粕和精華

3現代中國的家庭養老

4儒家孝道的現代轉承

擬解決的主要問題

1、重點：在現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對儒家“孝道”的轉承

2、難點：理論分析，實證分析儒家“孝道”的糟粕和精華

三、研究的步驟、方法、措施及進度安排：

步驟：

1、收集資料

2、歸納整理資料

3、編寫寫作提綱

4、寫作論文

5、修改文章

6、完善定稿

方法：

1、文獻研究法;

2、歷史分析法;

3、演繹歸納法;

4、分析綜合法。

措施：

1、充分收集資料

2、對資料進行閱讀，分析和綜合

3、制定寫作計劃表

4、主動多與指導老師交流

進度安排：

1、2005年12月20日前確定選題

2、2006年1月16日前提交開題報告

3、2006年4月10日前提交論文初稿交指導老師審閱后進行修改。

4、2006年5月20日前交定稿

四、主要參考文獻：

[1] 李宗桂：《中國文化概論》，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2] 劉澤華：《中國傳統政治思想反思》，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87年版

[3] 劉翔：《中國傳統價值觀詮釋學》，上海，生活•讀書•新知上海三聯書店，1996年版

[4] 劉再復、林崗：《傳統與中國人》，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年版

[5] 辜鴻銘著，黃興濤、宋小慶譯：《中國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1996年

[6] 杜漢生：《中國精神》，長江文藝出版社，1998年版

[7] 蕭振禹主編：《養老，你指望誰——中國面臨人口老齡化的困惑》，改革出版社1998年版

[8] 武寅、石竣主編：《家庭倫理與人格教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版

[9] 呂平主編：《孝經》，新疆青少年出版社1996年版

[10]《中國人口報》，1999年2月5日1版

[11] 張懷承主編：《中國的家庭與倫理》，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3年出版

[12] 高成鳶主編：《中國的尊老文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3] 李澤厚：《中國古代思想史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14] 雜志：《中國哲學史》、《哲學研究》、《中國傳統文化》、人大復印資料《中國哲學》等有關中國哲學、儒學網站

五、指導教師意見：

簽名：

六、教研室意見：

簽名：

注：此表由學生本人填寫，一式三份，一份留系里存檔，指導教師和學生本人各保存一份。

篇10

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 優化乙肝治療方案真實評價治療效果劉士敬，朱倩

最佳療效的保證楊曉帆，宮劍濱，江時森，陳銳華

應用Markov模型進行臨床決策分析的思考孫曉花，劉愛忠

2型糖尿病醫療后果評價指標體系的系統論楊土保，孫振球

婦科內分泌疾病診療的從優選擇王林，辛曉燕，郭照江

關于腫瘤?？圃\療最優化與過度醫療李剛，梁紅娟，郭照江，閔婕，張，蘇勤

國家級繼續醫學教育“研究倫理”培訓班現在開始報名

食管癌內鏡技術最優化原則的思考李健，易會興，王立東

“向癌癥宣戰”計劃的經驗教訓李吉學，李燕杰，王立東

結核病的再燃和控制新策略王爽，郭曉明，邱淑文，劉鳳芝

現代醫學人文回歸的學術性與現實性趙美娟

論護理學是醫學中人文精神的主要承載者馬翠云

醫院門診計算機就醫流程中的人文思考谷穎成

現代醫學科學和人文精神的統一與臨床醫生綜合素質的培養李宏宇，梁斌，李榮祝

心、腦科學與醫學人道主義價值觀蘭禮吉

循證醫學對醫學不確定性的影響曹曉曼，劉秦

循證醫學發展對臨床醫學科研人員的啟示謝峻，陳大軍，王琳

關于一稿兩投問題的聲明

正確理解和應用循證醫學的思維方法段登志，段呈玉，滕毅山，張瓊

基本醫療保險制度改革與醫學適宜技術的推廣羅海彥，胡長林

“零缺陷”與醫療糾紛的防范朱少銘，周娟

納米細菌與冠心病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 尹倪，陳勝喜

β受體阻滯劑治療充血性心力衰竭的思考王新華，劉恒，龔曉會

慢性心力衰竭與β受體阻滯劑任延平，呂卓人

視網膜手術的發展與思考楊詠梅，吳欣怡

近視眼治療史的回顧與思考王華，劉雙珍

胰腎聯合移植的倫理透視陳新華，鄭樹森，施衛星

生殖細胞基因增強技術的倫理爭議與對策姜力駿

膚紋學研究的倫理問題張海國

異基因造血干細胞移植中的哲學思考肖毅，張東華，劉文勵

現代移植醫學與再生醫學的差異和互補高昱，高銘仁

法制環境下的現代醫學——一個必須面對的新問題王瓊書，李靈杰，宋華

新的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對醫療行業的影響及醫療行業的對策溫宇英，丁乾

社會實踐在衛生法教學中的應用翁開源

中醫要有自己的金標準彭堅，吳興旺

中醫藥研究的“復雜性”辨析——兼談證候研究的思路程偉

中醫學的傳統優勢與現展的思考丁建中，張六通

試析弗蘭克爾的意義治療理論賈林祥

從對人性的關注看心理療法的整合趨勢楊文輝，姚樹橋，賀達仁

新形勢下的危機干預:2001年“9.11”事件后的新澤西MaureenM.Underwood，JohnKalafat，辛晶

也談手術速度劉泉開

模棱兩可的“準生命”——一把并不好使的剃刀樊嘉祿，劉燕

數字化醫院下的科研管理劉樹雷；

提高醫藥倫理審查質量、促進生物醫藥科技發展許嘉齊；

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倫理委員會SOP解讀沈銘賢；胡慶澧；丘祥興；

臨床研究中的受試者權益保障面臨的挑戰茅益民；

臨床試驗的科學性和倫理問題金丕煥；

北京地區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現狀的調查分析吳曉瑞；李義庭；趙學志；羅艷俠；

倫理委員會繼續培訓項目和質量管理伍蓉；劉海濤；鄒和建；

農村地區PLWHA心理支持項目研究江啟成；方桂霞；李佳；李珅；

農村艾滋病人心理支持典型案例分析方桂霞；江啟成；楊善發；

HIV母嬰傳播防治中的現存問題和對策高艷納；王紅紅；

河南省農村地區艾滋病衛生服務系統反應性分析魏俊濤；朱偉；吳昊；趙曉媛；張傳排；

醫學人文精神缺失的認識根源李振良；李肖峰；

論醫療行為中的職業冷漠與人文關懷許小鳳；惠礽華；

論新戒毒模式的人文內涵羅濤；郝偉；鄧奇堅；

我國公立醫院治理機制改革模式及效果研究趙明；馬進；

我國公立醫院產權改革探析王小麗；

我國醫院公益性淡化的表現及其成因分析孔祥金；李貞玉；

各國醫療鑒定制度及對我國的啟示邱實；鄧世雄；

論對患者自主決策權的限制蔡昱；

略論禪與心理治療相關的幾個主題朱浩；朱蕾；

禪宗牧牛圖對現代心理治療技術的啟示程志立；張其成；

基于正念禪修的心理療法述評余青云；張海鐘；

中藥藥性理論的哲學詮析王磊；彭勁松；楊云松；

關于耳穴的認識過程邊慧；周文琪；

淺淡《周易》與《黃帝內經》中的象數思維高立珍；孟彪；

《黃帝內經》養生思想探析何穎；

創新、奉獻精神與醫學本科生導師制的實踐黃正接；羅琪；張亞強；胡詠暉；

現代醫學發展對中西醫結合教學的影響王煒；張艷萍；朱虹；

臨床醫學科研人才培養的實踐范式研究王彬；郭啟勇；周文穎；

助產士與中國近代的分娩衛生趙婧；

論日本漢方醫學古方派的崛起楊晶鑫；

人是目的——《醫學與哲學》雜志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的醫學人文的合作與實踐蘭禮吉；李琰；

《醫學與哲學》引領我們開展教學和研究工作王洪奇；

追尋心理問題的社會根源——評《社會角色與心理健康》胡志海；

倫理委員會的建設與運作——涉及人的生物醫學研究倫理問題國際研討會綜述劉閔；

第九次亞洲生命倫理學大會論文摘要選譯(Ⅲ)王延光；馮超；

醫學整合:增進國民健康的必由之路——在首屆醫學發展高峰論壇開幕式上的致辭尹力；

以人為本全面推進醫學整合——在醫學發展高峰論壇上的講話吳啟迪；

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 醫學發展高峰論壇北京共識

“醫學發展高峰論壇”新聞稿

中國人口健康轉型與醫學整合饒克勤；

中國醫改進程中的慢性病預防控制楊功煥；

醫學整合:我國醫改目標實現的關鍵李立明；

醫學整合的境界、胸懷和志氣陸廣莘；

論醫療實踐中的人文關懷凌鋒；

論醫學的人本體及其文化內核耿拔群；范群；

語義結構理論與臨床推理鄧云龍；袁道瑞；楊帆；潘辰；田勇泉；

抗原概念的內涵與外延胡濤；劉希偉；付強；張海霞；

論醫患溝通中醫生的語言溝通技能謝保群；

基于語料庫的醫生第一人稱復數指示語研究楊石喬；

社會學視角下的“醫學邁向社會”周業勤；

和諧醫患關系中醫生的言語禮貌策略分析宋振芹；

一項創新性微創手術的倫理爭議黃瑾；

新生兒疾病篩查工作中的倫理學思考周曉軍；李雪梅；

肺結核患者的知情同意權楊??；劉穎；宋文質；

性病診治中醫療告知的倫理學因素探討蔣明華；

抑郁癥:一種進化心理學的視角劉歌；趙山明；

抑郁自我圖式研究范式進展陳聰；

進食障礙亞臨床狀態的概念及診斷陸曉花；張寧；

辯證行為療法的回顧與前瞻舒姝；劉將；

臨床醫師成才規律的調查與分析袁蕙蕓；李享；周瑩；程華豐；范關榮；

判例教學法對我國衛生法教學改革的重塑與推進峗怡；賀加；

人體形態學教學中的哲學思維——以組織胚胎學為例胡軍；宮琳琳；王效軍；宋陽；楊佩滿；

通向斯德哥爾摩的“七彩拼圖”——諾貝爾醫學獎得主的成功法則田文澤；

RNA酶的發現與啟示翁屹；劉銳；

衛生法學論文狀況研究報告——《醫學與哲學》對衛生法學學科發展的獨特貢獻姜柏生；任元鵬；

《醫學與哲學》載我學海泛舟三十年高也陶；

摯友師長同行事業命運與共——情寄《醫學與哲學》30年慶徐維廉；

第九次亞洲生命倫理學大會論文摘要選譯(Ⅰ)馮超；

眾多媒體關注首屆醫學發展高峰論壇高度評價會議豐碩成果楊陽；

抓住機遇，銳意進取，期盼更多的學術大師在紀念《醫學與哲學》雜志創刊30周年暨廣州醫學辯證法講習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馮長根；

聚焦醫學理念關注現實為繁榮醫學與人文貢獻力量在紀念《醫學與哲學》雜志創刊30周年暨廣州醫學辯證法講習會30周年大會上的報告杜治政；

在東西方交流與合作中促進醫學創新在紀念《醫學與哲學》雜志創刊30周年暨廣州醫學辯證法講習會30周年紀念大會上的講話彭瑞聰；

為病人提供適度和可及的技術服務在紀念《醫學與哲學》雜志創刊30周年暨廣州醫學辯證法講習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胡大一；

一定給予《醫學與哲學》更多的支持在紀念《醫學與哲學》雜志創刊30周年暨廣州醫學辯證法講習會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唐建武；

中國醫學哲學30年劉虹；

醫學與哲學人文社會醫學版 醫學整合與倫理重構——祝賀《醫學與哲學》創刊三十周年范瑞平；

三十而立，走向成熟——一本雜志倡導著與醫學有關的另一種生活程偉；

寫在《醫學與哲學》辦刊30周年之際李中琳；

干細胞研究與應用中倫理問題的再調查:結果與建議丘祥興；胡慶澧；沈銘賢；田一飛；王一飛；

2010年建構中國生命倫理學研討會及中美生命倫理學暑期研討班通知

中國臨床遺傳學檢測的倫理問題陳瑛；錢吉；李紅；

論家系遺傳學研究中的倫理問題王利紅；陳曉陽；楊同衛；

“柔性支架”——社會工作方法介入醫患危機曲玉波；

“關系就醫”現象的調查與分析屈英和；田毅鵬；周同梅；

醫療團隊視角下新型醫護關系的構建于紅典；夏保京；謝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