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信產業結構范文10篇

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也開始了對電信產業的改革。從1993年底中國聯通的成立、1999年中國電信的“一分為三”到2001年的南北拆分，我國電信行業形成了如今的“5+1”的產業格局，我國的電信市場也從改革前的郵電部門獨家壟斷演變為如今的寡頭競爭的局面。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推動和主要影響了我國電信產業的變革呢？西方關于產業結構的研究主要源自哈佛大學貝恩創立的產業組織理論體系和芝加哥大學對產業組織理論的進一步發展。圖1是著名的SCP（即“結構—行為—績效”）模型。

雖然理論上一個產業的結構受企業的市場行為和市場績效的影響，但由于現實中完全競爭的市場是不存在的，因此，產業結構實際上還受到諸如技術變化、需求變化等因素的影響，而且我國又處在一個轉型經濟的條件之下，在經濟體制從傳統的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變的過程勢必影響我國各個產業的發展。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在西方對產業結構演變研究的基礎上，結合我國轉型經濟的特殊條件設計了調查問卷。調查方法采用德爾菲法（專家打分法）。問卷調查共進行了兩輪，發放問卷19份，回收19份。本次調查對問卷中每個問題的各選擇項都設計了不同的分數，因素的影響程度越深，分數越高。調查對象選擇了電信行業的資深專家和管理者，他們具有豐富的行業經驗、對電信行業產業結構演變體會深刻、對市場競爭的壓力及對手的企業競爭行為敏感等特點。

根據問卷調查的結果，在我國電信產業的演變過程中，各種影響因素對其的影響程度如表1所示。

其中，各種因素的影響程度在不同時期是不同的，如以下各圖所示：

1綜述

我國電信產業經過幾年不斷改革，取得了顯著的成績，為國民經濟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在這一過程中和電信產業相關的政府監管部門、電信業務運營部門、電信設備和軟件提供商以及相關的內容提供商等都出現了長足的進步。整個電信產業生態環境不斷優化，特別是去年完成的電信拆分，使得我國電信產業出現前所未有的競爭格局，使電信業務消費者得到了大量的實惠。當然在快速發展和不斷探索中，我國電信產業也面臨許多問題。本文結合廣電網絡資源近幾年的發展和技術更新，就深化電信業務接人市場整合的可能性進行探討。

2目前電信產業中的一些問題

電信產業的產業鏈條構成是非常復雜的，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首先是宏觀產業環境，如國家監管政策法規和經濟發展狀況等;其次為電信業務運營商和用戶;再次是直接支持電信業務運營的設備、軟件、技術提供商和內容提供商;最后為間接提供支持的廠商，如芯片廠商、軟件、中間件等廠商。維持良性發展，需要各個層面協同工作。在這個產業鏈條中，國家宏觀監管政策法規在各個環節中都發生作用，是靈魂和核心。運營商是整個產業的紐帶，正是因為有了運營商搭建的平臺，各方利益才能進行交換，從而維持整個產業鏈的運轉。因此宏觀政策對各個運營商的作用是引導整個產業發展的重要因素。

綜觀我國電信產業發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可以簡單概括為電信運營商力量不均衡和競爭不充分。由于歷史的運營使得我國的電信運營商局部區域(包括地域和業務領域)壟斷現象比較嚴重，由此引起的競爭不充分和力量不均衡限制了運營商的進一步發展，并且引入了一些其它問題。如各自堅守陣地造成互聯互通不暢;彼此盡力滲透引發價格戰;由此引發的矛盾使得國家電信管理部門很難處理等。

市場經濟是以規則指導下的充分競爭為基礎，電信產業也不例外。我國電信產業中競爭不充分是很明顯的。比較顯著的一點是電信業務平臺互相競爭，而電信業務接人確存在嚴重的壟斷顯現。用戶在透過壟斷的接人途徑訪問彼此競爭的業務平臺，必然會造成諸多矛盾。解決這類問題，采用行政手段往往很難奏效，只有引導好市場經濟中利益分配規則才能最終解決此類問題。

首先，NTT不能承認新電信公司提出的互連間題，因為電信法沒有規定NTT在該間題上有任何責任。然而，NTT逐漸認識到，與NTT網絡互連是NTT與新電信公司競爭的關鍵。

第一個互連問題是與NTT市話交換機的身份號碼功能有關的問題。新公司的交換機沒有用于互連的身份號碼功能。需由NTT來解決，但NTT不能馬上做到這點，一些新電信公司的用戶必須等幾年才能連接上。

第二個間題是互連收費方案，郵政省確定了互連費用，新電信公司的用戶必須同時支付新電信公司的費用和NTT的市話終端費用。該方案是日本新電信市場中既混亂又不公平的競爭。該問題最終被1994年4月的新收費方案所解決，根據新收費方案，新電信公司的用戶也享受終端局收費標準、而新電信公司必須為市話業務支付附加費。

第三個問題是互連點(POD問題。在舊互連‘收費方案下，互連點越多，對新電信公司的競爭越有利。但NTT為之所付出的費用越多.所以NTT非常想將互連點數量保持在最小程度。該間題也是郵政省1992年解決的，其結果是.到1994年.新電信公司打算在每個縣設一個互連點。

1990年，郵政省經過重新審議電信法和NTT公司法，試圖再次改革NTT。這兩項法律是1985年為保護用戶不受彼斷危害而制定的。而此時，有關NTT改革的討論針對的是竟爭而不是艘斷。

在這次審議中，郵政省建議將NTT分解成兩個公司:市話公司和長話公司，由于受到NTT和大藏省的反對，所以內閣不支持這項提案。大藏省關心的NTT的股票價格。NTT反對該提案纂于兩點理由:首先，它認為它必須保持研究與開發能力。其次，它認為喪失規模經濟有損國家利益。由于NTT的反對，除NTT的移動部被分解成獨立子公司外，對郵政省提案的落實被推遲到廠1996年。

摘要：隨著全球電信行業的跨越式發展，中國移動通信的3G時代已經到來。在這種背景下，移動通信產業如何保持快速的發展力、較強的競爭力，值得深思。本文從宏觀角度入手，探討了產業組織理論的SCP范式中的市場行為和市場結構，著重分析了影響中國移動通信產業發展競爭力的幾個因素，并針對完善移動通信產業、提升行業競爭力等方面提出了建議。

關鍵詞：中國移動通信產業發展競爭力影響因素

一、宏觀經濟環境的影響

隨著經濟的發展，通信產業逐漸成為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支柱產業，工業、鋼鐵、運輸等第一、第二產業中的基礎性產業也為通信產業發展奠定了基礎，因此通信產業將會給國民經濟進一步發展帶來提速效應，3G時代這種加速度將更為明顯。從技術上說，3G移動通信最大的賣點是提高了移動上網速率，拓寬了高速數據下載業務，依靠新技術，傳遞內容及用戶交互方式都有了很大提高。

從法律制度上說，良好的法律制度是通信行業正常發展的前提與基礎，目前中國具有成熟的《電信條例》以及作為補充的部門規章，組成配套的法規體系。完善的電信法律體系有利于形成公平有序的競爭環境，減少由于壟斷帶來的經濟損失以及對中國電信行業整體競爭力帶來的影響。從電信產業政策上來說，國家的產業政策直接影響了產業的發展，從宏觀上影響著企業的市場行為。企業壯大發展進入國際化階段，政府對其所要進入行業的態度就變得至關重要。如果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則勢必增強企業對其發展的良性預期，使企業能夠積極投入，大力開展研發，創新活動積極踴躍，推動了產業發展速度，進而提高了整體產業競爭力。從國際化水平來說，國際化是產業發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經之路，是競爭力提高的體現，只有其具有一定競爭力后才會考慮采用國際化戰略，其中穩定的國內市場份額是其穩固的基礎，否則國際化戰略便是無根之木。具有國際化競爭實力的行業龍頭的出現，也會帶動整體行業進一步發展，在電信市場日趨國際化的今天，3G國際化水平也是其競爭力分析中影響因素的一個方面。

二、市場結構的影響

論文關鍵詞：電信業區域經濟發展

論文摘要：強調應從區域經濟發展的角度對電信業進行研究，并對區域經濟理論中電信業研究的脈絡進行了回顧，最后指出在當前和今后我國加強這方面研究的必要性。

20世紀70年代開始，以微電子技術為主導的現代科技蓬勃興起，信息化浪潮不斷涌動，世界電信產業的發展令人矚目。在這一背景下，我國電信業從八十年代中期開始進入了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的時期，經過十幾年的發展，目前已成為國民經濟中增長最為迅速的產業之一，同時也是國民經濟中最重要的產業之一。我國電信業的快速發展引起了人們的極大興趣，也引發了人們對電信業的關注和研究。

1區域：電信業發展的立足點

從目前的情況看，對電信業發展的研究主要是從兩個角度上進行：一是技術的角度，二是經濟的角度。如果撇開技術的角度而從經濟的角度來研究電信業的話，當前的研究又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上：一是從宏觀層面研究電信業的本質屬性和一般意義上的規律性；二是從部門層面上的研究成果斐然。但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看，任何產業的發展都要立足于區域，產業的整體性是由普遍布于各個區域的內容構成的。中國電信業在國民經濟中的異軍突起得益于各區域電信業的快速發展，如果沒有各區域電信業的普遍發展，很難想象中國電信業能有現在的發展成就，因此，探討中國電信業的發展問題也應該從區域的角度著手。

對于一個大國來說，經濟活動的區域化始終是國民經濟發展過程中必須著要面對的問題之一。中國是一個發展中的大國，國土面積的廣大必然造成資源賦存條件、經濟發展基礎、歷史沿革軌跡、人文背景以及政策操作等方面各區域間存在很大的不同，由此產生根植于本區域各種經濟因素基礎之上的區域經濟。區域經濟存在，本身就說明區域內經濟活動的共性，區域之間經濟活動的差異性。目前，我國區域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主要是區域間經濟發展水平上的差距，這種差距是各區域各種經濟活動差異性的綜合表現。

1研究方法

1.1模型的提出

近年來,制度經濟學家提出了制度變遷的多種模型和假說,其中包括經濟增長推動說、利益格局調整說、技術決定論、制度變遷自我循環累積論、技術與制度互動論、制度變遷二元并存論[5]、制度變遷三階段論[6]、制度變遷主體角色轉換說[7]、制度變遷多元并存、漸進轉換說[8]、誘致性制度變遷和強制性制度變遷模型等。雖然這些模型通常是在特定的背景下提出的,存在著較強的背景依賴性,但仍可從中提取出一些共識。段文斌等[9]將制度變遷的影響因素歸結為:①要素和產品相對價格的變化;②技術的變化;③其他制度的變遷;④社會科學的進步與擴散。本文在對中國電信產業改革進行案例研究的基礎上[10],提出了如圖1所示的電信產業制度變遷誘致模型假設樹,并圍繞這些基本假設進行了問卷調查和數據分析,為探討中國電信產業改革的驅動和路徑奠定了基礎。

1.2樣本

本文在設計調查問卷和測量項目時,主要是根據對現有文獻的綜述和本文對管制制度變遷的案例和理論分析,以及對部分電信專家、信息產業部和各省電信管理局官員、電信企業中高級管理者的訪談而設計的,然后通過小樣本測試來修訂問卷。我們先在北京市發放30份問卷,其后在北京、錦州、河南等地以當面調查和電子郵件等方式共發放問卷300份,共獲得有效問卷223份。本次調研的對象主要為電信企業中高級管理者、信息產業部和各省電信管理局官員和電信領域專家學者。

1.3變量的定義和測度

一、信息是體制的基石

20世紀80年代初,英國思維哲學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覺經驗先于概念內容,概念內容是基于知覺經驗的判斷,但是知覺經驗僅僅是一個信息狀態,只具有非概念內容。后來,埃文思的觀點得到國際著名的哲學家達米特的贊同,他在《分析哲學起源》中評論道:“有一個比知識更天然和更基礎的概念這個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覺傳遞,由記憶儲存,盡管也通過語言傳遞。在恰當地達到知識之前有必要集中在這個概念上。例如,獲得信息無必要理解使其具體化的論點;信息流的運作層面要比知識的獲取和傳播更為基本”(劉鋼,2003)。

本文并不論證或者討論“信息”比“認識”的哲學含義更為基礎和更逼近抽象,而是側重從技術哲學的范疇探詢信息和信息技術的內涵、作用和意義。技術哲學關心諸如技術的本質是什么,技術對于人的精神、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如何之類的宏觀問題(Brey,1997)。正如技術哲學概念的提出者,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普(ErnstKapp)在1877年的《技術哲學綱要》一書中認為的那樣,技術哲學的主要任務簡單地說就是引起對這種復雜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術世界的精確特點,它如何能產生出來,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學吳國盛教授的看法是,技術哲學的真正問世,在于哲學中的實踐取向壓倒理論取向,在于意識到技術在一定意義上高于科學(而不是科學的應用),在于意識到技術比科學有更漫長的歷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學,應該說比技術哲學更逼近抽象和普遍?！靶畔⒄軐W”在國際哲學界簡稱PI。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劉鋼博士撰文認為,2002年牛津大學的哲學家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在《元哲學》上發表的論文《什么是信息哲學?》是重要的標志之一。“本文是第一篇企圖系統地分析信息哲學性質的文章?！笔亲髡邍烂C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斷言。副標題《賽伯哲學:哲學與計算的交匯》顯示,信息哲學產生于哲學與計算的交匯點上。因而這門具有“交叉科學性質”的哲學學科,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關照著哲學,其新就在于把“計算”的“工具”引入了哲學。這與以往的哲學具有本質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驅動。美國從事虛擬實在研究的哲學家海姆(MichaelHeim)甚至將計算機稱為“形而上學的實驗室”。另一個標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國卡奈基-梅隆大學主辦的計算機與哲學大會的司馬賀計算與哲學講座所做的題為《信息哲學的若干問題》的講演。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個問題被歸入以下4個方面:語義、智能、自然和價值。

信息,其定義五花八門,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報導”(辭海),“人們同外部世界交換內容的名稱”(維納),“用以消除不確定性的東西”(香農),“影響人們改變對于決策方案的期待或評價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從功用的某一個側重點定義的。綜合以上定義,狹義上可以把“信息”定義為“經過加工、具有一定含義的、對應用和決策有價值的數據”。廣義上,應該定義為載體與數據,也可以劃分為硬件與軟件。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信息賴以存在的硬件和軟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信息的內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擴展。原來無法承載或不能經濟性地承載信息的硬件,現在可能實現承載或者具有承載的實用價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電子管的發明,晶體管的發展,集成電路、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突變,以及日后可能實現的生物芯片。原來的軟件,也無法和現代的軟件同日而語。

體制是“體”與“制”的復合。“體”是組織結構形式,是硬件;“制”是組織運行規則,是軟件。其中的活躍要素“人”,作為實體,與“財”、“物”等同屬硬件的范疇,作為意識、思想、觀念、文化、技能等虛體,歸入軟件的類別。

技術是產業形態演變的重要推力。早在錢德勒時期，技術創新的巨大成功，使得傳統的松散聯系、縱向分散的產業結構逐漸向高度集中的縱向一體化的產業結構演變。相應的，低成本的大規模生產方式成為了占據主導地位的生產方式，縱向一體化也成為了當時最主流的企業組織形式。進入20世紀90年代，隨著信息技術的快速創新和發展，產業鏈條不斷地發生裂變、細化和延伸，這極大地削弱了一些傳統企業在“價值創造和分配”角色上的主導力量，使得錢德勒式的生產方式逐漸失效，并給鏈上其他環節的發展帶來了契機。隨著越來越多的新興企業的涌入，在企業功能聚合的導向下，每個產業不同程度地被切割成諸多非同質的關聯性業務單元，這在引發產業的價值分布從集中走向分散的同時，又對整個產業運行系統的靈活組織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對愈發復雜和開放的產業環境，模塊化作為復雜問題的解決方法被管理者們從自然科學領域引入到企業的生產管理領域中來[1]，并在計算機[2~3]、汽車[4]、造船業[5]、電子制造[6~7]等行業領域進行了廣泛的實踐應用。IBM、豐田等企業基于產業鏈平臺開展產品模塊化創新設計，獲得巨大成功的事實，使得模塊化創新逐漸成為推動產業結構和企業行為調整的革命性力量。本質上，模塊就是一個具有半自律性的子系統，而模塊化則是將一套復雜的系統拆解為可獨立設計與生產的具有半自律性的子系統的過程[1]。主流文獻已經指出，由于提前定義了模塊間界面規范和規則，產業的模塊化創新與設計可以增加產品的戰略柔性，進而有助于更好地滿足用戶對產品的復雜化和多樣化需求[2,8]，而聯盟中模塊化的產品結構性能也能影響聯盟企業的競爭力[9]，這也使得模塊化創新的戰略得到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從已有研究來看，學者們主要對模塊化創新的價值與機理[10~11]、路徑與流程[12-13]、協調與知識管理[14]、商業模式創新[15]等角度展開了有益的探討。盡管上述成果為模塊化創新的理論發展奠定了重要的基礎，但研究現狀表明，模塊化創新研究未能在模塊化與技術創新之間建立邏輯一致的聯系。這主要表現在，僅將模塊化視為產業技術的輸出結果，忽略了模塊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反向作用。以上研究的缺乏使得模塊化創新研究難以在模塊化與企業技術創新之間形成完整的系統框架，從而使得實證研究結果缺乏一致的評價基礎。針對上述不足，本文力圖通過對產業模塊化過程中的企業行為考察，揭示產業模塊化對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規律，從而為產業發展規劃設計以及企業實踐提供有效指引。全文的結構安排具體如下：首先提出本文的研究背景；其次對模塊化相關研究進行系統回顧；再次，結合移動通信產業模塊化的“現象事實”進行分析，揭示移動通信產業的模塊化發展對通信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最后是結論，對上述“現象事實”背后的規律進行歸納和解釋，并進一步提出未來的研究方向。

一、模塊化理論綜述

模塊化理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經濟學大師Simon對復雜性系統的考察，研究中指出對于任何一個復雜系統，都普遍存在著子系統內部連接緊密性要強于子系統之間連接緊密性的規律[16]。隨后，Starr正式提出了模塊化生產的概念，并指出模塊化生產實質就是使企業所設計、開發和生產的零件能產生最大的組合或通用性[17]。隨著經濟信息化和全球化競爭的來臨，人們的消費也逐漸向個性化和多樣化轉變，此時模塊化思想在產業分工中的作用開始凸顯。Baldwin和Clark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了題為《模塊化時代的管理》一文，指出模塊化現象已經覆蓋到了信息產業、汽車等行業的各個生產、設計環節，這標志著人類社會進入了模塊化時代[2]。在Baldwin和Clark的引領下，學術界正式迎來了模塊化理論研究探索的高潮。Ulrich指出，模塊化是降低產品結構復雜性的有效方式，是設計的最終目標[18]。為了確保產品的最終功能實現，模塊化結構需要做到功能要素與實體部件要素之間的一一對應。Fine基于產業的視角考察了模塊化的重要作用，指出模塊化在改變產業競爭格局的同時，也推動了設計、生產等流程的完善，使得基于模塊化的供應鏈管理成為了企業競爭的關鍵[19]。Baldwin和Clark進一步指出，在“看得見的設計規則”和“隱藏的參數”的共同作用下，模塊化設計能夠快速實現熊彼特所指的“破壞性創新”，它已經成為現代企業開展復雜產品設計與生產的重要戰略[20]。DewenYao指出模塊化是一個方法來解決經濟系統復雜性和新的產業結構的本質[21]。近些年，曹虹劍，張建英，劉丹分析產品模塊化、企業組織模塊化與產業組織模塊化之間以及模塊化分工與協同之間存在顯著的正相關[22]。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一些學者逐漸將研究視角聚焦于模塊化創新方面。模塊化創新就是以核心企業為主導的、以企業合作網絡為平臺的分工創新與整合創新模式[4]。Sanchez和Mahoney指出，由于提前定義模塊間的界面規范，模塊化降低了產品的復雜性，進而縮短了每個模塊的創新周期[8]。由于模塊化創新提高了產品的戰略柔性，Baldwin和Clark對模塊化創新的戰略價值進行了關注[2]。駱品亮和殷華祥[14]在Baldwin和Clark研究的基礎上，運用DSM方法，考察了模塊關聯結構對模塊化創新價值的影響，進一步揭示了模塊結構間的關聯性與分割價值、替代價值之間的內在關系[2]。遵循理論研究的邏輯推導，模塊化創新的實證研究也逐漸展開。Kodama以日本作為研究對象，對其PC行業和汽車行業的模塊化創新效果進行了實證分析。結果顯示：隨著產業模塊化的深入，行業的創新逐漸從裝配企業向模塊化供應商轉移[23]。駱品亮和潘忠以GNU/Linux的開發歷程為例，揭示了自由軟件源代碼內部結構的模塊化創新對軟件開發的重要影響[24]。郝斌以豐田公司為例，考察了模塊化創新過程中企業之間的價值吸收問題，進一步拓展了模塊化創新的實踐范疇[4]。可以看到，盡管模塊化的理論與應用取得了較為豐碩的成果，但現有研究僅將模塊化創新作為產業技術的輸出結果，一種既定的創新模式，沒有進一步揭示模塊化對技術創新的反向影響。直覺上，模塊化作為一種全新的戰略邏輯，重點關注于跨邊界組織間的規則設計、結構安排、信息傳遞與共享等，這些核心思想與行為顯然對企業技術創新能力的提升、競爭優勢的獲取甚至產業的持續發展具有較強的影響作用。因此，研究產業模塊化對模塊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具有意義。綜上分析，本文將結合國內模塊化程度較高的移動通信產業實際情況，采用實證研究的方法，重點考察產業模塊化（主要考察3G/4G）對模塊化企業技術創新的影響。本文的貢獻在于，力圖在模塊化與技術創新之間建立邏輯一致的聯系，進而為現實產業規劃、企業發展提供理論指導。

二、移動通信產業的實證考察

（一）移動通信產業發展歷程一般而言，30多年的移動通信產業的發展歷經第一代通信系統階段（1stGeneration，簡稱1G）、第二代通信系統階段（2ndGeneration，簡稱2G）、第三代通信系統階段（3rdGeneration，簡稱3G）和第四代通信系統階段（4rdGeneration，簡稱4G）等四個過程。每一個階段都有著自身的產業結構和特點，每一次階段過渡蘊含著產業技術的升級和躍遷。1987年，為了配合第六屆全運會的順利開展，郵電部將廣州作為試點城市，建立了全國第一個TACS模擬蜂窩通信系統，并于當年年底正式商用，標志著我國正式進入移動通信時代[25]。在2G階段，隨著移動通信產業技術的發展，分組和數字交換技術的不斷涌現，提升了移動通信網絡的應用價值，使得運營商不僅可以向用戶傳輸語音業務，還可以傳輸數據增值業務。而政府規制的放松、競爭的引入以及語音業務的日漸普及，削弱運營商在產業價值鏈上的控制力量時[26]。在上述影響因素的共同驅動下，移動通信產業價值鏈體系發生振動和裂變[27]。從特點來看，裂變之后移動通信產業價值鏈具有結構形態的非線性和多變性、價值分布的分散性兩大顯著特征。在2G階段產業價值鏈中（尤其是2G的后期），隨著改革的深化，用戶的地位逐漸提升，此時網絡壟斷不再是唯一的關鍵要素，提高業務質量并加快新業務開發，進而滿足用戶需求，成為了2G階段電信企業獲取競爭優勢的源泉。2009年1月7日，工業和信息化部正式向三大運營商發放3G牌照，其中移動獲得TD-SCDMA牌照，聯通獲得WCDMA牌照，而電信獲得CDMA2000牌照。這正式標志著我國進入3G階段。隨著三網融合進程的加速，移動通信業將向更加多元、開放的產業價值鏈結構發展[28]。2013年12月4日，工業和信息化部向中國移動、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發放4G牌照，標志著國內4G時代正式來臨。在新的產業價值鏈中（如圖1所示），一方面，行業競爭會促使越來越多的傳統服務提供商（A類）涌入市場。另一方面，一些擁有廣播電視網或者其他局域網的服務提供商（B類）也將逐漸轉變為新型運營商。它們直接面對用戶，與傳統運營商之間呈現以“競爭為主”的價值關系，共同為廣大用戶提供豐富多樣的數據增值服務。從特點來看，更加開放的3G/4G產業價值鏈具有參與主體多元性和競爭激烈性的顯著特征。在新的形勢下，每個企業主體的價值空間都將會被壓縮，但業務的運營要求卻會進一步提高?；趦r值鏈上下游的合作與共贏，成為了移動通信產業發展的主旋律[29]。（二）移動通信產業的模塊化對企業創新的影響考察1.移動通信產業的模塊構成分析產業的模塊化構建與經營，取決于其自身的特性。經典的文獻已經指出，一個可模塊化經營的產業，必須具備以下特征：（1）業務的可分解性和獨立性。每個業務模塊可以從產業系統中分解出來，并且可以作為一個半自律的子系統進行相對獨立的運行[2,30]；（2）業務的通用性和可組合性。通過架構、界面以及接口的標準化和規范化處理，每個業務模塊按照一定的規則可以進行組合，并且在此過程中不會失原有功能[20,31]；（3）價值的網絡外部性。這主要源于各業務模塊之間的互補性，當業務模塊進行相互組合時，互補產生的價值將會隨著組合模塊的增多而不斷放大[11,32]。移動通信產業是由運營商、網絡設備提供商、終端設備提供商、服務提供商等一系列子系統構成的復雜大系統。整個產業系統通過產品架構的搭建以及標準化的界面接口管理，將各子系統聯結起來。各子系統既保持著相對獨立性，又在移動通信服務的提供過程中互補協作。在統一的標準協議下，各子系統相互組合，在實現資源共享的同時，極大地發揮了子系統之間的協同效應，促使整個產業系統達到了價值的最大化[33~34]。因此，從產業特性來看，移動通信業顯然具備了產業模塊化經營的基本特征屬性。在移動通信產業模塊化系統中，產業價值鏈各環節根據相關性的不同，被劃分到了各模塊中，并參與了產業的價值創造活動。各模塊相互組合，共同地搭建了一個具有協同效應的整體模塊化價值創造系統，進而實現產業價值創新的根本目的。借鑒楊洵[32]的研究成果，本文將移動通信產業的模塊系統分為四大模塊，分別是：（1）網絡設備提供模塊。主要負責提供移動通信網絡設備，搭建運營支持系統與平臺，由網絡設備提供商、芯片廠商、測試廠商等構成；（2）終端設備提供模塊。主要負責終端設備的提供，保障終端用戶業務的使用，由終端制造商、芯片廠商、測試廠商、終端軟件提供商等構成；（3）服務提供模塊。主要負責設計、開發和提供各種移動通信業務，由服務提供商、內容提供商、系統集成服務商等構成；（4）運營與交易清算模塊。主要負責各種業務的運營以及資費的分成結算，由運營商構成。2.移動通信產業的模塊化影響分析（1）指標的選取與度量衡量創新的指標有很多。借鑒Eng和Shackell[35]、Lee和O’nell[36]已有的研究，并結合數據的可獲取性，本文以電信企業研發支出作為技術創新行為測度指標。（2）數據來源與樣本選擇本文實證研究所使用的數據為電信企業層面數據，由于電信企業層面數據存在口徑不統一、數據不完整等問題，為了減少觀測值的損耗，我們以國泰安數據庫為主要數據來源，當數據出現錯誤或者缺失時，再利用網絡或刊物上公開的數據進行更正或補充。同時，結合我國3G牌照發放的時間（2009年1月7號）以及3G規模化應用轉折時間點，本文主要選擇了2009~2014年間移動通信行業上市公司的季度財務數據進行分析。我們查找了深滬證券交易所信息技術行業中的通信及相關設備制造以及通信服務兩個子行業，共獲得85個上市企業樣本，隨后通過進一步篩選，剔除了主營業務不屬于通信業或研發支出沒有披露的30家企業樣本，最終保留了50家企業樣本。在具體分析時，借鑒其他學者[37]對類似事件分析的處理方式，選擇了移動通信產業模塊化之前三年和之后三年作為事件窗，共得到了347個觀測值。（3）數據的描述性統計從樣本的構成來看，28個樣本企業屬于網絡設備提供模塊，占總樣本的56%，12個樣本企業屬于終端設備提供模塊，占比24%，余下10個樣本企業屬于服務提供模塊，占比20%。表1給出了相關數據的描述性統計結果。從描述性統計結果來看，移動通信產業模塊化后，各模塊的研發支出均有著不同程度的提高，即各模塊的創新指標在短期內都出現了較為積極的向好變化。進一步，我們再運用t檢驗比較模塊化前后的均值差異，相關結果如表2所示。從檢驗結果來看，服務提供模塊、終端設備提供模塊在1%的置信度水平上顯著，而網絡設備提供模塊以及整個產業的差異則不顯著。究其背后原因，主要跟各模塊內企業的整體競爭能力有關。從現實情況來看，3G/4G的發展使得傳統的固定電話、移動語音、短信、彩信等傳統業務收入受到沖擊，相反移動互聯網接入流量高速增長，固定互聯網使用量較快增長，衍生出醫療、教育、電子商務等更多樣化的服務。由于服務提供市場暫時還沒有開發，因此，隨著3G/4G牌照的發放和應用的普及，國內提供商迎來了巨大的發展契機。t檢驗的結果也驗證了這一點，產業模塊化后，服務提供模塊的創新力度明顯加強。在終端設備領域，截至2014年年底，我國智能手機出貨量同比增長25.0%，國產廠商全球合計市場占有率（38.6%）接近蘋果和三星兩大巨頭之和；平板電腦出貨量同比增長5.4%；手機類產品的出口額同比增長21.3%，出口額從2010年的百億級美元水平提升至2014年的千億級美元水平，出口增長速度領先于其他主要電子信息產品。正是由于移動通信網絡環境的持續改善、企業對軟硬件技術的不斷創新等因素，我國移動智能終端市場強勁增長。t檢驗的結果驗證了產業模塊化后，終端設備提供模塊的創新力度也明顯加強。而在網絡設備提供領域，由于更新一代移動通信技術較為復雜，內容較為分散，技術與標準本身距離成熟還有很長一段時間，相應的網絡設備投入和產出比較低，所以這也解釋了為何產業模塊化后網絡設備提供模塊的創新差異不顯著的原因。

三、結論

一、信息是體制的基石

20世紀80年代初，英國思維哲學家埃文思（G.Evans，1982）便提出，知覺經驗先于概念內容，概念內容是基于知覺經驗的判斷，但是知覺經驗僅僅是一個信息狀態，只具有非概念內容。后來，埃文思的觀點得到國際著名的哲學家達米特的贊同，他在《分析哲學起源》中評論道：“有一個比知識更天然和更基礎的概念這個概念便是信息。信息由知覺傳遞，由記憶儲存，盡管也通過語言傳遞。在恰當地達到知識之前有必要集中在這個概念上。例如，獲得信息無必要理解使其具體化的論點；信息流的運作層面要比知識的獲取和傳播更為基本”（劉鋼，2003）。

本文并不論證或者討論“信息”比“認識”的哲學含義更為基礎和更逼近抽象，而是側重從技術哲學的范疇探詢信息和信息技術的內涵、作用和意義。技術哲學關心諸如技術的本質是什么，技術對于人的精神、社會、文化、環境等方面的影響如何之類的宏觀問題（Brey，1997）。正如技術哲學概念的提出者，德國哲學家恩斯特·卡普（ErnstKapp）在1877年的《技術哲學綱要》一書中認為的那樣，技術哲學的主要任務簡單地說就是引起對這種復雜性的注意，并且揭示技術世界的精確特點，它如何能產生出來，它的后果是什么。北京大學吳國盛教授的看法是，技術哲學的真正問世，在于哲學中的實踐取向壓倒理論取向，在于意識到技術在一定意義上高于科學（而不是科學的應用），在于意識到技術比科學有更漫長的歷史和更深刻的人性根源。

而信息哲學，應該說比技術哲學更逼近抽象和普遍?！靶畔⒄軐W”在國際哲學界簡稱PI。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劉鋼博士撰文認為，2002年牛津大學的哲學家弗洛里迪（LucianoFloridi）在《元哲學》上發表的論文《什么是信息哲學？》是重要的標志之一。“本文是第一篇企圖系統地分析信息哲學性質的文章。”是作者嚴肅和慎重的思考和研究的斷言。副標題《賽伯哲學：哲學與計算的交匯》顯示，信息哲學產生于哲學與計算的交匯點上。因而這門具有“交叉科學性質”的哲學學科，以一種嶄新的方式關照著哲學，其新就在于把“計算”的“工具”引入了哲學。這與以往的哲學具有本質的不同，其特征之一就在于是工具驅動。美國從事虛擬實在研究的哲學家海姆（MichaelHeim）甚至將計算機稱為“形而上學的實驗室”。另一個標志是弗洛里迪于2001年8月在美國卡奈基－梅隆大學主辦的計算機與哲學大會的司馬賀計算與哲學講座所做的題為《信息哲學的若干問題》的講演。位于中心的是核心概念“信息”，各個問題被歸入以下4個方面：語義、智能、自然和價值。

信息，其定義五花八門，諸如“收信者事先不知道的報導”（辭海），“人們同外部世界交換內容的名稱”（維納），“用以消除不確定性的東西”（香農），“影響人們改變對于決策方案的期待或評價的外界刺激”（西蒙），等等，基本上都是從功用的某一個側重點定義的。綜合以上定義，狹義上可以把“信息”定義為“經過加工、具有一定含義的、對應用和決策有價值的數據”。廣義上，應該定義為載體與數據，也可以劃分為硬件與軟件。隨著現代科技的發展，信息賴以存在的硬件和軟件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信息的內涵得到了根本性的擴展。原來無法承載或不能經濟性地承載信息的硬件，現在可能實現承載或者具有承載的實用價值，甚至具有根本性的革命，如電子管的發明，晶體管的發展，集成電路、大規模集成電路的突變，以及日后可能實現的生物芯片。原來的軟件，也無法和現代的軟件同日而語。

體制是“體”與“制”的復合?！绑w”是組織結構形式，是硬件；“制”是組織運行規則，是軟件。其中的活躍要素“人”，作為實體，與“財”、“物”等同屬硬件的范疇，作為意識、思想、觀念、文化、技能等虛體，歸入軟件的類別。

摘要：電信市場是一個遵循“內因為依據、外緣為條件”發展規律的復雜系統;它的內因與外緣是由錯綜復雜的技術、市場與政策等因素所構成。要掌握電信的發展方向,必須秉持“了解全球趨勢、把握本地重點”的原則。

關鍵詞：現今電信；電信發展；趨勢與挑戰

Abstract:Thetelecommunicationmarketisonefollows“theinternalcausetoreston,theoutflowboundaryisthecondition”thelawofdevelopmentcomplicatedsystem;Itsinternalcauseandtheoutflowboundaryarebyintriguingfactorsandsoontechnology,marketandpolicyconstitute.Mustgraspthetelecommunicationthedevelopmentdirection,mustgrasp“understandstheglobaltendency,theassurancelocalkeypoint”theprinciple.

keyword:Nowadaystelecommunication;Telecommunicationdevelopment;Tendencyandchallenge

前言

目前全球電信發展已逐漸進入系統解構的混沌期。要使系統順利通過混沌區進入新的有序狀態,不論是電信監管當局或事業經營者都必須:1)了解當前混沌狀態的具體發展情勢;2)洞察主導老系統解構與新系統成核的內在自組織作用力;3)運用關鍵性政策控制參數,導引系統完成跨臨界分岔,建構新的電信秩序。以下是針對這三個面向的問題所歸納的一些看法。