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爾森范文10篇

一、奧爾森的生平、著述與研究方法

曼瑟爾·奧爾森，1932年1月22日生于美國北達科他州，1998年2月19日逝世。1954年獲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學士學位，1960年獲牛津大學碩士學位，1963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馬里蘭大學(MarylandUniversity)從事教學研究，也在美國空軍服過役，曾在約翰遜當政的美國健康與福利部任職。他的主要論著有：《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國家興衰探源》（1982年）、《權利與繁榮》（2000年）、《戰時短缺經濟學》（1963年）、《一份準備中的報告》（1969年）、《沒有增長的社會》（1974年）和《健康護理經濟學新方法》等。其中：《集體行動的邏輯》影響最大，曾被翻譯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國文字；《國家興衰探源》則被翻譯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多國文字。

奧爾森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是明顯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個體研究方法。奧爾森所研究的雖然是集體行動的問題，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卻是個體的分析方法。他的理論都是建立在微觀個體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礎之上的。集體行動、特別是大集團的行動難以達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集團中的個體成員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在分利集團理論中，對分利集團成員的研究也是以此為基礎的，特別是用分利集團理論來研究宏觀經濟學的相關問題的時候，更是強調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強調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沒有微觀基礎、沒有從個體行為出發研究問題。奧爾森從個體的理性假定出發，利用分利集團理論解釋了這些問題。即使分利集團達成以后，分利集團追求集團利益的分析也是以此為基礎的，集團成員追求集團利益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集團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獲得集團利益僅是一個手段，個體利益才是最根本的。

2.實證研究方法。奧爾森著作的大部分都是采用實證研究、案例研究來驗證他所提出的理論。在集體行動的邏輯研究中，他采用工會形成和發展的案例，一方面驗證了他的大集團形成是通過強制或經濟性激勵而達成的理論，另一方面證明了大集團在沒有強制或經濟激勵的情況下是難以達成的。在分利集團理論提出后，則更是大部分都在驗證他的這一理論，利用世界上各個不同類型的國家興衰變遷的歷史驗證其理論的正確性。他還提出，理論的正確與否是通過對經濟現象的解釋來驗證的，能夠解釋越多的經濟現象，越具有普遍性，理論的準確程度就越高。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強調經濟學的致用性，強調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功能。因為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之下通過數學推導得出優美的結論，但是由于嚴格的假設條件而難以對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

3.經濟理論的規范。奧爾森實際上認為有一套規范的方法作為理論正確或優秀與否的標準。他提出：(1)如果有一種理論能夠適用于許多歷史現象——即這種解釋具有“權威性”——而且簡明扼要，則可以認為此種理論比較可信；(2)一種理論不在于它能夠解釋多少事件，而在于它能夠說明差別多大的不同類型的事實；(3)還必須保證這種理論不能僅僅由于找到少數幾個與之相符的例子就認為是正確的，因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與這種理論是矛盾的。在《國家興衰探源》中，在批判了現有的宏觀經濟學的缺陷之后，則明確提出了宏觀經濟學的八條標準問題。這些都說明，在奧爾森看來，經濟學有一套規范作為評價理論正確或優秀與否的標準。

一、奧爾森的生平、著述與研究方法

曼瑟爾·奧爾森，1932年1月22日生于美國北達科他州，1998年2月19日逝世。1954年獲北達科他州立大學學士學位，1960年獲牛津大學碩士學位，1963年獲哈佛大學博士學位。他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是在馬里蘭大學(MarylandUniversity)從事教學研究，也在美國空軍服過役，曾在約翰遜當政的美國健康與福利部任職。他的主要論著有：《集體行動的邏輯》(1965)、《國家興衰探源》（1982年）、《權利與繁榮》（2000年）、《戰時短缺經濟學》（1963年）、《一份準備中的報告》（1969年）、《沒有增長的社會》（1974年）和《健康護理經濟學新方法》等。其中：《集體行動的邏輯》影響最大，曾被翻譯成德、法、意、日、葡、中等國文字；《國家興衰探源》則被翻譯成法、日、意、德、中、瑞典文等多國文字。

奧爾森經濟研究的方法論是明顯的，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個體研究方法。奧爾森所研究的雖然是集體行動的問題，但是他所使用的方法卻是個體的分析方法。他的理論都是建立在微觀個體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基礎之上的。集體行動、特別是大集團的行動難以達成的根本原因就在于集團中的個體成員都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在分利集團理論中，對分利集團成員的研究也是以此為基礎的，特別是用分利集團理論來研究宏觀經濟學的相關問題的時候，更是強調宏觀經濟學的微觀基礎，并強調現代宏觀經濟學的根本缺陷就在于沒有微觀基儲沒有從個體行為出發研究問題。奧爾森從個體的理性假定出發，利用分利集團理論解釋了這些問題。即使分利集團達成以后，分利集團追求集團利益的分析也是以此為基礎的，集團成員追求集團利益的根本目的在于通過集團能夠獲得更大的利益。獲得集團利益僅是一個手段，個體利益才是最根本的。

2.實證研究方法。奧爾森著作的大部分都是采用實證研究、案例研究來驗證他所提出的理論。在集體行動的邏輯研究中，他采用工會形成和發展的案例，一方面驗證了他的大集團形成是通過強制或經濟性激勵而達成的理論，另一方面證明了大集團在沒有強制或經濟激勵的情況下是難以達成的。在分利集團理論提出后，則更是大部分都在驗證他的這一理論，利用世界上各個不同類型的國家興衰變遷的歷史驗證其理論的正確性。他還提出，理論的正確與否是通過對經濟現象的解釋來驗證的，能夠解釋越多的經濟現象，越具有普遍性，理論的準確程度就越高。從一定意義上說，他強調經濟學的致用性，強調經濟學對現實問題的解釋功能。因為現代西方主流經濟學的發展在一系列嚴格的假設之下通過數學推導得出優美的結論，但是由于嚴格的假設條件而難以對現實經濟問題進行解釋。

3.經濟理論的規范。奧爾森實際上認為有一套規范的方法作為理論正確或優秀與否的標準。他提出：(1)如果有一種理論能夠適用于許多歷史現象——即這種解釋具有“權威性”——而且簡明扼要，則可以認為此種理論比較可信；(2)一種理論不在于它能夠解釋多少事件，而在于它能夠說明差別多大的不同類型的事實；(3)還必須保證這種理論不能僅僅由于找到少數幾個與之相符的例子就認為是正確的，因為也可能有另外一些例子與這種理論是矛盾的。在《國家興衰探源》中，在批判了現有的宏觀經濟學的缺陷之后，則明確提出了宏觀經濟學的八條標準問題。這些都說明，在奧爾森看來，經濟學有一套規范作為評價理論正確或優秀與否的標準。

內容提要奧爾森教授認為，在非市場的集體行動中，只要集體物品給個人帶來的利益大于集體物品的總成本，個人就愿意為集團提供集體物品，本文對這一觀點進行了補充，進一步認為，只要集體物品給部分成員帶來的利益大于集體物品的總成本，這部分成員就愿意為集團提供集體物品。從這一觀點出發，作者對奧爾森教授認為小集團的效率高于大集團的結論進行了修正，認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大集團更有利于增進集團成員的利益。

關鍵詞：大集團；共有資源；免費乘車

一、集體物品的兩難困境

集團是人類存在的一種基本形式，它“是一些有共同利益的個人”⑴組成的，集團或組織存在的基本功能是為本集團的全體人員提供集體物品。集體物品的與個人物品比較有一個顯著的特點，這就是，“集團中的全體成員對獲得這一集團利益有著共同的興趣，但他們對承擔為獲得這一集團利益而要付出的成本卻沒有共同興趣。每個人都希望別人付出全部成本，而且不管他自己是否分擔了成本，一般總能得到提供的利益?！雹七@樣，集團中集體物品的共享性與集體物品生產成本的分擔性便成了集團理論不可回避的中心問題。一方面，一個集團或組織只有為其成員提供集體物品，這個集團或組織才能延續和發展；另一方面，集團成員要承擔集體物品生產的成本又有可能提高集團的離心傾向，加速集團的解體。這就是集團集體物品的兩難困境。那么社會是如何化解這個兩難困境的呢？為此，奧爾森教授考察了各種類型的組織，他得出的結論是，在提供集體物品這個問題上，小集團比大集團更有效率。他解釋說，在小集團中如果某個人受到激勵提供集體物品，既使要他承擔全部成本，他也會提供。因為他從這件集體物品中得到的利益超過了該物品的總成本。而在大集團中，卻“沒有一個成員獲得的收益的份額足以使他有動力單獨提供集體物品”。⑶盡管集體物品對集團來說是如此珍貴，但卻不能激勵個體成員承擔實現集團利益所需要的成本。雖然大集團存在激勵不足的問題，但是大集團畢竟是客觀存在，那么大集團又是如何解決集體物品生產的效率的呢，在這方面奧爾森列舉了一些具體辦法。

首先是“選擇性”激勵。選擇性激勵就是給集團成員提供非公共品，以激勵集團中的個人采取有利于集團利益的方法。選擇性激勵的實施可以采取經濟的方式，也可以采取社會的、心理的等非經濟措施，但究竟選擇何種措施，應充分考慮個體成員的理性需求。其次是“邦聯”制方法。就是將一個大集團分成若干個小集團，每個小集團與別的集團一起組成大集團的聯邦。第三是方法。奧爾森舉例說，一個許多人參加的會議是難以迅速、仔細地做出決策的，因為個人的意見對會議的結果不會產生太大的影響，因而理性的個人不想花過多精力，所以這樣的大型會議效率不高。正是由于這些原因，大型組織在行動時總是求助于小集團，這樣就形成了委員會、小組委員會和小型領導集團。

然而，奧爾森提出的這些辦法并沒有真正解決大集團的效率問題，還是仍然在小集團的效率高于大集團這個問題上進行循環論證，要解決大集團的效率問題，除非把大集團劃小，這也就是奧爾森在集團效率問題上的核心觀點。很明顯，這種觀點或理論并沒有解決集體物品的兩難困境這一理論難題，更沒有對現實生活中大集團比小集團的發展趨勢更為強勁這一客觀現實做出解釋。

一、計劃體制在中國的起源

研究計劃體制的學者們普遍認為，相對于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而言，經典作家的原始構思對各國社會主義的具體形成影響甚微。在我看來，計劃體制在中國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遠遠長于新中國的歷史，因此，共產黨長期征戰中形成的戰時命令體制就不會不對新中國的計劃體制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歷史淵源上說，1940年之后形成的以陜甘寧邊區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據地體制，對中國計劃體制的起源尤其有著直接的影響。相比起來，與其說是舶來的"蘇聯模式"決定了中國計劃體制的面貌，倒不如說這種土生土長的"延安模式"才是計劃體制的胚胎。這種模式的特點一是統收統支；二是地方分權，即各根據地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實行分散經營、自力更生。在面臨著嚴峻戰爭考驗的時期，這種模式曾經有效地保障了戰時供給，保證了共產黨能夠最終順利地奪取政權。到建國之后，一方面，由于四邊戰火猶未平息，政權尚未穩定，所以這種戰時體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對于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新政權賴以鞏固和發展的龐大的中層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們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從命令為特征的軍事組織。可見，面對這樣一種豐厚的組織資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徑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計劃體制。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體制在建國伊始，就已經有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其次，新中國的領導人在建國之初便確立了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為目標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通過國家力量強制實行工業化，其結果只能是導致計劃經濟體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一書中較為清晰地解釋了這一內在的經濟邏輯。他們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個發展水平甚低、資本極度缺乏的國家內優先發展重工業，只能人為地壓低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和生產必需品以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因此造成了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的極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場機制很難保證稀缺資源流向不具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部門，因此就需要借助計劃與行政命令配置資源；最后，為了貫徹資源的計劃配置機制，在微觀上必須建立以完成計劃任務為目標的國有企業和?？梢?，一經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趕超戰略，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性的微觀經營機制便相繼形成，這種叁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最后，社會主義國家除了普遍追求經濟增長率之外，充分就業也是其最關心的國家目標之一。從一開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和公民之間就存在著一種隱含的"社會契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義理性(legitimacy，又譯合法性)既然來自"勞動人民當

家作主"，則國家無形之中便負有提供公民"勞動和工作的權利"的義務。正如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的，如果由市場經濟自發調節勞動力市場，則自愿和非自愿的失業是不可避免的。為了實現工人全部就業的目標，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借助計劃體制。在計劃體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實現充分就業，結果只能是壓低并限制工資水平。但做為對此的補償，國家還會給予工人較高的福利待遇。國有企業實際上承擔著提供各種福利待遇的任務，這就是"企業辦社會"這種現象的來源。

一、計劃體制在中國的起源

研究計劃體制的學者們普遍認為，相對于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而言，經典作家的原始構思對各國社會主義的具體形成影響甚微。在我看來，計劃體制在中國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遠遠長于新中國的歷史，因此，共產黨長期征戰中形成的戰時命令體制就不會不對新中國的計劃體制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歷史淵源上說，1940年之后形成的以陜甘寧邊區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據地體制，對中國計劃體制的起源尤其有著直接的影響。相比起來，與其說是舶來的"蘇聯模式"決定了中國計劃體制的面貌，倒不如說這種土生土長的"延安模式"才是計劃體制的胚胎。這種模式的特點一是統收統支；二是地方分權，即各根據地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實行分散經營、自力更生。在面臨著嚴峻戰爭考驗的時期，這種模式曾經有效地保障了戰時供給，保證了共產黨能夠最終順利地奪取政權。到建國之后，一方面，由于四邊戰火猶未平息，政權尚未穩定，所以這種戰時體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對于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新政權賴以鞏固和發展的龐大的中層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們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從命令為特征的軍事組織?？梢姡鎸@樣一種豐厚的組織資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徑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計劃體制。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體制在建國伊始，就已經有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其次，新中國的領導人在建國之初便確立了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為目標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通過國家力量強制實行工業化，其結果只能是導致計劃經濟體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一書中較為清晰地解釋了這一內在的經濟邏輯。他們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個發展水平甚低、資本極度缺乏的國家內優先發展重工業，只能人為地壓低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和生產必需品以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因此造成了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的極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場機制很難保證稀缺資源流向不具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部門，因此就需要借助計劃與行政命令配置資源；最后，為了貫徹資源的計劃配置機制，在微觀上必須建立以完成計劃任務為目標的國有企業和?？梢?，一經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趕超戰略，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性的微觀經營機制便相繼形成，這種叁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最后，社會主義國家除了普遍追求經濟增長率之外，充分就業也是其最關心的國家目標之一。從一開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和公民之間就存在著一種隱含的"社會契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義理性(legitimacy，又譯合法性)既然來自"勞動人民當

家作主"，則國家無形之中便負有提供公民"勞動和工作的權利"的義務。正如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的，如果由市場經濟自發調節勞動力市場，則自愿和非自愿的失業是不可避免的。為了實現工人全部就業的目標，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借助計劃體制。在計劃體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實現充分就業，結果只能是壓低并限制工資水平。但做為對此的補償，國家還會給予工人較高的福利待遇。國有企業實際上承擔著提供各種福利待遇的任務，這就是"企業辦社會"這種現象的來源。

一、計劃體制在中國的起源

研究計劃體制的學者們普遍認為，相對于社會主義的歷史實踐而言，經典作家的原始構思對各國社會主義的具體形成影響甚微。在我看來，計劃體制在中國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國家意志的體現。

首先，中國共產黨的歷史遠遠長于新中國的歷史，因此，共產黨長期征戰中形成的戰時命令體制就不會不對新中國的計劃體制產生深遠的影響。從歷史淵源上說，年之后形成的以陜甘寧邊區最富代表性的抗日根據地體制，對中國計劃體制的起源尤其有著直接的影響。相比起來，與其說是舶來的蘇聯模式決定了中國計劃體制的面貌，倒不如說這種土生土長的延安模式才是計劃體制的胚胎。這種模式的特點一是統收統支；二是地方分權，即各根據地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實行分散經營、自力更生。在面臨著嚴峻戰爭考驗的時期，這種模式曾經有效地保障了戰時供給，保證了共產黨能夠最終順利地奪取政權。到建國之后，一方面，由于四邊戰火猶未平息，政權尚未穩定，所以這種戰時體制自然仍有其用武之地；另一方面，對于初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來說，新政權賴以鞏固和發展的龐大的中層干部大多行伍出身，他們熟悉的是以命令和服從命令為特征的軍事組織?？梢姡鎸@樣一種豐厚的組織資源，最合理的利用途徑恐怕就是命令式的計劃體制。因此，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經濟體制在建國伊始，就已經有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其次，新中國的領導人在建國之初便確立了以趕超西方發達國家為目標的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而在一個落后的農業國通過國家力量強制實行工業化，其結果只能是導致計劃經濟體制。林毅夫等作者在《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和經濟改革》一書中較為清晰地解釋了這一內在的經濟邏輯。他們的理由大致如下：首先，在一個發展水平甚低、資本極度缺乏的國家內優先發展重工業，只能人為地壓低資本、外匯、能源、原材料、勞動力和生產必需品以降低重工業資本形成的門檻，因此造成了生產要素和產品價格的極大扭曲；其次，由于市場機制很難保證稀缺資源流向不具比較優勢的重工業部門，因此就需要借助計劃與行政命令配置資源；最后，為了貫徹資源的計劃配置機制，在微觀上必須建立以完成計劃任務為目標的國有企業和?？梢?，一經選擇了以優先發展重工業為目標的趕超戰略，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高度集中的資源配置制度和沒有自主性的微觀經營機制便相繼形成，這種叁位一體的傳統經濟體制是內生的，是相互依存、互為條件的。

最后，社會主義國家除了普遍追求經濟增長率之外，充分就業也是其最關心的國家目標之一。從一開始，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國家和公民之間就存在著一種隱含的社會契約：社會主義國家的政權義理性，又譯合法性既然來自勞動人民當

家作主，則國家無形之中便負有提供公民勞動和工作的權利的義務。正如我們現在已經認識到的，如果由市場經濟自發調節勞動力市場，則自愿和非自愿的失業是不可避免的。為了實現工人全部就業的目標，社會主義國家只能借助計劃體制。在計劃體制下依靠行政命令實現充分就業，結果只能是壓低并限制工資水平。但做為對此的補償，國家還會給予工人較高的福利待遇。國有企業實際上承擔著提供各種福利待遇的任務，這就是企業辦社會這種現象的來源。

一、一部有水平的理論著作

經過五、六年的仔細觀察和認真思考以及一年多埋頭寫作，林毅夫、蔡方、李周三位學者，把他們的新著《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海三聯書店，1994；以下簡稱《奇跡》；凡引自該書的只注頁碼）獻給讀者。筆者有幸先睹為快，獲益匪淺。這是一部頗有水平的理論著作。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奇跡》提出和討論的是有關經濟發展、國家興衰的重大論題。特別是在目前情況下，中國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世界各國和很多大的跨國公司都看好中國，中國的改革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創造了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所謂“中國模式”。一個擁有12億人口的東方文明大國再次走上興盛和發展之途，其本身就帶有很大的傳奇色彩。提出和討論這樣的問題，并且有所發現和有所創新，作出一種與眾不同的解釋，其意義可想而知：不僅在學術理論上是一個前進，而且在政策實踐上也有重要的價值；不僅對中國本身的改革和發展有明顯的指導作用，而且對于世界其他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也具有普遍的借鑒意義。

其次，《奇跡》從理論上再現了中國近半個世紀，特別是近十多年來的歷史和現實。由于作者明確提出和緊緊抓住了優先發展重工業的“趕超戰略”是傳統經濟體制形成的邏輯起點，而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和毫無自主權的微觀經營機制三位一體的傳統體制，是由于選擇和實行這一戰略的要求而內生地決定的，其已經進行和將要進行的改革也緊緊圍繞著發展戰略的轉變，并在全書中把自己的理論邏輯貫徹到底，因而，不僅做到了歷史和邏輯的有機統一，而且實現了改革和發展的巧妙結合。充分顯示了作者札實的理論功底和分析能力。這一點是目前國內出版的同類著作不曾達到的。與《奇跡》的分析比較起來，那些就事論事地描述改革和發展的進程，空泛地、一般地討論改革、發展和穩定的相互關系，就顯得蒼白無力了。

再次，理論并不深奧，它是簡明扼要，易于理解的，理論的簡潔性、權威性和真理性是統一的，“只有既能解釋許多不同種類的事實而又簡明扼要的理論才是令人滿意的理論”（奧爾森，1982），《奇跡》一書就具有這樣的品格和特色。作者提出的理論是比較簡潔的，其基本結構是，作為外生變量的“趕超戰略”是由政府主動選擇的；作為內生變量的三位一體的經濟體制，是適應于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而逐漸形成的；作為參照系的比較優勢戰略，是實行戰略轉型的方向和體制轉軌的目標。已經出現的增長奇跡，是由于在調整微觀經營機制和放松資源的計劃配置制度上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從而激發了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為過去受壓抑的部門的增長創造了資源條件；而改革的問題和困難以及改革周期的出現，是由于宏觀政策環境改革的相對滯后；進一步的選擇是，以改革被扭曲的宏觀政策環境為中心，完全拋棄“趕超戰略”，加快向比較優勢戰略的轉變。《奇跡》的這一理論不僅解釋了中國連續十多年高速增長奇跡的發生，而且也說明了亞洲“四小龍”的成功；不僅解釋了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經濟的失敗，而且也說明了亞洲、美洲一些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國家經濟陷入發展困境的原因。

最后，《奇跡》的成功，再一次證明了經濟學規范和方法的力量。經濟學的基本前提假定是理性行為假定或最大化行為假定。作者把生產者和消費者、個人和企業、家庭和政府都看作是按照經濟理性行為的經濟當事人，把傳統體制的形成和實踐，改革措施的實行和結果，都看作是理性的當事人共同選擇和相互博弈的必然產物。由此出發，作者提出和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理論假說和需要回答的主要問題，然后用規范的經濟學語言、嚴密的理論邏輯以及大量的經驗材料和歷史數據加以實證，從理論上再現了中國改革和發展的矛盾運動過程，說明了改革和發展中的很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其實，經濟學的基本內容并不是告訴人們某些經濟問題的現成結論和一般知識，而是要教給人們正確觀察和思考經濟問題的方法，也就是說，學習經濟學主要是為了獲得一種進行經濟思維的方法論。讀了《奇跡》，讀者在這方面一定會有所收獲。

「內容提要」奧爾森的“選擇性激勵”理論不能完全解釋當代中國農民維權抗爭的經驗事實。本文提出的“壓迫性反應”表明，當“集團”還沒有明確的邊界，即還沒有形成具有約束力的組織形態時，社會群體中的部分成員為改變某一社會政策或社會現實所進行集體行動的原動力是“集團”外部的“壓迫”。中國農民所進行的維權抗爭主要不是根據“集團”內部“獎罰分明”所進行的“選擇”，而是對“集團”外部“壓迫”的反應。

「關鍵詞」集體行動/搭便車/選擇性激勵

選擇性激勵的困惑

“選擇性激勵”（selectiveincentives）是社會學家曼瑟爾。奧爾森在解釋集體行動中克服“搭便車”行為傾向時提出的一種動力機制。他認為，“這種激勵之所以是有選擇性的，是因為它要求對集團的每一個成員區別對待，‘賞罰分明’”①。它們既可以通過懲罰那些沒有承擔集團行動成本的人來進行強制，也可以通過獎勵那些為集體利益而出力的人來進行誘導。集體行動的實現只有通過選擇性地面對集團個體的激勵，而不是像集體物品對整個集團不加區別，只有這樣，那些不參加為實現集團利益而建立的組織，或者沒有以別的方式為實現集團利益作出貢獻的人所受到的待遇與那些參加的人才會有所不同②。在奧爾森看來，經濟激勵不是唯一的激勵；人們有時候還希望去獲得聲望、尊敬、友誼以及其他社會和心理目標。在對地位的討論中人們經常用到“社會經濟地位”一詞，這表明在經濟地位和社會地位之間有著某種關聯，但有時候這兩者肯定是不同的。因此必須考慮以下可能性：當不存在經濟激勵驅使個人為集團利益作貢獻時，可能有一種社會激勵會驅使他這么做。而且顯然這是可能的。如果對一件集體物品感興趣的一個小集團的成員同時也正好都是私人朋友，或屬于同一個俱樂部，而集團中的一些人把提供集體物品的負擔推給別人，那么即使他們的行動使他們在經濟上受益，他們的社會地位也要受到影響，而且這一社會損失可能超過經濟受益。他們朋友可能會運用“社會壓力”來迫使他們承擔實現集體目標的責任，或者俱樂部會開除他們。這些措施是很有效的，因為日常的觀察揭示出，大多數人很看重他們朋友和熟人的友誼，并且很看重社會地位、個人聲望和自尊。③

有研究者據此來解釋當代中國農民集體上訪等維權抗爭行動，并認為，“由于農民一般情況下仍然是自利的、理性的效用最大化者，所以‘選擇性激勵’對當代中國農民集體上訪是適合的”。這種激勵具體表現在，“分攤上訪費用，均分上訪收益”，“對上訪代表的物質和社會獎勵”、“對不合作者的懲罰”等。④應該說，這樣的結論是有一定的事實基礎和解釋力的。但是，如果我們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就會發現，“選擇性激勵”這一理論模型在解釋當代中國農民維權抗爭活動時，在如下兩種情況需要給予特別說明。其一，當代農民的維權抗爭行動是在沒有建立穩定的社會組織的情況下發生的，壓力或激勵均不來自集團內部，而更多的來自集團之外。其二，農民維權抗爭精英作為維權行動的發動者，他們最初的選擇并不具有明確的激勵特性。那么是什么促使他們挺身而出呢？也就是說，“選擇性激勵”作為一種解釋范式尚不足以完全說明當代中國農民維權抗爭的動力機制。

本文試圖通過對湖南省H縣的農民維權抗爭活動為實證分析對象，來解構當代中國農民維權抗爭行動的動力機制。湖南省H縣地處中國中部地區，屬于典型的農業經濟區。這個縣的農民維權抗爭精英和農民有組織抗爭曾引起了中國學術界和執政者的高度重視，并影響到了中國相關的農業政策改變。⑤我選擇了農民維權抗爭精英身份轉變這一特定過程為研究分析樣本。這是因為，從一位普通農民轉化為維權抗爭精英是具有象征意義的“關鍵事件”。深入分析此類“關鍵事件”可以解釋集體行動的組織領導者的動力機制，而他們的思想觀念及行動方式對集體行動起到了決定性的影響。這有如勒龐所言，“就人類的群體而言，所謂頭領，有時不過是小頭目煽風點火的人，但即使如此，他的作用也相當重要。他的意志是群體形成意見并取得一致的核心。他是各色人等形成組織的第一要素，他為他們組成派別鋪平了道路?！雹捱@里所使用的研究資料，是我對這些農民維權抗爭精英長期的跟蹤訪談。⑦

摘要：國內外已有的、關于會計信息與股票價格之間關系的大量經驗研究都表明會計信息向證券市場傳遞了新信息，會計信息對股票價格具有解釋力并在股票定價中起了重要作用，會計信息是具有價值的。那么我們在研究會計信息與股票價格之間關系時應該有怎樣的研究思路呢？

關鍵詞：會計信息；股票價格；關系；研究思路

1會計信息與股票價格之間關系研究的研究思路之一：信息觀

股票之所以具有價值，是因為它們具有投資者所希望的某類屬性，如代表了對未來股利的要求權。按照通行的財務理論觀點，一家公司的股票價格是由其未來的現金流量（即股利）按一定的貼現率進行折現的現值。而會計信息在這其中的作用就是改變投資者對未來股利支付能力的信念，進而改變股票價格，這就是人們通常所說的信息觀。然而，會計信息緣何能改變投資者對企業未來股利支付能力的信念，進而改變股票價格呢？一般認為，這可以通過引入以下三個關鍵性鏈條來加以說明：

（1）未來會計盈余與現行會計盈余鏈

（2）未來股利與未來會計盈余鏈

EVA(EconomicValueAdded，經濟增加值)從最基本意義上講是一種業績評(PerformanceEvaluation)指標，更全面的觀點認為是一種價值管理(VBM，Value-basedManagement)工具(Young，中譯本，2002)。它由著名的咨詢公司斯特恩—斯圖爾特公司(SternStewart&CO.)倡導和推廣，被許多世界著名大公司(如可口可樂公司)所采用。剩余收益估價模型(ResidualIncomeValuationModel)是一種權益估價(EquityValuation)方法，由奧爾森和費爾(Ohlson，Feltham，1995)開創，把早已存在于管理會計領域并引起廣泛討論與爭議的剩余收益概念引入財務會計，成為資本市場實證會計研究(如價值相關性研究，ValueRelevanceStudy)中一個非?；A而重要的工具。EVA和剩余收益估價都以會計數據為基礎，以企業價值為核心，但其中一個用于業績評價，另一個用于權益估價，兩者究竟有何聯系?會計作為一個信息系統，在權益估價和業績評價中起何作用，它能完成使命嗎？EVA與剩余收益估價對會計改革有什么啟示?本文擬提供一點作者的思考。

一、會計收益、剩余收益與EVA

EVA經常又被稱之為剩余收益或經濟利潤.剩余收益估價模型中的主要輸入變量也是剩余收益，兩者都以會計收益為基礎，這些貌似甚至雷同的概念在不同應用當中內涵各有不同。因此，對這些概念的厘定是進一步討論和分析的基礎。

會計收益是按公認會計原則(GAAP)計算出的歸屬于企業所有者的剩余。站在企業所有者的角度，GAAP要求從收入中扣除支付給比股東具有優先權的其他相關者(供應商、債權人、員工等)的費用，得出會計收益用以衡量收入中屬于所有者的部分。會計收益的計算因采用的GAAP不同，即收入、費用確認和計量的規則不同，結果有差異*。很顯然，會計收益中未扣除所有者的資本成本，跟經濟利潤的概念不相符。經濟利潤是經濟學中用來描述企業創造價值的能力的一個概念，它要求從企業收入中扣除所有投入生產要素(包括所有者投入的資本)的成本(薩繆爾森，1999)。但經濟利潤的概念本身很抽象，需通過一定的計量結果來表示，剩余收益的概念由此產生。

剩余收益是從會計收益(或調整后的會計收益)中扣除所有權資本成本后的余額。剩余收益雖然符合經濟利潤的概念要求，但應注意的是，剩余收益并不等同于經濟利潤，它是一個非常寬泛的概念，其性質和結果取決于不同的計算方法。由于對資本成本的內涵基本不存疑議，不同版本剩余收益的差別在于對收益與股權投入資本價值的不同確認。可以直接采用會計收益作為計算的．起點，也可對會計收益進行適當調整以更好地反映真實收益；股權資本可直接采用賬面價值(BookValue)也可采用現行價值(現行投入成本或現行市價)。這些不同內容的剩余收益概念在不同場合以不同的名稱出現。剩余收益估價模型中所使用的剩余收益直接從賬面股權價值與賬面會計收益中算出，不作會計調整，但要求賬面價值與會計收益間是一種干凈盈余關系(CleanSurplusRelation，CSR)，即賬面價值的所有變動(與所有者之間的資本交易除外)都應先計入會計收益，不允許有未經損益表而直接進入所有者權益的項目。

EVA是一種特定形式的剩余收益，它的一個重要特征是要進行會計調整。EVA認為GAAP扭曲了企業的投資和收益情況，如研究與開發費(R&D)本是企業的一項投資卻被計入企業的費用，應對此類項目進行調整以反應業績的真實情況。據斯特恩—斯圖爾特公司的建議，會計調整項目可達150多項(埃巴，2001)。這些會計調整往往同時涉及到賬面價值和會計收益，因而EVA被宣稱為反映了企業的經濟利潤。但也應看到，這些調整是在會計數據的基礎上進行的，調整后的賬面價值并不是現行的投入資本價值，調整后的收益也并不一定能代表真實收益，所以EVA跟經濟學中所理解的經濟利潤還是有區別的，實際上它是一個介子經濟利潤與會計收益之間的業績衡量指標。由于會計調整的復雜性與難以取得的一致性，一個簡單的方法是不對會計規則進行調整，而只以資本的市價代替賬面價值，這一形式的剩余收益被稱為精確的或修正的EVA(RevisedEVA,REV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